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评判范文10篇

现实评判范文篇1

一、企业债券的发行申报

企业债券是指企业依照法定程序公开发行并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包括依照公司法设立的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和其他企业发行的债券。《通知》规定，企业申请发行企业债券，应按照《证券法》、《公司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有关文件规定的条件和程序，编制公开发行企业(公司)债券申请材料，报国家发改委核准。《通知》将审批权力部分下放到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发改委，规定中央直接管理企业的申请材料直接申报；国务院行业管理部门所属企业的申请材料由行业管理部门转报；地方企业的申请材料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发展改革部门转报。

《通知》强调，公开发行企业(公司)债券申请材料应真实、准确、完整，凡对投资者作出购买债券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均应披露。按《通知》附件要求，公开发行企业(公司)债券的申请材料应包括国务院行业管理部门或省级发展改革部门转报发行企业债券申请材料的文件、企业(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等19项内容。其中，企业(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主要内容又包括债券发行依据、本次债券发行的有关机构、发行概要、承销方式、认购与托管、债券发行网点、认购人承诺、债券本息兑付办法、发行人基本情况、发行人业务情况、发行人财务情况、已发行尚未兑付的债券、筹集资金用途、偿债保证措施、风险与对策、信用评级、法律意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和备查文件共19项内容。

二、企业债券的发行核准程序

《通知》最为抢眼的举措，是企业债券的发行核准程序由审批制改为核准制。在原来的计划管理模式下，国家发改委在收集一定量的企业发债申请后，集中向国务院报规模、批额度，再审批各企业债券的发行方案，即分为先核定规模、后核准发行两个环节。《通知》将企业债券发行核准程序“合二为一”，由先核定规模、后核准发行两个环节，简化为直接核准发行一个环节，这为企业债券发行速度与规模的扩大奠定了制度基础，由此带来三点积极变化：

第一，打开了融资空间。原来国家发改委事先下达全年债券发行的最高额度，发行企业债券有额度限制，现在是“合适一家发一家”，规模上没有上限，对企业融资是有利的。

第二，提高了融资效率。原计划管理模式下，因涉及额度审批和发行核准等多个环节，企业发行债券的周期较长，且不确定性相当大，从上报审批至拿到额度大概需要半年的时间，经常造成资金供求脱节，难以灵活安排资金使用计划。而现在符合条件的企业随时可将发债方案上报，直接进入发行环节，提高了企业债券发行核准的效率，缩短了企业债券发行的周期，有助于迅速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提高企业发行债券的积极性。

第三，增加了融资弹性。在原有体制下，企业只有在主管部门受理日期，才可以上报额度申请，且这种申请一年一般只有一次。符合标准的企业会同时拿到债券额度，之后也会在相对集中的时间段里，进入发行核准程序。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在新一批额度下来之前，市场经常出现一连数月无债可发，而一旦拿到额度，各家企业又蜂拥而至等待发行，短时间内造成大量债券供给。这既不利于企业债券发行，也对投资者安排投资计划带来不便。在新体制下，主管部门将随时受理企业的发债申请，成熟一家发行一家，满足条件的企业会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批准，这将会加快债券的发行节奏，增加企业债券发行的弹性，均衡市场的债券供给。

三、企业债券的发行条件

与2004年国家发改委《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企业债券管理工作的通知》中确定的企业发债条件相比，《通知》重新规定了企业公开发行企业债券应符合的条件，特别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有限责任公司和其他类型企业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企业净资产(不包括少数股东权益)的40％；最近三年可分配利润(净利润)足以支付企业债券一年的利息。

我们知道，我国企业债券的发行自1990年首次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作为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的渠道之一，与固定资产投资正式挂钩。这意味着企业申请发债，必须要有拟投资的项目，通常被称为“项目债”。但由于企业融资可能有多重目的，将募集资金投向纳入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按项目审批债券发行规模，不能充分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也不利于进行资产负债管理。为了满足企业全方位的资金需求，《通知》规定企业发行债券所募资金除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外，也可在限定的比例内进行并购、债务结构调整和弥补流动资金，从而拓宽了债券募集资金的运用范围，大大增加了企业债券融资的潜力。具体资金运用范围及限定为比例：筹集资金的投向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方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应符合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要求，原则上累计发行额不得超过该项目总投资的60％；用于收购产权(股权)的，比照该比例执行；用于调整债务结构的，不受该比例限制，但企业应提供银行同意以债还贷的证明；用于补充营运资金的，不超过发债总额的20％。为加强约束，《通知》还限定，债券筹集资金必须按照核准的用途，用于本企业的生产经营，不得用于弥补亏损和非生产性支出，也不得用于房地产买卖、股票买卖以及期货等高风险投资。

为推动企业债券市场协调可持续发展，《通知》还重视完善企业债券市场化约束机制，规定企业可发行无担保信用债券、资产抵押债券和第三方担保债券。同时，强调要不断优化市场基础环境，包括提高企业偿债意识、强化信息披露、充分发挥中介机构作用，做好信用评级、承销组团、利率确定、财务审计、法律意见等方面的工作，形成由市场识别风险、承担风险、控制风险的有效机制。

四、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现实评判

我国企业目前最主要的融资方式，还是向银行借贷和发行企业债券。与银行贷款相比，发行企业债券的好处在于，在债券发行期限内不用考虑还款问题，不占用流动资金；作为重要的直接融资手段，也是政策鼓励和大力扶持的对象。在目前从紧的货币政策下，银行信贷的规模受到严格管控，而企业债券市场融资通道的价值将凸显。2007年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容量高速增长，传统企业债券全年共发行97只，发行总量高达1777．45亿元，同比增长75．12％。

从实际操作看，银行担保的退出无疑会影响企业债券的发行，甚至形成恶性循环：机构想买的(银行担保企业债券)买不了，企业想发的(无担保信用债券)发不出去。同时，银行担保的退出，也为中小企业捆绑发行债券等创新融资渠道蒙上了阴影，使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可能继续无解。2007年11月，深圳20家企业作为联合发行人发行了10亿元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国家开发银行担任主承销商并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07年12月，规模3．05亿元的中关村中小企业集合债发行，北京中关村科技担保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国家开发银行营业部提供再担保。但如果没有银行担保，在目前国内的信用体系环境下，中小企业集合债还是很难发出去的。

现实评判范文篇2

一、企业债券的发行申报

企业债券是指企业依照法定程序公开发行并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包括依照公司法设立的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和其他企业发行的债券。《通知》规定，企业申请发行企业债券，应按照《证券法》、《公司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有关文件规定的条件和程序，编制公开发行企业(公司)债券申请材料，报国家发改委核准。《通知》将审批权力部分下放到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发改委，规定中央直接管理企业的申请材料直接申报；国务院行业管理部门所属企业的申请材料由行业管理部门转报；地方企业的申请材料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发展改革部门转报。

《通知》强调，公开发行企业(公司)债券申请材料应真实、准确、完整，凡对投资者作出购买债券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均应披露。按《通知》附件要求，公开发行企业(公司)债券的申请材料应包括国务院行业管理部门或省级发展改革部门转报发行企业债券申请材料的文件、企业(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等19项内容。其中，企业(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主要内容又包括债券发行依据、本次债券发行的有关机构、发行概要、承销方式、认购与托管、债券发行网点、认购人承诺、债券本息兑付办法、发行人基本情况、发行人业务情况、发行人财务情况、已发行尚未兑付的债券、筹集资金用途、偿债保证措施、风险与对策、信用评级、法律意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和备查文件共19项内容。

二、企业债券的发行核准程序

《通知》最为抢眼的举措，是企业债券的发行核准程序由审批制改为核准制。在原来的计划管理模式下，国家发改委在收集一定量的企业发债申请后，集中向国务院报规模、批额度，再审批各企业债券的发行方案，即分为先核定规模、后核准发行两个环节。《通知》将企业债券发行核准程序“合二为一”，由先核定规模、后核准发行两个环节，简化为直接核准发行一个环节，这为企业债券发行速度与规模的扩大奠定了制度基础，由此带来三点积极变化：

第一，打开了融资空间。原来国家发改委事先下达全年债券发行的最高额度，发行企业债券有额度限制，现在是“合适一家发一家”，规模上没有上限，对企业融资是有利的。

第二，提高了融资效率。原计划管理模式下，因涉及额度审批和发行核准等多个环节，企业发行债券的周期较长，且不确定性相当大，从上报审批至拿到额度大概需要半年的时间，经常造成资金供求脱节，难以灵活安排资金使用计划。而现在符合条件的企业随时可将发债方案上报，直接进入发行环节，提高了企业债券发行核准的效率，缩短了企业债券发行的周期，有助于迅速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提高企业发行债券的积极性。

第三，增加了融资弹性。在原有体制下，企业只有在主管部门受理日期，才可以上报额度申请，且这种申请一年一般只有一次。符合标准的企业会同时拿到债券额度，之后也会在相对集中的时间段里，进入发行核准程序。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在新一批额度下来之前，市场经常出现一连数月无债可发，而一旦拿到额度，各家企业又蜂拥而至等待发行，短时间内造成大量债券供给。这既不利于企业债券发行，也对投资者安排投资计划带来不便。在新体制下，主管部门将随时受理企业的发债申请，成熟一家发行一家，满足条件的企业会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批准，这将会加快债券的发行节奏，增加企业债券发行的弹性，均衡市场的债券供给。

三、企业债券的发行条件

与2004年国家发改委《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企业债券管理工作的通知》中确定的企业发债条件相比，《通知》重新规定了企业公开发行企业债券应符合的条件，特别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有限责任公司和其他类型企业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企业净资产(不包括少数股东权益)的40％；最近三年可分配利润(净利润)足以支付企业债券一年的利息。

我们知道，我国企业债券的发行自1990年首次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作为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的渠道之一，与固定资产投资正式挂钩。这意味着企业申请发债，必须要有拟投资的项目，通常被称为“项目债”。但由于企业融资可能有多重目的，将募集资金投向纳入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按项目审批债券发行规模，不能充分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也不利于进行资产负债管理。为了满足企业全方位的资金需求，《通知》规定企业发行债券所募资金除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外，也可在限定的比例内进行并购、债务结构调整和弥补流动资金，从而拓宽了债券募集资金的运用范围，大大增加了企业债券融资的潜力。具体资金运用范围及限定为比例：筹集资金的投向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方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应符合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要求，原则上累计发行额不得超过该项目总投资的60％；用于收购产权(股权)的，比照该比例执行；用于调整债务结构的，不受该比例限制，但企业应提供银行同意以债还贷的证明；用于补充营运资金的，不超过发债总额的20％。为加强约束，《通知》还限定，债券筹集资金必须按照核准的用途，用于本企业的生产经营，不得用于弥补亏损和非生产性支出，也不得用于房地产买卖、股票买卖以及期货等高风险投资。

为推动企业债券市场协调可持续发展，《通知》还重视完善企业债券市场化约束机制，规定企业可发行无担保信用债券、资产抵押债券和第三方担保债券。同时，强调要不断优化市场基础环境，包括提高企业偿债意识、强化信息披露、充分发挥中介机构作用，做好信用评级、承销组团、利率确定、财务审计、法律意见等方面的工作，形成由市场识别风险、承担风险、控制风险的有效机制。

四、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现实评判

我国企业目前最主要的融资方式，还是向银行借贷和发行企业债券。与银行贷款相比，发行企业债券的好处在于，在债券发行期限内不用考虑还款问题，不占用流动资金；作为重要的直接融资手段，也是政策鼓励和大力扶持的对象。在目前从紧的货币政策下，银行信贷的规模受到严格管控，而企业债券市场融资通道的价值将凸显。2007年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容量高速增长，传统企业债券全年共发行97只，发行总量高达1777．45亿元，同比增长75．12％。

现实评判范文篇3

一、道德主体的缺席

在现实生活中，人的主体地位始终是不可动摇的。并且，人的名字总是同他们的社会地位、权力、收入、声望甚至性别、容貌联系在一起的，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能被人们拿来和某人“对号入座”，总是能找到肇事者、参与者等相关的人物。因此，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主体通常是明显、确定的。然而，在互联网上，道德主体却往往模糊难辨，有“缺席”的倾向。

1．主体的符号化

在互联网上，人们惯于展示的不再是容貌、衣着、谈吐、声望等现实生活中的特征，而是一串串符号。同样，人们的网络交往对象也只能是一串串符号。这些符号可以被赋予各种意义，包含各种信息，但要追究其深层信息很难，试图把网络符号与现实生活中的人进行一一对应更是不可能，因为互联网具有跨越时空界限的特性，常常使人和网结合表现出随机、偶然、毫无规律性。在网络社会中，绝大多数言论、行为，都无法归结到现实生活中的某人，最多只能找到言论、行为的源头———某一串符号。

通常，现实生活中的人只有一个正当的名字、一个正当的身份，当他在某一确定的时间地点工作、学习时，他将无法再在另一时间、地点出现，即所谓“分身乏术”。而在网上，一个网民可以匿名，也可以拥有任意多的网络名（或用户ID），可以赋予每一个网络名一种职业、一种性格，他能够在网络时空中任意驰骋，“分身有术”。多重身份在现实生活中常常使人疲于奔命，在互联网上却是一种时尚。由行为主体的符号化所导致的身份多重、行为多变，使得主体自己也常常难以坚持固有的伦理道德观念。因为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常常是“情境主义”的，它们的适用性会根据时间、形势、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一旦改变的频率过快、幅度过大，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常常会显得无所适从。例如一个网民在虚拟社区A中所感受到的是自我奋斗、自强不息；在虚拟社区B中又被互相帮助、同舟共济所吸引；在网站C中又加入“强者为王”的游戏。在反差巨大的角色转换中，行为主体固有的基于身份的伦理道德观念会受到动摇。

相应地，现实生活中观点明确、立场坚定的道德主体也会随着符号化的过程陷入模糊、犹疑的境地，道德主体的伦理意识、道德标准与价值判断也会在符号化所造成的分裂、多元倾向中趋于淡薄，甚至产生回避、退缩的现象。

2．人格的虚拟化

与主体符号化直接相关的一个现象是网络人格的虚拟化。随着三维动画及数字技术的不断完善，互联网世界中的虚拟环境越来越逼真、富有吸引力。网民在日臻发达的网络社会中，也经历着种种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想象的变化。主体身份的符号化使得网民有时几乎成为网络活动的“局外人”，他们进行网络活动时，只需借助键盘、鼠标等计算机设备来操纵那个在网上代表自己的符号，现实生活中“心动身随”的状况被改变。有的网民甚至常常觉得无法控制自己在网络交往中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所拥有的强烈的人格观念、责任观念时常被网上的虚拟气氛冲淡。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自己给予别人的印象、对自己的人格表现十分重视，总是竭力维护和争取尊严、荣誉，因而在日常行为中总是努力按照理想塑造自己的人格，严格遵守生活中的种种准则、规范，唯恐自己的人格受损。互联网为网民提供了匿名、化名的机会，使人隐藏在电脑屏幕的一串串字符之中。由于身份可以被掩盖、伪装，所以很多人开始忽略自己的网络人格、忽略自己在网上的行为与表现。一些人甚至从根本上否认网络人格的存在。

人格“虚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会使原有的人格意识趋于淡薄，在现实生活中树立的人格理想对行为的影响力也趋于减弱。随心所欲、随波逐流在网络人格中所占的比重渐增，崇高、高尚、坚强等传统的人格塑造模式常常被忽略，表率、榜样的作用也呈现出明显的降低趋势。网络人格的虚拟化使得传统伦理道德常常难以确定所要引导、约束和规范的对象，道德主体与道德准则之间常常呈现出一种“若即若离”的格局。

3．自我豁免

在现实生活中，行为主体处在明确具体的社会关系、社会实践之中，极难摆脱相关人乃至公众的注意、监督与评价。网络行为主体的匿名、隐形，导致了颇多认识、判断方面的模糊与困惑。在多数情况下，人们难以找到某一网络行为、网络事件的发起者与促成者。在网上，除了行为者本人，别人几乎无法对网络行为实施的时间、方式进行估计或干预。随着网民的数量呈指数上升的趋势，网络行为的“私人性”“自主性”也随之增多。即使一些网络管理者会对网络采取监控措施，其力度也根本不足以干涉每一位网民的随机行为。并且，互联网中“信息自由”“保护隐私”等合理要求也常常助长了网络行为的任意性。

由此，网络行为使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面临困境：发生在互联网上的谎言、偷窃、欺诈等行为，其责任人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与传统意义的社会关系、社会实践的接触，责任者之外的其他人根本无法像在现实社会中那样迅速、有针对性地产生道德反应、作出道德判断、采取道德措施。伦理道德规范的力量往往只能表现为行为者自身固有的“道德感”，体现在“道德的我”与“行为的我”的对峙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行为者几乎可以随意地解释他所接受的伦理规范并用来为自己辩护，乃至频繁地实施“自我豁免权”：仅我一个人这么做，对整个网络的危害是微小的。并且，既然没有人知道危害由我造成，那么规范对我个人而言便是无效的。

“自我豁免”是“慎独”的反面，是网络主体符号化、人格虚拟化的产物。它时常会助长逃避道德责任、违背道德规范现象的发生，同时还会赋予这些行为以各种理由。黑客伦理中就包含了较为典型的“自我豁免”观念。在黑客看来，人们也许并不知道你在互联网上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却可以知道你是个专家还是新手，因为你在网上所表现的技能及熟练程度会说明一切。而计算机与电脑网络本身就是一个崇尚智能、强调学习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里的逻辑是“因为我能够，所以我有权这么做”“即使我侵入你的主机是不恰当的，错误也在你，因为你没有采取足够的防范措施”。在难以确定规范对象、难以建立外在监督环境的情况下，“自我豁免”是道德主体有意缺席道德审判的最主要方式。

二、道德标准的多元

与现实社会中较清楚、单一的传统道德标准相比，互联网上的道德标准具有模糊、多元化的趋向。促成这种趋向的原因主要在于网络世界的新奇叠出、网络氛围的突出个性以及网络文化的多元碰撞等。

1．新奇叠出的网络世界

互联网是一个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充满新奇事物的广阔电子世界。电子邮件使人们对邮递员逐渐陌生，远程教育使传统的课堂教学面临窘境，电子商务使诸多企业发生剧变……层出不穷的创新与变革使网络社会具备了强烈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人积极投入到网民群体之中。

互联网一方面是信息的宝库，另一方面也是垃圾信息、错误信息泛滥的场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让人们只享受有用的信息资源而不接触有害信息。人们在欣赏高雅网络艺术的同时，常常会被强行链接到色情网页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调查表明，过多地浏览黄色、暴力内容的人，其原有的伦理道德意识会减弱，道德标准会发生偏移。沉溺于网上冲浪、网上聊天的人，更是常常被电子公告栏中“绝对自由”“价值多元”等煽动性内容感染，对传统伦理道德标准产生怀疑甚至否弃。

基于“专家主义”的黑客是网络世界中的另类网民。一方面，他们以智力挑战为乐，以提高自身的网络技能、维护和完善网络秩序；另一方面，他们又常常将自己的智能、时间和金钱浪费在无意义的网络攻防游戏中，并且破坏着他们想要维护的网络秩序。简单地从行为结果来评判黑客现象是不够的，只有深入他们所禀持的道德标准、考察他们的道德理想，探寻其中自相矛盾、冲突的症结所在，才能对黑客行为形成真正理解：新奇的、前所未见的网络事件使我们的传统伦理道德标准失去应有的效用，一些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奇特的道德标准不断涌现。

2．突出个性的网络氛围

互联网拥有的用户数量越来越多，各种网上社区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强。但与此同时，现实生活中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与时间也越来越少，“熟人社会”对人们的凝聚力逐渐减弱。很多人宁愿坐在电脑前给所有亲友发电子邮件而不愿登门拜访。网络交往越来越多地占据着人们的时间，走亲访友、外出娱乐、体育锻炼、甚至于休息睡眠的时间必然相应减少。可以说，电脑网络在不知不觉中重新安排了我们的生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从形式上看，人们被不断地吸引、聚集到网络中来，导致了人群的分裂，以及人际关系的冷漠化。因为网络空间无限广阔、网络信息不断更新，人们在网上很难再建立一个与现实社会中相似的稳定、安宁、熟悉的“生活小区”，网络对网民的吸引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对眼球的刺激”和“对兴趣的怂恿”。在这种情况下，网民的网络行为是较少顾及公共利益与公众舆论的：与现实社会中不同，所谓的“公共利益”并不明显，“公众舆论”对自己的影响也极其微弱。因此，张扬个性便成为互联网上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

个性的张扬，加上互联网上对“信息自由”“人人平等”的鼓励，使得政府、宗族等传统权威的力量得到削弱。没有谁能够独自拥有互联网，互联网也不承认有一个最终的管理者。在网上，所有的网民都是自己的领导和主人，因为所有人都可以拥有网络的一部分。每一个网民都既是参与者，又是组织者；所有网民都有发表意见、表达观点、作出决定的权利，但同时，谁都没有绝对的发言权，没有谁能够剥夺他人的权利而为其做出决定。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是网民解放个性、突出个性的世界。这使得现实社会中基于公共利益、公众舆论，深受政府、宗族等传统权威影响而形成的伦理道德标准面临冲击，很多网民宁愿放弃旧有的单一化道德标准，转而寻求其他的道德依据，甚至干脆将道德标准悬置一边。

3．多元碰撞的网络文化

多元文化的碰撞是网络文化的一大特色。互联网所促成的全球化比现实世界中任何一种“全球化”方案都要彻底：国境线、政府、国籍、种族，统统都被消除或忽略，网民可以在网络社会中设定一个任意的身份。网络文化超越了传统的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划界，显现着不同阶级文化、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地域文化的共生共存，存在着系统的文化意识与混沌的心理的相互渗透与并存、文化精华与文化糟粕的交织缠绕、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互相融汇。不同的阶级文化和民族文化已没有主次之分，信息接受者可以不受任何外在的约束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好恶，自由地接触任何一种思想文化。[2]网络文化的这种特质促成了一种奇特的局面：一方面，固守封闭、一元的传统文化在互联网上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另一方面，各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又依然要求维护自己的生命力，要求扩大自身的影响。

据统计，互联网上流通的大部分信息为英语信息。网上各种语言的使用频率依次为英语84％，德语4．5％，日语3．1％，法语1．8％。占据了语言这一传播工具的优势，英语国家的宣传论调、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必然会在网络文化中确立优先地位。而非英语国家的文化影响力自然会相应较小。

对此，法国政府和文化界宣称，要在互联网上打一场“文化战争”，以阻止互联网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法国语言和文化的萎缩。他们决定，凡有关法国信息的主页必须使用法语，并提倡在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网页也要与法语并用。

网络文化的多元碰撞使广大网民难以保守、封闭地一味坚持原有的伦理道德标准，而在异质文化所力倡的各具理由、各有倾向的道德标准面前，人们常常会面临困惑。比如，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人认为浏览色情内容是不道德、甚至是违法的；而另一些人则倾向于认为既然信息自由，那么浏览什么内容是自己的私人事务，与他人无关，更无关道德；还有人强调色情与人体艺术的区别，以此作出道德辩护。

三、道德评判的弱化

在网络环境中，受道德主体缺席，道德标准多元的影响，人们的道德评判意识、道德评判力度以及道德评判效果都呈现出弱化的趋势。

1．道德评判意识降低

互联网以层出不穷的新奇事物，吸引着网民的注意力。人们在获取前所未有的丰富信息、感受多元文化冲击的同时，常常会迷失应有的道德评判意识。按照丹尼尔·贝尔的观念，计算机、网络等现代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共同营造了一种平面化、标准化的“快餐文化”，这种文化消解了传统文化的深度模式，“产生出一种距离的销蚀现象，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即刻反应，冲撞效果、同步感和煽动性。审美距离一旦销蚀，思考回味也没了余地，观众被投入经验的覆盖之下”。于是，传统社会中人们所坚守的道德评判意识，在一次又一次强调感官刺激、强调享乐、强调快节奏的网络时尚中受到削弱。

互联网无边际、无中心、拒斥权威的状况，一方面使网民获取了现实生活中难以享有的信息自由权，使他们可以自由发表言论，对所有的事件、现象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另一方面，网民们在言论的极端自由中，常常减少了道德关怀。造成道德关怀不足的原因在于：道德关怀大多是针对那些发生在自己周围、为自己所熟悉、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但互联网上的绝大多数事件、现象与每一个网民的联系都似乎“可有可无”。互联网上每天更新的内容让人目不暇接，并且真假难辨，网民在接受信息轰炸的同时，又要注意鉴别其真伪，已经是勉为其难。就某一事件而言，人们的道德关怀程度无疑很难达到现实生活中的水平。相应地，道德评判意识也会降低。

调查表明，人们在网上回答“如何看待婚外恋”“如何评价说谎现象”“对黑客的看法”之类的问题时，很多人选择“无所谓”“不好说”之类模棱两可的答案。所表现出的道德感较低，缺乏应有的道德反应能力和道德评判意识。

2．道德评判力度减轻

在互联网的网络论坛、电子公告栏中，随处可见“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言论，随时可以发现千奇百怪的网络事件：许多人在网上肆意辱骂他人、攻击政府、偷窥私人信息、发送恶作剧的垃圾邮件。对于这种情况，网民们也并不是完全听之任之、置之不理，他们也会作出各种回应，加以批评。但遗憾的是，大多数批评意见中缺乏深入的道德思考，与现实社会中人们常常作出的道德评判相比，力度明显不够。传统伦理道德评判中应有的严肃、谨慎、深刻常常被电子公告栏中的戏谑、随便、轻率所取代。网上的道德评判经常流于七嘴八舌，陷入“谁都批评等于谁都没批评”的境地。这一方面是由于网络世界中的超快节奏，使得人们无暇仔细反思某一行为应有的道德依据，没有精力对道德准则的援引、道德推理的进行、道德规范的运用加以追究；另一方面也由于人们自身对网络道德的有意忽略。调查显示，在“学习”“工作”“通信”“娱乐”等上网理由中，选择“娱乐”的人所占比重最大。很多人抱着轻松、休闲或寻求刺激的心态上网，而倾向于将道德标准、道德评判之类的东西抛在一边。

3．道德评判效果微弱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交往面较窄，交往对象大都是亲友、邻里、同事等与自己生活圈子密切相关的“熟人”，人们的一言一行总是处于“熟人”的注意、监督之中。一旦有人违背了公认的道德规范，立即会受到劝诫、批评和指责。倘若有人无视这些道德评判，一般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当然，惩罚并非采取强制的、类似法律制裁的方式，而是以贬低其社会声望、疏散其社会关系、冻结其交往活动等方式进行。这些方式在“熟人社会”中所产生的影响往往是十分巨大的。因而，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评判常常产生较好的引导、规范人们言行的效果。

现实评判范文篇4

关键词：传统伦理道德；互联网；冲击

传统伦理道德的主要使命是调整和规范传统社会中人们的思想行为，使其合乎一定的秩序或利益。面临社会的转型与变革，传统伦理道德常常会难以胜任其应有使命，所以，伦理道德也要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它必须接受和适应新生的事物、现象，调整自身的内容与形式；反过来，新生的事物、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受到原有伦理道德的约束。相对于传统伦理道德而言，互联网是一件全新的事物，它也受伦理道德的约束，同时互联网也对传统伦理道德构成了多重冲击。

一、道德主体的缺席

在现实生活中，人的主体地位始终是不可动摇的。并且，人的名字总是同他们的社会地位、权力、收入、声望甚至性别、容貌联系在一起的，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能被人们拿来和某人“对号入座”，总是能找到肇事者、参与者等相关的人物。因此，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主体通常是明显、确定的。然而，在互联网上，道德主体却往往模糊难辨，有“缺席”的倾向。

1．主体的符号化

在互联网上，人们惯于展示的不再是容貌、衣着、谈吐、声望等现实生活中的特征，而是一串串符号。同样，人们的网络交往对象也只能是一串串符号。这些符号可以被赋予各种意义，包含各种信息，但要追究其深层信息很难，试图把网络符号与现实生活中的人进行一一对应更是不可能，因为互联网具有跨越时空界限的特性，常常使人和网结合表现出随机、偶然、毫无规律性。在网络社会中，绝大多数言论、行为，都无法归结到现实生活中的某人，最多只能找到言论、行为的源头———某一串符号。

通常，现实生活中的人只有一个正当的名字、一个正当的身份，当他在某一确定的时间地点工作、学习时，他将无法再在另一时间、地点出现，即所谓“分身乏术”。而在网上，一个网民可以匿名，也可以拥有任意多的网络名（或用户ID），可以赋予每一个网络名一种职业、一种性格，他能够在网络时空中任意驰骋，“分身有术”。多重身份在现实生活中常常使人疲于奔命，在互联网上却是一种时尚。由行为主体的符号化所导致的身份多重、行为多变，使得主体自己也常常难以坚持固有的伦理道德观念。因为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常常是“情境主义”的，它们的适用性会根据时间、形势、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一旦改变的频率过快、幅度过大，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常常会显得无所适从。例如一个网民在虚拟社区A中所感受到的是自我奋斗、自强不息；在虚拟社区B中又被互相帮助、同舟共济所吸引；在网站C中又加入“强者为王”的游戏。在反差巨大的角色转换中，行为主体固有的基于身份的伦理道德观念会受到动摇。

相应地，现实生活中观点明确、立场坚定的道德主体也会随着符号化的过程陷入模糊、犹疑的境地，道德主体的伦理意识、道德标准与价值判断也会在符号化所造成的分裂、多元倾向中趋于淡薄，甚至产生回避、退缩的现象。

2．人格的虚拟化

与主体符号化直接相关的一个现象是网络人格的虚拟化。随着三维动画及数字技术的不断完善，互联网世界中的虚拟环境越来越逼真、富有吸引力。网民在日臻发达的网络社会中，也经历着种种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想象的变化。主体身份的符号化使得网民有时几乎成为网络活动的“局外人”，他们进行网络活动时，只需借助键盘、鼠标等计算机设备来操纵那个在网上代表自己的符号，现实生活中“心动身随”的状况被改变。有的网民甚至常常觉得无法控制自己在网络交往中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所拥有的强烈的人格观念、责任观念时常被网上的虚拟气氛冲淡。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自己给予别人的印象、对自己的人格表现十分重视，总是竭力维护和争取尊严、荣誉，因而在日常行为中总是努力按照理想塑造自己的人格，严格遵守生活中的种种准则、规范，唯恐自己的人格受损。互联网为网民提供了匿名、化名的机会，使人隐藏在电脑屏幕的一串串字符之中。由于身份可以被掩盖、伪装，所以很多人开始忽略自己的网络人格、忽略自己在网上的行为与表现。一些人甚至从根本上否认网络人格的存在。

人格“虚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会使原有的人格意识趋于淡薄，在现实生活中树立的人格理想对行为的影响力也趋于减弱。随心所欲、随波逐流在网络人格中所占的比重渐增，崇高、高尚、坚强等传统的人格塑造模式常常被忽略，表率、榜样的作用也呈现出明显的降低趋势。网络人格的虚拟化使得传统伦理道德常常难以确定所要引导、约束和规范的对象，道德主体与道德准则之间常常呈现出一种“若即若离”的格局。

3．自我豁免

在现实生活中，行为主体处在明确具体的社会关系、社会实践之中，极难摆脱相关人乃至公众的注意、监督与评价。网络行为主体的匿名、隐形，导致了颇多认识、判断方面的模糊与困惑。在多数情况下，人们难以找到某一网络行为、网络事件的发起者与促成者。在网上，除了行为者本人，别人几乎无法对网络行为实施的时间、方式进行估计或干预。随着网民的数量呈指数上升的趋势，网络行为的“私人性”“自主性”也随之增多。即使一些网络管理者会对网络采取监控措施，其力度也根本不足以干涉每一位网民的随机行为。并且，互联网中“信息自由”“保护隐私”等合理要求也常常助长了网络行为的任意性。

由此，网络行为使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面临困境：发生在互联网上的谎言、偷窃、欺诈等行为，其责任人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与传统意义的社会关系、社会实践的接触，责任者之外的其他人根本无法像在现实社会中那样迅速、有针对性地产生道德反应、作出道德判断、采取道德措施。伦理道德规范的力量往往只能表现为行为者自身固有的“道德感”，体现在“道德的我”与“行为的我”的对峙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行为者几乎可以随意地解释他所接受的伦理规范并用来为自己辩护，乃至频繁地实施“自我豁免权”：仅我一个人这么做，对整个网络的危害是微小的。并且，既然没有人知道危害由我造成，那么规范对我个人而言便是无效的。[1]

“自我豁免”是“慎独”的反面，是网络主体符号化、人格虚拟化的产物。它时常会助长逃避道德责任、违背道德规范现象的发生，同时还会赋予这些行为以各种理由。黑客伦理中就包含了较为典型的“自我豁免”观念。在黑客看来，人们也许并不知道你在互联网上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却可以知道你是个专家还是新手，因为你在网上所表现的技能及熟练程度会说明一切。而计算机与电脑网络本身就是一个崇尚智能、强调学习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里的逻辑是“因为我能够，所以我有权这么做”“即使我侵入你的主机是不恰当的，错误也在你，因为你没有采取足够的防范措施”。在难以确定规范对象、难以建立外在监督环境的情况下，“自我豁免”是道德主体有意缺席道德审判的最主要方式。

二、道德标准的多元

与现实社会中较清楚、单一的传统道德标准相比，互联网上的道德标准具有模糊、多元化的趋向。促成这种趋向的原因主要在于网络世界的新奇叠出、网络氛围的突出个性以及网络文化的多元碰撞等。

1．新奇叠出的网络世界

互联网是一个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充满新奇事物的广阔电子世界。电子邮件使人们对邮递员逐渐陌生，远程教育使传统的课堂教学面临窘境，电子商务使诸多企业发生剧变……层出不穷的创新与变革使网络社会具备了强烈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人积极投入到网民群体之中。

互联网一方面是信息的宝库，另一方面也是垃圾信息、错误信息泛滥的场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让人们只享受有用的信息资源而不接触有害信息。人们在欣赏高雅网络艺术的同时，常常会被强行链接到色情网页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调查表明，过多地浏览黄色、暴力内容的人，其原有的伦理道德意识会减弱，道德标准会发生偏移。沉溺于网上冲浪、网上聊天的人，更是常常被电子公告栏中“绝对自由”“价值多元”等煽动性内容感染，对传统伦理道德标准产生怀疑甚至否弃。

基于“专家主义”的黑客是网络世界中的另类网民。一方面，他们以智力挑战为乐，以提高自身的网络技能、维护和完善网络秩序；另一方面，他们又常常将自己的智能、时间和金钱浪费在无意义的网络攻防游戏中，并且破坏着他们想要维护的网络秩序。简单地从行为结果来评判黑客现象是不够的，只有深入他们所禀持的道德标准、考察他们的道德理想，探寻其中自相矛盾、冲突的症结所在，才能对黑客行为形成真正理解：新奇的、前所未见的网络事件使我们的传统伦理道德标准失去应有的效用，一些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奇特的道德标准不断涌现。

2．突出个性的网络氛围

互联网拥有的用户数量越来越多，各种网上社区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强。但与此同时，现实生活中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与时间也越来越少，“熟人社会”对人们的凝聚力逐渐减弱。很多人宁愿坐在电脑前给所有亲友发电子邮件而不愿登门拜访。网络交往越来越多地占据着人们的时间，走亲访友、外出娱乐、体育锻炼、甚至于休息睡眠的时间必然相应减少。可以说，电脑网络在不知不觉中重新安排了我们的生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从形式上看，人们被不断地吸引、聚集到网络中来，导致了人群的分裂，以及人际关系的冷漠化。因为网络空间无限广阔、网络信息不断更新，人们在网上很难再建立一个与现实社会中相似的稳定、安宁、熟悉的“生活小区”，网络对网民的吸引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对眼球的刺激”和“对兴趣的怂恿”。在这种情况下，网民的网络行为是较少顾及公共利益与公众舆论的：与现实社会中不同，所谓的“公共利益”并不明显，“公众舆论”对自己的影响也极其微弱。因此，张扬个性便成为互联网上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

个性的张扬，加上互联网上对“信息自由”“人人平等”的鼓励，使得政府、宗族等传统权威的力量得到削弱。没有谁能够独自拥有互联网，互联网也不承认有一个最终的管理者。在网上，所有的网民都是自己的领导和主人，因为所有人都可以拥有网络的一部分。每一个网民都既是参与者，又是组织者；所有网民都有发表意见、表达观点、作出决定的权利，但同时，谁都没有绝对的发言权，没有谁能够剥夺他人的权利而为其做出决定。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是网民解放个性、突出个性的世界。这使得现实社会中基于公共利益、公众舆论，深受政府、宗族等传统权威影响而形成的伦理道德标准面临冲击，很多网民宁愿放弃旧有的单一化道德标准，转而寻求其他的道德依据，甚至干脆将道德标准悬置一边。

3．多元碰撞的网络文化

互联网集文字、声音、图像于一体，构成一种立体化的传播形态，在吸引众多网民加入其中的同时，还造就了独特的网络文化。网络文化以其高度的综合性，突破了简单文字或静态图像的局限；互联网的全球化拓展，使网络文化具备了吸取世界各地文化成果的可能；网络技术所提供的虚拟、互动功能，更促成多元异质文化的碰撞、融汇，并使之成为网络文化的重要方面。

多元文化的碰撞是网络文化的一大特色。互联网所促成的全球化比现实世界中任何一种“全球化”方案都要彻底：国境线、政府、国籍、种族，统统都被消除或忽略，网民可以在网络社会中设定一个任意的身份。网络文化超越了传统的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划界，显现着不同阶级文化、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地域文化的共生共存，存在着系统的文化意识与混沌的心理的相互渗透与并存、文化精华与文化糟粕的交织缠绕、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互相融汇。不同的阶级文化和民族文化已没有主次之分，信息接受者可以不受任何外在的约束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好恶，自由地接触任何一种思想文化。[2]网络文化的这种特质促成了一种奇特的局面：一方面，固守封闭、一元的传统文化在互联网上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另一方面，各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又依然要求维护自己的生命力，要求扩大自身的影响。

据统计，互联网上流通的大部分信息为英语信息。网上各种语言的使用频率依次为英语84％，德语4．5％，日语3．1％，法语1．8％。占据了语言这一传播工具的优势，英语国家的宣传论调、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必然会在网络文化中确立优先地位。而非英语国家的文化影响力自然会相应较小。

对此，法国政府和文化界宣称，要在互联网上打一场“文化战争”，以阻止互联网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法国语言和文化的萎缩。他们决定，凡有关法国信息的主页必须使用法语，并提倡在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网页也要与法语并用。

网络文化的多元碰撞使广大网民难以保守、封闭地一味坚持原有的伦理道德标准，而在异质文化所力倡的各具理由、各有倾向的道德标准面前，人们常常会面临困惑。比如，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人认为浏览色情内容是不道德、甚至是违法的；而另一些人则倾向于认为既然信息自由，那么浏览什么内容是自己的私人事务，与他人无关，更无关道德；还有人强调色情与人体艺术的区别，以此作出道德辩护。

三、道德评判的弱化

在网络环境中，受道德主体缺席，道德标准多元的影响，人们的道德评判意识、道德评判力度以及道德评判效果都呈现出弱化的趋势。

1．道德评判意识降低

互联网以层出不穷的新奇事物，吸引着网民的注意力。人们在获取前所未有的丰富信息、感受多元文化冲击的同时，常常会迷失应有的道德评判意识。按照丹尼尔·贝尔的观念，计算机、网络等现代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共同营造了一种平面化、标准化的“快餐文化”，这种文化消解了传统文化的深度模式，“产生出一种距离的销蚀现象，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即刻反应，冲撞效果、同步感和煽动性。审美距离一旦销蚀，思考回味也没了余地，观众被投入经验的覆盖之下”[3]。于是，传统社会中人们所坚守的道德评判意识，在一次又一次强调感官刺激、强调享乐、强调快节奏的网络时尚中受到削弱。

互联网无边际、无中心、拒斥权威的状况，一方面使网民获取了现实生活中难以享有的信息自由权，使他们可以自由发表言论，对所有的事件、现象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另一方面，网民们在言论的极端自由中，常常减少了道德关怀。造成道德关怀不足的原因在于：道德关怀大多是针对那些发生在自己周围、为自己所熟悉、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但互联网上的绝大多数事件、现象与每一个网民的联系都似乎“可有可无”。互联网上每天更新的内容让人目不暇接，并且真假难辨，网民在接受信息轰炸的同时，又要注意鉴别其真伪，已经是勉为其难。就某一事件而言，人们的道德关怀程度无疑很难达到现实生活中的水平。相应地，道德评判意识也会降低。

调查表明，人们在网上回答“如何看待婚外恋”“如何评价说谎现象”“对黑客的看法”之类的问题时，很多人选择“无所谓”“不好说”之类模棱两可的答案。所表现出的道德感较低，缺乏应有的道德反应能力和道德评判意识。

2．道德评判力度减轻

在互联网的网络论坛、电子公告栏中，随处可见“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言论，随时可以发现千奇百怪的网络事件：许多人在网上肆意辱骂他人、攻击政府、偷窥私人信息、发送恶作剧的垃圾邮件。对于这种情况，网民们也并不是完全听之任之、置之不理，他们也会作出各种回应，加以批评。但遗憾的是，大多数批评意见中缺乏深入的道德思考，与现实社会中人们常常作出的道德评判相比，力度明显不够。传统伦理道德评判中应有的严肃、谨慎、深刻常常被电子公告栏中的戏谑、随便、轻率所取代。网上的道德评判经常流于七嘴八舌，陷入“谁都批评等于谁都没批评”的境地。这一方面是由于网络世界中的超快节奏，使得人们无暇仔细反思某一行为应有的道德依据，没有精力对道德准则的援引、道德推理的进行、道德规范的运用加以追究；另一方面也由于人们自身对网络道德的有意忽略。调查显示，在“学习”“工作”“通信”“娱乐”等上网理由中，选择“娱乐”的人所占比重最大。很多人抱着轻松、休闲或寻求刺激的心态上网，而倾向于将道德标准、道德评判之类的东西抛在一边。

还有人认为，反正互联网是一个虚拟的世界，网上的不道德行为对现实生活并不能产生什么危害，因而持“怎么都行”的宽容态度。人们常常受到逼真的图像、富有震撼力的音响效果、惊险的故事情节之类因素的引诱，迷恋于网络游戏，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自己在现实社会中原有的道德判断力。网上的帝国征战、勇士闯关、古墓盗宝乃至赌王争霸，极容易使人在感官刺激、智能挑战中患上“道德麻木症”。试想：就吸引力而言，内容枯燥、形式古板且总是让人无法任性而为的道德规范，怎么比得上虚拟技术所创造的壮丽景观和梦幻感觉。

3．道德评判效果微弱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交往面较窄，交往对象大都是亲友、邻里、同事等与自己生活圈子密切相关的“熟人”，人们的一言一行总是处于“熟人”的注意、监督之中。一旦有人违背了公认的道德规范，立即会受到劝诫、批评和指责。倘若有人无视这些道德评判，一般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当然，惩罚并非采取强制的、类似法律制裁的方式，而是以贬低其社会声望、疏散其社会关系、冻结其交往活动等方式进行。这些方式在“熟人社会”中所产生的影响往往是十分巨大的。因而，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评判常常产生较好的引导、规范人们言行的效果。

但是在漫无边际的数字化网络社会中，由于网络监控机制无法发挥效力，人们时常难以找到网络言论、网络行为的责任人。即使能够对某一网络事件作出恰当的道德评判，也常常由于缺乏评判对象而落不到实处。对于实施网络行为的本人来讲，也可以在“没人知道我是谁”或“反正没人认识我”等心态的掩护下，忽略甚至蔑视各种道德评判。现实社会中由熟人的目光、公众的舆论、亲友的感情所筑成的道德防线在网上很容易陷于崩溃状态。一方面，目前的网络道德本身尚处于不成熟阶段，对很多网络行为仍无法从道德层面作出评价；另一方面，网上的道德制裁途径和制裁手段仍很缺乏，无法将道德评判与行为责任人的切实利益联系起来，评判者往往会受到“你可以批评我，但你能把我怎么样”的嘲弄。

可以预见的是，在道德评判效果变得微弱的同时，传统伦理道德基础也将受到动摇。

参考文献：

[1]戴黍．网络伦理：现状与前景[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2）．

现实评判范文篇5

关键词：传统伦理道德；互联网；冲击

传统伦理道德的主要使命是调整和规范传统社会中人们的思想行为，使其合乎一定的秩序或利益。面临社会的转型与变革，传统伦理道德常常会难以胜任其应有使命，所以，伦理道德也要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它必须接受和适应新生的事物、现象，调整自身的内容与形式；反过来，新生的事物、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受到原有伦理道德的约束。相对于传统伦理道德而言，互联网是一件全新的事物，它也受伦理道德的约束，同时互联网也对传统伦理道德构成了多重冲击。

一、道德主体的缺席

在现实生活中，人的主体地位始终是不可动摇的。并且，人的名字总是同他们的社会地位、权力、收入、声望甚至性别、容貌联系在一起的，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能被人们拿来和某人“对号入座”，总是能找到肇事者、参与者等相关的人物。因此，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主体通常是明显、确定的。然而，在互联网上，道德主体却往往模糊难辨，有“缺席”的倾向。

1．主体的符号化

在互联网上，人们惯于展示的不再是容貌、衣着、谈吐、声望等现实生活中的特征，而是一串串符号。同样，人们的网络交往对象也只能是一串串符号。这些符号可以被赋予各种意义，包含各种信息，但要追究其深层信息很难，试图把网络符号与现实生活中的人进行一一对应更是不可能，因为互联网具有跨越时空界限的特性，常常使人和网结合表现出随机、偶然、毫无规律性。在网络社会中，绝大多数言论、行为，都无法归结到现实生活中的某人，最多只能找到言论、行为的源头———某一串符号。

通常，现实生活中的人只有一个正当的名字、一个正当的身份，当他在某一确定的时间地点工作、学习时，他将无法再在另一时间、地点出现，即所谓“分身乏术”。而在网上，一个网民可以匿名，也可以拥有任意多的网络名（或用户ID），可以赋予每一个网络名一种职业、一种性格，他能够在网络时空中任意驰骋，“分身有术”。多重身份在现实生活中常常使人疲于奔命，在互联网上却是一种时尚。由行为主体的符号化所导致的身份多重、行为多变，使得主体自己也常常难以坚持固有的伦理道德观念。因为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常常是“情境主义”的，它们的适用性会根据时间、形势、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一旦改变的频率过快、幅度过大，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常常会显得无所适从。例如一个网民在虚拟社区A中所感受到的是自我奋斗、自强不息；在虚拟社区B中又被互相帮助、同舟共济所吸引；在网站C中又加入“强者为王”的游戏。在反差巨大的角色转换中，行为主体固有的基于身份的伦理道德观念会受到动摇。

相应地，现实生活中观点明确、立场坚定的道德主体也会随着符号化的过程陷入模糊、犹疑的境地，道德主体的伦理意识、道德标准与价值判断也会在符号化所造成的分裂、多元倾向中趋于淡薄，甚至产生回避、退缩的现象。

2．人格的虚拟化

与主体符号化直接相关的一个现象是网络人格的虚拟化。随着三维动画及数字技术的不断完善，互联网世界中的虚拟环境越来越逼真、富有吸引力。网民在日臻发达的网络社会中，也经历着种种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想象的变化。主体身份的符号化使得网民有时几乎成为网络活动的“局外人”，他们进行网络活动时，只需借助键盘、鼠标等计算机设备来操纵那个在网上代表自己的符号，现实生活中“心动身随”的状况被改变。有的网民甚至常常觉得无法控制自己在网络交往中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所拥有的强烈的人格观念、责任观念时常被网上的虚拟气氛冲淡。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自己给予别人的印象、对自己的人格表现十分重视，总是竭力维护和争取尊严、荣誉，因而在日常行为中总是努力按照理想塑造自己的人格，严格遵守生活中的种种准则、规范，唯恐自己的人格受损。互联网为网民提供了匿名、化名的机会，使人隐藏在电脑屏幕的一串串字符之中。由于身份可以被掩盖、伪装，所以很多人开始忽略自己的网络人格、忽略自己在网上的行为与表现。一些人甚至从根本上否认网络人格的存在。

人格“虚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会使原有的人格意识趋于淡薄，在现实生活中树立的人格理想对行为的影响力也趋于减弱。随心所欲、随波逐流在网络人格中所占的比重渐增，崇高、高尚、坚强等传统的人格塑造模式常常被忽略，表率、榜样的作用也呈现出明显的降低趋势。网络人格的虚拟化使得传统伦理道德常常难以确定所要引导、约束和规范的对象，道德主体与道德准则之间常常呈现出一种“若即若离”的格局。

3．自我豁免

在现实生活中，行为主体处在明确具体的社会关系、社会实践之中，极难摆脱相关人乃至公众的注意、监督与评价。网络行为主体的匿名、隐形，导致了颇多认识、判断方面的模糊与困惑。在多数情况下，人们难以找到某一网络行为、网络事件的发起者与促成者。在网上，除了行为者本人，别人几乎无法对网络行为实施的时间、方式进行估计或干预。随着网民的数量呈指数上升的趋势，网络行为的“私人性”“自主性”也随之增多。即使一些网络管理者会对网络采取监控措施，其力度也根本不足以干涉每一位网民的随机行为。并且，互联网中“信息自由”“保护隐私”等合理要求也常常助长了网络行为的任意性。

由此，网络行为使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面临困境：发生在互联网上的谎言、偷窃、欺诈等行为，其责任人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与传统意义的社会关系、社会实践的接触，责任者之外的其他人根本无法像在现实社会中那样迅速、有针对性地产生道德反应、作出道德判断、采取道德措施。伦理道德规范的力量往往只能表现为行为者自身固有的“道德感”，体现在“道德的我”与“行为的我”的对峙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行为者几乎可以随意地解释他所接受的伦理规范并用来为自己辩护，乃至频繁地实施“自我豁免权”：仅我一个人这么做，对整个网络的危害是微小的。并且，既然没有人知道危害由我造成，那么规范对我个人而言便是无效的。[1]

“自我豁免”是“慎独”的反面，是网络主体符号化、人格虚拟化的产物。它时常会助长逃避道德责任、违背道德规范现象的发生，同时还会赋予这些行为以各种理由。黑客伦理中就包含了较为典型的“自我豁免”观念。在黑客看来，人们也许并不知道你在互联网上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却可以知道你是个专家还是新手，因为你在网上所表现的技能及熟练程度会说明一切。而计算机与电脑网络本身就是一个崇尚智能、强调学习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里的逻辑是“因为我能够，所以我有权这么做”“即使我侵入你的主机是不恰当的，错误也在你，因为你没有采取足够的防范措施”。在难以确定规范对象、难以建立外在监督环境的情况下，“自我豁免”是道德主体有意缺席道德审判的最主要方式。

二、道德标准的多元

与现实社会中较清楚、单一的传统道德标准相比，互联网上的道德标准具有模糊、多元化的趋向。促成这种趋向的原因主要在于网络世界的新奇叠出、网络氛围的突出个性以及网络文化的多元碰撞等。

1．新奇叠出的网络世界

互联网是一个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充满新奇事物的广阔电子世界。电子邮件使人们对邮递员逐渐陌生，远程教育使传统的课堂教学面临窘境，电子商务使诸多企业发生剧变……层出不穷的创新与变革使网络社会具备了强烈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人积极投入到网民群体之中。

互联网一方面是信息的宝库，另一方面也是垃圾信息、错误信息泛滥的场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让人们只享受有用的信息资源而不接触有害信息。人们在欣赏高雅网络艺术的同时，常常会被强行链接到色情网页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调查表明，过多地浏览黄色、暴力内容的人，其原有的伦理道德意识会减弱，道德标准会发生偏移。沉溺于网上冲浪、网上聊天的人，更是常常被电子公告栏中“绝对自由”“价值多元”等煽动性内容感染，对传统伦理道德标准产生怀疑甚至否弃。

基于“专家主义”的黑客是网络世界中的另类网民。一方面，他们以智力挑战为乐，以提高自身的网络技能、维护和完善网络秩序；另一方面，他们又常常将自己的智能、时间和金钱浪费在无意义的网络攻防游戏中，并且破坏着他们想要维护的网络秩序。简单地从行为结果来评判黑客现象是不够的，只有深入他们所禀持的道德标准、考察他们的道德理想，探寻其中自相矛盾、冲突的症结所在，才能对黑客行为形成真正理解：新奇的、前所未见的网络事件使我们的传统伦理道德标准失去应有的效用，一些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奇特的道德标准不断涌现。

2．突出个性的网络氛围

互联网拥有的用户数量越来越多，各种网上社区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强。但与此同时，现实生活中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与时间也越来越少，“熟人社会”对人们的凝聚力逐渐减弱。很多人宁愿坐在电脑前给所有亲友发电子邮件而不愿登门拜访。网络交往越来越多地占据着人们的时间，走亲访友、外出娱乐、体育锻炼、甚至于休息睡眠的时间必然相应减少。可以说，电脑网络在不知不觉中重新安排了我们的生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从形式上看，人们被不断地吸引、聚集到网络中来，导致了人群的分裂，以及人际关系的冷漠化。因为网络空间无限广阔、网络信息不断更新，人们在网上很难再建立一个与现实社会中相似的稳定、安宁、熟悉的“生活小区”，网络对网民的吸引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对眼球的刺激”和“对兴趣的怂恿”。在这种情况下，网民的网络行为是较少顾及公共利益与公众舆论的：与现实社会中不同，所谓的“公共利益”并不明显，“公众舆论”对自己的影响也极其微弱。因此，张扬个性便成为互联网上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

个性的张扬，加上互联网上对“信息自由”“人人平等”的鼓励，使得政府、宗族等传统权威的力量得到削弱。没有谁能够独自拥有互联网，互联网也不承认有一个最终的管理者。在网上，所有的网民都是自己的领导和主人，因为所有人都可以拥有网络的一部分。每一个网民都既是参与者，又是组织者；所有网民都有发表意见、表达观点、作出决定的权利，但同时，谁都没有绝对的发言权，没有谁能够剥夺他人的权利而为其做出决定。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是网民解放个性、突出个性的世界。这使得现实社会中基于公共利益、公众舆论，深受政府、宗族等传统权威影响而形成的伦理道德标准面临冲击，很多网民宁愿放弃旧有的单一化道德标准，转而寻求其他的道德依据，甚至干脆将道德标准悬置一边。

3．多元碰撞的网络文化

互联网集文字、声音、图像于一体，构成一种立体化的传播形态，在吸引众多网民加入其中的同时，还造就了独特的网络文化。网络文化以其高度的综合性，突破了简单文字或静态图像的局限；互联网的全球化拓展，使网络文化具备了吸取世界各地文化成果的可能；网络技术所提供的虚拟、互动功能，更促成多元异质文化的碰撞、融汇，并使之成为网络文化的重要方面。

多元文化的碰撞是网络文化的一大特色。互联网所促成的全球化比现实世界中任何一种“全球化”方案都要彻底：国境线、政府、国籍、种族，统统都被消除或忽略，网民可以在网络社会中设定一个任意的身份。网络文化超越了传统的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划界，显现着不同阶级文化、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地域文化的共生共存，存在着系统的文化意识与混沌的心理的相互渗透与并存、文化精华与文化糟粕的交织缠绕、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互相融汇。不同的阶级文化和民族文化已没有主次之分，信息接受者可以不受任何外在的约束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好恶，自由地接触任何一种思想文化。[2]网络文化的这种特质促成了一种奇特的局面：一方面，固守封闭、一元的传统文化在互联网上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另一方面，各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又依然要求维护自己的生命力，要求扩大自身的影响。

据统计，互联网上流通的大部分信息为英语信息。网上各种语言的使用频率依次为英语84％，德语4．5％，日语3．1％，法语1．8％。占据了语言这一传播工具的优势，英语国家的宣传论调、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必然会在网络文化中确立优先地位。而非英语国家的文化影响力自然会相应较小。

对此，法国政府和文化界宣称，要在互联网上打一场“文化战争”，以阻止互联网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法国语言和文化的萎缩。他们决定，凡有关法国信息的主页必须使用法语，并提倡在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网页也要与法语并用。

网络文化的多元碰撞使广大网民难以保守、封闭地一味坚持原有的伦理道德标准，而在异质文化所力倡的各具理由、各有倾向的道德标准面前，人们常常会面临困惑。比如，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人认为浏览色情内容是不道德、甚至是违法的；而另一些人则倾向于认为既然信息自由，那么浏览什么内容是自己的私人事务，与他人无关，更无关道德；还有人强调色情与人体艺术的区别，以此作出道德辩护。

三、道德评判的弱化

在网络环境中，受道德主体缺席，道德标准多元的影响，人们的道德评判意识、道德评判力度以及道德评判效果都呈现出弱化的趋势。

1．道德评判意识降低

互联网以层出不穷的新奇事物，吸引着网民的注意力。人们在获取前所未有的丰富信息、感受多元文化冲击的同时，常常会迷失应有的道德评判意识。按照丹尼尔·贝尔的观念，计算机、网络等现代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共同营造了一种平面化、标准化的“快餐文化”，这种文化消解了传统文化的深度模式，“产生出一种距离的销蚀现象，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即刻反应，冲撞效果、同步感和煽动性。审美距离一旦销蚀，思考回味也没了余地，观众被投入经验的覆盖之下”[3]。于是，传统社会中人们所坚守的道德评判意识，在一次又一次强调感官刺激、强调享乐、强调快节奏的网络时尚中受到削弱。

互联网无边际、无中心、拒斥权威的状况，一方面使网民获取了现实生活中难以享有的信息自由权，使他们可以自由发表言论，对所有的事件、现象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另一方面，网民们在言论的极端自由中，常常减少了道德关怀。造成道德关怀不足的原因在于：道德关怀大多是针对那些发生在自己周围、为自己所熟悉、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但互联网上的绝大多数事件、现象与每一个网民的联系都似乎“可有可无”。互联网上每天更新的内容让人目不暇接，并且真假难辨，网民在接受信息轰炸的同时，又要注意鉴别其真伪，已经是勉为其难。就某一事件而言，人们的道德关怀程度无疑很难达到现实生活中的水平。相应地，道德评判意识也会降低。

调查表明，人们在网上回答“如何看待婚外恋”“如何评价说谎现象”“对黑客的看法”之类的问题时，很多人选择“无所谓”“不好说”之类模棱两可的答案。所表现出的道德感较低，缺乏应有的道德反应能力和道德评判意识。

2．道德评判力度减轻

在互联网的网络论坛、电子公告栏中，随处可见“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言论，随时可以发现千奇百怪的网络事件：许多人在网上肆意辱骂他人、攻击政府、偷窥私人信息、发送恶作剧的垃圾邮件。对于这种情况，网民们也并不是完全听之任之、置之不理，他们也会作出各种回应，加以批评。但遗憾的是，大多数批评意见中缺乏深入的道德思考，与现实社会中人们常常作出的道德评判相比，力度明显不够。传统伦理道德评判中应有的严肃、谨慎、深刻常常被电子公告栏中的戏谑、随便、轻率所取代。网上的道德评判经常流于七嘴八舌，陷入“谁都批评等于谁都没批评”的境地。这一方面是由于网络世界中的超快节奏，使得人们无暇仔细反思某一行为应有的道德依据，没有精力对道德准则的援引、道德推理的进行、道德规范的运用加以追究；另一方面也由于人们自身对网络道德的有意忽略。调查显示，在“学习”“工作”“通信”“娱乐”等上网理由中，选择“娱乐”的人所占比重最大。很多人抱着轻松、休闲或寻求刺激的心态上网，而倾向于将道德标准、道德评判之类的东西抛在一边。

还有人认为，反正互联网是一个虚拟的世界，网上的不道德行为对现实生活并不能产生什么危害，因而持“怎么都行”的宽容态度。人们常常受到逼真的图像、富有震撼力的音响效果、惊险的故事情节之类因素的引诱，迷恋于网络游戏，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自己在现实社会中原有的道德判断力。网上的帝国征战、勇士闯关、古墓盗宝乃至赌王争霸，极容易使人在感官刺激、智能挑战中患上“道德麻木症”。试想：就吸引力而言，内容枯燥、形式古板且总是让人无法任性而为的道德规范，怎么比得上虚拟技术所创造的壮丽景观和梦幻感觉。

3．道德评判效果微弱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交往面较窄，交往对象大都是亲友、邻里、同事等与自己生活圈子密切相关的“熟人”，人们的一言一行总是处于“熟人”的注意、监督之中。一旦有人违背了公认的道德规范，立即会受到劝诫、批评和指责。倘若有人无视这些道德评判，一般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当然，惩罚并非采取强制的、类似法律制裁的方式，而是以贬低其社会声望、疏散其社会关系、冻结其交往活动等方式进行。这些方式在“熟人社会”中所产生的影响往往是十分巨大的。因而，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评判常常产生较好的引导、规范人们言行的效果。

但是在漫无边际的数字化网络社会中，由于网络监控机制无法发挥效力，人们时常难以找到网络言论、网络行为的责任人。即使能够对某一网络事件作出恰当的道德评判，也常常由于缺乏评判对象而落不到实处。对于实施网络行为的本人来讲，也可以在“没人知道我是谁”或“反正没人认识我”等心态的掩护下，忽略甚至蔑视各种道德评判。现实社会中由熟人的目光、公众的舆论、亲友的感情所筑成的道德防线在网上很容易陷于崩溃状态。一方面，目前的网络道德本身尚处于不成熟阶段，对很多网络行为仍无法从道德层面作出评价；另一方面，网上的道德制裁途径和制裁手段仍很缺乏，无法将道德评判与行为责任人的切实利益联系起来，评判者往往会受到“你可以批评我，但你能把我怎么样”的嘲弄。

可以预见的是，在道德评判效果变得微弱的同时，传统伦理道德基础也将受到动摇。

参考文献：

[1]戴黍．网络伦理：现状与前景[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2）．

[2]林晓梅，陆永平．网络文化与大学生道德教育[J]．江苏高教，2000，（4）．

现实评判范文篇6

关键词：股权分置；股票定价；模糊综合评判

一、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开放中国证券市场是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开放中国证券市场必然要求不断解决中国证券市场自身的缺陷。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的国有股、法人股不流通问题，即所谓的股权分置，已引起国家、及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证券市场是在渐进式改革模式下发展的，国有股、法人股不流通的制度安排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具有必然性，但随着改革的加深，股权分置的弊端逐渐暴露，大家对此也已形成一定的共识，如：股权分置带来的同股不同权、不同价、不同利，从而导致股东利益取向不一致。上市公司的分配政策只为非流通股股东利益服务，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其次，由于大股东的股票是不流通的，其股票价格与上市公司价值完全脱离，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市场机制，使劣质股票有机会通过恶性炒作，在被割裂的中国股市中，令其价格远远高于其本身价值，甚至高于优质股票。在这样的市场机制中，使我们的股市制造出大量泡沫，形成巨大的金融风险。因此，为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为了中国证券市场的未来，股权分置改革正在中国股市中逐步进行。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主要是解决非流通股流通问题，而定价问题是其中的关键。本文将结合定价理论，并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二、定价方案的选择及实施

1．定价方法的分析。股票的定价应该反映股票的价值，理论上应计算股票的内在价格。计算股票的内在价格可通过传统的股票定价理论和现代的股票定价理论等。传统股票定价理论主要有贴现现金流模型（DiscountedCashFlow，DCF），相对估价法，经济附加值法（EconomicValue—Added，EVA）。现代股票定价理论主要包括现代证券组合理论（ModernPortfolioTheory，MPT），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AssetPricingModel，CAPM），因素模型和套利定价理论（ArbitragePricingTheory，APT）等。

以上这些股票定价理论中，传统股票定价理论借助贴现和类比等方法对股票价格进行估价；因素模型、APT则是竭力从影响证券的各种因素中找原因，建立模型，再通过模型预测证券价格或收益，然后进行比较分析，进而决定投资行为；而CAPM等则是根据现代证券组合理论，或运用证券组合手段，比较证券价格，一旦发现收益和风险不对称的价格，就相应进行买卖，直到各种证券的价格达到均衡状态为止。

虽然从理论上讲，传统股票定价理论中的现金流贴现模型估算股票内在价值是相当精确的，但是它的前提是要准确预测公司未来的每股股利、自由现金流及贴现率。相对估价法（尤其是其中的市盈率法）只考虑静态和时点上的情况，很少顾及股票的价值变动，缺乏现金流概念。经济附加值法计算过程比较复杂，且通常只能用于有限范围的企业，而不适用于金融机构、周期性企业、新成立公司等企业。该模型没有充分考虑风险因素，因此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而且它也要求准确预测贴现率和公司未来的盈利水平。

现代股票定价理论中的MPT本身隐含的某些假设前提与现实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而且证券预期收益、方差或标准差，以及各种证券间的协方差等计算相当复杂和繁琐，不仅使一般投资者难以完成，就连专门投资机构也望而却步。因此，严格来说，马柯维茨的MPT只是一个关于投资者最优资产选择行为的纯理论模型，不能直接用于指导投资及股票定价。而目前已被投资者广泛运用的CAPM的假定性则更强，如它假设所有投资者都符合理性经济人假定；市场是完备的、有效的；所有投资者对证券收益率具有同质期望等。显然，这与现实存在较大的偏差。因素模型和APT虽然简化了MPT，并进一步将其推向实用阶段，但同样该模型的假设仍显严格，因而影响其实际效果。另外，选择哪些经济变量作为模型中的因素目前尚未定论。

虽然，现金流贴现模型、因素模型及APT是目前国际上（尤其是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对股票进行定价的主要理论，但在以上的分析中不难看出这些理论在实际应用中都存在一定的难度。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还处于成长阶段，市场运作不规范，市场有效性欠缺，这些都与以上这些定价理论的假设不完全相符，因此在实际运用中要结合实际，灵活运用。

目前，在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的每股价格底线是每股净资产值，即每一股份在理论上所代表的公司财产价值，等于公司总资产与全部负债之差同股数的比值。这个价格只有这个企业面临亏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被非流通股股东所接受。而流通股股东能够接受的这些非流通股的每股价格上限是市价。由于历史原因，非流通股在最初都是以净资产折价入股的，他们的入股价比流通股股东低了很多，这已使流通股股东觉得很不公平也很难以接受，所以现在再让他们用流通股的市价买入这些非流通股已是最高上限，除非这个企业非常有发展前景，投资者才有可能勉强接受。非流通股不可能以高于市价的价格让投资者接受，2001年国有股减持以暂停告终的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

因此，基于定价理论和现实的可行性，本文认为只有结合企业的现实状况，在净资产值和市价之间给企业定一个较为合理的价格，才是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定价的可行之路。

2．定价对象的分组及定价公式的确定。需要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企业的性质及其绩效都是有差别的。如果以同一个定价方法来给所有的企业定价，显然是不合宜的。有学者对国有股减持价格的研究中得出，国有股的减持价格介于公司净资产和市价之间。所以本文考虑先给众多的企业进行分组，以实现依各自特点定价。由于现阶段的具体情况，以净资产定价可被视为定价的下限，市价可被视为定价的上限。经营已陷入困境的一些企业的非流通股很可能就要以净资产定价，而一些很有发展潜力的好企业的非流通股，理所应当要以市价或略低于市价出售。据此，为了区分企业的优劣程度，以便于定价，需要依据一定的指标。又由于非流通股所在企业的行业各有不同，而各行业企业的指标将有很大差异，比如传统制造业和一些高新技术企业的指标的选取肯定会有很大差异。因此首先应根据行业将其分类。比如分为冶金、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变通运输仓储、汽车及汽配件、电子、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农林牧渔、电力煤气水、金融、酿酒、房地产、造纸等。

分好行业后，可针对各行业自己的特点选择各项指标，来对企业进行评价。比如有学者在研究中根据绩优股的特点，选取一些指标，如反映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主营业务利润率、总资产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反映上市公司成长性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等来进行绩优股的定价研究，所以，在本文中也同样可以按需要选择类似指标作为企业评价的依据。

由于传统的分类方法只能对各自指标进行评价，不能好地将各个没有联系的指标综合到一起，给出最终的结果，并且它们的评价过于明确，不适用于一些模糊性的对象。例如，考虑企业经济实力评定的分类规则：IF（企业实有净资产>=7000000元）THEN（企业经济实力=“强”）。根据此规则，若企业的实有净资产是7000000元，则它的经济实力属于“强”类；若实有净资产是6999999元，则其经济实力属于“不强”类。这显然是不公平、不符合实际的。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将模糊数学引入分类系统，提出基于模糊综合评判的分类模型，对每个企业进行评判，依据评判结果定价。

现假设采用以下几个指标来作为某个企业的定价指标，如将领导者素质、经济实力、资金结构、经营效益、信誉状况、发展前景六大指标作为评判因素，各评判因素又包括各自具体的指标，领导者素质包括领导者学历、经历、业绩等，经营效益包括应收账款周转次数、存货周转次数、利润总额、总资产利润率。其他的各指标可按以上形式自行设定。模糊综合评判的实施步骤是：

（1）因素集的确定。取评判因素集为：

X={X领、X经、X资、X效、X信、X发}

其中，X领代表领导者素质，X经代表经济实力，依此类推。

X领={学历、经历、业绩}，X经={净资产、有形长期资产}，X资={资产负债率、债务股权比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X效={应收账款周转次数、存货周转次数、利润总额、总资产利润率}，X信={贷款质量、贷款付息、存贷款占比}，X发={近三年利润情况、市场预期状况、新产品经营能力、主要产品寿命周期}。

（2）评语级的确定。评语集为Y={很好、较好、一般、不好}。

（3）评判矩阵的确定。分别对X领、X经、X资、X效、X信、X发六个子因素集作单层综合评判，比如确定子因素经营效益的单层综合评判，X效={应收账款周转次数、存货周转次数、利润总额、总资产利润率}到评语集Y上的模糊矩阵，可由专家根据某行业的具体情况给每个指标打分，得到评语集的结果，假设有10个专家给某企业的X效中的应收账款周转次数打分，有7个人打“很好”，2个人打“较好”，1个人打“一般”，那么应收账款周转次数的评判结果是：A应=（0.7、0.2、0.1、0），同理可给其他指标一一作出评判。

假定得到X效到评语集Y上的模糊评判矩阵：

R应0.70.20.10

X效=R存=0.60.20.10.1，

R利0.80.200

R总0.70.300

可用同样的方法得到可用同样的方法得到其他几个模糊评判矩阵。

（4）确定权重。由各专家结合企业实际赋予每个因素适当的权重。

如确定X效各因素的权重为：A效=（0.2、0.1、0.3、0.4）。

（5）评判结果的确定。采用算子M（，e），子因素X效上各因素综合评判结果为：

0.70.20.10

0.60.20.10.1

0.80.200

0.70.300

=（0.720.240.030.01）

可按此方法依次给其他因素进行综合评判，得到B领、B经、B资、B信、B发，最后对这个企业的整个状况X={X领、X经、X资、X效、X信、X发}进行综合评判，采用算子M（，e），确定子因素集X到Y上的模糊矩阵：R=[B经、B资、B效、B信、B发]T，确定X各因素的权重为A=（0.2、0.1、0.1、0.1、0.2、0.3），最后得X上各因素综合评价结果。

B=AR假设结果为B=（0.655，0.221，0.112，0.012），即对该企业的评判结果认为该企业“很好”的比例为0.655，认为“较好”的比例为0.221，认为“一般”的比例为0.112，认为“不好”的比例为0.012。

此时可以依据评判结果给这个企业定价。因为，前面已说过定价范围应在净资产值和市价之间，那么100%认为“很好”的企业每股价格就是市价，认为“很好”的比例越低，则定价越低，最低价为每股净资产。

依此思路，本文认为最终定价公式应为：

非流通股每股价格=?琢×（流通股每股市价-每股净资产）+每股净资产

式中?琢为模糊综合评判结果中认为“很好”的比例。

三、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股票定价方法的分析和比较，结合中国股权分置改革的实际，并利用模糊综合评判法的优点，结合股票定价理论将其运用于股票定价，得出股改中非流通转换成流通股的定价公式。股权分置改革正在逐步进行，希望本文在定价方案方面的探讨能对改革实践和理论有一定的借鉴。

参考文献：

1．陈建梁，叶护华．股权分置对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南方金融，2004，（9）：38．

2．H．Markowitz．PortfolioSelection．JournalofFinance，1952：7．

3．W．F．Sharpe．CapitalAssetPrice：ATheoryofMarketEquilibriumunderConditionofRisk．JournalofFinance，1964：19．

4．檀向球，周维颖，夏宽云．“绩优成长股”股票定价模型研究．财经研究，2001，27（6）：36．

5．孙碧波，方健雯．对中国证券市场弱态有效性的检验——基于技术分析获利能力的实证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4，6（6）：52．

现实评判范文篇7

关键词旅游模糊数学集合综合评价

现实生活中充满了模糊事物、模糊概念，比如暖、胖、亮、老等。我们的想法是怎样利用模糊数学中的模糊集合概念来描述诸如此类的模糊事物。可以设定若集合用大写字母A、B……来表示，则A、B……表示模糊集合，用?滋（x）表示元素X属于模糊集合A的程度。?滋可在［0,1］内连续取值，所以能合适的表示元素，X属于某一个模糊集合的种种暧昧状态。例如，导游小姐为了使57岁的女士不至于为年龄大而伤心，告诉她其实女士的年龄只有66%属“老年人”，而基本上可以说还不是老年人，因为：

?滋老年人（X）＝≈66％

也就是说这位女士属于老年人集合的资格只有0.66，按这个公式就连70岁的人也只有94%（而不是100%）的资格属于老年人，女士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老的不能活下去呢？！

成功的用模糊数学公式劝导游客当然不是导游小姐的独创，只是这位导游小姐能自如的把模糊数学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中罢了。模糊数学自1965年问世以来，发展的异常迅速，目前世界上已有多种专著、论文集以及杂志。从这些出版物中可以看到，国内外许多学者在这一重要和迅速发展的领域中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今天我们也试图在旅游行业中发现模糊数学的痕迹。模糊数学中的模糊综合评判法，应该可以在旅游业中找到用武之地。

1单因素评判

拿一个新开辟的景点为例。为了考察该景点的优劣，可以找来各界人士若干，规定每个人在集合V={很喜欢，喜欢，不太喜欢，不喜欢｝给出的答案中挑一种，若挑选的结果是20%的人“很喜欢”，40%的人“喜欢”，20%的人“不太喜欢”，20%的人“不喜欢”，这一评判结果就可用模糊集。

B=0.2／很喜欢+0.4／喜欢+0.2／不太喜欢+0.2／不太喜欢来表示，B还可以简单记为B=［0.2，0.4，0.2，0.2］。一个单因素模糊评判问题的评价结果是评价集V这一论域上的一个模糊子集。为了清晰起见，可根据最佳隶属原则得出一个清晰评判。上例中由于“喜欢”对B的隶属度?滋B（喜欢）＝0．4最大，所以可以认为对该景点的评判是游客喜欢。但一般没必要这么做，保持模糊评判的结果B往往能更好的反映游客对景点的看法。

2模糊综合评判

实用中，单因素评判似乎太单一。因为一般一个问题往往涉及多个因素。还是以一个景点为例，“游客喜欢”涉及的因素应该有6个：食、住、行、游、购、娱。如何评判一个景点，应该是个综合问题，可给出的评价集为：

V={很喜欢，喜欢，不太喜欢，不喜欢}

首先考虑各个单独因素，用前面的方法可以对上述6个因素进行模糊评判。假设得到如下的单因素评判结果。它们分别为以下六个模糊集：

很喜欢喜欢不太喜欢不喜欢

食R=（0.00.40.50.1)

住R=（0.00.20.60.2)

行R=（0.10.30.20.3)

游R=（0.00.20.60.2)

购R=（0.00.30.60.1)

娱R=（0.10.50.30.1)

R=

可称R为对该景点的单因素评判矩阵。

由于评判人在评判时对各个因素的着眼点不尽相同，也就是说对诸因素有不同的侧重，因而得出的评判结果也可能是不同的。例如：年龄稍大的游客可能侧重“行”，即偏重交通方便。而年轻游客则可能侧重“游”，即偏重玩得快乐。所以事先确定好各个因素侧重程度，即相应的“权”重，才能保证综合评判的信度。假定我们选定某类年轻游客，且事先估计了这类游客对各因素的相应权重。

它可以表示成模糊集

=0.15／食+0.15／住+0.1／行+0.1／游+0.15／购+0.35／娱

或简记为：=（0.150.150.10.10.150.35）

对某评判对象，若已知单因素评判矩阵及权（记为模糊集），则对此评判对象的模糊综合评判结果是模糊集B=A·B

上设与均已知，则

=（0.150.150.10.150.35）·=（0.10.350.3

即：=（0.10.350.30.10）

综合评判的结果最好是归一化的，其基数为0.1+0.35+0.3+0.15=0.85

评判结果为

（0.1/0.850.35/0.850.3/0.850.15/0.85）=（0.110.390.340.16）

这一评判结果表明11%的人“很喜欢”这个景点，39%的人“喜欢”这个景点，34%的人“不喜欢”这个景点，16%的人“很不喜欢”这个景点。再综合一下，把“很喜欢”和“喜欢”归为一类，占人数的50%，“不喜欢”和“很不喜欢”归为一类，占人数的50%。

但如果选定某类年龄稍大的游客，且把他们对各因素的权重分配定为

*=（0.20.20.20.10.10.2）

则综合评判的结果为

=*·=（0.20.20.20.10.10.2）·=（0.20.2

因为0.2+0.2+0.2+0.2=0.8

故综合评判结果为：

（0.2／0.80.2／0.80.2／0.80.2／0.8）=（0.250.250.250.25）

表明在该类游客中有25%的人“很喜欢”该景点，25%的人“喜欢”该景点，25%的人“不喜欢”该景点，25%的人“很不喜欢”该景点。

由此看出即使是同一被评判对象，由于对各因素的权重不同得出的评判结果也可能是不同的。这就是模糊结合评判法的使用过程。

此类评判的数学模型可以归纳如下：

已知因素集U={u1，u2…un}和评价集V={v1，v2…vn}

设定对因素的权分配，即U上的模糊子集A简记为

=（a1，a2…an）

式中ai为第i个因素Ui所对应的权数，且一般均规定

ai＝1

对第i个因素的单因素模糊评价为V上的模糊子集

Ri=（r1，r2…rn）

于是单因素评判矩阵为

=

则对该评判对象的模糊综合评判是V上的模糊子集

=·

3模糊综合评判的逆问题

实质上，R是集合U与集合V之间的一个模糊关系。根据矩阵的复合运算法则，确定了一个模糊映射，它把U上的一个模糊子集A映射到V上的一个模糊子集B·A是映射的原象，B是映射的象。于是模糊综合评判实际上就是已知原象（权分配行矩阵）和映射（单因素评判矩阵）去求象（综合测判结果）的问题，借助合成运算，这是不难办到的。比较困难的是求原象，即权分配如何适当的确定。因此还存在模糊逆问题：已知R及象去求原象。即已知评判结果去判别评判人在评判中所取的权分配。一般说来，已知模糊映射R的象B去求它的原象比较困难，这里可采用比较法。即：先人为的设定S个原象A1A2……AS再分别求出它们的象。=·i=1.2,……S。

然后按模糊集的贴近原则，求出与B最贴近的模糊集。

即（，B）=max(Bj，)

（式中（，）是Bj与B的贴近度。

则所对应原象Ai即为较理想的权分配方案———原象。

比如：对景点交通的评判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着眼，即交通线路、交通工具和服务水平，经过调查知只有80%的人评价“好”，20%的人评价“不太好”，没有人评价“很好”，也没有人评价“不好”。可以写出评价集V=（很好，好，不太好，不好）

单因素评价矩阵

R=

综合评判=（00.80.20）

那么游客怎样进行服务水平，交通工具，交通线路这三个因素的权分配？

根据对游客心理的估计，可以这样进行，先提出下述四种可能的权分配方案。（四个原象A1，A2，A3，A4）。即四个模糊集。

服务水平交通工具交通线路

A1=（0.20.50.3）

A2=（0.50.30.2）

A3=（0.20.30.5）

A4=（0.70.250.05）

算出对应的，，，

=·=（0.20.40.50.1）

=·=（0.20.50.30.1）

=·=（0.20.30.40.1）

=·=（0.20.70.250.1）

再算出与的贴近度：

（，）=（0.4+1-0.1）/2=0.65

（，）=（0.5+1-0.1）/2=0.7

（，）=（0.3+1-0.1）/2=0.6

（，）=（0.7+1-0.05）/2=0.825

由（，）=（，）=0.825最大

现实评判范文篇8

关键词旅游模糊数学集合综合评价

现实生活中充满了模糊事物、模糊概念，比如暖、胖、亮、老等。我们的想法是怎样利用模糊数学中的模糊集合概念来描述诸如此类的模糊事物。可以设定若集合用大写字母A、B……来表示，则A、B……表示模糊集合，用?滋（x）表示元素X属于模糊集合A的程度。?滋可在［0,1］内连续取值，所以能合适的表示元素，X属于某一个模糊集合的种种暧昧状态。例如，导游小姐为了使57岁的女士不至于为年龄大而伤心，告诉她其实女士的年龄只有66%属“老年人”，而基本上可以说还不是老年人，因为：

?滋老年人（X）＝≈66％

也就是说这位女士属于老年人集合的资格只有0.66，按这个公式就连70岁的人也只有94%（而不是100%）的资格属于老年人，女士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老的不能活下去呢？！

成功的用模糊数学公式劝导游客当然不是导游小姐的独创，只是这位导游小姐能自如的把模糊数学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中罢了。模糊数学自1965年问世以来，发展的异常迅速，目前世界上已有多种专著、论文集以及杂志。从这些出版物中可以看到，国内外许多学者在这一重要和迅速发展的领域中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今天我们也试图在旅游行业中发现模糊数学的痕迹。模糊数学中的模糊综合评判法，应该可以在旅游业中找到用武之地。

1单因素评判

拿一个新开辟的景点为例。为了考察该景点的优劣，可以找来各界人士若干，规定每个人在集合V={很喜欢，喜欢，不太喜欢，不喜欢｝给出的答案中挑一种，若挑选的结果是20%的人“很喜欢”，40%的人“喜欢”，20%的人“不太喜欢”，20%的人“不喜欢”，这一评判结果就可用模糊集。

B=0.2／很喜欢+0.4／喜欢+0.2／不太喜欢+0.2／不太喜欢来表示，B还可以简单记为B=［0.2，0.4，0.2，0.2］。一个单因素模糊评判问题的评价结果是评价集V这一论域上的一个模糊子集。为了清晰起见，可根据最佳隶属原则得出一个清晰评判。上例中由于“喜欢”对B的隶属度?滋B（喜欢）＝0．4最大，所以可以认为对该景点的评判是游客喜欢。但一般没必要这么做，保持模糊评判的结果B往往能更好的反映游客对景点的看法。

2模糊综合评判

实用中，单因素评判似乎太单一。因为一般一个问题往往涉及多个因素。还是以一个景点为例，“游客喜欢”涉及的因素应该有6个：食、住、行、游、购、娱。如何评判一个景点，应该是个综合问题，可给出的评价集为：

V={很喜欢，喜欢，不太喜欢，不喜欢}

首先考虑各个单独因素，用前面的方法可以对上述6个因素进行模糊评判。假设得到如下的单因素评判结果。它们分别为以下六个模糊集：

很喜欢喜欢不太喜欢不喜欢

食R=（0.00.40.50.1)

住R=（0.00.20.60.2)

行R=（0.10.30.20.3)

游R=（0.00.20.60.2)

购R=（0.00.30.60.1)

娱R=（0.10.50.30.1)

R=

可称R为对该景点的单因素评判矩阵。

由于评判人在评判时对各个因素的着眼点不尽相同，也就是说对诸因素有不同的侧重，因而得出的评判结果也可能是不同的。例如：年龄稍大的游客可能侧重“行”，即偏重交通方便。而年轻游客则可能侧重“游”，即偏重玩得快乐。所以事先确定好各个因素侧重程度，即相应的“权”重，才能保证综合评判的信度。假定我们选定某类年轻游客，且事先估计了这类游客对各因素的相应权重。

它可以表示成模糊集

=0.15／食+0.15／住+0.1／行+0.1／游+0.15／购+0.35／娱

或简记为：=（0.150.150.10.10.150.35）

对某评判对象，若已知单因素评判矩阵及权（记为模糊集），则对此评判对象的模糊综合评判结果是模糊集B=A·B

上设与均已知，则

=（0.150.150.10.150.35）·=（0.10.350.3

即：=（0.10.350.30.10）

综合评判的结果最好是归一化的，其基数为0.1+0.35+0.3+0.15=0.85

评判结果为

（0.1/0.850.35/0.850.3/0.850.15/0.85）=（0.110.390.340.16）

这一评判结果表明11%的人“很喜欢”这个景点，39%的人“喜欢”这个景点，34%的人“不喜欢”这个景点，16%的人“很不喜欢”这个景点。再综合一下，把“很喜欢”和“喜欢”归为一类，占人数的50%，“不喜欢”和“很不喜欢”归为一类，占人数的50%。

但如果选定某类年龄稍大的游客，且把他们对各因素的权重分配定为

*=（0.20.20.20.10.10.2）

则综合评判的结果为

=*·=（0.20.20.20.10.10.2）·=（0.20.2

因为0.2+0.2+0.2+0.2=0.8

故综合评判结果为：

（0.2／0.80.2／0.80.2／0.80.2／0.8）=（0.250.250.250.25）

表明在该类游客中有25%的人“很喜欢”该景点，25%的人“喜欢”该景点，25%的人“不喜欢”该景点，25%的人“很不喜欢”该景点。

由此看出即使是同一被评判对象，由于对各因素的权重不同得出的评判结果也可能是不同的。这就是模糊结合评判法的使用过程。

此类评判的数学模型可以归纳如下：

已知因素集U={u1，u2…un}和评价集V={v1，v2…vn}

设定对因素的权分配，即U上的模糊子集A简记为

=（a1，a2…an）

式中ai为第i个因素Ui所对应的权数，且一般均规定

ai＝1

对第i个因素的单因素模糊评价为V上的模糊子集

Ri=（r1，r2…rn）

于是单因素评判矩阵为

=

则对该评判对象的模糊综合评判是V上的模糊子集

=·

3模糊综合评判的逆问题

实质上，R是集合U与集合V之间的一个模糊关系。根据矩阵的复合运算法则，确定了一个模糊映射，它把U上的一个模糊子集A映射到V上的一个模糊子集B·A是映射的原象，B是映射的象。于是模糊综合评判实际上就是已知原象（权分配行矩阵）和映射（单因素评判矩阵）去求象（综合测判结果）的问题，借助合成运算，这是不难办到的。比较困难的是求原象，即权分配如何适当的确定。因此还存在模糊逆问题：已知R及象去求原象。即已知评判结果去判别评判人在评判中所取的权分配。一般说来，已知模糊映射R的象B去求它的原象比较困难，这里可采用比较法。即：先人为的设定S个原象A1A2……AS再分别求出它们的象。=·i=1.2,……S。

然后按模糊集的贴近原则，求出与B最贴近的模糊集。

即（，B）=max(Bj，)

（式中（，）是Bj与B的贴近度。

则所对应原象Ai即为较理想的权分配方案———原象。

比如：对景点交通的评判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着眼，即交通线路、交通工具和服务水平，经过调查知只有80%的人评价“好”，20%的人评价“不太好”，没有人评价“很好”，也没有人评价“不好”。可以写出评价集V=（很好，好，不太好，不好）

单因素评价矩阵

R=

综合评判=（00.80.20）

那么游客怎样进行服务水平，交通工具，交通线路这三个因素的权分配？

根据对游客心理的估计，可以这样进行，先提出下述四种可能的权分配方案。（四个原象A1，A2，A3，A4）。即四个模糊集。

服务水平交通工具交通线路

A1=（0.20.50.3）

A2=（0.50.30.2）

A3=（0.20.30.5）

A4=（0.70.250.05）

算出对应的，，，

=·=（0.20.40.50.1）

=·=（0.20.50.30.1）

=·=（0.20.30.40.1）

=·=（0.20.70.250.1）

再算出与的贴近度：

（，）=（0.4+1-0.1）/2=0.65

（，）=（0.5+1-0.1）/2=0.7

（，）=（0.3+1-0.1）/2=0.6

（，）=（0.7+1-0.05）/2=0.825

由（，）=（，）=0.825最大

现实评判范文篇9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被认为缺乏言说现实政治生活的维度，因此经常冠以“理想性”的政治价值观，之所以有这一认知，主要突显其理论的批判性，而忽视其建设性的特性。本文通过剖析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的要点、性质定位及中国实践，体现其“现实性”的一面。

一、马克思主义现实性政治价值观的要点分析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的谋取方向：实现无产阶级各阶段利益的所需

政治价值观是建立在一定物质生产方式之上的人类各种利益需求的外在表现，“‘思想’一旦离开了‘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及逻辑是建立在利益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同时，由于劳动群众被认为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强调广大劳动群众的生存与发展所需是历史上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力之源。而在众多的社会活动中，政治运动的“目的在于用一种普遍的形式，一种具有普遍的社会强制力量的形式来实现本阶级利益的阶级动力”。但由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谋取的并不是本阶级的私利，这是因为：“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与此同时，由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整个人类共同的利益，因此，作为政治运动的组织者——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也就是要把无产阶级的阶段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最终实现共同利益一致的共产主义社会。由于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宣称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政治所确定的价值目标要由无产阶级认可、承担和实现，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的谋取方向是实现“本阶级利益”即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共同利益。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的行为准则：强调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的统一

马克思提出一对概念“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正是在认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中，确立了政治价值的行为准则。对马克思来说，“政治解放”就是新的政治共同体即政治国家从旧的市民社会中独立出来的政治革命，从而产生新的社会价值，得到新的政治共同体的承认并制约保护着新的政治共同体。马克思一方面分析了“政治解放”的积极性：“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不言而喻，我们这里指的是现实的、实际的解放。人把宗教从公法领域驱逐到私法领域中去，这样人就在政治上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宗教不再是国家的精神；因为在国家中，人——虽然是以有限的方式，以特殊的形式，在特殊的领域内——是作为类存在物和他人共同行动的；宗教成了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领域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精神。它已经不再是共同性的本质，而是差别的本质。它成了人同自己的共同体、同自身并同他人分离的表现。”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政治解放的限度一开始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自由国家”。这里马克思清楚指出了资产阶级革命所实现的只是政治形式的解放，顺应了少数有产者们的解放，还不是大多数人的解放。对这一阶段“政治解放”限度的破解问题，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法国所有的健康力量都承认：在法国和欧洲，共和国只有作为‘社会共和国’才有可能存在；这种共和国应该剥夺资本家和地主阶级手中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公社；公社公开宣布‘社会解放’是共和国的伟大目标，从而以公社的组织来保证这种社会改造”。这样，政治共同体的“公共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政治解放与社会解放的统一，为人类的最终解放奠定政治制度基础，从而构成了政治价值的行为准则。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的评判标准：克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冲突

政治价值的评判标准，是指基于政治价值的谋取方向，对政治的体制、运行机制、政治生活各个方面进行评价的基本准则，也就是对政治能否满足政治主体的需要和利益的价值判断。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的谋取方向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段利益与长远利益，因此政治价值的评判具有阶级性、历史性，也就是依据具体历史条件和政治存在的客观基础来进行评判。对评价标准确定的原则，马克思指出：“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并且，马克思明确指出要区别两个层面的社会变革：“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可见政治价值应定位在“是否意识到现存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并力求克服它”为根本的评价标准。至于具体如何确立合理的政治价值评价标准，由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期，才会产生。”所以，政治价值的具体评判标准应遵循政治本身发展的规律性与政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要实现的根本目标的统一，即关照真理的尺度和价值的尺度的统一，实现无产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诉求。

二、马克思主义现实性政治价值观的性质定位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价值由于始终指向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所需，以克服实践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冲突为价值引导，通过强调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的统一，把由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割裂开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紧密联系起来，实现了政治职能的社会回归。就政治价值本身而言，有实质价值与形式价值之分，成熟的政治价值应是实现两者的统一。由于马克思主义阶级立场，其政治价值实质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共同利益，而形式价值就是无产阶级经历的每个阶段即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中的平等、公正、民主、自由等的价值形式。因此，与资本主义社会强调的抽象一维的价值政治相比，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性质是利益政治，即把政治看作是一种社会的利益关系，利益政治就是指利用国家政权对社会利益关系进行权威性协调的活动。它以鲜明的价值立场实现了政治实质价值和形式价值相统一的政治价值观的定位。同时，以实现人类共同利益为价值取向的马克思主义利益政治并不排斥个人利益，因为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视角认知人的本质及个人利益的实现问题。“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由于每个人都在直接或间接地从事社会活动，所以要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共同利益相结合来认知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及确定实现的途径，因此就这点来说，马克思主义利益政治与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强调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的功利政治有着本质的区别。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以利益政治为性质定位，以实现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价值旨归，因此，具有历史传承的生命力。

三、马克思主义现实性政治价值观的中国实践

以马克总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中国，自从国家成立以来的政治演进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发展轨迹，这首先因为它是发展中国家，可塑性较大；其次随着政治运行的内外环境从封闭到逐渐开放，价值主体的分化和最大利益诉求从自发到自觉等的转变，中国政治实践是在不断寻求价值目标的准确定位及实现机制。与西方社会抽象、普世的价值政治相比，在政治价值的认知上，中国主流认知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如新中国政治推进构建的“人民共和”的国家、中国执政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选择与坚持、确定初级阶段温饱、小康、富裕“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从科学发展到和谐社会及和谐世界的推进及践行等，都体现了中国政治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始终坚持维护“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利益”的价值原则，这种大体上能够兼顾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政治价值观，立足于“广大人民”这一主要的利益主体所形成的政治实践突显对马克思主义利益政治性质宗旨的继承与发展。

总之，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把“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定位为根本的价值取向，通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理想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良好品质。这为继承、完善马克思主义现实性政治价值观，运用马克思主义利益政治这一纬度解读当前的政治实践，推进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4。

[3][4][11][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5，306，60，56。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74，170。

[7][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4－105，227。

现实评判范文篇10

关键词：政治心理学；研究意义；理论价值；现实意义；方法上的意义

政治心理学是研究政治过程和心理过程互动的学科。政治心理学在西方的发展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目前在欧美各大高校中均设有政治心理学的课程。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例。截至1993年，在美国和加拿大的77个教育机构中开设了与政治心理学有关的99门本科课程，45门研究生课程，另外9个学校开设了政治心理学的博士训练项目。

但是政治心理学在中国却属于新兴学科，目前只有少数学者(如北京大学的王丽萍，华东师范大学的蒋云根)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也只是偶尔涉及这个领域。政治心理学研究的不足很大程度上与国内学者们对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意义认识不足有关。那么，研究政治心理学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首先，从理论价值来说，它为政治学注入了新的评判标准，这就是心理需求的原则。随着新的评判原则的被引入，将补充和修正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学理论。其次，政治心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引入政治心理学之后，使得我们在判断和解决一些现实的政治问题时更加准确。最后，政治心理学所常用的实验的方法也能够弥补传统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不足。

(一)理论价值

政治心理学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提出了新的评判社会的原则，由此修正和补充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学理论。

1．政治心理学为政治学注入了新的评判社会的原则

传统政治学认为，人们在从事政治活动时，或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或是基于正义。无论是基于前者还是后者，人们都认为是理性的，也就是说这样的行为是具有合理性的。政治心理学要追问的是，除了利益或正义，人们的行为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人们的行为是否有非理性的成份?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人们的政治行为有时是为了获得心理的满足，这样的行为有时是非理性的，即使有理性的考虑，也是有限的理性。

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基本建立在人是自利性的判定上。近代以来，西方许多学者大多运用社会契约论解释国家的形成，这种契约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利益相互妥协的基础之上的，国家的产生、政府形成的主要目的就是运用权力协调、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因此传统的政治学在评判、分析社会时，注重权力、利益、权利等。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研究的重点尽管不是个人的利益，但是它在判定社会时，也是以利益为基础的，只是它所强调的是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分别解释成为两个利益相互矛盾的阶级之间的斗争。把社会主义解释为无产阶级成功夺取政权的结果，社会主义奉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共产主义社会则崇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各取所需”，基本上都局限在物质的层面。

政治学不仅是一种利益政治，政治运作也要符合正义。美国的学者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提出了正义的两条原则：第一条原则是自由平等的原则，它确定与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使每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第二个正义原则适用于对社会和经济利益方面问题的处理。公民的社会和经济利益是不可能平等的，但这种不平等现象的存在要有两个并存的条件：第一，这种不平等必须合乎每个人的利益，尤其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罗尔斯称之为“差别原则”。第二，权利地位和领导性职务也必须是所有人都能进入的。罗尔斯称之为“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正义原则的提出是对利益政治的修正，它提醒人们在追求利益时要符合正义。

与这两种评判标准相联系的是学者们对人性是理性的坚定的信仰。西方的学者普遍认为人们在判定自己的利益方面是理性的，能够知道自己的行为选择对自己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或者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或他人的政治行为是否符合正义。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西方国家实行普选权，相信人民根据自己的判断能够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或符合正义的国家领导人。

但是这两种评判标准在解释一些政治现象时，有时会遇到困难。譬如，德国的民众为什么会选举希特勒这样的战争狂人作为国家的领导人，希特勒给德国人民带来的既不是现实的物质利益，也没有实现社会的自由平等，从中也看不出德国民众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再如，一些人加入恐怖组织，或者邪教团体，他们加入时既不是为了物质利益，有的人甚至把自己的财产捐献给这些组织，这些组织也不是自由平等的代表。有些学者可能会说，这些人无知无识，受骗上当。但是经过分析会发现，这些组织的参加者有些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9·11事件中，有两名恐怖分子出身于阿联酋的富贵家庭，在德国接受高等教育。基地组织头目拉登更是有名的富翁，在美国也接受过教育。他们为什么会加入恐怖组织?针对这些问题，传统的评判标准已经有些不足。

政治心理学对此进行了修正和补充。研究政治心理学的许多学者认识到，在实际的政治运作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仅是利益和正义，也有人们的心理。美国著名的政治心理学者拉斯韦尔(Lasswell)认为在不同的文化和性格类型中，情感的纽带是道德秩序最强有力的溶化剂，人的性格中所拥有的忠诚在政治规则的运作过程中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通过认同(Identification)和心力内投(Introjection)的方式，个体在成长的过程中把一些道德观念溶入到自己的性格中，这些道德观念的象征物最终变得神圣不可侵犯。这种深入人们性格中的东西，既能够为维持一个政权或政治团体提供坚实的心理基础，同时政权或团体的领导人如果破坏、诽谤这些道德象征物，就会导致人们心理的混乱，从而危及整个政权的存在。

至于人们为何会做出一些诸如选举失误、加入恐怖组织之类反常的举动，拉斯韦尔认为，在情感的作用下，人们在判断自己利益上并不是好的法官，相反是差的法官(PoorJudge)，他们通常所做的决定并不是基于自己的利益，而只是缓解自己内心的紧张。由于这种非理性的心理作用，导致民众在参与政治过程中常常做出错误的决定。譬如，恐怖分子之所以在伊斯兰教国家大有市场，与美国偏袒以色列，导致了伊斯兰教信徒的不满，激起了他们的宗教情感有关。德国纳粹的上台同样是情感在起作用，但不是宗教情感而是民族情感。在一战中，德国战败，被迫割让土地、赔款，这对德国民众的心理是极大的打击，激起了他们民族的仇恨。希特勒的出现正好迎合了德国民众的这种情感需要。正是由于德国民众选举出了希特勒，才使德国走向了专制，最终导致二战的爆发。如果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判断，在资本主义经济来临之时，无产阶级会自然地抛弃资本主义，向左转迎接社会主义，但事实却是向右转投入了纳粹的怀抱。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民众的心理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上述情况下，在心理冲动的作用下，人们的理性是无能的，人们既不是按照利益也不是遵循正义去选择自己的行为。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在理性起作用的情况下，因为心理的干扰，理性变得非常有限。因为理性选择是建立在心理假设基础之上，他们有时基于自己的喜好、或是出于传统的偏见，对于一些政治人物或政治党派、政治观点带有抵触情绪。譬如接触一些电视信息时，人们一般会选择他们喜欢的、与自己政治观点相同的节目，而对其他信息则弃之不顾。卢皮亚(Lupia)把这种选民称作不完整知识的选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尽管是理性的，但是这种理性是有限的。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赫伯特A.西蒙(HerbertA.Simon)比较了在政治科学中两种人类理性的理论：源于当代认知心理学的程序有限理性和源于经济学的综合的、实质性理性。作者通过比较这两种理性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一般的判断主要依靠辅助设想而不是理性。理性要想发挥作用，必须与正确的辅助设想相伴随，否则在对政治现象做出有效判断时是没有能力的。简言之，理性必须与心理相结合，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因此，政治心理学提醒着我们，在解释、评价一些政治行为时，既需要利益的评判机制、正义的原则，更需要注重人们的心理需求。可以说，能否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这是除利益、正义之外的评判政治学的第三项标准。心理的评判标准与其他两项评判标准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前两项评判标准有时是心理不满的原因，对利益的追求，以及对平等、自由的追求往往是决定着人们行为的重要动机，人们的心理不满的许多原因是自身的利益没有得到满足，或者社会存在非正义现象。而前两项评判标准要想真正能够发挥作用，必须能够深入到人的心理，可以说能否深入人的心理是评判前两项标准成功实践的标志。

2．政治心理学的出现能够补充和修正一些重大的政治学理论

心理需求引入政治学的评判原则之中，能够补充和修正一些重大的政治学理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具体来说，旧有的制度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旧制度就会被抛弃，从而出现革命，代之以新的制度，以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而政治心理学则强调心理因素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美国著名的思想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Fromm)提出：“社会变革和社会革命不仅由与旧的社会组织形式相冲突的新的生产力所引起，而且也由非人的社会条件与不可变更的人类需要之间的冲突所引起。”在一个畸形的社会中，如果对人的性格压抑过甚，最终就会导致人们去改变社会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需要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社会制度仍然处于僵化状态，从而导致两者矛盾的加剧。“随着社会内部客观矛盾和对立的增长，随着分裂进程的加快，在社会的里比多结构中就会发生某些变化。我们看到，维系社会稳定的传统纽带消失了，传统的感情态度发生了变化。里比多能量又有了新的用途并因此而改变了它们的社会作用。它们不再服务于维护社会，而是用来发展新的社会结构。它们不再是‘粘合剂’，而成了炸药包。”革命是诸多复杂的因素促成的，生产力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们的心理的发展变化也是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有关这一点，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论述。群体心理学的始祖、法国的思想家勒庞(LeBon)认为革命是不易发觉的内心发展变化的结果。他在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中，通过对分别生活在路易十四、十六时期的两位思想家博絮埃(Bossuet)和杜尔歌(Turgot)思想的比较，得出了以下结论：路易十四时期的人们主张君主集权制，并且认为政府的权力源于上帝的意志；而路易十六时期的人们开始明确人民的权利。人们的信仰前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对革命的发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政治心理学不仅能够弥补一些重大的政治理论的不足之处，而且能够进一步修正一些政治理论，并重新为其从心理的层面提供论据。马克思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社会发展的历程，即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未来是共产主义社会。依据马克思的理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且各国为了在世界争夺利益，转嫁经济危机，必然引起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也似乎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于是许多社会主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是腐朽的、垂死的。

姑且不论社会主义的学者没有正确地判断出二战时期无产阶级在经济危机来临时向右转，即使在判断资本主义的走向上，也与事实有相当大的出入。二战之后的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但没有行将腐朽，反而在经过自我调整之后，迎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这种现象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苏联和中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一定会灭亡，尽管他们的经济表面是繁荣的，但内部矛盾重重，矛盾的激化就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衰落、灭亡。西方的一些资本主义思想家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自身的经济危机，因此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对此作了重新解释。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已经解决了发展中的经济危机问题，但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是一个完美的社会，也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赫伯特·马尔库塞(HebertMarcuse)认为当今的社会仍然是一个病态的社会。只是病征与以往有着很大的不同：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主要源于物质的极度缺乏，由此导致阶级关系的紧张；而现在的社会则是源于富裕，人们获得了大量的经济财富的同时，精神状态却没有随之好转，仍然感到心理的压抑，人性本身没有充分地发挥。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病态”。马尔库塞说：“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关系(它的结构)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它不能使用现有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的生存(人性)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时，这个社会就是有病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物质条件的极大提高，人的精神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善，人的精神颓废的一些表现行为，如酗酒、吸毒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人们仍然感到孤独、无力。总之，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与人性相矛盾的社会。

而要解决这种矛盾，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最好的出路是建立与人性发展相协调的社会，这种社会就是人道主义社会。弗洛姆说：“建立在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真正的人的社会理想。”所谓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强调社会的变迁必须以促进和加强人的成长和活力而不是相反，使个人变得更加积极，而不是消极。人不再是机器的奴仆，而是一切技术都服务于人。“是人而不是技术必须成为价值最后的源泉，适宜人的发展而不是最大的产量必须成为一切计划的标准。”社会主义工业的目标不是达到最高经济的生产力，而是达到最高人的生产力。生产和消费必须服务于人的需要。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能够充分实现自我，此时的自由“不仅仅代表着摆脱，而且还代表着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参与所有关于公民事务的自由，代表尽最大可能的限度发挥个体潜在能力的自由”。人与人之间，每一个人都是他自身的目的，而绝不能成为实现他人目的的手段。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如此，任何国家绝不能把自己的模式强加给他国。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国家内部，在公民自由的基础上，国家的集权活动降低到最小限度；国际上，则达到世界的大同，即人类的统一与全体人民的团结。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这种论证不是简单的论证，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补充和发展。

一些学者尽管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但是却得出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相同的结论。国际政治心理学学会第一届主席，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罗伯特E.莱恩(RobertE.Lane)论证了自尊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政府要做的是让人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他指出：“尊重自己的人更有可能尊重他人；低自尊使人陷入深深的不幸，而高自尊赋予人们生活幸福和满足的条件，高自尊为人们的学习以及以后的成长提供了心理的基础。自尊产生的权力对于一个政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反对罗尔斯提出的平等自由的正义原则，认为政府所保障的首要权利不是自由平等，而是让人们有工作的权利，只有人们拥有一份工作，才能拥有尊严。第二项基本的权利还是与工作有关，那就是人们有权利参与影响他们的工作的决策。

随着政治心理学的引入，不断修正着我们对理想社会的判定。中外对理想社会的设想中，不外两点：一是物质的富足，人们过着吃喝不愁、衣食无忧的生活，“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二是自由平等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种族、民族、性别、职业、财产、地位等的差异，人们实现了一律平等。第一条符合利益的原则，第二条符合正义的原则。心理需求的原则引入政治学之后，要求未来的理想社会还必须是人人都能够生活愉快、人的各项潜能都能够得到发挥。

(二)现实意义

政治心理学的理论对政治学理论的丰富、补充可以帮助我们在判断一些政治问题时更加准确，所提出的解决措施更加切实可行。政治心理学与传统的政治学最大的区别在于不仅具有思辨性的特征，而且具有现实性、应用性，这就使得政治心理学在解决一些政治问题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政治心理学的现实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在预防方面，防止某些非法的政治行为的发生；二是解决方面，在解决政治问题时，政治心理学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提供一些很好的建议。这两方面又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一般说来，往往是某个政治问题出现，才会引起学者的关注，然后探讨这些问题发生的心理根源，最后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最终也就防止了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

人们的政治行为不仅受现行规则的约束，同时也受习惯、风俗等潜在规则的制约。而政治心理学则使我们认识到了另一面，人们的政治行为还受内在的情感的驱使。如果人们的政治行为出现失范时，我们仅仅注意到了产生该问题的规则和潜在的规则，而没有注意到人们的心理问题，那么问题的解决将是不彻底的。而心理问题的解决往往是解决人们错误的政治行为时最艰难的一关。明代的大思想家王阳明曾经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也就是消灭叛乱者容易，但是消灭人们的叛乱之心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而人们的叛乱行为恰恰是人们的叛乱之心的外显行为。如果我们掌握了人们的政治心理，尤其是掌握人们的政治心理的变化规律，那么我们就能够很好地预防一些非法的政治行为的发生。从某种程度上说，解决人们的心理问题是解决人们非法的政治行为的最终目的，只有解决人们的心理问题，才能彻底解决人们的政治行为的偏差。

拉斯韦尔把解决人们心理的冲突称作预防政治学，预防政治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即是降低人们对社会的紧张和不适应的水平。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的心理问题的解决又是解决人们的非法的政治行为的开端。如果我们能够及时觉察到人们对社会感到心理不适和心理紧张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就可能成功地防止一些犯罪和社会动乱的发生，把犯罪的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

预防的动力来源于现实社会中突出的政治问题。由于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许多学者把精力投向了对法西斯的政治心理研究。其中最突出的是弗洛姆、阿多尔诺等学者对法西斯主义人格的研究。他们不但研究了希特勒的人格，而且也分析了群众的人格。同时还探讨了二战之后，各国的经济、社会有了巨大发展的情况下，是否还有法西斯人格的存在的问题。他们发现了当代经济发展中人性扭曲的方面，这些恰恰是法西斯人格存在的潜能，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些措施来消除这种隐患。正是这些学者艰苦的研究，不仅成功地把法西斯消灭在了萌芽状态，而且也成功地消除了许多社会叛乱的发生。

一些学者经过调查研究，对候选人的政治心理做了研究。譬如，齐莱就成功地总结出了低自尊一高复杂性的人容易在政治的选举中成功。有的学者则对什么样性格的人最适合做领导人做了细致的探讨。最成功的例子当属美国学者巴伯(Barber)，他经过研究认为主权一积极性性格的人最适合做领导人，这些领导能够成功化解政治运作中出现的各种危机，又善于吸取他人的意见，不至于使国家和人民蒙受灾难，这为人们在选择领导人时提供了有效的参考和指导，从而避免选举出像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

应该说，政治心理学的出现和不断发展即是源于社会现实问题。戴维O.西尔斯(DavidO.Sears)认为，政治心理学被紧迫的政治问题所激发，尤其是那些毁灭人类后果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极权主义的兴起、反犹太主义、基本人权、冷战、阿以冲突、核战争的幽灵、后殖民时代的变迁问题等。

至于现在和将来，哪些社会现实问题需要政治心理学进行研究呢?玛格丽特·海曼(MargaretG.Hermann)提出了以下问题：环境问题、核恐惧、公共领导人的危机、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对政府的不满、恐怖主义、大众传媒的不断控制、社会各个部分日益增长的独立性、长久的种族冲突和歧视。具体来说，环境问题，主要体现在人们对全球环境污染或全球变暖的忧虑上，影响着人们对环境政策的态度。核恐惧同样是人们对人类生存危机的担忧，是整个人类面临死亡的本能反应。公共领导人的危机，体现了对领导人的不信任的政治态度。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引起穷人对富人的敌视、仇恨。对政府的不满，与领导人的危机相关，由对领导人的不信任延伸为对政府的不满。恐怖主义，探讨恐怖主义产生的心理机制。大众传媒则主要探讨大众传媒对选民的政治态度的影响。种族冲突和歧视，涉及政治和文化的关系问题，探讨各个种族的特点、产生冲突和歧视的心理机制。

当然，除了以上这些问题之外，还有许多问题等待着政治心理学去研究。以当代中国社会为例，有以下问题可以供政治心理学学者去探讨。譬如，官员腐败的心理机制，群体不满引起的突发事件、青少年犯罪心理、进城农民工心理，以及加入不法群体如邪教组织、传销组织、黑社会组织的参与者的心理等。

(三)方法上的意义

传统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研究方法。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开始采用调查、访谈的方法。那么，政治心理学的出现对传统的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有什么贡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