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材料范文10篇

文化交流材料范文篇1

党中央的文件精神已经为我们指明了建设当代中国海洋先进文化的重要性。根据十六大报告，建设海洋先进文化，对推动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在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大背景下，如何能够遵循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从战略高度建设海洋先进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是新时期新形势赋予我们的历史任务。

深入理解中共中央总书记同志在新时期保持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发表的讲话内容，在当代中国发展海洋先进文化就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吸收海洋强国文化发展的成果，完善我国海洋政策，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据此，建设海洋先进文化应立足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根植于中国海洋文化的民族性特点

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始终是建设先进性海洋文化的基础，是宝贵的精神资源。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精神成果，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鲁迅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曾提出过著名论断：“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基本特质、内涵与精神，是中国人民情与理、仁与智、道与法相互冲击的产物，包括基本价值观念的一致性，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国的海洋文化是世界文化中的最有显著特色的典型，是世界古代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先驱。上古时代的典章文献就有“四海会同”“环九州为四海”“江汉朝宗于海”等记载，这样一个自古拥有海洋的民族，在长期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创造了辉煌的中国海洋文明史。建设当代先进海洋文化，必然是先接纳和传承本民族海洋文明，继而展望未来的。回顾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先进性，自然不能忽略远洋贸易文化和郑和文化对中国古代海洋在世界海洋文明史上的先进作用；海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与亚非各国的重要海上贸易途径，在唐宋时期已十分鼎盛，到郑和远洋时，已经将这种远洋国际贸易发展到高潮，并且建立和带动中国几大港口——广州、福州、宁波、扬州的沿海经济，其文化影响力的价值是十分深远的。我们所要建设的海洋先进文化，势必是立足于具有中国本土文化精神内涵的民族文化。

二、借鉴世界海洋先进文化的优秀成果

信息化时代，世界文化的融合和交流使我们更有利地了解来自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对其文化的尊重并进行批判与渐进的吸纳是一个大国民族必有的胸襟。文化的特性表明，能够交流频繁，相互兼容的，其内在将充满巨大的扩张力。伴随全球化视野的不断延展，人类在生存过程中相互依赖的程度将不断扩大，因此就更需要对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予以利用，以期在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建国初始，有“中国近代工业长子”之称的江南造船厂，在经历抗日战争及国内战争等复杂环境后，是在与苏联专家的技术、设备等支持与自我创新下，重新振兴中国的民族造船工业。但是，借鉴只是文化发展的因素之一，而创新才是保持本民族文化先进性的要素，同志也曾强调指出：“发扬传统与开拓创新是统一的，继承是创新的重要基础，创新是继承的必然发展。”文化的创新不能“闭门造车，孤陋而寡闻”，而是在尊重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接纳与利用别国或其他民族先进的文化成果，以“固我海疆，振我中华”。西方海洋史表明，其全盛时期也是文化交流最旺盛的时期，当今的世界海洋事业正步入一个与时俱进的时代，中国必须转变思想，加快开放与交流，只有吸取世界文化的优秀因素，一个民族才可能真正的强盛。发展海洋文化的先进性是提高科学创新能力水平的强大动力，而其发展则关乎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前途与命运。

三、指引国家海洋决策的战略方向

海洋文化的先进性将影响一个国家海洋战略决策的方向，继而影响国家国民经济等综合力量的建设。每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或者说不同的时展阶段，国家政策会随着利益的转变而作出调整。政策、文化是相互促进又互相制约的两个方面。文化是一种精神力量，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在他的建国实业计划中，认为必须使海洋与大陆连成一体，才能保证中国长治久安，永立于不败之地。新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对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都十分重视。建国以后，我国的海洋政策经历过几次改革，逐渐形成了现有的体系。“对外开放，发展沿海经济”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以开放沿海地区、开发近海资源、开拓远海公土为基本方针的海洋经济战略思想，经过改革开放的20年，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和腾飞。新形势下，党的十六大及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又适时地提出实施海洋开发战略、全国经济规划等重大决策，确立了新时期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由此得出，先进文化的建设对国家发展的影响力是任何其他力量不可比拟的。决策的递进充分反映了文化发展的指引作用，没有文化思想作为基础的决策，都会贻误经济建设的全局，导致历史性的错误。因此，发展当代海洋先进文化是建设中国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海洋强国的重要思想基础。

四、促进中国海洋经济的繁荣发展

文化交流材料范文篇2

一、建立合规文化，逐步培养良好的合规习惯

**分行把构建合规文化作为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手段，作为增强队伍凝聚力、推进全行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进行思想引导和制度安排，增强员工干好本职工作的的责任感，努力营造“指示服从制度、信任不忘制度、习惯让位制度”的良好文化氛围。

一是全面推行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推进经营与管理的规范化。近两年来，**分行将ISO9000质量管理作为建设合规文化的主要抓手，将ISO9000标准导入业务经营的全过程，创建了一套涵盖各个层面和所有业务的体系文件，到目前，我行编制的体系文件共266个，近200万字,体系文件成为员工业务操作和管理的重要依据。2006年，分行自行开发了“质量体系管理网”，保持动态管理、随时更新，全体员工均可在授权范围内对体系文件实行网上查阅。同时，分行还开设了ISO9000质量管理网上论坛，加强信息交流，普及ISO有关知识，使ISO9000质量管理深入人心。2006年8月份，分行顺利通过了英国BSI认证公司的复评审核，继续保持了《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证书》资格。

二是开展合规文化教育活动，提高基础管理和风险控制水平，有效防范业务风险。2007年总行提出建设“合规文化年”，我行以此为契机，通过丰富多样的活动，积极开展合规文化建设。分行统一印制了“三个指引”单行本4763本，做到人手一册；组织了信贷业务、财会业务、网银业务等十二个专业处室统一出题对全辖员工进行测试；加强内外部检查，从发现的问题入手，逐一梳理出各个岗位、各个环节的风险点，建立了岗位风险点提示制度，共归纳出财会、信贷等8个专业、27个岗位的600个风险点。通过系统培训和风险提示，使每一名员工认识到“合规是岗位工作的第一要义”，对违反制度的事“不敢为、不能为、不想为”，努力做到“提示在前，预警在先”。

三是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合规文化建设有效落实。

为加强全行合规文化建设的领导，分行于去年组建了合规文化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成立了分行法律与合规部，并要求各支行综合部门承担合规责任。由于部门健全、责任落实，合规文化建设得到全面落实。

二、树立品牌文化，外塑良好的企业形象

**是一座品牌城市，社会公众对品牌有特殊偏好。**分行抓住“品牌偏好”这一特点，多方式、多角度、多渠道树立自身的品牌形象，扩大农行的知名度。

一是树立**市农行的整体品牌。分行党委明确提出“巩固发展主流银行地位、创办绩优银行”这一经营战略管理大品牌，将**农行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作为品牌公诸于众。通过坚持不懈地努力，**分行主流银行、绩优银行的品牌形象得到了社会公众及内部员工的良好评价，农行的品牌形象深入人心。2006年，继分行领导班子被中组部评为创建“四好”领导班子先进集体之后，2007年上半年分行荣获中华全国总工会颁发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进一步提升了**分行的品牌形象。

二是树立服务品牌。电子银行部在线服务科“95599我服务您无忧”和市南区第三支行“五化服务在农行”均被评为市财贸系统服务名牌，保持了**分行良好的服务形象。分行丰富并完善了call-center系统的业务功能及人工座席端服务，满足了95599不断增长的电话承载量和服务种类的需要，为客户提供了更加优质、便捷的电子银行服务。依据快速反映、高效处理、积极反馈的原则，建立信息流通的良性循环机制，更好的发挥了95599信息采集中心的作用。分行加快网点改造力度，不断优化服务环境和网点形象，努力推进功能分区、服务分层；在符合条件的网点配备了大堂经理和个人客户经理，全力做好服务与业务的宣传与引导；加快自助设备的投入与推广，不断提高自助设备的使用效率，使**分行的服务形象不断优化。同时，分行在一线网点中积极开展了“青年文明号”和“女职工文明示范岗”创建活动，全辖有71个单位荣获各级“青年文明号”称号。

三是树立节日品牌。**分行紧紧追随并融入**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活动当中，利用“**国际啤酒节”和“**国际帆船赛”等大型活动之机，在市区主要街道、建筑物及新闻媒体展开品牌宣传攻势，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2006年中秋节，分行举办了“农行之夜交响音乐会”，每年圣诞节与外资企业开展圣诞联欢活动，通过宣扬节日品牌文化，答谢客户，有效提高了农行的社会知名度和企业形象。

三、坚持人文管理，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分行党委坚持“以人为本”，密切关注员工的思想动态，畅通沟通渠道，保证队伍的和谐稳定，营造了团结、和谐、进取的良好氛围。

一是实施“以人为本工程”。2006年，分行党委将“以人为本”作为全行重点实施的“四大工程”之一，将队伍建设作为全行的四个重点工作之一，专门制定了“以人为本工程三年发展规划”，坚持“人人皆可成才”的观念，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培养人、成就人，提出为员工设计职业生涯的设想。分行根据业务经营发展需要，抓好人员结构调整，实行分类分级的岗位管理制度，建立符合经营管理新要求的绩效考评体系，完善分配制度和员工培训制度，采取多种措施吸引和留住人才。如对连续三年考核优秀的员工，一次性给予一定金额的奖励记入企业年金、对优秀人才和特殊贡献人员奖励休假、提供培训机会等。在17个支行及分行机关全部建立了职代会制度，加强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开展了“金点子”征集建议、青年论坛等活动，设立了员工创新奖，不断增强员工的主人翁责任感，激发每位员工的创造活力，积极营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团结和谐、心情舒畅的良好环境。

二是建立“班组学习制度”，把创建学习型银行作为全行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以各支行（部）内设机构，支行营业部、分理处、储蓄所等营业网点作为学习单元，采取主讲人领学、专家辅导学、小组研讨、影视教学、案例分析、远程网络培训、测试竞赛等方式，开展业务学习，掌握员工思想状态，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归属感和在组织中的价值感。分行按照年人均50元的标准对下划拨学习费用，并在支行建立集中学习的会议室，配备电脑和投影仪；在各营业网点配备了适应远程培训需要的电脑和投影仪，为做好班组学习创造了条件。目前班组学习成为全行员工自我学习、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主要形式。通过班组学习的方式，不断提高员工的学习能力，改善员工队伍的素质和结构，增强农业银行的凝聚力、创新力、竞争力和战斗力。市南区第三支行被评为“金融系统创建学习型组织标兵单位”。

三是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用人管理制度。分行对干部的聘任和专业人才的使用采取正向激励的方法，鼓励员工不断拓宽自我成才之路。分行实行了员工自学奖励办法，由单纯鼓励学历学习变为鼓励专业知识学习，对员工自学考取注册会计师、注册审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法律职业资格及金融专业英语证书的，除按一定比例给予物质奖励外，对思想进步、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还大胆启用，委以重任。目前，已有5名通过全国注册会计师考试的员工走上了重要岗位。分行建立了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培养和储备农行的后备干部，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为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良好条件。在干部竞争上岗工作中，坚持原则，通过笔试、答辩、民主测评、组织考核，真正体现了公正、公平、公开的竞争原则，受到了员工的一致好评。

四是关心一线员工的劳动强度，提高一线员工待遇，缓解工作压力。针对当前柜台业务量激增，前台柜员岗位工作量较大，并存在一定操作风险的情况，分行党委及时研究，为前台柜员发放岗位补贴。自今年7月起，凡从事前台业务并配有现金箱的柜员，每人每月发放岗位补贴200元。通过提高待遇、优化服务环境、配备大堂经理、提高自助设备使用率等方式，尽量减轻柜台压力，舒缓工作情绪，使一线员工的工作热情和服务质量有所提高。

文化交流材料范文篇3

一、加强*与外地的文化交流。我市高速公路的崛起，大大加强了*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京、津两地联系密切，扩大了京、津与我市的文化交流，人缘、地缘关系大大增强，有效优化了我市的文化氛围和人文环境。自高速公路开通后，北京等地的文艺团体来唐演出次数比高速公路未开通前，有明显增加。

二、促进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思路决定出路，观念决定发展。作为现代物质文明象征的高速公路，正在推动人们精神文明和现代意识的增强，对社会主义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它使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市公路建设的飞速发展，打开了贫困、落后、封闭的大门，开阔了眼界，扩大了交流。新鲜的事物，丰富的信息，先进的技术，促进了广大群众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商品意识、竞争意识、开放意识、发展意识逐步树立，并激发了全市人民投身经济建设的热情，增强了办大事，创大业的决心和信心。

三、改善*文明形象。公路是城市的第一形象。人们进入*，首先看到和感受到的就是公路形象。从调查看，在高速公路上无论是组成交通的高层次的人、现代化的车、高标准的路、美化的环境，还是沿线经济的繁荣景象，都能让人时时、处处、事事都能感受到经济发展的活力和精神文明的气息，可以说高速公路就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标志和载体之一。我市高标准的公路形象建设，让人们感受到美，感受到文明，感受到我市市场经济的发展。通过高速公路，树立起我市现代化形象、市场经济形象和精神文明的形象。

文化交流材料范文篇4

一、坚持从严治党，努力建设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

坚定不移地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切实加强党内监督，坚持“关键在干部、要害在利益”正确判断。进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制，加强领导班子内部的监督和制衡；继续积极构建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充分发挥制度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的保证作用，努力做到制度上防漏、管理上防疏、惩处上防软，特别要注重对管人、管资金、管项目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切实注重人民群众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畅通新闻媒体、党政网、信访等群众监督渠道，落实群众的申诉、控告、检举等权利，及时处理党员干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切实做到防微杜渐。

切实抓好领导班子建设。坚持“举旗帜、抓班子、带队伍、促发展”工作思路，以“一把手”工程为重点。把选准、配强、管好“一把手”作为领导班子建设的重中之重。一是严把关口、认真选拔，按照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原则，把通过实践证明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确有领导力、协调力、自律力和亲和力的干部选拔为“一把手”二是完善制度、严格管理，为“一把手”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的同时，不断健全各种使用、监督和约束机制，加强对“一把手”教育、管理和监督，使“一把手”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环境中真正成为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模范、学习的模范、团结的模范、廉洁的模范和开创工作新局面的模范，成为班子的坚强核心和内在动力。

认真抓好干部队伍和基层组织建设。坚持以制度决上下，继续完善“三管（管人、管资金、管项目）干部五年轮岗”制度，加大公开选聘、选拔干部的力度,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健全考察预告、全委会票决、政协满意度测评等制度，实现干部选拔任用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更加注重主干线培养干部的作用，积极鼓励干部到基层工作，坚持在推进、落实工作中识别人才、培养人才和使用人才；更加注重表彰与使用相结合，对受到重要表彰而且符合提拔重用条件的干部，及时予以提拔，激励广大干部在各自岗位上真抓实干、勇争一流，以此带动各级基层组织建设，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群众公认、实绩突出的执政骨干队伍。

二、弘扬主流政治文化，努力营造万众一心、团结向上的发展氛围

才能永葆各项事业的活力。继续引导广大党员和干部以更加开明开放的姿态，进一步强化创新意识。创新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善于学习先进地区经验，善于从实践中和书本中吸纳知识，善于站在全局进行谋划，打破按部就班、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思维定势，以创新的精神勇于否定自我超越自我完善自我努力把握新趋势、掌握新特点、增添新措施，使各项工作部署、政策措施、工作方法适应本地区本部门的发展实际，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工作要求，努力创造新成绩、开创新局面。

积极探索党员干部学习教育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认真总结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教育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扬党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把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与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相结合，与宣传落实党的支农惠农政策相结合，与学习先进经验、先进典型相结合，着力强化基层党员干部的党员意识和宗旨意识，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政绩观，把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落实到具体工作中，真正做到情为民系、权为民用、利为民谋”让群众在干部的言行中感受到党的先进性，让群众在改革开放的实惠中感受到党的先进性。

正站在历史的新起点—宜宾天原入驻，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当前。为工业强县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国家调整重点项目规划，为我充分利用长江优质江岸资源打造优良货运港口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旅游资源人文特点突出的自然禀赋，与蜀南竹海的单一形成强势互补，为旅游兴县提供了现实的平台。实现历史跨越的责任已经落在肩上。要通过建立党员发挥先进性的长效机制，进一步激发全县党员干部的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天下兴亡、自己有责”喊响“向我看齐、从我做起”口号，实实在地把县委的工作目标和工作思路变成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

形势逼人，进一步强化团结意识。面对大机遇、大挑战。时不我待。坐而论道、各行其是势必削弱战斗力和凝聚力，势必错失良机。要进一步强化党内外的团结，通过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制度约束，坚决摒弃极少数党员和干部只谋人不谋事或以个人或小团体利益为中心的恶俗，坚决打破勾心斗角、争功推过的怪圈，坚决杜绝那种不干事却制造事端、评头论足、捕风捉影的坏习惯，着力营造上下共同思发展、谋发展、促发展，同心同德、万众一心迎难而上的良好态势，形成人心齐、泰山移的强大合力。

三、狠抓职能转变，努力开拓亲民为民、务实高效的工作局面

大兴高效之风。机关效率和作风体现党风、反映政风、引导民风。要继续以转变政府职能为中心，以整顿机关作风为突破，切实增强各级班子和干部的执行力和行动力。要着力开展效能革命，以铁的纪律、铁的手腕、铁面无私地整顿经济发展软环境，加大对破坏发展软环境的人和事的惩处力度。建立健全群众评议制和末位淘汰制，继续完善首问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等，通过细化量化规定，让制度更具操作性；要充分发挥督查室和机关作风投诉热线的作用，严厉查处群众反映突出的不正之风，坚决调整无所事事的“混官”、鼠目寸光的“昏官”、得过且过的“庸官”，让制度更具刚性。

大兴实干之风。目前，部分领导干部文山会海应接不暇，接待应酬乐此不疲，对工作部署、工作安排多是“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做表面文章，摆花架子，既害事业，也害自己。要把宏伟蓝图变为立体现实，必须树立实干出水平、落实是能力的观念，要以干为中心，坚持抓具体、抓细节、抓落实。要继续大力整顿文风、会风、应酬风，提倡讲真话、讲实话、讲短话，开短会、写短文，努力精简文件、会议和各种考核达标活动，努力创造环境，把领导干部从冗务中解脱出来，将主要精力抓工作落实、谋经济发展。

大兴为民之风。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员和群众密切联系的机制，继续深入推行向贫困户“送技术、送项目、送资金”的党员和贫困户“一帮一”活动，继续深化“五心进社区”活动，继续坚持“情况在一线反映、作用在一线发挥、问题在一线解决”的“一线责任制”，认真解决群众就业难、看病难、上学难、行路难、吃水难等热点难点问题。进一步加强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中心和乡镇便民服务站建设，不断加强和完善县、乡两级便民服务体系，为群众生产、生活及地方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

四、推行阳光作业，努力打造规范有序、公正透明的办事形象

着力推行科学决策。进一步端正决策理念，坚持以科学的发展观引领决策，以正确的政绩观规范决策，以牢固的群众观指导决策，坚决做到“凡是不能使绝大多数群众受益的政策，坚决不出台；凡是得不到绝大多数群众理解支持的事情，坚决不实施”。要建立健全广纳民意、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进一步完善重大决策专家咨询制度、风险评估制度、公示听证制度和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拓宽群众参与决策的途径和形式，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坚持“沉下去”，深入基层、深入一线了解实情，特别是要到矛盾多的地方、工作推不开的地方掌握真实情况，分析问题原因，寻找解决方法，为正确决策奠定坚实的基础。

文化交流材料范文篇5

论文摘要:通过分析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作者阐述了文化交流与英语教学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依据，就扣何在英语教学中实现文化交流的方法及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语言是社会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随民族的发展而发展。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等，各民族的文化和社会风俗又都在该民族的语言中表现出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随着国际交往的迅速发展，来自不同国家或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着越来越多的思想交流，被称为“跨文化的交流”。在跨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交流双方经常会遇到一些障碍。但在许多情况下，交流受阻或失败不是由语言引起的。“大至人们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小至人们的言谈举止、风俗习惯都是文化背景的重要内容，都会影响跨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原因在于“文化差异影响.误导信息的获得，造成交流障碍。”

英语作为一种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特定的文化背景，这种特定的文化背景给异国语言学习者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并极可能在国际交往中引起误解。在我国，大多数人都是通过学习英语来了解异国文化，这使得英语教学在学习异国文化中占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在过去传统的教与学过程中，英语教学中语言和文化的这种关系一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似乎认为只要进行听，说，读，写的训练，掌握了语音，词汇和语法规贝}1就能理解英语和用英语进行交流。而实际上由干对英美文化中一些非语言形式的文化背景、社会准则了解不够，进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较差，重视语言形式的学习而忽视了语言在实际场合的运用，忽视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结果，在与外国人的交流中常常出现障碍，甚至产生误会。所以，如何在英语教学中通过加强文化教育以达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变的异常重要。

1、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跨文化交流”是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流。在这一过程中，由干交流的双方来自干不同的文化环境，分别受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的影响，各自形成不同的语言习惯，因而人们在交流中总喜欢用自己的说话方式来解释对方的话语，这就可能使他们得出不准确的推论，从而产生冲突和障碍。

长期以来，我们的英语教学侧重于语言教学，一味地传授语音、词汇、语法知识，强调语言的正确性，致使学生不顾场合、时间、交流对象及其他因素的差异，一开口常常是“汉语思维，英语形式”。这容易引起文化冲突，造成双方感情上的不愉快。因此，我们应该抓住不同语言交流产生误解和冲突的焦点，突破文体障碍，把跨文化交流作为英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正确得体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中、英文化的差异范围较广，大至社会阶层、家庭结构、职业活动，小至约会、打电话、饮食起居等。如果忽视了这些差异，人们在交流中就不能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愿而导致交流失败。为此，我们在英语教学中，不应只重视语言教学而忽视语用教学，而应向学生不断渗透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指导他们把握主要的语用差异。

1．1文化意识渗透的内容

文化意识渗透的内容可以说纷繁复杂，包罗万象。但其实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两大类，即知识文化和交流文化。知识文化包括社会组织、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学术思想、民族、宗教、文学、艺术、地理、历史、科技等。交流文化则包括社会习俗、风土人情、生活习惯、日常行为准则等。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在进行语言教学的基础上，针对教材中所涉及的知识文化和交流文化内容，采用适当的方式方法进行强化和渗透。此外对干非语言形式的文化如手势语、体态语、声音声调控制，服饰、环境因素、时间语言等，教师也可在教学过程中进行恰如其分的渗透，以引起学生的注意。

以前，我们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很少强调文化教育，近年来跨文化交流已成为英语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许多高等院校的英语专业，都开设厂跨文化交流的必修课程。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有一些教师已经认识到语言和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教学中也有意识地进行文化知识的传授。这就给英语教学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英语教学中教师应使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浑然一体。要使外语教学从只注重培养语言素质和文学欣赏能力向培养文化素养过渡，使文化规则成为交流能力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教材采用原汁原味的语言素材、语言规范，实用，内容丰富，涉及语言、文化、教育、生物等多方面，其中有很多体现了英美民族文化特点的文章。这样的选材有利于教师结合文化背景、文化蕴iii，通过对比，培养学生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使学生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特点，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很重要的是要了解中西方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宗教信仰、审美趣味方面的根本差异。”

英语教学中注重文化差异的传授，会加深学习者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在交流中不至干造成语用失误。每一种语言都在英语教学中，不能只单纯地传授语言知识，应该尽力引导学生去认识文化差异，了解西方国家特别是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学生在理解语言时只注重表层结构，往往忽略语言所反映的深层语义。有时只靠表层结构分析并不能完全正确领会说、写者的真实意图，这时，就需要指导学生依据自己的文化知识对英语语言进行分析、归纳、综合.推论，以正确理解其所要表达的言外之意。

1.2文化教学的重要性

“只注意形式，而不注意语言的内涵是学不好外语的。”学习语言的目的是为了交流。人类的交流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要真正掌握一种语言就必须了解这种语言的特定社会背景，要成功地教授一门外语就必须重视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大学英语教学的最主要任务是培养跨文化交流的人才，其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英语交流能力。美国社会学家海姆斯曾提出过交流能力的四个要素:语法性、可行性、得体性和现实性。其中得体性和现实性直接和文化有关。得体性主要是指在说话的对象、话题、场合、身份等不同的情况下，要使用不同的得体语言，这就涉及到文化背景的问题。现实性主要指要使用真实、地道的英语，这也是只靠语言知识不能解决的问题。文化教学是培养学生交流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差异往往会给语言学习及国际交往带来诸多不便，因而，作为语言学习者，了解目的语与母语之间的文化背景差异极有必要。

1.3文化教育是语言交流的关键

美国社会学家G.R.Tucker和W,ELambet对于外语教学中只教语言不教文化有这样的看法:我们相信，任何这类企图都会使学生失去兴趣，使他们不仅不想学习语言符号本身，而且也不想了解使用这一符号系统的民族。相反，帮助学生在学习语言时提高对文化的敏感性，就可以利用他们发自内心的想了解其他民族的兴趣和动力，从而提供了学习该民族语言的基础。在英语教学中，应树立文化意识，应在传授语言的同时同步传授文化识。这样做的好处是:文化知识加深了学生对语言的了解，语言则因赋予了文化内涵而更易于理解和掌握。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同步可以在传授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时进行。在英语教学中，可以将日常生活交往中的中西文化差异进行总结归纳，这对学生进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高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外国语大学胡文仲教授指出:“只注意形式，而不注意语言的内涵是学不好外语的”。这里的内涵就是指这种语言的文化成分比如英文谚语中有“allroadsleadtoRome."(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一习语，汉语是用最简洁的四个单词“殊途同归”来表达的，意思是“通过不同的途径达到同样的目标”，但英语中这个习语的意思来源于西方人对他们文化根基一古罗马圣地的崇拜。所以要是不了解英语的文化历史，难以真正弄明白这个习语的确切含义。

2、如何在英语教学中实现文化交流

大学英语作为一门语言课程，其本身便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它通过语言的教学，向学生传递着异文化圈中的异文化模式，使学生得以全面了解异域文化，并按照我们民族文化的价值观积极地对之扬弃，从而实现我们民族主流文化的创新，这便是教育的文化传递功能，也是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内涵。

其一，增强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就是通过客观的、非判断性的对比，正确理解本族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差异，在摆脱民族中心论的基础上正确理解另一种文化。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对于表面的、明显的文化特征，人们通常认为新奇而富有异国情调;第二，对于细微而有意义的，与自己的文化迥异的文化特征，人们通常认为难以置信或难以接受;第三，与第二个层次类似，区别只在于通过道理上的分析认为可以接受;第四，能够做到从对方的立场出发来接受其文化。因此，文化导人应通过对比来认识与本族文化不同的文化现象，逐步建立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使这些文化现象不再显得新奇和富有异国情调。

其二，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是实现英语教学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学生对外语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把外语学习当成乐事，是外语教学的最佳境界，也是学生学习进步最快的时候。在以往的教学中，文化知识的缺乏常常成为学生理解语言知识的障碍。而在教学中导人相关文化知识，则会大大促进学生对语言的理解，从而使其对英语学习产生兴趣。这与第一步是相辅相成的。文化导人与英语教学一样，不是教师单方面的介绍，而应要求学生共同参与。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来实现这一文化目标，如角色表演、情景对话、电影及文学作品赏析、专题讲座等等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其三，正确理解文化的差异，帮助学生正确理解中外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让学生明确地意识到，无论我们对英美文化理解得多么宽广，跨文化交流中的误解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但我们可以努力使其减少到最小程度这就要求学生既要掌握文化的共性，同时也要更好地理解自身。这不仅有利于增强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也有利于他们英语综合能力的提高。

3、文化交流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跨文化交流是双向交流过程，交流双方都了解对方的文化特征，并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习惯，是跨文化交流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中国“人世”以后，随着国际交往的更加频繁，人们将面临如何与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沟通、交流、合作的问题。教师应培养学生利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对比，更深刻地揭示西方文化的一些主要特征，加深学生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分辨、分析能力，从而也加深对中国文化本质特征的了解。训练他们使用英语中介语，宣传中华文明的灿烂文化，使他们不仅能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也成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使他们不仅了解本国的文化，还乐于接触、学习其它文化，这不仅是学习表面的细节，在日常生活、商业交往、国际事务中能真正尊重西方人的文化，也向他们传递中国的文化，在互相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加强往来，才能跨越因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

教师要在教学中遵循以下几个原由:即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适合性原则等。

(1)实用性原则:指文化导人要注重与日常交流的主要方面紧密联系，对于那些干扰交流的文化因素，应该详细讲解，反复操练，做到学以致用;

(2)阶段性原则:要求导人的文化内容应适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注意由浅人深，由现象到本质，逐步扩展其范围;

(3)适合性原则:要求所导人的文化内容应该与教材的内容有关，或者是教材的拓宽。文化导人教学应充分利用教材中的语言材料，尽可能地与语言教学同行。

实践证明，教师在教学中遵循了以上几个原则，通过对东西方文化差异和文化历史背景的循序渐进的介绍，加深了学生对教材中涉及到的文章文化的理解，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3.1文化教学的内容

我国语言学家张占一曾把语言教学中的文化背景知识按功能划分为两种:知识文化和交流文化。知识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教育、宗教、法律、艺术等文化知识;交流文化是指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流时，那些影响信息准确传达的语言和非语言因素，包括问候、致谢、称呼等习语和委婉语、禁忌语等。教师要做到既不放弃知识文化的积累又要加强交流文化的教学。

文化教学应注重知识文化，以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修养为主，了解西方人的价值观及思考问题的方式等。交流文化的传授应该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人手，教师主要向学生讲述英汉常用语在语言形式和风俗礼仪等方面的差异。

文化交流材料范文篇6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市第十次党代会精神为指导，以科学的发展观为统领，以推进和谐社区建设为目标，以交流、推广为重点，以交流、互换、观摩、展示为主要形式，提升社区文化建设整体水平，为迎办2008年奥帆赛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二、活动主题：群众文化交流共建和谐社区

三、活动时间：**年5月24日至6月23日

四、活动地点：街道文化中心、社区文化中心及社

区文化广场。

五、活动安排

整个活动分为七大板块：社区文化中心观摩交流活动、社区文艺辅导交流活动、图书交流、推介及征文活动、社区文化理论交流活动、“共享工程”推广活动、社区文化宣传推广活动、社区文化档案观摩活动。

（一）社区文化中心观摩交流活动

1、社区文化中心交叉观摩。6月上旬，办事处将组织街道13个社区的书记到区文化局推荐的其他街道具有代表性的社区文化中心进行观摩交流，增进了解，取长补短，

2、社区文化中心开放活动。交流月期间，社区文化中心要充分发挥文化中心的作用，立足辖区实际，组织开展娱乐、才艺展示、图书交流等活动，培育社区特色文化活动项目，积极引导社区居民参与，丰富活跃居民文化生活。

（二）社区文艺辅导交流活动

1、文艺辅导培训活动。办事处在文化交流月期间将邀请文化馆业务干部深入社区举办舞蹈和绘画两次集中辅导培训。同时，各社区要依托文化中心组织举办文艺辅导和培训讲座活动，提高社区文艺团队水平。

2、文艺辅导成果展示。6月中旬，街道将组织举办一次社区群文辅导员培训成果展示活动，在此基础上，挑选优秀节目参加全区社区辅导示范点成果展示活动。

3、群文辅导员队伍建设。对现有社区群文辅导员进行一次全面统计，进一步完善群文辅导员登记制度。

（三）社区图书交流、推介及征文活动

交流月期间，街道文化活动中心的图书向六个没有文化中心的社区进行图书流动，加强社区间的图书交流、互换。将以社区为单位，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知识讲座、征文、美文欣赏等系列活动，在社区中倡导开卷有益，引导社区居民形成“爱读书、读好书”的良好风尚，推进全民读书活动的深入开展。

（四）社区文化理论交流活动

6月上旬，办事处将组织街道社区7个文化中心的有关人员开展一次社区文化理论研讨交流活动，研究探讨街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社区文化发展以及如何加强对文化中心的管理等，在此基础上推荐2篇论文参加全区研讨。

（五）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推广活动

交流月期间，将依托街道六个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点，通过视频讲座、电影放映等形式，每个共享工程基层点将组织举办不少于4次“共享工程”推广活动，向社区居民宣传“共享工程”，让更多的居民了解“共享工程”，使用“共享工程”，更好地发挥“共享工程”作用。

（六）社区文化宣传推广活动

1、交流月期间，街道的13个社区将利用宣传栏、宣传牌等形式，通过照片、文字介绍等形式向居民宣传社区文化，展示社区文化建设成果。

2、街道向区推荐近年来文化活动材料和照片参加全区电子宣传册页的制作和展示、推广活动，让更多的居民了解社区文化、知晓社区文化、参与社区文化，不断提高街道文化活动的知晓率、参与率。

（七）社区文化档案观摩活动

以社区为单位，将各自的文化档案统一展示、交流，并组织社区参观，达到相互学习的目的。

六、活动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各社区要高度重视这项活动，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精心筹划，与人文奥运活动、邻居节等活动相结合，组织开展具有本社区特色的文化活动，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和计划安排上报办事处宣文教。

（二）紧扣主题，突出特色。各社区要围绕交流月活动主题，以交流和推广为重点，突出辖区特色，组织开展社区文化活动，使社区文化交流月成为社区居民交流、展示、沟通的平台。要积极引导社区居民参与交流月活动，提高社区文化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三）加大宣传，推广典型。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要因地制宜，加大对交流月活动的宣传报道，创新宣传载体，要依托宣传栏、社区报、新闻媒体等形式，充分发挥社区楼长（组长）作用，拓展受众层面，扩大交流月活动的影响力和覆盖面，不断扩大交流月活动的影响力和辐射面。

文化交流材料范文篇7

在1960年，一个美国的语言文化委员会表达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有这样三个本质的陈述:(1)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它必须趋同于控制着我们趋同文化的观念。(2)语言传递着文化，所以教语言的教师也必须是文化的传递者。(3)语言要受到特定文化条件下的观念与信仰的支配，这在语言课程中是不能被忽略的。(Bishop，1960;FundamentalConceptsoflanguageTeaching)。在中国，近几年许多学者都有一个共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其不可分割的部分;文化是语言的基础和内容。基于国内、外这一共同的理解，笔者强烈文化教学要融入英语课堂，同时，也希望不但要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更要培养他们的文化交际能力。文化教学的内容通常分为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缺少任何一个，学习者就可能误解词汇的象征意义和交际意义，近而造成一些实际性的错误。一般来说，知识文化可以通过正式的交流获得，因为，它毕竟是与交流的产物相关的。交际文化是通过非正式的交流获得的，因为，它是与交流的过程相关的。那些出生在某种文化交流环境中的人们自然的继承了他们的共同的文化，就能轻松的理解他们的行为方式而不会产生误解。这就是为什么英语为母语的人即使对历史，文学，艺术，语法知道得很少，也不会妨碍他们的日常交流和人际关系。因为，他们生长在母语环境中，知道在不同的场合如何恰当的表达。对于英语学习者而言，尽管他们知道一些历史，文学，艺术知识，但是，他们仍然不能轻松地进行交流，因为，英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用二语交流时，他们很容易受到第一语言的影响和限制。这是根深蒂固的，潜意识地就在产生作用。在知识与行为之间，有一种距离，或者说在应该做什么与实际做什么之间，有一定的距离。

文化教学的方面，在英语教学领域有一个认知层面，文化教学应该包括两方面:一个是文化知识，另一个是文化理解(文化感知)。文化意识联系着这两个方面。事实上，在文化知识与文化理解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然而，两者之间的细微的差别是前者是获取目标语言的文化信息，后者是知道并接受它，用获得的文化知识在相应的文化环境中做出恰当的行为举止。从另一个角度看，文化知识集中在一个人已经获得的知识上;文化理解是一个人的能力。在内容上，前者仅仅是传递文化知识，后者是既传递文化知识有传递交流信息。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学生学了近20年英语，读得很好，写得很好，却不能与那些说母语的人很好地表达自己;能听清楚外国人的每个词却不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因为忽略了英语的文化交流知识。从长远来看，学习者的文化能力和交流能力的提高主要受益于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但是，交流能力的提高要求学习者更多的集中在文化交流信息方面，因为它更重要，培养并且提高学生的交流能力而不是一味地侧重知识的传授和积累，这才是当务之急。文化教学的原则:虽然很多英语教师已经意识到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但是，仍然豫而停止不前，怀疑二语文化与中国文化会产生冲突。还有一些英语老师已经获得了英语的很多文化知识，但是提高文化交流能力还有一定的困难。为了教师和学生的利益，下面的原则值得考虑借鉴:在跨文化和双语教学中英语文化的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要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有一种客观的认识。因此为学生提供实际的材料和真实的语言环境来理解目标语和目标语言的文化。知识的扩大，英语学习者将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与目标语的价值观，信仰和宗教相关的知识。因此，我们首先要正确地了解目标文化的政治及社会意义。教师有责任引导学生对英语国家的文化有完整的观点和看法。从文化内容的角度看，学习者首先集中在交际文化方面，其目的是提高交际能力。这是必要的，但也是有困难的。考虑到文化教学的尝试方法，任何方法都不能毫无根据地被接受，学生需从实际情形中收益，这是要让文化教学更有效的重点考虑的部分。另一方面，迈开步子丰富文化交流信息才是最适宜的，这需要教师和学生在文化的收集整理和学习过程中坚持不懈。文化教学的新尝试:跨文化意识有四个等级。第一个是对表面文化属性的意识，它经常被解释为新奇而有异国风情;第二个是对重要的细微的文化属性的意识，它常会与自己本民族的进行对比，被解释为难以置信和很荒谬;第三个和第二个同族类，但是，通过知识性的分析，文化属性被认作是可理解可置信的;最后一个是对所学文化如何从内在感知的意识。下面推荐一些新方法帮助英语学习者更好的认识理解跨文化意识。包括报纸，杂志，小说，甚至是儿童书籍，这些材料可能会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而且容易理解消化。通过这样的接触，学生可以发展对第二语言和文化的全面及更成熟的理解。强调学习英语国家的文化，并不意味着要忽略我们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世界上没有完全同类的文化，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讨论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文化的特质。这会帮助学生在学习另一民族的文化时，更好地认识本民族的文化。因此，学生能够找到更好的立足点来发展跨文化的知识技能，对本国文化与目标语言的文化做出合理的比较，达到更好的理解另一种文化的目的。例如，英文诗背诵，英语口语竞赛，英语节目表演;观看中央台英语频道的节目，多听BBC和VOA广播节目，鼓励学生多与外教交流接触。这些活动均有利于学生学习到真正的文化知识。

总之，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决定了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基于本民族文化进行的国际交流，使得民族文化变得丰富多彩，并且为我们的文化教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特别是英语教学，不但要教授知识文化，而且要教授交际文化，这已是必要而紧迫的任务。简言之，文化知识是个起点，文化意识是文化知识与文化理解的联系纽带，我们最终的目标是通过文化的教学提高学习者的语言习得。

本文作者：张云霞杨洋李海燕工作单位：内蒙古医学院

文化交流材料范文篇8

作者在文中指出：按照文化传播学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对这一观点的认同使得许多学者认为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并推定文化传播必然导致文化冲突，真正的会通与融合是不可能的；但若承认历史上曾有过平等的文化交流，那么“水往低处流”就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铁定规律，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也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通则。

作者在文中还指出：在文化系统中，宗教与哲学同处于精神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宗教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华学人应当抱着攀登世界巅峰的崇高理想，抱着平稳的心态去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

[关键词]中西文化、双向交流、文化互动转型论、绝对冲突论、绝对融合论

若干年前，笔者出于研究需要，由希腊罗马哲学和早期基督教思想研究步入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并且提出了一个解释文化传播规律的名为“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理论框架。近年来虽然出于学科建设需要，又将主要精力投向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哲学，但对中西文化交流史一类的作品总是恋恋不舍，只要有可能，总是找来细读。近来读到张西平先生的新著《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年），引发了一连串的联想，下述文字就是对张著的评价以及若干批评意见。

一、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复苏以来，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张西平先生对这一学术热点产生的动因分析得很准。他说：“无论是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西方学术界，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都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在社会转型中中国文化的重建，以及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所造成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互动，都使得人们必须重新思考19世纪以来所留给我们的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峙的文化解释模式，必须重新思考今天的世界体系理论，这样，人们的眼光自然转向明末清初，必然关注大航海以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与中西文化的交流，因为这里才是世界近代的起点，这里蕴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与互动的全部秘密。”可见，学者们的研究动机有个人的学术兴趣在起作用，但决非与现实毫无关联。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外学者通过深入研究，发表了众多的学术论著，然而在笔者看来，唯有张著可以说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较为完整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这样说，并非抹杀该时期其他相关论著的成绩与作用，而仅仅是说，该书的取材和编排不仅注意到了“西学东渐”，而且也注意到“东学西传”，并在结论中点明了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是“中西文化双向互动”，具有平等交流和对话的性质。而我们知道，这种观点或相类似的看法在以住不仅不能被绝大部分中国学者所承认或接受，而且也不为多数外国学者所接受。

以中国学术界熟悉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为例。他对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极为重视，认为明末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发生在1600年前后的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因为这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伟大文明第一次真正的接触。”然而他的研究着重探讨西学东渐以后在中国引起的文化冲突。早在1976年，他在《16-17世纪的中国哲学与基督教之比较》一文中就指出，晚明时际欧洲和中国的精神世界“彼此完全不同”，当时的中国哲学与欧洲人的哲学传统有“重大差异”，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把基督教传入了中国，然而“如果说基督教与当时的儒教思潮相吻合是表面现象，那么它们之间的分歧则是根本性的”。这一观点到他1985年发表《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一书时被发挥到了顶点。他对当时中国人在接触天主教义以后的反应作了详尽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说：“不管怎样，中国人的智能传统、思维模式和世界观都显然不同于欧洲人。这些差异结合中国的社会组织和政治传统，对基督教化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读了谢和耐先生的结论，禁不住使人联想起斯宾格勒的观点：“两种不同文化的人，各自存在于自己精神的孤寂中，被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渊隔开了。”

中国学者也一样。在近年出版的一本研究晚明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中，一位青年作者说：“对于晚明社会中人，基督教的传入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他们所能看到和所能处理的新文化只能是由传教士陈列于他们面前的内容，换言之，他们只能通过窗口点菜，而不可能进入厨房自烧。”

总之，在这些学者眼中，这场文化传播从方向上来说是单向的，即由西向东，是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向东方、向中国的传播；西方人在这场传播中是积极主动的，乃至于抱有侵略野心，而中国人则完全是消极被动的，毫无自主性可言；就传播结果而言，西方文化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而中国文化受到冲击，无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可言。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眼光看，他们的单向性思维使他们夸大这场文化传播中发生的文化冲突，并将基督教传播失败的原因最终归结为两种文化的异质性。

张西平的著作可以对上述学术立场与观点起一个纠偏、矫正的作用。无论是否同意张著的最后结论，只要认真读了作者所提供的大量材料，学者们都必须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而只有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

借此机会，我想再次重申一下本人阐述过的“文化互动转型论”的一条基本立场：“跨文化的文化传播具有双向性，而非单向性的输出或输入。各种文化自组织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扩张和相互接触，会有文化输出与输入的现象发生。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可以维系和强化该文化系统，但不会引起它的质变和型变，而不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则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社会借取文化要素并把它们溶合进自己的文化之中的过程就叫做传播。文化互动转型论承认文化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但它认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双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交流的双方相互影响，在许多场合下很难分出谁是纯粹主动的传播者，谁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区分在文化融合阶段是相对的，两种文化的关系及其自身价值要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方能得到充分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在双向性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

要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者必须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多维的研究向度。如果研究者受自身文化、教育背景的局限，或囿于民族主义的情结，那就很难完整、客观地考察中西文化交流史。透过上个世纪中国学者在该研究领域中的绝大多数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主义情结，并为之而感动。这类情感的表达在二十世纪的许多时间里可以视为一种正当的反映，然而在迈进新世纪之后，当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这种情结处理不当，就会阻碍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中西文化的关系，并且极易使我们在自卑与自傲之间徘徊，不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全球一体化的态势。在这个意义上，张西平这本著作的出版可以帮助我们注意到过去被中国学术界较为忽视的“东学西传”，也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晚清知识分子因山河破碎所造成的在中西文化关系上的焦虑之感”，摆脱“后来五四精英们的那种紧张感”，矫正“五四时期的那种东西方的二分法、非此即彼的文化态度”。“在中国已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今天，在现代化已成为我们大部分现实生活的今天，19世纪以来的中国人的‘苦难情结’应该抛去，西方的‘强权霸语’应该结束。晚清以降的东西双方各自形成的‘西方观’和‘中国观’应该重新检讨。”

二、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平等性问题

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有一个难解的症结：平等的交流有无可能？许多研究者认为始于四百年前的这一阶段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不平等的，有些学者虽然认为它在某些方面具有平等的性质，但不敢明确从总体上将之定性为一场平等的交流，而张著明确指出：“那时的东西双方好像处在‘初恋’之中，情人眼中出西施，各自都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学习对方，徐光启把‘泰西’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伏尔泰则时时以孔子弟子自居，对儒学顶礼膜拜。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尊重，相互的倾慕，成为那个时代东西方的主要特征。从皇帝开始，康熙学西洋数学，听西洋音乐，让八旗子弟们演几何，学外语，明末清初的学术领袖们如徐光启、顾炎武等人，个个都读西洋之书，谈历学、算学。心学衰，实学兴，与西学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大西洋岸边的路易十四则专门将被传教士带到法国的中国人黄嘉略留在身边，喝中国茶，建中国亭，用中国漆器，看中国皮影戏，一时间‘中国热’遍及欧洲。那是一个会通的时代，尽管有着虚幻，有着矫情，但双方是平等的，心态是平稳的。”提出这一点十分不易，不仅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而且也要有理论上的勇气。

按照文化传播学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就像在地球上水往低处流一样。许多学者认为，各种文化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以及文化传播的这种趋势，决定了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进一步就可以推论文化传播必然导致文化冲突，真正的会通与融合是不可能的。张西平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思考文化传播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这就是承认平等交流的可能性。有了这个新的起点，“水往低处流”就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铁定的规律，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也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通则。平等的文化交流在历史上存在过，在今后也可能存在，因此要回到平等对话的元点上来，思考和寻求中西文化会通与融合的新途径。这就是张西平这本书的一个理论上的贡献，可以起到端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重要作用。

据笔者把握，许多学者在讨论中西文化交流时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设定为敌对的双方，而又由于西方文化自近代以来所具有的某些优势，因此人们在讨论中注重西方文化向中国的扩展，而忽略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单向性的思维使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退隐幕后，而对这种影响的完全忽略，其直接后果就是促使研究者的民族中心主义情结强化。

笔者这样说，并非认为学术界完全否定了“东学西传”，例如，方豪先生早已指出：“利玛窦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而欧洲人之开始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入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近年来以论述中国文化对西方影响的著述也有一些，但相对而言，学者们对“西学东渐”的关注还是超过“东学西传”，而我们在上面说过，只有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并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这就是张西平这本著作比其他同类著作高明一些的地方。笔者深信，学者们在本世纪还将继续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在各个时期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有这部分工作也得以完成，我们才有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完整图景。

三、超越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

就作者的基本倾向或最后结论而言，以往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作品大致可以区分为冲突论与融合论，而以冲突论者居多。但张西平的这本书很难简单地加以归类。究其原因，正在于张西平把这场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性质判定为平等的交流，把这一交流的过程判定为双向互动，把最后的交流结果断定为促使参与交流的双方自身文化的更新与转型，只是中国一方的文化更新与转型没有欧洲一方那么明显罢了。笔者基本认同张西平先生的论断，也赞许张著以大量的史料为他的基本判断作了有力的支撑。但也许是由于张著的类型属于史学类专著，因此没有从理论上对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再作探讨和总结。这虽然不是张西平在其著作中预定要完成的任务，但笔者读来仍感到遗憾。因为，在掌握了大量史料并得出上述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张西平先生本来是可以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从理论层面超越以往“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的僵硬对峙，进入文化互动转型的新境界的。

笔者所说的“绝对冲突论”即以往学术界将冲突视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本质特征的观点与立场，而“绝对融合论”即以往学术界视“无差别融合状态”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最终结果的观点与立场。在此我们可以依据文化互动转型论的基本理论来阐明应当如何看待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

文化冲突与对抗是由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动引发的普遍现象。发生文化冲突与对抗的原因从理论上分析，无非就是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传播目得与手段的正当性、一种文化对异质文化的需要程度，以及对参与交流双方的权益能否得到有效的保障。我们对文化冲突要作具体分析，而不应加以笼统的肯定或否定。从整个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来看，以战争为文化传播通道所引起的文化冲突多于导致讨论和批评的文化冲突。但是，文化冲突带来的不良后果只能用来证明不同类型文化的差异和文化传播手段之不恰当，不能用来证明中西文化不可能会通或融合。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但人们对文化冲突带来的后果和意义的观察与评价则囿于人们的民族文化情结而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文化互动转型论以不同类型文化之差异的缩小来观察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而以自愿接受还是强迫接受为判断文化传播手段之恰当性的标准。以往的中西文化冲突造成过巨大的灾难，但与此同时，它也起着富有成效的积极作用。可以预计，今后的中西文化交流仍将充满冲突，但是，前进的道路无论如何迂回曲折，千磨万劫，但它一定会持续不断地走向一个更加宽敞的新的文化世界。

除了承认文化冲突的必然性以外，我们还必须承认异质文化融合的可能性，这不仅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成形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否认世界文化的发展能达到无差别的单一文化状态，亦即绝对的融合。斯宾格勒否定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他认为，每一种文化代表了各自独立的象征系统，这种象征既是在本质上不同的，也是无法相互通融的，它们是自我幽闭的，只是在表象上存在着“交流”、“融合”之类的现象而已。然而，内部结构和外表形状相矛盾只是对融合前后文化的对照观察，忽略了通过杂交产生新型文化这一事实。文化互动转型论不仅要考察文化类型及其根本差异，更要注重文化融合后输出方与接受方各种文化要素的组合、调适，乃至达到和谐，从而比旧文化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中，文化传播曾被用来反对文化宿命论。为了说明文化不会衰亡，学者们就用文化转移来概括文化传播的本质，认为文化传播导致文化不断地由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移，而文化的转移又导致了文化的不断进步。但文化转移论也有缺陷，因为文化类型的转移讲到底是指一种类型被另一种类型所取代，而不是文化的转型。在以往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解说中，两种主张针锋相对，然而，无论是主张以西方文化替代中国文化，还是主张用东方文化主宰未来世界，都是期望以一种文化替代另一种文化，实际上讲的还是文化转移，而没有涉及文化转型。还有一种解说主张中西文化各有所长，混而配之，构造出一种最优的文化形态。但这种解释以混合、取长补短为手段，没有讲到外来文化要素与本有文化要素之冲突和融合所引起的文化型变。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上述文化替代论在要素层次上的变体。

文化互动转型论否认文化宿命，承认文化更新。但它把文化延续的希望不是寄托在文化转移上，而是寄托在文化转型上。它认为文化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是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简单取代，而是通过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调和实施重组，从而产生新型文化。当一个社会处在文化转型时期，从这种社会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各个层面都可以看到这种转型的发生。文化就其核心内容而言，是不能加以简单替换的。但是，通过文化间的相互对话可以拓展文化视野，乃至于在不同文化间形成共同的视野。这种拓展其实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一方面，它通过文化之间的对话来发现自身文化的边界和局限，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对自身文化的重新解释来拓展自身的文化视野。这是一种反复的循环回答。对外来文化的解读，实际上是从本有文化的角度向外来文化发问，而从外来文化中得到的回答，又会促使向自身的文化传统发问，并进一步迫使本有文化以新的方式对外来文化作答，对自身文化作出新的理解。

文化视野的拓展，既是一个不断解读对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对自身文化传统重新解释的过程。原来的文化鸿沟愈大，新的智力视野或文化世界也就扩展得愈大。因此，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融合结果，并不是两者合二而一，而是通过各自的拓展达到视野上的融合。一方面，作为不同的文化体系，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将依然保有各自的特性；另一方面，文化视野的融合，意味着两种文化可以达到彼此理解对方文化的特定问题、评判方式和价值取向，并从自身文化的角度对其予以可被其他文化理解的内容加以评说。所以，文化的融合并不会创造一种单一文化的一统天下，而只会导致各种不同文化的共同繁荣和交相辉映。

四、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

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密不可分。在文化系统中，宗教与哲学同处于精神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宗教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尽管张西平的著作涉及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多个层面，但宗教和哲学的双向交流是张西平这本专著的重头戏，也是张著超出其他同类著作之处。

张西平先生指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文化传播史和文化接受史是两个相互联结而又区别的不同方面。只有弄清传播史，才能摸清文化交流基本脉络，但仅仅停留于此也是不够的，因文化交流，尤其是哲学思想的交流，它是同交流双方国家的思想史联系在一起的，文化接受史实际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文化交流的传播，从而把文化交流史从一般性的历史描述深入到思想史的对比研究中和比较哲学研究中。当然，若不以传播史为基础，这种接受史的研究也无从谈起，没有历史便没有思想，历史是思想的摇篮。在这个意义上说，离开文化交流史、哲学交流史去搞所谓比较文化研究和比较哲学研究，只具有纯粹抽象的意义，而不具有任何实际思想史的意义。因为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相互接受的实际历史过程几乎是和书面意义上的、纯理论的哲学比较完全不同的。”笔者认为，这段话含义甚丰，但最重要之处在于指出了以往研究结论中的一个通病：混同某种外来宗教或哲学自身的特性及其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任何外来思想均有其自身的渊源和性质。中国学者们一般认为：“利玛窦传入的神学思想，属于中世纪欧洲正统经院哲学思想理论体系。”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对耶稣会士在华传播的宗教与哲学思想追根溯源以确定其本身性质是一回事，考察其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与思想起了什么作用是另一回事。在笔者看来，两种异质文化传统，尤其是宗教与哲学思想，之间的沟通、了解，不论其媒体的主观意图如何，必然会在超出媒体的更大范围内发生作用。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从而引起建设性的传播、解释和运用。在具体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实例研究中，这是最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方面。因为正是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而思想原本自身的性质如何并不对其能否发挥作用起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学术界以往对明末清初外来宗教与哲学思想的评价受到中国学术界某些“定评”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所传基督教哲学是中世纪正统的经院哲学，其本身具有落后的性质，由此推论这种旧思想不可能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积极作用，进而感到难以解释晚明的一些儒生士大夫能够接受天主教的信仰，并利用传教士输入的中世纪的西方哲学思想作出有利于中国文化更新的贡献。而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视野出发，我们认为，耶稣会传教士的哲学本身的性质不能决定其影响的大小与正负，也不存在着中国人根本或完全无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耶稣会士比较平等的传教态度及其为了使中国人能够理解他们的思想而做的大量文化适应工作为中国人（在当时的社会中，当然只能是少数有机会接触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儒生士大夫）理解和把握西方思想提供了条件。在基本理解的基础上，他们运用这些外来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儒道释）展开批判，其中不乏创造性地运用外来思想的实例。总之，确定耶稣会士自身拥有的哲学思想的性质不应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的障碍，而只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今后研究的重点应该是深入考察外来的基督教思想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嬗变，考察它与中国思想会通融合的可能性，考察它与中国思想磨合后产生新型思想的途径与道路。

张西平的著作不仅用大量的史料为我们介绍了明清间入华传教士翻译和传播的各种西方哲学和宗教思想（包括亚里士多德哲学、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基督教神学等），而且发挥了他原先攻读西方哲学的特长，纠正了某些中国学者因缺乏西方哲学史的功底而造成的对该时期外来哲学理解上的偏差。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运用史料，具体分析各种外来哲学与神学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信息本土化现象”。以此为基础，他在总体评价各种外来哲学、宗教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时就能做到实事求是，不故意夸大，也不故意贬低，力求公允。

为了揭示该时期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张西平在其著作的下篇详尽地描述了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的西传过程，并具体分析了儒、释、道在西方的早期传播，以及这些思想对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产生的文化影响。这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是笔者所陌生的，不敢妄评，但其结论令我振奋。张西平说：“就中国宗教与哲学在西方的传播来说，从1592年高母羡将《明心宝鉴》译为西班牙文到1814年十六卷的《中国杂纂》，即《中国人之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等等的考论》出版，前后近二百多年，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文化传统大规模地、系统地传入欧洲，中国文化成为催生启蒙运动的重要因素，中国宗教和哲学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深邃的哲学思考，深深影响了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我也相信，这一结论会令国内专治中国哲学或外国哲学的学者们受到启迪和鼓舞，增强走上世界哲学舞台的信心。

五、中国哲学要与西方哲学平等地对话

世纪之交易出惊世骇俗之言。我们清清楚楚地记得，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斯宾格勒大呼“西方的没落”；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中国有人大谈“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西”，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进入新世纪以后，当世界各国民众期盼上苍保佑，希望能过上太平日子的时候，震撼世界的“9.11”事件发生了。这一事件似乎又一次无情地嘲笑了各种寻求文化融合的主张，也令笔者反思良久。然而笔者仍旧坚信：“文化冲突必然出现，但不能用来证明文化融合的不可能。”从学者的使命考虑，文化冲突越激烈，越应该倡导文化融合。

张西平先生说：“百年烟云，沧海一粟。当今天东西方又重新回到一个平等的起点上时，当哥伦布所起航的世界一体化进程已成铺天大潮之时，回顾近四百年的中西文化思想交流历程，我们应从整体上对中西关系作一新的说明，或者说我们应当将中国放入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重新考虑中国的文化和思想重建问题。”对张西平先生的这一基本态度笔者从心底里认同，并愿有更多的学者能够接受。

无人否认人类社会在新世纪走向全球化的步伐会越来越快。全球化不仅使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习俗风尚，生活方式等趋向于国际化，也将使哲学探讨的课题、哲学家的思维方式，乃至于研究方法趋向于一体化。未来世界哲学的发展，一方面受全球化趋势的影响必然从总体上趋向统一，然而另一方面，这种趋同并不排斥与否定不同国家或地区哲学的存在和发展。随着“欧洲中心论”的消解和世界哲学多元化发展格局的形成，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哲学客观上都成为人类哲学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未来哲学的发展既不是西方哲学独占鳌头的时代，也不是东方哲学定为一尊的时代，而是在多元共同发展过程中走向统一，又在统一中存在多元发展的时代。

文化交流材料范文篇9

一、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复苏以来，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张西平先生对这一学术热点产生的动因分析得很准。他说：“无论是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西方学术界，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都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在社会转型中中国文化的重建，以及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所造成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互动，都使得人们必须重新思考19世纪以来所留给我们的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峙的文化解释模式，必须重新思考今天的世界体系理论，这样，人们的眼光自然转向明末清初，必然关注大航海以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与中西文化的交流，因为这里才是世界近代的起点，这里蕴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与互动的全部秘密。”可见，学者们的研究动机有个人的学术兴趣在起作用，但决非与现实毫无关联。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外学者通过深入研究，发表了众多的学术论著，然而在笔者看来，唯有张著可以说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较为完整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这样说，并非抹杀该时期其他相关论著的成绩与作用，而仅仅是说，该书的取材和编排不仅注意到了“西学东渐”，而且也注意到“东学西传”，并在结论中点明了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是“中西文化双向互动”，具有平等交流和对话的性质。而我们知道，这种观点或相类似的看法在以住不仅不能被绝大部分中国学者所承认或接受，而且也不为多数外国学者所接受。

以中国学术界熟悉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为例。他对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极为重视，认为明末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发生在1600年前后的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因为这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伟大文明第一次真正的接触。”然而他的研究着重探讨西学东渐以后在中国引起的文化冲突。早在1976年，他在《16-17世纪的中国哲学与基督教之比较》一文中就指出，晚明时际欧洲和中国的精神世界“彼此完全不同”，当时的中国哲学与欧洲人的哲学传统有“重大差异”，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把基督教传入了中国，然而“如果说基督教与当时的儒教思潮相吻合是表面现象，那么它们之间的分歧则是根本性的”。这一观点到他1985年发表《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一书时被发挥到了顶点。他对当时中国人在接触天主教义以后的反应作了详尽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说：“不管怎样，中国人的智能传统、思维模式和世界观都显然不同于欧洲人。这些差异结合中国的社会组织和政治传统，对基督教化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读了谢和耐先生的结论，禁不住使人联想起斯宾格勒的观点：“两种不同文化的人，各自存在于自己精神的孤寂中，被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渊隔开了。”

中国学者也一样。在近年出版的一本研究晚明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中，一位青年作者说：“对于晚明社会中人，基督教的传入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他们所能看到和所能处理的新文化只能是由传教士陈列于他们面前的内容，换言之，他们只能通过窗口点菜，而不可能进入厨房自烧。”

总之，在这些学者眼中，这场文化传播从方向上来说是单向的，即由西向东，是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向东方、向中国的传播；西方人在这场传播中是积极主动的，乃至于抱有侵略野心，而中国人则完全是消极被动的，毫无自主性可言；就传播结果而言，西方文化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而中国文化受到冲击，无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可言。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眼光看，他们的单向性思维使他们夸大这场文化传播中发生的文化冲突，并将基督教传播失败的原因最终归结为两种文化的异质性。

张西平的著作可以对上述学术立场与观点起一个纠偏、矫正的作用。无论是否同意张著的最后结论，只要认真读了作者所提供的大量材料，学者们都必须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而只有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

借此机会，我想再次重申一下本人阐述过的“文化互动转型论”的一条基本立场：“跨文化的文化传播具有双向性，而非单向性的输出或输入。各种文化自组织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扩张和相互接触，会有文化输出与输入的现象发生。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可以维系和强化该文化系统，但不会引起它的质变和型变，而不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则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社会借取文化要素并把它们溶合进自己的文化之中的过程就叫做传播。文化互动转型论承认文化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但它认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双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交流的双方相互影响，在许多场合下很难分出谁是纯粹主动的传播者，谁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区分在文化融合阶段是相对的，两种文化的关系及其自身价值要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方能得到充分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在双向性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

要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者必须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多维的研究向度。如果研究者受自身文化、教育背景的局限，或囿于民族主义的情结，那就很难完整、客观地考察中西文化交流史。透过上个世纪中国学者在该研究领域中的绝大多数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主义情结，并为之而感动。这类情感的表达在二十世纪的许多时间里可以视为一种正当的反映，然而在迈进新世纪之后，当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这种情结处理不当，就会阻碍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中西文化的关系，并且极易使我们在自卑与自傲之间徘徊，不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全球一体化的态势。在这个意义上，张西平这本著作的出版可以帮助我们注意到过去被中国学术界较为忽视的“东学西传”，也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晚清知识分子因山河破碎所造成的在中西文化关系上的焦虑之感”，摆脱“后来五四精英们的那种紧张感”，矫正“五四时期的那种东西方的二分法、非此即彼的文化态度”。“在中国已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今天，在现代化已成为我们大部分现实生活的今天，19世纪以来的中国人的‘苦难情结’应该抛去，西方的‘强权霸语’应该结束。晚清以降的东西双方各自形成的‘西方观’和‘中国观’应该重新检讨。”

二、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平等性问题

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有一个难解的症结：平等的交流有无可能？许多研究者认为始于四百年前的这一阶段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不平等的，有些学者虽然认为它在某些方面具有平等的性质，但不敢明确从总体上将之定性为一场平等的交流，而张著明确指出：“那时的东西双方好像处在‘初恋’之中，情人眼中出西施，各自都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学习对方，徐光启把‘泰西’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伏尔泰则时时以孔子弟子自居，对儒学顶礼膜拜。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尊重，相互的倾慕，成为那个时代东西方的主要特征。从皇帝开始，康熙学西洋数学，听西洋音乐，让八旗子弟们演几何，学外语，明末清初的学术领袖们如徐光启、顾炎武等人，个个都读西洋之书，谈历学、算学。心学衰，实学兴，与西学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大西洋岸边的路易十四则专门将被传教士带到法国的中国人黄嘉略留在身边，喝中国茶，建中国亭，用中国漆器，看中国皮影戏，一时间‘中国热’遍及欧洲。那是一个会通的时代，尽管有着虚幻，有着矫情，但双方是平等的，心态是平稳的。”提出这一点十分不易，不仅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而且也要有理论上的勇气。

按照文化传播学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就像在地球上水往低处流一样。许多学者认为，各种文化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以及文化传播的这种趋势，决定了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进一步就可以推论文化传播必然导致文化冲突，真正的会通与融合是不可能的。张西平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思考文化传播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这就是承认平等交流的可能性。有了这个新的起点，“水往低处流”就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铁定的规律，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也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通则。平等的文化交流在历史上存在过，在今后也可能存在，因此要回到平等对话的元点上来，思考和寻求中西文化会通与融合的新途径。这就是张西平这本书的一个理论上的贡献，可以起到端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重要作用。

据笔者把握，许多学者在讨论中西文化交流时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设定为敌对的双方，而又由于西方文化自近代以来所具有的某些优势，因此人们在讨论中注重西方文化向中国的扩展，而忽略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单向性的思维使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退隐幕后，而对这种影响的完全忽略，其直接后果就是促使研究者的民族中心主义情结强化。

笔者这样说，并非认为学术界完全否定了“东学西传”，例如，方豪先生早已指出：“利玛窦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而欧洲人之开始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入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近年来以论述中国文化对西方影响的著述也有一些，但相对而言，学者们对“西学东渐”的关注还是超过“东学西传”，而我们在上面说过，只有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并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这就是张西平这本著作比其他同类著作高明一些的地方。笔者深信，学者们在本世纪还将继续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在各个时期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有这部分工作也得以完成，我们才有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完整图景。

三、超越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

就作者的基本倾向或最后结论而言，以往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作品大致可以区分为冲突论与融合论，而以冲突论者居多。但张西平的这本书很难简单地加以归类。究其原因，正在于张西平把这场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性质判定为平等的交流，把这一交流的过程判定为双向互动，把最后的交流结果断定为促使参与交流的双方自身文化的更新与转型，只是中国一方的文化更新与转型没有欧洲一方那么明显罢了。笔者基本认同张西平先生的论断，也赞许张著以大量的史料为他的基本判断作了有力的支撑。但也许是由于张著的类型属于史学类专著，因此没有从理论上对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再作探讨和总结。这虽然不是张西平在其著作中预定要完成的任务，但笔者读来仍感到遗憾。因为，在掌握了大量史料并得出上述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张西平先生本来是可以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从理论层面超越以往“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的僵硬对峙，进入文化互动转型的新境界的。

笔者所说的“绝对冲突论”即以往学术界将冲突视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本质特征的观点与立场，而“绝对融合论”即以往学术界视“无差别融合状态”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最终结果的观点与立场。在此我们可以依据文化互动转型论的基本理论来阐明应当如何看待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

文化冲突与对抗是由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动引发的普遍现象。发生文化冲突与对抗的原因从理论上分析，无非就是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传播目得与手段的正当性、一种文化对异质文化的需要程度，以及对参与交流双方的权益能否得到有效的保障。我们对文化冲突要作具体分析，而不应加以笼统的肯定或否定。从整个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来看，以战争为文化传播通道所引起的文化冲突多于导致讨论和批评的文化冲突。但是，文化冲突带来的不良后果只能用来证明不同类型文化的差异和文化传播手段之不恰当，不能用来证明中西文化不可能会通或融合。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但人们对文化冲突带来的后果和意义的观察与评价则囿于人们的民族文化情结而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文化互动转型论以不同类型文化之差异的缩小来观察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而以自愿接受还是强迫接受为判断文化传播手段之恰当性的标准。以往的中西文化冲突造成过巨大的灾难，但与此同时，它也起着富有成效的积极作用。可以预计，今后的中西文化交流仍将充满冲突，但是，前进的道路无论如何迂回曲折，千磨万劫，但它一定会持续不断地走向一个更加宽敞的新的文化世界。

除了承认文化冲突的必然性以外，我们还必须承认异质文化融合的可能性，这不仅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成形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否认世界文化的发展能达到无差别的单一文化状态，亦即绝对的融合。斯宾格勒否定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他认为，每一种文化代表了各自独立的象征系统，这种象征既是在本质上不同的，也是无法相互通融的，它们是自我幽闭的，只是在表象上存在着“交流”、“融合”之类的现象而已。然而，内部结构和外表形状相矛盾只是对融合前后文化的对照观察，忽略了通过杂交产生新型文化这一事实。文化互动转型论不仅要考察文化类型及其根本差异，更要注重文化融合后输出方与接受方各种文化要素的组合、调适，乃至达到和谐，从而比旧文化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中，文化传播曾被用来反对文化宿命论。为了说明文化不会衰亡，学者们就用文化转移来概括文化传播的本质，认为文化传播导致文化不断地由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移，而文化的转移又导致了文化的不断进步。但文化转移论也有缺陷，因为文化类型的转移讲到底是指一种类型被另一种类型所取代，而不是文化的转型。在以往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解说中，两种主张针锋相对，然而，无论是主张以西方文化替代中国文化，还是主张用东方文化主宰未来世界，都是期望以一种文化替代另一种文化，实际上讲的还是文化转移，而没有涉及文化转型。还有一种解说主张中西文化各有所长，混而配之，构造出一种最优的文化形态。但这种解释以混合、取长补短为手段，没有讲到外来文化要素与本有文化要素之冲突和融合所引起的文化型变。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上述文化替代论在要素层次上的变体。

文化互动转型论否认文化宿命，承认文化更新。但它把文化延续的希望不是寄托在文化转移上，而是寄托在文化转型上。它认为文化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是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简单取代，而是通过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调和实施重组，从而产生新型文化。当一个社会处在文化转型时期，从这种社会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各个层面都可以看到这种转型的发生。文化就其核心内容而言，是不能加以简单替换的。但是，通过文化间的相互对话可以拓展文化视野，乃至于在不同文化间形成共同的视野。这种拓展其实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一方面，它通过文化之间的对话来发现自身文化的边界和局限，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对自身文化的重新解释来拓展自身的文化视野。这是一种反复的循环回答。对外来文化的解读，实际上是从本有文化的角度向外来文化发问，而从外来文化中得到的回答，又会促使向自身的文化传统发问，并进一步迫使本有文化以新的方式对外来文化作答，对自身文化作出新的理解。

文化视野的拓展，既是一个不断解读对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对自身文化传统重新解释的过程。原来的文化鸿沟愈大，新的智力视野或文化世界也就扩展得愈大。因此，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融合结果，并不是两者合二而一，而是通过各自的拓展达到视野上的融合。一方面，作为不同的文化体系，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将依然保有各自的特性；另一方面，文化视野的融合，意味着两种文化可以达到彼此理解对方文化的特定问题、评判方式和价值取向，并从自身文化的角度对其予以可被其他文化理解的内容加以评说。所以，文化的融合并不会创造一种单一文化的一统天下，而只会导致各种不同文化的共同繁荣和交相辉映。

四、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

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密不可分。在文化系统中，宗教与哲学同处于精神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宗教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尽管张西平的著作涉及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多个层面，但宗教和哲学的双向交流是张西平这本专著的重头戏，也是张著超出其他同类著作之处。

张西平先生指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文化传播史和文化接受史是两个相互联结而又区别的不同方面。只有弄清传播史，才能摸清文化交流基本脉络，但仅仅停留于此也是不够的，因文化交流，尤其是哲学思想的交流，它是同交流双方国家的思想史联系在一起的，文化接受史实际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文化交流的传播，从而把文化交流史从一般性的历史描述深入到思想史的对比研究中和比较哲学研究中。当然，若不以传播史为基础，这种接受史的研究也无从谈起，没有历史便没有思想，历史是思想的摇篮。在这个意义上说，离开文化交流史、哲学交流史去搞所谓比较文化研究和比较哲学研究，只具有纯粹抽象的意义，而不具有任何实际思想史的意义。因为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相互接受的实际历史过程几乎是和书面意义上的、纯理论的哲学比较完全不同的。”笔者认为，这段话含义甚丰，但最重要之处在于指出了以往研究结论中的一个通病：混同某种外来宗教或哲学自身的特性及其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任何外来思想均有其自身的渊源和性质。中国学者们一般认为：“利玛窦传入的神学思想，属于中世纪欧洲正统经院哲学思想理论体系。”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对耶稣会士在华传播的宗教与哲学思想追根溯源以确定其本身性质是一回事，考察其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与思想起了什么作用是另一回事。在笔者看来，两种异质文化传统，尤其是宗教与哲学思想，之间的沟通、了解，不论其媒体的主观意图如何，必然会在超出媒体的更大范围内发生作用。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从而引起建设性的传播、解释和运用。在具体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实例研究中，这是最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方面。因为正是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而思想原本自身的性质如何并不对其能否发挥作用起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学术界以往对明末清初外来宗教与哲学思想的评价受到中国学术界某些“定评”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所传基督教哲学是中世纪正统的经院哲学，其本身具有落后的性质，由此推论这种旧思想不可能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积极作用，进而感到难以解释晚明的一些儒生士大夫能够接受天主教的信仰，并利用传教士输入的中世纪的西方哲学思想作出有利于中国文化更新的贡献。而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视野出发，我们认为，耶稣会传教士的哲学本身的性质不能决定其影响的大小与正负，也不存在着中国人根本或完全无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耶稣会士比较平等的传教态度及其为了使中国人能够理解他们的思想而做的大量文化适应工作为中国人（在当时的社会中，当然只能是少数有机会接触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儒生士大夫）理解和把握西方思想提供了条件。在基本理解的基础上，他们运用这些外来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儒道释）展开批判，其中不乏创造性地运用外来思想的实例。总之，确定耶稣会士自身拥有的哲学思想的性质不应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的障碍，而只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今后研究的重点应该是深入考察外来的基督教思想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嬗变，考察它与中国思想会通融合的可能性，考察它与中国思想磨合后产生新型思想的途径与道路。

张西平的著作不仅用大量的史料为我们介绍了明清间入华传教士翻译和传播的各种西方哲学和宗教思想（包括亚里士多德哲学、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基督教神学等），而且发挥了他原先攻读西方哲学的特长，纠正了某些中国学者因缺乏西方哲学史的功底而造成的对该时期外来哲学理解上的偏差。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运用史料，具体分析各种外来哲学与神学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信息本土化现象”。以此为基础，他在总体评价各种外来哲学、宗教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时就能做到实事求是，不故意夸大，也不故意贬低，力求公允。

为了揭示该时期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张西平在其著作的下篇详尽地描述了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的西传过程，并具体分析了儒、释、道在西方的早期传播，以及这些思想对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产生的文化影响。这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是笔者所陌生的，不敢妄评，但其结论令我振奋。张西平说：“就中国宗教与哲学在西方的传播来说，从1592年高母羡将《明心宝鉴》译为西班牙文到1814年十六卷的《中国杂纂》，即《中国人之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等等的考论》出版，前后近二百多年，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文化传统大规模地、系统地传入欧洲，中国文化成为催生启蒙运动的重要因素，中国宗教和哲学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深邃的哲学思考，深深影响了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我也相信，这一结论会令国内专治中国哲学或外国哲学的学者们受到启迪和鼓舞，增强走上世界哲学舞台的信心。

五、中国哲学要与西方哲学平等地对话

世纪之交易出惊世骇俗之言。我们清清楚楚地记得，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斯宾格勒大呼“西方的没落”；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中国有人大谈“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西”，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进入新世纪以后，当世界各国民众期盼上苍保佑，希望能过上太平日子的时候，震撼世界的“9.11”事件发生了。这一事件似乎又一次无情地嘲笑了各种寻求文化融合的主张，也令笔者反思良久。然而笔者仍旧坚信：“文化冲突必然出现，但不能用来证明文化融合的不可能。”从学者的使命考虑，文化冲突越激烈，越应该倡导文化融合。

张西平先生说：“百年烟云，沧海一粟。当今天东西方又重新回到一个平等的起点上时，当哥伦布所起航的世界一体化进程已成铺天大潮之时，回顾近四百年的中西文化思想交流历程，我们应从整体上对中西关系作一新的说明，或者说我们应当将中国放入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重新考虑中国的文化和思想重建问题。”对张西平先生的这一基本态度笔者从心底里认同，并愿有更多的学者能够接受。

文化交流材料范文篇10

一、空间维度:“内”与“外”

中国幅员辽阔,基于各地区不同的自然禀赋和人文历史环境,不仅境内自古以来就生存衍息着众多的民族,他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经济与社会结构以及思想文化虽然各具特色但却又联系密切,在历史时期存在着持久性交流与交往,共同构筑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即所谓“多元交汇”(1)或“多元一体”;(2)而且,中国境内各民族还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与周边甚至远距离的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联系,这一过程也是贯穿中国历史始终。因此,关注这一问题,应该涉及三个方面:一是中外交流,即中国与域外民族、地区的交流交往;二是中国境内不同地区、民族之间的交流;三是这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就中外而言,首先要明晰“中”与“外”的界限问题,即何谓“中”、何谓“外”?这一问题在今天来看似乎并不复杂,虽然目前中国与周边许多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疆界的争议,但大体而言有一个基本的、现实的界限,即边界线的存在。但如果把这一问题放置在整个历史时期来看,则要复杂的多。其一,中国自古即为多元族群之国家,因此,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伴随民族的融合与变迁,“中国”一词的内涵也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由最初所指的华夏民族聚居之处的中原,发展到超越单一民族界限而具有了政治统治空间内涵的“中国”;而且众所周知,具有近现代国体意义“中国”一词的出现,则完全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其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国家实力强弱之差异、控制理念之变迁等内外因素影响,不同时段的疆域显然是不尽相同的;而且,研究历史上有关疆域的词汇,如“疆”、“境”、“域”、“国”、“边”、“界”、“塞”、“关”的内涵所指,我们亦可以发现中国与域外的分野其实亦甚为复杂,并不一定是界限清晰的一条线,也可能是一片“隙地”,或一个缓冲国(带);(3)其三,正是由于地理疆域的变化以及由此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因此从长时段视角来审视,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外界限的内涵更为丰富,除了上述这样的政治意义疆界外,还包括了经济乃至文化意义上的疆界,即“文化中国”和“经济中国”的疆域,其范围可能更广阔,内涵亦更复杂。(4)也因为如此,在理念的层次上,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与理解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时代性,或谓之与时俱进的发展。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历来颇多争议。但对第一个问题,在中国史学界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即以现在中国的版图为基本原则,来考量古代历史的中与外问题。正如费孝通先生所强调指出的,“某一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不等于这一时期中原王朝的疆界”,“而是应该包括边疆其它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的边界”,这是我们应该树立的中国历史观和历史疆域观。(5)近年来,中国与东亚、东南亚诸国关系的微妙变化,除了现代国际因素外,也不能排除历史、文化因素的干扰,尤其是文化心理层面的瓜葛。界线问题之后,就是中外交流的自身内涵问题。从空间或地理方位的概念来理解,以中国为中心,历史时期中国与域外科技文化的交流,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中与西(包括早期的西域地区、中亚、西亚和欧洲)、中国与东方(包括东亚诸国,也包括明清以后美洲地区)、中国与东南亚、中国与南亚。可以看出,不同方位在不同时段、通过不同的路径形成了不同内涵与特质的科技文化交流,也产生了不同层次与程度的影响。典型如中西之间,汉唐时期凭籍丝绸之路,鼎盛之至,主要侧重于畜牧、园艺品种与技术的引进;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实验农学的崛起,以海路交通为主线,所引进的内涵则更为丰富,涉及器物、制度乃至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具有了“西风压倒东风”的态势。在科技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中,囿于交通条件和政治壁垒等因素制约,同域外文化的交流实质上远不及域内不同地区、民族之间的交流;而且,中国大一统理念和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也强化了区域间科技文化交流的力度、广度和深度。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域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更不容忽视,应该说这才是古代科技文化交流史的主体,而且其内涵最为复杂、影响最为深远。从这一角度而言,古代农业科技文化的区域之间的交流以中原地区为轴,主要包括两大块:其一为南北之间,涉及两种不同类型农耕文化———旱作农业文化与稻作农业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交往;其二为东西之间,实质为农耕文化与农牧文化之间的交流,涉及内容更为广泛,既包括生产工具、生产方式等经济内涵,还包括了民族对峙与融合、文化碰撞与整合等方面的内涵。在中国农业历史发展进程中,这二者之间具有相当显著的风格和内涵差异。比如农牧之间,在历史进程中往往涉及不同民族政权的对决,故而伴随着战争这一重要方式,节奏紧凑,规模辉煌一时;其中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即使在战争对决的过程中,双方的科技文化交流也是绵延不绝;而南北之间,基本上排除了强劲对手逐鹿中原的威胁,而且经过长期的磨合后,双方的认同感明显强于农牧之间,因此,科技文化交流的进程平缓而持久,范围和程度自然也与前者不可同日而语。除了这两个主要的方面之外,不同区域内部也同样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其以郡县治所为核心地带,形成了多个科技文化传播的主中心和次中心,它们以政治经济联系为纽带,相互联系,最终构筑起了传统科技文化交流的网络体系,共同完成了中国传统农业科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因此,区域文化交流成为了研究中国经济史、民族史以及政治文化史不能回避的主要议题。厘清域外交流与境内交流之间的联系,也是研究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命题之一。众所周知,中外和境内科技文化交流并不是永远井水不犯河水,很多情况下二者具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传统时代科技文化交流的接力棒式传递的特点,注意到了边界地区和民族的桥梁、纽带作用。除此之外,在更深的层次上二者也存在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可以说既相互营造了环境和氛围,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动力和条件。

研究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文化史还应该注意交流主体之间的互动问题。所谓的科技文化交流,自然涉及不同文化主体间的关系问题,虽然不可避免存在强与弱、主动与被动等差别,但历史进程中科技文化的交往、交流历来都不是单向,即使在强势文化强势植入的过程中,弱势文化也会在潜层次给强势文化打上烙印。因此,研究科技文化交流必须注意互动的问题。比如研究传统时代的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既需要站在以中国为中心或主轴的视野中审视,也需要以输入地为轴心来审视,从而构建一个完整的“中心———周边”研究分析体系。再比如域内的农牧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是如此,虽然表面上表现为农耕文化对游牧文化的一种蚕食、鲸吞,但细细梳理中国农耕文化和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笔者在分析西北农牧关系时对这一问题曾经有所涉猎,认为其间存在多层次的互动关系(6):表层是一个以农牧分界线变迁为表征的历史过程,其深层次则表现为一个农牧文明交互影响、交互渗透的动态过程;具体而言,就是农耕文明在思想、操作和现实三个层次上不同形式与特点的主导性推进,以及游牧文明在显性层次上的被动退守和潜性层次上的回应与逆向渗透。

二、时间维度上:发展的阶段性

中国农业历史的发展进程大致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原始农业阶段、传统农业阶段和近现代农业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农业科技文化具有不同的内涵和特征。与之相适应,中国的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历史也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内涵、特点、范围以及方式等方面也自然具有显著的差异。在原始农业阶段,尽管受制于农业科技文化本身的发展水平、农业区域点状分布的特征,以及交通等诸多条件的制约,使得这一时期的科技文化交流总体而论尚处于初始阶段;但是,在近乎万年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我们先民们也在这一方面创造了一系列奇迹。研究表明,起源于中国、最终遍及世界各地的稻作农业文化跨洋越海、翻山越岭的传播之路,就是在这一时期所基本完成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典范;牛、羊等畜牧训育品种的传播亦是如此。当然,由于缺乏充裕的资料和有力的证据,要厘清这一时期农业科技文化传播交流的情况,显然并非易事,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科技的突破。在传统时期,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农业经济逐渐发展成为了社会经济的支柱,在此背景下,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也就成为了对外交流的主要内容之一,形成了以对外传播为主体的、包括域外引进、互动交流在内的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蔚然大观。此处仅以这一时期的域外引种为例做一简单梳理。我国古代从域外引进的作物相当丰富,亦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历史过程。通常所谓的三次引种高潮,即秦汉时期—唐宋时期—明清时期。由于各自的社会背景与需求有别,故引种作物的侧重点与引入路径亦有不同。于此,著名植物生理学家、农史学家石声汉先生曾以域外引种作物名称作为切入点,用胡、番、海、洋做出了基本的概括:凡是名称前冠以“胡”字的植物,大多为两汉两晋时由西北引入;凡冠以“海”字的植物,大多为南北朝后由海外引入;冠以“番”字的植物,大多为南宋至元明时由“番舶”引入;冠以“洋”字的植物,大多由清代乃至近代引入的。(7)

秦汉时期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格局形成,中外经济文化科技交流得以长足发展。尤其是以丝绸之路为主要孔道,创造了对中国农业历史发展进程中对外交流的第一高潮。这一时期的域外引种,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优良畜牧品种。史载,为适应军事与生产的需要,秦汉政权皆致力于良畜之引入,并广设牧师苑进行大规模选育和改良。如秦人从漠北引进蒙古马,汉武之时则由西域引入大宛马和乌孙马。以此为背景,农牧之间的交流亦渐及高潮,驴、骡、骆驼等“奇畜”衔尾入塞,大量进入中原地区。(8)此外,为了保证农区畜牧业发展,汉武帝时还从西域引入优质牧草———苜蓿,开始在京师宫苑试种,后又在宁夏、甘肃等农牧交错地带推广,形成了大面积的牧场和饲料基地。优良畜牧品种的引进,不尽促进了秦汉畜牧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而且产生了更为广远的影响,即如清初王夫之所谓“汉唐之所以能张者,皆唯畜牧之盛也”。第二个方面,即果蔬品种的引进。与前者大张旗鼓的有所不同,此类品种之引进流传,多赖民间力量完成。据考证,这一时期引进的园艺作物主要有黄瓜(胡瓜)、大蒜(葫)、芫荽(胡荽)、芝麻(胡麻)、核桃(胡桃)、葱(胡葱)、石榴(安石榴)、蚕豆、豌豆、豇豆(胡豆)、葡萄(蒲桃)等。据有人统计:秦汉蔬菜二十余种,一半以上是汉代才有人工栽培的明确记载,而有相当一部分则是从域外或少数民族地区引入的,足见域外引种之影响。唐宋时期的域外引种。唐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消费结构和观念发生了一定的变革,以此为背景,农业科技文化交流之内涵也发生了诸多微妙的变化,可以说园艺作物种类和品种的大量增加,是汉唐间引种作物的显著特点。唐宋间引入中国的园艺作物大致有无花果(阿驵)、茉莉(末利)、槟榔、杨桃(五敛子)、柰(绵苹果)、莴苣、菜、菠菜、西瓜、海枣(波斯枣)、扁桃(巴旦杏)、阿月浑子、齐暾果等。大量果蔬品种的引入,极大丰富了国人固有的餐饮内涵①(9),具有重要意义。

以海交之路开通和新大陆发现为背景,明清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引种高潮。这一时期的作物引进,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与人口激增相联系的高产作物的引进,如玉米、番薯、马铃薯等;二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趋势而引进的经济作物,如烟草、花生等;三是菜蔬作物,如十六世纪下半叶至十七世纪末,辣椒、蕃茄、菜豆、洋葱、南瓜等蔬菜在中土的推广种植。明清时期作物引进和推广影响甚为巨大,如高产作物的引入推广,不仅对缓解粮食供应矛盾发挥了积极作用②(10),也引发了我国作物布局的重大变化,使我国现代作物、果蔬种类结构基本定型。而经济作物的引进推广,不仅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更从深层次加速了中国农业产业分化与农业商品化趋势,成为孕育滋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因素之一。

进入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在西方的崛起,与其相适应的近现代农学与农业也应运而生。与其相比较,传统农业的诸多优势风光不再。因此,以世界政治、经济与科技文化格局的变化为背景,这一时期的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呈现出显著不同的内涵与特征:一是由中国输出为主转而输入为主;二是输入内容由技术进而制度乃至农学思想理论,深刻而全面;三是途径更趋多元化。在这一进程中,肇始于明清时期中国近现代农业变革诸多萌芽因子,在西方科技的大量传入的冲击下以新的方式渐及发扬光大,中国农业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转型过程:经验农学开始向实验农学转变,有机农业向无机农业转变,新型材料与技术替代传统工艺,农用动力由畜力向机械化过渡,中国农业开启了近现代化的进程。当然,关注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时段性还有一点必须注意,即:域外引种之内容虽然具有明显的时段性,但并不意味着一种作物凭籍一次引种就可以完成,还存在多次引种的可能;而且即使是同一种作物,不同时段引入也不一定是同一个品种,也可能存在着品种之差异。

三、发展视野中深度问题

科技文化交流必然还涉及一个深度问题,这是这一社会文化现象效应的最终体现。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体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第一个方面是交流内容的深度问题,对这一问题,笔者在研究秦汉时期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时曾经有所涉及(11):可以看出,与交往及控制方式相联系,秦汉时期的对外交流大致可以概括为立体移殖型、辐射渗透型及远接互化型三种类型;以交往、控制的方式和强弱的差异为基础,农业科技文化的传播交流及其影响亦呈现出相应不同的一些特征,基本上表现为这样的一种发展趋势:随着交往密切程度和控制程度的弱化,农业科技文化传播交流的方式途径、层次内涵以及影响呈现出同步的弱化发展;与之同时,则是交流色彩的强化和传播成分的减弱以及影响范围的不断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