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学范文10篇

文化传播学范文篇1

关键词:交往思想;中国跨文化传播学;交往话语权;范畴构建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跨文化传播基于一系列与文化相关的范畴(如“文化”“文化与认知”“文化与传播”等)，构建了“一维时间观”“多维时间观”“高语境”“低语境”“跨文化适应”“跨文化冲突”等新范畴，奠定了该学科的发展基础。20世纪70年代后期，跨文化传播经历了对自我的反思，重新定义了“跨文化传播学”范畴，引入“道德伦理”范畴，旨在解决该学科的身份认定问题。随着跨文化传播学从民族志研究方法向民族主义中心传统和公平问题的转换，该学科又出现了诸如“他者”“濡化”“涵化”“公平”“平等”“认同管理”以及“本土文化”等范畴(罗雯，2006:141;张美伦，2012:163;戴晓东，2012:A06;安然，2013:55)。这些范畴试图解决跨文化传播实践中文化帝国主义与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支配与公平问题，探索民族国家如何促进跨文化间非垄断化市场和多元化新闻传播空间的原则，从而使新闻传媒成为文化传播的论坛(罗雯，2006:142)。从全球的视角来看，跨文化传播学长期以来一直坚持“欧美中心”的理论和方法。目前，国外学者提出了“非洲视野”和“亚洲视野”来挑战“欧洲中心”。中国近年来的迅速崛起以及围绕“中国模式”展开的争议为中国学者参与这一挑战提供了历史机遇(施安斌，2011:41)。其中，中国学者对中国跨文化传播的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学界论述了“他信力”“在场”“交流力”等范畴(单波，2011:105;李建军，2013:84)，强调了跨文化传播的交往性以及对话关系中他者对促进跨文化传播的作用。这些研究将交往思想纳入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抓住了跨文化传播的本质，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这也符合当前中国跨文化传播的实际需求。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导下，国家对软实力建设的重视和投入不断强化，中国对外文化传播与交流呈现出新的内容和形式，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为跨文化传播学的发展创造了最佳契机。跨文化传播研究成为中国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李永杰，2014:A02)。与此同时，中国对外文化传播也存在一些问题，在传播内容上较多关注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较少注重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的融合;在传播方式上，多强调文化输出和单向宣传，其强烈的传播者主体性难免造成传播对象的抵触心理，甚至是疑虑和紧张感(李建军，2013:81)。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学者急需做进一步的理论思考，尤其是如何实现从“作为材料的中国”到“作为方法论的中国”再到“作为主体间性的中国”的转化(阿拉达日吐，2016)。本研究将立足于交往思想，指出问题的根本在于能否正确处理跨文化传播实践中传播者及传播对象的关系，并从传播者与传播对象双主体出发，通过构建“交往话语权”范畴进一步丰富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探讨，也借此阐述如何解决中国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1交往思想与跨文化传播的契合性

1．1交往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纵观交往研究的历史，我们发现，关于交往的讨论不是西方独有的，也不是近现代的专利。古今中外思想家们对交往的论述充分反映了交往是人类的一种存在模式。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交往的探索集中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天人合一”的自然发展说。其中，儒家提倡的“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就是通过交往有序化制度，即礼制来规约人与人交往的行为规范，其中以礼治国的理念强调，如果每个人都具备了完美的社会理性，并依照交往规则行事，那么社会一定是和谐有序的。儒家交往思想从人的本体角度关注了实现人与人和谐交往的道德标准，倡导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以及礼仪制度，对后代中国人的交往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丁大同，1997:56)。与中国古代交往思想相比较，西方关于交往的研究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将交往上升为概念和范畴，从本体论角度分析交往主客体的变化及其活动机制。这些研究成果大致分布在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伦理学等领域。在哲学史上，从洛克的认识论到休谟的情感论，从霍尔马赫的功利主义交往观到康德的辩证对立统一交往原则，从费尔巴哈的感性回归到马克思的交往社会实践性本质，这些论述无不展现了早期西方哲学家对交往思想立体和深入的探索。现代交往思想则以同处于后工业化时代的雅思贝尔斯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为代表，二者都超越了交往的客观性和物质性，用主体间观念代替主客体观念，从精神、思想层面探索交往的意义。同样对现代交往思想做出贡献的是巴赫金，他的交往对话理论对个体独立性和个体间交往对话关系的论述充分体现了“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往”的思想(巴赫金，1998:340)。1．2现代交往思想的核心内涵。现代交往思想产生于人对自身的深切关怀，反映了人的主体性及主体间性的交往特点和交往的本质。首先，由于交往是人的存在方式，它成为人的社会本性的体现，又确证和实现着人的本质。交往思想以人的主体性为出发点，以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为最终目标，对主体性的尊重体现了人对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诉求，是对人的自由、解放和理性精神的张扬。正是出于对人的主体性的重视，哈贝马斯(1989:35)力图建构交往理性，以对抗旧的工具理性对人的主体意志的压迫。与此同时，他赋予话语新的交往意义，认为话语作为交往的语言符号工具，具有协调人类交往和相互理解、达成行为一致和共识的功能，是一种交往资源。他进而主张，为了促进人的交往，解放人的主体性，人的交往应该在话语方式上实现从控制式和劝导式话语向对话式话语的转变，在话语内容上贴近人的生活世界，在话语之中融入人的情感。哈贝马斯作为一名从事社会批判理论的学者，他的交往行为理论立足于现实社会，从宏观社会学视角探索人的生活世界，指出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制度与生活世界的严重脱节，技术、科学以及金钱、权力等中性媒介侵入和强占了人作为主体的生活世界，抵消了生活世界对于社会整合应起的作用(傅永军，2003:9)。交往思想同时也强调主体间性的意义。主体间性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反映了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环境、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往关系。如果说主体性是人相对于自然和社会对人自身的理性思考，主体间性则突破了传统主客二分的交往模式，实现了从主客模式向主主模式的转化，为探索我与他者、我与环境的交往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石。巴赫金在论述交往对话语言观时指出，形式主义语言学的缺陷在于隔绝了语言与人的关系，隔绝了说话人与受话人两个主体之间的联系，因而只是主体－客体的、静态的、非交往动态的关系，而他的语言哲学观则“超越了形式与内容这个僵死的二分法”，运用文化阐释模式，将文化看作是由多重话语构成的、拥有各种独立主体即“自我”和“他者”的东西，“从而开拓了一条融符号意识、话语理论和交往精神为一体的语言哲学道路”(托多罗夫，2001:173)。1．3交往思想与跨文化传播的契合性。跨文化传播是人类悠久的历史中长期存在的交往方式，这是由文化的交往性所决定的。交往是文化的核心，文化的独特发展规律只有通过交往互动才能被感知，由此决定了文化传播的交往性(霍尔，1991:206)。同时，人作为传播关系的总和，其地位是第一位的，人的交往本质自然也成为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单波，2011:108)。跨文化传播是来自不同文化的社会群体间的传播，由此决定了人在其中的重要地位。因此，跨文化传播研究必须以文化与人的交往为基础，体现交往的本质。交往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的重要活动，交往促进了文明的流通，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借鉴与吸收，在漫长的人类交往活动中形成了许许多多的交往智慧，这些智慧应当成为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的重要思想资源。因此，交往思想既体现了人的本质特征，也反映了文化传播的本质，二者的契合性决定了交往思想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理意义。与此同时，中国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实践成果也证明了交往思想与跨文化传播的契合性。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本质上就是交往，这种交往既是国际的又是区域的，既是双边的又是多边的，既是陆上的又是海上的，既是跨国的又是跨洲的，是跨文明跨文化的交往。“一带一路”倡议正是遵循着交往思想，在共建共享中不断加深经贸、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安全和生态建设、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各领域的广泛交往和合作，合作共赢理念已经转化为行动，愿景正在转变为现实。这种美好的未来需要建立在交往互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不仅是中国的项目和工程在沿线国家落地生根，沿线国家人民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实际收益。上海洋山港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正在实现“东方大港”的百年梦想，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作为地中海地区重要的集装箱中转港、海陆联运桥头堡、国际物流分拨中心，也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重新焕发活力，成为希腊和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内通力合作的结晶(新华网，2108)。作为全球发展合作的交往新平台，“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促进了中国走向世界、重构对外开放，而且在交往中与世界各国分享了中国的发展机遇，让各方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

2构建“交往话语权”范畴的必要性

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是后现代哲学的重要命题。后现代哲学对话语的认识超越了结构主义的语言观，从而产生了对话语与权力的全新阐释，该诠释可以帮助我们探究中国跨文化传播中传播对象出现的疑虑和紧张感。洛克夫(2002:2)指出:“20世纪末的权力与地位之争是对话语权力的争夺，语言控制权实际上是一切权力的核心基础。”在跨文化传播领域，由于传播双方历史、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等的差异，话语权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由此导致的“单向度”灌输往往很难跨越，传播效果自然差强人意，而过于强调单向灌输和意识形态宣传就会导致话语霸权问题。所谓“话语霸权”指的是“语言的专制、暴政、封闭和保守，它只承认某一类话语而否认其他话语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黄甫全，2003)。文化传播中的话语霸权表现为传播者以我为主、一厢情愿地向传播对象灌输某种信息，缺乏与传播对象的对话，忽视传播对象的主体地位。此时，文化传播者的话语是一种缺失对话性的强权话语，只关注自我的存在，忽视他者。而作为他者的传播对象是具有独立意识的主体，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一种存在物，一个种的全部特征，种的类特征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征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马克思，1995:46)。跨文化传播中如果过于强调单向灌输就会因剥夺了传播对象的话语权而使其产生疑虑和紧张感。因此，跨文化传播实践要避免出现话语霸权，这意味着跨文化传播不仅仅是由此及彼的对象性的活动，也是由彼及此的交往性的活动，不仅仅是传播者的主体活动，也是传播对象的主体活动，是处于交往中的人主动与被动不断转化和互动的主体间性活动。如果传播者总是意图控制话语权，则可能最终导致丧失实施话语权的可能性，这种教训在跨文化传播的实践中已经有所表现。国际恐怖主义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导向的旧的跨文化传播理念导致的后果，而中国孔子学院的官方色彩已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一些国家对中国文化传播的谨慎反应。这是因为“从话语权争夺的角度看，中国还存在着对外宣传面太宽目标不清晰等问题，导致‘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出现”(李建军，2013:82)。因此，在今天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语境下，构建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的“交往话语权”范畴不仅能够更好地传播中国的声音，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对外文化传播所面临的“中国威胁论”“文化折扣”的国际社会大环境下，加之中国对外语言文化传播实践中存在的单向度传播问题，探讨“交往话语权”范畴将有助于传播一个“本真”的中国形象，消除跨文化传播中“文化误读”和“他者心态”。

3实现“交往话语权”范畴的路径

“路径”既指到达目的地的必经之路，也比喻门道(李行健，2004)。“交往话语权”范畴的实现路径指交往思想指导下的跨文化传播者和传播对象的交往话语权的实践，是抽象逻辑指向与具体实践过程的统一。本研究依据交往思想，立足中国跨文化传播实践，构建交往话语权，主张作为文化传播活动的实践主体，传播对象自然享有其话语权，这就要求原本拥有霸权话语的传播者通过分权来实现传播对象的话语权，使话语权面向他者，扩大他者的参与权。同时，“交往话语权”范畴在赋予传播对象话语权的同时也坚持传播者话语权。对跨文化传播者而言，交往话语权要求传播者拥有作为独立意识的个体的话语权。传播者话语权要求传播者主体在行使话语权时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信，从而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而不是消极、被动地照搬照抄传播内容，将自己置身于客体位置，导致个体话语权的丧失，从而失去反思、批判、创新的权力，削弱了自己的话语权。3．1传播对象话语权。针对跨文化传播实践存在的传播者话语霸权问题，交往话语权赋予传播对象以话语权。跨文化传播就其内容而言必定包含意识形态的部分，因为意识形态是社会总体结构的一部分，好比一种社会“水泥”，使单个人通过对某种意识形态的接受获得了自觉的团体意识，从而融入集体，因而具有灌输思想和左右人们行为倾向的能力(辛斌，2005:9)。然而，跨文化传播也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它为跨文化传播实践中传播对象的话语权预留了存在的空间。事实上，如果把跨文化传播看作是一个场域，那么传播各方毫无疑问都会争夺传播的主体地位，而传播活动的达成是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是自我与他者的交往互动，需要他者的智慧。他者被赋予主体地位，另一个主体的登场使独唱成为二重唱。传播对象的话语权就是对他者的认同，是对他者主体地位的认同。“中文西传”正反两方面的实例就充分说明了他者在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寒山诗在西方社会，尤其在美国经久不衰的文学经典地位和社会影响说明，文学作品的成功译介必须符合译介主体、内容、途径以及受众等传播要素的不同要求，而这些要素无不体现了与他者的密切关联。杨宪益的《红楼梦》英译本在中国学界受到极高的评价，在英语世界却受到冷落。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充分考虑目标语读者对译本的接受程度，没有与他们所习惯的思维范式、话语体系、表述方式相适应。主体和客体这两个哲学范畴的出现是基于人的视角，当我们从人的对象活动中去观察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时，就产生了主体和客体的区分。用这个标准来考察跨文化传播中传播者与传播对象，毫无疑问，传播者是主体，因为他们是跨文化传播中有目的、有意识地从事跨文化传播实践活动的人。而传播对象是客体，因为他们是这一实践活动的对象。但是，跨文化传播自身的规律告诉我们，这里的客体又具有特殊性，即他们在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康斯特指出，跨文化交际本质上是人与“陌生文化”的关系问题，其产生的焦虑与不确定性决定了文化传播的成效，而该成效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体的主体化过程，也就是将传播内容从单纯的外部刺激经过自身主动的建构而转化为自身稳定的心理结构的过程(Gudykunst，2002)。“认识的建立或者更广泛地说，认识论诸种关系的建立，包括的不是外界事物的一个简单摹本，也不是内部预先形成的主体结构的开展，而是在主体世界和客体之间相互作用而不断形成的一整套结构。”(皮亚杰，1981:15)在跨文化传播中，传播的效果取决于传播对象主体与传播内容客体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整套结构，而结构是在建构中形成的，它通过同化来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即通过将环境因素纳入机体已有的图式或结构中丰富和加强主体的结构体系，并在主体的认同中得到强化和巩固，以此促进更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强调“五不”原则。该原则就是对中国跨文化交往中他者话语权的现实关照。其中，“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预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体现了中国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对他者的尊重，传递了中国不盛气凌人、不发号施令的态度，增强了他者在相互交往中的舒适度;“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则体现了不高高在上、对他者的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新外交理念。3．2传播者话语权。“交往话语权”范畴在赋予传播对象话语权的同时也坚持传播者话语权。跨文化传播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传播，一方面，不同文化间的同质性为实现交往话语权提供了可能性，而另一方面，文化间的异质性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抵触和误解，这就对跨文化传播提出了交往对话的诉求以达成理解和包容，是旧的话语霸权的消解、新的交往话语权生成之所在。但是，对他者的尊重不等于放弃自我的话语权，尤其是在当下跨文化交往中仍存在“西强东弱”的现实，传播者话语权预示着传播者的文化自信，是传播者的文化话语权。文化自信是指“文化主体对身处其中作为客体的文化，通过对象性的文化认知、反思、批判、比较及认同等系列过程，形成对自身文化价值和文化生命力的确信和肯定的稳定性心理特征。文化自信是增强中华民族化软实力的源泉与动力，是应对世界异质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心理支撑，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刘林涛，2016:21)。传播者话语权所折射出的文化自信不仅体现了一个国家、民族和政党自身文化的正确理解和认同，以及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和发展前途的信心，同时也表明其在跨文化传播与交流中对待不同文化具有兼容并蓄的包容态度，是对传播对象话语权的尊重和保护。由此可见，交往话语权在赋予传播对象话语权的同时也对跨文化传播者的话语权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是两者的辩证统一。同时，传播者话语权也强调传播者主体的个体话语权，即传播者实践的每一个环节都充分发挥其主体的作用。作为跨文化传播活动的设计者和载体，他们必须明确传播目标，理解、接受传播内容，了解传播对象，在正确传播理念的指导下，制定恰当的传播方式与策略，转变传播体制，设计传播环节，并在此基础上确保对传播活动的有效组织，包括增强对外传播的时效性，提升对外传播的公信力，加强公众外交，主动设置中国议题，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及时、合理地针对传播实践活动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自觉进行跨文化传播，打好“中国牌”。为了确保实现传播者的主体性，传播者必须充分认识并有效行使其参与权，即话语权，认识到自己不只是跨文化传播实践的实施者，更是参与者和构建者。其次，传播者的个体话语权还指体现传播者独特个性魅力的个人话语权。传播者在传递传播内容的同时还必须有说自己的话语的意识和能力。这不仅要求传播者要有发自内心的、对传播内容的深刻的情感认同以及对传播对象的真挚的情感投入，还要求他们能够把自己的社会经验、精神世界、对生活的体会和感悟贯穿到话语实践的过程中，并通过积极参与使自己成为传播内容的“诠释者”而不仅仅是“传声筒”，从而形成有个性的、自我独立的话语。

4结语

文化传播学范文篇2

关键词：乡村文化传播；传播学教学；模式

随着传媒相关专业在地方高等院校逐步确立，传媒人才的培养规模不断扩大。生源人数增长也给毕业生就业带来了一定压力，从传媒人才的就业行情来看，部分传统主流媒体出现供大于求的过热状况，而新兴媒介和基层媒介还存在较大的人才缺口。无论是从媒介系统还是从受众主体的角度，受众研究关注的问题都是媒介与人的行为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1]。虽然，高等教育不同于一般职业教育，不需要在短期内定向面对就业市场，但是，不可回避的是，高等教育对人才培养定位的确立是要以人才的社会服务走向为参考的。所以，依托媒介系统理论，可以在乡村文化传播生态系统重建中，赋能传播学教育，使人才培养顺应社会需求。

一、定位：对接乡村服务，顺应行业需求

从2000年以来，新闻、传播相关本科专业相继扩招，而近60%的办学力量来自地方院校，此类地方院校的性质有医学、师范、农业、语言、财经、理工类等等，新闻传媒专业在这类院校尚属新办专业，关于人才培养的宗旨尚未明晰[1]。开宗方才能够明义，而传媒专业在地方院校的人才培养还面临着较多问题，诸如院系归属问题、因人设课、借鉴传统培养方式、混同原有相关专业模式等等方面，都表明对传媒人才办学特色的探索实践在地方院校中意义非同一般。如果只用趋同的模式实现人才培养规模的扩大，同类培养的结果只能造成学科发展和人才就业的恶性竞争，因此，特色办学的模式探索实践无疑是传媒学科长久发展的基础。在传媒人才扩招的初期发展阶段，地方院校的办学思路主要是依托自身原有资源，先从储备本校的师资力量开始，在课程体系确定过程中实现专业设置的构建，在此期间人才培养的方向大体呈现该校原有资源与传媒专业结合的特点。比如理工科院校将信息科学背景植入、外语院校将语言资源加入等，当然，这也是突出人才培养目标的方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高等院校培养人才的周期性过程逐步体现出这种简单做加法的方法并不一定能够适应社会，当毕业生走向社会就业时，仍然与其他院校一样充斥在就业集中热点地区，证明特色办学之路仍要探索。从传媒行业当前的发展态势来看：新媒体层出不穷、传统媒介延伸、多媒介重组的特征越来越明显[2]；传播对经济、生活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得到社会和民众的认可，基层政府和私人传媒公司对专业性的传媒人才需求量也逐步增加。在“十一五”以来，地方农业院校的传媒人才培养应该将目标的确立建立在社会需求和媒介变化的基础上，将适应多元化社会需求的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级复合型人才作为传媒人才培养目标。对吉林农业大学传播学专业2004级本科生毕业情况进行了数据统计，在接受调查的44人中，在大众媒体工作有32人，占55%；考取硕士研究生有4人，占7%；与传播学专业不相关的单位有6人，占11%；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有2人，占3%。从事媒体相关工作的人员中处于一、二级主流传媒媒体的寥寥无几，大多集中在三、四级层次的基层媒体，有效地填补了地方基层媒体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对2005级的毕业生统计中，除体现与上届趋同特征外，更突出体现在有9人（共50人）选择网络媒介和影视传媒、广告公司等就业去向，这其中3人这也体现出人才培养目标逐步适应社会需求的调整。从学生的主观来看，他们大多将就业意向集中在中等以上的主流媒体，而在竞争中并没有专业传媒院校和211类综合院校具有优势，因此，在学校教师指导和人才培养中进行适应性疏导，逐步确立了合理的发展规划，在服务社会中也体现出这样的特色探索的实效性。

二、配置：优化课程体系，体现竞争优势

通过对各校四年制传媒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的比对和分析，发现其中存在一定问题。多数学校的课程设置都将总学分控制在150～170学分之间，其中必修课占60学分左右，涉及学校规定必选课和专业基础课，一般在低年级开设；专业属性课在50分左右，涉及关于专业方向属性的课程；其他学分通过选修课程和其他实习环节实现；总的看来似乎基础、必修、选修的课程分配比例较为均衡，但是从必修课和选修的素质平台课程看，各校的课程开设的共同性很强，多集中在新闻实务类、音频技术类、电视策划制作类、史论性领域，也就是说各校主干方向的课程设置没有突出体现出各院校的特色来。更直白地说，相当于各校的学生上的大学不同，所学内容相差无几，这就不难理解就业竞争无优势可言的实际状况了。地方院校传媒专业特色办学的具体实施方式应该从课程体系优化开始，从课程设置上应该在必修课和自选课的方向上给予学生充分的选择空间，在各校办学资源可以保证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设置体现人才培养目标的课程。比如吉林农业大学依托多年资深的办学经验，在传媒专业的必修课中开设《科技新闻写作》《农业纪录片专题片创作》等课程，在选修课和素质平台课中开设《农业概论》等涉农课程，在媒体方向模块课程中适应新媒体要求，开设新媒体相关课程。面对从事媒体传播的研究、开发与应用，广播电视编导、农业信息编辑、制作、传播等方面的职业规划，课程设置在人才培养实践中体现出特色办学的宗旨。各个地方院校应该从学生就业行情、传媒领域需求角度出发，深入挖掘自身办学的能力，确定课程体系设置，在必修课中实现对学生基础知识和技能教学，在其他类型课程中要尽可能设置体现自身特色的课程。

三、深耕：依托实践平台，服务乡村振兴

在我国高等教育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地方院校的影响力也在提升，从比重上看，地方院校办学比例已经达到全国高等院校的90%左右，因此地方院校的办学水平极大程度影响了我国教育的发展。地方院校根植于祖国的各大地区，可以说是在地缘文化的耳濡目染中成长起来的，服务乡村经济文化发展应该是地方院校的职责和义务，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也是寻求特色办学之路的诉诸点。高等教育为国家输送人才，服务于社会需求，这是各高校价值的体现。地方院校传媒专业的发展基础要以服务地方经济为前提，让地方生源回归地方建设，既解决了学生就业，公众的是也满足了地方建设对人才的需求。对于高校人才培养就要搭建多元化的实践平台，努力为学生在校期间开辟实践训练的场所和机会，在大学期间实现学生的职业适应性的过渡。农业院校的实践平台确立要体现多元化特征，一方面要满足学生的多媒体学习和就业实践需求，另一方面，也要体现各地方院校的实际状况对教育的要求。

四、结语

地方农业院校培养的传媒人才在服务地方经济，服务新农村的过程中，逐步成为涉农经济、涉农传播、提升地方传媒环境建设的骨干，也为地方院校可持续办学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乡村文化传播本身就具有带动城乡融合、文化融合、媒介融合的催生作用，因此，依托乡村文化传播服务，有助于传播学专业学生在知识学习维度、能力锻造维度、素养提升维度、情感目标提升方面，有效实现社会服务中完成专业修身教育。

参考文献：

[1]【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M].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1:282-286.

[2]胡毓智．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思路的新追求[J].理论观察,2005(6):51-53.

文化传播学范文篇3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效果；传播体系

安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体系，讲好安徽故事、树立安徽形象，在推动安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展示其独特魅力，是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传播学原理认为，传播效果问题是与传播实践结合最密切的一条主线，传播实践活动都以能取得最优传播效果为目的，构建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体系，达到良好传播效果，需要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等方面多维度协同推进。

一、注重培养传播主体：聚焦专业权威、提升媒介素养

传播学原理认为，在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和条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传播主体，因为传播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传播内容的取舍选择，是“发起传播行为的人”［1］，因而，考察作为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主体的个人或者媒体，对于构建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体系、提升传播效果，尤为重要。新媒体时代，提升构建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体系，需要从专业权威和媒介素养两方面对传播主体提出更高要求。聚焦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主体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增强可信性。从传播效果的角度而言，同一传播内容，如果出于不同的传播主体，人们对它的接受程度或认可程度可能存在差异，这是因为，人们在接受传播信息之前，会对传播主体做一番考量。一般来说，传播主体本身的可信度越高，传播效果就越大，反之，传播主体本身的可信度越低，传播效果就越小。所以，对于传播主体而言，争取受众的信任是提升传播效果的重要前提。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把握：第一，提升传播主体的信誉，比如作为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主体的个人，他的品德修养如何，是否公正、客观，直接影响传播者的信誉，进而影响安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效果。当传播者通过讲座或者其他媒体形式，传播安徽优秀传统文化时，作为听众或观众，人们就会考量具体传播者的信誉度，进而衡量他所传播内容的可信性。那些具有高信誉度的传播者，比如德高望重的高等学校教师，身体力行的安徽优秀传统文化的践行者，当他们作为传播主体时，因其本身的可信性，其所传播的信息内容必然也会得到人们的接受和认可；第二，提升传播主体的专业性和权威性，这里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是指具体的传播人对安徽优秀传统文化是否具有发言权和发言资格。安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需要注重从专业权威的角度遴选和培养传播主体，可以借用高校的师资，尤其是对安徽优秀传统文化有精深造诣的师资，作为传播主体，通过媒体打造品牌栏目，传播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主体的媒体，需要进一步提升其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是传播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传统的媒介素养研究主要是从受众的角度或者国民素质的角度来讨论的，比如英国学者大卫·布金汉姆将媒介素养定义为社会成员“使用和解读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巧和能力。”［2］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媒体的媒介素养的重要性也进一步凸显，即作为传播系统中信息的主要“生产者”“把关人”，媒体必须进一步强化传播信息、制造信息的素养。从受众的角度看，新媒体时代的受众对媒体的媒介素养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媒体及从业者需要不断提升自己，才能适应受众对其提出的新要求。

二、深入挖掘传播内容：凝练文化内涵、彰显价值追求

所谓传播内容，通俗地讲，就是传播主体说了什么，发出了哪些讯息。传播内容对传播效果有着复杂而微妙的影响，对传播内容进行分析是传播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构建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体系，需要我们把内容建设放在首位，构建富有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的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内容。凝练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内涵。目前来看，学术界对安徽优秀传统文化的讨论，更多的集中于安徽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认为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一般地具有多元融合、以人为本、经世致用等特点，而对于何谓安徽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如何理解安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用力不多。我们认为，“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通行的称呼，需要明确其概念，清晰其内涵，这是从学术角度研究安徽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看，探讨安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对于构建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体系、弘扬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也具有必要性，因为我们不可能在概念不清、内涵不明的情况下，奢谈去传承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安徽优秀传统文化是安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属于安徽传统文化的范畴，安徽传统文化既涵盖了农业、手工业、商业、科技、建筑、医学等方面的器物文化，也包括了诸如哲学、史学、文学、音乐、戏剧、绘画、伦理、道德、教育等方面的精神文化，因之，安徽优秀传统文化在内容上也涵盖上述诸多方面，而且是其中的优秀成分。因此，所谓的安徽优秀传统文化，就是生活在安徽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具有鲜明安徽地域特色、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至今仍然具有重要价值的器物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这是从概念的角度对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作出的界定。从文化内涵的角度看，所谓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是指隐藏在诸如文物、古籍、戏曲、非遗等器物文化和精神文化背后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如安徽优秀传统文化表现出来的兼容并包的会通精神、超越前人的创新精神、追求信义和道义的徽商精神，等等。构建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体系，需要把这些丰富的文化内涵放在传播内容建设中，着重地提炼出来，尤其要找到传统文化内涵的现代转换，找到安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与现代人价值追求的契合点，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追求。安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源于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丰富的文化内涵需要立足现实、与时俱进，实现现代转换，最大可能地获得受众认可。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中兼容并包的会通精神，彰显着新时代安徽人改革创新、锐意进取的价值追求，追求信义和道义的徽商精神彰显着新时代安徽人诚信守法、互利互惠的营商道德，所有这些都是对安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彰显价值追求、构建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体系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两点：一方面，从文化血缘的角度看，安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因此，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理应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质言之，彰显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需要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相连。以徽商精神为例，徽州商人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思想与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爱国”高度契合。徽商是一支儒商，儒家学说中的家国观念在徽州商人的脑海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明朝的抗倭斗争中，徽商也参与其中，或捐助物资，或投身战斗，是徽商爱国思想的具体表现。如休宁商人程天宠，“当倭寇肆虐之际，他毅然从戎……身先士卒，指挥若定，手刃剧贼，捍卫乡土。”［3］另一方面，彰显安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还可以将其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高度契合。仍以徽商精神为例，叱咤明清商界三百多年的徽州商人经营活动，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尤以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更应得到今人的珍视，是新时代安徽弘扬改革创新精神的丰富滋养。他们那种百折不挠、勇于进取的“徽骆驼”精神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高度契合，彰显着安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在新时代具有积极作用。

三、统筹创新传播渠道：立足传统媒体、善用新兴媒体

媒介融合时代，传播渠道对传播效果构成重要影响。构建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体系，需要适应时展的要求，创新传播渠道，要统筹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渠道，顺应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提升安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效果和覆盖面。立足传统媒体。传统媒体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似乎遭遇冷落，人们更加热衷于新兴媒体，殊不知，传统媒体具有自身独特优势，发挥着某些新兴媒体无法替代的作用，仍然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传统媒体有特定的受众群体，比如，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仍有大量的受众乐于接受图书、广播、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传统媒体在传播内容方面也表现出较好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更加关注对传播内容的深度阐释和系统解读；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也倾向于放慢节奏，追求生活方式的改善、生活质量的提高，或沉浸书香，享受纸质阅读带来的乐趣，或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观赏电视节目，享受天伦之乐，传统媒体仍然有成长空间。构建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体系，可以根据不同受众的需求，最大效应地发挥自身优势，提升传播效果。大数据时代，我们可以运用搜集到的数据，实时了解哪些受众喜欢用传统媒体渠道接收信息，以及在什么时间、什么环境下接触传统媒体渠道，针对目标群体，我们可以精准地设置传播内容，增强安徽优秀传统文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传播。善用新兴媒体。在用好传统媒介渠道的同时，构建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体系，需要积极利用现代媒介渠道，实现安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新兴媒体的出现是技术进步和革新的必然，需要我们顺势而为。从媒介技术的发展趋势看，主要应用于日常审美相关领域的虚拟现实（VR）符合媒介发展的潮流，安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借助与VR技术的高度融合，实现多元化表达和有效传播。作为一项现代数字传播技术，VR技术最需要的就是优质的内容资源，喜闻乐见的优秀传统文化恰恰可以作为VR技术的内容表达，两者相得益彰，技术需要文化来充实，优秀传统文化也可以借助技术的翅膀实现腾飞。在这一过程中，需要重视安徽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创新设计，将传统文化内容艺术化处理、互动化展示，围绕受众来发掘传统文化内容，善用新兴媒体来传播传统文化内容。顺应媒介融合。安徽优秀传统文化在媒介融合时代如何发展与继承，是构建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体系，实现有效传播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十八大以来，国家层面对利用、推动媒介融合发展做出了许多明确具体的部署，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就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以适应媒体格局深刻变化提出了许多重要部署，如推动媒介融合是提升主流媒体传播力影响力公信力的重要举措，为此需要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做到融合发展。构建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体系，提升传播力和影响力，需要顺应媒介融合的趋势，在打造新型主流媒体上下功夫，形成立体多样、技术先进、融合发展、竞争力强的安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传播体系。

四、科学分析传播对象：贴近受众心理、满足文化需求

传播效果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不仅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在此过程中发挥作用，受众自身的属性也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构建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体系，提升传播效果，需要在贴近受众心理、满足受众美好文化需求的基础上，科学分析传播对象。在分析受众属性的基础上贴近受众心理。受众属性大致分为个人属性和社会属性，个人属性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个体的性格、关注点等心理属性也属于个人属性；传播学意义上的社会属性一般包括人际传播网络、群体规范等。分析受众属性对于提升安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效果具有重要价值。以受传者即传播对象的心理属性为例，某些人对于他人的意见比较容易接受，而另有一些人则比较固执己见，难以被说服，这种“容易”或“难以”接受他人建议的个性倾向，在传播学中被称为个人的“可说服性”。这种个人的“可说服性”与多种因素有关，可能与特定的主题有关，也可能与说服形式有关。针对不同类型的个人“可说服性”特别是那些难以被说服的传播对象，我们可以采取“议程设置”的办法，设置一些容易引起受众共鸣的主题，尽量地让受众接受我们的文化传播内容，比如，安徽历史上涌现出的众多文化名人，或者曾经在安徽留下足迹的外省文化名人，如历史上的两宋时期，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都与安徽有过密切的关系，人们对于他们的生平事迹会比较感兴趣，我们可以通过设置相关主题集中传播。另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人更加关注自身的身体健康，我们可以设置一些介绍安徽历史上中医药发展情况的主题，贴近受众的需求心理，借此传播安徽优秀传统文化。如张杲，宋代新安（今天的歙县）人，曾编纂《医说》，该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案、医话、医学传记和医学文献资料的汇编，既是医史研究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对于百姓的养生保健也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传播起来应该比较容易。中国古代社会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理想追求，今天我们传播安徽优秀传统文化同样需要有合乎“人的逻辑”的价值诉求和人文关怀。构建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体系，要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文化生活需求的基础上，达到以文育人、以文化人的目的。传播安徽优秀传统文化是为了满足现实中每一个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对现实中的每一个真实的人的文化关怀。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人的存在，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4］，这就需要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众文化观来传播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自古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格言，中国古代的许多文艺作品之所以能传之后世、历久弥新，与它们反映人民生活、关心人民疾苦息息相关。指出，我们的文艺要“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5］。安徽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传播价值，传播安徽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要激励人们“永葆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5］179，传递向善向上的价值观。

参考文献：

［1］路春艳．大众传播学教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6．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19．

［3］《安徽文化史》编纂工作委员会．安徽文化史：中［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684．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5．

文化传播学范文篇4

二、师资建设上已建成适合教改新方向的高质量教学科研团队

1、成功引入高学历和国外毕业教师多名

师资建设上引进博士5名，海外留学硕士人员1人，硕士学历管理人员2人，青年教师在职考取博士1人，获博士学位和在读博士师资人数继续保持在教师总数的50%左右。

2、初步建成互补型、复合型的国际新闻专业师资团队

培养传媒产业市场所需的复合型人才也需要具备复合型知识结构的教师。我院新闻学（国际新闻）专业近年引入的教师均有复合型知识背景，教师本科、研究生跨专业就读比例达到80%，有英语背景教师比例占到30%；同时引入毕业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师1名。

3、进一步优化了高学历、重基础、尚实用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团队

我院汉语言文学教学团队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占到90%，年底前出站博士后将达到30%。打造出一支科研成果丰富、教学效果满意度较高的教学科研团队。

三、学科建设上完成新闻和汉语言文学专业分设四个特色化方向的教改方案、新增广告学专业开始招生、完成二学位设计方案和硕士一级学科方案，拟申请的以跨文化传播为特色的传播学专业申报方案经7次修改最终完成定稿

1、建成汉语言文学（文化创意）、汉语言文学（涉外文秘）、新闻学（网络新闻）、新闻学（国际新闻）四个特色化专业方向，塑造竞争力强的高端特色人才

为建设“人有我特”、就业率高的专业，我院瞄准细分市场，汉语言文学、新闻学专业分别设计了就业前景好、应用价值大的特色化方向。各方向一、二年级专业基础课相同，高年级分别开设含6门左右课程的方向性特色课程群。学生可据个人兴趣选修其中任何一个。我院已完成以上特色化方向培养方案，组织专家完成了论证，*年顺利按新方案招生。

2、设计并成功申办了就业前景好、特色鲜明的广告学（会展策划）本科专业

我院经深入调研后，聘请广告界巨擘、厦大博导陈培爱等教授及业界著名人士指导，成功申办广告学（会展策划）本科专业。该专业培养的会展设计师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06年10个新职业中排首位。从需求角度看，环渤海经济区域乃至全国会展经济发展迅速，为以会展策划为方向的广告学专业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就供给来看，目前全国开设广告学专业的70余所院校均未将会展策划作为培养特色。我院设立的该专业，旨在培养外语基础扎实、能胜任国际会展工作、纯熟掌握会展策划运作、展牌展板设计与印制等专业技能、具有较强实践操作能力的广告专业人才。就业前景良好。

3、国际合作办学取得新突破，除与韩国“3+1”项目外，在校领导牵线搭桥下与日本城西大学成功开办广告学中日2+2合作项目班，高考咨询备受青睐，使我校跻身为少数国内广告学专业与国外合作办学的院校之一；同时支持韩国孔子学院建设获肯定，援外教师得以续签。

4、完成汉语言文学（涉外文秘）和新闻学（国际新闻）第二学位培养方案设计

鉴于文化创意和传媒产业的巨大发展空间，我院及时与校领导和相关部门沟通，在深入调研后设计完成了汉语言文学（涉外文秘）和新闻学（国际新闻）第二学位培养方案。

5、在研究生部领导下我院承担中国语言文学硕士一级学科授予单位申报工作，经五易其稿目前已完成质量较高的方案设计工作。

四、实践教学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建成央视七套等15个实习就业基地，我院学生参与了全国农运会、农交会等大型活动报道，业绩突出；05级新闻学（国际新闻）专业同学实习获得累累硕果，共计在省一级党报等媒体公开发表稿件500多篇，其中30%为瞄准重大社会问题的深度报道；同时启动赴美实习新项目；在学校大力支持下，我院组织专业教师经深入调研设计完成的新闻广告实验室建设方案获批，总计投资80万元，现在正处建设中，下学期即可投入使用

我院根据学校相关文件设计了全套实习方案，包括毕业实习教学大纲、毕业实习教学计划、毕业实习报告书等，系列制度创新包括：

1、实习教学建立了严密的组织管理体系。我院成立实习指导小组，制定了指导教师责任细则；院系、实习接受单位、学生家庭三者齐抓共管。为此设计了实习单位接洽意向书、实习单位接收表（限期回执）、含10个打分项目的实习生考绩表；并制作了家长通知单，将实习单位详情告知家长，督促家长及时联系学生，保证实习教学安全优质完成。

2、创造性地设计了一系列实习教学质量指标。我院毕业实习成绩由实习单位量化评价、实习报告、实习作品三部分构成，其中实习作品占权重最大。以此引导学生将重心调至文字载体类新闻稿件和摄影、电视节目编辑等数字媒体作品以及媒介经营与管理报告等专业作品上来，着力培育学生专业实践能力

3、以央视七套为代表，建立了15个高层次实习就业基地，成功向央视七套选派12名实习生，该批同学在报道全国农运会、农交会等重大活动中业绩突出，展示出良好的综合素质和专业功底，深得实习单位好评。

4、我院*年启动的赴美实习项目，共有4名学生参与，效果良好。学生通过该项目，拓展了国际视野，体验了美国式工作与生活方式，并与众多国际学生交流各国文化。回国之后每人都提交了中英文各一份的项目报告，展现了各自的收获并提出了自己将来的发展计划。

五、毕业论文管理方面制定了《*外国语学院汉文化传播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实施细则（修订稿）》，做到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并深入贯彻，效果良好

六、*年10月，我院黄媛媛、*老师基本功大赛获佳绩，黄媛媛老师还被选拔赴*市参加*市第九届高校青年教师基本功竞赛获优秀奖。以大赛为契机在学院内开展多达5次的预选赛产生的衍生效应，也较大幅度提升了全院教学质量。

???

七、科研上又获得丰收

为了支持学校科研工作的发展，提高全院教师的学术水平，向全院教师强调了科研的意义，并从组织上对项目申报、论著出版等进行大力支持，使全院在岗的14名教师在科研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1、申报省部级项目1项，结项2项（市教委、省各一项）

2、获*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一项

3、不完全统计人均超过1.5篇

4、出版专著、教材2部

八、在学院党政领导下，在院团委精心组织下学生工作和就业工作喜获丰收。

1、学生工作方面：结合我院专业特色，大力营造传统文化氛围；举办“成长导航”班导师学业指导沙龙活动；创建“师生科研团队”。院团委我院学生参与各种赛事，捷报频传，共获得市级以上活动奖项15项；一年多年来我院学生另还获得国家奖学金2人、国家励志奖学金26人、*市政府奖学金1人、*市三好学生1人、住友商事奖学金1人；3名毕业生参加“西部计划”，赴甘肃省服务；参加女足世界杯、北京奥运、达沃斯论坛志愿服务12人；暑期“赴武清区杨村镇育才小学”支教社会实践路队连续第三年获得*市优秀实践路队称号。

⑴、弘扬传统文化，展现华夏文明。汉文化传播学院在滨海校区成功推出传统文化展示系列活动，“中国玉文化”、“茶文化”、“紫砂文化”、“篆刻艺术”讲座，作为我院传统文化展示系列的重要部分，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好评。汉学院的教师、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并肩负着继承与传播的历史重任。传统文化展示深化了同学们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拓宽了同学们的视野、积淀了文化素养、丰富了课余生活，真正起到了“汉文化传播”的效果。

⑵、举办“成长导航”班导师学业指导沙龙活动。“班导师辅导员学业学术指导沙龙”，是我院几年来坚持开展的常项工作之一，并在实际工作中不断调整和完善。其宗旨是学业指导、师生互动、教学相长、思想交流。该活动特点主要体现为它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学生实践之总结，强调师生互动和思想交流。三年来，班导师学业指导沙龙活动已经举办50余场讲座，深受学生的欢迎，已成为我院的特色品牌活动。

⑶、创建“师生科研团队”。今年我院创建本科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的“师生科研团队”活动，旨在提升本科生的科研意识，锻炼科研、创新实践能力。共有14名教师提出了自己的课题，并由学生自主选择参与研究，为学生的专业科研发展奠定了基础。

2、就业工作方面：在今年就业形势极度严峻的情况下，院团委大力开拓，先后精心组织达易新广告公司、东方名仕广告公司、空客集团、《今晚经济周刊》报社等7家公司来我院招聘员工，使得我院学生就业率高达99.34%。

文化传播学范文篇5

关键词：跨文化交流；中国的国家形象；中国文化的国际交流

一、引言

与比较文学，跨文化影像学，国际政治等学科不同，其侧重于文学作品中中国形象的研究路径或其在国际决策中的意义，主要从跨文化传播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形象。着重于大众媒体中中国形象的展现和传播策略。从宏观角度看，研究中国形象传播领域的核心问题涉及中国的媒体形象及其变化，中国形象的“另一形态”与“矛盾”，以及如何克服意识形态对立，跨文化沟通障碍，国际新闻制作系统等问题塑造了中国的形象。经过20多年的积累，已经有了一些在传播领域具有发展意义的研究。[1]

二、国家形象的整体认知过程

由管文虎教授直接编辑的“国家形象”出版得相对较早。这是一门学术专业，其主要主题是提高整个人民的形象和文化意识，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2]在这本教科书中，他简要地分析和组织了这个时代的国家形象的基础知识组织的结构，并在一个系统中对中国形象更好、更准确地进行了组织。笔者分析并解释了国家形象几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发展和转型方法。目前，许多国内专家学者对确定当前国家形象的理论体系和基本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研究结合当前国家形象的基础知识并对其进行深入的思考与分析。利用各种基本概念分析了各种基本宪法机制各个因素与国家形象的关系。（一）当前国家形象的具体定义。如今，整个国家的形象仍然是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形象词，其确切定义是研究整个国家形象及相关问题的起点。国内许多学者将名词的定义大致分为三大流派：一所高校将新闻国家的主题形象定义为当前国际新闻信息流系统中新闻国家的主题形象，并将新闻国家的主题形象简化为一种国家新闻主题形象媒介；一个学者的学校坚持“作为一个国际主义社会的国家公众的形象社会。也就是说，另一个国家的公众及其国际公众是对另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的认可和价值的评估的观点”；另一个团体则认为，国家的政治形象应该得到党和其他人的赞赏和认可。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对自己和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认识的结合。它是一系列信息输入和输出的结果，是一种“结构非常清晰的信息资本”。美国政治学家博尔丁（K•E•Boulding）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因此，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二）检查国家形象的整体构成，要素和基本特征。当研究以整个国家形象的局部组成和这些要素的结构为特征时，对于某些心理学家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更少了，而不是为新的国家形象模糊不清。总体而言，它着重于本地图像的识别系统。在某种程度上，科学技术观念和互操作性指标是模糊的知识，也是人们对国家形象的理解，它是一些基本概念，易于被人们所理解。该部门新的国家形象中一片空白。国家形象通过整合所有相关专家学者的基本思想和具体内容，是融入人类社会的基本形式。上述要素分为管理基本要素中的三类：物质和精神的生产、组织管理的基本要素和基本控制的基本要素，以及系统管理的基本构成要素。身心状态和整个人类社会组织构成了整体管理的一个要素，而适应性管理的基本要素则是关键。[3]是国家形象宏观上的主要抽象属性，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社会的国家形象意义体系，由于它是基于微观演绎和抽象意义的主题，因此是对国家形象宏观理解意义的重要基础。这是一个特征，宏观主体抽象微观主体对于宏观主体的抽象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三、中国国家形象研究的方兴未艾

段连成的对外传播初步研究和陈思录的对外传播简要研究充分表明：它们是当代的，而不是中国两个当代历史政治国家中的中国形象数字文化传统，是历史的重要基础和理论实践。政治和艺术理论研究在中国近现代，不仅简单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当代史和中国当代国际形象的政治现状，也梳理了中国数字文化传统艺术史研究及其发展变化，成功地奠定了构建外国当代中国形象的基础数字文化知识库是艺术史和传播理论研究的基础，也是重要的理论实践库框架。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已经建立了许多部级以上的科研和技术组织，作为活动的内容和国家科研形象。国际科研技术合作项目决策咨询指导服务咨询，目前尚无人能及时将其全部经国家批准或相继成立，如中国外文局对外交流研究中心，中国通信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与以色列爱泼斯坦外国传播研究中心等；2019年12月相继启动了一批部级以上各项重大国际紧密战略合作对策措施，不再部分获得国家批准或行政部门官员的批准。例如中国外文局的“新形势下，提高国际交流战略研究能力”，北京大学的“中国文化传播的软实力”，华中科技大学的“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研究”从事跨文化传播和新华社《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战略研究》等；从历史悠久的历史背景和进行国内外关于省主义主题的学术研究的新经验开始，一群海外专家学者开始重新开始，并以中国为主题，重新树立了国际主义的国家形象。[4]

四、西方发达国家主流国际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具体呈现

西方媒体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特别愿意密切关注当前西方世界主要媒体政治主流舆论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决策管理体制模式“西方强我弱”复杂现实情况的变化，世界主要媒体政治和社会舆论及当前西方媒体决策权的权力管理与话语权和发达国家的舆论权力，是现实的媒体政治舆论决策权管理体系的基本理论体系。显然，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媒体倾向于使用系统逻辑思维的旧方法和新方法来刻画中国，也就是将中国刻画成没有逻辑规则的“破坏者”。[5]一些中国专家学者的新闻通过综合分析传播到西方发达国家重要的中国传统主流网络新闻媒体，用于中国特定时期或特定时期内指定相关领域的重大事件或该国社会的其他相关领域公共安全问题重大突发事件的具体重点是新闻，要进行综合分析，可以验证西方发达国家传统主流新闻媒体在指定时期内新闻内容的整体全面逻辑形象理论框架的重要性，并就新闻内容的整体逻辑进行报道形象表达准确有序，有效地创造中国形象。以西方国家为例，国家新闻媒体经常通过与中国相关的各种形式的形象保护该国的社会生态环境安全，海军多艘大型军舰护航、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关于各种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件的新闻报道，以特殊语言形式的相关图像，图像内容的具体建构，并加强针对性隐喻的表达，映射了中国的“问题”，揭示了西方新闻媒体的邪恶意图，西方新闻媒体的形象可能会使中国的形象直接陷入困境，这对各种国际社会和经济都有负面影响。

五、跨领域文化传播视野研究中的中国现代国家形象的文化构建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中国国家形象的文化传播是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和文化传播问题。优化外交和沟通策略比沉迷于各种浪漫化的主观幻想，客观地向西方发达国家展示中国的形象要好。要以全球化的形式积极推广中国的外国新闻媒体渠道和平台，树立中国特色的中国形象。毋庸置疑，由于媒体传播方式的概念不同，国际媒体的公信力和国际市场，非传统媒体，媒体产业化的英语国际传播运作以及不同少数民族语言的不同地域文化和地域文化以及非常规的上述各种原因，例如在我国现代化中使用英语，以及用英语简化中国数字媒体文化媒体，确实使英语在国际传播市场中的传播和实际应用中产生了实际效果。[6]但在其他方面，我国的整体宣传形象有了明显提高，例如：中国政府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上充分体现汶川抗震救灾的窗口是独特的风格企业文化的力量和正义中国企业文化品牌的整体媒体影响着公众和专业服务态度，品牌传播已成功获得了行业协会，国际社会和整个社会的普遍认可，并得到了国内外的认可，提升了中国企业品牌的诚信度和全国知名品牌的整体形象。

六、跨文化传播学视野下对中国形象研究的意义

今天，各国文化的相互影响正在发生，任何一种文化都带有它独有的特征。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文化的烙印体现在中国人、中国国家形象中。对于一个国家的印象形成过程就是对一个国家的文化认知和理解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人的情感、思维、信仰与态度产生的过程。我们研究的目的就是提升中国国家形象以何种方式才能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产生积极的印象。不论如何变化，塑造积极国家形象的宗旨是不会变的，一个国家的人民所呈现的行为方式，在不同的人眼中，如何产生正面的评价是需要不断研究的。实证研究可以设定测量指标的变量，进行前瞻性研究，而总结出有规律的东西。根据测量指标，不同的视角也可以得出很多新的结论。因此，这项研究是可以深入持久进行下去的。在跨文化中，文化行为塑造认知观念，文化差异性会形成不同的观念。这对于国文化走出去有着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能够更好地塑造中国形象。中国一直是世界关注的对象，中国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是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和专家参与到此领域的研究中，拓宽研究的视野。

七、结论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和看到，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发展过程。仅仅依靠政府的对外宣传，试图改善中国目前的国家社会形象，无疑是一种幻想。如上所述，国家形象的整体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文化、历史、政治等各个方面。因此，从不同的跨文化视角研究中国形象在各个领域的建构和发展历程，用全球化的语言和形式来表达中国文化，是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中值得不断研究和实践的趋势。

参考文献：

[1]程曼丽.大众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J].国际新闻界,2007(3):5-10．

[2]管文虎.关于研究中国国际形象问题的几点思考[J].国际论坛，2007(5):76-79．

[3]胡春艳.中国对国际机制的参与与国家形象的建构[I].国际问题研究,2011(1):11-14．

[4]李彦冰,荆学民.国家形象传播研究的几个问题[J].国际新闻界,2010(6):118-122．

[5]张昆,徐琼.国家形象刍议[J]．国际新闻界,2007(3):11-16．

文化传播学范文篇6

论文关键词：文化传播学学报档案管理与利用

一、文化传播学视野下的学报档案

“档案属于一种文化现象，因为档案既反映了上层建筑观念形态，又反映了经济基础物质成功中凝聚的精神价值”。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档案，由于“传播”这一观念的引进，从而将档案的贮存信息的属性(即原始记录性)与传播信息的属性(即传播性)并列，即档案不仅是一种历史、知识、文化的原始记录，而且是一种历史、知识、文化的传播媒介。《普通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出版物类是高等学校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之一，它“主要包括学校自行编辑出版的学报、其他学术刊物及本校出版社出版物的审稿单、原稿、样书及出版发行记录等”。可见，文化传播学视野下的高校学报具有重要的档案价值，是高校档案群中一项重要的档案资料，应该很好地管理并充分利用。

高校学报档案的传播是为了尽快地、广泛地实现学报档案价值，发挥其作用，通过各种信息传播渠道，借助各种信息传播媒介，将内容丰富的学报档案信息传播给广大受众以满足受众需求的一种信息传播活动。主要包括传播的主体、内容、渠道、对象以及传播反馈等五个方面。

学报档案传播的主体是学报档案的管理者，通过其专业的档案管理知识和一定的信息技术，把有保存价值的文献传递给档案信息的受众。这考验到档案管理者的素质;传播的内容主要包括自家学报、交换学报以及受众需要的其他学报文件档案(如作者原稿、用稿通知、年度选题计划等);传播的渠道主要是通过开辟阅览室、提供原件和复印件、期刊数据查询、信息咨询服务及档案编研等途径;传播的对象主要包括用稿作者、交换学报单位、文摘单位、订户、校内外广大师生等;传播对象反馈涉及作者论文反馈、文摘刊物转载索引、读者来信来电等。

由以上所述的五个方面看，要使学报档案的传播更顺畅，反馈更有价值，需要加强对学报档案的归档管理和开发利用。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等新媒介得以普遍运用。在高校档案信息存储数字化的前提下，网络以其自身的快速、链接、互动等特点成为学报档案传播的主要形式，如何应对信息化、数字化时代的档案传播是目前档案管理与利用的一大课题。

二、高校学报档案的管理

第一，建立审稿专家库，筛选优秀作者群。把期刊多年保存的《专家审稿意见书》进行归纳整理，选择其中责任心强的专家作为稳定的审稿专家队伍，可建立期刊审稿专家库，并在每期审稿单归档时对专家库进行补充。另一方面，学报档案收集了每期大量的稿件，反映了广大科研、管理工作者的实际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据此可以筛选出优秀作者群，及时了解他们的学术动向，并向他们约请优质的稿件，也可据此向优秀作者进行专题组稿，适应学报专题化的发展趋势。

第二，做好交换期刊的管理工作。学报和其他学术刊物的办刊宗旨是学术交流而不是商业性的，这就为学报以交换为主的收藏带来极大的方便。因此，学报资料室收藏高校学报较为集中的这一优势不仅为编辑人员学习兄弟院校的办刊经验、获取学科信息、满足业务上的特定需求提供了方便，同时，也为许多校内师生和其他读者查阅学报论文解了燃眉之急。学报在资料室建设上应排除思想上狭隘、功利的观念，打破高校之间的界限，积极地与国内学术期刊进行长期友好的交换工作。这不仅可以使各学报的浪费减少到最低限度，更可以使其学术影响得以扩大，刊物价值得以提高。此外，在印量和资金有限的前提下，交换资料应有针对性，即根据各学报办刊重点栏目和特色栏目，交换与之相关的刊物。

第三，学报档案的管理要规范化、制度化。在规范化方面，要以资料室管理人员的专业文献检索能力，对学报档案的分类、编目、著录以及装订收藏，要按照《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和《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及学术档案案卷标题的拟订进行分编，使学报资料排列顺序化、合理化，把学报资料按分类标准。科学、有序、系统地分类、编号登记;建立健全借阅学报文献资料卡片和学报资料财产账;实行电子文档管理化，使学报资料检索更为方便快捷。在制度化方面，为保证情报资料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必须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如登记制度、借阅制度、流通制度等。

第四，提高资料室管理人员的素养。资料室人员应知晓图书馆学、情报学知识，熟练掌握资料管理的业务技能，做好资料的搜集、整理、加工、借阅、保管工作，掌握资料的搜集、采访、登录、分类和编目方面的方法，要形成熟练的基本功和业务技能。同时，资料人员需要具有爱岗敬业精神，除认真对待读者检索、咨询服务外，要按时完成本学报的交流工作，及时补寄;及时处理订户、兄弟院校学报编辑部的来函，维护本校学报的信誉;及时向编辑部介绍交流学报中有关的信息和情况等，使学报办出水平，办出特色。

三、学报资料室的文献利用

第一，加大高校学报档案的信息资源开发，使学报档案的信息价值不断增大，始终保持学报档案信息的动态性，把静态的档案信息资源，变成动态集中的档案信息，使高校学报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尽快走上自我发展的良胜循环轨道。与此同时，为更好服务学报编辑工作，另辟文摘类刊物专柜，使编辑人员及时了解学术动态，从而有针对性地服务学报的重点栏目和特色栏目的选题策划工作。公务员之家

第二，收集学报信息反馈，做好学报年度报告。学报信息反馈对于编辑总结工作，调整和优化学报的选题和组稿，提高学报质量以及参加期刊评估活动都很有参考价值。因此，学报资料室人员在编辑工作完成某一阶段后，应通过一定的反馈渠道收集学报信息反馈，及时提供给编辑参考，满足他们的特定信息需求。如哪些文章被二次文献全文转载还是摘录，哪些文章被引用，以及追踪到有关对本刊的评价和学报论文获奖情况等其他相关信息。在此基础上，编制本年度刊物发展报告。涉及稿源生态、用稿比例、作者生态及下一年度刊物选题建议等。

第三，编制学报论文索引。编制学报论文索引，可以为编辑获取学科动态和研究资料提供快速、有效的检索途径，是学报资料室的重要服务手段。索引编制包括自家学报的年度论文索引、多年的某些特色栏目索引以及学报重点发展的栏目涉及相关学科的论文索引等。编制学报论文索引，一方面为编辑分析研究自家学报期刊的特色，发文的重点、热点，总结过去、规划未来，发扬优势，纠正不足提供了快捷、方便的服务;同时，也为读者检索学报的某一著者、某篇论文，或某类文献免去了逐年逐期翻阅甚至盲目检索的不便。

文化传播学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节目形态

文化传播是文化从一个系统影响另外一个系统的活动，其实质是文化价值的传播。在体育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发展与传承面临危机，而这种危机与电视传播的缺少不无关系。目前就电视对我国传统体育的传播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试对电视传播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节目形态作一探析。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值得电视珍视的社会价值在于其在全民健身、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方面的功能。文明的基本动力来自于社会基层。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体育都在民间自由自在地生长，天然地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连。“体育的本质功能与核心内容就是健身。体育所表现出来的强身健体的基本特征以及对身心的自我培育、锻炼和养护过程，无不包含着健身的客观规律。”

在当下制约中国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体育场地、设施短缺问题短时期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中国传统体育相对于西方现代体育而言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花钱不多，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具悠久历史与深厚基础。汉族地区的秧歌、腰鼓、太极拳、木兰扇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霸王鞭、跳竹竿、民族摔跤等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超越民族，为更多的群众所喜爱。根据一项对粤、湘、桂、黔、滇少数民族参加体育运动的调查显示，2000年5省区少数民族16岁以上城镇居民仅有48．5％参加过不同程度的体育活动。少数民族居民所参加的休闲体育运动大部分为静态的。对于广大农村以及沙漠、山地、丘陵等地形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现代体育缺少可行性，所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方便易行，而且可以与民俗、文化、艺术有机结合，缩小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差距。

近年来，中老年人口在我国体育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中老年人普遍对运动量大、技术要求高、对抗激烈的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兴趣不高，而更偏爱节奏舒缓、刚柔相济、群体参与、缓解寂寞、延年益寿的各种传统体育项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群众体育锻炼中80％的内容是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强身健体功能所吸引。2006年，河北邯郸市为了纪念简化太极拳推广50周年，举办了“国际太极拳交流大会”，共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4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太极拳界人士汇聚邯郸，进行太极拳交流、比赛和联谊活动。“中国功夫”在欧洲的影响近年来剧增，据德国联邦多元文化局的数据统计，目前在欧洲学习中国功夫的学员近100万人。各种中国武术、气功和太极拳的协会层出不穷，仅德国就有500多个。正如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讲，对于电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一座巫待开掘的“富矿”而非“平矿”。

(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经济价值

传媒经济学认为，大众媒介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媒介产品的销售以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等支撑的广告收人以及衍生品销售收人。从调查来看，西方竞技体育的受众群主要为青年男性，而中国传统体育的主要受众群为中老年群体，还有大量的青年潜在受众。在当今健康文化、生命文化的时代特征之下，这个受众群无疑更为庞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促进健康、群体参与、大众娱乐的功能对于中老年群体有很强的吸引力。按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法则，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具有相当广阔的潜在市场。如果策划得当、传播得法，其电视传播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广告收人，而且会通过面向国外的电视产品与衍生品的多级销售为电视创造良好的经济价值。在访谈中，研究舞龙舞狮的卫志强教授和研究体育新闻传播的郝勤教授都认为，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大背景下，一定要研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能为电视创造的经济价值，否则要求电视关注便是一种奢望。据《光明日报》报道，2005年8月至2006年1月，作为中国功夫(武术)首次与现代舞、芭蕾、杂技等艺术完美结合的《功夫传奇》在国际演艺市场上演出150场，观众1l万人次，总收入300万美元。在民族地区，一些民族将自己的民族体育文化与风情旅游结合在一起，通过举办民族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探索出一条传统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路。如贵州的“国际芦笙节”上表演的苗族、侗族特有的斗牛等体育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中外游客和省市电视台记者。每年除了地方电视台全程转播外，还会吸引日本、韩国等国外电视台前来报道。然而，相当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却因为政府缺乏策划、广告文化传播公司参与不够，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缺席，没有产生太大的经济收益。如青海土族每年都举办的历时数月的号称世界上最长的民族狂欢节“纳顿节”等便不太受电视关注。

二、电视传播视阑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

按照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由强至弱，笔者从文化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为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和已经消亡与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一)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

竞技表演类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指经过种种实践与改革，逐渐与西方体育模式近似的竞技表演类体育文化项目，其除了竞技性外，多数融体育和艺术于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并充分体现了本民族的特色。

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表演项目多达149种，其竞技性强、表演价值高，特别适合电视传播。项目主要包括武术套路与散手、舞龙舞狮以及巧种竞赛项目(花炮、珍珠球、木球、墩球、毽球、陀螺、龙舟、秋千、射弩、押加、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武术、民族式摔跤、马术)和藏族马术表演、蒙古族马术表演等。这些项目具备比较完善的竞赛规则，符合电视动态阐释、立体审美、凸现过程、追求悬念的媒介特性。

(二)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

健身娱乐类体育文化是指本身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旺盛的生命力，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基础，健身、健心、娱乐、益群等功能突出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通常与民俗与传统节日文化融为一体，具有较强的广场文化与庆典文化特色。这些项目部分是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开展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特点;部分是在特定的民族之内开展的，其民族文化特色较浓。前者如拔河、放风筝、斗鸡、扭秧歌、荡秋千、跳绳、跳皮筋、踢毽子、抖空竹、中蟠、健身武术、太极拳、舞龙舞狮、大众健身操等;后者如瑶族的“跳八音”，蒙古族的打布鲁，苗族的爬竿，黎族、苗族和京族的跳竹竿，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推杆等。其中许多项目是在民族传统体育节日里集中举行，如内蒙古的“那达慕”节日大会、高山族的拔河节、汉族元宵节的舞龙舞狮、朝鲜族秋夕节举行的摔跤、荡秋千、跳板，侗族“芦笙会”节日里举行的“芦笙踩堂”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虽然不及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那样适合电视传播特点，但由于其在全民健身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民间具备相当的受众基础，电视应该大力传播与推广。

(三)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

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最能体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重文轻武、修身养性、身心一元、主静尚柔、中庸和谐的整体文化特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其竞技性弱、益智性与养生性强，肢体动作舒缓，强调以意驭气，以精神肉体的合一观为指导，强调“身心合一”，也强调“生命在于运动”的重要，在运动量上追求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庸适中性，受中国儒家、道家、玄学等文化影响较深。典型的文化项目有围棋、象棋、木兰扇、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大雁功、五行掌、金刚气功、鹤翔庄气功、五田运气法、武当龟息功、少林达摩气功、站桩功等。这一类型的传统体育文化因整体主静少动，与电视媒介动态阐释、声画结合、强调动感、立体审美等特性有相悖之处。但由于其在后现代生命文化、保健文化、智力教育等时代背景下的存在价值，按照“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国内外中老年人群中具有大量的目标受众与潜在受众，同样不能被电视所忽视。为了优化传播效果，需要对此类体育文化的电视传播形态按照市场规律与受众需求进行探索创新。

(四)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那些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消亡或丧失活力、处在濒危状态，对现代民众没有多少吸引力，却是民族风俗、民族心理、民族伦理、民族宗教等文化的载体，具有历史保护与学术研究价值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其中已经消亡的被一些学者称为“化石型”传统体育文化。如已经消亡的传统体育项目马球、十五柱球、跳鞠、木射、击壤以及投壶等。而濒危类是指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薄弱，相对其起源，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内容和形式上无明显改变，大多数保留有较多的早期原始风貌，往往依附宗教祭祀或封建遗俗中，处在原始文化的混沌状态下，封建迷信色彩浓厚。如迄今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宗教舞蹈、祭祀性体育活动等。

三、不同类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节目形态的策划与探索

“电视节目的形态和影响力，成为电视体育传播的‘主流媒介’表达的两个向度。”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文化特色各异、群体参与性强，是人民群众节日中的主要活动内容。优化传播效果的关键是按照适合各自体育文化特点的电视节目形态进行针对性传播。

(一)竞技表演类

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适合电视传媒特性，新增量传播。其中竞争激烈、动感强、节奏感强的传统竞技项目(如散打、蒙古摔跤、技击武术等)，与现代西方体育文化接近，可通过赛事直播、录播、电视体育新闻等节目形态传播;观赏类、表演性强的艺术体育项目应充分利用电视的视觉效果，以体育文艺活动，体育庆典活动直播、录播，体育人文纪录片，后期加工的艺术专题片，电视体育杂志栏目等进行体育结合文化的传播。栏目采用“体育新闻”、“媒体扫描”、“减肥纪实”、“体育”和“今日心情”5个版块构成，集资讯、服务、参与、娱乐于一体，.收视率很高。竞技表演类的传统体育文化可以采用“赛事”、“人物访谈”、“故事”、“项目历史文化”、“练习技巧”等子栏目结合的电视体育杂志来传播。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崔乐泉教授认为，应该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适合电视传播的部分开始，分类、分批、分特点、按步骤进行传播。先传播竞技性强、观赏性强的项目，然后带动其他项目及文化的传播。

(二)健身娱乐类

按照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秧歌、秋千、跳绳、踢毽子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是融运动与文化于一体，身体与精神共同释放、解放的狂欢体育。电视介人传播时，可以采用广场直播或录播形式、强化节目的群众参与性。也可以借鉴“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形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赛。对于秧歌、舞龙舞狮、龙舟竞渡等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休闲娱乐、节日庆典体育文化，应以纪录片、旅游风光片、专题片或比赛类“真人秀”节目进行传播。2007年出现了许多格调高雅、健康娱乐、收视率较高的此类节目，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奥运舵手、火炬手选拔”和“脚斗士”。这些都是策划健身娱乐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电视真人秀节目值得借鉴的范本。公务员之家

(三)益智养生类

由于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以静态为主，与电视媒介的视听特性有一些相悖。所以电视在对此类传统体育的传播量上要控制，并且应积极策划效果明显的节目形式，以电视的“动”改良项目的“静”，巩固目标受众、争取潜在受众，变“窄播”为“广播”。以围棋传播为例，中央电视台对围棋不可谓不重视，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由即节目形式太过单一。“围棋被电视传媒逐渐忽略与电视节目的贫乏不无关系。简简单单的新闻报道，千人一面的电视采访，难见新意的大盘讲解，电视在画面冲击、图像再现的优势被大大降低。”对棋类项目的电视传播，除了强化比赛时解说员讲解的娱乐生动性以外，也可从项目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教育意义角度，制作文化专题片进行传播。太极传播可适当融人娱乐元素，在不损害太极文化本体的前提下，可适当采用故事、人物、悬念、细节的大众传播文本。

但目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纪录片的拍摄范围和题材仍较为局限，不够全面和均衡，主要集中于武术文化领域，缺乏内容的综合性与历史文化的深度感，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内涵挖掘不深。

(四)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要借助电视传媒挖掘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进行抢救性保护

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有些是因为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而被淘汰或面临淘汰。但有些并不是因为其本身丧失了生命力、而是由于其局限于宫廷或不被当时的统治阶层重视，没有在民间传播发展开来等其他原因而消亡的，如我国唐代盛行于宫廷的马球。但马球近年来在西北地区文化旅游产业中成为重要的文化标志而被成功利用，展现了这类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文化传播学范文篇8

论文关键词：文化传播传播主体媒介传播内容

“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尽管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化传播的相关现象早已有所关注，但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西方传播学被引内地以来，大陆学者才开始尝试以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固有文化传播的历程，历经三十年已取得一定成果，为这一课题开辟了新的天地。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分支，文化传播研究有自己的边界。所谓“文化”，指的是以观念形态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文明体系，即钱穆所谓:“文化”是关乎人类群体生活的精神层面，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的东西川。“传播”则是传播学最基本的概念，按照施拉姆的定义，指的是信息经过社会信息系统运行而实现的交流及其影响。传播学视域下的“文化传播”研究把社会信息的传递视为文化保存、传承、蜕变、增殖的过程，关注文化通过社会信息系统得以传承的问题。事实上，“文化”与“传播”关系密切，有文化则必有传播，传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有传播则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动，人类正是通过文化的代代相传，构建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世界，文化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类型。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完整的传播活动需要五个基本要素:传播者、受传者、媒介、传播内容和反馈，其中传播者(主动进行信息传递的人)和受传者(接受信息并作出反映的人)是传播活动的主体，传播媒介是承载信息的载体和渠道，传播内容指的是传播活动具体传递了什么性质的社会信息，它们涵盖了传播活动的基本方面，传播学者在文化传播史领域的研究也可以这三个维度来概括。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新时期以来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况作一总结，并例举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传播主体研究方面，大陆学者关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较具特色的文化传播活动，特别是活动者的身份、在何种传播思想的指导下如何进行，造成何种社会影响，试图以此另辟蹊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特点重新评估。

其中，文化传播活动主体的社会身份及其方式研究可谓关注者众，成果也较多，不乏有意义的创见。1988年出版的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堪称内地最早从传播学角度进行这一课题研究的尝试之一。该书在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上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例如作者指出不同于西方，作为古老的农业文明，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组织如家族、乡社、职业社团、信仰团体等等通过家教、社祭、乡帮行会的活动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传播和维系着传统文化。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成书时间亦较早，作者将目标聚焦于唐代，指出其时的社会信息传播分为官方、民间和士人三个层面，与它们密切相关的官方主导文化、大众民间文化和士人经典文化由此形成。毛峰的《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05年出版，对中华文化独有的精神内核与传播方式进行了深人辨析，例如作者总结传统中国的特色之一即在制度中特设纳言之官主管审查政令，三礼之官总掌祭祀，典乐之官主管全国教育学术文化，司徒之官负责敦风化俗协调人际关系，“四官”不但负责实际事务，同时都担负着传播文化，在精神上引领民众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大陆出版了数部中国传播史，如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及《中国传播史论》、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王醒的《中国古代传播史》、赫朴宁与陈路等合著的《中国传播史论》，尽管在侧重点上与前几部专著不尽相同，但大多史论结合，不但向读者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现象，还对它们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其中在关于传播者的身份研究方面，多能对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现象加以特别关注，例如李敬一特别指出，中国社会向来重史，史官制度完备，史官记事对于纪录和传承文化具有特别的意义;王醒亦提醒读者，中国的邮骤官员及其系统自夏商周时代即已有之，作为官方所建立的社会信息系统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传播者如何进行文化传播活动由其传播思想决定。就文化传播而言，先秦阶段的中国文化轴心时代辉煌灿烂，儒、道、法等诸家不但创立了诸多原创性的思想学派，亦注重强调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传播出去，或游说或著书或官方化或转向民间，于无形中开创了中国传播思想之源因而探讨这一方面的文章数量较多，较早的如陈力丹的《子的传播思想—读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既是对前一时期吴予敏专著内容的回应，还指出孔子思想本身即是为己存在的社会毛序赋予了合理的灵魂，使强硬的权力关系转化成自上而下合伦理顺从，即伦理权力化，中国传统社会以政治权力为核亡的结构由此而起。其它对诸子传播观的专门研究也比较多例如余晓莉认为不能简单地把道家思想理解为“愚民”，道家之“无为”是针对需索无度的统治者提出的，事实上道易提倡“爱民治国”，也从未放弃以言载道的努力，只是他们弘调语言的暖昧和模糊性，提出“行不言之教”，提醒人们非言传播的重要性，谢清果则集中探讨道家语言传播的才真意向和求美旨趣。张翅、刘亚玲仁川关于法家传播思范的评估亦有一定交集，只不过角度有所不同，张翅总结更多地关注法家自身的特点，指出法家重视“法”的大力传播和普及，而对其它文化传播活动主张实行极端的控制政策，刘亚玲则认为儒家和法家看似水火不容，但在传播思想上却有札似之处，比如都有明确的传播目的及高明的传播技巧。200年金冠军和戴元光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推思想史》古代和近代传播思想共三卷(现当代部分为一卷)体大虑周，以时代为背景勾画出中国古代传播思想发展的轮廓。

(二)传播媒介研究方面，学界查考中国文化传播活动中不同的媒介所起的作用，怎样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媒介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对传统社会的影响。

据此，相关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关注承载文化信息的各种传统符号形式:例如1990年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一一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即以相当篇幅论及中国传统的文字符号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如认为西方的字母文字纯粹是声音符号，而汉字取象为主、声形相拼，乃是音义结合的符号，因此具有超强的保存与整合文化信息的能力，几千年来汉字一脉相承从未中绝，不论任何地域而文字一直保持了同一性，造就了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大但文化始终完整统一的局面。2.区分传承传统文化的各种物质载体: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孙旭培、王怡红、阂大洪等在两岸三地学者合作的《华夏传播论》，中全面总结了从声音到服饰、建筑等多种作为主要的传统文化载体的物质形式，例如王怡红指出中国古代的官式建筑以作为专制权力象征为己任，扮演着传播皇权至上意识形态观念的角色，古代民居的布局、朝向等特征则可以视为伦理秩序观念的具体表现。毕跃辉《论文献载体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影响》以古代文献为研究对象，指出文献是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以文献的物质载体论中国古代常见的种类有甲骨、金石、简犊、嫌帛和纸，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不同情况，甲骨和金石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后一直是最主要的文献载体，简犊的使用时间介于前者至公元5世纪，缴帛则为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5世纪，而纸张自公元1世纪至今仍是文献保存和传播的最佳介质。事实上作为最早使用纸质文献的古老文明之一，纸质文献对于中国社会意义重大，而中国古代的纸质文献种类与作用亦各不相同。于翠玲的《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以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特征和它存在的意义，并深人社会背景，考察不同时代和种类的典籍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所造成的影响，亦有学者探讨时事传播的纸质载体一一邸报，较早的文章包括尹韵公的系列论文《南宋都城临安的“卖朝报”与“消息子”及其他》和《明代邸报与明代历史》，徐枫的《宋代对出版传播的管理和控制》等。3.总结文化信息传递所依赖的媒介技术: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李敬一在《中国传播史论》辟专章探讨活字印刷、蔡侯纸的发明在传播技术史上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基于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纸和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在世界传播史上都是无可置疑的重大事件。王醒亦详列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的历史，特别是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于毕异外尚有木活字、泥活字等技术出现，指出活字印刷的意义在于信息的批量生产而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已经部分做到，但由于社会条件所限中国古代的印刷事业一直停滞不前。公务员之家

(三)内容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不同领域传播活动的内容为主，尤其是那些中国传统社会中发展充分、独具特色的领域，总体说来，内地学界对政治传播、文学传播等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较为充分的领域着力较多。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研究自上个世纪即已经开始，直是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吴子敏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领域的传播事关君主专制政体如何运作，其中内容不外乎君临之术和臣奉之道，他和周月亮均认为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制度结构具有对于政治信息和社会舆论超强的控制能力。后来的研究者更进一步细化了对此课题的研究，例如黄鸣奋的《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专门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君臣之间的讽谏传播，从讽谏传播的主体、传播手段、方式和内容进行了专门考证;陈谦的《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政治—“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传播观为例》则认为在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向来是政权兴衰系于君主一人、君尊臣卑和严格控制信息传播使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传播观的基本表述。李晓瑞的《政治谣谚: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则发掘了历来多被视为民间文学的谣谚，指出政治谣谚具有严肃的政治内容，是民间心态和意愿的非正式表现，是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

在文学传播的研究方面，虽然过去对某一种文学题材的流变史研究在古代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早已有之，但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相当一批具有文学学科背景的学者开始尝试使用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加人了传播研究的领域，甚至有人提出建立。文学传播学”王兆鹏06年发表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即已实践了这种设想。目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分析于文本之外的促使文学作品流行的要素，例如白贵的(略论诗话传诗中的“意见领袖”现象》提出在中国古代社会传媒不发达的条件下，诗歌作品的流传范围有限，诗话作者作为评介者对于诗歌的品评往往就左右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看法;陈大康的《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指出人们过去往往忽略了在古代通俗小说的流传中，书商所起到的主导作用;宋莉华的《插图与明清小说的阅读及传播》明清小说评点的广告意识及其传播功能》认为古代小说特殊的包装形式—插图、评点，对于增加读者兴趣宣传通俗小说有着很好的效果;郭浩帆《清末民初小说与报刊业之关系探略》、刘永文(晚清报刊小说的传播与发展》等则指出晚清大众传媒的出现才引发了近代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转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现当代文学中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也渐渐多了起来，这种研究集中于传统文化对于今人的影响，例如樊星的《在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探索》即试图寻找当代中国作家身上的传统文化之根。

总体而言，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在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传播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得到了共识，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传播模式和特点，并深深地影响了自古及今的中国社会。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毕竟刚刚起步，总体而言还存在着相当的不足。仅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考量，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基本框架尚未完善，在以下三个方面尤有缺憾:

1.文化传播史的史料梳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但中国自古至今的文化传播史料方面仍存在着相当多的空白点。尽管以往其它学科对纵向的千年文化传承史和横向的文化交流史(即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也有所关注，但是从传播学角度进行“传播”本体的考察，势必产生新的发现。

文化传播学范文篇9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分支，文化传播研究有自己的边界。所谓“文化”，指的是以观念形态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文明体系，即钱穆所谓:“文化”是关乎人类群体生活的精神层面，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的东西川。“传播”则是传播学最基本的概念，按照施拉姆的定义，指的是信息经过社会信息系统运行而实现的交流及其影响。传播学视域下的“文化传播”研究把社会信息的传递视为文化保存、传承、蜕变、增殖的过程，关注文化通过社会信息系统得以传承的问题。事实上，“文化”与“传播”关系密切，有文化则必有传播，传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有传播则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动，人类正是通过文化的代代相传，构建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世界，文化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类型。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完整的传播活动需要五个基本要素:传播者、受传者、媒介、传播内容和反馈，其中传播者(主动进行信息传递的人)和受传者(接受信息并作出反映的人)是传播活动的主体，传播媒介是承载信息的载体和渠道，传播内容指的是传播活动具体传递了什么性质的社会信息，它们涵盖了传播活动的基本方面，传播学者在文化传播史领域的研究也可以这三个维度来概括。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新时期以来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况作一总结，并例举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传播主体研究方面，大陆学者关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较具特色的文化传播活动，特别是活动者的身份、在何种传播思想的指导下如何进行，造成何种社会影响，试图以此另辟蹊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特点重新评估。

其中，文化传播活动主体的社会身份及其方式研究可谓关注者众，成果也较多，不乏有意义的创见。1988年出版的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堪称内地最早从传播学角度进行这一课题研究的尝试之一。该书在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上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例如作者指出不同于西方，作为古老的农业文明，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组织如家族、乡社、职业社团、信仰团体等等通过家教、社祭、乡帮行会的活动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传播和维系着传统文化。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成书时间亦较早，作者将目标聚焦于唐代，指出其时的社会信息传播分为官方、民间和士人三个层面，与它们密切相关的官方主导文化、大众民间文化和士人经典文化由此形成。毛峰的《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05年出版，对中华文化独有的精神内核与传播方式进行了深人辨析，例如作者总结传统中国的特色之一即在制度中特设纳言之官主管审查政令，三礼之官总掌祭祀，典乐之官主管全国教育学术文化，司徒之官负责敦风化俗协调人际关系，“四官”不但负责实际事务，同时都担负着传播文化，在精神上引领民众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大陆出版了数部中国传播史，如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及《中国传播史论》、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王醒的《中国古代传播史》、赫朴宁与陈路等合著的《中国传播史论》，尽管在侧重点上与前几部专著不尽相同，但大多史论结合，不但向读者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现象，还对它们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其中在关于传播者的身份研究方面，多能对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现象加以特别关注，例如李敬一特别指出，中国社会向来重史，史官制度完备，史官记事对于纪录和传承文化具有特别的意义;王醒亦提醒读者，中国的邮骤官员及其系统自夏商周时代即已有之，作为官方所建立的社会信息系统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传播者如何进行文化传播活动由其传播思想决定。就文化传播而言，先秦阶段的中国文化轴心时代辉煌灿烂，儒、道、法等诸家不但创立了诸多原创性的思想学派，亦注重强调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传播出去，或游说或著书或官方化或转向民间，于无形中开创了中国传播思想之源因而探讨这一方面的文章数量较多，较早的如陈力丹的《子的传播思想—读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既是对前一时期吴予敏专著内容的回应，还指出孔子思想本身即是为己存在的社会毛序赋予了合理的灵魂，使强硬的权力关系转化成自上而下合伦理顺从，即伦理权力化，中国传统社会以政治权力为核亡的结构由此而起。其它对诸子传播观的专门研究也比较多例如余晓莉认为不能简单地把道家思想理解为“愚民”，道家之“无为”是针对需索无度的统治者提出的，事实上道易提倡“爱民治国”，也从未放弃以言载道的努力，只是他们弘调语言的暖昧和模糊性，提出“行不言之教”，提醒人们非言传播的重要性，谢清果则集中探讨道家语言传播的才真意向和求美旨趣。张翅、刘亚玲仁川关于法家传播思范的评估亦有一定交集，只不过角度有所不同，张翅总结更多地关注法家自身的特点，指出法家重视“法”的大力传播和普及，而对其它文化传播活动主张实行极端的控制政策，刘亚玲则认为儒家和法家看似水火不容，但在传播思想上却有札似之处，比如都有明确的传播目的及高明的传播技巧。200年金冠军和戴元光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推思想史》古代和近代传播思想共三卷(现当代部分为一卷)体大虑周，以时代为背景勾画出中国古代传播思想发展的轮廓。

(二)传播媒介研究方面，学界查考中国文化传播活动中不同的媒介所起的作用，怎样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媒介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对传统社会的影响。

据此，相关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关注承载文化信息的各种传统符号形式:例如1990年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一一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即以相当篇幅论及中国传统的文字符号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如认为西方的字母文字纯粹是声音符号，而汉字取象为主、声形相拼，乃是音义结合的符号，因此具有超强的保存与整合文化信息的能力，几千年来汉字一脉相承从未中绝，不论任何地域而文字一直保持了同一性，造就了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大但文化始终完整统一的局面。2.区分传承传统文化的各种物质载体: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孙旭培、王怡红、阂大洪等在两岸三地学者合作的《华夏传播论》，中全面总结了从声音到服饰、建筑等多种作为主要的传统文化载体的物质形式，例如王怡红指出中国古代的官式建筑以作为专制权力象征为己任，扮演着传播皇权至上意识形态观念的角色，古代民居的布局、朝向等特征则可以视为伦理秩序观念的具体表现。毕跃辉《论文献载体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影响》以古代文献为研究对象，指出文献是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以文献的物质载体论中国古代常见的种类有甲骨、金石、简犊、嫌帛和纸，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不同情况，甲骨和金石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后一直是最主要的文献载体，简犊的使用时间介于前者至公元5世纪，缴帛则为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5世纪，而纸张自公元1世纪至今仍是文献保存和传播的最佳介质。事实上作为最早使用纸质文献的古老文明之一，纸质文献对于中国社会意义重大，而中国古代的纸质文献种类与作用亦各不相同。于翠玲的《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以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特征和它存在的意义，并深人社会背景，考察不同时代和种类的典籍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所造成的影响，亦有学者探讨时事传播的纸质载体一一邸报，较早的文章包括尹韵公的系列论文《南宋都城临安的“卖朝报”与“消息子”及其他》和《明代邸报与明代历史》，徐枫的《宋代对出版传播的管理和控制》等。3.总结文化信息传递所依赖的媒介技术: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李敬一在《中国传播史论》辟专章探讨活字印刷、蔡侯纸的发明在传播技术史上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基于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纸和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在世界传播史上都是无可置疑的重大事件。王醒亦详列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的历史，特别是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于毕异外尚有木活字、泥活字等技术出现，指出活字印刷的意义在于信息的批量生产而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已经部分做到，但由于社会条件所限中国古代的印刷事业一直停滞不前。

(三)内容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不同领域传播活动的内容为主，尤其是那些中国传统社会中发展充分、独具特色的领域，总体说来，内地学界对政治传播、文学传播等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较为充分的领域着力较多。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研究自上个世纪即已经开始，直是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吴子敏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领域的传播事关君主专制政体如何运作，其中内容不外乎君临之术和臣奉之道，他和周月亮均认为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制度结构具有对于政治信息和社会舆论超强的控制能力。后来的研究者更进一步细化了对此课题的研究，例如黄鸣奋的《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专门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君臣之间的讽谏传播，从讽谏传播的主体、传播手段、方式和内容进行了专门考证;陈谦的《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政治—“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传播观为例》则认为在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向来是政权兴衰系于君主一人、君尊臣卑和严格控制信息传播使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传播观的基本表述。李晓瑞的《政治谣谚: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则发掘了历来多被视为民间文学的谣谚，指出政治谣谚具有严肃的政治内容，是民间心态和意愿的非正式表现，是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

在文学传播的研究方面，虽然过去对某一种文学题材的流变史研究在古代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早已有之，但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相当一批具有文学学科背景的学者开始尝试使用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加人了传播研究的领域，甚至有人提出建立。文学传播学”王兆鹏06年发表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即已实践了这种设想。目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分析于文本之外的促使文学作品流行的要素，例如白贵的(略论诗话传诗中的“意见领袖”现象》提出在中国古代社会传媒不发达的条件下，诗歌作品的流传范围有限，诗话作者作为评介者对于诗歌的品评往往就左右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看法;陈大康的《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指出人们过去往往忽略了在古代通俗小说的流传中，书商所起到的主导作用;宋莉华的《插图与明清小说的阅读及传播》明清小说评点的广告意识及其传播功能》认为古代小说特殊的包装形式—插图、评点，对于增加读者兴趣宣传通俗小说有着很好的效果;郭浩帆《清末民初小说与报刊业之关系探略》、刘永文(晚清报刊小说的传播与发展》等则指出晚清大众传媒的出现才引发了近代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转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现当代文学中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也渐渐多了起来，这种研究集中于传统文化对于今人的影响，例如樊星的《在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探索》即试图寻找当代中国作家身上的传统文化之根。

总体而言，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在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传播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得到了共识，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传播模式和特点，并深深地影响了自古及今的中国社会。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毕竟刚刚起步，总体而言还存在着相当的不足。仅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考量，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基本框架尚未完善，在以下三个方面尤有缺憾:

1.文化传播史的史料梳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但中国自古至今的文化传播史料方面仍存在着相当多的空白点。尽管以往其它学科对纵向的千年文化传承史和横向的文化交流史(即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也有所关注，但是从传播学角度进行“传播”本体的考察，势必产生新的发现。

文化传播学范文篇10

关键词：“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文献计量学；CiteSpace

一、传播学视域下“一带一路”研究概况

2013年，“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作为一项新的国家发展规划而登上时代的舞台，次年官方《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将其纳入国家战略体系之中而予以大力推广和认真执行，而2017年5月14日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则昭示着“一带一路”建设在实践层面业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与之相呼应，自2013年起，以“一带一路”为背景的相关学术研究的热度也显示出井喷式增长之态，其研究内容呈现出广泛性和多元性的特点[1]。“一带一路”自诞生伊始便是一条交织着经贸往来、政治互信、技术扩散和文化交流的泛传播之路，时至今日，即使其最初的功能已几近被全球化浪潮所湮灭，但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留下浓墨重彩印记的跨时空传播现象，“一带一路”不仅以贸易网络和交流通道的方式参与塑造整个复杂交织的人类世界，更将成为主宰未来全球传播新格局和重构国际传播新秩序的重要表征。传播学视域下的“一带一路”研究，既有沿袭自传播学历史观照的应然性，也有生发于传播学现实取向的实然性。有鉴于此，“一带一路”的传播学研究也日益聚焦为一个新鲜且重要的研究课题。追随着“一带一路”的足迹，研究其主导性贸易产品行销推广和代表性文化因子历史变迁的论文并不鲜见，但此时研究者们所提及的“传播”仅仅是一种物质交易或文化交流的现象而尚不具备传播专业学术价值。第一篇严格意义上对于“丝绸之路”的传播学研究成果发表于1983年——《试论围绕电视特性制作节目——从电视片<丝绸之路>的编辑特色谈起》（王纪言，现代传播），作者从广电业务层面就中日两国电视工作者在其联合摄制的《丝绸之路》系列片的编播工作加以比较，提出应围绕电视特性制作节目。尽管研究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均在于电视节目的传播效果，但在实际的对比分析中，以“丝绸之路”为样本的分镜头解构还是从学理意义上对其核心符号要素进行凝练和传播。此后，“一带一路”的传播学研究逐渐开始显露出专业化和广域性的特征。《马可•波罗和他传播的元代新疆新闻》（王洪祥，新疆新闻界）从新闻史的角度梳理了《马可•波罗游记》中关于新疆地区见闻的新闻价值。《略论古“丝绸之路”的华夏文明传播》（哈艳秋、鄢晨，国际新闻界）通过媒介分析、控制分析、内容分析、效果分析等论证了“古丝绸之路”在传播华夏文明中焕发生机，进而指出今日中国亦将如此。《广州亚运会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的开发策略研究》（刘根勤、陈超华，文化遗产）建议借助广州亚运会契机，尝试以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为主题的旅游资源开发、文化产业建设、城市形象塑造等开发策略。《丝绸之路跨文化传播中的媒介形态转向》（马廷魁，西北民族大学学报）考察了媒介形态转向命题，指出时间偏向媒介的式微和空间偏向媒介的崛起，引发了丝绸之路跨文化传播机制的流变。《浅谈丝绸之路文化中的艺术传播——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为例》（白莹、刘子建，艺术与设计）分析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丝绸之路”艺术传播符号的运用情况，提出以不同的文化传播形式来推动人类物质与精神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可以看出，尽管学者的研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对于“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学探究已然迈出了第一步。“一带一路”概念的正式提出使2013年成为文献计量学意义上的一个分水岭。一方面，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持续推进，相关学术研究也在经贸、政治、文化、农业、医药等不同学科领域中次序展开，“一带一路”俨然成为学术研究的公众话题和“引爆点”；另一方面，具体到科研文献本身，无论是研究者的数目还是研究成果的数量都取得了显著提升，并逐渐形成了由一定辐射力的科研机构和较高影响力的作者群共同组成的学术共同体。传播学视域下的“一带一路”研究亦然。在CNKI（中国知网）上以“一带一路”和“传播”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搜索，并按照统一标准清洗数据之后，共获得有效文献1565篇①：其中2014年文献6篇、2015年文献138篇、2016年文献278篇、2017年文献503篇、2018年文献640篇，其中，得到各级或各类项目支持的成果占比近4成（35.3%）。可以看出，因应着政策导向和主流趋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敏锐地捕捉到了“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传播学命题，其中既涌现出了大量的青年学者，也不乏一些重量级的知名专家，新闻传播学科领域中的“一带一路”研究由此渐成气候。考虑到“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是一个新鲜话题，参与者众而深耕者少，仅有个别学者致力于该领域的深度研究，且相关成果的最高H指数仅为3（庄严、史安斌、程曼丽、李宝贵、陈力丹、何明星、陈刚）。同时，囿于选题本身尚处于萌芽期而未能产出系列研究成果，更罔论绝大多数研究者仅仅是“灵光乍现”式的探索而并未形成相对持久的研究兴趣，因此缺乏本领域有代表性的经典文献。仅就单个研究者的个别研究成果而言，被引频次和下载次数无疑是衡量其关注度和影响力的科学指标。表1是以此为标准的传播学视域下“一带一路”研究中相对重要的研究成果的统计概况，对照2013年至2018年期间被引频次和下载次数排名靠前的研究文献的基本情况，从某种程度上验证了上述研判结论。

二、“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的热点聚焦

尽管传播学视域下的“一带一路”研究尚处于其学科生命周期的萌发阶段，但受到诸多利好因素的推动，相关研究在历经了爆发式增长之后已然颇具规模，并从中逐渐析出若干彼此独立又紧密相关的研究热点。以2013-2018作为时间阈值，对1565篇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借助CiteSpace信息可视化技术手段，可以较为清晰的勾勒出现有的研究成果中所形成的几个比较重要的热点聚类（图1）。无论是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还是联结印度洋与太平洋的“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以城镇和海港为空间节点开辟了通达开放的商贸链带。但“一带一路”从来都没有一个完全固定的线路，而更多是边界开放的地理空间跃迁。这种地理空间上的跨度，决定了它不仅是一个经济合作框架，也是一种地缘政治关联，更承载着一份文化交往使命。正如研究者所考证的“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的是一种夹带着精神的物质[2]”那样，究其本质，“一带一路”具有多重空间内涵[3]，围绕着其不同维度的空间指涉，亦形成了传播学视域下“一带一路”研究的学科构面。首先，就“一带一路”所辐射的物理空间范围而言，“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是一种典型的“国际传播”（Freq=129，Centrality=0.19），其传播属性为“对外传播”（Freq=144，Centrality=0.12）。在这一研究主题之下，产生了对于“海外传播”（Freq=28，Centrality=0.07）、“全球传播”（Freq=11，Centrality=0.10）、“中国对外传播”（Freq=7，Centrality=0.09）等关键词的聚焦，并在“国家战略”层面（Freq=10，Centrality=0.16）形成了将中国作为“区域性传播中心”的一系列“传播策略”（Freq=33，Centrality=0.04）的探讨：采取“走出去”（Freq=35，Centrality=0.01）的传播思路、意在构筑“命运共同体”（Freq=39，Centrality=0.21）、通过讲好“中国故事”（Freq=30，Centrality=0.16）、以“互联互通”（Freq=5，Centrality=0.01）实现“互利共赢”（Freq=8，Centrality=0.11）、最终提高对外“传播力”（Freq=18，Centrality=0.12）等等。其次，在具体的对外传播活动中，进一步明晰了我国“一带一路”传播行为的主旨——藉由“一带一路”“传播实践”（Freq=6，Centrality=0.01）进而建构一个全新的“传播体系”（Freq=6，Centrality=0.01）或称“传播格局”（Freq=6，Centrality=0.01）；在“品牌传播”（Freq=11，Centrality=0.01）战略的指引下，通过“主流媒体”（Freq=18，Centrality=0.07）塑造并传播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Freq=37，Centrality=0.03）和“城市形象”（Freq=6，Centrality=0.005）。不同于以往政府行政主导下的“政策传播”（Freq=15，Centrality=0.005），“一带一路”传播体系尤其强调对于多元化“传播主体”（Freq=6，Centrality=0.23）和多样化“传播渠道”（Freq=11，Centrality=0.01）的准确认识：既有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舆论”（Freq=15，Centrality=0.19）的营造和“国际话语权”（Freq=20，Centrality=0.10）的争取，也有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等参与进行的“公共外交”（Freq=22，Centrality=0.15）；既有官方实施的“对外宣传”（Freq=8，Centrality=0.10），也有来自网络社群乃至个人的“人际传播”（Freq=5，Centrality=0.04）。再次，推进“一带一路”须坚持文化先行已成为各界的共识，这是因为与地理空间的跃迁相勾连的是客观存在的文化场域的差异，承认并尊重多元文化之间的文化间性，将“文化”（Freq=18，Centrality=0.15）视为一种交互要素，在树立“文化自信”（Freq=28，Centrality=0.01）的同时，以“文化交流”（Freq=26，Centrality=0.13）消弭“文化冲突”以及谋求“文化认同”（Freq=13，Centrality=0.03）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得以实施的关键。有鉴于此，“文化传播”（Freq=82，Centrality=0.16）成为传播学视域下“一带一路”研究的焦点所在。“一带一路”的宏大战略，地理上指向的正是跨文化传播最为活跃的区域，亦是传播学研究大有作为的领域[4]。也就是说，“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得以实现的关键之一即为“跨文化传播”（Freq=49，Centrality=0.25）的成功展开。“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战略既探究泛化的“中国文化”（Freq=28，Centrality=0.09）和“中华文化”（Freq=25，Centrality=0.01）的对外传播，也思考涵盖“茶文化”（Freq=33，Centrality=0.13）、“中医药文化”（Freq=19，Centrality=0.12）、“体育文化”（Freq=10，Centrality=0.01）、“武术文化”（Freq=6，Centrality=0.01）、“海洋文化”（Freq=7，Centrality=0.01）和“中原文化”（Freq=7，Centrality=0.01）等具体文化现象的海外传播。当然，随着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拓展，在上述几个业已成形的研究聚类之外，也出现了几个值得关注的新鲜话题：其一，由“新媒体技术”（Freq=6，Centrality=0.01）进化所驱动的传播渠道（Freq=11，Centrality=0.01）拓展对于我国“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取向的影响日益凸显。网络空间语境下的“新媒体”（Freq=28，Centrality=0.06）、“新媒体传播”（Freq=8，Centrality=0.02）、“社交媒体”（Freq=15，Centrality=0.04）、“数字化传播”（Freq=3，Centrality=0.02）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词。其二，以“一带一路”战略指导下的“文化产业”（Freq=14，Centrality=0.01）空间新布局、“图书出版”（Freq=2，Centrality=0.11）贸易机遇，以及“纪录片”（Freq=23，Centrality=0.01）和“中国电影”（Freq=7，Centrality=0.01）等为代表的更加专门化和专业化的传播学研究方兴未艾，以及与经济、政治、法律、宗教等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开始受到重视。

三、未来可能的研究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