哲学思想论文范文10篇

哲学思想论文范文篇1

[论文摘要]哲学思想既是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要联系新的实际发展哲学思想，勇于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理论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

一、哲学是实践哲学

一是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人是认识的主体，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客观世界是认识的对象，一切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都是从社会实践中得来的。有一句比喻生动的名言：要想知道梨的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可见，哲学思想是十分重视实践的基础作用。

二是实践是推动认识发展的真正动力。把在实践推动下的认识分为认识的感性阶段与运用概念进行判断与推理阶段即理性阶段。人们的实践水平，制约着人们智力的开发与思维能力的提高。

三是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一种认识是否正确，是否具有真理性，依靠认识本身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最后确定。为此，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段话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四是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哲学思想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出发点，而且是认识的归宿。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正确认识和解释世界，而且在于能够运用正确的认识去指导人的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总之，哲学思想不仅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具有决定作用，同时又认为，认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对实践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二、哲学思想的阶段性

一是哲学思想来自于中国革命实践，揭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及趋势，客观地反映和表达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改变自身现状、翻身求解放的自身要求，凸现了哲学思想的阶级性，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服务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同样，哲学思想把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把哲学思想也当作自己的思想武器。

二是哲学思想反映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革命要求。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是完全一致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只有在哲学思想指引下才能成功，因此，两者同命运、共呼吸，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须臾不可分离。

三是哲学思想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改造中国为目的，它科学地反映了中国革命及建设的规律，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诉求。

四是哲学思想的开放性。哲学思想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而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同志也认为自己的哲学思想同人类其他认识一样是不断深化的。他在《实践论》中说：“……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深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当然，对自己的哲学思想的发展也认为是不断深化的，不断发展的。同志十分注重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地汲取营养，进行信息交流，不断深化及完善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现了哲学思想的开放性。建国初期，他经常与苏联驻华大使、知名哲学家尤金就哲学问题进行交流探讨。上个世纪60年代，在接见日本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时，根据一分为二的哲学理念，提出物质粒子是无限可分的，得到许多理论物理学家的赞同，称物质的基本粒子为“毛粒子”。也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出了《论十大关系》，对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及思路，并称之为“统筹兼顾”，实际上这也是科学发展观，只不过表述的不一致罢了。今天，“统筹兼顾”是解决各行各业科学发展运用的主要办法，在半个世纪以前同志已经提出来了。由此可见，哲学思想是开放的，当然是科学的具有生命力的。五是哲学思想的创新性。哲学思想是对我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人们知道，先秦时代就有世界本原的讨论。对荀子、王充、王夫之、戴震等唯物主义学说，对《老子》、《庄子》、《易传》、《朱熹》的辩证观念都曾加以研究；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及对《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哲学著作都曾认真探讨过。不难看出，哲学思想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可以说是精华的结晶。

哲学思想之所以高屋建瓴，博大精深，主要原因是本人具有创造性思维，具有创新的品格。他集诗人、领袖、革命家、军事家、哲学家、书法家等于一身，气质中不乏跳跃性思维；思维中打破了常规性、单向性、单一性等常规思维方式，而是采取创造性思维方式，非逻辑思维形式，如想象、联想、直觉、逆向思维、侧向思维、发散思维、集中思维、立体思维等信手拈来、应用自如，在哲学思想创新上达到新的高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各种矛盾如何认识与解决困扰着各国的领导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认为，各个国家内部存在着两种矛盾，大量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应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来解决。极少数才是敌我矛盾，应该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办法来解决。此文的发表，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为社会主义各国如何执政治国提供了丰富经验和科学办法。这一哲学思想的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

哲学思想论文范文篇2

一、几个重要理论的研究排序

笔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上，应当有如下排列方法。这种排列一目了然，各理论之间的关系和位置比较清楚。

马克思主义第一排

列宁主义第二排

（苏俄理论略）

思想第三排

1哲学2邓小平理论3三个代表思想4科学发展观第四排

第一排，马克思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创理论，它具有旗帜和灯塔的作用。它明确指出人类社会应当怎样发展、前进的问题。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哲学和剩余价值理论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类正确逻辑思维的钥匙。从哲学层面上看，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史上最重要的理论成果。

第二排，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苏联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理论成果，是社会主义模式的原创理论体系。(略)

第三排：思想是马列主义理论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武装革命斗争，推翻三座大山，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服务，建设美好家园。

第四排：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一个重要理论。它的主要内容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的理论贡献是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渡的问题。引进外资，搞股份制，走市场经济道路是其理论的亮点。

“三个代表思想”实际上就是党建思想，是一种高境界的执政理念，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一个补充。邓小平理论解决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而三个代表思想解决的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发展时期的认识问题。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党在我国经济社会的作用，三个代表思想作了明确的回答。

科学发展观是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基础上的一种创新思维。是以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正确把握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机遇期的重大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为目的社会发展观。五个统筹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但是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科学发展观理论是一个不断充实和发展着的理论，它在有些重要问题上还必须探索和思考。如：关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与政府监管调控的问题，如何理解“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论断。笔者认为：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的润滑剂，计划与调控则是中国经济平稳发展的稳定器，而科学发展观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舵和加速器。

1972年.美国学者跟据麻省理工学院福雷斯特的系统工程学原理,研究了社会系统,建立了世界模型和美国国家模型。从而对美国全球发展战略和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战略提供了框架性文件，使得美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

笔者认为科学发展观应是中国政府今后运用系统工程学理论,建立中国小康社会国家发展模型的指导思想。

二、思想定义和核心内容

确切地说，我们至今对思想都没有一个帖切且争议小的定义(说概述也行)。抛开等历史原因，我们会发现思想是十分朴实和帖近民众的。是农民的儿子，他的思想最原始的地方就是想要改变普通百姓的命运，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橘子洲头，湘江北去。1919年，青年的从《湘江评论》走上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从孙中山先生的共和思想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邓小平等一大批有志青年在社会动荡、变革的年代，探寻、摸索着，寻求着中国革命的真理。因此我们说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与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历程密切相关。

思想产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1943年，王稼祥最先提出了思想这一概念，很快就得到了党中央的认同。解放后，党中央又先后出版了《毛泽泽选集》五卷，对我们学习和研究思想提供了很好的教材。我们从同志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质和战胜困难的“亮剑”精神，可以感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怕艰难险阻，赴汤蹈火牺牲一切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从井岗山到雪山草地，从抗日战争的炮火到消灭蒋家王朝的前线，从原子弹爆炸到卫星上天，我们可以感受到思想发展和跳动的脉络。

推翻三座大山，人民当家作主，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贡献，也是思想的最强音符。

思想质的特点就是为人民服务，是站在被剥削者（老百姓）的立场想问题、解决问题，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因此，我们说思想的精髓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服务。这个精髓我们也可叫核心思想或核心价值观。

如果我们把思想的理论来源、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等因素考虑进去，那么我们对思想的定义(概念)将作如下表述：1、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近代文明思想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2、思想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武力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人平等、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3、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服务。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不要把晚年功过评价与思想理论研究混在一块；2、同志的军事思想、外交思想、文化教育思想、经济建设思想和哲学思想等只是思想在某一个领域里的具体表现形式；3、研究思想的目的在于掌握其理论成果，弄清思想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哲学思想定义和核心内容

提出哲学思想这一概念，是因为它真实客观存在，只是我们未能系统地归纳与整理。哲学思想凝聚着我党革命斗争的智慧，时刻在左右我们的思维和言行。

孔子的儒家学说是一百多年后亚圣孟子研究创立的，诗圣杜甫的伟大是二百多年后宋人整理唐代诗歌时发现的。因此笔者认为一个理论的发现和完善，是要有一个时间过程、一个整理和归纳过程的。

邓小平说：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这只是哲学思想内涵的一个部分，不是全部。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被实践证明是科学化的理论体系。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运用的理论成果，属应用哲学范畴，是方法论。哲学是在残酷的革命战争中产生和发展形成的，因此它的质的特点是能够化解矛盾，解决难题。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变被动为主动；从敌人的围堵追杀中，避其锋芒，周旋脱身；四渡赤水出奇兵，在运动中巧妙周旋，消灭敌人，壮大自已。这些战争实践隐含了哲学智慧。

是化解矛盾、处理难题的高手。他把《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博弈技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应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使星星之火燎原中华。研究哲学思想，要抓住核心和质的东西去突破、去扩展。去掉傍枝，突出主杆，笔者认为哲学思想的精髓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对症下药，辩证施治。

《矛盾论》中化解矛盾的法则是哲学思想的闪光点。捕捉战机，变被动为主动，在运动中寻求突破，这是哲学的境界。如果我们对哲学思想进行定义的话，就有如下表述方法。即：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中国古典哲学智慧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应用的理论成果，是探寻真理、化解矛盾的方法论。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是遵重客观实际，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二是化解矛盾时强调在诸多矛盾中抓主要矛盾，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运动中寻求突破机会；三是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要使自已处于有利和主动的位置，使矛盾的运动处于自已的掌控中且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如果我们从中医理论角度对哲学思想进行表述的话，就有如下十六个字。即：望闻切诊，对症下药，静观疗效，辩证施治。

四、理论研究与实际运用

思想及其哲学思想是一个内容丰富而又实用的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在理论研究中发现：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核心思想（也叫核心价值观），就是坚持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和为人民服务。这个核心思想贯穿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

科学发展观是思想的载体，是发展着的思想。从哲学角度看，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是它们同属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核心思想相同，服务人群也相同；区别是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山鼻祖”，它偏重于武装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理论研究，而科学发展观重点关注的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它要解决的是中国进入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如何自善其身、“又好又快”稳步发展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工作的指导思想，思想的核心思想则是检验我们工作好坏的标准和尺度，而哲学思想则是我们开展工作、纠正错误的方法论。抓住这三点，我们的头恼就会清醒，工作就有章可循，老百姓的利益才能保障，我们的“舞步”才有“中国特色”。

理论在实际中运用，作用于实践，对实际工作进行指导和调控，关键是要把握好理论的精髓。以思想为例，就是要把握好其核心思想。例如：省地市政府要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央保持一致，经济怎么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怎么走要把好关、掌好舵；而作为企事业单位和经济实体部门则要坚持为人民服务，在利益分配上要把普通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不能宰顾客，叫百姓吃亏、“受伤”。

而哲学思想的应用，就是要我们在工作中主动的发现矛盾，在矛盾还没有激化且不可收拾前，把矛盾化解掉。抓主要矛盾进行化解，可以牵一发动全身，事半功倍。以我国房地产矛盾为例，一个“利”，弄得地方政府被网民“戏骂”为“卖地政府”；地方国土财税、银行、地产商和炒房客为了“利”字，全搅和在一起，哄抬房价，玩弄土地资源不可再生的游戏，把一个好端端的“为民服务”的阳光产业变成了高危产业和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这个“瓶颈”的形成全是“私心”在作怪，有明显的政策调控失误和行业垄断暴利之嫌。试想，如果我们在2006年初对房地产业进行调控布局，严禁炒房和将行业利润限定在8％左右，并进行严格的价格管制，我想今天的房地产业将是一片阳光，而与此相关的钢铁、水泥建材等行业也将会从中受益，我国的经济也不会因为美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受伤”而衰退。

哲学思想论文范文篇3

（一）实事求是，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也是经济哲学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原本是反映学风的一句中国古语。同志吸取它朴素的合理的内涵，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了新的解释，赋予它新的含义，用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段表述，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也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同志一贯坚持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基本原则，最突出地体现在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根据基本国情选择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同志就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正是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正确认识，同志领导党和人民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全国解放后，同志为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一步了我国“一穷二白”、人口众多、80％是农民的基本国情，强调社会主义建设要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并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政策。如早在建国前，同志就根据中国基本国情，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要积极引导小农走集体化的道路。建国初期，又提出了引导农民逐步由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思想。接着又根据中国农业生产力十分落后，而幅员又极其广大的国情，提出中的改革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然后再发展到二者同时并存，这样，就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了。关于手合作化的，除了强调保留我国手工业的民族传统、民族特色以外，基本上同农业合作化的理解相似或相近。实践已经证明，当时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是经济哲学思想中最杰出、最具有特色的组成部分之一。

同志还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和引导全党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经济建设。1962年，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的经济规律，还是研究特殊的经济建设规律，如按劳分配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如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规律。在研究、认识和概括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同志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提出的这一基本方针，既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充分发挥中国人口多、广大群众拥护社会主义这一巨大优势，又注意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贯彻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1957年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中又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的安排，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具体化了。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化，同时也必须实行这一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就提出了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都反复强调了把各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全面高涨的最重要的途径。

（二）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规律，矛盾分析方法，即“一分为二”，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矛盾规律和矛盾分析方法也是经济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志始终把对立统一的观点和矛盾分析的方法作为分析和解决经济建设中的一切矛盾的根本出发点，他的许多著作如《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诸多矛盾的代表作。

建国初期，在完成对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我党成功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除了中国的历史条件外，主要是由于同志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独特理论和对民族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正确政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方法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崭新课题，由于党和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科学的宇宙观，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及时的和认真的探索和研究，从而大大地推动了经济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党的八大和同志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正是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成果的理论表现。

第一，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同志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提出了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完整学说，并着重阐明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生活主题的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社会主义社会在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以后，还存在着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新课题。1966年在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革，社会矛盾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最主要的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我们国家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党和政府正在领导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另一方面，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又出现许多复杂的社会矛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同志科学地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还系统地论述了两类矛盾的表现、性质、区分标准、相互转化，以及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根本方法和指导方针，并且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科学论点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增添了新的内容，给人们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现象提供了指导性的线索。

当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两类社会矛盾学说也将不断丰富发展。从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到现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又经历了四十多个年头。在这期间，我们党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问题上，又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系统地和科学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从而使同志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学说得到了进一步贯彻和发展。

第二，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我国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关系作了精辟的和概括，提出了正确处理这些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这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同志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经济关系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于一九五六年四月在中共中央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存在着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三者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也存在着差别。正确处理这三者关系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局的重大。同志提出了正确处理三者关系的“三兼顾”原则。他指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个观点，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所具有的指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是改革中调整人们利益关系的基本原则。

2、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中央地方的关系。同志指出：我们的国防力量还不够强大，一定要加强国防建设。但要加强国防，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当然，国防建设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和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国防建设和国防生产上，同志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为了进一步明确二者的关系，提出了国防建设必须与国家经济建设相适应的方针。

3、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这个关系实际上是个生产力布局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和解决的实质性问题之一——资源配置问题。同志根据我国工业生产布局的与现实的现状提出了“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平衡工业发展布局”的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充分发挥沿海工业的优势，制定建立沿海经济特区的新的战略方针，是同志这一方针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现在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广大内地四个层次的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

4、积累和消费的辩证关系。这一关系直接反映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同志指出：二者是互相联系、互相、互为条件、相辅相承的辩证关系。正确处理这一矛盾的原则是，必须兼顾积累和消费。“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我们既要反对高积累的错误，也要反对忽视积累的错误。同志尤其强调：“不能够向农民要得太多，不能够把农民挖得太苦。”陈云同志也说过，处理积累和消费关系的原则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人民生活的改善只能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在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同志还十分强调节约的重要性。指出：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也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

5、综合平衡和经济杠杆的作用。关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同志在庐山会议谈话中指出：“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有群众路线。”陈云同志也讲过搞经济不搞综合平衡就寸步难行。

此外，同志在领导纠正和公社化运动错误时，强调要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指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同志还提出要辩证地处理和外国的关系，并确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正确方针。这一切，都是同志经济思想的发展，对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三）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依据和重大的理论建树，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贡献。

改革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是由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决定的，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经过几十年摸索和而确立的一项基本国策。

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看作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消灭，这两对社会矛盾也从根本上解决了。于是，人们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时候，往往采取许多脱离实际的方式去解决，从而，难免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哲学思想论文范文篇4

论文摘要：马克思哲学思想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祖”。马克思原创性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社会历史领域，可以被归结为这么两个哲学思想：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当代主流哲学中“珠联璧合”地占据着突出地位，并获得了新进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执政党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马克思哲学思想无疑属于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中的“始祖”。俗话说，事物“万变不离其宗”。要从源本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把握其“始祖”。马克思哲学思想不仅是对人类思想史、哲学史遗产的继承和弘扬，而且是对其遗产的深刻变革和创新。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不仅要了解前者。更要注重后者。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用“马克思”这一专名命名，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之所以具有当代性，在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人类思想史上富有原创性。马克思作为“千年思想伟人”之首，虽然生前没有像他的思想前辈黑格尔那样自觉构建一套哲学学说体系或叙述体系，但他在有关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或民族学)、宗教学等具体科学和实际问题上的著述中蕴涵着或直接提出了渊博的、带原创性的哲学思想或者说哲学思想体系，尽管后来被“演绎”出一套套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版本而在一定程度上湮没了其“光亮”或使之“平平淡淡”。我认为，他的原创性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与人的实践活动息息相关的社会历史领域，可以被归结为这么两个基本哲学思想：

一是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二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同时成型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前一个基本哲学思想明确表述于1845年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后一个基本哲学思想初步阐述于1845年秋至1846年5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经典地表述于1859年1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

作为生活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他的“实践”观(包括他的“生产”、“劳动”、“社会革命”、“武器的批判”等概念)是以人类进入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时代为视野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是以“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市场扩大为世界市场”为背景的。

第一个思想其实同时揭明了人类社会生活中精神活动成果的认识标准、价值标准与走出思维困境的根本路径这样三个问题。因为马克思提到的人的思维的“客观的真理性”、“此岸性”即属于鉴别思维成果是否“合理”的认识标准问题；他提到的人的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联系他后来强调的“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等)都直接触及关于鉴别思维成果是否“有用”的价值标准问题；马克思提到的人的思维的判别问题“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在这段话的同一篇文章中指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只能通过“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即属于如何走出思维困境的根本路径问题。如果联系马克思在一年前写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理论需要是否会直接成为实践需要呢?”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那么，他这一层面的思路就更明显。

另外，联系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整个文本语境，包括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片面性的批判、对宗教本质和人的本质的揭示、对全部社会生活包括其精神现象的根源的实践归结、对现代哲学家使命的新发现、对新唯物主义立足点的新“勘定”等，马克思对实践地位和作用的估量不像以往的一些追随者或解释者所理解那样的。仅仅限于人类认识领域，而置之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各个领域(如恩格斯的著名论断“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已往人们对马克思这一基本哲学思想曾经主要地或仅仅地从“认识论”标准方面去理解。对马克思这一基本哲学思想从“价值论”方面与走出思维困境的路径视觉则注视得不够。然而，正是这后两个方面体现了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价值)系统由传统(主要自基督教以来)转向现代的新方向，体现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根本方面。

第二个思想是第一个思想即马克思的人类一般“实践”论进入人类“实践特殊”——社会生产领域的逻辑延伸，通常被称为“唯物史观”(在这里指“狭义”的唯物史观)。欧洲文化“形而上学”的传统使马克思不仅追问到实践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源性，而且使他追问到“实践特殊”——“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源性，进而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领域追问到“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上层建筑系统的根源性。

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生前未发表)就是从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去阐明人类历史的起源、人类历史的基本事实或社会基本结构，而驳斥此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即“历史科学”对人类历史真相的“歪曲”或“遮蔽”：不同于“唯心主义历史观”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新历史观从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评来消灭，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巨大发展”为“绝对必须的实际前提”，“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之后，他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阐明了这个思想中的核心部分：“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859年初，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系统阐述了这个思想：“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他在这里从“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原理进一步得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新旧社会形态更替的“两个决不会”结论。

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都属于社会历史观范畴，是他的整个学说的“支点”。虽然马克思生前几乎没有公开发表一部或一篇阐述他的这些原创性哲学思想的哲学专著、哲学专文，但他的原创性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资本论》以及诸多的书信、札记、笔记和手稿之中。

在经济学著作《资本论》中，马克思阐述了“专属于人”的范畴“实践”之基本形式——“劳动”与“处于远古时代”的“动物式的本能”活动之间的区别：“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这些都从人类的起源或人类社会的起源角度阐释了实践或基本的实践形式的本质特征及其在社会历史起源中的“始基”式地位。

同样，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针对马尔萨斯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社会生活的人口问题上的唯心史观，提出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资本技术变化的加速，“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这就从社会生活的一个具体侧面阐述了他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的哲学思想。马克思在1852年致魏德迈的信中关于“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论断。就从人类社会生产力方面揭示了私有制、对抗阶级产生的“始基”性渊源，这是此前的思想家所莫及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从“社会形式”即“生产方式”对个人能力、个性的制约关系提出了人类“三大社会形态”学说。他对资本运动中的“剩余价值”发现，对产业无产阶级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的发现(被称之为“马克思的第三个发现”)，对未来人类社会终极趋向(即“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的首次揭明，都是以这一基本哲学思想为“第一哲学”的。

二

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作为他的整个学说中诸多革命性结论的“总逻辑”，首先受到马克思的战友恩格斯的高度重视。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那篇集中揭明了马克思前一个基本哲学思想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了这样的估量：“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他在该文中坚持、发挥了马克思这一基本哲学思想：黑格尔对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按照“绝对精神”逻辑在精神意识领域予以“证实”的，他则主张“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要证实，人类就要马上把他的哲学从理论转移到实践中去”，并且提出对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哲学不可知论“及其他一切哲学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

对于马克思的后一个基本哲学思想，恩格斯予以同等的评价：“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社会主义由此(包括剩余价值学说)从空想变成了科学。普列汉诺夫则称之为“可以勇敢地和哥白尼的发现以及一般地最伟大的最有效果的科学发现平立”。

列宁从“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即认识论角度肯定马克思的“实践的观点”是“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是“走向真理的唯一的道路”。他提出实践“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实践标准具有“确定”与“不确定”的辩证性。同时，列宁很欣赏马克思后一个基本哲学思想。甚至称之为“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并从方法论角度把这一哲学思想提炼成两个“划分”、两个“归结”：“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并“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同样，斯大林在集中反映他的哲学思想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把这一哲学思想称赞为“对历史唯物主义实质所作的一个天才的表述”，但对马克思前一个基本哲学思想没有专门提及，只是在分析唯心主义不可知论中引述恩格斯的话中涉及“实践”的字眼。

马克思主义初人中国期间，陈独秀、等人也很推崇马克思后一个基本哲学思想：陈把唯物史观归结为“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毛断言“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他后来在《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从认识论角度突出地阐明了马克思前一个基本哲学思想，对马克思的后一个基本哲学思想却没有专门论述，只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运用这一基本哲学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

但值得注意的是，连同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在内的马克思学说的传播过程。在马克思生前或逝世后并非像后来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大张旗鼓、声势浩大，并非都像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样理性地、坚定地信仰、推崇马克思学说。在19世纪80年代，即使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也并不十分广泛。当年，在哥达组成的德国社会之一派坚执国家社会主义，另一派作为马克思的追随者也几乎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到1880年，德国才有五个人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才最终成为德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戴维·麦克莱伦等的研究成果)。马克思学说后来在东方国家的广泛传播首先得益于普列汉诺夫(完整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第一个俄国人)和列宁。

三

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在中国当代主流哲学中“珠联璧合”地占据着突出地位。中国的改革开放或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首先是以马克思这两个哲学思想为其“哲学先导”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立者邓小平，在党内第一个旗帜鲜明地支持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直接把马克思的第一个基本哲学思想置于“党的思想路线”的范畴之内；第一个确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王位”，坚决支持经济学界在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这篇文章完全是讲马克思主义嘛”。并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哲学层次系统地阐明经济生活中的按劳分配或物质利益问题：革命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他因此推出了影响整个民族的“部分先富起来”的富民国策，多次反复地对“”时期“左”的假“社会主义”观予以尖锐批判，形成了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历史观系统(包括初级阶段论、改革动力论、科技生产力论、“三个有利于”价值标准、社会主义本质论)。

“墙里开花墙外香”——德国的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通过孕育中国当代主流哲学即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引发中国改革开放，使当代中国社会、当代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发生了有史以来罕见的长时段巨变：经济上实现了从长时期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改变——对物质利益、对自由个性的追求这一主体性要求凸显；政治上实现了由长期以来的领袖个人崇拜的人治状态到法治国家的转变——人们在政治生活领域崇尚理性法治、自由民主；文化上实现了由长期以来的封闭、守旧、单一到对外开放、发散性思维的转变——人们在精神生活领域崇尚科学文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是以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为逻辑“轴心”的：在改革开放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据此而推出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相结合、“一国两制”构想等，正是以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为理论依据的；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中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式追问过程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则是以马克思的后一个基本哲学思想即“两个决不会”为直接逻辑依据的；在改革开放的九十年代初，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系统提出的判断“姓社姓资”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三个有利于”新型社会历史价值标准，“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试”论等，则鲜明地体现了与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之间的一种马克思主义“血脉”关系。

中国当代主流哲学使马克思这两个原创性哲学思想获得了新进展。

马克思当年发现唯物史观基本上根据阶级社会的历史事实，他“破解”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固然考虑到“蛋糕不够大”的方面，但主要着眼于“蛋糕分割不公”即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苦、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所以他主张以“社会革命”或“阶级斗争”范式处理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它社会问题：“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从马克思到(就其整个一生而言)在处理人类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都持这种理念。社会主义世界由于长期固守这个“经典模式”出现了“动力”严重不足的尴尬。

鉴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于对抗阶级社会的特殊性、中国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针对这一“经典”模式明确提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主张依靠社会主义的基本优势走体制改革之路。并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包括利用当代世界科技成果)拉动生产力或推动生产力，通过教育(主要是国民教育形式)培育更赋潜力的、新的生产力，着眼于“把蛋糕做大”——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解决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基本范式，并在着重于“把蛋糕做大”的过程中体现公平正义，“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社会发展“以人为本”这一终极性目标。这实际上不仅对既往处理社会基本矛盾“经典”模式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转型，并且以当代中国语言表达了当代中国人对当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的一种理性而颇具新意的“解读”。

马克思当年固然看到了科学、知识及其主体在实践中的重要性，但他的实践观基本上在乎物质生产实践、从事物质性生产的“产业工人阶级”：当谈到资本主义在非物质生产领域诸如书籍、绘画等艺术品与表演艺术家、演说家、演员、教师、牧师登台表演以及医生出诊等情况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个领域中的所有这些表现“可以完全置之不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形式，不仅在中国彰显了作为人类社会范畴的“实践”威力，彰显了作为实践主体——劳动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而且凸显了社会实践中的精神因素或知识因素即劳动者中的精神生产力——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当代中国人在重视物质生产的同时重视精神生产，注重人力与自然力、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之间的交融与和谐。

哲学思想论文范文篇5

论文摘要：通过分析明式家具的形制风格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之间的关系，旨在由表及里地掌握明式家具哲学思想内涵的精髓，为现代中国家具设计和发展提供参考。

明式家具的形制及结构深受中国古代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东林学派思想的影响和熏陶，无论是在审美观念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出来的简朴、空灵、内敛、优雅也深深地影响着当今的设计理念。

一、儒家思想中“中庸”、“礼”的体现

博广的儒家思想的审美情趣和思想内涵在明式家具中得到充分体现。中庸之道在形式上重视“中正”、“中行”，在内涵上主张凡事都不要过度，要含蓄，以免适得其反。孔子说：“兴于诗，立与礼，成于乐”，“礼”主张社会上的人要区分名分，如君和臣、父和子、夫和妇等，然后又指出了各种身份之间应该遵循的礼仪、处事规范等。

明式家具的设计中处处体现着这种内敛、中庸、礼法有度的观念。如明式圈椅对称式的整体构架、外扩内敛式的椅圈及扶手、鼓腿彭牙式及内翻马蹄式的腿足等等不仅传达出中庸、含蓄的思想内涵，也体现出儒家思想中的“礼有法度”对人性的束缚。

礼法中讲究礼貌的坐姿，要保持上身挺直、双脚放在椅子的前面或放在脚凳上，或盘足而坐。在明式家具许多椅子的设计中，靠背与坐面垂直或接近90。有些椅子的坐面和扶手都比较高宽，尤其是主要陈列在厅堂的椅子的造型浑厚冼练，稳重大方，端庄中正。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礼”制，除了满足“坐”的基本功能，更作为一种礼教尺度，规范人们“行得稳，坐得正”显示了封建社会的理性伦常和家长气度。

二、“有用之学”东林学派思想的体现

明中期以后东林学派在思想文化领域倡导“有用之学”饷实学，提倡改革，鼓励创新。文人的参与为家具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他们刻意追求的是“高逸”、“雅致”的生活意境，要求制作工艺要一丝不苟，装饰要简洁脱俗。明式家具中大量采用带有吉祥寓意的纹样，如缠枝纹寓意吉祥幸福、忍冬纹寓意延年益寿、莲花纹寓意圣洁等等，题材寓意大多比较雅逸，颇有”明月清泉”、”阳春白雪”之类的文儒高士之意趣。“有用之学”的思想变迁也促进了科学的发展，造就了明式家具经久耐用的榫卯结构及重俭轻繁的艺术特征。榫卯结构不用钉和胶，充分利用材料本身的特性，结构牢固，百年不松动；同时便于拆卸和组装，利于修复时更换部件而不伤整体，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顽强的生命力，是审美功能和使用功能完美结合。

三、“天人合一”、“普遍和谐”的道学思想体现

道家思想是中国最为重要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想之一，明式家具的形制和艺术特征同时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尚“无为”，重“天然”，追求“天人合一”和“普遍和谐”的宇宙观，从明式家具的一些设计上也反映了这种朴素的哲学思想。

1．追求天然材质“反璞归真”

老子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认为美在本真。选择使用天然材质，追求天然材质本身的美感，强调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体现了老子“天人合一”的思想。明式家具的用材大都是木质坚硬致密，色泽沉穆幽雅，纹理优美生动的珍贵木材。如黄花梨木性适中，便于雕刻不易变形是制作硬木家具的首选材料且材质温润如玉，受到文人雅士青睐；紫檀木质地坚硬细腻，适于精雕细刻，多得达官贵人喜爱。不同材质的运用体现出不同文化内涵，这也是明式家具的特殊文化现象。在加工工艺上，大多采用通体光洁处理，突出木材纹理的自然美。在许多传世的明式家具上，都把纹理最美的木材用在显眼部位。此外，也有利用不同木材的质地和色泽拼合搭配，达到一定的装饰效果。更最重要的是在制作时多打蜡少髹漆，从而充分展示了木材木身的质感和纹理，这也正是道家”返璞归真”思想的完美体现。

2．崇尚阴柔之美的线型

《老子·七十六章》中写道：“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道家崇尚阴柔之美，认为“柔”是生命之初的外象，富有无限的潜力。这种柔美的哲学在明式家具上也得到了体现，明式家具的许多构件，本身就是线条，这些线型与家具一脉贯通，自然流畅，协调统一，优美动人。在扶手椅、圈椅、桌、案、几等家具造型中，有不少使用圆材，使其弯转有度，精巧流畅，以表现曲线美。如明椅靠背最上的横木——搭脑，其线形的起伏变化丰富，或翘或垂，或仰或倾，或出或收，或曲或直，或刚或柔，都各具神韵。通过各种直、曲线的不同组合，线与面交接所产生的凹凸效果，体现了以柔克刚、予动于静的哲学要义，极具回转灵动的生命气韵。公务员之家

总之，明式家具的设计理念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化，家具风格独特之处实际上也表现了社会、文化及人的心理和行为的认知。而从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加以分析探讨家具风格的成因，可以找寻出明式家具形式之外的精神思想，从而掌握其设计思想的精髓，希望这能给中国现代家具的创新设计提供一些思路和方法。

参考文献

[1]李小汾.明代文人与明式家具．观察与思考，2003．4

[2]龚云云．明式家具中的“礼”．科教文汇，2008．2

哲学思想论文范文篇6

（一）实事求是，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也是经济哲学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原本是反映学风问题的一句中国古语。同志吸取它朴素的合理的内涵，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了新的解释，赋予它新的含义，用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段表述，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也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同志一贯坚持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基本原则，最突出地体现在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根据基本国情选择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同志就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正是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正确认识，同志领导党和人民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全国解放后，同志为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一步分析了我国“一穷二白”、人口众多、80％是农民的基本国情，强调社会主义建设要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并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政策。如早在建国前，同志就根据中国基本国情，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要积极引导小农走集体化的道路。建国初期，又提出了引导农民逐步由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思想。接着又根据中国农业生产力十分落后，而幅员又极其广大的国情，提出农村中的改革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然后再发展到二者同时并存，这样，就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了。关于手工业合作化的理论，除了强调保留我国手工业的民族传统、民族特色以外，基本上同农业合作化的理解相似或相近。实践已经证明，当时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是经济哲学思想中最杰出、最具有特色的组成部分之一。

同志还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教育和引导全党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经济建设。1962年，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的经济规律，还是研究特殊的经济建设规律，如按劳分配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如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规律。在研究、认识和概括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同志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提出的这一基本方针，既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充分发挥中国人口多、广大群众拥护社会主义这一巨大优势，又注意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贯彻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1957年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中又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的安排，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具体化了。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也必须实行这一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就提出了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都反复强调了把各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全面高涨的最重要的途径。

（二）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规律，矛盾分析方法，即“一分为二”，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矛盾规律和矛盾分析方法也是经济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志始终把对立统一的观点和矛盾分析的方法作为分析和解决经济建设中的一切矛盾的根本出发点，他的许多著作如《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诸多矛盾的代表作。

建国初期，在完成对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我党成功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除了中国的历史条件外，主要是由于同志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独特理论和对民族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正确政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方法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崭新课题，由于党和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科学的宇宙观，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及时的和认真的探索和研究，从而大大地推动了经济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党的八大文献和同志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正是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成果的理论表现。

第一，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同志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提出了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完整学说，并着重阐明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社会主义社会在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以后，还存在着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新课题。1966年在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革，社会矛盾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最主要的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我们国家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党和政府正在领导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另一方面，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又出现许多复杂的社会矛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同志科学地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还系统地论述了两类矛盾的表现、性质、区分标准、相互转化，以及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根本方法和指导方针，并且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科学论点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增添了新的内容，给人们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现象提供了指导性的线索。

当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两类社会矛盾学说也将不断丰富发展。从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到现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又经历了四十多个年头。在这期间，我们党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问题上，又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系统地和科学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从而使同志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学说得到了进一步贯彻和发展。

第二，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经济关系作了精辟的理论分析和概括，提出了正确处理这些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这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同志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经济关系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于一九五六年四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存在着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三者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也存在着差别。正确处理这三者关系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同志提出了正确处理三者关系的“三兼顾”原则。他指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个观点，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所具有的指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是改革中调整人们利益关系的基本原则。

2、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中央地方的关系。同志指出：我们的国防力量还不够强大，一定要加强国防建设。但要加强国防，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当然，国防建设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和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国防建设和国防工业生产上，同志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为了进一步明确二者的关系，提出了国防建设必须与国家经济建设相适应的方针。

3、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这个关系实际上是个生产力布局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研究和解决的实质性问题之一——资源配置问题。同志根据我国工业生产布局的历史与现实的现状提出了“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平衡工业发展布局”的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充分发挥沿海工业的优势，制定建立沿海经济特区的新的战略方针，是同志这一方针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现在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广大内地四个层次的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

4、积累和消费的辩证关系。这一关系直接反映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同志指出：二者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为条件、相辅相承的辩证关系。正确处理这一矛盾的原则是，必须兼顾积累和消费。“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我们既要反对高积累的错误，也要反对忽视积累的错误。同志尤其强调：“不能够向农民要得太多，不能够把农民挖得太苦。”陈云同志也说过，处理积累和消费关系的原则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人民生活的改善只能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在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同志还十分强调节约的重要性。指出：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也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

5、综合平衡和经济杠杆的作用。关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同志在庐山会议谈话中指出：“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有群众路线。”陈云同志也讲过搞经济不搞综合平衡就寸步难行。

此外，同志在领导纠正和公社化运动错误时，强调要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指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同志还提出要辩证地处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并确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正确方针。这一切，都是同志经济哲学思想的发展，对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三）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科学理论依据和重大的理论建树，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贡献。

改革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是由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决定的，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经过几十年摸索和总结而确立的一项基本国策。

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看作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消灭，这两对社会矛盾也从根本上解决了。于是，人们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时候，往往采取许多脱离实际的方式去解决，从而，难免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哲学思想论文范文篇7

（一）实事求是，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也是经济哲学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原本是反映学风问题的一句中国古语。同志吸取它朴素的合理的内涵，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了新的解释，赋予它新的含义，用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段表述，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也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同志一贯坚持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基本原则，最突出地体现在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根据基本国情选择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同志就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正是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正确认识，同志领导党和人民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全国解放后，同志为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一步分析了我国“一穷二白”、人口众多、80％是农民的基本国情，强调社会主义建设要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并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政策。如早在建国前，同志就根据中国基本国情，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要积极引导小农走集体化的道路。建国初期，又提出了引导农民逐步由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思想。接着又根据中国农业生产力十分落后，而幅员又极其广大的国情，提出农村中的改革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然后再发展到二者同时并存，这样，就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了。关于手工业合作化的理论，除了强调保留我国手工业的民族传统、民族特色以外，基本上同农业合作化的理解相似或相近。实践已经证明，当时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是经济哲学思想中最杰出、最具有特色的组成部分之一。

同志还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教育和引导全党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经济建设。1962年，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的经济规律，还是研究特殊的经济建设规律，如按劳分配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如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规律。在研究、认识和概括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同志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提出的这一基本方针，既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充分发挥中国人口多、广大群众拥护社会主义这一巨大优势，又注意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贯彻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1957年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中又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的安排，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具体化了。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也必须实行这一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就提出了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都反复强调了把各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全面高涨的最重要的途径。

（二）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规律，矛盾分析方法，即“一分为二”，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矛盾规律和矛盾分析方法也是经济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志始终把对立统一的观点和矛盾分析的方法作为分析和解决经济建设中的一切矛盾的根本出发点，他的许多著作如《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诸多矛盾的代表作。

建国初期，在完成对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我党成功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除了中国的历史条件外，主要是由于同志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独特理论和对民族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正确政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方法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崭新课题，由于党和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科学的宇宙观，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及时的和认真的探索和研究，从而大大地推动了经济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党的八大文献和同志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正是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成果的理论表现。

第一，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同志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提出了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完整学说，并着重阐明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社会主义社会在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以后，还存在着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新课题。1966年在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革，社会矛盾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最主要的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我们国家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党和政府正在领导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另一方面，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又出现许多复杂的社会矛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同志科学地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还系统地论述了两类矛盾的表现、性质、区分标准、相互转化，以及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根本方法和指导方针，并且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科学论点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增添了新的内容，给人们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现象提供了指导性的线索。

当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两类社会矛盾学说也将不断丰富发展。从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到现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又经历了四十多个年头。在这期间，我们党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问题上，又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系统地和科学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从而使同志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学说得到了进一步贯彻和发展。第二，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经济关系作了精辟的理论分析和概括，提出了正确处理这些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这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同志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经济关系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于一九五六年四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存在着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三者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也存在着差别。正确处理这三者关系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同志提出了正确处理三者关系的“三兼顾”原则。他指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个观点，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所具有的指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是改革中调整人们利益关系的基本原则。

2、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中央地方的关系。同志指出：我们的国防力量还不够强大，一定要加强国防建设。但要加强国防，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当然，国防建设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和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国防建设和国防工业生产上，同志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为了进一步明确二者的关系，提出了国防建设必须与国家经济建设相适应的方针。

3、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这个关系实际上是个生产力布局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研究和解决的实质性问题之一——资源配置问题。同志根据我国工业生产布局的历史与现实的现状提出了“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平衡工业发展布局”的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充分发挥沿海工业的优势，制定建立沿海经济特区的新的战略方针，是同志这一方针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现在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广大内地四个层次的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

4、积累和消费的辩证关系。这一关系直接反映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同志指出：二者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为条件、相辅相承的辩证关系。正确处理这一矛盾的原则是，必须兼顾积累和消费。“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我们既要反对高积累的错误，也要反对忽视积累的错误。同志尤其强调：“不能够向农民要得太多，不能够把农民挖得太苦。”陈云同志也说过，处理积累和消费关系的原则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人民生活的改善只能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在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同志还十分强调节约的重要性。指出：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也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

5、综合平衡和经济杠杆的作用。关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同志在庐山会议谈话中指出：“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有群众路线。”陈云同志也讲过搞经济不搞综合平衡就寸步难行。

此外，同志在领导纠正和公社化运动错误时，强调要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指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同志还提出要辩证地处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并确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正确方针。这一切，都是同志经济哲学思想的发展，对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三）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科学理论依据和重大的理论建树，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贡献。

改革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是由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决定的，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经过几十年摸索和总结而确立的一项基本国策。

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看作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消灭，这两对社会矛盾也从根本上解决了。于是，人们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时候，往往采取许多脱离实际的方式去解决，从而，难免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哲学思想论文范文篇8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杨振宁随家几经折，迁入内地昆明，1938年他高中二年级时考入西南联大，得到许多良师的教诲，开始对物理学产生兴趣。在吴大猷指导下，他完成了关于群论及分子光谱的学士论文。这段工作引起他对对称性特别的兴趣。其后，跟王竹溪做的硕士论文涉及的统计力学，也成为他以后研究的方向之一。

1945年杨振宁赴美进入其父曾就读的母校——加哥大学，三年后获物理博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他接触到许多世界第一流的物理学家。其著名者有论文主任泰勒（Teller），和一代大师费米（Fermi）。1948年他与费米提出π介子是质子及反质子束缚态的可能性，开研究粒子内部结构之先河。

1949年，杨振宁应奥本海默（Oppenheimer）邀请，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研究工作，不久升为教授。1954年他与米尔斯（Mills）发表的规范场理论，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作，不但成为今日物理理论的基石，并且在相对论及纯数学方面也有重大意义。

1956年他与李政道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次年获诺贝尔奖。从1966年至今，杨振宁主持纽约石溪州立大学的理论物理研究所。

1986年，杨振宁南开数学研究所参观，并与该所所长著名数学家陈省身一道创立了南开数学所理论物理研究室，具体指导量子可积系统的研究。笔者有幸在该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期间，深感杨先生思想的博大精深，对他那种朴实无华的科研作风敬佩不已，下面结合自己的学习心得，简单介绍杨振宁的科学哲学思想。

一、爱憎决定风格

“在每一个有创造性活动的领域里，一个人的爱憎，加上他的能力、脾气和机遇，决定了他的风格，而这种风格转过来又决定他的贡献。”①杨振宁在解释他的这段话时说，物理学是一门客观地研究物质世界的学问，然而物质世界具有结构，而一个人对这些结构的洞察力，对这些结构的某种特点的喜爱，某些特点的憎厌，正是他形成自己风格的要素。因此，爱憎和风格之于科学研究，就象它们对文学艺术一样至关重要。杨振宁对物理学的爱憎基本上是1938年至1944年在昆明当学生时形成的。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为了取得学士学位，杨振宁跟吴大猷做了有关群论和分子光谱方面的论文，接触了群论在物理学中的应用。他读了狄克逊的一本名为《现代代数理论》的小书，从中学到了群表示理论。这一优美而又有巨大动力的理论，使杨振宁认识到群论的无以伦比的美妙和力量。从而激发起对于对称性原理的兴趣。而从群论到对称性原理上所得到的物理学与数学的结论，又对杨振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杨振宁在清华研究院，在王竹溪先生指导之下写作关于有序——无序转变的论文，对相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51年以后，他在统计力学、多体问题等方面写过许多文章，至今对这方面的工作仍很感兴趣，由他指导的南开数学理论物理室主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杨振宁强调，“学一个东西不仅是要学到一些知识，学到技术上的特别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要对它的意义有一些了解，有一些欣赏，假如一个人在学了量子力学以后，他不觉得其中有的东西是重要的，有的东西是美妙的，有的东西是值得跟别人辩论得面红耳赤而不放手的，那么，他对这个东西并没有学进去，而只是学了很多可以参加考试得到好分数的知识，这不是真正做学问的精神，他没有把问题里面基本的价值掌握住”。②学一个学科，不只是物理学，不但是掌握这些知识、定理和公理，更要掌握这些知识、定理和公理的意义、精神及其重要性，等到你觉得这些重要到一定程度时，你才是真正地把这些东西吸收进去了。

一个人喜欢考虑什么问题，喜欢用什么方法来考虑，这都是通过训练得出的思想方法，也就是爱憎决定了科学研究的风格。

二、传统与科研

杨振宁认为文化传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西方和东方的文化传统的确大不一样。中国的传统，重视每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从小就讲先天下之忧而忧。相反地在西方这种观点非常少，甚至不存在，可是我们看到，西方传统也可以产生出灿烂的文化。在这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学物理和方法了不同。

美国学物理的方法与中国学物理和方法不一样。中国学物理的方法是演绎法，先有许多定理，然后进行推演；美国对物理的了解是从现象出发，物理定理是从现象中归纳出来的，是归纳法。演绎法是学考试的人用的方法；归纳法是做学问的办法。做学问的人从自己的具体工作分析中抽象出定理来，这样所注意的就是那些与现象接近的东西。另外，最重要的就是科研方向的问题。杨振宁向吴大猷学了分子光谱学与群论之间的关系，学的方法主要是演绎法：是从数学推演到物理的方法；泰勒所注意的是归纳法，它要从物理现象引导出数学的表示，杨振宁从泰勒那里学到了这种思想方法，获益非浅。因为归纳法的起点是物理现象，从这个方向出发不易陷入“泥坑”。在当时芝加哥大学的研究气氛中，杨振宁接触到一些最可能有发展的研究方向，这是十分幸运的。在联大，杨振宁有了一个扎实的根基，学了推演法，到了芝加哥，受到新的启发，学了归纳法，掌握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两个地方的教育都对杨振宁的工作有决定性的作用。40年代末、50年代初，物理学发展了一个新的领域，这个新的领域是粒子物理学。杨振宁和同时代的物理学家是与这个新领域一同成长的。这个领域到今天，一直有长足的发展，影响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结构的基本认识。这说明如果进入的领域是将来大有发展的，那末他能够做出比较有意义的工作的可能性也较大。这是方向问题，至于方法问题，杨振宁给出了一个很恰当的比喻。他说：“研究物理学好象看一幅很大的画。整个自然界的结构好比这幅画。看这一幅画可以有几种看法。适当的时候应当氢这几种看法结合起来。一是必须在近距离仔细研究，因为这幅画画得很仔细，每一部分都不一样，因此你必须用放大镜仔细研究它的细部。一是你应当在远距离去看它，你可以看到近距离看不到的一种大范围的规律，还有中距离的看法，物理学需要近、中、远三种看法。当然，如果你能一下子就看出远距离所能看到的规律，这当然是大贡献，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小，甚至不可能。所以必须从近距离开始，总之，知识的流向是由近到中、再到远的，而不是反过来。”③例如，量子力学建立以后，它对哲学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海森伯和薛定谔不是从哲学出发，而是从研究原子光谱出发建立量子力学的。在此我们不难看出，杨教授对哲学与物理学研究关系问题的基本态度。三、对称性决定相互作用

对称观念有很悠久的历史，远在上古时代，人类就有了对称观念，我们的祖先通过对许多自然现象的接触，渐渐形成了这一观念，这个对称观念的发展对上古的音乐、文学、绘画、雕刻、建筑，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在国内外的一些文物古迹上，随处可见我们祖先对自然现象中的对称性的偏爱。到了有史时代，对称现象在各种艺术的发展中更加显著。对称既然在人类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非常基本的地位，哲学家和科学家便很自然地对之加以广泛的应用。有许多早期用到科学上的对称原理，例如，天文学家开普勒，就曾经想用一些几何的对称来解释太阳系中各行星轨道的直径比例，尽管没有很大的成果，可是它说明科学家很早就对对称性发生了兴趣了。对称在科学界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始于19世纪。发展到近代，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观念是晶体学、分子学、原子学、原子核物理学、化学、粒子物理等现代科学的中心观念。近年来，对称更变成了决定物质间相互作用的中心思想。

对称观念对20世纪物理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麦克斯韦公式利用向量的方法，得到了比较简单的表述，可以说是对称原理在物理学中的第一个主要贡献。因为对称原理与方向和向量的关系十分密切，而我们所以能够把那20个方程式写成4个方程式，就是因为这20个方程式含有对称性，把这个对称性很根本地写到方程里面去，就可以写出精而简的方程式。通过方程式的精简，我们才可以把电磁学发展到更基本、更深入的程度。在物理学中对称的第二个重要的用途与晶体的构造有关。晶体结构的对称性，经过许多重要的科学家的努力提炼，形成了空间群的观念，这可以说是对称对于物理学的第二个重要贡献。随着人们对对称的更加深入的认识，物理学家开始用数学上已发展得十分成熟的群的方法来描术对称性，群和连续群的观念把代数、解析与几何连在一起，而通过这许多关系（尤其是解析跟几何的关系）更和粒子现象，以及物理原理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又通过几何这个关键，引进了拓朴的观念，这正是近40年来出现的物理与数学交织在一起的现象。尽管物理学家很早就知道守恒定律，然而直到20世纪初，才有人了解，原来守恒的观念与对称性有密切的关系。通过一系列的发展，人们才知道原来对称性与守恒定律可以说是同一回事。到了本世纪50年代，人们对对称原理又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认识。物理学家发现原来认为的对称并不是绝对的，在某些相互作用下，会有一些纰漏，这些不对称的影响是很小的，不过假若你知道在什么地方发掘的话，你就可以发掘出不对称的现象。关于这方面的第一个实验是关于宇称守恒的。通过这个实验，人们认识到宇称不守恒是弱相互作用的一个基本特征。对称原理经过了50年代的发展，在物理学中已经占有了一个比以前更加重要的地位，而近年来，进入了深的层次，这个发展起源于规范对称。我们知道，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基本粒子之间有四种不同的相互作用，叫做强相互作用、电磁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和引力相互作用。相互作用就是力量，因此，各种不同的基本粒子之间，就有四类不同的力量。近20年来，大家认识到这种所有的不同的力量，都是不同的规范场，对称性是决定相互作用的要素。杨先生说：“对称决定相互作用”①。当然，决定相互作用还有其他的中心观念，因为在今天的基本物理中，有很多复杂的困难，要解决这许多困难，必须引进一些跟数学有密切关系的新观念。

注释：

①②杨振宁：《读书教学四十年》，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版，第22页，第121页。

哲学思想论文范文篇9

哲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最丰富的成果，是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哲学思想之集大成，是廿世纪哲学思想发展的最新阶段，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中国哲学的发展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并称为世界哲学的三大体系。中国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是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探索人生、研究古今的指南，集中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哲学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最新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艰难曲折、前仆后继探索中国革命和解放道路进程中，取得胜利的结晶。哲学是中国哲学的延伸与发展，是对中国哲学批判的继承。

中国哲学产生于夏商周三代，形成于春秋末期，在其发展的漫长道路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哲学在这个特色中又富有新的鲜明内容。

一是与政治、伦理思想的紧密结合。中国哲学侧重于社会和人生，西方哲学侧重于科学和思维。中国哲学强调“修齐治平，安身立命”，并贯穿于“治世之道”之中。中国哲学一般不主张“为求知而求知”，求知和实行都是为了实现伦理道德的提高，并最终成为圣贤。哲学则要求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在改进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其有鲜明的“治世感”、“济世感”，始终把改变中国命运看成是自己的最高使命。哲学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时刻想着群众，依靠群众，独立自主的求发展，进而获得人生自由。

二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中国哲学比较重视人与天（自然）的和谐与统一，而不与西方哲学那样重视人与天（自然）的分别和对抗。中国哲学认为人生、自然、社会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相互联系、和谐、平衡的有序运动。哲学则在此基础上突出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强调内因和外因的结合。把中国革命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准确地把握国内形势，采取相应的对策，因势利导，在困难中看到光明，在胜利中预见挫折。

三是无神论传统。中国哲学“治国平天下”的正统思想，与西方哲学“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①不同。中国哲学在同宗教神学的斗争中，无神论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和丰富。在这种思想指引下，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古代自然科学长期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哲学教导人们不信鬼神，不屈不挠的精神，正是无神论思想发展的升华。中国革命，在哲学指引下，正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发展自己，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又赢得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历史。

哲学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扎根于中国社会基础，诞生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更是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的产物。哲学在中国哲学的特点继承和发展中，又形成了自己最鲜明的特色，既是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哲学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思想的理论基础。哲学思想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不仅是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所决定的，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必然规律，更是天才革命家的本色。哲学思想，具有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哲学思想的活的灵魂，凝炼出了中国化的特色。

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胜利和发展。哲学思想，是生动壮观，复杂多样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概括与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升华。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矛盾论》、《实践论》的问世，标志哲学思想的成熟。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思想指引下，成为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实现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从《新民主主义论》到《论十大关系》的讲演，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转变。这二个转变向世人证明这样一个结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哲学是中国人民夺取胜利的思想武器。

在长期的革命事业探索和实践中，“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成为哲学最鲜明的特色，是哲学思想活的灵魂，是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反映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规律认识的深化，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二、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哲学的核心和精髓。实践第一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是我党长期坚持和遵循的原则，成为我党的思想路线。

同志多次强调：我们是“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②“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③从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到创造性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现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夺权的革命道路；从井冈山星星之火，到铁流滚滚二万五千里，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八年浴血奋战抗日寇，到百万雄师下江南，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证实，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实事求是，是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论指南。

实事求是的哲学观点，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实事求是地制定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顺利地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曾一度违背了中国的客观实际，超越客观规律，偏离了实事求是的轨道，放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工作重点，导致了反右斗争扩大化，“三面红旗”，盲目的严重错误，最后酿成了十年内乱，给我党和国家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后由于我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拨

乱反正，正本清源，又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变革，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步入超常规发展的历史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提出，就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基础之上的。邓小平同志再三告诫全党：“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④“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⑤

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生动体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同志倡导的邓小平同志始终坚持的我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要以实事求是为前提和基础，二者是辩证的有机统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坚持了承认客观事物的客观实在性，又肯定了人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同志在一系列著作中对实事求是的阐述，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进一步深化；同时，又对辩证唯物主义知行统一观进行了集中的生动的概括。因此，实事求是的哲学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集中的，生动的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是哲学思想的核心和精髓。

三、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群众路线，是我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更是我党的根本工作方法。群众路线，是我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群众路线，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志把群众路线引入认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成为哲学思想活的灵魂。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化和发展。独创性地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紧密结合起来，有机地统一起来，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哲学观点。

历来强调：“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⑥一再要求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⑦

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群众路线，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从胜利走向胜利，由弱变强，克敌制胜。同志历来十分重视和依靠人民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总是把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统一起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

中国共产党在长达七十多年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贯穿一条红线，就是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实践证明：一旦脱离群众，革命就遭受挫折。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革命就胜利。“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自己孤立自己，使自己脱离群众，几乎把革命引入了绝路。正是同志带领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团结、组织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克服困难，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最终把革命引向了胜利。

在革命年代，我党依靠群众，用大刀长矛建立了红色革命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疯狂的围剿，星星之火，化为燎原之势，夺取了全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党的改革开放时期，我党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步到沿海特区建立和开放城市发展，从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到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从国有企业经济体制转换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不闪烁着群众路线的光辉，无不体现了哲学思想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天才。这个天才，就是靠群众路线，靠集体智慧。群众路线是哲学思想的显著特色之一。

四、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是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活的灵魂之一。独立自主，就是肯定事物运动的源泉在于自身内部的矛盾运动。内部矛盾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决定事物变化的性质和方向。外部矛盾是事物变化的条件，能促进或延缓事物的发展速度，而且，外部矛盾必须通过内部矛盾运动起作用。独立自主就是以我为主，自力更生。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奉行、坚持独立自主。从十年内战到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和发动广大人发群众，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粉碎国内外反动派的封锁和围剿。从“人人动手、丰衣足食”到“我们正是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了国内外反动势力，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夺取了全国革命的胜利。”⑧我们的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一天天走向胜利，一天天走向富强。邓小平同志制定的我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和战略目标，依靠独立自主，一个一个地胜利实现。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我们：“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我们把基点仍放在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的基点上。一贯强调：“我国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⑩又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11)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独立自主是我们的国策。引进外援，吸引外国先进经验和技术，是借鉴、批判地引进，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消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离开自力更生，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是建立在沙滩上，立足不稳，顷刻即垮。深圳、珠海等特区、开放城市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崛起与腾飞，形成了一个由“经济特区——沿海经济技术开放区——沿江、沿边和内地”这样一个全国范围的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都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2)

独立自主，是我们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认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是科学认识的基础。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观点，就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只有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才能找到正确解决矛盾的方法。从中国的现状和国情出发，中国社会主义正处在一个生产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把基点放在独立自主这个根本上，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紧紧围绕和服务、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改革开放，是扬长避短，是以独立自主为前提和基础的。提出的“洋为中用”，就是独立自主的生动体现和正确运用，也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离开这个原则，就成了曾提到的“法门寺”中的那个“贾桂”了。中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坚持“独立自主”的产物。

五、中国人民胜利之本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哲学思想的特色和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者之间是有机的统一。实事求是是核心，是第一位的。群众路线是以实事求是为前提和基础的，是实事求是的体现和应用。独立自主则是以实事求是为基础，以群众路线为前提，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具体应用和体现。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思想活的灵魂，是我党长期革命和建设经验独创性的总结与科学概括，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之本，它将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是振兴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理论指南。学习和研究哲学思想特色，使我们坚定信念，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一定会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就一定会对世界发展再展辉煌。

*收稿日期：1999－12－01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1页

②《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6页

③、⑩《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页、917页

④、⑤、⑨、(12)《邓小平方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3页、2页、3页

哲学思想论文范文篇10

一、哲学思想

哲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最丰富的成果，是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哲学思想之集大成，是廿世纪哲学思想发展的最新阶段，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中国哲学的发展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并称为世界哲学的三大体系。中国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是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探索人生、研究古今的指南，集中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哲学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最新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艰难曲折、前仆后继探索中国革命和解放道路进程中，取得胜利的结晶。哲学是中国哲学的延伸与发展，是对中国哲学批判的继承。

中国哲学产生于夏商周三代，形成于春秋末期，在其发展的漫长道路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哲学在这个特色中又富有新的鲜明内容。

一是与政治、伦理思想的紧密结合。中国哲学侧重于社会和人生，西方哲学侧重于科学和思维。中国哲学强调“修齐治平，安身立命”，并贯穿于“治世之道”之中。中国哲学一般不主张“为求知而求知”，求知和实行都是为了实现伦理道德的提高，并最终成为圣贤。哲学则要求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在改进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其有鲜明的“治世感”、“济世感”，始终把改变中国命运看成是自己的最高使命。哲学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时刻想着群众，依靠群众，独立自主的求发展，进而获得人生自由。

二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中国哲学比较重视人与天（自然）的和谐与统一，而不与西方哲学那样重视人与天（自然）的分别和对抗。中国哲学认为人生、自然、社会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相互联系、和谐、平衡的有序运动。哲学则在此基础上突出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强调内因和外因的结合。把中国革命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准确地把握国内形势，采取相应的对策，因势利导，在困难中看到光明，在胜利中预见挫折。

三是无神论传统。中国哲学“治国平天下”的正统思想，与西方哲学“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①不同。中国哲学在同宗教神学的斗争中，无神论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和丰富。在这种思想指引下，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古代自然科学长期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哲学教导人们不信鬼神，不屈不挠的精神，正是无神论思想发展的升华。中国革命，在哲学指引下，正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发展自己，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又赢得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历史。

哲学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扎根于中国社会基础，诞生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更是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的产物。哲学在中国哲学的特点继承和发展中，又形成了自己最鲜明的特色，既是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哲学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思想的理论基础。哲学思想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不仅是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所决定的，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必然规律，更是天才革命家的本色。哲学思想，具有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哲学思想的活的灵魂，凝炼出了中国化的特色。

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胜利和发展。哲学思想，是生动壮观，复杂多样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概括与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升华。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矛盾论》、《实践论》的问世，标志哲学思想的成熟。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思想指引下，成为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实现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从《新民主主义论》到《论十大关系》的讲演，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转变。这二个转变向世人证明这样一个结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哲学是中国人民夺取胜利的思想武器。

在长期的革命事业探索和实践中，“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成为哲学最鲜明的特色，是哲学思想活的灵魂，是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反映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规律认识的深化，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二、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哲学的核心和精髓。实践第一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是我党长期坚持和遵循的原则，成为我党的思想路线。

同志多次强调：我们是“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②“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③从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到创造性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现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夺权的革命道路；从井冈山星星之火，到铁流滚滚二万五千里，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八年浴血奋战抗日寇，到百万雄师下江南，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证实，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实事求是，是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论指南。

实事求是的哲学观点，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实事求是地制定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顺利地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曾一度违背了中国的客观实际，超越客观规律，偏离了实事求是的轨道，放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工作重点，导致了反右斗争扩大化，“三面红旗”，盲目的严重错误，最后酿成了十年内乱，给我党和国家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后由于我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又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变革，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步入超常规发展的历史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提出，就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基础之上的。邓小平同志再三告诫全党：“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④“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⑤

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生动体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同志倡导的邓小平同志始终坚持的我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要以实事求是为前提和基础，二者是辩证的有机统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坚持了承认客观事物的客观实在性，又肯定了人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同志在一系列著作中对实事求是的阐述，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进一步深化；同时，又对辩证唯物主义知行统一观进行了集中的生动的概括。因此，实事求是的哲学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集中的，生动的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是哲学思想的核心和精髓。

三、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群众路线，是我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更是我党的根本工作方法。群众路线，是我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群众路线，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志把群众路线引入认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成为哲学思想活的灵魂。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化和发展。独创性地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紧密结合起来，有机地统一起来，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哲学观点。

历来强调：“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⑥一再要求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⑦

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群众路线，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从胜利走向胜利，由弱变强，克敌制胜。同志历来十分重视和依靠人民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总是把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统一起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

中国共产党在长达七十多年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贯穿一条红线，就是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实践证明：一旦脱离群众，革命就遭受挫折。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革命就胜利。“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自己孤立自己，使自己脱离群众，几乎把革命引入了绝路。正是同志带领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团结、组织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克服困难，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最终把革命引向了胜利。

在革命年代，我党依靠群众，用大刀长矛建立了红色革命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疯狂的围剿，星星之火，化为燎原之势，夺取了全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党的改革开放时期，我党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步到沿海特区建立和开放城市发展，从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到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从国有企业经济体制转换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不闪烁着群众路线的光辉，无不体现了哲学思想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天才。这个天才，就是靠群众路线，靠集体智慧。群众路线是哲学思想的显著特色之一。

四、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是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活的灵魂之一。独立自主，就是肯定事物运动的源泉在于自身内部的矛盾运动。内部矛盾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决定事物变化的性质和方向。外部矛盾是事物变化的条件，能促进或延缓事物的发展速度，而且，外部矛盾必须通过内部矛盾运动起作用。独立自主就是以我为主，自力更生。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奉行、坚持独立自主。从十年内战到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和发动广大人发群众，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粉碎国内外反动派的封锁和围剿。从“人人动手、丰衣足食”到“我们正是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了国内外反动势力，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夺取了全国革命的胜利。”⑧我们的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一天天走向胜利，一天天走向富强。邓小平同志制定的我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和战略目标，依靠独立自主，一个一个地胜利实现。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我们：“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我们把基点仍放在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的基点上。一贯强调：“我国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⑩又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11)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独立自主是我们的国策。引进外援，吸引外国先进经验和技术，是借鉴、批判地引进，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消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离开自力更生，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是建立在沙滩上，立足不稳，顷刻即垮。深圳、珠海等特区、开放城市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崛起与腾飞，形成了一个由“经济特区——沿海经济技术开放区——沿江、沿边和内地”这样一个全国范围的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都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2)

独立自主，是我们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认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是科学认识的基础。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观点，就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只有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才能找到正确解决矛盾的方法。从中国的现状和国情出发，中国社会主义正处在一个生产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把基点放在独立自主这个根本上，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紧紧围绕和服务、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改革开放，是扬长避短，是以独立自主为前提和基础的。提出的“洋为中用”，就是独立自主的生动体现和正确运用，也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离开这个原则，就成了曾提到的“法门寺”中的那个“贾桂”了。中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坚持“独立自主”的产物。

五、中国人民胜利之本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哲学思想的特色和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者之间是有机的统一。实事求是是核心，是第一位的。群众路线是以实事求是为前提和基础的，是实事求是的体现和应用。独立自主则是以实事求是为基础，以群众路线为前提，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具体应用和体现。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思想活的灵魂，是我党长期革命和建设经验独创性的总结与科学概括，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之本，它将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是振兴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理论指南。学习和研究哲学思想特色，使我们坚定信念，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一定会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就一定会对世界发展再展辉煌。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1页

②《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6页

③、⑩《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页、917页

④、⑤、⑨、(12)《邓小平方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3页、2页、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