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文化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8 10:29:36

犹太文化

犹太文化范文篇1

本文作者:韩天艳工作单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犹太研究中心

目前,黑龙江省档案馆存有关于哈尔滨犹太人出生、死亡、结婚等项证明文件8000多份,犹太居民登记卡4000余张,有关犹太社会活动家的材料将近200份,还有哈尔滨犹太人死亡登记册、影集等珍贵历史资料。这些历史资料不仅有利于研究哈尔滨犹太人历史、近现代犹太人来华史、犹太人世界大流散史,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哈尔滨俄侨史、东北亚史以及近现代国际关系史。记录哈尔滨城市历史、展现地域文化特色的不只是犹太侨民档案,还有哈尔滨犹太遗址遗迹———犹太建筑和犹太公墓。它们记录了往日哈尔滨作为著名国际大都市的辉煌历史和犹太人在哈尔滨近代城市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成为哈尔滨城市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哈尔滨依然保留着许多犹太人当年在这里从事宗教、政治、经济、文化、慈善、社会活动的旧址以及他们的故居。这些犹太建筑有将近30处之多,它们主要分布在南岗区和道里区。而在道里区中央大街及其附街,经纬街及其附街以及通江街的分布最为集中。在众多的犹太建筑中两座犹太会堂旧址是最引人注目的。位于道里区通江街82号的哈尔滨犹太总会堂旧址是哈尔滨市三类保护建筑。该会堂建成于1909年1月15日。1921年经纬街上的犹太新会堂落成后,它又被称作老会堂。该建筑呈现了典型的犹太建筑风格:二层砖石结构,呈拉丁十字形;屋顶上有大小两个穹顶,擎起大卫之盾六角圣星;门窗饰以圆拱和尖拱,并有大卫之盾六角圣星这一犹太标志。该会堂是哈尔滨当年最漂亮的教堂。[2]2004年哈尔滨市政府出资对其进行了重新修缮,现为商服场所。位于道里区经纬街162号的哈尔滨犹太新会堂旧址也是哈尔滨市三类保护建筑。该建筑落成于1921年9月25日,是当时中国东北地区最大的犹太会堂,属于犹太教哈西德教派会堂。它同样体现了典型的犹太建筑风格:主入口处是三开门,突出部分的4个廊柱擎起尖券高门;正殿为正方形,屋顶耸起巨大的半圆形穹窿;窗棂上饰以大卫之盾六角圣星。该建筑现为哈尔滨建筑艺术馆的第二展馆。在哈尔滨,仅次于两座犹太会堂旧址的著名犹太建筑是位于道里区通江街86号的犹太中学旧址(现为哈尔滨市朝鲜族第二中学校)。该建筑于1918年12月落成,具有典型的犹太建筑风格:檐壁饰以蜂窝状钟乳拱,入口处设有马蹄形券窗,二楼是尖券型窗、窗棂上饰有大卫之盾六角圣星、女儿墙上饰以塔柱、屋顶上有圆状穹隆。该建筑是哈尔滨市二类保护建筑,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除了上述犹太建筑外,在哈尔滨还有犹太医院、犹太免费食堂和犹太养老院、犹太国民银行、马迭尔宾馆、萨姆索诺维奇兄弟商会、边特兄弟商行、А.奥昆大楼、拉比诺维奇大楼、鲍格丹诺夫斯基大楼、Р.А.别尔科维奇大楼、梅耶洛维奇大楼“、米尼阿久尔”咖啡茶食店“、马尔斯”巧克力糖果点心厂道里分店、惠康呢绒庄、莫斯科大药房“、戈洛布斯”犹太电影院、哈尔滨商务俱乐部、穆棱煤矿公司、罗森达里医生私人医院等旧址,以及当年著名犹太企业家索斯金、斯基德尔斯基、克罗尔等人的私邸旧址。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能对这些犹太建筑进行详细阐述。它们中的大多数已被列为哈尔滨市保护建筑,有的还是省级或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哈尔滨被称为“建筑艺术博物馆”,而犹太建筑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呈现出了犹太特色、古典主义、折衷主义、文艺复兴时期、新艺术运动等不同的建筑风格,见证了哈尔滨城市的历史变迁,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位于哈尔滨东郊皇山的哈尔滨犹太公墓也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该墓地由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于1903年建在俄国东正教老墓地后侧(现南岗区东大直街东正教堂后侧),后来迁至太平区太安街(现道外区太安街)。它是当时外侨墓地中占地面积最大的,1958年公墓迁往东郊皇山的时候,共有3173座墓穴。[3]1963年皇山犹太公墓落成。许多当年活跃在哈尔滨的著名企业家、音乐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都在那里安息。1997年和2006年,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出资对该公墓进行了修缮,重建了犹太墓地会堂。目前,它是东亚地区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一块犹太墓地。一座座形态各异的墓碑不仅使我们感受到了犹太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且也成为犹太人在哈尔滨繁衍生息几十年的真实写照,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犹太公墓被哈尔滨市列为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风貌区加以保护。

由于一段特殊的历史,使包括犹太文化在内的外侨文化进入哈尔滨,促成了哈尔滨多元文化的形成,哈尔滨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是首屈一指的。在较为宽松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犹太文化在远离世界犹太中心的哈尔滨得以保存和发展。犹太人虽然离去了,但是他们所创造的文化却留了下来,成为当今哈尔滨地域文化的一大特色。如何保护、挖掘、利用好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树立城市文化品牌,成为人们不断思考的课题。事实上,近些年来,哈尔滨市委市政府和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对保护、挖掘、利用哈尔滨犹太历史文化资源给予了高度重视。哈尔滨市陆续把一批犹太建筑列为保护建筑,把犹太公墓列为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风貌区,还曾出资修缮了重点的犹太建筑和犹太公墓。黑龙江省财政也曾支持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在哈尔滨犹太新会堂旧址举办了大型的哈尔滨犹太历史文化展览。然而,就整体开发利用犹太文化资源而言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使这一特色文化成为哈尔滨地域文化的一大亮点。首先,应加强对哈尔滨犹太侨民档案的编研工作。鉴于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已有一批多年从事哈尔滨犹太历史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建议由其牵头成立哈尔滨犹太历史文化研究会,研究会将吸纳、集聚一批在该领域从事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特别是黑龙江省档案馆的档案管理和研究人员。在哈尔滨犹太历史文化研究会的旗帜下,与黑龙江省档案馆通力合作,建立编研基地,实施协作联合,最大限度地整合黑龙江省在该研究领域的人力资源,解决因单打独斗编研人手不够、专业不熟、经费不足等令人棘手的问题。哈尔滨犹太侨民档案的编研工作一旦完成将大大提升哈尔滨的区域文化品位,推进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提高哈尔滨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增强区域竞争力,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其次,应对哈尔滨犹太文化进行深度挖掘和有效利用。要实现龙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就需要把历史文化资源转化成生产力。旅游业是带动地方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领域。当前,由于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对特色文化游的需求不断上升。哈尔滨应充分开发和利用得天独厚的犹太历史文化资源,把犹太特色旅游业做大做强。然而,目前对犹太文化资源的挖掘水平比较低,还停留在简单地介绍犹太遗址遗迹的基本情况,大多数人对哈尔滨这一特色文化的认识也只停留在一些实物的感官上,比如只知道存在一些犹太建筑,而对其所包含的文化含量并不了解。因此,一方面,我们要把已经知道的故事和遗址遗迹本身一起展现给广大参观者,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发掘大量的历史事件、人物、故事、风俗、遗址遗迹等文化遗产来提升旅游业的文化内涵。再次,应加强对哈尔滨犹太文化的宣传,提高地域文化的知名度。为使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举办的哈尔滨犹太历史文化展览在促进黑龙江省对外开放、发展旅游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关部门应给以适当的资金支持,使其对展览进行丰富和完善,特别是增设原居哈尔滨犹太人口述历史影像资料,使该展览成为哈尔滨的“名片”,彰显地域文化特色,吸引以色列及世界各地犹太人来哈尔滨观光旅游。我们也可以主动走出去,把展览推向犹太人聚居的美国、以色列、澳大利亚、俄罗斯、英国等国家。让世界了解、认识哈尔滨。还可借此时机寻找适当的合作机会,为哈尔滨社会经济的发展寻求更多的外力支持。另外,应与世界各国的原居哈尔滨犹太人及其后裔建立联系,利用哈尔滨举办盛大音乐会、展会等时机,邀请他们重返或到父辈、祖辈曾经生活过的城市来参观,为犹太文化提供一个展示自我、宣传自我的机会,让世界犹太人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哈尔滨,客观上达到宣传哈尔滨地域文化的效果。

犹太文化范文篇2

关键词马拉穆德《店员》犹太文化

美犹太作家伯纳德·马拉穆德(BernardMalamud。1914-1986)曾获得“国家图书奖”与“普利策奖”。其代表作《店员》中通过讲述非犹太青年弗兰克·阿尔班在与犹太人莫里斯(Morris)一家的交往中,从一个“街头浪子”成长为“有责任感、正直、诚实的人”,并最终选择成为犹太人的故事,反映了美国大萧条时期下层犹太人的生存困境。折射出犹太民族的价值取向与信仰理念。本文略论书中所反映的犹太文化因素。

一、主题简疏

《店员》的“犹太身份”决定了“苦难与忍受”必然成为其一大主题。“犹太”这个词,因为犹太人在历史上所遭受的苦难屈辱,已经萌生了一个隐含意思——“苦难”。在历史上。犹太人可谓是历经劫难。从《圣经=》中所载摩西率希伯来人出埃及,到上个世纪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正如小说主人公莫里斯所说,“他们受难,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苦难”已经成为犹太文学的母题。

杂货店老板莫里斯一生穷困。他经营一生的小杂货店其实无异于囚禁他的监牢。他被终身“埋”在店里。但是,他默默地忍受,心中始终存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忍受”是他的另一个名字。这样的隐忍精神在弗兰克·阿尔班身上也有体现。弗兰克本来和同伙要打劫莫里斯的店,但他心中一丝良知还未泯灭,为受伤的莫里斯递上一杯水,从此与这个小店,与这家人结了不解之缘,从“入侵者”成为“成员”(店员),并最终接受割礼成为犹太人,成为第二个莫里斯。把小店维持下去,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勇气与忍耐精神。

小说另一主题是“犯错与救赎”。犹太教义说,“我们的生命拥有这样两个世界:一个是现时的世界,另一个是永恒的赎罪悔过的世界。”这部小说。从体裁上讲可称为“成长小说”。弗兰克从一个无所事事的小混混,“入伙打劫犯”变成“店员”到最后接管小店,成为一个具有责任感,道德健全的犹太人,从“打劫”到“小偷小摸”到做一个“诚实的生意人”,并最后做出忏悔,他在心理上、道德上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经历了“犯罪——救赎”的洗礼过程。而这一切应主要归功于莫里斯一家。弗兰克“耳濡目染”了莫里斯的正直善良与隐忍精神,作出了最后的抉择,同时也找到了自我。莫里斯可谓是弗兰克的“父亲”,虽然不是生理上的。却无疑是心理上的。弗兰克是一个孤儿,在孤儿院长大,是莫里斯将弗兰克带入一个新的社会,教给他“社会准则”(犹太准则),赋予他身份,使他能够以“正当”“合法”的身份糊口,从各方面影响着他。就像摩西,率领希伯来人前往迦南圣地,保障他们不误入歧途:莫里斯对弗兰克也正有着类似的“指引”作用,“救赎”作用。

二、犹太信条

小说反映了犹太人的诸条信念,如对教育的重视,隐忍、宽容精神,以及通过自省获取真理的理念。

首先,犹太人一向重视教育。犹太教视“不受教育”为第一过失。为了避免犯错误,发挥潜力,人应该受教育。长辈告诉后辈要接受生活的教育,明确生活的目标并为之奋斗。书中海伦一直渴望上大学,并最终如愿以偿。这完全体现了她所受的家庭教育。弗兰克所接受的则是“生活教育”,可以说弗兰克的转变源于莫里斯的言传身教、海伦赠他的《圣经》,以及儿时听的圣方济的故事。莫里斯对弗兰克的“救赎”实际上也是一种“教育”,“生活教育”。另一对弗兰克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圣方济(StFrancis),童年时他就在孤儿院听过圣方济的故事。这也许是他心中存有一丝不泯良知的原因。也许圣方济所宣传的“贫穷神学”根植在他的心里,使他甘心“选择贫穷、选择受难”。圣方济的故事一直在弗兰克脑海中,弗兰克认为他“伟大”。因为“他喜欢贫穷,说贫穷像一位王后,他像爱一位美妇一样爱她。”在小说末尾,弗兰克一边读《圣经》一边照看店铺,脑中出现了一个美妙的幻想。圣方济把他雕的木玫瑰变成了鲜玫瑰,并代表他献给海伦。可以说。圣方济代表着希望,弗兰克在内心里依赖他。期待圣方济能够帮助实现他的愿望。

其次,犹太人相信人不是罪者(sinner),只是犯了错误。犹太人愿意原谅他人,容忍他人的错误,就像莫里斯对弗兰克一样。莫里斯一直以来都很容忍弗兰克。发现弗兰克偷钱后。竟然还为他找借口——工资太低,还给弗兰克加薪。别人可能说他傻。但这一切只是出于他善良的本性,他的仁慈宽厚。即便是海伦。在弗兰克“冒犯”她以后。其实也原谅了他。

再者,犹太人笃信真理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如果一个人懂得自省。他就会领悟何为“真”,何为“善”等等。弗兰克于自省中苏醒。“打劫”之后,弗兰克经历了一系列的内心挣扎。该不该忏悔,怎么忏悔,何时忏悔,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犯了“最不该犯的错误”。经过内省,他终于找到了内心深处的“真”与“善”。成为店员后,他一度习惯性地“小偷小摸”,但海伦跟他讲的“必须要自律”的话语时常回响耳边,“‘自律’,他竟然对这个字眼有些着迷,只要一个人想,愿意,他就能做好人:接着他就会后悔不已,后悔一直以来任由自己的品行向下堕落。没付出一丝努力来改正自己……但是今天,他下了决心要回到正路上来,归还所有以前‘拿’的钱,一点一点从莫里斯那里‘摸’来的144块钱。”一时冲动冒犯海伦后,弗兰克痛苦懊悔万分。“他打算自杀。与此同时那可怕的一幕又重现眼前,感到那时的他简直不是自己。他实际上是一个道德感强烈的人。”弗兰克最后才成为犹太人。之前不能说他按照犹太人的信条做事,但他在莫里斯与海伦的影响下,通过自省“改邪归正”,体现了这一犹太理念,也反映了作者马拉穆德对人性的肯定。

三、圣经关联

一部犹太作家的作品,一个非犹太青年在一个犹太家庭的感召影响下皈依犹太教的故事《店员》的《圣经》关联可谓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在人物形象上,莫里斯体现了摩西的影子。莫里斯终身信奉并遵循《摩西律法》(做正确的事,要诚实、善良),他告诉弗兰克,“如果一个犹太人忘记了《律法》,他就不是一个好犹太人,不是一个好人。”俨然如摩西从西奈山上下来。训诫崇拜金牛的希伯来人。此外,莫里斯也体现“替罪羊”原型。莫里斯一生所信奉的犹太信条无异于耶稣身上的十字架。而弗兰克身上则体现出“浪子”的原型。《旧约: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讲述了了“浪子回头”的故事。弗兰克和这个浪子一样,经历磨难,甚至犯错才能成熟,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莫里斯失去了儿子以法莲,弗兰克犯了错。但他悔改了,并被原谅,接纳,成为鲍勃家一员,可以他最终替代以法莲的位置,继承了莫里斯的家业。

其次从情节框架上看,弗兰克犯错——忏悔——获得救赎的情节架构,在《圣经》中屡见不鲜,可称为《圣经》的主旨,忏悔是获得救赎的途径。以斯拉因百姓与异族通婚认罪祈祷(《以斯拉记:9:1-15,10:1-17》):先知指责百姓的罪恶,世间公理正义不存,世界笼罩在黑暗之中,光明不见,百姓向上帝忏悔。承认“悖逆耶和华,犯有罪孽,说欺压和叛逆的话……”。并最终获得了耶和华的拯救《以赛亚书:59-61》、《尼希米记:9:1-38》中以斯拉的“认罪祷告”也暗示出这一模式。以色列人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恶,悔恨曾经背离了耶和华。把律法丢在一边,杀害先知,不听诫命,违犯典章。忏悔之后,他们签署公约,约定必遵行律法。谨守一切诫命、典章与律条,从而获得了上帝的原谅。

此外,书中出现的一些象征也具有《圣经》关联。如牛奶与面包。送递员每天早晨给莫里斯送来牛奶,还有每天卖掉的面包圈。牛奶与面包象征着莫是里斯是社区的“维系者”,为邻里提供营养,他不仅是一个小商人,也实际上是社区的“道德维系人”。弗兰克在地下室忍饥挨饿时。以牛奶与面包圈为食。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圣经》中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穷困潦倒,饥寒交迫,上帝恩赐他们“吗哪”与“露水”,使他们能够继续存活。

四、对犹太理念的置疑

犹太文化范文篇3

西方哲学之路发端于古代的小亚细亚和雅典,随着历史的变迁,它在走完了古希腊的历程后又延伸到古代和近现代的欧洲诸国及至北美。这是一条理性主义的思想之路,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理性的、逻辑论证型的。古代中国哲学始于先秦,在以后各个朝代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儒、释、道为主流的思想派别。众所周知,这是一条直觉主义之路,因为这些思想家的思维方式是直觉或体悟。

然而,除了上述两条思想之路外,在古老的希伯来文明中又生发出另一条道路,这就是犹太哲学。这是一条奇特的思想之路。它起始于耶路撒冷,在地理位置上属于东方但又靠近西方,处在东方和西方的中间地带——中东地区。但是,后来的历史却神奇般地使之从中东而挺进欧洲,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荷兰、德国等欧洲腹地独辟蹊径,开出一条新路来。斐洛、萨阿底、哈列维、迈蒙尼德、格森尼德、克来斯卡、门德尔松、科恩、罗森茨维格、布伯、海舍尔、开普兰、列维那斯是这条思想之路上功名卓著的哲学家。它之所以成为一条新路,乃由于它是一种新的哲学,是一种既不同于理性主义的西方哲学,也不同于直觉主义或神秘主义的中国哲学,而是一种融合了理性与信仰的新哲学。无疑,这样一种哲学对于中国哲学乃至世界哲学的发展都应该有积极的意义。迄今,犹太哲学在中国却尚未得到广泛的了解和认同,其价值和意义还没有显示出来。所以,本文拟阐述犹太哲学是如何形成的,其基本性质和特征,并在与现代中国哲学的比较中,探讨它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有何借鉴意义。

一、亚伯拉罕主义与雅典主义的交会:犹太哲学的心路历程

著名犹太哲学史家古德曼(JuliusGuttmann)说:“犹太哲学可以描述为用一般哲学的概念和规范对犹太信仰和习俗所做的描述。”[1](P4)他这里所谓“一般哲学”指的就是希腊哲学和由之发展而来的西方哲学。这个颇为流行的定义表明,犹太哲学的构成需要两个因素,一是西方哲学,二是传统的犹太教。它还包含这样的意思,在原初的以色列人那里是只有宗教而没有哲学的,只是随着希腊文化及其哲学的传播,犹太人开始用希腊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对自己的传统做出解释时,犹太人才拥有了自己的哲学。

众所周知,以色列人为人类贡献的《圣经》,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一神教。但是,按照古德曼等犹太哲学家的解释,尽管《圣经》作为宗教的经典也包含了一些宇宙论和人生论的哲学思想,但它不是哲学著作,其中没有系统的哲学。犹太哲学的产生是与犹太教与希腊哲学的相遇分不开的。

公元前323年,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攻占了巴勒斯坦,把希腊文化带到了这个一神教的诞生地,使原本两个独立的民族、独立的文化系统正式相遇了。这是一个战败了的民族和一个强势民族的相遇,一个弱势文明和一个强势文明的相遇。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样的相遇具有“不得不”的性质。这样的相遇不似朋友间平等的会面,其间有冲突、对抗,包括犹太人“以身殉教”这样的血的代价,当然也有温和平静的对话,天长日久的熏陶和逐渐的相互融合。两种传统相遇300年以后,在地处北非的亚历山大里亚孕育出第一个犹太哲学家——斐洛。他在血统上是地道的犹太人,笃信犹太教,而且以诠释犹太教的《圣经》为毕生的事业,他同时也是在希腊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精通希腊语言、哲学、历史和诗歌的希腊化了的犹太人。希伯来的信仰和宗教精神与古希腊的哲学理念和理性主义精神交织在这位希腊化的犹太人心中,经过艰苦的综合与调和而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犹太教,也不同于希腊哲学,同时又包含犹太教信仰和希腊理性内容的新的思想体系,这就是犹太哲学。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斐洛哲学在很长的时间内不为犹太人所知,因而没有直接影响后来的犹太哲学,但是,他作为犹太哲学的始祖的地位却是公认的。

公元70年,罗马帝国的军队焚毁了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圣殿,犹太人从此失去了自己的国家,流散在世界各地,巴比伦、西班牙和德国、波兰先后成为犹太人最为集中的地区。公元7世纪后,伊斯兰教和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兴起。在穆斯林学者的努力下,重要的希腊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哲学著作都被译成了阿拉伯语,帝国境内的犹太人再次与希腊哲学相遇,并逐渐塑造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哲学家,使中世纪成为犹太哲学的第一个繁荣、辉煌的时代。这个时期著名的犹太哲学家有萨阿底·高恩、犹大·哈列维、伊本·道德、摩西·迈蒙尼德、列维·本格森、克来斯卡。尽管这些犹太哲学家身处阿拉伯帝国(后来欧洲南部成为基督教的辖区),但他们面对的依然是希腊哲学,他们都是用希腊哲学的概念和理性的方法来审视犹太教传统的。因此,这个时期的犹太哲学依然是犹太传统和希腊哲学相遇、对话和融合的结果。

在中世纪,犹太人被迫居住在和基督徒分离的“隔都”里面,宗教上受迫害,政治上无权利,人格上受歧视。法国大革命以后,欧洲各国的犹太人逐渐被赋予了公民权,取得了与宗主国人民平等的地位,史称犹太人的“解放”。“解放”使犹太人冲破了“隔都”的围墙,更加直接地面临西方文化的挑战。犹太启蒙运动的领袖门德尔松认为,犹太人应该同时兼顾两个方面,即一方面坚持犹太教的传统,另一方面又要融入到西方文化和社会中去。对于多数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思想文化上的交锋和对话的过程。之后,犹太人内部又产生出一批后启蒙时代的卓越哲学家,如科恩、罗森茨维格、布伯、海舍尔等等。科恩本是新康德主义的一代宗师,属于理性主义的哲学家,但是,他在退休后却回到了自己民族的宗教,发展出犹太教哲学的体系,影响了罗森茨维格、布伯等哲学家。

这就是犹太教发生发展的大致历程。这个历程表明,犹太哲学是古代犹太教传统和与希腊哲学以及后来的西方哲学相遇、碰撞、对话和融合的产物。用一位犹太哲学家的术语来说,这是“亚伯拉罕主义”和“雅典主义”相会合的结果。

二、东方与西方之间:犹太哲学的特征

作为东西方文化相遇的产物,犹太哲学有亦东亦西的特点。这里的亦东亦西性就是犹太教中固有的信仰和神秘主义的因素和西方哲学中理性和逻辑的成分的整合与统一。

西方哲学的主流是理性主义的。理性主义哲学的前提是承认对象的可理解性,其核心是对人的理性能力的确信,即认为人的理性有能力认识研究的对象——这种对象也许是自然界,也许是人类社会秩序或人的本性,也许是科学知识和语言,诸如此类,并能够把自己的认识和思想逻辑地表达出来。尽管西方哲学的发展曲折多变——古希腊的繁荣时期,中世纪的“奴婢”阶段,近现代的鼎盛春秋,后现代时期传统的衰微,然而其主导的方面是理性主义则是毋庸置疑的。当然,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表现形式不同,有唯心主义哲学,如柏拉图的理念论和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有唯物主义哲学,如古希腊原子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有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如洛克、巴克莱、休谟的古典经验主义以及维也纳学派的现代逻辑实证主义,也有唯理论的认识论,如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以及康德的批判哲学。还有以非理性主义甚至反理性主义著称的学派,例如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反理性主义哲学表面上看与理性主义无缘,但其本质仍然是理性主义的。这是因为,这些体系所研究或重视的对象是非理性的成分,如意志、情感、性欲等,而其方法仍然是理性主义的,即运用理性对非理性的因素进行系统的分析并理性或逻辑地诉诸文字表达。后现代哲学以反传统著称,传统的理性主义当然也在其反对之列。但是,后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也是理性主义的,因为它是对古代和现代传统所做的理性的批判,其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仍然是理性主义的。

如前所述,犹太哲学的源头是犹太教。犹太教是东方(中东)的产物,体现着东方的精神特征,这就是信仰至上和神秘主义。犹太教的前提是对造物主和神性立法者上帝的信仰。有这样的信仰,才有所谓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上帝和以色列人立约,给予“十诫”和诸多律令典章,使以色列人在生活中有所依从。如果没有这样的信仰前提,就不会有犹太教的存在。犹太教的主要经典是希伯来《圣经》,它以“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开始,隐含着对上帝的信仰,它没有也无须任何关于上帝存在的理性证明。《圣经》对于上帝的描述多是神秘莫测的,其中尤以《创世纪》中的创造论和《以西结书》、《以赛亚书》中对于神车的描述最为突出。在历史上,这些篇章的内容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犹太哲学的根本特点是理性与信仰的结合。这个特点有两层涵义:其一是说犹太哲学用理性的思维方式研究犹太教这个对象,试图借理性之助解决上帝的存在、人生的信仰、目的和意义等问题。这是一种理性的方法和信仰对象的结合。其二是说犹太哲学在内容上既有理性主义的因素,又不排斥或排除信仰的成分。对于大多数犹太哲学家而言,理性主义和信仰是并驾齐驱的。对他们来说,否认理性的作用,只承认信仰,就只有犹太教而没有哲学;反过来,如果只强调理性和知识,忽视了信仰的作用和价值,犹太传统就失去了意义,就只能导致古希腊的唯智主义而不是犹太哲学。

理性与信仰的统一,在中世纪著名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哲学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说:如果仅仅在口头上谈论真理或貌似真理的理论,而不真正理解它们,就不能真正信仰它们。“因为只有理解了才能信仰。”[2](P107)在他看来,信仰而无理解是盲目的,因此,必须对传统的信仰作一番理性的考察,使之成为不违反理性的信仰。通过他的理性的考察,《圣经》中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人被解释成按上帝的“理智”造人;“看见”、“看”、“望”在被用于上帝时,“都是指理智的把握,决不是指眼睛的看到”。[2](P29)这样一来,犹太传统中的人格神就被抽掉了神人同性论的特征而被理性化了。同时,迈蒙尼德又始终把信仰放在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上。当亚里士多德派的宇宙永恒论和犹太教关于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世界的学说发生冲突时,迈蒙尼德就毫不犹豫地站到了犹太教信仰一边,认为犹太教的创世论远比宇宙永恒论更为可取。还有,在论述先知何以作出预言的时候,迈蒙尼德把上帝和从他而释放出的“流”放在了突出重要的地位,认为神不但是预言的最终源泉,而且在预言的产生过程中发挥着直接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他又强调理性和信仰是同时共存,互相补充的,只有具备高度发展了的理性能力的人,才有可能将潜在的预言现实化。迈蒙尼德的目的就是调和理性和信仰,使《圣经》中的“上帝创世论”、“神车论”、犹太教传统中的“先知论”等等,都成为理性或哲学研究的对象,使哲学的内容既是有关宗教的,又是理性主义的。在他那里,犹太教的主要信仰和习俗与希腊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在理性主义的分析和论证下结合起来,不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体现了一种整体的统一性。[3]

理性主义讲求概念的清晰、分析和论证的合逻辑性,它与东方的神秘主义那种晦暗不明、语焉不详的风格迥然不同,因而很难与之兼容并存。但是,在犹太哲学家那里,它们却被有机地融汇在一个体系之中。第一个犹太哲学家斐洛借用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多亚派的哲学阐述犹太教的创造论,试图通过理性主义的阐释将《圣经》中的上帝创世论理论化、系统化。他认为,上帝不是从虚无中创造世界,而是借助于理念渐次产生出世界的。理念是上帝的思想,是他用以规范质料的工具,也是为被造物的形式或本质。“它们赋予万物以形式,给无序以有序,给无限以界限,给无形状以形状,总之,变坏事为好事。”[4](P210)但是,他对于“逻各斯”的解释则充满神秘主义。“逻各斯”(Logos)是最高的理念,是“理念的理念”,“神的言辞”或“智慧”,它还被说成是“上帝的长子”、“上帝的形象”、最高的天使,以及宇宙的力量源泉等等。它内在于物质世界,即为自然界的规律,内在于人,即为灵魂中最优秀的部分,体现在犹太教的《托拉》中,则成为神圣的律法。在他那里,逻各斯在概念和功能上都是不清楚的。我们无法形成它的明确认识,只能靠体悟来把握它在不同场合下的意义和功用。类似“逻各斯”这样的神秘性概念也体现在各个时期的其他犹太哲学家那里,即便在20世纪的马丁·布伯那里也是显而易见的。布伯哲学中的核心概念是“我-你”关系,指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存在状态。在这样的关系中,我不把别人作为外在的它物(It),也不作为和自己不相干的他者(He),而是作为和自己处在直接的关联中的你(Thou)。我和你的这种关系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彼此相互包容,共同结成一个整体。从理性主义的观点看,我就是我,你就是你,彼此界限分明,而我-你关系强调的是二者的交互性(co-relation)和“伴侣”(partnership)关系,突出的恰好是二者之间的不明晰性。不仅如此,他承认上帝的存在,认为《圣经》就是上帝的声音,上帝是永恒的你,人与上帝的关系也是我-你关系。无疑,这样的关系也是神秘莫测的,只有在宗教经验中才能体会其意蕴所在。

理性与信仰这两种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结合,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犹太哲学家那里,二者结合、统一的程度也不尽相同。因此,在犹太哲学中实际上存在着相互区别的两派,一派推重理性,代表性的哲学家有斐洛、萨阿底、迈蒙尼德、格森尼德、科恩;另一派推重传统的犹太教信仰,其主要代表是哈列维、卢扎托、克莱斯卡、罗森茨维格、布伯和海舍尔。卢扎托认为,西方文化是由两种力量构成的,这就是雅典主义或希腊文化与作为犹太宗教思想的亚伯拉罕主义。前者给世界带来了哲学、科学、艺术以及对和谐和壮丽的热爱,后者带给人类的是公正、平等和仁爱之类,使人类讲道德和慈善。希腊文化中的唯智主义对生活没有意义,它只适用于哲学家,而不能满足大众的要求,因为大众需要的是“道德维生素”。[5](P281—282)马丁·布伯也严肃地指出了西方文化的不足:它拥有最全面的和高度发达的知识,然而自己却无法找到意义;它拥有最严格的和最纯正的规训,但自己却无法找到道路。这样的道路就是对于超越存在的信念,它关乎人类的本真的生活,是生活的真正意义所在。这样的道路存在于东方文化之中,即犹太教和中国古代老庄的道家哲学之中。因此,东方文化可以弥补现代西方文化的缺陷。[6](P555—556)

犹太哲学的以上特点表明,犹太哲学不是纯粹东方的,也不是纯粹西方的,它在吸收西方哲学的概念和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同时保留了犹太教的信仰和神秘主义因素,采取的是一种综合的亦此亦彼的做法。因此,它既是东方的,又是西方的,可以说是介于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第三条思想之路。它还表明,犹太哲学家没有故步自封,没有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所蒙蔽,他们对西方文化和哲学采取开放、学习和汲取精华的态度;他们也没有妄自菲薄,犹太教的基本信仰和精神在他们的新哲学中得到了创造性地保持和弘扬。犹太哲学这样一些特点及其态度和精神,对于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哲学的发展应有其不容忽视的意义和价值。

三、犹太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意义

中国文明与希伯来文明都是最古老的人类文明形式,都有丰富厚重的文化传统——在犹太人那里为犹太教,在中国人这里为儒释道宗教和哲学。世界上其他古老的文明,有的由于历史的原因而中断了,如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文明,有的虽然没有中断,但是迄今尚未开发出完整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系统,如印度哲学——她和西方的相遇几乎与中国同时,目前也和中国一样正处在探索和形成新哲学的时期,还没有成熟到成为范例的程度。而犹太人最早以完整形态的宗教传统和西方哲学相遇,并在相互的冲突和对话中发展出自己的哲学形态,从而成为后来东西方哲学会通的范例。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与犹太哲学发展的背景相似,现代的中国也是在和西方哲学相遇、碰撞和对话的大背景下发展自己的哲学的,而且这样的相遇都曾经有过被迫的性质。犹太人与希腊文明的相遇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中国人与西方哲学相遇的时间还不足200年,因此,犹太哲学是相对成熟的第三条道路。这样,对于正在建设的中国哲学应该有积极意义。

首先,犹太哲学的“发现”,确认了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走向。中国哲学源远流长。先秦的儒家、道家、墨家和名家都是很有哲学意味的思想体系。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魏晋、隋唐以来的佛教以及宋明之际的理学和心学都富有博大精深的内容。但是,现代意义的哲学则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五四”运动后,在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相遇的过程中逐渐兴起的。换言之,假如没有伴随鸦片战争而来的大规模的“西学东渐”,假如没有由此而引起的中西哲学的相遇、碰撞和整合,中国哲学很有可能仍然停留在儒释道的传统中,而不存在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关于现代中国哲学的含义,冯友兰先生说得很清楚。他说:“现代化的中国哲学,并不是凭空捏造一个新的中国哲学,那是不可能的。新的现代化的中国哲学,只能是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7](P200)他所谓现代逻辑学的成就指的是共项和殊相(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也就是古希腊哲学中“一”与“多”的关系的学说。这也就是说,和犹太哲学相似,现代中国哲学的旨趣也是用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方法来阐释古代的哲学传统。因此,中国现代哲学和从公元前业已开始的犹太哲学走的是同一条路。不同之处主要是犹太哲学在先,中国现代哲学于后;前者历史悠久,后者历史短暂罢了。中国现代哲学之始,哲学家们对犹太哲学一无所知,即使是最近的中国哲学家如牟宗三、刘述先、杜维明等,对犹太哲学也不甚了了,没有受其影响。今天我们“发现”了犹太哲学,始知犹太哲学和中国现代哲学所走的竟是同一条道路,这本身就是对现代中国哲学走向的认同。同时,先行的犹太哲学向世人表明:东方传统与西方理性主义结合是可行的,同时也向21世纪的中国学人昭示:“中西合璧”的现代中国哲学之路是可以走通的。

其次,犹太哲学提供了一个融合东西方文化的范例。如果说犹太哲学已经被证明是一条成功的思想之路,那么,其成功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形式上,它成功地运用了希腊哲学和后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方法分析和阐述传统的犹太教信仰,使传统犹太教中观念和问题学理化、系统化。二是在内容上较好地做到了信仰与理性、神秘主义与逻辑风格,即犹太精神与西方理性主义精神的融合,而且越是靠近现代,这种融合的工作就越完善。在中世纪,迈蒙尼德这种综合与融合的工作做得最好;在现当代,科恩、罗森茨维格、布伯、海舍尔则是整合和融合犹太传统与西方哲学的典范。相比之下,现代中国哲学在后一方面还有明显的欠缺。冯友兰著有《贞元六书》,创建了名曰“新理学”的哲学体系。他的新理学,就是用共项和殊相以及其他希腊哲学的概念去分析宋明理学中的范畴,如“真际与实际”、“理”与“气”、“性”与“心”、“太极与无极”、“道体”、“大全”、“精神境界”等,以期使它们明晰并充实起来。他所谓“真际”就是事物的形而上学根据,属于一般或本体界;“实际”则是可以见到的这个或那个事物,属于个别或现象界。由于“理”是一般,是个别事物之所以为个别事物的形而上的根据,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念或形式,所以理是属于“真际”的;“气”被解释成“料”,或“质料”,是使事物能够存在的东西。世界上的事物包括无机物、有机物和人都是由“理”和“气”即形式和质料两者构成的,都以“理”和“气”为形而上的根据。他还认为,与人的认识或得到的概念的层次相联系,人生有四种境界,这就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是最高的,指的是人在直觉中达到的“浑然与物同体”或“自同于大全”的精神状态。[7](P200—216、240—243)他的《新理学》“是‘接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而“接着讲”之区别于“照着讲”就在于前者能够用西方近代逻辑学的成就,“使那些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7](P200)在这个意义上,新理学没有在内容上对“旧理学”做实质性的发展,他的工夫和主要贡献是,使宋明理学在形式上学理化和系统化。借用冯友兰自己的说法,这仍然属于“新瓶装旧酒”。牟宗三对西方哲学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尤其对康德哲学有深入的研究。但是他并没有吸收多少西方哲学的内容。如郑家栋先生所说,康德对他影响也只是在形式上为他提供了诠释中国哲学的框架罢了。[8](P510)

冯友兰和牟宗三都有很好的西方哲学素养。但是,似乎可以这样说,西方哲学的内容对于他们多半还是异己的,他们对于中西哲学的认识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中体西用”的模式,他们的“问题意识”主要是中国的,其精神也仍然是中国的,西方哲学只不过是可以用来阐述中国哲学的工具而已。如前所述,在犹太哲学家那里,尤其是在当代犹太哲学家那里,西方哲学与犹太传统是糅合在一起的理性主义的阐述,西方哲学的内容与犹太宗教的精神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可以说,他们做到了“即体即用”、“体用无间”。这是现代中国哲学家所欠缺的,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哲学家在创建新哲学时应该向犹太哲学家学习的地方。

第三,犹太哲学提醒中国哲学家关注宗教信仰因素。如前所述,犹太哲学乃是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和犹太教信仰的统一体,实质上是一种宗教性的哲学。它在揭示了西方哲学与犹太教会通的可能性的同时,表明了宗教对于哲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宗教和哲学不应该是纯粹的、孤立的文化现象,哲学家在从事哲学研究时应该关注宗教和信仰因素。许多中国学者在看待西方文化时,往往只注意到了西方的科学、民主和哲学,而忽视了宗教。冯友兰于1934年在布拉格世界哲学大会上说:“我们把它们(中西文化)看作是人类进步同一趋势的不同实例,人类本性同一原理的不同表现。这样,东方西方就不只是联结起来了,它们合一了。……希望不久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哲学观念得到中国直觉和体验的补充,中国哲学观念得到欧洲逻辑和清晰思想的澄清。”[9](P271)在他看来,所谓东西方的联合就是用中国的直觉和体验补充西方哲学。他没有宗教意识,其目标是“以哲学代宗教”。牟宗三虽然认识到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对于早期儒学的宗教性也有深刻的认识,但他强调的是“理智的直觉”对于“智性存在体”的把握,在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中也没有融入宗教信仰的因素。在我们看来,如果此岸的现象世界之后或之外存在着一个彼岸世界,那么,如康德所解释的,这样彼岸世界就不仅是作为自然界的本体——物自体,而且包括自我的本体——灵魂和整个宇宙的本体——上帝,而后二者正是宗教所由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据。如果理智的直觉可以把握自然界的本体(牟宗三称之为“物如”),那么,似乎信仰就应该被承认为把握灵魂和上帝的方式。牟宗三、冯友兰等现代中国哲学家认同直觉的哲学意义,而且在理性和直觉的综合统一上做了出色的工作,这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是一大贡献。但是,当我们知道犹太哲学是一种融理性与信仰为一体的哲学后,是否应该在今后的哲学研究中充分考虑宗教信仰的因素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犹太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意义恐怕不止以上这三条,但我们不打算在这里列举更多。最后,我想引用一位西方学者的这样一段话:“假如没有犹太人,我们用来看世界的眼睛,听世界的耳朵,感受世界的感觉就会不同。不仅我们借之接受世界的感觉中枢不同,就连我们思想世界的心灵也不相同,我们将对自己的经验给出另外的解释,从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中得出另外的结论。我们将为生活设计不同的轨迹。”[10](P3)我想,这段话是值得认真对待的。

收稿日期:2002-10-1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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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迈蒙尼德.迷途指津[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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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塞尔茨(RobertM.Seltzer).犹太民族,犹太思想:犹太人的历史经验(JewishPeople,JewishThought:TheJewishexperienceinHistory)[M].伦敦与纽约:1980.

[5]大卫·鲁达夫斯基.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解放与调整的历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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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8]郑家栋.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犹太文化范文篇4

论文摘要:犹太音乐与犹太民族的命运具有密切联系。犹太民族多灾多难的历史及其散居的特点造就了犹太音乐的忧郁、悲情、激昂、奔放的特性。这些特性表现在古老的宗教圣歌、民歌中的自然小调音阶、进行曲的多变与丰富性等形式上。门德尔松和马勒等的作品集中展现了犹太音乐在世界音乐史上的独特性和唯一性。

犹太音乐与犹太民族的历史息息相关。犹太民族的历史是多灾多难的历史。似乎从这个民族的诞生之日起,整个世界都在排斥、驱逐、迫害、屠杀犹太人。然而,犹太民族不仅没有被压垮、灭绝,反而更加坚强和强大。正是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民族精神给了这个民族存活所需要的勇气和坚忍,而犹太音乐是其宗教信仰和民族精神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公元一世纪初,犹太人在反对罗马帝国的战争中失败,不少人被迫离开故土,陆续流散在世界各地,因此在地域上未能形成一个固定的文化中心。早期的基督徒主要是犹太人,后来,随着非犹太人基督徒的增加,基督教作为社会政治力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在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后,开始禁止其他宗教的活动,基督教会使用暴力强迫人们皈依。从那个时候起,犹太人受到歧视、受到侮辱,犹太人被看做邪恶的民族,犹太教被谴责为邪恶的教派,他们到处遭到有组织的迫害。一些犹太人的生命因宗教观念而受到威胁,被迫放弃犹太教,改信基督教。但犹太古老的文化,尤其是音乐,却通过犹太教的世代流传,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口头传授而保存下来。

目前有关犹太音乐的文献不多,已知较早的记载约是在7世纪。在巴勒斯坦和巴比伦的犹太教堂中所吟唱的宗教歌曲与基督教早期音乐比较相近。9世纪时,犹太教的经文吟诵已具有一定的重音规则,用记号记载在经文之上,其意义及唱法由歌唱者口头传授,不同的经文各有不同的吟诵方式。祈祷文根据不同的仪式要求有不同的旋律模式,歌唱时可由歌手即兴地加以装饰性的发展,这种传统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

19世纪以后,出现一些旋律比较定型的歌调,这些歌调往往带有阿拉伯民歌与天主教圣歌的特点。10世纪以后,犹太人的音乐因分布地区不同而逐渐分为东方与欧洲两大系统。东方的犹太人散居在中东、近东、印度以及中亚等地区。这些地区的民族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状态,音乐发展缓慢,因而犹太音乐仍能保持自己的鲜明特色。欧洲的犹太人又可分为两部分。居住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塞法尔迪姆派与居住在西欧和东欧的阿什肯纳吉姆派。塞法尔迪姆派分布在西班牙、北非、地中海东部地区,其音乐文化受西班牙及阿拉伯的影响。阿什肯纳吉姆派约自10世纪起移居德国,对德国民间音乐有一定影响。东欧的犹太人在17世纪与德国犹太人混合,并产生新的共同语言意第绪语,其宗教歌曲也受德国音乐的影响,歌唱发声上喜好用柔和的鼻音,还留有犹太的古老传统。18世纪初,波兰及俄罗斯的犹太人中出现了哈西蒂兹姆派,他们反对严格正统的犹太教,奉行新的教规,产生了具有较强节奏性、富于即兴变化的宗教歌曲。

16世纪以后,犹太人的专业音乐家开始出现。意大利的罗西(约1587—1630)是写作小提琴音乐的先驱之一,他写了许多牧歌和多声部宗教歌曲。马切洛(1686—1739)写了大量的圣歌,并收集了不少传统的犹太曲调加以模仿发展。19世纪初,祖尔策(1840—1890)主张改进犹太宗教音乐,除收集了大量宗教歌曲外,还创作了一些新的赞美诗。19世纪,对欧洲浪漫派音乐做出贡献的作曲家有不少是犹太人,如迈耶贝尔、门德尔松、奥芬巴赫、比才、马勒等。20世纪音乐家中的犹太人有勋伯格、格什温、埃尔曼、米约、科普兰、海费茨、梅纽因等。值得注意的是,在2O世纪初,兴起了一个企图创立“犹太民族乐派”的趋势,其中最为积极的人是美籍作曲家布洛克。他不但极力加以提倡,并在自己的作品中运用大量的犹太音乐素材。勋伯格的《众誓》与米约的《神圣仪式》都取材于犹太宗教音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犹太音乐受到排斥。在欧洲,希特勒公开宣称自己是德国作曲家威廉·理查德·瓦格纳的忠实听众,宣扬“纯种”的日尔曼音乐,但具有戏剧性的是,希特勒的音乐品味似乎更倾向那些他所排斥的艺术家,尤其是犹太音乐家。希特勒倍加推崇的音乐家瓦格纳有可能是犹太人。瓦格纳有着强烈的反犹倾向,但他在《漂泊的荷兰人》中却以同情的笔触描述了流良的犹太人的境遇,刻画了犹太人在恶棍/无辜受害者和英雄/艺术家两个角色之间的徘徊。瓦格纳在致朋友的信中写道:“《漂泊的荷兰人》表现的是人类原始的宿命,是在饱受狂风暴雨后对宁静安逸的向往。这位命中注定、无家可归的基督徒和流浪的犹太人,他的生活没有目的,也没有欢乐,只有死亡才是他的归宿和最终解脱。”据哥德曼等人考证,瓦格纳对犹太人的憎恨可能是犹太人的一种自恨,他对犹太人音乐的否定也是对自己音乐的否定。当代著名犹太音乐家巴伦博伊姆认为,瓦格纳是一个可怕的反犹主义者,他的反犹思想被纳粹利用、误用和滥用了。巴伦博伊姆进一步指出:“反犹主义并非希特勒的首创,当然也非瓦格纳的发明。它已经存在于好几代人身上,存在了好几个世纪。”

犹太音乐的特殊性源自于犹太民族的特殊性。犹太民族特殊的历史,特殊的状况,分散但聚居的特殊生活方式,决定了犹太音乐的生存方式和音乐活动的方式。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犹太音乐也就有了多样化的发展,他们生活在哪个国家或在哪个地方,便吸收该国、当地的音乐风格,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在犹太人看来,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民族是上帝选定的一个特殊民族,在基督教世界里,犹太民族始终背着背叛耶稣的罪名,被迫迁移、流浪,还遭到几次残忍的大屠杀。惨痛的历史,造就了犹太音乐忧郁、伤感、浪漫、美妙的旋律。阿尔诺·耐德尔指出,犹太音乐有下列特性:吟诵;常常变换节奏和调式;旋律是以小音程进行的;采用了希伯来语的抑抑扬格的节奏和平行动词;音乐具有冥想、沉思的特质。马科斯·布洛德则指出犹太音乐的原始材料来自四个方面:“犹太会堂歌曲;东部犹太民歌及其丰富的传统;一些由犹太人从其他国家带来的音乐文化;深受巴勒斯坦世界影响的文化。”

犹太音乐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其宗教性。犹太教重视音乐的教诲作用,把音乐看成是上帝喜爱的、神性流溢的一种神秘方式,是呈现和理解犹太教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犹太民众与上帝沟通的一条捷径。《旧约》中的诗歌有自己独特的诗律和节奏,《旧约》本身就是一部相当音乐化了的文学文本,特别是《诗篇》、《雅歌》部分尤其如此。《诗篇》中的诗文在古人吟咏时有乐器伴奏并有某些特定曲调格式,在《诗篇》每篇的开头,常常有“大卫的诗”、“所罗门的诗”、“亚萨的诗”、“用丝弦的乐器”、“用吹奏的乐器”、“用迦特的乐器”等特别说明,每隔一定段落,还有“细拉”(selah)的字样加以提示,表示此处唱歌的声音暂时停歇、休止,而伴奏曲可继续进行。《雅歌》是由民间口头流传了很久的情歌汇集而成,采用的是东方许多民族民间情歌男女对唱的方式,可以是没有乐器伴奏的山歌对唱,也可以是自娱自乐、独自弹奏的男女二重唱,还有结婚等喜庆场合有乐队伴奏的情歌表演唱、合唱,等等。

在《圣经》里咏诵的宗教圣歌,在今天的犹太教堂里仍然能够听到。这种传统上伴随《摩西五经》而咏诵的旋律,非常古老,甚至可以追溯到前塔木德时代。

《塔木德》作为继《圣经》之后的最重要著作,就是由3~6世纪的犹太学者在以色列和巴比伦写成,是注释犹太生活各个方面最全面的著作,其中有许多篇幅论及塔木德时代犹太音乐活动。这古老的犹太音乐回声,以宗教圣歌的形式流传了下来。这些圣歌建立在变化的基础之上,波动、摇摆不定,但仍有清晰的轮廓。这种源自原始犹太教堂歌曲的古老旋律后来被早期的基督教堂音乐所取代,但在早期基督教堂的音乐中也保留了犹太宗教圣歌的诸多成分。

虽然犹太人散居世界各地,但在他们的民歌中保留着某种犹太民族特有的元素,那就是忧郁、简约、伤感、浪漫、可塑性和细腻性。犹太人特别擅长变化运用外国音乐元素并使之成为犹太音乐元素。他们在运用外国音乐素材时,通常能够将自己特有的习惯注入到外国音乐的元素中,从而对其进行重构。比如意第绪语言,就采用了德国南部、斯拉夫、希伯来甚至拉丁语词汇,从而派生出一种全新的句法、文法。犹太民歌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其自然小调音阶。这种自然小调音阶并不是那种导音在第七级上,一个八度以内只有一个小二度的自然小调,而是在一个八度以内只有一个大二度的‘自然小调。即我们得到的是c音、D音,而不是升D音。过去有些学者认为,这种表现犹太音乐特征性格的晃动的“增二度”属于“吉普赛音阶”的范畴,而实际上,这种“哭泣的、多愁善感和温顺的增二度”旋律音调,在散居的犹太民族音乐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犹太人最喜欢用的乐器是小铃鼓,此外常用的乐器有竖琴、七弦琴、箫、长笛、铙钹、号角、号筒等。丝弦的乐器适合于表现缠绵、忧郁、悲伤、哀怨等细腻优美的情感,而吹奏的乐器适合于表现高亢、欢庆、凄厉、愤激、冲突等强烈奔放的情感。制作乐器的人都有一定的音乐素养,如摩西曾受命制作了两支精美的银号筒。

大卫是著名的音乐家,作过两首哭祭亡灵的诗歌,这就是哀歌《大英雄何竟死亡》和《我儿押撒龙啊》。大卫不仅制造乐器,还亲自为圣诗谱曲,教唱、领唱,并建立了庞大的音乐机构,在他的宫廷中有24位精通音乐的专家(如《诗篇》中提到的当时著名的伶长耶杜顿),有288位训练有素的音乐工作者,分别负责不同方面的工作,而大卫本人则是这个庞大王室乐队的组织者和总指挥,他为发展和普及音乐做出了突出贡献。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的情歌则流传下来成了《圣经》中的《雅歌》。可以断定,《旧约》时期的希伯来音乐已是犹太教宗教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也培养和陶冶了犹太人的听觉素质。

犹太音乐有许多不同的进行曲,这些具有细微音调特点的进行曲能够表现完全不同的情绪和感受。这些细微之处,对于非犹太人来说可能理解是一样的,但是对于犹太人的感觉来说,却是完全不同的。犹太音乐中的进行曲特点在于:第一,这些进行曲不是单一的、古板的,而是非常多样的。它表现了各种不同的心境与情绪,从沉重缓慢的葬礼进行曲到暴风雨般的激情喷发,从充满活力的意大利歌剧般的咏叹到梦一般的歌唱性旋律,仿佛上帝的光环普照心灵,宁静而安恬。第二,这种旋律既不能称为纯大调,也不能称为纯小调,而是在大调和小调间上下浮动,我们可以称之为“古调”。第三,两条旋律在低音区持续相同一段时间后,会突然急速跳进,这种急促的跳跃往往尾随着一个女高音部的重复,或一个由小音程分解派生出来的四音列。第四,短小部分的动机,往往是一些碎小旋律的强制性重复。公务员之家:

犹太文化范文篇5

关键词:犹太音乐犹太民族宗教圣歌门德尔松马勒

犹太音乐与犹太民族的历史息息相关。犹太民族的历史是多灾多难的历史。似乎从这个民族的诞生之日起,整个世界都在排斥、驱逐、迫害、屠杀犹太人。然而,犹太民族不仅没有被压垮、灭绝,反而更加坚强和强大。正是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民族精神给了这个民族存活所需要的勇气和坚忍,而犹太音乐是其宗教信仰和民族精神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公元一世纪初,犹太人在反对罗马帝国的战争中失败,不少人被迫离开故土,陆续流散在世界各地,因此在地域上未能形成一个固定的文化中心。早期的基督徒主要是犹太人,后来,随着非犹太人基督徒的增加,基督教作为社会政治力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在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后,开始禁止其他宗教的活动,基督教会使用暴力强迫人们皈依。从那个时候起,犹太人受到歧视、受到侮辱,犹太人被看做邪恶的民族,犹太教被谴责为邪恶的教派,他们到处遭到有组织的迫害。一些犹太人的生命因宗教观念而受到威胁,被迫放弃犹太教,改信基督教。但犹太古老的文化,尤其是音乐,却通过犹太教的世代流传,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口头传授而保存下来。

目前有关犹太音乐的文献不多,已知较早的记载约是在7世纪。在巴勒斯坦和巴比伦的犹太教堂中所吟唱的宗教歌曲与基督教早期音乐比较相近。9世纪时,犹太教的经文吟诵已具有一定的重音规则,用记号记载在经文之上,其意义及唱法由歌唱者口头传授,不同的经文各有不同的吟诵方式。祈祷文根据不同的仪式要求有不同的旋律模式,歌唱时可由歌手即兴地加以装饰性的发展,这种传统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

19世纪以后,出现一些旋律比较定型的歌调,这些歌调往往带有阿拉伯民歌与天主教圣歌的特点。10世纪以后,犹太人的音乐因分布地区不同而逐渐分为东方与欧洲两大系统。东方的犹太人散居在中东、近东、印度以及中亚等地区。这些地区的民族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状态,音乐发展缓慢,因而犹太音乐仍能保持自己的鲜明特色。欧洲的犹太人又可分为两部分。居住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塞法尔迪姆派与居住在西欧和东欧的阿什肯纳吉姆派。塞法尔迪姆派分布在西班牙、北非、地中海东部地区,其音乐文化受西班牙及阿拉伯的影响。阿什肯纳吉姆派约自10世纪起移居德国,对德国民间音乐有一定影响。东欧的犹太人在17世纪与德国犹太人混合,并产生新的共同语言意第绪语,其宗教歌曲也受德国音乐的影响,歌唱发声上喜好用柔和的鼻音,还留有犹太的古老传统。18世纪初,波兰及俄罗斯的犹太人中出现了哈西蒂兹姆派,他们反对严格正统的犹太教,奉行新的教规,产生了具有较强节奏性、富于即兴变化的宗教歌曲。

16世纪以后,犹太人的专业音乐家开始出现。意大利的罗西(约1587—1630)是写作小提琴音乐的先驱之一,他写了许多牧歌和多声部宗教歌曲。马切洛(1686—1739)写了大量的圣歌,并收集了不少传统的犹太曲调加以模仿发展。19世纪初,祖尔策(1840—1890)主张改进犹太宗教音乐,除收集了大量宗教歌曲外,还创作了一些新的赞美诗。19世纪,对欧洲浪漫派音乐做出贡献的作曲家有不少是犹太人,如迈耶贝尔、门德尔松、奥芬巴赫、比才、马勒等。20世纪音乐家中的犹太人有勋伯格、格什温、埃尔曼、米约、科普兰、海费茨、梅纽因等。值得注意的是,在2O世纪初,兴起了一个企图创立“犹太民族乐派”的趋势,其中最为积极的人是美籍作曲家布洛克。他不但极力加以提倡,并在自己的作品中运用大量的犹太音乐素材。勋伯格的《众誓》与米约的《神圣仪式》都取材于犹太宗教音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犹太音乐受到排斥。在欧洲,希特勒公开宣称自己是德国作曲家威廉·理查德·瓦格纳的忠实听众,宣扬“纯种”的日尔曼音乐,但具有戏剧性的是,希特勒的音乐品味似乎更倾向那些他所排斥的艺术家,尤其是犹太音乐家。希特勒倍加推崇的音乐家瓦格纳有可能是犹太人。瓦格纳有着强烈的反犹倾向,但他在《漂泊的荷兰人》中却以同情的笔触描述了流良的犹太人的境遇,刻画了犹太人在恶棍/无辜受害者和英雄/艺术家两个角色之间的徘徊。瓦格纳在致朋友的信中写道:“《漂泊的荷兰人》表现的是人类原始的宿命,是在饱受狂风暴雨后对宁静安逸的向往。这位命中注定、无家可归的基督徒和流浪的犹太人,他的生活没有目的,也没有欢乐,只有死亡才是他的归宿和最终解脱。”据哥德曼等人考证,瓦格纳对犹太人的憎恨可能是犹太人的一种自恨,他对犹太人音乐的否定也是对自己音乐的否定。当代著名犹太音乐家巴伦博伊姆认为,瓦格纳是一个可怕的反犹主义者,他的反犹思想被纳粹利用、误用和滥用了。巴伦博伊姆进一步指出:“反犹主义并非希特勒的首创,当然也非瓦格纳的发明。它已经存在于好几代人身上,存在了好几个世纪。”

犹太音乐的特殊性源自于犹太民族的特殊性。犹太民族特殊的历史,特殊的状况,分散但聚居的特殊生活方式,决定了犹太音乐的生存方式和音乐活动的方式。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犹太音乐也就有了多样化的发展,他们生活在哪个国家或在哪个地方,便吸收该国、当地的音乐风格,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在犹太人看来,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民族是上帝选定的一个特殊民族,在基督教世界里,犹太民族始终背着背叛耶稣的罪名,被迫迁移、流浪,还遭到几次残忍的大屠杀。惨痛的历史,造就了犹太音乐忧郁、伤感、浪漫、美妙的旋律。阿尔诺·耐德尔指出,犹太音乐有下列特性:吟诵;常常变换节奏和调式;旋律是以小音程进行的;采用了希伯来语的抑抑扬格的节奏和平行动词;音乐具有冥想、沉思的特质。马科斯·布洛德则指出犹太音乐的原始材料来自四个方面:“犹太会堂歌曲;东部犹太民歌及其丰富的传统;一些由犹太人从其他国家带来的音乐文化;深受巴勒斯坦世界影响的文化。”犹太音乐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其宗教性。犹太教重视音乐的教诲作用,把音乐看成是上帝喜爱的、神性流溢的一种神秘方式,是呈现和理解犹太教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犹太民众与上帝沟通的一条捷径。《旧约》中的诗歌有自己独特的诗律和节奏,《旧约》本身就是一部相当音乐化了的文学文本,特别是《诗篇》、《雅歌》部分尤其如此。《诗篇》中的诗文在古人吟咏时有乐器伴奏并有某些特定曲调格式,在《诗篇》每篇的开头,常常有“大卫的诗”、“所罗门的诗”、“亚萨的诗”、“用丝弦的乐器”、“用吹奏的乐器”、“用迦特的乐器”等特别说明,每隔一定段落,还有“细拉”(selah)的字样加以提示,表示此处唱歌的声音暂时停歇、休止,而伴奏曲可继续进行。《雅歌》是由民间口头流传了很久的情歌汇集而成,采用的是东方许多民族民间情歌男女对唱的方式,可以是没有乐器伴奏的山歌对唱,也可以是自娱自乐、独自弹奏的男女二重唱,还有结婚等喜庆场合有乐队伴奏的情歌表演唱、合唱,等等。

在《圣经》里咏诵的宗教圣歌,在今天的犹太教堂里仍然能够听到。这种传统上伴随《摩西五经》而咏诵的旋律,非常古老,甚至可以追溯到前塔木德时代。

《塔木德》作为继《圣经》之后的最重要著作,就是由3~6世纪的犹太学者在以色列和巴比伦写成,是注释犹太生活各个方面最全面的著作,其中有许多篇幅论及塔木德时代犹太音乐活动。这古老的犹太音乐回声,以宗教圣歌的形式流传了下来。这些圣歌建立在变化的基础之上,波动、摇摆不定,但仍有清晰的轮廓。这种源自原始犹太教堂歌曲的古老旋律后来被早期的基督教堂音乐所取代,但在早期基督教堂的音乐中也保留了犹太宗教圣歌的诸多成分。

虽然犹太人散居世界各地,但在他们的民歌中保留着某种犹太民族特有的元素,那就是忧郁、简约、伤感、浪漫、可塑性和细腻性。犹太人特别擅长变化运用外国音乐元素并使之成为犹太音乐元素。他们在运用外国音乐素材时,通常能够将自己特有的习惯注入到外国音乐的元素中,从而对其进行重构。比如意第绪语言,就采用了德国南部、斯拉夫、希伯来甚至拉丁语词汇,从而派生出一种全新的句法、文法。犹太民歌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其自然小调音阶。这种自然小调音阶并不是那种导音在第七级上,一个八度以内只有一个小二度的自然小调,而是在一个八度以内只有一个大二度的‘自然小调。即我们得到的是c音、D音,而不是升D音。过去有些学者认为,这种表现犹太音乐特征性格的晃动的“增二度”属于“吉普赛音阶”的范畴,而实际上,这种“哭泣的、多愁善感和温顺的增二度”旋律音调,在散居的犹太民族音乐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公务员之家

犹太人最喜欢用的乐器是小铃鼓,此外常用的乐器有竖琴、七弦琴、箫、长笛、铙钹、号角、号筒等。丝弦的乐器适合于表现缠绵、忧郁、悲伤、哀怨等细腻优美的情感,而吹奏的乐器适合于表现高亢、欢庆、凄厉、愤激、冲突等强烈奔放的情感。制作乐器的人都有一定的音乐素养,如摩西曾受命制作了两支精美的银号筒。

大卫是著名的音乐家,作过两首哭祭亡灵的诗歌,这就是哀歌《大英雄何竟死亡》和《我儿押撒龙啊》。大卫不仅制造乐器,还亲自为圣诗谱曲,教唱、领唱,并建立了庞大的音乐机构,在他的宫廷中有24位精通音乐的专家(如《诗篇》中提到的当时著名的伶长耶杜顿),有288位训练有素的音乐工作者,分别负责不同方面的工作,而大卫本人则是这个庞大王室乐队的组织者和总指挥,他为发展和普及音乐做出了突出贡献。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的情歌则流传下来成了《圣经》中的《雅歌》。可以断定,《旧约》时期的希伯来音乐已是犹太教宗教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也培养和陶冶了犹太人的听觉素质。

犹太音乐有许多不同的进行曲,这些具有细微音调特点的进行曲能够表现完全不同的情绪和感受。这些细微之处,对于非犹太人来说可能理解是一样的,但是对于犹太人的感觉来说,却是完全不同的。

犹太音乐中的进行曲特点在于:第一,这些进行曲不是单一的、古板的,而是非常多样的。它表现了各种不同的心境与情绪,从沉重缓慢的葬礼进行曲到暴风雨般的激情喷发,从充满活力的意大利歌剧般的咏叹到梦一般的歌唱性旋律,仿佛上帝的光环普照心灵,宁静而安恬。第二,这种旋律既不能称为纯大调,也不能称为纯小调,而是在大调和小调间上下浮动,我们可以称之为“古调”。第三,两条旋律在低音区持续相同一段时间后,会突然急速跳进,这种急促的跳跃往往尾随着一个女高音部的重复,或一个由小音程分解派生出来的四音列。第四,短小部分的动机,往往是一些碎小旋律的强制性重复。

犹太文化范文篇6

犹太民族是一个盛产“巨人”的民族,爱因斯坦、马克思、毕加索、弗洛伊德、西尔多•冯•卡门、门德尔松等都是为我们所熟知的时代“巨人”。相对于别的民族,犹太人可谓是群星璀璨。爱因斯坦曾说:“世间伟大的人为什么这么少,其原因是他们的童年教育被忽视了。”科学“巨人”爱因斯坦的成功与他童年时代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爱因斯坦从小就受到母亲的音乐熏陶,而音乐丰富了他的想象力;叔父对他进行数学启蒙,而数学培养了他非凡的思维能力;父亲则在很多方面给他带来了继续探索的勇气和信心。钱学森的老师西尔多•冯•卡门从小就有数学天赋,但是他的父亲为了让他全面发展、开阔视野,让他读历史、诗歌、地理,还为他请来博学的老师教他人文知识。西尔多•冯•卡门在回忆这段往事时非常感激他的父亲,正是他父亲让他视野开阔、思维广泛,而没有局限在一个狭隘的空间之中。除了爱因斯坦、西尔多•冯•卡门,还有许多思想家和科学家的成功其实都得益于他们早期的家庭教育。

二、犹太民族家庭教育的特色内容

(一)注重“经典”传承的教育

经典正是由于其典范性和权威性所以不受时间的制约能够经过历史的选择成为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一直流传。犹太经典主要是犹太教的经文,这些经典文本不仅对整个犹太民族有着重要的作用并且也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犹太人有众多的“经典”,例如犹太教的第一部经典《圣经•旧约》(《塔纳赫》),包括《托拉》、《先知书》、《圣录》;犹太教的第二部经典《塔木德》,希伯来语音译意为“教导”,又称口传《妥拉》,出自《申命记》第11章第9节:“你们将用它来教导你们的孩子”。对犹太教而言,《塔纳赫》是一本永恒的圣书,而《塔木德》则是犹太教徒日常生活中所实用的经书,它旨在给犹太人提供宗教生活的准则与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在战争流亡的年代这两部经典就是犹太人的精神支柱。在内容上这些经典包括了犹太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法律、伦理规范等各个方面。在形式上除了训诫、教诲还有大量的寓言、优美诗歌、有趣的故事等。子女从小就要从父母那里学习和背诵这些经典,接受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的教育,开启读书认字、启发智慧的旅途。并且在犹太家庭共餐和朋友来访聚会中大家总要探讨这些经典中的一些内容。正是在对这些经典的学习中使得犹太人的宗教、民族、文化、价值、习俗等都得到传承。

(二)注重历史传统的教育

犹太人的历史有过民族的伟业和辉煌,同样也有过失败、痛苦、迫害及流离失所。犹太人为了表示他们对历史遗产的记忆和继承将自己称为是“记忆的民族”,并且会将这些历史告诉自己的后代子孙,让他们正视历史的正反两面,并从中进行反省和吸取教训,让辉煌和灾难激励着犹太人不断前进并走向强大。犹太人有很多纪念性的节日,这些节日基本上都与敬神、感恩、忏悔和历史事件有关,如住棚节、逾越节、大屠杀纪念日、悲哀日等。一到节日小孩子就要根据大人的要求从犹太经典中找到典故,到社区、学校参加各类庆祝活动。随着网络的发展,西方文化的进入侵蚀着下一代的历史传统意识。通过历史传统的教育犹太父母告诉子女要记住自己是“犹太人”,要记住民族的历史,记住民族的传统。并且还告诉子女人生有幸福、喜悦、失意和痛苦。对待人生要保持忧患意识,对民族和世界要有责任感。

(三)注重优秀品德的教育

犹太父母非常注重子女的品德教育。一个人将来所能取得的成就除了知识、智慧、能力等还取决于他的品德。列宁是俄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出生于俄国伏尔加河辛比尔斯克的一个犹太家庭,从小就受到父母良好的品德教育。在父母的教育指导下列宁尊敬长者,待人和气,非常的有礼貌。“一次,一个贫苦农民赶的大车不小心陷进了泥沟,列宁看到后毫不犹豫,上前帮农民拉车。拉出车后,还捡起农民掉在地上的破手套,恭敬地交还并礼貌地握手道别。”[2]在今天的犹太家庭中父母会和孩子讲列宁的故事,让他们在心灵里埋下高尚的种子。在日常的生活中父母更是耐心指导,身体力行,并引导孩子实践。

(四)注重劳动品质的教育

劳动对儿童的成长有巨大的作用已经得到大家认可。在犹太家庭中父母非常重视对子女的劳动教育,认为劳动是锻炼孩子意志与品质的良好方式。在犹太家庭中,每一个成员都要完成一定的家务,例如打扫房间的卫生,整理物品,倒垃圾,给草坪除草这些孩子力所能及的事情。在做家务的过程中,由孩子独立完成或者与父母、兄弟姐妹合作完成,但父母绝对不能帮孩子代劳。如果父母代劳则会助长孩子的惰性。并且孩子如果完成了任务会有小奖励反之则有惩罚。“一项对以色列地区456名少年儿童的长达20年的跟踪报道发现,爱干家务的孩子与不爱干家务的孩子相比,长大后的失业率为1∶15,犯罪率为1∶10,前者收入比后者高20%左右。同时,爱干家务的孩子长大后离婚率、心脏病率也较低。”[3]在劳动的过程中不仅锻炼了孩子吃苦耐劳、珍惜劳动成果和责任的意识,而且还有利于增进家庭之间的感情。孩子从小养成劳动的习惯,长大后自然能从中获得更多的好处。

(五)注重独立性格的教育

历史的惨痛教训和长期恶劣的生活环境造就了犹太人的独立性格,也使得犹太人非常重视培养儿童的独立性。要生存就必须独立。犹太人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进行独立性的培养。有这样一个故事:在犹太家庭中父亲让五六岁的孩子从窗台上跳到父亲的怀里,然后父亲紧紧地抱住孩子,孩子玩得非常高兴,突然有一次父亲不抱孩子了,让孩子摔在地上,这时父亲对孩子说:“请记住,除了你自己,不要相信任何人,不要依靠任何人,一切要靠你自己!”[4]犹太人就是这样对孩子进行独立性格教育的。并且由最值得信赖父亲亲自传授,用痛苦去感受,所以独立的信念从小就牢记在儿童心中。在犹太家庭中孩子要获得零用钱就必须帮家里干活,到18岁就必须独立生活,自己养活自己。正是在这种独立教育中犹太青少年能够很早地适应社会。

(六)注重财商教育

犹太民族在世界上有很多商界上的精英,例如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垄断大财阀摩根、华尔街金融大王安德烈•迈耶等。这与犹太家庭从小就注重对孩子的财商教育有着深刻的关系。犹太家庭从孩子3岁开始便教其识别硬币和纸币;当孩子5岁时告诉他们钱是怎样来的,钱可以购物;孩子7岁时便可以看懂价格标签,培养了“钱能换物”的理念;孩子8岁时可以通过工作赚钱,有自己的帐户,懂得储蓄;10到12岁时,孩子就懂得制定开销计划,并发现商机。洛克菲勒从小家教很严,靠给父亲做“雇工”挣零花钱。他清晨便到田里干农活,有时帮母亲挤牛奶。他有一个专用于记账的小本子,把自己的工作量化后,按每小时0.37美元记入账,之后与父亲结算。正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财商教育中犹太儿童从小就有很强的财商意识。在犹太人的财商教育中最重要的是培养孩子延后享受的理念,延期满足自己的欲望,以追求自己未来更大的回报。“如果你喜欢玩,就需要去赚取你的自由时间,这需要良好的教育和学业成绩。然后你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赚到很多钱,之后你可以玩更长的时间和更贵的玩具,反之亦然。”[5]正是经过这样的财商教育使犹太儿童在长大后能迅速地找到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平衡点,逐步实现个人事业和生活的理想,并获得成功。

三、犹太民族家庭教育的方法

(一)平等对话

在犹太家庭中平等身份的对话教育方法是犹太家庭的一个特色。在面对一事物的看法时父母会让孩子说出自己的看法,当孩子说的有道理时父母会对孩子表示赞同。当孩子任性时父母也会耐心地与孩子讲道理,让孩子思考父母说的有没有道理,而不是简单武断做出决定。犹太家庭平等对话的教育方法体现了将儿童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人来进行“主体际性”的交往。这种“主体际性”的交往将儿童放到与父母平等的地位,是社会生活中两个主体之间的交流,而不是被当做一个教育客体来被动地改造或塑造,肯定了儿童作为一个“人”的事实的自主能动性的发展。“受教育者只有作为主体根据自己的认知图示理解了你的话,你的话才能作用于他的思想。如果他根本不予理睬,那你的话同刮过的他耳畔的一阵清风有什么区别呢?”[6]

(二)合理的惩罚

在犹太家庭中父母认为当孩子犯错误时一定要抓住时机来教育孩子。孩子犯了错误父母要对孩子进行惩罚。但惩罚不是体罚,不是对孩子的打骂。惩罚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要孩子在惩罚中明白错误,并且承担错误的责任,培养直面错误的勇气。一个犹太小男孩在踢球时打碎了邻居家窗户的玻璃,邻居要求赔偿12.5美元,父亲严厉地告诉儿子应该自己承担过失,小男孩就先从父亲那里借来赔偿金,通过打工挣来12.5美元再还给父亲,这种艰苦的打工磨练就是对孩子的惩罚。

(三)循序渐进的引导

犹太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中善于运用引导的方法。引导是犹太家庭教育最具特色和最重要的方法。犹太父母在孩子很小时在书本涂抹蜂蜜来引导孩子爱知识、爱学习,在长大一些之后用对话启发孩子懂得知识、智慧才最有价值,在家里让孩子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挣零花钱引导孩子劳动,让孩子用摔倒的痛苦来引导他独立,用让孩子打工来赔偿邻居家的玻璃的惩罚方式来引导他要有责任感,要敢于面对错误。正是在这种循序渐进的引导中让孩子成为一个爱学习、有追求、有责任感的人,并且引导他们在实践中塑造自我。

四、对我国家庭教育的启示

前段时间一些名人子女违法案件给我国的家庭教育带了巨大的反思。优越的家庭条件,物质上的富足,带来的只是穷奢极欲的享乐;最好的精英学校教育却没有教会他们做一个有良知的“人”;父母的“爱”只是帮他开脱罪名。这些案件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家庭教育的失职造成的。通过对犹太家庭教育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一些启示。

(一)教育子女是父母的职责

犹太家庭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教育场所,家庭教育对子女成长意义重大。在中国一些富裕家庭中,部分父母忙于事业而疏忽了对子女的教育,以为用物质财富就能给予他们美好的生活,然而却只是让他们成为了物质上的“富二代”,精神上的“贫二代”。以至于后来做出一些违反道德和法律的行为。在农村当中,很多孩子由于父母外出务工成为留守儿童,导致家庭教育缺失。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很多青少年染上了不良的习惯,更有的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还有的儿童因为父母不在身边从而人身权利遭受侵害。富裕家庭里的“贫二代”和农村中的留守儿童问题都是我国当前教育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国家和社会正在积极寻找有效的解决对策。作为父母更是要有教育子女的意识,尽到教育子女的职责。

(二)“经典”熏陶

犹太父母在教育子女时会将本民族文化中的“经典”运用于子女的教育。在“经典”教育中儿童从小受到“经典”的熏陶。“经典”中的精华对儿童的成长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本民族的文化同样得到传承。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一样是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我们也有本民族的“经典”,例如《论语》、《道德经》等,有些例如《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等从古代开始就是作为儿童启蒙教材的优秀教材。在家庭教育中对于民族文化的运用,如何通过“经典”的熏陶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是值得我们探索的。

(三)适度的“爱”

在犹太家庭教育中父母不溺爱孩子,而是从小培养孩子的劳动品质、独立意识、责任感,所以犹太儿童走向社会时便很快能够融入社会,并且容易成就自己的未来。由于我国现在有很多家庭是独生子女,所以在子女问题上采取的是溺爱的方式。孩子从小是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皇帝生活,更有报道大学生不会洗衣服要打包寄回家的“趣闻”。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溺爱其实是对子女的最大伤害。过分溺爱的孩子在走向社会后往往面对困难容易退缩、在处理社会关系方面容易以自我为中心,因此在社会的道路上很难前行。

(四)改变方法

犹太文化范文篇7

【论文摘要】古代犹太教对公义十分重视和强调,这从《希伯来圣经》及其他犹太教文献对上帝公义的描述和犹太先知的大力呼吁警诫中都可以看出。公义在古代犹太教中如此重要,因此,犹太教徒自然也被要求遵守各种宗教诫命与道德规范,以达到寻求、实现社会公义之目的。

公义(justice)是古代犹太教十分强调和重视的一个概念,在希伯来语中其对应的词为tzedek,意指上帝和人类的公平、正义。公义在古代犹太人的世界观和宗教观中占据着中心地位,犹太教的其他许多概念都是围绕公义的概念发展起来的。在犹太教看来,公义既是上帝所具备的属性,也是人类应遵循的道德规范。

1犹太教上帝的公义

犹太教视公义为上帝的属性。在崇拜多神教的异教中,神诋通常拥有无限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任何约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信仰一神教的犹太教中,虽然宇宙中不存在着任何其他的神,上帝是独一无二、不可比拟的,他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却依然受着道德的约束。上帝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判定一个人的善恶,而是根据每个人的具体行为来表彰公义,惩罚罪行。《希伯来圣经》中有许多关于上帝喜爱公义,憎恨罪恶的叙述。“(上帝)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约伯记》29:14);“公义和公平是你(上帝)宝座的根基”(《诗篇》89:14)。在犹太拉比的眼中,“上帝绝不偏心,绝不遗忘,绝不势利,绝不受贿”(《阿伯特》4:29)。由此可见,作为立法者和执法者的上帝,在执行判定的过程中是以公正对待所有人的。犹太教认为上帝不仅自己是公义的,他也希望通过制定《托拉》的律法和自身的身体力行来推动社会公义的实现。“通常,人间的国王制定法令后,如果他本人愿意遵守,他就遵守,如果他不愿意,就使别人遵守。但是,神圣的上帝不一样。他制定了律令后,便率先遵守,如《圣经》所说,‘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雅赫维’(《利未记》19:32)——率先遵行了要在白发的人面前站起来这一律令的是我雅赫维。”(《大利未记》35:3)根据古代犹太教的一神思想,创造了世界的上帝是世界的统治者,上帝以身作则遵守律法,那遵守犹太教的各种伦理道德和法律诫命以追求公义自然也就成了上帝对人类——上帝按照自己形象创造出来的作品——的一项基本要求,是人类的生活义务和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因此在《申命记》第16章第20节中,上帝明令要求世人“你要追求至公至义”。

2犹太先知对公义的强调

古代犹太教对公义的重视和强调不仅体现在上帝直接要求世人行公义上,也体现在以上帝代言人身份出现的犹太先知的告诫上。许多古代犹太先知通过阐述神谕教育民众,大声疾呼社会的公义,并将国家、民族的危亡与社会的公义联系起来。《希伯来语圣经》中的先知书中充满了犹太先知对社会不公义现象的批评。在先知阿摩司生活的年代,北部的以色列国在耶罗波安二世统治下达到了势力的项峰。耶罗波安战胜了亚兰人,把以色列国的领土扩大到原来联合王国时代的北疆,从极北的哈马口到亚拉巴海(《列王记下》14:25、28)。南部的犹大国也在乌西雅治下打败了以东人和非利士人,制服了亚们人,同时大力发展农业和兴建庞大的军队(《历代志下》26:1-15)。表面上看来,以色列国力相对强盛,外部似乎无大忧大患,但许多以色列人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道德沦丧,社会风气日下(《阿摩司书》6:4-6、15)。穷人的权利遭到践踏,富人却在司法上得到偏袒(《阿摩司书》5:7、11-12)。阿摩司斥责这种道德的丧失,并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警告。他告诫以色列人这种行为大大激怒了神,遭致神容许亚述侵略以色列来作为惩罚(《阿摩司书》7:7-11、14-17)。面对社会的种种陋行,先知阿摩司发出宏愿:“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阿摩司书》5:24)。在北方以色列国被亚述人消灭、南部犹大国国力日衰,民不聊生亡之际,另一位古犹太先知以赛亚也发出了类似的批评。他指出以色列百姓和官吏已离弃了上帝和公义的道路。贪婪和堕落成为社会的风气,富人生活奢侈放荡,而许多穷人则变得赤贫以至最终沦为奴隶。(《以赛亚书》1:21-23)官吏“设立不义之律例,……为要屈枉穷乏人,夺去困苦人的理,以寡妇当作虏物,以孤儿当作掠物。”(《以赛亚书》10:1-2)他指出欺压穷人的人只有一种下场,就是被神毁灭(《以赛亚书》3:14-25)。以赛亚呼吁以色列人“学习行善,寻求公义”(《以赛亚书》1:16-17),以期未来在耶路撒冷建立起一座“公义之城”。(《以赛亚书》1:26)还有很多先知如弥迦、耶利米也对社会的不公义作出了有力的批评(《弥迦书》6:9-16),面对以色列社会的不公义,先知弥迦借上帝之口呼吁以色列人“以色列啊,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6:8)。作为犹太思想的代表者,先知是犹太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是任何其他民族历史上都未产生过的。虽然犹太教的传统将先知视作替神向人说话的人、是神的代言人,“实质上他们是当时社会的批评家、政治改革的倡导者和民族的精神导师。”[6]先知所倡导的并非抽象、思辨的伦理道德,而是在现实社会中应当遵循的道德操行。在他们看来,社会正义在决定社会命运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针对古代先知在弘扬公义上所具有的意义,有外国学者评论道:“圣经中的先知传统是西方文明关于人类个体的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最高尚的概念的最主要来源。即便先知只是向他们的以色列同胞布道,只是从他们与上帝立约的角度来理解公义,他们响亮的话语一直传递着他们的信仰:公义既是为了弱者也是为了强者;……一个人若不善待自己的同胞则无法侍奉上帝;要热爱上帝就要热爱公义……”3追求、实现公义的方式

犹太教的上帝和先知对公义是如此地大声呼吁和关注,那作为个体的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应如何做呢?犹太教认为要实现人类社会公正、公义的目标就要“行他的道。”(《申命记》11:22)人类的生活方式应该按照上帝的方式来塑造,遵循犹太教的各种伦理道德和律法诫命。而犹太教的诫命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犹太教认为,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所以人的生命都是上帝给予的,而且以色列既然是上帝的选民,就更应当听从上帝的教诲,要“爱人如己”(《利未记》19:18)。因此,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论其出身多么卑微,都享有和别人同等的权利。在这一问题上,古代以色列人对奴隶的看法可谓领其他古代民族风气之先。根据《希伯来圣经》的描述,以色列人不甘忍受埃及法老的奴役统治,于是在上帝的指引和摩西的带领下逃出埃及,获得了自由。这种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经历使得以色列人懂得了同情和爱,深知自由的宝贵。因此,与同时代的其他绝大多数民族不同,2000多年前的犹太人将奴隶视为拥有个人权利的人而不是只会说话的工具。买来的奴仆不但在劳动六年后便自动获得自由(《出埃及记》21:1-6),而且他们即使从主人那里逃脱到了别处,也仍被看成享有同等权利的人(《申命记》23:15-16)。在安息日,主人必须让奴仆停止劳作获得休息(《申命记》5:12-15)。主人也不能肆意体罚奴仆,如若奴仆因此而受到身体上的伤害,则主人须以给予其自由作为补偿(《出埃及记》21:26-27)。如若情况严重至当场将奴仆打死,则被视作极其严重的犯罪行为,打人者将遭受刑罚(《出埃及记》21:20)。此外,《圣经》中列出了许多律法教导以色列民应关爱穷人等其他弱势群体。“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埃及记》22:21)“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出埃及记》22:22)“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出埃及》22:25)“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屈枉正直。”(《出埃及记》23:6)“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利未记》19:14)“困苦贫乏的佣工,无论是你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申命记》24:14)《利未记》第19章第9-10节规定在收割庄稼时不可割尽田地的四角,也不可拾尽所遗落的,以便为那些不幸的人留下一部分;也不可摘尽果园和葡萄园中所有的果实,以便使穷人、孤儿寡母和寄居者有充饥之物。除了遵守各种律法和诫命外,对于具体应如何施行公义以实现社会的公正和公义,自古以来犹太人还有一项重要的手段——慈善捐赠。他们视通过慈善捐赠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关心和保护为全社会特别是富人的义务,是社会公正所在。在英语中通常用philanthropy表示捐赠、救济他人的慈善行为。

philanthropy一词源自希腊语philanthropos(philos+anthropos),philos意指“爱”(love),anthropos意指“人类”(mankind),所以philanthropos的本意是“热爱人类”(lovemankind),这一本意也恰好反映了基督教的慈善观--行善是“出于自己对他人的爱”的思想。而在希伯来文中,“慈善”对应的词是tsedakah,它和tzedek是同一个词根tsadak,意为“公义的行为”(righteousaction)。由于犹太人的慈善观念是以tsadak为根源,而耶和华上帝是公义的,因此,在犹太教中,通过慈善行公义已不是某种选择,而是上帝的神圣旨令和每个人不可推卸的使命。行善不仅是对穷人的帮助,而且也是受赠者的权利以及捐赠者的义务。为了强调捐赠者和受赠者之间的平等,犹太拉比鼓励双方互不见面的捐赠行为,认为捐赠者和受赠者互不相知是最好的捐赠方式。犹太律法学家迈蒙尼德(MosesMaimonides)曾将犹太人的捐赠方式归纳成八种类型,并由低级到高级排列如下:一、迫不得已的捐赠;二、态度虽然诚恳,但捐赠量却远少于应给的数量;三、在穷人开口后才捐赠;四、不等穷人开口就捐赠;五、受赠者知道谁是捐赠者,但捐赠者不知道谁是受赠者;六、捐赠者知道谁是受赠者,但受赠者却不知道谁是捐赠者;七、捐赠者和受赠者互不相知;八、帮助穷人脱贫(教其谋生之道)、使受难者恢复经济自立的捐赠。迈蒙尼德的这一归纳和排列突显了犹太民族在慈善捐赠问题上的优良传统,可以说它对不留名的捐赠的推崇是对行慈善是富人的义务和穷人的权利这一犹太教观点的极好例证。4结语

犹太教与基督教是深深影响西方文明的两大宗教。它们皆信仰上帝,视《希伯来圣经》为圣

典。但不同的是,“基督教把信仰放在首位,主张‘因信称义’,可以说是尚信之教”,而“犹太教不尚信条和教义,其核心是‘行’,可谓尚行之教”,主张的是因行称义[10]。因此作为伦理一神教的犹太教,对人的德行极为重视。而要做到正确的“行”,成为合格虔诚的犹太教教徒,自然就要效仿上帝的公义品质,遵守犹太教的一系列道德规范和律法诫命。因此对公义的重视和强调自然而然也就成为了古代犹太教的一个鲜明特征。

5参考文献

1StevenS.Schwarzschild.EncyclopediaJudaica.NewYork:TheMacmillanCompany,1971.

2[美]亚伯拉罕·柯恩著.盖逊译.大众塔木德[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

3JPSHebrew-EnglishTanakh.Philadelphia:TheJewishPublicationSociety,2000.

4EditedbyH.FreedmanandMauriceSimon[M].London:SoncinoPress,1939.

5EditedbyArthurA.CohenandPaulMendes-Flohr.ContemporaryJewishReligiousThought[M].NewYork:FreePress,1988.

6徐新.犹太文化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7AlbertVarspan&EugeneJ.Lipman.JusticeandJudaism:TheWorkofSocialAction.NewYork:UnionofAmericanHebrewCongregations,1961.

8黄陵渝.犹太教学[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

9RabbiWayneDosick.LivingJudaism:TheCompleteGuidetoJewishBelief,TraditionandPractice.SanFrancisco:HarperCollinsPublisher,1998.

犹太文化范文篇8

犹太教视公义为上帝的属性。在崇拜多神教的异教中,神诋通常拥有无限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任何约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信仰一神教的犹太教中,虽然宇宙中不存在着任何其他的神,上帝是独一无二、不可比拟的,他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却依然受着道德的约束。上帝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判定一个人的善恶,而是根据每个人的具体行为来表彰公义,惩罚罪行。《希伯来圣经》中有许多关于上帝喜爱公义,憎恨罪恶的叙述。“(上帝)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约伯记》29:14);“公义和公平是你(上帝)宝座的根基”(《诗篇》89:14)。在犹太拉比的眼中,“上帝绝不偏心,绝不遗忘,绝不势利,绝不受贿”(《阿伯特》4:29)。由此可见,作为立法者和执法者的上帝,在执行判定的过程中是以公正对待所有人的。犹太教认为上帝不仅自己是公义的,他也希望通过制定《托拉》的律法和自身的身体力行来推动社会公义的实现。“通常,人间的国王制定法令后,如果他本人愿意遵守,他就遵守,如果他不愿意,就使别人遵守。但是,神圣的上帝不一样。他制定了律令后,便率先遵守,如《圣经》所说,‘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雅赫维’(《利未记》19:32)——率先遵行了要在白发的人面前站起来这一律令的是我雅赫维。”(《大利未记》35:3)根据古代犹太教的一神思想,创造了世界的上帝是世界的统治者,上帝以身作则遵守律法,那遵守犹太教的各种伦理道德和法律诫命以追求公义自然也就成了上帝对人类——上帝按照自己形象创造出来的作品——的一项基本要求,是人类的生活义务和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因此在《申命记》第16章第20节中,上帝明令要求世人“你要追求至公至义”。

2犹太先知对公义的强调

古代犹太教对公义的重视和强调不仅体现在上帝直接要求世人行公义上,也体现在以上帝代言人身份出现的犹太先知的告诫上。许多古代犹太先知通过阐述神谕教育民众,大声疾呼社会的公义,并将国家、民族的危亡与社会的公义联系起来。《希伯来语圣经》中的先知书中充满了犹太先知对社会不公义现象的批评。在先知阿摩司生活的年代,北部的以色列国在耶罗波安二世统治下达到了势力的项峰。耶罗波安战胜了亚兰人,把以色列国的领土扩大到原来联合王国时代的北疆,从极北的哈马口到亚拉巴海(《列王记下》14:25、28)。南部的犹大国也在乌西雅治下打败了以东人和非利士人,制服了亚们人,同时大力发展农业和兴建庞大的军队(《历代志下》26:1-15)。表面上看来,以色列国力相对强盛,外部似乎无大忧大患,但许多以色列人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道德沦丧,社会风气日下(《阿摩司书》6:4-6、15)。穷人的权利遭到践踏,富人却在司法上得到偏袒(《阿摩司书》5:7、11-12)。阿摩司斥责这种道德的丧失,并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警告。他告诫以色列人这种行为大大激怒了神,遭致神容许亚述侵略以色列来作为惩罚(《阿摩司书》7:7-11、14-17)。面对社会的种种陋行,先知阿摩司发出宏愿:“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阿摩司书》5:24)。在北方以色列国被亚述人消灭、南部犹大国国力日衰,民不聊生亡之际,另一位古犹太先知以赛亚也发出了类似的批评。他指出以色列百姓和官吏已离弃了上帝和公义的道路。贪婪和堕落成为社会的风气,富人生活奢侈放荡,而许多穷人则变得赤贫以至最终沦为奴隶。(《以赛亚书》1:21-23)官吏“设立不义之律例,……为要屈枉穷乏人,夺去困苦人的理,以寡妇当作虏物,以孤儿当作掠物。”(《以赛亚书》10:1-2)他指出欺压穷人的人只有一种下场,就是被神毁灭(《以赛亚书》3:14-25)。以赛亚呼吁以色列人“学习行善,寻求公义”(《以赛亚书》1:16-17),以期未来在耶路撒冷建立起一座“公义之城”。(《以赛亚书》1:26)还有很多先知如弥迦、耶利米也对社会的不公义作出了有力的批评(《弥迦书》6:9-16),面对以色列社会的不公义,先知弥迦借上帝之口呼吁以色列人“以色列啊,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6:8)。作为犹太思想的代表者,先知是犹太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是任何其他民族历史上都未产生过的。虽然犹太教的传统将先知视作替神向人说话的人、是神的代言人,“实质上他们是当时社会的批评家、政治改革的倡导者和民族的精神导师。”[6]先知所倡导的并非抽象、思辨的伦理道德,而是在现实社会中应当遵循的道德操行。在他们看来,社会正义在决定社会命运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针对古代先知在弘扬公义上所具有的意义,有外国学者评论道:“圣经中的先知传统是西方文明关于人类个体的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最高尚的概念的最主要来源。即便先知只是向他们的以色列同胞布道,只是从他们与上帝立约的角度来理解公义,他们响亮的话语一直传递着他们的信仰:公义既是为了弱者也是为了强者;……一个人若不善待自己的同胞则无法侍奉上帝;要热爱上帝就要热爱公义……”

3追求、实现公义的方式

犹太教的上帝和先知对公义是如此地大声呼吁和关注,那作为个体的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应如何做呢?犹太教认为要实现人类社会公正、公义的目标就要“行他的道。”(《申命记》11:22)人类的生活方式应该按照上帝的方式来塑造,遵循犹太教的各种伦理道德和律法诫命。而犹太教的诫命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犹太教认为,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所以人的生命都是上帝给予的,而且以色列既然是上帝的选民,就更应当听从上帝的教诲,要“爱人如己”(《利未记》19:18)。因此,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论其出身多么卑微,都享有和别人同等的权利。在这一问题上,古代以色列人对奴隶的看法可谓领其他古代民族风气之先。根据《希伯来圣经》的描述,以色列人不甘忍受埃及法老的奴役统治,于是在上帝的指引和摩西的带领下逃出埃及,获得了自由。这种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经历使得以色列人懂得了同情和爱,深知自由的宝贵。因此,与同时代的其他绝大多数民族不同,2000多年前的犹太人将奴隶视为拥有个人权利的人而不是只会说话的工具。买来的奴仆不但在劳动六年后便自动获得自由(《出埃及记》21:1-6),而且他们即使从主人那里逃脱到了别处,也仍被看成享有同等权利的人(《申命记》23:15-16)。在安息日,主人必须让奴仆停止劳作获得休息(《申命记》5:12-15)。主人也不能肆意体罚奴仆,如若奴仆因此而受到身体上的伤害,则主人须以给予其自由作为补偿(《出埃及记》21:26-27)。如若情况严重至当场将奴仆打死,则被视作极其严重的犯罪行为,打人者将遭受刑罚(《出埃及记》21:20)。此外,《圣经》中列出了许多律法教导以色列民应关爱穷人等其他弱势群体。“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埃及记》22:21)“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出埃及记》22:22)“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出埃及》22:25)“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屈枉正直。”(《出埃及记》23:6)“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利未记》19:14)“困苦贫乏的佣工,无论是你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申命记》24:14)《利未记》第19章第9-10节规定在收割庄稼时不可割尽田地的四角,也不可拾尽所遗落的,以便为那些不幸的人留下一部分;也不可摘尽果园和葡萄园中所有的果实,以便使穷人、孤儿寡母和寄居者有充饥之物。除了遵守各种律法和诫命外,对于具体应如何施行公义以实现社会的公正和公义,自古以来犹太人还有一项重要的手段——慈善捐赠。他们视通过慈善捐赠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关心和保护为全社会特别是富人的义务,是社会公正所在。在英语中通常用philanthropy表示捐赠、救济他人的慈善行为。

philanthropy一词源自希腊语philanthropos(philos+anthropos),philos意指“爱”(love),anthropos意指“人类”(mankind),所以philanthropos的本意是“热爱人类”(lovemankind),这一本意也恰好反映了基督教的慈善观--行善是“出于自己对他人的爱”的思想。而在希伯来文中,“慈善”对应的词是tsedakah,它和tzedek是同一个词根tsadak,意为“公义的行为”(righteousaction)。由于犹太人的慈善观念是以tsadak为根源,而耶和华上帝是公义的,因此,在犹太教中,通过慈善行公义已不是某种选择,而是上帝的神圣旨令和每个人不可推卸的使命。行善不仅是对穷人的帮助,而且也是受赠者的权利以及捐赠者的义务。为了强调捐赠者和受赠者之间的平等,犹太拉比鼓励双方互不见面的捐赠行为,认为捐赠者和受赠者互不相知是最好的捐赠方式。犹太律法学家迈蒙尼德(MosesMaimonides)曾将犹太人的捐赠方式归纳成八种类型,并由低级到高级排列如下:一、迫不得已的捐赠;二、态度虽然诚恳,但捐赠量却远少于应给的数量;三、在穷人开口后才捐赠;四、不等穷人开口就捐赠;五、受赠者知道谁是捐赠者,但捐赠者不知道谁是受赠者;六、捐赠者知道谁是受赠者,但受赠者却不知道谁是捐赠者;七、捐赠者和受赠者互不相知;八、帮助穷人脱贫(教其谋生之道)、使受难者恢复经济自立的捐赠。迈蒙尼德的这一归纳和排列突显了犹太民族在慈善捐赠问题上的优良传统,可以说它对不留名的捐赠的推崇是对行慈善是富人的义务和穷人的权利这一犹太教观点的极好例证。4结语

犹太教与基督教是深深影响西方文明的两大宗教。它们皆信仰上帝,视《希伯来圣经》为圣

典。但不同的是,“基督教把信仰放在首位,主张‘因信称义’,可以说是尚信之教”,而“犹太教不尚信条和教义,其核心是‘行’,可谓尚行之教”,主张的是因行称义[10]。因此作为伦理一神教的犹太教,对人的德行极为重视。而要做到正确的“行”,成为合格虔诚的犹太教教徒,自然就要效仿上帝的公义品质,遵守犹太教的一系列道德规范和律法诫命。因此对公义的重视和强调自然而然也就成为了古代犹太教的一个鲜明特征。

5参考文献

1StevenS.Schwarzschild.EncyclopediaJudaica.NewYork:TheMacmillanCompany,1971.

2[美]亚伯拉罕·柯恩著.盖逊译.大众塔木德[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

3JPSHebrew-EnglishTanakh.Philadelphia:TheJewishPublicationSociety,2000.

4EditedbyH.FreedmanandMauriceSimon[M].London:SoncinoPress,1939.

5EditedbyArthurA.CohenandPaulMendes-Flohr.ContemporaryJewishReligiousThought[M].NewYork:FreePress,1988.

6徐新.犹太文化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7AlbertVarspan&EugeneJ.Lipman.JusticeandJudaism:TheWorkofSocialAction.NewYork:UnionofAmericanHebrewCongregations,1961.

8黄陵渝.犹太教学[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

9RabbiWayneDosick.LivingJudaism:TheCompleteGuidetoJewishBelief,TraditionandPractice.SanFrancisco:HarperCollinsPublisher,1998.

10傅有德.犹太哲学与宗教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1张平译.[以色列].阿伯特:犹太智慧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犹太文化范文篇9

以乌利教授的先祖是从东欧来美国的犹太人。东欧犹太人多奉行保守派犹太教,以乌利教授一家也属于保守派。平时教授是不戴犹太人的小帽"契巴"的,今天还是第一次见他戴,想必是由于节日的缘故。

那天是逾越节,犹太人的三大主要节日之一。虽说我这个“葛夷”(希伯来语,“非犹太人”)在这所以犹太人为主的大学里已经泡了三个多月了,也被同学们拉去参加过好几次安息日晚餐,以及各派的安息日祈祷,但逾越节是怎么回事还真没有领略过。因此,当我的指导教授以乌利教授邀请我去他家参加逾越节晚宴时,我立刻答应,存心要来领略一下“文化震撼”。

桌子中间有个大银盘,我瞅着它直愣神儿。大银盘里头有六个小圈儿,当中的那个圈儿里放了个白布包儿,里头不知藏着什么。围绕着那个白布包儿,依次是一个鸡蛋,一小撮绿油油的意大利香芹菜,一小碟看上去粘糊糊的什么酱,一小碟液体,不知道是水还是酒,还有一小碟绿色的酱——那会儿我不知道,这绿色的酱不久就要让我大出洋相,还有一根什么动物的骨头。那骨头洗得干干净净,显然不是作为食物放在那里的。

我捉摸要不要向教授太太请教银盘里那些东西是什么,有何特殊意义,还没来得及开口,以乌利教授站起来,宣布逾越节开始。他点燃蜡烛,同时用希伯来语说了一句祈祷词。接着,他坐下来,发给每人一本小册子。

我有点懵:敢情开吃之前还要先进行一番仪式啊?看我迷惑不解,以乌利教授解释说,逾越节晚宴希伯来语叫做“西达”,即“次序”之意。晚宴的每一个步骤都有严格的规定,必须一丝不苟地按照程序进行。整个晚宴照例由一家之主,也就是家中的男主人来主持。小册子里记载着晚宴的过程,以及所要用的祈祷词。我翻开小册子,祈祷词是希伯来语和英语音译,这可帮了我大忙,我那点儿扫盲班程度的希伯来语,哪儿能应付得了今晚的这个特殊场合啊。

说罢,他为在座的每个人斟酒。大家站起来,举杯,教授又说了几句祈祷词,然后说道:“勒哈因!”(希伯来语:“致生活”),大家同声回答“勒哈因”。我才学了三个月希伯来语,也就刚过了字母音标的坎儿,祈祷词一句也听不懂。好在安息日晚餐蹭过不少,这句犹太人最常用的祝酒辞说的倒还顺溜。

我见大家全都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也赶紧把自己的那杯饮下。我不常喝酒,几乎全无酒量,好在葡萄酒很甜,而且教授只斟了不到半杯。

放下酒杯,大家落座。以乌利教授向我解释说,在逾越节晚宴中,每人必须饮四杯酒,每一杯都有特殊的含义,而且必须在特定的时候饮。刚才的第一杯酒,就是逾越节晚宴的15个步骤中的第一个。他说的那段祈祷词叫做Kaddesh,为的是祝福今夜这个特殊的夜晚。

说着,他又为大家斟了第二杯酒。这时,教授太太端来一只盛了水的大碗和一条毛巾。她走到教授身边,递上碗,教授把手伸到水中,象征性地沾了点水,然后用毛巾擦干。在座的每个人都如此象征性地洗过手。洗罢,坐在我旁边的教授小女儿杰西卡告诉我,这是第二道步骤,叫做Urechatz。

接着,教授从餐桌中间的大银碟里拿出一根意大利香芹菜,在盛着液体的小碟里沾了一下,笑问全家:“你们谁来向江月解释一下?”

教授的大女儿,正在康乃尔大学法学院读书的蕾切尔说:“这是盐水,象征犹太人在埃及当奴隶时的眼泪。”“为什么要用意大利香芹菜?有特殊意义吗?”我问,伸手拿了根意大利香芹菜,在盐水里沾了一下。“不一定非要意大利香芹菜不可,只要是绿色蔬菜都行,”教授太太说,“不过,意大利香芹菜本身有点苦涩,加强了象征意义。”我把沾过盐水的芹菜放进嘴里嚼。味道确实不怎么好,苦苦咸咸的,还加上点涩。尝罢“眼泪”,也就完成了第三个步骤Karpas。

教授拿起银碟中间的那个白色餐巾包,打开,原来里面是三片饼干似的逾越节无酵面包。他拿出其中的一片,一分为二,把其中的一半交给蕾切尔。蕾切尔起身离座,杰西卡嚷道:“别藏到我找不到的地方!”大家全笑起来,只有我莫名其妙。

教授太太笑着对我说,这是逾越节晚宴的第四个步骤,叫Yachatz,也就是分无酵面包。那一半面包必须藏起来,在晚宴结束时,让家中年龄最小的孩子去找出来领奖。教授把剩下的那一半掰成小块分给大家。

我尝了尝,无酵面包又干又硬,既不甜也不咸,淡而无味,幸亏一年只吃一次--当然,我这样想,是因为我毕竟不是犹太人,这又干又硬的无酵面包对于我并没有任何特殊意义,充其量只是一次文化体验,旁人怕是也无法理解,中国人为何过年一定要把得来不易的钱换成鞭炮,热热闹闹地放得欢天喜地,这就是文化差异了,而文化差异往往是由历史的差异造成的。正想着,只听教授问道:“谁来讲故事?”讲故事?晚餐桌上还要讲故事?

我看了一下小册子。第五个步骤叫Maggid,重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以及逾越节的来源。传统上,必须由家中最小的孩子唱出著名的"四问",对这四个问题的回答,也就重复了出埃及的故事。同时,“十瘟疫”的传说也被重复了一遍,每提到一个瘟疫,大家就把小指点到酒杯里,沾一点酒,点到桌上。好歹我也学了三个月犹太历史了,古代部分刚学完,这段历史我还算了解。我对教授说:“我来讲讲吧,您听对不对。”

逾越节是犹太历法中尼桑月的第十五天,纪念古代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下离开埃及,出走西奈半岛。在西奈沙漠流浪了40年后,12个部落的以色列人终于来到了迦南,上帝许给他们的“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在此建立了以色列国。古代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个事件标志着犹太民族和犹太教的诞生,逾越节就是为了纪念这个历史事件的。

逾越节的“逾越”则来自《旧约·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中的记载:上帝要以色列人用羊羔的血涂在门上,当上帝击杀埃及人的长子时,将越过涂了羊羔血的门。逾越节必须吃无酵面包的习俗也来源于此。另有一说是,以色列人被勒令离开埃及,匆忙间无暇等待面发酵,便将揉好的面团压平了直接在火上烤熟而食。千百年来,离散四方的犹太人在世界各地都要在逾越节重复叙述这个故事,借此重返民族之源,同时也把民族意识传给子孙后代。

这么惨烈的传说,我在餐桌旁淡淡地、三言两语道尽。为什么一个民族诞生的同时却带给另一个民族痛苦?这个故事,从埃及人的角度来看,又是什么滋味呢?

教授赞赏地朝我微笑,看来,如果这是考试的话,我算是及格了。

故事讲罢,大家齐唱了一首歌。我当然跟不上,只好仔细认真地听。可那希伯来语还是太难了,只听见每一段的结尾都是同一个字:达耶奴。从小册子里的英文翻译里,我读出了这段歌的意义,它是在赞颂和感谢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特殊荣宠。

我又想起桌上的银盘。“银盘里的鸡蛋和动物骨头象征什么?”我问。教授说,鸡蛋很可能象征着新生,因为,去掉宗教传说的话,逾越节实质上是一个农业节日。鸡蛋在许多民族的文化里象征新生命的出现,因此,在逾越节的各种象征里,鸡蛋应该是象征着犹太人的新生。动物骨头是羊羔的肩骨。在神殿被毁,犹太人流散世界之前,逾越节时以色列人必须在神殿里向上帝祭献羊羔。当犹太人离散世界之后,逾越节的仪式也随之改变,仅以羊肩骨来代替昔日神殿的祭典。他还告诉我,根据传统,逾越节期间,家中不能有任何甜的和发酵的食品。这些食品必须在逾越节前处理掉,或是送给非犹太人的邻居,或是义卖。说罢,大家同时念了一段祈祷词,祝福第二杯酒,然后一饮而尽。饮罢,大家再次洗手,这是第六个步骤,Rachtzah。到这时,一个多小时已经过去了,我已然饥肠辘辘,正餐还不知道何时开始呢。

第七个步骤,Motzi,大家共同祈祷,祝福谷类食品。然后又是一段祈祷,祝福无酵面包,那是第八步,Matzah-Matzah正是无酵面包的希伯来文。随后,那一盘无酵面包被分而食之。我可真饿了,也顾不上无酵面包好吃不好吃了,先垫垫饥再说。到这会儿,我也记不住还有多少个步骤了,只管晕乎乎地跟着做吧。

当下大家又开始祈祷。教授非常投入,身体轻轻摇晃,希伯来语的祈祷词带着音乐的韵味。我偷眼看看杰西卡手里小册子的页数,翻到位,吭吭吃吃地用英文音译结结巴巴、勉为其难地跟随。逾越节晚宴对于我,成了一个纯粹的宗教仪式,作为一个旁观者,一个客人,我很努力,也很客气地参与着,却无论如何也无法体会教授的感情投入。公务员之家:

祈祷罢,大家各自掰了一小片无酵面包,轮流去沾银盘里那一小碟绿色的酱,我也跟随。刚把那一小片无酵面包放进嘴里,一种难以描绘的滋味一下子从舌头传到鼻尖,接着,那麻麻辣辣的味道电击一般飞速传到眼睛。鼻子痒痒的,眼泪刷一下涌上来,说时迟那时快,我刚来得及双手捂住嘴巴,一个响亮的喷嚏冲口而出。一片笑声中,教授太太给我端来一杯冰水。“这是什么?”我惊魂未定地问。"日本芥末,"杰西卡笑着说,“象征以色列人当奴隶时的痛苦。”

我的天,这下子我可真体会到它的象征意义了!我用餐巾擦了擦眼睛,捎带瞟了一眼小册子,刚刚完成的,是第九步,Maror。我悄悄翻到下一页,原来要到第十一个步骤,才是正餐。胜利在望,我们已经到第十步啦。这一步Korech是“苦尽甜来”:用两小片无酵面包夹上银盘里的另一种酱,做成一个小小的三明治。教授太太解释说,那酱是由苹果酱、打成泥的坚果、葡萄酒和肉桂粉混合而成,象征以色列人在埃及修建金字塔时用的灰泥。

好了,总算完成了大部分仪式,正餐开始了。我真饿得前腔贴后腔啦。

原来正餐也是整个仪式的一部分,叫做shulchanOrech。教授太太说,逾越节正餐吃什么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只是要求必须要有用无酵面包粉加鸡蛋做的汤。汤是鸡汤,加上松软的无酵面包球,味道相当不错。接下去的主食并不特别,无非是蔬菜色拉和烤火鸡。正餐时,聊天的话题不再限于历史和传说了,大家轻松地说东道西。

犹太文化范文篇10

(一)关于教育目标

传统的犹太教教义中并没有专门明确地论述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书或章节。其中也没有一个系统的教育理论。但是,圣经原文中一些章节,反映了犹太教义中有两种基本的教育目标:

其一,教导孩子敬畏上帝。犹太典籍中多处提到了要对上帝报敬畏之心。例如“智慧的开端是对上帝的畏惧。”[3]“你应该全心全意地爱你的上帝,用你所有的心血,所有的精神,所有的力量。认真对待今天我告诫你的这些话。让你的孩子们也深深铭记住这些话语。”[4]

其二,应该教导孩子们学习圣训,按照圣训所说去做事。例如,有文章说“遵循上帝的指示,做正确而合理的事情”[5]。“对上帝的敬畏使人心情愉悦,这种敬畏之情带给人快乐和长生”[6]。相似的论述还有“没有比敬畏上帝更好的事,没有比遵从上帝的圣训更美好的事”[7]。

(二)关于教育内容、方法及要求

犹太教教育的内容,在教育目标中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圣训。所谓圣训就是犹太人认为从上帝那里获得的两种启示录——手写的和口述的。概括起来就是:《摩西五经》、《先知书》、《神圣著作》、《塔木德》。

1、学习圣经是义务

犹太人非常重视学习犹太典籍,尤其是《圣经》。十二世纪亚里斯多德学派的哲学家和法律学家迈蒙尼德写到:“每一个犹太人都有学习圣经的义务,无论他是贫穷或是富有,是健康的或是生病的,是年轻富有活力的还是年老而虚弱的。即使一个人贫穷到靠施舍来维持生计或是挨家挨户地乞讨为生,或者一个人要养活一家老小,一天中他都有义务留出一定的时间来学习圣经。”[8]

2、枯燥的方法和内心热爱结合

犹太教义的学习方法非常枯燥,甚至很残酷,犹太人不以这种枯燥为苦,还把它视为上帝对人们的磨练。“每天的第四个小时,上帝在教孩子们犹太哲学——拉比哈姆比亚德(HaimBeyad)把这理解为折磨儿童”[9]。

犹太教强调口头传授,注重记忆就不足为奇了。《圣经》中多处提到记忆的重要,例如,“认真对待今天我告诫你的这些话。让你的孩子们也深深铭记住这些话语。当你在家和外出的时候,当你躺下和起床的时候背诵它们”。[10]

但同时,犹太教义也强调学习者要发自内心地热爱所学的内容。这二者怎样统一起来呢?从《圣经》中一些描述集体活动的故事,我们能找到家长怎样教育孩子的例子。例如《出埃及记》中的一些故事,这些故事记载了祭祀礼仪法典的重新制度的过程、祭祀礼仪的每个步骤,还记载了父母亲和孩子就上述两个方面讨论的内容。孩子们见证了祭祀礼仪的过程,询问礼仪的意思,大人们就告知他们一些相关的故事。例如在逾越节时,人们要吃未经发酵的硬面包,当孩子们询问这是为什么,“……你应该解释给你的儿子听‘正是因为上帝为我做的一切,我才得以从埃及逃出来,恢复自由’”[11]。

在《塔木德》中说到“如果孩子不会提问,父母要教他们,要用孩子的理解能力能理解的答案去教他们。”[12]

因此,背诵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基础的,同时,还要参与公共实践活动,提出问题,寻求解答,在与家长的对话中丰富自己的理解,加深记忆。所以犹太人的教学方法中非常注重对话,他们认为上帝对亚当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问题“你们在哪里?”。[13]

(三)关于教育角色

1、父母亲都应承担教育的责任

家庭教育中主要的教育人员当然是家长,是父母亲。父母是年轻人们模仿的典范。希伯来语中“教师”和“父母亲”的词根是一样。在《希伯来圣经》中,有许多句子是要求父母承担教育子女的责任的训诫:

“最大限度地关注那些你自己的眼睛所看到而且没有遗忘的事物……把这些事物全都教给你的孩子和你的孩子的孩子们。那一天你在何烈山,站在你的君主——上帝的面前时,上帝说‘把人们召集到我面前来,我要让他们听到我的话,这样当他们生活在地球上的时候就能学着去敬畏我,并这样教育他们的孩子们。’”[14]

“认真对待今天我告诫你的所有这些话语。把这些话嘱咐给你的孩子们听,使他们能切实地遵守这个教义中所有的内容。”[15]

2、父亲有特别的责任

在孩子开始学习圣训时,父亲担负着特别的责任,例如,要介绍他的儿子们参加戒律的仪式。“询问你的父亲,他将会告知你。”[16]

3、父母有相等的教育地位

除了上述这些,教育孩子是父母双方的责任。这一点,我们在不忠诚的并反叛的儿子的例子中发现了一个暗示:

当某人有一个不忠诚的并反叛的儿子,这个儿子并不听从他的父亲或母亲,而且即使在惩罚他之后,他也不服从父母。他的父母就应该抓住他,在这个社区的公共场所,把他带到这个城镇的长者面前,并且对长者说“我们的这个儿子不忠诚而且反叛;他不听我们的话。”[17]

有先贤们探讨上文中为什么要用“不忠诚的”和“反叛的”这两个词,其实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已经足够了。答案是“不忠诚是指他对父亲不忠”,“反叛是指他对母亲反叛”。[18]换言之,在教育儿子时,父母双方分担着相等的责任,延伸到女儿方面也是如此。

由于这种连带责任,圣经中能看到要求孩子尊敬父母的命令:“尊敬你的父亲和母亲”[19],还有“你应该敬畏他的母亲和他的父亲”[20]。《圣经》强调母亲的教育角色和父亲是相等的:“我的儿子,听从你父亲的调教,并且不要忘了你母亲的教诲”[21]。

二、犹太人家庭教育的特点

从上述关于犹太教义中家庭教育思想近乎零散的论述中我们能概括出这样几个特点:

(一)注重学习

为了让孩子热爱书,热爱上帝,据说在每个犹太人的家庭,当小孩稍微懂事的时候,母亲就会滴一滴蜂蜜在《圣经》上,让孩子去吻《圣经》上的蜂蜜。[22]

他们钻研犹太典籍,几乎一生都在学习。有人说“一个人要将他的一生时光分成三部分,其中三分之一时间学习《摩西五经》,另外三分之一学习《米示拿》,还有三分之一学习《犹太法典》”。还有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学习《圣经》和《米示拿》的时间应该缩短,因为它们已经被包含在《塔木德》的学习中了。无论是哪种观点,总之,典籍的学习是贯穿人的一生的。

(二)注重思考和理性分析

从上文我们发现,犹太人的阅读量非常大,孩子们要记诵典籍,而典籍的覆盖面非常广,既有上帝的训诫,还有先贤圣人们对训诫的注释和理解,有流传下来的犹太法典,还有对法典的认识和评述。尤其是《圣经》和《塔木德》。以《塔木德》为例,它几乎是一部犹太人的百科全书,从宗教典礼怎么进行,到伦理道德、医学、魔术、星相、民间故事、公共事务、谜语、笑话、数学、生活饮食、穿着、宗教生活细节、教育、经商、法律、婚姻、神话、信仰以及社会责任等等,几乎无所不包。犹太拉比不断的对一个论点进行论证,和其他书籍不同的是,《塔木德》中很少会存在一个完全确定的单一的论点。例如当一个拉比说“医生的职业是崇高的”,会有另外一个拉比说“医生是罪恶的”,并举证说明。但《塔木德》最终不会告诉你,哪个论点会是正确的,而它最吸引人的地方也在这里:拉比们永远不会就一个论点达成一致。这给人一个感觉:世界上永远没有固守的东西,论点可能因为人的理解力和审视角度的差异而有所不同。[23]

通过阅读这样的文献资料,犹太人重视思考,不追求问题的唯一答案,而是强调说出自己的观点。拉比赖施(Rashi)在他对圣经的经典注释中提出:人们与生俱来就已经理解了圣经原文中的问题,他们要做的是说出自己的答案。[24]

(三)有家庭集体学习的氛围,父母是孩子学习的典范

公元前5世纪,以斯拉(Ezra)和尼希米(Nehemia)使《摩西五经》的公共阅读制度化,即定在每周一、周四和安息日为公共阅读时间。这种全家,甚至整个社区一起学习的氛围一定会对孩子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同时《圣经》还强调孩子从父母亲身上学习,把父母视为学习的典范。有些情况下,父亲甚至被视为或等同于神父。[25]

(四)父母共同承担责任,具有相同地位

犹太典籍中专门提到父母亲具有同样重要的教育地位。这使孩子养成尊重父母双方的习惯,有助于发挥教育的合力。

注释:

[1]佚名;“令人惊叹的犹太民族”;《犹太人的礼物》;/ijews_com/list.asp?id=172

[2]曲伟《以色列的启示》/ijews_com/list.asp?id=629,转载自《活力》2003年第5期

[3]《诗篇》Psalms111:10

[4]《申命记》Deuteronomy6:4-5

[5]《创世记》Genesis18:19

[6]《德训篇》Ecclesiastics1:12

[7]《德训篇》Ecclesiastics23:27

[8]TwerskyI.“LawsConcerningtheStudyofTorah”AMaimonidesReader.p64-65NewYorkBehrmanHouse.1972

[9]Pallaggi,I.(1873)ResoponseofHayyimBeyad.IZMIR:Raditi(inHebrew)

[10]《申命记》Deuteronomy6:6—7

[11]《出埃及记》Exodus13:18)

[12]《米示拿》MishinahPesahim10:4

[13]《创世记》Genesis3:9

[14]《申命记》Deuteronomy4:9-10

[15]《申命记》Deuteronomy32:46

[16]《申命记》Deuteronomy32:7

[17]《申命记》Deuteronomy21:18-20

[18]Finkelstein.I(1969)SifreonDeuteronomy;NewYork;TheJewishTheologicalSeminaryofAmerica(inHebrew)

[19]《出埃及记》Exodus20:1,《申命记》Deuteronomy5:16

[20]《教义记》Leviticus19:3

[21]《箴言》Proverbs1:8;6:20;23:22

[22]佚名,《犹太人认为教师比父亲更重要》;来自《文汇报》;本文从互联网摘录;/ijews_com/list.asp?id=173

[23]佚名,《我眼中的犹太法典“塔木德”》;犹太网

[24]Melamed,E.(1978)BibleCommentaries.Jerusalem;Magnes(inHebrew)

[25]《士师记》Judges17:10;《箴言》Proverbs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