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人生论文范文10篇

哲学人生论文范文篇1

一人文教育的学科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获得了飞速发展，目前已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但愈是如此，高等教育所面临的许多深层问题表现得更加明显。大学人文教育就是其中最值得探讨的问题之一，要想深化高考改革，提高教育质量，这一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中国大学人文教育曾出现过的虚空和偏差，不应该只归咎于学校教育或某些人，还与我们常期缺乏对人文学科进行理论探讨和合理规划有密切关系。长期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教条式理解和极"左"应用，都曾将人文学科简单化地定位成社会政治的直接表现，使人文教育的深层空间曾受到极度的扭曲和压抑，这种痛苦历史所留下的"后遗症"直到今天还会隐隐作痛。要想从深层上医治人文教育的创伤，需要我们对现代大学教育史和现代学科发展史的历史回顾。

二十世纪末以来，反省学科的历史构成已经成为世界性潮流，以著名学者华勒斯坦（I.Wallerstein）为首的一群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提出"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的口号。他们认为，学科并不是我们今日所见到的静态知识分类，而是一种历史化的产物，是以一定的措辞建构起来的。当前在社会科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学科体系（如历史、政治、经济、社会、人类学等互相分割的学科），实际起因于17、18世纪的自然科学分化。1在当代学者看来，以自然科学为样板对社会科学的划分实际上暗含着有利于掌权者或获利者的理论前提和意识形态，比如科学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父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等等。

随着科学让渡为非人化的利润的手段，从十九世纪起人文学科（如哲学、文学等）与科学出现了严重分裂，形成了从孔德到斯金纳将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化的潮流。"人文学科"这一名称本身就是被科学所界定的，是20世纪对那些被排拒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外的学科的简便总称。现代哲学是由科学形成时清除出来的东西界定的，其他现代人文学科则首先以古典语文学的形式出现，其后衍生出历史、现代语言甚至艺术。2这意味着，自人类开始反思自然科学和工具理性的局限性开始，大多数哲学家和教育家已经认识到，不能用简单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二分法来对知识进行范围分割，因为还存在一门无法用"科学"方法囊括的学科（Discipline，注意：不是科学！）：即人文学科。它之所以不是"科学"，在于不能以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原则和条律去局限它，在于它更多关注情感与信仰、意志与修养问题，在于它并不局限于任何一门具体的学科内部。

对于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伦理学等学科来说，许多思想只能通过个体的情感体悟或道德实践才能被理解和传达；文学从不需要一种绝对正确的解释，而需要各个时代、各个国度的各位身份不同的读者进行深入地体味、思考、交流和对话。人文学科无法将人当作一个客观的冷冰冰的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允许对人进行化学分子构成式的剖析和研究，而只有通过与人的内心需求进行直接的沟通，才能促进人性的全面健康发展。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人文教育和人文学科的最高理想和使命在于它能促进人际之间对精神价值的相互理解和开放。因此，人文学科中的每一种说法和理论只能提供一种理解人类精神的视界而已，决不应该成为统辖和束缚其它思想的唯一绝对正确的话语霸权。孔子和苏格拉底式的教育方式之所以至今具有不朽的魅力，就在于他们的教育过程本身就充满对话性的人文精神：让学生们自己在老师所提供的各种思想中、依据自己对人生、对人性的理解去做认真的、与自己血肉相关的抉择。

矫正和完善大学人文教育的理念，首先应从理论上搞清人文学科的定位问题，搞清人文学科的特殊运思方式和管理方式问题，而不要只想通过吸引几个顶尖人才，迅速扩大招生就可以解决。从更深的层次来看，人文学科也不能仅仅理解为几门显在的、可被命名的学科（如文、史、哲、宗教等）而已，它是一种精神性的价值，渗透于各学科之内，萦绕于各门学科之间，萦绕于社会交往之中，在纯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也不无它的存在。由此可见，理工科大学和综合大学开设文学教育课，不只是为了让学生以背诵一些古典诗词，不只是为了装饰门面，而应该让学生真正理解人文关怀与科学精神之间的深刻贯通与渗透关系。只有从自己所从事的科学工作中感受到的人文关怀和力量，才是真实的人文素养。

二人文教育与科学精神

由人文学科的诞生史和特征可以看出，它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着不可分割的"恩怨情缘"。现在举国上下都已经认识到科学技术、科教兴国的至关重要性，但很少有人对科学和教育本身所体现的精神价值进行过认真的关心和讨论。爱因斯坦的精神境界之所以高出一般的科学家，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对科学的理解本身就充满了强烈的人文精神关怀。他认为："科学的发展，以及一般的创造性精神活动的发展，还需要另一种自由，这可以称为内心的自由。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这种内心的自由是大自然难得赋予的一种礼物，也是值得个人追求的一个目标。"3内心的自由感不只来自科学发现的喜悦和自由，还包含着对人生理想的审美性想象。一个缺乏想象力的人，肯定是缺乏生活情调和创新力的。

真正的科学精神本身就具有深刻的人文价值，而完善的大学教育也具有真正的科学精神，因而完善的大学教育最能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完美融合。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教育的特色在于教育的科学性上，它强调培养学生基本的科学态度。为了客观的认识某一事物，应该抛弃一己成见。科学性具有实事求是、反复推敲、对相反的可能性进行不断斟酌和自我批判的特性……科学的最大特性是怀疑和质问一切的精神，对事物进行谨慎而有保留的判断，并对这一判断的界限和适用范围进行检验"4。大学教育所具有的科学和怀疑精神与文学所具有的伟大批判与同情精神有着天然的联系，文学家与科学家足以站在同一起点上进行真正深刻的对话。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只能看到应用性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直接效益，对于人文教育及科学工作所具有的深刻解放性力量倒忽视了。

雅斯贝尔斯认为"目前整个世界上弥漫着对科学的错误看法。科学享受着过分的尊重，由于现实生活秩序只有通过技术才得以治理，而技术则通过科学成为可能，所以，在这个时代里人们产生了对科学技术的信仰。但是，科学的本真意义被遮蔽，人们仅仅钦佩科学的成就，却并不明白科学的奥义，因此，这种盲目的信仰只能变成迷信。真正的科学是一种智者的知识，假如把信仰科学的焦点集中在科学技术的成果上而不去了解其方法，那么在这种错觉中，迷信就形成了真正信仰的赝品，人们就会把希望寄托在仿佛是固定不变的科学成果上。对科学的迷信导致了：对一切事物的了解都是乌托邦式的，认为科学技术无所不能，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人类从此可以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简而言之，就是把凡是理性思考的内容看成是绝对正确的信条。这种迷信的力量几乎侵蚀了所有人的心灵，包括学者在内，这种迷信在某些个别情况下似乎被克服了，但总是一再出现，并在相信这种迷信的人与本真科学的批判理性之间撕开了无底的深渊。"5

由此可知，真正的人文教育与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教育有内在的一致性，它并不反对科学精神，而正好反对将科学原理迷信化，反对以教条的原理判决人文教育的效用，反对向人文教育过分索要眼前的功利。同样，科学教育也不应排斥和轻视人文教育，更不能以自己的规则去随便规划人文学科的研究和教学。这一点对我国当前的大学人文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不无警醒作用。我们的大学不能像一个作坊或工厂，只培养工具性"人才"（所谓笼统地要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不能培养那种所谓的知识渊博的、掉书袋式的知识搬运者。相反，我们更需要培养具有独到见解的学者，"经过思考去运用一切工具和全面发展人的所有潜能，让学生在一切行动和信仰上做出自己的抉择，并通过认知让他们完全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负责任的意义"6。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知识经济"叫得震天响的今天，我们听到的更多是迷信科技致富的喧嚣声，而听不到这一概念真正负载的"创新性"内涵。大学人文教育不应在这个广告时代"自惭形秽"，而应该寻求自己的创新之路。我们要教给学生的是永不停息的求知欲望，是对一切与人生情感、信仰和命运有关的事物的深入思考，而不能给他们灌输现成的思维成果。

三人文教育的管理

明确人文学科的学科特征及其与科学精神的内在联系，将促使我们改革现有的人文教育管理模式和教学方式。人文教育的管理要不要像管理自然科学那样的规范化、科学化？很值得我们思考。一年前各媒体披露，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因三位哲学系研究生未在其院要求的核心刊物上发表一定数目的论文而不允许他们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为此著名哲学教授邓晓芒向校方愤然提出辞呈。研究生院一面极力挽留邓教授，但同时说明这是全国各个名牌大学普遍实施的规则，不是武大单独的裁定。笔者对邓先生反形式主义、求真知重理念的精神不无钦佩，但对这一现象的普遍存在更为忧虑。高校的管理部门为了实现现代化的量化管理，将人文教育成果也纳入篇目和数字化程序，根本不去真正检验一下学生所作的论文甚至习作到底是否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而只相信能否在所谓的一、二级公开刊物发表。我相信凡是像武大这样的名牌大学，找几个知名学者来评断一篇论文是否能达到授予学位的标准，比找某些以人情、金钱为润滑剂的刊物编辑要可信的多。人文教育管理中的这种形式主义，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我们的人文教育到底需要什么？是几个省事的数据吗？

大学人文教育目前存在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理念的共同匮乏是导致人文教育改革落空的最大隐患。我们可以花几亿元购到先进仪器，可以招纳不同流派的、为了获得更好生活条件的急需人才，可以模仿外国大学划船、举办球赛，但这决不足以构建我们大学自己的人文教育精神和人文教育格局。我们最终需要建立自己的人文教育理念和教管方式，为此必须汲取世界上一切名牌大学人文教育的自由创新精神，必须深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理念的理解和现代转化。没有精神上的真正创新和独立，没有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随意模仿他人最易滑入媚俗的尴尬境地。蔡元培改造北大的壮举与高校教改中的屡次教训都无以例外地说明了这一道理。

四人文教育的创新性

把握了人文教育与科学精神的深刻联系，理解了人文教育的特殊性，在教学教程中就应该努力争取创新性成果。人文教育的创新性首先取决于思想观念的开放性，取决于对已有成见的大胆怀疑。既然自然科学史早已证明科学发现大都源于科学家的大胆设想、怀疑和幻想，那为什么人文学科的教学就不能培养学生怀疑、反思和探索的品质呢？

人们对人文学科的偏见可以归结为两种情况：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人文学科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过分密切，反而使人文学科失去了许多应有的独立性品格；另一方面，在于人文学科缺乏向社会提出问题的能力，缺乏富有创新性和说服力的思想。如果人文学科再不能有所创新和作为，必然会继续受到冷落和轻视，这将对中国高等教育造成巨大损失。人文教育的创新，意味着必须首先怀疑和反思那些束缚人们思想的成见或定论，随后还得进行更深层次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改革。

这里举一个有趣的事例，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

二十多年来，中学语文课本一直选用莫泊桑的《项链》这一短篇小说，而且多用"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来下结论。现在大家普遍感到这一说法太过于政治化和简单化，对终其一生辛苦去偿还他人财物的路瓦栽夫人似乎太过残酷。为了解学生对路瓦栽夫人的真实想法，笔者上课时鼓励学生们放开手脚发言，这时候听到了好几种有意思的回答。

第一种看法认为路瓦栽夫人是值得同情的。为了一夜的风光借别人的项链并没有什么太多值得指责的，但用一生年华去偿还这一夜的风光却让人不尽为之心酸。第二种则认为与当今社会上某些的虚伪和无耻相比，路瓦栽夫人是值得尊敬的，她没有拿一个假项链去冒充，说明她是极守信用的，为了这种人性的尊严，她用一辈子的生命去偿还，难道不值得尊敬吗？更多的同学持一种较为矛盾的观点，认为路瓦栽夫人既让人感到可悲与同情，同时也应该看到她有追求虚荣和无法左右自己命运的软弱性，后者是应该令今人警醒的。一位细心的学生发现，作者在小说结尾有意点明路瓦栽夫人终其一生所偿还的那个项链原本就是假的，这更说明了她一生辛苦的荒谬和可悲。

循着学生们的思路，我想起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人所面临的异化处境的揭示。在这场看似很平淡很普遍的悲剧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充当别人命运悲剧的制造者，但在虚荣世风的影响下个人的力量是如此的薄弱，似乎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把捉了小人物的命运。这也许是这个短篇经常被人们记起的原因，莫泊桑的卓越之处就在于他对人的深刻同情和对社会秩序的洞察。每一个有主见和意志力的人应该努力汲取其中的教训，在生活中不要盲目与他人攀比，应该站稳自己的脚跟，追求那些朴实的、真正能让自己生活充实的东西，不要让庸俗的社会风气裹挟了自己的去向，最终使自己陷于可悲的境地。有些学生明确提出自己对老师的看法存有疑问，

由此对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产生了探究的兴趣，对巴黎的风俗和人情，对莫泊桑生活的时代也很想了解。于是我就鼓励他们课后再去到图书馆阅读相关书籍并告诉他们，老师并不是真理的唯一占有者，真理只存在于争论和对话当中。有些同学确实从其它学科来对《项链》进行了新的分析，还寻找机会和老师交流读书体会。

这一事实表明，只有我们能够发挥大学生的能动性，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思维角度，大学人文教育才会呈现出应有的艺术魅力。它不但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培育学生体味人性和社会现实的文化素养，而且会让教师本人在教学中受到启发。人文教育需要以对学生信任为前提，需要教师自身不断加强知识和人格修养。我们只有以开放的心态去不断开拓自己的知识领域，提高自己对学生、对人性、对社会的理解和认识，才可能承担起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使命。

注释：

1.黄德兴译《学科规训制度导论》，见刘健芝等编译、华勒斯坦(I.Wallerstein)等著《学科·知识·权力》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页。

2.同上，第16页；另外可参考尤西林《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页。

3.《自由与科学》，见《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179-180页。

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三联书店1991年3月版，112页。

哲学人生论文范文篇2

论文关键词：文学批评；文学人类学；原型批评；原始主义批评

站在人类本位的立场上对文学现象作跨文化的探究．称之为文学人类学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文学人类学批评是着眼于探索人类的共同文化精神的文学批评方法的统称。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神话原型批评和原始主义批评

一、神话原型批评

原型批评是20世纪五六t年代流行于西方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批评流派。其产生和发展曾受益于三个不同的学科，即以弗雷泽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以荣格为代表的分析心理学和以卡西尔为代表的象征哲学。

在早期人类学家中，对20世纪的文学和文学批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英国的弗雷泽。弗雷泽在其巨著《金枝》中确立了交感巫术原理．并运用于原始人类文化现象的研究。他认为，古代神话和祭祀仪式与舂夏秋冬四季的循环变化有关原始人类见植物的春华秋实、冬枯夏荣，联想到人与万物的生死繁衍，便创造出每年死一次然后再复活的神。关于神祗死亡而复活的神话仪式，实际上就是对自然节律和万物更替的模仿。

《金枝》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作和里程碑。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将原型的批评引入到微观的人类集体无意识中去洞悉人类不易觉察的潜意识，突出人类集体潜意识在时间上的连续性。荣格认为，原型深深地隐匿于集体无意识之中，个体对它一无所知，也无从知晓，它只有在向外界投射的过程中．通过种种象征主要以隐喻方式来显现自身．如神化、童话、梦、幻想等。荣格把集体无意识的原型看作“无数同种类型的经验在心理上残存下来的积淀物”，所以．一旦见到艺术作品中的原型，我们的心灵就会突然感到一种奇妙的解脱，心旷神怡，好像被一种压倒一切的力量所慑服。荣格把“原型”与“原始意象”和表示人类远古经验类型复现的“心理残迹”联系在一起，把它看作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遗传和继承。因此．有的批评家把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称为“原型心理学”。

卡西尔在20世纪20年代完成的巨著《象征形式哲学》是一部非常独特的著作。他的一句名言是“人是象征动物”。换言之，人类精神文化的所有具体形式如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哲学等，无一不是象征活动所创造的产品。出于这样一种宏观的观照，他从认识论的角度研究神话，认为神话既不是虚构的神话．也不是任意的幻想，而是人类在达到理论思维之前的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普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给原始人类带来一种神话的世界观。

方克强认为《西游记》也许是一部最适合于运用原型批评方法探讨的我国古典名著，因为它是一部神话小说，一部将历史故事和传说神话化的幻想性作品。原型作为文学中可交际的单位，它可以是意象象征、主题和人物，也可以是情节结构模式。在《西游记》中，曾反复出现过一些基本的原型情节模式，如轮回转世、因果报应和人物变形(孙悟空七十二变，猪八戒三十六变)等等，是因为它们与遗存于人类心灵中的原始灵魂不死观念，神性崇拜信仰与神秘互渗意识相联系，还因为它们在文学实践中已相当程度上被模式化了。借此．可以整合文学史上大量作品中重复出现的这些模式的变革形态。

取经故事的情节模式源于远古的成年礼仪式。通过各种严格考验仪式，参加者经历一次象征性的死亡和再生，暗示他们童稚期无知和无宗教观时期的终结以及第二次生命意义即成人资格的获得。

取经故事和远古的成年礼仪式作为一种连续性的意识形态存在着相似点。成年礼仪式主持者是老人，《西游记》中取经的暗中操作者是如来，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考验人的毅力和让人懂得服从。成年礼仪式参加者是已进入成年年龄而心理上仍是不成熟的儿童，而唐僧师徒则都犯过儿童性错误，显示了心智上的不成熟。要成年必须经过种种仪式性的严酷考验，要取经则有八十一难九九之数．意味着过程的严酷性。要成礼考验让人体验到死亡，却不会真正致死，而取经过程中到危难之际也由神佛出面帮助。前者具有由人生的儿童阶段而至成年阶段的象征性质，后者体现了从心理不成熟到成熟的再生意味。因此，取经情节与成人礼仪式都贯通着儿童一考验一成年这一基本的原型结构。

《西游记》借唐僧师徒取经的故事说明了一种原型模式：取经前唐僧师徒都犯了某种与孩童的未成年特点相关的错误，由于不合成人社会的法则而受罚：取经之后，经过八十一难的考验。证明了他们心理上的成熟和对佛法的认同，于是被接纳进入佛社会(成人社会)。

从创世神话的普遍蕴含来看。神是创造主，但他只创造美好、善良的事物；死亡、疾病、罪恶等是人类堕落的结果或是对人祖原罪的正义惩罚。神话原型批评是原始主义批评之外的文学人类学批评的主导力量。神话原型批评也有它本身的局限，如跨文化研究的不彻底性，过于重视共性而轻视个性，强调连续性．疏忽阶段性，注重文化的心理的价值标准，而缺乏审美的价值标准。

二、原始主义批评

原始主义是文学人类学批评的一个范畴．也是指一种创作态度或倾向。这里的“原始”并非实指人类远古蛮荒的史前期，而是泛指相对于现代文明而言的比较原始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形态．是以现实为参照对历史或未来的一种情感态度和价值判断态度。从“现文”这个点出发，咏赞原始本真生存形态，指斥现代文明弊端的创作或批评，即形成一种原始主义倾向。原始主义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包括刚性原始主义、柔性原始主义、质朴性原始主义等。

统观沈从文的创作，我们发现沈从文的情感倾向：鄙视嘲讽都市文明人病态人生，礼赞远离现代文明的古朴村镇村民原始的道德风尚。这种质朴性原始主义情结凝聚在他的《边城》中。边城是一座美丽的小城，依山傍水自然形成，青山碧水白塔相映成趣，人是这幅秀美山水图中的动景，秀美山水成为生活其中的人的背景，青山碧水之外还有春天的桃杏花、近水的人家和草长虫呜鸟叫。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如同流淌的溪水一样安祥、清澈，他们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在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上，可以明显体现出刚性原始主义和质朴性原始主义取向的差异。边地小城有着和谐朴厚的原始风俗，带有原始民族随身带刀质朴剽勇的气质与风习。这里还有盛酒的大瓮，酽冽的烧酒，大个的土碗，器皿是土制粗糙的，人心人情是单纯古朴的，充满了友善质朴的原始遗风。纯朴的地方风俗熏陶着地方村民山民，村民山民秉地方风情养成了古道热肠的性格．二者互为表里，互为影响，成就了这一方水土特有的风俗风情。

《边城》中的男女情感真挚自然。在翠翠、天保、傩送之间发生的那个凄婉的爱情故事更多了一份执着和自然质朴的神韵。首先，两兄弟出身富有而不骄横跋扈，真心实意爱上了渡船夫的孙女，体现出人性自然的爱情观．他们喜欢翠翠的聪慧、质朴、善良，不在乎她有没有身分和陪嫁。其次．他们追求翠翠的方式“马路”、“车路”都符合边地古老的习俗，以情歌赢得姑娘的芳心，更带有边地民族浪漫而自然的原始风俗。

三、文学人类学研究的方法

哲学人生论文范文篇3

一、医学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医学人文教育相结合的必要性

近年来，医患纠纷呈逐年上升趋势，因为服务态度、敬业精神等医德医风问题引起的纠纷远远高于因为技术原因引起的纠纷。这和我们医学教育中“专业至上”的思维相关，长期以来，侧重于技术层面的训练，“见病不见人”，相对忽视学生关爱病人、关爱生命之人文精神的培育。党的十八大报告在第七部分“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中强调“病有所医”是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并用较大篇幅阐述“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认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坚持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方向。”同时，社会和谐的构建和老百姓“中国梦”的实现都要求我们加强医学生的医学人文教育，而且思想政治教育是医学人文教育的基础，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能促进医学生医学人文精神的内化与提升，培养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

二、思想政治教育与医学人文教育相结合的可行性

1.共同的教育目标。2004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就明确指出，“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对于医学职业特点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即是以培养医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为中心，全面提高医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医学人文教育强调对生命的尊重，倡导人文关怀，提倡“关心病人比关心疾病本身更重要”。2001年7月，卫生部、教育部印发《中国医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医学研究与服务的对象是人，在医学教育过程中必须加强文、理、医渗透和多学科交叉融合，把医德与医术的培养结合起来，加强综合素质培养”。2010年1月，卫生部等六部门联合《关于加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强调“加强医德和职业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医学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医学人文教育的培养目标共同指向全面提升医学生的能力和素质，具有一定的共通性，而且思想政治理论能够有效的指导医学人文教育。

2.共同的师资队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是全员育人，主体是全体教职工，医学人文教育方面的教师是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各门课程都具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负有育人职责。广大教师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率先垂范、言传身教，以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人格给大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大学生专业学习的各个环节，渗透到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各个方面。”正所谓“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医学人文教育也不仅仅由相关课程教师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为了增强实效性，也必须融入医学人文教育内容，贴近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客观上也在进行医学人文教育。当前，医学院校在思想政治专业和医学人文专业方面配备的师资数量不足，充分利用现有师资也成为现实需求，思想政治教育和医学人文教育的共通性也为师资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提供了前提条件。（本文来自于《辽宁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杂志。《辽宁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杂志简介详见.）

三、思想政治教育与医学人文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和途径

1.建立知识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师资水平是教学质量的关键。不同于综合性院校和文科类院校，医学院校师资力量偏重于医学专业，思想政治教育和医学人文教育相关教师在数量不足的情况下，还承担了大量的教学任务;师资培训和科研投入也明显不够，对于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高造成一定的影响。医学院校的特殊性让思想政治教育和医学人文教育师资的量和质都面临严峻考验。思想政治教育与医学人文教育的结合，对师资要求较高，但当前医学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基本属于思想政治、哲学、历史专业等文科专业，对医学相关知识了解不多，缺乏临床实践经验，不利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就要求加强师资培训，拓展教师视野，加强医学素养。特别是培育医学意识，科研活动围绕医学展开，从而提升医学素养、以研促教。同时，加强医学人文教师的思想政治培训，鼓励有医学教育背景的教师参与相关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更好的将思想政治教育和医学人文教育相融合。

2.完善课程体系。课程建设是教学科研活动的关键，对思想政治和医学人文相关课程进行优化，能发挥课程整合效应。由于医学院校总学时很高，同时偏重于医学专业课程，医学人文相关课程呈现单一、学时少的特点。通过必修课、选修课和系列讲座等多维课程体系建设，可以加强医学人文的教学效果，同时拓展了思想政治理论课仅在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开设的不足。必修课可以开设: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哲学、医患沟通艺术等课程;选修课可以开设:医学社会学、医学史、医学法学等课程，同时邀请医疗卫生战线上的杰出代表和先进典型以“人文讲坛”的形式开设系列讲座。

3.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第一，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目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为了提升医学生的全面素质。这就要求我们深挖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医学人文教育相结合的素材，拓展教学内容，构建适宜的教学体系，从而摆脱理论性强，与现实和医学生实际较远的局面。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贯穿贴近医学生，在培育医学生政治素养的同时，更要提升医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第二，优化考核机制。考核机制是引导医学生学习的指挥棒。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的考核方式大多为纯粹依靠记忆知识点的闭卷考试或者以论文为主的考察方式，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也是教师不爱教、学生不爱学的主要原因。我们需要改变传统考核方式，转而导向考察理解和应用能力，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增加平时考核比重，除到勤外，发言、演讲、主题讨论会等都算入最终成绩，使学生能够主动参与课程，真心喜爱思想政治教育。第三，加强社会实践。突出社会实践的育人作用，医学生通过实践可以了解社会，接触病人，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将社会实践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学校教学计划和课程教学标准要求，合理增加实践教学课时，规定相应学分;创新实践教学形式，严格考核管理，确保实践教学落到实处，实现实践教学效果;丰富实践教学的内容和形式，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医院临床实践相结合，加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与医院合作建立大学生实习基地，开展“三下乡”、“进社区”医疗等医疗实践服务活动，举行“感恩!无语体师”活动、临终关怀服务、与艾滋病人零距离接触等活动。

4.改善外部环境。第一，转变优秀医务人员评价标准。突破社会上对医务人员的技术崇拜论，一名优秀的医务人员，不仅技术好，而且政治素养、道德素质都要过硬。这就要求医疗机构对本单位进行年度考核时，将医德医风考评作为重点内容，考评结果与医务人员的晋职晋级、岗位聘用、评先评优、绩效工资、定期考核等直接挂钩。要求我们在舆论宣传上坚持弘扬高尚医德医风的先进典型和先进事迹，为教育观念转变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第二，培育优秀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优秀的校园文化，能形成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我们要建设体现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形成优良的校风、教风和学风。在思想政治活动中融入医学人文教育来建设医学院校特点的校园文化。校训体现出学校的特有精神，要充分发挥医学院校校训育人作用;设立校史展览馆和医学史展览馆，引导医学生了解学校的优良传统，感受名人“学长”的道德风范，感悟医学文化的博大精深;寓教育于文化活动之中，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在学雷锋纪念日、志愿者日、世界卫生日、国际禁毒日、世界红十字会日等各种纪念日中，增强医学生为人民服务、关爱健康的意识;发挥校园媒体作用，校报、广播、橱窗、宣传栏、校园网等媒介重点围绕加强医德医风，培养高尚道德品质，加强社会责任感的培育，使医学生道德操守和人格塑造更上一个台阶，从而提升全面素质。

作者：蔡胜工作单位：安徽医科大学

第二篇

1现代医学的理想目标

医学是与人类生命直接相关的科学，体现了医学的整体化、综合化发展趋势，是现代医学与人文社会医学和艺术的组合，以“增进健康、减少疾病、卫生保健”为方向，体现了医学技术的发展方向与人类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即为了使生物医学和人文社会医学更好地渗透、融合，促进二者协调发展，从而达到医学的理想目的，完成医学所面临的任务。现代医学中既包含了自然科学的成分又融入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成分，属于能独立发展又能相互交叉的科学领域范畴。关注人文教育，将科学技术与人文关怀很好的融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于一身，让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不断渗透与融合这正是现代医学理想的目标。

2加强医学生人文教育的意义

2．1促进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

作为医疗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医患关系是医疗人际关系的核心，可以从整体上保证和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和谐医患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加强医学生人文教育，运用道德新理念来寻求医患之间共同的道德价值目标，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基础。

2．2加快实现与国际医学教育接轨

国际医学教育学会根据2002年出台的《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的相关内容，提出要重点兼顾到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社会文化和医学人文特色的要求。根据国际高等医学教育标准，研究世界各国高等医学院校的办学状况，通过毕业生在临床工作中的质量，结合中国医学教育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国际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医学教育的标准。医学人文教育作为标准中的重要内容，将被纳入核心领域，是推进我国高等医学教育迈入国际化发展道路，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与国际医学教育接轨的必然。

2．3适应当前医学教育模式转变

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对医学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掌握过硬的医学专业知识，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及高度的责任心，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完全融合作为现代医学精神的核心价值。因此，改革和创新医学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协调好医学人文精神与医学科学精神的关系，通过医学科学研究、医学专业教育及医学临床实践等多种渠道，不断渗透医学人文精神，以适应现代医学模式的要求，培养合格医学人才。

2．4促进医疗卫生行业发展

在现代医学事业发展的进程中，科学而精密的现代化医疗技术手段和仪器设备，为各类疾病的及时筛查诊断提供了精确性，为保证人类的健康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柱。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手段在临床中的广泛应用，使客观冷峻的医学检查，完全代替了充满人文温情的全程医学诊治。事实上，医学是将技术性和人文性的双重属性融为一体的医学，而非是一门完全独立的纯粹性的技术科学，医学人文精神是平衡医学技术的重要砝码，是促进医疗卫生行业发展的有力保障。

3提升医学生人文教育水平的方式

3．1借鉴先进的国外经验

美国对医学课程进行改革的时间较早，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要求学生进入预科阶段就开始进行人文教育，并且持续到升入医学院后，一直要求医学生进行医学人文课程的学习。综合性大学专职从事人文教育的教师、具有良好医德且人文知识丰富的临床医生、有特殊经历的社会人员（如癌症患者、脏器移植患者、宗教学家和社会学专家）等，这3类人员通常是国外医学院校中人文教育师资的主力军。在课程安排中，国外医学院校注重将人文课程与自然科学、专业课程有机融合，其渗透性和关联性显而易见。虽然国外的人文素质教育领先于国内，但由于国情不同，他们的教育方式等并不完全适合于中国。我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走出一条特色的医学人文教育之路。

3．2加强医学人文教育的理念引导

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各个学科领域相互交叉渗透、融合发展已成为必然的趋势。广阔的医学实践领域为医务人员提供更加广泛的前景，突破狭隘的学科界限和专业局限，拓展思路解决问题是每个医务工作者必备的条件。在学校重点建设内容中纳入医学人文教育，坚持树立人文教育的理念，创造医学学科中专业知识与人文知识并重的办学氛围［2］。制定行动规划并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才能顺应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

3．3强化医学人文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人文教育理念要求教师和学生是互相独立且平等的主体，教师要以普遍的人文关怀的精神把相关知识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能够感受到一种理念、一种文化、一种文明的传递。要加强对各个层面医学人文教师的培训；聘请资历深厚且临床经验丰富的医师，开设相关课程，定期作专题报告；选派优秀医学人文教师到附属医院的相关部门进行锻炼。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调动学生成长的内驱力是作为医学人文教师所必备的素质。

3．4发挥校园文化的环境育人优势

通过生动而富有内涵的校园文化活动，陶冶学生的人文情感；确立以文化底蕴为基础，逐步浸润的医学人文教育模式；组织主题鲜明、格调高雅、特色突出、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加强对医学生人文素质的熏陶；营造良好的医学人文教育环境［3］，将医学人文理念渗透到校园每个环节和角落。总之，加强医学生人文教育，仅靠有限的课程灌输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环境育人优势，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养。

3．5趋利避害占领网络文化教育阵地

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网络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已充斥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以引导学生健康上网来正确发挥学校文化育人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科技的进步、经济建设的发展以及社会的文明，需要依靠信息技术来实现。利用网络文化的教育作用，指导学生趋利避害健康上网，以积极的态度占领网络文化教育阵地，使网络文化在推进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共同进步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3．6注重医疗实践活动的载体作用

临床实践阶段是医学生人文观念形成的关键期，通过切身体验在身临其境中熏陶，让学生充分领会医学人文教育的深刻内涵，提高学生对医学、医德、医疗这三方面价值的选择判断和服务的能力，使学生能够借助医疗实践这一载体，树立自觉为病人服务的理念。在学习与医疗服务实践中，从医学人文教育的基础学科做起，在学习中注重将医学人文精神及科学精神结合起来，提高学生与病人沟通、协调和服务的能力。

3．7感受艺术魅力，提升艺术修养

艺术作为一种无形的教育手段，可以让学生在艺术熏陶中感受到艺术的魅力，使其思想得到充分的升华，全方位提升学生的艺术修养。借助艺术的魅力，可以陶冶和纯净学生的心灵，使其人格、思想、品质和修养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变化，最终达到尽善尽美。艺术教育是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意志品质的重要媒介，能通过美感赋予学生高尚的影响。在学生中运用艺术教育手段，对学生实施艺术教育，可以充分挖掘艺术教育的潜质，使学生的综合人文修养得到升华。医学人才的培养依赖于高等医学教育，适时改革高等医学教育是当前我国医学教育的主题。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竞争，从根本上讲是人才的竞争，从医学领域来看，也就是医学人才的竞争，以实现现代医学的理想目标为研究视角，探讨医学人文教育水平是至关重要的。

作者：阎秀丽苑旸宋真工作单位：大连大学护理学院大连医科大学组织人事部大连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第三篇

1推崇“诚、爱、精、勤”的办学理念和“三医哲学”

1．1学校沿革与办学理念

中山医学大学位于台湾的台中市，是由台湾著名的医学博士周汝川先生于1960年创立的。52年间，该学校历经中山牙医、中山医学专科学校、中山医学院、中山医学大学四个发展阶段。目前该学校设有医学院、口腔医学院、医学科技学院、健康管理学院、医学人文暨社会学院、护理学院共6个学院，拥有学生近9000名。中山医学大学一贯秉持“诚、爱、精、勤”的办学理念（诚———诚实待人、爱———爱护人群、精———精益求精、勤———勤于职守）［1］。曾在台湾通识教育访视中被列为“优秀医学院校”之一，并获得台湾医学教育中“最强调医学伦理教学”的称号。

1．2台湾中山医学大学教育宗旨

以医学暨人文发展为导向，致力于建构一个崇尚人文价值与尊重生命、医学人文兼容并蓄的医学大学是该学校的教育宗旨。已故董事长周汝川先生有一个很经典的“三医哲学”———医学的目的在救人，医人医病要医心。“医人”的“人”，指的是wholeperson或wholebody，也就是“全人”之意；“医病”的“病”，指的是某种疾病的病情与疾病原因，也就是必须要有追根究底的精神与求知态度；“医心”的“心”，指的是feelings，也就是要重视病患的“心理感受”。学校把“医学人文素养、专业素养、公民素养”并称为三大基本素养，并制定了12项学生的通识基本能力，包括：医学专业与人文关怀；表达、分享与人际互动；尊重、协调与团队合作；伦理思辨与道德敏感度；工作态度与职场和谐等等。学生自踏入校门开始就被告知：在成为一名好医师之前必须先成为被社会上认可的人，也就是要求学生能够在品格、精神，以及行为上规范自己。医学系在每个年级的《医学系学生选课指导》中明确指出“病患照顾、医学专业知识、临床工作中学习与改善、人际沟通技巧、专业素养、医疗体系中行医、临床工作中学习与改善”［1］为行医的核心能力。尤其重视培养善于与人沟通的基本能力，对于病人的痛苦具有敏感度与同理心等专业素养［2］。强调“先学做人，再学当医师”［3－4］，并体现在学校的医学教育规划蓝图中。

2医学系人文社会教育课程改革

2．1按核心能力要求重新整合医学人文核心课程

医学系按核心能力要求重新整合医学人文核心课程，分为“文化与社会”、“人际关系与沟通”、“医学伦理／法律”三个主轴，贯穿于1年级～6年级的学习中，而且与专业课程学习紧密相联［1，5］。在1年级～2年级预医阶段着重培养学生的公民素养、生命智慧、沟通技巧、国际视野、终身学习等能力。开设的医学人文课程非常有医学针对性，如医病沟通、医师与病人、医师与社会、医学伦理学与法律、文化与社会、医学史、诺贝尔医学奖、医学哲学等课程［6］，培养学生拥有良好的社会观、人文关怀、医学伦理以及对病人的痛苦具有敏感度和同理心等专业素养，成为未来“术德兼备”的良医，更好地为病人和社会服务。如人际关系与沟通模组的课程规划中，人际关系与沟通课程安排在大二下学期必修，医病沟通课程安排在大五下学期必修，在临床实习阶段重视“及时”、“安全”、“有效”、“效率”、“公平”的以病人为中心的优质医疗。例如，在一堂病例讨论课上，一位60岁男性患者，因为“头晕、活动后气促3小时”夜间急诊入院。初步诊断为冠心病，心功能3级。在讨论过程中，学生们发现这个病情不应该忽略急性心肌梗死的可能，但恰恰收入院时管床实习生只给做了心电图检查而漏做心肌酶检测。发现问题后，管床实习生立刻补开医嘱，并交待护士马上执行。在讨论总结时，带教老师让同学们利用优质医疗服务的五项要求评价自己的医疗行为，经过讨论，学生们一致认为自己至少在“及时、安全、有效、效率”这四方面都未能做好，并感到深深的愧疚。这是一个非常高效率的病例讨论，既让学生发现自己专业能力的稚嫩，又能发现自己在医疗行为上的不足，意义深远。

2．2医学人文教育渗透在专业课程的学习中

医学人文教育除医学人文课程外也渗透在专业课程的学习中。如在三、四、五年级的医学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教学中，每个课程均开设一定数目的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团队导向的教学、医患角色扮演等［5］。在六、七年级实习阶段，开设形式多样的病案讨论，藉以培养学生主动学习、乐群互助与团队合作精神，同时透过讨论，探讨病案中的伦理问题、医疗法规问题、医患沟通问题等，培养医学生人文素养。在参访期间，笔者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六年级实习生的伦理学病例讨论，病患是一位80岁的老奶奶，因“反复多次排黑便伴头晕、心悸一周”入院，由于失血较多，需要立刻输血以控制病情，但老奶奶因为宗教信仰的原因拒绝输血。讨论一方面围绕该病患的输血必要性、拒绝输血的潜在危险以及对策等医疗问题展开，另一方面就病患拒绝输血的伦理学问题、生命与信仰问题、医疗法规以及沟通方式等进行，选题新颖、有代表性，涉及面广。

3医学人文教育的多元化

其一，教学形式除了传统专题演讲授课外，还融入小组教学、以问题为导向的个案讨论、影片赏析与探讨、客观结构化临床技能考试实训、分组辩论、典范人物的经验分享、特殊医疗机构参访与社区服务等。其二，大力推行“议题导向模式教学”方案，如开设疾病误解与社会偏见、医师与生死、医事法律案例分析、医疗福利与人权议题及当代台湾社会问题等课程，培养医学生宏观的视野与开创性思维。其三，开设“医学人文与伦理的实践”课程，由医学人文与社会学院的教授和临床医师共同承担课程规划、教材和教案的编写、实施教学等。课程内容主要包括：医学人文精神的认知、生命的尊严、医学伦理教育的体认、同理心的训练、医护自我认同与价值的强化、伦理事件与人性反省等，将人文理论有效地整合运用到医病沟通、临床决策与伦理执业中。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围绕“三医哲学”理念，启迪学生宏观的思考［1］。

4医学人文教育的潜移默化，追求实效与卓越

4．1潜移默化中体现人性关爱

中山医学大学的人文教育渗透在每一课程、每一课堂、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角落。在学校，以学生为中心，教师是学长，称呼学生为学弟学妹，下课时不忘对表现欠佳的学弟学妹说声“加油喔”。在人体解剖课堂上，他们尊称遗体为“大体老师”，解剖室每年专门举办仪式向他们感谢致敬，每次解剖课前学生都会深深鞠躬致礼，目的是提醒学生这是有血有肉的“老师”，而不是任意宰割的冰冷的尸体，也让学生们明白一名优秀医生的成长、成熟，离不开患者的宽容和逝者的慷慨无私。每遇学校师生或员工获得成绩或晋升，学校网站或科室必在醒目之处贴出通告并给予祝贺。在病房，医疗和教学活动处处体现出以病人为中心的优质医疗，每次教学查房或病例讨论，教师和学生总会从“安全、有效、效率、及时、公平”五个方面检讨自己的医疗行为并随时纠正。他们视病人如家人，如称年长者“阿妈、阿公”，年轻者“弟弟、妹妹”；为病人打针时会说声“要打针了，可能会疼，请别担心，我会注意的”；为昏迷病人翻身拍背时会说声“抱歉，现在要为你翻身拍背啦，会有点不舒服，你要配合咳嗽喔”等等，一切都那么自然和亲切，处处体现出人性的关爱。

4．2集“言教、身教、境教、心教”于一体

学校一方面组织有医学、护理、法律、社会、心理、哲学等专业背景的校内外教师组成各式学术社群，结合医学人文课程开展系列活动［6］。如：医学人文月会、医学人文经典阅读比赛、“侨生春节祭祖”、社会服务等，以开拓学生医学人文思维与视野，探索医学生应有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提升学生医学人文素养，为未来奠定服务人群的基础。二是实行导师制，既言传又身教。通常在新生入学时便每15名～20名学生设置一名导师，导师除教学外，在知识追求、专业辅导、研究潜能激发以及生活照顾等各方面都给予实质的指导，既辅导学生的学习和行为，又辅导生活伦理和社会观。这种教师透过言教、身教、境教、心教等关心学生学业、生活与身心发展，是真正发展卓越教学的关键。

5结语

哲学人生论文范文篇4

1资料与方法

1.1调查对象。随机抽取江苏省8所高等医学院校（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江南大学、江苏大学、扬州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徐州医科大学、南通大学）作为研究对象，统计其医学人文课程开设情况和相关资料，并对比不同医学院校在人文课程设置上的异同点，了解医学人文课程设置及其研究现况。1.2调查方法。采用官方网络下载、电话咨询等方式收集8所高等医学院校临床医学专业的教学计划，统计医学导论、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患沟通学、医学与哲学、医学人文学概论、医学前沿、卫生法学等医学人文课程的开设情况，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根据结果分析当前我国医学人文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结合先进经验和自身特点进行相关的理论研究，为课程改革提供有效的建议和对策。

2结果

2.1医学人文课程总体分布情况。调查结果显示：8所医学院校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中医学人文课程必修课开设最多的为5门，最少的为0门；选修课最多的为10门，最少的为1门。见表1。2.2医学人文课程在必修课中设置情况。调查结果显示：8所医学院校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中医学人文课程必修课总学时最多的为104，占必修课总学时的3.86%；最少的为0。见表2。2.3医学人文课程在选修课中设置情况。调查结果显示：8所医学院校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中医学人文课程选修课总学时最多的为160，占选修课总学时的12.42%；最少的为32，占选修课总学时的2.22%。见表3。

3讨论

3.1医学人文课程设置不均衡。本研究调查了江苏省8所高等医学院校本科临床医学专业医学人文课程设置的情况，结果显示8所医学院校中开设医学人文必修课最多的为5门，最少的为0门；选修课最多的为10门，最少的为1门。由此可见，我省医学院校之间的医学人文课程设置不均衡，随意性较大。部分院校已经将医学人文课程列入必修课，但是仍有部分院校的医学人文课程至今空白。在这种缺乏医学人文情怀的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医学生将难以处理好个人与社会、同事以及患者之间的复杂关系，难以成为一名新时代的好医生。因此，在高等医学院校中加强医学人文课程教育刻不容缓，部分医学院校要转变教育观念，充分认识到医学人文课程在医学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到医学人文素养在医学生职业素质中的重要性。只有对医学人文课程有比较全面的认识，才能使医学人文课程在医学教育中发挥应有的作用。3.2人文课程设置结构不合理。本研究调查我省8所高等医学院校人文课程设置的情况，其中医学人文开设必修课最多的为5门，学时为104，占必修课总学时的3.86%，最少的为0门；选修课最多的为10门，学时为160，占选修课总学时的12.42%，最少的为2门，占选修课总学时的2.21%。8所院校中除1所院校开设5门医学人文必修课外，其余院校均在3门以下；除1所院校开设10门医学人文选修课外，其余院校均在4门以下。结果显示各校虽然都有开设医学人文课程，但是大部分院校的医学人文课程在医学生培养计划中占比并不高，而且开设的课程也主要以人文社会医学类为主，人文基本技能类占比较低。同时在教学方法上主要还是以课堂灌输为主，临床实践环节少，学生兴趣不浓，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考核方法以考试为主，学生容易形成为应付考试而强行记忆重点，而忽视知识的运用和能力的培养。因此，高等医学院校需要对医学生的教育培养结构进行改革，增加医学人文课程的比重，重视临床实践教学，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让学生明白作为新时代的医学生所应具有的职业道德素质及医学人文精神。3.3加强人文教育是社会和医学发展的需要。上世纪末，国外很多高等医学院校通过增加哲学、法学、伦理学、管理学以及艺术等人文课程来加强医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促进医学生人文素养的形成。自20世纪以来，我国的医学模式也已经逐渐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要求医生从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水平来防治疾病，以增进人类健康。医学生作为未来医学发展的中坚力量，不仅应该掌握现代化的预防和诊疗技术，更应该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但是，我国医学人文教育发展较晚，很多高等医学院校医学人文课程设置不理想，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水平与社会需要有一定的差距。因此，高校需要通过改革教育模式、完善课程体系、加强师资队伍、丰富教学内容、重视实践教学等方法来构建医学院校人文教育的教学结构体系，同时也需要通过高雅的文化氛围陶冶、广博的文化知识滋养和多彩的人生实践体验等举措来保障人文教育顺利进行。

医疗卫生行业最重要的职业精神就是人文精神，它是医学的灵魂。人文精神是医生的一种基本素养和精神依托。高等医学院校作为培养医学生的摇篮，要切实加强医学生职业道德和临床能力的培养。

[参考文献]

[1]郭斌，程怀志，王彩霞，等.某医科大学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现状与实践研究［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6，29（2）：333-336.

[2]黄秋妹，农秀琼，韦延芳，等.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认知度调查分析［J］.右江民族医学院学报，2015，37（4）：630-632.

[3]李茜茜，张莉，杨平，等.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现状调查与分析［J］.护理研究，2014，28（17）：2079-2080.

[4]刘杰，贺雪娇，邓爽.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现状调研及其分析［J］.医药卫生：全文版，2016（6）：160-161.

[5]宋顺喜，刘伟，刘彦娟，等.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现状调查［J］.中国继续医学教育，2016，8（4）：26-28.

[6]吴韬，吴晓菁，吴晔明，等.高等医学院校人文素质课程现状调查及分析［C］.第十七届中国医院管理学术年会论文集，2011：132-135.

[7]夏欧东，罗迎霞，郭利利，等.临床八年制医学生对人文素质教育需求的调查与分析［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2（6）：39-40，61.

哲学人生论文范文篇5

1.共同的教育目标。

2004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就明确指出，“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对于医学职业特点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即是以培养医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为中心，全面提高医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医学人文教育强调对生命的尊重，倡导人文关怀，提倡“关心病人比关心疾病本身更重要”。2001年7月，卫生部、教育部印发《中国医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医学研究与服务的对象是人，在医学教育过程中必须加强文、理、医渗透和多学科交叉融合，把医德与医术的培养结合起来，加强综合素质培养”。2010年1月，卫生部等六部门联合《关于加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强调“加强医德和职业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医学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医学人文教育的培养目标共同指向全面提升医学生的能力和素质，具有一定的共通性，而且思想政治理论能够有效的指导医学人文教育。

2.共同的师资队伍。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是全员育人，主体是全体教职工，医学人文教育方面的教师是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各门课程都具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负有育人职责。广大教师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率先垂范、言传身教，以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人格给大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大学生专业学习的各个环节，渗透到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各个方面。”正所谓“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医学人文教育也不仅仅由相关课程教师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为了增强实效性，也必须融入医学人文教育内容，贴近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客观上也在进行医学人文教育。当前，医学院校在思想政治专业和医学人文专业方面配备的师资数量不足，充分利用现有师资也成为现实需求，思想政治教育和医学人文教育的共通性也为师资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提供了前提条件。

二、思想政治教育与医学人文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和途径

1.建立知识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

师资水平是教学质量的关键。不同于综合性院校和文科类院校，医学院校师资力量偏重于医学专业，思想政治教育和医学人文教育相关教师在数量不足的情况下，还承担了大量的教学任务;师资培训和科研投入也明显不够，对于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高造成一定的影响。医学院校的特殊性让思想政治教育和医学人文教育师资的量和质都面临严峻考验。思想政治教育与医学人文教育的结合，对师资要求较高，但当前医学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基本属于思想政治、哲学、历史专业等文科专业，对医学相关知识了解不多，缺乏临床实践经验，不利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就要求加强师资培训，拓展教师视野，加强医学素养。特别是培育医学意识，科研活动围绕医学展开，从而提升医学素养、以研促教。同时，加强医学人文教师的思想政治培训，鼓励有医学教育背景的教师参与相关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更好的将思想政治教育和医学人文教育相融合。

2.完善课程体系。

课程建设是教学科研活动的关键，对思想政治和医学人文相关课程进行优化，能发挥课程整合效应。由于医学院校总学时很高，同时偏重于医学专业课程，医学人文相关课程呈现单一、学时少的特点。通过必修课、选修课和系列讲座等多维课程体系建设，可以加强医学人文的教学效果，同时拓展了思想政治理论课仅在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开设的不足。必修课可以开设: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哲学、医患沟通艺术等课程;选修课可以开设:医学社会学、医学史、医学法学等课程，同时邀请医疗卫生战线上的杰出代表和先进典型以“人文讲坛”的形式开设系列讲座。

3.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第一，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目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为了提升医学生的全面素质。这就要求我们深挖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医学人文教育相结合的素材，拓展教学内容，构建适宜的教学体系，从而摆脱理论性强，与现实和医学生实际较远的局面。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贯穿贴近医学生，在培育医学生政治素养的同时，更要提升医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第二，优化考核机制。考核机制是引导医学生学习的指挥棒。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的考核方式大多为纯粹依靠记忆知识点的闭卷考试或者以论文为主的考察方式，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也是教师不爱教、学生不爱学的主要原因。我们需要改变传统考核方式，转而导向考察理解和应用能力，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增加平时考核比重，除到勤外，发言、演讲、主题讨论会等都算入最终成绩，使学生能够主动参与课程，真心喜爱思想政治教育。第三，加强社会实践。突出社会实践的育人作用，医学生通过实践可以了解社会，接触病人，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将社会实践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学校教学计划和课程教学标准要求，合理增加实践教学课时，规定相应学分;创新实践教学形式，严格考核管理，确保实践教学落到实处，实现实践教学效果;丰富实践教学的内容和形式，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医院临床实践相结合，加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与医院合作建立大学生实习基地，开展“三下乡”、“进社区”医疗等医疗实践服务活动，举行“感恩!无语体师”活动、临终关怀服务、与艾滋病人零距离接触等活动。

4.改善外部环境。

哲学人生论文范文篇6

严复就是用中国人的观点看西方、学习西方的典型。严复的一系列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地震般的震动的译著，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而是亦译亦著，在翻译中注入自己的思想、见解。从解释方法上看，严复常常是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中去理解西方文化思想。例如《天演论》的序言就说：“及观西人名学，则见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乃推卷而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⑵这里严复就是用中国学人所熟悉的“格物致知”这样的名词，《易》、《春秋》这样的典籍去比附《天演论》。

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的几年发表了几篇介绍西方哲学思想的文章，把卢梭、培根、笛卡尔、康德、边沁等人的思想介绍给中国学界。梁启超对这些外国思想的介绍，基本上接承了严复的解释方法，就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看待西方哲学思想，尽可能用中国思想的术语去解释西方哲学内容，用中国思想家去附会西方的哲人，以此使熟悉中国文化的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比较大致认识西方哲人和西方思想。

说到培根的时候，梁启超这样解释：

“综论倍根（今译“培根”——引者）穷理之方法，不外两途：一曰物观。以格物为一切智慧之根源，凡对于天然自然界至寻常粗浅之事物，无一可以忽略。二曰心观。……朱子之释《大学》也，谓必使读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致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论精透圆满，不让倍根。但朱子虽然略言其理，然倍根乃能详言其法。倍根自言之而自实行之，朱子则虽言之，而其所下功夫，仍是心性空谈，倚虚而不征诸实。此所以格致新学不兴于中国而兴于欧西也。”⑶

在梁启超笔下，培根的“新工具”居然成为朱熹“格物致知”之法的深化和实化。梁启超用“穷理”解释培根方法，因为“穷理”这个词及其内涵自朱熹注《四书》被元朝定为科举考试的唯一参考书，便已经在中国知识人之中被广泛认识。以“穷理”释培根，中国读者无疑能够迅速在头脑中浮现二程朱熹的格物穷理学说，并以此去理解培根。梁启超用“穷理”解释培根方法论的更深刻的原因缘于比较哲学中的语言问题。语言是理解思想的最重要的工具，中外的语言差异导致翻译中一旦语言发生偏差，就会面目全非。梁启超立足于中国文化，在他的知识视野（包括他所掌握的词语，以及词语背后的思想）里，实在找不出什么词语比中国文化的核心词汇之一的“穷理”更能够阐释培根的思想，也就是说，培根的这种被梁启超称为“穷理”的思想，在中国固有思想中找不出完全相对应的思想，因此也找不出完全相对应的词语，在无法准确恰当地表述的时候，梁启超只能用附会的办法，也就是用中国文化大系中的“穷理”这个词去附会培根的那种意思。在比较哲学中，几乎一切思想移植的偏差和失误都来自词汇移植的错误。梁启超用“穷理”介绍培根思想，中国读者在阅读梁启超的文章的时候，他们看到“穷理”、“格物”这样的词汇，脑海里浮现的就是宋明理学的那一套知识论，紧跟着的是整个理学的基本框架，而这恰恰无法准确地理解培根的学说。人们在梁启超的语义环境中认识的培根，已经和真正的培根相差甚远。

梁启超在解释培根的时候，既然已经认定了培根学说是“穷理”学说，便自然可以和中国思想大系中的朱子“格物穷理”学说相比较。在这里“中国哲学”就在“比较哲学”的过程中凸现出来了：我们中国古代的朱子也有西方公认的哲学家培根的格物致知学说，这样，朱子的学说获得了“哲学”的合法性。然而，在梁启超的比较中，他认为朱熹、培根的不同，即在朱熹只是懂得格物穷理，培根还能详言其法，朱熹格物仍空谈心性，培根则能亲自实行。于是梁启超得出一个结论：“此所以格致之学不兴于中国而兴于欧西也。”这样，培根的实验论，居然成为朱熹格物致知论的深化，是朱熹抛弃心性空谈便可达到的科学方法。这样的结论在今天无疑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但其背后的思维逻辑却值得深思。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是两个关心的领域完全不同的系统，语言，作为一种思想载体和思维方式，承载着丰富的哲学内容。在中国文化中，“道”，“仁”、“天”、“理”等等专业术语都有其独特的思想含义，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思想家的体系中都有不同的含义。因此，在翻译中，这些词往往无法准确恰当地翻译为相应的外文。如果用这些术语去解释外国思想家的思想，偏差就会更大。同时，人们是用词语进行逻辑思考的，也就是说，逻辑思考只有以语言为载体才能得以进行。所以在中西语言翻译上一旦出现问题，词汇的力量就会把人的思维推向错误的道路并越走越远。例如梁启超一旦认定培根的实验哲学是“穷理”学说，在他的思维中培根学说立刻成为中国文化哲学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和朱子哲学探索着同一话题的一部分，因此他自然而然的把培根和朱熹放在一起，凭着语言的相通性用逻辑思维进行语言比较。梁启超对培根的解释，是把培根学说视为中国文化主题的一个内容。

梁启超在介绍西方哲学家的时候，同样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对西方哲学家进行中国式的评述。在讲到康德的时候，梁启超说：

“以康德比诸东方古哲，则其言空理也似释迦，其实行也似孔子，以空理贯实行也似王阳明。”⑷

我们可以看出，这里的叙述背后隐含着一种价值判断，是一种中（孔子、王阳明）西（康德）哲学对等的精神。这种对等精神与后来冯友兰写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中以孔子、孟子、荀子比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相比较便更加明显。冯友兰认为，“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苏格拉底之在西洋历史，孟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柏拉图之在西洋历史，其气象之高明元爽亦似之；荀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亚力士多德之在西洋历史，其气象之笃实沈博亦似之。”⑸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哲学的公认的鼻祖，冯友兰的比附，就是为了说明孔子、孟子、荀子的哲学地位，并证明中国也有西方所说的哲学。而这种论说背后的价值判断，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以中国思想、中国哲学家绳之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已经失去了和西方哲学对等的地位。而从梁启超的中国哲学立场到冯友兰的西方哲学立场的转变，主要是从胡适之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哲学史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以及一系列论文开始。

三、胡适之：站在西方文化立场解读中国哲学

从王国维到蔡元培都认为，只有深刻认识西方哲学，才能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王国维在1903年就预言：“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⑹而蔡元培则认为，对中国古代哲学史，“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就在于中国哲学是在西方哲学的观照、比较下出现的，如果没有西方的“哲学”的观念，及其相关的一系列内容，中国“哲学”就没有相应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因此，只有了解西方哲学是怎样的面貌，才能判定中国哲学的内容，以此构建中国哲学的学科体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要解释中国哲学便非得具备西方哲学素养不可。

胡适是被蔡元培称既于西方哲学史很有心得，又有兼治“汉学”功力的哲学史家。1919年2月胡适发表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成为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哲学史著作，一举创立了中国哲学史的学科体系。

与梁启超站在中国文化立场解释西方哲学相比较，胡适完全是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以西方的“哲学”观念为唯一准绳以剔取中国哲学史料，以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对这些典籍进行梳理解读。胡适的教育背景，主要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因此他也是以实用主义的眼光看待中国哲学史。当我们回头去看百年来中国人解释中国哲学史的经验，一方面，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为哲学史写作提供了一种经典范式，后来冯友兰的哲学史写作的大体范式主要还是来自胡适。蔡元培对这部哲学史做出了准确的评价：“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⑻另一方面，由胡适哲学史模式带出后来的一系列的哲学史，出现了很多问题和不足，这些问题可以在胡适的哲学史找到源头。我所着眼的是，在解释中国哲学的过程中，到了胡适这里如何实现从中国文化立场到西方文化立场的翻转，又带来什么样的负面效果，乃至今天仍在发生作用。

我们以《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庄子”一篇为例。在全书中这一篇最能体现胡适的哲学史研究方法，也最能暴露以西方哲学立场看待、裁剪中国思想的弊端。

“庄子”篇分为二章，第一章是“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第二章是“庄子的名学与人生哲学”。其中最为新鲜的是以生物进化论解释庄子哲学的第一章。

胡适之先生认为庄子中的“哲学”主要是生物进化论。《庄子·秋水篇》中有言：“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胡适认为“自化”二字，“是《庄子》生物进化论的大旨”。庄子说的“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更被胡适说成对生物进化的描述，胡适说：“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他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的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的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相禅’。”⑼接着，胡适又取《庄子·至乐篇》末章，附会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从产生“种子”到一层一层进化成最高等的人类。最后胡适还指出庄子的“进化论”的缺点，就是“《庄子》的进化论只认得被动的适合，却不去理会那更重要的自动的适合”，⑽所以不如达尔文的理论，而只是一种被动的、天然的进化论。

胡适对庄子的解读，让读者对庄子的印象，简直就是一个生物学家，并且和达尔文从事相同的工作，只是成就比不上达尔文。对胡适的这种解释方法，时人就已经多有批评。梁启超在为北京大学哲学社所作的题为《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演讲中就说：

“胡先生讲的庄子，我也不甚佩服。……《寓言篇》‘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这两句，章太炎先生拿佛家‘业力流注’的意义来解释，胡先生拿生物进化的意义来解释，我想还是章先生说得对。章先生的名著《齐物论释》用唯识解庄子，虽然有些比附太过，却是这个门庭里出来的东西；胡先生拿出唯物观的眼光看庄子，只怕全不是那回事了。”⑾

直到50年代，胡适检讨他以生物进化论比附庄子，结论居然是“真是辱没了《物种由来》那部不朽的大著作了”。对此，陈平原先生评论道：“适之先生为何不反省其‘辱没了’《庄子》这部同样不朽的大著作呢？须知先生治的是‘哲学史’而非‘生物史’，要道歉首先是面对庄子而非达尔文。”⑿由此可以看出，胡适以西方哲学标准裁剪中国思想一直没有改变。

然而我们应该追究的是，庄子在中国历史上提供的是一种出世哲学，庄子的人生哲学影响了中国文化史，而胡适为什么不讲庄子的典型的道家人生哲学，而把他和西方的生物学家达尔文联系起来，以和庄子思想风牛马不相及的生物进化论来解释庄子。

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以及后来的《先秦诸子进化论》等解释中国哲学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是完全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整理中国思想。在比较哲学的背景中，胡适通过他对西方哲学的定义、研究对象、领域的了解，把西方的整个哲学史模式搬到中国，把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统统套到这个体系中进行剔取、整理与评估。他以一个西方人的眼光看待中国哲学，把中国

哲学中一切他认为不符合西方“哲学”主题的内容全部剔除，而特别注重那些和西方哲学主题相似的内容。正是凭着对西方哲学的了解，胡适建立起了一个现代意义的哲学史写作的模式。正是由于胡适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哲学，看待庄子，庄子的大量思想的光辉都变得不再是“哲学”的，因此得不到哲学的整理和挖掘。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它们有各自的精彩之处，而“哲学史”的责任无疑就在于凸现历史上的哲人智慧与深刻思想。虽然哲学无论中西，固有其共通之处，但是东西哲学的着眼点精彩之处却不尽相同。如果没有把这两种哲学置于对等的地位，而是纯粹以西方哲学的观念为标准去裁剪中国哲学，那么，中国哲学的特性和精彩便会被哲学史排除出去。这样，一部中国哲学史，展现的不是中国哲人的思想精华，而是西方哲学主题在中国文化大系中的异域变种，从而把中国哲学变成西方哲学的一个特殊部分。余英时先生曾经这样批评现代学人诠释中国传统思想的不足：“现代中国学人用西方的概念和分析方式研究自己的思想传统时往往不免流为牵强附会和生搬硬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症结，便在于他们不但在语言和技术层面上接受了西方的概念和分析方式，而且不少人还毫不迟疑地视西方的理论和观点为具有普遍性的真理，可以用来直接诠释中国的思想传统。其典型的表现便是把中国传统看作材料而安置在西方的理论模式之中。”⒀胡适以进化论解读庄子，使人不禁想起古希腊神话中那个著名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的故事：恶魔普洛克路斯忒斯守在路边，把行人抓到他的床上，太长的就用斧子砍掉行人的脚，太短就把人拉长，总之就是不论死活，一定要把人弄得和床一样长度。在这里，胡适就是普洛克路斯忒斯，西方哲学概念是那张固定不易的床，而庄子哲学则是那个被抓到床上的可怜的路人。

哲学人生论文范文篇7

1.批判之风再起

中国思想理论界是在全国又一次“拨乱反正”的新情势下进入9O年代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思想理论上的“乱”与“正”,尽管在一定时期与一定政治思潮有某种联系,但它毕竟是学理范围内的事情,必须按照思想学术的规则在深入地探讨与争鸣中,去鉴别,去矫正,而且还需经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不然就会犯简单化的错误,影响学理的健康发展。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个突出的情况是,90年代最初的二三年间,一些占据有力地位的人,把某些比较敏感的学术问题政治化。并从政治的角度居高临下地开展批判。这一时期受冲击最大的有三个人∶李泽厚、刘再复、王蒙。批判的内容,是他们发表在80年代的有关专著和论文,主有李泽厚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美的历程》、《答问录》,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王蒙的《文学三元》(以及小说《坚硬的稀粥》)等。这些论著,在发表当时有的也有过不同意见,有些批评还相当尖锐,如陈涌等人对刘再复“文学主体论”的批评,但总体上还是在学术争鸣的氛围中进行的。然而同样的问题,进人90年代,骤然升级,本来正常的学术争鸣,一下子变成一边倒的政治性批判。

三人中又以李泽厚受力最猛。据有关统计,仅1990至1992年间即发表专题文章60多篇。50余万字,从哲学、美学、文学、政治等多角度进行批判。除此之外,还由有关部联合召开了两次专项会议,分别对他的“救亡压倒启蒙”、“新启蒙”、“西体中用”以及“主体性实践哲学”、“人类学本体论哲学”等理论主张进行集中批判。会议强调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还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广泛的领域加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和覆活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极为突出。⋯⋯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李泽厚及其著作为什么曾一度在我国走俏。也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我们今天为什么必须对李泽厚的政治、哲学观点开展严肃的,原则性的讨论和批评。”(见《文艺理论与批评》l991年第6期)可见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成为这次批判唯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对李泽厚的批判主要是在哲学界进行的。这里从略。

就文学界而言,首当其冲的是刘再复,不仅文章众多,而且抨击相当严厉。1990年11月,由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等十多个单位联合举办的专题“讨论会”,对他的“文学主体论”做出如下的判定:理论上,宣传主观唯心论、历史唯心论和抽象人性论。把抽象人道主义作为文学的旗帜。用“眼泪”文学来批判社会主义现实。政治上,“文学主体性”的呼唤,直接与资本主义道路联系了起来,根本否定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传统和成就,否定了以《讲话》为核心的文艺思想的历史贡献和理论价值。否定了“二为”方向,为“精英文艺”大造舆论;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有损党对文艺的领导和否定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不仅要消解和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明显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进行了直接的攻击和根本的否定。其影响,不仅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界的泛滥,而且酿成了文艺创作的大滑坡大倒退。并认为,刘再复从反对文艺领的“机械反映论”、“庸俗社会学”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发展到比较系统、全面地曲解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说,蔑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近些年来文艺学领域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的言论的变化轨迹。实际上是政治化学术,或打着学术旗号的政治,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1期)这一判定不仅集中表达了当时批判意见的基本观点,而且作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不容置疑的气势。对刘的“批评”还涉及他的散文创作。有一篇代表性的文章,题目是《“心史”唱出“杀伐之声”———评〈寻找的悲歌及其评论》。(同上刊,1992年第2期)作者得出结论:刘是一个“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与个人主义人生观的理论家”,他“逆历史潮流的追求”站在错误的营垒里摇旗呐喊。其心灵的异常孤独、寂寞、痛苦,其发誓要进行绝望的寻找,乃是咎由自取的没落的悲剧。这恐怕很难算是学理的批评。

王蒙的《文学三元》被指认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观的“怀疑与否定”,“对西方文学思潮的首肯与宣扬”,必将导致“文学本质的取消论”①他的《坚硬的稀粥》被说成是篇“影射现实的政治”,“政治倾向有严重错误的作品”。②不仅如此,直到90年代中期,他还受到全面“批评”。两篇典型的文章是刊登在《中流》上的《王蒙其人其事》和《文艺理论与批评》(l995年第4期)上的《有感于王蒙的处世哲学》(山城客)。这题目立刻让人想起“”中的大字报,不用看内容便可知道它的政治分量。

李泽厚,刘再复,王蒙,一个主要在哲学界,一个主要在理论批评界,一个主要在文学创作界,理论上互相支持呼应,确实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理论(也包括创作)自然也有不足与失误,完全可以批评与商榷,但正常情况下,应该主要在学术的范围中进行,并且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也允许被批评者有反批评的权利。然而上述的所谓“批评”却基本是在政治的层面并且依托于政治而进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面倒的政治性的批判。这种政治性的批判之所以能够重新盛行一时,是同一部分占据有力地位的“批评者”的思想认识有关的。这些人实际上对于新时期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修正和调整始终没有想通,他们认为不提“三论”(即“从属论”、“服务论”、“工具论”)是一种理论上的失误。这种思想,在新的“拨乱反正”中找到了适应的气候。

1990至1992年间,资深理论家陈涌接连发表《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手记》、《要恢复文艺思想的本来面目》、《与文艺》等三篇文章,③其中心问题,就是试图从理论上重新论证“文学———从根本上———是服从政治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他认为,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政治与意识形态之间,“是决定和被决定,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理论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有机部分,它必须“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关于文学应该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以及文学应该为无产阶级政冶服务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关于“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论述,关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的论述,是他“根据现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丰富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些理论至今并未“过时”,必须继续予以确认。这是一个“不能有任何模糊,任何模棱两可,任何折中调和”的“重大的原则问题”。与此相呼应,《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自1991年第5期起,开辟“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待文艺问题笔谈”,再度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西方文化的渗透和我们应有的对策”等问题进行阐述与探讨,要求“文艺应当帮助人民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基于上述理论,他们强调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我们正面临着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渗透和反渗透、颠覆和反颠覆的严峻斗争,意识形态领域是这场斗争的主战场。这些年来,阶级斗争问题被人为地“淡化”了。但事实上,国内外反动势力正“勾结起来”,对我国进行所谓“攻心战”、“思想战”、“宣传战”,那些口头上最热衷于“淡化”阶级意识的文化“精英”,却一直在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着阶级斗争,对于这种现象,如果缺乏清醒的头脑,丧失必要的警惕,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我们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要在批判中建设,在斗争中建设,对一些重要的文艺思想、理论问题,既不能简单地贴上阶级的标签,也不能放弃阶级分析的方法,不能不问姓“社”还是姓“资”。现在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需要“正本清源”,“任重道远,战斗未有穷期”,因此“必须长期不懈地进行顽强的韧性的战斗”,决不能“虎头蛇尾,半途而废”。④如此,为了完成“战斗”任务,集中而持续的批判便不可避免。

对于这种批判,学界是有不同意见的,但一直得不到发表的机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学术气氛开始活跃,10月赵士林主编的《防“左”备忘录》一书出版。该书收入了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对上述现象进行批评的文章,主编在“前言”中称,这一时期出现了“全方位”的“‘左’倾回潮”。对此,《文艺理论与批评》立即刊登文章予以反击,指认该书正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回潮”。很快文坛又归于寂寞。不过,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对文艺工作还是保持着积极慎重态度的。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央立即提出了“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的方针;同时依据历史的经验指出,在整顿中必须注意把学术行为与政治行为加以区别。1990年元旦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人即会见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及全国话剧戏曲创作座谈会的代表。之后,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发表题为《繁荣文艺必须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讲话。讲话共四个部分:一、充分发挥文艺对稳定社会和鼓舞人民的作用;二、大力弘扬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三、积极借鉴一切对我有用的外来文化,着力讴歌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四、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造成重视民族文化的舆论环境。他重申要贯彻“双百”方针,并具体指出,“一要开展同志式的讨论。二要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三要把握好‘二为’和‘双百’的辩证关系。四要尊重艺术的特点和规律。领导者应和文艺工作者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防止简单粗暴地对待文艺家的艺术创造”。他特别强调:贯彻‘双百’方针,“就要求我们努力为文艺工作者创造一个民主、和谐、团结、奋进的环境。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和贯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繁荣兴旺,生气勃勃;什么时候放弃或背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枯萎凋零,冷冷清清。十年动乱中,十亿人民八个戏的历史教训,必须牢牢记取。”(见《人民日报》1990年1月12日)还有,当王蒙正被某些报刊点名批判的时候,一次由等中央领导人出席的元宵节接见会,一如既往地邀请他参加。李泽厚域外访学,也照样进出自由。所有这些,都明确地体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积极态度。虽然,这种态度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有力的贯彻,但它确实使得火药味很浓的政治性批判未能造成对文艺更为严重的伤害。从而在后来(特别是1992年之后)得以实现艰难的调整与发展。

2.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

对于一门学科学术史的研究,不仅是该门学科整体构成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而且体现着它的深入与成熟。正因为这样,早在80年代中期,全国文学学科规划小组在审议国家七五科研课题时即提出了这一问题。当时认为,首先有必要通过对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等一些近现代文学研究大家的个案剖析,探讨他们在借鉴西学和继承与发展传统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利今后研究的健康发展。并确定了由王瑶教授承担这一课题。其研究成果已经出版,即《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一书。但实在地说,关于学术史研究,80年代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普遍注意。这是因为,那时的学者们大都怀有一种强烈的报国情怀,孜孜以求的是自己的研究能更直接地为中国的现实改革与文化复兴贡献一份力量。这种热情一方面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悠久的爱国传统,同时也自然地使学术带有较多的功利感情色彩和浮躁气息,在学理探究上显得不够严谨与深沉。这其实是并不利于真正的学术建设的。但是在政治热情高涨的境况下,人们对此却无暇去进行反思。90年代初的一阵批判,促使学界冷静下来,重新清理思想,调整思路,寻找自己真实的位置。结果之一,就是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这一开拓,由于临近世纪末而进一步得到加强,以至成为90年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时尚。

有人将90年代初期的学界称为“学思不兴”的“冷冻”期。在这个时期,许多富于学术眼光和责任意识的学者,定下神来,收视返听,重读历史,如同发现了新的宝藏一样,“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晚清,关注起那一段长期被冷落了的学术与思想遗产。或许是此时此地的情境,使之产生了与彼时彼地互相沟通的“灵犀”吧,他们忽然都从那里感悟到一种有力的启发和鼓舞。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这样写道:“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辱,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路,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国学大师丛书·总序》)陈四益先生进一步说:“这一时期的杰出学者,大都是忧国忧民之士,推动他们辨章学术的,是救国拯民的动机。他们的眼界由于吸收了外来文化而大大开阔了,这样才能重估旧学,融会新知,成就一代新的学术风貌。他们在学术上虽然各有成就,但由于所走的道路不同⋯⋯可供人们咀嚼回味的东西正多”。⑤于是人们开始认真地“咀嚼回味”起来。最先显示这一征候的标示有两项。一项是《国学大师丛书》的策划与出版。一项是《学人》杂志的创刊。《国学大师丛书》策划于1990年,启动于1991年,l992年开始出版,现已问世28册。传主包括廖平、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熊十力、欧阳竟无、蔡元培、刘师培、汤用彤、胡适、钱穆、冯友兰、鲁迅、林语堂、郭沫若、顾颉刚、贺麟等等,都是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想史上的显赫人物。这些人,“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尽管所遵循的学术思想路向以及所经历的人生遭际不同,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奋斗做出了突出的成就,或开现代风气之先,或首创新型范式,而独成一家。在他们的学术思想历程中,两个共同的不可回避的问题:一个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一个是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而这两个问题,不仅是影响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学术)建设命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今天继续需要认真探讨和正确处理的一个问题。有鉴于此,今天人们用大师评传的形式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确如陈平原教授所说:“必有深意在。”这种“深意”,从消极意义上讲,是借对逝者的追思,浇今人心中之块垒;从积极意义上讲,是通过对现代中国学术进程的清理和反思,从民族学术内部寻找有价值的经验与教训,从而为新一代学人确立“跨世纪的文化选择”,“继往开来”,提供一种真切的历史镜鉴。这项工程首先由出版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发起和推动,很快得到学界的大力支持,由目前还健在的当代学术重镇如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周一良、殷法鲁、庞朴等出任顾问,又由亲历学术风云造诣颇深的中青年学者(主要是以后培养的研究生)担纲主撰,可以说是出版界与学界联手,老中青学人共同的创举。这个事实本身即说明此项选题深沉的时代内涵。正因为如此,作品一上市便大受欢迎,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一时间国人争相传阅,一读为快。

《学人》是以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青年学人为主体的同仁刊物,1991年正式开张。该刊第一辑便推出这批学人关于学术史研究的一组笔谈。这表明,他们在经历了一阵热烈的政治呼唤之后,已经冷静,决心更加脚踏实地地面对现实,面对学术,并且首先从重审本民族学术史开始。陈平原在该期《学术史研究随感》一文中表达的意见具有代表性。他说,学术史研究“既是一项研究计划,更是一种自我训练”,因为“在探讨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得失时,其实也是在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并确定自己的学术路向”。他选择的结果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⑥在这样的选择和坚持中,他一面开设中国学术史的课程,一面奋力读书研究,于1998年出版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该书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努力探源中国学术之“根”,用心感受并积极阐释中华民族的优秀学术传统。这批学人中葛兆光、汪晖等人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葛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汪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观念史与社会史的结合)研究成果,都能注意资料的详博,力避空泛,观念方法上多有开拓创新之处,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关注。著名现代文学研究家樊骏认为,汪晖一向关注重要概念尤其是核心概念的历史演变,和它们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用法不同含义。他的将“观念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的研究,旨在辨析这些核心概念从西方传入中国后的实际演变和确切内涵。这个工作,对于准确地深入地认识判断中国文学、思想、社会的现代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⑦《国学大师丛书》的编辑、发行,《学人》集刊的出版,推动了学术史研究的进程。此后,这一研究从各个层面全线展开,表现为如下特点∶首先是时域拉长了———从近现代直到当代新时期,即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涵盖了百年学术史。其次,视界更为开阔系统———举凡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如当代文学研究、近现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等等,都在其内。其三,大、中、小项目齐上,方式灵活多样———有的以国家重点项目,集众多精英分工合作,总揽百年学术史的回顾、清理与探讨;有的与出版社合作,另行组织队伍,分科进行百年学术史总结;有的以个人的力量,就某一

学科分阶段或分专题进行检视与反思;有的以理论思潮为中心,有的以主要观念、范畴的演变为中心,有的以人物为中心,有的以某一学派为中心;有的重在学术史实的梳理评述,有的更关注深层思想文化原因和学术发展内在规律的探寻,如此等等。各有所长。现已经出版的主要成果,除上述提到者外,尚有:《学术史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走出拟古时代》(李学勤),《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朱维铮),《清园论学集》(王元化),《释古与清华学派》(徐藻耕),《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周勋初),《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张海明),《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黄修己),《新潮学案》(夏中义)等丛书、论著,以及更多的专题论文,如聂振斌《试论百年中国美学》,刘纲纪《略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美学》,钱中文《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王元骧《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高楠《中国文艺学的世纪转换》,庄锡华《人性,人道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杜卫《世纪回眸: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文学审美论》,《从反映论到审美反映论的发展和意义》,宋剑华《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性质与特征》,胡晓明《二十世纪中国诗学研究的五个传统》,罗宗强等《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朱立元《反映论文艺观崛起的文化反思》,赖大仁《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转型与探索》,汤学智《影响未来的历史性变革———新时期文学深层透视》、《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述评》,朱寨《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评价问题》,李怡《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支克坚《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上、下),陈伯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学之检讨》,樊骏《关于学术史编选原则的思考》,陈思和《20世纪文学史编写的三种对象和三个层面》,朱寿桐《论文学史热中的现代文学史观》,葛红兵《文学史学引论》,王岳川《20世纪西方文论思潮的反思》等等。同时,《民国学术经典》(东方出版社),《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包括文史哲各界卓有成就的老一辈学者的学术自选集系列,以及新近问世的《跨世纪学人文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也都是具有学术史价值的重要的文献,同样可以视为这一时期学术史研究的一种成果。

就目前所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文学研究百年学术史”的全国重点科研项目,是属于多学科总体回顾的大型项目。他们力图以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视野和学术眼光,对百年学术史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检视与探究,着意寻求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学术演进的真实历史轨迹、独特规律和对于未来发展切实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其中的“文艺学学术史”为例,为了更好地从中国学术自身揭示文艺学走向“现代”的曲折复杂历程,以著名文艺理论家杜书瀛为首的课题组,经过多次研讨,在与“文艺学史”和“文艺学思想史”的比较中,确认了“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即:“文艺学的学术活动的运行过程,历史内容和发展规律”;进而确立了“长时段,大视野”,“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研究方略,即无论着重探讨近代、现代还是当代的学术史,都必须把它置于近代以来百年中国社会文化演进的整体背景之中进行观察、考量,将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与相关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文化氛围一并纳入研究视野。现在已经有了初步成果,个别片段已有发表,如杜书瀛对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回顾的文章,孟繁华关于文艺思想的重新探讨等。⑧杜文认为,新时期20年来,中国文艺学在基本观点、哲学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学术命题、研究范式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深刻的变化,并对“拨乱反正”的意义与局限,认识论文艺学的功与过,接受西方现代文艺学资源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文艺学发展由“内转”而“外突”的总体趋势,进行了深入的评析。孟文则将文艺思想及其内部结构,置放在纵横交错的国内外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上,进行学理探讨,从而更冷静地论述了它的贡献、局限与内在矛盾。从这些文章的学术视野和所触及的深度看,人们有理由对这部学术史著作(多卷本)寄予较高的期望。据悉,上海徐中玉等几位著名教授也正主持编纂同类著作,但在体制上别出心裁,采用辞书结构,将以精心设计和组织撰写的自成体系的词条,实现百年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这两部大书,目标一致,又在结构功能上呈异态互补之势。必将受到后人的重视。发生在世纪末的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热潮,其重头成果也许要到下个世纪初方能问世。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确实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使中国知识界的大多数,在下面一些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首先,由于百年来的特珠国情,中国学术在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始终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并且常常受到政治的强行干预,而实践证明,政治的干预往往对学术造成伤害。故欲求学术的健康发展,必须确实创建一个宽松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在这个基础上,其次,要确认学术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必须从民族学术自身内部去探求其走向“现代”的可行之路,为此学术必须自立,学者必须回到学术。而真正“自立”的学术,决不会只有一种声音。因此,其三,必须言行一致地贯彻“双百”方针,鼓励“百家争鸣”。只有真正形成众多在理论上自成一体的“家”,中国学术才能在中西文论的冲撞、融和中,树立起自己的“现代”形象。百年的经验教训,足可以让我们聪明起来了。如果真能记取历史的教训,那么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现代学术领域的一项空白,使之形成更为完备的理论生态机制,从而逐步走向成熟,也必将为下一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正是中国学人所热切盼望的。

3.“中国特色”研究得到强化

80年代的文艺理论批评，与此前的30年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期相比，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的确有了深刻的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的具有一定突破性的论著，但如果从时代的和世界的眼光来看，又的确如季羡林教授所说，“在近现代没有一个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东方文论·序》）。在整个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批评领域，还听不到中国独立的理论声音。（注：美国著名学者亚伯拉姆斯在谈到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时，曾列出20种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论潮流和主义，均与中国无缘。参见黄维梁《〈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这种状况，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无论有何种现实原因，都不能不是一个深深的遗憾。于是90年代，在新一轮的反思中，“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问题，被提到特别突出的地位。

自然，这个问题的提出并非始于90年代。还在50年代中期就有人指出：“近几年来，有许多人用教条主义的方式去学习苏联的文艺理论，而不顾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实际”，因此不能“成为中国的花朵”。（注：见应杰、安伦：《整理和研究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遗产》，《新建设》1957年第8期。）对教条主义的批评，激发和强化了民族主体精神与创造意识。在此基础上，周扬于50年代末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命题。此后乃有蔡仪和以群分别主编的《文学概论》和《文学的基本原理》。这两部著作虽然在质量和影响上居当时同类著作之首，在与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实际的结合上有所进步，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仍未能从体系上摆脱苏式理论的影响，完成质的突破。如此，当80年代有了相对宽松的时代条件之后，问题便自然地再一次提上日程，尤其80年代后期，讨论渐趋热烈，并产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新成果，然就学界整体而论，那时还处在急于借鉴模仿的兴奋与浮躁之中，还不能更集中更踏实地就“中国特色”问题进行多方位的研究与探讨。这只能是90年代的事情。这一时期虽然失却了80年代的轰轰烈烈，但有关学者的精神更为集中，研究更为扎实。

什么是“中国特色”？目前学界仍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强调“民族性”，有的强调“社会主义”性，“马克思主义”性，也有的强调二者的结合，可谓众说纷纭。在我看来，所谓“中国特色”，归根到底，就是指由中国学者所创建的具有独立品格的理论系统，关键是要有属于自己的理论声音。这种理论应该具有原创性、体系性和普适性。所谓普适性，即是理论的先进性、超越性，它产生于中国，又有能量的强势，具有向外的辐射力，能在不同的民族地区进行传播，发生影响，获得世界性的认可。当世界学界谈起某一理论，共同指认它来自中国时，这一理论自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反之，如果达不到这样的理论境界，而只是自我标榜有“中国特色”，那恐怕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依照这种观点，我认为90年代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建设性探讨，主要表现为三种路向。

一路寻求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造性发展。

这实际上也就是中国文论现代传统继承、扬弃和重建的路向。在这个方向上，有两支人马在奋力前行。一支沿传统文论体系整体改造的目标推进，如钱中文，王元骧等。他们在80年代已经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成果，90年代继续锲而不舍地努力。但由于问题难度甚大，未能取得更大的突破性的进展。他们所进行的主要工作，是对新时期乃至20世纪中国文论研究的回顾和总结，目的在于更好地探寻前行之路。

钱中文的《世纪之争及其更新之途》，《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注：分见《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1996年第1期；1999年第2期；《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是几篇分量厚重的论文。他把中国20世纪文论的演进，放到本世纪世界文化和文论发展的大背景上进行纵横观察，比较，反思，高屋建瓴，发人深思。他认为，对20世纪中国文论进行反顾与前瞻，不能离开“现代性”这一理论问题。所谓“现代性”就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推动自身不断地走向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现代性的策动下，中国文学理论必然走向文学观念的多元化和哲学基础的多元化。有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只有不断更新，丰富自己，才能获得不可替代的位置。他强调，20世纪的中国文论经过百年流变，实际上形成三种传统，即：古代文论、现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今天，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必须要面对这三种文论传统，并给出科学的定位与选择。而这种选择，只能从现实的传统出发，以现代文论为主导，充分融和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否则又会中断传统。这将是一种在长远时间里不断生成，不断丰富，体现现代性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在谈到文学理论现代性时，他又特别指出，要有“充分的人文精神”，要树立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他说，“这是从近百年来文学理论痛苦演变中凸现出来的一个思考”。他的识见，的确包含了一个富有责任感的学者深沉乃至痛苦的历史思考。

王元骧的《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展的思考》，《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文学理论建设刍议》以及《艺术实践本性论纲》（注：分见《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高校理论战线》1998年第5期；《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等论文，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如何走向当代，以及作为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逻辑起点、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通过“世纪回眸”，在比较已经取得的成果（主要是80年代以来的新成果）的得失之后，他深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最关键的环节”，是要形成和确立正确的文学观念；这样的文学观念，应该到科学与人文两种学科的结合部去寻找；在内涵和功能上，它必须充分反映时代要求，民族文化精神，并有能力整合与同化已经积累起来的一切理论资源。遵循这样的思路，他在坚持认识论的基础上，引入实践范畴，提出了“艺术实践本性论”。试图以实践为中介，将知识论、认识论与人生论、价值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阐释文学的“人学”性质，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发展。另一支是更年轻一些的博士，如许明、郑元者等。他们的兴趣，暂时似乎更在于某种重要的研究领域和专题上，期望通过这些关键性问题的突破，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现展寻求契机。

许明是已故著名美学家蔡仪的学生。他的博士论文《美的认识结构》，完成于80年代，修订出版于1996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的一部“具有高层次研究水平”的论著。该书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美学的最基本的合理内核——客体思想，同时又广泛吸收近百年来西方多种美学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以哲学认识论——思维科学为方法论基础，以审美实践为出发点，整合客体、主体、动力、反应等因素，首次提出和论述了“审美思维结构”，并由此对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形成的逻辑过程，以及美感和性质等，进行了创造性的探讨，从而为认识论美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在长期踏步之后重现生机。许明认为，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首先要“重读马克思”。所谓重读，就是要恢复过去长期被误读和“弱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性”，“价值立场”，“人的解放”等重要内容，重新以“人”为核心，张扬那些与人道主义等相联系的价值资源，以回应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与危机。他的研究新著《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的起源》一书已经问世。其次，要关注现实。因为理论发展的契机，最终是要到现实中去寻找的，它的独特的内涵，应该来自时代的深处，来自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处，来自人性的深处，研究者只有融进这个现实之中去方能真实有效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为此，近年他主编并参与撰写了全面研究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问题报告》（丛书，20余种），《与总书记谈心》等很有影响的书籍，获益匪浅。第三，要有明确的理论目标。在环视世界理论思潮走向的基础上，他强调中国文论建设要“重返意识形态”（当然是开放的意识形态），要“建设新的人文精神”，即“以发展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方法论、社会观所构成的新的意识形态建构”，从而使文学更好地担负起帮助民族实现“人格重建”这个时代性的主题。他曾发表《人文理性的展望》，《当今文学理论发展的十个问题》（合作）等多篇重要论文，分别收入《轻拂那新理性的风》，《人文理性的展望》等文集。在我看来，上述三项，确实从理论本源，现实需求和未来方向的结合上，抓住了今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的关键所在。目前，他正投入心仪已久的《意识形态笔记》的写作。这将是他为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所进行的新的理论探索。

郑元者师从著名美学家蒋孔阳教授。他的博士论文题为《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已于1998年出版。关于艺术的起源，西方古今理论家曾经有过多种说法、多部论著，如劳动说、模仿说、游戏说、心灵表现说，《艺术起源》（格罗塞），《没有地址的信》（普列汉诺夫），《原始艺术美学》（简·布洛克）等等。这些著作与见解，虽然各成一体，但往往视角比较单一，带有比较明显的局限。郑著则积极开扩视野，将艺术起源分解为艺术何时发生／艺术如何发生／艺术何以发生三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互动层面，归结为一种规律性生成过程；同时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史前宗教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的有效理论和方法，既重实证考据，又有哲学思悟，在认识上突破了艺术起源“单数”论的传统见解，提出艺术起源于原初性的图腾观念以及它的特化形态的“复数”理论。其核心概念是“图腾观念特化说”，其理论展开为“图腾观念特化树”。有关专家认为，“这种自成体系的崭新的观点，使艺术起源问题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为美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注：参见蒋孔阳：《艺术起源学研究的新创获》，《复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他的努力方向，是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的学科体系。他认为，“要改变传统美学的诸多重大失误，当代人类学美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它是‘新美学’的前导”（注：见廖明君《艺术起源学研究与当代人类学美学的学科建设——郑元者访谈录》，《民族艺术》（南宁）1998年第2期。）正是为了探寻“新美学”，他“甘于清贫，甘于寂寞，坚守学术阵地”（蒋孔阳语）。近年来又完成和出版了《崇高之始》（已出），《当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人类学美学与21世纪中国经济文化战略》等新著。目前正继续进行艺术起源学研究，埋头撰写计划中的其它几部论著。他的研究显示了一代新学人严肃负责的学术追求。可以预计，在理论建设的道路上，他将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他的导师高兴地说：“在元者身上，我看到了我国的学术事业后继有人”。确实，在新一代博士中，正涌现出一批具有比较合理的知识结构，以及现代科学文化意识和思维方式的新型人才。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民族文化建设的希望。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还有一些文章值得注意，如《文艺社会：结合部与生长点》（周平远），《文学理论与文学世界》（吴元迈）等。（注：前文见《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后文参见《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面对现实融汇中西》（徐新建、阎嘉）一文。）周文认为，文艺社会学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和精髓，又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灵魂，现代文论的主流，西方文论的传统与新潮，也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强烈诉求和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文论／文化思潮，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和西方文论、马列文论中国化的结合部，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术生长点。吴文认为，20世纪以来，由于各门学科的独立发展及其相互渗透，文学边界内的“入侵者”越来越多，一方面文论变得越来越不像文论，另一方面文论关注的领域越来越广，与此同时却似乎偏偏不关注文学现实本身。今日文论的发展，固然需要与古今中外种种学说对话，但最重要的是进行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对话。惟有这样，文论才能发展，惟有以实践为基础的文论才可获得生命力。此外，朱立元《思考与探索——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结构》（专著，1991），《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民族化的思考——力求在哲学思维层次上融通》(1990)，狄其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当代形态》(1991)，周来祥《辩证思维方法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理论体系》(1992)，彭立勋《意识形态论与审美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建设的思考》(1992)，董学文《关于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1996)等也都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一路寻求中国传统（古代）文化的“现代转换”。

这种“转换”，与古代文论的一般研究（如历史研究、专题研究、范畴研究等）不同，它是以这类研究为前提，谋求其与现代文论的“接轨”；也不是仅仅将个别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移接到现代文论的系统上，而是要在对古代文论根本精神特征深入把握的基础上，将其生命内能激活，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自然地与现代文论融和，形成独具特色的新体系。这可能是中国学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但又确实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程。正如罗宗强所说，“借助于古代文论的‘话语转换’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必将遇到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或许正因其难，才更有吸引力。80年代后期，要求“转换”之声开始出现，进入90年代呼声日益高涨，到90年代末，以此为中心议题召开了全国性专门学术研讨会。同时，《文学评论》也为此开辟专栏，持续讨论达两年之久，一时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成为文坛热门话题。

尽管目前学界对于究竟如何实现这种转换，尚在讨论之中，实践这种转换的代表性著作暂时还无法产生，但这种呼唤本身却已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发生了积极、深刻的影响。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开始超越传统的“历史研究”、“阐释研究”，努力向古文论体系的深层和核心部位掘进。这种研究的端倪初现于80年代末期。主要有五种方向：一、发生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如赵沛霖《兴的起源——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1978)等。二、本体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的本质、特征、构成等基本理论问题。如栾勋《现象环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1988)，李泽厚《华夏美学》(1989)，潘知常《众妙之门》(1989)，于民《气化谐和》(1990)等。栾文潜入古代美学的肌理，第一次对古人思维路线（由“两端论”而“中和论”而“神秘论”）和古代哲学——美学思想总体结构（由“思想环”、“宇宙环”、“现象环”连环交错构成）作出独到的揭示；李著认为，华夏美学从礼乐传统和孔门仁学开始，以儒学为主，同时包括道、屈、禅，其基础是以性情为本体的“心理主义”，它既超越又内在，既是感性的又超越感性，形成独特的“审美的形而上学”；潘著以中国文化为背景，意在揭示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秘密；于著借中西思维文化的比较，提炼出“气化和谐”说，由此阐释中国古典美学的根本特征。三、文化学方向——主要从文化学角度探讨中国古典美学与相关文化的关系。如漆绪邦的《道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文论》(1988)指出，古文论中许多重要观念来源于道家思想，因此仅说“儒道互补”是不够的；张法的《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1989)着重从中国文化背景考察中国悲剧意识的性质、特征、类型及运行趋势。四、心理学方向——主要从心理学角度对古代文论作新的探讨。如皮朝纲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论纲》(1989)，以现代审美心理学为参照，提出文气、才力、个性、养气、积学、研阅等六个范畴，试图建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五、发展论方向——主要探讨古典美学近现展的内在机缘。如潘知常的《美的冲突》(1991)通过对近现代美学曲折进程的分析，旨在说明其最终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归宿的历史“必然”性。

进入90年代，研究进一步深入和扩展。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1991)，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1992)是继续总体探讨的两部论著。前者着重探析中国诗学的精神与原型，提出并论述了比兴、意境、弘道、养气、尚志五个核心范畴。后者则认为中国诗学体系主要由志、情、形、境、神五个范畴构成。栾勋《人学、美学、道学》(1996)一文，超越一般的文论层面，立足于哲学，美学的高度，指出中国传统的人学、美学、道学，实际上以“人学”为中心，而在深层次上它们之间又是相通的，因而主张研究古代文论应从“人学”处入手。党圣元《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1997)一文，对古代文论范畴的哲学基础，思辨特征，认知体性，传统文论范畴之知识类型，诠指方式，理论形态，以及它们的展开层次，相互结构关系乃至整个中国文论范畴体系的系统结构特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的《传统文论范畴体系之现代阐释及其方法论问题》(1998)一文认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其核心是范畴体系问题；这一范畴体系的基本结构是：以“道”为历史原点与逻辑起点（元范畴），根据天——地——人这一系统结构框架，依循气——人——文或物——心——文这一生成模式，由源到流，由体到用，由实到虚，由对立到统一，以范畴为基本单元，围绕着作为一种文化的或精神现象的文学艺术所涉及到的各个认知方面而具体展开，形成文源论、文体论、价值论、通变论、主体论、创作论、作品论、风格论、批评论等八个层面或曰理论专题，彼此之间的相互贯通，从而呈现出一种网状式的结构特征；而在“转化”过程中，又必须充分注意“视界融合”，“创造性阐释”以及“活化”问题，如此才能把握真谛，激活内能，自然地融入当代文论之中。毛宣国《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的重要选择》(1998)一文，重点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如何“沟通契合”，并从人的关注，思维方式，范畴融通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释。张海明的《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文学评论》1998·1）也循这一方向进行了探讨，强调在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建设中，古代文论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是民族文化的“根本”，欲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必须在以现代意识完成“价值重估”的基础上，实现“现代阐释”。蒲震元的《现代诠释与微观考辩——再谈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转型》（《文艺研究》1998·3）则主要探讨在实现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借鉴西方现代诠释学，扬长避短，为我所有，并逐步建立中国的当代诠释学理论。古风的《意境理论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中国社会科学》1998·3），专就“意境理论”的演进过程，探讨中国古代文论核心范畴“现代化”的路向：其一，以现代思想“重写”传统，并在传统内涵的基础上增殖和发展；其二，以现代西方文艺美学思想进行阐释，给传统注入外来血液，使其内涵产生重大变革。该文认为，意境现代化的最高理想是对意境范畴的重构，并对这种重构提出了设想。关于意境的系统研究有两本著作值得一提。一是蓝华增的《意境论》(1996)，一是蒲震元的《中国艺术意境论》(1995)。它们结合古今中外文艺作品的研究与评论，将“意境”提升为一个现代文论和美学的术语；尤其前著更受称道，被认为是意境理论现代化的“一个成功范例”。此外，余虹在《文史哲：中西叙事理论的内在旨趣与知识眼界》(1997)，《中西传统诗学的入诗方式及其历史性建构》(1997)等论文中，通过中西比较，对中国文论的入思方式，历史性建构以及叙事理论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地探讨。王齐洲的《中国文学观念的符号学探源》(1999)也以中西比较的开阔视野，从符号学的角度，详细讨论了中国文学观念发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文学观念所具有的原初意义，进一步揭示了中国文学观念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尽管这些探讨还只是初步的，但其攻坚的目标和力度，显然是前所未见的。

一路在继承的借鉴的基础上更注重独立的理论发现和创造。

在这一路向上可以举出杨义、叶舒宪、萧兵、蓝棣之、王一川等人。

杨义的长处在于对中国文学本体有比较扎实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他首先在现代小说史领域辛勤耕耘，以独具特色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立稳脚跟，进而由现代进入古代，在对大量古代作品的研读品评中，体味、追索中国文学的生命底蕴和民族特征。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中国叙事学》（注：见《杨义文存》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这部书与同期出版的叙事学理论著作不同，它不是对同类外国著作的综合性演绎，也不是对这类理论的创造性重构，如胡亚敏的《叙事学》，董小英的《叙事艺术逻辑引论》，罗纲的《叙事学导论》等。它是著者以西方叙事学理论为参照，用现代眼光（新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对我国古籍钩玄提要，梳理爬抉，细读精研之后的独立发现；第一次揭示了不同于西方叙事学的中国叙事的文化密码，即叙事与历史结合的源起，提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叙事中的不同表现原则，发掘了中国叙事智慧之特征。（参见该著附录专家推荐意见）这样的研究，由于集现代人类文化之光凝聚于中国文学的本体，阐幽发微，综合提炼，自成一体，因之既充分显示了中国叙事学的特色，又具备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虽然不能说该著已经完美无缺，但可以说，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进程中，这确实是一项重要的创获。

叶舒宪和萧兵是八九十年代很有实力的两位学者。在研究领域上，前者神话与理论兼长，一部《中国神话哲学》体现了他的这一特长；后者则专注于神话研究，尤其楚辞神话研究成就突出，出版《楚辞与神话》等多部著作，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世界的眼光，做中国的学问；在方法上，更注重文化人类学和中国乾嘉学派的积极价值。近年来，他们合作主持并参与撰写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将这一特点进一步贯注到对中国文化的深层探讨上，为了对古代文化更好地进行现代破译，他们一面积极引入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视界，一面努力继承和开掘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力求融汇中西古今，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理话语。他们的这种创造性追求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被称为“中国文化考据学派”。乐黛云认为，他们用现代的世界的眼光诠释中国文化，竭力使它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类共享的思想资源，这种努力代表着我们学术的方向和未来。（注：参见《文学人类学走向新世纪》所记乐黛云的发言，《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二期。）

蓝棣之曾师从著名现代文学史家，鲁迅研究家唐弢先生。读书期间思维即有些“怪异”。他借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抓住文学文本的某些特殊情节，便不顾一切地向作品的背后深钻细探，必欲挖出其深藏的“秘密”而后快。此后，一直沿着这一思维方向充实丰富，深化发展，终于形成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与众不同的研究成果。主要著作有《正统的与异端的》(1998)，《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1994)，《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1998)等。其中后者影响最大，是他的代表作。该书用独特的精神分析解读中国现代小说、戏剧，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别开洞天，令人耳目一新。他所注意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形式与技巧，而是从文本的“疑团”（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等）寻找其作者的“症候”，再由“症候”寻踪探源，所要揭示的是：作品说了什么，一个故事下面还有没有另一个故事，哪是作者想讲而没有讲出来的，哪是作家要掩饰的，哪是作家没意识到而无意之中流露出来的，还有，作家之所以要讲故事的无意识动因是什么？（注：参见《中华读书报》1999年5月19日9版，梁妍：《深入到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中去——蓝棣之谈文学的症候批评》。）这样，如多节火箭一样，节节推进，使探究超越作品的表层、外层空间，进入作家心理和文本结构的深层，进而由作家的无意识动因的分析深入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这部书并不是系统的理论建树，但其中贯穿着独立的理论观念，形成了当今理论批评界难能可贵的“一家之言”。有人称他为“症候分析学者”，他认为自己属于心理批评派，而心理批评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重要补充。

王一川是一位很有个性的青年学者。90年代以来，他以“修辞论”为中心课题，但不满足对他人理论的一般移植与借鉴，而是在中外相关理论的辨析比较中，寻找建构自己的理论系统。他认为，既有的认识论美学、语言论美学和感兴论美学都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前者往往为内容、思想而牺牲形式、语言；中者在执著于形式、语言或模型时，常常遗忘更根本的，为认识论美学所擅长的历史视界；后者则又忽视了语言论美学的优长。为了走出这种美学的困境，他主张“把认识论美学的内容分析的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的个体经验崇尚，语言论美学的语言中心立场和模型化主张这三者综合起来，相互倚重和补缺”。他认为，“这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修辞论境界；任何艺术都可以视为话语，而话语与文化语境具有互赖关系，这种互赖关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历史”。由此，他提出了与众不同的“修辞论美学”。（同名著作于1997年出版）这已不是一般的创造性借鉴，而是在借鉴基础上的一种独立创造，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提供了新的尝试。杜书瀛认为这是一种力图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起来的美学，力图建立一种既避免单一的“内部研究”的缺点，又避免单一的“外部研究”的缺点的美学。因此，是很有创见，也很有价值的。（注：参见《内转与外突——新时期文艺学再反思》，《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就目前来看，以上三种路向的研究，都还未能形成更多更有分量的“拳头产品”，但可喜的是都已有先行者在奋力拼搏。经过二十年——也可以说20世纪几辈学人艰难曲折的探索，终于看清了的学术道路，我想，富有光荣传统和聪明才智的中国学人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新一代学者和论著一定会涌现出来。

注释：

①见严昭柱:《论文学本质多元化的实质》,《文艺理论与批评》l991年第1期。

②见山人:《〈坚硬的稀粥〉,是一篇什么作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6期。

③三文依次见《文论月刊》1990年第1期,《中国文化报》1990年5月23曰,《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

④参见:贺敬之《关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几点意见》。《求是》1991年第5,6期,以及《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2,5,6期,《文艺报》1990年4月28日的有关文章。

⑤见《书外琐谈》,《中华读书报》l997年8月13日6版。

⑥见《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学者的人间情怀》第123页。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

哲学人生论文范文篇8

论文摘要：随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正呈现方兴未艾之势，简要分析了新随笔繁荣的原因，结合新随笔作品着重从题材分类、艺术风格、审美特征及思想内涵等方面，对新随笔的创作特征进行探索性论述。

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随笔至今尚无一个得到多数人认可的定义，但这并未妨碍随笔在黯淡多年之后重新焕发出夺目的光彩。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一股热热闹闹的“随笔”潮占据了各类报刊，蔚为壮观。面对这种悄然而至的“随笔”热，人们与二三十年代的随笔相对应。称之为“新随笔”。目前，与新随笔引人注目的创作实绩相比，随笔的理论建设却贫乏得几近空白。由于缺乏应有的理论关注和研究，使得新随笔这种比较特殊的文体在基本特征、创作特色、思想深度、创作意识、发展趋向等方面的论述多是片言只字，散见于创作谈一类的文字中，没有多少真正令人欣慰的理论成果。固然，理论常常是灰色的，随笔的创作者也会说“走自己的路，不被形形色色的规范设计所羁绊”；或者说“还不如索性让‘随笔精神’氤氲于混沌之中，不可捉摸又无所不在。时或从作者心底流露笔端的好”。但我们更有理由相信，真正的理论探讨，除却能帮助引导读者更好地“接受”新随笔之外，对随笔自身的创作和发展也是大有意义的。有鉴于此，本文作者拟就新随笔的创作特征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和评述。

首先，有必要对新随笔出现的社会背景和文学原因加以简要剖析。与新时期曾经出现的“诗歌热”、“报告文学热”等相类似。新随笔的兴旺既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也与随笔自身独特的文体特性密切相关。首先，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开放、宽容的环境基本消解了昔日那种“我花开罢百花杀”的大一统局面，社会空间能给不同的“声音”留出一席之地。正是在这种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宽容的文化氛围里，作家们找到了“自我”，不再担忧“我手写我口”的作品会异化为“吾丧吾”的证明。其次，由于当今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新现象开放带来的多元认识、多向思维增强了人们选择的迷惘和困惑。带来了认识判断的渴求。这样，随笔正好以其轻松平易而又睿智深刻的特点，承担起了引导人们思想开放之任，由于新随笔的创作队伍构成复杂。新随笔的文体特征尚在形成演变阶段，因此，要想完整、准确、全面地对新随笔的创作特征作出总结可能为时过早。但是，在对新随笔作品分析之后。我们认为新随笔已初步形成了以下四个方面的艺术特征。

首先，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大到社会变革、世象管窥，小到个人生存感慨、酸甜苦辣，都成为新随笔的“关怀”对象。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对此。新随笔敏锐地作出反应，并且以文化、哲学意义上的思考为其底蕴，对大变革大发展的社会存在迅速发言评判。对世态人心的升降沉浮以及现代人形而上的思想迷惘，形而下的生存困惑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思考。换种角度来看，这也是当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阶层关注社会、思考社会的一种独特方式。如果按照题材内容来归纳，新随笔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读书类随笔。由于新随笔的创作队伍主要是知识阶层人士，特别是人文类知识分子更是随笔创作的主要力量，而读书写作几乎是中国读书人展现自我精神世界的传统方式，所以，读书类随笔就自然构成了新随笔作品的重要部分。值得重视的是，这类大行其道的读书随笔已不再停留于传统的“读后感”模式，“读”常常只是作者表达自我情感和思想的起点，以阅读为契机来展现作者“自我”才是读书随笔的本质。如王蒙的(从‘话的力量’到‘不争论》，传达的是作者对历史的思考和认识，而周涛的《读(古诗源)记》，则以新的视角表达了对传统诗歌的阐释，对人生的理解，足以令人回味咀嚼。另外，近年来还有一些随笔名家由读书而写出的系列作品，如费振钟的“堕落时代”系列、丁帆的“江南士子悲歌录”系列和李国文的名人之死系列，都是既有文采，又有内涵的读书类随笔佳作。二是社会随笔。社会随笔以对各类社会现象的评说为主，如果说读书随笔的生成主要由于心灵和书本的碰撞契合，社会随笔则是世象万态在人们思想的海洋里激起的浪花。社会随笔的内容往往是大众都不陌生的现实话题，表达的是一种对缤纷的社会现象理论性的观察、机智的思考和个性化的见解。从吸烟禁烟到通货膨胀，从反贪倡廉到道德建设，上自国际风云，下到居家琐事，都是社会随笔述说的对象。由于社会随笔的内容贴近生活，也是普通百姓关注的话题，所以更受到大众的喜欢。如温铁军的《“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通过对“三农问题”进行历史的、理论的深刻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思考的话题。三是思想文化类随笔。有别于社会随笔直接关注“问题”，思想文化随笔则主要抒写当代社会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思考，更多地偏重于“形而上”的思辨。对此，三联书店《读书》的编辑们将其称之为“后学术”或学术性随笔，颇为传神和精当。思想文化随笔展现的是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呼唤和交流，反映着对人生、生命、理想和价值等重大问题的独立思考，因此，本质上思想文化随笔更近似于西方哲人帕斯卡尔等的“随想录”，从而更具有思想、文化价值和个性意义。如韩少功的《性而上的迷失》、叶秀山的《没有时尚的时代》及余秋雨的“山居笔记”系列作品等均是近年来思想文化随笔中的力作。需要指出的是，此类随笔主要展现的是作者的独立思考和个性见解，具有浓厚的学术性和思想性。譬如在《性而上的迷失》里，作者以文化人类学、哲学的眼光，对自古至今形形色色的性现象、性迷失进行了深刻透彻的解剖与辨析，表达了作者对“性”的形而上思考。四是生活随笔。生活随笔似随手拈来的抒情性散文，或记人，或写事，或抒写个人喜怒哀乐，常常从我们身边的生活小事入手，主要袒露人生的心灵，诉说生活的感慨。生活随笔的特点是以小见大，以情入理，浅入而深出，向读者毫不遮掩地展示那个现实生活中真正的“我”。唐达成《头发的悲喜剧)、王蒙(我的饮酒)和韩小惠(体验自卑》等便是生活随笔的成功之作。

其次，不求雕琢、自然天成是新随笔突出的风格特征。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序文中说：“意之所至，随即记录，因其先后，无复诠次，固目之日随笔”。新随笔尽管有其独特的审美特征，但这种“意之所至”的自然风格却未完全改变。当然，不求雕琢、随意自然决不意味信马由缰，随意而为，优秀的随笔离不开厚实的思想和文学修养，古人说：“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对于随笔的这种风格特征，日本作家石原正明也曾揭示道：“随笔是将所见所闻的事、所言所思的事随心所至而述下……然因其无修饰之故，能见作者的才华与气量，实为很有兴味的作品。”纵观近年来的新随笔作品，其我手写我心，有感而发，从心所欲，不蹈袭，不做作的创作特征可以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新随笔自然天成的特点除了表现在艺术形式方面外，还反映在思想内容上不受制于某些“条条框框”的约束，正如随笔名家舒展所指出的：“随笔的天敌是禁锢和做作，随笔的灵感源泉是自由与自然。”如张中行先生的随笔集《顺生论》，以娓娓道来的笔法，绵密自然的论证，条分缕析，推本溯源，运用自己厚实的人生经验和丰富的人文知识，给读者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教科书式”的人生见解，既没有虚张声势，也绝无教条色彩，从文风到意蕴都充满了自然和率性，开人眼界，启人胸襟。与随意自然的风格相伴，新随笔作品也充分展露了作者的性情和写作风格，真正可谓文如其人，绝少干人一面现象。如汪曾祺的平实自然、张中行的严谨古朴、周涛的雄浑崇高、舒展的大胆泼辣等等，既无掩饰，也无矫情做作，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作者完全的本色、真实、自然的灵魂，这也是新随笔所以受到读者厚爱的原因之一。

知性感性交融、理趣情趣并生是新随笔鲜明的审美感受特征。随笔的文体特点不易确定，但在仔细品评过新随笔作品后，我们便不难发现，知性感性交融、理趣情趣并生是成功的新随笔作品突出的审美感受特征，也是新随笔艺术魅力的奥秘之所在。余光中先生在分析散文的知性和感性时曾形象地描述道：“就像一面旗子，旗杆是知性，旗是感性。无杆之旗正如无旗之杆，都飘扬不起来。”其实，我们用这种比喻来说明新随笔的创作特征，也仍是颇为妥贴的。近年来，文学界一方面有人刻意追求“纯粹”散文，一味抒情，陷入感情的沼泽，媚而无骨；另一方面，一些散文以载道说教自居，矜博炫学，读来每每寡淡无味。在这种创作背景下，新随笔摒弃了上述偏颇之弊，达到了感性和知性的有机结合，取得了理趣和情趣的互不偏废效果。当然，在新随笔的具体作品中，感性和知性决不是人为的搭配、生硬的焊接，每篇文章到底是以感性抑或知性为重，还得取决于文章的内容和主旨。总体而论，多数随笔作品以理为重，以情济理；也有部分随笔作品以情为重，以理显情正是与这种重于知性而又不废感性的创作特征相一致，新随笔作品自然达到了既有理趣也不乏情趣的审美效果。当然，新随笔所表现出的丰富而深刻的“知性”(理)，往往不是依靠长篇大论，或学术论文般的逻辑、推理来加以揭示，而是在夹叙夹议中自然点出，完全是作者思想智慧的自然流露。同时，随笔中的“情趣”与诗歌、抒情散文所抒写的单纯情感也不相同，随笔的“情趣”每每和“理趣”相交融，它所抒发或蕴含的感情常常也不是直露的，而是经过升华或折射的，情难以割裂开理而独立存在。如周涛的《塔里木河》方方的《和平日子的恐惧》等就是新随笔中以情济理的佳作。另外，对于不同秉性的作者来说，其作品知性、感性的重心，情趣、理趣的追求也直接呈现了个性色彩。如周国平的随笔常显哲学的思考，而史铁生的随笔则展露的是人生的精神深处和心灵空间。公务员之家公务员之家

最后，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是新随笔的个性品格中越来越凸现和强化的创作特征。就篇幅而论，新随笔作品属于文学大军中的“小人物”。但是，由于适合于表达创作者“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或者说新随笔易于展现知识分子“精神自治”的特点，故而，一批学贯中西的专家学者也自觉地加入到了新随笔的创作队伍之中，加上当代文坛的一批中青年佼佼者，就使得新随笔创作较好地克服了自身的“小气”现象，不仅具有出神入化的文字功力、深厚的文化底蕴，更体现出了沧桑的生命感悟和独特的思想品格，成为一种“智者文学”。如金克木先生的《告别词》，面对日渐老去的生命，以智者的从容达观地吟唱了一曲挽歌。值得我们思考并学习的是这批前辈以耄耋之年，在信手拈来、直抒性灵的同时，却没有因对传统经旗烂熟于心所带来的陈腐之气，相反，作品中时时闪烁的是科学、理性的光芒，是对传统文化的反省和剖析。在他们的笔下，康德、罗素和孔子、老庄均是活灵活现可亲可敬的人物，绝无陈腐老朽气，只现老辣醇厚味，突出体现了新随笔的价值精髓和思想要义，这从张中行先生的《顺生论》等作品中能得到充分证明。

哲学人生论文范文篇9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对主体教育的研究已在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仍存在着重理论批判轻理论建设、某些命题的哲学色彩较浓、实验或实践的检验不够等问题。为了使主体教育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必须采取努力拓宽主体教育研究的视野、充分发挥主体教育实验的功能、大力倡导科学规范的行动研究等对策。

一、主体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主体教育的思想由来已久。例如，古代孔子的“启发性原则”和苏格拉底的“产婆术”，近代杜威的“儿童中心论”，便蕴涵着丰富的主体教育思想。但上述主体教育思想往往是零碎的，没有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

当代中国对主体教育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1年，顾明远提出了“学生既是教育的客体，又是教育的主体”的命题；1982年，在顾明远和黄济主编的中等师范学校教材《教育学》中，对“学生的主体性”这一命题列出专节加以讨论，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之后，从师生关系角度探讨学生主体性问题的文章日渐增多。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教育界开始在理论层面思考如何使儿童真正成为教育主体的问题。90年代以后，“重视教育的主体性”、“树立主体教育思想”、“建构主体教育哲学”等理论主张此消彼长。根据我们对中国学术期刊网的检索，从1994年到2005年，在标题中含有“主体教育”的文献为173篇。这一数据说明，主体教育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在新世纪继续得到研究者的关注。

二、主体教育研究的主要成果

综观国内已有的主体教育研究，可以发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5个方面：

(一)关于主体的内涵

“主体”概念源于哲学。从哲学的视角看，主体具有多重含义]：一指“实体”，即事物的属性、状态和作用的承担者；二指“物质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次要组成部分”相互对应；三指逻辑意义上的主体，即逻辑判断中的主语、主词；四指人，又包括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凡是人就是主体，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只有作为某种活动的发出者才是主体，并认为主体为认识者、实践者，客体为被认识者和实践的对象。从教育的视角看，主体教育理论的“主体”提法不一，有“主动”、“为主”、“中心”等多种含义，在内涵界定上尚无定论。关于主体教育的对象是人，国内学者普遍认同将主体教育理论中的“主体”定位在认识意义上的主体。如刘时诚认为，教育过程是一个认识过程或实践过程。主体教育视野中的主体主要包括两类：一是个体主体，二是群体主体。

(二)关于主体教育的分析框架

过去对主体教育的研究较为宽泛，缺乏明确的分析框架。为此，许多学者致力于建构主体教育的分析框架。如丁安廉提出，在主体教育的理论分析方面，应围绕“主体性概念的内涵和本质特征”、“建立主体性结构层次的理论依据”、“主体教育的目标”等内容，形成理论分析的基本框架j。裴娣娜等人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初步形成了主体教育理论构建的两个层面和三个基本体系。两个层面即教育视野中的两类主体，一是对人的主体性的构建；二是对群体(!校)的主体性的构建。通过这两个层面的构建，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充分的发展”以及“学校教育的现代化发展”这两个基本目标。三个基本体系指主体教育的理论体系、实践体系和制度体系。

(三)关于主体教育的理论基础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研究者更加重视从哲学层面探讨主体教育的理论基础问题。例如，王本陆指出，主体教育研究主要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学说与教学认识论为理论基础。主体性是全面发展的人的根本特征，是现代人应有的重要素质。马克思科学人性观的确立，为主体教育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建立在科学人生观基础之上的主体教育思想要求确立和提高人的主体地位，充分释放和发挥人的巨大能动作用。倡导主体性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发展人的主体性是现代教育的根本价值追求。我们的主体教育不但要使人掌握一定的知识与技能，也要使其在情感态度、价值观上始终保持人性的方向。主体教育理论研究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在教学中培养和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在这方面，教学认识论成为思考主体教育问题的有力武器。在教学活动中，学生学习人类社会历史经验，化人类文化资源为个人的精神财富，成为学习的主体。教学认识论在教学层面上解决了主体教育的活动模式问题，使主体性的培养有了主导途径。

(四)关于主体教育的实验研究

主体教育实验是在主体教育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以发挥和发展受教育者主体性为关键、以把学生培养成教育活动和自身发展的主体为宗旨的教育实验。主体教育实验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单因素主体教育实验，即对主体性的单个因素进行实验研究；二是多因素主体教育实验，即对主体性的多个因素进行实验研究。随着主体性研究的深入，主体教育实验也因其研究的科学性而受到国内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天津二师附小在历时5年的主体教育实验研究中，经历了前期准备、以学科教学为切人点的实验研究、“以人为本”的多层面探究这三个阶段，实验主要从教学组织形式的变革和教学过程的优化两个侧面为学生创设自：动的机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裴娣娜主持的主体教育实验经过十余年探索，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构建了学生主体性发展的指标体系；界定了主体教育的教学目标；提出了基本教学策略、新的教学组织形式、新的教学原则、主体性课堂教学评估的标准和激励性、期望性的主体教育评价机制等。

(五)关于主体教育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索

主体教育在经历了思想萌芽、理论建构、实验验证之后，逐渐步入微观的课堂教学实践探索阶段。课堂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阵地，因此探索主体教育的课堂教学模式受到一线教师的重视。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索实质上是主体教育实验的延伸，是理论见之于实践的产物。在这方面，陈晓提出的“主体性课堂教学的基本模式”颇为引人注目。所谓“主体性课堂教学的基本模式”，即理性认识和情感体验相结合，学生自主参与教学全过程，并在教师指导下，运用教材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和能力。此外，“还学生以主动权”、“让学生自主地学习”、“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等不同的命名，也都成为一线教师探索主体教育课堂教学模式的有力证据。

三、主体教研究存在的问题

(一)重理论批判，轻理论建设

主体教育理论是基于对传统教育(客体性教育)的批判而提m来的，因而对传统教育的批判是主体教育理论的逻辑起点。正是针对传统教育过分强调教师的权威作用，使学生处于被动、消极的客体地位，研究者才提出了“学生是教育过程的主体”这一命题。不破不立，把对传统教育弊端的批判放在教育改革的突出地位．。这种思路必须肯定；但改革的焦点不能始终停留在批判层次，而要更加注重主体教育的理论建设。理论建设的核心应当立足于现在和未来，考虑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主体，采取什么样的教育措施才能培养这样的主体。这个问题显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某些命题的哲学色彩较浓

主体教育理论的提出深受哲学界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以致在命题的表述上大多借用了哲学思维的成果。从教育研究的视角反思，必须对这种“哲学化倾向”进行教育学的改造，才能使主体教育的研究更加具有教育学的学科特点。目前有关主体教育命题方面的分歧，如“教育的主体性是否是教育的本质属性”，已经对主体教育理论的突破形成了阻碍。这些分歧只有通过拓宽主体教育理论研究的视野，从狭隘的哲学思辨中解放出来，适当吸收相近学科或交叉领域的有益思想，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三)实验或实践的检验不够

主体教育理论研究中提出的新概念、新命题，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教育理论。但仅仅有这些认识层面的变革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通过教育实验或实践的检验，才能确证理论思维的合理性与预见性，并有效地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当前在主体教育研究中普遍存在着“重目标、轻行动”的现象，即理论构想多，实验验证少；夸夸其谈多，付之实践少。就实验研究本身来看，亦存在着实验类型单一、实验的周期较短、实验的推广性不强等问题。此外在主体教育的研究中，鲜见科学、规范、理论研究者与实际工作者密切结合的行动研究成果，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四、深化主体教育研究的若干对策

(一)努力拓展主体教育研究的视野

在主体教育的理论研究中，无疑需从世界观和方法论角度发挥哲学思维的指导作用，但过多地借用哲学术语很容易使人产生“哲学化”的误解。因此，主体教育的理论研究视野必须向更多的领域拓展，如心理学领域、社会学领域、生态学领域，这样才能从相关学科的有关研究中得到启发和滋养，从而丰富、发展和完善主体教育理论。以心理学领域为例，从心理层面探讨主体的自我调节与激励机制，显然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在这方面，无论是班杜拉的自我调节理论，还是罗杰斯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想，都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充分发挥主体教育实验的功能

一般而言，主体教育的实验研究担负着探索、验证和推广的多重功能。在今后的实验研究中，除了要继续发挥探索性实验的基础作用外，还应更加重视验证型实验和推广性实验的独特地位。验证性实验对于检验已有理论的可靠性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推广性实验对于扩大理论的社会影响也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只有把探索性实验、验证型实验和推广性实验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备的实验体系，主体教育实验的多重功能才能得到有效发挥。

哲学人生论文范文篇10

“人文”二字，泛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在中国，“人文”一次最早出现于《易经》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天下”。人文在《易经》中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中国古代的人文，是指礼教文化，一方面强调内心修养，使人成为有德行有善心的人。另一方面强调掌握礼乐仪文、琴棋书画等文化艺术形式或技能。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认为“人文”指的是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行、理解力和批判力等理想的人性；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出现了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考。

现代学术界把人文精神定义为依靠社会学科的基础知识，结合生活实际，通过内心反省，感悟而形成的道德、情感、态度、价值观、自由、批判及超越精神。和对人生的的意义与价值的批判和思考。它是以对人生的价值的终极关怀和现实关切相结合为原则，以实现完整人性为基础，以全面而自由发展为目的的一种文化精神和生活方式，它对人的生存发展起着定向或定位的作用。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教育，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人性化的教育，是通过授予受教育者的历史知识，使其在认识自我世界，认识和适应社会，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能力和人文精神等方面得到发展，通过历史熏陶的与涵化，提高其自身修养与素质。学会做人。

二、中学历史教育中的人文精神

历史乃人文之本，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历史教学不但要传授知识，更要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使学生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稳定的心理素质、良好的人文素养以及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1、从人的角度重塑历史教学，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历史学是对人类既往生活的记载、认识，历史学蕴藏着丰富的人文精神。例如从“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的霍去病到“精忠报国”的岳飞，从“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等历史人物所表现的都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一种价值观和人生观，这正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历史教学中，我们提倡人文精神，学生通过学习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在思想上受到教育，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明确了为祖国勤奋学习的目的。[

2、通过悠久的文化遗产的教育提高人文素养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的国家。千百年来，这些丰富的遗产激励着每一位华夏儿女自强不息、奋勇前进，是我们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如中国古代的瓷器，通过对瓷器的学习，让学生了解精美的瓷器是我们民族的瑰宝，它能表现出各个历史时期的进程，反映每一个时期的时代特征。通过启发、诱导，可以提高学生的探究精神、审美能力，同时也增强了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如：唐代妇女多彩多变的服饰，处处显示出靓丽、浓艳的色彩，各种造型都很丰满，雍容之中显示着富庶，这些，无一不说明这一时期国家经济的繁荣，人民生活安康。唐代的服饰所呈现出的包容、开放、大气、进取的文化精神，是我们培养人文素养的宝贵财富。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历史之美，文化之美，使学生从内心确立其对真、善、美价值的追求，开阔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陶冶学生的人格情操，提高了学生的人文素养。

3、通过历史事件，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一部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创新勇于探索的历史。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无限创造的民族，在科技、文化等众多领域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历史上通过改革创新而带来了社会大治的史实举不胜举：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商鞅变法、北魏孝文帝改革、王安石变法、以及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为加强自己的统治，恢复和发展经济所采取的各种政治经济改革措施等。这些改革无一不表现出改革所具有的锐意创新、不墨守成规的改革精神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这些改革为国家政治上的清明、经济上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前提。

结束语：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创造和发明的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创新连绵不断。文学艺术、建筑、医学、天文历法、科技创造，尤其是四大发明无一不彰显着中华民族文化创新的灿烂辉煌。五千年的历史积淀，培育了中华民族丰厚的人文精神，但由于长期的应试教育体制的影响，这种丰厚的人文精神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扬。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今后应该更加努力地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升华教材知识，在历史教学中更加注重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

【参考文献】

［1］张凤飞论历史教育与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当代教育论坛2006.2.

［2］陈长华历史教育应弘扬人文精神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4.9.

［3］楼宇烈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夏毅辉试论孔子的人文关怀与人文精神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1.2

［5］袁英慧历史教学中的人文教育科教文汇2008.7

［6］余伟民历史教育与展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