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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态发展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3 07:20:28

文化生态发展

文化生态发展范文篇1

关键词：牡丹文化；旅游；生态牡丹

作为中国原产的名贵花卉，在中国有悠久的栽培历史。由于其独特的花形与花色与秉性，它与中国古代文学与绘画、民俗深度融合，具有了独特深厚的文化内涵及特有的观赏价值。以牡丹文化为载体建立并发展的旅游业，吻合了人们欣赏园林、园艺及生态旅游的需求，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其地域分布的特色及季节性的局限，也使相关旅游业具有地域、季节性及形式单一的不足。进一步发挥政府的指导作用，对完善现阶段牡丹文化旅游体制和相关产品进行升级，为牡丹文化旅游地区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是值得探讨的重要议题。

一、生态审美特性及文化旅游价值

（一）牡丹文化的发展历程。牡丹是原产于中国的“花中之王”，“以色丹者为上，虽结籽而根上生苗，故谓之牡，其花红色，故谓丹”[1]。牡丹由之得名。中国人对牡丹的开发利用和观赏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牡丹文化的起源从《诗经》就开始了。诗经中对牡丹的赞美赋予了牡丹高贵的品格。“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1]（《诗经•溱洧》），反映了以牡丹寄托情感、企盼幸福的风俗。牡丹作为观赏性的园艺植物开始栽培的时间大约始于东晋。顾恺之在他的著名画作《洛神赋图》中就画到了牡丹。隋朝时，隋炀帝在洛阳辟地建西苑，牡丹开始被人工栽培进入皇家园林，成为中国古典园林中最常用的花草之一。至唐代，以牡丹为吟咏对象的诗大量涌现，名诗佳句层出不穷，传唱不绝。至北宋，牡丹始进入寻常百姓家，形成了种植观赏牡丹的民俗。描写牡丹的诗词歌赋作品大量涌现，如欧阳修《洛阳牡丹记》、陆游的《天彭牡丹谱》、丘浚的《牡丹荣辱志》等，中国独特的牡丹文化初具雏形；元人姚遂的《序牡丹》、明人高濂的《牡丹花谱》、清人汪灏的《广群芳谱》等，散见于历代种种杂著、文集中的牡丹诗词文斌，遍布民间花乡的牡丹传说故事，以及雕塑、雕刻、绘画、音乐、戏剧、服饰、起居、食品等方面的牡丹文化现象，不胜枚举。新中国成立后，牡丹种植迅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园林园艺事业的发展及休闲旅游活动的开展，牡丹文化再度受到重视，出现了大批牡丹研究工作者和专家。牡丹文化兼容多门科学，其构成非常广泛，包括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教育、风俗、民情等所有文化领域。牡丹也被赋予新时代的精神和价值取向。牡丹药效的开发利用，也很早就有记载。早在东汉的医简中就有对牡丹治疗“血淤病”的处方记载。药学经典《神农百草经》中也描述说：“牡丹味辛寒，一名鹿韭，一名鼠姑，生山谷。”[1]牡丹在逐渐融入人们生活领域的同时，也形成了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的人文文化。以牡丹为主体的多种产业兴起，在丰富牡丹文化内涵的同时。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繁荣。（二）牡丹的生态审美特性。作为旅游观赏的植物，牡丹的形式美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形态美。牡丹的花型有单瓣型、荷花型、菊花型等等，每种花型都有不同轮的花瓣和不同枚数的花蕊，花姿或直上挺立的怒放，或雍容闲适的下垂，抑或侧向一面半开绽放，呈现出多种不同的姿态。对牡丹的形态美，古人有很多描述，舒元舆在《牡丹赋•有序》中写道：“俯者如愁，仰者如悦。袅者如舞，侧者如跌。”[1]司马光描写牡丹盛开“谁道群花如锦绣，人将锦绣学群花”[2]。李白写牡丹“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3]。可见，牡丹的形态美千姿百态、各不相同。第二是牡丹的色彩美。牡丹的花色十分丰富，基本色分为九大色系，代表性品种有“白雪塔”、“豆绿”、“姚黄”、“赵粉”和“魏紫”等。每一种颜色有着深浅不一的变化，同一株牡丹的花瓣各部位颜色也有深浅之别。王建诗《同于汝锡赏白牡丹》中写道“月光裁不得，苏合点难胜。柔腻沾云叶，新鲜掩鹤膺。”[4]用月光、白云等意象比拟牡丹的白色。乾隆诗：“碧蕊青霞压众芳，檀心逐朵韫真香”，则是描写绿牡丹怒放的景象。第三是牡丹的嗅觉美。牡丹还拥有馥郁花香，享有“国色天香”的美誉。皮日休夸赞牡丹“竞夸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一香”[5]；李山甫咏牡丹“数苞仙葩火中出，一片异香天上来。”[5]更有人称赞牡丹的香为“冷香”、“狂香”、“清香”等，如薛能的牡丹诗句“浓艳冷香初盖后，好风乾雨正开时”[6]，张淮的牡丹诗句“芳兰气味海棠神，并作庭前锦样真。”[6]牡丹的幽静花香能让游人体验到心旷神怡、身心愉快的感觉。（三）牡丹的文化旅游价值。牡丹作为中国的国花，具有极高的生态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利用牡丹种植栽培与人文景观的相融性，提升牡丹景观的文化效应对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旅游作为人类特有的文化实践活动，在社会经济文化中占据突出地位。并随着社会经济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逐渐成为改造现代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7]。“旅游业既是一种经济事业，也是一种文化事业。”[8]我国现阶段的牡丹文化旅游业是以牡丹文化内容为中心，以各种旅游形式为载体。其中，牡丹的审美文化旅游是最基本的形式。牡丹的艳丽色泽、雍容华贵的姿态和浓郁袭人的香气，本身的自然属性就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是吸引游客和开发旅游资源的关键性因素。另外还有牡丹观赏园林、牡丹书画展览、牡丹花会集庆等为主的人文文化旅游形式，再有牡丹菜肴、牡丹糕点、牡丹茶等实用价值开发的饮食文化。河南省的洛阳市、山东省的菏泽市等地是历史悠久的牡丹种植区。在当地，与其相关的旅游产业也随着牡丹的栽培与种植逐渐兴起，走出了一条以牡丹文化旅游为特色的牡丹文化产业化之路，为当地的文化旅游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二、我国牡丹文化旅游业发展现状及特点

我国的牡丹栽培受地域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影响，基本形成中原、西北、西南和江南四大种群。其中，中原牡丹种群是我国栽培历史最悠久、品种最多和分布最广的品种群，主要集中于河南省洛阳市、山东省菏泽市和山西省西南部及陕西省等黄河中下游一带。由于地处暖温带，四季分明，符合牡丹“宜冷畏热，喜燥恶湿”的基本特性。中国是牡丹的故乡，洛阳市则是中国牡丹的发祥地之一。民间一直有“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的说法。洛阳牡丹以花大色艳、富丽端庄名扬天下。洛阳牡丹的种植与欣赏活动始于晋、兴于隋，盛于唐，极盛于宋。自隋唐以后，洛阳牡丹在四川天彭、江苏盐城、浙江杭州、安徽毫川、山东曹州（即今菏泽）、广东韶关等地相继引种栽培。因此，中原地区牡丹文化旅游业的建设与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中原地区牡丹栽培伴随园林建设、休闲旅游事业的发展，一直保持迅猛增长。目前，洛阳牡丹栽培面积2万亩，菏泽已有6万亩以上。洛阳仍是中国牡丹的观赏游览中心，菏泽则是最有名的种植繁育中心。西北牡丹以紫斑牡丹品种为主，主要分布在甘肃省中部、陕西省西部以及宁夏中南部。该地域牡丹植株高大，具有较强生长力。甘肃省一带建有多处牡丹园，其中兰州和平牡丹园的核心区域面积约为20公顷以上，是当地规模最大的牡丹园。甘肃省中部临夏等地则多分布有众多的农家牡丹园，不仅历史悠久，还与当地的黄土高原文化相融合，渗透于当地各民族特色文化当中。我国西南地区的牡丹种植和栽培，主要分布在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和西藏五省区。西南地区地域辽阔，多属于高温湿润气候。当地牡丹栽培历史悠久，也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牡丹文化。见于记载的观赏活动大约始于唐代，后至宋展至鼎盛。宋代陆游在《天彭牡丹谱》中称：“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在蜀，天彭为第一。”[9]该地区牡丹大多根系发达，植株具有较强的抗逆性，病虫害较少。结合西南地区独具特色的自然山林地貌，牡丹的花容和姿色凸显出生态审美价值，极具旅游开发的潜力。江南牡丹种群集中分布于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安徽、上海、浙江等地。早在南北朝时期，谢灵运就写道“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随后到中唐时期，杭州自长安引进牡丹进行栽培；时至宋朝和明清，江南牡丹栽培一度出现高潮。今天比较有代表性的浙江杭州花港观鱼牡丹园建于1953年，是建国后最早建立的牡丹专园之一。并且，该园根据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山水意象建造而成，具有独特性。目前，江南传统的牡丹品种保留有30多种。牡丹的另一个产业类型的代表即药用牡丹的种植就是以安徽的亳州为中心。根据目前国内牡丹种植和培育状况，以及城市交通发展情况来看，牡丹文化旅游业发展多集中于河南洛阳、山东菏泽以及甘肃临夏等地。当地民间多有种植牡丹的传统，还建有各种牡丹园以供观赏，并定期举办自成体系的牡丹花会。以牡丹文化为依托所开发的旅游产业，是洛阳市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洛阳牡丹以花朵硕大、品种繁多、花色奇绝著称，有9大色系、10种花型和1000多个品种。每年4—5月牡丹花期都吸引了大量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游客。该节庆逐渐成为洛阳市重要的文化旅游活动。近几年来，洛阳牡丹文化节期间的游客量一直呈上升态势，在此带动下的旅游总收入也不断攀升。2017年的第35届洛阳市牡丹文化节，全市共接待的游客数量已经攀升至2493.96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223.5亿元，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80万人次。牡丹书画、牡丹糕点、牡丹工艺品等相关旅游产品的开发，成为洛阳牡丹文化旅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洛阳市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菏泽牡丹贵为观赏牡丹中的上品，其花朵雍容鲜美、枝叶繁盛多枝，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谷雨节气前后是菏泽牡丹的花期。菏泽于1992年成功举办了首届菏泽国际牡丹花会，至2017年已经举办了26届。据相关数据显示，2012年全年菏泽共接待游客3600多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高达17亿元；2013年，在第22届牡丹文化旅游节期间，开园20天左右，仅是曹州牡丹园一个景区就接待了多达130多万人次的海内外游客[10]。近年菏泽牡丹文化旅游接待的游客数量一直保持增长，为菏泽旅游业带来极大的经济收入，同时也带动了相关酒店服务业、交通业、餐饮业等等第三产业的发展[11]。

三、牡丹文化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文化生态发展范文篇2

时期过后，我国动画事业开始走向复兴阶段，在历史上被称之为中国动画电影的白银时代，《哪吁闹海》这部经典巨作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这期间出现了多种风格的动画电影呈现，比如说《三个和尚》、《阿凡提》、《南郭先生》等等，每部动画电影的风格表现都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其中所富含的寓意也有所区别。1985一1995年这十年可以说是我国动画电影事业的转折时期，在此期间我国出产了大量动具有特色的动画系列片，比如《葫芦兄弟》、《邀遏大王奇遇记》等等这些都是这一时期的经典巨作，这一时期出现的《山水情》还在国内外得到了多项大奖，这种精工细作的动画电影给我国动画电影事业带来了一定的机遇，然而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产业结构的不断转变，一些中外合资的动画电影产业开始流入中国市场，给我国国产动画电影带来了一定的市场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动画电影事业的发展，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制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我国深厚的文化生态底蕴下，我国一定会迎来动画电影事业的第二春。

二、文化生态与中国动画电影之间的联系

生态学是一门“超级显学”，生态学所涵盖的内容己经超出了科学范畴，生态学中具有多种生态类型，比如社会生态、市场生态及文化生态等等，文化生态是生态学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动画电影事业发展的文化积淀，文化生态与其他生态形式存在一定的差异，它具有开放性、普遍性与发展性等特点，文化生态并非一成不变，不同时期所呈现的文化生态也是不同的，因此要在中国动画电影中充分体现文化生态，需要对我国文化生态的衍变过程有一个清晰客观的了解，只有在全面了解文化生态的基础上才能够更好的将其融入到动画电影创作中，比如说《秦时明月》这一动画电影就体现了一定的历史背景及历史文化，将历史文化贯穿于整个动画电影中，能够增强动画电影的文化底蕴，赋予动画电影深刻的内涵，文化生态与动画电影相结合，在传承文化生态的同时大力发展我国动画电影产业，无论是对文化生态还是对动画电影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关注文化生态衍变过程，可以在文化生态中找到新颖的动画电影素材，充分展现我国动画电影史中的全面视野，文化生态可以说是一种无形资产，而动画电影是一种有形资产，文化生态需要通过动画电影这种有形资产表达其本身的内涵与价值。我国动画电影事业经历了起源、辉煌、低谷与复兴等阶段，这些都与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动画电影创作中融入文化生态，能够使动画电影更加真实。

三、当今形势下我国动画电影产业的发展

我国动画电影产业的发展状况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要在当今形势下大力发展我国动画电影产业，需要了解整个动画电影市场需求、新时代文化背景及人们对动画电影的需求等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大众喜闻乐见的动画电影，促进动画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动画电影是现今广泛开展的一种文化艺术活动，优秀的动画电影产品能够鼓舞观众，给观众一定的精神寄托，丰富动画电影文化内涵，能够为观众提供多重选择，实现动画电影的时效性，动画电影在一定意义上属于一种文化产品，文化产品在贫瘩的情况下观众没有选择的余地，那么在接受动画电影文化时具有一定的被动性与勉强性，这种情况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真正的动画电影产业发展是指观众从心理上喜爱动画。因此在动画电影创作中应适当加入一些文化生态理念，让动画电影产品丰富起来，如此一来我国动画电影产业就可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不断推进，我国动画电影产业市场受到了国外诸多动画电影大片的冲击，逐渐开始与国外进行交流合作，其目的是为了改变我国动画电影的萧条状态。近年来，我国从多个国家引进了诸多类型的动画电影，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动画电影市场，比如说《阿凡达》、《爱丽丝梦游仙境》、《玩具总动员》、《哈利拍特与死亡圣器》等这些影片的引进标志着我国动电影事业己经向全球化时代迈进，是我国电影与国际动画电影接轨的重要起点，也充分展现了我国动画电影事业的历史性转变，这些影片与我国传统动画电影截然不同，它们属于一种商业大片，这些影片在我国上映后掀起了一阵浪潮，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在这一利益驱使下我国动画电影产业的发展方向开始有了转变。我国引进诸多国外大片，大大提高了我国观众的品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本土动画电影的发展进程，制约了我国动画电影产品的生产与推行。面对这一状况，若我国动画电影不进行改革与创新，必然会被国外电影浪潮所覆盖，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我国动画电影开始进行全面革新，完成了新时期的飞跃，国外电影产品的引入对我国动画电影产业而言有利有弊，一方面它阻碍了我国本土动画电影产业的发展，但是从另一种角度上来讲，国外大片的引入给我国动画电影产业带来了一定机遇，极大地冲击了我国动画电影市场，启示我国在动画电影产业中不应固步自封，在创作中应吸收一些国内外创新元素，使动画电影创作既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又具备一定的时代气息及人文思想。总而言之要保证我国动画电影具备其独有的魅力，同时增强我国动画电影市场核心竞争力，推动我国动画电影产业的合理化进程。动画电影在创作中能够融入多种文化元素，这也是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比较活跃的原因，现今的动画电影己经摆脱了传统动画电影创作中的年龄局限，具有一定的艺术性，虽然国外大片不断冲击我国动画电影市场，但是我国动画电影产业在这一冲击下一直在发展创新，《宝莲灯》这部动画电影标志着我国动画电影产业重新走上了发展创新道路，不再依附国外大片的市场效应，这部动画电影从整个筹备到拍摄发行都是我国导演吴贻弓全面操办的，是我国动画电影产业的伟大变革，在一定意义上鼓舞了我国动画电影产业的从事者与创作者。动画电影在创作中要结合艺术性与经济性两方面内容，艺术性可以体现我国特定时期的文化生态背景，而经济性则可以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有利于提升我国社会经济整体水平，使我国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动画电影产业中，这是一个良哇循环的过程，需要我国动画电影创作者以一种包容性的姿态在动画电影创作中融入不同的文化元素及动画风格特点等，积极面对新形势下动画电影的挑战与机遇，创造我国动画电影产业的辉煌。

四、总结

文化生态发展范文篇3

县委、县政府和县旅游局领导在进行旅游资源开发之初就充分认识到我县的铜鼓文化，壮族歌舞戏曲文化，苗、瑶、彝等民族风情等民族文化必将成为我县的主要优势旅游资源之一。结合我县实际，县委、县政府确立了“以开发奇特自然风光项目为支撑,挖掘、展示我县丰富多彩的原生态民族文化资源为灵魂”的旅游发展战略；确定了我县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精品发展方向是：以莲城历史文化名城为中心，以“世外桃源”坝美景区为龙头，沿西西线、邱广线和县境内衡昆高速公路两则重点打造和开发部分具有特色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村寨，为将来的三省五地州旅游联合开发和州内旅游线路联合开发奠定基础。

二、开发现状。

经过近十年来对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不断宣传与挖掘，不仅使古老纯朴的壮族文化内涵与奇特自然景观相结合使“世外桃源”坝美景区在极短的两三年内名闻全国，壮族三月花街节、壮乡礼乐等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也逐步成为我县对外宣传的亮丽品牌。

到今年，我县已逐步开发和向上级申报的民族文化特色生态旅游村共有：坝美镇村坝美村、八宝镇三腊村、旧莫乡昔板生态村、旧莫乡的板榔村、莲城镇的法棚村、莲城镇冷水沟村、者兔乡的西牙村等7个景点。坝美村特色以壮族古老的水车灌溉、牛耕、民族服饰织染加工、藤竹木石生活用具展示等劳作文化展示为主，三腊村特色以瀑布景观、古驿道马帮遗存文化和壮族传统文化为主，法棚村特色以传统的壮族山歌、岜夯鸡、千层粑、粽子等风味食品展示及农家乐为主，昔板村特色以壮族的杆栏建筑和秀丽田园风光为主，板榔特色村以河流、泉水、瀑布等山水风光和斗鸡、斗牛行等民俗活动体验为主，西牙村特色以原始壮族杆栏民居和传统的铜鼓舞、牛头舞、手巾舞等传统文化为主，冷水沟村特色以新型壮族民居风格、河流及泉水风光为主。

三、宣传促销措施。

我县利用举办各种节庆活动和全国公共长假期景区活动安排等机会，把它们推向更广阔的旅游市场，使它们在丰富我县旅游活动内容中实现保护与开发的良性发展。

一是在我县举办的七届“昆明国际旅游节××分会场”活动中，我们把有特色的各族歌舞艺术等集中在活动期间展示，或在“五一”、“国庆”、“春节”三个黄金周期间邀请民间文艺队到坝美景区进行展演。如壮族的跑马、放河灯、沙戏、手巾舞、龙牙歪（牛头舞）、纸马舞、兵器舞、铜鼓舞和民歌，苗族的芦笙舞、爬花杆、射驽、吹枪，彝族的铜鼓舞、弦子舞、长笙舞等，省内外的游客在短暂旅程中对我县的独特民间艺术有了较全面的了解，感到十分新奇和高兴。

二是把有特色的壮族三月三赶花街、四月接皇姑、七月半放河灯等民族节日向外界宣传，并灵活调整“昆明国际旅游节××分会场”的举办日期，使之与传统节日同时进行，维持民族节日的原生态性。

三是加大对优势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提升与保护力度，提高我县民族文化在省内外的知名度。

主要措施有：1、新建铜鼓广场、民族博物馆和柯仲平纪念馆等人文景点，2、改建或扩建莲湖公园、皇姑庙和马蹄井等古迹，3、修复侬氏土司衙署、文庙、护国寺、万寿寺、昊天阁、都天阁等古迹，4、对原有的壮族民间洞经音乐进行编排、整理、创新，组建“壮乡礼乐演奏团”投入旅游市场，5、在部分重大节假日期间，组织我县最具特色的铜鼓舞、手巾舞等民间文艺队到××民族村壮族村进行展演，锻炼其市场适应能力。

四是在我县组织××支部生活摄影协会会员采风、华文作家笔会会员采风、国内百名记者“世外桃源”采风、全省道德研究会会员采风、全国稻作文化研究会员采风、“丽哉，孟僚”壮族文化专题片拍摄等活动，深度挖掘我县各民族的稻作、铜鼓、服饰、民歌、乐器、舞蹈等古老文化，使它们在国内外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

四、取得的成效。

文化生态发展范文篇4

二、开发现状。

三、宣传促销措施。

三是加大对优势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提升与保护力度，提高我县民族文化在省内外的知名度。

四、取得的成效。

文化生态发展范文篇5

二、开发现状。

三、宣传促销措施。

三是加大对优势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提升与保护力度，提高我县民族文化在省内外的知名度。

四、取得的成效。

文化生态发展范文篇6

二、开发现状。

三、宣传促销措施。

三是加大对优势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提升与保护力度，提高我县民族文化在省内外的知名度。

四、取得的成效。

文化生态发展范文篇7

二、开发现状。

三、宣传促销措施。

三是加大对优势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提升与保护力度，提高我县民族文化在省内外的知名度。

四、取得的成效。

文化生态发展范文篇8

〔关键词〕教师教育;文化生态;失衡

世纪之交，我国的教师培养开始从传统师范教育转向教师教育。十几年间，争论不断，源自此两种教育各自有其特定的言说方式和思考方式，影响和塑造了人们对其不同的理解和行动。[1]但是，现实中的转型已成为大势所趋。在这一进程中，很多人对传统师范文化的消解存有顾虑，甚至存在一种“老中师情节”。这无外乎是对新的教师教育文化缺失及混乱的焦虑。在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所展现出的文化消解，以及在教师教育实践中出现的文化混乱，本质上是教师教育文化生态失衡所致。因此，从文化生态的视角解读当前我国教师教育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成为一个急需被正视的学术课题，亦是一项教师教育文化建设的现实任务。其中一些关键的课题需要厘清：教师教育文化生态是什么？文化生态视野下，教师教育文化存在的问题表现在哪里？教师教育文化生态该如何建设？

一、教师教育文化生态的提出：体系与定义

文化生态的问题不是刚刚产生的，而是以前就存在，并且将来还会存在。1998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社会学人类学研讨班上，方李莉首先提出文化生态失衡的问题。[2]当前，从文化角度研究教师教育的成果不少，但以教师教育文化生态作为研究对象，加以解析的研究尚未出现。这就需要借鉴不同学科的文化生态概念，结合教师教育体系的变化，认识教师教育文化生态的科学定义。（一）文化生态。早期文化生态研究主要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倡导。斯图尔德于1955年出版《文化变迁理论》一书，从文化进化论的角度，提出了文化适应理论。他认为文化变迁就是文化适应，称为文化生态学。[3]当前，将文化研究同生态学相结合的研究模式在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生态学及地理学等诸多学科中得到广泛应用，并产生了巨大影响。我国有学者认为，文化生态研究大致可分为侧重解释文化变迁的生态学研究和把文化类比为生态整体的文化研究。前者偏向于生态学，研究文化演变和生态的关系；后者侧重于研究文化同社会的关系。[4]方李莉认为，“人类所创造的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体，各种文化聚集在一起，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群落、文化圈、甚至类似食物链的文化链。它们互相联系成一张动态的生命之网，其作为人类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具有自身的价值，为维护整个人类文化的完整性而发挥着自己的作用”。[5]可以说，文化生态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不同文化所形成的一张类生态网络。文化生态的研究需落脚在主体和关系上，文化生态的主体是人或人群，没有这一主体，文化生态也即消亡；同时，文化生态是社会性关系，它不仅是文化的问题，更是社会关系的问题；最后，文化生态是一个时空框架，历史时序和空间现实的不同会带来文化生态的差异。（二）教师教育体系的变化。我国传统的师范教育体系较为封闭。在专业追求上，注重教学专业技能人才培养的价值理念，无法适应学术研究水准越来越高的要求；在培养环节上，较集中在职前环节，常忽视教师入职和职后环节；在体制上，形成了分工明确、层级严密的三级师范教育体制，保持了师范教育体系的相对独立性。虽为我国基础教育发展保证了师资，也让师范院校等级明显，出现体系封闭的问题。当然，以培育教学专业技能优良的职前师资为基本任务，可以保证教师教学技能，也逐步确立起师范性的典范价值，崇尚“师道”。最终，在这种封闭的师范教育体系内，发展出一些优良的传统师范教育文化，尤其体现在“师范典范性”和“培养优良师资”两方面。与此相对，开放性已逐渐渐成为国内外新兴教师教育的新趋势。主要受到专业上的综合化及人才培养上终身教育思想的影响，体现为教师教育大学化和一体化两大“运动”。“大学化”旨在解决教师教育学术性和教学专业性之间的矛盾，西方国家在这一进程中，基本消灭了师范院校，完全由大学承担教师教育职能；我国则通过将师范学院升格或并至师范大学、师范大学综合化、大学办教育学院等方式实现了教师教育大学化。“大学化”从根本上实现了教师教育人才培养的开放性，突破了封闭体制的垄断。而“一体化”则将教师教育置于职前、入职和职后这一连续的时间轴上，进一步促使教师教育突破高校的垄断。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师范院校为主体，多元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结合教师资格制度的探索，开放性愈加明显。有西方学者将我国教师教育模式称为西方世界之外的独特模式。[6]（三）教师教育文化生态。人类的文化生态系统中包含众多不同的分支系统，进而形成了文化生态的社会性关系。因此，教师教育文化生态是教育文化生态的一个子系统。每个次级系统内，存在不同类型的文化形式，它们之间又构成一个相对平衡的生态。当文化形式之间的平衡关系被打破时，文化生态表现出失衡状况，促使文化生态处于动态中，最终走向另一个平衡状态。此外，次级文化生态同整个社会文化生态相联系。历史进程中整体文化生态发生变化，会对微观领域的文化生态造成冲击，最终使其发生进化。在定义上，教师教育文化生态可理解为：参与教师教育活动的人所创造的各类与教师教育相关的文化形式，相互联系所构成的开放生态网络。一方面，作为更大文化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教师教育文化生态是教育文化生态中的一个子系统，其文化演进受整个社会教育文化变迁的影响；另一方面，教师教育文化生态内部又形成了不同要素所构成的文化形式，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样促使该文化生态变化。直观地说，教师教育文化生态表现为人、环境、内容之间的动态均衡关系（见图1），而围绕不同要素所形成的文化形式又和整个社会文化生态紧密联系在一起，最终塑造了教师教育文化生态的样貌。

二、教师教育文化生态的变异：冲突与失衡

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首次出现“教师教育”；次年，《教育部关于“十五”期间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意见》正式以“教师教育”取代“师范教育”，并提出取消中等师范教育的要求。[7]新兴教师教育体系以开放取向替代传统封闭取向，兴起迅速，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新旧交替的冲突。（一）历史时序下的冲突。教师教育迅速替代师范教育，旨在克服传统师范教育体系封闭性所带来的弊端，解决学术性和专业性之间的矛盾，并将一体化作为教师教育的未来方向。但在过程中出现对师范教育理解过度窄化的倾向。原本师范教育体系的独立性并不完全等同于封闭性，也并不意味着师范教育不注重一体化，一味地将传统师范教育贴上封闭性的标签，便出现视其为“落后的名片”的现象。另外，发自西方教师教育背景下的大学化运动，也只是解决学术和专业矛盾的西式药方，难以完全适应中国。悲哀的是，我国教师教育综合化大有抹杀师范教育独立性的意味，一定程度上没有区分独立性和封闭性的差别。在未能清晰分辨的情况下，升格、合并、办大学成为师范院校的终极目标，虽逐步获得开放性和综合性，但却丢失了独立师范教育所积累的优秀文化传统。在体系转向的短暂历史进程中，我国教师教育文化面临的最大问题，可以说是传统优秀师范文化的消解。综合化、一体化、开放化是世界教师教育发展的规律，但并不意味着必然和我国师范教育相矛盾。正是因为封闭和落后的标签，让教师教育改革容易在思想上否定师范教育的一切，使“师范典范”的优秀文化在改革实践中逐步淡化。（二）空间现实内的失衡。在教师教育体系转向中，新的教师教育文化的缺失和混乱是另一个重要问题，尤其体现为教师教育文化生态的失衡。当下教师教育文化生态中，围绕人、内容和环境形成的诸如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及组织文化等各形式之间，以及同整个社会文化生态之间都表现出众多失衡的现象。从教师教育文化生态之外的宏观社会文化体系来看，“重学”文化盛行，“尊师”文化衰减。伴随竞争压力的增大，中国父母愈加看重子女教育问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传统“尊师”文化却在日渐衰减。少数教师的不良行为被急剧放大，甚至出现“妖魔化”教师群体的倾向；教师的社会经济地位仍未得到较高肯定。这些现象也引起了国家高度重视，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要重振师道尊严。[8]教育部长陈宝生在2018年两会期间指出，改善和优化教育环境，要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2019年两会期间，陈宝生再次特别强调尊师重教，呼吁社会不要因个别事件妖魔化教师群体。此外，两会关于教师的热点话题也可看出国家对于教师地位的重视，如，要落实教师工资待遇，提升农村教师收入；健全国家教师荣誉制度，提升教师地位；推进教师公务员制度等。[9]从教师教育文化生态内部来看，一方面，精神文化发展速度赶不上物质文化水平提升的步伐，失衡严重。众多承担教师教育的大学及师范院校，物质条件发展极速，但教师教育文化继承发展却不尽人意，甚至功利性地进行办学和人才培养。如，很多院校执着于建设硕、博士点和平台基地，成果，忽略文化建设。另一方面，制度文化严重侵蚀精神文化。有学者指出，师范教育在向教师教育转化中，制度体系执着于教师专业化，并将其理解为技术化、知识化的量化过程，使得教师培养逐渐陷入技术主义或科学至上的泥淖，忽视为人师表的“人”的变化和发展。[10]也有学者从教师资格制度角度，指出制度体系存在内部矛盾与现实层面的混乱，使得师范专属性消失，带来了师范院校和师范专业的窘境，管理上的绩效本位思想也压缩了教师专业发展的空间。[11]

三、教师教育文化生态的建设：自觉与重构

“教师教育”本是一个西方概念，本土化的教师教育文化建设需要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实现教师教育文化的重构，实现西方话语同中国语境的结合。教师教育文化生态存在多元的冲突与失衡，不同人从文化生态的视角观看教师教育文化生态，会看到不同的文化问题，但根本上是继承和再发展的问题。（一）走向教师教育文化自觉。我国教师教育文化建设是处在师范教育改革历史进程和教师教育空间现实中的重要命题，需要对我国教师教育文化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即走向教师教育文化自觉。“文化自觉”这一概念由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次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提出。“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2]“文化自觉”也就是在具有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对自己的文化来源、得失有清醒的反思。简言之，文化自觉是在跨文化交流的前提下对自我文化的一种自知之明。[13]我国传统师范教育已逾百年，积淀了丰厚的文化财富，在同西方教师教育话语结合的今天，需要清醒的认识到这些文化精华，切不可在观念不清中丢失瑰宝。（二）实现教师教育文化重构。教师教育文化的建设集中表现为两点：一是对传统师范性的继承；二是凝练新教师教育文化的内涵。实践中教师教育文化生态的失衡制约了文化建设，就需要从文化生态建设的角度对教师教育文化加以重构，尤其需要从两个方面解决教师教育文化失衡的问题。1.重塑以“人”为中心的精神文化。无论是传统师范文化，还是倡导开放多元的新兴教师教育文化，最终都需要以教师教育实践中的人为中心，而人们所共享的精神文化观念是一个文化生态中的核心部分。教师教育文化生态建设，就是要把“为人师表”“学高为师”等“师范典范文化”内化至参与者的心中，进而外化至物质、制度等文化形式中，形成以培养“人类灵魂工程师”式的教育家为目标的教师教育核心文化。2.优化因环境而发展的制度器物文化。教师教育处在一定的脉络环境下，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均属于教师教育文化生态的一部分，它们和精神文化相互影响。因此，当前我国教师教育文化生态建设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就是要打造能够促进教师教育快速发展的环境。优化社会环境，形成教育优先发展的氛围，确立教师教育“工作母机”的地位，形成尊师重教的整体社会风气。同时，在物质投入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真正提高教师的经济社会地位。最终，才能重构当前较混乱的教师教育文化，实现教师教育文化生态的平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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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两会，关于教师的9个热点话题[N].中国教师报，2019-03-13.

[10]吴遵民，张松铃，秦洁.强化还是削弱———略论师范教育向教师教育转换的问题与弊端[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11]陈道坤，蒋叶红.思想的混乱与发展的迷茫———对教师资格证制度改革背景下教师教育发展的思考[J].湖北社会科学，2016，（10）.

[12]费孝通.文化自觉的思想来源与现实意义[J].文史哲，2003，（3）：15.

文化生态发展范文篇9

一、民族文化生态的内涵

1955年，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首次提出“文化生态”(culturalecology)这一学术概念，并积极主张创立专门的“文化生态学”学科，他认为人类文化及其行为与周围的自然生态环境之间是互相作用的关系，文化如想生存发展，就必须保持自身内部的生态平衡。但随着地球环境的急剧恶化，人类文化表现出日益明显的不适应性，人、自然与社会三者的和谐关系遭到破坏，逐渐失去平衡并形成尖锐的对立，这就促使国内外众多学者开始从社会生态学的视角出发，构建一种新的科学合理的文化价值体系，这一思潮也引起了文化界的广泛重视，导致了其文化视野的转变，文化生态在此基础上便应运而生。区别于以往的研究成果，文化生态和文化生态学的主要贡献在于认识到了文化与环境二者之间具有辩证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文化生态学的观点具有跨时代的重大意义，文化生态学理论也逐渐为越来越多的生态学者和人类学者所接受、探讨并传播。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它是各民族智慧的高度结晶，反映出了该民族历史发展的水平。民族文化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是共生的，一定的民族文化产生于一定的生态环境中，并在其中得到延续和发展。民族文化生态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其与民族文化的产生、延续和发展密切相关，体现出一个民族特有的价值观、信仰、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全面进步的强大的内在驱动力。民族文化生态的内涵表明人类社会所创造出来的文化系统与其环境是普遍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系统内部有着各种物质和能量的流动，同时系统整体又是在不断运动、变化着的。因此，作为一种全新的生存智慧和策略，民族文化生态具有鲜明的可持续性、再生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等特征。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民族文化生态做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本文拟以民族文化生态为背景，具体分析东北少数民族特色经济振兴之路，以期在丰富民族文化生态理论的同时，寻找民族文化生态和东北少数民族经济的最佳结合点，使二者比翼齐飞，共同促进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大繁荣。

二、民族文化生态与东北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发展

(一)以文化为依托的东北少数民族特色经济

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其悠久而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晶。东北地区也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主要包括满族、朝鲜族、蒙古族、回族、达斡尔族、锡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和柯尔克孜族等，东北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明华章中极具价值和富有特色的精美篇章，众多的少数民族在其长期发展进程中，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形态、价值观念和宗教伦理等方面的差异，创造出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各种各样的文化形式离不开生态环境的影响，东北少数民族文化的形成与生态环境的因素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是人与周围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东北各少数民族之所以能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下世代生息繁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文化都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并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有本民族特色的生态文明观和伦理观。东北地区的很多少数民族至今仍延续着具有生态环保意识的民族生活模式和传统，其对自然的崇拜、图腾崇拜、宗教信仰、民族服饰以及很多民俗和民间禁忌中都体现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其背后都隐藏着深刻的文化内涵，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子，这一凝聚的文化生态内涵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我们探索新的东北特色经济增长模式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积淀。

(二)高度依存于传统经济形式的东北少数民族生态文化

东北地域广阔，水绕山环、沃野千里是东北地区地面结构的主要特征，作为我国纬度位置最高的地区，东北气候类型多样，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森林资源、草原资源以及水资源。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东北各族人民利用其独特的自然地理优势，过着上山狩猎，下河捕鱼，草原放牧，种植果蔬的生活，使东北少数民族渔猎农牧经济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发展趋势，也促进了各民族生态文化形式的发展。各少数民族经济尽管隶属于同种的经济形式，却由于侧重点不同，使东北各民族的生态文化呈现出细微的文化差异，这种微妙的文化差异体现出各族人民在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系统关系的深刻洞察，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并受制于经济。可以说，民族文化生态对东北少数民族经济的影响是隐性的、潜移默化而又巨大的，东北少数民族经济之所以能在过去得到大力发展，离不开各民族文化的内在积淀和推动，而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发展也高度依存于传统的经济形式，民族文化生态与东北少数民族特色经济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东北少数民族经济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的快速增长。

三、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经济模式的构建

(一)构建新型民族文化生态经济模式的必要性

东北少数民族众多，文化形式多种多样，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价值，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在现代化工业文明的巨大冲击和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今天，以大力发展科技和促进经济发展为基调的现代环境意识与各民族传统的生态环境意识和族群意识格格不入，过去的传统的多元生态文化越来越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其约束力和影响力大大缩水，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东北少数民族特色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如何在一个多民族地区，做到民族文化生态与特色经济协调发展，如何在保护好传统优秀文化和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同时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走一条文化生态经济之路，这是值得所有东北人普遍关注、认真思考并探讨的一个重大话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民族文化生态经济模式策略构想

民族文化生态背景下东北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发展探讨面对民族文化与东北少数民族经济的失衡发展现状，协调发展民族文化生态和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已经是势在必行。我们应积极构建以民族文化生态为依托的文化生态经济模式，通过挖掘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以此为前提大力发展民族文化生态这一特色经济模式。这一新的经济模式既可以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又在经济发展中弘扬了民族传统文化，给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构建民族文化生态经济模式需要我们做到以下几点:1．树立保护民族文化生态环境的意识。我们必须意识到，思想支配着一个人的行动，少数民族的环境意识也支配着他们对环境的处理，因此要想适应飞速发展的时代，少数民族急需调整自己的思想形态和观念，对与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生态环境的关系进行重新认识或再认识，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因为随着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的生态观和环境意识已经遭到了破坏，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在保护传统文化生态的同时培养新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观念至关重要。人和周围的文化和环境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因此，东北经济如果想再创辉煌，从现在起，就必须树立保护民族文化生态环境的意识。思想和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必须不断提高认识，针对当前的形式，及时转变意识观念，充分认识到保护环境不仅是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更要保护文化生态环境，树立起保护民族文化生态环境的观念，只有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我们才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忘传统文化生态的保护。2．致力于保护东北少数民族文化环境。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每个民族都要具备自己独特的民族特色才能在世界上屹立不倒。每个国家和民族在其实现经济腾飞的进程中也体现出其固有的文化特色，正是因为这些绚烂的文化特色才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多彩纷呈，在整个世界民族之林熠熠生辉。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云集，每个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都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之所以能够世代繁衍，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生态伦理观和价值观，体现了对自然界的亲近和对生态环境积极保护的态度。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弱化，因此，我们现在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正确处理好它和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任重而道远，我们应多培养专业人才，在大专院校开设专门的课程与专业，培养更多的少数民族专业人才致力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整理、挖掘和出版。同时应积极抢救濒临灭绝的少数民族文化，包括具有传统东北特色的民族服饰、民族风俗风情、民间特色建筑等。更要大力全面地贯彻和落实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扶持政策，积极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东北少数民族文化是东北各少数民族的精神主体和灵魂之所在，东北少数民族特色经济的开发与其民族文化生态息息相关。在东北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东北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但我们决不能以牺牲民族文化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必须摒弃那种重经济、轻文化的思维方式，因此，在发展东北少数民族特色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保护文化和发展经济的关系，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民族文化积淀和环境，探索能使二者协调发展的“文化生态经济”模式，争取达到东北民族文化生态与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共同发展的双赢局面。3．大力发展文化生态旅游产业。东北是我国少数民族主要的聚居地之一，每个民族地区不仅有其独具特色的自然地理环境，更有其特有的服装服饰、宗教崇拜、礼节礼仪、饮食文化等，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正随着东北旅游的发展而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东北地区的满族发源于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主要以黑龙江、辽宁、吉林为聚居地，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是我国第二大少数民族。满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灿烂的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满族在服饰、饮食、建筑风格、生活习俗方面都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备受国内外妇女青睐的旗袍就是由满族服饰演变而来的，现在已经享誉海内外，成为东方文化的象征和骄傲，满族特有的“满汉全席”也早已闻名于世。朝鲜族主要聚居在吉林省长白山山麓的延边朝鲜自治州和长白朝鲜自治区，朝鲜族的梨林风景优美。民居、朝鲜民族风情表演、牌坊、跳跳板、秋千、朝鲜泡菜、朝鲜狗肉馆、朝鲜工艺品长廊等都独具特色。分布在东北地区的蒙古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是一个极其豪放而又热情好客的民族，有着极其丰富的旅游资源，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是众多游客向往的地方，巨大的蒙古包、敖包、勒勒车、美味可口的蒙古手撕羊肉、极具异域风情的蒙古民俗风情表演、豪放的蒙古舞、人山人海的摔跤场、赛马场、射箭场、蒙古民俗工艺品长廊、狼图腾雕塑等都充满了蒙古的特色。丰富多彩的东北少数民族文化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并注定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向往并观光旅游。文化不仅是旅游开发的灵魂之所在，更是提高旅游业持久生命力和吸引力的关键之所在，东北少数民族地区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且独具特色的生态旅游资源，这些极具观赏价值的自然景观以及保存完整的天然生态系统和品种繁多的珍惜野生动物，都为东北少数民族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必须认识到，自然风景只有融入到民族文化中进行开发，才能不断提升旅游的品味和层次，也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以此来促进经济效益的提升。毫无疑问，生态旅游给发展经济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它也是发展生态经济的一个闪光点，而文化生态旅游则是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它使自然生态环境和民族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具备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和价值。4．建立健全政策法规。东北要实现民族文化生态经济发展之路，单靠地方的单打独斗是无法实现的，必须依赖于国家政策的扶持和法令法规的保障。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价值。要保护民族文化生态环境，培养民族文化生态意识，离不开国家的政策法规的大力宣传和规范。东北各民族在过去为了大力发展工业，推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进行了大量的资源开采活动:无节制的毁林开荒、破坏性耕作以及各种不合理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等等，都导致了自然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与此同时，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面对现代工业的有力冲击也被不断削弱和破坏，这一状况的解决需要依靠党和政府采取相应的强有力的措施，比如禁止过度砍伐、退耕还林、控制人口增长等，同时，在全球一体化的经济背景之下，要发展文化生态经济模式，就需要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像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一样来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生态环境。只有把保护民族文化生态环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才能真正早日实现东北民族文化生态与特色经济的协调发展。5．培养独立创新精神。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东北少数民族文化除了其独有的优势，也产生了一些弊端，这势必对东北特色经济的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阻碍。东北各民族地处内陆，土地丰饶、资源富足，获取生活资源较容易。东北地处我国的最北部，相对于南方地区冬季显得格外寒冷漫长，不适合户外劳作，因此养成了东北人相对懒散的习惯，导致了其缺乏吃苦奋斗的干劲，小富即安的小农心态使东北人失去了开拓进取的精神。东北要创建一个文化生态经济模式，就必须打破这种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旧有的思想模式，要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用现代文明和文化为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经济模式的构建铺路。

四、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我国加快经济增长、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指导方针。东北地区是我国的重要工业基地，已经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国家战略最为密集的地区和前沿地带。但是，在当前经济调整的大背景之下，要想达到东北少数民族经济的快速增长，就必须另辟蹊径，开拓一条绿色经济之路。东北少数民族地区资源丰富，民族文化多姿多彩，是发展特色经济的有力支撑，如果能找到最好的平衡点，东北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将事半功倍。这就需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断培养人们的民族文化生态意识，全面发展文化生态经济，在为东北少数民族特色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的同时，既要注意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也要珍惜和保护传统生产方式所内含的文化与生态资源，不断推进传统生态文化的发展，使民族文化生态与东北少数民族特色经济能够相辅相成，走一条民族文化生态经济之新路，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东北少数民族特色经济的全面振兴。

本文作者:于坤王美婧工作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第二篇

一、尚礼贵和

崇尚礼仪与和谐，坚持中道是中华民族所遵循的精神。“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其为美，大小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孔子追求以礼为标准的和，我们在《论语》中可以读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大同”场景，这是夫子所追求的和美世界的理想。中国贵和，人们常说“以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这些是构成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

二、尊师重学

被誉为万世师表的孔子本身就是尊师的楷模。《论语》云：“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古文大家韩愈作《师说》宣扬从师之道，“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谭嗣同说过“为学莫重于尊师”（《刘阳算学馆增订章程》）。荀子说“学不可以已”（《劝学》），闻鸡起舞的祖逖，凿壁偷光的匡衡，囊萤映雪的车胤、孙康，悬梁刺股的苏秦、孙敬……他们刻苦求学，是重学的榜样。尊师重学是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侠义风骨

“义”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孟子•离娄上》“：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侠义之人是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一诺千金，报答不平，替天行道，伸张正义。史有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的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位侠客；《三国演义》中“义薄云天，英雄盖世”的关羽；《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他们的侠义故事至今被人们传诵。直到今天，中国的武侠精神亦为人们推崇。

四、桃源情结

“桃花源”是千百年来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和心灵栖息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老子描绘了一个桃花源蓝本。到了陶渊明《桃花源记》描绘的“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世外桃源，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消解了中国文人“仕”与“隐”内心矛盾，因为它是儒道思想的结合，对后世影响至深。贬黜滁州的欧阳修写下了《醉翁亭记》；仕途失意的苏轼创作了《赤壁赋》；明代文人桃源情结最为典型者当属蒲松龄，一部《聊斋志异》谈狐说鬼，实则是追求理想的桃源；清代曹雪芹《红楼梦》里“大观园”，不正是美好桃源世界的瑰丽想象吗？直到今天桃源世界也是中国人追求的理性境界。中国民族文化精神是多样的，除上述外，学者刘介民先生做了更为详细的分类，有“优化人格，悟守尊严；自胜自立，自强不息；志当高远，浩然正气；仁者爱人，永存爱心；贵和持中，不偏不倚；礼仪廉耻，行己有格；淡泊明志，智为达德；求是务实，求知善读；诚信待人，珍重友谊；老成温厚，遇事忍耐；知足常乐，因循守旧；克勤克俭，廉洁奉公；为善从善，广结善缘”等，不一一赘述。只要我们用心品读文言作品，就能感悟到中华民族特定价值系统、思维方式、社会心理以及审美情趣等方面内在特质，从而不断提高审美情趣，树立争取的价值观，形成健全的人格，为传承优秀文化和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本文作者:吴晓辉工作单位:吉林省长春广播电视大学

第三篇

一、加强民族音乐的教育，弘扬民族文化

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加强民族音乐教育和教学，首先要从师范院校抓起。师范院校肩负着培养师资的重任，如果教师自己都不重视民族音乐、民族器乐或缺乏这方面应有的知识，很难想象怎么会在加强民族音乐的教学中有所作为。音乐学科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从根本上提高青少年对民族音乐的欣赏能力，使孩子们熟悉民族音乐、了解民族音乐、热爱民族音乐，刻不容缓。

二、要拓宽民族音乐的内容，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让学生了解民族音乐，弘扬民族文化

1.充分发挥音乐艺术实践活动的作用

通过民族舞蹈、民歌联唱、戏曲联唱等形式的表演、欣赏、评析，使学生认识到这些音乐是渗透了民族的情思、精神和记载民族盛衰的“民族之魂”。

2.加强民歌、民族器乐曲的欣赏教

学除课上教师引导学生欣赏外，还可在课间休息时见缝插针地播放。民族音乐要选择那些短小精悍、旋律优美易于记忆的民歌和民族乐曲，轮回播放，让学生多渠道的接受民族音乐的熏陶，使民族音乐的营养像“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那样渗透和滋润学生的心田。

3.要有长远目标和打算，即在中小学这块特殊的净土上栽培演奏人才

文化生态发展范文篇10

1866年海克尔创立了生态学概念，研究生物体同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由于它的研究具有系统性、动态性的特点，其概念成为人类普遍性的思维方式。在此基础上，斯图尔德发展创立了文化生态学，其文化生态指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环境内一切相互作用的文化体及其环境组成的功能整体［2］。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高等学校是高校群体生存和发展所处的人文环境或人文空间［3］。高等学校内部各文化群体、高等学校内外部环境以及高等教育管理文化共同组成了具有层次性、整体性、结构性的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系统。其中，高等学校内部各文化群体是文化生态系统的基础模块，高等学校内外部环境是文化生态系统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来源，高等教育管理文化则是文化生态系统内部资源分配、结构组织、信息交流的方式及其蕴含的理念。高等学校内部的文化群体，包括管理群、学院群、机关群、教师群、学生群等，在这些群内又有工会、学生会等小群，这些群及其成员间共生共存、相互作用，形成了自己的类型和模式，并与高校外部的群相互作用，交织成高等学校文化生态系统的主体。高等学校内外部环境，包括学校所处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学术环境、国际环境等。高等学校这一文化生态系统，既有完整的内部文化生态环境，又与外部环境进行着密切的互动和交流，并深受外部环境影响。高等学校管理文化，是高等学校管理生态环境背后的“场”，由管理哲学、管理理念、管理目标、管理制度、管理行为等多个因素所组成。在高等教育管理的文化生态结构层次中，管理哲学是最高范畴，引领着学校管理的建构方向，规定着管理理念、目标和模式，具有统摄作用。管理理念是次一级的范畴，是人们对高等学校管理中管理权力的分配和限制、权力资源的配置、不同权力主体的地位和作用的总的看法。任何理念都有其哲学基础，高校管理理念是管理哲学在价值取向上的具体化。管理理念同时还规定着管理的目标、组织结构、制度规定和物资支持系统。管理目标、管理制度、管理行为则是第三层次的范畴，体现着管理生态文化的具体性和鲜活性，是管理哲学、管理理念的外在表现。物质支持系统更多的则是受客观条件的牵制，如管理技术水平、人力、物力的投入等，位于从属地位。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系统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因素以及系统整体性的反应。各因素不仅在系统内表现出互动共生、有机关联的生态功能，系统外还与所处的社会环境相互影响，体现内部生态与外部环境的契合。

二、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历史与现状

高等学校是一个有机的文化生态系统，其管理文化通常是历史形成的，可以看成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各国的大学都在历史传统和现实客观的相互作用中传承、形成和发扬独有的管理文化。在我国，“学而优则仕”的儒家入世哲学思想源远流长，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产生与发展。在古代，“大学”自产生就被统治者作为政治教化的工具，求学为官被世人认为是正途。到了近代，我国高等学校没有像欧洲那样，出现过学生权力主导或教师权力主导的办学模式，而是一开始就是在行政权力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虽仿效西方大学设置，但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它还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辖各省学堂，其行政性是先天赋予的。作为办学救国的工具，大学堂承载着沉重的社会使命，其政治意义远大于学术意义。尽管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为了贯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改革，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我国近现代大学“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基本理念。但在后来的军阀统治和民国时期，大学教师权力与行政权力相比仍处于从属地位。新中国建立以后，高等教育哲学政治论和国家主义教育价值观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的主导思想，深刻体现在每所高等学校的管理文化之中。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对国家进行全方位管理，统一调配各种资源，其中高等学校作为国家管理的重要部门，其管理理念和管理文化充分体现了国家的意志。20世纪80年代我国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将高等教育发展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发展的高度，高等教育的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被政府行为高度强化。新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在政府主导下，进行了多方面改革，从收费到扩招，从院校合并升格到大学城建设、教学评估等。可以说，我国高等教育历来具有“行政化”的传统。高校的“行政化”倾向是一个多维因素合力长期形成的客观现实。高校“行政化”通常是指在高校管理中采用以官僚科层制为基本特征的行政管理模式，即把高校当作行政机构来管理，把学术事务当作行政事务来管理［4］。因此，高等教育的管理文化生态，体现出高度的外部(政府)控制和内部集权。这样的管理文化生态，既是对历来“官学一体”教育办学模式的传承，又是我国建国初期“赶超式”国家目标取向的需要。通过这样的管理文化生态体系，国家意志得到完整的贯彻落实，具有高度的可控性和执行力。但是“行政化”的管理文化生态也存在着弊端。钟秉林指出，高等学校“行政化”表现为“外部行政化”和“内部行政化”，“外部行政化”主要体现在政府将高校作为行政机构或其延伸部门来管理，严格控制，管办不分;“内部行政化”集中体现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失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分割和对立，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替代与压制［4］。具体而言，过度行政化办学体制为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带来了4个方面的问题。

1．资源投入渠道的单一化。政府和学生是高等学校办学资金来源的主体。统计数据显示，1999－2009年的10年间，普通高等教育财政预算内拨款占到经费来源的47．65%－60%，学杂费收入所占比重上升至33．49%，而社会捐资集资所占比重不到1%并逐年降低。普通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呈现出以财政预算内拨款和学杂费为主的二元格局［5］。这样的经费来源结构，使得高等学校高度依赖于政府投入和生源数量。在政府投入难以大幅提升而生源总体数量呈下降趋势的今天，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资源输入危机。

2．外部应变能力的滞后化。过度行政化的高等学校在与政府建立紧密联系的同时，与社会和市场的联系不足。这使得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存在一定程度上封闭和保守的特点，无法因应社会和市场的变化及时作出内部调整，存在滞后性。同时，高度依赖政府投入，受到政府高度控制和保护的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也难以催生出主动寻求改变的内在动力。这也造成了高等教育与社会和市场的脱节，使得高等教育引领社会发展、培育合格人才的作用受到影响。

3．内部结构系统的官僚化。现有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内部机构系统，是按照行政逻辑搭设的，各组织部门是按照与政府机关对口的原则设置。管理文化生态的决策信息传导，是自外而内、自上而下的，由政府部门、高校管理层、院系管理层至基层师生，具有鲜明的等级特征。这样的结构系统也决定了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内部的资源分配渠道，资源流向的决定权也需由行政部门决定。这造成高校“逐官”风气比较浓厚，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难以自由和自主发展自我，相反更加受束缚于行政性指导，学术群体难以潜心修为。

4．内部学术共同体的缺失化。在学校层面，高等学校的学术性组织孱弱，缺乏明确的制度或规章，缺乏对其成员的必要约束。高校教师更多将自身定位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接受行政人事管理，而非作为专业人员接受专业团体和职业精神的规约，从而造成了专业精神的式微。此外，校内学术机构如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被严重地形式化和程序化，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一系列问题，表露出当前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失衡和错位，并逐渐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性危机。这一危机将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进程。解决这一危机的入手点，在于以高等学校的历史积淀和内外部环境条件为基础，尊重教育和科研的基本规律，调整行政与学术的关系，建立适应社会变化的文化生态体系，打造适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文化生态文明。

三、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优化的指导理念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面对这些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高等教育的管理文化生态需要主动调整来积极适应，需要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重建动态平衡，以维持生态稳定性的需求，形成与实际需求和时代变迁更加符合的结构、制度和形态。笔者认为，对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变迁与优化，需要首先厘清优化的方向，包括优化哲学、优化理念和优化目标，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与建议。

(一)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优化哲学

从组织文化学的角度来看，任何组织的系统结构都源自其素有的文化传统，而对系统功能选择和功能目标的建构有直接影响的则是文化中的哲学主题。可见，高等教育管理的改革不仅仅是改变和调整系统结构，其关键应在于文化生态高度上的价值观取舍与系统的耦合。很长一段时期以来，“行政化”的哲学观念支撑我国高校的管理哲学，如“学而优则仕”、高等教育哲学政治论、国家主义教育价值观等管理哲学，是导致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系统失衡的根源。因此，建立在人性的哲学基础之上的高等教育管理是文化生态的呼唤和要求。现代管理学理论提出“决策人”假设，其核心是:设想把上至最高领导下至操作者的所有人都看成自主决策后采取相应行动的主体［6］。基于这一哲学基础，在现代管理哲学精华指导下，高等教育管理就有可能扭转管理主体错位的现象，将教师和科研人员作为主要管理决策和行为主体，而行政人员则只是作为教学、科研、生产服务的辅助性力量，从而确立“学术权力为主，行政权力为辅”的管理理念。这一理念在高等教育管理学上的意义是深远的，意味着高等院校将教学、科研工作作为工作和活动中心，其他一切必须服从这个中心。

(二)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优化理念

西方发达国家将现代大学理念概括为“4A”原则，即学术自由(AcademicAutonomy)、学术自治(AcademicFreedom)、学术中立(AcademicNeutrali-ty)、学术责任(AcademicAbility)。当前我国学术界开展学术活动主要是在政府的监督和管理下进行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行为容易受到行政干预。转型时期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系统下的高校管理理念的变迁目标在于重组和平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在于实现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在笔者看来，学术自由才是高等教育管理最终要确立的管理理念。在学术自由的管理理念下，专家教授应该拥有发言权和决策权，在高等学校里开展学术自治、保持学术中立、履行学术责任［7］。

(三)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优化目标

高校作为一个旨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特殊社会机构，有其办学和发展规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我国高校需要有中国特色，每一所院校更要形成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体现了院校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包涵了院校自己的办学定位和发展目标，反映了院校根据不同学科、领域、地域、服务对象等方面凝炼出自己独特的气质，以实现各自管理目标，完成各自院校的历史使命。因此，“遗传与环境”可以造就出千姿百态、各有千秋的高校。在转型时期，不唯行政命令是从，定位准确，办学自主，注重内涵办学，推动院校特色型发展，实现管理目标的细化和多样性，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现实要求。

四、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优化

在人才培养上，要从师生群体自由发展的生态需求出发，激励群体摒弃学术不道德、浮躁思想，确保以个人价值来确定生态位的准则。在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上，通过培植创新、敬业、求实、协作的文化土壤，促进科研文化的提升，从而创造与时俱进的科学文化生态环境，推进科学进步和创新。高校文化生态在内在文化生态因子及其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下，最终将形成具有很强免疫力的可持续的自我运营机制和环境，形成高校生存与发展的良好的文化依托和文化土壤。具体的优化措施应从以下4个方面着手。

(一)重构和优化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外部关系

随着现代社会发展与现实客观情况的变化，构建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外部关系要求将以往“象牙塔”为主的模式转移到“创新和实践”导向的模式，即在协调高校内部各种关系的基础上，加强高校与政府、高校与社会、高校与国家战略、高校与科技前沿、高校与实践等关系的协调，实现高校现代化管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政府对学校管理进行优化，“政府及其部门要树立服务意识，改进管理方式，完善管理制度，减少和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法保障学校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

(二)拓宽和优化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资源渠道

增强高等教育的自主性，促进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平衡和发展，需要拓宽和优化高等教育的资源渠道。《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高等教育实行以举办者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学校设立基金接受社会捐赠等筹措经费的机制。未来高等教育持续发展需要充足的经费保障，这就必须切实推进多元筹资的进程。要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体制，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完善财政、税收、金融和土地等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捐资、出资办学;完善捐赠教育激励机制，落实个人教育公益性捐赠支出在所得税税前扣除规定;完善非义务教育培养成本分担机制，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培养成本和群众承受能力，调整学费标准。

(三)调整和优化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内部结构

对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内部结构加以优化，应做到:(1)将领导和管理职能转变为监管和服务，实质性推行校院两级教授委员会治校以及校长、院长聘任制度，加强监督，明确奖惩机制;(2)要完善选举等民主制度，创新和优化机构设置，明确职责，增强治理应变能力，营造环境，还高校学术自主和自由。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要求，高等学校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自主开展教学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自主制定学校规划并组织实施，自主设置教学、科研、行政管理机构，自主确定内部收入分配，自主管理和使用人才，自主管理和使用学校财产和经费。

(四)培育和优化高等教育文化生态的学术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