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观论文范文10篇

哲学观论文范文篇1

在本体论领域，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客观存在”是指在人的意识之外、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着的客观事物。对本体论范围内的“客观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用物质范畴加以概括的。列宁指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列宁选集》，第2卷，128页）与之相对立的意识范畴则是人脑对客观存在的反映。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17页）可见，在本体论领域，作为客观存在的只能是物质现象。高二《思想政治》教材中“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存在与发展是客观的”、“人们周围的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这样一些观点，就是在本体论意义上使用“客观存在”这一命题的。作为对客观存在的反映的主观意识现象，无论是人类意识的整体，还是单个人的思想、观念，都不是“客观存在”本身。

意识和物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的不同回答论文，是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人脑对物质的反映，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意识。就是说，只有物质才是客观存在的，才是世界的本原。如果把意识也当做“客观存在”，就会背离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导致唯心主义。我国古代思想家朱熹认为，“理在事先”，在宇宙形成之前有一个绝对的、独立存在的“理”，这个“理”演化出形形色色的事物和现象。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绝对精神”，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表现。唯心主义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在理论上是根本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

在实际工作中，物质与意识的关系表现为客观与主观的关系。要在实践中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使实践获得成功，就必须处理好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思想符合实际。所谓实际，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要根据客观存在的事实，决定我们的方针、政策、计划、工作方法等主观的东西。与此相反，如果在工作中不是力求主观与客观相符合，而是从主观出发，用主观去剪裁客观，必然会违背客观规律，导致实践的失败。

显然，在本体论领域，在涉及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问题上，客观存在的物质现象同主观的意识现象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界限，是不能混淆的。在这个范围内，别人的思想当然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是主观的东西。

（二）

在认识论领域，“客观存在”除了泛指作为总体认识对象的物质世界外，还具有特殊的规定性。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首先认为，认识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这是唯物论的反映论的一般原则，它回答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路线和出发点问题。同时，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特别强调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把认识奠定在实践的基础上。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同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区别所在

同实践活动相联系的认识过程是主体和客体的对立统一。主体和客体作为一对范畴，它们在本质上是互相规定的，在实践的基础上是统一的。

首先，认识的主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纯主观的思维和意识，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的、社会的、实践着的人，是作为自然界的产物和一部分、作为社会基质的物质性的人同具有感知能力、思维能力、实践能力的精神性的人的统一体。

其次，同主体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客体，不再完全等同于与思维、意识相对立的客观物质现象，而是指同人的感知能力、思维能力、心理因素、实践能力相关并在实际上进入实践过程的认识的对象。对认识的客体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由于物质世界的无限广大性、多样性、复杂性，由于一定阶段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局限性，物质世界不可能全部进入现实的实践过程而成为认识的客体。客观事物能够成为认识的客体总是有限的。第二，同认识的主体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认识的客体，除了各种自然现象、社会物质现象外，还包括既定的社会事实，已经形成的人类认识成果、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和传统习俗等精神现象。既定的社会事实、已经形成的精神现象是人们面临的客观环境的组成部分，是人们面对的认识对象，是客观存在的认识客体。在现实生活中，他人的思想相对于具体的认识主体而言，是一种客观的认识对象，马克思称之为“思想客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6页）。

把精神现象看成客观存在的认识客体的观点能够成立吗？当然能，因为实际情况本来就是这样嘛！比如，思想史一类的科学，诸如哲学史、文学史、经济学说史等，就是把已经形成的人类认识成果作为研究、认识的对象。虽然已经形成的人类认识成果本身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但是，它们一旦形成，便又成为一种认识客体。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成为遍及全球的红学家研究的对象，你能否认它是认识的客体吗？心理学是以人的心理现象、心理活动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思维科学是以人的思维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思维科学认识的客体当然是精神现象，而不是物质现象。我们常说思想政治工作要从人们的思想实际出发，有的放矢。如果否认人们的思想对思想政治工作者来说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不依赖于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意识而存在的认识客体，那么，这是从何而来的“实际”？总之，“思想客体”也是认识的客体，尽管它本身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和现象，只要它在实践中同认识的主体相联系，就成为认识的对象，即认识的客体。就“思想客体”来说，人们接收它所储存的信息，在实践中形成新的思想、观念、认识，其目的在于指导现实的实践活动。

所以，在认识论领域，在分析具体的认识过程时，我们可以把别人的思想看成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客观存在的认识客体。

哲学观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哲学观马克思哲学观总结确认

哲学是反思的学问，这种反思不仅指向哲学思考的对象内容，而且指向哲学思考本身。哲学观的反思无论对于哲学的内容更新和结构调整，都具有重要的前提性意义。深刻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观，是我们在当代条件下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的基础。

一、马克思哲学观的本质之点

历史上哲学理论的重大的或根本性的变革，总是集中地体现为哲学观的变革，体现为“哲学理念”的更新。因此，我们必须从哲学观或“哲学理念”的变革出发，去看待和评价各种不同的哲学理论，去理解和解释哲学的发展史。[1]对于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变革的实质的把握，也必须如此，必须首先从哲学观的视角看。

马克思的哲学观，是马克思对哲学的规范性见解。这种见解，仍然是符合我们今天时代标准的哲学观。但是我们必须对它有正确的理解和诠释，否则就会背离马克思的哲学观甚至退化到前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哲学观上。

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新哲学时，并没有刻意为它制定一劳永逸的体系，甚至没有给哲学下过明确的定义。他的哲学观，是通过一系列论战性著作来表述的。透过这些表述，我们不难看到马克思哲学在哲学观上所实现的变革。

早在1842年《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逐渐形成了"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的致思取向，意识到哲学与现实世界的“相互作用”，表现出反对思辨哲学的倾向。他写道：“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哲学不是在世界之外，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当然，哲学在用双脚立地以前，先是用头脑立于世界的；而人类的其他许多领域在想到究竟是‘头脑’也属于这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是头脑的世界以前，早就用双脚扎根大地，并用双手采摘世界的果实了。”[2]“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倾向，在随后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等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他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时说，在黑格尔那里，"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他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条件变成了被制约的东西，规定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被规定的东西，产生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它的产品的产品"。[4]在《手稿》中，马克思申明："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来的"[5]，即它们不是思辨的产物。而在黑格尔那里，"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整个复归，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6]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进一步揭露思辨哲学的秘密，就在于把概念独立化、实体化，即把本来从个别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一般当作独立存在的本质，并且把它视为感性对象的来源和基础，"我们在思辨中感到高兴的，就是重新获得了各种现实的果实，但这些果实已经是具有?叩纳衩匾庖宓墓担遣皇谴游镏实耐恋刂校谴游颐悄宰拥囊蕴猩こ隼吹模鞘恰话愎怠幕恚蔷灾魈宓幕?quot;[7]。马克思讥讽说，这是一种"醉醺醺的思辨"。

马克思反对思辨哲学的思想倾向，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终于形成为自己明确的哲学观。在这里，他又加进了批判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新因素，从而使自己的哲学观与一切旧哲学观划清了界限。

首先，马克思继续对思辨哲学进行批判，并在这种批判中明确阐述了自己的新哲学观。马克思写道："只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8]；"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9]，"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10]；"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11]

其次，马克思在肯定费尔巴哈的"感性哲学"对于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又通过引入实践的观点改造了费尔巴哈的哲学观，确立了新的哲学观。马克思写道："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12]；"费尔巴哈想要研究与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13]；因此，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只能是"直观的唯物主义"，而"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14]。针对费尔巴哈直观的唯物主义的这些局限，马克思把自己的新哲学命名为"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并指出：费尔巴哈"和其他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确立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15]；"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6]。总之，"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7]

马克思的这些纲领性的思想，鲜明而又深刻地表述了马克思的哲学观，从中不难看到马克思哲学观的本质之点。

第一，马克思哲学的产生宣告了那种超越实证科学的玄思哲学的终结。哲学所努力的，不再是构造臆想的联系，而是"发现现实的联系"；哲学所追求的，也不再是不能达到的"绝对真理"，而是要把"绝对真理"撇在一边，"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18]就根本性质而言，马克思哲学不再是提供什么终极真理知识的理论，既不是寻求一切存在背后的所谓隐秘本性或终极本体的理论，也不是妄想为世界建立统一体系、提供世界整体图景的理论。[19]第二，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是科学的批判精神。早在马克思哲学形成初期，马克思就提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侯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20]这一体现新哲学原则精神的思想，为马克思一贯坚持和重申，除前面引用的以外，为人们所熟知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的如下一段话："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1]应该指出的是，这段话不仅仅是对狭义的"辩证法"的概括，而且是对整个马克思哲学基本精神的概括。

与思辨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相反，面向现实生活的哲学是“从人间升到天国”。马克思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2]马克思哲学的本质之点，就是关注现实生活，因此它决不是黑格尔学派的那种构造体系的思辨哲学。

令我们颇感兴味的是，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甚至提出了“消灭哲学”的口号。当然，这个口号不同于后现代思想家所提出的“取消哲学”。马克思要“消灭”或者说他决心要抛弃的，是那种脱离现实的思辨哲学。他之所以要“消灭哲学”，是为了“使哲学成为现实”，因为“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23]所以他强调理论要“掌握群众”，才能变成“物质力量”。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在晚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他愤怒地谴责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做法，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马克思指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24]

必须指出，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变革，不仅表现在它的具体理论观点与旧哲学迥然有别，而且首先表现在它的哲学观与旧哲学根本不同。它改变了哲学的对象、性质和功能，改变了哲学问题的提法和探讨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我们只有首先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观，才有可能把握到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和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精巧的语言形式也会使问题的实质被遮蔽起来。例如，关于马克思的哲学观，有这样一种说法：“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思维自觉反映存在运动的规律凝聚着、积淀着人类在其前进发展中所创建的全部科学反映世界的认识成果，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因此，在其客观内容和普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理论，即哲学世界观；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认识和实践的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的丰富关系及其历史发展来研究思维自觉反映存在运动的规律，为人类的全部历史活动提供认识基础，因此，就其研究对象和理论性质上看，它就是关于思维与存在统一规律的理论，即哲学认识论；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思维自觉反映存在运动的规律，既是对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总结，又是思维自觉地向存在接近和逼近的方法，因此，就其理论价值和社会功能上看，它又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即哲学方法论。”[25]像这样一种看起来非常全面和精巧的“统合论”，在“既是……又是……”的语句中周旋，很容易在巧妙的语言形式中把复杂的分歧和尖锐的对立掩盖起来，从而模糊问题的实质，无助于我们在“或者……或者……”的选择判断中，深入揭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

二、恩格斯和列宁对马克思哲学观的总结

马克思的哲学观，不仅在他的一系列论战性著作中有过明确的表述，而且在他的合作者和后继者那里得到过合理的总结。恩格斯（特别是晚年）和列宁是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他们在同各种偏离马克思哲学本性的思潮的论争过程中，坚持和捍卫了马克思的哲学观。

如前所述，马克思哲学的创立，宣告了黑格尔式的思辨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及其所体现的哲学观的终结。哲学所努力的，不再是构造臆想的联系，而是"发现现实的联系"；哲学所追求的，也不再是达不到而且任何单个人都无法达到的"绝对真理"，而是要"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恩格斯对这种哲学观的变革做出了明确阐述：

"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26]"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么为此我们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和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既然哲学本身已不再需要，那么任何体系，甚至哲学的自然体系也就不再需要了。关于自然界所有过程都处在一种系统联系中的认识，推动科学从个别部分和整体上到处去证明这种系统联系。但是，对这种联系作恰当的、毫无遗漏的、科学的陈述，对我们所处的世界体系形成精确的思想映象，这无论对我们还是对所有时代来说都是不可能的。"[27]"我们现在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排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倒退"[28]。

"这种历史观（指唯物史观--引者）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29]

在上述论断中，恩格斯分别从哲学与自然科学以及哲学与历史科学的关系角度，说明了那种超验思辨的哲学——"关于总联系的特殊科学"——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而把哲学的着力点和立足点确定为"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顺应了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是符合近代哲学精神的。他认为使旧的思辨哲学"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倒退"。这体现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在哲学观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的理解。

在谈到马克思哲学的产生所引起的哲学变革时，恩格斯曾简捷地称旧哲学为"哲学"。他说："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马克思哲学"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的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30]这就是说，现代唯物主义是古希腊罗马的唯物主义的否定的否定，它根本不再是那种追求"世界本原"、"最高原因"的哲学，它综合了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成果，成了科学的世界观。

传统的思辨哲学作为先验哲学，它企望提供的，是可以到处套用的刻板公式和现成结论。恩格斯曾经嘲讽过的"官方黑格尔学派"就是典型。恩格斯说："自从黑格尔逝世之后，把一门科学在其固有的内部联系中来阐述的尝试，几乎未曾有过。官方的黑格尔学派从老师的辩证法中只学会搬弄最简单的技巧，拿来到处应用，而且常常笨拙得可笑。对他们来说，黑格尔的全部遗产不过是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不过是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这些黑格尔主义者懂一点’无’，却能写’一切’。"[31]

如同马克思反对把他的历史观变成一般的历史哲学理论，恩格斯反对把马克思哲学变成"教义"和"套语"。他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2]他批评德国的一些青年著作家把马克思的哲学原理当作"套语"，再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而不对事物本身作进一步的研究，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的做法，严峻地提出：马克思哲学"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33]

反对思辨哲学和先验哲学，就不能也不允许用哲学的原理做逻辑演绎的大前提，代替对具体事物的深入研究，从中推导出具体的科学结论来。例如，不能用对立统一规律推导出基本粒子无限可分的结论来，或者说，这样的推导是无效的，类似的结论只能由物理学家经过具体研究得出。恩格斯对自然哲学的批判很能说明这一点。自然哲学反科学的本性早在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体系中就表现得十分清楚，黑格尔对物理学家的攻击用词特别尖刻，嘲笑道尔顿，蔑视牛顿，胡诌光学、电学和原子物理的规律。恩格斯指出，自然哲学反对某个科学理论（或假设），往往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从原则出发，以论证某个科学理论不符合哲学原理而应该抛弃。这是从原则出发的先验论，是错误的，因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马克思哲学的原理只是供研究用的方法，而决不是具体科学研究的推理前提，更不是衡量自然科学结论真理性的标准。不具体分析科学问题，而匆忙下哲学结论，不仅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也不利于哲学的发展。

历来的哲学家都把研究普遍的东西作为哲学的对象，把研究特殊的东西作为具体科学的对象。但是，他们却颠倒了一般和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认为哲学是具体科学的基础，具体科学的原理是从哲学中演绎出来的。第一个把哲学和具体科学相对区分开来的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只有哲学才为具体科学提供真理，对具体科学"进行特殊研究的人，不管是几何学家还是数学家，都不打算对他们的真假发表任何意见"[34]。近性主义哲学的奠基人笛卡尔的观点更明确，他把全部哲学比喻为一棵树，其中形而上学是树根，具体科学是树干和枝叶，"它们都是从哲学取得它们的原理的。"[35]这种把哲学凌驾于具体科学之上，主张哲学向科学输送原理的旧哲学，完全颠倒了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背离了人类认识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正常秩序。马克思哲学认为，哲学必须以各门具体科学提供的知识为基础，是对这些知识进行抽象概括的结果，而不是相反。

列宁指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哲学没有任何的单独存在的权利，它的材料分布在实证科学的各种不同的部门中间"[36]。哲学家应该注意把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注意分析科学研究中的典型事例。哲学家企图绕过实证科学径直把握世界，只能得到思辨哲学，决不会得到科学的哲学。

列宁十分注意把哲学问题和科学问题区别开来。例如关于物质，他指出："象马赫主义者那样把关于物质的某种构造的理论和认识论的范围混淆起来，把关于物质的新类型（例如电子）的新特性问题和认识论的老问题，即关于我们知识的泉源和客观真理的存在等等问题混淆起来，这是完全不能允许的。"关于运动、时间和空间的问题，他也说过类似的话："正如关于物质的构造和运动形式的科学知识的可变性并没有推翻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一样，人类的时空观念的可变性也没有推翻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37]就是说，物质的构造怎样，时间-空间的特性是什么，运动形态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都是科学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挂上钩时才变成哲学问题。哲学不能代替科学。

三、现当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哲学观的确认

马克思的哲学观不仅在恩格斯和列宁那里得到过合理的总结，而且在现当代西方哲学中也获得了相当有力的确认。

现代西方哲学的产生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38]它要求超越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出发点，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原、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的传统哲学，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要求的是超越以追究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原为目标、以心物相互独立和主客完全分离为理论前提的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使哲学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思维和存在二元对立的抽象争论，转向具有自主个性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转向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认为哲学应当成为研究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学问。马克思哲学本身就是开启现代哲学的一支重要力量，它彻底打破了旧哲学由以出发的前提。马克思哲学所关注的不是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所以它在现代哲学中得到了有力的确认。

在现代哲学家看来，传统哲学是以追求超时间的形而上存在为鹄的的。而现代哲学的基本倾向是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哲学，注重生存时境和语境。“现代”就是趋向于强调变易和时间的思想的重要性的时代。后现代哲学也是在批判传统哲学的弊端中产生的。在后现代哲学家看来，传统哲学（当然，他们所说的“传统”甚至包括“现代”）强调固定的概念，是一种重普遍性、确定性的思想方式。就其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倾向而言，后现代哲学是现代哲学的继续，也与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取向相一致。

因此，不明了传统西方哲学的特点和问题所在，就无法真正理解现代西方哲学变革的意义所在，当然也就无法把握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义及其实质。

海德格尔以批判人们对哲学的误解的形式对传统的哲学观进行过批判。他认为传统哲学观的错误在于"对哲学的本质要求过多"，把自己的目标指向"最初的和最后的根据"。"由此，就极容易造成这样一种假象，仿佛哲学能够而且必须为当下以及将来的历史的此在，为一个民族的时代创造出文化足以建筑于其上的基础来。然而，对哲学的能力的本质做这样的期望和要求未免过于奢求。"与传统哲学的这种过分奢求不同，海德格尔对哲学的理解是--"哲学按其本质只能是而且必须是一种从思的角度来对赋予尺度和品位的知之渠道和视野的开放。......正是这种知，激发着而且迫使着而且追求着一切追问和评价。"[39]海德格尔还批评了对哲学作用的误解，这种误解认为，"哲学可以用来从概观和体系上整理在者整体，提供一副关于各种各样可能事物以及事物领域的世界图景，世界画面，并由此指明一般的和带有规律性的方向。"海德格尔的这番话对于我们反思过去坚持的哲学观具有启发意义，因为稍加思考即不难发现，我们过去所坚持的那种形上本体论哲学观，正是一种企图为整个世界寻求最初根源和最后根据的哲学观，它不仅与传统本体论哲学难以划清界限，甚至与传统的宇宙论问题也划不清界限。

海德格尔在批判传统哲学时，坚决地指认马克思哲学的重大意义。他说："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40]

关于传统西方哲学的本质特征及其所怀抱的哲学理念，罗蒂以不同的语言方式作了多方面的概括。诸如：这种哲学"一直在寻求一套统一的观念......这套观念可被用于证明或批评个人行为和生活以及社会习俗和制度，还可为人们提供一个进行个人道德思考和社会政治思考的框架"；哲学被看作这样"一门基本学科"，它给予我们的"不只是意见的总和，而且是知识，关于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东西的知识"，并认为这种"凌驾一切之上的知识系统可一劳永逸地为道德和政治思考设定条件"；这种哲学自视为"一门超级科学或一门主学科"，"它关心的是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这些问题被认为是独立于历史和社会变化的"永恒哲学问题"；哲学被认为是要发现一切问题都置于其上的"第一原理"，"而哲学家的职责正在于陈述或阐明这些原理"。总之，罗蒂认为，这是一种"将万物万事归结为第一原理或在人类活动中寻求一种自然等级秩序的诱惑"。[41]

恩格斯曾经在马克思哲学"终结"了传统哲学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一种"哲学"。詹明信（FredricJameson）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既不是本体论也不是哲学。马克思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致力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就是说，世界上并不存在任何可以写在纸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我觉得苏联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东正教”最可悲之处就在于它抱着这样一种观念，即人们可以描绘出一副世界整体的无所不包的画面。这副画的名字便是辩证唯物主义。其写作方式与陈旧古老的哲学论文的写作方式如出一辙。你从“物质”出发一步步往前走，如此等等。我对这种观念一直是强烈抵制的。也许在一个非常空泛模糊的意义上我们仍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称作哲学。但我不会在任何实质意义上把它当哲学来看。[42]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得天独厚的思维模式。马克思主义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有许多马克思主义型态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糟糕。[43]

当然，现当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哲学观的确认，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是完全同质的；相反，在理论前提和阶级基础方面，二者都有着根本差异。问题是，看到这种差异并不是我们拒绝从中获得启示的理由。现当代西方哲学所实现的哲学转型，无疑有助于我们从哲学形态变更的意义上加深对马克思哲学变革实质的理解。

实际上，如前所述，早在海德格尔和詹明信之前，恩格斯就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再是“哲学”，它实现了“哲学的终结”。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的说法，如同马克思所说的“消灭哲学”一样，都不过是一种为了把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哲学根本区别开来而采取的极端的做法。这种做法的优点是：它可以避免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和传统哲学都属于“哲学”的前提下，去寻找他们之间的抽象共同性，从而有助于我们以一种革新的思维方式，去探索马克思哲学对传统哲学深刻的变革意义。我们看到，由于历史和理解上的原因，这种变革意义曾以各种方式被遮蔽了，而其中最通常也最普遍的方式，就是以“前马克思”的，也就是传统哲学的方式去理解和诠释马克思的新哲学，从而使它的变革意义被模糊在某种抽象的同一性之中。

沿着恩格斯的提问方式，我们可以这样询问：既然马克思主义不再是“哲学”，那么，它把哲学变成了“什么”？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与传统哲学的抽象概念化的体系结构的特点相分离，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把哲学变成了关注现实世界的活的思想。

注释：

[1]参见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19-220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20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版，第250-251、25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1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4页。

[8]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9]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6页。

[15]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20页。

[19]参看高清海：《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版，第416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12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2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8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41-342页。

[25]孙正聿：《辩证法理论的当代反思》，载《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2期。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64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75-376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46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57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481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40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42-743页。这段话引自恩格斯1895年（即他逝世的那一年）3月11日致威·桑巴特的信，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恩格斯对马克思学说的临终遗言。

[3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91-692页。

[34]《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1页。

[35]《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06页

[36]《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96页。

[37]《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8、177页。

[38]参看刘放桐：《当代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载《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39]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2页。

[40]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9页。

[41]参见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1-15页。

哲学观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哲学观；漫谈

哲学需要理解，但不能是自我封闭的冥思苦想，不能是固执己见的自我认同，对哲学的理解要以广阔的哲学视野为背景，要以开阔的哲学意识为基础，加强对各种各样的哲学观的比较和鉴别，从而深化对哲学的认识。

从总体上看，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以当代哲学观点为背景，大致可以概括出八种哲学观点。

一、普遍规律说

这种学说认为，各门科学只是研究世界的特殊领域，并提供关于这些领域的特殊规律，而哲学则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并提供关于整个世界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

这种哲学观具有深远的哲学背景，在哲学的发展史上，古希腊哲学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德国古典哲学寻求全部知识的基础和提供一切科学的逻辑，这些都是对这种普遍规律的追求。从深层本质来看，这种普遍规律说的哲学观，深刻体现了人类思维的根基。人的思维是千变万化的，人们在思考现实问题的同时，总是力图在深刻的层次上把握其内在统一规律，思考思维是人类独有的特性，这种特性敦促人们去追求能解释世界上一切现象以及关于这些现象的一切知识的统一规律，思维的这种追求以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构成了古往今来追寻普遍规律的哲学。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思维方式的两个人。人的思维方式的产生是经历长时间并且在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这种不可回避的问题导致了不同的认识水平，在对规律的探索当中就会有不同的结论。因此，规律不应该只有一个，不同的轨迹要有不同的方式，千篇一律的规律不能叫普遍规律。

二、认识论说

这种哲学观点认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整个世界，而是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关于对整个世界的认识不是通过对整个世界的研究来获得的，而是以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统一的方式来实现。

这种认识论说的哲学观，也具有深厚的哲学史背景。人们通常把西方哲学的发展史概括为古代的本体论哲学、近代的认识论哲学和现代的语言哲学，并把近代哲学的变革称作认识论的转向。在哲学还没有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提出问题的时候，只能是直接地思考这个世界，并试图直接揭示世界的普遍规律，当哲学家开始反思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的时候，就出现了所谓的认识论转向，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出发提出问题，去寻求两者所服从的同一规律，并把这个规律作为真正的普遍规律。也就是说，哲学对规律的认识，必须以对人类认识的反省为前提，哲学不能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不能回答世界的普遍规律问题。

三、语言分析说

它作为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的合乎逻辑的后果，哲学从反思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而转向注意表达这种认识的媒介，从而出现了语言分析说的哲学观。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是要求哲学家在建立关于世界的理论之前，必须先有关于反省人类认识的理论，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则要求哲学家在建立关于人类认识及其所表达的世界的理论之前，必须有语言的理论，没有语言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为无效。在语言分析学看来，传统哲学家的根本弊病，在于他们企图穿过语言而达到对世界的认识。语言分析学的这种哲学观，存在着重大缺陷。他过分注重于技巧，而低估了理论的重要性。结果，他不是把语言升高到哲学的高度，而是把哲学降低到逻辑性语言的层面。真正的思想，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思考，更是一种境界。如果说把这种看得见摸不着的东西用机械的死板的语言和文字来进行描述和表达，那将失去思想本身的意义。

四、存在意义说

这种学说认为哲学的使命不是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或澄清科学命题的意义，而是寻求人类存在的意义。这种哲学观的理论渊源一直可以追述到最古老的哲学。古希腊哲学名言“认识你自己”就是这个意思，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是这样解释的，他认为，从人类意识最初萌发时起，我们就发现一种对生活的向内观察伴随着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人类的文化越往后发展，这种观察就变的更加显著。人的天生的好奇心，慢慢的开始改变了他的方向。我们几乎可以在人的文化生活的一切形式中看到这种过程，在对宇宙的最早的神话学解释中，我们总是可以发现一个原始的人类学与一个原始的宇宙学并肩而立，世界的起源问题与人类的起源问题难分难解的交织在一起，宗教的出现并没有消除这种解释，相反，它保存了神话学的宇宙学和人类学而他们以新的形态和新的深度，同样，这种原则也适用于哲学思想的一般进程。在希腊哲学中，无论是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派、埃利亚派，还是赫拉克利特，他们总是确信，不先研究人的秘密而去洞察自然的秘密是根本不可能的。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的存在具有区别其他一切存在的独特性，人以外的任何一种存在都是本质先于存在，而人的存在则是存在先于本质。美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他的哲学观中提出，人是一种不断需求的动物，除短暂的时间外，极少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一个欲望满足后，往往会迅速的被另一个欲望所占领。人几乎整个一生都在希望着什么，因而也发生了一切。这是一种人存在所必须的状态。每一个人从动机出发，经过需求的满足形成不同的人格，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内心的潜能和价值，从而使人性达到一定境界，成为一个实现自我存在的价值。这是贯穿人整个一生的特点。因而，人的存在的意义贯穿了各种主客观因素，人的存在意义和存在价值不仅仅在于人的起源，中外历史神话当中有很多故事讲述了人类的产生，但这只是表面上的意义，神话的目的是在告诉我们人存在的意义。

五、精神境界说

中国传统哲学精神致力于弘扬哲学对人生境界的意义的探索。这种哲学观被称为精神境界说。

在中国众多哲学流派中，儒家哲学思想认为透过这些人类自身由内而外不断工夫修养，可以达至儒家理想的社会政治体制与文化理想。道家哲学则直接从天道运行的原理侧面切入，开展了以自然义、中性义为主的道的哲学。中国佛教认为我法无，佛法本身也是不拘自性的缘合物。墨家思想主张应从一般百姓的立场上谈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巨害的重要性及其方法。而这种兴利除害的理论预设即为其著名的兼爱思想，提出了爱无差等的理想命题。在法家思想里，世界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帝王的国家，世界的太平就要靠帝王的权威统治与法律的普遍奉行，才能可大可远。

现代哲学家贺麟先生以优美的文字精辟的概括了这种精神境界说的哲学观，他说：“哲学是一种学养。哲学的探究是一种以学术培养品格，以真理指导行为的努力。哲学之真与艺术之美、道德之善同是一种文化、一种价值、一种精神活动，一种使人生高清而有意义所不可缺的要素。”他还特别指出：“真正伟大的哲学并不是智巧的卖弄，而乃是精神上的粗茶淡饭。真正伟大的哲学家，其伟大出即在于能道出人心之所同然，能启发人的灵性，提醒人的潜伏意识。所以哲学若果要是有生命的话，是应该与大众见面的；大众要过有意义的生活的话，也应该设法与哲学亲近的。”

六、文化批判说

批判是人类特有的活动方式，也是哲学最根本的特性。这种强悍的世界观点，在理论预设方面则有其承袭自道家对道的理性思考，认为自然界与人没有亲疏关系，只有其无意志的自然法则，而人也不能改变任何天道运行的规律，因此试图以天道影响人事的一切作为都是迷信，都是应该被打倒的对象，只有靠人为自身的努力才有可能发展人类福祉。这种朴素的宇宙自然观，为其重视现实的统治者之权威与利益的君主专制言论，塑造了良好的理论基石。从哲学发展史上看，哲学的批判在近代的认识论转向和现代的语言转向中，发生了重大变化。近代的哲学批判集中的体现了理性的批判，即对人类的理性的批判反思，现代的哲学批判在西方哲学中主要表现为文化的批判。批判的哲学观点，从对人欲望理性的批判出发，进一步发展到人性的集合体—文化的批判，其性质和目的都是一样的。文化与哲学相融相生，都是由人的思想和精神产生的，当然也包含人的欲望。人类本性决定了，人的欲望不可消除。我们在对这种欲望的无休止的批判中，循环反复，这种过程促进了哲学思想的进步，但我们距离无懈可击的思想境界还是遥遥无期的。

七、文化样式说

一个比较通俗的比喻，认为哲学不是思想王国的王后，而是思想共和国的公民，即哲学只是一种文化样式，而不是其他文化样式的基础。这种文化样式的哲学说，是以否定哲学的表象主义、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出发点的。

作为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文化样式说，其突出特征就是消解人们对哲学的通常理解：所谓反表象主义，就是消解主题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也就是消解哲学所追求的思想的客观性；所谓反本质主义，就是消解现象与本质的逻辑二元对立，也就消解哲学所追求的超验的本体；所谓反中心主义，就是消解中心与边缘结构的二元对立，也就消解哲学所追求的全体的自由性；所谓反根源主义，就是消解本原与派生的二元对立，也就是消解哲学所追求的事物的规律性；所谓反基础主义，就是消解深层与表层的文化二元对立，也就是消解哲学所追求的全部知识的基础，即消解罗帝所说的知识分类表或自然等级秩序对哲学的诱惑。这样，哲学就变成了与其他文化样式平起平坐的一种文化样式，它的使命就是沟通各种文化样式之间的对话。

八、实践论说

在把现代西方哲学称作语言转向的同时，人们常把马克思的哲学称作实践转向，并以实践的观点去理解和解释全部的哲学问题。这种哲学观被称作实践论说。这种实践论的哲学观，既是哲学发展史上的空前的革命性变革，也为我们合理的理解和解释现代哲学中的各种各样的哲学观，提供了最主要的理论基础。

哲学不是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也不是裁判人的各种文化样式的学科的帝国主义，而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因此，只有从人类的实践存在方式出发去理解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及其相互关系，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哲学。

有人说过，哲学晦涩难懂，近乎愚昧，像国际象棋一样不实用。西塞罗说过，再也没有比在哲学家的著作中看到的东西更为荒诞的了。很可悲，他们忽略了非常关键的东西。我们的一生大部分时光都在无聊、犹豫中度过的，我们与自己内心和外界环境的纷乱作着散漫的斗争，但我们只要有一种信念，只要能够剖析自己的灵魂，就会发现我们身上存在着支撑我们活下去的精神追求。我们要在整体上把握哲学的意义，要在有生之年认清生活的真相，以永恒的观点看待永恒的事物，微笑面对命运，泰然面对死亡，我们必须成为完整的人，协调各自欲望，互相配合，达成一个共同的准则。热爱智慧，朴素、独立、豁达、充满信心。哲学也许不会带来财富，却能赐予我们自由。就像德国诗人诺瓦利斯所说的：哲学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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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劳思光.中国哲学史[M].广西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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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傅佩荣.哲学与人生[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

8、谢路军.中国道教源流[M].九州出版社,2004.

哲学观论文范文篇4

旧哲学对世界的理解是抽象的。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是确立了以物质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类世界的实在性。这不仅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哲学观，也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正是通过这种全新的哲学观和思维方式，马克思超越了旧哲学对世界的抽象理解，真正将哲学理性思维与人类的现实生活联系了起来。将理性思维的真理性建立于实践的基础之上，将实践理解为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客观活动，意味着对哲学功能的全新理解。在这种理解中，现实的生活世界不再以抽象的形式呈现，哲学理论也不再玄远。因此，在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观的变革中，哲学功能的转变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不解释世界，关键在于怎样解释世界，在于为什么要解释世界，而这恰恰取决于这种哲学对哲学功能的预设。马克思之前的一切哲学都无例外地将哲学仅仅视为穷究世界之理的学问，无论它们对世界是“从客观的形式去理解”还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都不可能不陷于对世界的抽象解释。现实的生活世界是活生生的、历史地发展着的，而单纯的解释就是说明和分析，是不可能以活体为对象的，因此，对于马克思之前的旧哲学来说现实的生活世界在其视野之外。旧哲学之所以不能理解“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从来就没有打算这样做，在于它们对哲学功能单纯的解释性预设。旧哲学只是想解释世界，因此，它就只是把自然看作僵死的解释对象，而把人看作是独立于自然存在的解释者。在这样一种视域中，人和自然是相互分离的存在。由于作为主观者的人站在作为客观者的世界之外，世界也就只能以两种可能的方式获得理解：一种是纯客观方式的理解，即“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另一种是纯主观方式的理解，即从人“抽象的”、“能动的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毫无疑问，只要哲学没有打算在头脑之外说明头脑，它就不可能不受到头脑的束缚。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相信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到黄昏时才起飞，相信只有当对象成为一种客观性存在时才能为哲学所把握，因此，旧哲学也就不可能在建构生活世界中发挥作用。马克思哲学观中的革命因素首先在于它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预设，在于它不满足于哲学解释世界的功能，因此，它必然将哲学理解为照亮人间未来之路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马克思自己对哲学所作的说明，即哲学只有通过改变世界的活动才能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和存在的价值，才能证明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这其实包含了马克思对哲学功能的预设，并且其哲学观的确立也有赖于这一预设。马克思并不是为了比前人更好地解释世界而进行哲学变革的，从一开始，他就将变革哲学的目的与改造世界的目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他能够撇开纯粹的经院哲学问题而在人的现实活动中寻找思维的此岸性，使他能够看到以往的哲学家们所无法看到的实践的价值。马克思从来反对将哲学理解为一种建构抽象世界观的活动，在他看来，哲学如果不为解除人间的饥饿而发挥作用，它就不可能是什么科学的世界观。可以设想，如果马克思没有将自己的理论活动与火热的现实生活相联系，他就不可能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实现哲学观的变革。马克思哲学观的科学性、真理性和生命力，就在于它为自己所设定的改造人类生活世界的革命性目标。这决定了它不仅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概括与反思而解释世界，更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不断地批判而建构作为现实世界否定形态的理想世界。马克思说：“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实践的”一词的基本含义在于强调了他的现代唯物主义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非其他。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观的确立与他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理解是分不开的。

理论之所以能够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首先在于它将生活世界作为批判的对象看待，对其持批判的态度；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亦在于它关怀时代的命运，以建构理想的生活世界为己任。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在他的原始文本中系统地阐明过自己的哲学观，他的哲学观是在对现实生活世界从未终止过的批判中体现出来的。因此，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无论“回到马克思”还是“重读马克思”，都不仅是为了更准确地解释其原始的文本，而且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能，是为了重新找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精神。生活世界是变动不居的，今天的生活世界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生活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继承马克思，因为任何一种哲学所体现出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都不等于具体的批判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具体批判可能会过时，可通过那些具体的批判而体现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却不会过时，只要它借以建立的现实生活世界尚存。所以，人们是否可以在今天坚持马克思哲学观的关键，必将通过对如下问题的回答而显示结论：19世纪的马克思所批判的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存在?即作为批判对象的这一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是现实的?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多重批判纬度

勿庸置疑，马克思毕生都在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但他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没有看到20世纪之后市场经济所经历的一系列改变。因此，我们必须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全面看待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并认真地从其具体批判中探讨他哲学的批判功能和批判精神

。

以今天的立场看，马克思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其实是对早期形态的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总体上说，这是一个由多重纬度、多种批判共同构成的总体性批判。在这一批判中，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虽然影响深远，却也只是整个批判中最为外显的部分；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虽是最深刻的内容，却也只是整个批判的一个深度切口；而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总体性的社会批判才具有更为深远的内在意蕴。当年马克思针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所作出的有些具体结论可能的确已经不再适合于今天的现实，因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存在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这意味着作为批判对象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巨大改变。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并非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单一政治批判，亦非对这种经济制度的单一经济批判，而是包含着多重纬度的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而这一点恰恰就是奠立在实践观的基础之上，并包含了对现实世界和人的存在方式的全新理解的哲学批判。换言之，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是他对生活世界的总批判，因而是以哲学的方式而不是以具体科学的方式批判现实的世界。不理解马克思哲学观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哲学观的独特性和它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不理解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批判，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哲学观实践转向的真实含义。

马克思政治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制度。这一批判显示了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具有强烈阶级对抗性质的现实政治生活之本质的揭示、反思和改变的诉求。借此批判，马克思所要达到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促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只有把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当作精神武器，才能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从而实现其自身和一切人的解放；同时，哲学也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才能成为起到促进人的解放作用的真正现实的哲学。正因为马克思把哲学活动看作是一种现实的批判活动，他的哲学观与他的政治批判之间的联系也是现实的。他说：“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应当说，和马克思的其他批判目标相比，其政治批判目标是最为具体的，是对实践活动最具指导意义的理论批判。一方面，在这一批判中，作为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是一种最为现实的社会主体条件，它的存在第一次使历史主体的活动和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最为现实的客观条件，它的存在以及它所导致的尖锐阶级对抗将历史主体与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变成了现实的历史运动。因此，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成为他所有批判中最为尖锐、最为直接、最具穿透力和最具实践价值的批判；而且，人们往往也最容易将这一批判看作是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进行批判的标志，最容易从这一批判出发理解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

与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相比，他对这种政治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所作的经济批判更为深刻，也更具有持久的价值。直到今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理论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但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否可以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相剥离?即在理论分析的意义上，对资产阶级统治所作的政治批判是否可以与对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批判相剥离?对于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模式来说，这种分析本身无疑就是用超阶级的原则取代了阶级分析的标准，因而是不可取的。可是，当与意识形态对垒的坚冰被逐渐打破之后，当多种模式的市场经济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不容质疑的现实的今天，我们将必须直面这种分析。当然，对于我们所作的这一剥离来说，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显见的驳难：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批判是建立在对市场经济的经济批判之上的，因此将两者剥离开来必然会导致对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割裂。对此，我们可以找到历史的和理论的例证为自己辩护。正如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特定的经济结构并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后果一样，在理论上一种特定的经济分析也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理论。例如，在历史上，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产生过英国的立宪政体，也产生过法国的共和政体；在理论上，从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中既可以推断出洛克式的市民社会模式，也可以推断出孟德斯鸠式的市民社会模式。同样的道理，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从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分析中推断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结论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唯一可能的道路，也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所作的经济批判只能得出政治革命的结论，马克思在不同的著作中所作出的不同论述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将马克思的经济批判同政治批判剥离开来，并不是想要说明马克思经济批判的超历史性，而是为了强调它作为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在这里，我们更是为了强调，市场经济并非只能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因此，马克思的经济批判，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整个社会批判所指向的生活世界依然存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和他对市场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是具体的，它们分别代表了马克思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这些批判只是他对作为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的不同侧面。只有当我们从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总体性批判中，才能真正把握住马克思理论中所透射出的历史感和哲学批判精神。

三、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之维

作为特殊形式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本身就要求以之为对象的理论批判的具体性，可是，具体的理论批判也总是因其具体性而具有较强的历史性。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批判，是一种以现实的实践为基础的历史主义的批判。这一批判纬度并不以特定历史时期内的阶级关系为分析基础，而是以人的整个活动以及活动的历史变化为分析基础，因而并不直接指向特定的阶级对立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关系，而是指向一般的人类活动方式的转向所造就的现实生活世界——市场化进程所导致的整个社会生活状况。这一社会批判也不同于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它不仅仅局限于对市场交往关系的分析，而是要通过这一分析考察整个人类社会关系的异化及其克服途径。如果说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和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因其依据于早期市场经济的经验而遭到一些当代西方学者的质疑和冷落的话，他的社会批判则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地关注和尊崇。当然，无论冷落还是关注都只是一种表象，隐藏在这一表象背后的深刻原因是，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纬度是以更为全整的人类生活世界为批判对象的，是建立在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基础之上的，因而也蕴含着更为深远、更为本真的哲学批判精神。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分析和对早期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政治分析中的许多具体结论已经成为思想史，但是，他对市场经济社会中人的生活世界所进行的批判却仍然在书写着未来的思想史。

哲学观论文范文篇5

2001年7月21－24日，我应邀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中国哲学会、中国哲学史学会共同主办的“第十二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报到后，拿到了会议手册和大会论文提要。手册上说会议主题为“中国哲学与二十一世纪文明走向”。希望与会学者能从四个方面作番宏论或个案研究。从编辑成册的论文提要以及二十多场分组讨论来看，关于儒、道、佛、墨、易等中国传统哲学资源，如何经过创造性诠释和转换，在二十一世界充分体现其积极价值；比较东西方文明和哲学思维方式之异同，阐明二十一世纪多元文化互补的文明对话的必要性以及具体方式和途径；以及中国当代哲学与世界哲学的交融趋势，在二十一世纪将会表现出哪些新的特点？中国哲学的自身价值和特性如何得到保持并进一步突显；这三方面的研究和讨论非常热烈。与以上三方面的研究相比，关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将面临一些什么重大问题？”似乎与会学者并未予以特别关注，这大概跟与会学者大多为研究中国哲学史有关。笔者以为，二十一世纪人类遇到的的重大问题之一必定是“女性问题”。而该问题似乎明显地受到了男权社会的占绝大多数的男性学者的“集体无意识”的冷落和漠视。在涉及到女性的研究里，到会二百多学者，只有一位女学者谈论《庄子》与女权，一位男性学者谈了的女性观。按照我的理解，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哲学如果不把女性问题放到一个很重要的层面上来讨论，如果不从学术、学理层面对阻扰中国社会进步的“男尊女卑”问题作出创造性的诠释，那么二十一的中国哲学发展走向是有严重缺憾的。于是，我改变了自己的发言提要，就自己对女性问题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哲学发展走向中必须占有一席“话语位置”，必须拥有“话语权力”，作出了强烈的呼吁。

一：儒家能否解读出男女平等关乎其能否在二十一世纪之复兴

《周易》俏夜徊抗爬系牡浼灾泄笕说挠跋旆浅＞薮蟆K沂镜氖怯钪嫣斓赝蛭锏难莼嬖虻摹H寮医淞形寰住A钗颐钦庑┫执圆坏闷浣獾氖侨寮以趺淳痛咏沂咎斓婪ㄔ虻呢韵蠛拓载炒侵醒菀铩⒗嗤瞥瞿凶鹋罢庖蝗寺字刃虻暮侠硇院陀篮阈岳矗吭诙皇兰椭泄砸胱非蟾蠊婺！⒏猩疃群土Χ鹊母九夥牛信降龋平ㄔ硕绾瓮黄票恢泄耸游袷ゾ涞摹吨芤住分械摹澳凶鹋啊彼枷耄炕蛘咚怠吨芤住分械摹澳凶鹋啊彼枷胧桥ㄔ硕淖畲笳习颐墙绾纹平猓课耍收咔虢坦澄灰籽ё遥诒贝罂妥病兑拙纺池载呈保俺鲆痪洹芭耸腔鏊钡木搜源恰S幸馑嫉氖牵诒收叩倪瓦捅莆氏拢党龆皇兰徒恰芭鹉斜啊钡暮恕霸ぱ浴薄6源耍收卟灰晕唬蛭馐蔷圆豢赡苁迪值摹翱障搿薄6业苯袷澜缗ㄔ硕还苣拿拍呐桑家圆桓懔叫远粤⑽枷氤龇⒌恪S绕涫遣灰宰非蟊饶行愿呶芏纺康摹8醚д呋乇鼙收叩闹室桑榧敝伦杲缣菹肟铮收呶弈沃缓们钭凡簧岬馗ィ故遣换卮稹6源吮收哂辛街纸馐停阂皇撬垢挥邢牍宋侍猓扪砸远浴T僖皇撬衔炀匾宓亩鳎蘅煞罡妗?/P>

但也有男人试图对我作这样的解释：

《易·系辞上》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

晋韩康伯注曰：“天尊地卑之义既列，则涉乎万物贵贱之位明矣。”

《易·系辞上》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

研究《周易》的，取象说、取义说均坚持“一阴一阳之谓道。”由此就可以作这样的逻辑推演：

a乾为天，坤为地；

b天为阳，地为阴；

c乾为阳，坤为阴；

所以，乾为男，坤为女。

又:a乾为刚健，坤为柔顺；

b刚健为阳，柔顺为阴；

c阳为尊，阴为贱；

d男为阳，女为阴；

所以，男尊女卑。

因而《系辞》解释《周易》说：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

也就是说，从天道推演出人道是自然而然的。《说卦》并且发挥这一思想，说：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顺，立天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材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章。

人类生于天地之中，这个“人”是就类而言的，其中当然包括女人。男尊女卑是规范人伦秩序的合理解释。它不是价值概念，而是上下位置的表达。

笔者质疑：诸君这一解释不过是古代男人们的混乱逻辑的人云亦云罢了。天地、阴阳是《易》之作者对宇宙演化进行描述的基本概念，取自对自然界对立现象的观察，如同上下、黑白、昼夜、男女等一样，仅仅为表述某一类事物现象的概念，其中并没有作价值判断，而“尊卑”是一价值概念，是就男人和女人对社会主体是否有用以及有多少用处的判断；是就其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裁定。这是对男人和女人就“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作的非常明晰的界定。从这样的思想前提出发，女子能否为“人”就很值得怀疑，而女子能否成圣人、贤人、君子就更值得怀疑了。且看《说文解字》对“卑”的解释：“贱也”。而“贱，贾少也。”（贾，今之价也。）相应的也就可以理解“尊”为“贵”（价多也）。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苟同某些人所谓的“尊卑”只是表达上下位置的概念，而不是价值概念的解释。事实上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发展历史中，上下也被赋予价值意义，唯有如此，上之尊贵和下之卑贱才可谓人伦秩序，君尊臣卑的等级社会才能确立起来。于是我们是否可以说《易·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个君子并不是分别指男人和女人，而是一泛称，从男权社会中男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优越意识）的模糊意义上来说就是男人的代称。

总之，不管是孔子，孟子、董仲舒，还是其他儒家推崇的大儒都没有从《周易》中解读出男女平等这一思想来。相反，他们顺势而行，对女性作出了更加不屑的解读。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尽管现代有些钟爱儒家学说的学者从所谓的语境、语义入手分析，为孔子开脱，但二千年的事实便是被尊奉为“圣人”的孔子，确实与女子对话不多，谈论女子的话语亦不多，唯有这一句千古流传。据说他去见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弟子勇泛懿宦猓辖舳闹浞⑹乃担骸叭绻矣惺裁葱澳睿咸煲崞野伞！比绻凑杖寮业慕馐停非兴凳悄腥说乃悸罚河捎谀献用缓茫怨⒅备樟业淖勇贩炊钥鬃尤ゼD敲矗颐遣唤肺剩嚎鬃尤ゼ献拥亩⒛康氖鞘裁矗克伪戆鬃约好挥小靶澳睢保看恕靶澳睢蔽挝铮柯谌省⒁濉⒗瘛⒅恰⑿诺目鬃游尾荒苋ゼ缓玫呐耍恳蛭宕嘶崴耆梢杂盟哪且惶姿降暮胩煳车氐摹袄瘛甭奂础罢睢崩此捣⒏谢献又匦伦魅寺铩K蚊挥邪诔鏊嫉摹叭收撸恕钡摹安┌本窭纯甲勇返钠痢⒂蘼常糠吹苟闹浞⑹模约夯故钦司幼髦っ鳎浚≌獾谷梦颐呛陕梗钥鬃邮欠裱孕幸恢律畋硪晌省？鬃雍懦朴腥У茏樱衅呤偷茏印4游淖旨窃乩纯矗敝忻挥幸晃慌浴U饩臀鬃幼鸱畈⒎⒀锕獯蟆澳凶鹋啊彼枷胱髁俗詈玫淖⒔恰?/P>

毋庸置疑，在二十一世界文明走向中，女性、女权将是突出的问题。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具有普适性，尤其“中庸”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合理价值值得大力推崇。但笔者以为如何破解“男尊女卑”思想、真正从思想意识领域尊重妇女是关乎其学说能否再度复兴之关键所在。从十九末到二十世纪末，中国妇女把争取国家的独立、自由解放与争取其自身的解放、独立、自由联系起来，为谋求其在政治、经济上的一席地位作出了极大努力和巨大牺牲。我们应当承认过去在理解男女平等方面存在着偏颇、狭隘，甚至激进，致使不少妇女在肉体、重体力劳动以至于家庭生活、情感方面付出了惨重代价，许多妇女落下了难以愈合的生理病症和心理病症。这使我们警醒并懂得，在思想意识领域理解和解释男女平等并从珍重一切生命价值的理念出发确立男女平等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二道家、道教对女性的尊崇为男女平等提供了思想资源，应大力弘扬之。

（一）：老子哲学为道教尊重女性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

有学者认为“老子哲学为女性化的生命哲学”I，故“老子哲学脱胎于母系氏族的宗教崇拜，特别是女性生殖崇拜。……《老子》书中常用女性生殖器或母体形容道。”（同上），如玄牝、谷神等。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II

谷神，一说为“道”，一说为女性生殖之神。“牝”指的是一切动物的母性生殖器官，“玄牝”则是巨大深远的而不可见、却又神秘而可以生产万物的生殖器的象征。玄牝道之所以值得推崇，就在于她犹如母生子般地生养着万事万物，为天地之根。老子直接用“母”与“子”来比喻道与万物的关系：

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III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其殆。IV

“老子是自觉意识到男性智慧的弱点和重新发现女性智慧和品德的伟大作用的第一位哲学家，他正是由于着重提炼和发挥了女性之德，才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的主阴哲学”（同上），《老子》“是真正的女性哲学，它推崇的是阴柔之性。”（同上）老子思想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贵柔守雌，他从“弱者道之用”V出发，强调“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VI，举起了“柔弱胜刚强”VII的旗帜。他所崇尚的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就是以柔弱顺自然为主要特征的。“老子说的‘柔弱’，不是一般人理解的‘软弱’，而是‘柔韧’，生命的底蕴深厚，坚毅不拔，对外力的作用有较大的弹性，适应环境的能力特强。”VIII正是这种“柔弱”之道却是天下事物生生不息之源。“‘道’所表现的柔弱，使万物并不感到是强力被造的，而是自生自长的”。（同上）在《老子》那里，柔弱与刚强相对。以此来观男女，那么，女性为雌、为柔，男性为雄、为刚。从表面上看，女性是柔弱的，但恰恰是柔弱如水的女性，成为世界生殖力量“阴”的象征。因此，《老子》中“负阴而抱阳”、“牝常以静胜牡”、“知其雄，守其雌”等贵柔崇阴的话语比比皆是。所以说老子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女性勤劳质朴、坚韧吃苦、慈祥和亲、温柔多情等美德哲理化，将女性所特有的一般属性升华为一般性的思想原则，如“柔弱胜刚强”、“三宝说”（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IX）等。

可见，老子思想为提升女性意识，提高女性地位，起了理论上的先导作用。在道教的理论中，女性决非是可有可无乃至可辱可贱的，而是一个具有独立地位、享有独立人格、神格，独立意志、愿望的重要角色。道教思想从阴阳和合的理论出发，以尊阳而崇阴为基点，形成了“重阴阳，等男女”的鲜明特色。尊重妇女、男女平等是道教最具人文色彩的亮光。中国道教所具有的阴柔色调，以一种特殊的文化样式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传统文化的内容。

（二）：女道士跻身道教领导地位，为女性地位的提高做出了实际的贡献。

道教斋礁、科仪等宗教礼仪、道场活动以及宫观住持，继承了中国古代原始氏族文化男女均可主持的传统，女性在这里敢于男子平分秋色，获昧顺浞直硐肿约旱男叛觥⒉拍堋⒅腔鄣幕帷N哉×斓既ɡ⒘煨涞匚蛔鞒隽税裱?/P>

原始氏族文化中“巫觋”这一职业体现着地位、权利、聪明、才智。巫觋承担着占卜命运、祈雨祈晴、预言吉凶、解梦圆梦、驱疫医病、祭祖祀神、占星等一系列神职之事，并具有相应的辅治国家的能力，他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进入一种超常的精神状态，达到恍惚迷离、通神达圣的境界。

《国语·楚语下》中称巫觋为“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即“觋”是男性神职人员，“巫”是女性神职人员。巫觋亦合称巫。《说文》谓巫是“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女巫是用舞蹈来使神降临的人。孔颖达疏曰：“巫以歌舞事神”。凡巫皆善于歌舞，用以取悦、事通鬼神，请神降临。这种巫觋歌舞在社会上广泛传播，逐渐演变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通过唱歌跳舞发现这不仅事神，还能起到舒筋活血、怡悦心神之健身强体作用。可以说，巫觋是中国最早的舞蹈健身运动者。

《周礼·春官·女巫》谓“掌岁时祓除衅浴”,看来女巫在岁首、三月上巳等节令，经过沐浴熏香，静默持斋、牲血涂身后，在宗庙、社坛、水边，以歌舞的仪式主持除灾去邪，祈祷丰收。《易经·说卦》有“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之说，把巫与女性的“口舌”联系起来，显然要求女巫必须有善于言辞的特长。《尚书·伊训》又说：“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孔颖达疏曰：“巫以歌舞事神”。凡巫皆善于歌舞，用以取悦鬼神，请神降临。在精选女巫这一人选时，除能歌善舞、有口才外，对其还有姿色相貌上的特殊要求。其实这还是母系氏族社会的生殖崇拜、女性崇拜的反映，表达着原始先民的审美情趣、审美取向，毕竟漂亮的女子是神的造化，其聪明伶俐是神的禀赋，能与鬼神交通，是神力的一种体现。屈原的《楚辞·九歌》源于楚地民间祭神歌曲，其中就有这种反映，《九歌》中的女神便是由一些亮丽、美艳、聪慧、可人的女巫饰扮。《晋书·夏统传》也有记载：“女巫章丹、陈珠二人并有国色，庄服甚丽，善歌舞……”。殷周时，女巫还成为“事鬼神祷解，以治病请福”X的“神医”。《论语·子路》谓“南人有言：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吕氏春秋·勿躬》谓“巫彭作医”。可知古时巫与医不分家。后世巫师、道教以符水治病盖源于此。道教兴起，以美女为巫的习俗遂在道教得到传扬。有些道外人士鞭笞这一行径，认为这样做是用美女作交易，是对妇女的不尊重。其实，在古代社会，一个美女能够承担这种职责，就在于她们了解并掌握了天地宇宙的结构、变化和徵兆，了解人类的生死、繁衍与健康，懂得与神交通的仪式、规则和语言，因此她们是拥有知识和思想（包括神秘思想）、技术的杰出的职业女性。而她们又拥有先天的良好的身体素质以及训练有素的舞蹈、音乐表演才能，且有良好的智力和知识结构、职事技术，女巫可谓是中国最早的德、智、体、美之综合人才，是中国最早的选美冠军。由此可见，女巫是比一般人更为杰出的人，实质上在原始社会，女巫就是社会的领导者，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女巫是天神的代言人或化身。

晋代女道士魏华存曾为天师道祭酒，她谨修道法，更求神书秘籍。据说她受真人之传而造作了《黄庭经》等上清经系的重要经典，因而被上清派尊为第一代宗师。

金元全真道清净派创始人孙不二，号清静散人，宁海（今山东牟平）人。是后世坤道丹法始祖。著有《孙不二元君传述丹道秘书》三卷。在元朝先后被封为“清净渊真顺德真人”和“清净渊贞虚顺化元君”。

（三）：道教的成仙理论及修炼功法，为女性打造了追求精神超越、自由自主地决定人生命运的钥匙。

道教的宗教理想救世修道成仙，长生不死，所谓“药逢气类方成象，道在希夷合自然。一粒灵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XI“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XII他们以长生不老、飞升成仙作为个人修炼的终极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探求了种种健康养生的方术。道教认为女子只要精修勤炼，不论哪个阶层的均可达到这一目标。即修道成仙并非男子的专利，妇女与男人一样具有得道成仙的可能。

仙人丝毫不受自然力量的束缚，而且超然于社会权势之上，如汉文帝折于河上公，汉武帝叩头求教于西王母等，都体现了一种身心绝对自由的理想境界，贯穿着道教追求自由的精神。古来女子修仙者多，但无人从理论上整理，后来道教中形成独特的女性丹经。由于妇女与男人一样具有独立成仙的可能，因此在道门中出现了像《女金丹》、《坤元经》、《坤道功夫次第诗》、《孙不二元君法语》、《灵源大道歌》、《樵阳经·女工修炼》等这样一些专论女性丹经的道书，它们都是针对妇女生理和心理特点而专为女子修道而作的。据陈撄宁先生考证，宋朝曹文逸的《灵源大道歌》为“历代女真，自己肉体在世间，亲笔所写正式丹经，当以此篇为最古了。”“这篇《灵源大道歌》，就是……在那个时候做给一般学道人看的。”“凡是学道的人，无论男女老少，用这个工夫，都很有效验，绝无流弊，可以算得仙道中最稳妥最普度的法门。”XIII

在女丹功法的历史上，孙不二的女功内丹次第诗也是非常著名的，可以说，女丹经出自女真之手，且有亲身体验经历的，大概唯此二人。曹文逸的七言绝句《灵源大道歌》毫无隐喻，明白易懂。孙不二的女功内丹次第诗为五言绝句，隐晦艰深，从头到尾，龙虎铅金，天支地干，胎息安神，五行八卦，金丹术语颇多，学人欲学，务必请名师指导，切不可自我瞎猜胡懵，走火入魔。

《丹房须知》有云：“修炼之士，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达阴阳，穷卦象，并节气。”XIV对修道炼丹提出很严格的要求，必须遵循一定的科学规律。女丹修炼必须遵守九大戒律，否则难成正果。女性修道所经历的“静养化炁，知时炼形，斩龙立根，采取生药，炼结还丹，会合胎息，调养出神，合道成仙”XV，这一苦其心志、凋形炼骨的过程，使女金丹成为内丹学一束奇葩。《壶天性果女丹十则》：“女子修行，所贵者在于成真了道。若修行未能成真了道，犹如田中之蛙未出泥途一般，终归是那孽海之物，焉能躲得脱轮回，超得过劫运。”了道成真的关键是有坚定的信念，锲而不舍的精神，勤勤恳恳的努力。《西王母传》“王母曰：夫养性之道、理身之本，汝固知矣，但在勤行不怠也。”

汉代以来，在“男尊女卑”、“三从四德”这种强大的社会桎梏压力下，女性为争取心身的自由发展，追求精神价值，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她们一般采取两种方式表现对道教的信奉：

其一是参与民间道教信仰习俗活动。民间信仰之所以有巨大的市场，就在于有广大的信众。民间妇女“既崇拜天上的玉皇、地下的阎王、海底的龙王，也崇拜东厨司命灶神，看守家户的门神和专司安寝的床婆。”XVI她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逃祸。”XVII因为她们往往是天灾人祸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受害者。她们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她们最切身的利益，有关吉凶祸福的征兆预示紧紧地牵动着她们最敏感、最脆弱的神经。她们中大多受教育的机会不多，文化程度低下，功利目的动机促使她们往往只能从道教神学中简单抓取一些神仙信仰和去恶向善的劝教以及各种符箓方术。她们求子，首先祭拜送子娘娘，一旦得子后，又要祭拜痘疹娘娘、眼光娘娘，乞求神灵保佑孩子。想发财求财神赵公元帅或求关羽老爷，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到年节祭祀，妇女一般都要参与这类接神祀神，纳福图祥、求吉讨利、送鬼招魂、符咒禁忌等世俗活动，介入到对异常征兆和未来命运的占卜预算，占验吉凶祸福等巫术事务之中。总之，神仙世界的超凡脱俗、长生不死，冥府阴曹的阴森可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古代妇女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当然，这种民间道教的信仰活动大都具有随行就市的成分，那些具有实用价值功能的鬼神不断得到强化，如对送子有用的娘娘，对风调雨顺有作用的龙王，对发财致富有功能的财神，对航海起保佑作用的妈祖女神，对高中秀才、状元有作用的文昌神或魁星等，愈来愈受到崇拜，而对起居起看守作用的厕神、床婆，几乎越来越淡化。有相当一部分女性参与道教活动还出于求“五福”，治病强身的实际需要。道教有成千上万种养生功法，有各种各样神奇的“灵丹妙药”，对广大民间普通妇女来说，修道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成仙上天，或许这对普通人来说是一个过于奢侈和遥远的梦想，也许最直接最功利的目的之一就是获得“五福”。《文昌大洞仙经》说五福即是寿、富、康宁、攸好德、考命终。东汉桓谭《新论·辨惑第十三》说，“五福：寿、富、贵、安乐、子孙众多。”所以祛病除邪，强身健体，合家安乐正是许多普通家庭妇女所希求的。

一些女道士所创制的功法秘方，也颇具临床效验。孙不二所创制的“孙不二姑摇旗法”，为全真道北宗的秘传治病法，主治赤白痢症。唐朝时的女道士李液姑婆在气功治病方面很有成就，创出了“姑婆并气愈病法”、“姑婆服气辟寒法”。胡愔则创造了“肺脏修养法”，创出了系列相病的方法。道教有托名何仙姑的各种医方、秘方，比如“何仙姑庆世丹方”，“何仙姑之乳蛾方”，“何仙姑治胸腹疼痛方”，“何仙姑治眼病方”，“何仙姑治痰方”。即便是不进行功法修炼，有了头疼脑热等疾病也可就近向附近的道观寻求符水治疗。道士以医术符水救人布道乃道教弘扬道法的传统，道教的符水并不象某些道外人士所批评的那样是没有药效的“安慰水”，用来欺骗愚夫愚妇。据道教界内人士讲，制作符水其实有一套严格、神圣、庄严的过程，首先要对符水施展咒术，“要求施术者必须聚精会神，闭息布气，气随意行，贯注水中”，其次“往往与药物治疗密切配合”XVIII，画符所使用的材料如朱砂、墨、纸、桃木等本身就有药性。道士使用符水之际，往往依据病情需要，或者配以汤药，或者予以外部的物理疗法，再加上精神引导，最后达到治愈的目的。对缺医少药的民间妇女来说，千百年来对符水有一种特殊的信赖和需求，大概不能一概叱之为愚昧迷信吧。

其二是加入女道士之列，专一修道成仙。张鲁之母加入五斗米教并成为祭酒首领，大概是女性加入道教并影响道教的有文字可考的最早历史记录了。以后历代都有妇女被度为女道士。到唐朝形成高潮。唐代初期统治者为了神化其统治，宣称自己乃“神仙之苗彝”，将老子尊封为“太上玄元皇帝”，并立祀庙加以祠祀。提高道士地位，优宠道士。XIX唐中后期掀起崇拜狂潮，一再提高道士地位，下令“道士女冠宜隶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检校。”XX并规定正式度为道士者，不但可以免除课役，而且“凡道士女冠有犯法者，须按道格处分，州县官吏一律不得擅行决罚，违者处罪。……经常召见道士，拜官赐物，甚而亲受法箓，以道士为师”XXI。尊《老子》为上经，定为开科考试内容，兴建道观，设置崇玄馆等，都推动了道教的发展。“当时一些公主嫔妃，多有入道为年真者，杨贵妃亦被度为太真宫女道士”（同上），号“杨太真”。睿宗二女出家为女冠，封为金仙、玉真。据史料记载，自睿宗至穆宗8个皇帝就有11个公主入道。五代十国的皇帝亦有多人崇道。龚自珍《上清真人碑书后》：“唐世武曌、杨玉环皆为女道士，而至真公主奉张真人为尊师，一代妃主，凡为女道士，可考于传记者四十余人。其无考者，杂见于诗人风刺之作。鱼元机、李冶辈应之于下。”唐末五代的社会动乱，使得更多的女性投身到修道之人的行列。隋唐民间女子黄灵微、谢自然、能去尘、胡愔、陈进姑、林九娘、李三娘、何仙姑、成无为、扬正见、董上仙等修道成仙的故事也被四处传扬。

宋朝时林默娘被崇奉为“天妃”，据《天上圣母传》，妈祖叫林默娘，福建湄洲屿人。《天妃经》说妈祖在天尊面前立下十四条誓言：

一者誓救舟船，达于彼岸；二者誓护客商，咸令安乐；三者祛逐邪崇，永得消除；四者荡灭灾屯，家门清静；五者搜捕奸盗，屏迹潜形；六者收斩恶人，诛锄强梗；七者救民护国，民称太平；八者释罪解愆，离诸报对；九者扶持产难，母子安全；十者庇护良民，免遭横逆；十一者卫护法界，风雨顺时；十二者凡有归向，保佑安宁；十三者修学至人，功行果满；十四者求官进职，爵禄亨通；十五者过去超生，九幽息对。

可见修道成仙并不是仅仅为了个人，而是以关怀众生为最高价值目标。妈祖崇拜是与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道教成仙思想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绝少排他性，对妇女修道成仙不抱有任何歧视、偏见。不仅不分男女性别、贵贱阶层，而且不分愚智、美丑，司马承祯在《天隐子》里说得好：“神仙亦人也，在于修我灵气，勿为世俗所沦污，遂我自然，勿为邪见所凝滞，则成功矣。”道教认为不是只有所谓“正经”女人精修勤炼就可成仙，就连所谓的下贱女人、妓女也可修道成仙。道教神话传说吕洞宾游化凡间，化度世人，连妓女也要不断用仙诗感化之。《吕纯阳敲爻歌》云：“色是药，酒是禄，酒色之中无拘束。只因花酒悟长生，饮酒戴花神鬼哭”。又云：“酒是良朋花是伴，花街柳巷觅真人”。又云：“仙花仙酒是仙乡”。明朝妓女卞玉京（卞赛），是位知书达理、琴棋书画样样皆通的女才子。书法工小楷，善画兰，兼工侍女及山水，题款署画中人，在画界小有名气。清兵攻入南京后，她归依道门，自号玉京道人，过着清寒寂寞的日子。这要比那些满口仁义道德、忠君报国却卖身求荣的所谓仁人君子要高尚的多，有节操的多。还有大名鼎鼎的陈园园，本为苏州妓女，吴三桂纳为妾。三桂出镇山海关，李自成攻克北京后被俘。三桂降清，清兵攻陷北京，仍归三桂，从至云南。晚年度为女道士，改名寂静，字玉庵。

道教对弱女子寄予莫大的同情和关怀。如厕神的故事。厕神说的是两个女人不幸悲惨的遭遇，其一是说有一做人家小妾的女子，被正妻嫉妒杀害于茅厕之中。天帝怜悯之，遂命为厕神。其二是说汉高祖刘邦的后妃戚夫人，由于与正妻吕后因太子之争而结仇，刘邦死后，吕后严重惩罚她，作奴尚不解心头之恨，又将其手足斩掉，削光头发，挖掉双眼，熏聋耳朵，灌下哑药，扔进茅厕，称为“人彘”。被活活摧残致死。天帝怜悯之，遂成为神仙。厕神并非主管茅厕之事，而是有先知先觉的能耐，因而道教信徒往往迎祀于家，问休咎祸福，占卜诸事。道教就是这样，更多的是同情、关注现实痛苦、悲惨的一面，想像让其过世后成仙能过上无比的幸福的生活。道教成仙理论往往是对过去苦难的否定，是一大解脱，是人渴望平等、渴望自由、渴望健康长寿的满足、回报。在道教中被逼自杀的女子同样可以成仙。晋代王衍有个女儿字进贤，为悯怀太子妃。洛阳之乱中，被刘曜、石勒所掠，并想霸占为妻子。进贤愤怒地叱骂：‘我皇太子妇、司徒公之女，而胡羌小子敢欲干我乎！”言毕即投河自杀。其婢女六出亦随主投河。这主婢二人均成仙人。

（四）：道教注重爱惜人的生命，其戒律保护妇女不受侵犯。

道教的主旨是爱惜人的生命，尊重人类自身的生命价值。其戒律告诫人们：人是自我的主宰，遵守道教戒律，积善修行，才能得道长生保命。在尊重人的生命方面，道教首先反对人轻生自杀，应爱惜生命。《老君说一百八十戒》第三十九戒说：不得自杀。第四十戒：不得劝人杀。道教反对堕胎，认为胎儿也属人的生命，享有灵性，《老君说一百八十戒》第十三戒：不得以药落去子。《老君说百病》：教人堕胎是一病。爱惜人的生命包括反对杀害他人。《老君说一百八十戒》第四十二戒说：不得因恨杀人。《妙林经二十七戒》亦有：不得因恨杀人。还有：不得毒畜药人。

道教认为爱惜、尊重人的生命理当包括保护妇女，如《说十戒》中第四戒为：不得淫乱骨肉姑姨姊妹及他妇女。《思微定志经十戒》第二戒：不淫，犯人妇女。《老君说一百八十戒》第二戒：不得淫他妇人。第八十戒：不得淫泆他妇，别离夫妻。第一百一十七戒：不得与寡妇亲爱。

道教戒律中有两个十分重要的戒：一是戒酒；二是戒色。其实这两戒实质上对妇女是起到尊重和保护作用的。因为道教认为纵酒往往容易导致贪色，丧失性情，使得弱女子受到侵害。《妙林经二十七戒》有：不得贪淫好色；不得耽酒迷狂。《受持八戒斋文》有：不得淫欲以为悦。《无上秘要》卷四十九说：勿醉酒淫乱，令三宫（谓三丹田：泥丸、神府、沧海）崩溃。《老君说一百八十戒》第二十四戒：不得饮酒食肉。《化胡经十二戒》：戒之不饮酒，常当莫念醉。五声味相和，混沌乱正气。戒之不食肉，心当莫念煞，含血有形类，元气所养活。戒之勿淫泆。阴形相感动，子命为夭折。《修斋求道当奉十戒》第四戒者：不色不欲，心无放荡，真洁守慎，行无玷污。第六戒者：断酒节行，调和气性，神不损伤，无犯众恶。《说十戒》第九戒：不得耽酒任性，两舌恶口。《受持八戒斋文》第五条：不得醉酒以恣意。《初真五戒》说：不得邪淫。《老君戒经》解释说：戒淫者，非夫妇。如果出家人不妻不娶，那么男女之间就不能相互侵犯。夫妻之间虽然不是犯戒，但无节制也是淫犯，可见道教所说的戒酒戒色，其中心旨意是为了让人们珍惜生命，保持身心健康，其实际后果是使妇女不被冒犯乃至侵犯，以至危及生命。

三：结语

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XXII在《而已集·小杂感》一文中，鲁迅再次诠释此义：“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的大半。”这一论断，可以说“一语中的”。显然，他把道教当作是解开全部中国历史之谜的钥匙。这把钥匙的沟槽结构是相当混杂精密的，而这些沟槽的组成怎么也离不开女性。可以说，懂得了中国女人，就懂得中国道教了，换句话说，要想懂得全部中国历史，首先得了解道教与中国女人的关系。日本学者橘朴提出：“要理解中国人，无论如何要首先理解道教。”XXIII东瀛友人确也旁观涤清呢。

中国社会自汉朝以来，儒家思想取得正统地位，董仲舒将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孟子的“夫子有情，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概括为“三纲五常”，即“君为臣钢，父为子钢，夫为妻钢”和仁义礼智信。历代统治者都大力推行这套“纲常”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在这种尊卑有等、唯上是从的社会环境中，男性成为家庭、社会的主宰，妇女所受的排挤、压抑、束缚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以男人为主宰（家长）的社会（家庭）结构里，男人所享的特权是“天经地义”的：他可以读书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可以继承爵位、家产生活无忧；可以妻妾成群、狎妓；可以休妻卖妾、卖儿卖女；可以要求妻妾生前守空房，死后守寡保贞节；可以……，多少女人是在冷月孤灯的陪伴下渡过凄楚哀怜的一生的。粱漱溟先生曾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中激烈抨击封建道德对人的压抑时说：“到处弥漫着义务观念之中国，其个人几乎没有地位，此时个人失没于伦理之中，殆将永不被发现。……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上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粱老先生是在为中国人整体受压抑、束缚而悲鸣，其实这受压抑、束缚的人中最深重的受苦受难者则是妇女。一个女人的一生的全部价值和意义被三个男人所支配左右：父亲、丈夫、儿子。所谓“未嫁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XXIV她们对人生幸福的向往异化、蜕变为夫贵妻荣，子达母尊，女人的全部人生价值以取悦、服侍男人而讨得些许荣耀。在男尊女卑的等级秩序社会里，女性不光受压抑、束缚，而且饱受欺凌、侮辱，那些贞节牌坊后面淹埋了多少女人自然正常的情感需要、生理需要，男人们的“天经地义”的享乐下面剥夺、吞噬了多少女人鲜活的生命！所谓的“生持节操心，死作坚贞鬼。至今坟上春，草木无花卉。”XXV正是被压迫、蹂躏生灵的无声哀泣！而男人却除把女人当做生理上玩乐、享受的工具外，女人还可以充当男人猎取功名利禄的工具、桥梁，一俟垂败，女人便成为他们咒骂、杀戮的首选对象，大肆发泄他们同性恋、性无能、性变态、心理变态之情欲、兽欲的高潮时机便是以女人的受难作为代价。

试看所谓的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里的那些所谓的英雄好汉，那一个是惜香怜玉，尊重和保护妇女的？那一个不是以杀戮女人来成就他们的英雄美名的？！他们的英雄事迹背后是被践踏、被侮辱、被冤枉女人的血泪尸骨和冤魂！不管是达贵夫人还是丫鬟婢女，不管是操持家务、任劳任怨的主妇还是打家劫舍的绿林女子，女人一个个都被礼教纲常伦理毒害的江湖男人们所丑化，都被钉上了耻辱的十字架，就连被粱山好汉认可的孙二娘也是一个用蒙汗药麻翻男人、卖人肉包子的母夜叉。连贤良淑德、屈死的林娘子也被视作红颜祸水，因为按照他们这帮男人的思维逻辑和道德伦理识度，他们以为，若不是林娘子外出被高太尉之子相中，林冲哪能惹祸上身，乃至落草为寇？！要不然林冲八百万枪棒总教头当得好好的，说不定还能高升。所以女人是祸水。这种思想（包括感情）谈不上是健康的，可谓是一种变态的心理，以这种下流、猥琐、亵渎的心态对待妇女的男人，不管他们表面上多么轰轰烈烈，不管他们成就多大的事业，但他们的心底都是自卑的、渺小的。用他们的这种有严重缺陷的人生观建构的社会必定矛盾尖锐激化，最终导致两性分离、对立。

儒家礼教对妇女抱以轻视、漠视、藐视之态度，不给妇女任何实现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等追求更高层面的机会。与此不同，道家、道教对妇女的尊崇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彻底落实的。至少修炼成仙的理论和实践告诉广大妇女：她们可以超越男权社会的勾心斗角、耍权弄术、血腥残杀……，她们在精神价值层面上的追求有与男性同等的机会。女子通过得道修炼照样可以成仙启示广大妇女她们有实现自身价值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只要自己勤奋努力。女子加入女道士行列并成为领导者则向男权社会作出宣告：妇女有更大的能力贡献于社会。

第一部道教史的作者傅勤家写道：“儒畏天命，修身以俟；佛亦谓此身根尘幻化，业不可逃，寿终有尽；道教独欲长生不死，变化飞升，其不信天命，不信业果，力抗自然，勇猛何如耶！”XXVI道教的成仙境界其实是崇尚超越精神，不但超越精神上的束缚，还要超越生理上的束缚，以达到自主和自由，鼓励人们追求更美好的生活环境和更高的生活质量，为人们争取更大的精神空间。中国妇女似乎早已领悟到这一要旨，《女仙张丽英石鼓歌一首》可谓是代表：

石鼓石鼓，悲哉下土。自我来观，民生实苦。哀哉世事！悠悠我意。我意不可辱！王威不可夺余志。有鸾有凤，自歌自舞，凌云历汉，运绝尘罗。世人之子，其如我何？暂来期会，运往即乖。父兮母兮！无伤我怀。

据《云笈七鉴》记载，说作这首诗的女子是位十五岁的少女，名叫张丽英。该女有异于常人之处，面有奇光，不用普通的铜镜，用白绢作的扇子即如同照镜。长沙王吴芮听闻其有异质，领兵来聘娶。张丽英坚决不从，随即上了金精山，在石鼓处取义，并在石鼓上留下此诗。在她看来，作一个有悠悠我意的人，比作世俗王的妻妾要幸福的多。

既然谈到的是中国哲学，自然需要提及佛教。中国化的佛教并没有将儒家的男尊女卑思想吸纳进自家行囊，天台、禅宗、净土、华严等大乘佛教宗派，继承的都是大乘教派重视利他，即利益大众、解脱大众的思想行为，特别强调发菩萨之大慈悲心，认为“慈悲是佛道之根本”，“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XXVII，任何人皆与一切众生都有着同体关系，犹如海水之于大海，故鼓励服务众生，鼓励“六度”和“四摄”的行为；号召尽一切所学，“慈悲救世”、“同登觉岸”，以利众生。因而妇女自然成为关心、救助的对象。

后记

笔者当时改变发言提要，对重视女性问题研究发出呼吁，在座的唯有西方一位学者起来响应支持我。后来，在午餐会上，一位男性学者对我提出抗议，他说中国女人现在已经不得了了，已经上了头了，再重视她们，还提倡男女平等，岂不是要翻天？！

笔者答曰：“浸淫在男性特权社会里的业已麻木猥琐的中国男人现今有良心的还有多少？！”

注释：

I牟钟鉴《老子的学说》见《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齐鲁书社一九九三年

II《道德经》六章

III《道德经》一章

IV《道德经》五十二章

V《道德经》四十三章

VI《道德经》四十章

VII《道德经》五十八章

VIII陈鼓应《老庄新论》三联书店一九八二年

IX《道德经》六十七章

X《公羊传·隐公四年》何休注

XI张伯端《悟真篇》

XII《抱朴子内篇·黄白》

XIII《《灵源大道歌》白话注解》见《道教与养生》华文出版社2000年

XIV《道藏》第19册，第57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

XV《坤元经》

XVI《中国民间信仰》乌丙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XVII《美国与美国人》费孝通三联书店1985年XVIII《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张继禹主编华夏出版社1998年

XIX《道教史》卿希泰唐大潮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

XX《旧唐书·玄宗本纪》

XXI《道教史》卿希泰唐大潮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

XXII《而已集·小杂感》

XXIII转引自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学》

XXIV《仪礼·丧服·子夏传》

XXV劭谒《贞女墓》见《全唐诗》卷605－3

XXVI傅家勤《中国道教史》

XXVII《大智度论》卷27。

参考书：

1《云笈七鉴》

2《中国道教史》任继愈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

4《道教概说》李养正中华书局1989年

5《道教与中国社会》李养正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

6《天师道史略》张继禺华夏出版社1989年

7《道教与女性》詹石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1月第2次印刷

哲学观论文范文篇6

事实价值观，是人关于外在世界的伪真价值观，指元伦中的主义。其根本的命题，是从事实引出价值的本源、价值的根据。它不仅把价值与事实等同起来，而且要根据事实解答价值。但事实作为事实本身，它不是价值，更不可能充当价值的根据。事实在事实上的事实性，即它的有限性。有限性的事实，不可能成为与终极差别相关联的价值根据的设定者。事实价值观，对象化在人身上则为肉体价值观。肉体价值观首先将肉体与价值的差别抹去，再用肉体的生存性来规定价值的内涵，从肉体的生存中引出价值的根源、价值的根据。它是一种伪真价值观：基于对肉体和价值的同一性信仰，而且是价值向着肉体同一而非肉体向着价值同一的信仰，肉体成为价值根据、价值本源的承诺者；全部价值观念——意识、精神、文化——的规定性，无不以肉体生存的事实性为内容；人在价值论上，仅仅被当作肉体生存者。他的一切生成性活动的目的，指向肉体生命的生存本身，而不是把人创造为一个独立的存在者。另外，在价值论上，事实价值观构成逻辑虚无主义的根源一；肉体价值观成为逻辑虚无主义的根源二。

关键词：事实价值事实价值观肉体价值观逻辑虚无主义差别指向力终极差别

在史上，是斯多葛派最早把伦理的善与价值(axia)相区别。他们将“有用的东西”、“值得渴望的东西”理解为有价值的。“价值作为哲学的中心概念开始被使用、传播在19世纪末的德语文化圈的思想界中。”［1］希腊语“axia来自形容词axios。axios本有‘与……相当’、‘与……有同样价值’的涵义。因此，axia即某物内含的有用性。此物和拥有与己相当程度的有用性的其他事物是可能交换的。在这点上，价值同‘价格’的意义相近。”［2］一个事物有用，当然是在一定范围内才成立。而且，物的价值即与物相当的有用性。这个与物相当的东西，给与物以有用性。物的有用性，源于其本身的个别性，源于物自身与它物不同的差别性。所以，差别性的物，规定着物的个别价值。但是，物的差别性来自何处呢?

物与物的差别，或物的自在本性，由物的意识主体来确立。价值是“明确地被意识到的、能作为判断内容的东西。”“它在寻求妥当性中向我们逼近，但作为相对于我们的价值，是由我们对妥当的对象承认、拒绝、或各种价值评价而成的东西。”［3］没有意识物的人，物的价值因其丧失了差别性的根源而不可能呈现出来。是有差别指向力的人最终使物的差别性成为现实的差别性，即物所呈现出的有用性。离开主体的“选择基准”［4］，物的价值就无从诞生。一般意义上关于物的有用性的规定，只因为是物在向差别性的人打开自己才获得了价值的规定性。这样，价值一词内含的“与……相当”除了向人唤起物的差别性之外，还向人启示了物的差别性的根源——人的差别性存在。所谓价值是相对于人而言的这句话的意义，就表现在其中。人关于世界的价值论言说，是通过规定物的差别性来展开规定者的差别性、人的差别性。

以上关于价值的词源意义的一般，使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价值，是差别性的人关于物的差别性的规定。物从人获得的差别性，构成其有用性的根源。物的价值同物的差别性相关联，同时和人的差别指向力相勾结，它向人打开一个由差别性与相关性构成的世界。所以，人关于价值论的言说，最终都必须置身于个别价值相的言说，必须借助人的差别性指向力展开个别价值相的在场空间和它们之间的区别。

价值论是关于价值的本源、价值的根据、价值的展开方式的理论。在关于价值论的思想史上，由于没有把价值论的探究植根于逻辑论，没有追溯价值的终极根据，出现了以事实、肉体(人的存在所背靠的事实)为价值本源的理论。前者称作事实价值观，后者为肉体价值观。它们以价值的非本真样式展开价值的本真言说，是一种伪真价值观。价值逻辑论，以伪真价值观为论述起点，目的是为本真价值观的开启消除障碍。

一事实价值观

事实价值观，指元伦理学中的自然主义。其根本的命题是从事实引出价值的本源、价值的根据，它不仅把价值与事实等同起来，而且要根据事实解答价值问题。［5］“根据自然主义，伦理的言明在一切关于经验事实的言明上并没有减少其内容，因而能翻译成后者。”［6］用事实的言明代替伦理的、价值的言明，以此给出价值生成的根据，乃是所有自然主义伦理学的理想。将伦理学“化”，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伦理学中的价值问题，以科学知识论建立逻辑价值论，从而在最终意义上遗弃价值论的言说，成为分析伦理学的目标。

英国伦理学家穆尔，在其《伦理学原理》中把善的性质比作黄色的性质。人能够用认识黄色的说明善。［7］不过，20世纪上半叶关于颜色的表明，黄色是光的一种客观特性，依靠颜色的色泽度、光亮度和饱和度，可以对之加以具体的解明。但怎样以此阐释善的性质呢?

由于不可能从事实性的言明中推出价值性的言明，逻辑实证主义者只有提出价值情绪说，以此为价值论的开启给出回避的理由。A·J·艾耶尔在《语言·真理·逻辑》中说：“在命题中伦理符号所表达的并没有在其命题的事实性内容上增加任何东西。”［8］关于伦理上的善恶陈述如同发音的语调和句子的感叹号，这不会为文章的意义带来什么新的东西，只对表现说话人的感情有作用。

企图从事实引出价值的事实价值观的结局，必然是价值情绪说。因为事实不是价值，情绪也不是一种现成性的事实。把价值同人的情绪联系起来，用人的情绪给出价值的根据在终极意义上是不可能的。在情绪和价值之间，不存在必然的相关性。何况，情绪本不可能加以经验性的言说，以不可言说的情绪去言说价值，暴露出自然主义者最初抱着的价值不可言说的信念。

事实价值观集中体现在伦理学中，这源于伦理学始终没有将价值同伦理的善相区别。“价值一般是在与道德的关联中被当作问题提出，甚至将道德价值认定为最重要的决定性价值。”［9］现代分析哲学家们，继承这种对价值和善不加分别的传统，误以为关于善的观念的分析就能代替对价值本身的分析。其结果当然是无的放矢。价值不是伦理的善，斯多葛派哲学家如是区别。按照我们前面关于价值一词的语义分析，价值是物的有用性；物的有用性来自物的差别性，物的差别性由人的差别性指向力或人规定差别性的能力给与。这在根本上同逻辑相关而不是与伦理的道德相关。价值之所以是价值，因为它不是事实，因为它同事实存在终极的差别。事实价值观，表达的是一种关于世界的事实性言说信仰，而且是一种没有终极根据的信仰。认定天地阴阳气之类的事实性在者，这不可能言明人的存在、人的共在、人的同在的价值，不可能开启作为意识生命而存在的人、作为精神生命与他人共在的人、作为文化生命向终极者同在的人。

事实价值观内含如下的信仰：“从事实导出价值、从陈述性的东西引出规范性的东西”［10］在逻辑上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的前提为：事实与价值的同一性和以事实代替价值的合理性，从而抹去关于世界的价值性言说，即人关于世界的差别性言说。具体地说，这种抹去的工作开端于物和人的差别处，进而将事实价值化、物人化。

在价值论上，事实价值观构成逻辑虚无主义的根源一。

根据事实价值观，逻辑虚无主义，相信世界只由事实性在者构成而不由人的主体活动生成，相信没有关于世界的逻辑性言说和差别性言说。不仅世界中的物与人没有差别，而且物的差别就是人的差别。一切价值论在逻辑虚无主义者看来毫无意义。人关于物质自然的在、自然生命的生长、肉体生命的生存的差别性规定，在逻辑上不存在终极的根据。由上帝承诺的终极差别，对于物质界、植物界、动物界甚至整个人类无效。这样，逻辑虚无主义的展开方式为物的人化。它包括物质的人化、生命的人化、肉体的人化。

广义的物概念，指物质自然、自然生命、肉体生命，这也是事实一词的真正涵义。广义的价值概念，唤起的是作为价值给与者的存在者、共在者和同在者。物的人化，即事实的价值化，目的是为了以物的差别性代替人的差别性。所谓事实与价值不分，实质上是物与人无差别，人这个差别性的存在者丧失给与差别性的能力。

物的人化观念，把物的事实性之在理解为人的价值性存在，进而以物质的物性、植物的生长性、动物的生存性规定人性。在人的心理逻辑和物理逻辑、生理逻辑、生命逻辑之间没有根本的差别，并且，是后三种逻辑相的规定性规定着人的心理逻辑相的内容。动物的生存延续本能、植物的生长本能、物质的在的本性，就是人的人性的全部内涵。

作为逻辑虚无主义的一种展开方式，物的人化和作为虚无主义的一种展开方式的人的物化，仅仅在出发点上有差别。前者以物性为人性，后者以人性为物性。由于物的人化必然通过人的物化来实现，所以，逻辑虚无主义与在言说内容上出现了相同的地方。［11］不过，两者发生的根据却不同。物的人化，根据物与人无差别的信念即逻辑虚无主义；人的物化，依凭人的过去时间观即。

二事实价值观的非价值性

法哲学家拉德布尔夫，属于新康德派成员，在其《法哲学》中说：“当为命题只能由其他当为命题给出基础使之得以立证。正因为如此，终极的当为命题是不可能证实的，如同公理一样不能证明只能确信。所以，和终极的当为命题关联的、相对立的主张，即相对立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在相互争论、对抗的时候，人们用科学的一义性来解决它们，这在先是不可能的。科学考察的是可以教人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但无能教人应干什么。”［12］这里，拉德布尔夫不仅指出科学对于价值问题在逻辑上的有限性，而且认为价值论中的“当为命题”同“终极的当为命题”相关，是终极的当为命题给出一切个别的价值观的立证基础。

科学告诉人物质界、植物界、动物界是什么，它无法为此提供更多的为什么的解释。它甚至对于人是什么这个事实性命题只能做出非本质的描述。因为，人是什么，在根本上不属于事实性命题而属于价值性命题。

事实价值观这种价值论上的科学主义形式，在面对价值问题时同样有拉德布尔夫所说的有限性。事实作为事实本身，因为它不是价值，更不可能充当价值的根据。事实在事实上的事实性，即它的有限性。有限性的事实，不可能成为与终极差别(“终极的当为命题”)相关联的价值根据的设定者。在另一方面，当我们言说物的价值的时候，实质上是言说此物在相对于被言说前的又一种功用或又一种差别。这种差别，唤起人的注意。不过，人关于物的差别的意识，却取自于他相应的差别意识力，是人的差别指向力言说出物的差别、物的价值。

人的差别指向力，根源于人的差别性存在。人的差别性存在，由终极差别给与。只有终极差别关于人的存在的差别性承诺，才使同在者全体相互差别。在此，价值的根据在人的差别指向力，在逻辑上由终极差别设定。价值的根源，显然不在事实上，相反，是价值本有的差别性决定着事实的事实性。

一个事实与另一个事实的差别，其根据在于差别的规定性。因为，事实给与事实的，只能是又一个有限的事实。事实的个别性作为事实的共性，来自于终极差别通过人的差别指向力即人的逻辑能力的承诺。终极差别在逻辑上，使一个事实差别于另一个事实。

事实价值观这种伪真价值观本身的成立，建立在事实与价值的差别基础上。从事实引出价值，以事实规定价值，其最低条件在于事实与价值的差别。否则，事实怎样去承诺价值呢?而把事实和价值区别开来的恰恰是价值。价值本来意味着差别。价值在逻辑上先于事实。它既把自身同事实分别，又给与事实之间以差别。事实之间的差别，和事实与价值的差别，无不背靠着价值。这在本源论上可以称为事实的价值性。

还有，事实在事实价值观中，即使能够给与以价值什么，其所给与的至多也不过是事实性的事实，而不可能是价值性的价值。事实无力像价值那样充当差别性的承诺者。

三肉体价值观

事实价值观，是人关于外在世界的伪真价值观，它对象化在人身上则为肉体价值观。

肉体价值观首先将肉体与价值的差别抹去，再用肉体的生存性来规定价值的内涵，从肉体的生存中引出价值的根源、价值的根据。人作为肉体的在、它的生长、生存是人的意识的中心和人与他人共在的目的，同时是人这个同在者全体向上帝同在的基本意向。

按照肉体价值观，肉体的差别性是人的价值差别性的给与者。人与人在价值上的差别，自始至终是肉体生存者之间的差别。肉体这个事实性在者——人的身体，是人的价值根据的所在。人作为人就在此诞生、成长、终结。为了生命的自我保存，每个人都有相应的自然权利，“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13］这里的人的“天性”，无非是人作为肉体生存者的生存。它和动物这种肉体生存者在根本上没有区别，甚至可以等同于植物的自然生命的生长。另一个唯物论者拉美特利，在其《人是机器》书中指出：我们尊重他人的钱包和生命，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财产、名誉和我们的身体。［14］个人的身体的自我保存，构成人生的全部主题。人和人的差别，只不过是肉体生命体间的差别，但在肉体价值观看来，这是人和人在价值上的差别。

肉体价值观以肉体的生存规定人的价值存在，使之成为逻辑虚无主义的根源二。依照我们关于逻辑的语义阐释，逻辑承诺价值的差别性以终极性，它为肉体和价值的终级差别设定边界。逻辑虚无主义，在肉体价值观中表现为肉体与价值的终极边界的消失，或者说是抹去两者的差别。边界消失后的肉体，在肉体价值观中充当价值的给与者和承诺者。肉体生存化为价值的根据。

由于价值同终极差别的内在关联，由于终极差别是自在永在的上帝和人作为承受者的差别，那么，肉体价值化的结局自然是人的上帝化。人“将像上帝一样，认识善恶”［15］，充当善与恶差别的判断者。肉体在人的价值存在中、在肉体价值观中的功能，根本上是承诺者的功能，类似于终极差别的给与机能。终极差别的给与，表现为上帝在下的言成肉身的努力。不过，对于肉体价值观而言，上帝不过是一个同人一样的肉体生命体。

肉体价值化这种人把自己上帝化的方式，通过人的意识生命的上帝化、精神生命的上帝化和文化生命的上帝化得以展开。人的意识、精神、文化在事实性上的三位和在以肉体生存为目的的一体，即上帝的三位一体，人性即上帝性。此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在于：肉体价值化对于肉体与价值的差别的终极根据的取消，耶稣基督在以肉体为价值本源的肉体价值观中被取消。他的灵生及受死后的复活，由于没有圣灵的根据只有肉体的根据，因而是一种无根据的根据。无根据的耶稣基督，在肉体价值观中没有存在的必然性。这正好是肉体价值化所盼望的结果。

肉体价值化为人的存在本质，价值化为意识生命、精神生命、文化生命的本质。这样，人的上帝化所带来的，必然是人的肉体的上帝化，因为人的差别性存在由其肉体生存所规定。肉体的无差别本身，导致意识生命、精神生命、文化生命的无差别。它的事实性，使其在上帝化中代替了意识生命、精神生命、文化生命的生成性。这样，意识所意识到的，除了同样的肉体事实性外将不会有差别，精神的创造沦为一种事实向另一种事实的转换活动。至于文化生命这种人自觉自己的心灵的产物，也降格为一个事实性在者。

“如果人是他自己的上帝，那么，他就能为所欲为而对审判无所畏惧。……他应当崇拜和侍俸他自己而不是创造者”，［16］不是承诺终极差别和价值的上帝本身。人在自己的上帝化中已经登上了上帝的宝座，代替上帝给与自己的生存以终极合法性。人在肉体生存中作为事实性在者的无差别性，使其对自己在肉体价值化的行为中的差别承诺成为空洞的承诺。肉体因人的上帝化，而堕落为肉体自身的价值根据和生存边界。人顺从肉体的欲望，行各样污秽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堕落，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恶念；又是谗言的、诽谤的、憎神的、不逊的、傲慢的、自夸的；他们还是捏造恶事的人、背逆父母的人，是无知、无信、无情、无慈悲的人。”［17］保罗在此列举的人的罪，都是根源于人的上帝化或肉体的价值化的信仰。只要不信上帝在三位一体的承诺中所承诺的人与上帝的终极差别，在逻辑上，人就无法避免上帝化自己的必然性；一旦人上帝化了，人的肉体及灵魂所行的一切过犯便找到了最终的合法依据。

因为，肉体的价值化和人的上帝化所带给意识生命、精神生命、文化生命是同一事实性的规定——人的肉体生存性的规定，人在价值论的意义上被创造为一个虚无性的在者，他的精神活动将围绕生存的事实而展开，他的文化最多不过显现为关于肉体如何生存的非价值性理念体系。总之，肉体生存占领了人的全部意识空间、精神家园和文化传统。人在价值论上的存在样式——意识、精神、文化——只是肉体生存的不同表达。所以，逻辑虚无主义，实质上以价值的虚无化为特点，其说到底是在为肉体生存主义辩护。四肉体价值观的非价值性

肉体价值观是这样一种伪真价值观：基于对肉体和价值的同一性信仰，而且是价值向着肉体同一而非肉体向着价值同一的信仰，肉体成为价值根据、价值本源的承诺者；全部价值观念——意识、精神、文化——的规定性无不以肉体生存的事实性为；人在价值论上，仅仅被当作肉体生存者。他的一切生成性活动的目的，指向肉体生命的生存本身，不是把人创造为一个独立的存在者。

肉体价值观，通过肉体的价值化、人的上帝化来实践其伪真的价值理想。说它是伪真的，因为它不是本真的，不是价值根据的终极承诺者，更不是价值本源的给与者。由肉体价值观所带来的事实上相互差别的世界，实质上是一个在价值论上毫无差别的世界，因为肉体价值观通过肉体承诺给价值的只是作为事实性在者的肉体。在肉体价值观所生成的世界图景中，肉体的生存，既是中心又是边缘，既为目的又为手段。

价值本来代表逻辑承诺的差别，或者是人通过逻辑承诺的差别。价值概念，内在地要求差别性而不是同一性的规定性。一个对象和其它对象如果没有差别，它就谈不上什么价值；一个对象如果无能唤起人的差别性意识，它也没有价值根源。价值这个概念，一方面同对象的差别性相关，但更重要的是同人的差别指向力相关。是人主观的差别指向力，赋予一个对象以独特的价值。不过，人的差别指向力又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

在谈论逻辑这个概念时，我们发现：逻辑内含有终极差别的涵义，还一般地讨论了终极差别与价值的相关性。［18］按照我们前面的言说，只有终极差别才是一切价值所唤起的差别性相的终极承诺者。由上帝借着三位一体的承诺所建立起来的人与上帝的终极差别，即逻辑的内在规定性。人作为终极差别的承受者，因此具有了差别指向力或赋予对象以价值的能力。

但是，肉体价值观，从抹去肉体与价值的差别开始，通过肉体的生存性规定人的价值和差别指向力，以此企图实现对人的意识世界、精神世界、文化世界的差别性的规定。其结果，在根本上不仅没有给与它们以差别，反而是以肉体的生存性把它们统一为同一性的肉体世界。人的生成性世界，堕落为以肉体的生存性为内核的现成性世界。人在这种现成性的事实性规定中，丧失了自己作为与物的差别和作为一个类与植物、动物的差别。其中，动物的肉体生存性，一跃成为人的人性。

此外，肉体价值观这种伪真价值观，因不可能在价值论上承诺价值与肉体本身的根本差别，其承诺本身实际上与价值没有关系。价值承诺的差别性，在肉体价值观中的不可能性，使肉体价值观关于价值的伪真承诺在终极意义上和价值无涉。和价值不相关的肉体价值观，当然同差别也不相关，因而无关于终极差别。也可以说，肉体价值观，仅仅承诺了一个在终极意义上无差别的世界(包括对人自身的承诺)，一个以肉体生存为主体的无价值世界。所以，肉体价值观，是非价值性的伪真价值观。

另一方面，人和人肉体上的相互差别，根源于给与差别的价值本身。人与人之间在肉体上的生理同一性能够显明出差别，只是因为各人所背靠的价值的差别性。各人按照自己对终极差别的信念向他人言说出自己的个体性，即他在人类中的终极差别性。俗话说，相随心变，在价值逻辑论中即肉体的差别取决于它所依托的价值的差别。肉体自身，并不能给出人和人的差别性，尽管有人在生理上有缺陷，但那造我们的那一位从来没有承诺过在肉体上何为人的完全的形象；相反，他要求我们追求的是一种价值上的完全和他的身量，满有他的信仰。肉体，不但不能给与价值以差别，而且自身的差别还得自于价值承诺的差别。人的言说与书写，不过是这种差别承诺的表达方式。

注释：

［1］岩波讲座卷9《·价值》，111页，细谷贞雄文“价值与主体”，岩波书店，1971年。

［2］同上，27页，山下正男文“价值的”。

［3］同上，转引自213页，此段为韦伯关于价值的定义。

［4］同上，293、353页。参看上山春平“价值研究的课题”一文；尼采将价值同道德相关联起来阐释，并在生命价值逻辑与生理价值逻辑两个层面上展开全部价值逻辑图景，这一方面带来了价值与个别价值逻辑相的混乱，另一方面致使各种个别价值逻辑相之间的界线模糊。由于作为至高价值根源的生存意志在生命世界(植物界、动物界、人物界)中的有限性，由于人借助成长为超人的神化和由此而来的与神圣世界的分隔，尼采必然陷入虚无主义的相对价值论。他在《权力意志》258节中说：“我的主要学说是：没有任何道德现象，有的只是关于现象的道德解释。这种解释本身的根源在道德之外”(214页，伦敦，1924年)。这个之外的根源，就是以生存意志为核心的权力意志，解释者的生命和生存意志。尼采关于道德价值与生价值的相关性，参看日本学者原佑的论文“价值的转换——尼采”一文(岩波讲座卷9《哲学·价值》，134—139页，岩波书店，1971年。

［5］岩波讲座卷9《哲学·价值》，11页，山下正男文“价值研究的历史”，岩波书店，1971年。

［6］同上，87页。碧海纯一文“事实与价值”。

［7］同上，48页。山下正男文“价值研究的历史”。

［8］同上，转引自95页。关于价值情绪说，碧海纯一在其论文“事实与价值”中有较详尽的讨论，参看从89—99页。

［9］同上，134页。

［10］同上，257页。关于事实价值观在逻辑上的不可能性问题，参看同书中粟田贤三“马克思主义与价值问题”一文。

［11］虚无主义与过去时间观的关系，我将在另外的文章中作详细的讨论。

［12］转引自岩波讲座9卷《哲学·价值》，43页，山下正男文“价值研究的历史”，岩波书店，1971年。

［13］霍布斯：《利维坦》，97页，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

［14］《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118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15］《创世纪》3：5。新国际版(NIV)，密歇根，1984年。

［16］WarrenW·Wiersbe，《要公义》，23—24页，伊利诺伊，1977年。

哲学观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传统涵义；丰富涵义；核心涵义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全面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准确把握其本质与核心涵义，既是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的重要现实问题。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尝试性探讨。

一、“以人为本”的传统涵义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子就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他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现则国固。”这里，“人”是国之本，而“国”又是“霸”者实现霸权统治之国，于是说到底“人”是霸权主义者或国家统治者之本；这里的“人”，泛指民众、士阶层、官僚阶层甚至还包括统治者自身；这里的“以人为本”只是形式，其本质与核心是以国家统治者为本。以这一思想为源头而演变成著名命题：民是水、君是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即所谓民本思想；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差不多凡开明君主、开明政治都或多或少不同程度地具有这一思想。这一命题以水与舟的关系形象地喻比民与君的关系，这里的所谓“本”已不是形而上的“本原”、“本体”、“主体”的意思，而只是形而下的依赖、借助、利用的意思：舟之本原、本体、主体并非水，君之本原、本体、主体并非民，民只不过是君实行其统治所借助的工具或力量而已；所以，水舟之喻把形似民本主义的命题昭示出“君本”本质。儒家传统经典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含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心学后裔、王阳明学派分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将这一内隐的思想挖掘出来、大加张扬，认为“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吾身是本”，“家国天下是末”、“天地万物是末”。[1]这首先是一个社会学的命题，同时它已经有了比较严格的政治哲学、本体论哲学的“以人为本”的特质。泰州学派所说的“身”即人，并非仅仅指人的肉体之身，而是泛指人的肉体与心理、精神、知识的统一体，尤其强调人的物质性身体及其物质性生活与精神性教育道德状况，这种人既有健康强壮之身体、又明身家国及天下之大道；值得注意的是，泰州学派的这种“人”，固然不能完全否认它有“人类”之人的含义，但其主要的也是他们特别强调的是具有自主能动性与自由的个体之人，若干这种自由能动之人（身）的总和就构成人类之人。

在西方，公元前五至四世纪，以智者派和苏格拉底为代表把哲学研究的眼光由外部自然转向人及人类社会，人文、人本等思想领地拓荒而出。苏格拉底把人的内心原则伦理化，认为德性乃做人立国之本；这是西方第一个道德哲学的人本主义思想胚芽。智者普罗塔戈拉的著名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人本主义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中的“人”有多种含义，可供不同主体因时因地因事而自由选择。这种“人”可以指：人类之人，个体之人，人的肉体和物质性欲望、物质利益，，人的感觉（主要是个人感觉），人的理性或思想。纵观智者学派和普罗塔戈拉一贯思想及其总傾向，这里的“人”主要指个人及个人感觉。事实上，这一命题在当时被不同的人在不同意义上使用，对当时社会及后世发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柏拉图对老师苏格拉底把人的内在原则伦理化加以改造和发展，把人的内在原则客观化、独立化，将之命名为“理念”，这种理念是世界本原。由于他强调“理念”不是人的主观精神、而是在人和万物之外之先的客观精神，所以他就走到了“人本”论的反面：理念是本，人是末。这种思想成为主流，长期影响着西方社会。到古罗马后期，经过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改造，理念本原论演变为神秘的“太一”本原论。在漫长的中世纪，公开的“以神为本”论成为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文艺复兴时期，“以人为本”成为时代精神主旋律；在这里，所谓“以人为本”主要是社会学命题，同时也是其它众多学科普遍认可与赞同甚至时尚的命题。这里的“人”，主要指人类之人，也指个体之人，既包括人的肉体及其物质性的欲望、利益，也包括人的精神性的愿望、要求（感性与理性），主要对立于封建神学的“神”及“以神为本”。这种泛人本论，到了十七至十九世纪，人们从哲学高度进行总结时，强调以人的物质方面为本的就形成了唯物主义学派，强调以人的精神方面为本的就形成了唯心主义学派，最后在费尔巴哈那里物质与精神统一于人，从而形成了典型的“以人为本”的哲学命题。这里“人”指有生命有欲望的“活人”，对立于传统宗教的“神”、也区别于唯心主义的“精神”或“理性”；这种“人”是自然和社会、存在和思维统一之“本”（基础），这种“人”是神之本、精神及社会生活之本（本原、根源）。值得注意的是，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到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人”的内涵在形式上标榜“所有人”、“现实人”，而实质上特指资产阶级的人即资产者，所以当他们讲以所有的“现实人”为本时，所谓“人”只能是抽象人。现当代西方人本主义社会学与哲学思潮及其诸流派，本质上都是以上述人本论为淵源的发展和改变了的理论形态。

纵观以上中外传统“以人为本”论，各有一定的积极合理因素，又各有其致命缺陷，在总体上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弄清这些思想的合理因素与缺陷及其历史演变与规律，对于正确而科学地理解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中的丰富内涵

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否定了作为哲学本体论的“以人为本”，同时继承了传统“以人为本”论中的积极合理因素。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其“核心是以人为本”。所以，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首先具有马克思主义从传统人本论继承下来的合理思想，同时具有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科学内涵，还具有与新时期中国特式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的新内容，内涵极其丰富。

（一）“以人为本”之“本”的涵义

“本”是根源、根据、原来、本质、主要等意思；在哲学上，“以人为本”之“本”指：世界的本原、本质或本体即第一性的东西；在其他学科中，“以人为本”之“本”指某领域一切事物、现象的本原、来源、根据、本质、本体或主体。在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之“本”主要是第三类含义，但它与前两类含义也有一定的渗透、相连，其主要的含义是：人是事业发展的主体（本体）、力量源泉，人是事业发展的目的、成果享有者，通俗地说“依靠人发展事业”、“发展事业为了人”。

（二）“以人为本”中的“人”的涵义

1．从“人”的涵盖面看，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人”包括：人类之人、中国人、群体人、个体人。（1）“人类之人”，即人类所有人、当今全世界各国人，是相对于神、自然、物等而言的。十七大政治报告说：“我们将继续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中国决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所以，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人”有“人类之人”的涵义。（2）“中国人”，指具有中国国籍的所有人。科学发展观是指导中国事业发展的战略思想，理所当然地“以人为本”的“人”，首先主要指中国人。中国的事业发展，首先主要依靠中国人，主要为了中国人。实践证明，中国、中国人要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与形象，根本和关键是首先做好国内的事、做好自己的事；中国是一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中国把自己的事做好了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对人类的重大贡献。（3）“群体人”，指国内各个地区、行业、部门、单位、集团中的人群。群体与国家、群体人与中国人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所以，各个地区、部门、行业、单位的发展，首先主要依靠自己内部所有人、主要为了自己内部所有人。（4）“个体人”，即每一个自然地生存、活动在社会中的单个人。个体人和群体人之间、每个人自身发展及所承担事业发展和团体事业发展之间也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每个人所承担的工作当然首先主要靠自己，工作的目的主要直接为自己。2．从“人”在社会关系中所处地位看，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人”包括：普通人、党和国家领导人、介于以上两者之间的地方各级领导者和管理者。（1）“普通人”，指处于社会最基层、不担任任何领导或管理职务、在社会上默默无闻的人。中国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中国大多数人的事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人”理所当然地主要指这种“普通人”即群众。（2）“党和国家领导人”，即居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位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相对于普通人、地方各级领导者和管理者，这是人数最少的人群。这部分人首先是普通人即群众中的一部分，同时又是群众的代表和组织者领导者，所以这部分人一方面首先也和全国民众一样，是全国事业发展和他们所在岗位具体事业发展之“本”（主体、参与者）；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全国事业发展的决策者、组织领导者和管理者，以服务人民群众为本（目的）。（3）“地方各级领导者和管理者”，即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以下各级组织和政府的领导人和管理人员。这部分人在人数上和地位性质上都是前两者的中介，一方面相对于党和国家领导人而言，他们属于群众的范畴；另一方面相对于社会最基层群众和他们领导管理下的那部分人而言，他们又属于“领导“的范畴。

3．从“人”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性质看，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人”包括：人民和敌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坚持“以人民为本”。对于“敌人”，除极少数同时犯有重大刑事罪且罪大恶极者必须处以极刑之外，对于其中的大多数人实施的是人道主义的改造政策。对极少数“敌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也是社会主义事业之一，也有一个发展问题，也要“以人为本”：首先，对“敌人”进行改造这种事业发展要“以法治工作者为本”（法治事业主体），这是法治工作的一种“以人为本”；其次，“敌人”（包括一般刑事罪犯）也是人，对他们实施制裁的目的是教育人、改造人，把他们中的大多数改造成“新人”、成为“人民”的一部分，这是法制工作的又一种“以人为本”（法治工作目的）；再次，受改造者能否得到改造，关键在他们自己即“以受改造者自己为本”（自新主体），这是法治工作的再一种“以人为本”。

4．从“人”的构成要素看，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人”指：身和心的统一体。“身”，即人的肉体，泛指人的身体正常生存、健康、发展及其所需物质资料。“以人为本”的最起码、最基本涵义，就是要以人的物质需要满足为本，解决人的生存、温饱问题。“心”，泛指意识或精神，包括情感、意志、知识（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的整个主观世界。这些主观欲望得到满足的顺序是从最低级开始、依次上升的。作为“身”与“心”有机统一体的“人”，不仅是自然性、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统一体，而且也是社会历史性的有机统一体，即生活活动在一定历史阶段一定经济政治精神等社会条件下的现实人，这种现实人是多面人、全面人，而不是单面人、片面人。在一定历史阶段、特定历史条件下，人可能同时有多方面的需要而不是单一的某种需要，但在多种需要中又只能有一种是主要的；当这种主要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又会产生新的主要需要，“以人为本”的中心也随之转移，从而人和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因此，“以人为本”，“本”是何种意义之本，“人”又是什么人及人的何种方面与要求，都是十分复杂而具体的，是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转移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对待。

三、“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中的核心涵义

“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中的本质和核心涵义是“以人民群众为本”，即“完全彻底为人民”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群众为本”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科学发展观上的具体体现和运用。十七大政治报告再次重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学习理解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如下几个方面需要特别注意：

（一）要清醒认识并且切实处理好的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对群众负责和对领导负责的关系

从本性上说，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对群众负责和对领导负责是一致的。现实中，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如果发生了矛盾，那么：从行政纪律和组织原则上说，应该坚持把“对下负责”统一于“对上负责”，因为“上”所代表的是更广大范围的人民群众的更根本的整体利益；从理论和本性上说，应该坚持把“对领导负责”统一于“对人民群众负责”，因为“领导”也是群众的一部分且代表群众。这里始终坚持的是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的标准，而不是少数甚至个别官员满意不满意的标准。

（二）人民群众首先是我们事业发展的主体、力量源泉，同时又是我们事业发展的原始动机、最终目的即一切发展成果的受益者享有者

如果淡漠甚至丢弃了人民群众的主体、主人地位，仅仅把人民群众当作服务对象或仅仅是同情、拯救的对象，那就倒退到空想社会主义、英雄史观；如果连人民群众是服务对象也丢弃了，那就完全沦落到私有制社会和剥削阶级国家的“官本位”，这是与共产党本性和社会主义制度水火不容的。

（三）人民群众作为一个整体其利益要求是多层次多方面的

在一定时期，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中总有一种利益要求占主要和主导地位、其他利益要求处于次要和从属地位，并且主要或次要利益要求是发展变化的；人民群众内部区分为不同人群、若干个人，不同人群或个人除共同利益要求外还各有不同的具体利益要求，并且这些共同的或不同的利益要求也都是发展变化的。所以，在贯彻落实“以人民群众为本”中，要认真切实处理好主要利益和次要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和非根本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等关系，统筹兼顾、不可偏废。如果个人或单位、局部地区人群的具体利益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发生矛盾时，要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如果经济政治文化不同层面上的人群，相互间在具体利益上发生矛盾时，要坚持以最基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为本；唯此，才是真正坚持“以人为本”、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才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的“以人为本”、才是把握了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之真谛。

哲学观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逻辑性哲学、逻辑观点批判

逻辑性作为表征思维项目思维能行性的一般性特征，提供了判别思维项目理论价值的重要。基于这一方法，可以简明地通过在缘起依据方面的公认，项目要素的构成及施用具有的规范约定，项目作用范围在现有条件下的周全覆盖，以及项目要素及其演进的相互一致，直接判断一项思维项目的程式可靠性。

一、唯心论的倒错

如所周知，唯心论有多种表现形式，如汉代董仲舒提出的“天”是“百神之大君”、“万物之祖”，南宋的陆九渊提出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柏拉图的“理念”说，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等。尽管有主观唯心论与客观唯心论的形式区别，但本质根源基本相似1。以下就英国哲学家贝克莱，在其《人类知识原理》一书中提出的关于万物本原的著名命题“物是观念的集合”，借助逻辑性判别进行：

由于贝克莱并没有给出本命题中各观念的特殊含义，因此其含义也就只能是默认的通行含义。“物”当然是指世界万物，而且应当包括“观念”的主体；“观念”只能是三种情形中的一种：一个具体的人的观念，或者人类作为整体的共同观念，或者不仅仅包括人类而且包括神作为整体的观念——基于宗教观念的存在。

“集合”则是汇集、凝聚。从缘起契合性来看，贝克莱在引入这一命题时，没有依据其他命题，因此，该命题的缘起应当属于基于直觉的创设。而命题自身的复杂性，直觉的肯定或者直觉的否定，并没有强劲的说服力，这也正是唯心论之所以仍然得以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更为透彻、简明地考察其逻辑性，就需要根据逆否性进行识别。

考察“物是观念的集合”，这里的“观念”，首先，不可能是某一个人的观念，否则，当该个人不存在时，“物”也随之不存在，这显然过于荒谬；其次，这里的“观念”也不可能是人类作为整体的共同观念，各类非常确凿的证据已经充分显示，人类的历史远远低于界的历史，换言之，人类及其观念产生之前，自然之物已经产生了，要让尚未产生的观念去产生业已产生的物，也显然过于荒谬；最后，这里的“观念”只能来自神的观念，也即“贝克莱的整个形而上学都建立在上帝存在的基础之上”2——这正是各类唯心论不能在人类的基础上找到自圆其说的理论依据，而不得不最终归于神的帮助的根本原因。

然而，认可这里的“观念”来自神的观念，将面临新的更严重的：由于现实世界的“物”显然包含各种丑陋、邪恶的物，如果这些包含丑陋、邪恶的“物”是来自神的观念，则意味着神的观念包含丑陋、邪恶——那么，“神的观念包含丑陋、邪恶”这一论断是任何信奉神的人所不能接受的，也必定是“被任命为爱尔兰南部的克罗因的主教”3的贝克莱所史料不及的。简言之，贝克莱的主观唯心论导致与自身一贯认可的信念相逆否，因而是缺乏逻辑性的。

二、唯物论的罅漏

与唯心论有多种表现形式相似的是，唯物论观点也有多种表现形式。如中国春秋时期的管子“水者万物之本原”说，或者如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泰利斯“把水解释成是一切事物由此产生和构成的基质”说4，尽管形式上存在朴素唯物主义、形而上学或机械唯物主义以及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分，而根本观点都是：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物质是不依赖于精神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

目今流行着的唯物主义主流观点尤其主要在中国大陆占据主流地位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主要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哲学思想，并经由列宁及俄国其他哲学者加以系统化（以下统称苏俄唯物主义）。苏俄唯物主义最杰出的创建是：由列宁对物质概念给出了人类哲学历史上称得上最明确的概括；而最致命的缺陷则是将世界的组成过度抽象到近乎简陋的地步，并且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哲学思想的严重偏离——并且这一偏离甚至直接导致了中国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以下简称中国唯物主义）的囫囵吞枣式的照搬继承。其偏离点主要表现为：

恩格斯基于某种原因（注意其叙述上的改动，这种改动应当不是偶然的或疏忽的），在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以后5，在具体划分哲学阵营时说“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6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7。

而苏俄唯物主义则在断言“我们所接触的一切现象，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物质现象，即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的现象（如外部世界的事物和过程）；一类是精神的、观念的现象，即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中的现象（如我们的感觉、思想等等）”后，认为“凡是承认物质第一性的哲学家，就是唯物主义者”8。

不难看出，恩格斯是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划分哲学阵营的，而苏俄唯物主义则采取了较为简单化的处理——中国唯物主义的观点与之一脉相承9，以下仅以苏俄观点为例进行说明。毕竟“自然界”的本原性远远丰富于“物质”第一性，后文将看出这一偏离的重大差别。

问题的关键是，所有唯物主义关于世界分为存在与意识或物质与精神的根本性划分是逻辑不完备的，或者简单地说，上述划分存在过于粗略的严重遗漏。具体表现为至少有以下两方面：

一是物中的“小孔成像”、海市蜃楼产生的影像，蓝天、白云在水面上的倒影，很显然，这类影像首先不可能属于人类（或类似人类）意识、精神范畴，并且也不应该属于物质范畴，毕竟这些影像只是临时甚至偶然存在的现象10。

二是关于空间、时间的归属问题。关于空间，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解为“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11，这样（暂且撇开该观点是否存在问题），既然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自身也就不可能属于物质范畴了。然而，空间又显然不可能属于精神范畴。对时间而言也存在类似的情形。

简言之，苏俄唯物论将世界过于简单地划分为“一类是物质现象”和“一类是精神的、观念的现象”，直接违背了既备性因而是缺乏逻辑性的。

三、不可知论的自我删除以及相对主义的自我否定

如前所述，“不可知论”的典型论点是“人心也不能经验到知觉和物象的联系”，如果要接受这一论断，则势必导致接受者对该论断自身也不能“经验”的结论，也即已经直接构成了自身观点不能够备接受的否定结论。换言之，“不可知论”在作出一论断后又演化出了直接否定自我的论断，从而违反了逆否性原则。类似的，极端的相对主义思维也是自我否定的。如所周知，其典型观点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形：A、古希腊辩证法家赫拉克利特提出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B、以及他的学生克拉底鲁提出的人“连一次也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C、其极端表现则是“一切都是相对的”。

对于A类观点，按其思路，如果“河”在“两次”是不同的，同样也应当根本就没有“人”存在“两次”的概念，因此原观点已经自我否定了。因此，赫拉克利特的学生克拉底鲁敏锐地感觉到了老师的不完全，而加以再彻底为B。然而，如果按照B类的“连一次也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思路，则又应当根本不存在“同一条河”的概念，这样B类也已自我否定了。而C类观点，如果作为命题成立，则显然其本身就是绝对的。因此，极端相对主义思维是缺乏逻辑性的。四、传统逻辑学的缺失

如所周之，传统逻辑学，主要是指自亚理士多德的逻辑体系为核心的，以真、假二值为判断（命题）取值的普通逻辑。亚里士多德在初始构造逻辑学框架时，没有专列篇幅对判断亦或命题12的“真假值”以及“真假”本身进行严格定义性的论述。他在其《范畴篇》中首次提到“真假”时说13：

所有的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必然被看作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

这似乎应当看作是，他对判断仅取“真假”二值的逻辑“必然”性的公设前提。

但是，在《解释篇》中，他也分别指出：

因为“菲罗的是”这样的表达，既不能构成一个真实的命题．也不能构成一个虚假的命题。“菲罗的不是”也同样如此。14

……并非任何句子都是命题，只有那些自身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句子才是命题15。

关于现在或过去所发生事情的判断．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必然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无论是关于普遍的全称命题，还是关于个别的单称命题，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总要或者真实．或者虚假。但适用于普遍的非全称命题则并不一定是这样。

但关于将来事件的单称命题则有所不同16。

这一系列观点应当看作亚里士多德业已注意到对真假概念的使用，并非可以无条件的全盘套用，而是有其自身特定范围的，尽管那样的“范围”未必经受得起严格深入的区别性推敲。比如，“总要或者真实．或者虚假”也例外“并不一定是这样”，以及“只有那些自身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句子才是命题”：前者隐含了亚里士多德对并非“全盘真假二值”的预留，尽管他以后一直也未再细究；而后者隐含了亚里士多德对其未加严格定义的“真假”与“命题”概念之间关系的理解含混。因为后者将难以摆脱这样的循环：

要对命题的真假进行判断，必须先对什么是命题进行认定，而要对命题进行认定，又必须先判明该命题属于“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而既然判明该命题属于“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正是原先对命题进行判断的主旨。

换言之，判断的逻辑取值必须完全包括判断各种可供选择的取值，也即判断的取值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还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不真不假”或“既真也假”等等情形，以下简称“介”）。传统逻辑的真假二值性至少并没有包括“难以确定或真或假”、“不真不假”、“既真也假”或“既假也真”等介类情形（其后三项被矛盾律和排中律否决了）；然而，而现实世界中理论与实践都明确存在不真不假、又真又假的现实情形，如北方的传统食品“糖葫芦”，要说“串糖球的杆在糖球里”和“串糖球的杆不在糖球里”既可以说都是对的，也可以说都是错的。简言之，由于传统逻辑的核心之一判断的取值采取了过于简略的真假二值，而严重违背了现实存在的选择性，因而是非既备的，或者说，传统逻辑自身是缺乏逻辑性的。

1另见拙作“论意义的世界本原”；客观唯心论的非逻辑性说明大意：“理念”、“（绝对）精神”如果是来自人类，则与人类产生的史实冲突；如果来自神则与本文的类似；如果是超越一切其他存在的世界本原，则由于作为原初构想又缺乏唯物论的直觉证验，从而在契合性上低于唯物论。

2[美]J•O•厄姆森著，曹秋华译,《贝克莱》,中国科学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100页

3[美]J•O•厄姆森著，曹秋华译,《贝克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128页

4[德]E•策勒尔著，翁绍军译,《古希腊哲学史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28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21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220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220页

8苏联科学院哲学所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译室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人民出版社，1959年7月，3页

9各种流行的哲学教材、论著及辞典都持有与俄国唯物主义的“第一性”观点相同的说法，参阅：1、商孝才、杨启辰、门忠民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4页；2、《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卷II，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8月，1150页。

10但是按照众所周知的列宁的物质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感觉到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则该类影像又似乎是物质的；因此，这也可以说是列宁物质定义存在不足之处的一个注脚。

11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译室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人民出版社，147页。

12参阅：袁方文，“判斷（I）及其邏輯施用規律”，香港哲学人文学会《人文月刊》，2003年11月号，总第119期

13苗力田译,《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第5页。

14苗力田译,《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第50页。

哲学观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知行观；认识；实践

知行观是中国哲学的一大主题。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家们，已开始对知行的来源、知行的可能性、主体的认识能力等问题进行考察，并明显地表现出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从春秋战国时期到近现代不同的哲学家都十分重视知行问题，在总结人类认识发展规律时提出了许多深刻的思想，尽管他们的思想进路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但又无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都是对知行关系具有一定认识论意义和实践论意义的探索。尤其是在中国发展了重行的知行统一观，与辩证唯物主义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知行统一观是内在相通的，很多思想家深刻地探讨了知与行的辩证关系，既肯定行的作用，也肯定知对行具有指导作用，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应该加以总结和继承发展。

在传统的儒家知行观中，知是人的心知的统称，主要指道德知觉；行是人的行为的统称，主要指道德实践。在现代知有认识、知识、良知等含义，行有实践、行动和践履的意思。知行的含义明显比传统含义有了扩展。中国古代知行观主要是从知、行二元平面角度进行的探索，其主要思想相应的表现出知、行的二元对立与二元分裂以及重知轻行重行轻知的倾向，同时也表现出主张知行合一的观点。这些主张既显示了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知行观的前进性又显示了他们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可以说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的知行观既受个人认知能力和实践方式的局限又受所在社会生产力的局限。当前，中国古代哲学知行观无法再完全适应时代的发展。人们如何面对古代知行观，以何种方式去发掘其现代意义使之对当前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都很有价值，对现代人的生活仍然具有一定积极的指导意义，这才是我们要研究它的主要目的。本文认为中国古代知行观的现代意义，可以从这五个方面进行归纳。

(一)中国古代知行观是现代学术研究的文本，它们的存在具有历史意义与研究价值。

古代知行观是现代人进行学术研究的起点。现代学者从多角度多理路研究古代知行观，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认识论价值。有研究认为，孔子主张“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这种看法包含了向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发展和向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发展的两种可能性。但是，孔子强调“学而知之”，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论点，在一定程度上又表现出知与行并重的合理思想。有研究认为，孟子发挥了“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命题，宣称人有一种先天固有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他把取得知的途径归结为“反求诸己”，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不过，孟子“反求诸己”的思想，具有重视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的合理的因素。有研究认为，《老子》提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主张“绝学”、“弃智”，用“静观”、“玄览”的神秘直觉方法，去体验“无形”、“无名”的“道”，以达到所谓与道“玄同”的境界。这是一条神秘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但却体现了直觉思辨等认识方式的重要性和可能性。有研究认为，庄子的知行观看到了认识的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矛盾，接触到了认识的辩证法问题。但他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夸大事物和认识的相对性一面，否认认识对象质的规定性和认识真理性的客观标准，陷入了怀疑论、不可知论。有研究认为，在知行关系上，荀子认为“行”比“知”更重要，指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目他把“行”看作是认识的最后归宿，认为只有行之有效的知才是可靠的，把“辨合”、“符验”作为知的真理性标准。荀况还比较正确地阐发了知行主体的能动性。有研究认为，王阳明提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体现了知行的统一与辩证，但是他的“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说法运用于道德律令之外却犯了把主观意念活动称为行，抹煞了知行界限的错误。

这些研究既是对古代知行观的研究，又是现代人反思和推进知行观的行动。既是学术的继承又是思想的深化。既是学术研究的辩证，又是思想的辩证。充分地体现出中国古代知行观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意义。

(二)古代知行观是现代人对知行关系继承和扬弃的基础。

透过现代人对中国古代知行观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知行观具有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知行二元分割、重知轻行、重行轻知、对知行认识不够彻底等局限。现代人在知行观问题上，一样会遭遇到与古人类似的知行关系。现代人对待中国古代知行观的正确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在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时候，发扬孔子“学而知之”、思学互补的精神，抛弃其“生而知之”在实践领域的唯心论。在科学发现过程中重视老子直觉思辨的认知方式，抛弃其“圣人不行而知”的神秘主义知行路径。在个人道德行为中重视王阳明j知行合一”观，抛弃其“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极端道德戒律。真正做到表里如一，善恶分明。在求证事物本质的时候，提倡王充“实知”、“知实”说的唯物论思想。主张齐国稷下学者提出的“不修之此，焉能知彼”，重视知行主体的修养在人们现实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对中国古代知行观的准确扬弃，也是为当代中国人对其它传统思想的扬弃做典范。如果能够做到正确对待中国古代知行观，也就能够做到正确对待中国古代其它传统思想。先进的知行观就成了现代人思想行为的指南，也就能够帮助现代人摆脱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心理困境等现代性缺失。

在现代和邓小平对知行观做出了全面而且具有高度合理性的现代诠释，对人们的处理日常工作和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行观和现代实践的有机与合理结合。指导我们工作的理论基础是实践论，工作方法是调查研究，知行合一的基本原财是实事求是，知行的源泉在于走群众路线。面对困难内部矛盾的知行准则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国改革开放的知行宗旨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中国古代知行观仍然具有道德实践的指导性意义，古代知行观的某些思想精华仍然是今天的道德典范。工业化、现代化、思想与行为方式的多样化、法制化以及信仰的普遍缺失、社会道德的堕落，是现代人面临的主要问题。其中社会道德的堕落已是不争的事实。有在职的高官因为自己道德堕落而目无法纪，滥用职权、害民蚀国、生活腐败，所作所为为人不齿。有的人因为一己私欲，道德沦丧，干起了抢劫杀人、拐卖儿童、等丑陋的事情。中国古代知行观，又特别是儒家的知行观更加注重道德践履。尽管现代社会是一个法制化的社会，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可以轻视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在现代道德践履仍然是人们应该尽力去知与行的事情。当然，完全的复古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这样反而是对中国古代知行观的曲解。不要把道德追去当作高悬人们头上的利剑，而是像康德说的那样，让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和谐的处于自身。用先进的知行观理性的对待道德践履。不主张儒家思想里“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过分要求。但是坚决主张“恶念发动时不要行”。这就需要以严格的知行律来要求自己了。

在道德践履的知行关系中，我们主张程颐所主张的“然知之亦自艰”，只有先“明道”，然后才能够“行”的知行观。首先知何为现代道德主张的，何为现代道德反对的。然后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中去行。其次要像王阳明那样，反对“将知行分做两件事去做”，看到“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样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准确判断行的后果，从而起到事先告诫的作用，避免自身道德堕落以身试法。最后要时刻牢记王夫之“知行终始不相离”的命题，明确知行的因果律，良知生善行，恶念有恶果，恶果终遭惩。在日常生活中力争求真知，致良知，行正义，行善事。

(四)古代知行观的认知方式、认识对象、行为模式是现代知行观的基础，现代人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的，不存在脱离古代知行观的现代知行观。

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对知行关系的认知方式主要是思辨、书本学习与社会实践。老子与庄子的知行观明显具有思辨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脱离现实的痕迹。“不出户”显然难以知天下，“不窥牖”，更难以“知天道”。在这方面，老庄的道家知行观显然没有《吕氏春秋·慎大览》所主张“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尝一脬肉，而知一镬之味”更具有客观性和实证性。儒家孔子的“生而知之”可能将知引向主观唯心和先验论的途径。但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丰富性又给现代人提供了多个辩证的样本。墨家学派的墨翟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主张感觉经验是知的来源，提倡知的经验论。《墨经》明确提出：“知，接也”；“知，知也者，以其知过物而能貌之”；认为知是人以“所以知”之“知材”与外物接触而发生的对外物的模写、反映。这是一种朴素的反映论观点。然而，孔子又不是单纯的唯心主义知行观的代表，他又有唯物主义的知行观。“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又为后代人指出了求知的合理方法。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的知行观或多或少带有形而上学特性。他们的知行观不能与现代的认识和实践等同，但有相近之处。他们也非常重视从实践得来的知行关系。宋明理学对“知”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格物致知”。理学家常常把对“知行”关系的论述与“格物致知”联系起来。尽管朱熹的学术思想存在各种内部矛盾，但是他的“知行”观较之程颐的论述有了更多的辨证色彩。他注意到了“知行”相互作用和践行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并且从不同的角度作了讨论。在理学发展过程中，真正强调了“知行合一”的是王阳明。他直接反对朱熹的知行观，提出了自己的“良知”和“致良知”的知行合一观。明清之际的理学家王夫之批判朱熹和王阳明的知行观，认为他们是朱、王二人是“异尚而同归”。他认为，“知行”的关系是“知行相须，并进而有功”。“知行”两者固然不可分，但有不能够等同起来，呈现出对立统一的关系。从朱熹、王阳明、王夫之体现出宋明理学“知行”观的演变，总的说来呈现出一个否定之否定的知行观演变过程。

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性，掌握的科学技术手段和认知能力，可以认知的对象都比古代人有了极大的丰富性和强大性。中国古代知行观的认识方式和认识进路显然是现代人研究知行观和社会实践的对象、参照和指南。在现代更加注重实证方式和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思维方式的认知进路的情况下，中国古代的知行观更加值得重视。中国古代的知行观仍然是现代知行观的理论基础。

(五)古代知行观为现代人提供了一套知与行的辩证思维方式和行动指南。现代人在处理日常生活、工作等事物中，正确执行知行关系具有积极重要的意义。

知行合一，身体力行，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知行观的一条重要原则被提出来。这一原则既是道德践履的基本原则，又是人生哲学的基本原则，还是实践哲学的基本原则。中国历史上有无数的杰出人物倡导并且力行知行哲学。反对知而不行，强调学以致用。反对盲目蛮干，只行不知。强调真知致行，反对一知半解。重视知的内化与行的实践。现代人较之古代中国人无论是从工具、理性、对象、能力、知识、物质、休息等方面都较之古代人具有普遍的提高。这种提高体现在现代人知的范围、程度、内容、形式、方法远远超越了古代人。可以说现代人在知的方面绝对远远超越了古代人。同样，现代人在行的方式、手段、途径等方面也远远超过了古代人。但是，在行的方面却无法断言现代人就实现了对古代人的绝对超越。现代社会中存在的诸如环境问题、暴力犯罪、经济犯罪、信仰缺失、丧失诚信、吸毒等社会毒瘤，这些都是知行的脱节和只知不行的具体表现。这些事件的发生并不是不知，而是知而不行。因为这种设计社会生活的知不需要艰深的理论和高难度的探索，它具有明白无误的规范，其症结主要还在于行。中国古代知行观中有知难行易说与知易行难说，这些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事件，在个人与群体身上显然是行难于知，知而不行的现实体现。《左传·昭公十年》中，提出“行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尚书·说命中第十三》提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这些都是行难于知的理论依据。但是，现代人知而不行又不完全属于这个理论范围，明显表现出违背知行关系。这就是现代人正在缺失一种优秀的传统精神，恰恰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行观对现代人的重要性。对与善、恶、荣、耻现代人最需要的是行，最难的也是行而不在知。如果真正真知力行，那么现代社会将是一派和谐，民安国泰。

哲学观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诺丁斯；德育；身体哲学

在我国，诺丁斯德育理论颇受重视。但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却是诺丁斯“关心教育”的基本内容以及它的价值。关心教育受到重视的基本原因是突出了人在教育中的地位与价值。反思当前在社会政治、科学、经济、文化发展背景下重视人的教育的意义，这些研究与教育实践，是非常富有价值的。但是，我们认为诺丁斯以关心教育为主旨的德育理论与实践，尚需深入研讨，即反思诺丁斯形成德育理／2的理／2假设与认识前提，也就是要深入考察诺丁斯德育理/2是如何处置身体的问题。身体是“关心教育”能够实施的前提条件之一，如果没有人的身体的存在，也就无法维持人的生存。因而，关于身体与德育之间关系的思考，是学习与分析诺丁斯德育理论务必要关注的课题。本文就此探讨诺丁斯德育理论中的身体哲学，这一课题的研究将具有重要的学理和实践价值。

一、身体哲学与诺丁斯德育的同一性

诺丁斯的身体哲学与德育具有同一性。她运用身体哲学的基本理念构造了德育理论，提出了不同于传统德育的理论立场。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论析。

首先，诺丁斯认为关怀身体足道德教育的基础与起因。她说：“关怀理论家所认可的仅有的普遍性是那些描述人类处境的普遍性：出生、死亡、身体和情感的需要之共通性，以及期待被人关怀。这最后一点——无论它表现为一种对爱、身体的关怀、尊重或仅仅是认可的需求——是关怀伦理的基本起点。”？众所周知，诺丁斯德育理论的核心是学会“关怀”。激发她把关怀作为德育核心，源于她对生产的认识。她说：“生产标志着一种爱的开始，这种爱引导我们抚养和教导孩子的历程。我们在痛苦中诞生新的生命，新生命赋予我们这些作为父母和教师的人以新的力量。这过程使我们学会接受、保护和成长。身体的诞生是对女性身体创造性的解读。诺丁斯从身体诞生开始，谈到了身体对爱的成长过程的影响。她认为，身体对爱的产生和影响是全程性的、互动的，对出生者和生产者都是一个培育爱的良机。但身体有诞生也有消亡的过程，身体的消亡即死亡。诺丁斯关于在世“经验”的观点表明她并不把死亡作为自我的最高的肯定。她在批判约翰·塞尔博尔和弗洛伊德关于道德和伦理生活是源于对死亡的恐惧的观点时，曾经提到：“讨论死亡对增强自我理解很有必要，不过我们与孩子们讨论死亡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为了保全他们的生命，而不是为了无休无止地提醒他们每个人都难免一死。”“这种教育应该植根于对生命的维系和保护。应该探索如何珍惜有生之年，利用宝贵时间去探索，去奋斗，去享受生活，去热爱人和这个世界。”我们知道，真正的死亡是个体失去了最根本的生命基础，它是脱离人类文明的一种方式，并且是人类必然要面对的一个不确定性，最为无个性了。如果说，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可能性而非现实性的存在，“死亡”是作为“此在”最终极的可能性的话，那么，诺丁斯在“死亡”成为“确实性”之前，就更加关注了“死亡”的道德教育意义。诺丁斯曾经教育孩子们，因为每个人最终都要死亡，所以我们应该更加尊重自己，尊重他人。

其次，身体是诺丁斯德育理论系统内部的链接点。诺丁斯的关怀道德教育思想中，有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自然”关怀，一个是伦理关怀。所谓“自然”关怀是指在许多共同的人类情境中，我们会自发地对别人的困境做出回应。也就是说，这一关怀的动机是自动生成的，不需要别人的召唤。所谓伦理关怀是指需要别人的召唤，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那些基于义务而采取的行动。而诺丁斯将这个概念表述为：出自于我们对自己理想的忠诚而采取的行动。诺丁斯并曾指出，“自然”关怀和伦理关怀之间是有冲突的，也就是“想”和“应该”的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如“我应该但我不想去做”；“为什么我要做出回应呢”；“这家伙活该受苦，我为什么要帮助他呢”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呢？

诺丁斯认为：“在这些情境下，我们不必诉诸原则；更为有效的是，我们回到我们的关怀和被关怀的记忆、我们自己作为关怀者的图景或理想。”这里所谓的“关怀和被关怀的记忆”，就是源于婴儿期身体感受到的关怀。正如她所指出的：“渡过婴儿期的任何人都至少有一种曾经被人关怀的印象。这一印象或许还不足以用来真正解释被人关怀意味着什么，当然，它也不足以用来培养一名关怀的成人，但它是我们相互间责任的根源。”呤‘因而，在诺丁斯看来，德育的有效性是依赖于人的自觉、自发的行为。

而人的自觉、自发行为的实现，是基于人对自身经历的回顾与省思。人的自身经历、生活经验，的的确确是在经历着、发生着，它们与人的身体密切相关。脱离了身体，就不能获得生活与生存的经验，因而，对身体的理解，在诺丁斯看来，是实现人的关怀的出发点。

由此，诺丁斯便将身体作为道德教育的出发点，同时又把身体的延伸性作为德育开放性的基础。就强调身体的延伸性这一点来看，诺丁斯与梅洛一庞蒂非常相似。梅洛一庞蒂曾说过：“只有当我实现身体的功能，我是走向世界的身体，我才能理解有生命的身体的功能。”走向世界的身体，是人与世界交往关系的确立，也是人的主体性实现的必然选择。

因此，走向世界的身体，使身体的功能获得了延伸，这正是人确立主体性，建立与世界交往关系的重要条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身体不仅是生理意义的身体，即用体重、身高、血压、心跳等生理学指标可以测量出来的客观存在，而且是维系着人与世界关系的中介，是人的感性实践所必不可少的。因而，从身体的角度来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意义，就在于试图超越经验和理性来理解人是主体。诺丁斯曾说：“关怀作为一种道德取向是不限于一个领域或一个性别的”，“理论就像孩子一样，会成长发展，走入公共世界。”这种说法表明诺丁斯的德育是一种走向世界的德育，它同身体的延伸性是同质的。关于这一点，诺丁斯在《学会关心——教育的另一种模式》中论述得非常明确。她说，关心身边最亲近的人，关心与自己有各种关系的人，关心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人，关心动物、植物和自然环境，关心人类制造出来的物品，以及关心知识和学问等等都是从关心自我开始的。关心自我就从关心自我得以在“此世”存在的身体开始。由此可见，诺丁斯德育的开放性与身体的延伸性是同一的。

诺丁斯还将身体的意向性与意识的意向性进行融合，以达到两者在德育中的统一。意识的意向性不仅是指一种趋向，而且还指意识的超越性。意识要超越自身所指向的被关心的对象（物或人）这一他者的世界，我和他者，也如同我和自我一样，是紧密联系着的。身体把自身的经历赋予外界，这就是身体的意向性。身体的意向性和情感的意向性，涵义比较接近，身体运动与身体行为是和情感经验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身体的意向性指的是一种全面的意向性，包括意向活动的主体、意向活动、意向活动的客体等等。因而，自我身体体验并不是客观的静态的无意义物，而是本身就能够生成意义的动态结构。这种身体体验是有别于笛卡尔的自我意识的。

它不是概念的、抽象的纯粹活动，而是通过关心他者的身体把关心意识传达给他者，他者通过意识感受身体的意向性而在意识中作出回应。所以，诺丁斯特别强调身体，认为道德是植根于身体的，目标是否弃主体是纯思的形态。

二、诺丁斯德育中身体哲学的启示与反思

诺丁斯说：“身体是母子之间最初的纽带。母子曾是不可分离的统一体，在出生时，母子成为彼此可见的独立的实体。”哺1这句话表明了，对母子身体之间关系的体验是个体最原初的关系性经历，它不是促逼的，而是自然的成长经历。最原初的、非促逼的、自然成长的经历是最值得信赖的。诺丁斯还进一步指出，学会关心的教育就是从关心自我身体开始，把对身体的信赖作为德育的起点，而这正是对德育身体指涉性的认同。德育的身体指涉性对传统模式下的德育认知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对德育身体指涉性的认同，有别于传统德育中把德育过程视为开始于道德灌输，完成于机械的道德行为和纯思状态的观点，也有别于传统德育中把师生关系认知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单向性认知关系的观点，同样也有别于面向实践的三大德育方法。以下，我们分别加以论析。

把德育过程视为开始于道德灌输，完成于机械的道德行为和纯思状态的观点，抹杀了个体的道德需要，因为它不重视身体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身体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它能够通过对身体的信任来探知个体真实的存在，以达成个体道德发展的目的。个体真实的存在是内在的，而不是道德灌输和机械的道德行为所能获得的。正如现代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克尔凯郭尔所指出的，真实的存在应该是个人的内心体验，象痛苦、欲望、恐惧等等，它不能被逻辑体系所包含。逻辑体系所不能包含的东西，身体却能体会得到，这是因为身体乃探知内心体验的途径，谁也不能否认身体对个人内心体验的影响。因而，对身体的尊重也就是对内心体验的尊重，对身体信任的德育也就是认同学生多元的起源于身体的需求，由此，可以从源于个体身体复杂而特殊的需要来进行德育。

传统的德育是把师生关系看作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单向性认知关系，认为教师肩负着改造学生的使命与职责，学生是被动的受改造的客体。尽管它也强调学生在被改造中要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但是，学生始终被看做是未成熟的、未适应社会文化的存在物。有鉴于此，诺丁斯认为传统的学校德育从根本上否决了德育效果实现的前提，其前提就在于对学生的发现。发现学生，也就是要重视学生的直接介入与参与，要重视德育是在为学生建构一个值得交往的空间。交往行为的发生以及德育效果的呈现，都是在学生的活动中得到体现的，它不是封闭的、静态的，而是一个逐步呈现、逐步展现学生主体意志与力量的过程，因而，学生的参与就显得十分重要与关键。学生的参与，不仅是学生的思想和观念活动，不仅是“我思故我在”那样纯粹思维的活动，而是学生全身心的投入，尤其是身体，它是学生获得经验、感受世界的重要媒介。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导引下，诺丁斯通过对身体哲学的研究，否定了先验性的德育理论，而着眼于师生的共同交往及融人世界的体验活动在德育中的价值。诺丁斯说，身体与体验，不是常识所理解的人的肉体存在，而是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意义。身体存在于时间绵延之中，它通过回忆、经历、情感、态度等表现出来；它也同样存在于空间。身体在时间性与空间性方面与他者保持同质性。在道德领域，身体“经验”在道德实践的时空中自我展开和超越。“身体并不满足于肉体所给予的空间体积范围，它通过想象、欲望、情感和意志，将自己延伸到物质性空间之外，试图占有一切象征性的空间。”身体通过超越自我，指向他者世界，以此探求一种不同于自我的绝对他者，来形成自我身体与他者身体的同质。这种同质建构就形成了身体之间“互文”的艺术性关系，由此达成了主体间象征性空间的占据。这种关系体现在师生之间，就是师生“互文”的艺术性关系。因此，教师与学生之间就不再仅是教师对学生的认知，学生处于被物化的状态，而是师生的身体通过超越自我，指向他者世界，共同构成师生身体之间“互文”的艺术关系。

这一点，对于我们厘清师生之间的关系具有重大的意义。

诺丁斯的身体哲学并不是抽象的，相反，它更关注人类的感性和肉体层次的活生生的体验，事实上，在德育中，这是对“体验主义”德育的召唤。“体验主义”德育在此是指通过身体体验赋予关怀德育以生活的意义。诺丁斯的观点既是创新德育的一种方法，又是理解德育思想的一种方式，同时为进一步提高德育实效，寻求德育与人的日常生活相结合也提供了启示和思考。在道德哲学中，面向实践的三个主要的德育方法是：功利主义的方法、亚里土多德式的方法以及康德式的方法。功利主义方法的基本原则是做那些使净效用最大化，或者使它们所影响到的每个人的满意度最大化的行为，但是，这种方法却没能将效用在相关各方之间的分配加以考虑。亚里士多德式方法的基本原则是做那些将会促进一个人作为人类的恰当发展的行为，但这种原则对行为所施加的限制却太强。康德式方法的基本原则是做那些人们在一个想象的无知之幕背后将会一致认为应该做的行为，但这个原则却无法被应用到所有的问题上¨？。而诺丁斯的关怀德育理论，是以身体哲学为指导，让德育方式回归到个体日常生活世界，使得德育与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联。例如，由教育学生对自己身体的尊重使得他们树立反对报复攻击者或有过失者的意识。通过这种德育方式，学生的社会道德意识的形成则来源于他们生活中身体层面的记忆。传统的三种德育方式，不论是使净效益最大化，还是促进一个人作为人类的恰当发展的行为，或是“无知之幕”，都是试图在正义体系中找到最佳的起点，而以身体为起点的德育，寻找的却是具有生活意义的人类的感性和肉体层面的体验。诺丁斯的身体德育脱离了以正义为体系起点的思维方式，对我们今后的德育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我们认为，诺丁斯的身体德育是以身体所体现的开放性的内心体验来型塑道德的一种尝试，是对传统德育反思的结果。当然，对身体的信任，并不表示对心灵的排斥。诺丁斯就曾说过，“读者须记住，我不把心智、身体和精神割裂开来；它们全都属于人类生物体。”以上我们所探讨的是身体指涉性德育对于传统德育改革几个方面的启示，它们体现了诺丁斯德育理论对传统德育研究路径的超越。诺丁斯说：“这里的研究始于身体——最初相遇的实体。”这里的研究“包括对德育的研究。诺丁斯以身体作为德育研究的路径主要表现以下三方面：

首先，将身体研究作为出发点，探寻他者的真需要，去除伪需要，以他者的需要为中心探寻德育模式；其次，把“身体”这一概念放在德育语境中重新加以阐释，达成“身体”与“道德”的“共振”；最后，在德育理论中，她创制了一系列能够充分表现身体层次的“经验”的“话语”和“概念”，如“关怀”、“情感移置”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话语”和“概念”都具有“外在性”。这种“外在性”，其实就是对开放性的隐喻，即隐喻这种身体德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

当然，要全面而深入地理解诺丁斯的身体德育理论，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在德育工作中，用对身体的信任来取代对理性的信任，我们会不会重蹈形而上学本体论的覆辙？反之，身体会不会仅仅成为道德教育的一个手段？如果答复肯定的话，则道德就会走向无能，最终会导致自身成了终极目标，排除了所有的过程。诚然，也会排除在没有美德的情况下拥有必然性这样一种可能性。

第二，在德育理论中，身体哲学是一个假言命令，还是一个绝对命令？如果是一个假言命令，那么它的条件性在哪里？如果是一个绝对命令，那么，它是自明的吗？

第三，人至少具有三重属性：自然性、社会性和个性。自然性也就是指人的动物性本质，起源于动物界，永远关联与自然性的本质特性。社会性是指人是社会的一员，是人类的一分子，因此，具有人类的普遍性、共同性本质。个性指的是人的个性本质，即人的特异性存在。它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气质性格等。人的三重属性都以身体为活动场域。关于这一点，伊格尔顿就曾说过，”当前对身体的偏见部分是作为一种针对某种理性主义、客观主义的观点做出的反应形成的。这具有反讽意义，因为人的身体乃是给予我们一个客观世界之物。它是客观性的扎根之处。固然，存在着一大群文化世界，全都要求得到某种客观的身份，但是它们只有在由‘物种身体''''[species—body]本身形成的母体中才可能是客观的。不可能存在一个人们定期用大剂量硫酸为彼此的成就干杯的文化世界，一个没有任何社会关系的世界，一个没有涉及确实如此的某种东西之概念的世界。“我们认为，与之相应，人的身体也具有自然性、社会性和文化性三个本体论维度。人的身体存在是主词，自然性、社会性和文化性这些属性是主词的谓词。换言之，身体就是一种本能的联合，具有自然性，它优先于人的存在。正如诺丁斯所言，”人并非’被抛到这个世上‘，我们是被生到其中的“。“生到其中”，说的就是身体的优先性，因此，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是：在德育领域中，诺丁斯身体哲学能否从这三重身体属性的充分开启来达成人的三重属性的充分开展，使得我们回归到维系德育秩序的最后因素，即对基于身体的习惯、虔诚、情感和爱的信任呢？

身体哲学在德育中的延展，既是德育研究中的一次路径转向，也是德育被“日常生活”融化的表现。胡塞尔的先验自我本体论会导致萨特所认为的本身就是统一的“主体一我”与“对象一我”之间的虚假区分。在这种虚假区分的意义上，“主体一我”是“最内在的”自我；而“对象一我”是生理一心理的自我，是经验的自我。“主体一我”与“对象一我”，两者是分离的，但诺丁斯并没有将人的存在在道德上区分为两个独立的存在对象。诺丁斯从人的生存真实性和自觉性的整体角度来理解存在。在诺丁斯看来，身体比意识更具多元化。她接受了现象学中的“回到事情本身”这一思想，但没有停滞于有关事物的实在性的争论而是接受了身体世界的丰富性。公务员之家

诺丁斯指出，在消费社会中，人们应该更加重视“身体”。因为身体把道德视为带有感性认识的因素，而不是一直被认为的纯思状态。诺丁斯的主张从身体视域对理性主义道德教育传统进行了颠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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