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学范文10篇

摘要: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实践为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尤其为理论构建提供了实践的基础和现实的诉求。人是传播关系的总和，人的存在体现了交往的本质，交往思想与跨文化传播的契合性从学理上为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了依据，而构建以交往思想为核心的“交往话语权”范畴可以消解中国跨文化传播实践中存在的单向灌输所产生的疑虑和紧张感问题。实现“交往话语权”的路径包括传播者和传播对象的话语权，其所强调的双主体地位有助于构建文化融合，提升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性。

关键词:交往思想;中国跨文化传播学;交往话语权;范畴构建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跨文化传播基于一系列与文化相关的范畴(如“文化”“文化与认知”“文化与传播”等)，构建了“一维时间观”“多维时间观”“高语境”“低语境”“跨文化适应”“跨文化冲突”等新范畴，奠定了该学科的发展基础。20世纪70年代后期，跨文化传播经历了对自我的反思，重新定义了“跨文化传播学”范畴，引入“道德伦理”范畴，旨在解决该学科的身份认定问题。随着跨文化传播学从民族志研究方法向民族主义中心传统和公平问题的转换，该学科又出现了诸如“他者”“濡化”“涵化”“公平”“平等”“认同管理”以及“本土文化”等范畴(罗雯，2006:141;张美伦，2012:163;戴晓东，2012:A06;安然，2013:55)。这些范畴试图解决跨文化传播实践中文化帝国主义与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支配与公平问题，探索民族国家如何促进跨文化间非垄断化市场和多元化新闻传播空间的原则，从而使新闻传媒成为文化传播的论坛(罗雯，2006:142)。从全球的视角来看，跨文化传播学长期以来一直坚持“欧美中心”的理论和方法。目前，国外学者提出了“非洲视野”和“亚洲视野”来挑战“欧洲中心”。中国近年来的迅速崛起以及围绕“中国模式”展开的争议为中国学者参与这一挑战提供了历史机遇(施安斌，2011:41)。其中，中国学者对中国跨文化传播的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学界论述了“他信力”“在场”“交流力”等范畴(单波，2011:105;李建军，2013:84)，强调了跨文化传播的交往性以及对话关系中他者对促进跨文化传播的作用。这些研究将交往思想纳入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抓住了跨文化传播的本质，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这也符合当前中国跨文化传播的实际需求。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导下，国家对软实力建设的重视和投入不断强化，中国对外文化传播与交流呈现出新的内容和形式，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为跨文化传播学的发展创造了最佳契机。跨文化传播研究成为中国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李永杰，2014:A02)。与此同时，中国对外文化传播也存在一些问题，在传播内容上较多关注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较少注重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的融合;在传播方式上，多强调文化输出和单向宣传，其强烈的传播者主体性难免造成传播对象的抵触心理，甚至是疑虑和紧张感(李建军，2013:81)。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学者急需做进一步的理论思考，尤其是如何实现从“作为材料的中国”到“作为方法论的中国”再到“作为主体间性的中国”的转化(阿拉达日吐，2016)。本研究将立足于交往思想，指出问题的根本在于能否正确处理跨文化传播实践中传播者及传播对象的关系，并从传播者与传播对象双主体出发，通过构建“交往话语权”范畴进一步丰富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探讨，也借此阐述如何解决中国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1交往思想与跨文化传播的契合性

1．1交往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纵观交往研究的历史，我们发现，关于交往的讨论不是西方独有的，也不是近现代的专利。古今中外思想家们对交往的论述充分反映了交往是人类的一种存在模式。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交往的探索集中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天人合一”的自然发展说。其中，儒家提倡的“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就是通过交往有序化制度，即礼制来规约人与人交往的行为规范，其中以礼治国的理念强调，如果每个人都具备了完美的社会理性，并依照交往规则行事，那么社会一定是和谐有序的。儒家交往思想从人的本体角度关注了实现人与人和谐交往的道德标准，倡导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以及礼仪制度，对后代中国人的交往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丁大同，1997:56)。与中国古代交往思想相比较，西方关于交往的研究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将交往上升为概念和范畴，从本体论角度分析交往主客体的变化及其活动机制。这些研究成果大致分布在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伦理学等领域。在哲学史上，从洛克的认识论到休谟的情感论，从霍尔马赫的功利主义交往观到康德的辩证对立统一交往原则，从费尔巴哈的感性回归到马克思的交往社会实践性本质，这些论述无不展现了早期西方哲学家对交往思想立体和深入的探索。现代交往思想则以同处于后工业化时代的雅思贝尔斯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为代表，二者都超越了交往的客观性和物质性，用主体间观念代替主客体观念，从精神、思想层面探索交往的意义。同样对现代交往思想做出贡献的是巴赫金，他的交往对话理论对个体独立性和个体间交往对话关系的论述充分体现了“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往”的思想(巴赫金，1998:340)。1．2现代交往思想的核心内涵。现代交往思想产生于人对自身的深切关怀，反映了人的主体性及主体间性的交往特点和交往的本质。首先，由于交往是人的存在方式，它成为人的社会本性的体现，又确证和实现着人的本质。交往思想以人的主体性为出发点，以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为最终目标，对主体性的尊重体现了人对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诉求，是对人的自由、解放和理性精神的张扬。正是出于对人的主体性的重视，哈贝马斯(1989:35)力图建构交往理性，以对抗旧的工具理性对人的主体意志的压迫。与此同时，他赋予话语新的交往意义，认为话语作为交往的语言符号工具，具有协调人类交往和相互理解、达成行为一致和共识的功能，是一种交往资源。他进而主张，为了促进人的交往，解放人的主体性，人的交往应该在话语方式上实现从控制式和劝导式话语向对话式话语的转变，在话语内容上贴近人的生活世界，在话语之中融入人的情感。哈贝马斯作为一名从事社会批判理论的学者，他的交往行为理论立足于现实社会，从宏观社会学视角探索人的生活世界，指出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制度与生活世界的严重脱节，技术、科学以及金钱、权力等中性媒介侵入和强占了人作为主体的生活世界，抵消了生活世界对于社会整合应起的作用(傅永军，2003:9)。交往思想同时也强调主体间性的意义。主体间性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反映了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环境、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往关系。如果说主体性是人相对于自然和社会对人自身的理性思考，主体间性则突破了传统主客二分的交往模式，实现了从主客模式向主主模式的转化，为探索我与他者、我与环境的交往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石。巴赫金在论述交往对话语言观时指出，形式主义语言学的缺陷在于隔绝了语言与人的关系，隔绝了说话人与受话人两个主体之间的联系，因而只是主体－客体的、静态的、非交往动态的关系，而他的语言哲学观则“超越了形式与内容这个僵死的二分法”，运用文化阐释模式，将文化看作是由多重话语构成的、拥有各种独立主体即“自我”和“他者”的东西，“从而开拓了一条融符号意识、话语理论和交往精神为一体的语言哲学道路”(托多罗夫，2001:173)。1．3交往思想与跨文化传播的契合性。跨文化传播是人类悠久的历史中长期存在的交往方式，这是由文化的交往性所决定的。交往是文化的核心，文化的独特发展规律只有通过交往互动才能被感知，由此决定了文化传播的交往性(霍尔，1991:206)。同时，人作为传播关系的总和，其地位是第一位的，人的交往本质自然也成为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单波，2011:108)。跨文化传播是来自不同文化的社会群体间的传播，由此决定了人在其中的重要地位。因此，跨文化传播研究必须以文化与人的交往为基础，体现交往的本质。交往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的重要活动，交往促进了文明的流通，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借鉴与吸收，在漫长的人类交往活动中形成了许许多多的交往智慧，这些智慧应当成为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的重要思想资源。因此，交往思想既体现了人的本质特征，也反映了文化传播的本质，二者的契合性决定了交往思想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理意义。与此同时，中国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实践成果也证明了交往思想与跨文化传播的契合性。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本质上就是交往，这种交往既是国际的又是区域的，既是双边的又是多边的，既是陆上的又是海上的，既是跨国的又是跨洲的，是跨文明跨文化的交往。“一带一路”倡议正是遵循着交往思想，在共建共享中不断加深经贸、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安全和生态建设、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各领域的广泛交往和合作，合作共赢理念已经转化为行动，愿景正在转变为现实。这种美好的未来需要建立在交往互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不仅是中国的项目和工程在沿线国家落地生根，沿线国家人民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实际收益。上海洋山港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正在实现“东方大港”的百年梦想，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作为地中海地区重要的集装箱中转港、海陆联运桥头堡、国际物流分拨中心，也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重新焕发活力，成为希腊和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内通力合作的结晶(新华网，2108)。作为全球发展合作的交往新平台，“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促进了中国走向世界、重构对外开放，而且在交往中与世界各国分享了中国的发展机遇，让各方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

2构建“交往话语权”范畴的必要性

摘要：以乡村文化传播为需求导向的传媒人才培养，不仅可以改善对农传播人才缺失和缺乏专业素养的局面，还可以在课程设置、实践实训、教学改革、专业学习方法、职业素养、就业创业等六个方面，借力高校服务乡村实践，获得有效培养模式。在此基础上地方农业院校探寻具备自身优势的新型办学模式，才能够使传播学教育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发展体系中。

关键词：乡村文化传播；传播学教学；模式

随着传媒相关专业在地方高等院校逐步确立，传媒人才的培养规模不断扩大。生源人数增长也给毕业生就业带来了一定压力，从传媒人才的就业行情来看，部分传统主流媒体出现供大于求的过热状况，而新兴媒介和基层媒介还存在较大的人才缺口。无论是从媒介系统还是从受众主体的角度，受众研究关注的问题都是媒介与人的行为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1]。虽然，高等教育不同于一般职业教育，不需要在短期内定向面对就业市场，但是，不可回避的是，高等教育对人才培养定位的确立是要以人才的社会服务走向为参考的。所以，依托媒介系统理论，可以在乡村文化传播生态系统重建中，赋能传播学教育，使人才培养顺应社会需求。

一、定位：对接乡村服务，顺应行业需求

从2000年以来，新闻、传播相关本科专业相继扩招，而近60%的办学力量来自地方院校，此类地方院校的性质有医学、师范、农业、语言、财经、理工类等等，新闻传媒专业在这类院校尚属新办专业，关于人才培养的宗旨尚未明晰[1]。开宗方才能够明义，而传媒专业在地方院校的人才培养还面临着较多问题，诸如院系归属问题、因人设课、借鉴传统培养方式、混同原有相关专业模式等等方面，都表明对传媒人才办学特色的探索实践在地方院校中意义非同一般。如果只用趋同的模式实现人才培养规模的扩大，同类培养的结果只能造成学科发展和人才就业的恶性竞争，因此，特色办学的模式探索实践无疑是传媒学科长久发展的基础。在传媒人才扩招的初期发展阶段，地方院校的办学思路主要是依托自身原有资源，先从储备本校的师资力量开始，在课程体系确定过程中实现专业设置的构建，在此期间人才培养的方向大体呈现该校原有资源与传媒专业结合的特点。比如理工科院校将信息科学背景植入、外语院校将语言资源加入等，当然，这也是突出人才培养目标的方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高等院校培养人才的周期性过程逐步体现出这种简单做加法的方法并不一定能够适应社会，当毕业生走向社会就业时，仍然与其他院校一样充斥在就业集中热点地区，证明特色办学之路仍要探索。从传媒行业当前的发展态势来看：新媒体层出不穷、传统媒介延伸、多媒介重组的特征越来越明显[2]；传播对经济、生活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得到社会和民众的认可，基层政府和私人传媒公司对专业性的传媒人才需求量也逐步增加。在“十一五”以来，地方农业院校的传媒人才培养应该将目标的确立建立在社会需求和媒介变化的基础上，将适应多元化社会需求的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级复合型人才作为传媒人才培养目标。对吉林农业大学传播学专业2004级本科生毕业情况进行了数据统计，在接受调查的44人中，在大众媒体工作有32人，占55%；考取硕士研究生有4人，占7%；与传播学专业不相关的单位有6人，占11%；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有2人，占3%。从事媒体相关工作的人员中处于一、二级主流传媒媒体的寥寥无几，大多集中在三、四级层次的基层媒体，有效地填补了地方基层媒体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对2005级的毕业生统计中，除体现与上届趋同特征外，更突出体现在有9人（共50人）选择网络媒介和影视传媒、广告公司等就业去向，这其中3人这也体现出人才培养目标逐步适应社会需求的调整。从学生的主观来看，他们大多将就业意向集中在中等以上的主流媒体，而在竞争中并没有专业传媒院校和211类综合院校具有优势，因此，在学校教师指导和人才培养中进行适应性疏导，逐步确立了合理的发展规划，在服务社会中也体现出这样的特色探索的实效性。

二、配置：优化课程体系，体现竞争优势

摘要：传播实践以实现最优传播效果为目的。提升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效果，需要构建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体系，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等方面多维度协同推进。要提升传播主体的专业性、权威性和媒介素养；要把内容建设放在首位，凝练文化内涵、彰显价值追求；要在立足传统媒体、善用新兴媒体的基础上，统筹创新传播渠道；要科学分析传播对象，贴近受众接受心理、满足受众美好文化需求。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效果；传播体系

安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体系，讲好安徽故事、树立安徽形象，在推动安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展示其独特魅力，是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传播学原理认为，传播效果问题是与传播实践结合最密切的一条主线，传播实践活动都以能取得最优传播效果为目的，构建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体系，达到良好传播效果，需要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等方面多维度协同推进。

一、注重培养传播主体：聚焦专业权威、提升媒介素养

传播学原理认为，在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和条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传播主体，因为传播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传播内容的取舍选择，是“发起传播行为的人”［1］，因而，考察作为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主体的个人或者媒体，对于构建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体系、提升传播效果，尤为重要。新媒体时代，提升构建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体系，需要从专业权威和媒介素养两方面对传播主体提出更高要求。聚焦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主体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增强可信性。从传播效果的角度而言，同一传播内容，如果出于不同的传播主体，人们对它的接受程度或认可程度可能存在差异，这是因为，人们在接受传播信息之前，会对传播主体做一番考量。一般来说，传播主体本身的可信度越高，传播效果就越大，反之，传播主体本身的可信度越低，传播效果就越小。所以，对于传播主体而言，争取受众的信任是提升传播效果的重要前提。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把握：第一，提升传播主体的信誉，比如作为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主体的个人，他的品德修养如何，是否公正、客观，直接影响传播者的信誉，进而影响安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效果。当传播者通过讲座或者其他媒体形式，传播安徽优秀传统文化时，作为听众或观众，人们就会考量具体传播者的信誉度，进而衡量他所传播内容的可信性。那些具有高信誉度的传播者，比如德高望重的高等学校教师，身体力行的安徽优秀传统文化的践行者，当他们作为传播主体时，因其本身的可信性，其所传播的信息内容必然也会得到人们的接受和认可；第二，提升传播主体的专业性和权威性，这里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是指具体的传播人对安徽优秀传统文化是否具有发言权和发言资格。安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需要注重从专业权威的角度遴选和培养传播主体，可以借用高校的师资，尤其是对安徽优秀传统文化有精深造诣的师资，作为传播主体，通过媒体打造品牌栏目，传播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主体的媒体，需要进一步提升其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是传播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传统的媒介素养研究主要是从受众的角度或者国民素质的角度来讨论的，比如英国学者大卫·布金汉姆将媒介素养定义为社会成员“使用和解读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巧和能力。”［2］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媒体的媒介素养的重要性也进一步凸显，即作为传播系统中信息的主要“生产者”“把关人”，媒体必须进一步强化传播信息、制造信息的素养。从受众的角度看，新媒体时代的受众对媒体的媒介素养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媒体及从业者需要不断提升自己，才能适应受众对其提出的新要求。

二、深入挖掘传播内容：凝练文化内涵、彰显价值追求

一、以学校发展和专业发展大局为重，有效沟通，精心组织，顺利完成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划归国际交流学院这一院系调整工作，并统筹规划，有序实施，顺利完成整建制搬迁

二、师资建设上已建成适合教改新方向的高质量教学科研团队

1、成功引入高学历和国外毕业教师多名

师资建设上引进博士5名，海外留学硕士人员1人，硕士学历管理人员2人，青年教师在职考取博士1人，获博士学位和在读博士师资人数继续保持在教师总数的50%左右。

2、初步建成互补型、复合型的国际新闻专业师资团队

培养传媒产业市场所需的复合型人才也需要具备复合型知识结构的教师。我院新闻学（国际新闻）专业近年引入的教师均有复合型知识背景，教师本科、研究生跨专业就读比例达到80%，有英语背景教师比例占到30%；同时引入毕业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师1名。

摘要：国家形象的主题内涵丰富，对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如日方升。文章主要梳理国家形象是词语的基本概念，形象构成的基本要素，透析西方大国媒体妖魔化中国国家媒体形象，主张跨区域使用不同视角的媒体文化认真研究海外华人西方媒体形象，有效地解构了西方列强的政治话语权和媒体霸权，打消了中国海外国家形象过度受污名化的情况。

关键词：跨文化交流；中国的国家形象；中国文化的国际交流

一、引言

与比较文学，跨文化影像学，国际政治等学科不同，其侧重于文学作品中中国形象的研究路径或其在国际决策中的意义，主要从跨文化传播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形象。着重于大众媒体中中国形象的展现和传播策略。从宏观角度看，研究中国形象传播领域的核心问题涉及中国的媒体形象及其变化，中国形象的“另一形态”与“矛盾”，以及如何克服意识形态对立，跨文化沟通障碍，国际新闻制作系统等问题塑造了中国的形象。经过20多年的积累，已经有了一些在传播领域具有发展意义的研究。[1]

二、国家形象的整体认知过程

由管文虎教授直接编辑的“国家形象”出版得相对较早。这是一门学术专业，其主要主题是提高整个人民的形象和文化意识，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2]在这本教科书中，他简要地分析和组织了这个时代的国家形象的基础知识组织的结构，并在一个系统中对中国形象更好、更准确地进行了组织。笔者分析并解释了国家形象几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发展和转型方法。目前，许多国内专家学者对确定当前国家形象的理论体系和基本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研究结合当前国家形象的基础知识并对其进行深入的思考与分析。利用各种基本概念分析了各种基本宪法机制各个因素与国家形象的关系。（一）当前国家形象的具体定义。如今，整个国家的形象仍然是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形象词，其确切定义是研究整个国家形象及相关问题的起点。国内许多学者将名词的定义大致分为三大流派：一所高校将新闻国家的主题形象定义为当前国际新闻信息流系统中新闻国家的主题形象，并将新闻国家的主题形象简化为一种国家新闻主题形象媒介；一个学者的学校坚持“作为一个国际主义社会的国家公众的形象社会。也就是说，另一个国家的公众及其国际公众是对另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的认可和价值的评估的观点”；另一个团体则认为，国家的政治形象应该得到党和其他人的赞赏和认可。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对自己和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认识的结合。它是一系列信息输入和输出的结果，是一种“结构非常清晰的信息资本”。美国政治学家博尔丁（K•E•Boulding）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因此，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二）检查国家形象的整体构成，要素和基本特征。当研究以整个国家形象的局部组成和这些要素的结构为特征时，对于某些心理学家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更少了，而不是为新的国家形象模糊不清。总体而言，它着重于本地图像的识别系统。在某种程度上，科学技术观念和互操作性指标是模糊的知识，也是人们对国家形象的理解，它是一些基本概念，易于被人们所理解。该部门新的国家形象中一片空白。国家形象通过整合所有相关专家学者的基本思想和具体内容，是融入人类社会的基本形式。上述要素分为管理基本要素中的三类：物质和精神的生产、组织管理的基本要素和基本控制的基本要素，以及系统管理的基本构成要素。身心状态和整个人类社会组织构成了整体管理的一个要素，而适应性管理的基本要素则是关键。[3]是国家形象宏观上的主要抽象属性，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社会的国家形象意义体系，由于它是基于微观演绎和抽象意义的主题，因此是对国家形象宏观理解意义的重要基础。这是一个特征，宏观主体抽象微观主体对于宏观主体的抽象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论文摘要：高校学报档案的传播是为了尽快地、广泛地实现学报档案价值，发挥其作用，通过各种信息传播渠道，借助各种信息传播媒介，将内容丰富的学报档案信息传播给广大受众以满足受众需求的一种信息传播活动。主要包括传播的主体、内容、渠道、对象以及传播反馈等五个方面。本文针对所涉及的这五个方面探讨了高校学报档案如何科学管理和有效开发利用。

论文关键词：文化传播学学报档案管理与利用

一、文化传播学视野下的学报档案

“档案属于一种文化现象，因为档案既反映了上层建筑观念形态，又反映了经济基础物质成功中凝聚的精神价值”。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档案，由于“传播”这一观念的引进，从而将档案的贮存信息的属性(即原始记录性)与传播信息的属性(即传播性)并列，即档案不仅是一种历史、知识、文化的原始记录，而且是一种历史、知识、文化的传播媒介。《普通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出版物类是高等学校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之一，它“主要包括学校自行编辑出版的学报、其他学术刊物及本校出版社出版物的审稿单、原稿、样书及出版发行记录等”。可见，文化传播学视野下的高校学报具有重要的档案价值，是高校档案群中一项重要的档案资料，应该很好地管理并充分利用。

高校学报档案的传播是为了尽快地、广泛地实现学报档案价值，发挥其作用，通过各种信息传播渠道，借助各种信息传播媒介，将内容丰富的学报档案信息传播给广大受众以满足受众需求的一种信息传播活动。主要包括传播的主体、内容、渠道、对象以及传播反馈等五个方面。

学报档案传播的主体是学报档案的管理者，通过其专业的档案管理知识和一定的信息技术，把有保存价值的文献传递给档案信息的受众。这考验到档案管理者的素质;传播的内容主要包括自家学报、交换学报以及受众需要的其他学报文件档案(如作者原稿、用稿通知、年度选题计划等);传播的渠道主要是通过开辟阅览室、提供原件和复印件、期刊数据查询、信息咨询服务及档案编研等途径;传播的对象主要包括用稿作者、交换学报单位、文摘单位、订户、校内外广大师生等;传播对象反馈涉及作者论文反馈、文摘刊物转载索引、读者来信来电等。

论文摘要：本文从当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入手，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置于电视传播的理论语境中考察，分析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电视传播价值。按照其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从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四种类别，并从优化传播效果角度就四种类别提出了各自适宜的电视节目形态。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节目形态

文化传播是文化从一个系统影响另外一个系统的活动，其实质是文化价值的传播。在体育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发展与传承面临危机，而这种危机与电视传播的缺少不无关系。目前就电视对我国传统体育的传播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试对电视传播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节目形态作一探析。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值得电视珍视的社会价值在于其在全民健身、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方面的功能。文明的基本动力来自于社会基层。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体育都在民间自由自在地生长，天然地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连。“体育的本质功能与核心内容就是健身。体育所表现出来的强身健体的基本特征以及对身心的自我培育、锻炼和养护过程，无不包含着健身的客观规律。”

论文摘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内地学界对“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历经三十年，在传统文化传播的主体、媒介和内容三个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在史料梳理、理论建设和成果的实践应用方面存在不足，未来仍具备较大的拓展空间。

论文关键词：文化传播传播主体媒介传播内容

“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尽管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化传播的相关现象早已有所关注，但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西方传播学被引内地以来，大陆学者才开始尝试以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固有文化传播的历程，历经三十年已取得一定成果，为这一课题开辟了新的天地。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分支，文化传播研究有自己的边界。所谓“文化”，指的是以观念形态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文明体系，即钱穆所谓:“文化”是关乎人类群体生活的精神层面，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的东西川。“传播”则是传播学最基本的概念，按照施拉姆的定义，指的是信息经过社会信息系统运行而实现的交流及其影响。传播学视域下的“文化传播”研究把社会信息的传递视为文化保存、传承、蜕变、增殖的过程，关注文化通过社会信息系统得以传承的问题。事实上，“文化”与“传播”关系密切，有文化则必有传播，传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有传播则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动，人类正是通过文化的代代相传，构建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世界，文化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类型。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完整的传播活动需要五个基本要素:传播者、受传者、媒介、传播内容和反馈，其中传播者(主动进行信息传递的人)和受传者(接受信息并作出反映的人)是传播活动的主体，传播媒介是承载信息的载体和渠道，传播内容指的是传播活动具体传递了什么性质的社会信息，它们涵盖了传播活动的基本方面，传播学者在文化传播史领域的研究也可以这三个维度来概括。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新时期以来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况作一总结，并例举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尽管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化传播的相关现象早已有所关注，但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西方传播学被引内地以来，大陆学者才开始尝试以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固有文化传播的历程，历经三十年已取得一定成果，为这一课题开辟了新的天地。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分支，文化传播研究有自己的边界。所谓“文化”，指的是以观念形态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文明体系，即钱穆所谓:“文化”是关乎人类群体生活的精神层面，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的东西川。“传播”则是传播学最基本的概念，按照施拉姆的定义，指的是信息经过社会信息系统运行而实现的交流及其影响。传播学视域下的“文化传播”研究把社会信息的传递视为文化保存、传承、蜕变、增殖的过程，关注文化通过社会信息系统得以传承的问题。事实上，“文化”与“传播”关系密切，有文化则必有传播，传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有传播则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动，人类正是通过文化的代代相传，构建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世界，文化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类型。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完整的传播活动需要五个基本要素:传播者、受传者、媒介、传播内容和反馈，其中传播者(主动进行信息传递的人)和受传者(接受信息并作出反映的人)是传播活动的主体，传播媒介是承载信息的载体和渠道，传播内容指的是传播活动具体传递了什么性质的社会信息，它们涵盖了传播活动的基本方面，传播学者在文化传播史领域的研究也可以这三个维度来概括。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新时期以来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况作一总结，并例举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传播主体研究方面，大陆学者关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较具特色的文化传播活动，特别是活动者的身份、在何种传播思想的指导下如何进行，造成何种社会影响，试图以此另辟蹊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特点重新评估。

其中，文化传播活动主体的社会身份及其方式研究可谓关注者众，成果也较多，不乏有意义的创见。1988年出版的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堪称内地最早从传播学角度进行这一课题研究的尝试之一。该书在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上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例如作者指出不同于西方，作为古老的农业文明，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组织如家族、乡社、职业社团、信仰团体等等通过家教、社祭、乡帮行会的活动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传播和维系着传统文化。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成书时间亦较早，作者将目标聚焦于唐代，指出其时的社会信息传播分为官方、民间和士人三个层面，与它们密切相关的官方主导文化、大众民间文化和士人经典文化由此形成。毛峰的《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05年出版，对中华文化独有的精神内核与传播方式进行了深人辨析，例如作者总结传统中国的特色之一即在制度中特设纳言之官主管审查政令，三礼之官总掌祭祀，典乐之官主管全国教育学术文化，司徒之官负责敦风化俗协调人际关系，“四官”不但负责实际事务，同时都担负着传播文化，在精神上引领民众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大陆出版了数部中国传播史，如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及《中国传播史论》、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王醒的《中国古代传播史》、赫朴宁与陈路等合著的《中国传播史论》，尽管在侧重点上与前几部专著不尽相同，但大多史论结合，不但向读者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现象，还对它们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其中在关于传播者的身份研究方面，多能对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现象加以特别关注，例如李敬一特别指出，中国社会向来重史，史官制度完备，史官记事对于纪录和传承文化具有特别的意义;王醒亦提醒读者，中国的邮骤官员及其系统自夏商周时代即已有之，作为官方所建立的社会信息系统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摘要：近年来，“一带一路”学术研究热潮在各个学科领域中相继涌现，传播学亦然。本文以CNKI（中国知网）中“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成果为样本，借助CiteSpace软件对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尽管对于“一带一路”泛传播现象的研究由来已久，但直至2013年前后新闻传播学科领域中的“一带一路”研究方才渐成气候。按照文献的时序和词频分布，我国的“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业已形成了几个比较重要的热点聚类。此外，应当受到学者关注的一个重大趋势是未来“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还应意识到来自人文社科领域其他学科乃至自然科学领域不同学科的学理辐射。

关键词：“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文献计量学；CiteSpace

一、传播学视域下“一带一路”研究概况

2013年，“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作为一项新的国家发展规划而登上时代的舞台，次年官方《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将其纳入国家战略体系之中而予以大力推广和认真执行，而2017年5月14日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则昭示着“一带一路”建设在实践层面业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与之相呼应，自2013年起，以“一带一路”为背景的相关学术研究的热度也显示出井喷式增长之态，其研究内容呈现出广泛性和多元性的特点[1]。“一带一路”自诞生伊始便是一条交织着经贸往来、政治互信、技术扩散和文化交流的泛传播之路，时至今日，即使其最初的功能已几近被全球化浪潮所湮灭，但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留下浓墨重彩印记的跨时空传播现象，“一带一路”不仅以贸易网络和交流通道的方式参与塑造整个复杂交织的人类世界，更将成为主宰未来全球传播新格局和重构国际传播新秩序的重要表征。传播学视域下的“一带一路”研究，既有沿袭自传播学历史观照的应然性，也有生发于传播学现实取向的实然性。有鉴于此，“一带一路”的传播学研究也日益聚焦为一个新鲜且重要的研究课题。追随着“一带一路”的足迹，研究其主导性贸易产品行销推广和代表性文化因子历史变迁的论文并不鲜见，但此时研究者们所提及的“传播”仅仅是一种物质交易或文化交流的现象而尚不具备传播专业学术价值。第一篇严格意义上对于“丝绸之路”的传播学研究成果发表于1983年——《试论围绕电视特性制作节目——从电视片<丝绸之路>的编辑特色谈起》（王纪言，现代传播），作者从广电业务层面就中日两国电视工作者在其联合摄制的《丝绸之路》系列片的编播工作加以比较，提出应围绕电视特性制作节目。尽管研究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均在于电视节目的传播效果，但在实际的对比分析中，以“丝绸之路”为样本的分镜头解构还是从学理意义上对其核心符号要素进行凝练和传播。此后，“一带一路”的传播学研究逐渐开始显露出专业化和广域性的特征。《马可•波罗和他传播的元代新疆新闻》（王洪祥，新疆新闻界）从新闻史的角度梳理了《马可•波罗游记》中关于新疆地区见闻的新闻价值。《略论古“丝绸之路”的华夏文明传播》（哈艳秋、鄢晨，国际新闻界）通过媒介分析、控制分析、内容分析、效果分析等论证了“古丝绸之路”在传播华夏文明中焕发生机，进而指出今日中国亦将如此。《广州亚运会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的开发策略研究》（刘根勤、陈超华，文化遗产）建议借助广州亚运会契机，尝试以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为主题的旅游资源开发、文化产业建设、城市形象塑造等开发策略。《丝绸之路跨文化传播中的媒介形态转向》（马廷魁，西北民族大学学报）考察了媒介形态转向命题，指出时间偏向媒介的式微和空间偏向媒介的崛起，引发了丝绸之路跨文化传播机制的流变。《浅谈丝绸之路文化中的艺术传播——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为例》（白莹、刘子建，艺术与设计）分析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丝绸之路”艺术传播符号的运用情况，提出以不同的文化传播形式来推动人类物质与精神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可以看出，尽管学者的研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对于“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学探究已然迈出了第一步。“一带一路”概念的正式提出使2013年成为文献计量学意义上的一个分水岭。一方面，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持续推进，相关学术研究也在经贸、政治、文化、农业、医药等不同学科领域中次序展开，“一带一路”俨然成为学术研究的公众话题和“引爆点”；另一方面，具体到科研文献本身，无论是研究者的数目还是研究成果的数量都取得了显著提升，并逐渐形成了由一定辐射力的科研机构和较高影响力的作者群共同组成的学术共同体。传播学视域下的“一带一路”研究亦然。在CNKI（中国知网）上以“一带一路”和“传播”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搜索，并按照统一标准清洗数据之后，共获得有效文献1565篇①：其中2014年文献6篇、2015年文献138篇、2016年文献278篇、2017年文献503篇、2018年文献640篇，其中，得到各级或各类项目支持的成果占比近4成（35.3%）。可以看出，因应着政策导向和主流趋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敏锐地捕捉到了“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传播学命题，其中既涌现出了大量的青年学者，也不乏一些重量级的知名专家，新闻传播学科领域中的“一带一路”研究由此渐成气候。考虑到“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是一个新鲜话题，参与者众而深耕者少，仅有个别学者致力于该领域的深度研究，且相关成果的最高H指数仅为3（庄严、史安斌、程曼丽、李宝贵、陈力丹、何明星、陈刚）。同时，囿于选题本身尚处于萌芽期而未能产出系列研究成果，更罔论绝大多数研究者仅仅是“灵光乍现”式的探索而并未形成相对持久的研究兴趣，因此缺乏本领域有代表性的经典文献。仅就单个研究者的个别研究成果而言，被引频次和下载次数无疑是衡量其关注度和影响力的科学指标。表1是以此为标准的传播学视域下“一带一路”研究中相对重要的研究成果的统计概况，对照2013年至2018年期间被引频次和下载次数排名靠前的研究文献的基本情况，从某种程度上验证了上述研判结论。

二、“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的热点聚焦

尽管传播学视域下的“一带一路”研究尚处于其学科生命周期的萌发阶段，但受到诸多利好因素的推动，相关研究在历经了爆发式增长之后已然颇具规模，并从中逐渐析出若干彼此独立又紧密相关的研究热点。以2013-2018作为时间阈值，对1565篇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借助CiteSpace信息可视化技术手段，可以较为清晰的勾勒出现有的研究成果中所形成的几个比较重要的热点聚类（图1）。无论是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还是联结印度洋与太平洋的“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以城镇和海港为空间节点开辟了通达开放的商贸链带。但“一带一路”从来都没有一个完全固定的线路，而更多是边界开放的地理空间跃迁。这种地理空间上的跨度，决定了它不仅是一个经济合作框架，也是一种地缘政治关联，更承载着一份文化交往使命。正如研究者所考证的“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的是一种夹带着精神的物质[2]”那样，究其本质，“一带一路”具有多重空间内涵[3]，围绕着其不同维度的空间指涉，亦形成了传播学视域下“一带一路”研究的学科构面。首先，就“一带一路”所辐射的物理空间范围而言，“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是一种典型的“国际传播”（Freq=129，Centrality=0.19），其传播属性为“对外传播”（Freq=144，Centrality=0.12）。在这一研究主题之下，产生了对于“海外传播”（Freq=28，Centrality=0.07）、“全球传播”（Freq=11，Centrality=0.10）、“中国对外传播”（Freq=7，Centrality=0.09）等关键词的聚焦，并在“国家战略”层面（Freq=10，Centrality=0.16）形成了将中国作为“区域性传播中心”的一系列“传播策略”（Freq=33，Centrality=0.04）的探讨：采取“走出去”（Freq=35，Centrality=0.01）的传播思路、意在构筑“命运共同体”（Freq=39，Centrality=0.21）、通过讲好“中国故事”（Freq=30，Centrality=0.16）、以“互联互通”（Freq=5，Centrality=0.01）实现“互利共赢”（Freq=8，Centrality=0.11）、最终提高对外“传播力”（Freq=18，Centrality=0.12）等等。其次，在具体的对外传播活动中，进一步明晰了我国“一带一路”传播行为的主旨——藉由“一带一路”“传播实践”（Freq=6，Centrality=0.01）进而建构一个全新的“传播体系”（Freq=6，Centrality=0.01）或称“传播格局”（Freq=6，Centrality=0.01）；在“品牌传播”（Freq=11，Centrality=0.01）战略的指引下，通过“主流媒体”（Freq=18，Centrality=0.07）塑造并传播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Freq=37，Centrality=0.03）和“城市形象”（Freq=6，Centrality=0.005）。不同于以往政府行政主导下的“政策传播”（Freq=15，Centrality=0.005），“一带一路”传播体系尤其强调对于多元化“传播主体”（Freq=6，Centrality=0.23）和多样化“传播渠道”（Freq=11，Centrality=0.01）的准确认识：既有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舆论”（Freq=15，Centrality=0.19）的营造和“国际话语权”（Freq=20，Centrality=0.10）的争取，也有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等参与进行的“公共外交”（Freq=22，Centrality=0.15）；既有官方实施的“对外宣传”（Freq=8，Centrality=0.10），也有来自网络社群乃至个人的“人际传播”（Freq=5，Centrality=0.04）。再次，推进“一带一路”须坚持文化先行已成为各界的共识，这是因为与地理空间的跃迁相勾连的是客观存在的文化场域的差异，承认并尊重多元文化之间的文化间性，将“文化”（Freq=18，Centrality=0.15）视为一种交互要素，在树立“文化自信”（Freq=28，Centrality=0.01）的同时，以“文化交流”（Freq=26，Centrality=0.13）消弭“文化冲突”以及谋求“文化认同”（Freq=13，Centrality=0.03）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得以实施的关键。有鉴于此，“文化传播”（Freq=82，Centrality=0.16）成为传播学视域下“一带一路”研究的焦点所在。“一带一路”的宏大战略，地理上指向的正是跨文化传播最为活跃的区域，亦是传播学研究大有作为的领域[4]。也就是说，“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得以实现的关键之一即为“跨文化传播”（Freq=49，Centrality=0.25）的成功展开。“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战略既探究泛化的“中国文化”（Freq=28，Centrality=0.09）和“中华文化”（Freq=25，Centrality=0.01）的对外传播，也思考涵盖“茶文化”（Freq=33，Centrality=0.13）、“中医药文化”（Freq=19，Centrality=0.12）、“体育文化”（Freq=10，Centrality=0.01）、“武术文化”（Freq=6，Centrality=0.01）、“海洋文化”（Freq=7，Centrality=0.01）和“中原文化”（Freq=7，Centrality=0.01）等具体文化现象的海外传播。当然，随着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拓展，在上述几个业已成形的研究聚类之外，也出现了几个值得关注的新鲜话题：其一，由“新媒体技术”（Freq=6，Centrality=0.01）进化所驱动的传播渠道（Freq=11，Centrality=0.01）拓展对于我国“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取向的影响日益凸显。网络空间语境下的“新媒体”（Freq=28，Centrality=0.06）、“新媒体传播”（Freq=8，Centrality=0.02）、“社交媒体”（Freq=15，Centrality=0.04）、“数字化传播”（Freq=3，Centrality=0.02）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词。其二，以“一带一路”战略指导下的“文化产业”（Freq=14，Centrality=0.01）空间新布局、“图书出版”（Freq=2，Centrality=0.11）贸易机遇，以及“纪录片”（Freq=23，Centrality=0.01）和“中国电影”（Freq=7，Centrality=0.01）等为代表的更加专门化和专业化的传播学研究方兴未艾，以及与经济、政治、法律、宗教等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开始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