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革新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6 20:21:56
哲学革新范文篇1
然而,与喜人局面相伴而来的是诸多新的问题与困惑:学科定位不明、师生关系失衡、学习方式偏执、文本解读随意、教学自由散漫,语文教学患上夜盲症、多动症、高热病、浮肿病。这大大影响了语文教学效率的提高,影响了语文课程改革的健康发展。
语文课程改革问题丛生、疾病缠身的根本原因何在?为什么语文教学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本文试从哲学的角度审视、反思,以期拨开迷雾,澄清认识,促使语文课改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引下早日走出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的困境,沿着正确的道路阔步前行。
一、缺少辩证思维,导致矫枉过正、顾此失彼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是纷繁复杂的,同时又是普通联系的。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的存在,都同周围的其他事物联系着,每一事物内部的各个要素也不能孤立的存在,都同其他的要素联系着,整个世界是一个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而不是各种孤立的事物的机械堆积、凑合。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
语文课程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内容众多,涉及面广,当然需要我们以联系的观点谨慎对待,以辩证的思维准确把握,尤其是对待工具性与人文性、学生主体与教师主导、探究性学习与接受性学习、多元感悟与尊重文本、改革与继承等一系列复杂关系,更需要我们运用互补的观点正确处理、把好尺度。可是实际情况如何呢?当需要在语文教学多种要素的相互影响与制约中寻求平衡的时候,当感到某一方面需要加强因而有所强调的时候,一些老师便失去耐心,浮躁焦虑,置辩证法于不顾,又开始采用将一切绝对化的二元对立的方式思考问题,运用将一切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公式解决问题,用一种现象掩盖另一种现象,使得课改从一个极端偏向另一个极端。
1.学科定位不明,源于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分离
十年动乱,语文课程被迫驶上政治化轨道,语文课甚至易名为“政文课”。为拨乱反正,语文教育界提出“把语文课上成语言文字训练课”的口号,语文教学开始在片面强调工具性的道路上快马加鞭,繁琐分析,重复训练,淡化形象感染,弱化情感熏陶,本应审美的、诗意的语文丧魂失魄,失去应有魅力,沦为脱离人文精神的、单调的纯技能“操练”和形形色色的“文字游戏”,最终引来上世纪末全国范围内语文教育大讨论。人们在大声疾呼语文不能没有人文性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学科目标偏斜给语文课程带来的种种弊端。
近十年时间过去了,经过课改风雨的洗礼,语文学科的目标、任务应该清楚明了了。可我们听到的仍是一片指责的声音: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杨再隋批评“以牺牲工具性为代价的所谓张扬人文性,成了课堂上的另一道风景线”;北京大学教授陆俭明发表了类似的看法,“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在语文课上过于强调人文性和人文素养的教育”。
如此漫长的时间,如此浩大的声势,拨乱来拨乱去,改革来改革去,可语文教学仍然忽左忽右,一会儿追求工具性,一会儿偏爱人文性,始终找不到准星,找不到自身的坐标,坚守不了课程本位,干不好本职工作。个中缘由,的确值得好好追问、反思。在特殊的背景下,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会感到某一方面需要加强,因而有所强调,这是很正常的。不正常的是强化了“此”,并不意味着就应该否定“彼”。“此”是整体中的“此”,“彼”亦是整体中的“彼”,亦此亦彼,方能全面、辩证地看问题。如果认识上非此即彼,将工具性与人文性对立起来,当然难免会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错误,落得顾此失彼的下场,语文课改也会因此陷入自相矛盾、进退维谷的窘境。
实际上,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并不是完全对立、绝对排斥、水火不容的关系,恰恰相反,只要认识对头,掌握分寸,它们完全可以融为一体,正如《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的:“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也就是说,“没有离开工具性的人文性,也没有离开人文性的工具性”,二者是统一的,是一体化的,此中有彼,彼中有此,不可偏废,也不应分离。
2.师生关系失衡,源于学生主体同教师主导的对立
新课程语文学习的价值取向是素养本位。这就要求教学的主要方式不再是知识本位的灌输、能力本位的训练,而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努力让他们自主建构。为此,必须讲究民主,牢固树立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教服务于学的思想,尊重学习主体的独立性,重视学习方式的自主性。
习惯了主宰课堂、贩卖知识的一些教师,一下子不能适应师生角色的巨大转换,无法辩证处理师生之间的新型关系,以为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就必须放弃教师的主导作用,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就意味着教学放任自流、教师无所作为,于是师生关系失衡,语文自主学习被演绎为自己学习、自由学习、自愿学习,结果该深化的得不到及时深化,该提高的得不到有效提高,课堂看似热闹,学生的自由度看似很大,自主性貌似很强,但学习和认识活动过于肤浅、散漫,参与度低,效率不高。过分强调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否定教师的主导性,损害的恰恰是自主学习的有效性。物极必反,辩证法就是如此无情。其实,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看似矛盾,实则统一。教学论认为:“教学的本质是学,教要转化为学。教学就是在教师的支持下,激起、强化、优化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过程。”学生当然是学习的主人,应该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但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并没有否定教师的主导性,自主学习若想上升到更高层次、更为有效,绝离不开教师的支持、鼓励,离不开教师精心的诱导、引导、指导、辅导。这对教师来说,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学习方式偏执,源于探究性学习对接受性学习的排斥
课堂学习的模式包括接受模式和发现模式,或者称接受性学习和探究性学习。这两种学习模式对人的发展都是必要的,在人的认识活动中,二者往往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新课程倡导学习方式从单一走向多元,针对过去接受性学习一统天下的状况,特别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一些老师没有吃透课标精神,以为探究性学习是唯一有意义的即最好的学习方式,接受性学习是无意义的即应被淘汰的学习方式,于是将接受与被动相提并论,将讲授与落伍画上等号,上课回避、害怕讲解,拒绝、排斥接受,结果导致探究性学习泛滥成灾,问题多多:一是探究泛化,探究性学习成了每个环节必用的“万金油”;二是随意探究,一切跟着学生走,结果探究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三是注重内容,忽视语言,将说明性课文的学习探究成了“科学课”,将叙事性课文的学习探究成了“故事课”、“思想品德课”,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家的园。事实证明,矫枉过正、极端冒进是要不得的。任何一种学习方式都只是众多教育形式中的一种,既有独特价值,也存在局限,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不可能包打天下,解决所有问题。最好的方式只能对特定的内容、特定的对象而言,只有适应特定内容、特定对象的最好方式,没有适应一切的最好方式。课上究竟该采取何种学习方式,要由教学目标、课文内容、教学对象以及客观条件决定,因人、因课、因时制宜,不能一刀切,更不能强调一种排斥另一种。
4.文本解读随意,源于多元感悟和尊重文本的抵触
接受理论认为,文本的意义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才能得以建构,它的生成与存在离不开读者的阅读创造,“必须由读者来实现”。只有重视读者阅读对文本意义的创造与建构作用,才能赋予文本以生命和活力,揭示文本的潜在意义。为此,《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强调“解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要求“尊重学生的独特感受、体验和理解”,倡导多元解读。
一些人曲解了个性、多元、创造,以为个性解读就是随意解读,多元释义文本就是无限衍义文本,解读的创造性无需顾及文本的规定性,于是有了五花八门的惊人发现、感悟: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里老太婆的贪婪被解读成了对理想的不懈追求;阿Q的精神胜利法因为可以使其在精神满足中忘却痛苦,因此被解读成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背影》里翻越栅栏的父亲违反了交通规则;《水浒》中打虎的武松触犯了野生动物保护条例。
解读文本就是与文本展开对话,这个道理谁都明白,可有一点却被不少人忽视了,对话不仅仅是发言,也包括倾听,而且首先是倾听。文本是个潜藏着巨大可解释性的主体,但读者在对它作出解释之前必须先要听听文本向他说了什么,这样才能找到对话的“话题”,读者与文本才会有“视域融合”。像以前那样唯书是从,以为解读就是复制文本的意义,显然不是对话;但像这样唯读者是尊,以为解读只不过是将自己的主观意愿投射到文本中,也不是对话。对话是存在于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它同时受着读者与文本的制约,一切解读的创造性,当然必须以文本的规定性为先决条件。将多元感悟与尊重文本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错解为互相抵触的关系。以为多元解读有绝对的弹性,可以随心所欲地断章取义、天马行空地曲解误读,这就违反了对话的基本原则。
5.摈弃历史传统,源于改革与继承的冲突
本次课程改革声势之大、影响之巨是前所未有的,广大语文教师投身课改,陈腐的思想得以冲刷,落后的观念受到荡涤,僵化的模式遭遇冲击。在气势磅礴的改革大潮面前,不少人自然而然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课程改革就是对以前教育观念、教学方式的否定,应该充分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理论和成功的经验,勇于自我批判,割断与传统的联系,将一切推倒重来。因此,舆论上,他们将我国传统语文教学理论驳得体无完肤,将传统语文教学实践说得一无是处;行动上,他们摈弃以前用过的所有方法、手段,刻意求新,怪招频出。
显然,如此革新是不理智的行为,如此对待传统是民族虚无主义的表现。辩证的否定观告诉我们,对待一切事物都要采取科学的态度,既不能肯定一切,也不能否定一切,因为传统的东西不一定落后,新鲜的事物不一定先进,国外的经验不一定完全适合我们的国情。改革是要抛弃以往不合理的东西,而不是要与传统划清界限,一切从头开始。我们必须从辩证唯物史观出发,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进语文课程改革。
二、不从实际出发,导致“百病”缠身、步履维艰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出,物质世界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人们为了有效地改造世界,就必须正确认识世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从事实践活动,才能达到预期目的。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一切认识、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更不能从本本出发。为了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真抓实干。
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一些老师以为课改就是喊几句时髦口号,搞一些教学形式的革新,而不必顾及教学实质与实效,于是轰轰烈烈在口头上,忙忙碌碌在表面上。因为害怕别人指责理念陈旧、行为落伍,教学时他们极力与“新潮”攀亲,拼命向“流行”靠拢,在观念上标榜,在手段上翻新,做花里胡哨、华而不实的表面文章,而根本不从语文课程改革的实际需要出发,不从学生的实际水平出发,不从母语本身的特点出发,去下实实在在的功夫,做扎扎实实的研究。因为盲目跟风,追逐时尚,急功近利,什么流行模仿什么,而不管教学需要不需要,不管符合不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语文教学得了“夜盲症”、短视症,课程改革渐渐疾病缠身、步履维艰。
1.“多动症”,因一味追求综合引发
构建综合性的课程新体系是本次课改的新取向。于是,老师们教学时都特别注意学科间融合、课内外沟通,努力打破语文学习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壁垒,试图通过艺术活动、科学实验等手段来活化语文教学,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拓宽学生的视野。出发点很好,可惜很多时候未考虑语文教学这个实际对象,一味追求“综合”却忘了语文自己的使命。如一位老师教学《云房子》,又是让学生找伙伴画“云房子”,又是扮小鸟飞进“云房子”,大半节课,学生都在画画、唱歌、跳舞、表演,课堂气氛极其活跃,可就是静不下来识字、阅读、写作,直到下课,很多学生连课文都没有读流利。像这样为气氛而“艺术”,为整合而“凑合”,语文教学怎会不思“多动症”?怎会不在喧宾夺主的吵闹喧嚣中迷失自己?
艺术何时走进语文,学科间究竟怎样整合,是要以语文学习目标为依据,为“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语文,丰富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发展思维”服务的,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和发展”的。只要冷静下来,立足语文教学实际,实事求是,这个道理谁不懂呢?
2.“高烧不退”,因热捧新的学习方式引发
为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性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本次课程改革特别提倡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一些人马上将它们作为“时尚饰品”热捧,语文教学因此发起自主热、合作热、探究热……热度越来越高,可语文教学效率却越来越低。
以合作学习为例。不少老师课上动不动就让学生分组合作,问题直白得一眼能看出答案也得合作一番。尽管大事小事必合作,但由于教师在组织合作学习时对内容的设计、要求的提出、活动的展开、合作组的组合等的主观随意、形式主义,合作学习却大多呈无序、无效状态。
的确,合作学习有利于集思广益、优势互补,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协作精神,但如果不顾实际情况,滥用合作;反而不利于学生独立思考、自主探究能力的培养,容易让他们养成浅尝辄止、依赖别人的不良习惯。而且合作学习只是众多学习方式中的一种,而不是全部,用得着如此紧抓不放吗?我们应摆正心态,明确目的,因需而用:问题是学生自己提出或关心的,且具有挑战性,合作才有价值;个人确实无法解决或为了读书汇报的多样性,合作才有必要;意见不一,让持相同意见的学生一起探究,然后组织辩论,合作才能出彩。一句话,要讲实际,求实效。
3.“浮肿病”,因过度拓展资源引发
哲学革新范文篇2
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倾听实践的呼声,汲取实践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周而复始,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唯物辩证法作现实的哲学,要求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从纯粹概念出发去构建林林总总的哲学体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着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着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苏东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学界有两种代表性
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克服危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本真关系。哲学研究不能脱离现实,不应逃避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要成为那种徘徊于概念和范畴问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也不能沦为那种对现实生活世界漠不关心的、踏上纯粹思想自我构造道路的文字游戏。必须突破那种对学术的纯形式主义理解,特别是要扫除将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对立的陋识,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获取真正的资源,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脱离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思想的闪电”偏离“人民园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学不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哲学研究则是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学对于现实是一种要投入更要超越的关系,假如我们能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这样那样的新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对实践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的哲学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哲学革新范文篇3
一、中国哲学史教学基本现状
目前,中国哲学史课程在非哲学专业的本科教学形势不容乐观,虽然很多高等院校都开设有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但其教学成果远远没有达到老师的期望值和学科建设本身应该达到的高度。中国哲学史课程教学所遇到的这种困窘与处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作为非哲学专业的本科院校,中国哲学史课程基本上都是以任意选修课的形式开设,且基本上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一些办学资历不是很深,同时又相对缺乏哲学社会科学传统的高等院校,往往出现按照自己的师资力量及现有教师专业特点随意调整教学计划,任意安排哲学课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就哲学课程的开设而言也往往存在因人设课的情况。其他专业要么只开设西方哲学史,要么就直接把哲学等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包括儒道禅等中国的智慧[1]。这导致了人们将哲学看做为政治,有时甚至是时事政治。所以哲学在很多大学只是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着,教师的教学是为了维持这个学科延续而不至于衰亡、绝种而为之,或者是为了保持学科体系的完整性而存之罢了。
2.学生学习兴趣不浓。中国大学的哲学专业设置过少,并非每个大学都设有哲学系,就是在仅有的几个哲学系里,几乎没有多少学生将哲学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另外非哲学专业的学生也没有人将哲学作为第二专业选修[1]。大多数学生基本上都认为,哲学史的学习不但抽象乏味,晦涩难懂,而且都是几千年前古人的思想,难免与现实社会脱节。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选课现实中不难发现,选修中国哲学史的学生大多集中于大一、大二学生,但总体上课的积极性不高,在课堂上看其他书籍,背外语的较多,很难展开教学互动,收效较微。通过调查问卷显示,对中国哲学史学习兴趣不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了无用,二是上课听不懂,主要是为了修够学校指定学分才不得已选之。
3.课程自身建设不足。由于课程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导致中国哲学史课程建设相应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哲学师资队伍建设不足。师资队伍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师资是立教之基、兴教之本、强教之源。课程师资队伍建设,是推动课程教育改革发展、提高课程教育质量水平的关键。目前大部分高校的中国哲学课程的师资严重不足,在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专业中,也是一个人同时上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多门课程,或者直接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同时教授中国哲学史,这样往往造成课程教学与课程建设之间的恶性循环。其次,相关配套课程开设不足。如果单是开设一门中国哲学史或单是一门西方哲学史课程,很难形成学生学习的哲学氛围,也容易造成同学对哲学理解的片面性、局限性。在选修课时限制下,大多数专业开设的中国哲学史很难系统地让同学窥其全貌,教师在上课的时候只能有选择性地讲解,容易造成知识链条的脱节。
二、中国哲学教学现状的原因剖析
从以上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在非哲学专业高等院校,中国哲学史本科教学存在诸多不理想情况,其建设与发展受到多方掣肘。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哲学史目前的困境呢?笔者认为至少存在以下几个因素。
1.教学理念的世俗化。在传统的眼里,哲学给人们的一般印象是时代的精华和民族的灵魂,从而受到“礼遇”。然而在这种崇尚的“礼遇”之后却迎来了人们对哲学的“敬而远之”,因为在市场经济的价值原则冲击下,哲学已经被人们在心灵上束之高阁了,此缘于这个大而无用的东西确实不能解决我们现实的冷暖与饥饿。这在近年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学校专业设置上看,绝大部分高校的新增专业及旧有专业的改革都朝着实用性、功利性、快速性方向发展,在此理念下催生出来的是专业越分越细、领域越分越小,越来越接近与与现代市场经济对接的专业培训,造成传统的哲学无人问津,而有了诸如法哲学、经济哲学、管理哲学等边缘学科的热门。从学生对专业的选择上和用人单位看,大部分学生都希望自己能学习目前的“热门”专业,他们给自己预设的目标就是通过大学四年的集中培训与学习,毕业就能“学以致用”,派上大用场,而用人单位也倾向于专业人才,看重专业对口,学法学的就到公、检、法等部门就业,学管理的就到企业单位、管理部门就业,这使得哲学专业就无对口的就业单位,面临着严峻的就业挑战。
2.课程设置的程式化。教学理念可以通过课程设置来体现。当前中国高校哲学课程设置基本上是按照哲学一级学科下属的八个二级学科及其三级学科开设的。在哲学专业,设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科技哲学等。但这些课程,不论是概论、原理,还是通史、选读,大多只能给同学们提供一个大概的知识,不能让学生真正明白哲学自身。换句话说,哲学课程的设置最多就让同学们记住了一些观点、原理、流派,而没有达到哲学成智成人之终极关怀功能。在非哲学专业开设的哲学课程,这种“形而上学式”的课程设置更为突出,往往把哲学课程简单地等同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或西方哲学,且大多缺乏如原著选读相关课程设置和哲学素质训练。
3.教学内容的古老化。现在很多高校使用的中国哲学教材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编写的,这些教材的编写大多明显地带有时代的痕迹,难免和现在的时代内容和新的考古发现不符。中山大学哲学系冯达文老师在谈到中国哲学史课程内容改革目标时就指出,近几十年,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中国哲学史研究受前苏联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影响甚深,许多研究著作与教材搬用近代西方哲学四大块(自然观、发展观、认识论、社会历史观)的模式解析中国哲学,以为这样可以使中国哲学科学化,其结果是不仅没有能够把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还原出来,而且使中国哲学更支离破碎,更不成体系了[2]。这种古老化的教材编写模式,虽然在近年来有所改观,但也存在诸多不足,如一些教材只是过去教材内容改良,以为删减了马克思的观点就还中国哲学本原。再如一些教材的编写是“集体智慧”,即把整个中国哲学体系划分为若干部分,然后分工撰写,结果大多知识材料的集合和观点的汇拢,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整体感和个性化。
4.教学形式的单一化。课堂讲授是教学过程中向学生传授知识的重要环节。哲学课程的教学过程有其自身特点,它不可能像上计算机或法律课程那样具体,也不可能像上外语课那样浅显,哲学的形而上性质决定了教学课程的抽象性、思辨性及对深度的要求。所以如何在自己的口头讲解和书面教材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给学生留出恰当的独立思考空间,带学生走进智慧殿堂本身就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和艺术性的工作。当前的哲学教学由于制度、教材等的限制,教师很难在课堂上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表达自己的思想,其授课方式也大多还是填鸭式教学,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记,不能有效地形成教学相长,这恰恰磨灭了哲学教学师生间讨论、思辨的本质。
5.教学考核的死板化。教学考核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教师的考核,二是对学生的考核。对教师的考核而言,评价一个哲学教师教学的优秀与否主要就看学校发放的调查问卷和督学的一次听课打分,姑且不去评论这种评估是否全面,就其合理性与规范性也存在很大问题。因为其调查问卷过于表面和简单,所有学科的问卷内容整齐划一,不能反映学科之间的不同性质和特点,更不能体现教师之间的不同风格。进而言之,学生在评价的时候,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往往注重感性的教学过程,特别是本科学生,很难以理性的思维去评价一门课程教学的好坏。至于督学的一次甚至两次评课打分带有的偶然性和形而上学性就毋庸置疑了。对学生的考核而言,大部分学校的对学生的中国哲学课程考核方式都是以闭卷或开卷形式进行,或以论文形式通过,相比较而言,闭卷考试是其间最无价值的一种形式,它不能有效评估学生的理解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及思考和研究问题的能力。这导致学生间高分低能现象的普遍存在,与哲学学习的本性完全相悖。
三、中国哲学教学改革的对策
基于目前在非哲学专业中的中国哲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及现状,笔者认为其教学改革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扭转教学理念。从思想上加强对中国哲学课程教学改革的认识是有效进行课程改革及建设的前提与保证,在这个意义上,扭转世俗的哲学教学理念,是解决好哲学教学问题及寻找其出路的关键。我们只有突破庸俗的实用观点和狭隘的市场经济价值原则,才能自觉把中国哲学教学真正纳入素质教育体系,才能真正发挥哲学在增强民族和文化的认同感、锻造强烈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培养良好的个人品格和道德意识等方面的功能,这种成智成人的哲学素养应该成为现代大学基础教育的一个基本内容,学校应该在其大学专业中学习的范围,提高其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要在教育中让不论是学生、学校还是社会都感到,在哲学学习中学到的为人之道,所训练出来的研读原著的能力、批判分析的能力、揭示观点中公认的预设能力、建构关于自己观点的具有说服力的论证能力以及论证中的文字表达能力,是普遍实用于其他学科和其他职业领域的[3]。
2.合理课程设置。作为非哲学专业开设的哲学课程,不宜设置太多必修课,但作为对哲学的一般理解的哲学概论或导论,应该规定学生必须修够足够学分,让学生能够了解哲学领域的重大问题,主要针对哲学史上产生的不同观点、重要问题的历史发展线索等,从而使学生对哲学所思考的问题及哲学的致思方式有基本的理解和掌握。哲学概论或导论是哲学思维的入门课程,之后学校应该以二级学科为范围,开设一系列选修课菜单。作为选修的哲学课,可以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质,可以根据教师的专业优势设不同的专题,可以定时聘请知名专家以讲座形式进行教学和交流。这样既把基础的哲学素养训练和学生的兴趣爱好结合起来,有利于入门后的学生及对哲学感兴趣的学生更深入地理解和思考哲学问题。
3.更新教学内容。目前惯用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主要有丁祯彦的《中国哲学史教程》、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萧萐父的《中国哲学史》等,虽然这些教材的编写水平均较高,但都是以时间为顺序,以人物为主线,阐述每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这种体例的优点是内容详尽,便于讲授,其缺点是详略不分,支离破碎[4]。在内容的设置上,作为非哲学专业的学生,不宜对每个思想家具体观点的学习和研究,要抛开以往的以时间为顺序,以人物为基本线索的板式化、程式化的内容设置,而应该更注重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如以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哲学思维(认知)方式,分析哲学家们对某一重要问题的讨论与思考,以此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这样学生就不是僵硬地去接受某种哲学体系框架,而是带着问题去思考、去创新。
4.多样教学形式。哲学课程教学应该也必须采取多样的教学形式,哲学教学是真正能够体现“教学相长”的舞台,师生双方应该改变以往传统的角色定位和思维模式,把教学过程从“满堂灌”、“填鸭式”的单向教学转变为双向互动。相对于其他课程,中国哲学史在教学内容上略显庞杂,我们只有找出一条贯通始终的线索,才能将之条分缕析。所有这些,一方面取决于学生的基础,学生只有拥有一定哲学基础和相关知识背景,才能跟上老师的思维与节奏;另一方面取决于教师,教师必须切实对中国哲学史体系有整体把握,才能有的放矢、游刃有余,所以教师要把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
哲学革新范文篇4
一、中国哲学史教学基本现状
目前,中国哲学史课程在非哲学专业的本科教学形势不容乐观,虽然很多高等院校都开设有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但其教学成果远远没有达到老师的期望值和学科建设本身应该达到的高度。中国哲学史课程教学所遇到的这种困窘与处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作为非哲学专业的本科院校,中国哲学史课程基本上都是以任意选修课的形式开设,且基本上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一些办学资历不是很深,同时又相对缺乏哲学社会科学传统的高等院校,往往出现按照自己的师资力量及现有教师专业特点随意调整教学计划,任意安排哲学课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就哲学课程的开设而言也往往存在因人设课的情况。其他专业要么只开设西方哲学史,要么就直接把哲学等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包括儒道禅等中国的智慧[1]。这导致了人们将哲学看做为政治,有时甚至是时事政治。所以哲学在很多大学只是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着,教师的教学是为了维持这个学科延续而不至于衰亡、绝种而为之,或者是为了保持学科体系的完整性而存之罢了。
2.学生学习兴趣不浓。中国大学的哲学专业设置过少,并非每个大学都设有哲学系,就是在仅有的几个哲学系里,几乎没有多少学生将哲学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另外非哲学专业的学生也没有人将哲学作为第二专业选修[1]。大多数学生基本上都认为,哲学史的学习不但抽象乏味,晦涩难懂,而且都是几千年前古人的思想,难免与现实社会脱节。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选课现实中不难发现,选修中国哲学史的学生大多集中于大一、大二学生,但总体上课的积极性不高,在课堂上看其他书籍,背外语的较多,很难展开教学互动,收效较微。通过调查问卷显示,对中国哲学史学习兴趣不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了无用,二是上课听不懂,主要是为了修够学校指定学分才不得已选之。
3.课程自身建设不足。由于课程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导致中国哲学史课程建设相应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哲学师资队伍建设不足。师资队伍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师资是立教之基、兴教之本、强教之源。课程师资队伍建设,是推动课程教育改革发展、提高课程教育质量水平的关键。目前大部分高校的中国哲学课程的师资严重不足,在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专业中,也是一个人同时上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多门课程,或者直接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同时教授中国哲学史,这样往往造成课程教学与课程建设之间的恶性循环。其次,相关配套课程开设不足。如果单是开设一门中国哲学史或单是一门西方哲学史课程,很难形成学生学习的哲学氛围,也容易造成同学对哲学理解的片面性、局限性。在选修课时限制下,大多数专业开设的中国哲学史很难系统地让同学窥其全貌,教师在上课的时候只能有选择性地讲解,容易造成知识链条的脱节。
二、中国哲学教学现状的原因剖析
从以上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在非哲学专业高等院校,中国哲学史本科教学存在诸多不理想情况,其建设与发展受到多方掣肘。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哲学史目前的困境呢?笔者认为至少存在以下几个因素。
1.教学理念的世俗化。在传统的眼里,哲学给人们的一般印象是时代的精华和民族的灵魂,从而受到“礼遇”。然而在这种崇尚的“礼遇”之后却迎来了人们对哲学的“敬而远之”,因为在市场经济的价值原则冲击下,哲学已经被人们在心灵上束之高阁了,此缘于这个大而无用的东西确实不能解决我们现实的冷暖与饥饿。这在近年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学校专业设置上看,绝大部分高校的新增专业及旧有专业的改革都朝着实用性、功利性、快速性方向发展,在此理念下催生出来的是专业越分越细、领域越分越小,越来越接近与与现代市场经济对接的专业培训,造成传统的哲学无人问津,而有了诸如法哲学、经济哲学、管理哲学等边缘学科的热门。从学生对专业的选择上和用人单位看,大部分学生都希望自己能学习目前的“热门”专业,他们给自己预设的目标就是通过大学四年的集中培训与学习,毕业就能“学以致用”,派上大用场,而用人单位也倾向于专业人才,看重专业对口,学法学的就到公、检、法等部门就业,学管理的就到企业单位、管理部门就业,这使得哲学专业就无对口的就业单位,面临着严峻的就业挑战。
2.课程设置的程式化。教学理念可以通过课程设置来体现。当前中国高校哲学课程设置基本上是按照哲学一级学科下属的八个二级学科及其三级学科开设的。在哲学专业,设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科技哲学等。但这些课程,不论是概论、原理,还是通史、选读,大多只能给同学们提供一个大概的知识,不能让学生真正明白哲学自身。换句话说,哲学课程的设置最多就让同学们记住了一些观点、原理、流派,而没有达到哲学成智成人之终极关怀功能。在非哲学专业开设的哲学课程,这种“形而上学式”的课程设置更为突出,往往把哲学课程简单地等同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或西方哲学,且大多缺乏如原著选读相关课程设置和哲学素质训练。
3.教学内容的古老化。现在很多高校使用的中国哲学教材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编写的,这些教材的编写大多明显地带有时代的痕迹,难免和现在的时代内容和新的考古发现不符。中山大学哲学系冯达文老师在谈到中国哲学史课程内容改革目标时就指出,近几十年,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中国哲学史研究受前苏联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影响甚深,许多研究著作与教材搬用近代西方哲学四大块(自然观、发展观、认识论、社会历史观)的模式解析中国哲学,以为这样可以使中国哲学科学化,其结果是不仅没有能够把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还原出来,而且使中国哲学更支离破碎,更不成体系了[2]。这种古老化的教材编写模式,虽然在近年来有所改观,但也存在诸多不足,如一些教材只是过去教材内容改良,以为删减了马克思的观点就还中国哲学本原。再如一些教材的编写是“集体智慧”,即把整个中国哲学体系划分为若干部分,然后分工撰写,结果大多知识材料的集合和观点的汇拢,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整体感和个性化。
4.教学形式的单一化。课堂讲授是教学过程中向学生传授知识的重要环节。哲学课程的教学过程有其自身特点,它不可能像上计算机或法律课程那样具体,也不可能像上外语课那样浅显,哲学的形而上性质决定了教学课程的抽象性、思辨性及对深度的要求。所以如何在自己的口头讲解和书面教材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给学生留出恰当的独立思考空间,带学生走进智慧殿堂本身就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和艺术性的工作。当前的哲学教学由于制度、教材等的限制,教师很难在课堂上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表达自己的思想,其授课方式也大多还是填鸭式教学,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记,不能有效地形成教学相长,这恰恰磨灭了哲学教学师生间讨论、思辨的本质。
5.教学考核的死板化。教学考核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教师的考核,二是对学生的考核。对教师的考核而言,评价一个哲学教师教学的优秀与否主要就看学校发放的调查问卷和督学的一次听课打分,姑且不去评论这种评估是否全面,就其合理性与规范性也存在很大问题。因为其调查问卷过于表面和简单,所有学科的问卷内容整齐划一,不能反映学科之间的不同性质和特点,更不能体现教师之间的不同风格。进而言之,学生在评价的时候,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往往注重感性的教学过程,特别是本科学生,很难以理性的思维去评价一门课程教学的好坏。至于督学的一次甚至两次评课打分带有的偶然性和形而上学性就毋庸置疑了。对学生的考核而言,大部分学校的对学生的中国哲学课程考核方式都是以闭卷或开卷形式进行,或以论文形式通过,相比较而言,闭卷考试是其间最无价值的一种形式,它不能有效评估学生的理解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及思考和研究问题的能力。这导致学生间高分低能现象的普遍存在,与哲学学习的本性完全相悖。
三、中国哲学教学改革的对策
基于目前在非哲学专业中的中国哲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及现状,笔者认为其教学改革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扭转教学理念。从思想上加强对中国哲学课程教学改革的认识是有效进行课程改革及建设的前提与保证,在这个意义上,扭转世俗的哲学教学理念,是解决好哲学教学问题及寻找其出路的关键。我们只有突破庸俗的实用观点和狭隘的市场经济价值原则,才能自觉把中国哲学教学真正纳入素质教育体系,才能真正发挥哲学在增强民族和文化的认同感、锻造强烈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培养良好的个人品格和道德意识等方面的功能,这种成智成人的哲学素养应该成为现代大学基础教育的一个基本内容,学校应该在其大学专业中学习的范围,提高其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要在教育中让不论是学生、学校还是社会都感到,在哲学学习中学到的为人之道,所训练出来的研读原著的能力、批判分析的能力、揭示观点中公认的预设能力、建构关于自己观点的具有说服力的论证能力以及论证中的文字表达能力,是普遍实用于其他学科和其他职业领域的[3]。
2.合理课程设置。作为非哲学专业开设的哲学课程,不宜设置太多必修课,但作为对哲学的一般理解的哲学概论或导论,应该规定学生必须修够足够学分,让学生能够了解哲学领域的重大问题,主要针对哲学史上产生的不同观点、重要问题的历史发展线索等,从而使学生对哲学所思考的问题及哲学的致思方式有基本的理解和掌握。哲学概论或导论是哲学思维的入门课程,之后学校应该以二级学科为范围,开设一系列选修课菜单。作为选修的哲学课,可以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质,可以根据教师的专业优势设不同的专题,可以定时聘请知名专家以讲座形式进行教学和交流。这样既把基础的哲学素养训练和学生的兴趣爱好结合起来,有利于入门后的学生及对哲学感兴趣的学生更深入地理解和思考哲学问题。
3.更新教学内容。目前惯用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主要有丁祯彦的《中国哲学史教程》、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萧萐父的《中国哲学史》等,虽然这些教材的编写水平均较高,但都是以时间为顺序,以人物为主线,阐述每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这种体例的优点是内容详尽,便于讲授,其缺点是详略不分,支离破碎[4]。在内容的设置上,作为非哲学专业的学生,不宜对每个思想家具体观点的学习和研究,要抛开以往的以时间为顺序,以人物为基本线索的板式化、程式化的内容设置,而应该更注重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如以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哲学思维(认知)方式,分析哲学家们对某一重要问题的讨论与思考,以此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这样学生就不是僵硬地去接受某种哲学体系框架,而是带着问题去思考、去创新。
4.多样教学形式。哲学课程教学应该也必须采取多样的教学形式,哲学教学是真正能够体现“教学相长”的舞台,师生双方应该改变以往传统的角色定位和思维模式,把教学过程从“满堂灌”、“填鸭式”的单向教学转变为双向互动。相对于其他课程,中国哲学史在教学内容上略显庞杂,我们只有找出一条贯通始终的线索,才能将之条分缕析。所有这些,一方面取决于学生的基础,学生只有拥有一定哲学基础和相关知识背景,才能跟上老师的思维与节奏;另一方面取决于教师,教师必须切实对中国哲学史体系有整体把握,才能有的放矢、游刃有余,所以教师要把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
哲学革新范文篇5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着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着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苏东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克服危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本真关系。哲学研究不能脱离现实,不应逃避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要成为那种徘徊于概念和范畴问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也不能沦为那种对现实生活世界漠不关心的、踏上纯粹思想自我构造道路的文字游戏。必须突破那种对学术的纯形式主义理解,特别是要扫除将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对立的陋识,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获取真正的资源,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脱离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思想的闪电”偏离“人民园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学不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哲学研究则是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学对于现实是一种要投入更要超越的关系,假如我们能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这样那样的新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对实践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的哲学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哲学革新范文篇6
一、在古希腊,哲学家们把过沉思的理论生活作为人类自我拯救的途径,以为通过求知把握终极存在,就可以对万物的存在作出终极的解释,为人类的生存提供安身立命之本。亚里士多德把知识按等级分为“实践的、创制的和思辨的”三种类型,其中,思辨的理论知识高于其他两种知识。在思辨的理论知识中,形而上学又是最高的知识、头等智慧,它提供固定的、终极的知识,这种知识只有少数具有卓越智慧的人通过沉思冥想方可获得。因此,“理论生活方式居于古代生活方式之首,高于政治家、教育家和医生的实践生活方式”,是“示范性的生活方式”。这种理论优越于实践的思维方式,构成马克思以前的整个西方哲学的传统。
柏拉图是古代形而上学的创立者,柏拉图在继承巴门尼德关于永恒、不动的“存在”的思想基础上,把世界二分为经验的世界和超验的理念世界,把永恒的理念世界作为本质,作为凌驾于万物之上的普遍的存在,而经验世界则只是现象,只是“模仿”和“分有”理念世界。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是从感觉经验世界出发建构自己的形而上学理论的。他认为,“存在”有多种含义,而最基本的含义是“实体”。实体指的是“这个”,即个别的感性事物。感性事物是形式和质料的统一,形式不能在事物之外分离存在。在感性事物中,形式具有普遍性,是事物的“是其所是”,即事物的定义、本质,而质料则只是被动的潜能,因此,形式是第一实体。作为第一实体的形式有时可以先于质料而独立存在,技术就具有这样的特点。“由于技术生成的东西,它们的形式都在灵魂中。”技术是“灵魂中的形式”,是“无质料的实体”。形式在技术制作活动开始以前可以预先单独存在于思想之中,这表现出形式脱离质料而优先存在的特性。他进而将由技术生成的事物形式的单独存在,去比附自然生成的事物,提出离开质料的纯形式——神的存在,把它作为终极存在,作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存在和统一的根据。
由上可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研究形而上学的思维进路是不同的。柏拉图是由上而下、由超验到经验的研究路向,亚里士多德则是由下而上、由经验到超验的研究进路。柏拉图的理念论是理念世界主宰和决定感性经验世界的唯心主义,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虽然最终也导致了唯心主义,但就其以感性具体事物为基础而言,则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由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从经验世界起步,反对柏拉图的先验理路,对柏拉图的超验形而上学具有一定的削弱作用,因而,是不同于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的另一条线索。
形而上学经过中世纪经院哲学神学本体论的发展,在近代哲学中采取了认识论的表现形式。在近代,认识主体受到哲学家们的关注,哲学研究的重心由探讨存在问题转向主体能否认识存在的问题。但是,近代认识论依然沿袭理论优于实践的研究理路,它把主体抽象化为沉思的头脑,或感性直观的个体,是与人的实践性存在相脱离的认识论。近代认识论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探讨,虽然表现出由传统的实体性思维向关系性思维转变的倾向,但是,这却是以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分立为前提的。近代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及其在生产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使知识成为实用化的知识,成为人们谋取利益的有效工具。这对理论知识神圣性的传统观念具有重要的冲击作用。但是,科学的迅速发展以及科学运用于生产所产生的巨大效应,又使得哲学家们崇拜科学知识,以自然科学为范型建构认识论体系。
在近代,唯理论继承了柏拉图主义的传统,把超验的理性作为知识的来源,从自认为牢靠的逻辑起点出发,通过逻辑推论追求终极知识、绝对真理。然而,作为“我思”的认识主体是有限的个体,难以获得无限的绝对知识。因此,唯理论往往求助于上帝实体的帮助,求助于人的直觉。直觉是少数思想家才具有的能力,因而,这是一种“贵族式的认识论”,仍然带有古代哲学的遗风。康德对形而上学独断论进行了坚决的批判,认为人不能超验地运用知性范畴把握绝对的知识。但是,康德并不主张废弃形而上学,而是力图建立未来合理的形而上学。黑格尔对形而上学的知性同一性思维方式进行了抨击,提出了辩证法的思维方法。但他在反对形而上学的同时,却又建构了庞大的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首先,他颠倒了现实世界和观念的关系,认为思想观念的产生,规定和支配着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则必须迁就和顺应思想、观念。其次,他是按知性同一性思维方式构造哲学体系的。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从空虚的“存在”向展开的、充实的、丰富的“存在”的运动,作为终点的绝对观念,不过是完成了的、丰富化的“存在”,终点和起点是同一的。由于他在知性思维的哲学框架内阐述概念的辩证发展,因而这种辩证法受到形而上学体系的歪曲。第三,他的哲学是“预成论”的,在其理论前提中就预先蕴涵了后面的内容。正如阿多尔诺指出的:“黑格尔的体系本身不是一种真正的生成,它其中的每一规定都已经不明朗地被预先设想了”第四,他把人抽象化为“绝对的人格”、客观观念,而“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在黑格尔看来,作为实体的绝对观念同时又是从事能动创造活动的主体,每当它推出一个新观念,就是创造了一种新的存在。逻辑推移的各个规定是绝对观念的生命的各个环节,是绝对观念的自我生命活动的具体表现。马克思批判道:“这种办法,用思辨的话来说,就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
近代英国经验论和法国唯物论继承了古代哲学重视感觉经验的传统,是一种世俗化的、接近常人的思维。它们用感觉经验反对超验形而上学,用观察、实验、分析、归纳等方法贬抑抽象演绎。它们认为,形而上学所设置的超出感性形体之外的普遍存在物、实体世界只是幻影,是虚构的想像的产物。但受机械物质观的影响,培根以后的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休谟对感觉之外的任何实体的存在提出怀疑,认为超出感觉经验追求终极知识、绝对真理是形而上学的独断论。但是,这些理论只是把形而上学的“沉思”变成了“静观”,并未突破理论优于实践的思维方式。费尔巴哈把“敌视人”的唯物主义变为以人为本的唯物主义,冲破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揭露了神学的彼岸天国世界的世俗基础。“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他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是半途而废的。
总之,在哲学史上,形而上学虽然受到唯物论、经验论、怀疑论和唯心辩证法等多方面的讨伐,但是,受理论优于实践的思维方式等的束缚,在马克思之前,形而上学在哲学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二、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理论优于实践的思维方式进行了彻底的批判。马克思认为,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人们只有通过实践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前提下,才谈得上从事理论、艺术等其他活动。因此,是实践决定理论而不是相反。实践是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人的存在区别于其他存在物的特点就在于,人是通过改变其他存在而存在的,是通过实践而存在的。实践是社会性的活动,是人的现实社会生活,人的存在从本质上说是社会存在。哲学要探讨的不是现成的、既定的实体性存在,也不是外在于思维主体存在,而是人的社会存在。这样,传统哲学的存在论、思维认识存在论就被人的社会存在论所代替。
马克思的社会存在理论首先是针对意识决定论的唯心主义观点的。马克思指出,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把社会存在理解为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用社会存在说明意识,这表明,马克思是“把人类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作为中心问题”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社会存在是人的各种现实生活过程,是人类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人的社会存在中,最基本的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是社会生产方式,这是人类存在的物质基础。意识不是脱离社会存在之外的特殊王国,而是作为社会存在的要素包含在社会存在的总体之中。意识是对人的社会存在的意识,是对人的实践活动、生活条件和关系的意识,是社会意识。意识固然有自身的特点,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趋向,但它不可能脱离社会存在的世俗基础而独立存在和发展。思想、观念是植根于现实社会生活过程的,是现实社会生活过程的理论表现和表达。即使神秘的意识,也能从现实生活实践中找到其存在的根源。意识的相对独立化的表现形式使得哲学家们陷入幻觉,好像理论、观念的基础不在现实生活世界之中,不在社会存在之中,而是有自己内在的、自生的基础,并把它作为现实生活世界的基础它想用观念世界“来拯救他们所谓在自己的固定思想的威力下呻吟的人类”,这是本末倒置的幻想。意识的相对独立性虽然使得意识能够超出当下生活实践的现状,把握其变化发展的趋势,因而具有一定的创造性、目的性、理想性,能够成为人们现实生活发展的先导,成为改变既定的社会存在的先导,但是,意识的这种能动性是有现实基础的,是对人的实践发展可能性的预示,是对人的实践发展的内在要求的反映和表达。此外,终极的、永恒的意识、观念也是不存在的。人的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是不断扩大的,因为人的需要是不断发展的,满足需要的生产力是不断提高的,社会交往关系是历史地变化的。与之相适应,人们的意识也要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马克思说:“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马克思在批判地借鉴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基础上,特别是在批判地借鉴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感性存在思想的基础上,从可经验地观察到的现实的个人出发,阐释人的社会存在。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个人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从事改造自然的感性实践活动的人。物质实践活动首先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活动,是人对感性物质材料进行实际的“综合”、赋予其以符合人的需要的新形式的活动。经过人改造的自然,是人化的自然,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无机的身体,是人的社会存在的组成部分。马克思认为,与人的活动无关的自然界对人并无现实意义,它不是现实的存在,而只是潜在的存在、自在的自然。尽管如此,马克思肯定,这种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持着。承认这一点,不仅是坚持一般唯物主义立场的需要,而且是马克思社会存在理论的重要前提。因为人的存在是蕴涵着各种发展潜能的存在,是具有无限的发展可能性的存在,实践是人不断地将人自身的潜能变为现实能力的活动,是把可能的、潜在的自然变为现实的、属人的自然的活动。这是同一实践活动在人和自然两个方面的不同表现,这体现着人的社会存在的内在统一性。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实践的创造性决定了人是向外部世界开放着的存在,人可以通过实践把与人无关的、自在的自然变为人工的自然,把可能的、潜在的自然存在变为人的现实社会存在的组成部分。人赖以生活的人化自然界是不断拓展的,“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这表现出人的社会存在的普遍的、开放的特性。也正是在不断拓展人的社会存在的过程中,人才了解到自在自然界的优先存在。
人在改变外部自然的同时,也改变着自身的自然。人与动物一样,也有肉体器官和组织,有生理上的欲望和需求。但是,人的自然存在不同于动物的自然存在,人的自然存不同于动物的自然存在,人的自然存在是被实践的社会历史进程所改变的存在,是社会化了的存在。人的五官感觉、人的生理属性和机能等都是社会实践长期改造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动物的感觉,不同于原始人的感觉。“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人的自然存在的社会化程度越高,人的文明程度就越高。
人对自然的改造是在人们的一定社会交往关系下进行的,人们之间只有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实现对自然的有效支配和改造,才能求得人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人的社会存在是社会交往关系中的存在。人们的社会交往关系是什么样的,存在于社会交往关系中的个人就是什么样的。在物质生活资料相对匮乏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利益关系。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解决各种利益矛盾,改造社会交往关系,这成为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内容。
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交互作用的:人与人的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条件和前提,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又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纽带。马克思说:“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关系是人们之间关于自然对象及其产品的相互关系,为了有效地生产和消费自然物品,人们之间就必然会采取分工、交换等方式,发展起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这里,“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这样,马克思的哲学思维方式就真正实现了由实体性思维向关系性思维的根本转变。在这种新的思维框架下,人是处于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中的人,是与自然、与他人“共在”的人,这种“共在”就构成人的社会存在。所以,考察人的社会存在,也就是要考察人的这些关系。这些关系都有意识的参与,都是被意识到的关系。马克思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
既然人的存在是关系中的存在,人就必然要受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的制约,受到自己所处的现实生活条件的制约。马克思在讲到物质生产时说:“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人既受到现实社会生活条件的制约,又通过实践不断改变这些条件,并通过改变条件而改变自身的存在。因此,人的社会存在是历史变化着的存在,社会历史就是人的社会存在方式发展变化的历史,就是人在既定生活条件制约下能动地改变生活条件的历史。这体现了人的社会存在的客观制约性和能动创造性的统一。
三、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下,人们的社会存在以商品、货币等物化形式表现出来。这即使人的存在方式打破了血缘、地缘关系的束缚,提高了人的社会化程度,又使人受到物化的社会关系的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货币等是物化形态的资本,它使人们的实践、劳动成为异化的活动。研究物化社会关系下人的存在状况,特别是研究从事异化劳动的无产阶级的存在状况,是马克思社会存在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说,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存在的一般理论论述,是为无产阶级改变自己的存在方式、实现自由解放奠定理论基础的。关注无产阶级的命运和前途,探索无产阶级彻底改变异化生存状况的途径,是马克思社会存在理论的旨归。这也是马克思的社会存在理论不同于存在主义等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
马克思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的现实是,劳动者的劳动具有异化的性质。被劳动者所改造的对象世界与劳动者相“异在”,作为异己的力量反过来奴役人。劳动者创造的对象世界越广阔,对象世界的异己性就越强大。这是因为对象世界不仅是人的劳动能力的物化,而且是人们的社会关系的物化,是物化形态的资本。资本以异己的物化力量的形式支配人、奴役人。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这表明,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是异化的存在、矛盾的存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分析人的活动的时间结构,揭露了资本剥削的秘密。马克思认为,人的存在是时间中的存在,人能够对时间加以自觉的支配和利用,把自然时间变为社会时间,从而显示出人的社会存在是积极能动的存在。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的时间却不由劳动者自己支配,而是受资本的支配。马克思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区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从而揭露了资本侵占工人的剩余时间进行剥削的秘密,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要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消除异化劳动,就必须变革自身的生活条件,变革现存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无产阶级在变革自身的生存条件的同时,也会改造自身,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成为社会的新基础。马克思把自己的这一理论称作“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的理论,它同直观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费尔巴哈以感性直观的方式看待世界,对感性世界采取直接接受和认同的态度,缺乏反思批判的向度,不懂得现实社会矛盾及其克服的途径。在费尔巴哈看来,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时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质;一个动物或一个人的一定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和活动,就是使这个动物或这个人的本质感到满意的东西。马克思批判道:实际上,千百万无产者根本不满意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存在同他们的本质完全不符合。费尔巴哈在说明存在和本质同一的思想时,总是求助于外部自然界,但他所说的自然界是没有人干预的自然界。实际上,随着工业的进步,不断有新的地盘从这个领域划出去,而能用来说明费尔巴哈这类论点的事例借以产生的基地,也就越来越小了。譬如,按照费尔巴哈的理解,“鱼的‘本质’是它的‘存在’,即水。河鱼的‘本质’是河水。但是,一旦这条河归工业支配,一旦它被染料和其他废料污染,河里有轮船行驶,一旦河水被引入只要简单地把水排出去就能使鱼失去生存环境的水渠,这条河的水就不再是鱼的‘本质’了,对鱼来说它将不再是适合生存的环境了”。由于费尔巴哈不能对人的生存条件进行反思批判,不懂得“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他最终陷入历史唯心主义。
诚然,在黑格尔哲学中,包含着反思批判的精神,包含着否定性的辩证法思想,但是,由于黑格尔在现实生活世界之外构筑超验的观念世界,因此,他所说的否定和批判活动只是观念王国中的“骚动”,不会对现实世界有任何触动。这是通过把批判停留于观念领域而维护现存社会,具有维护不合理的现实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依然是解释世界、认同世界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改造世界”的新哲学是根本对立的。
在马克思看来,人没有先定的本质,没有预定的宿命,人的生活是人在既定社会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空间中自主创造的。没有超人的救世主,也不能希冀理论沉思来拯救人自己。无产阶级的命运和前途掌握在无产阶级自己手中,无产阶级改变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实践,是使自身获得自由解放的根本途径。马克思把他自己的哲学作为“这个解放的头脑”,而“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它们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作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头脑”,马克思的哲学既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产物,又是这一运动在观念上的表达和理论先导。它通过掌握群众而付诸实践。
哲学革新范文篇7
关键词:中国画;随类附彩;色彩;水墨
关于中国画色彩问题,主要是针对中国传统的水墨画而言,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围绕自唐代以后形成并逐渐形成为中国画主流的文人画样式,也即所谓“墨分五色”的色彩命题,当然其中也涉及到“固有色”的观念。重点之所以放到前者,因为传统中国画的一些观念“山水居首”,“水墨为上”表明作为水墨画的墨分五色已发展为成熟的色彩系统。
中国水墨画色彩系统的形成,有一个历史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不了解这个过程,就不可能正确了解中国画色彩的特点,他的独特的审美追求和表现规律,就会像有些论者那样轻率地指责中国画的色彩不够丰富和缺乏视觉冲击力,他们喜用西洋绘画的色彩传统和成就,在不经意中贬低我国传统绘画色彩语言的价值,这种割裂传统的认识和价值取向。不利于中国绘画事业的革新与发展。
当然,不了解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我们也不可能冷静地全面地认识我国传统中国画色彩语言的真实面貌,就会忽视传统绘画色彩语言特定的历史内容,一旦陷于固步自封的境地。背离了历史审视的目光,也会失去不断革新不断进取的锐气和方向。同样,会阻碍中国画的发展和提高。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古代,中国画又叫丹青,可见,中国画本来是重色彩的。远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已有相当复杂的色彩:春秋战国和西汉色彩斑驳的帛画;辽阳棒台子汉魏墓壁画《车骑图》,有朱,赤。黄,绿,白,赭,黑,墨等几色,五彩缤纷;隋代展子虔勾勒重彩青绿山水《游春图》;唐代大小李将军的山水金碧辉煌:五代黄筌花鸟鲜艳夺目等,举不胜举的历代名作就是明证,传统中国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就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形成了异常丰富的色彩系统,明代杨慎曾经概括指出了“画家有七十二色”,而这个系统在宋代之前就是建立在“固有色”基础之上的,我们不能无视这个历史事实,进而无端抹煞传统中国画色彩语言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其次,时至宋元,水墨画的崛起并逐渐成为中国画的主流,但他并没有终止对于绘画色彩语言的追求和更新。并没有中断我国绘画色彩运用的传统,而是在新的表现技巧的形成过程中,对传统的中国的色彩语言进行了大胆的革新,这种革新导致了传统中国画色彩系统的形成,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充实,锤炼为一种高度精粹的独特的色彩系统,这种高度精粹的独特的色彩系统,是以墨白这两种最基本,最重要的色彩为主要载体,通过水与墨不同量的融合于宣纸上得渗化,产生黑,白,灰丰富的层次,表现了色彩无穷的变化,假如用今天的色彩构成学中的“蒙赛尔色立体”去剖析这种变幻,他反映在黑白两极之间的纵轴之上,是色彩明度的变化,与横向的色相和纯度的变化并无直接的联系。但正因为此,从自然物象抽取,概括出来的不是模拟自然色彩的黑白关系,却似乎更能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更具有表现性,从而达到以虚当实,虚实相生。不似之似的艺术效果。
从以黑白为主的中国水墨画色彩系统的形成和变化看,这种新的色彩系统,新的色彩观是渊源有自的,他不中断传统,不反叛传统,而是执着于新的追求,新的突破,这种突破主要表现为对“固有色”的超越。
中国画之用色比较注重主观性,自有其历史文化和哲学土壤,先秦的儒学,用理性精神解释传统“礼乐”,将理性引向现实的日常生活,伦理情感及政治观念之中,在色彩的认知上,则表现为对客观存在的色彩的主观性格予以肯定,“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徇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日:“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在缣帛上施加彩绘的美丽女子之形象,之所以美,是因为这个形象统一在素色之中,以此比喻“礼后”。认为仁是礼节仪式的思想内容,礼节仪式是仁的外在表现,即强调外在的表现形式必须从属于内在的思想观念,重视的是正常情感的感受与理念的结合,而不是认识模拟功能,把中国画对色彩的处理引向带有主观性的表现轨道,在理论上则演化为谢赫“六法”中的“随类附彩”说。
“随类附彩”主张作画要表现物的属性,即物的固有色,而不去模仿物的现象即所谓环境色,这一特点,要求画家必须对丰富的客观色彩世界加以高度的概括处理,而这一过程本身就为主观心灵活动一审美选择赋予了较大的空间。“炎绯寒碧,暖日凉星”而“水色:春绿。夏碧,秋青。冬黑”。在中国画家看来,假如用绿色表现冬天的水(并非冬水不含绿色),那是难以吻合冷,寂静的冬之情调。这里的色彩属性(固有色)所体现的冷暖关系,已经通过心灵感应的过滤概括出来。李思训父子的青绿山水,工整细润。缜密而富丽的设色;张萱,周昉的仕女图卷,轻简的衣裳,柔丽的色调:黄筌的工笔画鸟,几不见墨迹的五彩调子;范宽的雪景重林。云烟惨淡,风月阴霁之状。宋元之前,中国画丰富的色彩世界,无不通过对“固有色”的总体感觉的把握来表现“心”的世界。
对“固有色”的突破正是在唐代工笔重彩发展至成熟阶段水墨画出现之时,可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山水。花鸟画在这一时期的兴起更助长了水墨的滥觞。此后,水墨画则一发成为中国画样式的主流。尽管元代前后出现了浅绛形式,色与墨又融合在一起,但这种融合是水墨(不是墨线)与色彩的交融,并仍以墨为主,色为辅。“右丞云:‘水墨围上’,诚然。操笔时不可作水墨刷色想,直至了局墨韵既足。则刷色不妨。”浅绛的问世,虽使中国水墨画更为丰富,为墨这一极色增添了别样的光彩,但依然是以墨为主调的。以墨代色,墨分五色的发现,是对色彩论看似离题却也是惊人的创造。“墨分五色”这一高度精粹的色彩观的形成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历史原因,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三大方面的因素。
其一,“墨分五色”的色彩追求。与道家追求与自然同趣的至大至美的艺术观是一脉相承的。既然“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我们很自然的看到道家对色彩的去取,是摈弃人为的“无色”。所谓“五色令人目盲”,因而面向对自然本质的追求。他们认为人为的色彩追求是不足取的,因为追求人为的色彩就会破坏自然固有的“全美”。这种面向自然本质的精神。与以后中国画色彩演变之间。存在着非常内在的关联。用“墨分五色”的这种超主观的色彩观去突破“固有色”的主观色彩观,实际凭籍的真是道家的艺术哲学。作为道家最基本的思想的“道”。其本质是“无”是“虚”,而又表现为“有”为“实”,这种有无相生,虚实相成的艺术哲学对中国艺术(当然包括中国绘画的色彩追求)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这一色彩观与禅宗的人生哲学与文人审美兴趣也逐渐趋向一致。禅宗追求以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与文人画家自然淡泊,情境高雅的生活情趣融为一体,清幽,闲静的审美情趣也逐步形成。自然适意,不加修饰,浑然天成,平淡幽远的闲适之情成为他们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而水墨色调那单纯,朴素,清雅。浑然天成的美学性格成为最适合于文人画家审美兴趣的技法手段。
其二,工笔画是以勾线填色的形式来表现物象的,这种方法与写实主义西画的区分,就在于形和色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既分离又关联的形式要素,简而言之,西画的形与色是相互融合,形是用色来体现的,而中国工笔画的形是用墨线轮廓来表现,色则是在这墨线轮廓之中的形象的固有色。这种表现形式发展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墨线与色彩的各自发展,势必要以侵入对方的领域为前提。用金线勾勒的金碧山水画,以明暗层次为主要特色的陆探微和黄筌的画作,可以说是用色人形,而水墨画的出现则是以墨线的扩展向色彩方面逼近。宋朝时期,出现院体画和文人画相互对峙的局面也并非偶然,这是中国画样式自身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另外。中国画传统强调的不是对象实体,而是主观情感所表现的气势和韵律,这种生动的气韵主要是通过墨线的“形”来表现的,像“曹衣出水”,“吴带当风”,“春蚕吐丝”,“风雷电驰”这样优美的词汇,都是用来描绘墨线艺术的独特风格及特殊韵味的。可以说工笔画样式发展的日趋成熟,也是墨线扩展为“墨分五色”的水墨画艺术的又一内在成因。
其三,我们还要注意水墨画及其色彩系统形成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从整体上看。唐代之后的审美追求。逐渐从儒家政教怀抱的束缚下挣脱而出,朝着追求艺术自身的审美规律和形式规律的方向发展。于是以一种反对矫揉造作,追求自然平淡,质朴无华的情趣韵味,去表现那种超尘脱俗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便成了时代的审美风尚。因此,有了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耐人寻味无穷的优美诗句;有了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临”的审美主张;也有了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的文人水墨画。
此外,毛笔,墨与生宣纸质的相互磨合为“墨分五色”的审美理想的实现又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即特殊的绘画材料。进而构成了特殊的绘画语言。公务员之家:
通过上述三个相关因素的分析可知:中国水墨画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悠久的文化哲学内涵。从“固有色”到“墨分五色”的演变中,我们看到传统中国画色彩语言系统既有其高度概括,高度浓缩的主观色彩的艺术特色,要大胆肯定和发扬这种审美方法的优良传统。重表现重主观情感意志的传统审美特点,决定了传统中国画的色彩追求,不像西方写实主义绘画那样刻意追求物体的环境色,重在客观物象的再现,这一点,就连西方画家也认识到了,后期印象派的变革便是明证,我们似乎没有理由菲薄自己。
哲学革新范文篇8
关键词:中国画;随类附彩;色彩;水墨
关于中国画色彩问题,主要是针对中国传统的水墨画而言,再具体1点说,就是围绕自唐代以后形成并逐渐形成为中国画主流的文人画样式,也即所谓“墨分五色”的色彩命题,当然其中也涉及到“固有色”的观念。重点之所以放到前者,因为传统中国画的1些观念“山水居首”,“水墨为上”表明作为水墨画的墨分五色已发展为成熟的色彩系统。
中国水墨画色彩系统的形成,有1个历史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不了解这个过程,就不可能正确了解中国画色彩的特点,他的独特的审美追求和表现规律,就会像有些论者那样轻率地指责中国画的色彩不够丰富和缺乏视觉冲击力,他们喜用西洋绘画的色彩传统和成就,在不经意中贬低我国传统绘画色彩语言的价值,这种割裂传统的认识和价值取向。不利于中国绘画事业的革新与发展。
当然,不了解这样1个历史过程,我们也不可能冷静地全面地认识我国传统中国画色彩语言的真实面貌,就会忽视传统绘画色彩语言特定的历史内容,1旦陷于固步自封的境地。背离了历史审视的目光,也会失去不断革新不断进取的锐气和方向。同样,会阻碍中国画的发展和提高。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古代,中国画又叫丹青,可见,中国画本来是重色彩的。远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已有相当复杂的色彩:春秋战国和西汉色彩斑驳的帛画;辽阳棒台子汉魏墓壁画《车骑图》,有朱,赤。黄,绿,白,赭,黑,墨等几色,五彩缤纷;隋代展子虔勾勒重彩青绿山水《游春图》;唐代大小李将军的山水金碧辉煌:五代黄筌花鸟鲜艳夺目等,举不胜举的历代名作就是明证,传统中国画的1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就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形成了异常丰富的色彩系统,明代杨慎曾经概括指出了“画家有七十2色”,而这个系统在宋代之前就是建立在“固有色”基础之上的,我们不能无视这个历史事实,进而无端抹煞传统中国画色彩语言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其次,时至宋元,水墨画的崛起并逐渐成为中国画的主流,但它并没有终止对于绘画色彩语言的追求和更新。并没有中断我国绘画色彩运用的传统,而是在新的表现技巧的形成过程中,对传统的中国的色彩语言进行了大胆的革新,这种革新导致了传统中国画色彩系统的形成,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充实,锤炼为1种高度精粹的独特的色彩系统,这种高度精粹的独特的色彩系统,是以墨白这两种最基本,最重要的色彩为主要载体,通过水与墨不同量的融合于宣纸上得渗化,产生黑,白,灰丰富的层次,表现了色彩无穷的变化,如果用今天的色彩构成学中的“蒙赛尔色立体”去剖析这种变幻,它反映在黑白两极之间的纵轴之上,是色彩明度的变化,与横向的色相和纯度的变化并无直接的联系。但正因为此,从自然物象抽取,概括出来的不是模拟自然色彩的黑白关系,却似乎更能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更具有表现性,从而达到以虚当实,虚实相生。不似之似的艺术效果。
从以黑白为主的中国水墨画色彩系统的形成和变化看,这种新的色彩系统,新的色彩观是渊源有自的,它不中断传统,不反叛传统,而是执着于新的追求,新的突破,这种突破主要表现为对“固有色”的超越。
中国画之用色比较注重主观性,自有其历史文化和哲学土壤,先秦的儒学,用理性精神解释传统“礼乐”,将理性引向现实的日常生活,伦理情感及政治观念之中,在色彩的认知上,则表现为对客观存在的色彩的主观性格予以肯定,“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徇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日:“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在缣帛上施加彩绘的美丽女子之形象,之所以美,是因为这个形象统1在素色之中,以此比喻“礼后”。认为仁是礼节仪式的思想内容,礼节仪式是仁的外在表现,即强调外在的表现形式必须从属于内在的思想观念,重视的是正常情感的感受与理念的结合,而不是认识模拟功能,把中国画对色彩的处理引向带有主观性的表现轨道,在理论上则演化为谢赫“六法”中的“随类附彩”说。
“随类附彩”主张作画要表现物的属性,即物的固有色,而不去模仿物的现象即所谓环境色,这1特点,要求画家必须对丰富的客观色彩世界加以高度的概括处理,而这1过程本身就为主观心灵活动1审美选择赋予了较大的空间。“炎绯寒碧,暖日凉星”而“水色:春绿。夏碧,秋青。冬黑”。在中国画家看来,如果用绿色表现冬天的水(并非冬水不含绿色),那是难以吻合冷,寂静的冬之情调。这里的色彩属性(固有色)所体现的冷暖关系,已经通过心灵感应的过滤概括出来。李思训父子的青绿山水,工整细润。缜密而富丽的设色;张萱,周P的仕女图卷,轻简的衣裳,柔丽的色调:黄筌的工笔画鸟,几不见墨迹的五彩调子;范宽的雪景重林。云烟惨淡,风月阴霁之状。宋元之前,中国画丰富的色彩世界,无不通过对“固有色”的总体感觉的把握来表现“心”的世界。
对“固有色”的突破正是在唐代工笔重彩发展至成熟阶段水墨画出现之时,可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山水。花鸟画在这1时期的兴起更助长了水墨的滥觞。此后,水墨画则1发成为中国画样式的主流。尽管元代前后出现了浅绛形式,色与墨又融合在1起,但这种融合是水墨(不是墨线)与色彩的交融,并仍以墨为主,色为辅。“右丞云:‘水墨围上’,诚然。操笔时不可作水墨刷色想,直至了局墨韵既足。则刷色不妨。”浅绛的问世,虽使中国水墨画更为丰富,为墨这1极色增添了别样的光彩,但依然是以墨为主调的。以墨代色,墨分五色的发现,是对色彩论看似离题却也是惊人的创造。“墨分五色”这1高度精粹的色彩观的形成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历史原因,概括起来讲,主要有3大方面的因素。
其1,“墨分五色”的色彩追求。与道家追求与自然同趣的至大至美的艺术观是1脉相承的。既然“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我们很自然的看到道家对色彩的去取,是摈弃人为的“无色”。所谓“五色令人目盲”,因而面向对自然本质的追求。他们认为人为的色彩追求是不足取的,因为追求人为的色彩就会破坏自然固有的“全美”。这种面向自然本质的精神。与以后中国画色彩演变之间。存在着非常内在的关联。用“墨分五色”的这种超主观的色彩观去突破“固有色”的主观色彩观,实际凭籍的真是道家的艺术哲学。作为道家最基本的思想的“道”。其本质是“无”是“虚”,而又表现为“有”为“实”,这种有无相生,虚实相成的艺术哲学对中国艺术(当然包括中国绘画的色彩追求)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公务员之家
这1色彩观与禅宗的人生哲学与文人审美兴趣也逐渐趋向1致。禅宗追求以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与文人画家自然淡泊,情境高雅的生活情趣融为1体,清幽,闲静的审美情趣也逐步形成。自然适意,不加修饰,浑然天成,平淡幽远的闲适之情成为他们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而水墨色调那单纯,朴素,清雅。
浑然天成的美学性格成为最适合于文人画家审美兴趣的技法手段。
其2,工笔画是以勾线填色的形式来表现物象的,这种方法与写实主义西画的区分,就在于形和色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既分离又关联的形式要素,简而言之,西画的形与色是相互融合,形是用色来体现的,而中国工笔画的形是用墨线轮廓来表现,色则是在这墨线轮廓之中的形象的固有色。这种表现形式发展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墨线与色彩的各自发展,势必要以侵入对方的领域为前提。用金线勾勒的金碧山水画,以明暗层次为主要特色的陆探微和黄筌的画作,可以说是用色人形,而水墨画的出现则是以墨线的扩展向色彩方面逼近。宋朝时期,出现院体画和文人画相互对峙的局面也并非偶然,这是中国画样式自身发展的1个必然结果。另外。中国画传统强调的不是对象实体,而是主观情感所表现的气势和韵律,这种生动的气韵主要是通过墨线的“形”来表现的,像“曹衣出水”,“吴带当风”,“春蚕吐丝”,“风雷电驰”这样优美的词汇,都是用来描绘墨线艺术的独特风格及特殊韵味的。可以说工笔画样式发展的日趋成熟,也是墨线扩展为“墨分五色”的水墨画艺术的又1内在成因。
其3,我们还要注意水墨画及其色彩系统形成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从整体上看。唐代之后的审美追求。逐渐从儒家政教怀抱的束缚下挣脱而出,朝着追求艺术自身的审美规律和形式规律的方向发展。于是以1种反对矫揉造作,追求自然平淡,质朴无华的情趣韵味,去表现那种超尘脱俗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便成了时代的审美风尚。因此,有了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耐人寻味无穷的优美诗句;有了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临”的审美主张;也有了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的文人水墨画。
此外,毛笔,墨与生宣纸质的相互磨合为“墨分五色”的审美理想的实现又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即特殊的绘画材料。进而构成了特殊的绘画语言。
通过上述3个相关因素的分析可知:中国水墨画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悠久的文化哲学内涵。从“固有色”到“墨分五色”的演变中,我们看到传统中国画色彩语言系统既有其高度概括,高度浓缩的主观色彩的艺术特色,要大胆肯定和发扬这种审美方法的优良传统。重表现重主观情感意志的传统审美特点,决定了传统中国画的色彩追求,不像西方写实主义绘画那样刻意追求物体的环境色,重在客观物象的再现,这1点,就连西方画家也认识到了,后期印象派的变革便是明证,我们似乎没有理由菲薄自己。
哲学革新范文篇9
关键词:中国画;随类附彩;色彩;水墨
关于中国画色彩问题,主要是针对中国传统的水墨画而言,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围绕自唐代以后形成并逐渐形成为中国画主流的文人画样式,也即所谓“墨分五色”的色彩命题,当然其中也涉及到“固有色”的观念。重点之所以放到前者,因为传统中国画的一些观念“山水居首”,“水墨为上”表明作为水墨画的墨分五色已发展为成熟的色彩系统。
中国水墨画色彩系统的形成,有一个历史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不了解这个过程,就不可能正确了解中国画色彩的特点,他的独特的审美追求和表现规律,就会像有些论者那样轻率地指责中国画的色彩不够丰富和缺乏视觉冲击力,他们喜用西洋绘画的色彩传统和成就,在不经意中贬低我国传统绘画色彩语言的价值,这种割裂传统的认识和价值取向。不利于中国绘画事业的革新与发展。
当然,不了解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我们也不可能冷静地全面地认识我国传统中国画色彩语言的真实面貌,就会忽视传统绘画色彩语言特定的历史内容,一旦陷于固步自封的境地。背离了历史审视的目光,也会失去不断革新不断进取的锐气和方向。同样,会阻碍中国画的发展和提高。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古代,中国画又叫丹青,可见,中国画本来是重色彩的。远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已有相当复杂的色彩:春秋战国和西汉色彩斑驳的帛画;辽阳棒台子汉魏墓壁画《车骑图》,有朱,赤。黄,绿,白,赭,黑,墨等几色,五彩缤纷;隋代展子虔勾勒重彩青绿山水《游春图》;唐代大小李将军的山水金碧辉煌:五代黄筌花鸟鲜艳夺目等,举不胜举的历代名作就是明证,传统中国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就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形成了异常丰富的色彩系统,明代杨慎曾经概括指出了“画家有七十二色”,而这个系统在宋代之前就是建立在“固有色”基础之上的,我们不能无视这个历史事实,进而无端抹煞传统中国画色彩语言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其次,时至宋元,水墨画的崛起并逐渐成为中国画的主流,但它并没有终止对于绘画色彩语言的追求和更新。并没有中断我国绘画色彩运用的传统,而是在新的表现技巧的形成过程中,对传统的中国的色彩语言进行了大胆的革新,这种革新导致了传统中国画色彩系统的形成,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充实,锤炼为一种高度精粹的独特的色彩系统,这种高度精粹的独特的色彩系统,是以墨白这两种最基本,最重要的色彩为主要载体,通过水与墨不同量的融合于宣纸上得渗化,产生黑,白,灰丰富的层次,表现了色彩无穷的变化,如果用今天的色彩构成学中的“蒙赛尔色立体”去剖析这种变幻,它反映在黑白两极之间的纵轴之上,是色彩明度的变化,与横向的色相和纯度的变化并无直接的联系。但正因为此,从自然物象抽取,概括出来的不是模拟自然色彩的黑白关系,却似乎更能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更具有表现性,从而达到以虚当实,虚实相生。不似之似的艺术效果。
从以黑白为主的中国水墨画色彩系统的形成和变化看,这种新的色彩系统,新的色彩观是渊源有自的,它不中断传统,不反叛传统,而是执着于新的追求,新的突破,这种突破主要表现为对“固有色”的超越。
中国画之用色比较注重主观性,自有其历史文化和哲学土壤,先秦的儒学,用理性精神解释传统“礼乐”,将理性引向现实的日常生活,伦理情感及政治观念之中,在色彩的认知上,则表现为对客观存在的色彩的主观性格予以肯定,“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徇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日:“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在缣帛上施加彩绘的美丽女子之形象,之所以美,是因为这个形象统一在素色之中,以此比喻“礼后”。认为仁是礼节仪式的思想内容,礼节仪式是仁的外在表现,即强调外在的表现形式必须从属于内在的思想观念,重视的是正常情感的感受与理念的结合,而不是认识模拟功能,把中国画对色彩的处理引向带有主观性的表现轨道,在理论上则演化为谢赫“六法”中的“随类附彩”说。
“随类附彩”主张作画要表现物的属性,即物的固有色,而不去模仿物的现象即所谓环境色,这一特点,要求画家必须对丰富的客观色彩世界加以高度的概括处理,而这一过程本身就为主观心灵活动一审美选择赋予了较大的空间。“炎绯寒碧,暖日凉星”而“水色:春绿。夏碧,秋青。冬黑”。在中国画家看来,如果用绿色表现冬天的水(并非冬水不含绿色),那是难以吻合冷,寂静的冬之情调。这里的色彩属性(固有色)所体现的冷暖关系,已经通过心灵感应的过滤概括出来。李思训父子的青绿山水,工整细润。缜密而富丽的设色;张萱,周昉的仕女图卷,轻简的衣裳,柔丽的色调:黄筌的工笔画鸟,几不见墨迹的五彩调子;范宽的雪景重林。云烟惨淡,风月阴霁之状。宋元之前,中国画丰富的色彩世界,无不通过对“固有色”的总体感觉的把握来表现“心”的世界。
对“固有色”的突破正是在唐代工笔重彩发展至成熟阶段水墨画出现之时,可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山水。花鸟画在这一时期的兴起更助长了水墨的滥觞。此后,水墨画则一发成为中国画样式的主流。尽管元代前后出现了浅绛形式,色与墨又融合在一起,但这种融合是水墨(不是墨线)与色彩的交融,并仍以墨为主,色为辅。“右丞云:‘水墨围上’,诚然。操笔时不可作水墨刷色想,直至了局墨韵既足。则刷色不妨。”浅绛的问世,虽使中国水墨画更为丰富,为墨这一极色增添了别样的光彩,但依然是以墨为主调的。以墨代色,墨分五色的发现,是对色彩论看似离题却也是惊人的创造。“墨分五色”这一高度精粹的色彩观的形成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历史原因,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三大方面的因素。
其一,“墨分五色”的色彩追求。与道家追求与自然同趣的至大至美的艺术观是一脉相承的。既然“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我们很自然的看到道家对色彩的去取,是摈弃人为的“无色”。所谓“五色令人目盲”,因而面向对自然本质的追求。他们认为人为的色彩追求是不足取的,因为追求人为的色彩就会破坏自然固有的“全美”。这种面向自然本质的精神。与以后中国画色彩演变之间。存在着非常内在的关联。用“墨分五色”的这种超主观的色彩观去突破“固有色”的主观色彩观,实际凭籍的真是道家的艺术哲学。作为道家最基本的思想的“道”。其本质是“无”是“虚”,而又表现为“有”为“实”,这种有无相生,虚实相成的艺术哲学对中国艺术(当然包括中国绘画的色彩追求)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这一色彩观与禅宗的人生哲学与文人审美兴趣也逐渐趋向一致。禅宗追求以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与文人画家自然淡泊,情境高雅的生活情趣融为一体,清幽,闲静的审美情趣也逐步形成。自然适意,不加修饰,浑然天成,平淡幽远的闲适之情成为他们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而水墨色调那单纯,朴素,清雅。浑然天成的美学性格成为最适合于文人画家审美兴趣的技法手段。
其二,工笔画是以勾线填色的形式来表现物象的,这种方法与写实主义西画的区分,就在于形和色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既分离又关联的形式要素,简而言之,西画的形与色是相互融合,形是用色来体现的,而中国工笔画的形是用墨线轮廓来表现,色则是在这墨线轮廓之中的形象的固有色。这种表现形式发展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墨线与色彩的各自发展,势必要以侵入对方的领域为前提。用金线勾勒的金碧山水画,以明暗层次为主要特色的陆探微和黄筌的画作,可以说是用色人形,而水墨画的出现则是以墨线的扩展向色彩方面逼近。宋朝时期,出现院体画和文人画相互对峙的局面也并非偶然,这是中国画样式自身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另外。中国画传统强调的不是对象实体,而是主观情感所表现的气势和韵律,这种生动的气韵主要是通过墨线的“形”来表现的,像“曹衣出水”,“吴带当风”,“春蚕吐丝”,“风雷电驰”这样优美的词汇,都是用来描绘墨线艺术的独特风格及特殊韵味的。可以说工笔画样式发展的日趋成熟,也是墨线扩展为“墨分五色”的水墨画艺术的又一内在成因。
其三,我们还要注意水墨画及其色彩系统形成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从整体上看。唐代之后的审美追求。逐渐从儒家政教怀抱的束缚下挣脱而出,朝着追求艺术自身的审美规律和形式规律的方向发展。于是以一种反对矫揉造作,追求自然平淡,质朴无华的情趣韵味,去表现那种超尘脱俗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便成了时代的审美风尚。因此,有了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耐人寻味无穷的优美诗句;有了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临”的审美主张;也有了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的文人水墨画。
此外,毛笔,墨与生宣纸质的相互磨合为“墨分五色”的审美理想的实现又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即特殊的绘画材料。进而构成了特殊的绘画语言。
通过上述三个相关因素的分析可知:中国水墨画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悠久的文化哲学内涵。从“固有色”到“墨分五色”的演变中,我们看到传统中国画色彩语言系统既有其高度概括,高度浓缩的主观色彩的艺术特色,要大胆肯定和发扬这种审美方法的优良传统。重表现重主观情感意志的传统审美特点,决定了传统中国画的色彩追求,不像西方写实主义绘画那样刻意追求物体的环境色,重在客观物象的再现,这一点,就连西方画家也认识到了,后期印象派的变革便是明证,我们似乎没有理由菲薄自己。
哲学革新范文篇10
关键词:中国画;随类附彩;色彩;水墨
关于中国画色彩问题,主要是针对中国传统的水墨画而言,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围绕自唐代以后形成并逐渐形成为中国画主流的文人画样式,也即所谓“墨分五色”的色彩命题,当然其中也涉及到“固有色”的观念。重点之所以放到前者,因为传统中国画的一些观念“山水居首”,“水墨为上”表明作为水墨画的墨分五色已发展为成熟的色彩系统。
中国水墨画色彩系统的形成,有一个历史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不了解这个过程,就不可能正确了解中国画色彩的特点,他的独特的审美追求和表现规律,就会像有些论者那样轻率地指责中国画的色彩不够丰富和缺乏视觉冲击力,他们喜用西洋绘画的色彩传统和成就,在不经意中贬低我国传统绘画色彩语言的价值,这种割裂传统的认识和价值取向。不利于中国绘画事业的革新与发展。
当然,不了解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我们也不可能冷静地全面地认识我国传统中国画色彩语言的真实面貌,就会忽视传统绘画色彩语言特定的历史内容,一旦陷于固步自封的境地。背离了历史审视的目光,也会失去不断革新不断进取的锐气和方向。同样,会阻碍中国画的发展和提高。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古代,中国画又叫丹青,可见,中国画本来是重色彩的。远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已有相当复杂的色彩:春秋战国和西汉色彩斑驳的帛画;辽阳棒台子汉魏墓壁画《车骑图》,有朱,赤。黄,绿,白,赭,黑,墨等几色,五彩缤纷;隋代展子虔勾勒重彩青绿山水《游春图》;唐代大小李将军的山水金碧辉煌:五代黄筌花鸟鲜艳夺目等,举不胜举的历代名作就是明证,传统中国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就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形成了异常丰富的色彩系统,明代杨慎曾经概括指出了“画家有七十二色”,而这个系统在宋代之前就是建立在“固有色”基础之上的,我们不能无视这个历史事实,进而无端抹煞传统中国画色彩语言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其次,时至宋元,水墨画的崛起并逐渐成为中国画的主流,但它并没有终止对于绘画色彩语言的追求和更新。并没有中断我国绘画色彩运用的传统,而是在新的表现技巧的形成过程中,对传统的中国的色彩语言进行了大胆的革新,这种革新导致了传统中国画色彩系统的形成,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充实,锤炼为一种高度精粹的独特的色彩系统,这种高度精粹的独特的色彩系统,是以墨白这两种最基本,最重要的色彩为主要载体,通过水与墨不同量的融合于宣纸上得渗化,产生黑,白,灰丰富的层次,表现了色彩无穷的变化,如果用今天的色彩构成学中的“蒙赛尔色立体”去剖析这种变幻,它反映在黑白两极之间的纵轴之上,是色彩明度的变化,与横向的色相和纯度的变化并无直接的联系。但正因为此,从自然物象抽取,概括出来的不是模拟自然色彩的黑白关系,却似乎更能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更具有表现性,从而达到以虚当实,虚实相生。不似之似的艺术效果。
从以黑白为主的中国水墨画色彩系统的形成和变化看,这种新的色彩系统,新的色彩观是渊源有自的,它不中断传统,不反叛传统,而是执着于新的追求,新的突破,这种突破主要表现为对“固有色”的超越。
中国画之用色比较注重主观性,自有其历史文化和哲学土壤,先秦的儒学,用理性精神解释传统“礼乐”,将理性引向现实的日常生活,伦理情感及政治观念之中,在色彩的认知上,则表现为对客观存在的色彩的主观性格予以肯定,“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徇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日:“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在缣帛上施加彩绘的美丽女子之形象,之所以美,是因为这个形象统一在素色之中,以此比喻“礼后”。认为仁是礼节仪式的思想内容,礼节仪式是仁的外在表现,即强调外在的表现形式必须从属于内在的思想观念,重视的是正常情感的感受与理念的结合,而不是认识模拟功能,把中国画对色彩的处理引向带有主观性的表现轨道,在理论上则演化为谢赫“六法”中的“随类附彩”说。
“随类附彩”主张作画要表现物的属性,即物的固有色,而不去模仿物的现象即所谓环境色,这一特点,要求画家必须对丰富的客观色彩世界加以高度的概括处理,而这一过程本身就为主观心灵活动一审美选择赋予了较大的空间。“炎绯寒碧,暖日凉星”而“水色:春绿。夏碧,秋青。冬黑”。在中国画家看来,如果用绿色表现冬天的水(并非冬水不含绿色),那是难以吻合冷,寂静的冬之情调。这里的色彩属性(固有色)所体现的冷暖关系,已经通过心灵感应的过滤概括出来。李思训父子的青绿山水,工整细润。缜密而富丽的设色;张萱,周昉的仕女图卷,轻简的衣裳,柔丽的色调:黄筌的工笔画鸟,几不见墨迹的五彩调子;范宽的雪景重林。云烟惨淡,风月阴霁之状。宋元之前,中国画丰富的色彩世界,无不通过对“固有色”的总体感觉的把握来表现“心”的世界。
对“固有色”的突破正是在唐代工笔重彩发展至成熟阶段水墨画出现之时,可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山水。花鸟画在这一时期的兴起更助长了水墨的滥觞。此后,水墨画则一发成为中国画样式的主流。尽管元代前后出现了浅绛形式,色与墨又融合在一起,但这种融合是水墨(不是墨线)与色彩的交融,并仍以墨为主,色为辅。“右丞云:‘水墨围上’,诚然。操笔时不可作水墨刷色想,直至了局墨韵既足。则刷色不妨。”浅绛的问世,虽使中国水墨画更为丰富,为墨这一极色增添了别样的光彩,但依然是以墨为主调的。以墨代色,墨分五色的发现,是对色彩论看似离题却也是惊人的创造。“墨分五色”这一高度精粹的色彩观的形成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历史原因,概括起来讲,主要有3大方面的因素。
第一,“墨分五色”的色彩追求。与道家追求与自然同趣的至大至美的艺术观是一脉相承的。既然“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我们很自然的看到道家对色彩的去取,是摈弃人为的“无色”。所谓“五色令人目盲”,因而面向对自然本质的追求。他们认为人为的色彩追求是不足取的,因为追求人为的色彩就会破坏自然固有的“全美”。这种面向自然本质的精神。与以后中国画色彩演变之间。存在着非常内在的关联。用“墨分五色”的这种超主观的色彩观去突破“固有色”的主观色彩观,实际凭籍的真是道家的艺术哲学。作为道家最基本的思想的“道”。其本质是“无”是“虚”,而又表现为“有”为“实”,这种有无相生,虚实相成的艺术哲学对中国艺术(当然包括中国绘画的色彩追求)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这一色彩观与禅宗的人生哲学与文人审美兴趣也逐渐趋向一致。禅宗追求以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与文人画家自然淡泊,情境高雅的生活情趣融为一体,清幽,闲静的审美情趣也逐步形成。自然适意,不加修饰,浑然天成,平淡幽远的闲适之情成为他们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而水墨色调那单纯,朴素,清雅。公务员之家:
浑然天成的美学性格成为最适合于文人画家审美兴趣的技法手段。
第二,工笔画是以勾线填色的形式来表现物象的,这种方法与写实主义西画的区分,就在于形和色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既分离又关联的形式要素,简而言之,西画的形与色是相互融合,形是用色来体现的,而中国工笔画的形是用墨线轮廓来表现,色则是在这墨线轮廓之中的形象的固有色。这种表现形式发展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墨线与色彩的各自发展,势必要以侵入对方的领域为前提。用金线勾勒的金碧山水画,以明暗层次为主要特色的陆探微和黄筌的画作,可以说是用色人形,而水墨画的出现则是以墨线的扩展向色彩方面逼近。宋朝时期,出现院体画和文人画相互对峙的局面也并非偶然,这是中国画样式自身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另外。中国画传统强调的不是对象实体,而是主观情感所表现的气势和韵律,这种生动的气韵主要是通过墨线的“形”来表现的,像“曹衣出水”,“吴带当风”,“春蚕吐丝”,“风雷电驰”这样优美的词汇,都是用来描绘墨线艺术的独特风格及特殊韵味的。可以说工笔画样式发展的日趋成熟,也是墨线扩展为“墨分五色”的水墨画艺术的又一内在成因。
第三,我们还要注意水墨画及其色彩系统形成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从整体上看。唐代之后的审美追求。逐渐从儒家政教怀抱的束缚下挣脱而出,朝着追求艺术自身的审美规律和形式规律的方向发展。于是以一种反对矫揉造作,追求自然平淡,质朴无华的情趣韵味,去表现那种超尘脱俗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便成了时代的审美风尚。因此,有了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耐人寻味无穷的优美诗句;有了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临”的审美主张;也有了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的文人水墨画。
此外,毛笔,墨与生宣纸质的相互磨合为“墨分五色”的审美理想的实现又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即特殊的绘画材料。进而构成了特殊的绘画语言。
通过上述3个相关因素的分析可知:中国水墨画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悠久的文化哲学内涵。从“固有色”到“墨分五色”的演变中,我们看到传统中国画色彩语言系统既有其高度概括,高度浓缩的主观色彩的艺术特色,要大胆肯定和发扬这种审美方法的优良传统。重表现重主观情感意志的传统审美特点,决定了传统中国画的色彩追求,不像西方写实主义绘画那样刻意追求物体的环境色,重在客观物象的再现,这一点,就连西方画家也认识到了,后期印象派的变革便是明证,我们似乎没有理由菲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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