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关系范文10篇

文化关系范文篇1

一、文物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利用

我市历史悠久，文物资源丰富，地面文物古迹近500处。目前，由各级政府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有128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47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56处。我市的馆藏文物也十分丰富，市、县两级博物馆共有馆藏文物16000余件，其中三级以上珍贵文物6500余件。为了保护好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多年来，我市的文物工作者根据国家“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认真贯彻执行《文物保护法》，从我们文物工作实际出发，努力做好全市文物的保护工作。几年来，我市文物部门共制定30多个县以上文物保护单位抢救保护维修方案。大部分的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并通过了验收。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我们争取国家投资，先后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孔望山摩崖造像、将军崖岩画进行锚索抢险加固，对大伊山石棺墓实施环境治理，建立护坡挡土墙，实施玻璃钢架保护工程。2003年，由我市文物部门委托中国文物研究所制订的将军崖岩画、孔望山摩崖造像石刻防风化保护工程设计方案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通过并批准立项，国家文物局投入110万元用于此项目的保护。2005年，我市实施了将军崖岩画、孔望山摩崖造像防风化保护工程，我市的石刻文物保护工作获得重大突破，实现了在我市境内100%国保单位（3处）实施了保护工程，在全国走在前列。在省文化厅、省文物局的支持下，我们争取省拨资金对海清寺塔、郁林观石刻群、东连岛西汉界域刻石、刘志洲山抗金遗址、汉代石刻苑囿图、伊芦山六神台唐代佛教造像、曲阳城遗址、大贤庄遗址、抗日山烈士陵园等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维修保护。与此同时，我市文物部门还利用地方自筹资金对刘少奇旧居、九龙桥、古凤凰城门、文峰塔、钟鼓楼、三元宫、延福观、城隍庙、塔山古道、东亚旅社等一批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重点文物进行了修缮保护。同时还协助、支持地方政府和部门修建了李汝珍纪念馆、徐福祠等一批反映我市有地方特色文物设施。加强了对爱国主义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的抢救保护。据统计，截止目前，我市共组织实施了30余项文物保护维修工程，总投入1200多万元，其中争取国家、省补助资金用于文物维修、考古、博物馆科技保护等项目资金800多万元，市自筹资金用于文物保护方案设计、课题研究、环境治理、文物维修等项目资金200多万元，一批濒临毁坏的重点文物得到了抢救保护，有的已成为爱国主义、全市党员教育基地。

文物资源是我市旅游业蓬勃发展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我市旅游事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为我市的经济注入了活力。纵观我市的旅游工作，我们可以看到，文物是旅游业的重要资源，也是发展旅游业新的增长点。保护文物是发展文化旅游的前提和基础。旅游业的发展对文物事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我市旅游资源中80%以上属于文物资源，特别是旅游景点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重要文物景点。保护好文物资源，也就是保护了旅游资源。几年来，我们加快发展文物旅游事业的步伐，对国保单位孔望山摩崖造像、将军崖岩画、灌云大伊山石棺墓环境进行整治，对文物进行了维修保护，建立了新的防护栏。做出了国保单位藤花落遗址公园、海清寺塔设计方案；建成了东边岛苏马湾界域刻石保护亭、修复了刘少奇旧居。据统计，目前全市已有68处文物保护单位被辟为参观游览场所，占文物保护单位53%，文物与旅游相结合已结成丰硕的成果。

二、遵循文物保护原则，走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可持续发展之路。

（一）文物保护和开发文化旅游必须纳入城市景区建设总体规划，这是做好我市文化旅游工作的关键。

文物与旅游的关系，是当前文物保护与开发工作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我们应该以科学态度、创新精神去思考和研究。其一反映在有利于文物的利用；其二反映通过旅游，可使文物潜在的经济价值得到实现，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其三反映在为了发展旅游业，吸引更多的游客，政府及旅游部门可以在一些文物单位的环境整治、道路建设等方面有所投入、有所改善；其四反映在随着旅游业的兴旺，人们对文物古迹越来越关心，社会文物保护意识越来越强，全社会参与文物保护的方式也会多起来；其五反映在旅游业的发展对文物部门的专业保护技术、内部管理和社会服务等工作会有更大的促进。

当前，我市的旅游工作在文物的开发方面还缺少一个总体规划，出现了开发无序的现象，已经给文物工作造成了不利影响。由于文物工作有着自身的规律和操作程序，例如国保单位、省保单位的保护方案必须要经国家文物局、省文物局审批通过后方可实施，而且在其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不许有任何影响文物保护的建设，如特殊需要则要报上述部门审批批准。所以说，我市的旅游工作应制定出符合我市实际的整体规划并纳入景区建设总体规划，便于文物部门在制定保护方案时积极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文物的有序开发和可持续发展。

（二）尽快出台地方性文物保护条例，以法规形式保证文物工作的正常开展，是做好我市文物工作的基础。

为了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工作，我市应尽快制定一系列的有助于文物保护、开发、利用的政策，以保证文物工作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就江苏而言，目前全省只有我市和宿迁等个别市还未出台地方性文物保护条例。我市曾在1998年由原市建委、文化局、园林局等几十个相关部门对此事进行过讨论研究，并形式了讨论稿，事过近十年，因种种原因至今日一直未能公布实施，这是造成我市近年来文物部门与建设部门的矛盾一直比较突出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抓紧出台我市的地方性文物保护条例，并且在条例中按照国家《文物保护法》要求，明确规定在涉及建设规划过程中必须有文物部门参与审批，避免出现文物的建设性破坏现象。在保护条例中还要按照中央有关精神明确在城市维护费中提取2%--5%用于文物保护，凡有文物保护单位的风景区，应按景区收入的一定比例提给文物部门用于文物的保护维修。只有这样，我市的文物安全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文物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工作才能有一个良性循环。

（三）以开发促进保护，加快展示我市厚重历史文化的步伐，是我市当前做好文物工作的重要任务。

我市文物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具有汉代文物多、古文化遗址多、石质文物多、高等级文物多等特点。如何把我市丰富的文物资源保护好、开发利用好，是当前文物工作的重要任务。根据我市文物保护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当前我市旅游发展状况，拟对以下几处重要文物进行中长期规划发展提出构想：

1、建设藤花落遗址博物馆

藤花落遗址位于市开发区，是江苏省迄今发现的第一座龙山文化城址，是我国迄今发现最重要、最典型的具有内外两重城墙结构的史前城址。它对于整个龙山文化城址的研究乃至国家文明起源、城市的研究，提供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实物资料。被国家评为200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根据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对藤花落遗址考察时提出的“以保护、恢复藤花落遗址的整体格局为目标”的指导意见，结合目前“详规”已通过省文物局批准拟建立藤花落遗址博物馆。现阶段则着重于做好规划设计方案的筹备工作，包括前期测量、立标志牌和界桩保护性工作。在未来的遗址博物馆建设中，应包括在遗址博物馆内展示出土的玉器、石器、陶器、炭化稻粒等文物；建立藤花落遗址保护大厅展示龙山文化城址，台基、房址、灰坑、水沟、水稻田及岳石文化环濠等遗迹并复原部分建筑。从旅游角度可设计开辟藤花落——渔湾——宿城旅游专线。以保护、恢复藤花落遗址的整体格局为目标，整治环境，逐步将藤花落遗址开发为展示其历史文化风貌的文物旅游区，以其独特的风貌和厚重的文化内涵成为我市一处重要的文化场所和旅游景点。

2、规划建设孔望山遗址公园

孔望山是我市文化内涵丰富且文物景点比较集中的地方，有被誉为“九州崖佛第一尊”的孔望山摩崖造像，有十余处古迹分布在山体的周围。2000年至2003年，由国家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市文管办、市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孔望山摩崖造像、汉代东海庙遗址及孔望山古城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目的是为了全面研究该遗址的文化内涵，特别是对孔望山摩崖造像及布局的重新审核和“东海庙”遗址的探寻。目前已取得重要成果：①完成了对孔望山摩崖造像群及龙洞石刻实测、拓片、绘图、照相等基础工作，获得完整系统的资料。②对孔望山古城有了新的认识：始建于宋代，依山而建，为军事设施。③山顶部分的杯盘刻石附近发现有目前国内唯一汉代承露盘遗址。④“东海庙”遗址发掘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发现有汉至东晋的建筑遗迹和文物。孔望山是一处研究性、观赏性、趣味性较强的场所。在未来规划建设中应以孔望山东南面为主，规划构想主要体现游览、休闲功能。在西南面历史文化保护区内拟建成“庙址”保护厅、设计营造摩崖造像、象石、石蟾蜍、杯盘刻石、龙洞等处景点供游人观赏。

3、进一步做好海清寺塔的保护开发工作。

近年来，市文管办累计投入200多万元，对海清寺塔进行建设，取得较大成效，已建成了海清寺塔文物保护管理所办公用房，山门，铺设了6300平方米的草坪，种植了龙柏、樱花、金镶玉竹等400余种花木，淘洗了古井、放生池，铺设了海清寺塔院外水泥道路150米，使海清寺塔的建设初具规模。为了配合全市的旅游工作，加强对文物的保护，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布署，目前我市文物与宗教部门联合对海清寺塔进行保护性开发，力争建成具有较高观赏价值的文化旅游景点。

4、注重民间博物馆建设，打造一批反映我市地域文化的博物馆群。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下，我市博物馆事业建设进一步加强。目前市博物馆新馆已对外开放，市民俗博物馆已进行维修筹建阶段。与此同时，县级博物馆建设也得到进一步发展。赣榆县文华园已投入使用，有馆舍面积200多平方米，东海县博物馆新增加馆舍面积600平方米，灌南、灌云县博物馆新馆建设也进入规划设计中。在大力发展公益博物馆事业的同时，正确引导和规范民间合法收藏行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有条件地允许文物进入市场流通。正确处理国家保护和民间收藏的关系。鼓励扶持民间文物单位的兴办。2003年以来，我们批准成立了民办性质的市民俗博物馆、市海洋博物馆、赣榆县宏梁博物馆、连云港市天马水晶博物馆、连云港市卫华水晶博物馆。作为国有文物事业的补充，民间博物馆的兴起，填补了我市没有民间博物馆的空白，更重要是为我市文物管理部门提出了新时期进一步加强对文物事业的研究和探索。更重要的是它们能够较充分地反映出我市地域文化特色，同时也能为游客提供有兴趣的去处。

5、打造历史街区，提升旅游品位。

现代社会的旅游者不仅仅局限于游览名山大川，人们旅游目标已逐渐转向到一个城市的古老街区去探古寻幽。

我市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新浦区南大门南城镇已有千年历史；民主路两侧许多建筑具有中西合璧的风格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建；海州区的中大街、东大街两侧古建筑曾经是连成一片；我市著名的历史重镇——灌云县板浦镇至今还部分保存着汪家大院和方家大院的故址，所有这些都是我市不可再生的文物资源，同时也是重要的旅游资源。目前，文物部门应抓紧督促当地政府尽快拿出古城区的保护规划，推进保护性开发的进程。

①南城街区

南城镇历史上称为凤凰城，因时代和建制的变化，其间或称之为郁州、东海城、苍梧城，均为府、州、县的治所，它比海州得名早百年，比云台山得名早千年。

凤凰城民间俗称南城，因历史上凤凰城与墟沟的北城相对而言，称之为南城。南城在宋明两代作过整修，城廓13里，墙高2丈2尺5寸，城铺25个，城门3座。南门匾额为“古凤凰城”，东门为“蓬瀛拱卫”，北门为“秀邑云台”。唐贞观13年，魏征巡视东海要塞登凤凰城，执笔题书“宁海门”三字，勒石立于南门之石，此石现存市博物馆中。

凤凰街南门至北门大约有1500米，街道属官道宽约4米，板石横铺，中间一条竖石路脊（龙脊）上，至今还保留有明显痕迹的古车辙。

街道两侧的古建筑，青砖灰瓦，斗拱出檐，临街而往两边延伸。规模较大的有江家大院、武家大院、侯府和号称九十九间半的两宅互通院，院院有古井，宅宅有后花园，保持前店后坊（仓）、中宅后花园模式的中华民族传统城镇住宅文化。每个大院的堂屋，均为金字屋架，横檩竖椽，楠木板壁间山，青砖铺地。

经调查，南城现有古井400余眼，构造各异，有方口井、长口井；有高井台、低井台、无井台。有钱人家用花岗岩做井台，环以雕花、铸饰、古井的位置一致，一般设在住宅的后进。有两个大户因财运争斗而以后院深井之水冲前院峰火台的传说。最著名的井是匡衡井，传说匡衡曾为避战乱而流落到南城暂居，此井就是以纪念“凿壁偷光”而成名的“安东侯”匡衡为筑。

南城历经千年风雨，古建筑已旧迹斑驳，不少门窗子扇已朽烂，临街的廊檐已残缺不全，还有为数不少的古民居只剩下墙框。南城古街亟待保护，亟待修缮，这里是研究古代乡里闾巷文化的最好标本和基地，也是南城旅游开发条件最好的人文景观俱全的景点。

文化关系范文篇2

然而，“音乐”这个孩子不但具有“文化”的显性遗传特征，其自身也构成为一种文化。隔壁邻居“西方文化”家的“西方古典音乐”小孩，生长在希腊这样一个开放的海洋性地理环境中,与生俱来的有着“父辈”们长期与恶劣的自然做斗争的英雄气概，同时也因为对上帝的虔诚信仰而时常手执一本宗教或神话内容的“书籍”，使得“西方古典音乐”具有英雄的主题与宗教的格调，多重的遗传性格以及自身独有的面貌特征，让它不仅仅是一种生命的延续。同时也赋予祖辈们新的生命意义。在我们中国民族的大家族中，也有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昆曲——我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是我国经典的传统文化艺术，特别是戏曲艺术中的珍品，被称为百花园中的一朵“兰花”，有“中国戏曲之母”的雅称。明代大曲家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作品歌颂了青年男女大胆追求爱情自由，坚决反对封建礼教的精神，揭露、批判了程（程頣、程颢）朱（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虚伪和残酷，形成了对反封建社会没落时期思想、文化专制的一次冲击。这种冲击不是对传统文化的亵渎与背叛，而是一次造反有理的的文化更新。由此可见，音乐的发展成长，不只是简单地对“文化”父辈的一味听之任之，而是偶尔也要拿起革命的旗帜与其来一次正义的较量，结果也不一定是两败俱伤，而可能是相辅相成、互利共勉。音乐不但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支优秀血脉，家族地位举足轻重，同时也对“文学”、“绘画”等众多“文化”家庭中孩子的生长发育有着积极地影响。例如在印度，有一种极具风格特色的绘画艺术——细密画。这是印度诗人、音乐家用文学、诗歌对印度一种旋律框架——拉格进行具体的描绘。通过诗人对拉格的冥想，出现了拉格的形象和美学构思，为拉格细密画的创作提供了基础，从16世纪到18世纪，再经过画家之手，音乐最终转换为绘画艺术，可以说，拉格细密画是音乐、文学、绘画的奇妙结合，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辉映，成为世界艺术史上的一朵奇葩。

音乐通常只被理解为一种艺术形式，它的任务仅仅限于审美要求。然而，在古代西方思想家们的视野里，他是同数学、几何学、逻辑学同等重要的学科，在“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中展示衣服毕达哥拉斯的思想的清晰图画，告诉我们是如何从熟悉的纯粹原则中得到其物理世界的图景的，这些原则是如何由音乐表现的：音乐音阶的属性是有数字表现的，因为就其自然属性来说，也都是模仿数字，数字是自然中第一位的事情，他们认为数字的要素便是一切事物的要素，而整个天堂便是一个音乐音阶和一个数字系统”[1]。在古代的中国，支撑中国古代文明的六门支柱学科“礼、乐、射、御、数、书”中也包含音乐内容。作为六门学科之一的音乐，它是开启古代国人智慧的钥匙，是让国人通向真理彼岸的帆船。由此，我已经简单了解了音乐与文化的家庭关系，正像我们大多数人的家庭一样，这个孩子从出世就体现着这个家族的特征，在他的身上流淌着父辈的思维模式与母亲的感情表达，然而随着他的健康茁壮的成长，他不满足于像鸭子一样简单的印随，而是每一个孩子都性格迥异且与众不同，并且开始有了自己的方式方法，甚至常常想与传统势力来一次较量。无论结果，他都势必都要带着祖辈们优良的基因与独特的魅力走向更加成熟理智且全方位的发展道路。

本文作者：刘颖工作单位：河南大学艺术学院

文化关系范文篇3

文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历史过程中，赋予物质和精神产品的全部总和。文化体现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人类所生产的物质产品上；人类与其他个体或群体的关系上，包括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婚姻制度，家族制度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等；文化还体现在意识形态上，通过宗教，哲学，道德，艺术等来表现，体现出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民族性情等。

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是文化的两大特征。①文化的民族性。任何文化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和社会结构。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生成并发展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差异文化。②文化的时代性。任何文化都反映了时代的精神，时代的内容，时代的审美要求和审美情趣，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正是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创造的文化差异为文化和国际贸易的契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2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比较优势

自从国与国开展贸易以来，通过深入的研究，经济学家们提出了许多贸易理论。其中，比较优势论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建立在亚当斯密“绝对利益”学说的基础上，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利益”学说。自从诞生之日起，“比较优势”始终是理论发展的线索。究其原因，“比较优势”，这四个字本身就蕴涵了深刻的理论内核，它包含两个内容：一是“比较”，比较就是差异性，是独特性，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客体在某一层面进行的对比。有了差异性或独特性，客体之间才有可比之处。二是“优势”，其核心在于“优”字。它说明比较客体在该对比层面上的强势地位。正是因为国与国之间（比较主体）在可比内容（比较客体）上存在的我有你无，你有我优的差异，才使得交换成为必然，对外贸易得以产生。

3文化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从国际贸易理论上看，由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推导出的文化差异性恰好在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中找到了生存的空间。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文化较为普遍地存在于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和新兴的服务贸易领域。

（1）在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领域，文化商品一直是贸易的主要内容之一。众所周知，早在西汉时期，大量的丝绸，瓷器和茶叶从中国被运往地中海沿岸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产业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文化产品更是铺天盖地。在追逐降低产品成本的竞赛已经穷途末路的情况下，人们开始普遍地在商品中加入文化的因素，以获取新的超值。

（2）在新兴的服务贸易领域，文化包含的附加值更高。例如基于传统文化之上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以及收藏和展览等，其贸易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还有旅游服务，作为一项集观光、餐饮、住宿以及游乐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项目，其独具特色的文化内容和形式就是吸引国际消费者的重要条件。

4国际贸易中文化差异的思考及启示

每一种文化都会产生自己的价值体系，只有尊重并深入研究不同文化，才能更好地开拓国际贸易市场。

文化关系范文篇4

文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历史过程中，赋予物质和精神产品的全部总和。文化体现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人类所生产的物质产品上；人类与其他个体或群体的关系上，包括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婚姻制度，家族制度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等；文化还体现在意识形态上，通过宗教，哲学，道德，艺术等来表现，体现出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民族性情等。

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是文化的两大特征。①文化的民族性。任何文化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和社会结构。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生成并发展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差异文化。②文化的时代性。任何文化都反映了时代的精神，时代的内容，时代的审美要求和审美情趣，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正是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创造的文化差异为文化和国际贸易的契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2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比较优势

自从国与国开展贸易以来，通过深入的研究，经济学家们提出了许多贸易理论。其中，比较优势论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建立在亚当斯密“绝对利益”学说的基础上，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利益”学说。自从诞生之日起，“比较优势”始终是理论发展的线索。究其原因，“比较优势”，这四个字本身就蕴涵了深刻的理论内核，它包含两个内容：一是“比较”，比较就是差异性，是独特性，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客体在某一层面进行的对比。有了差异性或独特性，客体之间才有可比之处。二是“优势”，其核心在于“优”字。它说明比较客体在该对比层面上的强势地位。正是因为国与国之间（比较主体）在可比内容（比较客体）上存在的我有你无，你有我优的差异，才使得交换成为必然，对外贸易得以产生。

3文化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从国际贸易理论上看，由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推导出的文化差异性恰好在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中找到了生存的空间。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文化较为普遍地存在于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和新兴的服务贸易领域。

（1）在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领域，文化商品一直是贸易的主要内容之一。众所周知，早在西汉时期，大量的丝绸，瓷器和茶叶从中国被运往地中海沿岸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产业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文化产品更是铺天盖地。在追逐降低产品成本的竞赛已经穷途末路的情况下，人们开始普遍地在商品中加入文化的因素，以获取新的超值。

（2）在新兴的服务贸易领域，文化包含的附加值更高。例如基于传统文化之上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以及收藏和展览等，其贸易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还有旅游服务，作为一项集观光、餐饮、住宿以及游乐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项目，其独具特色的文化内容和形式就是吸引国际消费者的重要条件。

4国际贸易中文化差异的思考及启示

每一种文化都会产生自己的价值体系，只有尊重并深入研究不同文化，才能更好地开拓国际贸易市场。

文化关系范文篇5

关键词：酒店经营管理；跨文化关系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走出家门，也越来越多的选择酒店进行消费，这是酒店行业的机会，也给其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在酒店行业繁荣发展的表象下，却隐藏着较多的问题。而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却是要归功于酒店自身在经营管理中的文化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一、酒店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存在着较为普遍的失信问题。就目前笔者了解到的情况来看，酒店经营管理中普遍存在着信用缺失的问题，比如合作伙伴存在失约或是供货商存在以次充好的现象，而顾客在酒店预约中也存在着屡次放鸽子的现象。这些，有一部分是当前社会大环境的问题导致的人们普遍对守信能力的减弱，而酒店对自身文化关系的管理也存在着一定的疏漏。（二）人员流动较大。从笔者的了解来看，酒店行业目前存在的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便是人才流失的问题。很多酒店虽然为员工提供了比较丰厚薪酬待遇，但是却很难留住人才，特别是中高层的管理人员，流动性比较大，却很难对酒店产生归属感。（三）酒店服务无法满足顾客的需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自身的需求也变得高要求起来，而对酒店的服务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说很多酒店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管理制度，甚至为了提高他们的服务质量，引进了最为先进的管理制度与模式，但是在很多方面的服务却并不是因为这些模式的建立便能提升的，还是无法满足顾客的要求。

二、酒店管理中存在的文化关系

（一）对酒店经营管理的文化关系进行分层。以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来区分，文化可以按照器物层、制度层以及精神层这三个层面。这其中，器物层的文化关系是显性体现的，而制度层与精神层的文化关系则表现的多为隐秘。举个例子来讲，很多酒店对员工的着装有着相应的要求，这为业内人员对员工的识别提供便利，可以使其直观的了解员工所处的阶层，这便是器物层文化关系的体现。另一方面，还可以从文化差异的程度上对文化关系进行分层。这主要体现在不同文明新类型之间的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分层。例如，我国与欧美国家之间的便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差异。而不同的民族或是不同年龄段的人与人之间也都有较为明显的。这些都可以成为文化分层的依据。（二）对酒店经营管理的文化关系进行分类。对酒店经营管理的文化关系进行分类可以依照酒店经营管理的工作对象来分类，如将其分与员工、与顾客以及与合作对象这几种比较常见的文化关系，另外还有与政府相关的文化关系以及与酒店所在地的居民之间的文化关系等，都是酒店管理中需要注意的方面。当然，也可以依照文化关系主体所在的国家或是区域的文化背景进行分类，如，比较常用的按照宗教信仰来分，可以分为基督文化关系，伊斯兰文化关系以及中华文化关系等一系列文化关系。另外，文化关系的性质，也可以成为其分类的依据，主要分为侧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与侧重实际物质的物质文化关系。（三）对酒店经营管理中存在的文化关系解析。酒店经营管理中的文化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本文在对这些错综复杂的文化关系进行梳理分析时，需要以辩证的思维进行进行观察与归纳，寻找它们之间存在的共性及其各自的特性。就其共性来看，可以将酒店经营管理中的文化关系看做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是因为，随着酒店业务的不断发展与变化，酒店业务的时代性以及作为标记的划时代事件却必然会为酒店文化带来其独有的时代性。另一方面来讲，酒店的文化环境无论怎么分类与分层，其不变的本质还是引导消费，创造需求，因此酒店经营管理中各文化关系可以视为是一个整体。而相对来言，酒店经营管理中的文化关系，从以上对其进行的分层以及分类情况便可以看出，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也正是因为文化关系存在着不同的特征，这才需要酒店经营管理者对其进行全面的掌握，这样才能更好的解决酒店经营管理中遇到的问题。

三、跨文化关系解析在酒店经营管理中的运用

（一）将跨文化关系运用于酒店经营管理中经营战略的制定。通过对跨文化关系进行解析，可以准确掌握酒店所在区域的文化类型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与差异。从而根据其文化关系制定出酒店下一步发展的宏观战略，并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决。尤其是在国际性酒店方面更是如此。这是因为其大多数处在以文化环境下进行经营，因此，其文化关系的影响就更为严峻。而通过跨文化关系的解析，可以对酒店内部的文化进行一定的整合，在确定管理者本身的文化为主导的同时，还可以吸收酒店内在的文化的精华部分，补充进自身酒店文化中去，从而在协调各文化关系的同时，制定出更加符合酒店经营形式的酒店文化体系。（二）将跨文化关系解析运用于酒店人力资源管理。对于酒店的经营管理来说，人力资源管理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也是需要对其进行文化解析最多的地方。酒店的经营管理归根到底是需要酒店所有员工的共同参与，而这其中因为人员众多，势必会存在着较多的文化关系。捋清其中的文化关系，并对其进行一定的梳理与解析，在各文化关系的差异里求共存，从而创造一种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互相学习，和谐共处的文化氛围。比如，在酒店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建立时，需要考虑员工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其自身价值观与性行为特征的了解，制定出可以与员工文化类型相吻合并有一定激励作用的管理机制。（三）将跨文化关系解析运用于酒店对客服务。顾客是上帝，这是酒店的宗旨。因此，对顾客的服务意识是酒店的第一要素，但是，从我国的酒店现状来看，虽然酒店在很多方面一直致力于提升自身的服务，但是顾客的反映却收效甚微。而将跨文化解析运用在对客服务上，可以更加明确顾客所需的服务类型与服务应注意的细节。例如在对客服务过程中，可以跟住客人的国籍或是所处的地区环境，对其文化类型进行相应的判断，并对其可能存在的思维模式或是生活习惯进行相应的推论，从而设计出更加符合该顾客生活习惯的专属服务方案。另一方面，对顾客的文化关系进行了解，可以规避触犯顾客在宗教习惯或是风俗习惯中的禁忌的风险。这有利于提升顾客对酒店服务的满意度。最后，酒店方面并不是一定要被动的满足顾客的需求，还可以利用跨文化解析对各种文化关系进行分析，利用其存在的共性以及差异性，对酒店的服务或是产品进行研发。从而起到引导消费的作用，这一点，在度假酒店上可以得到很好的展现.人们旅游的目的体验新奇，追求更多的与众不同，而这点，在酒店自身成为一种旅游体验地点时也是同样适用的。运用跨文化解析，为酒店塑造自身的文化特色，并以此吸引顾客的光顾，这有利于增加酒店的市场竞争力。

四、结语

在全球化趋势愈发明显的当下，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变得愈加频繁。各文化之间的碰撞也是如此。而酒店作为人流汇集与碰撞最为频繁的地点，亦是各种文化关系最为汇聚的地点，因此加强对酒店所存在的各文化关系的了解与梳理，有利于更好的提升酒店的服务质量，从而提升顾客在酒店的服务体验，有利于提升酒店的经济效益，加强酒店的市场竞争能力。

参考文献：

[1]王健.酒店经营管理中的跨文化关系解析[J].旅游科学,2011(04).

[2]王健.跨文化管理研究在中国酒店业经营管理提升和品牌创建中的应用[J].旅游科学,2008(05).

[3]周喜歌.酒店英语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体现与培养[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4(03).

文化关系范文篇6

关键词：俗语；地方文化；应用

一、引言

俗语，其在生活中的应用可谓随处可见。对于俗语，我们不能简单认为是一种语言，俗语的产生和形成，既与地区特定的人文地理环境有着极大关系，也和本民族的文化环境密不可分。下面试对俗语与民族文化关系进行讨论。

二、俗语的基本含义

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会总结并且流行一些精彩的语句，这些语句慢慢被固定下来就成为了俗语。俗语虽然“俗”但是包含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愿望。在语言学中，俗语已经成为了一个专业术语，而所谓“常言”“俗话”等，则为俗语的不同称呼，其本质相同的。俗语的出现，满足了大众的日常交流，富有情趣，也较为深刻地反映了地区、民族文化特色。

三、俗语的来源与形成

俗语常常出现在人民大众的生活生产之中，不论是歇后语，还是谚语，抑或是惯用语，大都是人民群众“心中所想”“来自群众之中”；偶有几名“知识分子”，来自文人骚客的艺术创作、名人名言的通俗化用，历史事件的平实诉说。

四、俗语和文化不得不说的关系

作为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俗语是不可能脱离文化，做“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它的形成与流传，必定会与我们的生活习惯、风土人情、宗教信仰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中华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俗语，这个出身乡土的部分，也同样反映着世俗社会的价值观念和人们精神世界的真正追求。举例来说，“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是人性之中惰性的体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房上霜”表现了深为鲁迅先生所诟病的“看客”心态；“女子无才就是德”反映了时代对女性的歧视与摧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则是对不以坏事为害之辈的郑重警告，也是百姓对正义得到伸张的渴望；“和为贵，和生财”则是古代先民对美好幸福社会的无限渴望……一句俗语，不仅仅是人们口边的一句普通的话语，简单的几个字，包含了先民的智慧与幸福。俗语，也反映了地方独特的风土人情。比如：

（一）宁挨北京人骂，不听外地人话

这句口语反映了北京人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的魅力。如今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已经成为人人梦寐以求之物，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方言的魅力，和而不同，才是最好。

（二）不挑秦川地，只挑好女婿

秦川就是现在的陕西、秦岭一带，因为春秋时期属于秦国而得名。这句话是说当地老人择婿不看男方家庭条件，而注重人品。这是当地老百姓之间的习俗，但是也可看作是人们不看物质只看精神的智慧的有力体现。

（三）山东出将，山西出相

历史上，山东山西两地可谓是人才辈出：不仅有白起、王翦这样的军事奇才，更有萧和、曹参等治国良才。这一现象的出现，源于两地的民俗：山东地区，百姓崇武，人人习武强身；而山西百姓则尚文成风，家家读书教子，这也可说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最好的解释了。除了上面的例子，还有很多俗语与民风美景、历史典故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俗语也可说是了解我国方言、民俗及地方文化的宝贵资料，是各地文化的一张“身份证”。

五、总结

俗语的历史源远流长，它是中华民族众多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之一，是无数先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汉语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又为百姓所喜闻乐见，做到了老少皆宜、妇孺皆知。同时，这些积极、健康、向上的俗语在广泛传播的同时，也在维护家庭和睦、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而不可缺少的作用。在它之上折射出的汉民族的文化特色，渗透着的汉民族的文化气息，应该被我们每个人所珍视，作为一份民族记忆而珍藏。

参考文献：

[1]萨皮尔.《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86.[2]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3.

[3]沈玮.论汉语俗语的文学图像[D].华东师范大学,2010.[4]范晋豪.现代汉语粗俗语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6.

文化关系范文篇7

一、宗教文化对旅游业的影响

宗教文化不仅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有特色的、有吸引力的人文旅游资源，极具旅游价值，宗教文化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有利于形成有特色的旅游产品，开拓新的旅游市场，吸引游客，对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各种宗教信徒总数约占世界人口的60％以上，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宗教文化资源的开发，以朝圣、做弥撤和烧香拜佛、考察研究为主要内容，因为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强烈的求知欲望都会转化为旅游动机，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宗教圣地如沙特阿拉伯的麦加（伊斯兰教克尔白圣殿）、耶路撒冷（基督教耶稣圣墓教堂、伊斯兰教阿克萨清真寺、犹太教所罗门圣殴）、伯利恒（犹太教古以色列大卫王的故乡、传说中耶稣降生之所）、意大利罗马、梵蒂冈（世界天主教的中心）都成了国际旅游业发达的地方。

中国宗教种类齐全，既有土生土长的宗教如道教；也有外来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更有受外来宗教影响而产生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宗教如明教、白莲教等。仅国务院公布的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各种宗教名胜古迹就有150多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与宗教有关的名胜古迹共有3000多处。丰富的宗教文化资源吸引了海内外信徒、专家学者和一般游客。佛教文化对中国有着深刻的影响，并逐渐形成了适应中国国情的佛教教规、礼仪和宗派，留下了许多著名的寺院、石窟和佛塔，其数量之多、艺术之精、历史之久是中外驰名的。1987年国务院公布的汉族地区全国重点佛教寺院就有142座。丰富的佛教文化具有同一性中的差异性、特殊性：如同是佛寺，五台山的宏伟建筑与九华山的民舍构造就各具一格；同为雕塑，山西云冈的石雕和天水麦积山的泥雕、泥塑就表现出两种不同的艺术技巧。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则会发现佛教的三大建筑都会因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宗派和不同的地区而显示出不同的风采。

再以被奉为道教崇拜的神--妈祖为例，每逢妈祖诞辰（农历三月二十三日）湄洲祖庙内外人山人海，香火鼎盛，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以台湾最为突出，总要抬着妈祖像回来探亲、进香还愿。

当然，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宗教派别的差异，全世界的宗教信徒都有自己向往的圣地，在宣传招徕过程中，应当有针对性，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根据宗教文化的特点，丰富旅游商品，增收创汇是我们应当重视的。如出售各种宗教纪念品，佛教的木鱼、进香袋、数珠、雕像，提供斋饭；道教的“八仙过海”、“福禄寿三星”画幅、介绍宗教名胜古迹的书籍。以佛教胜地普陀山为例，其针对游客的类型、特点，结合本地的实际，出售各种各样反映普陀山风貌的图像和以观音菩萨为主的佛像，发挥了独特的优势，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利用宗教节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随着宗教文化的传播一些宗教节日，由于符合人们心理要求，不仅是信徒的节日，也成了民间流行的节日。基督教的圣诞节、复活节等流行全球，傣族的浴佛节（泼水节）、伊斯兰教的古尔邦节也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其新奇感和神秘感颇具魅力。

宗教音乐艺术以其深邃淡泊的旋律、独特的风格吸引了人们，特别是佛教音乐、基督教的圣歌圣乐都深受信徒的欣赏，成为举行宗教仪式和欢庆宗教节日必不可少的内容。

宗教文化也可以通过间接的形式影响旅游业的发展。宗教文化中的许多人物、故事和传说非常生动，被搬上了电影、电视和文学作品并广为传播。如《西游记》中的观音菩萨，唐僧取经的故事和一些风景名胜如火焰山等，《八仙过海》中的道教名山、故事都随着电视、小说的传播而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并激起一些潜在旅游者参加旅游活动，电影《少林寺》的上映，使其成为广大武术爱好者和旅游者必到的地方。

宗教文化对旅游饭店也有一定的影响。根据旅游市场的需求显示出准备投资的饭店以某一国家或某一宗教信仰者占到相当大的比重时，那么投资的饭店必须有相适应的设施及膳食供应，绝对不能对客人的宗教信仰和风俗匀惯有所违反和触犯。所以，在一些有宗教名胜古迹的地区应投资建造符合宗教规定的饭店或房间。如果在清真寺附近投资建饭店接待伊斯兰教信徒，而饭店没有专门供应牛羊肉的膳食设施，也会引起客人的不满。总之，针对不同宗教信仰的游客，应提供相应的接待服务。如对穆斯林来说就不能提供由猪肉制作的菜肴；对佛教信徒就应设斋饭；逢“佛成道节”应提供腊人粥；基督教圣诞节时应制作圣诞树，举办圣诞晚会，分送圣诞贸卡等小礼物等等。

宗教文化不仅对硬件--饭店设施有影响,而且对软件--管理与服务也有要求。在承担接待宗教信徒任务的饭店中，员工应具备丰富的宗教文化知识，这样管理者才能针对不同宗教信仰的客人采取、制定正确的接待方案；服务员才能对客人提供满意的服务；导游也才能为客人作更好的导游讲解。

二、旅游业对宗教文化的影响

旅游既是一种经济现象，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现代旅游是一种大规模的各种文化的交流。旅游业的发展，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新的旅游市场的开拓，吸引了更多的客人前来游览、朝圣和学术考察交流，这些都有利于宗教文化的传播、交流和发展，对宗教文物古迹也起着保护、修缮的作用。

发展旅游业，就要大力开发旅游资源，其中对宗教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是过去和今后的重要任务。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落实及有关文物保护法规的颁布执行，许多宗教文物古迹都得到了恢复和维修。如承德避暑山庄、敦煌莫高窟等都置于国家的保护之下；云南的筇竹寺、承德的外八庙、北京的潭柘寺等也修缮一新；有“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的泉州也被列为中国第一批二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泉州的许多宗教组织恢复了活动，宗教文化遗产得以整理、传播，文物古迹也得到保护和修缮，重现昔日的风采。由于党和人民政府有关政策的贯彻落实，许多濒临消失或年久失修的宗教文物古迹得以保护和修复，重新发挥了作用，而旅游业的发展，也迫切要求对宗教文物古迹进行保护和开发，经过恢复和修缮的宗教。文化遗产如寺庙宫观，使游客可以身临其境，欣赏各种宗教的文化艺术，增长各种宗教知识，使宗教这一人类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传播。而随着海外各种宗教旅游团的到来，为中外宗教界人士提供了许多加强联系互相交流的机会，对宗教文化的传播和学术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另外，随着信徒和游客的不断增多，许多人捐赠钱款，为宗教文物古迹的保护和维修提供了大量的资金。

当然，旅游业的发展对于宗教文化不只是起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一定的消极作用，由于旅游人数的增多，带来了一些人为的破坏和环境污染，如游客在宗教旅游区内乱涂乱刻乱扔东西，大声喧哗，破坏了宗教名胜古迹独有的宁静和超凡的气氛。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也会给宗教文物古迹造成一定的损害。如峨嵋山金顶，198l年旺季时游客蜂涌而上，一些年轻人竞劈床板，扯草垫来烤火；食堂的饭碗也被搞得一个不剩，三天之内，仅金顶一处就造成直接损失一万元。游客造成的火灾使峨嵋金顶被焚于一炬。再如驰名中外的佛教石窟敦煌壁画也由于人数的大量增多，游客的呼吸和汗水所起的化学作用而引起大量剥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由此可见旅游业的发展对于宗教文化遗产不只是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消极的一面，如何防止和消除这些不利的东西，是我们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问题，有的宗教名胜古迹已制定出相应的保护条例，如在宗教旅游区范围内禁止乱扔乱涂乱刻行为；禁止游客烧烤、野炊、砍伐树木；禁止燃放爆竹、烟花；禁止对各种宗教雕塑、壁画摄影；限制游客人数等等都起到了较好的效果。总之，不能“保”了旅游，而“丢”了宗教文化遗产。

旅游业的发展对于宗教文化的继承、传播、交流和研究都起到促进的作用。旅游活动是人们需求层次提高的一种表现，能满足人们求知的需要，通过旅游可以增长人们的宗教文化知识，陶冶性情、修心养性。到宗教名胜古迹的人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不仅有一般游客，更有朝圣者、宗教信徒和专家学者。因此旅游活动的发展也是人们传播了解、探讨和研究宗教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如古代的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播佛教，明代外国传教土利玛窦来华传播基督教。现代旅游更是一座沟通各种宗教文化交流、研究的桥梁。如来华的游客中，就有大量的宗教信徒、朝圣者和专家学者；有的更组成了宗教文化考察团，而国际上还有专事宗教旅游的旅行社。1991年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他们所到之处，就提出对宗教名胜考察和学术交流的要求；同时也带来了国际上最新的宗教文化信息。通过游览、考察和研讨等活动，促进了各国各地宗教文化的交流和研究。

再者，旅游活动的发展也使得一些宗教节日、仪式、用品、教规、音乐和饮食逐渐地传播开来为人们所熟知和接受。当然，旅游活动的发展对宗教文化也有一些冲击，如一些宗教独有的教规、仪式等慢馒地失去了神秘感和特性，有的甚至变成一种纯商业性的娱乐活动。

三、旅游业与宗教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相辅相成、共同发展我们知道，宗教名胜古迹的开发具有保护传插宗教文化和发展旅游业双重意义，对此应按照国务院颁布的《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认真执行，严格区分正当宗教活动与封建迷信、非法宗教活动的性质，不能让非法宗教活动在宗教名胜古迹区内得以进行。

文化关系范文篇8

在广大农村已摆脱贫困、解决温饱并逐步走向小康之际，如何进一步提升广大农民的生活品位，构建和谐社会，引领广大农民向现代农业文明迈进，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要发展农村的先进文化。在创建农村先进文化的进程中，应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

一、处理好发展农村经济与创建先进文化的关系

在农村，发展经济是人们的首要任务。只有经济发展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才能为文化的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但由于一些地方领导对文化功能认识的不足，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忽视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导致农村经济与社会事业发展失衡。如只治“穷”而不治“愚”，只扶“贫”而不扶“志”，由于缺少精神文化的滋润，农村群众的生活索然无味。再如，老百姓的文化消费观念陈旧，有了钱，首先想到的是盖几间房，而小孩买几本书大人就心疼不已。所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村人口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因此，首先要纠正那种认为只要把农村经济建设搞上去了，农村文化建设也就自然而然会得到加强的“自然论”；二要纠正那种认为要先搞农村经济建设，以后再腾出时间来抓农村文化建设的“先后论”；三要纠正那种以牺牲和破坏当地农村文化资源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代价论”；四要纠正那种认为农村文化建设难度大，吃力不讨好的“难搞论”。在新农村建设中，决不能对农村的文化建设掉以轻心，既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使广大农民尽快脱贫致富，又要用先进的思想武装群众的头脑，积极引导群众开展健康向上的文化娱乐活动。总之，发展和研究一个地方的经济不得不去研究一个地方的文化，不认真研究一个地方的文化，就不能很好地发展一个地方的经济。只有正确处理好发展农村经济与创建先进文化的辩证统一关系，切实摆正农村文化建设的位置，才能增强工作中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从而更好地推动经济和社会事业健康持续地发展。

二、处理好继承传统文化和弘扬先进文化的关系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我们现代文化的根，需要我们去继承、发扬和光大。现代文化是发展的文化，是创新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化，两者互为补充，构成完整的先进文化体系。但我们也看到，随着信息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与外来文化的不断渗透，各种文化思潮、思想观念互相撞击，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正在遭到侵蚀和消解，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观念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因此，在建设新农村先进文化的方向上，要努力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最佳结合点和着力点，建设一种既能推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共同发展，又能融合传统文化精华、体现时代精神和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农村文化；在提高文化质量和水平上，要力求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上下功夫，创建符合时代需求和广大农村群众需要的独具特色的先进文化模式；在对待传统与现代文化的态度上，必须具有开放的精神、开阔的胸怀和开明的态度，敢于摒弃那些不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文化。立足广大农村，结合新的形势，积极探索和创造出形式多样、为农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近年来，全市“先进文化进万家”暨“在海一方”广场系列文化活动就是新形势下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好形式之一，它通过各种丰富多彩、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使农民在劳作之余得到了精神享受，在潜移默化中形成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养成良好的行为规范。因此，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创新，赋予新农村文化建设新的内容和时代精神，才能不断增强先进文化的感召力和吸引力，把亿万农民群众紧紧凝聚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伟大旗帜下。

三、处理好农村文化载体和创建农村文化阵地的关系

阵地建设包括乡镇的文化站、活动广场、电影院以及村头巷尾的宣传橱窗、黑板报等。文化载体是承载和传播农村文化的物质工具，具有传播快、覆盖广、受益多的优势。任何一个文化阵地，都需要文化载体去传播文化，而文化载体也需要一个可以发挥文化功效的阵地。阵地建设好了，载体就能发挥出作用了。假如把阵地比作是花园，那载体便是花园里的花。没有花的花园是枯燥的，没有园地的花是不会持久的。在农村，各地都建有一些阵地，如文化站、电影院等。但在一些地方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以及少数地方领导不够重视等原因，使文化阵地建设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文化阵地名存实亡。有的因长期闲置而改作它用，甚至成为搞封建迷信的场所；有的被出租、承包；有的成为摆设。这些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二是文化阵地没有发挥作用，主要是有场地而无载体。有的没有电视机可供观看，没有报刊杂志可供阅览，有的广播喇叭经常不响，电影长期不放。这种文化阵地建设滞后状况与建设农村先进文化的要求是极不适应的。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建好农村文化阵地，添置和创办大量的文化载体，真正用先进文化去占领农村阵地，使农村文化阵地上到处盛开先进文化之花。具体地说，一是加大投入力度。各级政府要发挥政府财政的主导作用，加大对农村文化阵地的投入力度和政府支持力度。进一步拓宽农村文化阵地建设的投资渠道，逐步形成多层次、多体制的投资格局；鼓励社会力量办文化，把文化作为一种产业来办。二是加强阵地管理。要十分注重选择一批文化素质高、责任心强，有一定爱好的骨干分子担任阵地负责人，并因地制宜开展业务培训。然后通过他们去引导群众参与到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中，使先进文化深入人心。三是实施好“六大工程”。即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2131”工程、农民图书工程、农民健身工程和民间艺术发掘利用工程。四是充分体现特色。有历史文化传统的地区要体现自己的文化特色，如灌云花船、赣榆锣鼓、东海板画等。通过文化阵地的建立和活动的开展，把广大农村群众吸引到健康、文明的各类文化活动上来，从而有效地扼制农村封建迷信活动和聚众等不良风气的蔓延。总之，经济条件好的地区要重在提高文化阵地的档次，完善文化阵地的功能，加强对文化阵地的管理；经济落后的地区要因地制宜，少花钱多办事，尽可能消灭阵地空白点。实践证明，传播先进文化的场所多了，迷信的场所就少了；健康有益的活动多了，打架斗殴的现象就少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多了，村民之间的纠纷就少了；农民的科学文化知识多了，愚昧落后的陋习就少了。

文化关系范文篇9

医院思想政治工作同文化建设之间既有相同点也有差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医院思想政治工作同医院文化建设的相同点

第一，两者所研究的内容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医院思想政治工作考察的是医护工作人员的思想层面的行为，医院文化建设的职能不仅包括思想观念层面的内容，还需研究实践层面的内容并以实践性文化指导医院的整体管理。第二，两者在目标同方向上保持一致。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在于促进医护人员在自身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方面的能力以保证医院工作从整体上高效运转。而医院的文化建设目的不仅要为医院的各项工作而服务，还要用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要求来凝聚医护人员的向心力，从而创造出一个良好的医院形象。第三，两者在工作方法上有着内在的统一。即两者都是作用在人的思想和行为层面上的，是依据人的思想和行为和规律而确定，在此基础上形成共力提高医院工作的效率。

2.医院思想政治工作同医院文化建设的差异点

第一，两者采取的方式有所差别。医院的思想政治工作通常是以宣传教育为主，其核心价值观念是以医院建设为核心，目的是解决医院职工的现实思想问题，它考察的是职工的现实情况。而医院的文化建设则是依据文化调节手段来形成医院群体化文化观念，在此基础上改变医护人员的思想和行为，它考察的是医院的群体意识及规范。第二，两者的侧重点有所差别。医院的思想政治工作依托于党和国家，重视对党和国家路线、方针以及政策的学习和执行，它强调的重点在于政治性。而医院的文化建设则是侧重依托于医院自身，以医院自我内在的精神和理念影响着每一位医护人员，从而提高职工的职业素质，树立医院良好的形象并外化创造着社会效益。

3.医院思想政治工作同医院文化建设的内在关系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医院的思想政治工作同医院文化建设之间内在地包含着紧密联系。其中，医院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是医院自身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没有正确的思想政治作指引，医院自身的文化建设就是失去发展方向。而思想政治工作要持续深入地进行也要依靠着学习者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才能实现，这就要求医院的文化建设要不断提升才能从根本让激发医护人员的学习和工作热情，从而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正确、长久的持续下去。另一方面，医院自身文化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着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环境。医院文化建设内在包含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是思想政治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它们在内容和方面层面上开阔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渠道，创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

二、医院思想政治工作同医院文化建设在医院管理中的作用

1.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导向作用保证医院的健康发展

医院的思想政治工作要从教育方向出发，确保医护人员真正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医护人员只有切实地对当代国家医疗体制和人事体制有着明确的认识，才会在思想高度上能够从全局认识问题，正确地看待和处理自身利益诉求同国家利益发展之间的关系，保证医护人员能够以正确方向来践行自我的价值实现。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学习和发展不能仅仅以本本主义和经验主义来践行，而是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要求来践行。思想政治工作要现实地促使医护人员真正地懂得医院获得的经济效益是同医院自我发展密切联系的，而医院的经济效益获得来自与病患的求医量。这就表明，医院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单独地画条框而应同医院的现实工作有机结合，培养医护人员的竞争意识和自我学习和发展观念，不断提高医护人员的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真正地从内心建立起病人的利益高于一切。但是，在时刻考虑医患关系的同时还要关注和解决医院职工的实际问题与诉求，将职工的自身利益和发展作为医院发展的基础，这样才能真正地凝聚住人心，稳定队伍并增强医院的竞争力。

2.发挥医院文化建设的渗透作用以此提高医护人员的整体素质

医院的文化建设主旨在于确立医院精神，这种精神是医院在长期化的医疗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共同理念和理想，也是医护人员价值取向、道德品质和精神面貌的一种集中表现。这种文化精神的树立要依托于医院自身的文化环境来塑造，医院通过举办墙报比赛和文艺汇演、演讲报告、体育比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来潜移默化地形成医院强大的精神财富，同时也能够激发着医护人员的爱国、爱院和爱岗热情，体现着医护人员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从而创造着良好的医院文化氛围。和谐医院文化氛围的形成能够向全社会展现医院自身的特征，也是医院文化建设成果的综合展现。它所形成的强大内在力和外在吸引力不仅能够鼓舞全体医护人员团结一致、爱岗敬业和勇于奉献，还能够增强患病者对于医院的信任度，提升就医的信心。

文化关系范文篇10

当代小说和电影改编之间的历史关系几历浮沉，由中国当代小说改编的电影作品曾经创造了“第四代导演”、“第五代导演”的艺术辉煌。随着90年代以来小说世俗影响力的滑坡和中国电影商业性因素的增强，第五代导演的小说情结逐渐淡化，而第六代导演反求诸己的自传体情绪的表达又使得他们与当代小说保持了某种自觉疏离。另一方面，小说家和电影之间的世俗妥协与精神对立共生共长，文学性、商业性、电影性三者的关系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文化状态。学术平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家和电影的关系较之80年代有了很多微妙的变化。急于介入电影行业和试图抽身而出的小说家构成了电影改编领域新的时代景观。以往研究者多关注作家“触电”所引发的小说家和电影创作的联姻，实际上，导演对当代知名小说的疏离、小说家与电影的精神对立已经成为90年代后期以来重要的文化现象。分析这一文化现象，对于反思有着悠久文学传统的中国电影和当代小说、小说家存在怎样共生或抵牾的关系，透视当代小说家对待镜像文化立场的差异和变迁，觇见大众文化语境下中国文学和电影的双重困境和突围，将具有颇为重要的学术探讨价值。

一、小说改编与中国电影

作为艺术门类中与科技手段、商业利益关系最为密切的现代综合艺术，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纠缠在与其他艺术关系的辨析和梳理之中。对于非音乐片和纪录片的电影来说，其核心价值是否可以通过音乐、造型等因素得以体现？电影的最高境界是否存在哲学、宗教或者文学意义上的价值判断？这些问题在有声电影取代无声电影后日益受到人们的质疑。随着电影的剧情、台词等文学性因素要求的相应增强，电影对文学作品的改编和文学家对电影的介入被看作是提高电影艺术水平的必要手段，这一点在中国电影的发展史上尤为突出。可以说，凸显和廓清电影与戏剧、小说、文学剧本的联系构成了中国电影理论史的一条主线。后于文明戏而起步的中国早期电影经历了从无脚本到精心构思剧本的过程，所谓“影戏”、“镜头文学”的提法以及受苏联电影理论的影响而形成的文学第一性、电影第二性的观念深入人心，忠实原著一度成为评价电影改编的最高标准。在80年代有关电影独立性等问题的讨论中，虽然分歧较大，但重视电影剧本改编质量的文学性前提则为众人所认同。

在以影戏为核心美学范式的中国现代电影发展史上，介入到电影事业中并参与编写剧本的现代作家以鸳鸯蝴蝶派文人、新感觉派和左翼剧作家为主，故事性被看作是电影的第一要著，戏剧被看作是对电影意义最大的艺术形式，其与电影的形式美学差异被同化。导编合一的创作队伍又使得新文学的小说成就没能通过影像文化得到很好的阐发和扩展。新文学的小说创作与电影剧本写作处于相对疏离的文化状态，虽然夏衍先生在1938年就曾说过：与其说电影和戏剧相近，不如说是和小说相近，并身体力行地将《春蚕》等新文学名著搬上银幕，但小说创作对现代电影的显在影响不够充分，这一点与新中国成立后的电影改编形成明显反差。以革命历史、革命战争和农村题材为核心的十七年小说创作极大地促进了建国后电影事业的蓬勃发展。小说与电影的互动成为这一时期文化事业最为夺目的景观。《青春之歌》、《红旗谱》、《李双双》等十七年小说的电影改编虽然充满意识形态的传声意味，但电影语言的艺术实验不无历史价值。

新时期以来小说和电影的相生相荣有目共睹，中国电影的文学性传统和电影导演的文人气质使得新时期的电影艺术与西方电影相比获得了更为民族化的自觉展现。80年代的优秀小说如《人到中年》、《天云山传奇》、《如意》、《高山下的花环》、《人生》、《黑骏马》、《孩子王》、《芙蓉镇》、《美食家》、《浪漫的黑炮》（片名《黑炮事件》）、《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顽主》、《黑的雪》（片名《本命年》）、《老井》、《红高粱》、《红粉》、《妻妾成群》（片名《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等一系列作品均成为新时期以来广为关注的影片，所谓电影的“王朔年”、“刘恒年”之说凸显了小说和电影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密切关系。新时期优秀的小说原著赋予了电影起点较高的故事、主题、人物和意境，导演由此生发的影像创造就有了相对较为完整深刻的文学基础。一些曾经奠定中国现代文学辉煌的小说也重新受到电影艺术家的关注，借助新时期文化启蒙解放思潮和文学审美观念的重新确认，《阿Q正传》、《包氏父子》、《边城》、《春桃》等现代文学名著经过电影导演的影像再创作，重现了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

二、第五代导演：小说情结的生生灭灭

以谢晋为代表的第四代导演特别关注当代小说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和人道主义诉求。执导过《香魂女》、《本命年》、《黑骏马》的导演谢飞曾说：新时期以来，我的创作一直是随着整个社会的文化思潮起伏。在第五代电影导演中，曾经是诗人的陈凯歌被认为是中国最具有文学修养的导演。他的作品，如《孩子王》、《边走边唱》、《霸王别姬》等，文学底本的自身价值成为其电影改编成功的重要逻辑起点。成功将大量当代优秀小说改编成电影并多次获得国际大奖的张艺谋曾对当代小说有过很高的评价：“我们研究中国当代电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中国电影永远离不开文学这根拐杖。看中国电影繁荣与否，首先要看中国文学繁荣与否。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如果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作品都不会存在。……就我个人而言，我离不开小说。”[1]“中国有一个庞大的作家群，我喜欢的作家很多，像莫言、刘恒、苏童、王朔这几位我所合作过的作家，我都很喜欢。他们的作品作为我的电影的文学母体，在表现文学走向的同时也引导了电影的走向，所以你要看中国电影的发展或者我个人风格的演变，可以看作家们将来的变化。”[2]

但是90年代中期以来，陈凯歌、张艺谋的电影改编观念发生很大变化，中国当代小说逐渐退出了他们的创作视野，如果说电影《幸福时光》只保留了莫言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中一个“公共汽车壳子”而过多偏离了小说原有的内涵和气氛，《我的父亲母亲》还算有一个最初的文本，到了《英雄》、《十面埋伏》，张艺谋开始热衷于由自己创意而铺陈出的电影脚本，将他特别擅长的视觉处理演化到极端，甚至为了弥补他的电影故事性不足的缺陷，张艺谋决定聘请邹静之为其打点剧本，对当代小说曾经的信任和依赖一去不返。陈凯歌更是以《温柔的杀我》、《和你在一起》、《无极》等影片宣告对中国当代历史镜像叙事的终结。“第五代的创作问题不可能从迷恋过去、失掉与当代中国现状的联系这样一个简单的批判和总结中得到解决。不乐观的地方在于，它的解决需要第三世界民族电影的共同探索，更得期待中国当代文化的创造力的调整和再聚。对于一个与当代文学有着密切关联的第五代创作而言，文学的萎缩对它也并非没有影响，可以说他们对题材的选择仍旧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范畴内。”[3]280也许这种评判不再适用于新世纪第五代导演的电影走向。80年代有关电影文学性、电影与文学关系的问题曾引起较为广泛的争论，针对以文学尺度来衡量电影艺术的观念，邵牧君等人以西方电影艺术发展史为参照，力主电影与戏剧、小说等文学样式的疏离，淡化电影文学剧本对电影拍摄的掣肘之用，提倡更多体现导演思想意图的欧洲主流的“作者电影”，以免电影艺术沦为文学作品的注脚和附庸[4]。作为第五代三驾马车之一的导演田壮壮也许是个特例，他的作品《猎场扎撒》《盗马贼》《蓝风筝》《茶马古道》并不取材于当代知名小说。田壮壮试图从历史文化思潮的褶皱里寻找不依赖文学而独立存在的镜像记录功能，他一直在当代电影的喧嚣之外，也一直坚守了最初的电影理念。

在今天，电影的独立地位和独特魅力已毋庸置疑，但电影需不需要文学的讨论仍无法止步。尤其对于跨越当代多重文化思潮且活跃于电影创作的第五代导演，对文学的钟爱与依赖、摆脱文学束缚的焦虑和现实创造力的衰退使他们的电影观念较之第六代导演处于一个更为尴尬和暧昧的状态。三、第六代导演与当代小说的告别

在不同程度地经历精神阵痛之后，与80年代文化喧嚣中的明亮相比，9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化出现了多元共生也更为清浊难辨的时代气韵。当第五代导演正遭受辉煌与失落双重刺激并试图进行艺术转轨之时，一群90年代毕业于电影学院，后来被命名为第六代导演的年轻人开始了他们几乎完全不同于前辈的电影实验之旅。贾樟柯、娄烨、张元、王小帅、章明、管虎、陆川和他们的《小武》、《苏州河》、《北京杂种》、《东宫西宫》、《冬春的日子》、《十七岁单车》、《巫山云雨》、《头发乱了》、《寻枪》等关于残酷青春和都市漫游者的地下电影，在国际获奖和国内禁演的媒体报道中，悄然改写着国人的电影观念和西方影界经由第五代导演镜像所建构起来的对中国电影的想像和期待。80年代文学和电影所共同塑造的历史隐喻式的中国镜像场景：庭院、姬妾、黄土、霸王、土匪、红灯和红辣椒不见了，基于青春往事中的琐屑欲望和平静生命中的迷惘与寻找，成了他们挥之不去的情结。女杀人犯（《过年回家》）、精神病人（《悬崖》）、吸毒的演员（《昨天》）、人生游离的同性恋（《东宫西宫》）、非常态的行为艺术家（《极度寒冷》）、无限寂寞的小偷（《小武》）、同样执拗悲哀的少年《十七岁的单车》，构成了中国电影对现实和人性思考并呈现的全新谱系。这些以先锋姿态崛起于影坛的导演们试图超越电影艺术与文学样式和审美风格的同构历史，突破第四第五代导演的文学情结并由此建立的电影发展屏障，有一种急于表达自身情绪和电影理念的冲动，所以他们的处女作几乎都不依托现代或当代的有名小说，长篇小说不可能被纳入视野，连最适宜改编成电影剧本的中篇小说也极少考虑，一些由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也只是借助其中少许因素而进行了大量的重组和重释。和前代电影导演相比，第六代导演的作品更具有影像风格，情节简单、台词少、蒙太奇悬置、开放式的结尾和无限可能的人物命运，使他们的电影具有强烈的艺术实验气质。“独立制作的低成本艺术电影如英国丹尼·博伊尔《猜火车》、丹麦的‘道格玛电影小组’的《黑暗中的舞者》所创立的纯粹个人电影的新范式对当代好莱坞主流电影和欧洲传统的作者电影形成挑战，”[3]285也影响了中国新一代电影人的创作观念。随着DV机等手提摄像机和个人电脑工作平台及相关软件的发展，电影创作的个人化色彩会越来越显著，王家卫无电影脚本式的自由风格成为某种时尚，流行于各高校大学生电影节的DV作品是这一倾向的重要标志。

然而同处于一片社会文化天空之下的各类艺术，其精神指向总会有避之不及的契合，第六代导演回避了第五代对80年代启蒙与寻根文化思潮的共鸣，却与90年代文学中边缘生活写作的精神倾向达成不约而同的一致。由于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有明显的企业化性质，创作过程中很难真正排除掉商业的影响”[5]，加上中国导演还缺乏欧洲电影大师深厚的艺术修养和电影创造力，在现代都市类后现代景观的语境中，规避了民族寓言的模式的第六代“实际上就面临更多的落入模仿与类型、窠臼的危险，寓言上的深思熟虑与故事契合就是一个问题。”[3]285所以当自身经验资源被不断叙述、重构后，其形式的艰涩和内容的苍白就会造成致命的缺陷。贾樟柯在完成《故乡三部曲》之后的《世界》在威尼斯电影节被惊呼看不懂而铩羽归来。影片的“flash”拼贴并没有实现电影语言创新的预期构想。对纪录片情有独钟并不断实践的年青导演多不善于讲述流畅的电影故事，张元的《绿茶》、《我爱你》和娄烨的《紫蝴蝶》徘徊在艺术片、文艺片之间的含混之举，使其同时丧失了二者可能具有的电影吸引力。在第六代导演中，霍建起和姜文较多地承继了第五代导演的文学视界，注意从小说的语言架构中寻觅电影的改造起点，在生命经验和文化审美上呈现了较为宏大的叙事结构，也显示了所谓第六代导演构成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而由刘庆邦的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受到赞誉也说明新生代导演与当代小说的精神联系还无法终止。

四、小说家和电影之间的世俗妥协与精神对立

在西方电影发展史上也曾经历小说与电影孰优孰劣的争议，在早期剧情片时代，作家认为电影不能像小说那样“充分表现思维状况的活动”，因而艺术价值不大。但60年代以来，由于阿伦·雷乃、费里尼和安东尼奥尼等电影大师侧重于描绘人物内心世界的影片获得成功，用“有无隐喻”来衡量小说与电影的本质差异不再适宜。西方电影和小说的艺术发展史并不构成同步关系，尽管超现实主义的画家和诗人曾在电影中实践了他们的艺术理念，象杜拉斯这样的作家对电影改编的参与促进了电影语言的现代转型，《铁皮鼓》、《秘密》等作品能够在文学界和电影界获得双赢，但西方电影史上的经典电影和经典小说的关联并不显著，伟大小说改编的电影和伟大电影之间往往有很大的落差。而三流小说拍成一流电影的观念和事例在电影界则相当流行。从某种意义上说，通俗小说对西方类型片的意义也许更为重要。小说家面对电影的态度常常比较轻谩，托马斯·曼说：电影不是艺术，是生活。弗吉尼亚·沃尔夫甚至认为卓别林的影片象挤奶姑娘一样令人感到单调腻烦。20世纪的文学大师如海明威、德莱塞、福克纳、奥尼尔等人都曾受雇于好莱坞，但都声称电影对他们的吸引力是在经济方面，电影未曾影响他们的创作[4]。

中国小说家和电影的关系比较复杂。当代小说成就了中国当代电影，当代电影也提高了当代小说家的知名度，王朔、莫言、苏童、刘恒、刘震云、北村等小说家的备受大众关注均和其作品的电影改编和电影宣传有关。在这个所谓的读图时代，文字退居次席，图像僭越为文化主调。当代社会从“话语”的文化转向“形象”的文化“与中国当前的小康社会和消费文化的总体性密切相关，反映出眼睛从抽象的理性探索转向直接的感性快感的深刻变换。”[6]电影所带来的现实利益使得许多作家不仅投身于影视的导演、编剧和策划等工作，更热衷于“视觉化写作”，极力在小说创作中表现适宜影视改编的元素，不同程度地放弃了小说家面对纸笔的独立身份，有人称为“挂小说的羊头，卖剧本的狗肉”。尤其是80年代后作家与影视的亲密结合，实际上对小说创作不无隐患。在具体的电影改编（包括专门为某个导演写小说）实践中，电影的特殊要求和艺术之外的现实因素使得小说家很难在镜像艺术中实现小说的文学精神，再加上有些电影的改编效果并不理想，这些因素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小说家对电影的艺术期待，所以当代很多小说家，特别是有电影改编经历的知名作家，都明确表达自己的作家身份和电影之间的不妥协立场。曾经感叹“遇到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我很幸运”的莫言多次说到：写小说时自己是一个皇帝，而改编剧本时是一个奴才。他撰文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写小说就要坚持原则，决不向电影和电视剧靠拢，哪怕一百个人里面只有一两个人读得懂，也不要想着怎么可以更容易拍成电影。小说跟电影、电视剧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是各走各的路，然后偶然地在某一点上契合，生出一个作品。我的态度是，绝不向电影、电视靠拢，写小说不特意追求通俗性、故事性。”[7]

小说《手机》被冯小刚包装成贺岁片推出后，著名作家刘震云一时也成了娱乐圈的名人。他表示，由于电影《手机》，自己的小说主题实际上被误读了。他非常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对影视的介入，只是作品的介入，只是同意让我看得上的导演改编我的作品。到目前为止，我没给任何一个导演写过电影剧本，今后绝对也不会。我不会给电影打工，但我同意让电影给我打工。”[8]苏童对小说与电影关系的批评更为无情：“张艺谋对我而言只是一个匆匆过客，我俩就像做生意的一样，相互之间只有买卖关系，一手交本子，一手交钱，别无其他。”尽管我不反对联姻，也不认为影视侵犯了文学，但从大量实例看来，作家和影视导演合作很少有好结果，不少甚至弄到了鸡飞蛋打的地步。双方不是水乳交融，而是水火不相容[9]。对于炒的很热的冯小刚电影《天下无贼》，原作者赵本夫认为这部小说“很平常、在心中地位不高”，还拒绝担任这部影片的编剧。在当代小说家中，王安忆对镜像艺术的警惕性最强。她认为：“电影是非常糟糕的东西，电影给我们造成了最浅薄的印象，很多名著被拍成了电影，使我们对这些名著的印象被电影留下来的印象所替代，而电影告诉我们的通常是一个最通俗、最平庸的故事。”[10]所以她宁肯改编话剧《金锁记》，也不重视《长恨歌》的电影拍摄。她的小说充满必须由文字才能传达的细节，“叙事中夹杂进大量的抽象性议论，拖延故事节奏，故意制造阅读障碍，明显地表现出抵抗小说影像化的趋势。”[11]当然坚守小说立场和向大众妥协的功过很难进行简单二元判定，护卫文学纯洁的精英文化立场往往和作家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作品的文坛认同有关。不过小说家清醒的写作立场仍是真正有价值的小说和电影的重要前提，毕竟对中国社会的思考和描述是需要小说形式和电影语言共同来承担的，其间的共鸣和冲突自然不可避免。

在半个多世纪的分分合合中，当代中国小说和电影越来越凸显其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随着游戏、漫画作品对电影改编的介入，小说的电影优先改编权日益受到挑战，这其实也是中国电影拓展艺术视界的必经之途。虽然文学作品的兴衰不再必然地决定电影的浮沉，但是当中国导演的个人性构思不足时，当精美的画面不足以支撑导演和观众对电影的期待时，一个民族或时代的小说家应该能够为导演的探寻目光提供丰饶的文学景观。

【参考文献】

[1]陈墨.新时期中国电影与文学[J].当代电影，1995（2）：45.

[2]张艺谋.谈艺录[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389.

[3]张玞.风格主义：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的突围表演[A]王海洲.中国电影：观念与轨迹[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

[4]邵牧君.电影、文学和电影文学[A].电影的文学性讨论文选[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216.

[5]尹鸿.世纪转型：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时代[J].电影艺术，1997（1）：26.

[6]周宪.读图，身体，意识形态[A].汪民安.身体的文化政治学[C].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138.

[7]莫言.小说创作与影视表现[J].文史哲，2004（2）：121.

[8]于国鹏（独家专访）.刘震云：我不会给电影打工[J].大众日报，2004—03—16.

[9]中华网20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