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10篇

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篇1

（一）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尚不完善。

第一，部分理论和社会现实不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过渡性，同时颂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由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科技革命的巨大推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出现衰退，反而出现了长期的稳定和繁荣，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理论和现实的反差不仅让学生难以信服，甚至还会使部分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产生怀疑；第二，缺乏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缺乏对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比如经济增长问题、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国际贸易的平衡问题等，政治经济学都难以给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2、体系不够完善。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唯一的研究对象可以使得其理论体系简单而完整。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开始把经济运行作为研究对象并引入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当中，其研究对象也从一元变为了二元。二元的研究对象需要有两条线索贯穿整个研究体系，两条线索之间的主从关系、结构安排难以处理，使得整个研究体系的逻辑线索变得不再清晰。在教学过程中就出现了冲突的现象，相同的范畴、内容和理论在此处肯定，彼处却又否定———诸如“利润”、“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部分是进行批判，到社会主义部分又进行肯定———降低了政治经济学在学生心目中的信服力。3、研究方法落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侧重于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长于逻辑推理，但缺乏实证研究，较少注意前提假定是否符合实际，也少注意结论是否能够通过经验检验，这使得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成为“空中楼阁”，削弱了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说服力。

（二）教学环节中存在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属于学科层面，它的不完善对本门课程教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具体的教学实践环节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可以从教材、教师和学生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理论发展的不完善意味着市面上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教材，没有令人满意的教材则使得教师在教学中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教师的教学效果不好，则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这几个方面互为依托，互相影响，每个方面出现问题都会使得其他方面产生新的问题。

1、教材方面。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高校对《政治经济学》教材的革新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从内容的编排方式来划分，可以把这些《政治经济学》教材分作两类：第一种是延续传统的“一导两块”编排方式，即导论、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以谷书堂（1992）、吴树青（1993）、魏埙（2002）、蒋学模（2005）、程恩富（2007）、张彤玉（2009）、柳欣（2009）等为代表；第二种是突破传统的编排方式，把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糅合在一起，以张维达（2000）、逄锦聚（2009）、程恩富（2011）等为代表。两种编排方式各有所长：第一种编排方式能够较为完整地表述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但是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分析，缺乏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分析和指导，并且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内容的叙述逻辑常常不一致，在理论体系上不够一体化；第二种编排方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体系较为完整，能够较好地融合现代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但是这种编排方式也有缺陷，主要问题就是内容庞杂，并且会使学生分不清哪些是原汁原味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这两类教材除了上述差异外，还存在一些共同问题：第一，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不稳定，经常随着中央的文件精神变化而变化，近乎沦落为“政策解释学”，缺乏学科独立性。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会认为这个不是科学，从而失去学习兴趣。第二，批判性强，客观性不足。资本主义部分内容过多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及矛盾；社会主义部分则主要是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将两种制度进行对比分析，从而阐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限光明。这种写法缺乏客观公正的分析。第三，知识陈旧。各种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基本内容都来自《资本论》，所以内容上大同小异，难脱窠臼，缺乏突破性的理论创新。《资本论》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用《资本论》已经很难解释现在的很多复杂的经济现象，比如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的短期替代效应，国际汇率的复杂决定过程，消费者的行为模式，等等。

2、教师方面。

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理论经济学领域地位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2006年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后，政治经济学并入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中，导致系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大幅减少。受此影响，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课时数量不断受到压缩，部分高校管理类专业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部分高校硕士和博士入学考试中不再要求考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发表渠道越来越窄，经济类刊物收录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愈来愈少，在某些经济学评奖活动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甚至会被排斥在外。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及学术边缘化的影响下，教师队伍日渐萎缩，梯队培养后继乏人，使得政治经济学的师资力量不断削弱。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客观上要求讲授教师必须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高超的授课技巧，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让他们主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然而，在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普遍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第一，责任心不强。不少教师以完成课时量为教学目标，认为自己只要完成教学课时数和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就算完成教学任务，不过问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第二，理论功底不扎实。部分教师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仅局限于教材，既不去钻研马克思、列宁的原著，也不去梳理近几十年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变，理论素养低下，课程讲授只会照本宣科，不能予人启迪，难免枯燥乏味；第三，教学方式落后。不少教师在教授政治经济学时，不思提高教学技能，增加教学手段，只会采取传统的“满堂灌”的方式来教授学生，单向灌输，缺乏互动，无法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加上考核方式单一，造成学生出现“厌学”情绪。

3、学生方面。

大学生来高校学习深造的主要目的是就业，所以他们在课程的选择上非常功利，对就业和前途有帮助的课程就认真听讲，而理论色彩浓厚的课程则不感兴趣。他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时，也会提出相应的问题：“这门课程对我有什么帮助？”教师的标准答案不外乎三条：第一，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有助于培养经济思维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第三，有助于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教师所站的立场和学生不一样，不容易体会学生的强烈需求。在就业的压力面前，学生会觉得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如一门实用性的技术，经济思维能力的培养不如其他经济类课程，社会主义信念的增强解决不了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问题。怀有这类想法的学生占有大多数，他们对本门课程的学习缺乏动力，修学分成为他们前来听课学习的唯一目的。除了功利性因素之外，由于课程本身的因素，大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还会遇到以下困难：第一，认识问题。部分学生，尤其是理科学生，将政治经济学简单理解为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以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学习，没有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科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第二，政治经济学本身比较抽象，相对难以理解，同时由于学生们在思维方式上难以一下子转换过来，不会用形而上的唯物辩证法来分析问题，因而难以理解和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第三，在整个经济学类的各门核心课程中，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和联系非常弱，在基本范畴、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与其他课程都有很大差别。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难以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其他课程的知识融合起来，使得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流于形式，未能在培养学生经济学理论素养方面达到应有的效果。

二、提升教学质量的一些建议

（一）不断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滞后于时展是其理论不够完善的根本所在，政治经济学只有在理论体系上不断发展创新，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在大力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摒弃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其他经典作家对我国的错误影响，还原马克思《资本论》最真实的本源；其次，要克服教条主义倾向，以中国经济运行实践为基本出发点，以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为经济学科其他理论提供理论支点和智力支撑；第三，要大胆借鉴其他学科和经济理论已有的学术成果，在不削弱政治经济学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和完善政治经济学；第四，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探索，不能只简单讨论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及其灭亡的必然性，更要关注如何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科学规律，及社会主义经济如何与资本主义开展竞争和合作。

（二）不断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体，教师队伍的素质对整个教学过程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支稳定和高素质的政治经济学教学队伍是保障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而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必将极大地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首先，要加强政治经济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加大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建立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激励水平，引进竞争机制，增加师资队伍的活力和凝聚力；其次，要为教师搭建好学习交流的平台，鼓励政治经济学教师参加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加强和兄弟院校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交流与学习，为本校政治经济学教师提供更多的进修学习机会；第三，要切实提高教师队伍的理论素养和科研能力，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和专业领域研究，并把科研成果积极有效地转化为教学资源，以科研带动教学，提升教学的水平和层次；第四，要为教师队伍提供更多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科学，要求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能够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中国经济的现状和问题。

（三）改革创新传统教学方式，不断提升教学效果。改

变传统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技能，是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之一。学生是教学过程的客体，而改革创新教学方式的核心就在于提高客体———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由于缺乏互动，传统的单向传输的教学方式会使学生逐渐产生厌学的心理，而创新教学方式的关键就在于要增加互动，增加学生接受知识的途径。第一种适合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首创于美国哈佛大学，是一种教师结合教学内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现实案例来解释抽象理论的教学方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可以把抽象的概念和原理融入生动有趣的案例之中，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还能增加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二种教学方式是研讨式教学。研讨式教学的互动性更强，要求学生对教师布置的问题进行积极思考并写出讨论稿，通过教师的审核后，在讨论中阐述自己的观点，即要做到讨论前有准备、讨论中有争论、讨论后有总结。这种方式能够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也使得教师对学生能够有更为深入的了解。需要注意的是研讨式教学对教师的课堂组织能力要求非常高，既要使学生有话可说，有话敢说，引发争论，又要保证学生发言围绕主题开展，一旦发现不当言论要及时进行引导和纠正。

（四）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篇2

一、我国为扩大内需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

为了防止经济滑坡，尽快启动经济，我国财政政策频频出台：

1.吸引外资，鼓励出口。国家对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先进设备实行免征税和进口增值税的政策，并普遍降低了关税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也规定了进口的税收优惠政策。为扩大外贸出口分批提高了纺织品、煤炭、水泥、钢材、机电产品、船舶等出口退税率。

2.加大国债发行力度，保证经济增长。据统计，我国1998年全年累计发行国债已达6000亿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行国债最多的一年，1998年国债发行余额可能接近1万亿元。从具体种类上看，1998年全年累计向社会公众发行凭证式国债2200亿元，专项国债发行也是品种齐全。在财政收入总体不尽人意、不能保证大规模支出的情形下，大规模发行国债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3.调整有关政策。为减轻企业负担，分三批清理取消了涉及企业的不合法、不合理基金、收费共计727项，减轻企业负担370多亿元。财政为配合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宣布用三年时间争取逐步取消财政周转金。中央财政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增加180亿元支出，专项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及抗洪救灾等支出。大幅度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在中央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中央财政又安排了144亿补助资金和借款，专项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程，同时制定了一系列优惠的财税政策，支持下岗职工再就业。为了缓解地方的困难，中央财政安排了20亿元养老金借款，以确保今年不再发生新的拖欠，并尽快补发以前年度出现的拖欠。

二、扩张性财政政策未能充分实现预期的内需扩大效应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政治因素

（1）中央集权制度。地方与中央在财政上分权，地方既然相对独立地享有对地方赋税的支配力，也就以相对独立的责任主体地位向该地区的民众承担了一部分政府职能和政府责任。收入上的划分必然带来政府支出义务的划分。但地方与中央在财政收入上的分权是清晰的，而在财政支付上的责权划分却存在着相当大的模糊性。因为支出责任的划分更多地涉及到体制的问题。所以财政改革长期停留于财政收入分开但财政支出责权不明的状态。

（2）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随着地区间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地方财政的贫富悬殊也日渐明显。尽管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对地区财政平衡能够起到适度的调节作用，但这种中央财政的地区平衡职能，并不能也不应在根本上造成富裕地区的人群与贫困地区的人群享受一个平均的公共服务水平。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明显差异，也促使地方政府更加倾向于向本地区利益负责的财政责任。

2.在政府诱导型公共支出扩张需求面临制度障碍的条件下，财政扩张政策体系结构设计不合理，仅为政府注入了内需扩张的激励，而未能为企业注入内需扩张的激励。其主要表现在，现行政策体系未能将增加政府公共支出与减免企业税赋同时并行。减税意味着提高企业资本及其投资的预期收益率，由此可促使企业增加更新改造和基本建设投资，也会诱发对银行信贷的需求同时也降低其信贷风险。

3.政治经济集中地偏向与收入分配政策的公平及效率偏差。财政的收入分配政策属于再分配范畴，其目标主要是缩小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财政的收入分配政策能否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目标，在技术上取决于多种因素，但最终取决于这种公共政策的产生过程是否兼顾了社会各方的偏好和利益，这种非市场性决策过程能否贯彻市场经济的精神，是否在民主程序内进行。收入分配政策之所以存在公平与效率上的偏差，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政府在认识分配财政资源方面有失偏颇，因而未能给社会不同阶层以平等的财政待遇，而出现了明显的政治经济集中地偏向。按照公共选择理论，政府的财政行为，无论是提供公共物品还是进行收入再分配，政府的财政决策应是公共选择的产物。毫无疑问，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为政府和强势集团的上述活动提供了机会和舞台。在我国，政治经济集中地公民特别是公务员最靠近权力中心，是明显的强势群体。收入分配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不论决策者主观上是否意识到，客观上则确实迎合了强势集团的偏好，从而也就偏离了公共财政的原则和市场经济的要求。

三、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调整策略

1.国债政策要符合新的发展观

这种长期建设国债的政策调整应该立足于国情和转轨的现实需要，应该符合国家发展规划确立的战略发展目标。我们在更具体地考虑长期建设国债资金投入的结构时，应该继续关注原来已经形成的一些重点，来保持政策必要的连续性，并贯彻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表述的统筹协调发展的新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是在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之上，进一步提升为经济、社会、自然的整体和谐发展。

长期建设国债应当与其他财政政策和宏观政策相结合，促使政府投资引导民间投资增长的作用，更多地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来服务于培养财源、做大蛋糕这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能够胜任的发挥政策倾斜作用的重要事项，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性，使政府与市场相辅相成、互补地来解决我国的长期性和战略性的发展任务，同时也要进一步解决我们在体制方面仍然存在的弊端与问题。

2.健全分税分级财政框架

在对长期建设国债扩张性政策的力度和结构、配套事项完善与调整的过程中，财政体制改革应考虑深化的方向和思路。我们认为，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新体制相配套的分税分级财政框架，就有必要明确：我们要巩固1994年财税配套改革的基本制度成果，同时分析认识它仍然遗留的没有解决好的问题。需要在减少政府层级和财政层级这样一个大前提之下，考虑怎么样真正建立“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这样相互配套协调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而重点就是要在1994年已经搭出的中央和（以省为代表的）地方分税体制框架之下，对省以下体制灌注分税分级体制的实质性内容。

而在这里，五级政权的框架这条路看来走不通，应该设想逐步调成三级实体政权，建立三级的分税分级财政。我们现在可以先考虑在乡镇这一级结合一些已有举措，逐步地把它调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另外可以借鉴浙江等地市县在财政体制上平级这种经验。从长远的目标来说，也不排除把原来已经由地区改为实体政权的市这一级，再改回去，变成省级的派出机构。看来需要明确地认识以后远景上所设想的分税分级财政的完善到位问题。

3.刺激私人消费政策的分配效应

刺激私人消费的政策也可称之为收入政策。这三年实行的大部分收入政策是为增加城镇居民收入而设计的，因而这些政策的实施实际上扩大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但有可能缩小城镇居民内部之间的收入差距。例如，中央政府在2000年增加对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和地方保障基金的拨款以切实执行“两个确保”和“三条保障线”政策，这无疑会极大地增加下岗职工和其他低收入阶层的收入。

增加政府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对城市居民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比较复杂。在沿海地区，公务人员工资水平大致处于平均水平以下，因此他们工资收入的增加将会改善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然而，在西部和其他欠发达地区，公务人员工资水平大致在平均水平以上，增加工资很可能会扩大当地城市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此外，增加公务人员工资的政策可能有助于改善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和差距，因为24个中西部省或自治区为此得到了中央政府大量的转移支付。

恢复征收居民储蓄存款利息税肯定会改善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因为城镇居民持有80％以上的储蓄存款余额。征收利息税也可能改善城镇居民内部之间的收入差距。但是该项政策对最高收入组的城镇居民可能没有多大影响，因为他们投资的主要对象是国债、股票、不动产，其投资收益是免税的。

4.优化消费的财税政策结构

（1）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步伐，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的主要作用，是帮助人们降低生活和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风险，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增强其生活安全感。早在1999年，中央就提出“要采取多种措施，包括变现部分国有资产、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等，开拓社会保障新的筹资渠道，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当前要抓紧完善和规范社会保障资金收缴体系，制定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标准，实现社会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根据构建公共财政要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各级政府预算中的社会保障支出扩大发行等办法，开辟新的筹资渠道，保证社会保障资金的及时、足额征收和专款专用，支持社会保障工作的深入开展。

（2）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民营中小企业发展，扩大就业岗位，增加居民收入，通过积极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要坚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实行优质优价，从价格上保护农民利益，积极支持发展小城镇，增加小城镇收入分配制度。—是继续适当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机关事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离退休金也相应增加，二是着手研究深化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解决企业职工工资激励不足、约束乏力、管理失控、渠道混乱等问题，建立企业既有激励又有约束的工资制度，三是落实“两个确保”工作，确保居民全部纳人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给予必要的生活费用支持，做到应保尽保。

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篇3

历史唯物主义最早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引入，而批判现实主义直到70年代末才被部分学者有意识的运用到研究中。两者是从不同角度对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空间定量革命进行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社会批判，对方法的批判受到社会批判的限定。它认为如果世界以假象或某种迷惑性的方式展现在研究者面前，那么定量方法将加强这种误解。批判现实主义起初是一种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后来被西方学者发展为一种社会科学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相似，也通过社会关系来理解人。它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根本不同，定量革命的自然性将妨碍它为社会人的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20世纪70年代，与空间定量革命相比，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将空间放在优先地位，而是将其与社会关系同等考虑。激进批判的重点较少关注人们所观察到的周边事物的差异，而是注重解释差异的根本原因，其结论可归结为空间格局由社会过程所塑造。而在空间定量分析中“地理”被不恰当地约减为“距离”、“局部变化”和“特征”等。实际上，空间应是一种社会建构，而社会关系的建构却超出了空间，这造成了空间差别。在地理政治经济理论来源的历史发展中，批判现实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可称为“社会和空间时期”。此时，历史唯物主义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背景或一种批判的衬托，且两者也出现过不和谐的声音。例如，批判现实主义不赞同历史唯物主义过于注重阶级而忽略性别、种族和阶层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者多数有一个特别的方法经历，即进行过空间定量的经济地理研究，例如DavidHarvey、MichaelWebber、JohnHolmes和RayHudson等人，当代地理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EricSheppard也有过类似经历。空间定量研究者的方法相当狭窄：技术或工具箱方法，它的实证主义观念也是有问题的。然而，也不能完全抛弃它。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面临的困境。寻求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方法的融合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学者们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抽象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虽有不同的抽象形式但也赞同抽象这种方法。作为融合的结果，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带有批判性的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主要方法论。这种转变意义重大，主要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使得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较少注重空间现象的描述，而是看重提供分析洞察空间不平等的能力。方法中隐含的批判观念在实践中能够产生关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平衡。纵观地理政治经济学萌芽与形成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唯物主义较先引入，持续发展，最后成为主要方法；批判现实主义较晚引入，影响渐微，处于辅助补充地位。表面上看，是批判现实主义研究者兴趣转移的结果，实质上是科学逻辑演变与选择的必然结果。即便如此，批判现实主义的介入仍有持久影响：“偶然性”进入到主流的词汇，批判意识持久地存在，多元化的概念也符合流行的经济学方法。特别是它的以下两个结论具有重要价值：一是国家和经济是两个独立的社会关系，它们以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方式相连接。二是结构思想，可以被历史唯物主义有效地利用，通过结构的重建和体制结构的新形式，资本可能缓和总是反复出现的积累障碍，而工人阶级也可以发展自己的社会关系以反抗剥削。当前，地理政治经济学理论甫成雏形，如何利用这两种方法增强对空间经济的解释能力，需要从它们对关键性问题的解释中寻找帮助。

二、两种方法论对几个关键性问题的解释对比

（一）抽象

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关键步骤是抽象。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抽象的方式有趋同之处。抽象和具体、单面与多面的统一等观念深深植根于批判现实主义。例如，人类首先按性别划分，然后按阶级等等。同类型的层次化也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中，并且可能是其方法的最主要方面。例如，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不断穿梭于历史无关的和历史主义之间、一般劳动过程和特定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之间、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之间等等。然而，仔细考察，两者的差异确实存在。抽象可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类是经验主义的抽象，这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方式。第二类是实质的、本质的或系统的抽象，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方式。经验主义的抽象是从具体或多面抽象为单面。它沿着较少的实在、更纯粹的概念的方向远离现实。当然，任何将世界划分为对象的研究都需要概念，即使研究者没有意识到，从具体到概念的抽象法，在批判现实主义看来就是形成无内容方式的一种抽象。AndrewSayer认为批判现实主义主要是对形式或形式上相似的关系的抽象，而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理性的抽象。这要求在所研究事物之间的本质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抽象。不能以形式的相似性，如人们的贫困，来区分人，而要以其与他人的丰富的关系来区分，例如，作为国家、雇主或家庭的人。从某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也运用了这种形式的抽象，例如，将中世纪以前的古代、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视为阶级社会的具体形式。不过，此处马克思只是部分分析。此后，他更深入地指出，一切社会形态由再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生产方式所规定。这为理解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之间的区别，以及扩大再生产的特定历史形式的积累过程指明了方向。马克思诉诸经验主义抽象形式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即反对把资本主义简约为历史虚无或自然形态的做法。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因此是历史的创造，它所产生的核心矛盾——剥削行为，绝不能被解释为世界的法则，或某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导抽象方式是历史的、系统的或本质的，是通过实践而进行的抽象。它与实践的社会历史的具体形式，与现实以及更具体的、多样的、整体的历史阶段相符合。例如，对资本抽象后发现，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地理政治经济学中“区位”这一概念非常重要，它离不开人类生活的具体社会形态。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区位观念，要早于资本主义初期商品贸易所依赖的区位概念。区位成为生产中重要的考虑因素，如房地产对优越地段的追求，是在最近才产生的，也许不早于有多个区位可选择的企业的出现。抽象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抽象层次。经验主义抽象方式的结果是产生了不同的“水平”，它与越来越多的抽象概念的层次相符，趋向具体的层次与趋向其他方向的层次相对立。因此，可以通过整合较抽象的概念与其他概念再现具体：从顶端开始的一系列嵌套的先决条件。地理政治经济学者的研究已经吸收了这种抽象层次的概念，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取决于抽象的层次以及在理论概念上与历史特异性的相符程度，例如，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呈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更具体的形式。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中固有的一种方式是注重概念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本质的一个必要前提是本质。例如，国家不能独立于使之成为国家的物质条件。生产关系在各个时期各不相同，具体的国家处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在阐明特定时期的国家形式时，要首先阐明生产关系的历史。这意味着，国家从来都不仅是作为经验主义抽象的国家，而是特定历史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或任何其他具体形式。再如，要研究资本，必须首先抽象出剩余价值，然后抽象剩余价值的不同表示形式及其在生产上能够被占有的具体形式——租金，利息和企业利润，而它们处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

（二）内部和外部关系

批判现实主义在抽象问题上的方法核心是一种内部和外部关系的概念。抽象的目的是要确定一种结构，在这些结构中，通过定义使对象成为由该结构所决定的运动模式的内部关系的产物。外部或偶然关系只影响运动模式的表述，而不影响模式本身。历史唯物主义的内部关系是主体与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并被进一步看作财产关系。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就被这样理解。“劳动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看作自己的财产，这就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因此，劳动者不依赖劳动就拥有客观的存在。个人把自己看作所有者，看作自己现实条件的主人”。并且“个人把劳动的客观条件简单地看作是自己的东西，看作是自己的主体得到自我实现的无机自然。……直接要以个人作为某一公社成员的自然形成的、或多或少历史地发展了的和变化了的存在，要以他作为部落等等成员的自然形成的存在为媒介”。换句话说，这种财产关系，成为一些社会组织形式（例如家庭）扩大成为部落和公社的先决条件。个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拥有生产的物质条件。资本主义消除了这些关系，使个人自我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和物质的客观条件表现为与其自身无关：不是作为他存在的前提，而是既定的、物化的、外在于人的、并作为必要的决定因素被占有，这就是外部关系。物质生产的客观条件似乎独立于任何主观性，而主体显得独立于既存的任何客观条件。生产手段、劳动对象和工具如今表现为资本的社会形式，作为与劳动者无关的事物，它们雇用了缺乏客观性的劳动者（没有与土地等相似的客观存在的形式）。主体和客体在此被主体和客体的逆转所分离。现在，以资本为形式的客体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雇用了主体。资本似乎成为主体而工人成为以抽象劳动力为形式的客体。如果现在以劳动对象和工具的形式出现的客观条件外在于个人、物化于资本形式并因此缺乏前提，那么人们参与其中而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也是如此。例如，工资关系现在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外在必然性”：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是必然的，但从工资工作能否被找到来看是偶然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关系表现为自然的、继承的、个人无论是作为部落成员或在奴性的关系中与生俱来的东西。在资本主义关系中，一方面，个人从被认为从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并通过劳动力市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另一方面，社会关系表现出物化的、个人必须适应的东西。因此，虽然个人可以选择他的工资工作的方向，但不能拒绝这种选择。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个人的客观条件在当代社会表现为外在于主体的外部关系。如果与主体有关，则是自给自足的、没有必要前提条件的，因此没有历史的或非地理政治经济学的。无对象的主体和客体似乎独立于任何主观性：只以超出任何主观控制的资本的逻辑而存在，因而产生了矛盾，例如，没有买者的卖者和没有卖者的买者、未投资的资本、无力支付的债务、没有原材料的工厂等。简言之，资本的限制必然产生，如果生产要继续发展，就必须缓和这种限制。历史唯物主义是典型的历史主义主张：人及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内部关系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表现为”那种没有历史前提的事物之间的外部关系。批判现实主义则是历史无关的，具有自然主义（科学主义）的性质，它主张内部和外部可以直接应用而与主体和客体无关。

（三）整体性和多样性

历史唯物主义从整体上来认识世界，整体的组成部分凭借其与整体的关系才成其为部分。整体性就是应对处于变动中的“离心力”关系的问题，即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张力不断重复出现。因此，通过一个整体的整合的力来缓解离心力，整体以其自身具体的形式而不是以其组成部分的形式而变化。批判现实主义对世界的看法是本质上的多元论，也可表示为分化的或多样性的：由众多关系的结构所组成，每种结构都反映组成它的要素之间独特的因果特征，并且这些关系可能包括偶然关系。例如，将劳动分工视为具有因果联系的独立结构，并有别于资本分工。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探讨整体性有两个限定性条件。第一点，这并不意味着对世界的决定论的理解。未来仍然是开放的也是无法预测的，不同的部分可以并能够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发展，但仅是“相对地”。整体化的冲动，一致的必要性，或称之为“社会秩序”，起源于生产，一切都开始并归结于生产，并且生产始终是社会的生产。在资本中，产生的必要性表现为积累的必要性。整体性的不同部分都是生产的条件或关系。同时，整体性不是静态的，而总是在整体化的过程中不断变化。发展的自主性产生了矛盾，这些矛盾又可能产生新的机会。第二点，这是一个集合的整体，不仅是与生产有关的整体性，而且是关于生产参与者的具体活动的整体性。生产的参与者带来了整体的连贯性并重塑整体性，同时整体性又重塑了参与者。例如，人们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和一定的生活方式。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人们生产了自己的世界：不仅包括他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手段，也包括他们的社会关系、文化、政治等等。将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是把生产及其客观条件、物质和社会、政治、话语权、空间等都看作是生产的瞬间，如同马克思所指明的，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条件都被视为独立的、物化的、有着自身的逻辑，以自己的方式发展。

（四）矛盾和变化

批判现实主义认可变化的世界。没有变化，它的系统开放性的概念，它对人性的批判，都将变得毫无意义。然而，它无法解释变化产生的原因。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矛盾产生变化，矛盾的概念在空间经济研究中也很突出。历史唯物主义中矛盾概念的核心是对立统一：生产性的个人，或社会意义上的、不能简化掉社会关系的个体与生产条件的对立统一。生产条件可能促进、破坏或抑制生产活动，通过生产条件（制度，技术等）的变化来缓解矛盾，使生产进一步发展，但是，新的生产障碍会不断产生。例如，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国家形式的出现，都是以剩余产品的生产为前提并促进了剩余的扩张。但是，社会劳动分工的不同部分逐渐产生独立的运动形式，可以抑制甚至破坏生产。资本主义中的直接生产者将货币工资作为其生产的必要条件，且是外在的条件，或“外部必然性”。这种外在性有一个历史过程，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的“自然统一”，在那里劳动者将他的客观条件看成属于他的，作为他的“无机的身体”，这些关系的瓦解让位于资本和劳动的对立统一：劳动力和生产手段被生产关系用货币财富联结起来。劳动通过工资工作有效地实现了自身的再生产。然而，资本也自我驱动去再生产自身，随后产生工资下行压力以及机器对工人的替代，工人自我生产的能力被削弱。在历史上，这是劳工运动的发展、抵抗工资削减和推动建立福利国家的原因，即矛盾的产生与缓解。与此同时，资本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是劳动力。如果将劳动力逐出劳动过程，也就排除了能够产生比成本更多的价值因而能够产生资本家的利润的生产条件之一。这反过来，迫使资本需要缓和由其优势（包括其向任何空间的扩展）所造成的矛盾。“缓和”但不能克服，“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并且，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批判现实主义承认变化，但没有矛盾的概念。它是在二元论下的对立统一，如个人与社会、文化和经济、经济和政治等，其目标是弥合它们的差异并探索、定义、阐述它们组成二元论的两部分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术语来讲，就是探讨它们是如何内在联系起来的：在脱离独立的因果力量的条件下，它们如何能够被归入单一的结构。“文化与经济的辩证法”的研究就是一例。然而，它缺乏对这种二元论的历史、先决条件的考察。

（五）因果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因果关系概念非常相似。它们反对原子论式的因果概念，即原因定量地影响结果而不改变对象或结果的性质，都坚持因果关系的行为理论，即变化因人们的行为而发生。两者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因果关系中，根本的真实性和经验世界被区分开来，它从关系结构及其运行的偶然环境中来阐明经验现实。应该指出，这完全符合上述批判现实主义所阐释的内部和外部关系之间的区别。历史唯物主义也认为世界具有层次性，但不是经验和实在之间的区别，而是形式和内容或马克思多次描述的表象和实在、形式和本质、表象和本质以及表现形式和隐含联系之间的区别。虽然表象和实在可能让人联想到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和实在之间的区别，但是马克思说的却是完全不同。他的“表象”是指意识形态的形式，与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的形式不同，是根植于占主导地位的、历史的、社会的生产关系，它们是“实在”的形式，虽然有时是虚幻的形式。如果表象颠倒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这仅仅是因为起作用的社会关系本身已经颠倒。例如，工资形式掩盖了劳动者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联系到内部和外部关系，那么，外部关系是表象，是内部关系这个实在的历史发展结果。这种表象被理解为生产的社会条件和所有生产关系的物化自然。事物有自己的历史轨迹，因此，正如马克思敏锐指出的，成为彼此矛盾的一部分，这种矛盾导致人们不断重申生产的中心性，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就是以积累为中心。表象还包括国家、家庭、空间、文化和劳动分工等，它们通过前面提到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主义的抽象得以再现。批判现实主义将低层次的抽象而产生的表象作为关系的构建物。批判现实主义对因果关系的解释遵循如下思路：首先，揭示以社会关系的结构为形式的实在，这种实在需要特定的因果关系性质，并且是经验世界的必要条件；然后指出它与偶然条件的结合是如何作为观察事物的起点。例如，DoreenMassey对企业的新的劳动空间分工及其特定的地理表现之间关系的分析。换句话说，人们需要运用前面所述的经验主义抽象方式，抽象出关系结构，以便从表象返回到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确实可能从一些经验的形式开始，如同在批判现实主义中一样，例如对地域发展不平衡或城市形式变化的研究。但是，这必须被置于资本和它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中来考虑。批判现实主义分析中被认为是偶然的条件现在表现为构成一个矛盾整体的条件，这个矛盾将要被调动起来、再利用和改造，以便消除积累过程中的障碍。看似偶然的条件得到改造和重新组合成新的关系，以便能够使单个资本或资本整体来应付它们所面临的挑战。

三、结语

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篇4

除遵照本校「博硕士论文撰写须知」之外，本所补充规定如下：

1.论文之封面、封底纸张一律为金黄色云彩纸，论文限横式书写，平装套印，书背需以楷书体印注校名、所别、题目、著者姓名及学年度。

2.论文须加英文题目页及五百字以内中英文摘要页（格式参阅附录）。

3.正文一律以12号细明体打印，行距1.5，章节标题分别为24、18号，但字体不拘。封面及中文题目字体一律使用24号楷书。英文题目限用TimesNewRoman18号，姓名及其它14号（格式参阅附录）。

4.章节标题置文页中央，如「第一章绪论」、「第二节小结」，避免使用「壹」、「贰」、「参」大写字样。子目请依一、（一）、1、（1）、A、（a）之顺序标明，置于文页左方。

5.每段第一行第一字均空三格，直引原文时，短文可径入正文，外加引号。如所引原文较长，可隔行另行抄录，每行之第一字均空三格，若分段落，段头再空两格。

6.附注一律列于文页下侧，并以半页横线与正文隔开，附注开头不空格，行距缩小为1，字体限用细明体10号。

7.图表限用阿拉伯数字排序，标题字体得异于正文，但其下方之说明或注释，字体格式同附注。

8.论文页码自摘要页起用罗马字i、ii、iii表示，正文起用阿拉伯数字。页码列于文页下端正中央，字体大小同正文。

9.论文内容次序规定如下（不适用者可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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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谢辞（限2页以内）（5）正文目录（6）表目录

（7）图目录（8）符号（9）正文（10）参考文献

（11）附录（12）履历或自述

（二）注释体例：

本所为求论文格式一致，特作以下规定：

1.所有引注均须详注出处；如引注系转引自其它书籍或论文，则须另予注明，不得径录引注之注释。

2.无论在正文或注释中，凡书籍、杂志、报纸之名称均须加书名号（《》）；如为西文著作，则在书名下划一横线或用斜体字区分。文章名加篇名号（〈〉）；引用文字加引号（「」）；如为西文着作，则加（“”）标记。

3.注释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或用上移方式标示，或用括号方式如：「（注1）」。采用后一方式时，应列于标点符号之后，且和正文字体同大小。注释内容则列于文页之下端，字体应稍小。格式如下：

（1）专书

a.中文书籍：作者名：《书名》，（出版地：书局，版别，

年月），页x-x。

b.西文书籍：Author’sfullname,CompleteTitleofBook

(Placeofpublication:Publisher,Edition,Year),p.xor

pp.x-x.

c.翻译著作：Author’sfullname原著，译者：《中文书名》

（EnglishTitle）（出版地：书局，版别，年月），页x-x。

（2）论文

a.中文论文：作者名：〈篇名〉，《杂志名》（出版地），x卷x期（年月），页x-x。

b.西文论文：Author’sfullname,“TitleoftheArticle,”Name

ofJournal(Placeofpublication),Vol.x,No.x

(Month/SeasonandYear),p.xorpp.x-x.（周刊、双周刊

须加注日期）

c.学位论文：Author’sfullname,“TitleofThesis”,Ph.D

dissertation,HarvardUniversity,June1998.

作者名：《论文题目》，台湾国立成功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8年6月。

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d.研讨会论文：Author’sfullname,“TitleofEssay”,Nameof

Conference,Place,Month,andYear.

作者名：〈论文题目〉，会议名称，地点，年月日。

e.研究计划报告：作者名：〈计划名称〉，委托机构名称＋计划（年月）（编号）。

（3）报纸

a.中文报纸：作者名：〈篇名〉，《报纸名》（出版地），年月日，第x版。（如为一般性新闻报导，可略去作者名和篇名。）

b.西文报纸：Author’sfullname,“TitleofArticle,”Nameof

theNewspaper(Placeofpublication),Date,p.xorpp.x-x.（4）第一次引注须注明出处之完整数据（如上）；第二次以后之引注有两种格式：

a.作者名：书名（或〈篇名〉，或特别注明之〈简称〉），

页x-x；

b.如全文中仅引该作者之一种作品，则可更为简略，即：作者名，前引书，页x-x。

c.翻译作品第二次出现时只列中文部份，并依中文著作处理。

（5）网站资料

a.中文论文：作者名：〈篇名〉，《杂志名》，x卷x期（年月），页x-x。网址：可直接浏览此文章之网址（浏览日期：年月日）。例如：

连文荣：〈我国对外商品贸易整体分析〉，《中华民国台湾地区贸易趋势预测季刊》，第21期（2001年11月）。网址：www.trade.gov.tw/trend/trend_index.htm（浏览日期：2002年8月12日）。

b.西文论文：Author’sfullname,“TitleoftheArticle,”Name

ofJournal(Placeofpublication),Vol.x,No.x(Month/SeasonandYear),p.xorpp.x-x.Website:detailedwebsite(viewdate).例如：

Irwin,A.Douglas,“CausingProblems?TheWTOReviewofCausationandInjuryAttributioninU.S.Section201Cases,”NBERWorkingPaper,No.w9815(July2003).Website:/papers/W9815

(viewedonJuly3,2002).

c.机构名称：〈篇名或网页〉，网址（浏览日期）。例如：经济部国贸局：〈我出口产品在主要市场之竞争力-2001年〉，网址：www.trade.gov.tw/trend/trend_index.htm（浏览日期：2002年5月12日）。或是西文例子：

EconomistIntelligenceUnit,“BankingonGrowth”(London:EIU,January16,2003).Website:/finance/displaystory.cfm?story_id=1541253(viewedonApril13,2003).

d.中文报纸：作者名：〈篇名〉，《报纸名》（出版地），年月日（如为一般性新闻报导，可略去作者名）。例如：

中时电子报：〈加入WTO新纪元－契机与影响〉，2001年11月30日。网址：.tw/special/wto/0_3.htm（浏览日期：2001年12月2日）。或是西文例子：

Fischer,Stanley,“BreakingOutoftheThirdWorld:India''''sEconomicImperative,”IndiaTodayConclave(NewDelhi,India,January22,2002).Website:/external/np/speeches/2002/012202.htm(viewedonOctober13,2002).或是

CNN,“GermanEconomyStalls,”January17,2002.Website:/2002/01/17/international/germany(viewedonMarch3,2002).

4.英文书名及期刊论文之名称，除介系词如of,fo本论文

整理提供

r及指示词如a,the以外，第一个字母必须大写。但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不论何字，皆须一律大写。

5.英文书刊在正文引注中姓氏在后，在参考文献中姓氏在前，且依照姓氏字母排列。（前者如JohnDow,后者如/Dow,John.）

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篇5

【正文】

一、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国际政治经济学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兴起，“这次更多的是关心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当年的某个国家的经济进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次兴起，克服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离倾向，也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一国之内的研究模式。这些研究见于理查德·库柏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1968)、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政治：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苏珊·斯特兰奇的《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1970)等著作中。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是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能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普遍观点。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先生就是这样分析的。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存在重商主义(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点。他对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主要见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75)和《美国权力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81)中。

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做了综合评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被三条不可抗拒的规律所支配，“第一个规律，即不平衡规律，是对萨伊定律的一个否定。第二条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规律。……这是一条资本集中(或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的第三条规律是利润率下降规律。”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只限于西欧，是一种封闭经济。然而1870-1914年，“资本主义已逐渐变成一种活跃的技术性的向全球扩展的开放系统。”在尼·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启发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海外帝国主义扩张，已逃避了其三条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的确在使世界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各个国家的实力发展不均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国际政治动乱。”作者提出了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是经济性的；资本主义将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灭亡，因为无产阶级会不甘贫困而起来反抗。马克思进而还指出了这出戏的主角是社会各阶级。但是，列宁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换成了一种政治的批判，实际上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竞争性的重商主义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理论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其他继承人的不断挑战，终于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据此，吉尔平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观点。

在《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认为，“动力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它强调了关于生产方式变化以及其对既定阶级冲突的影响朝向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当这些趋势不能被容纳时，社会政治体制便通过巨变而打破。战争与革命被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第二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共同持有的——认为每一个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或等级制的体系。这种帝国或垄断的权力组织商业、货币和投资关系以促进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观点的评述可以概括为：国际关系过程中，经济因素是国际关系的动力源泉，它决定政治发展；这种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阶级推动了社会变革的实现；这种理论在列宁那里体现为，国际关系中的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斗争导致国际战争，这种战争又成为国内社会变革的导火索和推动力。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把国际关系看作一种“帝国主义的或者等级制的体系”。

显然，吉尔平侧重强调“战争与革命”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这与其对国际经济活动的政治框架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大发展的特定背景中理解，并且侧重分析短期内国际关系的演变及其决定因素，从而把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特殊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和主要的观点。吉尔平认为，“随着资本主义性质的演变及其他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一直在发展着。”不幸的是，吉尔平背离了自己的这句话。实际上，这种理解广泛存在于西文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我们不禁要问，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二、帝国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和马克思观点的普遍性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经济活动是国内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争的导火索，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造成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然而，帝国主义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例，不可能有力地解释成为世界主流的和平与发展趋势。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二十世纪初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表发达国家政府国际行为进行分析的结果。这个时期的资本及其政治表现具有特殊性。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必须指出，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存在这个规律，而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引起了国际秩序的混乱，伴随着发达国家政府的世界扩张，资本开始进行全球掠夺，这样就产生了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现象。当然，这并非排除了资本对帝国主义行为的责任，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不会改变，但是却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和促进。在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现象相对隐蔽和微弱，而且各发达国家政府会在斗争中学会如何保护共同利益，这就是不要在帝国主义行为中共同灭亡。因此就很难普遍发生列宁所谓的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进行革命的现象。而且，战后的福利国家实践更是破坏了列宁的假设。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最具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所谓的“不要顽固不化”，所谓的“进行不受原始理论束缚的创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了”等等观点，都是在否认回到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必要性。与此相应，这些观点的鼓吹者们根本不屑于去寻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思想；根据这种忽视理论根源的作法，我们称这些鼓吹者为者。可悲之处正在于此，这些者们一方面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思想为何物，另一方面却在极力否认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始思想去考察的必要性。正如查尔斯·巴罗奈(CharlesA.Barone)指出的，“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没有充分接触马克思的著作。”无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自己根本没有理解的东西极力否认对其进行理解的必要性，这种作法是荒唐的。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意义的追寻迫使我们必须从马克思那里寻求起点。

吉尔平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论述国际经济问题时，列举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观点。显然，吉尔平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成的

《共产党宣言》，或者读过但忽略了其中与此相关的内容，所以才导致他仅仅把恩格斯对德国统一市场形成原因的分析作为他们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即便吉尔平后来提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将其与马克思的理论相比较时，也仅仅是指出马克思观点中阶级力量被列宁观点中国家力量代替的事实，并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国际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从西欧发展到西欧以外世界的过渡阶段。历史时代这种过渡性质并没有阻碍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然而马克思兴趣的焦点限制了其对这个方面的深入探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明显体现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书中只是在论述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略带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趋势。这是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最早和较为详细的论述，虽然他在《资本论》写作计划中提到了“国际经济”问题，但是由于他的兴趣焦点在工人阶级的地位以及为改变这种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加之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他对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论述就只能成为一个未实现的计划。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此外，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写道，“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些观点与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体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一致的，前者只不过是后者一般观点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所以，我认为这里的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原始观点，这里的观点应该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观点。

今天看来，虽然不大可能出现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然而随着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政府之间协调意识的增强和协调能力的提高，避免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利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的国内革命是可能的。欧洲联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国际经济区域性经济政治合作组织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些组织内部也会出现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也许今后仍会出现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发生的国际经济争端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争端，但目前国际经济自由化的趋势却是走着一条相反的路。

三、经济全球化中马克思观点的启发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得到大量关注和认可。经济全球化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对此同样存在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三种观点，显然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领域中的政策自由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从1991—1994年，在全球所发生的373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国家法律与规定变化中，有368个即占98.7%的变化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9]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经济在贸易、投资和金融等方面的自由化是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发达国家的学者为本国政策辩护，这些经济理论通过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学习和传播在发展中国家扎根成长。

这里一个颇为严肃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府对崇尚经济自由化的本文主流经济学及其相应政策的盲目崇拜，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在墨西哥1995年、阿根廷2001年金融危机中已有前车之鉴。所以，根据本国利益研究国际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而不盲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马克思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包括：价值的创造、分配和转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价值的创造过程以及价值在工人、企业家、资本家、地主等之间的分配过程；这种价值创造和分配都是在一种封闭经济中进行的。至于国际范围的价值创造和转移，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研究，二十世纪的A.伊曼纽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等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结论认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确存在着价值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情况，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否认发展中国家也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一定利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问题，马克思的观点不再赘述。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进化论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E.laclau)、J.泰勒(JohnG.taylor)和P.雷(Pierre-PhlippeRay)等为代表，力图回复经典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为依据，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应该说，这种分析的某些方面是符合马克思原始思想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认为，“马克思是最勇敢的预言家，他所预见的大部分事情得到证实，但是他肯定没有料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25年以后，资本主义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繁荣，他也不曾料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获得成功。”[10]事实上，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正好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预言。尤其是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带给人们的思考，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力发展

生产力，为新社会的出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通过加入WTO而进一步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举措，都体现了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这种观点并没有否认经济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观点，而是根据技术决定论肯定了这种观点。问题在于，马克思不认为这种状况是人类最完美的经济形式，而仅仅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却认为这种经济状况是人类的最完美的经济形式。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马克思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第一，全球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价值转移。第三，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市场等途径可以接受并改造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为己所用，从而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提高效率的理论，只是侧重于国内一般分析。在国际经济理论方面，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把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经济活动中。二战以来，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确性。

然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总量增加的促进作用，不能掩盖其对商品价值在国家之间转移的推动作用。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很容易推出西文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生产的原因。这些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其销售收入除了补偿劳动力价值以外，可以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力图压低发展中国家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价格，而极力抬高本国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以此盘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借以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价值的重新分配和转移。

如果说上述两点都是发达国家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利最大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则使得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了长远利益，虽然也伴随着某种社会痛苦。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技术和需求，同时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时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政府还是对此抱有一定担心，他们担心跨国公司把本国的先进科技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失运河相对于这些国家的技术优势。(RobertGilpin，1975)同时，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内部，如何分配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创造的更多的价值，也成为一个问题。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权力结构的存在，价值分配有利于强者和富者，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特权消费社会和广大贫困阶层并存，或者是政权当局不能有效推进现代化，或者是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

琼·罗宾逊(J.Robinson)说：“世界情况在开始好转以前肯定还要恶化下去。”[11]我们也可以说，世界情况在恶化下去的时候，就在酝酿着好转的动力。所以，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理解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必须抱着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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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一版，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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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8页.

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篇6

内容提要在经济思想史上，“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是又一次大的分水岭，它将加快一种新型经济学的诞生。这种新型经济学将以新奇和意义内生为纲领，以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的发展为媒介，通过异端经济学各流派的创造性综合，实现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范式革命，这就是本文所定义的“新政治经济学（neo-politicaleconomy）”。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不仅将使政治经济学重归经济科学的心脏地带，而且也将导致政治经济学已有的传统出现重大的范式转变，中国经济学家有可能对此做出独特和原创性的贡献。关键词新奇与意义新政治经济学批判实在论演化异端经济学创造性综合“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兴起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遇到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①],本文对此提供了一种激进的解决方案。论文首先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基础进行批判，然后通过对主流经济学危机的讨论；概述新政治经济学范式革命的基本特征。但是，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勿需重新开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异端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可以通过对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含有创造性转化之含义)而实现，因此本文第三部分对此进行了探讨。一、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批判笔者认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地位主要是靠两大支柱支撑的：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和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数学形式化已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正如英国经济学家霍奇逊写到的，“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用词语表述的占到90%以上。但到20世纪90年代，在主要的和历史悠久的杂志上90%的文章是由代数、微积分和计量经济学所支配”[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就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但是，这些批评无法阻挡它的蔓延之势，近年它又成为中国经济学西方主流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例如，留美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龚六堂的看法就很具有代表性。在接受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记者的在线访谈时，龚六堂指出，“在广泛的引入数学工具以后，经济学已经可以称的上一种科学了。”[③]无疑，对于经济学中数学形式化不遗余力的推行者来说，是否使用数学已成为判断一个学者的研究是否是科学的标志，他们甚至把数学看作是真理的化身。然而，正如美国数学家和数学史家克莱因指出的，数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知识体系，它显示了人类理性的能力、根源和力量，但正如其它知识体系一样，数学本身同样显示了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如果稍微浏览一下数学史，我们就会知道，正如经济学一样，数学的发展过程同样充满着矛盾、混乱和冲突。因此，如果把数学作为判断科学与否的标准，实际上就是把我们人类的智力创造物作为真理的化身了，这确实是在哈耶克意义上的“致命的自负”。笔者并不反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但反对它在经济学中的泛滥。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然而奇怪的是，学经济学的学生无须具备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方面的必备知识，但却必须“精通”数学。数学在经济学中果真是这么重要吗？非也。乔治斯库—罗根金指出[④]，对经济学来说，数学模型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是有用的。第一，在工程经济学中，已知价格和生产系数，试图求出最优解，这处理的是约束条件，最好的例子是线性规划。第二，对于推理来说只作为一种明喻，但我们首先必须具有某种推理，如果忽视了这个条件，我们就陷入了无用的数学游戏。经济理论的创新总是先于词语或数学的表述，乔治斯库—罗根写到，正如许多著名的数学家认为的，数学的任一分支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同义反复，在数学发展史上精确的新奇是一种“新”定理的发现行为，而不是定理本身。因此，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并不标明理论的创新。霍奇逊也指出，数学是有用的，它的发现是富有创造力的，但它的应用只涉及到逻辑的演绎推理，而不是理论上真正的新奇。在例外的情况下，数学能鼓励理论的变化，如博弈论的发展最终导致了西蒙“有限理性”概念的更广泛的接受，然而，这个概念的创造本身不是来自数学。在大多数情况下，把注意力集中在推理的形式化链条上，而不是隐含的范畴和基本假定上，鼓励了理论上的保守主义而不是创新[⑤]。总而言之，数学在经济学中只能作为一种辅助的论证工具起到作用，经济理论的创新丝毫不会来自数学的应用，经济学特别是理论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科学根本与数学无关。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下面所谈到的批判实在论当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极端的观点：数学形式化建模完全不适合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让我们首先说明数学的应用需要具备的条件，由于数学推理是逻辑上的同义反复，所以它是以如下形式的事件规则性为条件的：“每当有事件x，就会有事件y产生”，这是一种导致数学形式化建模得以应用的封闭系统。因此，对于那些假定科学就意味着使用数学的人来说，经济学可以是并必须是科学的这种断言实际上就是主张，上述事件规则性和封闭系统在经济社会领域上是普遍存在的。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就明确地提出了这种主张。他写到，“任何一门科学的基本条件就是可以分析并加以预测的规则性的存在。天体力学就是恰当的例证。但对于许多经济现象来说，这也是真实的。确实，它们精确的分析展示了就像在物理科学中所发现的令人惊异的规则性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为什么这门科学要依赖与物理学同样的一般原理和方法”[⑥]。但是，在过去20多年间发展起来的批判实在论（criticalrealism）社会科学哲学对上述科学观念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巴斯卡(bhaskar)观察到，自然科学中所得出的事件规则性事实上大部分只发生于实验状态之中，它们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人类干预的结果。事件的规则性只可表述为“在条件e之下，事件x恒常地导致事件y”，而非“事件x恒常地导致事件y”，条件e即代表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即实验状态的建立。根据这种观察，自然科学对任何实际事件规则性的认识都离不开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巴哈斯卡还观察到，在受控实验活动中所得出的结论或“规律”常常可以成功地应用于实验状态之外，这就是巴斯卡有关自然科学实验的两个著名问题。为了解释这两个问题，巴斯卡指出，我们必须放弃自然是由事件的规则性构成的这种实证主义自然观，而把世界看作是有结构的，是不及物的，是不可化约为我们所经历的事件的。批判实在论认为，世界不只是由事件和事物状态以及我们对这些实际的经验或感觉所构成的，而且也是由更深层的结构、机制和趋势所构成，虽然我们对其无法进行直接观察，但它却管束着我们经历到的或未经历的实际事件。与实证主义的经验实在论不同，批判实在论认为，实在本身远不是无景深的，而是复杂的、有差别和多层级的。三个重叠但本体上不同的实在领域被区分，即经验的(经历与印象)，实际的(除经验之外包括事件和事物状态)和深层的(除实际事件和经验外包括结构、机制、力量和趋势)。按照批判实在论的看法，实在的这三个领域不仅在本体上是不同的，而且关键性的是它们相互之间经常是“不同时”发生的。因此，当经验与事件不一致并允许对给定事件的经验进行对比和修正时，事件也典型地与管束它们的结构或机制是“不同时的”。例如，就结构与事件的不一致来说，秋叶与重力规律的作用是“不同时的”，因为秋叶是否落地也受制于热力学的、空气动力学的和其他的原因或趋势。现在，我们就能对巴斯卡有关自然科学实验的两个著名问题做出解释了。按照批判实在论，秋叶落地的实际状态和管束秋叶落地的机制或结构是不一致的，秋叶落地是由重力的、热力学的、空气动力学的、惯性的以及其他各种相互抵消、相互强化的多重机制所决定的。实验活动的作用就在于为了分离出某种机制，通过干预，把所有其它潜在地处于抵消或强化状态的机制隔离开来，建立起一对一的因果关系。因此，实验的作用就是要创造一种特定条件，在这种条件下，非经验性的规律、趋势或某种机制作用的方式在经验上可以被确认。当然，规律本身总是在发挥着作用，只要存在着能引起反应的条件，机制就能被激活，不论是否别的在发生，例如，即使树叶在我手中，它也服从重力趋势。因此，受控实验中所发现的规律为什么常常能成功地应用于实验之外，原因就是人们通过对自然界的作用，激活了规律发挥作用的相关环境。在这些地方，事件的规则性根本不是显而易见的。事件规则性只是在实验控制的条件下才能自发产生，而自然科学通过封闭隔离从而获得事件规则性的实验是科学的一种特殊情况，这种特殊的情况是数学形式化建模得以成功应用的条件。但是，在人类社会领域中，通过实验控制获得这种事件规则性的可能性是相当有限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根据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在经济学和社学科学领域中，数学形式化建模得以应用的条件并不存在，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是它盲目地崇拜自然科学成就的产物。批判实在论经济学方法论代表人物劳森指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把适用于物理化学实验的条件搬到经济学的社会领域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根源就来自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把自然科学实践误解为对事件间普遍关联规则性的研究。为了形式化建模的需要，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在其理论结构中做了两种封闭：内在封闭——一种原因总是产生同样的结果，它意味着现象的结构是稳定的和不变的；外在封闭——一种结果总是有同样的原因，它意味着从给定的约束和行动，只有一种结果是可能的。把这两种封闭条件结合起来，主流经济学就采用了一种封闭系统的思考，通过演绎在事件层次上对经济现象进行决定论的解释，劳森斥之为演绎主义。为了充分达到使用数学的“科学性”，主流经济学做出了如下简化的假定：技术和制度约束（实际上是不变）、均衡结构、给定偏好、代表性行为者、理性最大化，等等，这些与现实毫不相干的假定就是上述封闭性思考的体现，而这种封闭性思考，真正地把经济学限定于了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鼻祖孔德为“科学”所划定的界限之内了。孔德写道，在知识的每一分支上，若要使我们的研究具有实证性，那就必须把它们的范围加以限制，只去研究实际存在的事实，而不必努力去了解这些事实的初始和最终结果。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如何能理解和解释经济生活历史性变化的过程呢？二、范式革命与新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对于许多主流经济学家来说，新古典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在他们看来，所谓现代经济学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异端经济学各流派是视而不见的，这种话语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霸权地位的写照。正如剑桥大学27名博士生的公开信写道的，这种单一的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分析方法垄断了经济学，它已经在这个专业中创造了一种社会惯例，那就是：只有符合那种主流方法的经济学的知识成果才是好的研究成果。因此，其他模式下的经济学知识都很容易被当作过于贫乏或者根本不属于经济学而不予考虑。然而，正当主流经济学拒斥异端经济学的各种批评，陶醉在他们自己所营造的“象牙塔”之中时，他们吃惊地发现，法国学生使用了精神病学上的一个术语autism[⑦]对其做出了诊断：自我封闭，缺乏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社会交互作用，专注于数学幻想，由于有限的和专门化的词汇所导致的语言损伤，过度迷恋某种东西（假定和模型），这种智力缺陷已使它没有能力解决真实世界中许多重要的问题。正如陈平教授在谈到美国经济学会2000年年会的议程安排时所指出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目前正面临着类似于19世纪末权威物理学家所受到的历史的嘲弄，下面我们就简要说明为什么主流经济学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并概述新的经济学革命所具有的基本特征。首先，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中，经济学家们不再对人类创造力所导致的新奇事物充满惊异，换言之，他们已丧失了对复杂经济过程之奥秘充满好奇心的科学精神，这充分体现在它为经济科学所划定的范围上。钱颖一写道，在当今世界上被认可为主流的经济学……是唯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根据这种范式，“经济学家们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定：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研究）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⑧]。说的更明白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就是在给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以及既定资源条件下，研究经济行为者如何最优地对强加给他们的假定条件做出反应，这些假定条件的变化被看作是外生的，或者完全不给予解释，或者把它留给其他学科。很明显，经济行为者的创造性活动在这种理论体系中是没有地位的，因为这种创造性活动必定来自新古典经济学假定条件的变化，即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换言之，它关键性地取决于“新奇的创生”。很明显，如果一种经济学理论无法容纳“新奇的创生”，我们就很难说信奉这种理论的经济学家还会对人类创造力所导致的新奇事物充满惊异，这样的“科学”还会有何种科学精神而言？如果丧失了科学精神，这个学科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正如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痛斥的，现代经济学已日益成为一种为自身而所存在的智力游戏。而且，“克莱默和考兰德对美国顶尖大学研究生的一项调查揭示了一种骇人听闻的状况：这些年轻的和未来的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或者对经济学文献没有兴趣。他们精明地感觉到，在经济学这个专业上的成功主要是取决于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知识”[⑨]。这实在是对经济学家们智力创造力的一种阉割，它是丧失了科学精神的新古典教研制度必然的结果。其次，在新古典经济学这种貌似“科学”的体系中，经济学家们也丧失了作为社会科学家对弱势群体以及人类自身命运深切关怀的人文精神，从而把经济学改造成了一种冷冰冰的惟利是图的计算技术，以致于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相信，经济学已经完全摆脱了道德判断和道德说教。更有国内学者以“‘不道德的’经济学”为题对此加以论证：“本文开始指出了经济学分析‘离不开’道德规范，紧接着又指出这种离不开只是把道德规范作为一种外生的条件或约束，而经济学本身作为一门学科不是研究道德规范，其任务也不是道德说教；最后进一步指出，经济学提出的政策建议或制度设计，不依赖于道德水平的高低，而宁可假定人们在道德水平极低的前提下进行工作，反倒更现实、也更‘保险’”[⑩]。这种看法充分体现了目前主流经济学占统治地位的信仰：存在着一种价值中立的实证经济学。正如罗卫东教授指出的，这种“不道德的”经济学包含了三重含义，一是经济学不研究道德问题，二是经济学不做道德判断，三是经济学研究活动本身是不讲道德规范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排除了性别、阶级、种族、道德伦理和经济行为者的观念等对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经济学家还能怎样对弱势群体以及人类自身命运怀有深切的关怀？然而，通过经济思想史的考察和深入的理论剖析，罗卫东教授说明了这只不过是一种纯粹经济学的乌托邦。最近，威尔伯教授在《经济理论中的伦理学》[11]一文中也指出，经济学和伦理学是内在相关的，因为经济学家和经济行为者都持有塑造其行为的伦理价值。在第一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们必须理解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如何影响理论和政策；在第二种情况下，这意味着经济分析必须扩大有关人类行为的概念。在笔者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偏向提出严厉的批评之后，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网站就登载了从《投资杂志》2003年春季号传来的消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宣布：“新古典经济学、金融等不是未来的潮流，因为如果没有考虑文化、政治和种族的性质（ethnicity），我们就不能理解个人和团体的人类行为，就不能解释21世纪的复杂性”[12]。评论者指出，这个决定不只是对post-autisticeconomics运动合法性的一个证明，而且也是对其所走道路的证明。笔者认为，对任何社会科学学科来说，能否充溢新奇惊异和人文关怀的时代精神，是其理论框架具有科学性与否的关键性标准。这也是我们发展一种对新古典主流进行替代的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因此，它必然赞成经济学是一种实在论的科学。与新古典主流封闭系统建模的方法不同，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认为，由于人类具有真正的选择性，社会经济领域在本体论上与自然领域所存在的重大差别就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存在依赖于人类的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包括人类的观念与行动。正是因为如此，社会结构只能展现于处于开放系统的人类活动之中。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的社会经济本体论对经济学的实践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在开放系统中，经济学家们所研究的某种现象的环境能够影响这种现象的行为，而且这种现象的形式和结构是可以变化的，因此，替代新古典主流的经济学必定是一种有关经济演化的科学，它是一种在其理论框架中能够使“新奇创生”内生化的经济学，这就是笔者之所以把演化经济学的发展看作是经济学革命策源地的重要原因。其次，在一个开放与结构化的世界上，人类的能动作用依赖于结构与机制，反过来，社会结构的任何方面也依赖于人类的能动性，结构与能动作用互为前提。这是因为，经济社会系统中的“新奇创生”必然是作为异质性个体创造性行为的结果，而观念（或偏好、知识等）的变化是个体创造性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经济学必须对经济行为者有关性别、阶级、种族和伦理等方面的观念和意义(meaning)进行阐释，新的经济学将吸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有关社会存在的观念依赖这种解释学创见，但又避免了它把观念依赖与观念决定混为一谈的错误，因而它首先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实现了“意义”的内生化。最后，虽然人类的能动作用与社会结构相互构成，但这两者又是相当不同的事物。使这两种相当不同的事物发生接触的正是(内在的)社会经济关系，只有社会经济关系的概念才能说明个人如何因其自身原因采取行动，同时又对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做出了贡献。因此，根据批判实在论这种社会经济关系的概念，新的经济学既拒绝方法论个人主义，又拒绝方法论集体主义，而赞成一种方法论的有机主义。对于一种能使新奇和意义内生化的新型经济学来说，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为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实证主义的科学的目的。首先，由于认识到实证主义所谓的事件规律性在经济领域中是极稀少的，因此，经济学的目的不是预测，而是对有关人类实践的识别、理解和解释，即识别、理解和解释这些实践未知的条件、人们的无意识动机、所利用的意会性技能和意外的后果。其次，由此所产生的政策目标主要是通过对管束和便利人类行动的结构性条件有见识的转变而达到人类的解放，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结构转变，为社会各阶层提供更大和更平等的发挥创造潜力的机会。最后，因为社会结构对人们的实践所产生的转变是开放的，而人们实践的转变要依赖于他们对世界所持有的观念和理解。所以，与自然科学相比，经济学一个独一无二的功能就是要通过对人们的观念和理解进行批判性解释，以推动在社会结构与人类能动作用之间所能达致的转变，这是批判实在论这种科学哲学标签中“批判”这个术语所蕴含的意义。因此，根据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与自然科学家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持久动力一样，新奇惊异也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特征，但对于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来说，追寻人生的意义同样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内在的要求，而不是一种额外的附加。我们应该指出，这种新型经济学的发展根植于自亚当•斯密以来的政治经济学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看，“范式革命”的概念并不适合，由于它是一种路径依赖的科学演化过程中的突现现象，因此，“范式转变”可能是一个更恰当的概念，正因为如此，笔者就把这种新型经济学命名为“新政治经济学”，相对于丰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然而，如果它能把新古典经济学从主流的地位中驱除出去，使政治经济学重归经济科学的心脏地带，那么，这无疑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让我们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对此加以说明。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是生产和分配，如何创造经济剩余和怎样对其进行分配是其核心问题，但在19世纪的边际革命中，新古典经济学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交换问题。凡勃伦在1900年发明了“新古典”这个术语用来说明马歇尔的工作与古典经济学的连续性，但莫里斯•多布却认为，把主流经济学定义为反古典的可能是更好的描述。熊彼特也对这个术语表示异议，他说，“把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的理论称为新古典就像把爱因斯坦的理论称为新牛顿一样没有多大意义”。[13]我们知道，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和异端经济学家都声称继承了亚当•斯密的传统，并对此争论不休。但实际上，亚当•斯密对经济理论的发展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思路：经济均衡和经济演化，在古典经济学解体后，这两种不同的理论思路就分裂为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传统：一种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上升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另一种则是反对新古典但其内部又相互攻讦的异端经济学各流派。经济学研究的这两大传统具有根本性的不同。新古典经济学摈弃制度、技术、政治、人类心理和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致力于发展一种不受这些因素影响的和给定资源条件下的最优配置的经济学，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更一般的和具有普遍意义的真正的科学，而“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中“政治”所代表的因素无法反映这种“客观科学”的性质，因此就用“经济学”作为学科的称谓取代了“政治经济学”这个传统的术语。但是，异端经济学各流派从不同的角度反对把经济学的范围限制的如此狭小，总的来说，他们认为，经济科学应该包括更为重要的资源创造（即如何生产出更多的经济剩余）等问题，因此必须认真对待被前者所摈弃的因素。如果按照笔者的这种归纳，“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作为经济科学的代名词要比“经济学”更适合。但是，经济学这两大研究传统的关键性分歧并不在于经济科学的范围，而是对经济科学的性质存在着对立的认识。在经济思想史中，“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就代表了经济理论研究的两种不同方法。“经济学”坚持理性最大化假说、均衡结构和方法论个人主义，使用一种不受时空限制的和非历史的方法；而“政治经济学”则反对“经济学”的上述方法，具备了或隐含地赞成笔者对新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概括：满意假说、演化结构、方法论有机主义和社会历史的方法。因此，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所谓古典经济学解体后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指异端经济学各流派，通常并不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在西方经济学界已出现了一种“新政治经济学（newpoliticaleconomy）”。方福前教授最早对这种“新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原因、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做了评介，他写道，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试图把理性选择分析和制度分析、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把政策评价、规范描述和实证分析融入同一个理论体系，这使得新政治经济学具有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明显不同的特征[14]。方福前教授的这个评价很恰当，但笔者这里所提出的新政治经济学则完全建基于异端经济学的主要流派，这些流派对理性选择理论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使我怀疑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这种综合实际上仍是以新古典范式为基础的，它无法充分展示新奇和意义内生这种研究纲领的潜力，因而无法为异端经济学从根本上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提供一个统一的基础。此外，笔者也不同意西方学者对新政治经济学的狭窄定义：主要是研究国家和经济（市场）即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为了体现这种差别，在新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的英译中，笔者建议使用前缀“neo-”而不是“new”翻译汉语的“新”字，以表示它与古典和异端经济学的继承和创新关系。三、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相对于丰富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笔者所倡导的新政治经济学“新”在何处呢？很明显，现在无法做出比较全面的概括，除了批判实在论这种科学哲学基础外，以下三点可能是最基本的。第一，演化是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式。笔者认为，目前的社会科学正处于向演化的社会科学转变之中，但这个过程才开始不久。就经济学而言，虽然马尔萨斯和斯密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达尔命起到了重要作用，当代异端经济学许多流派的开拓者也是演化经济学的先驱，如马克思、凡勃伦和熊彼特等，欧洲老制度主义者更把他们的组织命名为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但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只有极少数经济学家明确地意识到，政治经济学必须转变成一种演化科学，笔者只不过是把政治经济学这种即将到来的创新命名为“新政治经济学”而已。第二，新政治经济学是以新奇和意义内生为纲领的。魏特、福斯和霍奇逊曾把新奇创生的内生化定义为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纲领上的根本差别，笔者曾据此提出对演化经济学各流派进行创造性的综合[15]。但通过对批判实在论更深入的思考，并受奥地利学派和汪丁丁等人[16]的启发，笔者认识到，对演化经济学来说，这种定义可能是不全面的，因为意义不仅是人类社会新奇创生的内在要素，而且演化经济学还需要它对新奇的价值进行判断，这使我加深了对女性主义经济学等其他异端流派重要价值的认识。异端经济学更广泛的综合可以为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理论素材，而新政治经济学则是演化经济学在我国独特发展的同名词。第三，新政治经济学是跨学科的。虽然政治经济学已有的传统强调了必须认真对待制度、技术、政治、人类心理和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然而，在异端经济学中，不仅没有一个流派为此提供一种统一的框架，而且也没有明确地和大规模地吸收相关学科的新知识。笔者受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启发，曾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文本的重新阅读，以系统论为基础，提出了一个由文化认知模式、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技术体系和生态地理系统五个亚系统组成的理论分析框架，这可以被看作是笔者在新政治经济学上的一个早期尝试[17]。无独有偶，弗里曼和卢卡为了解释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的经济史，后来也提出了与笔者极为类似的五个亚系统的理论框架：经济、政治、技术、科学和文化[18]。无疑，新政治经济学的这种理论框架内在地要求它必须是开放的和跨学科的，这与新古典主流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截然相反。维特根斯坦曾说，要说新东西，但要使用旧材料。正如演化经济学把新奇创生定义为现有要素的新组合一样，新政治经济学没有必要从头开始，异端经济学更广泛的综合将是其发展的重要途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异端经济学各流派之间的交流迅速增加，一个重大的进展就是他们发现相互之间具有许多共同的方面，除了对主流经济学都持批判态度外，他们基本上都赞同实在论的科学哲学。笔者也发现，在经验研究方法上，许多流派都采用了比较的、历史的和制度的方法，而奥地利学派有关解释学方法的独特贡献，可以与前三种方法相综合，从而构成新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经验研究方法。特别是劳森在1994年发表《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性质及其与其他传统的联系：一种实在论的观点》之后，异端经济学各流派围绕着批判实在论展开了对话，许多人都认为，他们可以在批判实在论这个共同的方法论基础上统一起来，但在具体经济理论上可以保持竞争的观点。我们下面就讨论批判实在论与异端经济学创造性综合问题。批判实在论是超验（或先验）实在论(transcendentialrealism)在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中的特称，其代表人物自称完成了科学哲学的“哥白尼革命”，目前它不仅在西方经济学界已成为经济学方法论的主流学说，而且，它还在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和法学等社会科学诸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费利特沃德指出[19]，批判实在论在经济学中的性质、起源和方向上具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第一，与近20多年发展起来的其它种类的经济学方法论不同，批判实在论在经济学中有其自身的传统，它植根于异端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之中，如以凡勃伦和康芒斯为首的老制度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奥地利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批判实在论的产生和发展利用了上述学派的许多见解，特别是这些学派先驱人物的思想。第二，虽然在过去的20多年间，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急剧增加，但大多数可以被看作是为方法论而方法论，而批判实在论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它不大关心方法论自身，而是试图为替代性的经济学开辟道路。因此，批判实在论吸引了许多对主流经济学进行批判和寻求替代的异端经济学家。批判实在论的出现为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展示了广阔的前景，但是，后者没有必要教条地遵循批判实在论已有的结论，这是因为批判实在论仍处于发展之中，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可以为之做出贡献。首先，批判实在论可以被恰当地看作是异端经济学各流派相互交流和对话的媒介，他们对批判实在论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如霍奇逊和女性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纳尔询（nelson,j.a.）等提出了与劳森不同的看法，更有甚者把批判实在论看作是与他们一样的一种异端流派，因此，创造性综合必须考虑各流派所提出的不同见解。其次，在政治经济学中，存在着批判实在论的两种观点，一种主要是受到巴斯卡著作的影响，另一种特别受到劳森的影响。巴斯卡与成熟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具有特殊的关系，关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主题；而劳森在经济学中具有更宽广的异端态度，明确地集中在当代经济问题上。尼尔森(nielsen,p.)[20]认为，在这两种观点的核心方面，批判性的建设和发展的和谐既是可能的又是需要的。最后，同样也是尼尔森指出的，目前的批判实在论集中在抽象的哲学推理上，忽视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很容易造成这样一种倾向：粗糙的和超越历史的政治经济学阻碍了经验的和理论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因此，他希望大家像马克思一样处理好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可以避免尼尔森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特别是这种综合要以当代经济问题为核心，利用异端经济学提供的理论素材，创造性发展新政治经济学，同时它也丰富和发展了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在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上，非马克思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综合是最困难的问题，而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流派的综合则相对容易，因此我们这里只对最困难的问题加以讨论。相对于异端经济学的其他流派，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创新无疑是独特的，但在不忽视这种差别的情况下，正如批判实在论的发展一样，一个共同的基础是可能的。实际上，相对于主流和异端的分裂，前两者的分歧就成为第二位的问题了，他们之间应该加强相互学习和对话。众所周知，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同时，正如尼尔森指出的，非马克思的异端流派在某种程度上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连续和发展，许多流派之间较早的存在着相互参照和交流，但对于这种动态的和不断发展的传统的积极的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经常地对其加以吸收。然而，这种状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了很大改变，2000年，奥哈诺的著作介绍了西方经济学界马克思与非马克思异端流派之间日益加强的联系[21]，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谢尔曼和老制度主义者（或激进制度主义者）达格尔就演化主题展开了对话。[22]我们应该对此加以注意，因为在我国许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中，人们并没注意到异端经济学其他流派的重要价值，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实际上也把西方经济学等同于主流经济学了，但与主流经济学的比较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实际上远不如与异端经济学其他流派的比较价值大。由于篇幅所限，有关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就无法继续讨论了。最后，笔者需要指出的是，新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无法单独通过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而实现，这是因为，异端经济学的发展主要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文化为背景的，对于我国在21世纪的经济复兴来说，它存在着许多不适应的地方，这就需要我们紧紧抓住我国重大的实际经济问题，并通过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对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许多独特和原创性的贡献。（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①]贾根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遭遇重大质疑》，南开经济研究，2003年第2期。后，post-autisticeconomicmovement网站（）为此专门设立“中国方面”，并与载有该文的《经济学家网站》（）建立链接。[②]hodgson,g.m.,evolutionandinstitution:onevolutionaryeconomicsandtheevolutionofeconomics,edwardelgar,1999,p.2.[③]见《龚六堂副教授在线访谈实录》，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刊2003年第3期。[④]georgescu-roegen,n.,methodsineconomicscience,journalofeconomicissues,vol.ⅹⅲno.2june1979.乔治斯库—罗根，一位富有创造力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数理经济学的开拓者之一，但在其事业生涯的后半生，他转变成了对经济学数学化最严厉的批评者。[⑤]hodgson,g.m.,economicsandevolution,politypress,1993,p.16.[⑥]转引自lawson,t.,backtoreality,infullbrook,e.(ed)thecrisisineconomics,2003,routledge,p.129.[⑦]在英文辞典中，autism是指儿童的一种精神病学上的失调，其特征是在交流和社会交互作用方面显著的缺陷：耽于幻想、失语和诸如重复行为和过度迷恋某种东西的反常行为。[⑧]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2期，第2页。[⑨]马克·布劳格：《现代经济学已露游戏人生之病象》，经济学消息报，2003年6月20日，no.546.[⑩]转引自罗卫东：《经济学与道德——对经济学某些倾向的反思》，浙江学刊，2001年第5期。[11]post-autisticeconomicreview,no.20,no.21,2003,.[12]转引自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网站：.[13]williamk.tabb,reconstructingpoliticaleconomy:thegreatdivideineconomicthought,routledge,1999,p.92.[14]方福前：《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述评》，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4期。[15]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现代流派与创造性综合》，《学术月刊》，2002年第12期。[16]汪丁丁、罗卫东、叶航对话录：《新政治经济学的可能依据——行为和意义的综合视角》，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17]贾根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传统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18]freeman,c.andlouca,f.,astimegoesby:fromtheindustrialrevolutionstotheinformationrevolu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2001,p.125.[19]fleetwood,s.(ed)criticalrealismineconomics:developmentanddebate,routledge,1999.[20]nielsen,p.,reflectionsoncriticalrealisminpoliticaleconomy,cambridgeofeconomics,2002,26,pp.727-738.[21]o’hara,p.a.,marx,veblen,andcontemporaryinstitutionalpoliticaleconomy,edwardelgar,2000.[22]dugger,w.m.andsherman,h.j.,reclaimingevolution:adialoguebetweenmarxismandinstitutionalismonsocialchange,routledge,2000.

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研究纲领；马克思主义；中华文明；西方经济学

目前我国学界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水平落后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在“5．17讲话”中殷切期望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时代课题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按照的指示精神，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把握好三个方面的智力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二是中华传统文化资源，三是西方经济学。本文认为，如果站在研究纲领方法论的高度来思考这一问题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什么只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硬核），吸收与融合中华文明优秀基因（正面启发法），并批判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果（反面启发法）。依此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符合中国具体国情，才能有效解释中国发展道路，并在国际学术上实现中国的理论自信。

一、研究纲领方法论在经济学发展中的作用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要明确“理论体系”的内涵。库恩的“范式”概念对此做出了很好的说明，“它是建立在一种或若干前人科学成就基础上的理论体系；这些科学成就是一定时期内作为某一特殊的科学团体所共有的知识，它提供着进一步研究的知识基础”［1］（P10）。一个理论体系包含着一整套前提假设、概念术语和研究方法，并且内部的理论命题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并合乎逻辑地形成一个有机统一体。换言之，我们可以把一个范式看作一种体系或一种世界观。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特征是新范式对旧范式的完全胜利。具体地说，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难题”（理论危机）无法在旧框架下解决，于是旧的分析框架经过“范式转换”成为新的框架，后者提供了“难题”的解决方法，故而形成了新一代的常规科学。与自然科学（常规科学）范式革命的“完全替代”不同，经济学则表现出“表面上过时的思想不会被完全取代”的特征，经济思想倾向于同时承认许多不同的学派或传统，构建新的经济理论体系应该呈现一种保留而非抛弃的思维倾向。拉卡托斯通过提出主要由硬核（核心命题）、正面启发（研究路径）以及一个巨大的保护带（辅助性假说）构成的科学研究纲领结构，使库恩范式在客观上得以重建。研究纲领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硬核上。这是因为，硬核给出了一套关于世界的基本价值判断，它由那些传统上被认为不可反驳的深刻而又内涵丰富的核心假说构成。正面启发法和反面启发法作为研究纲领的方法论机制，它们分别指示一个理论应该做什么以及不应该做什么。研究纲领可以是进步的，也可以是退步的。依据范式在经济学发展中的作用可知，研究纲领方法论同样强调不同学术阵营之间的竞争以及各思想流派命运的兴衰，并且允许以前退步的纲领东山再起。就范式与研究纲领的内在联系而言，正如库恩在评价拉卡托斯时所说的，“尽管他使用的术语和我的不同，但他的分析工具和我的分析工具是相似的：他的硬核、保护带的作用和退化阶段，与我的范式、常规科学和危机是十分类似的东西。”［2］（P316）研究纲领中的“硬核”概念表达的思想类似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念。马克•布劳格曾指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也许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特殊的关于‘硬核’本质的理论；马克思非常正确地相信‘意识形态’在科学理论的建构过程中的影响，他认为，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对于人们接受还是拒绝一个科学理论起决定性的作用。”［2］（P331）关于《资本论》的阶级属性，马克思有着清楚的说明，“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3］（P18）熊彼特将意识形态定义为影响经济学家愿景的“先入之见”［2］（P197）。他还特别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解为人们倾向于赞美统治阶级利益和行动的观念体系。在这方面，“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赤裸裸地说，就是对他所谓的资本家阶级利益的讴歌，而他们的阶级利益又是围绕着金钱利润的追逐。”［4］（P62）意识形态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靠信仰的力量得以维持，一个经济学家的价值判断常常流露了他的意识形态。据熊彼特的解释，意识形态对自然科学基本没有影响，但对社会科学会产生重要影响［2］（P198）。这说明经济学并非仅仅具有实证属性。从意识形态和阶级立场来看，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是维护劳动者利益的，而边际效用价值论是压制劳动者利益的。也就是说，劳动价值论认为除工资以外一切收入的来源都是剥削。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通过修正李嘉图体系的保护带①揭示了“资本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剥削实质，它实际上是对古典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然而，边际主义通过否定古典经济学的硬核（客观的生产费用论或劳动价值论），试图说明萨伊“三位一体”公式的合理性并重建斯密“无形之手”这一看似和谐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

二、以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特征的“硬核”

前文已经表明，我们可以借助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念来扩充对一个理论体系研究纲领硬核的理解。在这种意义上，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代表的是工人阶级利益。众所周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这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人民经济学。正如在评论邓小平同志讲话时指出的，“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5］（P10）。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激化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在于党和政府作为人民的对资本权力和劳动剩余进行有效控制从而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更具体地，共产党领导下的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政府的经济职责是把劳动剩余要么进行投资而发展生产，要么进行再分配而缩小贫富差距。概言之，政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经济作用”作为一种理念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并不突显。因此，将我国的政府治理与发展生产力放在同一个层面上加以讨论可能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超越《资本论》框架及体系的一种尝试。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政府主导型的。新中国成立后，重建战后经济迫切需要运用政府力量来摆脱旧中国的落后状态以达到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水平。另一方面，赶超别国经济也要求中国必须把私人部门的主动性纳入到政府政策的框架中，这样既可以使市场力量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又能有效推动整体经济的改造、技术升级与多元化。具体地说，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产业政策应该被视为一个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发现潜在的成本和机会并参与战略合作的市场过程。在这方面，政府部门从私人部门中引导出涉及外部性的有关信息，两者共同分担解决问题的责任，用以消除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和其他障碍。概言之，当今中国的市场力量和私人企业依旧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但政府部门除在产权保护、合同执行以及宏观经济稳定调节之外，还对生产部门发挥着战略引导和协调的作用。新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逻辑起点和政治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监督。总体上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一个自上而下制定政策与自下而上回应创新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国政府的结构特色表现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建设工作始终围绕着如何正确处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这就是“要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既要避免因中央管得过死使地方政府失去积极性，又要克服因地方权力过大而使中央失去调控能力并因此造成各行其是从而导致宏观经济失衡。由此可知，将中央政府的统一性和地方政府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依然是当前中国需要探索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三、以吸收和融合中华文明优秀基因为特征的“正面启发法”

“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这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纲领“硬核”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特征，围绕这一核心原则，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广大经济学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建立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系列的“保护带”（或“辅助性假说”），例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等等。另一方面，一个研究纲领的“正面启发法”告诉我们沿着哪一条研究路径去探索，它提供了一个未来的研究框架、战略和程序，从而成为指导具体理论研究的驱动力。在此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探讨：一是中华传统文明与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相容性？二是中华文明优秀基因在融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用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来划分中华传统文明与西方文明，通过对比来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具有天然的相容性。基督教文化传统来源于犹太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伦理普遍主义与希腊文明“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认知普遍主义。儒家文化传统源于孔孟思想中的“尊卑有等，亲疏有别”的伦理特殊主义取向。概言之，中华文化传统（儒家文化传统）的特殊主义色彩较浓，而西方文明（基督教文化传统）更具普遍主义色彩。对应在经济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的“五形态论”强调理论的历史特定性，即，把历史的进程看成从一种社会形态顺次地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形态，从而用下一个不同的社会生产类型来代替；西方经济学则推崇理论的一般性，依据“无形之手”和一般均衡原理力图把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看成是永恒的自然规律。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划分的思想。有趣的是，出自《礼记•礼运》的经典儒家文化将理想社会划分为“小康”和“大同”两个阶段。也就是说，“小康”是孔子追求的初级理想社会，“大同”便是最高理想社会。《礼记》中的经典表述“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则更是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殊途同归。另一引人注意的看法是，在基督教文化传统中，上帝是至高无上和不可怀疑的，其人与人的关系受制于人与上帝的关系。相比之下，在儒家文化传统中，由于缺乏像上帝那种超越现实的最终权威，因此，中国人倾向于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而对神则抱以消极的态度。就像许烺光所说的，“中国最重要的经典宣扬的是人际关系的伦理道德体系……人与超自然的关系受制于个人与他人的关系。”［6］（P260）有鉴于此，在基督教文化环境下，人们更多地是以事由建立人际关系。而在儒家文化环境下，人们常常不是通过事由建立人际关系，而是用人际关系统领事由。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原理与阶级分析方法很容易与中国的人情化社会特征相结合。此外，儒家文明自古以家庭和宗族为纽带，“修身”的目的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马克思的整体主义观念很容易在以集体主义价值观为道德基础的中华大地上扎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文化中的“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等思想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质相同。由于中华传统文化主要形成于封建社会时代，即使优秀文化基因也难免带有封建礼教和专制政治制度的痕迹，这首先要求我们要善于甄别并扬弃其中的糟粕。另一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中华文明的感性思维模式主要立足于对事物笼统的描述以及对经验的粗浅的总结，这种经验积累与直觉推理由于缺少理性思维的精确分析与深层思考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中国经济学人面临的时代课题是如何应用近代的科学思维方法使中华文明优秀基因融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过程之中的理论化与形式化问题，从而提供一种能被普遍认可的科学分析基础。正如在“5．17讲话”中所深刻指出的，“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四、以批判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为特征的“反面启发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非西方经济学，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回答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问题。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属两大不同的理论体系，它们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存在根本分歧。因此，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标准来衡量西方经济学的学科性质，才能使我们更好地以“反面启发法”为思想武器，禁止西方经济学的反驳矛头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硬核，并通过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与借鉴来调整自身的保护带（辅助性假说）从而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唯物史观作为其哲学基础，而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则是实证主义。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视角下西方经济学的性质是形而上学。其实，马克思在其著名的《哲学的贫困》一文中已将英国古典经济学称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并具体指出其特征是：“假定被当做不变规律、永恒原理、理想范畴的经济关系先于人们的生动活跃的生活而存在；再假定这些规律、这些原理、这些范畴自古以来就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的怀抱里。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一切一层不变的、停滞不动的永恒下面没有历史可言，即使有，至多也只是观念中的历史”［7］（P149）。从中可以看出，形而上学是同唯物史观根本对立的哲学理念。它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彼此孤立的和永远不变的（如果有变化，也只是量变而非质变），并否认事物的内部矛盾是发展的动力。本文试图进一步说明西方经济学构成形而上学的三层含义：第一，人性假设的“孤立”性；第二，均衡分析的“静态”性；第三，抽象掉历史与制度因素的“片面”性。首先，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是以人作为社会中孤立的原子这一观念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人类”仅仅是孤立个体的集合、隐士的社会，除了合同约定形成的网络外，每一个人与其他人都是完全脱节的。例如，西方经济学喜欢使用的经典例子是“荒岛上的鲁滨逊”。原因是，由被隔绝的个人行为的演绎推理反而能够更好地揭示“选择规律”的功能。这也符合西方经济学着重从人与物的关系角度抽象地分析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理论目的要求。其次，西方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排除历史因素与制度因素的静态的经济均衡理论，它分析在一定因素系统下的经济过程和能使价格及产量根据这些因素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机制。它与实证主义哲学理念相结合，主要用于阐释稀缺资源在不同用途上的最佳配置，因而无需考虑经济关系与社会制度上的因素（将其视为给定的背景条件）。经济均衡理论之所以是“静态的”是因为该理论以“结果状态导向”为其思维特征。具体地说，西方经济学的微观基准是完全竞争；宏观假设前提是市场出清。这两种假设前提预设了经济均衡理论的“静态”结果。最后，西方经济学的片面性根源于把历史与制度因素视为给定的外生条件，将自由市场机制与一般均衡模型看成永恒的、自然的经济规律。因而西方经济学不能看到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制所决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与经济危机的内在联系，以及阶级利益矛盾引发的社会冲突。例如，“无形之手”原理（或一般均衡理论）的假设前提中并没有劳动异化与阶级对立这两个辩证元素，否则亚当•斯密“和谐与稳定”的社会秩序就会立即转变为卡尔•马克思“剥削与动荡”的经济世界。不言而喻，西方经济学的纲领“硬核”（表现在意识形态上）是通过宣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与优越性从而加强对资本主义永恒存在的信念。因而在立场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所从属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要持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由于在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我们应该在对其持批判性态度的前提下，对西方经济学总结的市场经济经验以及其发展的现代分析工具进行一定程度的借鉴。就像在“5．17讲话”时所指出的，“对现代社会科学有益的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的应用，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用好。”本文把在“5．17讲话”中提出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把握好的三方面资源放在研究纲领的分析框架下加以考察，试图提供一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思路。其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反映了该体系的硬核本质，实践中则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对资本权力和劳动剩余进行有效控制从而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特别是，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作为治理主体的人民政府在党政关系与激励机制等诸多方面表现出了极大适应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相容性决定了该体系的研究路径要以不断融入中华文明优秀基因作为正面启发法。中华文明基因的挖掘与筛选以及在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面临的理论化问题乃是广大中国经济学人面临的时代课题。在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果时，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标准去识别西方经济学的性质从而作为扩展这一体系保护带的反面启发法。总之，我们要科学看待并有效处理中华优秀文明的“正面启发”与西方经济学的“反面启发”，从而坚定地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硬核”，最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保护带的动态调整而成为一个不断进步的研究纲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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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丹尼尔•豪斯曼．经济学的哲学［M］．丁建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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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M］．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6］许烺光．宗教•种姓•俱乐部［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篇8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回答。第一，从其阶级属性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是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一种经济理论和经济学说。第二，从其研究对象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即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并在社会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中所发生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的总和。第三，从其研究任务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揭示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规律。第四，从其创立者、继承者的认识成果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并在之后由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上理解。从狭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有生之年创立的经济学说;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说，也包括后人对它的发展，即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从广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和实用价值。作为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以及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主要研究任务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具有很重要的学术地位和实用价值。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第一，从学科定位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经济学按其研究领域和适用范围的不同，可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学的一般理论问题、揭示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应用经济学主要是指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的经济学科。理论经济学具体又包括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比较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经济理论史，等等。从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角度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第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恩格斯曾经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①。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经典的代表作《资本论》，不仅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而且也是一部哲学著作。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再是假设，而是被科学证明了的真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不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也得到了深入的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理论贡献，才最终使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土壤之上，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了科学。恩格斯曾讲，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也曾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个问题的解决为起点，并以此为中心。”③第三，从经济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性变革。政治经济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而逐步成长起来的一门科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前，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产生并有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批判地吸收和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已有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而形成的。相对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方面，还是在立场观点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在研究对象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往往把物本身或者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次明确提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④，从而在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揭示了生产关系对整个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在研究方法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对经济现象和经济事物的表层关系的研究，往往以观念代替现实、以范畴运动代替现实运动，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强调从客观的经济事实出发，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揭示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揭示经济运动的规律。在立场观点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和学说主要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劳动的经济学，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学，其理论、观点反映的完全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诉求。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价值。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对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圣经”，这是当时欧洲工人在游行示威中喊出的口号，因为它告诉了工人阶级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争取自身权益的正义性、合理性。对此，恩格斯曾强调，“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象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⑤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导我们科学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揭示，有助于我们科学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新变化，揭示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内在本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分析，适用于一切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而且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行动指南。

(三)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主要涉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仰、学习、宣传、研究、运用、捍卫、坚持和发展等一系列问题。1．应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其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分析，其关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关系的论述，其关于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分析，等等，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科学理论，所以，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2．应明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封闭的、静止的、凝固的学说，也不是某种教条，它提供给我们的首先是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科学方法。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⑥所以，我们绝不能用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应该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将其丰富和完善。那种凡事都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试图从经典著作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直接答案的想法和做法，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十分有害。3．应明确与时俱进、发展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和动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僵化的理论，是需要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我们的建设实践。曾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强调“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⑧的这一科学论述，为我们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立足于新的实践，科学的认识和把握时展的规律性，不断研究新情况，回答新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不断提出一些新概念，形成新理论，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新的科学内涵。总之，在坚持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这应是我们始终坚持的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态度。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趋向。理论来源于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必须跟上时代和社会实践发展的步伐，适应时代和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逐步实现理论的时代化、现代化和中国化。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时代化。世界上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顺应时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它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烙印。社会发展的时代不同，反映不同时展规律的社会科学理论必然不同。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回应当时时代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历史课题的基础上产生的，揭示的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运行的一般规律。21世纪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发展过程中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问题。面对这一全新的时展背景和全新的时代课题，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出正确分析，提出新的论点，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跟上时展的步伐，逐步走向当今时代。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问题，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内容到形式、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现实为依据，科学揭示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特点及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它不仅是我们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及发展规律的锐利武器，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锐利武器。但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理论武器始终保持“锐利”，就必须让其实现“现代化”。只有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否则，就会停留在“原始状态”，就会因为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削弱其理论的“锋芒”，甚至遭到淘汰。所以，为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机与活力，为充分显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发展中实现现代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对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和问题的研究中，实现研究内容的创新，不断用新的、富有现代色彩的概念、范畴、理论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宝库。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方法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科学研究方法，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特别是应把现代西方经济学常用的数学分析方法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因为现实的经济形式和经济过程不仅有自身质的规定性，也有自身量的规定性。很多复杂的经济运动往往是诸多经济变量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各种经济变量之间又往往具有复杂的数量关系，所以，只有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并借助计算机技术，才能比较精确地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复杂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才能对现实中复杂的经济活动的运行过程及运行结果进行比较准确地预见，也才能进一步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和现实指导性。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而且在不同的国家也要有不同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导。所以，要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指导作用，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对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研究，主要分析的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的特点，主要揭示的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的规律。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中，主要揭示的是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特点。但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它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垄断资本主义，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环节都表现出了很多特殊的特点，如生产力水平不高，而且具有多层次性;所有制结构表现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生产形式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营组织形式表现为公司制占主导地位的多种组织形式并存;分配方式表现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等。面对这样复杂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不可能简单地、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原初理论，而必须以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为样本，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现实，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勇于对中国改革和建设中遇到的前沿课题、难点和热点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得出新结论，形成新理论，以不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进行研究和探索，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结合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运动发展的独特规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理论，并用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向。总之，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化、现代化、中国化，不仅是确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和动力，也是确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拥有光明“前途”和“未来”的必要条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向。

二、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方法

方法是推动理论研究和创新的重要手段，是有效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的重要动力。要有效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法问题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应采用阶级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文本研究法、问题研究法等研究方法。

(一)阶级分析法。阶级分析法是指在承认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划分为阶级并由此产生阶级斗争的前提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从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阶级”一词有其特定的含义，即指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利益集团。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任何社会科学都会带有阶级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科学理论。在当今中国社会，虽然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但不同利益阶层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如何处理好这些矛盾和冲突，仍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既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而且现实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阶层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那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就必须要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科学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本质和属性，才能科学回答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的问题，才能始终秉承“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发展理念，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

(二)历史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又称纵向研究法，是借助于对相关事物发展过程的史料进行分析、整理，从而认识研究对象的过去和现在，继而预测其未来发展的一种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的实质是通过对某一事物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研究，揭示该事物产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列宁曾经指出，“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瑏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从马克思最经典的政治经济学代表作《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公开出版到如今已经近150年的时间了，在这漫长的历史时间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考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对其加以历史地、客观地分析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而且有助于我们在总结历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预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向，同时，也有助于启示我们该如何科学地以发展的眼光和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三)比较研究法。所谓比较研究法，就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加以对照，以说明它们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差异，从而揭示不同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定性。比较是人们认识事物最常用和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通过比较，人们才能更清楚地发现事物之间的异同，才能辨清不同事物的优与劣。如果说历史的方法是从纵向的角度去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性，那么，比较的方法就是从横向的角度去比较和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特征，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二者虽然同属于理论经济学，都是在研究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二者之间仍有着本质的区别，二者不仅代表的阶级立场不同，而且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大不相同，研究目的和研究结论也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意在通过对人与人之间在物质资料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中所形成的利益关系的考察来揭示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方式和手段，意在通过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揭示人们如何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实现自身欲望的最大化满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研究经济制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弊端，进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过渡性，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是能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制度，是完美的、永恒的制度。总之，通过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横向比较，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涵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发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经济学，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的，所以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谁应该替代谁的问题。那种企图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想法和做法是极其荒谬的，同样，那种企图完全否定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的观点和做法也是极不明智的。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合理因素，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高效的发展。

(四)文本研究法。所谓文本研究法，就是借助于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和分析，进一步挖掘经典作家思想的内涵和理论的本质特征，进一步挖掘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恩格斯曾经多次强调，研究理论必须要根据原著进行研究，强调要“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研究”瑏瑡，强调“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瑏瑢。文本是思想的载体，要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本质和特征，要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及其理论体系的构成，就必须回到“原点”，即回到文本，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及其继承者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撰写、出版的相关著作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并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解读。只有通过文本研究，我们才能清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本真的思想形态和思想内涵，才能了解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关政治经济学思想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才能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和回答。同时，也只有通过文本研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建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原初图纸，才能真正了解搭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每一块砖石”、“每一条钢筋”的构造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内在凝固联系，我们才能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理论大厦的“坚实性”和“耐用性”，继而才能真正形成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态度。当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本进行研究，不是为了研究文本而研究文本，而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科学性的认识，是为了更有效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所以，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本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准确把握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初形态、时代特质、主要内容，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真谛，而且更要深入挖掘理论本身所蕴含的现代意义和时代价值，以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重要指导作用。

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学

【正文】

一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市场经济机制的运行，经济学的基础究竟是什么，成了许多经济界人士关心的话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再次摆在了我们的面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和内容的构成及在当今的作用和地位如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性、科学性需要人们研究这样的关系问题。

基本的争议依然没有变化。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主要的推理过程一般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经济学。“在当代通行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二词，一般都是作为经济学而言，是论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为其他一切经济学科提供基础理论的学科。这时虽然名称不同，但实际上是同义的。”[1]王振中同志用了较大篇幅的材料，来证明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一致的，指出“现在风靡世界的所谓‘经济学’其实就是‘政治经济学’”。王振中同志还从马歇尔到萨谬尔森的有关文章和著述中引证了这一观点。得出的结论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能否通过弱化或轻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来发展政治经济学？回答显然是否定的。”[2]持这一观点的同志应是为数不少的。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有了不同，在中国政治经济学已特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是两种特指：一种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一种是以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1998年起国家部在高校恢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共理论课就是这样）。南开大学的谷书堂先生基本上是持这一观点的，他在《再谈经济学在中国未来的发展问题》一文中，指出改革开放的实践，使“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受到了很大威胁，出现了基础理论‘缺位’现象”[3]。“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者注）由于自身理论体系的局限，不能为经济学提供理论支持，从而使自己的基础地位不能不处于虚置状态。这对于一直从事这方面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说，是一个很难接受的客观现实。”[3]现在国内有不少学者正在创立《中国经济学》，试图摆脱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纠缠，事实上这些同志还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不同的，否则就没有这一必要了。

本文中所要论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时，前者主要是指以苏联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为蓝本、马克思《资本论》及相关经济思想或学说为主要内容的，如果脱离了这一点，讨论也就没有意义。我们不主张将一个人的学说和思想内容无限扩大，将一切后人的发展都概括到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中去，那也是机械的、唯心的、违心的。否则也就没有建立“列宁主义学说”、“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必要了。

二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学的。但长期以来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区分开来，说明经济学摆脱了阶级性，增强了科学性。另一种认为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展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作用与意义，证明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仍然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我国的经济建设才不会犯方向性错误。而我认为这两种认识都具有片面性，对搞清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关系都是不利的，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没有及时形成好的经济理论，常常出现理论落后于实际的现象，与这两种片面认识是有一定关系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学，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自身特有的研究对象和特有的研究目的及其归宿，可以说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及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决定的，这样的认识丝毫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不会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作用，事实应该正好相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亦即在经济活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张仁德，1999年）。首先，经济活动中存在人与人的关系，且又是一种最为基础的关系，孤立的生产活动是不存在的。社会的经济联系普遍存在，单个个人的生存越来越困难了。马克思抓住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关系和人们的相互联系以后尽情展现经济理论，应该说是执了经济活动的牛耳。通过对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的，马克思引入了社会经济制度分析（基础是产权安排），经济活动状态（内部与社会的经济运行）、经济结构的均衡设想（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和私有制条件下结构均衡的破灭——经济危机）和社会集团成员间阶级对立的论述。

问题是经济活动中除了人与人的关系外，还有人与物的关系，即按马克思讲的社会生产力问题。这一点马克思在他的经济思想中有所涉及，但并非是为研究生产力而研究生产力的，对生产力自身的规律、要素、层次、分布等这些基本内容马克思都没有太多的展开。马克思论及的生产力问题就象他研究使用价值一样，是作为“商品价值的物的承担者”来对待的，研究生产力不是他的本意，他要研究和揭示的目的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必然性及其推动力，生产关系形式由低级到高级演进的事实过程，马克思始终要抓的是社会生产关系运动中矛盾的主要方面。

此外经济活动中还有物与物的关系，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几乎就没有论及了。经济活动中的物与物的关系，表现为替代品的生产，竞争物品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产业结构的是否均衡问题，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的生产对经济活动中的物与物的关系有了触及，但严格来说也是没有从生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来说明，因而离社会生产与发展的需要是有距离的。

马克思主义不朽的经济著述中还有一个鲜明的思想，那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一种阶级关系，是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占有和压迫关系，阶级的争斗是人类演进的直接动因。应该说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因为今天阶级斗争的缓和而否定历史的存在，农民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工人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奴隶受奴隶主的剥削和压迫都是阶级问题都有阶级斗争，但问题是除此以外人们的经济活动中既有阶级关系还有亲缘关系和一些可移性关系。亲戚、家庭成员参与经济活动，这中间不同的利益归属往往就很难用阶级斗争来说明。我们在这里讲的可移性关系是指后发的社会关系，如同学关系、朋友关系、乡邻关系等。在中国这个崇尚做人为先的社会里，可移性关系处理的好坏会被认为比什么都重要，为获得亲友和社会的赞许，财产占有上的多寡往往会变得并不突出。

进一步讲，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阶级关系的存在，意味着对立关系的存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对立面肯定存在，这样的分析与历史发展的吻合大于隙裂。绵延不断的被压迫者的起义和抗争说明了分析的正确性。问题是走向极端就会显得不足，作为阶级关系存在对立以外还有协调甚至合作的方面，从时日短长的角度看，协调和合作要多于对立和争斗。阶级关系间自我协调和合作的基础是彼此间的适应，按马克思的观点来分析，新兴阶级处在上升时期还有它的进步性，其他阶级还愿意与其合作。可正是这样的思想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被忽略了，当时代进入以阶级合作为主的时候，人们就容易怀疑这一理论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其创立时因市场经济的各种表象并不充分，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后人在发展过程中又存在背离马克思实事求是的精神，出于迷茫、投机、革命等复杂的心态，传承多于发展、僵化多于创新，以致于一些人不是从精神，而是从词句摘抄来维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今天许多文章还总是在述释《资本论》是如何先见，马克思《资本论》分析市场经济，我们今天也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那里都有了说明，《资本论》的观点仍然是我们的指导。他们居然忽视了马克思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应搞市场经济的起码知识，马克思是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经济根源之一。那种看似维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做法，其结果不是正确地弘扬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封杀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套用一句流行的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将来也不是被谁打倒，而可怕的是会被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人捧杀。“左”是主要的危害，这句震人肺腑的话应犹在耳边。

三

近百年来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迅速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分工与联系的日益广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发展，是谁也不会否定的事实。为什么要发展？说明原有理论有不足、有缺陷。如何对待这一点很可能是问题的又一个焦点。我们认为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看，既要“补新”，又要修篡，两者都是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变为主要任务的（我们也知道还有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但战后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变有“脱轨”之势，我们应该能认识这一点。第一是资本家的经济人性质有了变化，资本家的纯粹的经济人身份开始向理性的经济人转变。纯粹的经济人唯一任由追求利润而牵引，敢冒绞刑的危险，剥削工人不择手段，对待竞争采取的就是你死我活，尔虞我诈的态势。马克思当时分析的资本家是吸收了亚当·斯密的纯粹的经济人观点的：为了利益不惜一切。而理性资本家是现代资本家的主要特征。所谓理性资本家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看出：①他们接受政府的宏观调控。从这点讲就会有“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要求，就会要“牺牲”个别资本家的利益；②重视社会福利，为福利捐纳税利。福利事业从企业行为讲是好企业救差企业，是盈利企业帮微利甚至破产企业；③关心公益事业，对社会文化教育事业有所投入。从我们国内的情况看，改革开放以后就吸引了不少资本在这方面投入。尽管他们的动机也许是各种各样的；④理性分析经济运行，避免了经济运行中的部分盲目性。成熟的市场主体成为社会持续的均衡发展的主要力量。马克思当时指出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企业生产有组织有秩序，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况，从现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看，多少因为市场主体的成熟而得到了一些避免。

第二个重要变化是企业制度及企业组织形式。现代资本主义占主体地位的企业制度形式为股份制，股份制形式又有多种多样，由资本家之间相互参股与控股、国家与资本家之间的相互参股与控股，其部分股份甚至还掌握在工人手中。从地区看参股和控股还超出了国界，形成了不同性质的国家、企业之间的相互参股和控股。社会主义国家的股份制企业中有本国的也有外国的私人资本家的参股和控股，社会主义国家也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兴办企业，搞参股与控股。股份制形式的多元化，既表明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之高，是前所未有的，也表明企业制度形式已与某一社会性质脱离了联系，那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初始形式——个人业主所有制被认为全资、全权、全利和全部风险的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已不适应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需要了，也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典型或经济基础。鉴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马克思是以剖析资本主义初始的企业制度为范例的，这样的企业制度事实上如马克思讲的适应不了社会化大生产，其“丧钟已经敲响”了。自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企业制度作出精辟论述以后，资本主义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也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得不承认其制度的弊端（凯恩斯），有的甚至指出了这一制度的历史性和必然毁灭。“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有一种固有的自我毁灭的趋势，这个趋势在它的较早阶段可能十分明显地表现为阻滞进步的趋势形式”。[4]1929-1933年的大危机更是给了留恋资本主义个人业主私有制的学者、官僚们一记猛击。罗斯福新政（1936年）和凯恩斯的经典理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讯》（1939年）终于出台。可以这么认为这些政策措施和理论，实际上是在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诊断的基础上，开出的试图拯救资本主义的药方，资本主义所有制被迫从产权“明晰的个人私有制”（胡代光，1998年），转变到社会间共同占有的股份制形式，以既求得适应生产力社会化的需求，又求得利益和风险的共享共担。资本主义股份制是一种资本社会化、管理社会化、（管理权）利益社会化和风险社会化的形式，股份制因其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组织形式的不断变化，在资本主义生产力极大提高的过程中，具有极强的消化力，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这里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对私有制扬弃的股份制（恩格斯）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第三，当今个人身份的多元化，对阶级关系起着一定的调和作用。它是战后以来，甚至就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才迅速出现的又一种变化。新的知识的出现，一代高人才，将资本运行和智力运行有机地结合起来，他们主要利用自己的智力作资本，加之以适量的货币资本（包括利用信用）很快占领和拓展市场，成为新经济的领头羊，这些人通过自己的智慧而暴富，以致雇佣部分智力型劳动者共同参与知识经济的运作，他们既雇佣他人劳动，自己往往又是最主要的劳动者，负责主要产品（软件）的开发生产。对于这类来说，一旦这些人自己不再参加劳动，企业资本很可能会一文不值。另一种情况是一些人既是雇主又是雇员。这种情况我们国内已较普遍，在高校和私企中就有这种现象，一个人既受雇于某一企业，而自己又开有自己的公司，雇佣他人劳动。这类情况的出现很难使人分清，某一个人到底是资本家还是工人，是雇主还是雇员，还是什么？所以个人身份的多元化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阶级区分的边界，表明简单的阶级解决不了这一。

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什么样差异。就像前面说的，无论是谁，他们都承认马克思主义学说需要，关键是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实有差异是不是就意味着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我们认为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早期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它对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指出市场竞争的无序性和社会干预与调配的必要性，推动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繁荣和文明有着深刻的。作为以推翻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的灵念和先见是任何一位公正的学者都不能否定的，无论是表现出对这一学说的害怕还是敬仰，都表明了这一学说的性。问题是一百多年的实践和社会变化，尤其是经过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初始制度形态和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社会，均面临着新的建设和发展任务。尤其是象我们这样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可能简单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我们的市场经济与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本质区别的，马克思展望社会主义（马克思本人从没有正面肯定过社会主义）的是计划经济（有人把它归之于列宁的发明），是没有商品、货币的。硬是从马克思的一些著述里找出一些言语来佐证某一个观点是容易的，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系统，是一种价值倾向，甚至是一种精神，片言只语代表不了马克思主义。

从这里我们再回到开头的话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等同于经济学，经济学是否等同于政治经济学。很显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其特有的内容，若它等同于政治经济学，那么政治经济学就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应该包括更多的内容，更广的运行功能分析及定量的操作。如果我们的经济学不能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问题，不能系统而深刻地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我们就对不起马克思主义，对不起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创立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和政治关系分析的经济学说，承认他们有自己的特点和内容，那么我们认为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可以等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以来，它就成为了经济学的血液之一”[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经济活动中人与人关系的经济学，现实社会中经济学离不开政治（王振中，1999），在现代社会更是如此，经济学不会因为加上了“政治”两字而变得大逆不道。加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恩格斯说过，“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5]。作为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来就没有想要解决一切社会的一切经济问题，假如我们一定要让一门本质上属于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承担解决现实一切经济问题的责任，实在有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意。

迄今为止，纯而又纯，普遍适用的经济学还没有出现。

西方经济学中许多概念、范畴、原理也同样并不完全适用于的经济建设，甚至不适用于西方国家自己，现在有人试图通过将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来摆脱政治的影响，建立一门超国界、超时空的经济学，其尝试之心可嘉，但其功效实属徒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更主要的是要以中国经济的自身运行为出发点，在不同的时期建立不同的经济学说，那种希望一劳永逸地建立一门中国经济学无异于悬木求鱼。

【】

[1]杨枫主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C]．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

[2]王振中．关于加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J]．经济学动态，1999,(3):26-27.

[3]谷书堂．再谈经济学在中国未来的发展问题[J]．经济学动态．1999,(3):30-31.

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创新理念;当代中国;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条主义

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提出了迫切要求。中央提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前者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性和中国特色，必须把中国元素和时代特征融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点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后者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赋予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侧重点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二者都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三大要素的结合。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概念的实质内容是一致的，可以等同使用。

一、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实践和时代的要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践发展和时代变化，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与时俱进向前发展，理论生命力才能保持常青，对现实具有充分的解释力。理论发展的这个一般规律告诉我们，当理论不能解释现实，就谈不上指导实践，被人们所接受。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占据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但是，在实践中人们很快发现，这一理论没有把实践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许多新元素融入其中，使理论自身存在的诸多缺陷日益暴露出来。它在假设前提、变量设定、分析工具、模式方法等方面还停留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的理论框架。其高度抽象的具有完全信息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前提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合，以此假设为前提得出的结论也往往偏离事实。在变量设定上，对各种变量的假定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在分析工具和方法上，过度的数学化、精确化，使复杂的经济现象演化为线性的数学关系，抽象掉了不该抽象的经济利益关系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直接影响。在模式方法上，虽然能够简单、直观地把各种经济变量和关系清晰地展现出来，但模型的高度抽象本身排除了各种不确定性，把复杂的经济活动变成一个按固定模型运行的理想模式而不能解释现实现象。西方许多经济学家也对这一理论提出了直接挑战，认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必须增添实践和时展新内容，才能够对现实具有解释力。除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本身存在的这些问题，另一个致命的缺陷是不符合中国国情，不能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的情况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不同于任何一个国家，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揭示的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实事求是分析其理论内容，吸收其合理的成分，但我们不能再迷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权威性，更不能把它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指导理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一百多年前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特征基础上创立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内容虽然也不断得到丰富，但其基本框架、分析体系、基本观点没有实现创新性变化。实践证明这一理论存在着两方面的不适应：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并不是对现实社会主义经济运动实践进行分析得出的，而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深刻分析的基础上，为未来社会的经济运行特征提出的理论预见。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理论准确地说，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种理论设想，这样的理论与现实社会主义的实际明显不适应。其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设想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有很大差别，国情不一样，时代不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国情也明显不适应。如果简单用这样的理论套用于中国现实，也不能取得成功。我们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键是从实践发展和时代变化出发，着力理论创新，这是实践和时展的需要，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有说服力地解释现实中的各种复杂现象，当然也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指出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通过对实践的总结我们深刻认识到，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老路”的思想基础是封闭僵化的理论，“邪路”的思想基础是西方自由化理论。这种封闭僵化的理论和自由化的理论都不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我们既不能以“老路”来反对“邪路”，也不能以“邪路”来替代“老路”。“老路”和“邪路”必须同时反对，僵化的理论和自由化理论必须同时批判，才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化、时代化的元素提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平台。要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灵魂。创新并不是一个新词，这几年中，我们对创新高度重视，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政策创新、文化创新等，已经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但是，创新仅仅停留于工作和实际操作层面还不够，必须提高到理念层次。在创新理念指引下，理论创新是根本，理论创新作为其他各方面创新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着力推动理论创新，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极大推动着我国各项事业的创新发展，理论界的创新则显得明显滞后。真正实现理论创新绝非轻而易举，理论界的思想认识还有待真正统一于党中央的思想，不少人总是带着“姓社”“姓资”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这些问题，而不是以研究的方法去探索如何把这些问题做得更好。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对中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具有充分的自信，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需要探讨、研究各种问题，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讨论存在的不同看法和观点，把对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根本的是理论必须能够解释现实，回答实践中的问题，理论符合实际才是真正的创新。这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遵循的精要。

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两个教条主义”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要在理论上彰显以下两点：一是必须具有时代性，理论随时代变化而发展，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和挑战；二是必须具有世界性，理论能够解释世界经济发展现象，揭示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当今时代是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格局发生着巨大变化和调整，各国的政治关系和世界政治格局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和重组。这些新的时代特征，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基本制度并存和交融发展的世界格局。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世界发展日益全球化，越来越融为一体；另一方面，时代的发展又使世界的发展呈现多样化，越来越具有差异性。根据时展变化，着力于理论创新，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回答时代变化的各种新问题，是广大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曾经被认为是经典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解释不了当今时展的种种现象，当然更解释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象和被世界认为的“中国奇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在时展中才能获得不断发展的动力。能够解释时展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才能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立足中国国情，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载体，离开了中国国情和实际，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当然也不会有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在中国的实践中才能获得不断发展的空间，才能与时俱进地增添新内容。能够解释中国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才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指导思想。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破除“两个教条主义”的前提是解放思想，如果总是把思想禁锢在教条主义的框框中，既怕触碰到西方主流理论，又怕闯入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禁区，就难以实现理论创新。理论创新不是对原有理论的简单否定和抛弃，而是在批判基础上的借鉴和吸收。

三、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处理好两个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