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性范文10篇

有效性范文篇1

一、研究文献回顾职称论文

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研究，应考虑在具体货币政策操作中，实现最终目标的程度和时滞，及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因素。陆军、舒元(2002)采用两步OLS方法考察了我国货币政策对实际产出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在我国有效，同时预期到的与未预期到的货币都影响产出，货币政策对产出在10%的显著水平上存在非对称性效果[1]。彭方平、展凯、李琴(2008)应用非线性STSV

AR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以金融机构存贷差为流动性过剩度量指标显示，自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明显处于流动性过剩状态。流动性过剩削弱了央行货币政策对物价水平的调控能力，但货币政策对实际产出的影响能力，反而有所加强[2]。谭旭东(2008)基于政策时间不一致性模型得出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与政策的可信性之间密切相关，随着货币政策可信性的提高其有效性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央行实行有规则、透明度高、连贯性强的货币政策最优[3]。徐亚平(2009)基于理性预期理论分析得出稳定和引导公众的通胀预期对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4]。殷波(2009)引入投资的时机效应和资产价格波动，对一般最优利率政策模型进行扩展，通过理论分析和经验检验得出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低效率的原因在于央行制定利率政策时忽略了投资的时机效应和资产价格波动，从而使利率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系统性的反应不足，导致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效果不佳[5]。范从来、赵永清(2009)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自1998年以来外汇储备变动是货币数量M1变动的决定性原因，货币政策丧失部分自主性，但VEC模型显示我国货币政策自主性并没受到系统性制约[6]。在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中，Cover(1972)通过考察美国二战后的季度数据得出，正的货币冲击对产出的增加几乎没有作用，而负的货币冲击对产出则有明显的减少作用[7]。本文基于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变化与宏观经济运行效果，运用VAR模型验证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因素，最后总结归纳优化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二、央行资产负债表结构分析

通过分析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可以更好地了解其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进而把握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如何发挥功效[8];了解央行在连续时间段内，其资产负债业务量上的增减变化及资产和负债项目中子项目变化对各自项目的影响，从而分析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的有效性;通过资产负债表结构和项目的变化，对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状况及发展变化的未来趋势加以分析和预测，形成央行货币政策规则。

基于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统计数据从资产方分析，外汇储备构成央行国外资产的主要部分，外汇储备的积累通过外汇占款的形式表现为国外资产的增加。在国外资产迅速积累的状况下，央行为了稳定货币供给控制其他非国外资产的增加，外汇在央行资产负债表总资产中稳定增长，从1999年占比39.8%积累到2009年的77%;对政府债权在2007年12月占比最高9.65%，通常月份其占比区间在2.6%～7.7%波动;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波动较剧烈，从1999年的43.5%下降到2009年12月份的3.1%，其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变化表明再贷款、再贴现等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已明显下降。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的比重也从2007年末逐步递减，目前在5.1%左右波动。

中国人民银行自1984年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共调整存款准备金率32次，从2006年7月至2008年年末央行提高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20次，平均每月公布紧缩性政策措施0.7次，货币政策干预频度较密集。其中2006年调整3次至9%;2007年调整10次至14.5%且每次上涨50个基点;2008年共调整9次存款准备金率。因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央行在2008年下半年为稳定经济增长水平将其下调至15.5%，2009年我国宏观经济稳健运行保持8.7%的增长率，央行为限制信贷规模在2010年初又上调准备金率100个基点。

从负债结构分析，最突出的变化集中变现为，货币发行在总负债中占比逐步下降，从2000年初的50.4%减少到2009年末的18.3%，央行发行的债权在总负债中占比快速增长。为了冲销因外汇储备快速积累而增加的货币供给，央行从2003年4月22日开始发行央行票据，央行票据在资产负债表负债方占比从2005年末起在20%左右小幅波动，发行规模逐步增加，在2009年末发行债券量已达42064亿元;储备货币在资产负债表中的比例也从2000年初的81%减少到2009年末的60%左右;金融性公司存款因央行近年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而逐步增加，其占央行负债方的比重已达45%。政府存款在负债方的比重波动较剧烈，在区间5.1%～14.8%波动。

三、实证检验

(一)变量选择及数据处理

通过对央行资产负债表结构的分析，本文选择外汇(FS)、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LB)、货币发行(CU)、金融性公司存款(RE)、政府存款为因变量(GB)，将央行票据(DB)、存款利率(RR)、存款准备金率(ZBJ)及货币供应量(M2)、居民消费物价水平(CPI)、汇率水平(ER)作为反映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自变量。本文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库及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参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9]。为保证足够的样本，数据选择从2001年1月至2009年12月共108个样本。数据分析通过EViews7.0进行。由于数据波动较大，为消除异方差，使单位无量纲化，将部分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本文实证研究通过回归分析和向量自回归模型两种方法验证货币政策实证对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进而反映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因素。

(二)回归分析

资产负债表某一科目的变化通常受到多种政策工具的影响，本文首先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各货币政策工具及货币政策目标对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科目变化的作用。通过将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对资产负债表科目的影响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筛选对资产负债科目影响比较显著的变量。其次进行回归分析以此得到最优的回归分析表达式。

最优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总结如表1所示，外汇资产变化受存款利率和货币供给影响最大，存款准备金率和央行票据发行对其作用效果不明显;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受存款利率、准备金率、货币供给影响较大，央行票据和汇率对其也有明显效果;货币发行主要受货币供给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影响，央行票据供给与货币发行反向变化，即央行票据可以部分回笼货币供给量，但作用效果不明显;金融性公司存款受存款准备金率、货币供给影响较大，汇率水平与其同向变化，当人民币升值时汇率水平下降，金融性公司存款也会随之下降;政府存款受货币供应量作用较大，因政府存款是中央财政的净收入，呈季节性波动，在每年最后一个月财政支出较多，对政府存款影响较大。

(三)向量自回归模型(VAR)

一般的模型仅仅只是描述因变量对自变量变化的反应，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auto-regression，VAR)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10]。在某些给定条件下，VAR模型能够用来确定一个基本的经济冲击给其他经济变量带来多大影响，即其他经济变量对该基本经济冲击的响应的大小，所以VAR被公认为描述变量间动态关系的一种实用的方法。一般的p阶无约束VAR模型(记为VAR(P))具有如下形式:yt=?椎1yt-1+L+?椎Pyt-P+Hxt+?着tt=1，2，L，T(1)

式中:yt是k维内生变量列向量;xt是d维外生变量列向量;P是滞后阶数;T是样本个数。k×k维矩阵?椎1、L、?椎P和k×d维矩阵H是待估计的系数矩阵。?着t是k维扰动列向量，同期之间可以相关，但不能有自相关，不能与模型右边的变量相关。VAR模型中各变量的排序可能影响到它们度量的效应，预期不会或很少对其他变量产生影响的变量应该放到最后。通常用脉冲响应函数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VAR模型要求序列是平稳的，因此通过单位根检验判断各序列的平稳性，运用EViews7.0分别对各变量的水平值和一阶差分值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各序列一阶差分均是平稳的，表2给出了0～5阶VAR模型的LR，FPE，AIC，SC和HQ值，并以“*”标记出依据相应准则选择出来的滞后阶数，表中有超过一半的准则选出来的滞后阶数为1阶，因此将VAR模型的滞后阶数定为1阶。

通过VAR模型的参数估计表分析，可知LNFS受其滞后一期影响最为显著，准备金率的变化滞后一、二期均显著，相应央行票据、存款利率、汇率对外汇的影响不明显;央行票据受其滞后一期影响最为明显，外汇资产的系数较大但显著性不高;汇率、准备金和利率显著性均较差;存款利率受其滞后一、二期影响均显著;外汇资产、准备金率的作用也较明显，而相应汇率和央行票据的效果较差;准备金率的滞后一期的效果最大，存款利率滞后一、二期的效果也非常明显，汇率和外汇资产的变化影响不显著;汇率对其滞后一期的效果最大，而存款准备金率滞后一、二期的效果均显著，外汇资产、央行票据和利率滞后的效果不明显。

脉冲响应函数(IRF)表明第i个内生变量的一个冲击不仅直接影响到第i个变量，而且通过VAR模型的动态结构传递给其他的内生变量，最终又反馈到其本身的过程。通过对LNFS的脉冲响应函数表格的解读，央行票据在第2期达到最大值，然后逐渐下降趋于稳定在第10期时降至0.024;存款利率对LNFS的冲击在第7期达到最大值0.039，起初冲击效应较小其值仅为0.009，然后迅速增加在达到最高点后趋于稳定;存款准备金率对LNFS的起初效果为负值，冲击效果逐步上升;汇率对LNFS的冲击值起初为负值，第二期突然变为正值，随后各期缓慢下降，其值均为负值。

通过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可知央行票据发行和存款利率对外汇资产变化的效果最明显，存款准备金率随着滞后周期增加其对外汇资产的变化效果稳步上升，央行为贯彻落实“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目标，在连续运用央行票据和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后，又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以期形成合理的利率水平，我国自2005年7月21日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累计对美元升值21.20%，现期人民币汇率稳定在6.81～6.85的区间内波动，上述种种政策工具对央行资产负债表项目外汇资产的变化起到了显著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可知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较明显，针对不同的资产负债表科目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合理搭配货币政策工具可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外汇资产受国内利率水平的影响较明显，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受货币供给量影响显著，货币发行受货币供给量的作用较显著，金融性公司存款对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化较敏感，政府存款受存款利率影响显著。

基于以上实证分析结论提出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改进措施。

(一)进一步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提高货币政策决策的独立性，即将现在作为咨询议事机构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提升为决策机构，赋予其更多的最终决策权，决定汇率、利率和货币供给量，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由此减少货币政策时滞。同时逐步增加学者、企业界和银行界代表参与货币政策的制定，减少货币政策委员会中政府官员的比重。通过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增强中央银行的公信力，使市场参与主体对货币政策目标形成合理预期，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二)实行含有相机抉择成分的一定规则

自从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履行中央银行职能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操作规则一直处于不断摸索的过程中，具有浓重的“相机抉择”特色，通过实证研究泰勒规则在我国有一定的适用性。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性会导致公众失去对中央银行的信任，这又会引起公众行为与预期的不确定性，继而进一步加剧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性。由基德兰德的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理论，相机抉择使得降低通货膨胀所付出的代价更大，加剧了经济的波动。因此，央行在货币政策制定中应该把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结合起来，实行含有相机抉择成分的一定规则。

(三)增强货币政策灵活性及与其他政策的联动

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及区域经济差异，采取不同程度的货币政策工具变量。由于各地区的发展阶段和发展速度不同，应根据各地的发展状况和经济增长速度制定细化的货币政策措施，根据经济走势灵活变动政策调控重点。协调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能够有助于基础货币的控制、降低货币当局公开市场操作的成本、提高利用中央银行融资融券回收流动性的可持续性、丰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的品种，由此增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有效性;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协调配合可以促进我国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调整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合理搭配外汇资产，减少汇率波动的潜在损失。

(四)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增强货币政策工具运用能力及弹性

提高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能力，首先要注意对各种政策工具使用方式的改进，其次应结合预期与微调，充分发挥政策工具的效用。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央行票据发行的操作上，都应采取多次、小幅调整的方式，摸索最适合经济发展的政策水平，同时有助于引导人们的预期。继续扩大货币市场主体的范围，增加货币市场的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加快发展资本市场，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重，发挥资产价格渠道对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

有效性范文篇2

关键词：货币政策；有效性；对策研究

一、我国货币政策实践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无论从角色、方式还是其发生的作用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对经济增长和保持币值稳定等经济目标的作用也今非昔比，央行在制定、执行货币政策上是不断走向成熟的，进行宏观金融调控的能力也是在不断提高的。但是，无论是中央银行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或利率进行调节，还是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都没能使货币政策的实施达到预期的效果。央行政策如泥牛人海，悄无声息地消融在各种制约因素中，央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仍然有待改善。

二、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因素

虽然我国这段时期的货币政策可以肯定的说是有效的，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其制约因素主要有这些：

(一)利率市场化问题。我国目前的利率改革已进入关键的攻坚阶段，其根本的突破点在于放开贷款利率的下限和存款利率的上限。只有放开了这两重限制，才能形成真正的市场竞争，利率才是实现了市场化。但目前央行对放开这两个利率仍保持极为谨慎的态度，主要存在下面两个制约因素：一是因为长期严格的利率管制，商业银行缺乏利率风险定价能力和管理能力。二是金融市场缺乏基准收益率曲线。在2007年1月1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开始公布之前，人民币贷款就缺乏基准收益率参照。

（二）中央银行独立性不够的问题。我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在行使时受到多方干扰，一方面总行赋予分支机构相当大的贷款权，央行分支机构、专业银行分支机构和地方政府三者合谋，形成地方政府通过专业银行向央行分支机构贷款，分支机构向总行争贷款的“倒逼机制”，刺激央行多发基础货币以满足资金需求，这十分不利于实现货币稳定的目标。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向中央银行透支或直接借款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而中央银行难以对冲其影响，导致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是形成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使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受到不利影响。

（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外部时滞问题。当前信贷渠道仍然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信贷渠道传导的效果取决于完善的金融组织体系以及金融机构市场化的信贷行为。近年来，股份制银行主要在地市以上发挥作用的局面没有改变，国有商业银行逐渐撤并县(乡)级分支机构，上收信贷权限，而小规模的金融机构发育不足，没有及时跟进从而填补国有商业银行机构撤并留下的空白，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

(四)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的抵消作用。中国人民银行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5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43.32%。由于结汇渠道的人民币投放属于基础货币，考虑到货币乘数的作用，增加的货币供应量还要大。因此，结汇已成为人民币投放的主渠道。外汇储备高速增长影响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央行收回流动性的措施将推动市场利率上升，导致外汇投机资金继续流入，抵消了央行的对冲操作，使得央行陷入被动恶性循环的困境。三、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根据我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实践，针对当前我国通货膨胀压力仍存在的现实，在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应更加有效地运用货币政策，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利率市场化必须统筹安排、科学推进。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先大后小，先外后内，先贷后存，先农村后城市，先市场后信贷”，其中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利率市场化要处理好以下问题：1．精心培育市场基准利率，使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基准利率.2．强化商业银行利率定价与风险管理机制。3．提高货币政策调控客体中居民对利率的敏感性。提高居民储蓄和消费的利率的敏感程度；同时建立借贷市场或社会保障风险分散机制，使居民在面临收支非预期性变化时，能够通过类似渠道进行一定程度化解。

（二）保证中央银行决策的独立性。中央银行是一国的货币当局，负有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的责任。新的货币政策体系明确后，中央银行停止了对非金融部门发放贷款，停止了对财政透支和借款，财政赤字主要通过发债解决。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权力集中到了总行并转变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对商业银行总行，总行及其分支机构的利润留成制度已为预算制所代替。这一切都为中央银行独立行使职能创造了条件。尤其在2003年成立了中国银监会，提高了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三）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健全和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微观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国有企业改革已经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通畅与发挥作用，取决于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需要有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并且有自我发展能力的现代化企业。首先政资分开，政企分开。政企分开的前提是政资分开，政企分开的关键是合理界定政府的职能。其次塑造国有资本市场经营主体。

有效性范文篇3

关键词：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有效性

一、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有效性的要件

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是国际商事交往中的双方当事人自愿把他们之间已经发生或者将来可能发生的财产性权益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协议。只有满足相应的主体要件（意思表示与行为能力）和客体要件（形式要件与内容要求），方能获得预期的效力。

1.当事人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

在国际商事仲裁协议中，当事人应明确表示愿意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否则，人们就有理由怀疑仲裁权产生的合理性。该意思表示须具备以下条件：

首先，其为双方当事人共同的意思表示，而非仅为单方的意愿。仲裁协议的本质是一种合同，而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意思合致的产物。若缺乏对方的承诺，单方的意愿最多只能构成要约或要约邀请。同样，一方提交仲裁的意愿在未得到对方肯认时是无法实现的。

其次，必须是双方在协商一致基础上真实的意思表示，而不能是在外界强制或影响下的虚假意思表示。但若因“欺诈消灭一切”（FrausOmniaCorrumpit）而一概否定因欺诈而订立的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似有不妥。应该认可该仲裁协议的效力存在瑕疵，同时，将最终判定该仲裁协议是否有效的权利交由受欺诈的一方。若其表示肯定，则可以认定该仲裁协议经过补正而获得了效力。否则，其将归于无效。

再次，必须是有利害关系的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最后，该意思表示必须明确、肯定，符合仲裁一裁终局、或裁或审的本质，具有排除法院管辖权的效力。

2.当事人的行为能力

纵观各国私法，均以自然人享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作为法律行为有效的必备条件。无民事行为能力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者实施的法律行为一般都不会产生预期的法律效果。虽然诸多国家规定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得在有限范围内为一定的民事行为，但一般仅限于受益性行为及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定型化行为。故此处讨论的仲裁协议有效要件之一的当事人的行为能力仅限于完全行为能力。

1958年《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纽约公约》）和1985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即《示范法》）皆规定,若当事人在订立仲裁协议时,处于某种无行为能力的情况下,被请求承认和执行裁决的主要机关可根据当事人请求，拒绝承认和执行有关裁决。

3.仲裁协议的形式

国际条约和各国立法一般都规定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纽约公约》和《示范法》均要求仲裁协议须为书面形式。《纽约公约》明确将其表述为“agreementinwriting”，且第2条规定称，“‘书面协定’者,谓当事人所签订或在互换函电中所载明之契约仲裁条款或仲裁协定。”

但对“书面”（written）的认定，各国又有所不同。《示范法》要求该协议是双方签字或文书电文之来往，西班牙、哥伦比亚等国的仲裁法则要求仲裁协议必须以公证的形式作成。然而，宽松地解释“书面”更切合实际。“因为做生意的人很少会在谈合约时，书面来书面去（writtenexchange）的对仲裁协议来个漫长明确的谈判”，否则，“岂非否定仲裁”。

鉴于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区别于一般民商事合同的特殊性，在不违背各国法律对仲裁协议形式的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地保全已订立的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有效性，避免对“书面”过于苛刻的限制。只要仲裁庭或法院可以从该协议中充分领会到或明确推定出当事人将争议提交仲裁的意思表示即可，不必过分追究其形式的完备性，以捍卫仲裁的自治性以及维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此外，现代国际商事交易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迅捷性，商人们不可能为订立一份仲裁协议而浪费过多时日，以至延误商机。故为国际商务往来之目的，也应对仲裁协议的“书面”要求作宽容理解。“如果一方当事人的函电、备忘录、通知等文件中表明发生争议时应交付仲裁解决，而相对人也以书面方式接受了此类文件的内容，并未对仲裁问题明确表示异议，足以构成一份有效的仲裁协议；或者一方当事人在法院起诉时（尽管存在前述的文件），而相对人以存在仲裁协议为理由对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书面的异议，在此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应受仲裁协议约束，亦是显而易见的”。

4.仲裁协议的内容

仲裁协议的内容需符合合法性的要求，即仲裁协议的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原则，特别是提交仲裁的争议事项依据有关国家的法律规定具有可仲裁性。

仲裁作为一种带有私力性质的救济方式，从其发展的历史看，凡涉及国家公共利益的事项，国家一般不允许仲裁的介入，其适用范围需受到国家法律严格限定，以实现维护一国公共政策（publicpolicy）之目的。因而，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实际上是对仲裁范围施加的一种公共政策限制。这类限制主要是涉及各国的经济制度、社会体制、历史传统等关乎一国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另外，一些国家为了对在经济实力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主体提供一定的法律保护而专门制定一些法律，并赋予其强制执行的效力，要求受该法保护的当事人必须遵守，而不能通过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予以排除。若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提交仲裁的争议事项，根据一国法律是不可仲裁的，就意味着该仲裁协议违反了强制性规定，无法产生法律效力。不可仲裁的事项通常包括关于民事身份、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离婚争议及涉及到被认为属于公共和社会利益的事项。

在一方静默（silence）的情况下，不宜当然地认定争议不存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5条确认了法院的默示管辖权，相应的，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仲裁庭的默示管辖权。即在存在一份有效的仲裁协议的前提下，若一方当事人提请仲裁，无论双方之间是否发生实质上的争议，只要另一方当事人在收到合理的仲裁通知后未就仲裁庭的管辖权问题提出任何异议，则可推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争议，仲裁庭即可依据仲裁协议对该案行使管辖权。

5.仲裁机构

在机构仲裁的情况下，只有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机构确实存在，或者至少可依常理推定其确实存在，该仲裁协议方才可能有效。之所以将对仲裁机构的确定视作有效仲裁协议的必备要件，是因为几乎所有的常设仲裁机构都规定，只有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明确表示将争议提交其仲裁，该仲裁机构才会受理案件。否则，即使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明确表示了将争议交付仲裁解决的意愿，但未明示仲裁机构名称，有关仲裁机构因无法证明其对该争议具有仲裁管辖权而仍将拒绝受理案件。

不过，有些国家已出现对这一要件的要求日趋宽松的迹象。英国目前对于海商案件只要求仲裁协议中出现提交“伦敦仲裁”的字样即视该仲裁协议有效。换言之，在英国的法律制度下，仲裁协议中明确约定的仲裁机构并非协议有效的法定要件之一。英国的此种作法对于维护当事人意思自治，扩大仲裁机构管辖权，促进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有其合理有益的一面。但因各国立法不同，极可能导致坚持“只有约定有确实的仲裁机构，仲裁协议方能获得有效性”的国家的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该仲裁裁决。由此，该仲裁裁决无异于一纸空文，其效力的稳定性与权威性难以得到切实的维护。

二、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有效性的国内立法评析

我国《仲裁法》第七章专门规定了涉外仲裁的相关问题，而根据第65条的规定，《仲裁法》第三章（第16—20条）有关仲裁协议有效性的规定当然适用于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同时，有关问题也可参照适用2006年9月8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

1.形式要件的立法评析

《仲裁法》第16条明确规定：“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解释》第1条明确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书面形式”的仲裁协议，包括以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形式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可见，我国对于“书面形式”的规定较为宽松，对“书面”的解释符合国际上的普遍作法，顺应了现代国际商事交易发展的潮流。

2.实质要件的立法评析

我国仲裁立法中未直接规定当事人的行为能力乃构成有效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要件之一，只有结合《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方能推得。

《仲裁法》第16条、17条分别从正反两面规定了仲裁协议实质有效的要求与无效的情形。第16条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1)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如前所述，此处的意思表示必须以一种明确的方式做出。实践中，当事人一方起草了含有仲裁条款的合同，并将其以书信、电报或传真等方式送达至另一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未置可否，而是以行动履行了该合同，此时并不构成该方对仲裁的默示接收。这是因为虽然合同可以因该方当事人的实际履行的行为而宣告成立，但从当事人对主合同的默示的意思表示之中并不能明确推知其对仲裁条款的肯定。这与前文中对“书面”的阐述也并不矛盾，书面的底线是明示同意，默示则从根本上违背了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书面性要求。此外，基于仲裁条款的独立性，仲裁条款的效力与主合同的效力是分离的，并不能因为主合同的默示成立而当然具有效力。事实上，“从世界各国实践来看，除了极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国家都不承认仲裁条款可以通过合同的默示成立而达成。”

(2)仲裁事项。仲裁事项即提交仲裁解决的争议内容，当事人提交仲裁解决的事项必须具有可仲裁性。《仲裁法》第2条明确了可以提交仲裁的事项，即“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由此推知，此处的可仲裁事项是指与人身关系无关的财产性权益争议，包括契约性与非契约性的争议，如买卖合同、产品责任引起的争议。但不包括第3条从反面规定的不能通过仲裁解决的事项，具体有:“（一）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二）依法应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此条规定的第一款因是与人身关系有密切的联系，当事人不能自由处分，故不能纳入仲裁解决的范围，否则，即是对“从身份到契约”的法进化运动的背离。第二款规定的不可仲裁事项则是因行政争议的解决涉及到行政权的行使，若允许将其纳入仲裁解决，既是对国家主权的践踏，又会导致公共秩序无法得到切实维护，有悖于“公共秩序保留”之国际私法准则。

(3)选定的仲裁委员会。《仲裁法》第16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有效的仲裁协议必须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其第18条还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在1996年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香港富勒诉天津外贸一案中，合同的仲裁条款规定：“仲裁：所有争议应通过友好的方式解决，如不能，用香港法来最终解决该争议，香港法院做出的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天津高院按中国法律关于仲裁条款应定明仲裁机构的规定，裁定该仲裁条款无效。并且，这一裁定在二审中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旗帜鲜明的支持。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将可能发生的争议提交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仲裁机构仲裁或指定的仲裁机构不存在或指定的仲裁机构的名称不准确等，应当认为这类有缺陷的仲裁协议是可以补正的。只要当事人在补充协议中选择向其中一个机构提请仲裁，它仍当是有效的。《解释》第3－6条就此已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3.无效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立法规定

《仲裁法》第17条从反面规定了属于无效仲裁协议的情形，即：“（一）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二）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三）一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仲裁协议的。”其中第一种情形直接违反了仲裁协议有效要件之一的仲裁事项可仲裁性；第二种情形不符合对当事人行为能力的要求；第三种情形则将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置于虚假的意思表示之下，未体现双方当事人请求仲裁的真实意思表示，因而都属无效。

另外，《仲裁法》第19条第1款规定：“仲裁协议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可见，仲裁协议有效性独立于规定实体权利义务的合同的效力。

4.确定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有效性与否的管辖权

有效性范文篇4

关键词：货币政策；有效性；对策研究

一、我国货币政策实践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无论从角色、方式还是其发生的作用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对经济增长和保持币值稳定等经济目标的作用也今非昔比，央行在制定、执行货币政策上是不断走向成熟的，进行宏观金融调控的能力也是在不断提高的。但是，无论是中央银行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或利率进行调节，还是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都没能使货币政策的实施达到预期的效果。央行政策如泥牛人海，悄无声息地消融在各种制约因素中，央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仍然有待改善。

二、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因素

虽然我国这段时期的货币政策可以肯定的说是有效的，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其制约因素主要有这些：

(一)利率市场化问题。我国目前的利率改革已进入关键的攻坚阶段，其根本的突破点在于放开贷款利率的下限和存款利率的上限。只有放开了这两重限制，才能形成真正的市场竞争，利率才是实现了市场化。但目前央行对放开这两个利率仍保持极为谨慎的态度，主要存在下面两个制约因素：一是因为长期严格的利率管制，商业银行缺乏利率风险定价能力和管理能力。二是金融市场缺乏基准收益率曲线。在2007年1月1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开始公布之前，人民币贷款就缺乏基准收益率参照。

（二）中央银行独立性不够的问题。我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在行使时受到多方干扰，一方面总行赋予分支机构相当大的贷款权，央行分支机构、专业银行分支机构和地方政府三者合谋，形成地方政府通过专业银行向央行分支机构贷款，分支机构向总行争贷款的“倒逼机制”，刺激央行多发基础货币以满足资金需求，这十分不利于实现货币稳定的目标。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向中央银行透支或直接借款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而中央银行难以对冲其影响，导致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是形成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使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受到不利影响。

（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外部时滞问题。当前信贷渠道仍然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信贷渠道传导的效果取决于完善的金融组织体系以及金融机构市场化的信贷行为。近年来，股份制银行主要在地市以上发挥作用的局面没有改变，国有商业银行逐渐撤并县(乡)级分支机构，上收信贷权限，而小规模的金融机构发育不足，没有及时跟进从而填补国有商业银行机构撤并留下的空白，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

(四)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的抵消作用。中国人民银行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5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43.32%。由于结汇渠道的人民币投放属于基础货币，考虑到货币乘数的作用，增加的货币供应量还要大。因此，结汇已成为人民币投放的主渠道。外汇储备高速增长影响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央行收回流动性的措施将推动市场利率上升，导致外汇投机资金继续流入，抵消了央行的对冲操作，使得央行陷入被动恶性循环的困境。三、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根据我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实践，针对当前我国通货膨胀压力仍存在的现实，在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应更加有效地运用货币政策，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利率市场化必须统筹安排、科学推进。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先大后小，先外后内，先贷后存，先农村后城市，先市场后信贷”，其中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利率市场化要处理好以下问题：1．精心培育市场基准利率，使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基准利率.2．强化商业银行利率定价与风险管理机制。3．提高货币政策调控客体中居民对利率的敏感性。提高居民储蓄和消费的利率的敏感程度；同时建立借贷市场或社会保障风险分散机制，使居民在面临收支非预期性变化时，能够通过类似渠道进行一定程度化解。

（二）保证中央银行决策的独立性。中央银行是一国的货币当局，负有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的责任。新的货币政策体系明确后，中央银行停止了对非金融部门发放贷款，停止了对财政透支和借款，财政赤字主要通过发债解决。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权力集中到了总行并转变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对商业银行总行，总行及其分支机构的利润留成制度已为预算制所代替。这一切都为中央银行独立行使职能创造了条件。尤其在2003年成立了中国银监会，提高了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三）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健全和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微观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国有企业改革已经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通畅与发挥作用，取决于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需要有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并且有自我发展能力的现代化企业。首先政资分开，政企分开。政企分开的前提是政资分开，政企分开的关键是合理界定政府的职能。其次塑造国有资本市场经营主体。

有效性范文篇5

农村金融的有效性，是指农村金融机构通过向农村金融需求主体有效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后者的金融需求，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在此过程中提高自身的金融效率。

农村金融有效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农村金融产品供给的有效性。农村金融机构必须提供有效金融产品，才能使其运行得以继续和深化，如果供给无效，则金融有效性便无从谈起。其二，农村金融机构提供产品后价值实现的有效性。如果金融需求主体通过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能有效地发展经济，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则农村金融机构便拥有相应的优质资产，能获取预期的效益，其金融有效性便得到提高；反之，金融需求主体在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后，却因种种原因产生经营失效，甚至出现了亏损，本息逾期难以归还，则金融机构由此多了一份不良资产，其金融有效性便降低。至于金融需求主体逃废债务，则会使金融机构血本无归。

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内在联系、相互依存，因而不能封闭地考察农村金融，也不能孤立地谈论其有效性。农村金融有效性，是同农村经济有效性内在联系的。农村金融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促进农村进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反过来又为农村金融提供良好的基础和平台。相反，如果农村经济的金融支持力日趋弱小，农村经济便会因资金制约而难以发展，其结果便会造成农村金融的基础日渐薄弱，农村金融的有效性不断弱化。

当前，农村金融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低效性，其主要表现为：农村金融机构推出的某些产品难以为客户和中小企业所接受；而农户和中小企业期盼和欢迎的产品，农村金融机构又不推出来。许多农村经济主体对信贷资金的使用缺乏效益，还本付息存在问题，使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增加。农村金融机构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较高，农村金融效益远低于城市金融效益。农村金融低效性的原因很多，归纳起来，一是农村金融机构自身的原因，主要包括农村金融结构不合理，金融机构管理水平不高，创新能力不强，经营机制不活等。二是农村经济较为落后，农业经济存在较高风险，农民收入总体较少，农村经济实体的规模化经营水平较低，农村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对农村金融产生抑制作用，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很不完善等。

农村金融低效性，给农村经济金融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低效性使得金融机构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衰弱，导致许多农村信用社陷于资不抵债的困境，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纷纷撤离农村金融市场，转而进入城市金融市场，即使是定位于服务农村的商业银行和信用社，也减少了不少支农业务。农村资金供给原本就存在巨大缺口，但低效性使得农村资金大量外流，这对于农村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农村亟待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的金融体系，然而低效性却增加了非公资本进入农村金融业的忧虑。低效性给农村经济实体造成许多困难，农户和中小企业向正规金融机构融资困难重重，这迫使他们转向高利率的民间借贷，从而增加了他们的生产成本。农村金融低效性加重了农村经济低效性，而农村经济低效性又使农村金融难以摆脱低效性的困境。

提高农村金融有效性，不仅是农村金融发展的重大课题，而且是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需要。农村金融改革和创新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提高农村金融效率，增强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二

农村金融适应性，是指农村金融供给与农村金融需求相互适应。农村金融适应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总量的适应性，即农村金融供给总量，与农村金融需求总量相互适应；二是结构的适应性，即农村金融供给结构，与农村金融需求结构相互适应。

农村金融有效性与农村金融适应性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农村金融有效性，既是对适应性的检验，又是提高适应性的动力，它反映农村金融适应与否及适应程度，推动适应性的提高。适应性是有效性的基础和前提。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相互适应，农村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相互适应，才能提高农村金融有效性。农村金融曾出现过一些奇怪而有趣的现象：国家为提高农村金融有效性，设立了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构成的农村金融体系，但是，这三类金融机构并未解决农村金融需求的缺口问题，而农村民间借贷在满足农村金融需求方面却表现出了较强的有效性，农户融入资金的70%是通过民间借贷而实现的；大型商业银行出于支农考虑推出了小额农贷产品，但是这一产品却难以做大做强，小额农贷甚至贷不出去，而另一方面农户和中小企业融资心切，农村资金需求缺口呈扩大之势；大型商业银行出于有效性考虑，纷纷撤出农村县以下机构，而民间借贷同样由于有效性原因，反而规模越做越大，形式越来越多。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大型商业银行的金融供给不适应农户和中小企业金融需求的特点；小额信贷虽有创新之名，但其限制太多，要求过严，手续甚繁，因而与农户金融需求特点相背离；民间借贷虽不具备合法地位，但由于其适应农户和中小企业金融需求，因而效率较高，发展较快。由此可见，农村金融适应性是有效性的决定性因素。

长期以来，农村金融存在许多弊端，然而根本性问题，在于农村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不相适应，由此派生出许多具体的矛盾和问题。农村金融体制几经改革，但由于未将适应农村金融需求作为基本依据，而是在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下对原有的适应性颇弱的金融供给框架予以小修小补，因而问题未能根治，甚至不相适应的程度有增无减。例如，农村信用社的改革，陷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相互博弈中，囿于双方对农村信用社修补成本的分摊，而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即农户和中小企业未被纳入其中，适应性原则未被置于应有的位置，致使农村金融的适应性难以提高，有效性自然也就难以增强。

当前，农村金融需求出现了新变化。农村金融需求总量大为增加，据测算，到2020年新农村建设新增资金需求总量约为15万亿元，其中大部分由金融机构提供。农户资金需求规模不断扩大，借贷发生率和户均借贷次数也在增加。随着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诸如无公害、绿色、有机作物和优质果品生产，规模化和标准化种养业正加快发展，对资金需求将大大增加。温饱性农户在创业中存在金融需求，而小康型和富裕型农户在扩大经营规模中对资金需求量更大。在经济较为发达农村地区，农户需要更多资金用于发展特色农业和外向型农业。而在经济较为贫困农村地区，农户依靠开发脱贫、项目致富的愿望日益增强，因而生产性借贷的比重在逐步扩大。县域工业园区和农村企业的快速发展，促进各类经济实体征用土地、构建厂房、添置设备、扩大营销，使农村企业的资金需求随之加大，以往那种较为普遍和分散的小额借贷，正向集中的大额借贷发生转变。农村社会化服务的各类经济组织对资金的需求快速增加，而现代农村物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规模在快速扩大。在农村产业发展的同时，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尤其是供水、供电、公路和小城镇建设将加快发展，这方面资金需求在农村资金需求总量中的占比将提高。

农村金融需求结构进一步复杂化。当前，广大农户要求农村银行业创新金融产品，渴望无抵押的贷款方式，希望信贷品种和期限能与农业生产特点和周期相适应，贷款手续简便灵活，能快速、就近地获得借款。许多富裕起来的农户手握闲置资金，他们购买国债、企业债券和投资股市的要求日益迫切。在许多种养殖地区，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日益强烈，但这方面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在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结构中，短期借款占绝大部分，但近几年来长期借款的需求越来越大。由于受到信用资源短缺等因素的制约，其长期借款难以得到满足。许多中小企业不得不将短期借款转化为长期借款来使用，他们在短期借款到期后只付息而不还本，使本金转为下一期短期借款而循环使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不仅希望农村银行业创新更多产品来满足其间接融资的需求，并且希望通过兼并重组而进一步扩大其经营规模，通过发行股票和企业债券来更多地实现直接融资。

总之，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推进，不仅农村金融需求总量快速扩大，而且农村金融需求结构日益丰富；不仅现实的金融需求更为强烈，而且潜在的金融需求被不断激活，并加快向现实的金融需求转化。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需求，客观上要求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供给与之相适应。

然而，当前农村金融恰恰存在两种不适应性，即总量的不适应性和结构的不适应性。我们只有提高这两个方面的适应性，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村金融的有效性，增强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力。

三

提高农村金融的有效性和适应性，关键在于构建合理的农村金融结构。

在农村金融研究中，人们较为关注的是农村金融总量增长，尤其是农村信贷总量增长。但是，农村金融结构问题决不能被忽视。农村金融结构，是指农村金融体系中各个组成部分和各种构成要素的数量比例、空间分布、相互作用、相互配合的状态。农村金融发展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农村金融总量的增长；二是农村金融结构的优化。一般而言，总量指标反映农村金融的总体规模，只具有直观的表征意义。结构指标则能反映总量指标所不能反映的问题，能透视出农村金融深层次的矛盾和弊端，从而帮助人们推进农村金融的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总量受制于农村金融结构。在农村金融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单一的金融总量扩张，必然因其不能解决适应性问题而陷于低效性，这种粗放型的增长势必不具持续性。因此，提高农村金融有效性和适应性，不仅要重视扩大农村信贷总量，而且要大力推进农村金融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农村金融同农村经济的良性互动，促进农村金融真正实现总量扩张和层面提升。

当前，农村金融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存在许多矛盾。农村金融的结构性缺陷主要表现为：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农村金融产品需求越来越呈现多样化趋势，潜在的金融需求被加快激活，而当前农村金融产品供给却十分单一，几十年一贯制的“存贷汇”产品结构，同日趋复杂的金融产品需求不相适应。农村金融行业单一，主要是银行业、非银行金融业缺乏，其供给远不能适应农村金融需求。农村银行业存放类资产占比过高，贷款类资产占比较低，长期贷款类资产比例尤低，证券和保险类资产的比重甚微，投资类资产不断萎缩。农村融资属于银行业占绝对主导的模式，基本上是一种间接融资，不能满足农村企业尤其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直接融资的需要。农村公有金融垄断着农村金融市场，大型商业银行的金融供给难以适应农户和中小企业金融需求的特点，而能适应这种需求特点的非公金融，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农村金融结构，包括许多具体的子结构。根据农村金融需求当前情况和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我们应通过构建以下合理的子结构，达到农村金融整体结构的合理状态。一是完善农村金融产品结构，不仅要在资产抵押贷款、关系融资等方面创新产品，而且要在资本市场投资、农业保险等方面推出非银行业金融产品。二是构建合理的农村金融资产结构，农村存款类金融机构应降低存放类资产比重，增加贷款类资产比重，扩大中间业务和投资业务，适当提高投资类资产的占比。三是逐步改善农村融资结构，在继续扩大间接融资量的同时，大力提高农村经济规模化、市场化、股份化和证券化程度，大力培育农村资本市场，通过股票上市、发行企业债券等形式，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四是构建合理的农村金融行业结构，在农村银行业方面，广泛发展新型的农村社区银行；在非银行金融业方面，积极发展农业保险业、农村信用担保业，创造条件逐步建立农村投资银行业，相应发展农副产品期货业、农业资产评估业、产权交易业、信托投资业、租赁业、典当业等。五是构建合理的农村金融所有制结构，在公有金融为主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发展非公金融业，支持非公资本进入农村金融领域，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

构建合理的农村金融结构，必须坚持明确的目标，这就是提高农村金融效率，为农村经济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实现农村金融同农村经济相互促进和持续发展。实施这一工程，必须坚持适应性这一基本原则，始终将适应农村金融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总量增长的前提下，以增量调整为重点，同时协调存量调整。增量进入能较快确立自己的市场定位，有力改善原有的金融结构。存量的调整一方面要做到强化优势、转化劣势、开拓市场、提高效率。农村金融结构的构建，要以市场力量为主，依靠市场内生力量；另一方面，市场力量和作用也不能代替政府力量和作用。农村经济金融比较落后，市场力量相对弱小，完全依靠市场力量来优化农村金融结构并不现实，会产生一定的盲目行为，同时要历经很长时间。因此，市场力量和政府推动要相互结合，政策推出则应遵循农村金融与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

四

提高农村金融的有效性和适应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要依靠农村金融自身的改革和创新，而且有赖于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了有效推进这一工程，需要系统思考、统筹兼顾，处理好一系列问题。下面仅择其荦荦大端，谈点意见。

1.在金融业拓展对外开放的同时搞好对内开放。在对国外开放的条件下，农村金融结构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会受到国外农村金融结构的影响。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农村金融市场是迟早之事，目前初见端睨。随着外资金融产品、金融业务、金融技术进入农村，农村金融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必然加快步伐。但是，农村金融业在对国外开放的同时，决不能忽视对内开放。对内开放既包括对农村地区的开放，也包括对城市的开放。金融业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农村金融业必须通过对内开放进一步夯实对外开放的基础，以做到有能力充分利用对外开放带来的机遇，有实力应对对外开放中出现的挑战。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村金融业在对内开放方面进展甚微，金融垄断的思维方式依然存在，农村金融的行政化色彩依然浓重，这无疑给提高农村金融的适应性和有效性造成了障碍。农村金融业对内开放，主要包括金融体制和金融业务的对内开放，这两个方面对内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在于提高农村金融的适应性和有效性。我们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业对内开放，在增强适应性和有效性方面，放宽某些条件，简化审批手续，放松某些行政管制，出台配套支持政策。

2.建立农村金融的竞争与合作机制。引入竞争机制，是提高农村金融适应性和有效性的必由之路。金融竞争与合作具有共生性。不同的金融行业、同一金融行业中不同的金融企业，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和作用。竞争能促进各类金融机构之间功能交叉和扬长避短，从而推动他们彼此合作、互为补充。金融合作则促进竞争在更高层面上展开，达到互补多赢的效果。

以金融竞争推动金融合作，以金融合作促进金融竞争，实现两者作用的相互转化，必须建立相应的竞合机制：第一，完善农村金融准入机制，充分发挥这一机制促进竞争与合作的功能。准入时应考虑农村金融机构的合理分工，小型金融机构以零售业务为主，以避免同大中型银行的无序竞争。准入时还应考虑在空间布局上的问题，农村新增金融机构应在发达地区、一般地区和贫困地区形成合理的空间结构，以避免一齐挤进发达农村地区而引起恶性竞争。第二，形成产品结构优化机制。如果产品结构雷同，农村金融企业之间的排斥力就会加大，吸引力便会减弱。反之，金融企业的产品各有特色，分别与不同层次、不同主体的金融需求相互适应，他们之间的吸引力就会增强，排斥力就会减弱。因此，应建立农村金融产品优化机制，促进金融机构根据所在区域的不同情况，积极创新和推出适应不同需求的金融产品，以促进金融竞争和合作的健康发展。第三，完善农村资金的价格机制，在农村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在利率未完全放开前，可继续扩大利率浮动范围。这样既可以促进金融竞争，又不致于造成竞争过度。第四，建立竞争合作协调机制。在农村金融企业之间建立对话机制，以及时沟通他们之间的观点，化解利益矛盾和冲突，协调彼此立场，避免恶性竞争发生。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以帮助金融企业提高经营决策能力、风险管理水平和合作自觉性。建立农村金融行业协会，作为行业自律组织，一方面他能较好地协调金融企业经济利益关系，维护他们之间的公平竞争，引导他们妥善处理竞争中出现的矛盾；另一方面，又能为他们创造合作机会，提高合作效果。

3.建立退出机制。提高农村金融的适应性和有效性，必须妥善处理金融机构进入与退出的关系，做到有进有退，能进能退。在农村金融竞争中，优存劣汰、优进劣退现象必然产生。竞争促进金融业务不断向优质金融机构集中，他们将不断扩大资本实力和经营规模，获取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相反，劣质金融机构的业务将不断流失，其生存和发展空间将日益萎缩，如果他们不能扭转落后局面，且达到了退出标准，就只能选择退出。有进有退，才能在合理的流动中增强农村金融的适应性和有效性；无进无退，则会造成农村金融的固化和劣化，增加改革成本，浪费金融资源，甚至引发农村系统金融风险。建立退出机制，应配套建立风险预警机制、风险救助机制和存款保险机制。

4.创新“农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村金融机构”的融资模式，通过龙头企业的作用，将农户、专业户的融资需求与农村金融供给较紧密地联系起来。农业产业化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也是提高金融适应性和有效性的重要基础。龙头企业作为农业产业化利益共同体中的核心和骨干，既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组织者，又是夯实农村金融发展基础的推动者。既有将万千农户与市场沟通起来的功能，又有将广大农户与金融机构联系起来的作用。龙头企业熟悉农户的金融需求和经济信息，又与金融机构有着较为紧密的业务关系，他们有可能在对自身经济利益关心的基础上，通过信用担保和信用评价等多种方式，提高广大农户金融需求的满足程度。因此，提高农村金融的适应性和有效性，需要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健全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系机制，创新以龙头企业为中间环节的农户与金融机构的融资联系机制，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融资促进功能。

5.繁荣农村经济，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建立和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农村金融的低效性，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农村的弱位性、农业的弱质性、农民的弱势性。诸如农业经济的高风险、农村微观经济主体的规模不经济、农户和中小企业资金使用效益低下、农民收入较低等，都是导致农村金融低效性的因素。同时，农村社会信用体系的不完善、农村对经济主体在金融活动中的理性程度不高、农村信用的法律供给不足、失信惩戒机制运用的权威性不够等，也对农村金融的有效性产生了不良影响。在农村金融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情况下，金融的低效性往往又加剧了金融的不适应性。因此，促进农村经济科学发展，加快完善农村信用体系，从政策、市场、信息、人才等方面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村金融的适应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1]韩俊，等.中国农村金融调查[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

有效性范文篇6

关键词：货币政策名义锚通货膨胀目标制

货币政策框架（FrameforMonetaryPolicy）主要包括货币政策目标及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具体来说就是指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中介目标和最终目标的有机组成。

一、我国当前货币政策框架的基本状况

我国当前所构建的是以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政策和公开市场操作为主要货币政策工具，以基础货币为操作目标，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以保持币值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为最终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和构建对我国经济平稳增长和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影响经济运行和货币政策传递的新的因素的不断涌现，货币政策框架面临的许多新的问题正在制约其有效性的发挥。因此，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并对我国的货币政策框架进行调整和完善无疑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

二、我国当前货币政策框架有效性探讨

当前货币政策框架是否有效性在理论界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当前货币政策框架在总体上有效性的情况下，仍然面临以下诸多问题。

1.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问题

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以法律的形式将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确定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这一表述在学术界存在着单目标和多目标的争论，如果是单一目标，是稳定币值还是经济增长？如果

是多重目标，各目标间如何确定优先次序和各目标间怎样协调？币值稳定的内涵是什么？以何具体指标来衡量?是通货膨胀率、汇率、CPI、PPI、GDP还是GDP紧缩系数(名义GDP/实际GDP)以及该指标在什么浮动幅度范围内才意味着币值稳定?我国货币政策框架没有加以明确界定或规定，这种模糊为货币政策提供了灵活性和相机抉择的较大空间，但不利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科学决策和操作，也不利于公众预期的正确引导，从而影响到我国货币政策框架有效性的发挥。

2.双名义锚的问题

当前情况下，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制约因素。保持币值的稳定包涵了币值的对内价值稳定和对外价值稳定，这可以分别用通货膨胀率和汇率来衡量。因此，在我国的货币政策框架中就不仅有货币供应量这一名义中介目标，而且汇率也成为了货币政策实际上的中介目标。央行为了汇率目标往往不得不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在目前汇率弹性不足以及对冲不完全的制度下，外汇占款导致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这与抑制国内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目标背道而驰，货币供应量目标和汇率稳定目标间的固有矛盾使得货币政策操作不可能达到“鱼与熊掌”兼得的目的。

3.货币数量调控的有效性问题

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有效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即货币需求稳定和货币供给外生。也就是说货币量与最终目标的关系稳定，中央银行对货币量能够有效调控。但目前这两个前提均出现了问题，我国经济正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货币化进程正在深入，改革由增量改革阶段进入存量改革阶段，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在不断发生变化，货币供给内生性增强，央行对货币量的控制性较差，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和产出等最终目标之间的相关性减弱，公众通胀预期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加大，稳定公众通胀预期正逐渐成为货币政策的最重要的目标。

三、我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调整完善

1.正确认识货币政策的作用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进而影响经济的一种宏观调控手段，其总体上受制于一国金融环境与经济基础。货币政策是通过调控总支出来实现政策目标的，相对来说，货币政策在抑制需求拉动型通胀比较有效，而在抑制成本推动型通胀和结构性通胀则比较乏力，也就是说对来自实体领域和供给面的冲击，由于其不能在货币面上找到原因，因而很难从货币政策方面找到对策。实施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对货币坏境的调控，为解决问题创造必要条件。货币政策“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流动性不断生成和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只能为经济增长创造平稳的货币金融坏境，并以此为结构调整和加快改革赢取时间。”

2.深入研究货币政策框架调整问题

鉴于当前货币政策框架遇到的困境，选择适当的时机转向新的货币政策框架是必要的。从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有效引导公众预期的方面来衡量，通货膨胀目标制无疑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其优点之一就是有较高的政策透明度。如果央行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同时加大政策操作的可信度，这对于稳定公众通货膨胀预期会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即使在当前通货膨胀目标制暂不可行，中央银行的政策运作也应该增强可信度、透明度和独立性，不仅有货币政策目标的透明，也要求决策程序和决策结果的透明。当然，盯住通货膨胀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可能意味货币供应量操作不再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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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行政监督是指监督主体对于行政机关以及内部工作人员是否依法行政所进行的监督。行政监督的必要性源于人类的两点共识，其一，必须制止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其二，为了防止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必须用权力来制约权力。在现代社会中，对行政机关及内部工作人员不进行有效的监督，滥用公共权力的腐败行为就会加速扩展。可以肯定，在现代社会中，对于行政监督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对腐败现象的诅咒和斥责，其价值功能除了宣泄不满情绪之外，最多也仅仅能形成一种反腐败的舆论氛围。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人人喊打”的舆论氛围虽然增加了权钱交易的“道德风险”，却从来不能制止腐败现象的滋生或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现象的存在。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行政监督的有效性呢?

2行政监督有效性的分析与选择

2.1行政监督的经济性分析

经济学家麦克切斯内（McChesney）提出“政治创租(politicalrentcreation)”和“抽租(rentextraction)”的概念。前者是指政府行政人员利用行政干预的办法来增加私人企业的利润，人为创造租，诱使私人企业向他们“进贡”作为得到这种租的条件；后者是指政府行政人员故意提出某项会使私人企业利益受损的政策作为威胁，从而迫使私人企业割舍一部分既得利益与自己分享。在社会公共领域，由于政治创租和抽祖的存在，使得寻租活动(rent-seekingactivities)更具有普遍性和经常性。因此，强化行政监督就显得尤其重要。为了从经济利益的权衡中抬高由寻租活动带来的风险成本，理论和实践都证明“高薪养廉”在一定条件下是有效的廉政措施。但是，一旦如此，在中国当前背景下又会进一步强化人们择业时对行政工作岗位的竞争。即便如此，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和效率仍得不到制度保证，隐蔽行动（hiddenaction）下的寻租和出工不出力的问题由于公共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而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公共权力也难以受到公众的普遍监督。

2.2如何对行政监督做制度安排

经过大量的行政体制实践和无数理性设计与探索，人们发现由独立行使行政监督权的机构专门监督行政行为，是迄今比较成功和最有效的制度安排，它自然也构成对行政行为的内部监督机制。这种度制安排的关键在于：“监督权必须相对独立”，即职责独立，权限独立，人员懂得行政专业知识和技能，机构的开支单列，以此来解决上述问题。

2.3监督方式

在上述问题中，一旦监督和监督机构失去独立性，监督者就很难保证做到对行政事实与行政法规的吻合状况做出客观、无干扰的判断，其解释和结论是否指向公众利益和照章办事就很值得怀疑了。现实生活中，案件“查不下去”、“处理不下去”、“不敢碰硬”等问题，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对于同处于一个权力金字塔内的组织力量和政治力量而言，很难形成有效的监督和被监督机制，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在利益、价值观、工作作风及思维方式上都有一致性。一件事情，在公共权力金字塔外的人看来是极不应发生的，而塔内人则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即使监督者能秉公执法，不为小团体利益所动，但客观存在的上下级隶属关系，使得自己“命运”握在上司手中，监督者不能不“三思而行”。

实践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答案：来自行政组织之外的立法监督、司法监督、社会团体和公民监督、新闻舆论监督，构成了外部监督网络，这些统称为外部监督。

（1）立法监督。

立法监督源于国家立法机构与政府行政机构特定的制约关系。政府是主司执行的权力机构，必然与立法机构存在监督与被监督关系。立法机关以最小代价原则进行工作，及时纠矫政府不合理的行政行为。从理论上讲，立法机构具有最直接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功能，如撤销政府不合理议案、废除违反法律条文的行政规则，以至罢免政府官员等。在西方国家中，议会不仅享有立法权，而且还拥有监督行政机关的权力，议会通过行使质询权、不信任投票权、弹劾权、任免权和调查权等，对政府和政府成员及其行为进行监督。但是，在我国目前“议行合一”的行政体制中，立法机构一部分议事权被“转交”给政府，政府行政权力过大，使得行政行为有可能借垄断专业信息之利脱离立法机构监督的视野，以至立法机构说话不灵，纠错不力，监督权受损，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行政权大于立法权（权大于法）的怪现象。

因此确保行政监督的有效性，就要完善目前的监督立法和程序，以法治取代人治,奠定行政监督的法制基础,确保监督活动有法可依,加强执法监督,促使行政监督落到实处。在完善立法上,应抓紧研究制定一系列专门的法律、法规,尤其是需要加快制定一部《监督法》,对监督主体的职责和权限、监督的对象和范围、监督的方式和手段、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义务和权利等作出明确规定。“应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已经颁布的有关行政监督与廉政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使之更具有操作性、可行性和有效性。”

（2）司法监督。

司法监督是由国家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对公职人员实施法律情况的监督。这种监督在英美法系中称为“司法审查制度”，在大陆法系则称为“行政诉讼制度”。在外部监督的诸形式中，司法监督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以国家法律条文作为实施监督的准则，对那些跨越法律禁区违法乱纪的行政行为，检察院通过立案侦察、批捕和提起公诉行使检察权，法院行使审判权，依法追究行政行为事件及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二是监督主体是国家暴力机关，它以极强的威慑权和强制性促使公职人遵纪守法、忠于职守，防止以权谋私和分割公共利益，因而对行政行为的约束力量大，监督强度也最大。法律监督的实施力有赖于“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原则的真正落实，执法权必须独立。

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只在法律中规定了笼统的寥寥数言，“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却并没有相关的制度来保障。从这里可以知道，我国只承认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这就导致了在很多情况下具体执行审判的法官个人并不能就案件本身作出判决，而由没有具体参与案件调查的院长或者审判委员会判决，这实际上侵犯了诉讼人的权利，也有违法律“全面审理”的规定，代之以书面审理。1954年宪法第一次将法院从人民政府中分离了出来，但人事由各级权力机关任免，财物则由同级政府管理，并且此种体制一直延续至今。这种审判体制下，法院在人、财、物管理上不能“自治”，司法活动在外部环境上多方受制，就连法院的独立也成了疑问。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司法独立具有“制度上的特点”，各国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司法独立得以实现：法官终身制、专任制、退休制和高薪制。我国的《法官法》也吸收了这些原则精神，作出符合国情的规定。当然，对于法官的保障制度可能不限于此，应当指出法官的保障制度本身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只要国家与社会中出现可能危害法官独立的行为或现象，在保障制度上就应及时加以完善。我国过去法官任职条件较低，《法官法》的修订以及国家司法考试的举行将实际上严格我国的法官任职资格，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有望逐渐形成。在法官晋升制度上，我国应借鉴英美法系法院奉行的等级权力结构，使权力等级比较松散，法官晋升愿望不很强烈，法官个人独立性比较突出，不同级别法官之间的权力与待遇的差距很小，从而最终实现司法独立，直到摆脱司法的行政化。

（3）公民和社会团体监督。

通过对行政法律关系进行理论分析，我们会发现公民和社会团体无疑是行政行为作用的主要的也是最广泛的对象，行政系统中的公务人员直接同公众接触、打交道，其行政行为是否公平、公正、合理，有无越权、侵权等行为过失，不仅社会公众最为清楚，而且也直接对于公民和社会团体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调整，产生利害影响。故此，公民和社会团体作为行政监督的重要主体自然也最具有发言权。建立渠道畅通的公民监督方式，在行政公开、行政听证的条件下，公民的信访、举报、检举等制度应及时完善，使宪法规定的公民的监督权、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检举权得到切实保障

（4）新闻舆论监督。

新闻监督的立法应提上议程，社会对新闻立法早有提议，其重要意义，不止于新闻价值和较低、较全面的监督成本，关键在于它的公开性强，传播迅速，覆盖面广，能以强大的舆论力量对公众标准形成等社会生活产生极大影响。通过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客观地、合理地反映行政权力机关的工作，使积极的东西得以弘扬，对不正确的决策、管理措施和违法乱纪、不正之风等现象予以曝光，使之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受到限制，确实能在成本较低的条件下起到弃恶扬善的作用。当然，对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公正性应作监控，以保证新闻的有法可依，大胆的客观公正的监督。

综上所述，在培育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与之相匹配的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与公共管理体制建立，需要辅之以强有力的行政监督体系，依靠监督制度约束行政行为，要比依靠道德教育引导行政行为更为有效。在目前情况下，有效的行政监督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对于加速行政体制改革，促进我国社会政治进步，无疑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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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生存发展方面，要积极主动适应环境。当个人的行为与环境的要求不能协调一致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对环境的不适应，压力由此产生。个人对环境的适应虽然不完全是顺应，但总的说来还是个人积极地顺应环境，一个心理健康的人是不与环境对抗的。首先，要认识到环境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与环境对抗就是给自己制造挫折，就是给自己“找病”。其次，要建立主动适应环境的态度，乐于放弃不恰当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最后，还要积极行动起来，调节自己的心理和行为。

在学校组织氛围方面，要处理好人际关系。心理学家表示，个体只有在相互联系中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这种联系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人际交往，人类的心理适应就是对人际关系的适应，具有良好人际关系的人心理健康水平一般都比较高，对挫折的承受力和对社会的适应力较强。知心朋友多的人，有较多亲密关系的人以及能和别人讨论深刻感受的人，能够较容易地应付压力，而不会轻易地被危机击倒。因此，人际关系愈多样化的教师，消化压力的渠道也就愈多，对压力也就越有抵抗力。教师要正确处理好自己的人际关系，包括与学生的关系、与同事的关系、与领导的关系等。

在职业声望方面，要设定合理的期望值。教师在看待自己的职业时既要纵向比较又要横向比较，中职教师的职业声望与其他行业相比并不低，其压力主要来自心理因素，因此必须摆正心态，正确认识。从社会地位看，国家重视教育，教师普遍受到尊重。从工资收入看，中职教师的待遇也不是很差，只是由于期望值太高而产生失落感形成心理压力。从工作稳定性看，有的行业下岗的人数较多，而中职教师下岗的却很少，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因此，中职教师必须对自己的职业有一个全面认识，适当降低期望值，以减小心理压力。

总之，教师的职业是光荣而伟大的，但也是艰辛而复杂的，且带有强烈的创造色彩。若没有压力，对教师个体而言很难发挥其潜能，拓展其创造才华。但是由于压力过大而产生心理问题时，一定要寻找途径去缓解。教师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心理素质，学习和掌握心理健康的知识和方法，努力培养自身心理抗压能力，不断调整负面情绪，以健康的心态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中去。

有效性范文篇9

本文认为，在影响国有银行经营效率的众多因素中，国有银行缺乏有效的治理结构的问题已经成为最为关键性的因素之一，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快金融市场开放时，国有银行与外资银行的竞争，并不仅仅表现为金融市场上的经营活动的竞争，治理结构方面的竞争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本文将公司治理结构的一般理论应用到对国有银行的分析中，在比较了不同模式的治理结构之后，提出了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有效性的基本标准，进而结合国有银行的经营现状，分析了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有效性低下的主要表现和原因，探讨了国有银行上市对治理结构的影响，最后结合国有银行的现实状况提出了提高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有效性的主要思路。

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占据支配性地位的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率，不仅在微观上影响到国有银行体系经营状况和市场竞争力，而且还在宏观上影响到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的质量。在影响国有银行经营效率的众多因素中，国有银行缺乏有效的治理结构的问题已经成为最为关键性的因素之一。事实上，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快金融市场开放时，国有银行与外资银行的竞争，并不仅仅表现为金融市场上的经营活动的竞争，治理结构方面的竞争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能否建立有效的国有银行治理结构，应当成为当前国有银行改革的根本出发点之一。

一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界定

近年来，由于全球范围内经济转轨和国际竞争的客观要求，包括银行治理结构在内的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已经越来越成为国际经济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对于转轨经济来说，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微观基础；而国际经济竞争的加剧，也促使各国从提高的国际企业竞争力出发来研究不同类型的治理结构及其利弊（其中又被大致划分为英美模式、德日模式两种）。为此，不少国家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如英国于1992年成立了Cadbury委员会，欧洲在近年成立了"欧洲公司治理联盟"（EuropeanCorporateGovernanceNetwork），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也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和委员会，这些机构都各自或共同对公司治理进行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探讨，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和政策建议。

由于公司治理结构涉及到众多的利益主体、同时也受到政治、历史、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影响，因而对于公司治理结构内涵与实质的界定也存在许多差异。其中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三位学者：（1）英国牛津大学管理学院的柯林·梅耶在他的《市场经济和过渡经济的企业治理机制》一文中，将公司治理定义为"公司赖以代表和服务于它的投资者利益的一种组织安排。它包括从公司董事会到执行人员激励计划的一切东西。……公司治理的需求随市场经济中现代股份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而产生?quot;（Mayer，1995）。（2）美国斯坦福大学钱颖一在他的《中国的公司治理改革和融资改革》一文中指出："公司治理结构是一套制度安排，用以支配若干在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体──投资者（股东和贷款人）、经理层、职工──之间的关系，并从这种联盟中实现经济利益。公司治理结构包括：（a）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权（b）如何监督和评价董事会、经理层和职工（c）如何设计和实施激励机制。"（青木昌彦、钱颖一，1995）。（3）我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在《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中指出："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管理人员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上述三者之间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通过这一结构，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公司董事会托管；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对高级经理层的聘用、奖惩以及解雇的权利；高级经理层受雇于董事会，组成在董事会领导下的执行机构，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经营企业?quot;（吴敬琏，1994）

因此，立足于上述不同的界定，我们可以将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界定为在国有银行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前提下，所有者（政府）、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经理层）之间的制衡性制度安排。由于国有银行的分支机构众多，因而其上级分支机构对下级分支机构之间的激励与约束同样成为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进一步说，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包含不同角度的内容：（1）从委托──的角度看，国有银行实际上是委托人和人之间的合同网络。由于人的行为是理性的、自我利益导向的。因此，需要用制衡机制来对抗潜在的权力滥用，用激励机制来使董事和经理为股东出力和谋利。（2）从产权的角度看，国有银行的所有权规定了银行的边界，是控制公司权利的基础。这些权利包括提名和选举为投资者利益管理银行的董事的权利；要求董事就企业资源的配置做出决策并给出解释的权利；任命独立审计师检验公司帐务的准确性即对董事的报告和账目提出质疑的权利等等。而对于公司资产运作和日常经营的控制权，则分别授予董事会和经理层掌握。（3）从利益主体的潜在冲突角度看，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则是处理和协调与国有银行相关的利益主体在国有银行运行中存在的冲突和矛盾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无论是从委托－角度、产权角度还是利益主体的潜在冲突角度，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所要回答的问题都包括采用什么样的企业制度最有利于降低委托的成本，促使企业最有效地运行，保护投资者和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在国有银行中得到协调。亚当·斯密在"国富?quot;中就指出，受雇管理企业的经理在工作时一般不会象业主那么尽心尽力。1932年，爱德夫·伯利(AdolphBerle)和嘉得纳·米恩斯(GardinerMeans)对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后产生的"委托人"(投资者)和"人"(经理层)之间的利益背离作了经济学的分析，奠定了"人行为"的理论基础。由于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利益背离和信息成本过高而导致的监控不完全，国有银行的经理层所作的管理决策就可能偏离投资者的利益。例如，一般来说投资者比较注重投资利润最大化，而经理层往往追求企业规模的最大化，因为银行的规模本身会给经理层带来权力和地位。与此相比更为有害的是人的监守自盗现象，在银行管理上表现为各种侵蚀委托人利益的"人行为"。例如，一些银行经理层运用其能够支配的银行资源违规发放贷款、牟取个人或者局部利益等。

二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有效性的提出

（一）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的治理结构的有效性的比较

从全球范围看，企业的治理结构有两种典型的模式。一种是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型法人治理结构和以日本和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型法人治理结构。一些学者将英、美模式称为"保持距离型"（arm''''s-length）融资模式，或市场型的治理结构；而将德、日模式称为"控制导向型"（control-oriented）融资模式，或管理型的治理结构。不同治理结构的形成有其不同的历史的、法律的甚至是哲学上的背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公司财产所有者与法人所有者之间的权力分立与制衡机制。大体上说，这两种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区别在于，（1）主要由于英国美国的股市比较发达，企业资产结构中股市的地位举足轻重，因而英美法系的公司治理更多地依赖于公司外部市场的力量，更强调股市的流动性（liquidity），而且由于公司拥有众多的小投资者，但小股东们对经理层的影响力较弱；于是，这种模式比较强调保护少数股东的利益，要求公司财务数据充分公开，增强透明度，禁止内部人交易，用股票市场监督经理。兼并、收购等公司控制市场（corporate-controlmarket)在这种模式中起着重要的作用。（2）日本和德国等大陆法系的公司治理则由于企业资本主要来自于占据支配地位的银行和财团，因而更多地依靠债务约束和经营者的"团队精神"以及法人股东在公司非正常状态下的控制力。投资者（主要是银行，或与公司有商业关系的其他持股公司）持有大比例的股份，他们与经理层保持长期关系，并对经理实施直接监督。由于股权集中于几个大股东手中，他们有足够的动力，也有足够的能力对经理层实施监督和控制。

由此可见，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是在不同的法律制度环境，和对金融管制上的差异等因素下分别形成的，可以说是各有特点，其与各国的宏观环境（包括法律体系、金融结构、文化传统等）相适应，很难简单地区分孰优孰劣。从国际经济界的动向看，在八十年代，国际经济界对日、德体制比较推崇，认为这种银行和企业集团控股方式有利于鼓励企业着眼于长期发展；而英美以股市为主的资本市场则容易导致经理层因为关注短期的市场压力而采取短期行为，可能为了眼前的投资回报损害企业的长远利益。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美国经济对日、德经济相对优势地位的上升，认为美国体制更优越的观点渐渐占了上风，其重要看法是英美体制更强调保护投资者，股市发育比较完全，融资成本低，能够有效地推动企业之间的重组，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客观地说，上述两种治理结构在不同国家、不同的环境下均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各自国家的经济的快速发展。从全球范围看，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往往表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而企业之间的竞争在很多时候常常表现为治理结构之间的竞争。如果说在原来经济全球化程度不高的条件下，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可以并行存在并各自发挥效果的话，那么，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两种模式的不断互动，这两种模式开始不断融合，主要表现为这两种模式开始吸收其他模式的优点，以进一步提高治理结构的有效性。

具体来说，英美模式中，机构投资者开始成为主导性的投资者，并且更为积极地参与公司事务（activism），监督公司管理层。事实上，过去几十年来，美国资本市场的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各种机构投资者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机构投资者在美国企业资产中所占比重已经从1950年的6.1%上升到1996年的48.8%。同时，德、日模式中来自外部的监督也在增强，养老基金、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在稳步发展，交叉持股虽然不会迅速减少，但信息披露在不断增强；特别是九十年代初日本和德国的经济衰退，促使人们反思交叉持股等治理结构的弱点，着力弥补德日模式的关键性缺陷─缺乏可竞争性（contestability），许多大型公司也开始公开上市，小股东也开始要求更多的权利。

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的融合趋势，促使我们进一步探讨当前经济界所共同承认的有效的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以作为我们分析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有效性时作为参考。

（二）从两种模式的治理结构的融合趋势看有效的治理结构的特点

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的融合，显示出企业界已经开始认同一些有效的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理论上说，所谓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就是指公司治理结构如何通过特定的制度安排有效地解决委托的问题、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进而促进企业效率的提高。综合考察当前国际经济界的分析，我们认为，有效的治理结构应当具备一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有效的治理结构应当以清晰的产权界定为基础。只有明确了所有者，明确了清晰的产权边界，整个治理结构的建立才有了根本的基础。如果说在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的分析中，这并不成为一个问题的话，那么，在探讨中国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问题时，这应当成为我们分析的起点。事实上，这也是许多研究人员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随后的分析可以看出，没有清晰的产权界定，就难以有足够的激励进行经理层的选择，也就难以建立对经理层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其次，有效的治理结构应当使所有者拥有选择和监督人的权威。现代企业理论认为，由于企业的所有者才是最根本和最终的企业经营的风险承担者，在明确了所有者之后，也只有他们才有足够的激励去选择好的经理层、解雇差的经理及监督经理的表现。由于经理层的选择是由所有者按照自身确定的标准进行的，因而所有者的产权界定是否清晰，是否以盈利为导向（或者确定了其他的目标），直接影响到人的选择和监督过程。

第三，有效的治理结构必须使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应尽可能对应。FrankKnight（1921）可能是最早提出"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二者必须对应"这一观点的。最近，Harris和Raviv（1989）也指出，剩余索取权应当与控制权（投票权）对应，因为否则的话，"廉价投票权"会使得不称职经理更有可能控制企业。这里，"廉价投票权"指对结果不负责任的投票权。Dewatripont和Tirole（1994）认为剩余索取权是使拥有控制权的人采取恰当行动的激励机制。因此，促使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尽可能对应，就是指拥有剩余索取权和承担风险的人应拥有剩余控制权；同时，拥有剩余控制权的人则应承担风险。在公司治理结构层次上，剩余索取权主要表现为其拥有者在收益分配序列上是最后的索取者，也是风险承担者；剩余控制权主要表现为投票权，也就是拥有合同中没有说明的事情的决策权。如果拥有剩余控制权的人没有剩余索取权，则其手中的剩余控制权就将"廉价投票权"，"廉价投票权"必然会使所有者对于经理层的控制缺乏效率，也可能使不称职的经理层更易于在这种治理结构的牟取生存空间。如果要使拥有剩余控制权的人严格、有效地行使投票权，让其同时拥有剩余索取权是最好的约束、激励手段。客观地说，在以委托制为本质特征的现代企业中，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常常是不可能完全对应的，其间的差异就反映了委托活动的成本，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二者直接的差异愈小，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就愈低。

第四，有效的治理结构应当根据业绩动态确定经理层的收入水平。换言之，经理层的收入不应当是固定合同支付的，如果经理层在企业中的所有收入是期初就固定了的工资、奖金、福利等而不受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即经理不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则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保证经理会努力工作的。因此，为了提高经理层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应使经理的收入与企业的业绩成一种正比关系。正如上文所述，经理作为企业的经营成员，他对企业的经营决策拥?quot;自然"的控制，从而在给定经理行为难以监督和不能写入合同时，他必须有剩余分享权以促使其努力工作。同时，为了促使经理提高企业的长期生产能力而不仅仅是提高总销售收入和短期利润，在公司上市的状况下，经理的报酬应当与公司股票价格密切相关。从国外的情况看，经常采用的方法是让作为企业内部人的经理持有一定的股份，成为内部股东，因为这样可以使得经理的利益和外部股东的利益更好地一致起来；同时，为防范经理行为短期化，在可能的情况下还应该将经理的相当一部分收入期权化。

第五，有效的治理结构应当在清晰的制度框架下给予人以充分的自主权。在建立了清晰的经营管理目标和激励约束机制、监督评估机制后，所有者应当给予人以较大的自主权，以应对市场的迅速波动和市场条件的快速变化。

第六，有效的治理结构应当促使企业所有权在多元化的基础上的适度集中。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内容，股权结构的安排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到所有者对人的监控效率和所有者的权益能否得到保护。首先应当强调的是，股权的单一化不可能形成监督制约关系，股权的适度多元化是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在此基础上，从实际企业运行看，当股权比较集中在少数投资者手中时（集中的形式有多种，如大股东、收购、大债权人等），由于占有企业利益的大部分，这些大投资者较股权过分分散在众多小投资者手中时更有动力和能力搜搜集企业经营信息和监控人，在有关决定上更容易采取一致行动；同时大投资者有足够多的投票权对人施加压力甚至通过经理市场和购并市场来罢免人。换言之，大股东们是通过共同利益最大化和对企业资产的足够控制来解决问题的。类似地，将大额现金要求权和干预企业主要决策的能力联系在一起，大债权人通过他们的相机控制权可以比小债权人更有效地约束经理。但是，股权过分集中却会导致这样一个负面效果，那就是大股东很可能会利用手中拥有绝对优势的投票权来为谋取自身利益时而侵害小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nbsp;

第七，有效的治理结构应当具备对企业经营状况变动的开放性和适应性。换言之，有效的治理结构能够根据企业的不同经营状况实施不同的控制权，也就是说，不同状态下企业应当有不同的利益要求者控制。这是因为在一个合同不完全的世界里，只有根据企业的不同状态调整控制结构，才能使经营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达到最好的一致。进一步看，由于合同的不完全性，仅仅基于企业业绩的货币激励并不能有效地约束经理，应当让外部人拥有企业的控制权，他们可以根据企业业绩的好坏来采取相应的决策；同时也应当让外部人拥有企业的证券以激励其适度干预企业。不过，外部人的干预应当是根据企业状况进行的，当企业业绩优良时，外部人应当较少干预企业事务以作为对经理的奖励，而业绩欠佳时，外部人应当加强对企业的干预以作为对经理的惩罚。另外，在一般情况下，当企业业绩优良时，股东应当拥有对企业的控制权；当企业处境艰难时，债权人应当拥有对企业的控制权，因为在干预企业方面股东比债权人更为消极被动，更为心慈手软。

因此，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应当是在明晰的产权边界的基础上由所有者选择和监督人，同时使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应尽可能对应；在确定经理层的收入水平时根据业绩动态进行调整，并且要在清晰的制度框架下给予人以充分的自主权以适应市场的快速调整。另外，有效的治理结构应当具备对企业经营状况变动的开放性和适应性。只有具备了这些方面的条件，企业的治理结构才可以说是有效的，否则就必然是无效或低效的。

（三）国有银行在治理结构上存在的缺陷

在比较了当前国际经济界主要的治理结构模式、并由此归结出有效的治理结构的特征后，反观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现状，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国有银行在治理结构上存在的一系列缺陷。目前，这些缺陷已经越来越显著地影响到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的提高。

首先，如同所有国有企业一样，国有银行的产权主体是虚置的。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传统的国有产权制度一直未能真正解决的一个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应该由谁完全代表国家作为国有财产的真正所有者行使国家财产的所有权，并真正承担起国家财产所有权的所有者责任；由谁在获得了国家财产所有权所相对应的收益的同时，承担起国家财产所有权所可能相对应的损失。在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格化的产权主体象真正的财产所有者那样，既有巨大的内在动力，又有巨大的内在压力来关心国家财产权的所有者收益，任何表层化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银行的改革到目前为止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产权虚置问题。从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角度看，产权虚置直接导致了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有效性的低下。因为国有银行缺乏一个人格化的产权主体来行使完整意义上的所有权，就难以有足够的激励根据市场化盈利经营的要求进行合格的经理层的选择和监督，也就难以建立对经理层的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由于缺乏一个人格化的产权主体，经理层必然获得事实上的对国有银行庞大资源的支配权，形"内部人控制"的格局；同时，政府也可以十分方便地以行政干预等非市场化、非透明地方式影响银行的经营行为。

其次，国有银行对于人（不同层次的经营机构中的经理人员）的选择由于缺乏人格化的产权主体，而基本上采用行政化的干部考核运用制度。在人的选择过程中，由于缺乏足够的市场激励和约束，并不能保障国有产权在国有银行内部的代表有足够的激励去选择好的经理层、解雇差的经理及监督经理的表现。由于经理层的选择是由所有者代表按照自身确定的标准进行的，因而，如果国家对国有银行经理层、以及国有银行上级行对于下级分支机构确定的人选择目标不是以盈利和经营业绩为主要导向的，那么，由此决定的国有银行经理层的选择和运用必然是非市场化的、低效率的。

第三，国有银行内部的权利配置结构中，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在很大程度上是错位的，在当前国有银行的激励约束机制下，主要表现在国有银行内部拥有剩余控制权（也就是对国有银行资源使用的投票权、支配权、决策权）的经理层基本上没有剩余索取权，于是，国有银行内部不同层次的经理层掌握的剩余控制权就成为企业理论中所界定的"廉价投票权"。国有银行内部"廉价投票权"比较普遍的存在，使所有者对于经理层、上级经理层对下级经理层的控制效率难以明显提高，也可能使不称职的经理层更易于在这种治理结构的牟取生存空间。

第四，国有银行经理层的收入水平基本上是事前固定的，与业绩水平的相关程度并不明显。由于经理层无需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则很难保证在这种激励机制下经理层会努力工作。由于国有银行没有上市的股票价格可供参考，因而即使要在一定程度上根据业绩水平确定经理层的收入，也很难寻找到一个有效的指标。

第五，国有银行的人的经营自主权在不同领域存在较大差异。从总体上说，国有银行的经理层作为内部人，事实上控制了国有银行的主要资源，但是由于国家作为所有者对于国有银行经理层经营管理状况的而担忧，国家不同部门经常以不同方式对银行的经营行为进行影响，因而在国有银行人的经营自主权方面存在相当大的灰色地带和回旋的余地，人为调整的空间相对比较大。

第六，国有银行在股权结构方面的问题，首先应当是推进股权的适度多元化的问题，通过股权的多元化促进产权边界的清晰、引入有丰富管理经营的战略机构投资者。

第七，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还比较缺乏对银行经营状况变动的开放性和适应性。首先，国家不同部门对于银行的经营分别采取了一系列控制措施，这些控制措施并不会随银行经营状况的变动而明显变化。其次，由于近年来银行业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逐步暴露，在基本上没有对产权结构进行大幅调整的前提下，政府基本上采用的是加强监控的措施，如派出监事会等等，这种强化监控的措施一般都是单向的，是试图通过监事会代表国家作为外部人对国有银行的经营进行监控。其间的一个制度性问题是，监事会等外部派驻机构同样存在一个建立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的问题，即如何设计一套适当的适度安排，使这些代表国家的个人有足够的激励站在国家的利益角度动态地对国有银行的经营行为进行监控，并提出改进措施。

三国有银行上市与治理结构有效性的提高

关于国有银行上市的问题，近期开始引起广泛的关注。经济界在期望通过国有银行上市来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的同时，也希望通过上市来提高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有效性。

我们认为，国有银行上市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有效性；但是，受到一系列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国有银行在上市后如果不注重治理结构的有效性，那么，国有银行上市之后可能会面临中国股市上的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在治理结构上面临的同样的困境。从国际金融市场看，东南亚国家许多银行在上市以后，依然保持了家族式的经营方式和非市场化的、低效率的治理结构，因而在1997年的东南亚货币危机中依然不堪一击。

根据我们的分析框架，我们认为，国有银行上市能够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有效性：

1国有银行上市后在对经理层的选择与监督方面可以在更大程度上运用市场化的标准进行；

2国有银行上市后可以通过特定的制度设计（如认股权等等），促使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尽可能对称，重点解决国有银行内部大量存在的"廉价投票权"的问题。

3国有银行的上市，引入了新的投资者和外部的监督，能够从市场的角度增大对国有银行改善经营管理的压力。

4国有银行上市后，将有条件打破经理层的收入水平与业绩水平基本不挂钩的状况，国有银行在建立激励机制方面的自主权有所加大。

5国有银行上市后，能够引入现代企业制度所需要的制度框架（主要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为进一步提高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奠定了基础。

不过，根据目前的政策趋势看，即使国有银行上市后，依然会保持国家的绝对控股，同时，在对国有银行的管理上依然会保留相当明显的行政干预色彩，国有股产权虚置的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经理层的选择和监控等方面的问题会继续存在，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

我们可以从当前中国股市上的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状况，预测国有银行在国家绝对控股条件下的治理结构。实际上，当前中国的上市公司绝大部分都脱胎于传统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在股份制改造、上市的过程中，虽然企业经营有了一定压力，管理、业绩有所提高，但仍旧带着旧体制深深的烙印，距离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的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公司、上市企业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募股、上市主要是发挥了股市的筹资功能，解决了企业资金紧缺的燃眉之急，而至关重要的企业内部机制改革则还远未完成。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司治理结构是借以处理公司中的各种合约、协调和规范公司中各利益主体之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建立在清晰的产权边界的基础上的股权结构决定了股东结构和股东大会，进而决定了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组成，在这个委托的链条中，在不同股权结构背景下的委托人或委托人代表对人的监控能力和积极性是不同的，因为不同的委托人或委托人代表办私有资本者与政府官员，对人行为承担的风险和从中获取的收益是不一样的。因此，只有产权边界清晰、股权结构合理，才可能形成有效的治理结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这些国家控股的、从国有企业改组而来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中公股特别是国家股占绝对优势，一方面使企业尚不能先全摆脱旧体制行政干预的阴影；另一方面，国家股产权主体的虚置必然在相当程度上导致经营权越位代替所有权、虚化监督权。同时，由于中国股市上规定，占据支配地位的公股不流通，这一部分股份必然对于股市的反应麻木并且因为缺乏外部的并购机制而拒绝市场对企业所做出的评估。占有少数比例的个人股是可以流通的，由于总比例低、持股分散，个人股东即使要在治理结构中发挥作用也是势单力薄的；中国股票市场上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尽管法人股一般有较明确的利益主体和较强的趋利动机，但总体比例依然较小，作用也比较弱，而且有不少法人股主体与上市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独立非用易受侵蚀；国家股比例最高，通常由各地国资局持有，也有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掌握的情况，但由于国家股的产权主体虚置，难以有效建立市场化的利益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致使维护国有股权益的工作较难落实，再加之国资局等部门的行业专业能力及精力限制、难以建立高效率的评价与监督体系等问题，国有股在治理结构中的作用必然可能进一步被其他利益集团所替代，利用国有股的支配权为特定的利益集团（如经营者等等）利益或者是一些非经济性、非效率性目标服务。这样，就必然出现股东大会流于形式；董事会越权行使其权力；董事会与公司行政领导混淆甚至合一；监事会虚设或由党委代劳，监事要么深深植根于企业受行政领导牵制，要么游离于企业之外难以真正发挥监控作用；董事会与股东大会脱钩，难以代表股东利益进行决策等等流弊，从而使得上市公司中本来应当具备的所有者、经理层等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制衡的治理结构被破坏，从而可能使得使得行政干预的阴影仍然存在；同时经营者可能会在缺乏必要制衡的条件下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取代股东权益最大化。

由于国有银行上市后，依然会面临与当前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一样的制度环境和市场条件，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预测，当前在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也会在上市后的国有银行中存在。从当前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具体状况看，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国家股主导的股权结构中，国家股权代表政府的目标是多元化的，既有经济目标，又有政治和社会发展目标。这种多元化的评价目标必然影响对上市后的公司的管理和控制，如有的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行政指派董事长或总经理、行政性地控制公司对资本的管理和流动等，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公司对经营利润目标的追求。（2）公司经营利润和资本分红与经理层个人利益不对称的激励机制，使很多经理层对公司利益的关注程度降低，公司成本日趋上升。（3）在治理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股东大会的质量低下，股东的表决权有待规范，如关联交易关联方不回避和大量使用通迅表决。（4）董事会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董事责任淡化，董事会缺乏独立性；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比例相当高；（5）监事会的功能弱化，缺乏权威，等等。

因此，从当前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看，由于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没有明确的所有者，而都是人，目前又缺少良好的国有股股东的行为规范，使得大股东不会、也无法关心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没有增强公司业绩的积极性。而众多的中小股东有这种积极性，却囿于股权有限而无力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占有支配地位的公有股的不流通，使得上市公司在所有者缺位的同时又形成了严重的内部人控制，股票价格的波动，经营效益的好坏不能直接影响经营者的地位，他们不会受到来自市场的收购和被免职的威胁，没有压力来经营好企业。因此，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存在的很多问题是和大股东的产权主体缺位和不负责任有关的。四产权虚置：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有效性难以明显提高的重要根源之一

从前述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角度看，合理的产权制度的安排是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必要前提和基础；事实上，如同国有企业一样，产权虚置实际上是导致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有效性低、经营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如前所述，在传统的国有产权制度下一直悬而未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应该由谁来代表国家作为国有财产的真正所有者行使国家财产的所有权，并真正承担起国家财产所有权的所有者责任；由谁在获得了国家财产所有权所相对应的收益的同时，承担起国家财产所有权所可能相对应的损失。从目前的情况看，在国有经济体系内，还没有一个人格化的产权主体象真正的财产所有者那样，既有巨大的内在动力，又有巨大的内在压力来关心国家财产权的所有者收益。应当说，目前推进的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改革的措施，尽管在强化管理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在解决产权虚置问题和由此导致的治理结构有效性降低等问题时，基本上是没有明显进展的。

事实上，经过多年的改革，国有银行内部依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产权明晰、责权明确、自主经营、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资本的产权主体一直是虚置的，在国有银行没有股份制改造和上市之前，国家作为最大的股东，理所当然地拥有公司管理层的选择权，由企业主管部门委派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即使在国有银行通过股份制改组和上市后，政府主管部门对于国有银行的影响也是相当直接的，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上市银行国家股股权代表的选派多为行政化行为，这些派驻的行政官员在国家股占控股地位的情况下顺理成章地会成为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这容易使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成为徒有虚名的空壳，使得处于控股地位的国有股股东不能有效地约束经营者的行为；有时，政府有关部门又会以行政干预的方式干扰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因为国有资产的最终所有者是国家，而国家的权利又是由政府来行使的。在这个过程中，代表国有主体的监督部门较多，不仅增加了行政监督费用，而且增加了部门之间的摩擦，损害了监督的统一性和有效性。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国有股权管理的多头介入、职责交叉不明等等诸如此类的低效率监督就为各种损害所有者利益的不法行为提供了可能。在实践中，我国一些上市的银行的董事会的成员和经理层实质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政府部门或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从企业治理结构的角度看，上市后的银行的董事会成员和经理层必然只是更为关注对政府部门或企业的主管部门负责了。换言之，国有产权代表的行政化因素使国有银行内部的委托-关系不是一种经济意义上的财产所有者与法人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即使国有股主体与经营者之间形成某种形式的契约，但由于缺乏市场基础，常常包含政治、社会与经济等多个方面的目标。同时，由于作为国有资产人的经理人由于具有双重身份和人格，使得对经理人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并不能导致公司效益的最大化。虽然国有股股东也可能为经理阶层提供某种激励机制，但作为激励机制的收入机制无法与市场标准相对接，即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因此，经理层所拥有?quot;剩余控制权"与其所得的"剩余索取权"经常不是对称的，这经常会导致内部人权力的滥用。

五当前我国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有效性的提高

因此，国有银行有效治理结构的构建，涉及到众多的利益主体，既然充分借鉴国际经验，也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状况，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以达到降低委托成本、保持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均衡、促使企业尽可能地提高运行效率的目标。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以计划手段为基点的行政管制与市场利益诱导为基点的治理结构是存在根本差异的

由于国有银行在治理结构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当前出现了一种通过强化种种行政性的监控管制来代表国家实施对国有银行的约束的倾向，这实际上是对行政管制和治理结构之间关系的重大误解。简而言之，行政管制是以计划手段为基点的，而治理结构则是强调尊重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试图运用行政管制来代替治理结构，可能不仅不能解决治理结构方面的问题，反而可能带来新委托问题，增大委托的成本。应当强调的是，治理结构是内部利益的均衡和协调，而管制则是外部的行政干预，二者是根本不同的。

（二）建立有效的、市场化的、公开透明的监督、评估机制

在当前的体制约束条件下，建立有效的、市场化的、公开透明的监督、评估机制是能够提高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有效性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途径。通过建立适合银行体系的监督、考核和评估机制，促使管理层和员工在工作中尽心尽职，从而在尊重员工利益的基础上使银行得到长远发展、国家作为所有者得到更多?quot;剩余收入"。

（三）积极在国有银行体系内引入市场竞争，形成竞争的市场环境，增大市场竞争对国有银行的约束

总体上说，市场竞争主要是三个方面：经营活动中的竞争；资本市场对国有银行的评价（如果是上市银行的话）；经理人员市场的竞争。为此，首先要放松金融管制，以放松利率管制、完善金融市场为主线，促进银行体系的经营竞争。同时，对于银行经理层和员工也必须引入市场约束，在经营不善时增大调整的力度。对于上市的银行来说，特别要强调规范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增加公司经营状况的透明度，使市场投资者充分发挥对国有银行经营状况的评价作用。

（四）建立完善的、清晰的、市场化的激励机制

这主要包括：在公开公平考核的基础是上，更多地将收入水平与业绩挂钩；根据不同岗位为银行创造的价值（"岗位价值"）确定不同岗位的收入水平；改革福利制度，推进隐性福利的货币化；等等。

（五）抑制"廉价投票权"，缩小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错位

银行高级经营管理人员在事实上拥有对国有银行资源的投票权、支配权和决策权，他们是否会积极运用本身的经营管理才能?quot;企业家精神"）为银行创造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银行或者银行分支机构的经营管理状况。因此，必须以适当的形式（如相对较高水平的、与业绩挂钩的奖金；认股权，等等），给予这些高级经营管理人员以一定的剩余索取权。同时，加大对经营结果的监控和考察和评估，促使这些拥有事实上的投票权的人员对投票后果承担一定的责任（如风险金等方式），抑制"廉价投票权"的广泛存在对银行经营效率的侵蚀。

（六）引导和调节内部人控制现象

从世界范围看，"内部人控制"问题转轨经济中国有企业在公司化过程中的内生现象。对于这个现象应当有正确的看法。尽管国有银行的内部人控制存在许多弊端，但是内部人更为了解实际经营状况，并有一定的激励机制运用自身的人力资源为银行创造利润；如果简单地恢复到依靠银行的一些行政主管部门作为外部人采取不规范行政控制来进行管制，则必然会在事实上降低银行运行的效率。因此，在完善银行的治理结构时，必须要从提高运行效率为出发点，注意设计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探索适应本国国情的内部人和外部人互相制衡、互相支撑的机制，这应当说是中国特色的治理结构的一个值得探索的重要领域之一。

有效性范文篇10

关键词：货币政策;TVP-VAR;模型;货币供应量;利率;时变性

一、引言

货币政策是一个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政策，因此其有效性的研究一直是学者的研究重点。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种类越来越丰富，在经济生活中对大众的导向作用也日趋强化，因此正确衡量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便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研究，国内外已有大量研究进行了区域上及时间上的非对称效应研究。在国外研究中，自Sims(1980)将VAR模型用于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后，学者们开始大量使用该模型对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了冲击响应研究，但这些研究使用的VAR模型的参数多是固定不变。而随着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模型的参数也在变化，为了更好地反映现实，学者们对传统VAR模型进行了扩展，一种参数可变化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开始用于实践。Nakajima(2011)通过建立两个结构一致的TVP-VAR模型分别衡量了以中期和长期利率为货币政策变量的货币政策有效性。PatrickImam(2013)通过建立一个包含通胀率、失业率和政策利率的三变量TVC-VAR模型，衡量了美国等五个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并认为这五个国家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均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出弱化的趋势。而在国内，目前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研究大多仍基于固定系数的VAR模型，只有少数学者开始运用TVP-VAR来衡量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如邓创（2014）运用TVP-VAR模型，以实际同业拆借利率等三种利率作为货币政策变量，分析了货币政策对通胀、产出及失业的影响，认为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对通胀和经济波动的调控效果呈现明显的弱化趋势，但对失业率的调控却没有明显变化。刘傲琼（2013）通过TVP-FVAR模型，研究以不同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为代表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时变性，认为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力度变小且滞后时间延长。上述研究运用最新的TVP-VAR模型来研究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时变特征，较好地适应了现实经济环境的变化，但其研究的都是货币政策对我国整体经济情况调控效果的变化。而我们知道我国幅员辽阔，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也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因此，本文旨在从东中西部三个代表省份出发，运用TVP-VAR模型研究统一的货币政策对于各省份有效性的时变特征，从较微观的角度观察货币政策有效性。同时通过观察不同省份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是否有差异还可以验证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区域效应，进而为综合研究货币政策的时变性及区域效应提供思路。

二、模型选取

为分析货币政策有效性是否随着时间推进发生改变，本文选取TVP-VAR模型进行计量分析，之后采用MCMC算法估计参数。本文所建立的模型为包含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或利率增长率）、各省的经济产出及通胀率三个变量的TVP-VAR模型。目前已有较成熟的算法及程序对该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及后续脉冲响应分析，模型的介绍和程序详见Nakajima等文献。本文选取货币供应量M2和利率i作为货币政策变量，以此衡量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在调控宏观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大小，同时为研究不同地区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时变性，本文选取北京、湖南、甘肃三个数据较为完整的省或直辖市分别代表东中西部，用其产出及通货膨胀率作为宏观经济变量来分析货币政策有效性。考虑到数据可得性及平稳性等约束，数据具体形式为：M2选取其季度同比增长率的一阶差分dm2，利率i选取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加权平均利率季度数据的一阶差分di，三个省市的产出为当季gdp值取对数后的一阶差分：dlbjgdp（北京），dlhngdp（湖南），dlgsgdp（甘肃），三个省市的通胀率是各自cpi季度同比增长率的一阶差分：dbjcpi（北京），dhncpi（湖南），dgscpi（甘肃）。所有数据取一阶差分后均在1%水平下通过平稳性检验。原始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样本区间为1999Q2-2014Q4。

三、基于TV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根据既有文献，我们选择一个滞后两期的模型进行参数估计与脉冲响应分析。每个省市建立两个分别以dm2和di为货币政策变量的模型，因此共有六个TVP-VAR模型。首先，我们在MATLAB(R2013a)中对六个模型分别进行10000次MCMC抽样模拟。表一是不同模型抽样模拟的结果（甘肃的未在文中列出。）根据表一，可知Geweke诊断值均小于1.96（95%置信区间的临界值），Inef值最大为31.59，表明我们的10000次MCMC抽样模拟是可信的。1.各省市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时变特征分析此部分在上述模型基础上对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冲击大小为各个数据样本的随机波动率的平均值，并选定1999Q2、2003Q2、2014Q2三个时间点进行冲击对比分析。图一显示了以利率di和货币供应量增长率dm2作为货币政策变量时对北京市通胀率dbjcpi和经济产出dbjgdp的冲击影响。由于各省市的实证结果差异不大，限于篇幅，此处未列出湖南省与甘肃省的相关结果图，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要。下面，我们对各省市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时变特征进行分析。图一北京市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时变特征首先，从上图可以看出，在1999Q2、2003Q2和2014Q2三个时点分别进行脉冲响应分析，无论是以dm2还是di作为政策变量，货币政策冲击对各省市dbjcpi和dlbjgdp都没有明显的时变特征，三个时点的脉冲响应曲线几乎重合。然而，当把各图中的纵坐标刻度缩小2个数量级后，三个时点的脉冲响应曲线的确表现出了分离的特征，但是鉴于峰值太大，因此综合来看，各样本省市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时变特征。其次，利率和货币供应量对各省市通胀和产出的调控效果大致相同：（1）利率di对北京和湖南的通胀和产出的调控作用呈现出比较大的波动，即并不是在初期就可以呈现出应有的逆向调控效果，如在对北京dbjcpi的冲击影响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利率冲击发生后的滞后一期时达到最大的正向反应，而在滞后两期时才表现出了最大的逆向调控效果。而dm2对北京dbjcpi和dlbjgdp的调控效果则较稳定，其中，dm2对北京dbjcpi的冲击影响在滞后一期就达到了最大的正向调控效果，dm2对北京dbjgdp的冲击影响在开始呈现逆向调控效果，但在滞后两期时呈现最大的正向调控效果，之后仍较为波动。但总的来看，从北京市的样本出发，货币供应量比利率对经济的调控效果更稳定。对湖南的分析结果也可以得出相似结论。（2）di对甘肃省dgscpi呈现出了预期的逆向调控效果，而且dm2对甘肃省dgscpi也呈现出预期的正向调控效果。但是，不论di还是dm2，它们对甘肃省通胀dgscpi和产出dlgsgdp的调控却呈现出比较大的波动。其实，结合北京市和湖南省情况来看，货币政策对通胀率的调控效果也比对经济产出的调控效果更明显，因此，我们认为，货币政策的实施对于通胀的影响比对经济产出的影响更大。第三，各样本省市的货币政策存在区域效应。由于货币政策变量选取的同是利率di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dm2，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的时间点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出不同省份的经济变量对相同货币政策的反应情况。从dm2对不同省份通胀率的调控来看，dm2冲击对北京市dbjcpi的影响使得dbjcpi在滞后一期时达到最大的正向调控效果为0.21，对湖南省dhncpi的影响使得dhncpi在滞后两期时达到最大的正向调控效果0.33，对甘肃省dgscpi的影响使得dgscpi在滞后一期达到最大正向调控效果0.2，因此不同省份的货币政策有效性是存在差异的。从dm2对不同省份的经济产出的调控来看，三个省份虽然都是在冲击发生后的滞后两期时达到最大的正向调控效果，但最大值也有所不同。用利率di冲击分析不同省份的经济变量的反应状况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果。综合来看，我们从上述三幅图中可以看出我国货币政策的确存在区域差异。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建立包含货币政策变量、通胀率和产出三变量的TVP-VAR模型，选取东中西部三个省市进行研究，分析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时变特征，主要结论如下：1.不论是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还是利率为货币政策变量来分析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从北京、湖南、甘肃三个省市来看，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均未表现出明显的时变特征。而在邓创（2014）的研究中，通过选取三种利率为货币政策变量研究最终认为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随时间发生了明显的弱化趋势。二者的差异可能是由于本文分析的是单个省市的样本，而该文献则研究我国整体的情况，具体差异分析可在未来进行深入探究。2.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作为货币政策变量比利率对经济的调控效果更明显，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国利率改革并不到位，利率对经济的调控作用仍有待提升。根据本文对北京、湖南、甘肃三省市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分析可知货币供应量对宏观经济变量的调控效果优于利率，利率的调控效果更容易出现不稳定性。3.不同省份之间的经济变量对于统一的货币政策的反应并不一致，也印证了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确实存在区域差异，这也和许多研究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研究结论相一致。根据以上结论，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启示：首先，在使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时，货币供应量发挥的效力仍然比利率大，因此，为充分发挥货币政策价格型工具的效力，在利率改革上，可以进一步探索不同价格型工具，疏导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使利率在调控宏观经济上发挥更大的效力。其次，虽然本文得到的结论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并未呈现出明显的时变特征，但是，由于本文选取样本较少，因此，未来可进一步深化对多个省份的研究，并且联系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进行综合分析。

作者:邹 瑾 张静娴 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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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邓创、席旭文.我国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效应的时变特征[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7).

[4]刘傲琼.基于时变参数因子VAR模型的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D].南京财经大学，2013(6).

[5]刘斌.货币政策冲击的识别及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