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教育论文范文10篇

农民教育论文范文篇1

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在开展农民远程教育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经建设了比较完备的基础设施和丰富的教学资源，而且其管理体制比较完善、组织形式也比较有效。在互联网高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今天，发达国家的农民远程教育与培训已经进入了信息化、知识化、个性化阶段。注重发挥远程教育在农民教育培训中的作用，发达国家在农民职业教育和远程培训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为完善中国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培养现代职业农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国外农民远程教育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农业信息获取及处理、农业专家系统、模拟农业系统、农业决策支持系统、农业计算机网络等方面。农业信息化建设中所应用的远程设备技术主要包括计算机、信息存储和处理、通讯、网络、多媒体、人工智能、“3S”技术（即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信息系统RS）等，这些技术具有网络化、综合化和智能化特征。在过去的10年中，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网络建设和信息技术的应用，以及相关信息的采集和处理，农业专家系统，模拟农业系统，农业支持决策系统等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研究和应用。美国建立了国家、区域、州3级的国家农业信息系统，遥感信息的采集和处理得到了政府的重点支持。德国的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计算机科学研究和教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自动控制、计算机辅助决策系统、计算机仿真和建模技术、遥感技术、精确农业技术都位居世界前列。法国农业信息技术的研究和应用重点是实时监测技术，天气预报，病虫灾害预警，数字土壤和数据分析，农业生产、收获、储藏和加工等环节。日本信息和技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信息服务，使每个家庭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是它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1.1美国美国是最早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农业和农民培训的国家。随着美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计算机网络已经广泛接入到美国的农民家庭中，农民在互联网上就可以得到各类农业信息。在信息技术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美国政府在农业信息服务和培训方面，一直给予了足够的支持和重视。比如，在农闲季节广泛地在农村地区对农民进行各种系统化的农业培训，向农民讲授新的农业技术知识。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就出资建立了农村电话和视听教育电视台，通过这些基础设备大量的农业市场信息和技术信息，起到了推动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和搞活农业市场的作用。美国对农民的教育经费财年度达600亿，在2005年美国农业部就成立了专门为农村居民提供教育、培训和医疗服务的远程教育计划。美国的远程职业教育主要是由传统的大学组织实施，远程职业教育主要分布在“职业学院、私营企业机构和以国防部为主”的政府机构中，并出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1.2英国英国是实施农村远程教育比较成熟的国家。在英国，通过政府、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农业培训机构相结合方式实施农村远程教育，运用职业教育、普通教育、成人教育和其他形式的培训教育，大学、研究和咨询机构的辅助，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教育培训水平。目前，英国农业劳动者的30%每年都会参加各种不同类型的农业培训。

1.3韩国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开展了农村远程教育和农民培训，韩国特别注重信息技术与农民教育相结合。比如，利用远程信息咨询系统来对农民进行远程培训，采用先进的摄像机和无线通信设备进行现场演示教学，通过互联网会议系统实现农村远程教育等等。农民可以在家里接受各方面农业技术的培训和教育。每年12月，韩国的种田能手还能通过网上会议系统参加农业新技术的讨论。到2004年底，韩国农民网上会议系统已经发展了70个地点，在韩国农村地区的计算机普及率从1997年的18.7%，提高到的47%。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的农民远程教育培训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实践，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管理体制、完善的法律保障、有效的组织形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发展中国家开展农村远程教育培训虽然不及发达国家，但是也有自身的发展特点，结合自身优势，发展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大力发展远程教育培训来促进本国的农业现代化。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信息技术相对落后，国家虽然为农民建设了提供农业信息、电子商务、广告宣传等服务的金农网，但借助网络对农民进行远程教育和培训在中国则是刚刚起步，借鉴发达国家农民远程教育培训的经验，加强农民远程教育网络基础建设，使农业技术有效通过网络传播，通过网络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2中国农村网民发展现状及农民远程教育回顾

2.1中国农村网民及上网现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实施了“村村通”，“金农工程”和“农村科技110”等一系列惠农信息工程，遥感数据获取，专家系统，信息网络系统，设施农业，气象灾害预防、监测和预警技术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根据2014年1月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2013年CNNIC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5358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5.8%，较2012年底提升3.7个百分点。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较2012年底增加8009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提升至81.0%。中国网民中农村人口占比28.6%，规模达1.77亿，相比2012年增长2101万人。2013年农村网民规模的增长速度为13.5%，城镇网民规模的增长速度为8.0%，城乡网民规模的差距继续缩小。2014年东北师范大学“梦想·行动”寒假社会实践之“农村地区计算机普及情况调查”，对安徽省、河南省和吉林省的4个县200户农家进行了入户访谈。调查显示，计算机普及率为32%。由此可以得出，目前中国农村手机的普及率为90%以上，计算机的普及率在32%以上。

2.2中国农村远程教育现状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以农业广播电视大学、农业职业院校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为主要依托，广泛吸收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和民间组织参加，从中央到省、地、县、乡村，相互衔接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但是，农民教育培训仍存在规模小、投入不足、制度和法律保障滞后等困难和问题。据测算，中国农业劳动力2.46亿人，目前每年能够接受系统培训只有100万人左右。

2.3目前中国农村人力资源现状中国农村人力资源现状是，有知识的农村青壮年走向了城市，融入了城市。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人员数量急剧减少，40岁以上为主体，农村劳动力的短缺，劳动者素质低[27]。

2.4农村远程教育研究现状中国农村远程教育培训研究，主要涉及到培训的特点、培训体系、农民培训、技能培训、绩效培训和网络远程培训等研究。其中大部分停留在理论上的论述和对培训的特点等进行总结，对培训系统的设计和开发研究则研究相对较少。农村远程教育培训又包括对农村中小学学生的远程培训和对农村农民群众的远程培训，并且在文献研究中发现更多的是偏向于对中小学的研究，对农民的远程培训研究相对薄弱。在中国发达地区的一些省市已经建立起了农村远程教育网站，比较典型的有中国农村远程教育网、安徽省农村远程教育网、上海农村远程教育网和北京农村远程教育网等等，如表1所示。通过研究这些网站，他们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功能，有农民教育动态、政策法规、技能培训、网络教育、国际合作、技术推广服务、在线学习系统、视频点播、视频直播和课件下载等栏目。但是总体表现为利用率不高，缺乏交互性。

3构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体系，搭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平台

目前，中国远程教育主要由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各级广播电视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来承担。这些教育机构在利用信息技术对农民开展远程教育方面，构建了行之有效的培训模式，例如，以网络为平台构建的“政府—学校——企业”三位一体培训模式、“音像教材”+“专家现场指导示范”模式、现代远程教育模式、“培训网站”+“示范户”推动模式等，这些模式尽管还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但在实践中己经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任务国家已经明确的交给了中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有必要借鉴国内外远程教育的经验，搭建中等职业学校与所在区域农村相互联系的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平台。中等职业学校搭建远程职业农民教育平台，是新型职业农民的学制特点和修业年限的需要。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招生对象是“年龄一般在50岁以下，初中毕业以上学历（或具有同等学力），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服务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等领域工作的务农农民以及农村新增劳动力。招生重点是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农民合作社负责人、农村经纪人、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农业社会化服务人员和农村基层干部等”人员。学制是“新型职业农民中等职业教育实行弹性学制，有效学习年限为2~6年，允许学生采用半农半读、农学交替等方式，分阶段完成学业”。年龄50岁以下的农民，学习目标明确，学习能力不高，能吃苦。

但农忙季节时间紧，家庭负担重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这时有些课程采用网络平台远程学习，远程与教师交互，在网上与教师和学生之间探讨，在网上与学校教务系统沟通完成学业，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效果，具有实用价值。中职学校搭建远程职业农民教育平台，是落实《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的需要。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学习方式是集中学习与分散学习相结合。中职学校搭建远程职业农民教育平台，可以在集中学习的时候采用信息化教学手段，将分组讨论、案例教学的内容放在平台上，利用网络进行在线讨论、在线案例教学，使学生掌握使用平台的方法。在分散学习的时候，可以将教学内容放置在网络平台，学生根据教学要求和自身学习实际，在网上远程学习，教师可以通过平台进行在线、离线指导、辅导和答疑。中职学校搭建远程职业农民教育平台，是解决当前农村信息化建设中存在问题的需要。农村信息化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大部分农民信息化意识淡薄，有效利用信息的能力不强，信息结构不合理，基本是单向传递，局限于把信息传递级到农民手中，不能把农民的信息反馈回来。信息资源整合不足、平台承载能力有限，基层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农业信息化已成为国家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信息化促进农业科技在农村的推广普及。提高了农民素质，加快了农业产业化进程。中职学校搭建远程职业农民教育平台，是利用已有的网络资源，开展远程教学服务，完善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建设的需要。职业教育本来就包括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在这两方面已经做的很好，取得了一定成绩。

如笔者所在的中等职业学校作为辽宁省十大培训基地之一，自2009年开始承担辽宁省农委的各类培训任务至今，已经成功举办阳光工程蔬菜类农民创业培训班、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县农技人员培训班、蔬菜类农民科技带头人培训班等43期，培训学员达5261人。自2010年开始承担辽宁省科技厅下达的农民技术员培训任务以来，培训了设施农业、养禽、养猪等培训班6期，培训学员1138人。辽宁朝阳工程技术学校农业服务站成立于2009年，服务站下设园艺、农艺和牧医3个分站，对学校的毕业生及各类培训学员实施免费服务，并根据服务对象情况，建立了服务站定点帮扶单位。建站以来电话咨询千余次，下乡指导700余次。目前，3个专业服务站定点帮扶单位18个，其中对一些重点服务单位还实施了跟踪服务。这些培训和指导工作解决了大量生产实际问题，受到了广大农户的欢迎，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在此基本上，如果搭建网络平台，使用信息技术手段，会使培训和服务更加方便、快捷，更上一层楼。中职学校利用已有的网络资源，开展远程教学服务，完善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培养新型职业农民。（1）融合传统教育培训方式与现代教育技术传播方式。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在职业培训方式上，一方面，要坚持做好面对面培训的“农民技术员教训班”、“基层农技人员重点班”、“农民科技带头人培训班”、“农业创业培训班”等面授培训工作。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这些培训班资源，让它们成为远程教育培训的引领者，让它们在农业技术上能够“可持续发展”。（2）建设农业远程培训网站，搭建远程教育平台。

利用涉农职业院校的网络中心设备，在校园网络平台的基础上，搭建职业农民远程培训网站，构建远程教育网络平台，最终实现资源共享。（3）开发中职学校所在区域的特色农业技术网络课程。这样的网络课程有别于传统的学科网络课程，要以解决区域农村实际问题、传播农民切实需要的技术和信息为切入点，针对中职学校所在区域，有地域针对性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真正做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4）利用中职学校的师资优势，开发名师视频讲座。在广大农村网络硬件设备已经基本具备的前提下，开发有针对性的实用技术视频资源，让职业农民在农村点播学习。中职学校的专家级教师具有多年农民教学培训经历，具有丰富的实践教学经验，有能力开展视频讲座，也有义务普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5）利用中职学校的专家资源，开展针对职业农民的网上答疑。网上答疑可以使用网络即时通讯工具，例如，使用已经非常普及的腾讯QQ、YY语音、飞信、微信和易信等视频、音频在线工具，采用视频、音频、文字、图片等多种形式进行在线答疑。也可以使用微博、E-mail进行离线答疑。解决职业农民在学习、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同时，搭建这个平台后，农村科技带头人、种田能手，可以利用这个平台，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互帮互学。（6）利用中职学校的专家级教师资源，开展农业技术问题的远程诊断。解决农业种植、养殖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同时也为教学提供第一手资料，实现产教结合，为职业农民提供远程现场教学的环境。（7）建立有针对性的论坛。中职学校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在职业农民远程教育平台上搭建论坛，有针对性地开设农业技术专题版块，如果树栽培病虫防治、设施蔬菜栽培与病虫害防治、食用菌栽培技术、动物营养与饲料、动物繁育、农机具使用与维修、农村电气设备安装与维护等版块；也可开设其他相关版块，如农业法律咨询、农产品价格走势分析等版块。版主可以是职业中专的专家级教师，也可以是职业农民。（8）利用网络推广农业新技术、新成果。提高民族素质是每一个教师的使命，作为教师，了解学科的发展动向和最新研究成果，是对教师的基本要求，尤其是中职学校的教师，在农业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更有责任和义务把农业学科的最新技术传播到每一位农民学生（学员）的身边。另外，农业技术具有很强的即时性，很多先进技术在传播过程中就已经被更先进的技术所取代，如何在第一时间把它们传递出去，为广大农民所用，也是中职学校要解决的问题。

4讨论

农民教育论文范文篇2

现代远程教育充分利用了计算机网络及多媒体技术，但是由于农村软硬件设施不足，一些需要实习、实训支撑才能完成的课程在农村很难实现。为此，学校先后建立数控软件实训室、农化实训室、大型电子阅览室、标准语音室、电工电子实验室、中级电工维修实训室、电气控制及PLC、数控实训车间、部级电子商务实训基地，为农民培训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所属八个县分校均配备有教室、计算机房等，学员可以就近进行网上学习、实践，方便培训、交流，降低了学习成本，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软硬件设施不足的问题。

二、坚持教育方针，明确办学方向

学习中心坚持党的教育方针，遵循高等教育办学规律，确立了为承德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尤其是为“三农”领域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办学宗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教育规定，注重“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协调发展，以学员为中心，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以服务社会为目的，充分体现了质量第一、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确保了远程教育始终在健康、良性的轨道中发展。

三、提供教学服务，培养学习意识

针对广大农民学员知识水平偏低，缺乏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手段和相关知识，学员自主学习能力和意识比较差等特点，学校本着“一切服务学员”的办学原则，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努力办好农民远程教育。

1、提供学习资源与课程学习服务。由东北农大负责向广大学员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包括各科目主讲教师的讲课视频、教学课件、习题与作业、经典课程等，学习中心专业教师负责为学员进行网上学习与操作的讲解，通过电话、短信、QQ群、辅导教师和校园网等形式督促学员上网学习，按时完成了作业。辅导教师对各门课程进行辅导答疑，包括课程难点的讲评、学习重点的汇总和课程作业的讲解等，确保了学员的课程学习效果。

2、及时进行信息与咨询服务。学习中心配有专业的咨询服务人员，咨询渠道畅通，记录完整，能够及时与东北农大网络学院沟通，解决学员的问题与困难。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电话、E-mail、QQ群、学校网站及时准确地向广大学员和传达各类辅导信息，确保了网络教学工作各环节的正常开展。

3、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与意识。农民学员自主学习能力和意识取决于本身学习态度和能力、学习中心的组织和管理、教师的“导学”“助学”。学校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学员自主学习意识：一是注重“两个教育”的组织。新生开学前及时进行入学教育，包括端正学习态度、网上学习指导、各项规定、学习任务等，使学员尽快适应网络教育这种学习方式。此外，加强毕业前教育，对学员进行守法守纪、职业道德、学以致用、岗位奉献的教育，为社会做出新贡献。二是加强远程教育教师的责任意识，充分发挥“助学”、“导学”功用。学员可随时通过电话、网络等手段和教师进行沟通交流，每学期均安排面授辅导，及时对学员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进行指导，引导学员自主学习。

四、强化教学管理，保证教学质量

农民学员时间和精力主要都放在田间地头和家庭上，学习时间比较少，管理者和学员面对面接触时间少，教学管理难度大。学习中心采取各种规范化教学管理手段，促进远程教育有序、持久、健康发展。

1、教学与教务管理有序。严格执行各专业教学大纲、教学计划进程表，面授辅导安排合理，特别加强了辅导环节管理。一是辅导教师聘用坚持责任心强、辅导经验丰富，每门课均有辅导计划和课程要求；二是开设开篇辅导和期末的面授辅导；三是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学员面授辅导的出勤率，如学员每次参加辅导时数计入平时成绩，对于不足规定时数70%的学员不允许参加本门课程的考试，只能补修补考；四是加强对面授辅导的检查与跟踪，了解辅导的具体情况并做出及时处理；五是督促学员进行上网自主学习并按时完成作业，作业完成情况、网上学习记录与参加辅导情况组成平时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20%。

2、考务管理严格规范。考试是保证教学质量、检验学生学习情况和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学习中心始终秉承“对教育事业、社会、学生负责”的信念，按照《考务管理文件》严格组织和开展考务工作，制定了《考试环节管理办法》，规定考试实施程序、监考教师规则、考场规则等。每次期末考试，都由主管校长担任考试领导小组组长，选派有责任心、原则性强的监考老师，召开考务工作会议全面布置考务工作，对监考教师进行培训，以保证学员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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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年来，中国的农民职业教育也经历了诸多变化，但还未形成系统的概念体系和专门的研究领域，至于“三农”问题，相关的教育的理念也有待规范和权威的界定。目前我国农民职业教育形式大致分为三类：一、政府的农业系统主导并开展的各类旨在提高农民生产技能的推广和培训工作；二、全国各大高等学校开展的农业类高等学历教育；三、农广校及相关农业培训学校所推广的农业知识教育与技能培训，这类学校最大的特色便是因地制宜，结合本地农民特点来实施教学任务，有意识地将理论与当地生产实践相结合，在不同程度上有效拓宽了农民职业教育的办学和施教范畴。

2我国农民职业教育的需求

目前，我国农民的素质相对较低，对于农民职业教育的需求不够广泛，一般只停留在眼前利益，以直接得到效益，短期内可以回报的职业技能方面的教育需求为主导，少数农民开始对投入时间长，获得利益大，同时伴随较大风险技能教育需求慢慢了解和认识到，农民学习技能的最主要的目的是通过技能转化成经济效益。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镇一体化也在逐步推进，随之而来的是农民对职业教育需求的多样化，不再是单一的农技型，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对于大量涌入城镇的农民必不可少，他们需要在适应新环境的同时获得新的实用技能。

3农民职业教育需求的特征

农民职业教育需求具有如下特征：显性需求少，隐性需求多，需求局限性大等。显性需求主要是有农民通过语言表达，对技能获得的价值和利益的表述，但是由于农民受到文化知识的局限，很难表达出来，所以显性需求较少；隐性需求是体现在农民的生产劳作中，不易于被农民发现和总结，必须通过农业职业教育的组织者观察农民的生产过程，从典型的案例、具体的生产细节和生产困难中总结出来，从而得到农民的职业教育的需求；生活环境和农民目前拥有的条件造成农民需求的局限性大，可以通过职业教育部门的引导来打破，引导的方式有参观、考察等。

4我国农民职业教育特点

一是办学层次丰富。根据我国农业生产整体的特点，结合各地农村的现状以及农民的文化水平，我国的农民职业教育创立了多层次的教育体系，依次为实用技术培训、绿证教育、双证教育、初农教育、中专教育、中专后教育。大专教育等。二是教学形式灵活。为了更加贴合各地农村特点，满足农业劳动者的需求，农民职业教育发展出了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其中，以中专为主的学历教育与实用技术为主的非学历教育卓有成效。农民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脱产学习或者业余学习，另外充分考虑农时情况的季节性学习班因时间灵活，也受到农民的欢迎。三是办学途径多样。我国的农民职业教育体系正朝向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这一目标迈进。特别是各地各级的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将与其他教学机构的合作作为办学的一大主线，积极同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普通中专、职业中学、其他民办教育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办学。四是培训学科涵盖面广。考虑到整个农业产业链涉及的大范围，农民职业教育也相应的设立了极其广泛的学科教育，从农学、园艺学、林学到畜牧养殖、农产品加工业，从农村计划生育管理、农村新能源开发与利用到农村基层建设，还有农业类的经济管理、农业工程产业等非农类学科，由这近百个专业可衍生出上千门的培训课程，从而覆盖整个大农业和城乡就业需求。五是参与办学部门多样。由于农民职业教育非单一的技术性培训，而是涉及农业、教育、科技、劳动、素质等方方面面，因此就要求相关各部门各司其职，承担相应的教育培训工作。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是顺应农民职业教育需求而诞生的专门机构，因而教育部、组织部、农垦部、中国科协、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农学会等20个单位均鼎力支持，并成为了联合办学单位。目前，联合办学单位发展到18个，包括国家发改委、国家林业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电视台等单位。六是教育服务对象范围大。总体上，农民职业教育将教育、培训、推广三者合而为一，有效扩大了其服务的对象范围，除了普通务农人员、乡村干部、农村服务体系人员、还包括一些科技示范户，种田大户、骨干农民，以及一些只有小学、初中和高中学历的“三后生”。

5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是农民职业教育的主体

农民教育论文范文篇4

(一)明确政策的问题导向意识。任何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立足点就是基于推进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政策作为政治系统外在性体现，其作用和功能应该是着眼于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由此，问题导向意识就成为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逻辑起点。当然，任何公共政策的内容最佳的理想状态就是涵盖所有问题并解决之。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事宜，就是国家公共政策的一部分，在设计过程中也必须具有问题导向意识。具体看:第一，需要明确问题的主旨。政府在设计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时候，必须认识到其政策指向问题的主旨是什么，推进该项政策的意义何在。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制定的时候，首先要明确的就是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存在的问题意识是什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意义何在，简而言之，就是要明确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不足，无法解决现有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有助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1］。为此，在政策出台之前，相关部门需要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去调研，明确农民工和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第二，正确界定问题的基本内容。在政策表述过程中，相关部门根据其调研的实际情况，对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存在的问题要进行认定、归纳，最后纳入政策文本中。第三，合理表述问题的解决方法。明确问题的主旨和内容，相关部门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就应该依据新生代农民工在继续教育中的问题，确立具体的解决方案以及各个部门具体的职能分工，然后明确其推进的步骤和解决的时间。当然，问题导向意识在确定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到两个方面:一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作为教育对象不同于普通学生，由于其文化水平、社会地位的原因，很多问题并非能够全部囊括，由此就需要政策调研部门深入调研，最大限度地涵盖所有问题。二是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继续教育的对象，其不是单独的个体，其关系到一个群体的巨大利益，在明确问题导向意识的时候，必须确定问题意识的价值取向。(二)强化政策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正如哈贝马斯所言，任何政策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是来自商谈和认同。同样，教育政策的合法性与权威性也是来自不同主体的商谈和认同，使其普遍涵盖的规则、价值、方式能够得到不同政策主体的认可和执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而言，整个政策的内容和价值必须得到不同参与主体的认可和协商，方能体现出政策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具体看:第一，各级政府的认可。政策的制定部门在出台政策之后，涉及政策执行的部门有多个，这些政府部门必须对其予以认可，在认可过程中赋予其合法性和权威性，用自身的态度支持政策的实施。第二，用人单位的认可。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出台之后，用人单位需要根据政策的内容来确定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继续教育带来的益处，然后配合政府部门开展工作，以此来推进其对政策的认可，强化政策的合法性。第三，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认可。作为继续教育政策实施的受益主体，这个群体对待政策的态度直接决定了该项政策实施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其合法性的来源［2］。当然，除了这三个主体之外，还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当一项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出台后，其较好地体现了社会的公共价值，有助于弱势群体利益的实现，从而得到社会的认可，也有助于其增强合法性。如此，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设计的思路就有三种，即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就这三种方式看，上下结合是最好的思路，能够充分体现各个参与主体的参与度，保证政策能够兼顾到各方利益，由此使得政府认可提升其合法性和权威性，新生代农民工和用人单位的认可有助于推进其合法性，从而在整体上强化合法性和权威性，进而更好地推进政策的执行。(三)保证政策的价值协调性。任何教育政策所面对的问题既不是纯粹的客观事实，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现象，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事实，这个事实背后蕴含多种利益关系和价值取向。故此，教育政策的制定并不能绝对保持其价值中立，而应该体现其价值协调，即在多方利益博弈过程中需求一个能够被各方接受的平衡点，使得政策实施后的各方利益达到最大化。就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而言，其价值协调性就体现为其对功利价值取向和非功利价值取向的折中，通过满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利益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在这些利益之间达成平衡。无疑，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出台会涉及多方利益。从政策制定方，即政府部门看，其希望政策能够起到较好的政治、经济效果，这是功利性的目标。从政策受益方看，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角度看，其希望政策有实际效果，同时也能兼顾到个人的自我发展，这是功能性价值和非功利性价值的折中。从用人单位看，也是希望政策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对企业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一直以来，在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政策中，功利性价值观体现得多一些，政府部门、用人单位均希望政策的效果凸显，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效应［3］。而农民工自身也希望政策有实效，对自身的发展有帮助，但很多时候难以兼容。参与主体的愿望有所背离，因此，在未来政策设计过程中，应该尽量做好价值协调，充分保障各个参与主体的实际利益。(四)确定政策的整合协同性。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制定和出台的过程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方的利益如果无法达成妥协，内容就可能会流产，即便是勉强形成政策文本，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可能无法取得相应的效果。因此，在确定政策内容时，需要注重其整合协同性，明确各个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具体而言:第一，政策的执行各方，即政府各部门之间需要建立整合协同关系，特别是教育、财政、社保、民政等部门需要建立常规化的合作机制，面对问题共同协商，提升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无缝对接度。第二，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之间需要保持协同性，要求政策执行的相关部门与高校、社会办学机构、企业、行业之间建立常规化的合作机制，随时对教育培训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予以解决。第三，政府决策机构与新生代农民工团体之间也需要构建协同关系，决策机构在决策过程中应该邀请新生代农民工代表的参加，直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对继续教育的实际需求，进而提升政策的针对性、可行性，减少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阻力。(五)体现政策的补偿性功能。无疑，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社会的弱势群体，其在城市中缺乏必要的学习途径，甚至是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在个人发展上处于不利状态，是教育资源中的利益受损的一方。作为新生代继续教育的公共政策，必须明确政策的公共性和补偿性功能，这也是政策社会性功能的基本体现。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和资源的分配者，其制定政策目的就是要保证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将公共产品对弱势群体予以适当倾斜，补偿弱势群体在教育资源分配中曾经受到的损失。所以，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必须包含这种补偿性的功能。具体说，一是在政策文本和导向意识中需要体现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受损的事实，以及对改变这一事实的深刻认知和改变这种受损事实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二是政策文本对补偿过程需要有明确具体的规定，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步骤，以及有对弱势群体补偿扶持的优先政策等。

二、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内容体系

(一)目标性内容。确定政策的设计理念之后，需要确定其具体的政策内容，当然，这种内容的确定并不是具体的某种内容，而是一种内容体系。第一个内容体系就应该是目标性内容，也是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内容体系的基础。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球继续教育发展纲要》对继续教育政策目标内容的表述看，其有三个特点:第一，目标性内容应该兼顾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个体发展目标的结合，关注社会发展也需要关注受教育者个体发展;第二，继续教育的对象应该能够涵盖所有的有再学习欲望的人，即继续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4］;第三，国家能够尽最大努力为这些学习者提供多层次、个性化的继续教育学习内容。结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表述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目标性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目标阐释上，需要体现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结合，适当应该偏向个体利益，即要在充分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自我发展，政策导向应该适当偏向于后者;第二，政策的范围应该尽量覆盖到所有的新生代农民工，保障其参与继续教育学习是其一项基本人权;第三，政策的实施既能够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技能和职业能力，推进其市民化进程，也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第四，不断完善继续教育的内容，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终身学习构建合适的途径。(二)工具性内容。目标性内容是公共政策的前提性内容，要保证目标性内容的实现就需要一定的手段和路径，需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社会资源以及参与主体的积极性来推进目标性内容的实现。就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目标性内容而言，主要有两大手段，即供给引导和需求激励，前者是政府通过投入引导办学主体进入，建立更多的办学机构和聘请更多的师资来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同需求;而后者则是通过相关的政策刺激，鼓励不同阶层、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来参与继续教育，以保证供给与需求的对应性［5］。因此，对于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培训而言，在未来工具性内容涉及的过程中要遵循上述思路，其具体内容可以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构建以政府为主体，企业、行业、办学机构和新生代农民工共同承担的继续教育多元化投入的机制;第二，鼓励继续教育办学机构特别是高校、职业学院、成人高校在企业、行业、社区建立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基地;第三，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与成人教育、普通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远程教育等各类教育形态之间的衔接机制，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终身教育体系;第四，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财政补贴政策，扩大补贴范围及标准，明确各级政府在财政补贴中的责任;第五，建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资格、就业聘任、职业注册等制度体系，以此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继续教育学习的积极性。(三)评价性内容。所谓的评价内容主要是体现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目标是否达成，以此来规范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是否继续推进的相关内容。这些内容的功能是决定继续教育活动开展的质量或成效，确定该项政策是否继续推进或废止。从这个功能上看，评价性内容实际上是工具性内容的一部分。由此，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评价性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办学机构的资质问题与服务标准，构建市场退出与准入机制;第二，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服务监督机制，建构相应的质量保障体系;第三，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实施中的监督、管理职责;第四，建立多样性的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质量监督、评价反馈、社会支持等机制以及对该机制的监督体系。

三、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体系的调整趋势

(一)政策体系的主流化趋势。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与执行，是一个从政策规划到成效实现的过程，其要展示的是公共政策对于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权利的支持性。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本身在教育体系中处于边缘化地位，相应的规范教育活动的政策体系也处于边缘地位，这些政策体系在整个教育政策体系中是非主流的，如政策变动性大、随意性强。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和执行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如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等，但其内容体系与这些部门的工作职责相比始终是边缘的，与这些部门主要职责内容关联性较弱，很难成为某个部门的主要政策，即便是在教育部门也不例外。如此，就容易造成政策执行过程中部门缺位，政策内容的合法性受到挑战。随着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问题不再是边缘化问题，其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意义重大。既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权利实现的方式，也是检验政府社会治理水平提升的关键，故此，政策决策部门应该将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从支离破碎的局面向一体化、专业化的体系转变，促进政策内容的协调与连贯，推进政策体系的主流化进程。(二)政策体系的科学化趋势。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是其内容的核心要求，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政策的执行过程与实际成效。任何公共政策，包括教育政策科学化的标准，其实就是要求政策文本内容、实施方式必须符合实践的要求以及客观实际情况。按照这样评价标准，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科学化趋势，主要体现在其政策内容是否符合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发展实践，是否在实践中得到较好的执行。其科学性发展趋势具体而言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政策体系内容来源的科学性，这就要求政策制定者必须具备科学决策的精神，对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继续教育需求的意愿、现状、问题做充分的调查，广泛吸纳新生代农民工、用人单位、社会组织的参与，保证决策的民主性。第二，政策体系内容的针对性。实际上就是要求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必须对政策目标进行准确定位，突出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过程中的重难点问题，把握各个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契合度。第三，政策体系内容的前瞻性。在政策制定和设计过程中，应该尽量为后来的政策发展留有余地，准确把握影响政策63执行的各项主客观因素、隐显性因素，预测政策发展的风险及趋势［6］。第四，政策体系内容的代价性。任何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均可能会遇到阻力和风险，要求决策者在决策之前必须对风险和阻力有准确的预判，明确遇到风险与阻力的应对办法，保持办法的可操作性，以便于在实际执行中切实解决风险和困难。(三)政策体系的人本性趋势。所谓的人本性趋势，实际上是对公共政策的价值重新反思，确定一种以人为本的政策理念。一直以来，我国公共政策在长时间内遵循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应该被重新界定。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准公共产品性质的事务，这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就是应该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成长，关注其对教育的实际需求，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实现融入城市社会的目标。如此，政策体系的人本性趋势是必然的，需要涉及社会公平及弱势群体的扶持。具体而言:第一，在政策目标性内容方面，应该淡化功利主义色彩及政府管理的理念，强化人文关怀和治理转型，突出对新生代农民工全面发展的目标保障。第二，在政策工具性内容方面，需要充分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情况以及个性需求、经济基础、学历基础等方面，多做出一些人性化的政策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民工对继续教育的投入。第三，在评价性内容方面，要尽量避免完全的经济性标准或行政性标准，应该将新生代农民工对继续教育的个体感受，如幸福感、满意度、学习观念、综合素质、精神文化等是否得到提升作为评价标准。(四)政策体系的强制性趋势。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体系中，强制性特点并没有得到体现。比如，政策内容要求多个政府部门在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事项上进行协调配合，但由于办学主导权的分散，各个部门的利益之间有所冲突，由此导致政策执行过程中相互推诿，甚至不作为;部分地方政府主要是政策的决策者没有建立好相关的协调体系，没有充分认识到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重要性，难以对其实施过程予以监督;部分企业或行业通过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事项套取国家相关补贴，但实际上没有组织继续教育的开展［7］;等等。因此，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体系的强制性既是必要的，也是其政策体系发展的基本趋势。具体而言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需要强化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在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职责与分工，建立强制性的协同机制;第二，明确各高校、职业院校、成人高校、企业行业、社会办学机构、社区教育机构在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具体责任及权利，保证其职能的实现;第三，明确区域性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目标内容，包括数量、程序、效果等，各级政府对此强化监督，定期向社会公布，接受民众监督。

参考文献:

［1］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J］．中国社会科学，2011(5):61－79．

［2］张浩．社会平等视角下农民工教育政策的调整［J］．现代教育管理，2014(1):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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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利梅．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研究———基于广东省的实地调查［D］．广州: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5］孙学敏，朱凤丽．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继续教育研究，2011(1):57－59．

［6］陆启光．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支持系统的构建［J］．教育评论，2010(2):50－53．

农民教育论文范文篇5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广大农民纷纷进城务工就业。随之而来的人口迁移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民工流动子女教育问题日趋突出。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不仅耽误孩子们的青春和前途，将来很可能出现结构性失业，更严重的是长此以往，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我国的人力资源储备受到严峻挑战。因此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亟待引起各方的重视。

本文在大量搜集材料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农民工流动子女这一特殊群体的生活状态和就学状态；其次，农村的经济基础、教育体制、户籍制度、农民工自身的经济收入、观念和文化素质、农民工流入地学校的接受能力和学生自身的适应能力等各个方面分析了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成因；最后，从观念、体制、社会态度和政策举措等方面上提出了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相应的措施和建议。

农民工流动子女的教育问题，是全社会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因此，党和国家及各级政府应从战略高度、从整个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角度，鼓励和支持流动人口和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并为他们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下，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在各有关部门各项政策不断完善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一定会得到妥善解决的。

关键词农民工；流动儿童；教育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围绕解决“三农”问题和增加农民收入，全国各地大力发展劳务产业，广大农民纷纷进城务工就业。随之而来的人口迁移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日趋突出。在我国城乡之间，每天流动着上亿农民工。在这些农民工的身后，有数千万未成年的子女。他们是父母的希望也是祖国的未来。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耽误的不仅仅是孩子们的青春和前途。随着城市发展进程的加速，农民工的素质将会出现下降的征兆，将来很可能出现结构性失业，更严重的是长此以往，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中国的人力资源储备受到严峻挑战。因此，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亟待引起各方重视。

一、农民工流动子女的教育现状

(一)关于农民工子女称谓的界定

对流动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及其子女，人们给了不同的称谓。目前，关于城市农民的称谓多达十多余种：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流入人口、外来流动人口、暂住人口、外来务工经商人口、盲流、自发迁移人口、流迁人口、暂时迁移人口、农民工、民工等等。上述一些称谓存在着明显的社会歧视和偏见。而对于他们的子女，称谓也比较模糊，这种称谓和概念上的模糊和混乱，容易造成管理上的真空和困难，同时也不利于这一特殊群体的权益保护。200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中，则统一称为“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

流动儿童少年是指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的儿童少年。而通常所说的“农民工子女”特指那些在城市工作和居住但未取得城市户口的农民的子女，他们也属于流动儿童。

(二)农民工子女的规模和结构

关于目前我国农民工子女的数量和结构，主要是基于微观调查和宏观估算，缺乏精确的统计。从宏观来看，我国流动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10％，且绝大多数流动人口正值生育高峰，家庭流动也占有相当比例，这使流动儿童群体日益庞大，有调查显示，在一些大中城市里流动儿童已占儿童总数的30％～40％。2003年11月，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全国妇联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推算：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超过1亿人，其中18周岁以下的流动儿童有1982万人，占全部流动人口的19.37%。0到14岁的儿童已经超过1410万，占全部流动人口的13.78%以上。但是，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仅仅是他们在城市的儿童或者在城市入学的儿童，而非其“全部”子女。除了这些已经进城的“暂居儿童”之外，事实上还有数量更多“留守儿童”仍然滞留在家乡。据推算，全国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至少有7000万以上，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教育问题是值得全社会关注的问题。

(三)农民工子女的两种生活状况

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家庭，孩子的生活状态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负担不起城市里高昂的生活支出和教育支出，只能将孩子们留在家乡，或由祖父母监管，或寄宿其他亲戚家，我们称之为“留守儿童”或“空巢儿童”，从对“留守儿童”的专门调查来看，父母不在身边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行为方式及学习成绩有较明显的影响。尤其是不少举家外出打工的农民，其子女大多是交给爷爷奶奶或请他人照料。而爷爷奶奶一般都是文盲或半文盲，不可能辅导小孩的学习，加之爷爷奶奶对孙子、孙女的溺爱，他们更加放任小孩；即便是管教，也存在交流、沟通上的“代沟”问题。正如一些老师所反映的那样，这些留守孩子不好管，回到家里又没人管，放学后往往在外面玩，在外放任自流，没有约束力，拉帮结伙，思想方面不单纯。除了留守孩子的心理缺陷、行为偏差以外，缺乏管教的子女也时常发生安全问题。事实上，农民工最大的愿望不仅是能赚更多的钱，也希望子女进城上学，受更好的教育，“更有出息”。将子女留在家乡上学也“是不得已的办法”。

另一种是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让孩子跟在父母身边在城市里不停地辗转流动，我们称之为“流动儿童”。这两种模式下的儿童都面临着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成为社会的社会弱势群体，而本文主要讨论后者的教育问题。

(四)流动儿童的就学状况

1.农民工流动子女，即流动儿童辍学现象严重，相当一部分流动儿童得不到相应的教育机会，被迫或主动放弃了受教育的权利。3到6周岁流动儿童入托率低于城市户籍儿童；6周岁儿童中有46．9％没有接受入学教育；超龄现象也比较严重，有近20％的9周岁的孩子还只上小学一、二年级，13周岁和14周岁还在小学就读的占相应年龄流动少年的31％和10％。另外，在学儿童的“童工”问题也比较突出，在失学的12到14周岁的流动儿童中，有60％的人已经开始工作。

2.“流动儿童”的入学呈现倒“U”型结构。据不完全统计，在石家庄市务工经商的流动人员达30万，其中流动儿童近6万人。从对省会石家庄市的调查中显示出，小学阶段入学率很高，可达到98.5%，同本地儿童相应阶段的99.1%相比，几乎没什么差别；随着年龄的增长，流动儿童入学率明显降低，最低可至88%.这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大，流动儿童中失学者的比例逐渐提高，农民工子女的入学率呈现倒“U”型结构。

3.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的心理问题日益严重。进城务工农民大多工作不稳定、流动性大，有的临时租房居住，没有固定场所；有的居住地离学校较远，学生上学不便，学校与家庭联系不便，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不能很好地结合，学生脱离父母监护的问题非常突出，课余时间及往返学校途中学生的人身安全没有充分保障。此外，农民工子女往往存在很强的自卑心理，性格大多内向，不容易与同学和老师沟通。由于农民工子女介于城市和农村这两个群体之间，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城里的生活，也不愿意再回农村，孩子因为父母的流动性大多频繁转学，使一些农民工子女错过了最佳受教育的时期。所以，他们最后形成的价值观念即人格核心，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

4.民办学校境况堪忧。目前一些适应普通农民工子女上学要求、费用低的简易民办学校发展很快，但是由于资金的匮乏，其办学条件相当恶劣，学生安全和办学质量都没有保障。这类学校的办学者多为初、高中毕业生，其目的多以营利为主，授课教师多数是从劳动力市场招募的人员。此类学校有许多根本没有注册登记，校舍多由民居、仓库改建，教室昏暗、狭小、通风差，消防隐患十分严重。除此之外，很多农民工子弟学校缺少合法的办学手续，处于三不管的半地下状态，在倒闭边缘苦苦挣扎。

5.虽然教育部门三令五申要求各公办学校要一视同仁，但实际上高收费这道无形的门槛依然存在。目前教育部虽然已经出台政策取消“借读费”、“赞助费”等费用，但各地政府依然通过各种渠道向农民工子女收取1000到3000元不等的高额入学费用。有些地方虽已取消了各项额外收费，但每个学期几百元的书费和学杂费对于收入并不高的农民工家庭来说依然是个不小的数目。

二、农民工流动子女教育问题的原因分析

农民工流动子女教育问题的出现，是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不合情是因为青少年应当上学；不合理是我们国家的起步是在农村，而现在最落后的反而是农村；不合法是剥夺农民工子女上学，与《义务教育法》不符。经过分析，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根本原因在于农村经济滞后，薄弱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当前的教育现状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和国家政策上的倾斜，导致城市和农村的发展极度不平衡。甚至可以说，我国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村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即使是在今天，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也是以一部分农民不能享受正常的城镇化进程为代价换来的。如2002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由2001年的2.81∶1扩大为3.11∶1，整体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6，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城乡收入的极大差距引起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量涌入，也引起了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的发生。试想如果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城市居民持平，那么农民工子女问题肯定不会陷入目前这种尴尬的境地。如果城市居民能够对此给予理解和支持，将有助于消除两者之间的隔阂。城市居民在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物质文明的时候，也注重农村的发展，将农民工的权益和要求也纳入考虑范围。这样，对于解决农民工流动子女的教育问题会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二)政府的原因

教育属于公共产品，理应由政府出面提供。因此当农民工子女教育出现问题时，政府要负主要责任。目前政府在很多方面的政策措施限制了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剥夺了其受教育的机会。

第一、义务教育体制不完善。自1985年以来，我国义务教育体制经过三次改革：即“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在国务院领导下，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在国务院领导下，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三次改革，都始终坚持着“地方负责，分级管理”，正因为如此，导致了“城乡分割”的局面。目前我国城市少儿的义务教育费用基本上由各级政府负责，而农村的义务教育费用则由乡镇政府以教育统筹的形式向农民征收，相当于农民自己掏钱解决义务教育问题。这样，农民工离开农村后，流入地的城市财政在义务教育经费中没有包括这笔经费，从而使我国义务教育体制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实际受害的只能是农民工子女。

第二、现行户籍制度与人口流动需求不相适应、不够协调。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上学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现行的不合理的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造成的。中国的“二元”结构户籍制度承载了太多的附加功能，户口簿不仅是一种身份的体现，更是一种资源享有权的确认。进城务工农民虽然在城市工作、居住和生活，但他们难以获得所在城市户口，不仅他们本人，包括他们的子女也难以享受城市市民的待遇。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享有不平等的权利，从而造成人民在事实上的不平等。这导致了农民工子女就地接受教育需要支付高昂的借读费和赞助费，使本来经济拮据的农民工家庭承担着沉重的教育成本，使得一部分农民工子女不能平等地享受教育资源，有的甚至被迫辍学。

第三、教育资源浪费现象严重，在供给方面存在地区性差异。目前许多农民工通过“朋友介绍”或“媒体报刊获悉”为其子女在城里联系学校，而通过教育部门入学的很少，由学校主动联系的就更少之又少了。这就是说，在教育资源的利用上，农民工很少利用政府为其提供的资源和渠道，而相应的教育部门也没有主动发挥好自身的作用，没有主动担负起自身的社会责任。这表明农民工流入地还没有充分利用社会资本为农民工子女教育服务提供便捷的信息渠道，这无形中增大了农民工子女在接受教育过程中的社会交易成本，给社会带来很大的损失。另外，教育资源的地区性差异现象十分明显，在有些城市学校已处于饱和状态，入学机会很少；而在有些地方情况却恰恰相反。这些城市都存在供需上的不平衡，但由于地域的限制，使得有些地方教育资源不能很好利用，而有些地方却存在教育资源短缺的现象。

第四、农民工流入地政府的一些做法有待改善。首先是认识上的问题。由于加入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流入地政府既要考虑增加财政支出，也担心会降低本地的教育水平，所以，为了不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绩，在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时，把农民工的贡献排除在外。另外，接受农民工子女就学会导致农民工家庭的集体进入。这意味着城市政府还要考虑解决由此带来的住房、社会保障、就业等问题，乃至会增加城市公共设施的压力。其次是深层次的体制矛盾。农民工子女就学关系到我国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体制。大批外地民工进城劳动，不仅为当地创造了财富，也提供了税收，并推动了整个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他们有权享受当地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城市的义务教育资源不仅属于城市居民，也属于那些未能获得居民身份的所有农民工，不能将他们排除在外。正如长春市一位市长所言，“农民工在所在城市纳税，有权享受国民待遇。在农民工所缴税款中，已包含教育行政事业性收费，因此不应让农民工再额外承担不合理的教育支出。”

(三)农民工自身的原因

其主观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经济贫困。农民进城后，有的工作和收入比较稳定，有的工作和收入不稳定，且收入普遍偏低。长期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往往家庭计划生育状况较差，几乎都是两个以上孩子。收入低，人口多，马马虎虎度日都相当困难，更没有节余支付孩子的学习费用。二是观念落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希望孩子通过读书的方式改变父辈贫困、落后的状况，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认为读书没有什么用，他们认为时下城里的工人纷纷下岗，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他们的孩子即使读了书，今后未必能在城里找到合适的单位，与其这样浪费钱财，还不如让孩子早点学做生意，多赚些钱，为结婚成家做好准备。三是文化素质低下。城市里的大部分农民工，自身的文化素质较低，也不懂得教育孩子的艺术，家里也没有营造适合孩子读书的基本环境。孩子学习成功与否，与家长的素质有着紧密的关系，如果家长对教育不重视，或家长不具备教育孩子的条件（包括文化素质、心理素质、道德素质等），孩子的学习状况几乎都不理想。这样，就导致了由于学习受到极大困难而不得不中途退学的结局。

(四)农民工流入地学校的接受能力

学校的对农民工子女的接受能力涉及基础设施、师资力量以及财政能力三个方面。从城市学校来看，近些年来，虽然有些学校具有接受农民工子女入学的条件，但是，由于城市公办学校通常分散在各个城区，而打工人员却聚集在城市边缘的城乡交界带，区域内的公办学校资源相对紧张，造成公办学校无法接收全部打工人员子女借读。

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城市学校的师资力量在整体上是好的。不过，部分简易民工子弟学校中的师资情况则令人担忧。以情况较好的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为例，该校的教师主要是招聘刚毕业的大专、中专、高中毕业生，其中80%左右是从外地招聘来的，在教师中经过专门练的只有25%左右。招聘的方式主要有：通过熟人介绍、自己慕名而来、由学生家长散发广告、直接到各省招聘。由于教师中师范学校毕业介绍的很少，因此大部分教师缺乏教学、教法等方面的专业训练，不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此外，这些教师尤其在音乐、体育、美术等方面缺乏训练，这些课的开设存在很大困难。

学校资源紧张更为严重的是财力紧张。一方面是学生人数急剧增长，另一方面是借读费急剧下降，给本已捉襟见肘的学校经济状况带来巨大的缺口。在财政压力下，尤其是在政府实行“一费制”及限制高收费的条件上，城市学校通常少收甚至拒收农民工子女，也衍生出形形色色的滥收费行为，近而迫使农民工不得不放弃子女的上学选择。

(五)学生适应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社会环境的能力

学生的适应能力不仅包括农民工子女是否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也包括是否在心理上适应城市的社会环境。目前城乡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在经济上、生活上及观念上存在不少差别，加之社会环境对农民工子女或明或暗的歧视，给农民工子女带来了较大的心理压力。正是因为对城里生活及社会歧视的“不适应”，一些农民工子女放弃进城上学的选择。

然而，对大多数农民工来说，将子女留在乡村上学也是一个极其艰难甚至痛苦的选择。虽然不少农民工也认为，将子女留在家乡不利于子女的教育和成长，尤其是难以直接辅导子女的学习、管教子女的行为，也不放心其安全。但是，在不少进城务工的农民看来，他们进城打工就是“为了家庭过上更好的生活”，“子女有更好的未来”。由于经济能力及多方面的限制，他们目前无力支持子女在城市的学习，只能将他们留在乡村上学。“为了子女的将来”，也只好忍受暂时的别离和困难。事实上，对于这些农民工来说，“最让人放心不下的是在家的孩子”。

三、解决农民工流动子女教育问题的建议及措施

(一)正确认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首先，教育是“全民教育”，农民工子女享有受教育权利，而且是平等的教育权利。其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正成千上万地递增，搞好农民工子女教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这不仅是教育问题，也是推动城市建设和发展、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的客观需要。再次，农民工子女有良好的自强自立意识，但也有孤僻、自卑的性格倾向和与社会对立的不良情绪，他们需要得到健康、积极、向上的教育。总之，农民工子女也是公民，他们的父母也是国家的建设者，政府义不容辞地有为他们提供教育的责任。

(二)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

自1985年以来，我国义务教育体制经过三次改革始终坚持着“地方负责，分级管理”，正因为如此，导致了“城乡分割”的局面。城市适龄儿童的义务教育费用基本由各级政府负责，而农村教育经费由县级政府为主的各级政府通过财政预算安排。可是，在现实中，农民工子女离开农村时，并没有相应的教育经费随之流转，其流入地也没有相应的教育经费预算。这样，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就没有了保障，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变“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为“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破除城乡分割，保证教育投入，维护教育公平，促进教育和谐健康发展。

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就读，需要支付高昂的借读费，这给孩子们上学带来了很大的阻碍。从总体上说，农民工本身是一批经济收入比较低下的社会群体。过高的借读费及教育支出使农民工难以承受，更重要的是这种面向农民工所收取的“借读费”本身就是一种歧视性的规定，违背了公平教育的原则。因此，必须坚决取消面向农民工子女收取的“借读费”及其他一切歧视性的收费。

在禁止不合理的收费的同时，要降低学校学杂费的标准，减轻农民子女上学的经济压力。通过设立助学金、减免费用、免费提供教科书等方式，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就学。不仅要让进城务工的农民子女“有学上”，而且要让他们“上得起”。

(三)加快城乡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本身要改革创新，取消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取消对进城农民工子女的限制，加快我国现行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实现城乡公平、地区公平的国民义务教育制度。当前有大量农民工子女随行进城上学，本身是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巨大成就：它表明，不仅农民已经“进城了”，而且已经“留下来”；不仅农民工留下来，他们的子女也“带进来了”。如果说农民工大都是为了经济目的而进城打工，是“经济移民”的话，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则是基于教育的目的而进城学习，是一种“教育移民”。这种“教育移民”不仅可以提高进城“农民”的文化素质，可以使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同时比经济移民更具可控制、有序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是一种理想的移民或“非农化”的途径。正因如此，党和国家及各级政府对此应有“大政策”，应从战略的高度、从整个社会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的角度，鼓励和支持流动人口及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并为他们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

(四)强化农民工依法送子女上学的观念

当前，由于农民工子女入学较难，部分农民工产生“畏难”情绪，送子女入学不积极。对此，在努力改善农民工子女入学环境的同时，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引导广大农民工千方百计增加收入，依法送子女入学，切实维护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是我国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全局性的特点，必须认真对待，主动出击，积极而为，按照“一个都不能少”的要求，给每个农民工子女提供应有的平等教育，使他们得以健康茁壮地成长。

(五)兴办公立学校，扶持私立学校

《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已经明确规定，进城务工就业农民流入地政府负责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地方各级政府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和全日制公办中小学要建立完善保障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工作制度和机制，使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受教育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当地水平。由此确立了“流入地政府为主”和“公办学校为主”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的“两为主方针”。同时，加大民办学校投资力度，适当放宽条件，保证农民工子女入学的广度。当前应根据实际情况，降低民办学校的办学门槛，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创办更多的学校以接纳更多的农民工子女上学。大力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各种教育机构，鼓励和支持公办民助、民办公助、国有民办、公办学校转制、中外合作办学等等多元办学形式，动员和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投入。加快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建设也是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农民工子弟学校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产物，它符合农民工家庭求“平等”的心态和“流动”的特点，在一定时期内有它存在的必然性。根据当前情况应当明确农民工子弟学校审批标准，给予其合法身份和一定的优惠措施，同时因势利导，加强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监督管理，鼓励有条件的公办学校与其联手办学。从而打破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间的壁垒，为早日实现城市教育一体化奠定基础。

(六)教学公平，消除歧视

在教学实践中，应该做到教学公平。教师在对待学生的态度和期望上应该是一视同仁，体现平等。应该热爱和关心每一个学生，对每一个学生都充满信心和希望，而不应该厚此薄彼。努力消除流动儿童进入公立学校的心理门槛，克服这一群体因为户籍原因而产生的自卑、认命心理，培养自立、自信、自强的心理形象，提高弱势群体子女的适应能力。

1．用爱的雨露滋润他们的心田

构建平等、民主、信任、合作的师生关系，形成融洽的教学氛围，加强师生间的沟通和理解，不歧视民工子女，一视同仁。有一位教育家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孩子生活在批评中，他便学会谴责；如果生活在敌视中，他便学会好斗；如果孩子生活在鼓励中，使他学会自信；如果孩子生活在友谊中，他便觉得生活在美好的世界。只要我们用一颗真诚的心去亲近他们，他们就会向我们敞开心扉，从而亲近我们，接受我们的教育。这正是所谓“亲其师，信其道”啊！

2．组织活动减轻压力

为了减轻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心理压力，学校应组织活动，师生互动。经常与学生谈心，培养他们自信、乐观的性格，能做到尊重和理解他们，以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同时，也采用榜样示范法、讲座辅导法等，帮助他们克服心理障碍，给更多学生接触的机会。在这些活动中，教师要正确引导，教给他们一些交往技巧和方法，让他们在同龄间的人际互动中，掌握礼貌待人的原则，增强自信心和自我表达能力，体会同伴间美好、真挚的情谊，使彼此的心灵有机地相融，从而促使其健康人格的形成和完善。

3．家长配合正确引导

学校成立家长协会，让家长们相互切磋，相互学习彼此的教育经验。当然学校要请专家和本校的资深人士对家长进行指导。由于城乡差距的现实存在，农村的孩子来到城市，经济收入的悬殊，文化背景的差别，让他们在心理上必然产生“不公平”的想法，家长正确引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这种心理给孩子造成的不良影响。家长要有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勉励子女努力学习，让他们知道知识的重要性。

家长还要经常与学校老师沟通，了解学生的心理、学习情况，同时也要经常与子女沟通，然后与老师共同“对症下药”。

4．树立自信，积极向上

“解铃还需系铃人”，为了帮助农民工子女克服不良的情绪，寻找措施解决心理问题，我们常常把他们集中起来进行心理辅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给他们控制自我，调节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方法。如针对“自卑”的心理问题，我们选择了一些积极的、富有激励性的语言，教会他们用充满希望和热情的眼睛去看待周围的人和事。

四、结束语

我国是一个农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农民进城不仅是我国现代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必然产物，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农村及整个国家的发展最终取决于是否能成功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并大幅度提高我国城市化水平。当前大量农民工子女随行进城上学，本身是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巨大成就。

农民教育论文范文篇6

1农民职业教育的政治功能

1．1促进教育公平

农民职业教育在保障农民受教育机会的平等权利和全面开发人力资源这两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不能说有了农民的职业教育就有了教育公平，但是可以肯定，没有它是绝对不能有农民教育公平的。美国有正规的多类型的中等农业教育、多层次的高等农业教育，也有非正规的各种类型的、短期和长期的培训和面向全社会的农业推广教育［5］。为了满足不同文化水平、不同经济基础学习者的需要，美国除了公立职业学校外，还积极鼓励各部门、行业、私人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举办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村职业教育。职业学校在农村广泛举办培训班，利用冬季和农闲对农民进行系统培训，向农民传授新的科技知识，帮助农民学习各种专业技术。美国多形式的农业技术与多层次的职业教育促进了教育公平，不仅提高了美国农民的素质，还使各阶层农民受教育权得到了保障。

1．2引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在传播现代文明信息，引领农村和谐风尚中，农村职业教育发挥了巨大作用。以往农民学习新的文化知识的机会相对较少，精神文化生活比较匮乏。农村职业教育带给农民新知识、新思想，提高农民的精神涵养。20世纪60年代末，韩国工农业发展失衡、城乡差距逐渐加大，为改善这一状况，韩国政府开展了“新村运动”。

通过建立村民会馆、培养新村领袖和成立各种村民组织等方式，向农民传播现代文明信息和进步思想观念，灌输正直、诚实的价值观，培养农民勤勉、自强、团结和奉献的主人公使命感、集体荣誉感和生活态度，并倡导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6］。

农民职业教育通过传播现代文明信息和进步思想观念，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引导农民树立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引导农民群众开展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倡导和谐文明的精神风尚。

2农民职业教育的文化功能

2．1文化传承与创新

农民职业教育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将农村文化系统的传递给农民，并引导农民进行文化交流学习并产生出更适于新时代的文化思想。农村发展的历史久远，在农村和农业地区孕育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民俗风情。各地的地方戏、民歌、饮食、服装、民风民俗、历史遗迹等文化表现形式都带有很深的农业社会痕迹，是传承文化的依托。因此，农民职业教育不仅传承民族文化的精髓，还是创新农业文化的主要途径和手段。法国建立农科知识普及推广站、通过电视、广播、函授、刊物等多种手段向农业劳动者宣传、普及农业科学知识，迅速提高了从事农业人员的科学文化素质，使法国农业文化得到了很快的传递和整合［7］。文化发展和创新使得日本的“一村一品”运动不局限于传统的内涵，“一村”可以延伸到“一县”乃至“一国”;而“一品”也不仅仅指农产品，还可以是工业产品或特色文化和旅游等服务性产品，使其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一流的农村开放模式［8］。“一村一品”不仅提高了农村地区的活力，还直接关系到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竞争力。

2．2文化交流与融合

文化是一定时期特定地域人们的思想、行为的共同方式。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文化都具有地域性和封闭性。农村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接受先进文化和思想的机会相对较少。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等现代通讯工具的全面普及，各类信息和资讯在覆盖城市并深刻影响城市受众的同时，也在越来越深地影响农民。日本开设的乡村旅游课程促进了20世纪后期绿色旅游的发展，使农村除了提供食品和木材之外，又承担了公共游憩场所的功能。日本政府为了绿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从农村内部调动村民积极性发展绿色旅游，还积极开展城乡对等交流和互动。如“乡下的亲戚”制度的创办，村民对这些“城市亲戚”进行农业指导;与此同时从亲戚处获得一定的生活补助，并在互动过程中实现城乡文化的交流。日本通过“绿色旅游”开辟了城乡交流通道，文化使其在交流过程中渐趋融合，改变了村民的价值观，提高了村民收入［9］。

3农民职业教育的生态功能

合理的农业生产必然伴随着土壤、水利、气候及生态环境等自然条件的良性循环，农业具有保持和改善生态平衡、净化空气、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等协调人与自然体系的功能，从而表现出良好的生态作用。农民职业教育的另一综合功能便是从环境保护、生态农业、科技农业等角度出发，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为了从市场角度推进可持续发展，建立推动环保农业的市场机制，一些国家建立了环境标签和审查制度，并为有利于环保的农产品加注特殊的“生态标志”。例如，瑞典的有益于环境的“KRAV”(有机农业检测体系)标志被消费者广泛认可。美国通过科技寻求农业可持续发展。美国国会拨发专款，责成美国农业部在全国大农业区建立为过剩农产品寻找非农用途的研究开发部门，建成的4个研究中心取得了数以百计的创新成果，为农业科技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澳大利亚农业持续发展的理念贯穿于整个农业产业化经营之中，这也是其农业竞争力强、效益性高、持久发展的重要原因。

水是农业发展和社会存在的基础。澳大利亚对水的管理严格，国家层面有水资源管理委员会，全面负责水资源规划、水资源定价和水权交易。一般情况禁止采集地下水，大力提倡和鼓励对雨水的收集利用。与此同时，澳洲地广人稀、草场资源丰富，仍坚持不断地改良草场，发展优良牧草，严格规定载畜量，实行轮牧、体牧、围牧，严禁过度放牧，促进草畜生态良性循环［10］。

发展可持续农业、建设生态环境友好的农村，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广大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的使命。农民是生态农业、高效农业的直接实践者。因此，农民职业教育对农村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农民接受更多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能够使农业在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上更快更好地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态素养，能够使他们自觉抵制那些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从而成为农村生态环境乃至整个社会生态环境的内在可持续的动力。

4国外多功能农民职业教育对我国农民职业教育的启示

近年来，随着政府对农业、农民、农村发展的重视，我国农村与农业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在承载人口、保障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社会贡献，但由于农村在资源配置上的先天不足和现实发展上的相对弱化，加之历史、经济、体制、观念等方面原因，农民职业教育发展仍相对滞后，经济功能发挥不全面，大部分农民并未真正掌握先进的农业生产和经营技术;政治功能局限在维持社会稳定上，农民职业培训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体制色彩，主要靠政府下文件推动;社会各界对职业教育淡漠，新闻媒体极少宣传，民众普遍不理解、不认同，文化的传播和融合功能未显现出来;生态功能还有很大挖掘潜力。

4．1培养大量适应现代化生产的新型农民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旨在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培养和造就现代新型农民。把农村经济的增长点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以充分发挥农民职业教育的经济功能。农村职业教育是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讲文明、守法制”的现代新型农民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是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新型农民培养的结合点。在全面贯彻科教兴农战略、解决“三农”问题、建设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农村职业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4．2增强农民职业教育为经济服务的能力通过充分发挥农民职业教育的政治功能，促进社会公平、维持社会稳定、丰富农村精神生活，进而增强农村职教服务区域经济的功能。必须紧密围绕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根据农业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城镇化需要，以及农村劳动力由“简单劳力型”向“职业技能型”转变、就业行业由体力型向素质型转变的特点来培训农村劳动力，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永久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以适应和满足农村发展的新需求。

4．3促进农村文化的革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发达国家的农民职业教育文化功能发挥程度对我国农民职业教育和我国农村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经验，具体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科学系统地培训我国农民事关我国农村发展战略，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农民职业教育可通过以下两条途径走出封闭:一是通过农村和城市教育的交流活动，如互派教师、互相进行农业技术交流等，促进城乡之间不同文化的相互学习和理解;另一条途径是通过对不同文化、不同思想、不同观点的学习，如介绍前沿理论流派、最新研究成果等，选择和判断有益于自身发展的文化，对已有的文化进行反思、变革和整合，融合成新的文化。

农民教育论文范文篇7

一方面嘉兴市政府在外来人员管理服务上创新举措，成立了新居民管理局，出台了相关政策法规来保障新居民群体享有的权利，在缓解外来人员子女就学难问题时，加快了公办学校建设进度，尽可能吸纳外来人员子女入学，据统计，公办学校班级中外地生占近1/3，并采取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形式建设外来人员子女学校，现全市外来人员子女入学率超过了95%。另一方面，就外来务工子女受教育权而言，这类群体在享有教育资源公平性上仍面临严峻的挑战，于此同时衍生而来诸多教育问题，究其形成原因更值得深思。调研分析结果显示，外来务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形势不容乐观，突出问题具体现在以下方面：

1.家庭教育环境差、学习条件缺乏

家庭背景对未成年儿童的成长有重大影响。团队调研的均是小学阶段学生，年龄段在小学6~12岁，正处于身心健康成长的关键时期，由于家庭经济收入水平不高，其家庭教育环境并不乐观。在调研问卷中“如果给孩子购买图书，每学期您能接受的金额是多少”，仅20%的家长表示能接受100元以上的图书支出。在蓝天民丰学校及其周边社区走访中笔者发现这些外来务工群体多住在城乡结合部，或近郊的工棚、集体房、廉租房，周边文化教育设施差，儿童学习书籍资料少，缺乏休闲、娱乐和学习设备，而且周边人口复杂，居住环境不具备子女学习相适应的环境与条件。

2.教育内容单一、教育方式简单粗暴

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是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调研中发现，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内容比较单一，不少家长过于注重孩子成绩高低、升学率，对孩子期望很高。分析调查结果显示，91.3%的家长都较为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只有8.3%的家长关注到了孩子品德修养和人际交往等方面。另外，83%的家长希望孩子获取大学以上学历，而“轻松、收入高、自由”的工作期待比例占到65%，由此可见，外来务工随迁子女家长大多一味追求子女的学习成绩，这种学习成绩至上的价值观往往导致家长忽略子女综合素质能力的培养。其次是家庭教育的方式简单粗暴，多数家长在对子女的教养上还是以“棍棒教育”为主，据调查其比例占到45.92%，能耐心教导的只占3.44%。此外，外来务工随迁子女家庭常常是上演“家庭暴力”的重灾区，在受访的73个外来务工随迁子女中，有20个孩子不同程度的经历过家暴。

3.家长家教水平低，家教能力和沟通能力欠缺

外来务工群体自身文化水平有限、综合素质低，在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上往往有失理性与科学。就家长文化层次而言，初中以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到70.5%，当子女犯了错或者学习成绩不如人意时，多数家长在对子女的教养上还是以“棍棒教育”为主，据调查其比例占到45.92%，能耐心教导的只占3.44%。在调查中，63%的家长认为家庭教育对孩子成长起着最直接最重要的影响，但是他们的行动却和想法却背道而驰，而与家长深入访谈中，87%的家长表示自己不清楚孩子的喜好、性格。他们也表示自己起早摸黑，根本无心照顾与关心子女，从而与子女存在一定隔阂。

4.家长与学校缺乏沟通交流

当前，在针对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尚未有效形成教育合理，这正是当前我们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中不可忽视的一面。访谈了解，学校与家长联系偏少，家长也不主动与学校联系。一般家长认为把孩子送到学校就是教育，甚至拒绝学校通过家校通平台与家长的交流，对孩子的健康状况不闻不问。有不少家长告诉我们，“我在外工作，孩子就一人在家活动”，从侧面反映出外来务工随迁子女的活动场所仅限于狭窄的小区。由此，在相互联系、相互的教育系统中，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缺乏配合与协调，导致家庭教育封闭。

二、影响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因素分析

1.家庭内部因素

在受访的180名家长中，年龄在25~35岁为主占60%，35~45岁占30%，45岁以上则占10%。现有学历在小学、初中、中学、中专、大专各占40.5%、30%、18%、3%、2%，无家长学历在本科生及以上，不到5%的家长取得中专大专学历，学历集中在小学。在受访人群中文盲率则占约6.5%，而我国人口粗文盲率早在2010年就已经降低到了4.08%。由以上两组数据，可得出结论：作为家长的外来务工人员自身的文化程度偏低。由于自身的文化水平有限，势必会影响对孩子的家庭教育，突出表现以下四方面：家庭教育观念落后，教育方式简单，日常管教不到位，忽视心理健康教育。

（1）教育观念落后

农民工家长教育观念表现出了极强的功利性，更关注学习成绩，忽视能力的发展。并且受经济能力和时间所限，较少有家庭让孩子参加兴趣班，对孩子才能的发展往往力不从心，让孩子潜能失去发展的机会，缺少创新意识培养。

（2）教育方法简单

调查表明农民工群体对待子女教育片面强调物质强化。不会激发孩子的自我教育能力。农民工家庭教育在激发孩子发展内驱力方面表现出较多不足：过于溺爱孩子、不善于与孩子进行良好的沟通、不会尊重孩子的意见和看法、默然对待孩子的进步或好的表现、强调父母的身份与权威等。

（3）日常管教不到位

平时疏于对孩子的管理，给子女的学习帮助偏少。如子女不做作业、玩电子游戏、交友不善、形成不良的行为习惯等问题都是农民工家庭容易忽视的。行为纠错能力不足。青少年儿童正处在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们的个性心理、行为习惯正在形成，稍不注意，孩子容易形成逃课、上网、吸烟等不良的行为习惯。对于不良的行为习惯，家长不应简单训斥甚至打骂，也不能过于偏爱、护短任其滋长，农民工父母往往缺少这些应有的教育纠错能力。

（4）忽视心理健康教育

不懂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不会疏导孩子情绪。农民工父母往往缺少对孩子自信心培养的有效手段，许多家长不会发现孩子的闪光点，不会及时肯定孩子的进步；相反有些家长会在孩子犯错时责怪他们，遇到挫折时谴责他们，不利孩子自信心的培养。

2.家庭外部因素

（1）教育环境

公办学校教育资源短缺。民工子弟学校师资力量弱，资金来源匮乏，设备简陋，教学质量不高，这些都限制了民工子弟学校的发展。民工子弟学校急需解决正规化的问题，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教师水平低，教育方式不当。个别教育者自我要求不严，言行不慎，教育方法不当，对学生不尊重、不信任、不能一视同仁，有的甚至对学生讽刺挖苦，变相体罚等等，这是教师的“师德问题”，这也对农民工子女的成长造成严重的影响。在走访的过程中，有老师这样讲到“我们学校也有出现体罚的事件，虽然说老师也是抱着‘恨铁不成钢’的心态，但其实这也是师德问题”。教学资源差距大。特别显现在民办学校与公立学校，甚至是纯民工子性质的学校，集中表现为教学硬件设施简陋，文化建设紧张、资源短缺，校园安全建设不到位。

（2）社会环境

以上原因均成为制约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之类的重要因素，但城乡二元结构是产生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的根本原因。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以及在城乡户籍壁垒基础上的其他问题。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农民工家庭虽然已经流入城市，但在养老、医疗、失业、救济、补助等方面不能与城市市民享有同等待遇，农民工家庭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社会，随迁子女由于户籍限制并不能真正公平地享受当地的教育资源，加大了心理落差，也增加了家庭教育的难度。

三、改进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对策思考

1.家长应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尽可能地转变自身教育理念。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掌握科学家教方法，从而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式和教育观念。应认识并接受继续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断加强学系，主动参加培训，提升自身教育水平。应加强与孩子的交流和沟通，及时与学校、老师进行联系，掌握孩子成长情况。

2.学校应创设一定的条件帮助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进行家庭教育。应积极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学校定期开家长会，教师经常性家访，定期开展亲子活动。应建立家校合作制度，定期与家长沟通，汇报子女在学校的学习情况、思想情况，搭建一个学校和家庭共同教育的局面。最后，学校应该建立心理咨询室，随时帮助孩子解决一些心理问题。

3.社会应提供相应的场所和设施来提高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质量。积极举办多种形式的家长学校以提高进城农民工家庭教育质量。建立儿童少年机构，定期开展讲座、经验交流会等活动。搭建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帮护体系，减少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农民教育论文范文篇8

发挥精准服务新功能的理论基础

远程教育精准服务各类农民新功能的实现，既需要切中相关群体利益需求，更需要根据各类人群的文化背景和心理需要，形成与该类人群认知结构对应的远程教育课程结构，才能产生出“耦合–共振”效应。（一）精准服务教育对象的理论1.多网合一“耦合”运作的原理“耦合性广泛地存在于教育技术理论研究与实践之中。”[5]结合本文的语境看，则是指多部门、多种远程教育载体之间存在的“耦合”作用关系。这种耦合关系是以合力方式进行的，相互作用的要素之间会产生能量、信息的互补、放大、共振等效应，形成1+1>2的功能。2.针对学员群体的“耦合–共振”心理原理网络有效学习，涉及学习者内在心智变化的活动，而动机、元认知和元意志又是心智系统中激发自我学习的三个重要因素[6]。因此，诊断出教育对象的认知结构特征，针对学习者利益需求及其认知特点，制定精准服务的导航图，以提升其学习监控力，既能从教育内容上满足学习者的功利追求，又能强化其学习动机，拓展其元认知，在教育资源与学习者之间产生出“心灵相通”的共振效应。3.教育资源“质–量–度”有机统一的结构优化原理农民之所以愿意接受农村远程教育，是因为能满足其兴趣和利益追求，帮助其完成奋斗目标。而接受教育的内容广度和深度，却受其认知基础和能力制约。在以海量知识传输的远程教育中，需要根据各类教育对象的特征，准确定位教育资源的“质”所体现出的社会价值和难度水平。同时，为了让农民将学到的知识、技能予以有效地巩固，还需要相应数量的变式训练。因此，统一运筹的远程教育就需要在资源的“质”上把握好梯度，在量上把握好“数”度，分类设计出“质–量–度”结构优化的教育资源库。4.标准化系统教育与个性化片段教育有机结合的原理多网合一的远程教育，既融入了标准化的学历教育，又有移动和网络化的个性学习。标准化，有助于发展科学技术等专门化教育，有助于大面积、高质量地向农民推广科技知识。个性化，则有利于满足农民的兴趣爱好，丰富农村的文化资源。因此，需要遵守标准化与个性化有机结合的教育原理。（二）适应e时代教育特征的新理论1.“社会–人本–技术”功能一体化设计理论要达到让农民“适用–乐用–争着用”的教育资源设计目标，就要有满足社会需求的价值，才能让农民学到的知识有用武之地，顺利转化为其获益的目的。但是，要让农民“看得懂，听得进，学得会”，则需要从其认知水平出发进行设计。这就需要发挥现代教育技术的优势，即化繁为简，化难为易，将实时教学转化为延时教学，将课堂教学转化为掌上教学。因此，教育的“社会功能–人本功能–技术功能”必须有机统一到远程教育资源的整体设计中。2.学科教学与现代教育技术整合的标准化理论所谓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就是通过将信息技术有效地融合于各学科的教学过程来营造一种新型教学环境，实现一种既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以‘自主、探究、合作’为特征的教与学方式”[7]。虽然在教与学的方式和教学环境上可以展示个性，但是学科教育有专门的课程标准，而且整合后学员的学习业绩也需要以标准化的统一试卷进行检测，这样学员获得的毕业证书才能得到社会的公认。因此，整合理论所达成的主要是标准化远程教育结果，实施对象也主要是现代教育技术与规范化课堂教学的整合，其价值在于为提高学历教育的效率奠定教育技术理论基础。3.弥补标准化缺陷的个性化移动学习理论体系学科整合教育理论在提高效率上优势明显，但对于随时随地的愉快学习却显得不足。基于移动学习形成的非正式学习、情境学习、境脉学习、活动学习、经验学习等系统的移动学习理论[8]15,具有满足个性化学习的优势，恰好弥补了课程整合理论突出标准化的不足，成为精准服务新功能发挥的理论依据。4.角色互换的资源研发理论为了充分发挥贴心地远程教育服务功能，将上述标准化教育和个性化移动学习理论综合加以运用，就应站在学习者的立场来考察哪些教育需要标准化，哪些教育领域需要个别化。其有效的办法就是换位思考，让农村远程教育资源设计专家下地方，深入农户；让现场培训者、学员代表上电视台，参加课程与教学设计的角色互换，在教师与专家、教师与学生之间形成经验同构、情感共振的效应。

远程教育精准服务农民新功能的实现路径

农民教育论文范文篇9

国家统计局2019年2月28日了《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8年底，我国内地总人口139538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8313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59．58％，比上年末提高1．06％。全国农民工总数量为28836万人，比上年增长0．6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17266万人，比上年增长0．5％，本地农民工11570万人，比上年增长0．9％。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从2014年到2018年农民工无论是总人数还是外出农民工数量、本地农民工数量都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就业统计数据显示，自2014年开始农民工的就业人数逐年下降（见表2）。分析其中原因，与我国目前制造业的升级转型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不无关系。2015年3月5日，“中国制造2025”宏大计划由总理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制造2025》；5月19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制造2015》。这是中国政府在面对新的国际国内环境，做出的提升中国制造业质量和水平的重大举措，其核心思想就是要提升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信息化水平，增强创新技能和人力资本。制造业现代化对工人的要求不断提高，一些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和文化程度较低、学习能力较差的人自然会被淘汰。同时我国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进城中失地农民和进城务工农民由于缺少专业技能，加之生活习惯、文化差异等原因也使他们无法融入城市，综合原因造成就业人数不断下降。

二、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现状

（一）新生代农民工概念。农民工一般指户口在农村但不务农、在城市或乡镇打工的这一类人。这个特殊群体近年来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他们虽然户口不在城市却是城市不可或缺的一员。“文化低”“能吃苦”是他们身上的标签。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是2010年国务院颁布并开始实施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提出的，意见中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概念，并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有很大不同，他们虽然户口在农村，但是对农村和土地的依赖感以及眷恋性不强，更向往城市生活。他们其中有一部分是留守儿童，有一部分是随父母在城市打工上学，所以他们对城市更熟悉，更容易接受城市生活。虽然相比较父辈他们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但是在户籍、生活习惯、文化素养、家庭教育、职业技能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制约下，想要完全融入城市生活、为城市所接纳还很困难。（二）继续教育概念。继续教育一般指结束了九年义务制教育或全日制在校学习后，在工作中所接受的教育。继续教育按照举办的主体分为社会机构继续教育、职业学校继续教育和政府主办继续教育。政府主办继续教育往往是通过社区或者是当地企业来实现。按照继续教育内容，可以分为技能型继续教育、人文素养继续教育和学历提升继续教育。继续教育的形式也从原本单一的面对面课堂教育发展为信息化多元化的教育方式，如可以通过电脑进行在线学习，也可以通过手机端进行移动学习。对于继续教育的接受者来说，更重要的往往是继续教育的理念和接受程度、参与程度。快节奏的城市生活、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使得城市居民已经习惯于不断进行学习，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那么作为新市民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有这样的时间、精力和能力去接受各种继续教育呢？（三）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现状。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接受过农业或非农业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32．9％，其中接受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0．6％，比上年下降了0．1个百分点；外出农民工接受农业或非农业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5．5％，比上年下降0．1％。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0．5％，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从调查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接受非农职业技能教育的比重在下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农民工缺乏主动性，找不到学习的入口。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现状，一是自身缺乏自主学习意识。农民工的城市化不仅表现在城市有工作或者是买房落户，更多的是自身不断完善提高的意识，这种自我提升意识会影响到社会对农民工的认可和接受度。但实际上有很多农民工仅满足于在城市中找到工作，对于城市化的认识仅停留在和城市人一样使用智能手机购物、去大型购物中心看电影，很少有进行职业能力提升的想法。例如去考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以提高自己的岗位竞争力，自主报考一些学历提升的考试提升自己的学历，或者自觉接受一些办公软件培训提高综合素质。二是一部分农民工虽然想参加继续教育，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培训机构，缺乏经济承担能力，甚至害怕被骗。有的不知道自己适合进行什么样的培训，进行哪个方向的培训，这都需要专业人士和部门的指导。2．政府举措不到位。农民工继续教育的主办方、组织方应该是政府，政府只有大力宣传并出台相应政策，企业、机构、学校才会有相应措施。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政府需要帮扶的群体多，所以目前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政策规定政府要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或学历方面的继续教育。继续教育从供给方来说还是以社会机构为主，职业学校虽然也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但大多是和企业合作，由企业统一派送员工接受培训，这也是从管理角度来考虑，个人报名很少。相对于农民工对职业学校的较高信任度，社会培训机构很难让农民工放下警惕心，市场不规范时的种种骗局案例让人记忆犹新。目前的状况是政府“有心无力”，社会机构“有心无信”，如果能把这两者结合起来，问题就会简单很多。3．社会对农民工接受度不高农民工一直被认为是“乡下人”“没文化”“素质差”的代名词，虽然近年来城市对农民工的接受度和认可度在逐渐提高，新生代农民工也以不同于父辈的形象出现在城市，但从实际来看并未真正接受农民工。有的农民工通过自己努力参加自学取得了大专学历，但是企业或周围人却不认为是有一定含金量的文凭，往往低看，不兑现升职或加薪的承诺。加之农民工由于自身人文素养的缺乏、生活习惯的差异，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中，被市民认为是没有品位、没有素质的一类人。这些都是农民工在进城务工后需要继续教育的一部分内容。

三、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现状影响因素分析

（一）农民工：缺乏知识改变命运的坚定信念。不管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他们的父辈，很少有职业规划的概念，也几乎没有人去指导他们如何进行职业规划，所以继续教育的成果很难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体现出来。他们到城市就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没有精力去考虑个人的职业规划、继续教育，只是疲于奔命地工作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城市越大，生活方式越快捷，生活成本越高，生存的压力越大。据调查显示，农民工在大城市的立足率远远小于中小城市。城市中机遇多、风险也大，“一夜暴富”的宣传比比皆是，农民工很难辨别其中的真伪，反而会产生投机心理，形成“读书无用”的概念。在发达国家如美国，学士的年薪比副学士平均高40％，高中学历比高中以下学历高20％；在我国，虽然这一趋势还不明显，但是高学历人群在收入水平、个人素养、知识更新、生活方式、孩子教育等方面开始明显高于高中以下学历人群。应通过各种方式使新生代农民工意识到在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科学技术才能改变生活。（二）供给层面：市场不规范，缺乏可行性政府指导。从2000年起，政府不断推出政策强调关注农民工，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但是如何操作、由谁来主办、培训经费、培训指导等都是急需明确的问题。首先农民工的继续教育应该是分层次、分阶段来进行的。进入城市后如何从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上融入城市，这是农民工需要进行的第一个继续教育；找到工作后为熟悉岗位进行的岗前培训属于第二次继续教育；熟悉现有工作岗位想要晋升岗位或者提高工作待遇从事技能性更高的工作是第三次继续教育；职业技能较熟练后想要从工人或技工变为管理人员需要学历上的提升，这是第四次继续教育。每一次继续教育都需要有政府层面或政府指导的公益机构进行指引，这也是对农民工进行职业生涯的规划，但是目前能让农民工信任的指导机构非常少。

四、对策及建议

（一）搭建政府主导的农民工就业教育平台。农民工由于其自身认知和知识面的局限性，信息来源渠道狭窄，对于就业的方向和需求不是很清楚，找工作的方法大多集中在老乡介绍、路边人才市场等待、个体中介方面，规范的指导和可靠的就业信息网络非常少。政府应该作为主导承担起搭建政府、企业、培训机构、农民工四方的综合服务平台。政府根据经济发展趋势和国家政策，指导农民工就业方向，获取岗位职业资格证书；审核招聘信息的企业资格，认证培训机构资格；指导继续教育培训机构在平台上就业、职业资格、学历提升等方面的信息，供农民工参考；搭建农民工实名认证注册平台，使其可以在平台上了解就业信息、培训信息，更重要的是可以把自己对工作岗位、工作环境、工作待遇、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培训时间等方面的要求反应在平台上，使平台起到一个信息沟通的桥梁作用。而政府、企业、继续教育机构也可以通过农民工反应的信息调整就业政策、就业岗位和培训内容。在这个平台上，政府主导作用非常重要，扮演协调、整合、监控的角色。政府的主导不仅表现在对平台的建设和监控上，更应该体现在对继续教育的分层次指引上。农民工的分层次继续教育分职业技能教育、学历提升教育和生活技能培训教育。职业技能教育分入职前继续教育、入职后技能提升继续教育；学历提升教育则主要满足想要从工人岗晋升到管理岗需要学历的农民工，侧重于大专层次的学历继续教育；生活技能方面的培训则主要是生活习惯、人文综合素养等方面的讲座和活动，这方面应由政府主导社区来举办。（二）创设适合农民工的继续教育培训方式。自我国2001年高校扩招、大力举办高等职业教育后，农村学生可以上高中的基本都能进入高职院校学习一门专业并提升学历，毕业后进入城市工作生活。因此进城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是初中学历，学习基础、学习习惯较差。面对这样的群体进行继续教育，不仅内容要进行细分，继续教育的方式也要切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新生代农民工对网络的热衷程度远远高于他们的父辈，很多信息的获取都是通过网络，主要是借助于手机，信息化手段对于他们既熟悉又陌生。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继续教育要结合他们的特点，采取灵活多变的方式和手段，以激发兴趣、引导自主学习为主，采用移动端学习为主要授课方式，伴同课堂实操教育。农民工虽然会熟练使用智能手机看新闻看视频，但是如何灵活使用手机获取就业和培训信息，以及避免诈骗等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学习。除了移动端的继续教育方式，面对面的授课也是非常重要的获取技能的方式。面对面技能培训在培训时间上要符合农民工工作特点，培训地点最好有固定场所。（三）完善继续教育课程体系，优化师资队伍。农民工的继续教育内容及课程体系应该结合实际统一规范，同时又具有可操作性和选择性。国外很多发达国家利用社区大学进行继续教育，如德国、美国，只要想学习就可以在社区大学注册入学，选择自己想学的课程，然后按照要求修满学分拿到合格证明。我国的继续教育课程体系也应该根据职业技能培训、人文历史素养培训、学历提升培训来设置课程。职业技能培训侧重实践操作，能动手操作的不用理论讲解，循序渐进地安排课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农民工的上岗培训。职业技能培训中的提升培训则可以讲解一部分理论，因为这时工人已经具有实践工作经验，再讲解理论能让他们和实践对应起来加深理解。人文历史素养的继续教育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课程的安排上应以有趣、有益为主，多举办一些讲座、讨论，让大家把工作生活中的困惑说出来，让专业人士或专家进行引导并介绍一些历史人文故事。学历提升的课程则要依托院校来完成，可以由政府主导，企业委托，对工人进行订单式培养，这样既利于管理又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总之，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战略任务，有利于推进现代化进程，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也有利于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完成城市化进程。虽然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现状不乐观，但是只要多方努力，政府牵头，市场规范，多层次、多角度的农民工继续教育体系会建立并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课题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2（6）

［2］国家统计局．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8．

［3］国家统计局．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9．

［4］李彦颖，张学英．新生代农民工在职培训的调查研究［J］．当代职业教育，2018（06）

农民教育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教育弱势群体

引言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迅速转型，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适应市场对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的需求，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市，由欠发达地区涌向发达地区，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波涛汹涌的“民工潮”。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人口流动中家庭迁移的比重越来越大，大批学龄儿童随父母流入城市，数量急剧增加，流动儿童问题越来越突出，最突出的是在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上，城乡分割旧体制的弊端暴露得越加清晰，越加变得令人不能容忍。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总书记又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执政理念充满了人文关爱，让人不禁对社会、对生活、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美好的期待。

目前，我国流动儿童的数量约为1982万，占全部流动人口的19.37%。在全部流动儿童中，户口类型为农业户口的占74%。也就是说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从数量上看已将近1500万。他们不能接受或不能良好地接受义务教育，这不仅仅会影响儿童个体的发展，同时也影响我国“普九”工作的深入进行，影响社会公平体系的建立，以及我国公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必将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带来隐患。解决这一庞大群体的教育问题刻不容缓。

一、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现状分析

关于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早在2003年9月，国务院就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规定流入地政府应采取措施，切实减轻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教育费用负担。2004年3月份，国家又出台规定，从2004年秋季开始，农民工子女入学不再收取借读费、择校费或要求农民工捐资助学及摊派其他费用。实际中为了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各地政府都对教育资源进行了整合，公办学校资源紧张，而且各地教育局又是按照学校学区内常住人口的数量设置班级容量，根本没有为流动人口预留容量，加上公办学校的高消费超出农民工家庭的承受能力，城市农民工子女入读公办学校困难。当前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方式主要是农民工子弟学校和家庭教育。

（一）农民工子弟学校教育现状

目前，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公办学校借读，仍须交纳一定数额的借读费或赞助费，这对于广大处于社会低收入阶层的农民工家庭来说，能够承受的不在多数。另外，文化背景的差异、教学环境的改变、使用教材的迥异、课程进度和难度的不同也都会影响其选择借读。同时，农民工身份遭受的社会歧视也会给其子女心理上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有些家庭即使具备经济实力，最终还是把孩子送到了农民工子弟学校。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相对低下的农民工子女，除了一部分在公立学校借读外(具体数字不详)，很多家庭只好将子女送入外来人开办的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简易学校就读。这类学校或被称为“棚户学校”，“打工子弟学校”。有人认为，它们根本不能被称为是学校，因为多数连基本的办学条件都不具备，充其量只能算作“民上自发办学点”。但这类学校在城市发展十分迅速，数量增长快，学生人数增加也十分迅速。

总体上看，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特点是投资来源以个人投资办学为主，办学层次以小学教育为主；学校多设立在城乡结合部，农民工广泛聚居的地区；达到正规办学水平标准的寥寥无几，学校收费低廉，教学环境差，办学条件简陋，很多学校没有正规的教室、课桌椅、教学用具，更不要提活动场地；学校规模差异也很大，从十几人者到几百人者均有学校的师资水平良芳不齐，许多管理者与教师根本没有教育教学经历，状况令人担忧。

第一，农民工子弟学校硬件设施落后。从学校规模来看，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特点之一是规模大小不等，有的学校学生人数几十人、几百人，有的学校则有上千学生。学校的规模过大或过小，对教学安排都将带来一定困难，不利于提高教学质量；从基本设施来看，由于农民工子弟学校多属于个人投资，基本设施依靠个人解决，经费来源大都来自学生学费，招生对象又是流动人口中的低收入阶层，这就决定了学校基本设施状况的紧张与简陋。由于经费有限，学校的教学设施相当简陋，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

第二，农民工子弟学校软件建设滞后。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全部实行聘任制，但真正签合同的为数极少，学校的人员管理比较松散，教师的流动性人还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不利于教学连贯性与完整性的。由于农民工子弟学校运作的特殊环境，师资水平与公办学校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第三，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学质量不高。由于受到主客观两方面因素制约，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素质教育的今天，这类学校教学中还只是偏重知识的传授，忽视学生能力培养。学校缺乏教学设施，加之教师水平有限，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薄弱，年级越高，表现越明显。

（二）城市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现状

家庭教育对子女的人格、个性、智力、自我观念、学习成就感都有密切关系，但凡父母参与子女的教育活动越多，给子女的指导与鼓励、肯定越多，子女的发展就更为健全。学校的教育，如果缺乏家庭的配合，其教育功能有多大，令人怀疑。由于特殊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农民工在对其子女教育观念、态度、行为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相比，表现出许多不同，而且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与家长的文化素质、社会地位有关，一方面与其群体特征、经济条件、生活环境有关。

第一，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方法落后。农民工家庭在对子女的教育方法上，有以下特点：一是重言传，轻身教。许多家长对子女提出合理要求，但在日常行为中自己却不拘小节，难让孩子信服；二是训斥多，表扬少。农民工家长工作繁忙，自身素质不高，往往以命令指责的形式教育子女，希望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其实简单粗暴的方式不但难于收效，往往适得其反。

第二，家长与子女缺少沟通。由于家长工作忙碌，常常早出晚归，很少有时间辅导子女功课，加上他们自身文化水平不高，也难以在学习上为子女提供很多帮助，协助他们解决课业上的疑难。有些家长对子女的考试成绩比较关心，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在行动上具体指导。其次，家长很少为子女购买课外读物。一方面家长缺乏经济实力为子女购置学习图书。此外由于时间和经济等原因，家长很少陪子女外出活动。

二、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原因分析

城市农民工在城市阶层中属于弱势群体，对农民工子女来说，实际上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受教育的公平环境，农民工子女在接受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我国现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缺乏为每个人提供同等教育机会的物质基础，教育机会存在诸多不平等，对于以农民工为主的广大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不平等更为严重。

第一，现行户籍制度的限制。尽管1979年以后，我国的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的功能开始不断弱化，农民可以“自由”地进入城市，但是户籍制度依然对农民的身份、就业、教育、生活水平等起到钳制作用，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即是受户籍制度影响的结果。没有城市户籍或离开户籍所在地的适龄儿童，不论这些孩子是在家乡出生被父母带到城市，还是在城市出生且生活在城市，在所居城市很难得到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农民工子女基础教育被排斥在城市和乡村的教育体制之外，而被迫以体制外的市场化方式来解决。

第二，现行教育制度的制约。自1985年以来，我国义务教育体制经过三次改革：即“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在国务院领导下，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在国务院领导下，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三次改革，都始终坚持着“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户籍是享受义务教育的主要依据，实施义务教育所需经费和基本建设投资主要通过地方政府财政拨款进行配置地方政府是筹集经费、设置学校的主要部门。农民工子女具有明显的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分离的特点，使其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与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产生矛盾。一方面，流出地政府虽然对其户籍所在地的适龄儿接受义务教育负有完全责任，但跨地域的流动使流出地政府不便对这些流出本地的适龄儿童的就学情况进行管理和监督；另一方面，当外来学童随父母流动时，并没有也不可能将户籍所在地应对其投入的教育经费带到流出地流入地政府在法律上也不承担经费等主要责任。这样，流入地政府和流出地政府在对待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均处于“无责任”的境地。相应的教育法规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出现流入地政府与流出地政府相互推诿责任的现象。

（二）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途径有限

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主要途径仍然是选择农民工子弟学校，造成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途径狭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公办学校容纳量有限。由于我国教育资源的紧缺，公办学校大都是按照学校学区内常住人口的数量设置班级容量，根本没有为流动人口预留容量，在公办学校辐射不到、流动人口密集的区域，民办(简易)学校的出现不可避免。其难。以汉南区为例，“九五”期间，众多流动人口居住在这些城郊结合部。大量人口的涌入，给这里的公办学校带来巨大入学压力。众多农民工子女无法进入城市公办学校借读，只好选择农民工子弟学校。

第二，子弟学校发展缓慢。中国义务教育财政分权背景下，流动儿童教育机会的供给主要以流入地政府为主。因此流入地政府财政实力直接影响流动儿童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尽管部分地区在资助辖区流动儿童教育上投入了巨大热情，但长远来看，当越来越多的流动儿童在当地入学时，当地财政将面临巨大压力。无论在民工子弟学校的经费保障、师资配备还是在办学条件改善等方面，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因为财政压力往往都疏于扶持、管理和监督，使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长期停滞不前，农民工子女无法接受正常的、良好的义务教育。

（三）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保障制度缺失

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权利要有一定的制度来保障，然而当前相应制度及法律、法规的空白与缺失，造成了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状况的窘境。

第一，现行《义务教育法》不能适应人口流动趋势发展。我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户籍就成了享受义务教育的主要依据，而城市农民工子女具有明显的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相分离的特点，这样一方面跨地域的流动使流出地政府不便对这些流出本地的适龄儿童少年的就学情况进行监控；另一方面，当外来学童随父母流动时，并没有也不可能将户籍所在地应对其投入的教育经费带到流入地，流入地政府既无义务也不可能投入大笔教育经费完全承担众多外来人口子女就学的责任。这种地方负责的管理体制，使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在对待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上处于一种“无责任”的境地，消解了政府管理、支持和资助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积极性。

第二，相关政策执行不力。虽然各地都对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但是实际中对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管理没有明确的全国统一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专门负责，这类学校几乎处于自发办学状态，比较混乱。各地相应的财政拨款也往往被挪用为当地公办学校的发展。

三、解决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对策

随父母流入城市的广大农民工子女如何接受义务教育逐渐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与城市本地儿童一样，农民工子女同样是祖国的花朵，他们的教育应当受到重视，但是他们作为流动人口中的脆弱人群，权益容易被忽视。再过十多年甚至更短的时间，这些民工子女都将逐渐长大成人，因此，关注他们的教育问题，不仅是对这些孩子的健康成长负责，更是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负责。

（一）加强户籍、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制度，构建城乡教育共同体

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为城市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城市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他们是城市的合法纳税人，按照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他们理所当然应该获得城市的公共福利，其中也包括利用城市的教育设施的权利。为此，有关政府部门有责任帮助其子女解决好教育问题，要充分认识农民工子女就学与城市长远发展的关系，改变单纯把外来人口儿童入学问题看成包袱的思想，树立人口流动观。一方面要建立所有适龄儿童少年的义务教育登记卡制度比较可行。登记卡在各地教育部门、公安部门都要有，家长也有，当人口流动时，登记卡连同流动人口的三证（暂住证、身份证、计划生育证）一起经有关部门检查登记，作为随时入学的依据，减少入学手续上的繁琐，避免政策不健全造成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和剥夺教育权现象发生。另一方面要按照“高中向城区和县城集聚、初中向建制镇集聚、小学向乡(镇)政府所在地和中心村集聚”的原则，制定并实施新一轮各类学校布局调整规划，合理调整城乡中小学布局。把他们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一部分，纳入城市管理范围内。

（二）明确政府责任，完善农民工子女教育管理体制

明确政府在农民工子女教育中的责任，首先要加强流入地、流出地教育部门之间的沟通，明确各自在流动儿童少年教育管理中的职责，将其就学管理落到实处；其次，要明确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并且密切联系、通力合作。公安部门做好本地区流进、流出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的调查摸底工作，并及时向教育部门提供有关情况，人事、劳动部门应禁止经商办厂或从事其他劳动的组织或个人使用童工，物价管理部门监督检查学校收费情况等；最后在教育经费中专门分类设立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经费专项拨款，用于资助农民工子弟学校或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改善其办学条件与质量，经费来源依靠财政拨款。

（三）合理利用社会资源，拓宽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途径

拓宽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途径，给农民工子女选择的余地有利于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发展，为此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挖掘办学潜力。

第一，充分利用公办学校资源。公办学校可以利用闲置的教育资源，解决流动儿童入学难的问题。当生源数减少时，可将其实验设备、运动场地、图书、等硬件设施支援给农民工子弟学校。城郊结合部的一些分散的村校被撤消、合并后的教育资源(例如校舍、师资)将可以将其改造为民办公助学校，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并制订政策鼓励和支持公办学校的富余教师流动到民办的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任教。另外，在公办学校还可以成立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班级。

第二，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吸引本地就学。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根本在于实现儿童教育权的平等。我国的义务教育发展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农民工之所以把子女带到城市，就是为了子女能够接受城市的较高质量的教育。这就要求国家应把教育投资重点转向农村和边远地区，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增加教育机会，缩小质量差距，吸引一部分儿童在本地就学。

第三，鼓励社会办学。发挥社会力量，鼓励支持社会团体、个人举办服务于广大农民工子女的民办学校。在土地、办学条件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对这些学校的发展进行合理规划，营造此类学校生存和发展的氛围。而且，要采取民办公助或公办民助等形式，壮大办学实力，提高办学质量。

（四）加强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管理

教育行政部自要加强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常规管理，这不仅包括对办学者办学行为的管理，还包括对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籍、学习质量等的管理，是一个完善的管理制度。同时要加强对它们的督导评估，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符合农民工子弟学校特点的评价、监测指标体系，并把其纳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管理体系之中。使他们由地下转为地上，由无证转为有证，由无序转为有序。要依法实施教师资格制度，全面推行教师聘任制，激活用人机制，拓宽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来源渠道，利用一些优惠政策积极鼓励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到学校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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