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收入十篇

农民收入篇1

一、条件不足：农民财产性收入

(一)农民传统观念

社会主义同样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是计划经济下的传统观念还依然影响着多数农民，认为社会主义就不应存在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东西，不应该提倡它、而是要杜绝剔除：另一方面，大多农民在长期社会交往中逐步形成的一些思想约束和思维惯性，诸如害怕担风险，更多愿意采取存款形式、生活上靠政府，生产上靠天，缺乏创新意识和接受新知识及新事物的迫切性和主动性。

(二)农村金融市场滞后

“财产或资产，并不是物，也不是财富，只有这些物及财富能够通过市场方式产生未来收入流时。这些物或财富才能够成为财产。”这种转化机制就是市场体系。与城市相比较，在农村地区没有更好发展和完善金融市场，在农村更多是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两大体系，没有股票等资本市场，为此农民难以获取股票等收入。

(三)农地产权虚置

依靠土地财产性收入主要是通过土地征用和土地承包经营流转获得收入。土地对于农民而言是最大的财产。由于我国农地产权主体虚置，农民只享有土地经营权而未所有权，因此，农民对自己耕种的土地就难以拥有话语权，也难以使土地使用权作为权益性资产介入再生产投资。例如失地农民，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过程中，由于农地产权虚置，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结果使大多数农民土地被政府和不法商人低价侵占。造成火地农民未能合理得到土地财产补偿。

二、弥补条件：建设服务型政府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内涵，“是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一种结构，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的一种机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现如今，为更好解决以上影响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问题，就迫切需要在理财教育投资、完善乡镇金融市场、制定公共规则等方面为农民获取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

(一)加强理财投资教育

拥有财富未能获得财产性收入，条件是还需具备一定理财的理论水平。之所以城市居民财产性收入比农民高，理由是城市居民理财水平要比农民高。理财知识是一种具有很强正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因此，这需要政府在理财教育方面花大力气多投资，通过各种报刊、课堂等宣传方式加强对农民投资理财教育，以便逐步解放农民思想，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引发农民投资消费，引导农民从单纯存款转向多项投资。只有这样，才可以使农民能通过证券、储蓄、股票等多渠道获得利息、股息、分红等收入。

(二)发展乡镇金融市场

我国金融中介的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增加有促进作用，我国金融部门具有公共部门性质，因为它们的行为大部分是属于政府行为，所以应该将它们作为政府部门来看待。要提高农民参与金融投资的积极性，关键是要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在这里也就要充分发挥乡镇政府在发展和完善乡镇金融市场中的职责，一方面加强向低收入群众供给金融服务，推行惠及穷人的金融发展之路、开放和搞活农村金融市场。改善对农户和农村企业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当地实际情况，以农民需求为准则发展和完善各类金融市场，Greenwood和BoyanJovanovieh分析认为，享受金融服务需要一定的成本，不同收入阶层因收入的不同享受到不同的金融服务。只有这样，才能让农民近距离接触资本市场、期货市场等金融部门，使农民在参与融资活动中获取财产性收入。

农民收入篇2

一、粮食价格持续低迷，粮食生产几近入不敷出的格局

从粮食投入产出的数据来分析，90年代末期，粮食市场价格的持续低迷，加上物质费用和农民种地负担的大幅升高，使得农民种粮的纯收入水平大大缩减。

2000年，襄阳县种植水稻的亩纯收入率基本为零。种植小麦已经处于亏本状态，1999年亏本尤其严重。种植玉米也严重亏本，1999年和2000年亩纯收入率仅分别为-32.43%和-18.32%。这还没有考虑劳动力成本。如果考虑劳动力成本的话，亏本幅度更大。

泰和县属于典型的稻谷产区，一年两季，我们对泰和县的早籼稻和晚籼稻的生产成本和收益的分析表明，90年代早籼稻生产效益经历了先增加后减少的过程。1992年，每亩早籼稻的纯收入为37.39元，到1996年一直增加到306.87元，4年间增长了7倍。之后，早籼稻的效益不断下降，2000年仅为111.75元，仅为1996年的36.41%。1992年，早籼稻生产亩纯收入率为25.28%，之后一直增加到1996年的59.65%。增加的原因主要为粮食收购价格的上升，并由此而带动的投入水平的提高，亩物质费用也相应由1992年的103.06元增加到1996年的187.09元。之后，早籼稻生产效益逐年下降，到2000年下降到36.42%。如果将劳动工日作价，并考虑相关费用，种粮已经出现亏本。以2000年为例，根据泰和县的标准，每亩早籼稻生产平均需要17.3个劳动工日，每个劳动工日作价10.56元，劳动力成本则为182.69元。将这个因素考虑进去，泰和县早籼稻生产平均每亩亏本70.94元。

泰和县90年代晚籼稻生产的效益也经历一个先增加后减少的过程。1991年，每亩的纯收入为104.25元，到1998年增加到331.57元。到1999年，晚籼稻的生产效益开始下降，亩纯收入为146.46元，不及1998年的一半。虽然2000年生产效益有所回升，但仍然只有202元。根据泰和县的标准，2000年每亩晚稻生产平均需要日16.8个劳动工，平均每个工日10.56元，劳动工日作价177.41元。如果考虑这一因素，则2000年种植晚籼稻基本上不赚钱。

二、农产品销售不畅，农业结构调整的效益难以充分发挥

从3个县来看，近年来，县乡政府在引导农户调整农业结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鄢陵县比较成功地推进了以发展花卉业为主的新一轮农业结构调整。全县花卉苗木栽培面积在1995年到2001年的短短5年时间里，由1.8万亩发展到14.8万亩，已占全县耕地的1/6，从事花卉苗木产销服务的达数万人，已成为全国北方最大的花木产销基地。泰和县近年来在引导农民发展优质早稻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2000年优质稻种植面积占水稻播种总面积的67.2%，比上年提高36个百分点。优质稻亩产值比一般品种增收8.245元，仅此一项，全县种粮新增产值达439.46万元，农民人均增收11元。襄阳县近年来从自身优势出发，大力发展优质油菜，目前“双低”油菜已占100%。

尽管3个县农业结构调整都有了一定的进展，但从总体上来看，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度和力度都不够，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的带动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3个县，农业结构调整面临的突出困难是农产品销售不畅。以优质稻为例，在泰和县，我们发现，并不是粮食品种优质化了，结构调整就成功了，粮食价格就上去了。1998年以前，泰和县的优质稻米最高价格高达1～1.5元/斤。因此，为了增加农民收入，泰和县大力推广了优质品种。随着优质稻种植面积的快速增加，到2000年早稻优质品种率已经达到60%，晚稻优质品种已经达到70%以上。之后，优质稻的价格大幅度下跌，而常规稻米则仍可维持较高的价格水平。到2001年夏季，优质稻米的价格下降到了0.61~0.62元/斤，而常规早稻米的价格则恢复到0.45元左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常规早稻米具有市场需求。再如泰和乌骨鸡，1995年前后，市场价格暴涨，销售形势好，根据当时市场测算，每只乌骨鸡可盈利2元。于是全县养鸡一哄而上，不到1年乌鸡市场价格急剧下滑，导致全县百分之八九十的专业户亏损严重，难以为继，有的不得不含泪捣毁鸡舍、宰杀母鸡。

在居民恩格尔系数和食品的收入弹性系数明显下降，而人口的城乡分布格局并无多大变化的背景下，农业增长越来越面临着强烈的市场需求约束。在传统农区，如果不在开拓农产品市场上下功夫，仅靠传统的经验，即农产品的增产和提价，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农业结构调整，显然已经不足以解决农民增加务农收入所面临的困难。

三、农村就业不充分,人口资源配置结构严重失衡

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是传统农区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目前劳均耕地襄阳县为2.4亩，鄢陵县为2.8亩，泰和县为3.5亩。而每个劳动力一般可承担水田4~5亩,或是旱地10亩，以此计算，3个县存在十几到二十几万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此外,还有季节性的剩余劳动力。一般是“四个月种田，七个月休闲”。

农业的技术进步，使种植业的用工量趋于减少，这又剩余一部分劳动力。按襄阳县农业局1991年以来的调查，近十年来五种主要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亩用工，除小麦下降较少外(减少4.5%)，其他都下降了12～29%。全国的趋势也是如此，1990～2000年全国稻谷、小麦、玉米、油菜、棉花平均每亩用工一般下降了29～34%。

从3个县调查看，近年来，县域内的国有企业亏损、破产增加，提供就业机会的能力大幅度下降。襄阳县提供的材料显示，县直的34家企业资产负债率大都在100~200%之间。34家企业共欠银行本金10亿元，企业人均负债3万元。据县劳动局提供的数字，2000年县属企业职工月平均工资为382元，实际上有50%的职工已不在本岗位，自谋生路。34家企业中只有9家能正常生产、4家停产、21家不能正常生产。襄阳县主管领导认为，现在中央的政策是管大不管小，而县级没有国有大中型企业，地方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差，基本处在银行不贷款、政府不扶持、职工不出资的境地。

从1997年起，随着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的变化，乡镇企业处在产品结构调整、内部转换机制和严峻的市场竞争之中，加上乡镇企业本身的问题，乡镇企业发展开始走向“低谷”，吸收农民就业的能力已大大下降。不仅如此，盲目发展乡镇企业，给银行造成了大量的不良贷款，也使各级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襄阳县是湖北省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一个县，乡镇企业产值在全省居第二位。乡镇企业吸收了10多万农村富余劳动力，每年可以提供1600万元的地税收入。乡镇企业在发展初期主要靠国家税收的优惠和财政周转金的支持。随着国家税收政策的规范化，税收优惠的减少，财政周转金的取消，以及市场环境的变化，加上乡镇企业本身的问题，从1997年起，乡镇企业发展开始走向“低谷”，纷纷破产、倒闭。乡镇企业在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方面的地位已严重削弱，农民来自乡镇企业工资收入的增长率已显著下降。1997年全县乡镇企业年总产值达274亿元，到2000年，产值下降到175亿元。调查中发现，乡镇企业有很大的“泡沫”。县里的主管干部讲：现在乡镇企业的数字仍有60%的水分。我们调查的一个村，村办企业产值报了1200万元，实际只有40万元左右。从襄阳情况看，倒闭后的乡镇企业给地方财政带来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全县乡镇企业转嫁到财政负担的债务总额在5302万元以上。全县村一级因开办企业负债1.34亿元。有的基层干部讲，乡镇企业由财政的支柱变成了财政的压力。

在河南省鄢陵县的调查中发现，乡镇企业情况发展的特点和问题与湖北襄阳县有相似之处。2000年全县乡镇企业共有8059户，从业人员5.1万人。全县乡镇企业总产值48亿元，增加值11.7亿元，实现利润59787万元，税金4443万元，上缴财政2500万元。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现在乡镇企业的总产值“水分”仍然不少。当地两个乡的领导讲，“乡镇企业的数据都是应付上级的，实际不是那回事”。县乡镇企业主管领导也承认统计数据有一定的“水分”，但“这是上面的指标任务，不能怪我们，指标是层层下达的。”鄢陵县乡镇企业(包括个体私营企业)吸纳就业1990年为59740人，1994年增加到近7万人，此后出现下降，到2000年，吸纳就业仅为51404人，比1990年还降低14%。泰和县近5年乡镇企业没有发展，乡镇就业人数也出现下降。

传统农区乡镇企业发展缓慢，究其原因，有以往以行政方式办企业及企业制度问题造成的失败，有当地农民购买力薄弱和市场不景气的影响，也有农业半自给经济环境下人们缺乏办企业所要求的市场观念、技术和经营管理素质的制约。导致目前传统农区农业剩余劳力就业门路狭窄，农民增收缺乏新的增长源。

四、农民负担总体水平过重，收入越低的农户负担越重

根据我们对3个县的抽样调查，三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是2103元，而人均负担量是252元，负担量占农民人均纯收入近12％。这个水平相对于其他地区并不算特别沉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人均收入不到1400元的襄阳，人均税费负担总额为389.37元，农民负担占纯收入中的比重高达28％。

由于农民的负担与农民经营的耕地面积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通过分析农民负担与耕地面积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揭示农民的负担状况。从三县的调查情况来看，亩均纯收入为407.31元，亩均农民负担为109.44元，亩均负担占亩均纯收入的比重为26.87%。这样，在扣除各种负担以后，如果考虑劳动力成本，种地基本上就不赚钱了。

襄阳、鄢陵和泰和县样本户种植业负担情縚

从调查农户看，越穷的农户相对负担越重。人均纯收入在500元和1000元以下的农民，人均各种负担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高达36.22%和38.50%。这个负担水平相对于任何行业的劳动者都过于沉重。人均纯收入在1000~2000元的样本农户，人均各种负担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20.42%。而人均纯收入在2000~3000元和3000~5000元的农户，人均各种负担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则为7.87%和8.12%，人均纯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农户，负担水平为4.17%。可见，即使总体的税负水平并不高，但由于越穷的农户所要承受的税费越高，所以农民负担问题依然严重。

不同收入水平农民负担状况比较

根据调查所收集到的近10年有关数据进行计算后发现：从一个较长的时期平均来看，农民负担连年增长的趋势并未扭转，而且，个别项目的增长率更超出我们的想象。比如，鄢陵全县农业特产税1992~2000年间平均每年递增43.2%，而大马镇则高达54.8%！鄢陵全县和马坊乡、大马镇以及襄阳县的太平镇的“三提”和“五统”均以两位数的增长率递增，最高的乡镇年均递增率分别接近20%和30%！

五、县乡财政严重入不敷出，财政危机直接转化成农民负担

在调查的3个县中，泰和县财政情况较好，就该县目前财力而言，财政是典型的“吃饭财政”,只能勉强保证工资的发放。鄢陵县的日子要比泰和难过，财政已到了即使什么都不干，工资也无法保障的地步。襄阳县财政状况是最困难的，实际上已成为“半饥饿”财政。从调查情况看，县乡财政都很困难，但乡镇财政的困难要比县直财政大得多。乡财政已不是传统意义上财政收入保工资的“吃饭”型财政，已经恶化为一种运转更为艰难的“讨饭”型财政。由于财政信用程度下降，“讨饭”也越来越难，乡财政实际上已接近崩溃的边缘。调查中，许多县乡干部叫苦连天、怨声载道，有人把县乡财政困难状况写了一副对联，始则：拆东墙补西墙，墙墙是洞；借新债还旧债，债债不清。继则：拆东墙补西墙，无墙可拆；借新债还旧债，无债可借。横批：日子难过。

县乡财政大范围的出现入不敷出，说明相当一部分县市都面临严重的公共财政危机。县乡政府普遍面临的公共财政危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后果。通过这次调查发现，农民负担状况与县乡财政困难是联系在一起的。县乡财政危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突出表现在：

首先，县乡财政入不敷出导致基层政府对农民过度征税。从3个县来看，农业税收在乡镇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2000年襄阳县农业四税占乡镇财政收入的比重为44.5%，泰和为27.6%，鄢陵为50.7%。如果考虑到工商税收中的屠宰税来源于农村养殖业的因素，涉农税收在乡镇财政收入中的份额则更大。调查发现，近年来，由于工商税收增长难度大，财政压力较大，乡镇政府为维持日益庞大的机构运转，不得不用农业特产税等税目来弥补其他税源的不足。因此，不断加大农业特产税的征收力度。调查发现，农业特产税一般采取按人头平均分摊到户的办法，征收过程中出现了较大的随意性，据实征收流于形式，征过头税的问题相当严重。襄阳县现有农业特产税源据测算为850万元，但年度任务却为4600万元，税源仅占任务的18.48％。当问及为什么下达这么高的税收任务时，县地税局和农税局的负责人讲，下达农业特产税任务不是以农业特产税实际收入为依据，为了保吃饭，现在完全是“以支定收”，下达的地税任务完全是脱离实际的，远远超出了企业和农民的承受能力。农业特产税已成为地方税中增收潜力较大的税种，已演变成增加农民负担的新渠道。

其次，在没有税收立法权的情况下，为了满足各种开支的需要，地方政府就不得不借各种名义向农民收取各种费用，从而使得农村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急剧膨胀，使农民非税收负担急剧增长。“费大于税”现象普遍存在，“三乱”和收费加码问题严重。从3个县的总体情况看，在农民负担的税费总额中，税不到1/3，而费超过了2/3，其中不规范的收费和集资占农民负担总量的1/3，“三提五统”则超过了1/3。简言之，三个部分的比例大致是1∶1∶1。即使我们分开3个县来看，税收比重最大的泰和县也只有46％，不到一半。而“费大于税”最为严重的是鄢陵县，在所有的负担中，税收只占18％，有82％是面向农民的各种收费。由此可见，费大于税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分县来看，在湖北襄阳县，不规范的收费和集资占到农民负担总额的39％，而在河南鄢陵县和江西泰和县，这个项目的比重分别只占23％和2％。这个差别表明，在不同的地区，农民负担的结构极为不同。这种状况当然与地方政府对于不规范收费和集资的监管力度有关。在管理较为严格的地区，这种收费占农民负担的比重就比较小。县域之间的结构差别反映出，虽然中央政府对于税收和收费尤其是“三提五统”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却存在明显的偏离。仅在这中部地区人均收入相近、产业结构相类似的3个县中，税费结构的差别就如此之大（税收分别占28％、18％和46％）,我们可以想见，在全国范围内此种差别该有多么突出了。

再次，县乡财政压力迫使基层政府大规模举债。襄阳县直接的财政债务为28925万元，占2000年全县实际可支配财政收入的140.3%。镇级负债2000年清查时为3.3亿元，2001年6月清查为4.1亿元，全县17个镇都负债，镇级平均负债2411万元。泰和县财政债务为9000多万元，占可支配财政收入的57%。鄢陵县县乡两级财政共负债1.4亿元，其中县财政负债1000多万元，主要是乡镇负债。我们调查的大马乡2001年财政累计净负债达446.7万元，马坊乡债务是556万元，这两个乡镇财政债务占实际可支配财力的比重分别为295.4%和370%。

村级债务与县乡财政困难也有密切关系。从12个村庄的调查情况看，县乡政府对村庄一级几乎没有任何的财政补助，村庄都是财政净流出。每个村庄平均缴纳的税费为39.7万元。村一级收入主要有村提留款、村办企业上交承包费、集体土地出租收入、集资款等。平均每个村庄收入只有9.5万元。调查的12个村庄有10个负债，平均每个村负债35.1万元。调查发现，村级组织的大量负债实际上用来弥补县乡财政的缺口。襄阳县全县村级共欠基金会1.2亿元，共向个人借债7.1亿元，这些债务中用于为农户垫付税费形成的村级债务为4.4亿元，占全县村级债务的47.8%。12个村的债权为226.5万元，平均每个村18.9万元。这些债权主要是农民欠交的税费款，大部分是很难收缴回来的。

最后，县乡财政危机使县乡政府无力提供农村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很少能造福于民。由于财政困难，在保证工资发放和运转后，县乡政府已无财力干其他事情。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主要来自农民交纳的税费和教育集资。1990～2000年期间，在襄阳县教育经费中，各级财政预算拨款占40.7%，其中乡级财政占34.36%，县财政占6.25%，省级以上专款仅占0.1%。乡镇最弱的一级财政承担着发展农村义务教育这一最繁重的任务。目前，县乡财政对卫生部门实行差额拨款，只负担卫生部门人员工资的15%左右，而上级财政对县乡卫生事业的投入几乎没有，导致乡村卫生服务机构设施条件差，提供的卫生服务质量不高。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医疗费用急剧上涨，农民的医疗负担相当重，导致很多农民支付不起就诊和住院所需的医疗费用。调查的3个县农民完全处于自费医疗的状况，农民看不起病和因病致贫的问题比较突出。

财政危机向农民的转嫁，使基层政府与农民处于利益尖锐对立的状态，已成为可能引发农村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一些基层干部讲，他们肩上压着两副重担，一副是减轻农民负担，另一副是保证干部教师工资发放。财政供养人员工资主要来自向农民收取的各种税费，要减轻农民负担，工资发放就无法保障；要保工资发放，农民负担就减不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基层政府与农民的关系越来越成为一种实质性的对立关系。

六、农业和农村发展所需要的中小型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

对襄阳县农业投入情况的调查表明，由于财政困难，农业投入总体状况在恶化，特别是地方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更是令人担忧。襄阳作为一个拥有140万人口的农业大县，财政每年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只有1000多万元，相对于农业发展的要求，显然是杯水车薪，少得可怜。调查发现，县财政支援农业生产支出数字除了每年近20%的上级拨款外，剩余的80%都是虚数。1997年至2000年，财政支农的虚数达到4310万，相当于实际支出的4.3倍。县财政局的人讲，按照《农业法》规定，财政每年对农业投入的增长幅度应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不虚增财政支农支出，财政预算方案在每年的人代会上就通不过。该县反映，中央出台的各种法定支出比例太多太大，如教育支出增长要高于可用财力的增长；“科技三项费”支出要达到总支出的1％，并且要适当增长；文化事业费支出要达到总支出的1％；农业支出要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等等，这些法定支出项目已占到每年全县新增财力的40％以上，地方财政已难以承受。实际上，全县每年的可用财力增长仅8%左右，新增财力连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工资都保不了，根本无法保证法定支出。现行行政体制下，人员和机构恶性膨胀，使财政预算的约束无能为力，而法定支出太多，又肢解了预算。从襄阳县近年来的实际情况看，县乡财政主要是保证本级农业行政事业单位的运转，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主要依赖中央和省一级财政的支农专款，县乡本级财政对农业几乎没有多少投入。

中央和省一级的财政支农专项资金，一般都要求地方提供一定比例的配套资金。从调查情况看，地方配套投资到位率低，已经成为影响农林水利等基本建设项目顺利实施和提高投资效益的重要问题。襄阳县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县，1998年至2000年该县还被列为鄂西北重点农业综合开发县之一。对农业综合开发和商品粮基地建设，国家每年都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同时要求地方财政要有相应的配套资金。调查发现，中央的专项资金基本上都能到位，而地方配套资金到位率很低。襄阳县作为国家商品粮基地县，五年来，累计完成国家商品粮基地项目投资2002.35万元，占计划投资的76.25%，其中，中央投资1249万元，省投资87万元，市县投资56万元，以劳折资610.35万元。中央专项资金到位率达到98.89%，省级资金到位率为29.79%，市级资金到位率为1.62%，县级资金到位率为7.13%。总体来看，资金到位率仅为53%。1998年至2000年，襄阳县立项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共13个，其中：土地治理项目7个，多种经营项目6个，计划投资4117万元，实际完成投资2889万元，占计划的70%。其中：财政计划投资2080万元，实际完成1643万元，占计划的79%；计划群众自筹1042万元，实际完成822万元，占计划的78%。计划没有完成的主要原因：一是财政配套资金到位不及时，主要是县财政配套存在严重困难，例如2000年中央资金到位率几乎为100%，县财政资金到位率才30%；二是银行部门贷款到位率近乎于零。

在基层财政只能维持低水平“吃饭”的前提下，很难保证中央的财政支农资金能够足额用于农业，在资金使用过程中，挤占、挪用、转移和乱支乱花等问题就难以避免。在对青海的对照调查中，我们发现，由于工资无法兑现，公用经费无法保障，青海省各州县挤占专项资金的做法极其普遍。乐都县自1993年至2000年底，为了保工资发放和维持机关运转等，已挤占各类专项资金3458万元，其中挤占水利专项资金1966万元（包括坡改梯、修水渠等工程）；林业专项资金356万元（包括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薪碳林建设等）；农业专项资金241.5万元（包括农业综合开发、粮食自给工程、种子专项、农业技术推广等）；蔬菜专项资金267万元；交通专项资金223万元（县乡道路建设），教育助学金50万元等。县财政局长讲，各类来自中央和省里的专项资金，只要从财政渠道拨付，都是被挤占的对象。这些专项资金到帐后，首先要被挪用来发工资和支付公用经费。湟中县挤占专项资金的情况比乐都县还要严重。近几年来，为了保工资，保运转，每年占用各类专项资金2000万元左右，累计挤占各类专项资金高达5620万元。从青海的财力情况看，不挤占专项资金，工资的发放确实无法保障，机构的低水平运转更谈不上。2000年全省县乡工资性支出占自有财力的比重为94.6％。湟中县2001年实际可支配财力为7853万元，而工资性支出达10304万元，仅保工资性支出还差2451万元。乐都县2001年实有财力8336万元，预算中工资性支出9493万元，当年可用财力也不足以确保“吃饭”。

世界银行贷款是我国农业利用外资的重要渠道。江西省泰和县和湖北省襄阳县都争取到了世界银行贷款的支持。江西省泰和县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外资项目共2个，实际利用世界银行信贷资金折合人民币1311.75万元。湖北省襄阳县近年来获得的世界银行贷款为7988.37万元人民币。调查表明，世界银行贷款的使用对改善这两个县的农业生产条件和增加农民收入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两个县在使用世界银行贷款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汇率并轨造成的风险难以承受；由于环节过多，导致世行贷款使用成本过高；项目管理和资金管理相互脱节；项目一哄而起，导致一哄而散；债务的回收难度逐年加大等。由于地方政府外债采取财政扣款形式归还，在债务单位无力偿还的情况下，还贷责任全部压到地方财政身上，政府外债已成为地方财政的一个沉重“包袱”。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政府外债甚至直接转化成了农民的负担。例如，从2000年开始，襄阳县农民负担卡上多了一项新的内容：世行贷款还贷。我们在入户调查时发现，几乎没有农民能搞清楚这项收费是怎么回事。伙牌镇李食店村7组会计李世文问我们：只知道县里有农行、工行、建行和中国银行，怎么又冒出来了个“世行”？再说，村里从来也没有从这个银行借过钱！他根本不知道“世行”是一个什么机构，更搞不明白为什么全村农民要来还这个“世行”的贷款！据了解，“世行”贷款是用于丹江引水工程建设，按市里的规定，凡在灌区内的乡镇都要承担还贷任务，该县共分摊了6000多万元还贷任务，由于财政困难，这些任务只能分摊到每个乡镇和农户。太平镇领导讲，该镇农民很少用丹江引水工程的水，将还贷任务平摊到每个农户是很不合理的，但还款任务是上面压下来的，乡里也没有办法。县里领导也承认，这个工程县里确实可以受益，但上面分配的还款负担太重，农民用水已经交了很高的水费，再让农民承担还款任务确实不合理，但县里也没有办法，县财政没有能力还这个钱，只能平摊到农民身上。调查中了解到，农业综合开发还款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这些贷款到头来转换成了农民负担。

根据三个县的调查，影响农民增收减负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缺乏相对稳定的投入渠道。农村中小型的农田水利工程、乡村道路等设施，是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基础条件。按照现行的财政体制和投资体制，中央政府投资主要负责大中型基础设施项目，很难直接覆盖到广大乡村，省级政府投资也主要用于同中央投资配套搞大中型项目，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职责在基层的县（市）和乡镇政府，中央和省级政府仅对个别地区和特殊类型的中小型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进行适当补助（如老少边穷地区等）。县乡政府基本上是“吃饭财政”，连国家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都难以真正落实，对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的投入几乎没有。因而，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实际上主要是依靠农民自己集资和投劳。基层干部为了追求政绩，不顾当地情况、农民的实际需要和承受能力，大量向农民集资集劳修路、改水、建学校等，已经成为农民负担日益加重的重要原因。

七、县域金融机构陷入不良贷款奇高和经营严重亏损的境地，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获得金融支持极为困难

各大商业银行在县域的分行处境极为艰难，最主要表现为高比例的不良贷款和经营亏损。到2001年8月底，河南鄢陵县几大商业银行加信用社的不良资产（不含农发行）高达6.06亿，占总金融资产的60%以上。其中，农行到2001年6月末，不良贷款余额为29775万元，占各项贷款总额的69.42%；建行在1998年核销贷款2222万，信达公司剥离1388万本金，到2000年又剥离了366万呆帐和180万利息，三年来，核销、剥离共3800万，即便这样，该行也还有6000多万不良贷款，其中540万全部呆滞，还要核销369万；工行有70%属于不良贷款，如按五级划分，更高达90%。

江西泰和县的不良贷款率也不低。到2001年第三季度，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3亿，不良贷款比例是42.9%。这还是在剥离以后的数额，剥离以前更高达60%。其中，农行剥离近7000万，中行790万，建行700万。建行到2001年为止，不良贷款3147万，不良率30%，还在继续恶化；工行去掉剥离，还有36%，共6016万；农行的不良贷款，到2000年末，有1.2428个亿，占55.79%。

襄阳县的状况则更令人担忧。工商行2000年12月不良贷款4.7亿，2001年5月5.6亿，情况还在逐步恶化。建行原有1.6亿不良资产，2000年已全部剥离，其中逾期2665万，呆滞5068万，坏帐958万。农行截止2001年月5月末，全行常规贷款余额74873万元，其中正常贷款余额20986万元，占28.03％，不良贷款余额53887万元，占71.97％。

由于受种种因素影响，信用社不良贷款比重高，贷款质量差，严重地制约着信用社的经营与发展，甚至危及生存。襄阳县农村信用社截止2000年底，不良贷款高达36169万元，占贷款的84%，其中：逾期贷款7769万元，呆滞贷款7628万元，呆帐贷款10774万元。到2001年6月份，全县信用社不良贷款达到4.078亿元，占贷款的94%，全县信用社正常可用资金只有4000万元。鄢陵县农村信用社截止2001年8月底不良贷款2.4亿元，占各项贷款的46.2%。泰和县到2001年9月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贷款为8109万元，占贷款总额的45.76%。

尽管信用社的金融支持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但它自身的经营与发展却不容乐观。鄢陵农村信用社在1994~2001年8个年头中，有5个年份是亏损的，只有3个年份小有盈余，历年来累计亏损3300万元。全县12个信用社中,资不抵债的有10个，资不抵债金额高达2757万元。泰和农村信用社累计亏损为1700万元。襄阳信用社情况更为严峻，该县信用社历来亏损总额达1.9亿元，2000年亏损3994万元，2001年到5月份已亏损900万元。

从银行自身的营运状况来看，高比例的不良贷款已使它们不堪重负，陷入十分艰难的困境。从3个县来看，由于企业经营状况逐步恶化，加上不规范的改制，导致企业逃废银行债务。一些企业破产后，县乡政府也不承认原来抵押登记的财产，企业的信用完全丧失。

这3个县恰逢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急需金融支持。但是，目前真正进入县域的资金数量极其有限，大部分资金不下乡，到不了中小企业，更不要说到农户了，资金供求矛盾非常突出。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是农村资金外流问题严重。我们对3个县的调查发现，90年代中期以后，几大商业银行在县域内的金融活动非常一致，那就是：纷纷向中心城市收缩，县级支行被大幅度撤并，在压缩战线（压网点，减人员）的同时，将主要业务放在了吸收存款上，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贷款业务越来越少，县内许多企业想贷款也找不到“庙门”。各分行将吸收的存款上存到上级银行，靠从中的利差来维持基层行的运转。

在几大商业银行统一采取“多存少贷”的政策以后，农村信用社在农村发展中的金融支持作用就越来越显得举足轻重了。从农村信用社的运营来看也确实如此。以河南省鄢陵县为例，全县90%以上的农业贷款都来自信用社。即便如此，农村信用社存大于贷的局面仍然没有改变。在鄢陵县，到2001年8月底，农村信用社有6.4亿存款，贷款5.2亿，贷存差为1.2亿。其他两个县的情形也是如此。泰和县信用社的各项存款到2001年9月底为3.0794亿，各项贷款为1.7719亿，2001年发放贷款2829万，到2001年9月底，存贷比率为59.4%，上存市联社8000多万，人民银行800多万，转省农行1000万。截止2001年5月底，襄阳县信用社存款总额7.5亿元，贷款余额4.5亿元。由此可见，不仅商业银行在农村吸收的资金绝大部分回流到城市，农村信用社实际上也成为农村资金净流出的重要渠道。

除了几家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在农村吸收农民的储蓄外，邮政储蓄对县域资金的外流影响也极大。作为解决邮政系统扭亏为盈的重要举措之一，国家允许邮政系统开办储蓄业务，通过吸收存款利息和存款上存的利差来盈利。邮政储蓄上解央行的年息为4.6008%，邮局付给储户的年息为2.2508%。央行与邮局分享2.35%的利差，1995年以后则实行利差包干。通过邮政储蓄，地方资金大量外流。从我们所调查的3个县的情况来看，泰和县的邮政储蓄在90年代以后发展加快，现吸储2.6亿元，其中县域3个网点吸储一亿多元，另外一个多亿来自于乡下。全县有3万多打工户，沉淀下来的有4000多万元，每年兑付2个多亿元。河南鄢陵县2000年邮政储蓄为1.6亿元，其中出外打工汇回的为8000万元。湖北襄阳县2000年邮政储蓄为2.8亿元，其中市区1亿元，乡村0.8亿元，城乡结合部1亿元。从以上几大块的资金流动来看，三个县的几大商业银行及信用社都是存大贷小，加上邮政储蓄，导致县域金融资金的严重外流。

二是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审批、发放权过于集中，制约了基层行贷款发放的灵活性和时效性，不适应县域中小企业信贷需要急、期限短、频率高、数额小、风险大的特点，加之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失衡，严重制约了信贷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调查中了解到，近几年金融政策的变化也起到了约束银行向地方贷款的直接效果，以下几条是影响最大的：上收审批权限、繁杂的贷款审批制度、严格的担保抵押制度、信贷人员责权与责任不对称等。

农民收入篇3

关键词：农民增收；收入构成；城乡二元结构；农村教育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9-0031-02

引言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的关键在农民，而农民问题的关键在农民增收。农民增收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它不仅关系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村社会的稳定，更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购买力，挖掘出其消费潜力，大力开拓农村市场是启动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举措。农民增收问题已是关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农民收入构成分析

研究表明，农民消费倾向是高于城镇居民的，农民收入的增长能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和扩大内需。由此，必须弄清农村居民的收入构成情况，找出农民增收缓慢的原因。

农村居民纯收入按来源分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与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三类。

根据表1的数据分析得出，工资性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的比重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十年共增长8.6%；家庭经营纯收入虽是农民纯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其比重已逐年在下降，10年共下降13.9%，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在逐年上升，由于所占比例较小，可暂不考虑作为农民增收的路径。从表1中看出家庭经营纯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是处于第一位的，为了更好地揭示工资性收入在农民增收中的重要性，需要进一步分析农民纯收入总量的增量及构成（见下页表2）。

下页表2 的数据表明，农民纯收入总量基本上是逐年上升，在2009年出现了大幅下降。在农民纯收入总增量的构成中，家庭经营纯收入增量比重很不稳定，有增加有减少，增加的幅度不大；转移性与财产性收入增量的比重较小且不稳定；与前两者相比，工资性收入增量所占比重2002―2011年逐年上升（只是2009年有所下降，主要是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工资性收入增长有力地保证了农民纯收入的增长，是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

二、制约农民增收的因素与对策分析

1.制约农民增收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长问题都是一个难题，制约农民增收尤其是工资性收入增长的原因有很多，从客观原因看，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难以顺利实施；从主观原因看，主要是因为中国农村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适应社会的能力低。

世界各国促进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基本经验就是减少农民人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但是，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阻碍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市场无法引导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农民在向城市的转移中受到诸多阻扰，即使进入城市，也因为这种体制结构的原因受到歧视，干着城市居民不愿干的“脏、累、待遇低”的工作。

农民受教育的水平与其就业的层次、收入的多少和生活的水平有着直接的关联。中国农民接受的教育水平普遍较低，有很多基本上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直接导致农村人口素质较低，其从业渠道往往也因自身素质低而受到限制，这些农民在外出务工时，所从事的多是体力劳动，且薪酬较低，工资性收入的增加受到很大的制约。

2.农民增收的对策分析。要想让农民富裕，就必须先减少农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通过乡镇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来转移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同时，合理有序地推进小城镇化建设，实现农村城市化，以小城镇化建设来推动农村发展，增加农产品需求量，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小城镇的建设不能只着眼于城镇建筑的建设上，关键是要让这些小城镇拥有自己的支柱产业，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吸收尽可能多的劳动力，能够辐射带动周边农村的发展。加强户籍制度改革，实行城乡统筹，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促使农民能够顺利进城务工，减少依附土地的农民数量。农民的减少不能只看数量，还要看质量。只有建立在高素质劳动力基础上的农业才能发展，农村教育质量的提高是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保证。农民数量必须减少，而质量也必须提升，否则无法促进农业的真正发展，也无法实现农民的长效增收，更无法带动经济增长。

农村教育在农民增收问题上处于基础性地位。政府部门应逐步建立公平的教育保障制度，长期以来，教育跟户籍挂钩，使农民和农民工子女在教育问题上受到诸多的不公正待遇，处于教育的最底层，农村教育质量难以提升。同时，基层政府应重视农民的职业技术教育，加强实用技术培训，增加农民继续教育的机会，拓展农民提升的空间，在乡镇村组开办职业培训机构和农业函授大学，组织岗位技能的培训，让农民掌握一定的技能，从实事上为农民服务，促进农民思想科学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提升，最终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

综上所述，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就是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中，必须全面打破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让市场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有效配置。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能否适应城市的发展，关键在于农民工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是否已经与城市匹配，否则即使转移到城市也无法站稳脚跟，最终还是会返回农村，而农民增收也就成了一纸空谈。

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增加农民收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扩大市场消费需求有着重要的作用。增加农民收入尤其是工资性收入，是带动经济更快发展的保障。而农民增收问题除了客观制度上的原因所限制外，最主要的是农民自身条件的缺失所致。

教育是使个人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因素，必须着手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整体素质，促进广大农民的长效增收，从而带动经济的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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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强.农民增收与提升农民素质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10，（8）.

[3] 陈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研究综述[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2）.

[4] 刘伟.农民增收问题的理性思考[J].经济研究参考，2003，（22）.

农民收入篇4

党的十六大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购买力水平，是城乡经济良性循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因此，必须正视城乡收入差距态势，并关注其对全局的影响，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本文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农民收入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农民负担是指农民向国家、集体和社会无偿支付和承担的一切费用、实物、劳务和压力的总和。农民负担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农民收入的增加是党的农村政策能够顺利贯彻执行的最关键因素。实践证明，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心实意地为农民增收而努力，才能为农村小康打下基础，才能实现农村稳定，才能发展农村各项社会事业，才能赢得农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同时，农民收入能否增加，也是农村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是否密切，社会治安状况是否良好的关键。

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目标，必须扩大市场有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市场有效需求要扩大国际市场的有效需求，扩大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启动广阔的农村市场是促进我国经济走出低谷的强劲动力源。开拓农村市场关键在于增加农民收入，通过农民购买力的提高来释放农村市场的巨大潜力。因此，增加农民收入对于当前扩大内需，开拓国内市场，促进整个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城乡关系的良性互动，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民收入增加缓慢已严重影响了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保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是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两大基本目标，从农业发展的最终目标看应是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当前，农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农产品供给全面短缺的状况已基本结束，农民收入目标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自从1985年改革重点转移到城市后，城镇居民收入提高速度不断增加的同时，农民收入增加的速度却逐步放缓，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同时，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失调，农村市场经济发展滞后、农民负担过重、农村贫困等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直接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加。如何在新的发展阶段增加农民收入，已成为各个方面关注的焦点。

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直接影响农村小康建设的进程，追求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农村经济发展的两个目的，其一是增加农副产品的有效供给，其二是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农民收入预期不好，就不愿扩大农产品供给。因此，实现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目标，必须使农民收入能够稳定增长。我国对农产品供给目标历来都很重视，而对农民收入目标则重视不够。农民收入问题不仅关系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而且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农产品供给能力的推广，如果不能给农民带来实惠，来之不易的供求平衡局面就会发生逆转；农民购买力不提高，扩大内需的方针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农民的投入和积累能力不强，我国农业就难以适应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农业和农村经济不能稳定发展，国民经济的好形势就难以保持。必须高度重视农民收入问题，把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并放在整个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

二、农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农民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了2000年的2253元，接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长7.43%，收入水平总体上有了大幅度提高。但分阶段看，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呈现阶段性递减趋势。1978－1984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7.7%；1985年－1988年4.9%；1989－1991年国民经济治理整顿期间仅1.9%；1992年－2000年为4.6%。特别是1997－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连续四年下降，分别比上年减少4.4、0.3、0.5、1.7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996年的9%下降至2000年的2.1%。农民收入增幅连续四年下降，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20多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拉大态势。1983－1990年，二者收入比由1980年的2.5∶1缩小为2.2∶1，最高为2.29∶1，最低为1.84∶1，此为缩小阶段。1991－1995年，差距明显高于前一阶段，除1991年为2.4∶1之外，其余年份均在2.5∶1以上，其中1993、1994年分别高达2.80∶1、2.86∶1，此为迅速扩大阶段。1996－1999年，差距比前一阶段有所缩小，但除一个年份略低于2.5∶1之外，其余年份均在2.5∶1以上，明显高于80年代。

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同时，税费以外的农民负担也显得过重。农民在交纳法定税费后，仍不能按自己意愿安排剩下的所得收入。尽管国家一再三令五申禁止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禁止搞不符合农民经济条件和意愿的"形象工程"、达标项目，但实际上有的地方法定以外的收费名目很多，其中不少项目数额还比较大。

农民收入中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较为严重。从地区差距上看，全国一半以上的低收入农村人口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农民收入多于中部，中部地区农户收入多于西部，差距呈扩大趋势，据农村住户调查，按经济地带分，1980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农民纯收入之比为1∶0.82∶0.79，1985年为1∶0.84∶0.69，1999年为1∶0.68∶0.51。1980年东部与西部农民人均收入比为1∶0.77，1985年为1∶0.67，1999年为1∶0.65。从收入分配状况看，总体的基尼系数1978年由0.2124上升至1999年的0.3361。如果从局部来看，基尼系数已突破0.4的警戒线。从城乡差距看，随着1985年后改革重心向城镇转移，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先缩小后扩大。从农民的就业选择看，纯农业的收入低于非农业户和兼业农户，粮食主产区农民的收入普遍不高，这部分农户基本上是中低收入户。

农民收入分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平均收入水平不高的前提下，低收入人口比重相当大。据农业部统计，以村为单位，1999年人均收入1000元以下的有8326.7万人，占农村人口的9.4%。这些数据说明，目前农村有所1／3人口的月收入在125元以下，其中约有1.2亿人口月收入不足或只有100元。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67000农户的抽样调查看，1999年，人均收入1000元以下的占13%，1000－1300元的占10.8%，1300－1500元以下的占8.1%。三部分合计占被调查户的31.9%，其中年收入不足或只有1300元的比例为23.8%。

加入WTO后，在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冲击下，我国的农产品价格将会进一步下降，如此不利的价格形势，将会使农民收入增长雪上加霜。农民即使年年丰产，也难实现收入的增加，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没有粮受穷，有了粮也受穷。""有粮卖不出去，卖出去也得不到钱，也卖不出好价钱"的现象将会不断上演，这说明农民增收的形势非常严峻，农民收入下降或相对下降不仅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关系到食品安全和社会稳定问题。农民收入增长持续走低，抑制了农村消费，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因素，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仍至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问题。

三、影响农民收入增加的制约因素

农民负担过重使农民经济行为能力降低，对收入预期下降，从而导致产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缺乏后劲。农民负担过重，对农民收入目标的实现产生了消极影响：首先是严重侵犯农民的切身利益。直接导致农民收入水平的下降，影响了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从根本上挫伤了广大农民从事农村经济活动的主动性、创造性。其次是极大削弱了农民的积累能力，导致农业发展后劲不足。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还是靠农民自身的投入来实现的，农民负担过重会使农户家庭的生产性积累大大减少，导致农民无力进行农业再生产投资，农业发展资金日趋匮乏。最后，农民负担过重使农民收入预期悲观，各项经济政策的执行受到影响，以上这些，都削弱了农业持续稳定的发展，也使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受到制约，使农民收入遭受严峻挑战。

（一）农民收入结构方面的因素

当前农民人均收入的来源和结构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收入较以前增多了，但无论怎么增加，增加多少，农民收入的构成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种植粮食等主要农产品获得的农业收入，二是农民从乡镇企业获得的收入、外出打工得到的劳动报酬收入以及家庭经营二、三产业得到的收入，这一部分收入我们称为非农业收入。近几十年来，这两部分的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已不断上升，从1985年的18.4%上升到1999年28.52%，增加了十个百分点。而同期种植业和畜牧业的收入比重分别从48.15%和11.16%下降到39.91%和7.14%。这表明当前农民收入的很重要的增长部分主要靠非农业，而不是种地，这是事实，也预示着今后农民收入增长的发展方向。然而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放慢，主要在于非农业就业机会的减少，以前作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主渠道的乡镇企业，受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巨大变迁、企业经营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乡镇企业破产到闭日益增多，农民从乡镇企业获得的劳务收入的增长速度在逐渐减慢，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

农民负担过重，造成农民实际收入减少，目前有的地方的农民负担占到人均纯收入的10%以上，个别地方甚至达到20%以上，大大超过了国家明文规定的不得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的标准。乡镇政府增加农民负担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巧立名目，欺上瞒下，多收多征。二是肆意虚假提高农民纯收入水平，以达到既可以增加统筹提留基数，又可以成为基层领导的政绩的双重目的。因而有的地方虚假上报的农民纯收入比实际值高出一倍以上。这样做表面上似乎解决了乡镇一级基层政府人员庞大、机构臃肿，管理成本过高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农民负担加重的直接诱因。

（二）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限制了农民增收的渠道

以城乡相互封闭、内部自我循环和严禁乡村人口流向城市为突出标志的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是我国农村经济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也是农民收入渠道拓展的最大障碍。1、从经济结构来看，为了保证人民生活和工业扩张对农产品的基本需求，政府强制干预农业生产活动，限制甚至禁止农村工业和商业等非农产业的自然发展，把农业生产局限于种植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上，这不仅割断了农村内部产业间、城乡产业间的自然联系，而且人为地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扼杀了农民增产增收的积极性。2、从社会结构来看，二元户籍制度及粘附其上的二元社会福利制度的存在，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坚厚的壁垒，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正常流动，剥夺了农民分享现代工业、城市文明和社会福利待遇的权利，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造成了城乡发展的两极分化。特别是近年来城市居民下岗失业人员增加，许多城市出台了限制用农业工的政策，清退农民民工回乡，使得农民进城就业的困难进一步加大，农民就业问题更加尖锐化。

（三）农业投资不足

1.农业投资需求压力大，供需矛盾较为突出。在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经济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的推行、小城镇建设、反贫困、农业科技推广、西部农业开发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当前我国农业投资的主体主要有：政府、农民、集体合作组织、银行和有关企业。农业投资具有风险大，投资报酬率低等特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趋利性使投资流动方向的利润导向性明显，农业所需资金无法得到保障。在投资主体中，有能力对农业投资方向进行干涉的主要是政府。由于国家财政能力仍不雄厚，以及国民经济全局发展的需要，政府财政用于农业发展的份额从相当长时期看仍是十分有限的。

2.农业资金非农化现象较为严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趋利行为，使农业资金的流向发生了变化，支农资金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发达地区，从农业流向第二、三产业。一方面农业资金投入量不足，资金供求制品很大；另一方面，农村资金沉淀流失，分散的现象都非常严重。财政支农资金不到位；农村信用社进城、银行向农村下伸网点，只存不贷；在资金分配和使用的各环节中截留、挪用，在资金使用过程中受利益调节造成的趋利性分流，农村资金重新流入城市和非农业的逆向式分流等表现形式。从全国金融机构年终的统计报表可以看出，真正进入农村的资金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大部分资金不下乡，甚至不到中小企业，更不用说到农户。从当前来看，农民收入主要还是来自于家庭经营中的农业，由于农业资金非农化的存在，使本来有限的农业资金更加减少，农民享受不到发展农业的回报。

3.农民投资能力有限。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使农民获得了生产与经营的自主权，形成了双层经营的模式。长期以来，双层经营中，"分"的部分强调过多，"统"的部分强调不足，或是对"统"的经济功能强调不足，村与乡集体普遍存在积累不足，加上政府支农资金到位率不理想，农民实际上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微观投入的主体。农民小规模和分散式的经营方式，决定了农民投资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只能集中在短期投资上，主要是当年生产费用的支出，包括化肥、农药、种子、地膜等，从再生产角度看，这些主要是维持简单再生产，对于扩大再生产所需的中长期投资，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市场建设、农村科技、教育、文化和卫生体系的建立等，靠农户是无法胜任的。近年来，由于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继续放缓，农民的收入预期不高，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不高，农民增长的收入大部分流向了生活领域，生产性投资下降，这些使农民收入增长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四）农村市场发育程度较低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市场关系到农产品和农村生活用品的流通。农村生产要素的配置，在农民收入的实现与使用方面起到直接作用，并对收入的形成与分配和使用具有很强的关联影响。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应该说，农村市场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新的发展阶段，农村市场仍有许多不足之处，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表现在：1、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环节过多，造成流通成本升高，农民在经济生活中利益损失严重。在市场疲软的形势下，农村特产税的征收标准、市场管理费及公路运输的收费等没有很好地进行调整，农户生产成本降不下来，很难确保生产的持续性；2、作为市场交易基础的产权制度仍不健全。农民作为市场主体，并未真正拥有独立的受法律保护的产权，表现在：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仍未得到充分尊重，对农民不合理的摊派、打白条、打绿条等现象时有发生，伪劣农资坑农现象时有出现。3、市场机制运用的效果不理想。在供求机制方面，在农产品相对过剩的情况下，以市场调查和预测为指导的结构调整和农作物品种改良等工作进展都相当缓慢。在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方面，农资价格与质量的市场调控不力，农民对农资价格的质量管理的混乱意见较大。运用效果不理想，农产品的价值实现有困难，农民在增收方面遇到了困难。

（五）农业科研体制不合理，农产品科技含量低

当前农产品品种单一、品质低劣、结构性剩余等问题的出现，客观上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低，农业科研及其推广体制不能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这表现在：1、农业科研及其推广与农业生产长期各自为政、相互脱节难以发挥整体优势。农业科研人员对农业科技的需求，缺乏充分了解，其科研成果往往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农业科技推广部门也没有对科研成果进行有效的推广。2、农业科研目标单一、结构不合理。以往农业科研的目标主要是提高农产品单产、增加农产品总量，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它已难以满足人们对农产品多样化、优质化的需求。同时，大多数科研集中在产中阶段，产前、产后科研力量薄弱，造成农产品加工、贮运、保鲜等可大幅度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的科研成果严重不足。3、国家对农业科研投入不足，农业科技总体水平低。世界各国政府对农业科研的投资占农业GDP的比重平均为1%，有些发达国家超过5%，发展中国家0.5%，而我国仅为0.2%。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我国为40%，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4、农业科研成果转化慢，转化机制尚未真正形成。我国每年都有一大批质量较高、数量可观的农业科研成果，但科研与经济结合不紧密，科研成果适用于企业或农户的少，转化为规模生产、实现产业化的更少，造成科研成果闲置、浪费，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六）农业的弱质性

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农民增收的艰难性。农业的弱质性是指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劣势地位，主要表现在：一是我国农业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产业，农业的产前和产后部分仍被其它产业所控制，农产品生产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被动地位，农民收入风险大，尽管农业产业化在尽力化解这一矛盾，但目前成效有限，而且在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化真正取得实效的并不多见。二是农产品特别是主要农产品（如粮食类等）需求价格弹性很小，农民很难在价格波动中把握市场，得到好处。长期以来，政府靠提高农产品收购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调动农民农业生产积极性，但从目前各方面情况看，农产品价格上扬的余地几乎没有了。三是大部分农产品是生命体，不耐久贮，保管费用高。同时，农业生产受自然气候影响很大。

（七）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

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农户的分散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之间缺乏有效的组织形式和宏观指导，缺乏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机构，农民与政府和社会的对话地位很低，形不成对损害农民利益行为的抗衡力量和制约机制。农户的供给对市场价格影响甚微，而作为需方的国家或农产品加工和流通机构却组织严密，这种非对称性导致农民利益受侵害，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在相当程度上表明农村基层民主制度不够完善。

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产前环节信息网络不健全，水利、交通、电力等设施薄弱；产中环节主要是农技推广体系不健全，农业保险不能满足需求；产后环节主要是没有建立较稳定的产后服务保障，包括农产品的加工与贮藏水平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刚起步，农村小城镇建设水平滞后等。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还表现在发展不平衡、地区间差异大、服务内容单一、服务网络不健全、缺乏政策和法律支持等方面，这些对农民收入目标的实现是很不利的。

四、增加农民收入的基本思路

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彻底纠正过去长期形成的重工轻农思想，切实把农业放在整个经济工作的首位。就"三农"发展本身而言，必须跳出过去那种就农业论农业的思维定势，要把增加农民收入问题纳入到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来统筹安排。同时，还要遵循"十五"期间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大力转变农村经济增长方式，不断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益，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第一，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进程。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要面向市场，依靠科技，不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优化品种结构，着力发展优质、专用、无公害农产品，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是提高农业素质和效益的关键，也是适应国内需求变化和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农业是一个与自然条件密切相关的产业，不同的农产品只有在适宜土壤气候条件下才有可能得到理想的品质和产量。现在要总结经验，调整思路，发挥各地优势，让农业生产在最适宜的条件下进行，使农业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要加速发展高科技农业、高价值农产品和出口创汇农业，沿海地区要尽快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努力扩大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中部地区充分发挥粮食生产优势，优化粮食品种和品质结构，发展加工转化和产业经营，把粮食产业做优。要强化商品粮、加工专用粮和饲料粮生产基地建设，发展优质专用和无公害农产品，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西部地区要加大发展还林（草）步伐，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和节水农业，在搞好基本农田的基础上，把广种薄收的农田和山坡地退出来，封山绿化，植树种草。这样，既可以改善环境，又可以发挥生物资源和气候资源多样的优势，有利于使西部经济进入良性循环。

第二，加快农村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农村财税体制改革是从分配上理顺国家、集体、农民三者的利益关系，用法治的方法，靠制度来规范农村的分配行为，是保护农民利益、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举措。1、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通过把农民承担的提留统筹费改为农业税及其附加，取消乡统筹费，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和义务工，取消农村教育集资，取消屠宰税，调整农业税政策和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办法，把属于农民合理负担的"费"改为"税"，将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分配关系通过税收体现出来，从制度上为解决农民负担问题提供法律保证。2、加快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镇机构改革能否到位。要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乡镇政府要从过去直接抓生产经营、催种催收，转到落实政策、行政执法、提供公共服务上来。同时，适度撤并乡镇，可将一些交通方便，管理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的乡镇进行适度的撤并，形成一定的管理规模。村组要减少补贴干部人数，村干部尽量交叉任职，村民小组长尽量由村干部兼任。从而达到减少管理机构、精简人员的目的，减轻财政的压力和农民的负担。3、调整和完善乡镇分税制财政体制。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对应的原则和分税制管理体制的要求，科学界定乡镇政府的职能和事权范围，合理划分乡镇财政的收支范围，建立"以收定支"的新机制，从源头上堵住按需而征、随意加重农民负担的口子，将过去乡镇各部门"自收自支"的不规范化管理变为财政部门统一收取、统一拨付的规范化管理。

第三，发展非农产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均很少的耕地面积，只要少数人种植就可以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必须走出家门。要加快剩余劳动力流动和转移，减少农村人口，增加农民收入，要引导乡镇企业进行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环保产业以及高科技产业。并以传统优势产业为基础，继续发展其它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要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西部省际间流动，实现中国人口东部、中部、西部呈正态分布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应分为两步实施，第一步，即目前正在实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村转移到二、三产业，这只是职业上的转变阶段。由于这时的农民没有完全割断同土地的联系，职业的转变还不够彻底，会随时有可能打道回府。第二步，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在职业上，而且在居住地上也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并让那些能独立谋生且有生活来源的主要在城市或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流动工彻底脱离农村，变农民身份为市民身份，不仅有利于提高转移人口的收入水平，而且也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的收入。

农民收入篇5

1978—2001年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3．57元增加到2366．4元，增长16．7倍。其间农产品供需格局从短缺为主向过剩为主过渡，农民收入增长从依靠家庭经营为主到依靠劳务经济为主。随着我国加入WTO及改革开放的深化，城乡一体化步伐将进一步加快，人力资本对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1978—1982年间，从集体经营向家庭经营过渡时期的农村经济。

农村联产承包变革在全国各地逐步推广，实际上是我国长达20多年的农村体制的最终解体阶段。由于农村居民重新获得了身份和择业自由，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成为可能，为我国农村劳务经济发展迅速奠定了基础。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是分配格局调整的结果。此间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3．57元增加到270．11元，年均递增18．2％。

（二）1983—1993年间，市场从短缺向过剩转型时期的农村经济。

我国国民经济生产格局的转变给予了农民难得的发展机遇。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旺销，刺激了家庭经营从单一粮食种植向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更是异军突起。进入了一个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乡镇企业为主导的农村经济发展阶段。此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309．77元增加到921．62元，增长速度处于频繁波动状态。

（三）1994—2001年间，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循环时期的农村经济。1994—2001年间，我国国民经济经历了一个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的急剧变化，特别是1997年以后，在主要经济领域，短缺经济基本结束。此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220．98元增加到2366．4元，增长93．8％，增长速度却从32．48％下降到2000年的1．9％，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最为低迷的时期。2001年产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农民家庭经营和农业收入开始扭转了连续三年下降的局面，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增长幅度达到4．79％。劳务经济已经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1994—2001年间，全国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从262．98元增加到735．6元，占纯收入比重从21．11％提高到31．1％，工资性收入对纯收入增加额的贡献率从22．87％提高到2000年的165．8％。

二、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

1978年以来我国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既有宏观因素，又有微观因素；既有制度因素，又有经济因素。本文主要定量分析农民家庭特征对中国农民收入的影响，所以，我们剔除了经营制度不同的1983年以前的数据，主要研究1983年普遍实行家庭经营以来的中国农民收入增长问题。同时，我们分别测算了1983—1993年和1994—2000年两个阶段的收入影响因素。

我们分别以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YC）、工资性收入（YG）、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纯收入（YN）、家庭经营非农业纯收入（YF）为因变量；家庭经营户均劳动力（XL）、职工人数占常住人口比重（LZB）、乡镇企业职工占常住人口比重（LXB）、常住人口中外出打工人员比重（LWB）、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XW）、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XG）、人均生产性用地（耕地、山地、水面）（XD）、人均家庭经营生产费用（XJ）、第一产业生产费用支出（XN）、非农业生产费用（XF）为自变量。

为了解决数据的可比性问题，我们统一以1978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指数对纯收入进行了价格调整。即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调整人均纯收入，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处理工资性收入，以农产品收购价格调整第一产业纯收入，以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处理非农业纯收入，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处理家庭经营费用及其农业和非农业生产费用；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处理当年固定资产增加值，并加上上一年的不变价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从而将价值指标调整为不变价格数据。

我们利用SAS统计分析软件，对1983—2000年全国农民收入及其家户特征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我们对模型进行了经济意义检验和统计检验，所有模型均通过了检验，并且模型的拟合程度较高，自变量对因变量具有显著性影响。下面分别研究各种因素对纯收入的影响程度。

（一）农民纯收入

农民纯收入是综合性指标，是多种来源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民收入结构随着经济发展而变换，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的生产要素对收入增长的贡献不同。

1．家庭小型化是增加农民收入最有效的措施

劳动力是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劳动力数量的变化对收入有一定影响。户均劳动力数量受家庭规模和劳动力负担系数两个因素影响。全国农民家庭劳动力数量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78—1985年间家庭承包经营使得户均劳动力数量增加0．68人，此间家庭规模减小和劳动力负担系数降低的幅度相当，但仍以负担系数的降低为主。努力增加劳动力数量和就业机会是这个阶段的特征。1985—1990年间户均劳动力数量基本稳定在2．95人，家庭规模减小和劳动力负担系数降低的幅度均有所缩小，但家庭规模缩小的影响超过了负担系数的影响。1990—2000年间，户均劳动力数量减少幅度不大，负担系数相对稳定，家庭规模缩小的影响大大提高。从降低劳动力负担系数以增加劳动力数量，到通过分家、外地就业等使家庭规模小型化从而减少家庭劳动力数量，说明劳动力的需求水平和结构发生了变化。

通过计量分析，1983—2000年间户均劳动力数量的减少是影响农民

收入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其弹性系数远远高于其他两个因素。

模型1：LnYC＝8．47－2．75LnXL＋0．63LnLZB＋0．2LnLWB

（8．227）（－2．874）（4．463）（3．229）

R2＝0．9632F＝122．317括号内数据是t检验值

即：农民家庭户均劳动力数量减少1％，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2．75％。劳动力在生产中收益递减。

2．人力资本积累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

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包括：教育、在职培训以及提高健康水平。教育是增加就业、提高劳动力掌握应用新技术、提高生产率的主要手段。1983—2000年间，全国农民平均文教娱乐用品和服务支出从5．72元增加到186．71元，医疗保健支出从4．4元增加到87．57元，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3．76年增加到7．71年。近期随着主要物质产品的收益递减和生产过剩，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能够及时捕捉到新的就业和发展机遇。全国农民收入主要增长因素正在从耕地、资金、劳动力等物质资本到教育等人力资本的转变。

教育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显著提高，从1983—1993年和1994—2000年两个阶段对比，各项收入对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弹性系数，农民纯收入从0．32提高到4．44，工资性收入从0．63提高到5．32，第一产业纯收入从1．33增加到4．56，非农业纯收入1994—2000年弹性系数为9．29，即教育对农民收入近期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此为非农业纯收入、工资性收入、第一产业纯收入。

模型2（1983—1993年）：

LnYC＝6．62－1．72LnXL＋0．32LnXW＋0．44LnXD

（10．307）（－2．702）（4．799）（1．972）

R2＝0．8595F＝14．280

模型3（1994—2000年）：LnYC＝－2．58＋4．44LnXW

－8．272）（28．394）

R2＝0．9938F＝806．217

（二）工资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主要包括农民在乡村组织中等非企业组织中劳动得到的收入、在企业劳动得到的收入、常住人口外出务工收入和其他单位劳动得到的收入。

1．农业生产性用地的持续减少是劳务输出的重要推动力

我国人口众多，耕地稀缺是基本国情。我国农民人均生产性土地面积从1983年的2．35亩增加到1993年的2．95亩，粮食等农产品短缺刺激了土地面积及其复种指数的增加；随着过剩经济的来临，部分边缘地劣等地推出农业生产领域，生产性用地减少到2．29亩。一方面是生产性用地面积相对于人口增加的短缺，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另一方面是农业收入的减少降低了劳务输出的机会成本，收入的地区差距、城乡差别刺激了劳务输出。从而促进了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

从模型来看，生产性用地的减少是家庭经营以来农民工资性收入增加的最主要原因。生产性用地减少1％，工资性收入增加1．21％。

模型4（1983—2000年）：

LnYG＝4．97＋0．91LnLZB＋0．3LnLWB－1．21LnXD

（13．887）（4．518）（4．124）（－3．232）

R2＝0．9522F＝93．056

不过，生产性用地的增加是1983—1993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的较为显著的一个影响因素。生产性用地增加1％，农民纯收入增长0．44％。

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同渠道的收益率不同

1983—2000年间，全国农民每户常住人口中，职工人数比重从0．92％提高到1．91％，比重稳步提高；外出劳动人员比重从1．5％提高到6．71％，1993年以来提高迅速；乡镇企业从业人员比重从1983年的2．21％提高到1993年的3．05％，又下降到2000年的1．89％。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式从以乡镇企业为主转变为劳务输出为主，表示劳务经济的范围的扩大和方向的转变。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收益率较高。1983－2000年间，全国农民常住人口中职工人数比重和外出打工人员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按2000年现价计算农民人均纯收入可分别增加707元和％元；工资性收入分别增加218元和48元（见模型5—6）。职工收入稳定，工资水平近期提高幅度很大，收益率较高；而外出打工虽然近期人数增加较多，但收益率还相对较低，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现象普遍存在。

模型5（1983—2000年）：

YC＝1172．96－392．12XL＋199．44LZB＋27．03LWB

（2．782）（－2．695）（3．763）（2．678）

R2＝0．9648F＝127．794

模型6（1983—2000年）：

YG＝92．68＋50．17LZB＋11．17LWB－42．45XD

（2．743）（3．383）（4．662）（－3．478）

R2＝0．9650F＝128．683

分阶段来看，1983—1993年间我国农民工资性收入主要取决于户均劳动力数量和受教育年限；1994—2000年间我国农民工资性收入主要取决于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和外出打工人数比重。

模型7（1983—1993年）：

LnYG＝5．49－2．3LnXL＋0．63LnXW

（5．174）（－2．255）（6．362）

R2＝0．8379F＝20．679

模型8（1994—2000年）：

LnYG＝－6．24＋5．32LnXL＋0．26LnLWB

（－4．505）（6．867）（2．200）

R2＝0．9895F＝187．675

（三）第一产业纯收入

农业纯收入受自然和市场因素影响很大，家庭因素对其解释程度在80％左右，在各项收入中拟合程度最低。

1．近期农业生产费用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

我国农民人均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生产支出从1983年的77．28元增加到1996年的652．03元，又下降到2000年的571．66元，可见经济紧缩已经使农业投入减少，扣除价格因素以后的实际支出的增长趋势也基本一致。

1994—2000年间，全国农民人均第一产业生产费用支出每增加1元，农民人均第一产业纯收入减少0．9元。

模型9（1994—2000年）：

YN＝－641．93＋137．42XW－0．9XN

（－14．857）（25．813）（－3．368）

R2＝0．9946F＝369．919

但1983—2000年间，全国农民人均第一产业生产费用支出每增加1元，农民人均第一产业纯收入增加0．35元。

模型10（1983—2000年）：

YN＝1495．15－471．87XL＋0．35XN

（6．808）（－6．314）（2．964）

R2＝0．8238F＝35．074

2．农业从依靠减少剩余劳动力到依靠提高文化程度

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是农业生产率和收益率较低的主要原因。我国乡村第一产业劳动力从1978年的2．85亿人增加到1999年的3．29亿人，占乡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从93．1％降低到70．1％，从1991年开始第一产业劳动力绝对减少。1983—2000年间，户均劳动力每减少1％，农民人均农业纯收入增加5．96％。 模型11（1983—2000年）：

LnYN＝9．7－5．96LnXL＋0．37LnXN

（6．192）（－4．997）（3．587）

R2＝0．8357F＝38．140

模型12（1983—1993年）：

LnYN＝13．63－5．7LnXL＋1．33LnXW－1．04LnXN

（6．051）（－4．518）（3．308）（－2．668）

R2＝0．7918F＝8．875

模型13（1994—2000年）：

LnYN＝－3．68＋4．56LnXW

（－10．1）（24．946）

R2＝0．9920F＝622．321

劳动力文化程度的提高，一方面提高了农业科学技术的接受能力，另一方面增加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机会，使得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农民人均农业纯收入增加幅度从1983—1993年的1．33％提高到1994—2000年的4．56％。

（四）非农业纯收入

家庭经营非农产业的发展，改革初期主要依靠家庭或家族劳动力的整合、固定资产投资，如今已经取决于劳动力文化程度和科学技术水平。

1．劳动力供给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对非农产业影响最大

非农产业对家庭劳动力数量的有着特殊的关系。1983—1993年间，户均劳动力数量每增加1％，农民人均非农业纯收入增长6．08％，是农民收入中弹性系数最大的项目，也是劳动力数量唯一一个与收入有正影响的项目。即此间较多的家庭劳动力数量有利于非农产业的发展，而且主要是有利于非农产业的发展。外出打工也有利于家庭经营非农产业。

模型14（1983—1993年）：

LnYF＝－7．44＋6．08LnXL＋0．3LnLWB＋0．84LnXG

（－9．366）（8．147）（4．643）（22．641）

R2＝0．9916F＝274．662

1994—2000年间，户均劳动力数量每减少1％，农民人均非农业纯收入增长1．41％，劳动力数量对非农产业收入变为负影响。而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非农产业收入增加9．29％，弹性系数也是最大的。说明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的提高对非农产业发展的影响最大。

2．固定资产投资对非农产业收入增加的影响由正变负

1983—2000年间，全国农民人均年末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从86．3元增加到1113．26元，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不变价）每增加1元，非农纯收入人均增加0．49元。分阶段来看，人均固定资产原值每增加1％，1983—1993年间非农纯收入增加0．84％；1994—2000年间减少1．13％，固定资产投资收益递减。

模型15（1994—2000）：

LnYF＝－6．28－1．41LnXL＋9．29LnXW－1．13LnXG＋0．15XF

（－90．243）（－40．265）（345．356）（－149．739）（78．3）

R2＝1．0000F＝718867

非农产业生产费用支出每增加1％，非农纯收入1983—2000年间增加0．66％；1994—2000年增加0．15％。说明目前农民家庭发展非农产业应该尽量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充分利用目前的生产能力适当增加能够适销对路产品的生产。

三、结论与对策

我国近期农民收入的减少主要是农业收入减少特别是农产品价格下降引起的，农业收入可能会随国民经济周期复苏而有所好转；但我国加入WTO后，农产品市场的供需格局将长期保持过剩的局面，家庭经营风险会逐步加剧；新一代青年农民许多人从来就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那种兼业化的生存方式会逐渐被放弃；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步伐加快，农村居民的构成逐步会分离非农家庭，形成家庭大农场。劳动力转移和劳务经济更加发展。虽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新的劳务经济高潮即将来临。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

（一）坚持土地承包制度长期不变的政策，保障农民基本收入水平

土地是农民保障生活与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土地的福利性均分使农民具有比城市下岗职工更为有利的保障机制，农民不会轻易放弃土地这个最后的生活保障。然而，家庭经营制度的实行具有越来越大的交易成本。城市经济参与农业开发加快了家庭经营分化的进程，农产品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我国农村将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民负担过重收入增长缓慢已经影响了家庭经营制度的稳定，造成了撂荒土地等现象。甚至出现流民化的苗头。我们应该稳妥地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精简基层组织和人员，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应该积极推进农村新技术革命，对农村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逐步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发展优质、高效、高产农业。我们必须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挥我国农业比较优势，增加优势农产品的出口，提高农产品质量，按照“绿箱政策”等国际惯例，增加国家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增加反贫困和以工代赈力度，力争将农民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

（三）发展教育产业，努力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教育资源的匮乏使得农村居民接受教育的机会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农民改变身份与职业的主要途径是接受高等或中等教育，这是被城镇居民阶层接纳的基本条件。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的民工在城市中只能从事建筑业、饮食业、服务业等重体力劳动，倍受歧视，这是农民兼业化的主要原因。中国参与城镇化的农民是以民工还是以学生的身份，对中国社会安定有着重要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提升，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对文化程度的要求越来越高，提高农民的文化程度，是增加农民社会流动的前提条件。各级财政应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转移支付，特别是要加大贫困地区的教育投资，积极发挥“希望工程”等社会力量的作用，改善农村教育设施条件，增强师资力量。切实减轻农民的教育负担。必须在保证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开放中学社会办学教育市场，形成一个充分竞争的高效的农村教育市场，降低农民接受教育的成本，力争尽快普及农村高中教育，大幅度扩充高等教育的招生数量，为农民子弟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奠定人力资源基础。版权所有

农民收入篇6

关键词：农民生活；收入状况；消费特点

中图分类号：F325，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3-0045-02

一、农民收入现状调查与分析

本文通过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设计调查问卷，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运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操作，对山西省大同市1000名农民进行了调查，并深入农户，取得了可靠的数据，同时运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来考察和探讨农民的生活现状以及增加农民收入制度的构建。

1　农民收入现状。在对农民收入来源的调查中，76％的农户务农，有16％的农户外出打工挣取家用，可见农户的收入来源较为狭窄，大部分还是靠辛苦劳作维持家用。有80％的农民受教育程度是中学文凭，也就是说大多数农民文化水平较低，凭借多年娴熟的种植技术稍获薄利。在调查中，我发现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是呈正相关的，充足的知识和技术储备可以引导农民更好地利用新技术、新品种，能找到良好的销售信息和渠道获得更多收入。

2　农民支出现状。农民在消费方面主要还是侧重于基本的生活消费，消费集中在衣食住行。家中有子女的农户负担会很重。因为子女的教育费用在农户眼中也是一笔不可小看的数目。但是很多辛勤劳作的农民由于种种原因还是无法满足家庭支出，部分农民背上债务负担，而这其中以子女教育支出比重稍大，“看病贵”的问题也依然困扰着农民们。

3　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影响农民增收的有利因素是农民对政府的惠农政策十分拥护，其中减免农业税占了76％，可见惠农政策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但同时也可以看出，农民缺乏创新意识，不易接受新兴事物。在调查中，56％的农民认为缺乏资金，20％的农民选择缺乏劳动力，由此可见，中国农业仍然是一个劳动和资金密集型的产业。

4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调查。农民对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的推广较为拥护，农村医疗合作保险、养老保险等保障制度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治病难，养老难”等问题。在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满意度的调查数据显示，82％的农民表示较为满意，这说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得以逐步推广。

在多天的调查走访中，我为农民算了这样一笔账，农作物以玉米为例，家庭平均种植面积15亩，以去年为例，在种植初期，玉米种子21元／亩，播种价格是18元，亩，地膜800元，在作物生长期，玉米至少要灌溉两次才能成熟，每度电费用为0.68元，化肥(主要是二氨)一袋100斤价值200元，耕地每亩18元，合计270元，玉米平均收获1300斤／亩，去年玉米收购价格为0.78元，斤，这样算下来，在去除运输费等等，农民收入年仅万元。

二、制约农民增收的因素

1　农资价格的上涨制约着农民收入的增长。随着各项惠农政策的出台，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刺激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同时也带动了农资需求，使得农资价格不断上涨，这其中化肥价格上涨最为引人注目。在走访中，一位农民告诉我，化肥二氨的价格连年上涨，今年更有可能达到250元，袋，国家重视三农千方百计为农民谋利益，但是农资价格一涨再涨，将农民从惠农政策中得到的实惠被农资涨价所抵消。此外，通过全国种子市场观察点信息分析，2008年全国杂交玉米种子市场价格比2007年涨6％―8％，平均每公斤涨0.6～0.8元。

2　农业生产成本连年上升。农民人均占有资源太少，是造成农业生产成本高的重要原因。农业是耕地密集型和水资源密集型产业，但农民人均耕地严重不足，使得农户经营规模小，生产成本明显偏高。

3　农村劳动力自身文化和观念因素的限制。在调查中，反映了农民的文化素质同收入状况是有密切关系的。农民具有高素质，观念开放有远见，容易接受新兴事物及观点，开拓创新，引进新品种，掌握新技术提高产量，增加收入。而思想保守传统的农民仅仅是凭借多年种植经验挣钱养家糊口。

4　赡养老人和子女教育负担过重。“上有老，下有小”是很多农民家庭负担过重的原因，其中子女教育费用支出最多。农村一直以来都是国家计划生育工作的薄弱环节，加上重男轻女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农村家庭平均至少两个孩子，这无形中加重了家庭负担，根据曾经的调查数据中，在2004年10月至2005年10月，在拥有就学阶段孩子的农村家庭中，子女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达到了32.6％；城市和小城镇家庭中，子女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也分别达到了25.9％和23.3％。再者，农村老人不像城市退休工人一样可以在老年按月领取养老金，保障晚年生活，农村老人没有经济来源，只能靠年轻时劳动积攒下来的钱和儿女的赡养，而且老年人体弱多病，更是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

但是令人振奋的是，2005年12月24日，国务院发出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决定按照“明确各级责任、中央地方共担、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分步组织实施”的基本原则，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这项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子女上学难、负担重的问题，让农民的孩子也上得起学，能够接受平等的教育。

三、农民消费状况

1　食品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较大。2008年，全市农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为1200多元，占生活消费支出的一半以上。这种消费比例特征预示农民生活消费支出费用有一半是停留在解决温饱问题上，离小康水平基础性消费还有一定的距离。

2　医疗消费负担中。虽然现今农村中正在普及农村医疗合作社，为农民就医治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是对于本身经济基础底子薄的农民来说，一旦家里有人生大病，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因病还贫、因病致贫的社会问题依然比较突出。

3　农民子女教育费用高。教育花费一直被广大农民视为头号家庭开支，尤其是家中子女众多或是子女就读于高中、大学花费更是高昂，这无疑成为了农民头顶的一座大山。

4　人情消费重。农村人情风历来是比较严重的，名目繁多，无论是喜事、丧事，大大小小都要宴请众人，收红包，而且礼金的数额也是有增无减。而很多家庭并不富裕的农民也要打肿脸充胖子，不堪重负。

5　消费也占到一定比例。部分农民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并且农村缺乏一定的娱乐基础，所以总是在闲暇时聚在一起，加之人们普遍存在侥幸心理，甚至不惜血本投身。

我所走访的几个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偏低，人均收入仅仅

3000元左右，消费仅仅集中于生活必需品，简单来说，较高的收入和较轻的负担以及对未来支出的轻松期望是促进农民消费的主要原因，相反较低的收入和较重的负担以及对未来支出的紧张期望是引起农民消费不旺的主要原因。

四、对农民增收的思考和建议

1　增加财政投入，减轻农民负担。农民增收要加大对中国农村公共品的投入，让农村也能享受到公共财政的实惠，这对于缓解三农困境中农民最迫切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困难具有重要作用，农民负担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农民在减轻负担后，便有足够的能力进行生产，进一步增加收入。

2　发展乡镇企业，提供致富信息，增强农民致富本领。乡镇企业一直以来都是农村转移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只要充分的结合当地实际，总结成功经验，完善企业管理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以市场为导向，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政府帮助提品信息和有关销售情况，帮农民早日找到致富道路。

3　积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与变化，长期以来实行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已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已经实行的农村医疗合作社与农村养老保险等保障措施切实的解决了农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问题，但由于制度不完善，国家对农村的支出只有少数用于农村扶贫和救济，而且在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中，国家几乎没有承担什么责任，在去年发生的上海市社保基金一案曾轰动一时，不仅仅因为其挪用数额巨大，主要是案件的背后给我们以启示，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让这些为新中国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可以安享晚年。

近年来，由于农民收入问题引起了一系列的农村社会问题，地方不仅生产靠老人妇女，而且出现了许多“留守儿童”，家庭内部矛盾难以协调，再加上农民赡养老人和子女教育问题造成负担沉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缓慢。因此，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完善，以免变成一纸空文。使农民收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农民收入篇7

农民增收，路在何方?农民增收是一个系统问题，不是单靠哪一项措施或哪一方面的力量就能解决的。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增加对“三农”的投入，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和实现农业产业化、社会化经营，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必由之路。

改革行政体制

要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必须进一步深化农村体制改革。

乡镇政府是最基层的政府，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组织，两者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实际上，在很多农村中，村民委员会更象是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乡镇政府的经济职能有弱化的趋势，乡镇政府的收入来源有限且不稳定，难于维持一级政府的正常开支。一些乡镇政府为了维持正常的开支，忙于广开财源，而疏于社会管理。

乡镇机构齐全，基本上是对应上级而设置的，实际上，不少部门的机构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人员众多，在一些机构中不同程度的存在人浮于事的现象，工作效率不高。乡镇工作人员的工资支出是乡镇政府财政的一笔不小的开支。

基于以上几方面原因，基层行政体制应该深化改革。第一、乡镇政府应从原来的多种职能转变为以社会管理和服务农村为主的相对单一的职能，机构设置因职能改变而相应改变；第二、加大乡镇合并的力度，实现“小政府、大农村”的格局；第三、乡镇政府公务员工资由财政直接支付。

实行这样的改革，有几方面的好处：第一、有利于强化村民委员会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第二、由于乡镇合并，精减机构，可以减少公务员的工资支出，减少财政支出；第三、有利于加强社会管理，创造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第四、有利于发展小城镇战略的实施；第五、有利于提高对农村的服务水平。

改革户籍制度

我国原有的“二元社会结构”阻碍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正常流动，同时由于户口问题，农民进城受到种种不平等待遇。虽然困难重重，农村中的富余劳动力还是千方百计地向城市涌动。因为，若能在城市中找到一份工作，收入就会远高于在农村务农所得。这就是城市的吸引力所在。农民进城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当中的比重下降，农业在GDP中的比重下降，农产品成本较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农业收入对农民收入的贡献已明显越来越少了。因此，必须改革户籍制度，让人口能自由流动，并为进城的农民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这是解决农民增收难的措施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进城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市政建设等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没有农民进城就难有今天城市的繁荣。这是对农民进城持否定的人们应清楚看到的。农民要增收，就必须减少农民数量。若让城市对农民打开大门，等中国农民的比重由现在的80％下降到30％甚至更低时，农民增收问题也就不是大的问题了。

深化户籍改革，可以加农民收入，是因为：第一、有利于解决农产品过剩的现状；第二、有更多人能够到城镇或大城市居住，享受城市文明，减少农民数量；第二、降低现实成本，如生态成本、农业产业化成本等；第三、增长人力资本，农民进城后接受的教育、培训，有利于增加农民的知识；第四、有利于加快城市化步伐。

增加农村和农业投入

我国大多数地区农业基础弱，至今仍没有完全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生产的增长速度持续减缓，对农民增收的贡献逐步减弱。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消费环境相对城镇而言太差；多数农村集体经济薄弱，“造血”功能太差。目前多数农村地区交通、通讯、能源、商业、医疗和文化体育设施落后，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从总体上看，农民收入增长慢，农民缺钱花，城乡差距悬殊。

由于上述原因，围绕“三农”来解决农民增收难的问题，难度是比较大的。

除了体制环境之外，农民增收的最大问题就是缺少资金，主要表现在农民贷款难。本来，农村就存在资金不足，再加上农村大量资金的外流，不但使农村金融严重失血，更严重的是影响农村自我造血。农民增收，没有足够资金的支持，是很难想象的。因此，国家应加大对“三农”的投入。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三农”的投入逐年增加，但相对于庞大的财政预算还是很少的，与“三农”实际所需资金相比，也是严重不足。没有足够的投入，再好的思路也恐怕是无米之炊。

对农业，要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引导农业走科学化、产业化道路，改变靠天吃饭的现状；对农村，要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同时，要增加对科技、教育、培训等的投入，以提高农民的素质；对农民，要保护农民利益，增加农民福利，调动农民积极性。

快速发展农村经济

体制改革、增加投入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资金保证，但真正能使农民增收实现良性循环的是农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要增收，农民不能等、靠、要，而是必须要自强。

农民收入篇8

目前，杭州市尚有年人均2500元以下的低收人农户5.62万户，从抽样调查427户1212人的低收人农户情况看，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在0一1000元的204户，占47.8%，l(X)0一2000元的140户，占32.8%，2000一2500元的83户，占一9.4%。诚然，大多数低收人农户是由老弱病残所所致，但也有部分农户有一定的生产能力，在抽样的低收人农户中，有一定产业和生产能力的有103户，占24.1%;有扩大再生产能力的39户，占总数的9.1%，这说明通过产业开发扶贫有一定的潜力。

2从事农业产业农户低收入原因及需求分析

2.1低收入原因

2.1.1产业发展水平不高，土地产出率低一是自然资源条件差。如土地资源短缺，土壤贫痔，人均耕地面积少;交通不便，地处偏远，居住分散;水源不足。二是特色产业水平低。如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整体效益低;农产品品牌效应不明显。三是农业基础设施弱。如小型农田水利和耕地排灌设施长年失修，林地、园地的道路和蓄水池建设滞后。

2.1.2农业企业发展缓慢，龙头带动能力弱一是农产品销售困难，效益低。二是病弱劳动力就业困难。

2.1.3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产品比较效益低随着人民币升值和输人性通胀的加速，农业生产资料和工本费不断增加，多数农产品涨价幅度远小于生产资料和工本的涨幅，有的农产品价格甚至出现结构性和阶段性下降，农产品“新的剪刀差”正在不断扩大。

2.1.4本身综合素质较低，自我创业能力差据对382户低收人农户的问卷调查，这些农户中20岁以下的占18.7%，21一60岁的占48.3%，60岁以上的占犯%，21~60岁的农民中一半以上为病残者;高中及以上文化的占8.6%，初中文化程度的占22.9%，小学及文盲的占68.5%。因此，低收人农户家庭中的劳动力绝大多数文化素质低、年龄结构老化，思想观念陈旧，吸收新事物新技术的能力弱。

2.2低收入农户需求分析

2.2.1低收入农户对产业发展服务的需求由于自身生产创业能力较弱，低收人农户迫切需要在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得到各类服务性帮助。从382份问卷调查的情况看，90.3%的农户要求植保、农机统一服务;89%的农户要求技术信息培训指导的服务;89.5%的农户要求农产品销售的服务;72%的农户要求农资与种子种苗供应的服务;64.1%的农户要求结构调整与品牌整合提升的服务;20.9%的农户要求保险与小额贷款担保的服务;50.5%的农户要求本地就业指导的服务等。

2.2.2低收入农户对产业政策的需求低收人农户产业开发能力较弱，加上生产成本不断提高，因此对产业政策扶持的需求特别强烈。据调查，92.1%的农户要求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上进行扶持;90.3%的农户要求在农业社会化统一服务进行扶持;79.8%的农户要求在良种与生产资料补助上进行扶持;53.9%的农户要求在产品收购和劳动力吸纳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扶持上进行扶持;39.8%的农户要求在农业政策性保险费用减免上进行扶持;25.7%的农户要求在小额贷款贴息上进行扶持;24.9%的农户要求在如农家乐、农产品经营等其他内容上进行扶持。

3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的对策建议

调查分析表明，低收人农户是农民这一弱势群体中的更弱者，与一般农户相比，自身能力更弱，同样的外部因素对其收人的影响程度更大，因此，在帮扶方法上，应更特殊、更专一、更直接、更具体。一是对占低收人农户25%左右有一定生产能力的农户进行面上产业帮扶;二是对少数有一定扩大再生产能力的低收人农户，采取农业科技人员一对一结对帮扶;三是对占总数10%左右的因丧失劳动力或失地而没有生产能力低收人农户，则纳人社会保障救助体系。

3.1提升产业，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

调查发现，杭州市低收人农户相对集中的镇、村多分布在山区、半山区，要充分利用当地适宜的山地、气候、环境资源和产业基础，结合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带建设，依托市场，培育和提升特色农业产业。

3.1.1开发适合本地发展的新型产业以镇或村为单位开展可利用土地、市场需求、低收人农民的意愿等调查，制定特色农业的开发规划，新发展和扩大发展的产业，要充分体现对低收人农户的适应性和市场前景稳定性，可以是一村一品，也可以是一村二品或三品，以增加发展的可行性和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在蚕桑西进范围的淳安、临安、桐庐、建德等县市，可利用桑枝生产食用菌，变废为宝，拉长产业链，增加效益;淳安、临安、桐庐等山区可发展山核桃、中药材、山羊、土鸡等，也可发展茶叶、毛竹;水稻区可发展稻田渔业、冬季蔬菜等，这些产业内容对有一定劳动能力的低收人农户较适应，使他们能在不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发展生产，增加收人。

3.1.2提升有发展潜力的现有产业对当地有发展潜力的现有产业，特别是有一定产业基础、传统习惯和特色知名度的产业，要针对其中瓶颈问题提出提升的对策。重点是要解决一家一户做不到、办不了的问题。一是要改善地力和农业基础设施条件。通过中低产田改造和“沃土工程”提高土地质量，完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山地重点修建运输与机耕道路、蓄水池与节水灌溉系统;平地重点修建沟渠等排灌系统。二是调整品种结构，实施种子种苗工程。建立健全良种繁育体系，重点选育推广适合本地发展的优质高产品种，加快品种更新换代。三是整合和提升农业品牌。着力整合多、散、小的农产品品牌，强化以标准育品牌，以质量创名牌，以名牌争市场的意识，增加品牌附加值，提升整体效益。四是加快关键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如蚕桑方格簇技术、山地蔬菜节水灌溉技术等，提高土地产出率。政策建议:设立专项资金，对低收人农户新发展种养业的种苗(畜禽、渔)实行全额补贴，现有的支农产业政策优先向特色产业明显的欠发达乡镇和低收人农户集中村倾斜。

3.2培育龙头，带动农民增收

依托当地特色产业，以带动当地农业和农民为目标，积极培育农业龙头企业，解决或缓冲农产品销售难和农户尤其是低收人农户本地就业难的问题，带动低收人农户增收。

3.2.1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提高农产品加工业对低收人农户增收的贡献，关键是要完善农产品加工企业带动农户的组织制度和利益联结机制，形成较强的带动力。要充分尊重农民的需求和意愿，采用合同契约或股份合作章程等，明确规范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建立“农户+中介或合作组织(协会、合作社)+企业”模式，确保“双赢”。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既要做大做强优势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附加值高的精深加工业，更要注重扶持发展能吸纳本地劳动力和收购当地农产品，成长型性能好的中小加工企业。

3.2.2促进农产品流通业为使低收入农户生产的农产品在家门口就能卖个好价钱，重点要培育三类流通载体。一是建立农产品产地交易市场或物流中心，提升特色农产品品牌，降低销售成本;二是培育农产品中介组织(包括农产品经纪组织和农产品流通专业合作社)，协调和保障农户与各地客商的关系，形成良好的农产品流通长效机制;三是壮大农产品返销队伍。

3.2.3拓展农业生产功能鉴于低收人农户集中在山区半山区这一特点，要充分依托山水林地的生态优势和当地各类集聚度高的产业基地、特色农产品，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拓展农业功能，实现农业一产向农业三产的跨越，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农民就业率。

政策建议:对与低收人农户建立紧密关系，帮助低收人农户销售农产品和吸纳低收人农户就业的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中介组织、种养大户，在项目扶持上给予优先考虑和提高奖励比例。制定出台培育农产品经纪组织的专门扶持政策。对开办农家乐的低收人农户或吸纳低收人农户就业的农业休闲观光业业主，在设施设备和税收上给予一定的补助和优惠。

3.3深化服务，帮助低收入农户增收

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容易产生“分散经营”、“粗放管理”、“投人缺位”等不足。这些问题在低收人农户中表现尤甚，社会化服务是解决和缓解这些问题最有效的方法。

3.3.1依托政府部门组织开展公益性社会化服务以区(县)、镇(乡)农技人员为主体，对低收人农户开展一对一的帮扶。

一是技术指导与培训。为低收人农户产业发展提供全程的技术培训、信息咨询、法律指导的帮助。做到:优质良种到家、种养技术到家、新型农机到家、农民信箱到家和绿剑护农到家，使每户低收人农户中有一个致富明白人，有一条致富路，掌握1一2门致富技能。

二是农业政策性保险。开发农村小额保险产品，低收人农户对动物疫病防控、重大病虫害防治、旱涝雪台风等自然灾害要求保险的，有意向发展畜牧业、养蚕、种竹、大棚蔬菜等要求保险的，要对他们提供农业政策性保险有关信息，帮助办理有关申请和理赔手续。

三是小额贷款信用担保。资金缺乏和贷款难是有产业发展愿望的低收入农户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要鼓励各类农村专业经济组织成立农业专业担保机构，采取吸收会员资金设立担保基金的方式，为低收人农户提供贷款担保。进一步降低贷款门槛，小额贷款额度以3万元至ro万元为妥，可以考虑3款保费低、保障适度、简捷易懂的“定额式”小额贷款险种，即保费100元、150元、200元，保额为3万元、5万元、7万元。其方式，通过建立农户联保小组(一般5户以上)，利用农户联保贷款的方式给予信贷。

3.3.2依托各类经济组织开展合作与经营性的统一服务针对低收人农户缺乏劳动力、综合素质较低的现状，积极培育村级服务队、农机植保专业合作社、县级农业行业协会等服务组织，开展以作物统(代)防统(代)治，农机统一(代)耕种、收获为重点的服务。培育农村经纪组织、农业租赁经营服务公司，开展农机租赁维修、农业生产资料(含种子种苗)统一供应、农产品统一销售为重点的经营。

政策建议:一是加大对现有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的扶持力度。对以低收人农户为主要对象，开展植保统(代)防统(代)治和农机统(代)耕、种、收服务的，在立项目时应给予优先考虑和政策倾斜。二是低收人农户参加农业政策性保险的免除全部保费。三是降低低收人农户申请小额贷款的门槛，免除担保费并给予贴息的优惠政策。

农民收入篇9

农民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民消费行为的最核心因素。从狭义角度上讲，农民收入就是指收入水平；从广义角度理解，农民收入不但只具有数量上的涵义，即收入值或收入水平，更重要的是具有质量上的涵义，即收入性质。收入性质是指收入具有不确定性、永久性、增值性等属性。在收入水平既定的前提下，农民收入性质上存在的差异会对农民的消费行为产生明显的导向作用。由于社会环境、经济背景、社会保障制度多方面因素的作用结果，农民群体在收入值相等的情况下其收入性质表现出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性会对农民的预防性储蓄倾向、边际消费倾向等产生重要的影响。

1、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农民收入不确定性指农民收入受自然条件或市场环境等方面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呈现出预期之外的波动特性。从农民收入的组成结构来看，经营性收入依然是我国农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占总收入比例的60%左右。经营性收入的不确定性主要是由以下一些原因导致的：农业生产受一些如天气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导致农产品的产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些农作物的种植和收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种长期的前期投入、一次性收获的种植方式，无疑充满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农民的经营性收入主要以实物形式体现出来，而将这些实物兑换成现金又要面临市场中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也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进城农民工收入的取得与工作机会的获得、工资水平的高低、工资能否及时发放等均有密切的关系；农产品成本高企也影响农民收入，更为严重的是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的泛滥也严重了影响农民进行生产的积极性。

2、农民收入的永久性。农民收入永久性是指收入的稳定性和持久性特征，通过总收入中永久收入的比重来测算。农民虽然拥有土地使用权，没有失业的风险，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经营性收入更具永久性，因为这种永久性是与农民的劳动能力息息相关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同时由于大多数农民不重视身体的保养和疾病的及时治疗，这都会导致劳动能力的下降，同时也意味着收入能力的下降。虽然国家或子女能提供一定的转移收入，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两部分收入均比较低，大多数情况下生活依然要靠年轻时的积蓄，所以农民的收入不具备永久性。

3、农民收入的增值性。收入增值性是指在既定的收入水平下，收入所表现出的增长能力和增长潜力的属性。收入增值性受收入来源、获取收入所依赖的资源、收入途径等因素的影响。农民经营性增值收入的来源在于农产品价格的提升，但在城乡二元制体系结构之下，农产品价格长期无法得到合理的提升。无奈之下，农民通常以农民工的身份进入到城镇从事低层次的体力劳动，这种单纯依靠消耗体力获得的收入增值能力毕竟有限，并且由于农村金融体制不够丰富和完善，农民无法通过金融手段给自己的资产增值。

4、农民收入的保障性。由于城乡之间体制上存在差异，农民收入的保障性明显差于城镇居民，主要体现在教育和医疗这两方面。随着农民年龄的增长，医疗费用支出的不断增加，同时农民收入水平大多低下的现状，疾病给农民生活和健康带来的危害显得尤为明显。这种医疗费用的高止和收入水平低下之间的矛盾，成为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增大开支的重要阻碍因素。

增加农民收入、拉动农民消费的对策

1、强化农民收入的确定性。农业生产过程中伴随着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但这种风险不是完全不可控的，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相应降低这些风险所带来的危害。首先，加大投资，重视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强抗灾能力，与此同时，推广和普及农业科技，使之为增产增收带来帮助，形成科研与生产的有机互动；其次，建立农业生产风险基金、价格调节基金和农产品的储备制度，尽力避免农产品价格随产量增减而大幅波动，从而保证农民持久性收入的不断增加，同时刺激了农民的消费能力；最后，解决好进城农民工工资按时发放的问题，切实保护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政府和用人单位要保证农民工培训制度的落实，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为农村的消费增长提供有力的保障。

2、增强农民收入的永久性。由于农民收入体系结构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因此政府有义务帮助农民拓宽和扩大收入的渠道。可以采取以下的具体措施：第一，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制度，使之加大向农业和农民倾斜的力度，加大各级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力度，将农村公益事业、农村公共设施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各级财政支出范围；第二，改革农民补贴方式，实施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提高政府支农资金的利用效率和使用效果；第三，增强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力度，加大农村中非农行业的资金投入，提高从事非农行业农民群体所占的比例，改善农民的收入结构。

3、构建农产品收购--加工—销售综合运营体系。农产品收购问题的解决主要在于扩大买方市场，同时政府采取相应的措施抑制农产品价格下滑，保证农民持续稳定地增收。当前大部分农民的经营方式以个体经营形式为主，生产规模普遍偏小，抵抗市场风险能力较差，在农产品销售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困难，无法有效拓展市场空间。因此，政府组建农产品供销公司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十分迫切且很有必要。农产品供销公司在形式上虽然与早期的农村供销合作社相类似，但本质上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农产品供销公司应在当地政府的扶持和监管之下，始终如一地坚持不以盈利为经营目标，即使勉强保本甚至亏本经营都是允许的，其中亏损这一部分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拨款予以补贴解决。供销公司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几个：首先是以市场价或略高于市场价收购农副产品；其次是组织人力、物力，提高营销能力，将当地的农业土特产和地方名优农产品向外地市场推广，帮助农民解决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最后，粮食部门维持原来的职责不变，但为了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政府应提高粮食部门的补贴，使它们高价收购农民的粮食，再以平价售出。

4、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目前，我国农村居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已分化为三种类型：纯农民、农民工和失业农民。因此，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制订和完善，应首先充分考虑到当前农村居民的特点，当前农村最突出的问题集中体现在教育、医疗保险、五保户供养、医疗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当今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人到城市打工，此外，随着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日益提高，农民失地现象也日趋严重。所以农村更迫切地需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更需要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大量的资金。然而当前政府的经济政策依然还是偏向于加大投资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农村养老和医疗保障方面支出相对较少。养老、医疗和教育等支出仍然是农村家庭摆脱不了的沉重负担，这就势必导致农村家庭在开支方面精打细算，总是延续传统的储蓄观念以应对不时之需，从而抑制了消费开支。因此，当前应加紧制订和健全各项农村保障制度,并在法律层次上提出明确的规定，以法律的形式将农民的各项合法利益确定下来，从最根本上解决农民的保障问题，使之无后顾之忧。#p#分页标题#e#

（1）教育问题。虽然各级政府正努力向所有农村家庭提供九年义务制免费教育，但由于城乡在收入、师资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导致低收入的农村家庭的孩子依然无法得到优质的中、高等教育。在校大学生中，尤其是在一些名牌的大学中，来自农村的学生所占的比例呈逐年降低的趋势，这其中的原因无非在于二点：一点是得不到优质的初等教育，输在竞争的起跑线上；另一点是即使考上了大学，也有部分农村家庭因为经济原因付不起学费，最终只得放弃。因此，政府在教育投入方面应加大向农村的倾斜力度，扩大助学贷款的覆盖面，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子女上学难的问题。比如广西省在解决贫困生上学难的问题上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该省从2009年起从自治区和下属各市、县财政中抽取资金设置专项教育经费，对家庭困难的普通高中在校生给予一定的资助，实践证明此举收到良好的效果，可以考虑向全国推广。

农民收入篇10

    1、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农民收入不确定性指农民收入受自然条件或市场环境等方面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呈现出预期之外的波动特性。从农民收入的组成结构来看,经营性收入依然是我国农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占总收入比例的60%左右。经营性收入的不确定性主要是由以下一些原因导致的:农业生产受一些如天气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导致农产品的产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些农作物的种植和收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种长期的前期投入、一次性收获的种植方式,无疑充满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农民的经营性收入主要以实物形式体现出来,而将这些实物兑换成现金又要面临市场中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也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进城农民工收入的取得与工作机会的获得、工资水平的高低、工资能否及时发放等均有密切的关系;农产品成本高企也影响农民收入,更为严重的是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的泛滥也严重了影响农民进行生产的积极性。

    2、农民收入的永久性。农民收入永久性是指收入的稳定性和持久性特征,通过总收入中永久收入的比重来测算。农民虽然拥有土地使用权,没有失业的风险,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经营性收入更具永久性,因为这种永久性是与农民的劳动能力息息相关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同时由于大多数农民不重视身体的保养和疾病的及时治疗,这都会导致劳动能力的下降,同时也意味着收入能力的下降。虽然国家或子女能提供一定的转移收入,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两部分收入均比较低,大多数情况下生活依然要靠年轻时的积蓄,所以农民的收入不具备永久性。

    3、农民收入的增值性。收入增值性是指在既定的收入水平下,收入所表现出的增长能力和增长潜力的属性。收入增值性受收入来源、获取收入所依赖的资源、收入途径等因素的影响。农民经营性增值收入的来源在于农产品价格的提升,但在城乡二元制体系结构之下,农产品价格长期无法得到合理的提升。无奈之下,农民通常以农民工的身份进入到城镇从事低层次的体力劳动,这种单纯依靠消耗体力获得的收入增值能力毕竟有限,并且由于农村金融体制不够丰富和完善,农民无法通过金融手段给自己的资产增值。

    4、农民收入的保障性。由于城乡之间体制上存在差异,农民收入的保障性明显差于城镇居民,主要体现在教育和医疗这两方面。随着农民年龄的增长,医疗费用支出的不断增加,同时农民收入水平大多低下的现状,疾病给农民生活和健康带来的危害显得尤为明显。这种医疗费用的高止和收入水平低下之间的矛盾,成为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增大开支的重要阻碍因素。

    增加农民收入、拉动农民消费的对策

    1、强化农民收入的确定性。农业生产过程中伴随着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但这种风险不是完全不可控的,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相应降低这些风险所带来的危害。首先,加大投资,重视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强抗灾能力,与此同时,推广和普及农业科技,使之为增产增收带来帮助,形成科研与生产的有机互动;其次,建立农业生产风险基金、价格调节基金和农产品的储备制度,尽力避免农产品价格随产量增减而大幅波动,从而保证农民持久性收入的不断增加,同时刺激了农民的消费能力;最后,解决好进城农民工工资按时发放的问题,切实保护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政府和用人单位要保证农民工培训制度的落实,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为农村的消费增长提供有力的保障。

    2、增强农民收入的永久性。由于农民收入体系结构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因此政府有义务帮助农民拓宽和扩大收入的渠道。可以采取以下的具体措施:第一,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制度,使之加大向农业和农民倾斜的力度,加大各级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力度,将农村公益事业、农村公共设施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各级财政支出范围;第二,改革农民补贴方式,实施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提高政府支农资金的利用效率和使用效果;第三,增强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力度,加大农村中非农行业的资金投入,提高从事非农行业农民群体所占的比例,改善农民的收入结构。

    3、构建农产品收购--加工—销售综合运营体系。农产品收购问题的解决主要在于扩大买方市场,同时政府采取相应的措施抑制农产品价格下滑,保证农民持续稳定地增收。当前大部分农民的经营方式以个体经营形式为主,生产规模普遍偏小,抵抗市场风险能力较差,在农产品销售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困难,无法有效拓展市场空间。因此,政府组建农产品供销公司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十分迫切且很有必要。农产品供销公司在形式上虽然与早期的农村供销合作社相类似,但本质上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农产品供销公司应在当地政府的扶持和监管之下,始终如一地坚持不以盈利为经营目标,即使勉强保本甚至亏本经营都是允许的,其中亏损这一部分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拨款予以补贴解决。供销公司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几个:首先是以市场价或略高于市场价收购农副产品;其次是组织人力、物力,提高营销能力,将当地的农业土特产和地方名优农产品向外地市场推广,帮助农民解决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最后,粮食部门维持原来的职责不变,但为了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政府应提高粮食部门的补贴,使它们高价收购农民的粮食,再以平价售出。

    4、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目前,我国农村居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已分化为三种类型:纯农民、农民工和失业农民。因此,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制订和完善,应首先充分考虑到当前农村居民的特点,当前农村最突出的问题集中体现在教育、医疗保险、五保户供养、医疗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当今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人到城市打工,此外,随着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日益提高,农民失地现象也日趋严重。所以农村更迫切地需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更需要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大量的资金。然而当前政府的经济政策依然还是偏向于加大投资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农村养老和医疗保障方面支出相对较少。养老、医疗和教育等支出仍然是农村家庭摆脱不了的沉重负担,这就势必导致农村家庭在开支方面精打细算,总是延续传统的储蓄观念以应对不时之需,从而抑制了消费开支。因此,当前应加紧制订和健全各项农村保障制度,并在法律层次上提出明确的规定,以法律的形式将农民的各项合法利益确定下来,从最根本上解决农民的保障问题,使之无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