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常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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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托马斯・里德是18世纪西方哲学史上一位不容忽视的哲学家，他提出的常识哲学在当时的苏格兰等欧洲国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文章首先对常识哲学做了较为简洁、客观的解读，并在此基础上将常识哲学与怀疑主义、理性批判相联系来展开探究，从而进一步深入理解里德的常识哲学思想。

【关键词】托马斯・里德；常识哲学；怀疑主义；理性批判

常识哲学作为一种理论是在18世纪被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里德提出的，这一哲学立场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发展成为一种以常识哲学为基础的哲学流派。然而，对里德哲学思想的探究，以及对常识哲学学派的探究，都首先需要对常识哲学理论进行客观的理解与分析。因此，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以常识哲学为核心来对里德哲学思想的基础性探析。

一、常识哲学的概述

“常识”“哲学”，一对看似对立的词结合在一起，那么该如何恰当地理解“常识哲学”呢？对“常识哲学”的理解重在对“常识”的恰当解读。里德对“常识”的解读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常识”的字面意思，即与“理性”相对，不涉及哲学思辨的且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准则；第二个层次，是“里德对常识合理、有效的解说”；第三个层次，里德对常识的思考受其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即他认为人类所依据的常识是造物主赐予人类的珍贵事物，故将自己的哲学贴上“常识”的标签。

在里德看来，“常识”的事物往往是基础而又重要的事物，通常被给出一些通俗易懂的描述性规定。理解一个概念的方法之一是参照其对立面或相关领域，对常识哲学的理解可以参照以休谟为代表的观念论哲学。观念论哲学的核心观点是，只有观念或印象是人类思维的直接对象，人类的心灵不能跨越观念或印象实现对其他存在的认识，也就是说我们心灵内部的观念和印象是心理活动的直接对象，是思想的对象；相应的，哲学的作用在于对心灵与知觉做出反省。常识哲学的初衷则是要运用归谬法对观念论的结论进行反推，从而找出观念论基本预设中的错误。常识哲学所遵循的是一些由描述性标准组成的原则，这些原则的结合具有弹性、韧性和牢固性。此外，里德把我们对一些原则存在的信念归于我们的自然构造，这些原则的存在被我们视为不证自明的、自然而然的。这里所说的原则也就是里德的常识原则，与其相对的则被里德视为“谬误”，即观念论与怀疑论。常识哲学的基本主张是：“外部物理世界的真实存在，自我人格身份的同一，他人之为与自我一样有智力、能行为的人格存在，道德区分的真实性，因果、能力和自由的真实性，等等。”常识哲学，简言之就是从哲学的角度论证常识为何可以成为常识的哲学，目的在于说明常识的非凡之处。

二、常识哲学与怀疑主义

关于常识，里德认为我对某些原则的确信源自人类本性的构造，虽不能给出关于这些原则的理由，却又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视之为理所应当的，这样的原则被称为常识，与之相反的则为荒谬。里德所谓的常识是不需要证明，也无法证明的，是被人们普遍接受，毋庸置疑的一些知识。关于外部世界的存在，里德立足其直接实在论指出，我们的知觉知识是通过与外部客体的直接接触来把握的，所以在感官可靠的情况下获得的知觉信念就是正确的。相反，怀疑论者认为对于外部世界知觉的信念应该得到理性的确证，理性高于通过感官获得的知觉。里德赞同怀疑论者所认为的“我们关于世界、自我、他人及因果关系存在的信念未经理性奠基，因此是不能被合理接受的”。具体而言，对于信念的态度怀疑论者认为所有信念直到其证明为真，且得到理性的确认方可被接受，而里德认为所有信念直到其被证明有错之前，都是被接受的。

对此，里德抨击怀疑论的基础是：认知官能都是平等的，即知觉知识与推理而得的理性知识是平等的。怀疑论者认为，感官的可靠性也是被怀疑的；相反，里德认为，我们通过感官获得的知觉是可靠的，也是可错的，但是这种错误是可以被改正的。彻底的怀疑论不接受争论双方共同的预设，而这样的争论是不存在的，因为有些人即使在沉思时拒绝常识原则，但实践中仍不得不受制于常识，怀疑论者在怀疑外部世界的时候已经预设了一部分感官是可靠的，怀疑论者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是完全排除常识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接受的，怀疑常识这件事本身就蕴含对一些常识的预设。休谟曾这样说：“一个哲学家如果只是意在把人类的常识陈诉在较美妙动人的观点中，那他纵然偶尔陷于错误，也不至于错的太远。他只要重新求诉于常识和人心的自然情趣，那他就会复返于正途，使自己免于危险的幻想。”所以里德认为彻底的怀疑论是不存在的。

关于怀疑论的思考。怀疑主义者认为他们的观点无法通过理性得到辩护，但他们仍然在继续自己的推理方法且坚信不疑，同时，怀疑论者即使不能确定可以通过哲学论证来确证物体存在的原则，但他们仍不得不同意这一原则的真实性。“自然并不曾让怀疑主义者在这方面自由选择，并且无疑地认为这件事太重要了，不能交托给我们的不准确的推理和思辨。我们很可以问，什么原因促使我们相信物体的存在？但是如果问，毕竟有无物体？那却是徒然的。那是我们在自己一切推理中所必须假设的一点。”在此，休谟明确地表明自己对物体存在的怀疑只限于知识断言的依据问题，即能够使我们相信物体存在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物体究竟是否存在，即“毕竟有无物体”。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是所有推理中都应该默认的，这与里德把常识作为思辨基础的观点是一致的，而里德将休谟哲学概述为“自然中除观念外无物存在”却是失当的。

关于常识应该是人类知识和行为的终极依据这一主张，里德与休谟殊途同归。里德对此曾做出过深刻的哲学思辨，如我们的自然官能是如何有效获得信息的，狭义的理性为什么不能以自身为标准来衡量和判别其他官能，我们自然官能运作机制是何以在语言中进行见证的等等；休谟则由于他的“自然信念”学说，从思辨及其主张的怀疑主义走向了常人的心理状态和常识。因此从“常识”是作为理性思辨基础的常识这一层次来看，人们笼统地把里德的常识哲学与休谟的怀疑论相对立也有失妥当。

三、常识哲学与理性批判

里德与康德是同一时代对休谟思想进行反观的哲学家，但是相较于康德恢宏而思辨的哲学体系，里德对休谟思想的解读就显得相形见绌，而且里德对休谟的理解存在不恰当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把知识学层面上的怀疑主义错误地理解为本体论层面的怀疑主义；另一方面是对岩芍饕逶诘赖卵Я煊虻谋驹瓷形廾魅返娜鲜丁M时，康德的著作以及对于康德研究的著作，都是里德的著作以及对于里德研究的著作在数量上所无法匹敌的，对于里德的研究基本上是以批判哲学作为参照的。学者们普遍发现里德与康德都努力为经验寻找超经验的基础，里德称之为“常识”，康德称之为“理性”。因此对常识和理性的探究是要将里德与康德相联系来展开的。

虽然里德与康德在哲学方面的立论是风格迥异的，但二者在知识学和道德学两方面的研究策略是相通的。在道德学方面，里德和康德都认为道德的本质是要超越情感主义和功利主义，理性是道德判断的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道德的律令绝对形式的问题；道德意识和道德经验的有效性问题；道德价值归属于外在的功利抑或内在的意志的问题；人类实践的存在方式与思辨的存在方式之间的关系；经验性的动机与理性要求在道德中恒久存在的冲突等等。在知识学方面，里德与康德对认知中人类智识能力作用的理解是一致的，他们感性/经验知识的内在精神层面是基本一致的。里德的表述为：心灵对感官信息的理解依据的是首要原则的运作，从而得到确信和概念。康德的表述为：心灵对感性材料的接受和整理依据范畴，不仅在表述上相符，而且在方法上也一致，关于人类知识的要素和基本框架中二者都用概念/范式来取代“印象”和“观念”。

对于常识哲学的理解，不仅要看到里德与康德相通之处，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他们的不同。他们的不同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一是对哲学体系自身建构的问题，二是对人性经验中宗教成分的理解问题，这一问题关涉自然神学的合法性与可能性。这里主要从哲学体系自身的建构问题来比较康德与里德的不同。康德哲学体系的建构是从理论理性自身的完满为假设的出发点，得出“理论首要的是实践”的最终结论，正是出发点与结论之间的悖谬关系使得康德哲学体系具有很强的张力。里德哲学体系的建构运用了两种方法：首先是把知识学和道德学作为两大平行的要素，其次是用“自为”概念将知识学和道德学统一起来。具体而言，心灵根据知识学中有效的首要原则运作而得到知识，根据道德学中有效的首要原则而产生道德行为，知识和道德都是自为的状态之一，自为将知识学和道德学的融通最终使得常识哲学完整自洽。

四、结语

概言之，里德的常识哲学是受其的影响而形成，不妨把这一哲学思想理解为从哲学的角度探究常识何以为常识的哲学。由于很多学者对常识哲学的理解仅仅停留于字面意义，而没有挖掘出常识哲学本身所蕴含的深层含义，因此本文从怀疑主义与理性批判两个维度对里德的常识哲学进行了进一步的探析，有助于更客观地理解里德的常识哲学思想。

【参考文献】

[1]张晓梅.托马斯・里德的常识哲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文玉林.托马斯・里德与怀疑论[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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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于导课，诱发兴趣

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用数学导入新课不失为一种事半功倍的好办法。它能给学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会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促使学生自觉地去琢磨数学的寓意。这时如果教师再加以引导，学生很快就会进入学习境界，有效地激发出急切学习新内容的强烈愿望。

比如，在讲“矛盾就是对立统一”这框时，教师不是急于出示新课题，而是采用数学知识导入新课。首先出一道m÷n＝m×■的等式，问学生：“在什么条件下这一等式成立？”一下子就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了，学生们纷纷回答说，当n≠0的条件下成立。这时教师指出，当n≠0的条件下，除就可以转化为乘，这种转化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就是矛盾的转化，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矛盾”的有关内容。于是很自然地开始了新课的讲授，起到先声夺人，引人入胜的教学效果。

二、用于课中，加深理解

高中哲学教材理论性，思辨性强，其中的概念、原理都是对大量自然知识的概括、提炼。如果提纲式的照本宣科，平铺直叙，很容易使学生觉得哲学知识玄、虚、空，很难使其理解教学内容。有些原理，教师即使使出浑身解数，学生仍如笼罩在云雾之中，甚至越听越糊涂，其结果是教师口干舌燥，学生昏昏欲睡。数学具有形象、具体、生动的特点，如果教师在哲学教学过程中穿插一些数学知识，印证教学内容的正确性，会使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深奥的道理形象化，使学生感到哲学并非如想象的那么抽象，那么难懂。

比如，在讲“量变引起质变的两种形式”时，先出示两道数学 题目：“一是画了个立体圆台，请问，当上圆的半径慢慢缩小，变为“0”时是什么图形？当上圆的半径慢慢扩大，变为与下圆的半径相等时是什么图形？（当上圆的半径等于“0”，圆台就变成了圆锥形；当上圆的半径与下圆半径相等，圆台就变成圆柱形）。教师点拨，上圆的半径等于“0”或上圆的半径与下圆半径相等是图形变化的关节点。然后指出，这就是哲学上所讲的由于数量上的增减，引起质变的一种形式。二是运用数学当中的圆面积S=πr2，圆周长1=2πr(π为圆周率，r为半径)，分析同样一个“2”。由于“2”所写的位置不同，得出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公式，如果把圆的面积公式用来计算圆周长，就会使人笑掉大牙。这就是哲学上所讲的由于构成事物的成分在排列次序上发生变化，引起质变的另一种形式。这样通俗易懂的讲述，对帮助学生理解量变引起质变的两种形式起到水到渠成的作用，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达到教学目的。

三、用于小结，升华主题

课堂小结的目的，不只是“温故”，还要在此基础上“知新”，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如果把导课和课中比作“画龙”那么结尾就象“点睛”了。结尾的“点睛”之功，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求教师小结时要揭示学习该课的目的，这在哲学上就是方法论。用数学方法结尾，可以避免教学内容的机械重复，变“死龙”为“活龙”，把课堂教学再次推向，达到知识性和思想性的统一。

比如在讲“全面分析矛盾，坚持两分法，防止一点论”这框的结尾时，不是用抽象的重复什么叫全面分析矛盾的观点作为小结，而是运用数学当中绝对值的知识去作为结尾。在结尾时出示｜a－b｜=？这个题目。请学生回答，｜a－b｜究竟等于多少？学生情绪高涨，畅所欲言，但出现了好几种答案，然后请一位同学回答，概括了三种情况：当a＞b时，｜a－b｜=a－b；当a=b时，｜a－b｜=0；当a＜b时，｜a－b｜=b－a。教师最后指出，这就是全面分析矛盾的方法，它告诉我们看问题办事情要全面分析，坚持两点论，反对一点论。这种结尾，巩固了新课，升华了主题，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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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改革重视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注重对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高中哲学常识课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有着其他学科不可比拟的优势，本文从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非逻辑思维、结合教材思路介绍创造性思维方法、重视发散思维的培养为创造性思维提供多种可能、挖掘教材内的创新内容感受创造性思维的过程四个方面就高中哲学常识课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进行了探讨，仅供参考。

一、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非逻辑思维

创造性思维是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的有机构成，可以说，没有严密的逻辑思维难有创造性思维的成果。但是大量的试验验证，非逻辑思维在创造性思维中发挥的作用往往要优于逻辑思维。非逻辑思维有直觉思维和灵感两部分组成，直觉思维依赖于学生头脑中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一旦有相关的外部信息出现，学生可迅速做出判断。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在引导学生掌握扎实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就某一问题进行多思维的探索、发现、验证、实践。久而久之，学生直觉思维解决问题的知识储备就充盈起来，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中，问题解决的能力也会得到大幅度提升。比如说；在某些哲学原理的学习中，教师可首先出具一些相关性的事实材料，学生阅读后说出其中蕴含的哲理。教师就某一哲学原理进行详解，然后比较学生理解下的哲学原理，找出异同，分析根本差异所在。然后，再呈现一些相关的事实性材料，让学生马上说出其中蕴含的哲理。经过这样长时间地训练，学生遇到问题进行直觉思维的能力将大幅提升。

灵感是非逻辑思维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灵感地产生不是凭空降临。这依赖于学生长时间就某一问题的思索，依赖于长时间就某一问题的知识积累，依赖于相关知识间的联系。高中生虽然知识储备有限，但是也有灵感的闪现，只要教师给予充分的鼓励和表扬，相信高中生捕捉灵感也会在刹那之间。高中哲学常识课培养学生善于捕捉灵感的能力，可通过“头脑风暴”的教学形式来展开，可就某一哲学问题分小组展开讨论，大家畅所欲言、阐述观点不做评判，要求的是辩证思维量的积累，在集体讨论中相信“灵感”也就在不经意之间。

二、结合教材思路介绍创造性思维方法

高中教材编写有其思路特点，所谓思路就是指问题解决的方式和过程。在一段授课内容结束之后，教师可引导学生分析教材解释、解决问题的框架结构，并介绍所用何种思维方法，理顺学生创造性思维的线索。

比如说在介绍“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这一知识点时，教材充分利用了“分析与综合”的思维方法，这样教师在教授知识点的同时，可结合教材详解结构实例在巩固“分析与综合”思维运用之妙。

教材对“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这一论断上，一方面提出“自然界不是神的意志产物”，“其存在和发展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由此可见，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提出“社会是客观世界发展的必然结果”，分析了“支持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是客观的”，由此得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是客观存在的。在系统分析自然界和社会都是客观存在的基础上，最后得出“整个世界是不依赖人的意识而客观存在的，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教材关于这一论断的介绍严格遵循了“分析和综合”的思维模式，

在“分析和综合”的思维模式中，“分析”就是将事物细化到具体的每个环节和构成要素，或者是将其发生发展过程细化到每个阶段，就具体的环节或者是过程分别进行思考。而“综合”则恰恰相反，是就细化的每个阶段、环节等等等，进行有效的整合，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学生在了解这一思维模式之后，引导学生再回顾这一课的逻辑关系，学生就会一目了然。课文就“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这一论断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角度进行分析，在对自然界的客观性进行分析时，是从人类产生前后两个角度分析。在对人类社会客观性进行分析时，则是从社会的产生、存在、发展等几个方面着手进行的。最后，将自然和社会同归为一个整体，整合得出结论。通过概念介绍，结合着课本释义结构框架，学生不仅仅可比较清晰的了解分析、综合的思维方法，同时对于本课的理解也是更进一层。

三、 重视发散思维的培养为创造性思维提供多种可能

发散思维注重培养学生沿着不同思路需求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对于发现新事物、开拓新领域、开发新产品都非常重要。可以说，离开了发散思维，创新就不可谈起。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要努力寻找思维发散点，培养学生多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就哲学这门课而言，是一门非常抽象的学科，但是又时刻指导我们的日常工作和学习。

比如说：在教授“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这一知识点时，学生在掌握“联系”概念之后，教师组织学生发散思考――现实世界中那些事物是相互联系的。鼓励班级学生多想象、多联系、多发言，尽可能多的介绍实例。然后，就这些实例进行归纳、比较、概括、判断，找出其中存在的异同点，最后得出论断――“事物的内部相互联系，事物的外部相互联系，整个世界总体上是联系的”。此时，可继续发散思考，分析这些事物间的联系都是正确的吗？像是数字“4”不吉利、乌鸦叫丧等等，他们是否有科学依据？在师生探讨中，学生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此类事物联系的荒谬性，进而论证了“事物间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而实现了对“联系”本质规律的认识，充分地锻炼了学生创造性思维。

四、挖掘教材内的创新内容感受创造性思维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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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对这位“老商业”无比崇敬的心情，我们在2002年春节前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在张部长（人们已经习惯使用这种亲切的称谓来称呼他，我们也就顺理遵从这样的叫法）的办公室里采访了他。

工作像上台阶――一步一脚印 做到脚踏实地

研究如潜海底――深入最基层 力争有的放矢

张世尧1932年初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的一个店员家庭。在上海求学期间，他先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中学高中商科和立信会计高等专科学校。1951年被国家分配到中央贸易部任办事员。1952年体制调整，内贸与外贸分开，中央贸易部被分成商业部和对外贸易部，张世尧被分到商业部工作。他担任过科长、处长、局长，1987年任商业部副部长。用熟悉张世尧的人的话说：张部长是个“台阶式”的干部，既没有任何“背景”，也没坐过“直升机”和“火箭”，而是从部机关最底层一步一个台阶走上来的。然而，张世尧也从来没有因为工作地位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他惯有的深入基层的工作作风。相反地，他的职位越高，他越是注重同广大商业职工和周围同志的密切联系，注重调查研究，注重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在商业工作实践和经济理论研究中有着不少独到的见解。

1988年，正值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关键时期，城乡市场虽然很兴旺，却十分不稳定。各地程度不同地出现抢购，市场波动的程度是历史上少有的。概括起来有四大问题：一是紧，商品供应紧缺面进一步扩大，供求矛盾突出；二是涨，市场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群众实际收入下降；三是乱，流通领域秩序混乱，乱涨价，变相涨价，多头抢购，哄抬物价，转手倒卖，投机倒把等现象非常突出；四是抢，商品抢购风不断出现，带动了通货膨胀和物价的大幅度上涨，使消费者产生紧张甚至恐慌心理。面对这些问题，刚刚担任商业部副部长不久的张世尧带领部里有关部门同志深入商业第一线，查问题，找原因，正确估计1988年下半年和1989年的市场趋势，提出了“统一思想认识、整顿流通秩序、强化宏观调控、增加有效供给、稳定市场大局”的指导方针，并制定出加强农副产品收购、扩大工业品下乡、确保大中城市节日供应、改进商品管理、稳定市场物价、利用国际市场为国内市场服务以及全面深化商业改革、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流通新秩序等8项措施，受到领导和多方面的高度重视，在有关部门的大力协作下，使被动局面很快得到控制。

张世尧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只要部里没有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张世尧便带领工作人员深入基层，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他亲自动嘴动手同身边的工作人员共同撰写了大量调查报告和会议讲话，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了依据，对商业系统的工作进行了具体指导。

1991年9月间，张世尧同商业部的几位同志深入我国西南地区了解情况，并对重庆市国营零售企业试行的“四放开”改革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撰写出《对重庆市商业“四放开”改革情况的调查报告》，将当地一些成功的做法加以归纳总结，报经国务院领导批准，在重庆召开了现场会，并部署在全国商业系统推广，对当时全国商业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90年代初期，在我国整个商品流通领域中，国营商业批发的问题最为突出，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亏损和濒临亏损的国营大中型商业批发企业，对于搞活商品流通，促进经济顺畅运行十分不利。张世尧和部里几名同志对上海、天津等地经营工业品的国有大中型商业批发企业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他们发现，国营大中型批发企业出现种种困难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国家深化体制改革，流通领域出现了多渠道批发和工业自销、工商联营、厂销直挂等多种流通渠道和多种经营方式，主要是因为政策体制变化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影响，同时也是由于批发企业自身转轨变型严重滞后，内部机制远不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当时张世尧就明确提出国营批发企业的改革“必须动大手术”，必须作“脱胎换骨”的改革、改造和重组。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写出了《关于搞好国营大中型商业批发企业的调查与思考》的调查报告，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并以部名义先后召开十大城市―商局局长座谈会进行座谈交流和全国商业厅局长会议讨论部署如何重新构造工业品批发体制框架，重新组建新型的日用工业品批发体系等工作，对此，各有关部门反响强烈，多家新闻媒体争相刊发上述报告和会议精神。

张世尧还十分重视市场信息工作，并在国内率先提出了市场预测的“四化”（经常化、网络化、规范化、电脑化）标准和“四性”（灵活性、及时性、准确性、理论性）的要求，当时在商业部建立的商业信息中心和全国市场监测预测系统倍受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和推崇。

肩负历史重任――参政更议政 反映实际问题

甘做百姓“喉舌”――心中装农民 关切农村经济

张世尧自1993年起就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在每次的政协会上，他张口闭口都是谈城乡市场和商业改革与发展。在一次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会议上，他对10年商业改革成果及问题做了详细阐述，全面、系统地总结了10年改革给商业体制带来的5大变化（社会商业结构从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商品购销体制由统购包销向多种购销形式发展，企业运行机制由政府附属物向自主经营的实体发展，供销合作社改革由官办向民办发展，商业行政管理体制由微观直接管理向宏观间接管理发展），并提出市场机制不健全，批发渠道乱、环节多，企业改革不够深化等问题，使与会者颇感耳目一新。

在1995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组全体会议上，张世尧发表了题为《抑制通货膨胀的六点意见》的专题发言，对国务院提出的稳定物价、抑制通货膨胀的10条措施做了有效的补充，在会上引起国务院领导的重视。

在2001年3月举行的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上，张世尧专门就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问题提出了八条建议，他原本是作为书面发言递送给会议秘书处，因会议领导认为这个发言稿主题突出、针对性强，指定张世尧在大会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大会发言，受到与会领导和政协委员的重视及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用张世尧自己的话说：“参政议政是人民赋予我的神圣的权利。不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参议出来的东西也都是些空中楼阁，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近年来，张世尧针对国家经济全局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他参政议政的重点也有所转移，把农业、农村、农民（简称“三农”）的问题常挂在心上，并抽出相当一部分时间致力于农村经济、农民生活和农村市场的研究，为农民“买难”、“卖难”问题奔走、呼吁。张世尧常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部分息息相关。如果解决不好，会影响改革和建设的进程。”他认为：当前开拓农村市场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农民手里缺少钱。近些年，农民收入有所增长，但增幅大大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长期以来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农民手里缺钱，有消费欲望但缺少购买力。另一方面，很多重要农副产品价格大幅下降，尽管国内农业连年丰收，农产品总量不断增加，但优质品种少，结构矛盾突出，销售不畅，粮棉等大宗农产品出现相对的阶段性过剩。农产品“卖难”，农民收入增幅下降，不仅影响农民生活，而且还影响农民对生产的再投入；而再生产能力减弱，又影响到农民增收，不少地方已出现这种恶性循环的现象。

针对这些问题，张世尧通过多次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开拓和搞活农村市场的思路和具体建议，并向全国政协报送了提案。他提出了对农业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开辟农民增产增收的新途径和新领域；鼓励城市的工业企业、流通企业下乡，积极参与农业的产业化、市场化；发展农村合作经济和中介组织；加强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加快科技进步，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加快推进农村税费改革步伐等7项措施的建议。同时指出：“要努力实现从单纯就农业抓农业转向拓宽农民就业渠道和增收领域；从单纯抓传统农业转向大力发展农产品精加工、深加工，提高农产品转化水平；从小区域的自给自足转向调整农产品区域结构，发挥各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优势农业；从单纯追求农产品数量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多样化、优质化农产品生产；从粗放经营转向科技兴农、集约化经营”的5个转向的建议。并强调要大力发展农村的“产、加、销、农、工、商” 一体化经营，把农民从单纯的种植业引向工业领域、流通领域，引向二、三产业，对农业结构、农村经济、农民收入进行一次领域更广阔、层次更深入、内涵更丰富的全方位调整，从各方面帮助农民解决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问题；要大力开发高附加值的特色产品，提高农产品加工的综合利用能力，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实现货畅其流。张世尧这些建议的提出，受到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为加快调整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市场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搞活农村市场、增加农民收入指出了方向。

搞研究重实效――突出一主题 把握三个重点

抓建设促服务――做好双加强 贯彻两个结合

采访中我们发现：张世尧同志思路敏捷、谈吐有序，大有长者之风；他为人谦和、待人热情。一些记者感到不大明确的问题，经他稍加解释，一切问题都便不成问题了。

当记者问：“您作为中国商业经济学会的会长，长期从事商业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工作，您认为有那些动力？”他说：我们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商品流通工作。近两年李岚清副总理多次强调发展现代流通的重要意义，指出“流通是现代经济的火车头”；发展现代流通“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参与国际竞争的迫切需要”；要“把发展现代流通作为21世纪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 ”。研究商业经济是学会的重要工作，甚至说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任务。在最近学会召开的常务理事会上我就学会自身建设问题强调了两点：一是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建设，特别是理论创新。对商业经济的研究要拓宽范围，要注意搞好宏观经济研究和微观经济研究的结合。学术理论研究要更好地面向全社会，面向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面向各种所有制的商业企业，也应面向各种所有制的生产企业。有人认为商业就是商业，我认为还应该包括从事商品性生产的各种企业。从工业来讲，所谓“厂商”它本身有商业行为。农业也一样，商品性生产占极大比重，特别是中央强调要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我理解，农业产业化就是要把农民变成又是农民又是工人、又是农民又是商人，即所谓农工商一体化和产供销一体化。农村的富余劳动力据说在一亿以上。搞产业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引导农民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向各地销售；要引导农业按市场需求生产，同时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所谓市场，既包括国内市场，也包括国外市场。所谓一体化，也应包括服务领域，如仓储、运输和各种生活服务的一体化等等。所以我主张要把学会的视野拓宽，把我们工作的对象、服务的领域拓宽。我始终认为商经学会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商经学会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再进一步说，除了生产领域外，我们还要面向更广阔的消费领域。商经学会的工作对象、服务对象，应该是从生产到流通到消费的全过程。既要了解消费情况，了解消费需求，又要引导消费，刺激消费，切实贯彻中央关于扩大内需为主的既定方针。二是要进一步加强组织建设，继续贯彻两个‘三结合’，即‘老中青三结合’和‘行政、企业、科研院所三结合’。中国商经学会的工作重点要从省、市、自治区向中心城市开拓，向广大基层企业和广大生产者、消费者开拓，促使学会工作更贴近第一线”。

在谈到2002年中国商业经济学会的工作重点时，张世尧说，概括起来就是要抓好 “一个主题、三个重点”的研究。

一个主题就是要集中研究新世纪商业的发展方向、发展思路和发展战略。在这个总题目下当前要抓好三个重点问题的研究：

（一）对商业地位作用的再认识。主要针对社会上存在的轻视流通、轻视商业的问题。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轻商思想。当前需要研究和澄清的主要是商业劳动是不是创造价值？对此问题，社会上认识并不一致。很多人长期认为，只有生产性劳动才创造价值，商业是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价值。对此，要根据与时俱进的精神来研究和对待。过去在重农经济时期商业没地位。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商业的地位也不行。但在一些发达国家，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要重新认识商业，首先观念上要有转变，理论上要有创新。

（二）要研究如何发展现代流通。最近李岚清副总理在全国市长会议上的讲话专门讲了一段发展现代流通问题。张世尧说“我个人认为，研究现代流通，首先要研究体制，包括行政体制和企业体制；同时再研究发展思路、发展战略以及企业组织形式和经营业态等问题。为什么要先研究体制？因为20多年前搞流通改革就是从商业体制改革入手的。商业改革起步比较早，起点比较高，收效比较快，成效比较显著。但在这个基础上怎么建立和完善新的机制，没有紧紧跟上。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一个问题是‘散’了，一个问题是‘乱’了。‘散’了，表现在行政体制和企业体制两方面，例如外贸与内贸就不能及时解决长期分割的问题，无论是行政或企业，内外贸都自成体系；就是内贸本身包括市场调控也有‘散’的问题。至于地方上出现的所谓地区封锁、部门分割、行业垄断更是普通存在”。他认为，研究流通体制改革必须对行政体制和企业体制同时进行研究，并且要同步进行改革。发展现代流通，首先要研究体制，在此基础上再研究组织形式和经营业态以及现代化营销技术、现代化企业管理。所谓“乱”了，是指市场经济秩序出现了相当混乱的问题，查其原因，与体制上的“散”也有直接关系。当然，和其他领域的体制改革一样，流通改革和流通的现代化，首先都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

篇5

所以自己每一次唱歌都是跟着原唱，在唱，虽然能够保证不跑调，但是怎么说都唱不出来自己的味道？好像每一首歌唱出来都是一样的，毕竟跟着对方的声音在唱，撑死也就算得上是高仿吧！很多时候连高仿都算不上，只能算得上轻微的模仿！

最近一段时间自己就是一直想再唱一首歌，唱的时候一开始也是跟着原唱，可是到后来却发现如果是自己唱的话，好像唱出来的声音更加有味道，里面有了自己的风格，算得上是一种特别欣喜的发现吧！

也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确实对这首歌也不怎么熟悉，唱歌也就比较容易跑调，得分也特别的低，但是经过锻炼了几次之后发现，还是自己唱歌比较好，唱出来的歌，占有自己的一种风格，可能是自己比较自恋，又或者是事情本该就是这样子的，总之就是发现自己唱的这首歌比之前跟着原唱唱的那首歌要听起来更加的有味道！

这也算得上是自己的一种小小的尝试吧。

其实人生好像都是这样，有一些事情真的是需要自己去不断的尝试，而不是一味的去跟从他人模仿他人，虽然跟从他人模仿他人就是得出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可能会走一点捷径，但是我们也知道人生并没有太多的捷径，可供我们走，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脚踏实地的去做，我们自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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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无偿献血者；血液检测；不合格率

血液以及血液相关的的生物制品不但可以治病救人，也可以作为许多传染病的载体，如艾滋病毒、乙肝病毒、丙肝病毒等引起传染病的流行，可以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极大伤害，所以血液安全备受关注。为了解常德地区无偿献血者血液不合格血液的分布状况，笔者对本站2012-2014年血液检测不合格的情况进行了回顾性分析，现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2012-2014年常德市无偿献血者血液标本124594份。

1.2 仪器与试剂：酶免仪器使用桑多斯前加样、FAME24/20后处理、Uranus AE240全自动酶免系统，ALT仪器使用深圳迈瑞BS-420。ALT 试剂（深圳迈瑞、英国朗道），HBsAg试剂（美国雅培、北京万泰等），抗-HCV试剂（美国雅培、厦门新创等），抗-HIV（法国伯乐、珠海丽珠等），抗-TP（北京万泰、厦门新创等）。除ALT外，其他试剂均经过国家批批检合格，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1.3检测方法：严格按试剂说明书和本站检验科SOP操作。ALT使用速率法检测，采用两种不同厂家的试剂，大于40U/L判为不合格。HBsAg、抗-HCV试剂、抗-HIV、抗-TP初复检均采用ELISA法。两种试剂结果均为阴性判为合格，两种试剂均为阳性判为不合格，单一试剂阳性双孔复查阳性判为不合格。

1.4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17.0统计软件，采用X2检验，以 P

2 结果 见表1

注：不合格率的各年间比较，总不合格率： X2=526.6 P

3 讨论

从本地区2012-2014年的调查结果来看，常德地区无偿献血者人数在逐年增加，5项传染病指标不合格率逐年下降，从5.37%下降到2.25%，X2=526.6， P

2012-2014年本地区无偿献血者ALT的不合格率为0.72%。由于2012年新版 《血站技术操作规程》要求献血者初筛检测ALT，同时本站实施的ALT淘汰率低给予奖励政策颇有成效，所以本地区献血者ALT不合格率从2012年的1.75%下降至2014年的0.11%，从5项中的不合格率比例最高降为最低。

2012-2014年本地区无偿献血者HBsAg的不合格率为1.17%，与娄底地区接近[3]。因我国是个乙肝大国，故HBsAg的不合格率虽然持续下降，但在5项不合格中比较，比例一直居高不下，从ALT不合格率下降之后就一直位居榜首。这与HBsAg初筛试纸条的灵敏度不高以及初筛的工作人员技术有待提升，工作责任心有关，尤其献血员较多的时候未严格按照标准操作规程操作，导致漏检。加强工作人员的培训，寻求灵敏度更高的HBsAg试纸条有助于HBsAg不合格率的下降，从而为临床提供更安全的血液。

从表1看出抗-HCV的不合格率一直在下降，总不合格率为0.49%，低于广州地区0.54%和娄底地区0.59%[2-3]。在全国法定传染病报告中，2012年全国丙肝发病数量比2011年增长了14.4%，同时丙肝也是输血后肝炎的主要类型（占输血后肝炎80%以上），目前国内采供血机构使用的ELISA检测试剂盒仍存在HCV漏检的风险，因此，只有不断加强实验人员培训、优化试剂盒灵敏度，才能减少输血引起的HCV感染[2]。

2012-2014年本地区抗-HIV的总不合格率为0.17%与广州地区0.16%[2]接近，是5项不合格率中比例最低的，尽管比例不高，但因艾滋感染后的严重性，也要加强抗-HIV的检测，减少漏检，尤其献血征询时应严格询问，淘汰高危人群。

从表1得知，本地区抗-TP的不合格率为1.0%，仅次于本地区HBsAg的不合格率，高于青岛0.34%、广州0.52%、娄底0.66%[1-3]。梅毒为性传播疾病，因此加强献血前保密性征询，增加梅毒的初筛检测，可为安全的血液筑一道屏障。

从本次调查情况来看，初筛时严格按操作规程操作，加强工作人员素质，提高试剂灵敏度，不断改进试验方法，能有效的避免血液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为临床提供安全有效的血液。另本站从2013年6月开始开展核酸检测，窗口期大大缩短，为临床用血安全又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保障。

参考文献：

[1] 刘 丽，张 霞，于 琦 2007～2011年青岛市无偿献血者血液检测结果分析[J]检验医学与临床2012 年10月第9 卷第19期2459-2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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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雯就是一部实用的衣品启示录，借鉴率极高，譬如你可以在她的衬衫look中偷点搭配秘籍。无论是经典的白衬衫、丹宁衬衫还是印花衬衫，刘雯都能轻松驾驭，展示普通单品的大气质。 刘雯 实用欧美风

作为国内最有名气的中国超模，大表姐人美身材棒，性格还棒棒哒！私服随便一穿就能拍大片，范儿足得不要不要的，穿不错星人获得这个奖项真是名副其实。模特转型真人秀，在《我们相爱吧》与帅气年少多金的崔始源花式秀恩爱分分钟虐哭单身狗！最近更是开口说是让崔oba请大家吃饭，看来还真的假戏成真迷倒崔oba。刘雯街拍私服舒服大气还很实用，敢于把玩各种经典的单品，并乐于把最为流行的颜色和廓形穿上身，即使最为普通的白T也能穿得时髦又有型。 奚梦瑶 运动少女风

今年继续在维多利亚大秀抢镜的奚梦瑶，以极其开朗的微笑再次成功征服了大众！她不是秀场上最为火辣的，也不是最为美丽的，但她是俏皮的！她的街拍属于运动系少女风格，着装超有爱，一双笔直修长的腿露得让人羡慕。混搭的运动风质感强烈，单品使用繁杂但是组合在一起又合理得缺一不可。不同于冷艳风格为主的T台，奚梦瑶的街拍极具有亲和力并且闪动少女心，因此成功圈粉90后和00后是必然的！

运动鞋火了好几季，即使不是运动风，运动鞋也照样被各路潮人混搭得有模有样毫无违和感！而对于钟爱运动风的奚梦瑶而言，运动鞋俨然成为出街的标配，舒适感100%，最厉害的地方是，即使女人味十足的造型，她也能把运动鞋搭得天衣无缝，好看又时髦！ Hanne Gaby Odiele 夸张高街风

来自比利时的超模Hanne Gaby Odiele，2005年出道，除了高挑纤瘦的身材，她有着一张特别的“外星脸”，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她的着装不限风格，更不按常理出牌，自成一派略带夸张。她的街拍风格十分突出和鲜明，无论是以色彩取胜，还是以廓形取胜，总之各种古灵精怪的造型都有着一种高级的时尚感。这个被摄影师追逐的icon，爱她的人爱到疯狂，厌她的人也不少，黑转粉的更不在少数，总之以个人魅力随时征服着各路时装迷！

花花绿绿，多种印花齐上身的连体裤造型也只有像Hanne Gaby Odiele这样的人才能hold得住。花纹繁杂，材质垂坠，腰线下走，且并不修身，这条裤子其实真的很难穿，但是印花连体裤招摇度100分，来年春天值得一试。 Binx Walton 帅气男孩风

Binx Walton以男孩气息和一头利落潇洒的短发引人关注！她的面孔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古怪，脸庞小小，耳朵尖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混血的小怪物，但是她有着很抢镜的街头穿搭品位，并成功虏获了街拍界的目光。运动和舞蹈功底让她拥有一副修长的身材，因此她并不会像一些超模看起来“瘦骨嶙峋”，反倒好像内置活力小马达，有着一种充满活力的健康感。她的街拍风格非常中性，休闲并且运动，洒脱又帅气。

这是街头风必不可少的单品！Binx Walton街拍里总透着一股叛逆和活力，毫无疑问这个破洞牛仔look真是极为符合她的个性，即使露着腰，她也不负众望轻松穿出舒适得体的感觉，中性帅气到极点。 Lexi Boling 优雅中性风

Lexi Boling拥有立体的轮廓和精致的五官，优雅气质浑然天成，但是同时，她眼神里还透着一股个性不羁的十足酷劲儿。她最爱的超模是Cara Delevingne，梦想当上维密天使，私底下性格活泼又有趣。她的街拍大多中性休闲，即使穿上女人味十足的裙装，仍旧帅气又洒脱。由于脸庞清秀美丽和个性活泼，在帅气中又总会多了一种自带的优雅和俏皮气质。

作为模特的标配，夹克自然少不得。无论是机车夹克还是飞行员夹克，总之一件件都是超模们的心头好。Lexi Boling的这件短款夹克廓形独特，风格上不似机车夹克一味硬朗，反而是女性气息浓烈，还带着恰到好处的优雅因子。 Soo Joo Park 轻奢街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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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献血者

【关键词】 献血者；血清学；检测

笔者对2003―2004年济南市无偿献血者情况及其血清学检测结果进行了分析，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文资料来源于2003―2004年山东省血液中心无偿献血者体检及血清学检查原始记录，共计90496例，年龄18～55周岁。

1.2 统计方法 采用SAS82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分析方法为χ2检验、CochranMantelHaenszel检验［1］。

2 结果

2.1 无偿献血者性别及年龄分布 2003―2004年济南市无偿献血者性别构成情况见表1。由表1可见2003、2004年济南市无偿献血者的性别构成差别有统计学意义（χ2＝2598，P

见表2。可见，无偿献血者中，18～25岁者最多，占总无偿献血者的比例超过了70％，其次为26～35岁人群。总体上，无偿献血人群的年龄分布以35岁以下年轻人为主，占到了无偿献血总人数的90％以上，呈现年龄越大献血人数越少的趋势。同2003年相比，2004年18～25岁的无偿献血者明显增加，增加了8.60％，而其他各年龄组的无偿献血人数都有所下降。经统计学检验，两个年度济南市无偿献血者的年龄构成情况差别有统计学意义（χ2=16952，P

2.2 无偿献血者血清学检查情况 2003、2004年济南市无偿献血者血清学检查的不合格率分别为4.75％、3.68％，2004年比2003年下降了1.07个百分点。经统计学检验，两年无偿献血者检查不合格率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χ2＝64.08，P＜0.01）。2003年无偿献血者的HBsAg阳性率、抗HCV阳性率及梅毒阳性率分别为3.28％、1.07％、0.41％，2004年分别为2.49％、0.84％、0.35％，均有所下降，特别是HBsAg阳性率下降了0.79个百分点。经统计学检验表明，两个年度无偿献血者的HBsAg阳性率、抗HCV阳性率的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2004年阳性率明显降低；而梅毒阳性率的变化不大，其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进一步按年度、性别分层统计结果表明，2003年、2004年不同性别无偿献血者抗HCV阳性率及梅毒阳性率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而HBsAg阳性率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都是男性阳性率较高，其HBsAg阳性率分别为3.58％、2.85％，见表3。表3 2003―2004年济南市不同性别无偿献血者血清学检查结果及比较（略）

为进一步研究不同年龄组无偿献血者的血清学检查情况，本文将献血者划分为4个年龄组进行汇总统计，结果见表4。可见，不同年龄组的抗HCV阳性率及梅毒阳性率均呈现随年龄增长而递增的趋势。χ2检验结果表明，2003年不同年龄组的抗-HCV阳性率及梅毒阳性率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2004年不同年龄组的梅毒阳性率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3.1 无偿献血者的性别及年龄分布 与2003年相比，2004年济南市无偿献血者总人数增加了350％。无偿献血者中男性明显多于女性，2004年男女性别比达到了1.67∶1。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女性自身的生理特点决定的，如月经期、妊娠期、哺乳期等，根据卫生部颁布的献血者健康检查标准应暂缓献血［2］。献血人群的年龄分布在18～55岁之间，其中以18～25岁献血者为主。从这两年献血者年龄分布来看，26岁以上献血者所占比例及绝对人数2004年有所下降，表明今后除了继续巩固扩大18～25岁年龄组献血人群之外，尚需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向26岁以上人群宣传无偿献血知识和意义，以促进无偿献血工作健康有序的发展。

3.2 无偿献血者的HBsAg阳性率、抗HCV阳性率有所下降 2004年济南市无偿献血者的HBsAg阳性率、抗HCV阳性率分别为2.49％、0.84％，均比2003年有所降低。而我国的HBsAg阳性率、抗HCV阳性率分别为9.80％、135％［3］，显示济南市无偿献血人群的HBsAg阳性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3年、2004年不同性别无偿献血者的HBsAg阳性率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男性都高于女性，可能与男性参加的社会活动多于女性有关。

3.3 无偿献血者的梅毒阳性率变化不大 本调查结果显示，2003年、2004年济南市无偿献血者的梅毒阳性率分别为0.41％、0.35％。与国内其他地区的报道基本一致，如2002年武汉市献血者的梅毒阳性率约为0.41％［4］，2003年枣庄市献血者的梅毒阳性率约为0.30％［5］。从年龄组来看，26岁以上献血者的梅毒阳性率较高，而作为献血主力的18～25岁年龄组阳性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原因主要是18～25岁献血者多为未婚，属低危人群，是采血机构应该重点争取的对象；而26岁以上献血者绝大部分已婚，社交活动多，性生活相对活跃，需加大对这类人员的献血筛查，预防梅毒经血液的传播。

参 考 文 献

1. 贺佳， 陆 健．医学统计学中的SAS统计分析［M］．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2002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血站管理办法附件. 献血者健康检查标准

3. 戴志澄， 祁国睨．中国病毒肝炎血清学流行病学调查(上册) ［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7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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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职生 班主任 心理辅导

【中图分类号】G6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10-0194-02

“中职生”，是青少年中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从心理学年龄来说，他们还处在心理上的第二个反抗期，自我意识处于空前膨胀的状态，价值观和人生观也处于成熟与不成熟之间，这个时期，他们通常会表现出这样、那样的行为问题，但很多时候隐藏在行为背后的却以心理问题居多，作为班主任多做些心理方面的辅导，可能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本案例以一名职校女生的心理个案进行分析来阐明一些心理引导的对策，提出一些建议，以求共和思考。

辅导对象：张某 性别：女 专业：计算机应用

第一阶段

学生表现：入学军训的第一天，我就注意到她，个头挺高，特别爱笑，军训非常认真，在班级中很活跃，在班级联欢会上主持节目很出色，并被推荐到学校做主持，任务完成得很好。开学初，即被顺利选为班级文艺委员。入学二周后，有同学反映，她在晚自修上话很多，影响了同学自修。

心理分析：这是个自信乐观的孩子，性格活泼好动，善于与人交流，组织能力强。但有时会有点忘了纪律约束，自我控制能力稍微弱一点。

心理引导：找她谈话，先肯定她的优点，同时强调纪律的重要性。

教育效果：愉快接受教师的批评，讲话现象明显减少。

第二阶段

学生表现：入学一个多月，班级推选她为学校文艺部长，并顺利当选，在学生会工作认真，其他班级来找她的同学渐渐多起来。入学二月的校运动会上，她一人为班级得了两枚金牌。入学第一次期中考试中，她的数学只考了四十多分。

心理分析：多才多艺，但是学习偏科严重，对以后的发展不利。

心理引导：找她谈话，并为她找了一个数学结对的同学，鼓励她不要有畏难情绪。

教育效果：她流露数学怎么也学不好的情绪，并说数学教师教得不好也是原因，但依然表示会好好学，争取期末消灭这个红灯。

第三阶段

学生表现：陆续有班级同学反映，她在寝室里不守纪律，个人卫生也不注意，对寝室长和同学们的批评不当回事，寝室许多的扣分都是因为她。经查，情况属实。

心理分析：比较以自我为中心，由于学生会的当选，有点骄傲情绪，对学校的某些规章制度比较反感，并用行动表现出来，性格中的叛逆情绪初显端倪。

心理引导：班级不点名的批评，并强调班干部要在遵守规章制度上带头。进行个别谈话，指出她的行为在同学中的坏影响，要求她定期改正。

教育效果：她找出许多理由为自己辩解，承认错误的态度一般。但仍表示会好好改。

第四阶段

学生表现：变得有点沉默，和寝室里的同学距离拉远，只与个别同学走得比较近，与别班同学交往密切，并且发现其经常上网，网上朋友多，校外朋友多。曾经有初中同学失踪的家长找来，高年级失踪家长找来，都说事情与她有关，经查稍有点关系。数学进步也不快，但对班级的活动依然很热心。

心理分析：不能正确认识错误，由于寝室同学的告状而疏远，说明她抗挫折的能力不是很强，校外朋友多，一则说明她交际能力较强，二则也是她从校外朋友中寻找心理安慰的表现。在朋友圈子中有一定的影响力，间接导致了朋友的出走。同时也可以看出她的反叛情绪正在越陷越深，如果不适时制止，将有可能造成不良后果。

教育效果：同学的出走带给同学家长的焦虑让她深有感触，教师帮助寻找也让她有所感动，表示以后不再上网，也不随便留宿其他同学，对同学与家长的矛盾应该尽量加以劝导。

第五阶段

学生表现：学习认真，数学开始进步。在寝室里的表现也有所好转，但听说她在背后说教师偏心，期末班级寝室调换，她带头反对，许多同学跟着起哄。

心理分析：上次的事件给了她触动，让她的心从校外渐渐收回，可是由于教师的批评，使得她对教师的态度产生怀疑，担心自己在教师心中的形象，偏心的说法表示她重视自己在教师心中的形象，可是开始不自信。带头反对是她对教师态度的一次试金石。

心理引导：做了一次深刻谈话，分析她认为偏心的原因，比较她与那位同学的荣誉，得出结论教师从来没有偏心过那位同学。探讨她在班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说明一个人的言行该如何对集体负责。

教育效果：打消了她心中的疑虑，并且让她明白了教师在她身上的良苦用心。她说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并且表示以后一定带好头，有什么问题应该及时与教师沟通。

第六阶段

学生表现：上次的事件后，对教师充满了信任，情绪也非常愉快，对班级的工作非常认真，在寝室中的表现也非常好。数学成绩进步很快，并说自己以后要考艺校等等。

心理分析：重新找到了自己在班级和教师中的地位让她感觉很愉快，也重新找回了自信，学习的目的性加强了，但仍需要进行强化。

心理引导：在班级中进行表扬，进一步激发她的积极性，帮助她改变在同学中的影响。

教育效果：学习更加地认真努力，对学生会的工作也非常认真。

教育思考和建议：

以上这个心理个案分析反映了职校生的许多普遍心理特点：一是自卑、自尊和自信交杂，不能正确看待自己和他人。二是抗挫折的能力差，对待别人的批评通常采取消极的方式去反抗或逃避。三是学习的目的性不够强，需要别人来不断强化和引导。从这个个案的分析中我也想到了教育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一是职校教师应该要善于观察学生，要正确客观地去评价一个学生，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一个学生，千万不能带着有色眼镜去看，更不能过早地对一个学生的言行加以定论，从而使学生失去自信。

二是要善于把握教育良机，学生的发展就像一个圆，有它自身的轮回，但是它必定留下几个浓重的连接点，而教师就要抓住这几个连接点，适时地进行引导和教育，才能起到最佳教育效果，过早地干预必定矫枉过正，失去了它的真实性。

篇10

「英文摘要As long as the crimes in Penal Code are commonly understood，explained by the arguments of human rights， and

it

isuniversally applicable for many crimes and especially for thelenient system of criminal law， a power of penalty or atranscultural criminal law will undoubtedly exist.

「关 键 词文化/刑法/跨文化刑法/法哲学

culture/penal code/transcultural criminal law/ legalphilosophy

「 正 文

一、问题与回答模式

正在加剧的全球化远远超出了经济与金融领域，不仅逾越了国家、而且也逾越了社会——文化的界限，这使得以下的疑问迫切需要回答，即法制对逾越这些界限的人员，也就是说对外来者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尤其对“非常陌生者”，他并非来自一个文化上相邻的国度，而来自一种不同的法律文化。尽管如此，法制能使用其最强手段——刑法吗？它们是否有（主观）权力跨文化地运用其（客观）刑法？存在一种跨文化的处罚权限吗？在这些疑问上，我不在积极的意义上理解主观权力——对此由法制自身决定，而更多地在法律道德的意义上，也就是说作为那些道德义务的部分，人们相互缺少对这些义务的承认。疑问就是：一种跨文化的处罚权限是否属于人对此提出要求的那些义务；一种此类处罚权限在法律道德上合法吗？

此类疑问更加紧迫，因为全球化危胁着一种对人之存在而言不可放弃的因素：对确定群体的归属。而这种状况从刑事政策上来看相当显著。身份受损的比身份巩固者更容易犯罪；身份困难“促进犯罪”（对此题目参见Sellin1938年著作）。

另一方面，人们不可忽视，从生活世界来看，经济较少戏剧性地提出疑问。从法律政策上来看，它们在许多情况下没有内容，不仅国家的处罚要求，而且一大部分违法行为类型在几乎所有法律文化中得到同等程度的承认。恰恰刑法在细微之处特别紧密地受制于一个社会的传统与“价值意识”，为此人们新近与一部欧洲刑法典保持距离（尽管有统一趋势，参见Tiedemann1997年著作）。尽管如此， 我们仍最晚从汉谟拉比法典起甚至以书面形式知道，法律利益如人身与生命、财产与良好的名声（“名誉”）自古以来受到刑法的保护。首先，如果违法行为类型众所周知，而其次人们能期望外来者至少在刑法方面精通东道国的特点，尤其在可以估计到特性的领域，他就不可能如此简单地依据不同处理。

看来一种答案只有服从疑问的要求，并且最终既不依据自身文化区域的信念，也不依据其前提，它才能令人信服。对一个跨文化的问题而言，只存在恰当地跨文化有效的概念与论据才能回答。如果人们把文化理解为特定价值、信念与行为规范的一个复合体，则人们期待辩解依赖文化。我的论点是，对刑法基础与所有违法行为与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而言，均非如此。这个题目处于一般疑问的视野中，即什么可以使不同文化相互指望。

具有历史性意识者知道，前面的疑问根本不新。其一，人们不能忘记，在多元化社会中，类似问题已经在社会内部提出。名义上其因信仰分裂而引起，在启蒙时代中得到强调并且通过资产阶级革命与工业革命得到加强，在所谓旧欧洲社会中发生了一个分化过程，它废除以前相对同质的状况并且产生了多维度开放的社会。在它们之中始终生活着为数众多的带有自身利益与信念的群体，并且同样逐渐传播不同风气与价值。只要还必不可少，刑法在此就迅速学会了早该有的“教训”，并且通过相应的自由化，给予先前文化上的外来者以刑法上可能的居住权：人们是否想到宗教信仰不同者或者想到（甚至好斗的）无神论者，想到社会与国家批评者，想到离婚，想到同性恋并想到性的迁徙自由——这种“偏离行为”不再是一种违法行为，而从刑法上看变得不令人担心。

另一方面，人们不能忽视长久以来存在趋向多元文化、甚至全球化的强烈征兆：在古典时期，大约作为亚历山大远征的后果，后来在罗马帝国扩展时，再后来在基督教还有伊斯兰教传播时。特别是我们了解地理大发现、后来殖民化、工业化与世界贸易时代的此类发展。在所有这些发展中，出现了我们的疑问，人们如何在刑法上对待陌生者、尤其是非常陌生者。早在古典时期，对此就形成了回答模式。

第一个回答模式源出旧约。根据其准则——“住在你们处的外来者应该如同一个本地人涉及你们”（利未记19，34）——外来者应该既不更好也不更糟地得到对待。他不会被提供特权，而服从同样的法律。同一节中的延续部分列举隐藏其后的、博爱的意图：“你应该像爱你自己一样爱他（即外来者）”。好客的观念听起来是同等对待的根据，而自身体验听起来是此观念的根据：“因为你们在埃及可也曾是外来者”。仅仅这种体验当然并非充足的论据，需要一种附加的、真正道德的因素。对所举的一节而言，可能是处于消极文本中的金科玉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旧约而言，参见多比传4，15）。而此准则， 相互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既在经验意义上也在合法证明意义上跨文化地有效。

现在，博爱的同等对待可以证明是不人道的。屈从本地法律的外来者，也就失去遵循家乡惯例的权利。因为它们成为他的自然习惯，他甚至冒着应受处罚的危险。一个无危险的例子：迁居者去捕鳟鱼；因为这在他们的家乡哈萨克斯坦是习惯法，他们就没有不当行为的意识。

想逃脱惩处者，必须疏远自己的惯例并服从陌生的习俗。此处出现一种两难境地、跨文化遭遇的法律困境：任何法制的一项基本的公正原则、同等对待，在应用于外来者之时，突变为不同等对待，因而产生不公：本地人可以遵循自身习俗，而外来者必须服从至今不熟悉的、此外经常也与他们的惯例背道而驰的习俗。

罗马帝国作为一个邦联，有众多的或多或少自治的成员国隶属于它，它们只是通过国际条约依赖罗马，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形成错综复杂的多文化社会。在它之中形成第二种回答模式，如同一种特殊的国际法。有关罗马万民法（jus gentium ）并不指民族之间存在的（公）法、一种民族间的法（jus inter gentes），而指一种国际私法，首先是商法（在边缘也出现了一种国际公法，例如公使法与国际条约法）。与罗马本地私法、奎里纳尔的市民法（jus civile）不同，万民法被视为一种所有民族熟悉的、跨文化的法律，它把哲学上受到影响的流派学说归因于一种所有人共同的自然理性（naturalis ratio）。 例如为了债务关系（包括购买、租凭、经营管理），人们依据信任（fides）， 依据守信的义务，它适用于所有人而不依赖其种族或者宗教归属并且最初处于神的保护之下。作为一种跨文化法律，它有可靠的根据用于反对外来者。罗马对待外来者既不按照罗马法律——至少在不同民族相互关系上——也不按照他们自身的法律，而是动用一种所有民族都熟悉的法律。

在顾及外国法律经验的情况下，万民法在历代过程中得到充实与精致，使得它能在公元2世纪通过罗马的法学家盖尤斯（Gaius）作为一部超国家的、普遍性的法律得到介绍， 被所有（文明）民族承认（omnespupuli qui legibus et moribus reguntur：盖尤斯1，1）。这部“罗马法”不源自罗马城邦的特别法、市民法。在一段特定的时间里并且为许多人、而不是所有民族而发展出来，它尽管具有跨文化性质而并不如此全面有效（缺少日尔曼人，还有黑非洲，更不用提美洲土著居民），使得每项偏离的法规都有可能直接被剥夺对“法律”这个总集合的从属。

罗马刑法不属于万民法。根据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的古典专题论著《罗马刑法》（1899年），“我们的传统……不使万民法联系到不法行为的确定，但只是因为形式民法的狭隘章程根本不应用于此范围”（第119页）。以此，我们遇到第三种回答模式。 在它之中取消了市民与外来者的区别，因为“犯罪的概念，公共与私人的，不对市民提出，而对人提出。”因此那时就出现了一种人—法，当然在对法的客观理解、而非主观理解上，一种人类普遍的刑法：是否“谋杀、纵火、盗窃、财产损害”——在所有这些情况中，人们“只问道德过错，不问作案者的个人状况”（第118页）。应该对蒙森补充的是， 所列举的不法行为被视为普遍可以理解的违法，只要私人现在仍需要一部刑法的万民法：甚至在“通奸上，当它被纳入犯罪行为时，不是罗马民法的市民婚姻作为基础，而是另一概念，包括全部异国婚姻”（第119 页）。在最后的评论中出现客观的人—法及普遍刑法的一种条件；它源自万民法的观念：为摆脱任何霸权危险，人们不利用受制于当地或者地区的、而利用跨地区的、宽泛的法律概念。而违反此条件之时，如在信奉基督教的皇帝统治下采用的新的异教政治犯罪，发生了显然是法律道德上的不公，此外还有政治祸害。

在可受处罚性中附加了并非必然二者择一的第四种模式：在刑法的人—法之外附加了一种现象，达到接近刑法的联邦主义并且满足当今有现实意义的要求“不要外来的法官”。尤其在文化与法律文化中有自我意识的东半部，希腊或者受希腊影响的问题，为恭顺的城市或者国家保留拥有自己刑事法庭的权利。

刑法联邦主义甚至延伸到若干不法行为；因为并非所有不法行为在罗马帝国各部分被承认为此类行为。并非所有不法行为具有一种普遍可以理解的地位，因此有两个不法行为种类：除跨文化有效的不法行为外还有文化特有的不法行为，或者“归根结底”，在此也就是说：“经过缜密考虑，只有普遍可以理解的不法行为。其中却并非所有，可能有若干，或许甚至多数如”谋杀、纵火、盗窃、财产损害，或许还有伪造，如此显然是一种不法行为，使得它们随时并且到处可以受罚。而此外，例如在一个社会中，人们出于对其他惯例的顾惜还可以宽容它们一段时间。无论如何，奥古斯丁虽然早就禁止罗马市民举行高卢的人祭，但后来则普遍禁止（蒙森1899年，第122页）。

因为一个问题而使私法的万民法变得必需，这个问题对现代国家、世俗的与属地国家都是陌生的，而对古典的城邦共和国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们成为市民既不通过从属于一种属地的国家权力也不通过对一民族共同体的归属，而是通过参与一个政治—法律联盟并且因为在它之中有效的法律与宗教的和道德的规范紧密结合，有效的不是属地原则，而是属人原则。每个人生活都不依赖住地即第五个模式，而是根据其来源法（对此参见Giaro1991著作）。在此意义上，市民法（jus civile ）按字面意义并且最初叫做那种公民权，它适用于公民（cives）、 作为一个城邦政体（civita）成员的市民，而且只适用于他们；它在此不意味着与公法对立的作为私法的民法。

我们作一个中期回顾：前三个回答模式的共同点是，外来者不能依据其不同：根据古以色列的模式他不能这么做，因为他被待如本地人；根据古罗马的私法模式他不能这么做，因为他被与一种跨文化有效的法律相比较并且根据古罗马刑法模式他不能这么做，因为它从一开始就脱离人本身。第四种“联邦主义模式”允许地区特性，而第五种模式是根据自身的、本地的法律作的一种评价，至今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欧洲的现代法律道德：人权

对这类案件的跨文化的讨论，不由得产生了人权的概念——假定它可以没有文化特定前提而自我辩解。首先，一个法学史的注解：西方并非无根据地为人权观念特别自豪。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忘记，它很晚才获得承认：不仅古典希腊而且犹太教与基督教，甚至早期的美国都允许奴隶制的存在及妇女地位的不同。西方还首先建立了那些病理学，如宗教的不宽容、绝对主义的国家与殖民主义，人权有必要作为疗法反对它们，尤其是西方允许严重倒退并且至今仍允许某些缺陷。

如果人们为跨文化辩解而撇开所有文化特定之物，则剩下人的条件（Conditio humana）及其调查，一种人类学。 在它那里虽然重复着危险，但被宣布为普遍可以理解，事实上只是文化特定地有效。而若干民族学者代表那种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如启蒙运动的一名批评者约瑟夫·马里·德迈斯特（Joseph Marie de Maistre）已经作过表述， 并且无异于民族学者赫斯科维茨（Herskovits）反对普遍人权的观念。

抵制这种怀疑的是利益观念，这些利益构成通常利益可能性的条件：具有逻辑上更高级、超验的利益，即使以此描述的论证模式是新的。哲学自其起源开始就了解结果，这同样适用于其他文化。

三个维度证明为逻辑上更高级、同时有文化差异地有效。为了发现它们，甚至不需要长久寻找或者机敏的考虑；我们的日常经验足够了。此外这种经验早就反映在人类学的基本使命中：无论哪些利益在一种文化中占上风——作为形成利益并且遵循它们的可能性的条件，作为行动能力（conditions of agency）的条件并且在此意义上证明为对人不可放弃：（1）人身与生命， 包括生活的（物质）条件：人类学有理由把人列入自然、动物（zoa）或者animalia人身与生物的宇宙中；（2）语言与理性：人被视为具有理性的生物（zoon logon echon）及理性动物（animal rationale）；还有（3.1 ）一种普遍的社会能力：人是社会动物（animal sociale）与（3.2 ）一种特殊的政治能力：人作为群居生物（zoon politikon），法律（法律生物animal juridicum）与集团（政治动物animal politicum）都属于它。

在每个维度上虽然可能都有异议；但它们可以被驳倒。对人身与生命在逻辑上更高级意义的命题，人们可以指明殉道者与自杀者，他们以不同方式使生活利益具有相对性。但因为他们也想决定，他们为何、何时与如何死去，否则他们就会干脆被杀害。人身与生命，尽管它们并非“最高财富”，但仍然是行动能力的条件。现在来看法律道德。

如果人们在规范方面同样撇开所有文化特定之物，则剩下调整观念，它向任意与暴力提出抗议，在全面范围内实现这种抗议并且在这点上得以有利于全体当事者。此类调整可以称为法律—实践理性。人们在三个阶段中实现它：在第一阶段即法律建构中，会采用某些准则；在第二阶段即法律证明合法中，将严格按照标准行事；在第三阶段即法律规范化中，准则将服从（第二阶段的）法律道德准则。

可以设想的是，在第一阶段中会采用任何一些准则。事实上，这类任意从早期起就遭到拒绝。人们到处都服从准则，比如对人身与生命、对财产与名誉的保护具有法律道德的性质。被剥夺公民权，只是有人被开除出一法律共同体；而这个过程，本身是个法律行为，只因为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才实行。

列举的准则，说调整范围更好，甚至属于人权维度，使得人们不得不纠正欧洲近代的自我评价。近代未发明人权这种东西，而最多发明其中的某些权利的若干。即使近代会为之骄傲的宗教自由，也根本不是新的。不仅亚历山大帝国，先前已经有居鲁士统治下的波斯帝国，还有罗马帝国都实行宗教宽容。而在中国，儒道释的和平共处不仅在社会中，而且在同一人身上长久以来就习以为常。新的倒是其他因素：奴隶制的废除、体罚的取消与男女平等。简而言之，并非人权制度本身，但就欧洲的现代而言是表明特征的。

那合法证明看起来如何呢？涉及列举的维度中的第一个、作为人身与生物的人，适用如下论证模式（参见赫费1996年著作第2—3章，还有赫费1999年著作第2—3章）：根据其生物学配备，因为他对同类举起了手并且这只手可能被他同类所伤，人既是暴力可能的受害者也是可能的暴力作案者。 对人的这种基本情境、 一种人的社会条件（Conditiohumana socialis），法律道德给出道德上恰当的回答。 根据其人权观念，有一种主观要求，不想成为他人使用暴力的受害者，可正面表述为：对人身与生命的权利。

为说明这种权利，假设一种利益、甚至一种不可放弃的（超验的）对人身与生命的利益还不够，因为出于一种利益还不会发生由他人承认利益的要求。对此需要另一个论据，它从此情况出发，即只有在其他人承担相应义务之处才有主观权利；人权受制于相应的人的义务。例如我对人身与生命的权利存在于其他所有人的责任中，他们对我放弃使用暴力。

现在普遍存在一种对偿付的要求，这种偿付从一开始就在实现某种对偿的保留条件下产生。要求出于一种相互关系为自己辩护，见微知著（pars pro toto）：出于一种交换。 为辩白人权作为主观权利的性质，人们只能在相互关系中并且通过相互关系实现一种对每个人都不可放弃的利益。在利益不可放弃并且同时受制于相互关系之处，不可放弃性转到相互关系上；并非只因为每个人都有对人身与生命的（更高级）利益，就存在一种人权。首先，利益只能在相互关系中实现；其次，在“相互关系体系”中人人都已经要求那种偿付，对他人放弃暴力，这种偿付只在对偿即自身放弃暴力的条件下完成。

对相关论证的略述表明，人权既可以根据其描述性组成部分，也可以根据其规范性组成部分，有文化差异地来辩护。我言及人权时有意不加定冠词。因为借助“特定”的人权我们就过于喜欢说明权利的一个特定目录，其中却常常有特定文化的因素进入。并非所有在“人权”标题下被要求的权利事实如此，略述性的辩解暂时满足于一种人权的标准，并且把人权目录的开列委托给下一级的考虑。

三、文化开放的原则

我们的中期结果是：人权并非欧洲的或者西方的特殊现象，而其中有某种普遍可以理解之物显露出来。“显露出来”却包含一种进化的因素。只要西方成功地突破，而其他文化不成功，后者就显得少有发展。听起来就产生一种自负：欧洲—北美文化自以为高于其他文化。

假定的法律进化确实产生自负吗？首先“西方”对进化的理解并不建立在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上，而是建立在与自身、与其自己过去的关系上。如果有人自负，则首先是近代，跟中世纪与古典时期相比；不过如古典时期的恢复（“文艺复兴”）时期所证明，近代也并非普遍自负。事实上，奴隶制的废除与妇女平等，无论与雅典还是和基督教中世纪相比，都带来了一种法律进步。但一种损失或退步当然同样存在：与雅典相比，当今民主在数与量上的参与都少得多。

现在“西方”相信，它如此为了克服它们而骄傲的因素、落后的法律制度，能在其他文化中重新找到。在此假设下，合乎逻辑的就是，西方扩大对自身过去的优势并且推想自己与其他文化相比也占优势。相对的、文化内在的与历时的优势变成一种绝对的：文化超验的与共时的优势。然而一种跨文化的法律话语却要求谨慎。

在西方与其他文化遭遇时，比如在近代与中国及与日本遭遇时，发生了一种相互促进、一种相互的施与受。而只要西方向对方要求人权，它就必须自问，是否有纯粹的人权，未掺假并且没有特殊附加物，或者是否经常有一种混合，人权结合西方独立性，结合特殊经验、或许甚至特殊利益。出于此原因，一种混合的假说是可取的，就是假设臆想的人权事实上常与其他因素混合。

尽管每项所谓人权可能充满非普遍的因素，这种假说不要求原则上的克制，但它要求努力细致阐释。混合的假说导致了分解的任务。根据分析化学家的模式，人们会把确定普遍之物从部分中分离，以便用此方式获得真正的人权。只有在此工作中，哲学家们才完成他们从希腊人以来接受的对完全普遍的理性的义务；即使他们只是现代欧洲人，也可以用胡塞尔（1962年著作第15页）的话来自称为人权“官员”，或者人权的维护者。

如果人们承认其他文化有一种高度独立性：一种对差异的权利，人权只能由这些文化来要求。对此会提出复杂的界线疑问，表现在如下例子中：奥里诺科河流域的印第安人早期溺死新生女婴。这种习惯迫使长成的男童有一种实践——人们必须联合群体（部落）并且抢劫陌生的少女——这些印第安人以此防止近亲繁殖。后来他们被从其祖传的区域赶入安第斯山脉的较高处。因为那里缺乏河流，人们无法延续溺婴的残暴习惯——结果是，如今因为近亲繁殖，有过多的痴呆病患者生活在他们中间。

不仅立法与立宪者必须文化开放，因为他表述人权并起草受人权约束的刑法，刑事法官也需要文化开放。借此他在由于典型文化冲突引起的刑事诉讼时，同样会尊重作案方与受害方，即使在处理重大案件时。至少德国刑事裁判权从事这种法律文化的开放：根据联邦最高法院刑事庭的一项最高法官判决（联邦最高法院刑事案判决22，77），血亲复仇不被判为较低级动机，尽管它根据某些犯罪要件（刑法典第211条Ⅱ；还有联邦最高法院刑事案判决2，63）应该是被判为较低级动机。 而同一法院宣告一名与其成年女儿保持性关系的来自东土耳其的父亲无罪，因为他在家乡开始这种关系而在那里并非刑事犯罪。

四、关于刑法的合法证明

从人权的概念与说明出发可以阐明一种（完整的）刑法理论。民族学者喜欢支持一种相对主义。他们考察的社会如此不同，使得他们对存在公认义务的假设保持怀疑。刑法提供一个清晰的反证，处罚的种类根据社会与时期极为不同。一个集团——见微知著（pars prototo）：一个国家——会处罚，并非现代才出现，而同样发生于中世纪，同样发生于古典时期，同样发生于古老东方帝国，同样在更遥远的文化中。简而言之，（国家的）刑事处罚的法律制度证明为社会文化的全面之物。

刑事处罚却是一种如此深刻的强制手段，使得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作为传统或者惯例来接受。我们必须提出疑问：刑事处罚确实属于合法的国家活动吗？

一种“意识形态批评”，把刑法阐释为社会的报复制度，但它忽略了刑法由立法者确定，由法官运用并且由相应的行政权部分执行的事实。而其中存在国家处罚的巨大文化成就，使得它代替血亲复仇、武力自卫与私设公堂，使得反应既不从受害者自己方面发生，也不从家庭、友人或者邻居、也不从一不明确的公众方面发生，处罚权只在（或许并非永远确实、但原则上还是）中立的第三方。由此国家处罚在第二种、当然还是朴素的意义上合法或者公正。如果确实应该有刑事处罚制度，那不是以任意或者主观涉及的形式，而是由中立的第三方——对此得到授权的公共权力来实施。

不过，法律处罚经常引起社会与职业处罚。在服刑以后，人们失去许多社会接触；人们很难找到工作；而且常常是家人，也就是说无辜者一同经受处罚。如此的附加处罚既不受监督也未经授权，它们因此是非法的。尽管如此，可以预见，为此此处出现一个新的责任领域：社会必须停止非法的附加处罚。

很可能存在社会复仇本能的指控形式，它们不仅导致附加处罚，而且常常还导致在司法机构宣布被告无罪之后的处罚。社会同样不限于只在先前确定并且已知的准则遭到违背之后作出反应，也不限于以审查事实开始反应并且在合法制裁的情况下遵循事先确定和与犯罪行为相符的处罚标准。逃避同样不明确的及因偏袒而受危胁的“社会”的刑法，不止一次证明为一种法律道德的获益。

鉴于所谓处罚目的，应首先对处罚这个概念作初步评判。这种评判导致尽管可称为有些苍白的“联合理论”：借助报复的概念，法律处罚的基本结构——这种法律处罚只能在犯罪之后并且因为犯罪而实行——并且同时为处罚标准创立一项原则，即按照犯罪与罪责的严重程度来处罚；但仍然没有充分的规定处罚种类，并且更少有规定执法种类。此处威慑（“预防”）而且首先是矫正（“再社会化”）的观点可以得到应有的重视，它们可以补充报复观念，但肯定不能纠正或者取消它。威慑有利于刑法的总目的，维护法制；而如果违法不能被阻止，则应该采取一切措施，以阻止违法者重犯，并且为他开辟一个社会与职业整合的机遇。

刑事处罚的合法证明必须首先表明，为何某些行为绝对禁止，然后是为何为了执行绝对禁令而需要刑事处罚。此处并非详细展开两个合法证明的步骤，只消指明各自合法证明的核心：第一步证明上述禁令为合法要求的反面。因为每个人都有对人身与生命的权利，应该禁止杀害；为了财产所有权能够存在，应该禁止窃取；等等。对相应的禁令，现在原则上人人都有利益。这些禁令不仅在集体意义上，而且也在分配意义上有利于公益；它们不仅具有一种功利主义地位，而且具有一种公正地位，部分因为它们使行动能力、部分使权能首先成为可能。

然而可能在个别情况中蔑视禁令对一方有利。为了阻止人们要求法制的益处，却并非永远愿意付出可能的代价。尖锐地说，为了抵制把法制作为跳板，国家给蔑视禁令配备了害处，就是处罚。它如此之高，使得它超过益处。说得详细些，预期的损害，即预期的处罚与被捕获和惩处的可能性的产物，必定更高。假定人们蓄意行动，则人们知道，犯罪不值得，以此法制得到保障。异议显而易见，即前提过于频繁地不切实际。事实上，在感情用事中发生了许多应受惩处的行为。这种状况可能是一种合法的从轻处罚的根据，有时甚至是一个申辩根据。确实是否有此类根据，属于刑事诉讼最重要的任务。其中刑事处罚也有别于一种报复制度（如“自然处罚”），使得它在宣布可能的处罚之前，首先仔细查明事实情况，使得它提供辩护与免责的机会。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标题的疑问：只要刑法上的罪行可以用普遍可以理解的、说详细点就是用人权论据来说明——而且这普遍适用于许多罪行，还特别适用于宽容的刑法制度，那末，一种跨文化的处罚权限、一种跨文化的刑法，无疑是存在。根据不在于一种法制自以为能制服外来者。它也不在于有意拒绝给予外来者特权，即免除刑法责任。最后它不第一性地在于（肯定合理的）社会的自卫利益，而在于从刑法上看，根本没有非常的外来者；很难找到那些法律文化，原则上如此不同，使得它们根本不了解人权上可以说明的罪行。而如果确实会有这些法律文化，人们可以要求那些去外国者承认它们，因为相应的罪行的确可以在人权上说明。跨文化的刑法以此强调跨文化法律话语的一项铁定法则：我们坚决主张之事，我们在其他文化中也发现，对于我们愤慨之事，其他人也同样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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