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小论文十篇

哲学小论文篇1

(一)确立科学的论文写作理念

马哲认为，矛盾既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源泉，也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动力。这就启示人们，论文写作作为一个针对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矛盾或问题而试图对其给出科学认识或合理解决问题的活动，无疑须将“及时发现问题、深刻揭示问题和完美解决问题”视为写作者应该确立的写作理念。该理念表明，论文写作既要正视和分析问题，更应探索问题的妥善解决方式，因为任何不能在及时发现和揭示问题的基础上去完美解决问题的论文写作，即使它创造性地揭示了问题的本质及规律，但如果此写作活动只是片面地追求合规律性的科技价值而不追求合目的性的人文价值，该写作活动就会因背离了“在发现和解决问题中促进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这一写作的真实追求，而难以成为人们普遍认可和欣赏的高质量论文。

(二)提供必要的论文写作方法

论文写作方法是为完成论文写作目标所采用的方式或程序。在论文写作中，尽管写作者会采用一些具体的写作方法譬如分析与综合、想象等，但由于一些作者受形而上学思维的影响，这些方法在写作中的运用往往呈现出单一化或固定化的倾向。而马哲思维强调用整体、联系、系统和变化发展的视野来对待写作，可以为写作者提供必要的写作方法。

(三)指明具体的论文写作路径

首先，马哲的唯实思维和辩证思维为论文写作指明了写作的前提和基础──实事求是，也指明了写作的根本方法——辩证思维方法。唯实思维提醒人们，论文写作只有在尊重论文创作基本条件的基础上，才能得以顺利展开。辩证思维则告诉人们，论文写作只有运用辩证思维，突破单一性，实现多样性，突破孤立性，实现整体性，才能达到写作目的。其次，马哲的实践思维为人们标识出了一条“在写作实践与写作计划辩证关系的展开中完成写作”的路径。论文写作是一个“写作实践—写作计划—写作实践”多次反复的过程，人们只有沿着这一写作路径，才能逐渐接近写作目标。

(四)激发积极的论文写作精神

首先，马哲的实践思维和唯实思维，能够让论文写作者在尊重实践的基础上拥有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写作精神，使写作者避免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和臆想之中。其次，马哲的矛盾思维能让论文写作者在承认、分析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拥有寻根究底、勇对困难的开拓精神，使写作者能够把那些人们不大追究的问题作为“问题”进行大胆的怀疑和追问，为设计新的写作方案找到突破口。最后，马哲的批判思维和反思思维能让写作者拥有对其写作的前提、基础、方法、过程或结论等进行批判和反思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写作者以独立思考取代人云亦云、以自主建构取代依葫芦画瓢所必需的。

(五)促成有独创的论文写作成果

马哲本质上是一种创新哲学，其思维特征与致力于形成独创性学术理论成果的论文写作，在尊重实践、注重批判及反思等方面是一致的，这使得马哲思维一旦融入论文写作中，就会让写作者在立足实践的同时，一方面能够展现自觉进取的意识和追求卓越的价值取向，将自己置于写作主体的地位，另一方面能够以实事求是、批判反思的态度去尽力发挥其作为写作主体的创新能动性，使论文写作目标由可能变为现实。这对于提升论文写作者的能动性并促其形成富有独创性的论文成果，无疑具有现实的积极影响。

大学生论文写作中的哲学思维缺失状况分析

为了解大学生在论文写作中的马哲思维运用状况，笔者经过对湖南理工学院365名大学生的论文分析及问卷调查，发现大学生在论文写作中存在“马哲思维贫困”的现象，马哲思维的缺失状况令人担忧。

(一)大学生论文写作中马哲思维的缺失种类较多、缺失程度较大

实践思维、唯实思维、辩证思维、批判思维和反思思维是五种常见的马哲思维。为测定大学生在论文写作中运用这五种思维的程度，笔者将它们被运用的程度设定为四个可参考的项，即“运用很充分”“运用比较充分”“运用不大充分”“运用毫不充分”，并分别记4、3、2、1分。按照这种方法对大学生论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这五种马哲思维在论文中运用程度的平均数值分别为2.89、2.90、3.08、1.10、1.00，其均值大多处于1分至3分之间。这说明大学生论文写作中马哲思维的缺失种类较多，而且马哲思维的运用程度都欠充分。

(二)大学生论文写作中马哲思维缺失的根本原因是缺少有效的马哲思维教育

笔者在问卷调查中给每一个影响马哲思维教育的因素子项列出了四个可选答的项“很认可”“比较认可”“有点认可”“不认可”，并分别记4、3、2、1分。调查结果显示，影响马哲思维有效教育的因素按程度大小排列，依次体现为：(1)教师因素，包括马哲思维教育内容缺乏，马哲思维教育方法不当，马哲思维教育与论文写作教育脱节等，影响均值为3.54分；(2)学生因素，包括学习马哲思维无兴趣，不用心把握马哲思维，不主动在论文写作中运用马哲思维等，影响均值为3.52分；(3)学校因素，如不重视马哲思维教育在论文写作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影响均值为3.39分。如果各因素分值在3分以上的为影响大，4分以上的为影响很大，那么可以看出，这三大影响因素的均值都处于影响大和影响很大之间，说明教师、学生、学校都是影响马哲思维教育有效性的重要因素。这就告诉我们，如果马哲教师只是一味强化其教育的德育功能而疏忽其论文写作的教育功能，或者大学生学习马哲思维态度不积极，或者高校不善于处理马哲思维教育与论文写作教育之间的关系，那么都将极大削弱马哲思维教育培养大学生论文写作能力的功效。

以提升大学生论文写作能力为导向的培养对策

上述调查结果表明，培养大学生的马哲思维以提升其论文写作能力，对于高校来说，已迫在眉睫。恩格斯曾经告诫人们：“哲学思维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2]465问题是，我们在加强马哲思维教学的同时，切忌泛泛而谈，而须在培养内容和培养方法上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

(一)有针对性地安排马哲思维培养内容

这主要是针对一些大学生在论文写作中存在的诸如自以为是、探究问题能力不足、满足于即时求解等问题，借助相关的马哲思维教学，让大学生把握论文写作的技巧。其一，学会对论文写作的正本清源。马哲的唯实思维和实践思维主张人的思维必须与客观实际保持一致，并且强调实践是认识产生和发展的唯一活水源头，为人们写作论文给出了“本”“源”问题上的答案。所以，在马哲教学中，教师要注重揭示唯实思维和实践思维的科学性、客观基础和必要性，引导大学生在论文写作中尊重客观实际和实践，自觉摒弃神秘主义、先验主义和经验主义，以确保自己的写作活动能够立于可靠之本、始于本来之源。其二，擅长对论文写作对象的穷根究底，即将写作对象所涉及的问题及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或第一原因发掘出来，以促进问题的有效解决。为此，教师可以运用马哲的辩证思维，如整体思维、联系思维和矛盾思维启发学生。其三，在论文写作中展示具体理性。为了帮助大学生揭示论文写作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教师应特别向大学生阐明马哲在揭示自然界、人的认识、人类社会的本质和规律时是如何运用“从抽象到具体”这一辩证逻辑思维的，使大学生面对论文写作对象时能够从对该对象的感性认识出发，经抽象思维，形成对其某一特性的简单理性认识，再通过拓展和深化，达到对该对象诸多特性乃至本质或规律的复杂理性认识。实践证明，大学生只有经常接受辩证逻辑思维的训练，其在论文写作中才能不为细枝末节所惑，而在反复的思维训练中求解出写作对象的本质与规律。其四，精于对论文参考文献的理性批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教育学生敢于对参考文献予以理性的质疑和评判，既善于发现其不足，又要确保其合理性，使大学生自觉摆脱落后观念的束缚，培养其运用参考文献的能力。而为了培养大学生的这一能力，教师有必要向他们阐释马哲是如何运用实践的武器对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等哲学思想进行深刻批判的，使他们在领悟马哲的卓越批判能力之后，也能精于对参考文献的理性批判。其五，反思。对基于批判他人文献而形成的论文，作者要进行合规律与合目的的自我批判，自我反思，以进一步完善论文思想。

哲学小论文篇2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作为“两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课程体系的理论墓劝，其地位至美重要。本文就如何提高哲学教学的实效性这一主题，从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哲学教学的定位问题、哲学教师的地位与作为的关系问题，哲学教学的内容、方法的改革问题进行了思考。

“两课。教学如何走出困境，真正发挥“两课”的作用，使它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背景下既有地位又有作为，无疑是每个从事“两课，教学的教师乃至高校党委领导必须高度重视且认真对待的间题。本文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改革进行一些思考。

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课程体系的理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增强哲学教学的实效性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提高哲学教学的有效性从根本上说是个认识和实践的问题。就认识而言。主要有两方面:首先是哲学教学的定位问题。哲学学科的性质是教学定位的内在根据。从哲学的本性看，它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以人类思维的最高形式来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古希腊一些哲人就把哲学定义为“智慧之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中国的先哲说，作为“爱智，的哲学就是“究天下之际，通古今之变”。因此哲学不同于一般的知识陈述，而是要启发人的思维。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哲学思维代表民族发展成熟的程度和水平，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没有辩证思维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对于个人而言，哲学水平体现着人的素质，境界和思维能力，大凡有成就，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无不具有很高的哲学思维水平。爱因斯坦曾对人说:“与其说我是物理学家，侧不如说我是哲学家’。既然哲学是一种智慧，能够塑造人的整体思维素质。因此哲学教育应当成为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起着其他教育所不能取代的作用。从哲学的功能看。主要表现为教育和应用。以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功能最本质的特征。只有在正确的哲学理念指导下，人们才有可能从本质而不是现象上形成对自然、社会、人生等诸多复杂问题的正确认识，进而树立起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理想，并内化为信念。当它最终凝聚成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时，哲学教育也就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以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功能的显著特征。真正的哲学既不是教条式的理论说教，也不提供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而是一种教给人们如何面对现实世界去思索、批判和创新的方法。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并不要求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栓脸疑团。如果我们的哲学教学能在这样的层面上展开与学生的对话、交流，让他们经受哲学思维的训练，无疑既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又能增长其悟性和创新意识。

在哲学教学定位的问题上还有一个必须解决的重要的认识问题就是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二者作为不同的学科各有其特定的性质和功能。哲学在人的整体思维素质的训练中，注重人的创新精神的培养，而创新正是拼证法的批判和革命精神的体现。新世纪社会需要的首先是一种具有很强创新能力的人才，只有拥有持续创新能力的大t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国家才有强大的竞争力，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有26次提到创新，教育部在《21世纪教育行动目标》中明确地把提高人的素质、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力作为教育行动目标。就此而言，哲学的教育功能起到了其他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哲学的目标指向不同，政治是出于维护阶级利益、阶级关系而采取的直接的策略、手段和组织形式，显然二者分属于不同的层次。因此简单地把哲学与政治、哲学课与政怡课等同起来，必然会影响哲学教学的效果，甚至在某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会严重破坏哲学的声誉。当然消除把哲学课与政课简单等同起来的认识和傲法，并不是要完全否认二者的有机联系。事实上在哲学为政治理论思想形成和实施政治行为提供指导作用的同时，政治也会以自身的方式影响着哲学。

哲学的本质和功能表明，在哲学教学中我们需要让学生掌握的，应该是作为智惫的哲学，而不是一些抽象的关于哲学的名词和术语的堆砌；需要培养学生的，应该是哲学的思维能力，一种批判的、富有创造力的创新精神，而不是仅仅作为政治的淦释或教条化的说教。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定位，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探索哲学教学的手段、方法和途径才可能是有成效的。

其次是哲学课教师对自身的地位与作为的正确认识。哲学课教师担负着与其他教师同等重要甚至更艰巨的教育任务，理应得到社会的承认和重视。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事实上存在着对‘两课’的不重视和‘两课’教师地位不高的状况。究其原因既有客观的又有主观的。从客观上说，一是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使得人们更加关注直接的经济效益，偏重实务应用而轻视作为“形而上。的哲学。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其地位与哲学形成的鲜明反差；二是传统的哲学理论本身的问题，由于它与现实社会发展的某些不相适应，因而有时还不能为实践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三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使它在一定程度、范围上成为政治让释的工具。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哲学的声誉，也必然影响到哲学教学的地位。从主观上说，一是教学本身缺乏针对性，由于理论失去现实的支撑变成空洞乏力的说教。事实上只有不断的追踪社会发展的轨迹，才能使教学内容具有时代的气息，具有生命力；二是教育者本身缺乏信心。外部环境的影响使越来越多的教师“转轨。，选择更有“前途。的职业以改变自己的地位。师资队伍的不稳定对哲学教学无疑是雪上加霜。

笔者认为“地位’与“作为。是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的。提高“地位”关键在内因，在于教师主体性的觉醒，在于对自己所选择事业的追求与执着。如果没有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哲学教师就无法摆脱‘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有所作为才能东得自己的地位。因而我们需要在两块阵地上充分发挥作用:一是教学阵地，调整教学内容和改进教学方法，努力体现哲学的本质特征和功能，使它具有特色，特点，从而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吸引力；二是学术阵地，通过学术研究将成果引人教学之中，这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也是最需要重视和最需要化功夫的。只要我们对自己从事的事业充满自信心，坚持改革与探索，坚持对现实社会诸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思考，通过自己的作为改变哲学教学的现状，我们的努力首先会得到学生的承认，进而得到社会的承认，这时也就获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由此可见，对于哲学教师本身而言，·作为’是“地位’的前提条件，“地位’是“作为’的必然结果。当然，从外部环境看，‘两课’教师同样需要得到学术乃至全社会、学术界的支持和关心，这种关心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口头、形式上，而应名实相符。

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有效性更是一个实践问题。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植根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的现实之中，如何引导学生用辩证的思维反思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和人生，如何训练学生的哲学思辨能力和创新精神，这是一个重大实践性课题，需要在哲学教学改革中深人探索。

首先是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和探索。一是注重哲学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知识结构的更新。从现状看，哲学教材相对滞后。改革开放2f?多年来，哲学界的研究成果是丰硕的，但这些成果主要是以专著和论文的形式存在，而将它们引人哲学教科书和哲学教学的程度和层次则非常有限，再加上教师个体之间的学术水准和教学能力差异，又有所不同。这些情况必然制约哲学教学。重视哲学教科书及教学内容的更新，重视教师知识结构调整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是摘好哲学教学的重要基础。二是注重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理论的魅力就在于它植根于实践，来源于实践。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纵观哲学发展史，任何哲学理论的发展都得益于社会实践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同样如此。因此我们教给学生的不应该仅仅是一些原理，而应该是方法；还要回到现实社会，用唯物辩证方法对现实社会问翅进行分析，用理性来思考和探究事件的本质，在批判中建立新的认识。这样。理论就不会是抽象的教条，而具有实际的内容；对实际间翅的认识也不是就攀论事，而可以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在教学中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可以采取专尼化亦即‘问理化翔的形式教学，这些间翅包括学生的思想实际和杜会主义建设中的现实间翅。这种教学可以改变传统的按章。节、目服本宜科式的教学方法。克服教学中普遭存在的“脱节’现象。增强现实感和针对性。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内容是很多的:，如联系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城市职工分流下岗的间瓜以及社会贫富差距问胭等；联系精神文明建设，妙及经济伦理道裕、精神生产力可持续发展间翅等；联系政治体韶改革，涉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脸教训，还有中国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法制不健全带来的各种“设租’。‘寻租”现象，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腐败，特权导致的两极分化等: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涉及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如何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土化、中国化等。对上述学生感兴趣的热点间翅分析得透彻，且有理有据，必然会产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三是合理安排教学的总学时。对哲学授课学时的安排。既要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科学性和严密的逻辑性。又要体现其与现实结合的时代性。我们尝试着用总学时的70%作为哲学墓本原理的理论教学,30%的学时用于专皿化教学。在进行理论教学时。既要避免与中学政治课教学的重复性，又要适应大学生以后多加研究生人学考试的摇要，对现行的教材进行恰当处理。在进行专瓜化教学时，注惫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让学生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让学生将哲学智慧运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以理性认识人生的目的和惫义，以理性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让学生认识全球化的世界。中国改革与发雇的本质以及自身的地位与贵任等。

其次是对考核方式进行改革和探索。考核是整个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规的考核方式主要是笔试，其中包括大的死记硬背的成份。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考核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的思维能动性、创造性，是使教学过程始终处于被动状态的重要因素。因此对考核方式进行积极的改革探索，既是教学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欢质教育的应有之义。在实践中我们采取了小组论文和小组答辩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价。具体过程为:教师设计论翅。学生以4--5人为一组选择论题；小组成员枪索资料；通过小组集体讨论拟出论文提纲；教师逐一听取每个小组的代表对论文所作的思考并进行交流；形成近5000字的论文，并注明所引用的参考资料、文献‘小组论文答辩；综合小组成员的课堂表现、论文写作态度、论文的质里和答辨的情况给出成绩；选择优秀论文由学生自行排版设计成册。

哲学小论文篇3

关键词：；哲学；世界

中图分类号：B0-0

马克思哲学是一个气势恢弘、博大精深、睿智通达的思想体系。它站在人类文明制高点，是人类思想宝库中的瑰宝。在讲授这个思想体系时，笔者有以下若干感受。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卓越的传承者、发展者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就是“哲学之王”，“辩证法大师”。的“两论”“正处”等著作对中国社会矛盾和革命与建设的经验，进行了哲学上的升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都作出了极为杰出的贡献。哲学具有理论上的高远的气度，高明的识度，更带有鲜明的实践哲学的特点。一方面通过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的总结，凝炼了哲学的一般原理；另一方面，又通过实践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原理转化为具体的政治哲学、军事哲学、经济哲学与思想与工作方法。

二、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严格地讲是一门观世界的学问，怎样来观察世界的学问。

证伪主义哲学家波普尔认为世界分为三个世界：物质世界、精神世界、思想世界。

从当代人文与自然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世界可分为由相对论、宇宙学所研究的极大的宏观世界；以分子生物学、量子力学所研究的极小的微观世界；以复杂系统理论所研究的极其复杂的世界（如人类社会、生态系统、思维系统）。

从学科角度来看，有神话的世界（对自然世界的超越），宗教世界（对世俗世界的超越），艺术世界（对无情世界的超越），科学的世界（对经验世界的超越），伦理的世界（对小我世界的超越），哲学的世界（对有限世界的超越）。

哲学不仅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能指导我们“正确地做正确的事情”。哲学也是时代精神，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哲学也是智慧之学，如马克思所言“来世的智慧即宗教”，“人世的智慧即哲学”。哲学也是自由之学，是争取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武器。哲学也是生活的艺术，使人的生活境界超越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达到天地境界，即一个精神上高度自由、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使人生成为一种“诗意的栖息”。哲学也是一种批判的武器，对理论进行批判、对实践进行批判、对自我进行批判、对批判进行批判；哲学也是一种文化，一个国家若没有哲学，恰像客厅没有字画一样，不免降低了这个国家的文化品格和地位。没有哲学的人民，不论做什么事情，都不免流于浅薄和粗俗。哲学也是一种学科，当代哲学已经形成相应的一系列“部门哲学”，“应用哲学”。如科学哲学、人本主义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管理哲学、艺术哲学、法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建筑美学等。

综上所述，世界是五光十色的，不是单一色调的。哲学作为一种不能顾名思义，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的学科，对它的解释应采取多解论，不应采用一解论与无解论。

三、

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思想成果，就是不再简单地将规律分为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而在各个学科领域中发现了不同于经典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规律，并把规律分为动力学规律（根据牛顿力学的方程，系统的初始状态能单值地决定系统以后状态）和统计性规律（大数目现象整体表现出的带有概率性的本质联系）。当代混沌理论还揭示事物的发展不仅具有规律性，而且存在不确定性、分岔性。“条条道路通罗马”，可能有的道路通往火星。若事物发展处于混沌区域，会存在“蝴蝶效应”（巴西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在美国加州可能引起龙卷风）。事物的发展是规律性与混沌性的统一。

邓小平同志讲“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从邓小平同志的论述中可见对外开放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关键因素。而不象有的教科书讲的，外因对事物发展只起加速或延缓作用。即不对外开放，只是一个加速或延缓现代化建设的问题。诚然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复杂系统理论告诉我们一个系统必须由系统的子要素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协同作用才能形成有序结构。但一个有序系统必须是一个开放系统，必须向外部环境开放，从外部吸收能量和信息，抵消内部的熵增，才能使系统从平衡到不平衡；系统间相互作用从线性走向非线性，从不相干走向协同，从微涨落到巨涨落，从无序到有序。可见外因它能直接参与与决定事物的发展趋向和方向的，并不是对事物发展只起延缓或加速作用。内因决定了事物发展的可能性，某些重大的外因是使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先决条件和至关重要的因素。

当代自然科学的成就，如相对论、量子力学、基本粒子理论、分子生物学、现代宇宙学，极大地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意识观、时空观、运动观。信息科学、生态学、复杂性科学使人的思维方式从简单走向复杂，从线性走向非线性，从一元走向多元，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机械决定论走向辩证决定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规律和基本范畴。正如恩格斯所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3）我们应当学习和吸收科技革命最新成果，对之进行总结和概括，促进马克思哲学的时代化。

参考文献

[1]文集（上下合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794（同民建与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

哲学小论文篇4

议论文犹如京剧一样，它是一种综合性文体。而哲学是人们对于自然界、社会、思维的根本观念的理论体系，因而从思维的选择角度出发，亦即运用哲理思维来帮助学生提高写议论文的能力，这就为学生铺设了一条捷径。学生掌握了这种思维手段，就能抓住本质去论证问题、讲清道理，而不致于陷入议论文的迷魂阵。也只有了哲理思维方式，才有可能丰富学生的辩证分析能力，提高学生写议论文的水平。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善于为学生寻找哲理思维的途径，拓展哲理思维圈，比如集中寓言教学、进行比喻教学、编写哲学小故事、开展对辩演讲、进行看图作文、搞专题调查、搜集名言格言等，这些是拓展学生哲理思维圈的行之有效的手段。通过教师精心编织的这张哲理思维网络，可把学生逐步引进议论文的大观园，从而让他们掌握辩证分析问题和写议论文的钥匙。

集中寓言教学是扩展学生哲理思维的有效形式。寓言是一种古老的文学体裁。一种带有劝喻或讽刺的故事文学。它借此喻彼，借远喻近，借小喻大，借古喻今，寓深奥的道理于其中，把难懂的道理形象化。理应是我们对学生进行哲理思维教学的好教材。我们不妨将现有教材的寓言集中起来进行语寓言专题教学，并对这些寓言逐个进行归类分析，让学生领悟这些寓言所隐含的哲理。殊不知一个寓言即可打开一扇思维的门窗，而把众多的寓言汇集起来，便可收到“洞天石扉，訇然中开”的效果。

进行寓言专题教学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明确寓言在论证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一文中，作者巧妙的运用了“滥竽充数”这个寓言故事，论证了要善于当实干家的道理。作者选用这个论据，从反面加强了文章的论证力，这里可以让学生设想，如不选用这则寓言，文章就会显得索然寡味；相反则会让人们从南郭先生的结局中领悟出正确的生活准则。

教会学生打比方，进行比喻教学，也可增强学生的哲理思维能力，说得更透彻些，打比方是一种辩证说理的艺术。

议论文常常用到比喻论证。鲁迅先生的《在文学和出汗》一文中运用“出汗”比喻人的阶级性。在《拿来主义》中，运用“大宅子”比喻文化遗产。以“孱头”比喻拒绝借鉴的逃避主义者、以“昏蛋”比喻虚无主义和左派幼稚病患者、以“废物”比喻主张“全盘西化”的投降主义者，再以“鱼翅”比喻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以“鸦片”比喻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与糟粕互见，以“烟枪和烟灯”比喻文化遗产中的旧形式（如八股文、骈体文），以“一群姨太太”比喻腐朽糜烂的色情文化之类。鲁迅先生在这里一连运用了九出比喻，极其形象而明白地论证了拿来主义的正确主张。

编写哲学小故事，可以激发学生进行哲理思维的兴趣。这种教学形式是通过学生的哲理思维实践去增强学生的哲理思维能力。学生可以将他平时的观察体验通过某一火花而爆发出来，以表达他对客观事物的形象化认识。可以让学生创作新的寓言、生活小品等，蕴含哲理、意在言外，这种教学形式可以促使学生的想象力进一步向哲理思维高度升华。即是说他不仅要创作故事，而且同时还要思考他的创作究竟要说明何种道理。

学生编写了哲学小故事，还要让学生运用他所编写的故事作论据写议论文。这种编和写的连环法，即可使“编”能更好地为“写”服务。这较之那种单打一的“编”法，肯定略胜一筹。

看图作文是深化学生哲理思维的新形式。它是近年来高考作文中经常出现的一种形象化手段，对照画面写文章，触景生情，浮想联翩。横看成岭侧成峰，多少哲理尽自画面而来，简练的一幅画可谓无声的文学，有些竟是蕴涵极深的幽默文学，寓庄于谐，寓哲于内，令人一咏三叹，可以唤起学生无尽的遐思，曾有这样一幅漫画：鲁迅先生面容清瘦，穿着旧布衣衫，而站在面前的阿Q却穿着笔挺的西装，挺着大肚皮，夹着鼓囊囊的皮包，并傲气十足地对鲁迅先生道：“老鲁，我赞助一万元，你把这传重写一下！”诙谐的画面令人深思：今天的“鲁迅”依旧清贫；今天的阿Q却大为变化。画面含蓄地批评了当前脑力劳动者与部分体力劳动者在经济上的反差，以及说明了这种反差亟待改变。学生面对这幅画面曾产生几种议论：有的认为钱能改变一切；有的认为这是讽刺赞助……经过评讲，最后才帮助学生推论到前面的本质（主题）上来。

对辩演讲，是变练笔、眼练为口练。总之，通过多种形式的训练以达到促进学生哲理思维发展的目的。对辩演讲的关键是选好演讲题目，主题一定要能引起学生的争辩。例如，老师可以让同学们面对一个大学生和一个大款见面相互表示羡慕的情景进行辩论。通过这种形式它能变学生的被动地位为主动地位，变消极思维为积极思维，从而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应变能力。至于要回答“究竟羡慕谁”的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弄清楚知识与金钱、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抛开从人生观的角度去分析问题，避免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那种难以得出结论的局面。学生通过演讲，最后澄清了某些片面的想法，尝到了辩证分析的甜头。

哲学小论文篇5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哲学基础;和谐社会建设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3-0008-0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建设哲学的中国形态。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并不是要创造一个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立的思想体系,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宏大背景下,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建设新世界的哲学突出出来,并使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革命是破,建设是立,破和立不可分,破是为了建设新世界,而新世界的建设不是空中楼阁,马克思是在对旧世界的批判中阐明未来原理的。斗争哲学和建设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发展的两个方面。旧社会的发展中就蕴含着新世界的萌芽,破和立是辩证的。因而,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新形态,主要是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要求,建立一种有效指导其实践的思想体系。因此,基本的方法论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一、破和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发展的两个方面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适应时展提出的任务而产生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哲学必然发生研究主题、研究重心、研究内容、研究方式和理论形态的转换。一个时代的哲学不过是哲学家对他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作出的一种回应。哲学形态是哲学的理论内容与形式结构的动态有机统一,一定哲学必然以其理论形式提升当时的时代精神,融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哲学形态,并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哲学思维的发展而处于动态演进历程之中。[1]对此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一节中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都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同样也会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不同民族的具体社会实践而发生哲学主题的转换,即随着时代的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今天的和平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也必然要求由革命哲学向建设哲学转变,并彰显其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功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19世纪40年代,时代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分析当时的时代性问题过程中确立起来的,且主要是通过革命和批判的手段来实现其哲学的功能,因而带有浓厚的革命哲学的色彩。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失落和社会生活中的非人现实,是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思想探索和现实批判的深层原因。[3]反思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直接从现实出发去解答时代课题,而是通过对哲学的批判改造返归现实,从而解答时代课题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对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在对哲学和现实的批判反思中产生,同时马克思主义也是在与国际工人运动中形形的机会主义思潮的批判和斗争中实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创立后与普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杜林主义、拉萨尔主义、经济主义等一系列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彰显了其革命和批判的哲学功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用来指导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事业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其整个哲学理论体系中,既包含指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方法论,也包含建设政权的科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从自己的实际需要出发来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表现为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革命成功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同的实践需要使得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选择了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中的不同内容,即长期的革命实践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革命和批判的哲学形态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完善,而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实践的短暂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性的认识的不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设性形态没有得到足够的发挥。从历史上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致力于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事实造成了人们普遍强调斗争哲学。因为斗争哲学是革命的哲学,是质变的哲学。正是在斗争哲学的指引下,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同时,也在无形之中,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和谐因素被“长期遮蔽”,人们错误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斗争哲学之间画上了等号。[4]但是,并不能就此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存在建设哲学。

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使一种社会制度成为社会进步的桎梏,必须用一种更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社会制度来取代它时,革命成为必要,革命哲学顺势而行。当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确立后,通过协调和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以建设和维护这种制度为必要,因而需要建设哲学。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又是一种建设哲学。人们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包含社会主义建设哲学进行争论,就是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历史发展的特定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关社会建设、社会关系协调发展等内容被人们所忽视,为革命的批判的内容所掩盖。从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政权的实践课题就提出了,但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1949到1978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虽然用建设哲学指导实践的任务已经提出,但是社会主义建设哲学并没有形成。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以敏锐的眼光看世界,提出了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构建以各国具体实践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新任务和新方向,即“我们要跳出斗争绝对性主导支配同一性的思维模式,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从被遮蔽的和谐思维向度中澄清出来。”[5]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设的方面

哲学与实践应该是对应的,哲学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由于我们党有丰富的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正是由于我们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叙述形态的社会主义建设哲学,中国社会主义在现代化建设中又不可避免地呈现出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的提出,既是这种哲学滞后的原因,又为这种哲学的构建提供了机遇。

1.新世纪新阶段的阶段性特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依据。矛盾的提出和解决是事物辩证发展的根据,矛盾的存在是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前提。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阶段性特征,总体表现为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具体表现为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环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严重影响社会和谐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这是我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重要原因。

2.意识形态改革的滞后性是造成构建和谐社会任务的哲学依据。事实上,30年改革开放,意识形态改革是相对滞后的。传统的陈旧的意识形态不仅不能完全解释当今的社会现实,反而加深了社会矛盾和冲突,意识形态必须忠实于客观实践的发展。从哲学的具体形态来讲,就是这三十年来我们在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斗争的思维依然在起作用,完善的社会主义建设哲学并没有形成。意识形态改革不到位,理论创新不到位,理论提升跟不上,更深层次的改革就不可能深入,改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就难以解决。革命胜利后,当无产阶级政党代表人民大众执掌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这时指导思想就应该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即从主要是打破旧世界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新世界的转变,实现由革命哲学到建设哲学的转变。

3.经过三十年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没有最终形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直接原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在哲学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批判了各种“左”的与右的错误思潮,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哲学主题转向的任务。“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即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维路径发生了根本转变的关节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这样一种建设哲学。由于在哲学思维方式上的革命性变革,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国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经过理论提升的、有意识地建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形态并没有形成,斗争哲学还自觉不自觉地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斗争哲学把“一分为二”的矛盾观作为普遍方法论观察判断万物之间多维的、全面的、活生生的联系,本质上还是形而上学的,它在不相容的两极对立中思维。尽管在依具体对象的性质而展开的领域中可能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它每一次都有一个界限,一旦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斗争哲学片面地强调“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由此机械地把自然矛盾运动与人类社会运动混为一谈,把社会对立面的斗争作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固定模式和唯一动力,习惯于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寻找对立面,习惯于用斗争乃至对抗的方式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于是,斗争成为目的,运动成为一切,而人则成为革命运动和经济发展的手段和工具。在发展的名义下,人的价值、人的需要、人的享受被漠视,从而使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对立,使人的政治利益与人的经济、文化利益相对立,使每个人的发展与一切人的发展相对立。

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哲学思维转换的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一个阶段,也是其发展的目标。建设的实践需要建设的哲学、建设的思维为指导,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既是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形成系统的建设哲学形态、没有完全实现建设思维转换的结果,更为我们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设方面、构建一个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哲学提供了深刻的实践基础和机遇。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发展与构建

哲学主题的转换,与社会实践主题的变化密不可分。哲学形态从革命哲学向建设哲学转换的过程,就是建设哲学大众化的过程。建设哲学大众化的过程就是哲学工作者理论提升和哲学建构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建设哲学,而是社会主义建设哲学,也不是一般科学社会主义或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哲学,而是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本质和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前30年,革命哲学为主,有建设哲学。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们实行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建设与革命同时并举,它们是“一体两翼”的关系,很难说谁最重要,只能说谁都离不开谁,但指导思想上革命的思维占主导,尽管是和平的革命。1956年以“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为标志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结束,我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是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这一历史形态和实践主题的根本性转变,要求反映和适应这一转变需要的哲学也要随之发生变化,历史发展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要求。然而哲学界对于哲学主题的转换缺乏自觉的和明确的意识。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曾多次努力实现这种转变,但转了几次没有成功。这一转变多次被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打断。我们的实践的哲学仍停留在革命时期的哲学上,继续沿用革命哲学的思路和方法去处理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矛盾、新问题,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注定了2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发展。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30年,革命哲学向建设哲学转变,以建设哲学为主,但革命哲学仍起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在哲学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哲学主题转向的任务。“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是中国共产党的哲学指导思想,即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维路径发生根本转变的关节点。那些人们早已习惯了的革命思维框架被打碎,那些曾经被普遍使用的阶级斗争的手段,逐渐被建设哲学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所取代。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总体上说,所体现的哲学思想是建设性的。但是改革开放的30年,这种哲学并没有最终形成。非此即彼、运动思维、战争思维、政治化思维,在改革开放的30年从来没有停止起作用。如邓小平多次讲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我们动辄就说要打好××的攻坚战等。这些提法表明,共产党人的思维还没有从根本上从革命哲学的思维框架中彻底摆脱出来。

第三阶段: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提出后,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明确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宏大任务,科学发展观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新形态。梁树发教授指出,科学发展观以其特有的理论内容和逻辑形式,向我们传递了一种明确的信息,即一种关于建设的哲学,一种社会主义建设哲学,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在成熟的意义上已经形成。“以人为本”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科学的人学基础,既表明了发展的根本目的,又表明了发展的本质和内涵,即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的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而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科学意义和价值意义的统一。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实现经济社会更好更快的发展,即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体现发展的质和量的统一。[6]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发展的历程看,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有两种形态:一是泛哲学意义的,指的是执政党的指导思想,这种哲学已经存在,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二是经过理论提升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和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何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适应的建设哲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哲学家们进行了探索。韩庆祥教授认为,新时期哲学理论要发挥对时代变迁的引领作用,就必须在塑造和引领新的时代精神方面有所作为。总体来讲,建构建设范式的哲学,应在理清哲学主题、基本问题、研究方式、分析框架和核心理念等方面下工夫。[7]梁树发教授对“构建以和谐思维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哲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指出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和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和规律的学说。[8]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首要的任务,是哲学家所进行的理论提升,即实现从文本形态的社会主义建设哲学向叙述形态建设哲学的跃升。这些文本形态的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哲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即马克思主义建设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就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客观存在的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文本形态,这些哲学思想主要蕴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理论体系的各种具体问题的具体论述中。因此,哲学家有三项最基本的工作要做,一是首先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思想的剥离;二是进行理论综合;三是进行理论体系的建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包含丰富的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思想,但这些思想主要的存在方式是附着、蕴含、体现,它需要理论家的认知、理解并解构。进行剥离后的建设哲学是凌乱的、不成体系的,需要进行综合和建构。同时由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主题和在实践中所解决的任务的不同,决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建设哲学不同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时也不同于科学发展观,但是,我们认为在关于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的探索方面,根本的东西是一致的,理论家的任务就是实现这些最一般的东西的综合建构。建构的任务最复杂,毕竟叙述形态不同于文本形态,它需要抽象,需要理论提升,需要建立起具有基本概念、范畴、基本原理、体系等理论特征的建设哲学体系,任务的艰巨性就在于此。

参考文献:

[1]韩庆祥,张艳涛.时代变迁与哲学范式转换――从革命哲学到建设哲学[J].北方论丛,2007,(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65.

[3]安启念.新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3.

[4]杨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J].唯实,2007,(5).

[5]熊进,李志洁.和谐哲学思维方式研究――从唯物辩证法思维的实质谈起[J].唯实,2009,(5).

哲学小论文篇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表现形式；问题；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一直以来是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随着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经历了上百年的历程，得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实践”的重要理论，推动了我国现代化政治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够被中华名族所认同和接受，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以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情况为基础来构建的哲学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概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最早是在1938年10月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提出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以中国国情和实际情况为出发点所提出的重要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则具有四个特征：第一，针对事情本身；第二，对时代精神的表达；第三；具有特定时空性；第四，不断地被本土化。根据马克思的构成和特征，从而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一个不断被深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概念最先是由艾思奇等所提出的，主要是讲利用辩证唯物论对中国通俗化和现实化问题的处理，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涵有着一定的联系，同时这一理论已经成功运用到科学、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历史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和丰富，在表现形式上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除了上述“一般涵义”，还包含具体化、民族化、通俗化的“特殊涵义”。所谓具体化，就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进行哲学概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所谓民族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继承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总结中国人民奋斗的实践经验，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所谓通俗化，就是用人民群众通俗易懂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原理，实现哲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有学者指出，特别需要在哲学范畴、语言的选择与创造上下功夫，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严谨、规范、富于论证性的学术品格。

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间不仅存在联系，同时还有一定的区别。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更为复杂一点，具有民族化、通俗化以及具体化等特殊内涵。其中民族化是指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方法以及立场对中国的哲学遗产和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和继承，结合实际经验，使其具有中国派和中国作风，同时还具备精神风韵、哲学原理以及价值取向等内容。通俗化则是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和原理的表达，在语言文字上必须要采用人民群众通俗易懂和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表达，使哲学挣脱书本和课堂的束缚，真正实现人们对哲学的理解，有效地利用理论知识来认识和改造世界。而具体化则是指对中国历史的经验和马克思哲学理论进行哲学概括，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辩证唯物论，促进中国改革建设的发展。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性，必须要把握好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近代中国的革命必须得有科学的方法论和世界观；第二，针对当前社会的不同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算得上是一种科学合理的方法论和哲学论。通俗地讲，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性来源于其在中国的实践，是近代中国革命所必须的。曾经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之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挥这么大作用，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近代中国革命需要这种理论知识，具备这种条件，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能够更好地被中国人民所利用。”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各种思想理论的比较过程中，慢慢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逐渐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俗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相关问题

目前，我国学者对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都抱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主要有现实和理论之争，部分学者为了超越这种概念，走上了现实与理论相结合的道路，大力倡导在实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时候，必须具备一定的学术视野和现实眼光，同时还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具备独立思考的空间，并保持清醒和理性的状态。这种理论虽然目前很受大家推行，但是其自身还是存在很多的弊端。比如，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是根据中国的实际问题所提出的一种哲学理论，而这种“结合论”的哲学理论在形态上还是比较模糊，从文化学基础上来讲的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将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从哲学的现实性意义上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将中国的现实问题融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根据以上所讲的内容来看，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体现的结构特征主要有现实性的坚持和理论性的保持。

我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在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的哲学理论，在特定的时代解决其实际问题，要想其理论更好地在一个国家实现，其主要前提是这个理论是否符合这个国家的需要。中国共产党，这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敏锐的捕捉到了时代的特殊，准确的在1938年10月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也深刻的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非是圣旨，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早在1930年5月就已经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明确的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国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相融合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不断变化的、是具有时代特征的，也正因为这一点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进一步的提出了人民民主理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方略，提出了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任务，并将党的工作的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由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上来。这是一次思想，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次艰辛探索，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继续和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历史车轮的行进，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出现了严重失误，社会主义事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的错误理论、方针和政策给广大干部、群众，甚至是整个国家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而此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同志，虽然在粉碎“”，开展揭批“”运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他僵化的的坚持“凡是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使得彻底纠正“”错误的要求和愿望遭到了严重的阻碍，党和国家在工作上出现了徘徊的局面。此时已经恢复党内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为了彻底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思想的科学性，强调了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旗帜鲜明地指出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由此党内开始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是继之后有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解放运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闭幕式上，邓小平同志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更进一步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高度评价了之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提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上来，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实事求是”的思想精华。而这一次的变革，不仅仅是邓小平新的理论的提出，更是一次“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结合，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时代、历史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之所以要中国化，除了解决中国实际性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避免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知识阻碍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根据中国的国情来讲，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也只适合西方国家，并不适用于中国，如果将其直接照搬的话，很容易阻碍中国的发展，并且不容易在中国环境下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但是要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也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从全球的文化形态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本身就具有世界和中国的“时代性”。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不单单只是一种精神上的辩证活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两种哲学形态之间的转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对中国的革命、建设以及改革进行指导的过程，并不是说全部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语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编制和表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结合中国革命、建设以及改革的实际情况，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的具体化，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形式。

针对我国的现实情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具有哲学化，根据中国建设、革命以及改革的实际情况，有效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研究中国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特色。比如，在中国民主革命的时候，曾提出“实践论”和“矛盾论”两大理论，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时所提出的“两类矛盾”理论和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理论，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中“实践论”和“矛盾论”两大理论对于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第二，方法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在实际工作中的领导方法、思想方法以及工作方法，使其成为方法论和世界观的统一体。其中实际工作方法就是对世界观的应用和体现，将科学的世界观转变成实际工作中的领导方法、思想方法以及工作方法，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比较突出的一个表现形式，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第三，群众化，简而言之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被人民群众很好地接受和掌握，成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武器。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真正被人们所接受，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和宣传，加大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第四，实践化，将理论知识有效地运用到实际情况中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符合中国国情，根据中国的特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要求和最高表现形式就是实践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表现形式，具有一定的实践和理论意义，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思考

21世纪的到来，国际的局势在不断变幻，世界已经从单纯的两极对抗，变成了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南北合作，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合作发展，已经成为了世界的必然。如何掌握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知识已经成为了当下中国整个时代的任务，而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更应该很好的去学习与实践。年轻的我虽然思想稚嫩，但我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有一些思想，我觉得：

（一）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并结合实际情况

通过历史经验可以看出，我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发展，其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具备一个正确的思想路线。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知识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社会的发展。对此，必须要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进行不断地改革和创新，使其更加符合时代的需求，同时还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制定具体的理论基础，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

（二）正确认识文化的多样性与指导思想，正确批判和继承传统和外来文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是以中国的文化为基础的，同时还与其他国家的文化是相互联系的，从而推动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多样性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其社会生活，但是在目前经济条件下，由于处在一种多样文化环境中，其思想领域经常会受到其他外来文化的影响。对此，对中外文化的优秀内容要进行有效地批判和继承，并且不断地进行创新，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三）大力宣传和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是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国家，其哲学传统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大力宣传和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加强人们的思想教育，积极开展思想教育活动，促进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要想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不仅要做好理论知识的教育工作，同时还要结合本国国情和实际情况，更深层次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内容，使其更符合中国特色发展，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尹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新阶段[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1）

[2]王桂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文本解读与形态创建[J].党政干部学刊，2011，（12）

[3]李岩，田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J].鸡西大学学报，2011，11（3）

[4]李成旺.历程、效应与展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再考察[J].学习与探索，2010，（5）

[5]于伟迪.浅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历史进程[J].大观周刊，2012，（23）

哲学小论文篇7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各种“割裂论”及其危害

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及其历史展现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1](P52)而且正是由于它“完整而严密”，才给我们提供了战胜一切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的世界观”[2]。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严整性是固步自封的、僵化封闭的，还是永恒发展的、与时俱进的?对此，应从两方面回答：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不是固定的、自足的，而是在实践中完成的，是在与时代的互动中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推动原则和建构原则”的辩证本性所决定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品格的内在要求。因为，它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不断地倾听来自时代和实践的呼声，并自觉的转化为改造现实的力量、接受实践的检验、汲取实践的智慧，才能不断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

另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也“远不是完备的”[3](P642)体系，那种“包罗万象、最终完成”的体系是与“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4]”。作为反映在“思想中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步显现出来的；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彻底性和一元性，也是通过与时代的互动并在这种互动中建构中恰当的时代表现形式而得以表征和确定的。可见，它的严整性既凝聚了原创者及其同时代战友、学生们的心血和成果，也凝聚了以后历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者、发展者及其战友和学生们的辛勤劳动成果，更凝聚了当代中国三代领导集体的突出贡献。从马恩的原理初创到列宁的重大发展而形成的列宁主义阶段，从思想、邓小平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进一步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这几座伟大的理论丰碑是一脉相承的、内在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表明，它是“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5](P341)科学体系，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的真理性、科学性和形式上的严密性、完整性有机统一的集中表现。对此，任何肢解和割裂的做法都是极其有害的。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就要与种种类型的“割裂论”划清界线，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历史、与现实、与实践、与科学割裂开来的错误做法。

2.“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表现

(1)有人借口马克思本人也拒绝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6]，或者借口马克思年轻时期手稿的被发现而制造两个马克思的对立，即作为人道的马克思与作为阶级斗争理论的马克思的对立，将马克思本人的完整的哲学体系被分割开来。(2)有人借口恩格斯在撰写《＜法兰西内战＞导言》和《＜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的前后两个时期理论观点的重大转变，即从“暴力论”到“和平转变论”的转化，而制造两个恩格斯的对立，使恩格斯统一的思想被分化。(3)有人借口列宁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后的理论变化，而将列宁主义截为两段，并以维护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新列宁主义”为幌子，而批判此前所谓“旧的列宁主义”。(4)有人要么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起来，认为前者重视历史唯物主义，后者则停留于一般的唯物主义；要么将马恩与列宁对立起来，认为前者主张“多国同时胜利论”和“兴社灭资论”，而后者则主张“一国胜利论”和“以资兴社论”等等。(5)更有甚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体系肢解为：“农民的马克思主义”、“工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人道的马克思主义”、“职业的马克思主义”、“穷汉的马克思主义”、“富国的马克思主义”等等[7]。

3.在俄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割裂论”的表现

(1)有人将改良家的马克思、现实主义的马克思与革命家的马克思对立起来，把马克思修正为它们自己所需要的、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历史论证的人道主义者。(2)有人将马克思的原本与对这一原本的理解对立起来，将列宁与斯大林对立起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头上堆砌了许多非法性建筑。(3)有人在所谓“新思维”中，宣扬民主的马克思主义与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在理论上有力的配合了西方大国对前苏联“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4)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经验主义、实践主义、唯科学主义对立起来，并以主观主义或者急功近利的纯经验主义替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把实践家与理论家对立起来，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等等[8]。国际上的各种“割裂论”，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跪着造反”，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9]。

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上的“割裂论”表现

(1)有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实际，在山沟沟里是产生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是化不出什么结果的。(2)有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思想对立起来，认为“‘老三篇’就代表了思想”，邓小平同志认为这种把马列主义与思想割裂开来的做法，“是对思想的严重歪曲”，极不利于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10]。(3)有人将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思想割裂开来，认为马列主义、思想只是革命的理论，而非建设的理论，我们处于建设时期，因而只提邓小平理论就可以了。这实际上是以邓小平理论替代了马克思主义。(4)还有人将“三个代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它理论形态割裂开来，曲解同志提出的“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的论断，认为实际上是要丢掉“老祖宗”仅用“三个代表”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等等。上述“割裂论”的种种表现，本质上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性和实践性的扭曲，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品质的曲解。不懂得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元本性与时代表现之间内在关系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将诱导重大的错误，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不统一，历来是造成组织上分裂、政治上瓦解的直接原因。

二、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研究中的各种“割裂论”及其危害

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内对各种问题的研究，即内在研究，这种研究对夯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彰显它的当代价值，表征它的科学性、真理性意蕴以及激活它的现代生命机能，从而确保它的完整性，可谓功不可没。然而值得警觉的是内在研究中出现了许多裂痕，直接威胁并消解着它的严整性。这种“裂痕”在理论上主要表现为：

1.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论与方法割裂开来。有人依据马恩的观点：如果结论不能得以发展，“就毫不足取”，如果它再变成“固步自封”的东西，则“毫无用处”，[3](P642)从而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方法永远大于结论，如果结论是金子，那么它的方法才是点石成金的手指头，因而结论是死的东西，方法才是活的灵魂。我们认为，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方法论的重要性，这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智慧窄化为方法，并使方法论与世界观相脱离，这不能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而只能说是对它的一种巧妙地解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内在统一的，有什么样的观点、结论，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方法不会孤立存在，任何方法都存在于对某种结论的谋取和表征之中，将二者割裂开来，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意义仅仅在于它的方法”[11]，这将直接危机到它的生存。

2.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与策略割裂开来。有人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因其抽象性程度很高，因而不能以纯然的、直接的形式发挥作用，从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具体实践中的作用很有限；相反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任何一个理论都密切联系着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项具体工作的政策和策略，并与之融为一体，成为实践性、可操作性很强的政策性论说。因而在当代中国，只强调邓小平理论或“三个代表”的指导地位就足够了。这是巧妙地解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严整性的又一歪理。因为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内在统一的一样，它的实践理性(策略理性)与理论理性也是内在统一的。列宁对此曾有过经典的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体现在各个方面，在理论与策略的关系上尤为如此。认为它的理论观点“总起来就构成作为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的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1](P52)

3.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功能与政治功能割裂开来。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功能高于政治功能，它的科学性、真理性大于实践性、价值性、政治性，它具有自动征服人心的内在魅力，在实践中学不学、学多少都无所谓；另一种观点则恰恰相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政治功能大于、高于理论功能，尤其对于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来说，这仅仅是一种政治需要，甚至认为其理性内涵较少，因而只要政治上重视就行了，勿须深入细致地学习。可见，这两种观点殊途同归，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功能截为两段，实际上则是将理论理性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割裂开来，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功能观上的统一性。

4.将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起来。有人认为带有“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被意识形态化、政治化了，其理论品位不高，哲学含量比较贫乏，在研究中应将二者明确区分开来。这种观点无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学脉渊承的一贯性，将马克思本人的观点与继承者、发展者的观点对立起来，实质上是否定贬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地位和旗帜作用，怀疑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与时俱进的内在活力。

5.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典诠释与现代旨趣割裂开来。有人依据我们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体系，是沿袭于前苏联三十年代的模式，强烈地打上了极“左”的政治烙印，是对前苏联单一计划体制的政治性迎合，已严重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义，因而只有回到原典的马克思才能消除传统框架的先在性强制，才能敞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动态历史原象。但是，正如俞吾金所指出的那样“回归从来就不是现在向过去的归属”[2](P36)，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味对现代旨趣和重大时代课题无动于衷，而只是说着只有少数业内人士才听得懂的话，它究竟怎样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呢?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返本与开新，应有机地统一于现代语境中。

6.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它两大组成部分割裂开来。历史上曾有人认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任何哲学，而应将它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观。而当代学界也有人主张马克思主义没有自己的哲学观，有的只是某些经济观点和某些策略思想以及为了装饰这些观点和思想的某些个别的哲学点缀；而且将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等同于三个组成部分，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拼盘，它的严整性应受到质疑。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核和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严整性最集中地体现于它的哲学理论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它组成部分割裂开来，实质上是从理论核心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7.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立起来。与前苏联的哲学家所主张的“推广论”不同，在我国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上是辩证唯物主义。不存在在它之外的什么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不能将之傍置或分割出去，而现行教科书中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列，只是为了凸现历史观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独创地位；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而辩证唯物主义与一般的唯物主义没有实质的差别，马克思向来对之持批判立场，而我国现行教科书上的辩证唯物主义不过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别称而已，保留它不过是为了延伸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这一名称本身已没有特定的内涵[12](P75)。这两种观点实际上都无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的严整性，大大贬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所具有的划时代变革的伟大意义。

8.外在细节问题上，还有将本体论与认识论、生存观与发展观、真理观与价值观、辩证法与历史观等等割裂开来的做法。这些内部的“割裂论”，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在其内部是通过各个部分、各个层次与环节的浑然一体、内在关联而体现出来的，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对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行“多方面认识的历史性总和”。这种“割裂式”研究不是什么创新，更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完善、自我超越，而只能弄断或挖空它存在的内在根基，使它退化与僵化。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外在研究中的各种“割裂论”及其危害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研究与外在研究也是统一的，其统一的根据就在于它自身的批判性。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中丰富它的严整性的，这既立足于它对自己不断提供的理论前提和内在结构进行批判性反思和审视并在这种批判中重构或重建，也立足于它对各种分支学科、部门学科、具体的实证科学和具体的实践活动的批判性反思和审视，并在这种批判审视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深层实现互补、互动与互渗。然而，与体系内部的研究已出现了诸多裂痕不同，它的外部研究中已有的裂痕正在扩张，严重危及着它的生存。这在理论上也有许多表现，主要有：

1.撇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世界各国哲学形态的关系，只重视内在研究。在学界，有一种纯学术化的理论格调，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作“精神贵族”，囿于象牙塔内而孤芳自赏，断绝与现代世界哲学的联系，仔细地品味着“高级精神奢侈品”——哲学概念。这种研究格调不懂得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哲学都处在相互影响、相互砥砺之中，“因为每个国家都不是与世隔绝的，它们相互之间在进行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中，哲学思想也必然互相影响”[13]的道理，既背离了人类理性认识发展的互动性规律，也不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度研究提供一个宽泛的世界性哲学背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处在一个封闭性、内耗性的小圈子里，因负熵流不断减少而丧失生机活力。

2.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有人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基本上属于老到成熟的、封建的、落后的文明形态，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属于现代文明形态，二者不论在研究模式、理论旨趣上抑或在文明风格、内在本质上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注入中国传统理念将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退化。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抹煞了中国传统哲学以特定方式映现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生活准则、生存智慧、处世方略的积极贡献，也抹杀了其具有现代性的、跨越时空间距的内在精神因子向现代文明跃迁、对接、融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也从根本上怀疑和否定传统哲学理念在剔除其历史附着的负面性之后，完全可能提炼、转化、活化其合理因子，并渗透到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作为健康的精神元素参与现代化建设进程，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14]。

3.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属于西方哲学传统，有人却将马克思对西方近代哲学传统的批判视作对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全盘抛弃，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因缺乏西方哲学的整体性背景或视域，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性取向一再逸出当代研究者的视野，严重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性价值。实际上列宁对此早就做过透彻的说明，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5](P341)。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确无论在阶级属性、理论实质抑或在发展形态、社会作用上都有实质性差别，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除了靠实践的推动外，它离不开西方哲学所提供的精神营养，也更需要从西方哲学的错误教训那里得到有益启示。因而，无论是捍卫或者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不能与西方哲学割裂开来。

4.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在当代学界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大量引介，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现代性范畴，而后现代主义属于后现代性范畴，二者既有时代之差又有民族之异，因而后现代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是一种异质性话语；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后现代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未来走向和根本出路，并致力于早日建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割裂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哲学关系，没有弄清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不期而遇的历史必然性[15]，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活在后现代语境中的真实意义：既彰显了在传统框架中被忽略、抑制乃至遗忘的部分，又使后现代语境中的现代性意蕴得以敞亮。这样，一方面，由于后现代性实际上是对现代性的一种重振或重写，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应保持内在的关系；另一方面，又由于后现代主义哲学本身是一种崩溃的逻辑、精神自杀行为，因而，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时空上或者在实质上都有着太大的间距[16]。

5.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失败”，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17]。而国内也有人认为既然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应该用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这种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独创的理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实践已失去了理论价值。在我们看来，这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实践的有机统一关系，不懂得我们虽然进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然而这种建设的每一步，我们所选择的各种路线、方针、政策等一切内容，都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指导，相反，却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内在灵魂和精神支柱的。而且，二十多年来的中外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正是由于我们致力于从理论上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正确的说明，建构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等才使得我们的建设顺利进行；相反，正是由于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重大理论问题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向，致使引导苏联的社会主义走向了歧途，最终断送了社会主义事业。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命运休戚相关。

6.在理论上还存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科技革命割裂开来，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界性背景割裂开来，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剧烈竞争的新动势割裂开来，与国内外各种思潮相互激荡的文化大背景割裂开来，与国内改革向深层推动所产生的正负影响割裂开来，与资本主义和其它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割裂开来，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我党的执政规律割裂开来等等，由于这些“割裂论”的存在，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外源因子的严重缺席，不能充分地激活其内源因子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与时俱进，也严重限制了它的先进性、科学性、真理性程度的发挥和强大生命力的展现。

四、小结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以及在我国当代学界内外研究视域中所存在的三类“割裂论”，既相互区别又有相通之处。一方面，其区别在于：

1.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及其中国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割裂论”，尽管产生的原因和具体表现各不相同，但大都主要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时代性、世界性互相对立起来所导致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作为民族文化的核心，它具有民族性，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理论形态；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又能够超越特定民族文化的限制从而具有时代性(共时性)；作为“世界的一般文学”，它又能凌驾于特定的民族和时代之上，并在不同的民族之间和时代之间进行“公共商谈”，形成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能范导一切民族和时代的世界性哲学(历时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时代性和世界性是辩证统一的，它虽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但它的功能和价值早已超出特定的德国疆域和时代局限，而成为一种活在各个时代和民族的开放性学说。在历史上，正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历史意义、永恒的历史价值和总体的精神指向功能的曲解，才兹生了各种各样的“割裂论”。

2.与前者不同，在学界的内在研究中，之所以会产生各种“割裂论”，主要是由于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阵营内部的激烈论争和相互碰撞所导致的。这种论争和碰撞主要产生于学院派别之间(如实践哲学、价值哲学、人学、历史哲学等等)、学院派与实践派之间、讲坛哲学与论坛哲学之间。与前者企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腌割、歪曲、附加和解构不同，内在研究中的种种“割裂论”，在学理上主要表现为学派或学人之间理论旨趣、研究论域、思维方式与方法、学术传统与个体知识储备等等方面的互异与疏离。应该说，这种局面对激活学界精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层推进并发挥建设性作用，是必要的、正常的。但又要看到在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并对之培根固本的重要性，否则就会割断或挖空它的理论根基，从而从内部它。

3.在外在研究中的“割裂论”，既与谱系学或学脉渊承上的对立有别，也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内部的内容、体系、结构与方法等方面的论争不同，而是在中西马之间、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这在学理上直接牵涉到能否及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与当代人类实践的合理化的辩证统一，也从根本上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趋向和前途命运。

另一方面，其相通之处在于：它们都是这样那样的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元本性与时代表现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之所以如此，关键则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与发展的“内在本源处”——科学的实践观的曲解或误解。只要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与实践、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理论功能与实践功能对立起来，或者是抓住其中一个方面而将另一个方面抹煞掉，或者将一种片面性融入到另一种片面性中，总之，只要偏离了科学的实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进展。而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推动它向深层开掘，就要首先正确的诠释和运用科学的实践观；而要正确的诠释和运用科学的实践观，就必须清除对实践及其本质和功能的上述种种“割裂论”。科学的实践观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性、时代性、世界性相统一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与体系、功能与方法相统一的基础，还是中西马以及各种意识形式取得辩证统一的基础，实践作为各种统一的串线，既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全过程，也贯穿于当代学界内外研究的各个层面的中。因而，只有站在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制高点上，才能打通并整合各种研究视域，消除种种“割裂论”的瓦解效应，以确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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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4.

[5]列宁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6.

[7]国家社科司组编.马克思主义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27.

[8]B.阿尔杜霍夫(前苏).哲学科学的改革问题[J].哲学问题，19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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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2.

[11]吕世荣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笔谈[J].河南大学学报，2001，(3).

[12]俞吾金.实践诠释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13]涂纪亮.现代世界哲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1.

[14]郭齐勇.儒家人文精神的特点与价值[J].新华文摘，2002，(6).

[15]杨耕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31.

哲学小论文篇8

本栏目将以问题为中心展开讨论，尤其欢迎不同意见之间的交锋，同时也欢迎广大哲学工作者的参与。

【 正 文 】

展望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前景，不能不先看一看它的现状。

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亦称讲坛哲学或教科书哲学，或曰政治层面的哲学或官方哲学，也叫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哲学是党的文件规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教育部规定的大学必修课程，大学教师讲授它但并不相信它，大学生学习它是为了取得文凭。二是论坛哲学，即在报纸、杂志、专著、学术会议中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哲学花样繁多，观点各异，其中占优势的是实践唯物主义。三是实践中的哲学，这种哲学既然还没有形成自觉的理论体系，它可能是实用主义或实践哲学，也可能是辩证唯物主义或其他哲学。

在我看来这种看法基本上不符合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这种看法过分低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我国哲学界、理论界和实际生活中的地位。我本人在大学中学习的专业是西方哲学，后来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研究诚然与全国解放有关，但我信奉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主要还是由于我认为它是科学，或者退一步说，它总比各式各样西方哲学更科学。我不相信广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师们在讲坛上是在违心地宣讲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学工作有问题，有缺点，学生们的学习热情由于种种原因有所降低，教学效果不能令人满意，但我不相信广大的大学生们根本不相信辩证唯物主义。我这里说了两个“不相信”是因为我没有作过调查而只是根据我的真实思想作的推测，这个真实思想就是坚信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科学的，而科学的观点总是可以得到多数人的认可的，不相信甚至反对科学的人毕竟是少数。

那么，应该怎样估计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呢？我认为现代社会承认哲学是一门学科，也是一个专业，有一批以哲学工作为职业的专业工作者，他们叫做哲学工作者或哲学家。但是，没有任何一门学科像哲学那样意见分歧，学派林立，甚至一个哲学家就有一个哲学体系。没有任何一门学科像哲学那样得不到多数专业工作者的认同。但是哲学中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它在社会主义国家内是得到多数人认同的，尽管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内它仍然是一个小小的学派。前苏联与东欧的社会主义失败后，在这些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一落千丈，但在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整个国家生活的指导哲学。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真正贯彻了“双百方针”，哲学界开展了大量哲学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没有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没有受到质疑与挑战，这是一种正常状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设与发展不但无害，而且有利。从表面上看，它的社会地位似乎降低了，但它的学术地位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是提高了。特别是邓小平与党中央真正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它的充分表现）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进一步提高了它的地位。尽管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肩负着回答世界形势和中国发展所提出的问题，总结科学与哲学的最新成就从而修正、充实、完善、发展自己，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科学形态的任务，但它作为整个国家生活的指导哲学的地位并未动摇，它在课堂上、论坛上和实际生活中仍然居于主导的地位。离开它另辟蹊径的毕竟是少数，因此，那种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地位和作用降低了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这种现状当然是会改变的，我认为其前景有三种可能：第一，目前这种状况基本不变，一方面辩证唯物主义在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过程中保持着它在整个国家生活和思想界中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各种哲学观点争鸣齐放，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第二，辩证唯物主义在同各种哲学观点的比较、争论和论证自己的过程中日益完善着自己，终于出现得到多数哲学家认同的能够基本体现人类社会发展现阶段水平的比较完整严密的崭新的科学体系。第三，出现出现过的情况，不但 辩证唯物主义，而且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一落千丈，沦为众多哲学学派中的一个小小的学派，众多的哲学家们或者热衷于传播和研究西方哲学，或者是热衷于恢复和发扬传统哲学，或者热衷于独创自己的哲学体系。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命运将会是这样：辩证唯物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多元化的局面在相当长时间内将保持下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体系将在比较与争论中日益完善，它的真诚的信奉者将日益增加，最终出现一个比较完整严密而又得到绝大多数哲学专业工作者认同的崭新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即上面所说的第二种可能。我作出这种推测，主要有以下几点根据：

第一、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在众多哲学中是最强的，它有资格称为一门科学，或者说，它的基本观点都是经过人类的实践史和科学发展史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千百万次的验证的，是打不倒推不翻的，谁否定它们，谁就会使自己陷入自相矛盾或自我否定的尴尬境地。现在否定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的大有人在，但是，他们的言论与行动都必须以承认其对象的客观实在性为前提，承认其对象不以自己的意识为转移，否则他们的生活只能是白日做梦了。80年代曾出现过一股否定反映论的思潮，其实否定了反映论，也就否定了否定反映论的言论，因为既然认识不是反映，他人不能反映你的观点，你也不能反映他人的观点，你的否定反映论的发言和文章岂不是在自我封闭的主观世界里打转吗？有人说，这种唯物主义不过是直观唯物主义观点，早已过时。也有人说，这不过是常识。诚然如此，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就在于在坚持这种观点的基础上前进，而不是以错误的观点来取代它。辩证唯物主义的其他基本观点也是打不倒推不翻的。

第二、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只会使它不断完善和发展，而决不会削弱它，更不会它。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这些建设都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进行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又以丰富的深刻的内容完善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不可分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50年来，特别是20年来取得了巨大进展。我国社会生产力和整个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这是有目共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不断地形成、完善和成熟，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协商制度已基本形成并在不断完善和发挥作用，各个领域的文化建设都呈现出兴旺发达之势。当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中都存在着许多问题，有的问题还很严峻，只要我们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同心同德，努力奋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可以建成的，我国的现代化是可以实现的。在这过程中，辩证唯物主义将发挥其巨大的积极的作用，也是不可战胜的。

第三、辩证唯物主义具有极强的吸纳一切合理因素来发展自己的生命力。它传到中国后，就吸收了很多中国传统哲学的合理因素和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哲学因素，开始了它的中国化的过程。、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其他领导人的哲学思想、专业哲学家的哲学思想都具有浓烈的中国特色。目前许多学者都在从事挖掘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合理因素，提炼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哲学因素的工作，这只会使它进一步中国化和丰富发展。

辩证唯物主义本是从西方传统哲学中脱颖而出的一个哲学体系，是在吸收西方传统哲学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的创新，在其后的发展中当然还要继续吸收西方传统哲学中的合理因素。它对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当然也应采取批判与吸收的态度。前苏联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曾经一度对西方哲学采取单纯排斥的态度，这当然是不对的，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已逐渐抛弃了这种错误的态度。马克思主义哲学今天要发展，还离不开吸收当代西方哲学的合理因素。一般认为当代西方有两大哲学思潮，即人本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拒斥形而上学（本体论或宇宙观），人本主义不拒斥社会本体论，但否定自然本体论，因此，这两大思潮都反对唯物主义，这是不可取的，但不能因此否定它们在研究人和人类社会、认识、科学、技术、语言、逻辑、非理性等领域中的积极成果和合理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对它们的成就视而不见。应该特别指出，20世纪自然科学包括上半世纪的相对论、量子力学、下半世纪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自组织理论、分子生物学、生态学、宇宙学等都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它们形成了一股哲学思潮，其气势较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并不逊色。这股哲学思潮的具体内容同辩证唯物主义甚为接近，能向辩证唯物主义提供许多新的论证和新的内容。

第四、20多年来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包括质疑、挑战、攻击和辩解、论证、发挥并没有损伤它，而是使它更加完善、更加严密、更加丰富、更加强壮。20多年来关于马哲史和原理的争论大规模的有 十多次，小规模的不计其数。规模较大的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关于主体性与主体性原则的讨论、关于价值论的讨论、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关于哲学体系的讨论、关于应用哲学的讨论、关于人学的讨论、关于文化的讨论、关于人权的讨论、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讨论、关于邓小平哲学思想的讨论等等，此外，在伦理学、美学、自然辩证法等领域也有多次讨论。这些讨论和争论的结果并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没有伤害它的筋骨，而只是或者纠正了它的体系中的某些偏颇，或者加强了它的体系中的某些薄弱环节，或者充实了它的体系的具体内容，总而言之，是发展了它。它好似一块钢铁，经过烈火的焚烧和巨锤的敲打，并没有被粉碎，而是更纯粹、更坚硬了。

哲学小论文篇9

关键词：中国哲学马克思化　发展历程　可能性　现实性

1 中国哲学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

近代的中国哲学建设，在学科分类体系上逐步接受了西方的学科分类；在内容的来源和取舍方面范围逐步拓展，从诸子学说、到汉学与宋学，以及儒学、道学到佛学都逐步纳入中国哲学的阐释范围；在路向上包含着民族性、阶级性、文化性的不同；在中西文化对比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哲学。

近代以来，特别是20 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1）学理论准备阶段，时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各种思想还处于介绍传播过程中，而传统文化又处于一种激烈的批判之中，真正的哲学交锋刚刚拉开帷幕。2）理论创立阶段，时间在科玄论战时期。论战主要涉及到时代精神、价值观念、理想追求、道德标准和文化走向等问题，包含了科学与哲学，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理性与非理性等内容，产生于中西文化大交汇与大碰撞背景下的科玄论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意义。

因此，它标志着中国哲学新境界的曙光。3）理论发展阶段，20 世纪30 年代起，哲学大家纷纷推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体系”、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体系”等，所以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哲学的繁荣期。4）理论转型及嬗变阶段，从50 年代到70 年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使20 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转折。80 年代以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确立，邓小平理论的逐步完善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哲学和中国的其他各项事业一道步入新时代。

2 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可能性

一个哲学派别中各哲学家的思想即是实际的某种哲学体系，代表或拟代表某种本然哲学的体系。哲学是显示本然的哲学系统的一种途径和方式，是不同社会和时代背景下，对本然哲学的表达。本然的哲学体系是一般，实际的某种哲学体系是个别。这样，中西哲学就有了通约的基础。中西哲学都是具体的哲学体系，其中都有哲学的一般。各自的一般相对于另外的具体的哲学体系来说就必然是特殊。中西哲学的融合，必然是中国哲学的一般（相对于西方哲学就是特殊）和西方哲学的一般的结合。

中国哲学要相对独立地发展，就必须把中国传统哲学所蕴涵的哲学问题、独特的方法和价值进一步发掘出来，为解决人类哲学和现实问题提供来自于东方文化传统的独特智慧，展现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中国哲学解读而言，任何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的引进和运用都必须经过一系列消化、调整和自我限定的过程，这必然有助于彰显中国思想的特质和增加中国传统思想的丰富性。

在现代的知识状况下，中国哲学只有全面深入地与西方哲学以及世界其他哲学思想开展相互交流和批判，将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和价值依据现代知识形态加以表现和重构，使其所内蕴的哲学问题和意义以普遍和通适的哲学形式表达出来，要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思想范畴原本就具有的意象性与丰富性，而不是简单地把它们平面化和表面化。以哲学来论释中国传统思想，成为我们接续传统的一种门径，应当能够帮助我们接近而非疏远往昔先圣先贤们的深沉思考，深化对于他们生活世界的理解。中国哲学才能展示其自身对哲学问题的独特理解，确立中国哲学的合法地位，成为建设未来世界哲学的重要力量。

中国哲学的发展呈现出多样性是很自然的。在今天，我们应该从跨文化的视界中去理解和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及其对世界、对未来的意义。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既然是面向世界的，它必定会再次面对东西方哲学由对话生发的多缘性因素和机遇。

中国哲学既要立足于传统，又要面向现代。就中国哲学的建设来说，这一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为自身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和机遇，只有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审视下，中国传统哲学才能寻找到面向现代和未来的真实途径，也只有深入参与到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哲学才能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服务，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和人类交往理性的建构中获得发展，展示其自身对哲学问题的独特理解，提供解决人类哲学问题的崭新智慧。

 

3 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现实性

只要人类还在思考，哲学就必然存在。只要哲学存在，哲学的学科范式就永远处于尚未完成的状态之中，也就不会有终结的时候和终结的形式。一切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一个历史选择的自然过程。佛教传入中国后，经历了汉宋之间近千年的吸收转化，才真正融入中国社会，才孕育产生出中国化的禅宗与佛学化的理学与心学。

纵观20 世纪的中国哲学发展，东西文化撞击交流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而当代中国哲学的紧迫课题是重塑当代中国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不但要反省旧的文化观念与思维模式，考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文化背景，而且更应树立新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以引领正处于急剧变革中的新纪元。

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理论，既是改造和创造客观世界的哲学理论，又是改造主观世界、塑造新人品格的哲学理论。中国哲学高度重视理想人格，首先，在个人的自我价值上是“谋道”，即追求真理的高尚品格，有所谓“士志于道，而耻于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之说。其次，在人际关系上倡导“仁”，，有所谓“仁者爱人”，亦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也倡导“义”，即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第三，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为既要有生的义务感，强调人生意义在于报效国家和社会；又要有历史的责任感，强调“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还要有道德教化的使命感，关心社会道德秩序的维护和道德理想的追求；以及政治抱负，修身与正心，是为了“治国、安天下”（《大学》）。另外要有忧患意识，关注民族安危，国家兴亡，如林则徐所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戌程口占示家人》)中国古代哲学中倡导的为人之标准、修身之目标、正心之根据，这些积极思想经过吸收，被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理论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

我们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论著中可以找到诸如批判性的解放思想、方向性的实践规律论断、纠错性的自律意识等等观点，现在需要揭示这些论点之间的历时关联和逻辑关联。“解放思想”不是哲学概念，蕴含其中的“实践批判性”才是哲学论断，“从国情出发”不是哲学概念，中国社会具有中介过渡性才是哲学论断。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哲学思想通常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形式，其实其中不仅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且内在地熔铸着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这一过程，既是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更是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过程。“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成果，同时又是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理论成果。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哲学只有发展了，世界的目光才会正眼相看，中国哲学也才能登堂入室而获得普遍认同。发展具有绝对的裁决权。中国哲学的力量以及它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取决于中国的国家发展与民族崛起。中国的强大对中国哲学未来形态与存在方式及影响力始终都具有先决意义。

中国哲学的现代建设和未来发展具有前瞻性。中国哲学的前瞻性并不妨碍中国哲学的传统性，体认时代的精神，把握时代脉搏，并较好地深入中国哲学固有的精神世界之中，则是中国哲学现代建设的时代目标。中国哲学建设的前瞻强调中国哲学自主性和批判性；中国哲学建设的传统性强调中国哲学对历史的接纳性和继承性，融会贯通于二者，中国哲学的建设就会形成引领新时代的“智力支持”和“思想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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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彭永捷.论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知识社会学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2).

[3] 李振纲,程志华.中国哲学系列报告综述.光明日报,2005- 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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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向世陵.中国哲学的“问题”.光明日报,2003- 1- 21.

哲学小论文篇10

 

西方哲学在中国之所以取得了新形态，是因为中国传统哲学成了其重要的思想资源。所以，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建构始终贯穿着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三个互相联系的普遍性的环节：变革、融合、制约。”®中国化的西方哲学对传统中国文化所起到的补充和启示作用是其能够中国化并为人们所接受的—个重要原因。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化”的西方哲学在自身的创造性发展中形成的重要经验教训与普遍性规律凝聚成的思想精髓，有助于我们更系统地总结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经验，并为后续开展的西方哲学研究提供启示。

 

一、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最初发展是对中国社会问题有效回应中的“积极应变”

 

中国社会现实问题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指针，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构成我们选择、借鉴西方哲学的向导，也决定了何种西方哲学能够成为中国的西方哲学并自觉实现中国化，这是理解西方哲学中国化最重要的思想语境。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入、演进和发展总是围绕着这一指针而发展变化的，这一时代语境既需要西方哲学始终做出回应——反映，更需要西方哲学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实现“积极应变”——对话，使得西方哲学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所侧重地完成自我发展。

 

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起点应体现在历史观上。随着中国社会救亡图存根本任务的提出，中国社会应往何处去的问题成为最为关键的理论问题，这一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历史观的问题，是历史以何种方式实现自我运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关系说明社会历史发展动力，进而阐释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体现出极为严整的科学性，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主要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同出现的还有西方的进化论史观，进化论史观将世界历史的运动理解为逐渐进化的过程，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中国社会理解、接受起到推动作用。进化史观往往与西方的民约论思想一同出现。正如陈旭麓所指出的那样：“五四，以前的几十年中，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有两论。

 

一是进化论，一是民约论。前者以生存竞争的理论适应了救亡图存、反对帝国主义的需要;后者以天赋人权的观念适应了要求平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需要。两论的传播，在观念形态上是区分先前与近代中国人的重要标志。”②在历史的节点中，“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人在现实中与心理上都有了一定程度的觉醒，一些致力于改变民族意识、改变社会制度的知识分子更是选择了对“进化论”、“民约论”进行自我解读而展现他们从思想深处发生的觉醒。由此，在思想舆论的兴起中，科学主义、民主社会思潮的产生便不言而喻了。这些前提无疑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西方哲学中国化发展的序曲。

 

西方哲学中国化为中国社会出现以“科学”实现启蒙的现代化目标提供助力。1896年严复翻译《天演论》，为中国人启蒙了科学主义思维。严复赞许西方学者在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的科学研究方法，认为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做法，而这种做法对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界的启蒙是大有进益的。“天演论”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尚未明晰的认识事物的诸方法，以及以此方法透视出的可用于救国图存的启蒙民智、启蒙民德、启蒙自由的思想依据。严复指出：“百年来欧洲所以富强称最者，其故非他，其所胜天行，而控制万物前民用者……吾胜天为治之说，殆无以易也。是故善观化者，见大块之内，人力皆有可通之方，通以愈宏，吾治愈进，而人类乃愈享。”®严复给予“天演论”很高的评价，“天演之学，将为言治者不祧之宗。”④严复认为进化论能够作为谈论治国之道的合理基础，而肯定了进化论中的科学实证思维，推进了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自我解读。在此基础上，近代中国开启了世界观的变革，在科学主义中发展出来的思维方式以及方法论的新启示也奠定了中国人易于接受西方哲学的思想基础。

 

西方哲学中国化在最初社会历史阶段还为中国社会带来“实验主义”的研究方法。瞿秋白曾指出：中国五四运动前后，有实验主义的出现，实在不是偶然的。中国的宗法社会因受国际资本主义的侵蚀而动摇，要求一种新的宇宙观新的人生观，才能适应中国所处的环境，——实验主义的哲学，刚刚能用他的积极方面来满足这种需求。”⑤实验主义的哲学无疑指的即是实验主义的西方哲学，中国学者对这种西方哲学的青睐源于其哲学认识观提供的对时代问题的科学指导意义。正如胡适指出，实用主义中显现的科学方法是最为受用的、中国人最为缺少的一种哲学方法，即“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适认为实验主义方法可以解决中国文化发展中只顾发展目的，缺少正当方法的问题，即“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

 

张君劢也曾就杜里舒访华事件指出：“自杜氏东来，所以告我国人者，每曰欧洲之所以贡献于中国者，厥在严格之论理与实验之方法，以细胞研究立生机主义之理论，可谓实验矣。哲学系统，一以论理贯串其间，可谓严格矣，此则欧人之方法，而国人所当学者也。”⑦实用主义的方法是在中国人对历史发展与现实需求的自我理解的基础上，对西方哲学积极应变的典型事例。因而，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人试图改良西方哲学或曰实用主义的方法，另一方面是在进行西方哲学的中国式研究与发展，而这种方式无疑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方哲学中国化在这一阶段还完成启迪中国传统文化自我反思的使命。新文化运动开启了对中国传统文化“重估一切价值”的探索，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变革，旧的封建思想需要剔除，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重新树立发展目标的问题。而这恰好是中国哲学如何转变思维方式，如何在合理的、自我理解的层面发展中国哲学的问题。许多学者将眼光投射到西方哲学的研究上，以西方哲学的实用主义、分析哲学等方法应变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之需求;以学习西方哲学努力建构中国哲学为己任。如冯友兰在20世纪30年代时就曾指出，西方哲学的主要贡献便是其分析的方法。他讲在中国：佛家和道家都使用‘负的方法'西方哲学的‘分析方法’正好是‘负的方法’的反面;因此，也许可以称之为‘正的方法'负的方法致力于消泯差别，告诉人：它的对象不是什么;而正的方法则致力于突出区别，使人知道它的对象是什么。

 

对中国人来说，佛学带来的负的方法并不十分重要，因为中国人在道家思想里已经有了负的方法，佛家思想只是加强了它。而从西方引进了正的方法却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不仅使中国人有一种新的思维方法，还改变了中国人的心态。”®可以说，20世纪上半期西方哲学一些方法在中国的引进，直接影响着西方哲学中国化发展的现实情况。包括冯友兰在内的许多大思想家，都在积极尝试以西方哲学方法的自我解读推进中国哲学的整体发展。冯友兰著名的论著《新理学》可以说就是这种尝试的优秀成果。冯友兰毫不避讳地指出：在《新理学》一书中，我使用的方法完全是分析方法。”®同时代的中国学者梁漱溟、张东荪、熊十力、贺麟、金岳霖等都在以西方哲学为思想参考和方法借鉴而积极建构中国哲学新形态。

 

西方哲学在中国是在对中国社会发展有效回应，并提供对于特殊时代的中国社会有力的思想启发的过程中开始自身的“中国化”过程。其自身也不断实现由依据历史现实需求进行的自我解读方式拓展到依据掌握西方文化诸方法而进行的文化本身的积极应变，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也随之在内容上丰富起来，包括对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对西方哲学具体派别、问题的研究，西方哲学中国化在整体文化发展的现代化维度上具有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比如在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方面，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便出版发行了十多种版本的中国人自主编写的西方哲学史类书籍。包括1921年刘伯明编写出版的《近代西洋哲学史大纲》;1923年李石岑编写出版的《西洋哲学史》;1930年瞿世英编写出版的《西洋哲学的发展》;1933年洪涛编写出版的《西洋哲学》;1934年全增嘏编写出版的《西洋哲学小史》;1937年黄忏华编写出版的《西洋哲学史纲》1940年李长之编写出版的《西洋哲学史》;1941年张东荪和姚璋合撰的《近世西洋哲学史纲要》;1942年詹文浒编写出版的《西洋哲学讲话》;1947年冯友兰参照西方哲学史编写出版的《中国哲学小史》;1948年侯哲庵编写出版的《西洋哲学思想史论纲》等。

 

这些出自中国人自我解读方式的西方哲学史研究成果表达了中国学者以总体性的认识眼光主动接纳西方哲学的情况，而这种主动接纳的目的是明确的，就是将西方哲学史看作是人类认识史，视之为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典型教科书，认为其是现代化、知识化的优势资源，这就将西方哲学进行了中国式研究，代表了中国学者自我解读西方文化的重要路径。正如1940年由正中书局出版发行，李长之编写的《西洋哲学史》序言中提到：“我们现在所急需的是要把中国彻底现代化。敌人打击我们，不也是因为见我们现代化快要完成了，而眼红，而妒忌么?我们的吃亏，不也就因为我们现代化得不早么?我们的牺牲，说简单了，不是也就在争一个‘完成现代化’的自由和时间么?什么是现代化?简言之，现代化乃是西洋化。详言之，便是由西洋近代科学、技艺、思潮、精神所缔造之整个文化水准，从而贯通于今日最进步的社会组织、政治结构、生活态度之—切的一切，我们中国都能迎头赶上之谓。然而文化是整个的，枝叶重要，源头更重要，西洋哲学就是近代西洋文化一切成果的总源头。”⑩中国学者意识到的西方哲学作为一个我们需要重要参考的环节，就是西方哲学中国化发展的源头和动力，而对这种源头和动力的发展构成了中国人实现现代化的关键途径之一。更进一步，也就是西方哲学中国化成为实现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