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价值范文10篇

思想价值范文篇1

〔关键词〕;调查研究;当代价值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科学决策、解决问题的重要法宝。是中国共产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开创者,在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方面留给我们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在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实际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创立了完整的调查研究理论。调查研究思想内容丰富,不论是在思想方法层面,还是在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新阶段。新阶段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认真学习调查研究思想,对于有效纠正错误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调查研究思想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

理论联系实际,是思想的核心理念,也是调查研究思想一以贯之的重要思想方法。这种方法首先体现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首倡的调查研究,其中心靶子就是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针对党内思想领域存在的主观主义认识路线,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调查研究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物质性活动,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实际行动中的生动体现,是达到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倡导的调查研究活动,就是这一探寻规律性的“求”的过程。坚持这一“求”的过程,正是有效克服主观主义的重要环节。

唯物主义是调查研究思想的哲学基点。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调查研究,作为认识起点的社会实践,是有效克服主观主义的重要环节。倡导的调查研究,要求调查者不能事先定调子,划框框,下到基层找例子。一切结论应该产生于调查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可见,调查研究体现的思想方法告诉我们,只有进行认真周密的调查研究,才能使人们的认识正确反映客观世界,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就是说,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不增加任何主观成分,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是多大的问题就是多大的问题,不夸大,不缩小,这就是调查研究中的唯物主义。倡导的调查研究,作为社会实践,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连接点,是达到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方法和途径。认为,不通过调查研究等社会实践活动去发现问题和认识问题,就要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为了避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号召广大党员一定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2〕。

问题意识是调查研究思想的重要特点,树立问题意识是有效克服主观主义的重要环节。调查研究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只有不断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才能了解实际情况,发现问题并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坚决反对盲目地为调查而调查,强调调查研究要有明确的目的。对此,他振聋发聩地指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他认为,调查研究要根据革命斗争的情况,针对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加以调查研究,这种调查研究具有十分明确的针对性。对此,分析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3〕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消除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而对湘潭、湘乡等地的调查;为了弄清农村土地分配问题而对东塘的调查;为了弄清乡苏、市苏工作的开展情况和苏维埃政权建设情况而对长冈乡和才溪乡的调查等,就是很好的证明。只有确立问题意识,调查研究才有针对性,指导工作才有时效性。只有带着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才不致于形成“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当前,有些行政部门领导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感情、愿望、意志出发。由此形成的工作报告、调研报告,语言枯燥,形式雷同,结构模式单一,结论大同小异。很多结论中的观点,读来总觉似曾相识。似乎在调查之前就已预设结论,调查的目的,是要使客观适应主观,按图索骥,按需求证。这种方法用框框硬套客观实际,“合则取,不合则弃”,搜集一些片面的材料来印证自己的结论。这是主观主义的突出表现。针对类似倾向,曾批评“大胆的主观假说,小心的主观主义的求证”是个很坏的方法。这种方法,先入为主,从主观愿望出发,从根本上违背了“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这就是导致了认识上的主观主义。

调查研究思想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强调实践决定认识,突出问题意识。这些理念和思想方法,是我们工作中反对主观主义的重要思想方法。

二、调查研究思想为我们有效克服官僚主义指出了科学路径

群众路线是调查研究思想的重要理念。群众路线是思想的活的灵魂。群众观点基础上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更是上升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党员和领导者所掌握的知识和经验往往是有限的;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群众的社会实践,是中国共产党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起点。到群众生活的实际中去做详尽的调查,就是要到群众生活的实际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调查研究思想的题中之义。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的优良作风。调查研究,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重要手段。倡导的调查研究,不仅体现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同时也体现一种良好的工作作风。坚持科学的调查研究,贯彻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避免思想上的主观主义、作风上的官僚主义的科学路径。

向群众学习是调查研究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说,必须放下臭架子,到群众中间,深入调查,向群众学习,才能得到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最详尽的知识。做人民群众的学生,向人民群众学习,到群众生活的社会实践中去做调查研究,是一贯倡导的工作作风。倡导的调查研究,要让被调查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调查者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式的态度,甘当被调查者的学生。对此,指出:“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4〕。认为,党的方针、政策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同时,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结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这也是我们基本的工作方法。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的小学生,是调查研究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有效克服脱离群众、高高在上这种官僚主义的有效途径。

坚持“亲自出马”,是调查研究思想的重要观点,是克服官僚主义的重要环节。调查研究的含义很广,它包括宏观调查、微观调查、直接调查、间接调查、重点调查、普通调查等。在这个问题上,坚决反对道听途说、马虎应付、假手于人、流于形式的调查研究,大力提倡“亲自出马”,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针对这种官僚做派,曾指出: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5〕无论是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他都多次到工厂、农村等地进行调查研究,搜集第一手资料。这对于倡导一种联系群众的良好工作作风起到积极推动作用。虽然,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建国后不可能时时事事都做亲自出马的调查研究,但是,在可能的条件下,他依然亲自出马。针对官僚主义蔓延的情势,说:“听说现在许多负责同志不下去了,这不好。……你要找什么知识,蹲在机关里是找不到的。……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6〕可以说,“亲自出马”进行调查研究,在反对官僚主义过程中,无疑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有效方法。

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高高在上,孤陋寡闻,固步自封,自以为是,是官僚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突出表现。针对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多次提倡干部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研究思想体现了密切联系群众、密切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倡导的调查研究,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观点,强调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重要意义,指出了通过调查研究向群众学习的科学态度,同时也指出了亲自出马进行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调查研究思想体现为良好的工作作风。这种工作作风,蕴含了中共执政的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人民群众利益至上的价值理念。在改革开放发展新时期,坚持调查研究,树立科学的政治伦理观,必将有助于防止官僚主义的滋生和蔓延。

三、调查研究思想为我们去除形式主义指出了行之有效的工作路径

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以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为代表的形式主义,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在党内大力倡导调查研究,发端于对党内教条主义的批判和声讨。反映在革命领导工作中的“左”倾教条主义,不注重对中国社会实际的调查研究,盲目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产生了革命领导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针对这种倾向,曾告诫全党,这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并指出,这种倾向的产生,源于“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7〕。不做科学的调查研究,就只能是“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种貌似革命的形式主义工作方法,“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而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8〕。

另外,反映在党的理论工作中的党八股,曾一度使党的理论工作同革命实际相脱节,造成了形式重于内容的形式主义文风,对党的事业造成了消极影响。对此,批评党内理论界存在着不注重研究现状、“闭塞眼睛捉麻雀”,不注重研究历史、“言必称希腊”,“为了单纯的学习”、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的“极坏的作风”。他特别对当时党的教育现状提出尖锐的批评:“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9〕在过程中,针对这种形式主义的文风,振聋发聩地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0〕

教条主义是形式主义在党的领导工作中的“舞台”,党八股是形式主义在党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中的“载体”,二者都是主观主义在党内的“避难所”。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如果不彻底地反对教条主义和党八股,那它“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形式主义倾向,究其根源,就是没有坚持实践第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路线,没有坚持科学的调查研究。不做科学的实际的调查研究,便不能科学地理解和领会上级的指示,不能科学地贯彻上级的指示;不做科学的调查研究,便不能得出对实际状况的分析和了解,便不能形成科学的、有实际内容的工作报告和指导性理论。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党八股,反对党的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是调查研究思想的必然要求。科学的调查研究,无疑是有效清除党八股的有力武器。对实际工作真正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成果,要在充分科学地调查研究基础上才能够形成。

思想价值范文篇2

道家文化中的生态思想

道家思想是荆楚文化中的重要代表,今日仍具有十分巨大的文化魅力。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一样包涵了丰富的关于“天”、“人”关系问题的重要生态思想。道家理论中所包涵的“天人合一,物我为一”等重要的生态思想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基本观点从根本上不谋而合,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总体来看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涵了“道”的生态思想、生态伦理原则思想和生态伦理规范思想三大部分。(一)“道法自然”思想道家认为“天人和一”是建立在“道”的基础之上的,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⑦老子认为宇宙中有“道”、“天”、“地”和“人”的四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⑦因此,“道”是最伟大的、是天地万物的本源。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产生和存在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因此,天地遵从自然之道,人也应该遵从自然之道。道家告诫人们应摆正自己在天地自然中的位置,天与人不相胜,也不能把自然视为可以随意被人掠夺和攫取的对象,任何“人为”破坏自然的做法都会导致整个生命系统的和谐关系的破裂;庄子则在“道”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生态思想,强调人们要“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⑦顺应“道”的客观规律,“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⑦“道法自然”和“物我为一”等观念是道家生态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它主张人们应该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自然万物都在“道”的统摄下共存于同一的系统之中并各以自独特的方式来体现其“道”的渊源。因此,从“道”的哲学高度出发,道家生态思想既认识到了天人不相胜的一面,又认识到了天人相融合的一面,这是道家生态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二)“物我为一”思想道家认为,既然万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源都是同一的,即“道”,那么万物从本源上就是平等的,因此“物我为一”的平等思想是道家生态思想中又一重要特色。《齐物论》中明确指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马蹄》中“万物群生,连属其乡”,“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思想也都直接反映出人与自热万物平等的观念,道家思想站在“道”的基础上强调人与万物的平等性、同一性;而且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既保持了人与自然各自的生存权利及其特性的自然而然的融合,也保护了人与自然维持各自的生存方式的“自然无为”的关系,其根本目的就是维护自然的和谐状态。《文子》说,“天地之所覆载,日月之所照明,阴阳之所煦,雨露之油润,道德之所扶,皆同一和”,因此万物生成、发展都取决于“和”,只有达到了天地和谐人与万物才能各得其所。人以自然而然的方式对待自然,自然也以自然而然的方式运行,“泽难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于樊中”。道家“自然无为”思想规定人不仅不可妄加作为,而且还应该以自然而然的方式去维护生态和谐和平衡,一切凌驾于其他生命价值之上的违背自然天性的“为”都是不道德而且不合理的。因此,“自然无为”是“道法自然”的直接体现,也是道家“天人合一”、“物我为一”理论中最基本的生态原则思想,也是保证自然万物平等和谐的重要途径。(三)“慈俭四知”思想《老子》说:“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这也就是道家基于“道”的生态思想和“自然无为”的生态原则思想而提出的“慈仁益物”、“节俭有度”、“四知”的生态伦理思想。“慈仁益物”。“慈”是由老子提出的重要的生态伦理道德规范,它既是天之“道”也是自然的本性;“慈”的本质是宽容,要求人类应当效法自然之道,具有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生长万物使其维持特性、协助万物使其生长繁衍、引导万物使其完善自己。道家不仅主张爱物,而且与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的“仁”德的思想一致,主张“爱人利物之谓仁”,⑦人类的行为不仅不应当破坏他物的自然状态,而且应当益于他物的自然存在。“慈仁益物”体现了人以自然为师,顺其自然增益万物,无私心、不居功的人文情怀。“节俭有度”。“俭”是道家的另一重要的生态伦理道德规范,也是人在对待自身欲望时所应有的自律准则。《老子》道:“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⑦人类维持其生存必然要从自然界获取所需的自然资源,但从自然界汲取生命养分的行为必须有度,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适得其反。“节俭有度”规范要求禁止一切极端、奢侈、过度的行为,不奢求过多的资源,把自己的欲望和行为节制在合理限度之内,有节制地开发和利用自然生态资源,积蓄能量,厚积薄发。“四知”。“四知”是指道家思想中的“知常”、“知和”、“知止”和“知足”四种重要的生态思想。“知常曰明”就是要理解和把握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知和曰常”则强调万物存在与发展的根本规律是和谐的状态;“知止不殆”是强调人要适合而止、适度利用生态资源;“知足不辱”则是要求人们要克制自我欲望。尤其是道家将“和”视为宇宙万物生成的主要机理,“阴阳和静”是“道”的本质内涵,认为宇宙万物都是在阴阳相互对峙与和谐之中共生共存的,自然界的阴阳两气相互融合、和谐才使世间万物得以产生发展。人应当效法自然,谨遵“四知”的生态伦理道德,遵从天地之“道”,遵从自然本身的和谐,达到“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和之至也”的最高理想境界。

儒道生态思想的评析

(一)儒道生态思想的合理性首先,儒道生态思想坚持了“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观。整体性是系统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儒道生态思想中最重要的共同点也是对当代社会影响最大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观。儒家关于“天人合德”、“性天相通”、“天人一体”,道家关于“天地并生”、“物我为一”等思想都反映了他们从朴素的角度对于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的把握。“天人合一”思想将整体性作为基本点把本体论、价值论和实践论融为一体,将人和自然两个不同质的系统视为同一本原体。儒道生态思想反对将“天人”割裂甚至对立的观念,无论是“天”,还是“道”,人与万物都只有一个本源,并且都是其整体中不可分割、息息相关的组成部分;而且“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不仅仅只是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也包涵了自然万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整体关系,它把人与自然万物视为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并且将天地万物的存在、发展和灭亡的变化过程当作是一个和谐、有序的整体系统。也正是天地万物各自有序地运动才保证了天人有序和谐。其次,儒道生态思想强调了人与万物和谐平等的价值观。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关键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儒家的“仁民爱物”、道家的“慈仁益物”等生态思想都强调了人类同其他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价值观,儒道倡导把人类生态伦理的价值情怀推及到整个宇宙内的生命的价值,正确认识人在天地自然中的位置。人们应当以“仁爱”、“自然”的方式对待人与自然、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不能把自然视为可以随意被人掠夺和攫取的对象,强调不平等地利用和破坏自然都会导致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破坏,儒道生态思想极力试图劝诫世人营造和维持自然界的和谐、平等的大环境,以保护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和谐发展。最后,儒道生态思想提出了天人协调适度发展的伦理观。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相互支持的客观要求。儒家主张“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注重人要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发展自我,“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其“圣王之制”思想则更具体地规定了人们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如何保护生态平衡、保持适度发展的伦理规范;道家强调“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提倡人们适当地克制自我欲望,适合而止、自然而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以至“常足”。儒道生态思想中关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合理利用自然自然实现自我发展、保护生态系统平衡等方面天人相协调和适度发展的生态伦理道德观念也是当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二)儒道生态思想的局限性我们探讨儒道生态思想的价值并不是说要用急功近利的态度去用传统文化思想来解决现代社会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任何时代、任何民族创造的文化财富都要受到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制约,儒道生态思想毕竟是一种朴素的、直观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很多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局限性。首先,儒道生态思想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成就,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它更多地是强调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应该如何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以及实现自我发展的问题,它更适合于自然经济下的传统的、局部的、表层的生态环境问题,而现代社会中出现的生态问题则更为复杂、深层的,这也注定了儒道生态文化无法完全适用于今天的生态问题。其次,儒家的“仁爱”思想具有人类价值和利益的本位观及其狭隘性,人际道德是最基本的道德,而生态道德是次要的道德,是一种有亲疏差别的道德阶梯结构;道家的生态思想强调“无为”、“自然”,顺应“道”是人的一种本质规定和行为准则,是一种被动地适应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思想。最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仍具有朴素的、直观的、甚至是猜测的特点,它的伦理思想的是主要表现一种大宇宙观的人生哲学,而缺乏对于人的行为规范的构建;而道家的“道”思想则把自然本源高度抽象化、神秘化,有一种神秘主义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儒道生态思想在当今社会发展中更好地发扬其积极作用。

思想价值范文篇3

关键词：；传统文化；价值

中华民族创造了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文明史上一颗灿烂的明星。习从民族存续、国家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多维视角，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方位、当代价值和未来力量，形成了新时代传统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传统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全民族的精神家园。习从中华民族存续的角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定位。他认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1］201在世界民族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奋斗历程创造了辉煌的思想文化，形成了历史悠久、独树一帜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存续，固然有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在长期的民族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民族文化，形成了维系民族发展、认同和团结的文化基因，以及形成了共同的民族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的激荡中沉淀下来，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2］181。一个伟大的民族必须要有伟大的传统文化作为支撑。因此，习提出一个民族要想发展壮大，就必须继承而不是抛弃传统文化，必须弘扬而不是贬低传统文化。要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护全民族的精神家园。（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发展的精气神。习指出：“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要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们治国理政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了亲民爱民、为政以德、施行仁政、勤政廉政、修齐治平、以法治国等思想，对今天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习在各种场合谈到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学习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自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群众观和价值观，克服“四种危险”、经受“四大考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习提出要坚定“四个自信”，最根本的是要坚定文化自信，而中华民族五千年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力量源泉。只有始终不渝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才能形成强大的文化自觉，最终坚定文化自信。（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进步的精神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了丰富的智慧，为推动人类进步、促进世界发展提供重要的精神动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谐世界提供重要的文化保障。习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人类发展之道，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人类关怀和世界眼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妥善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民族矛盾、宗教问题、发展问题以及国家关系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比如，在国家关系方面，中华传统文化倡导“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协和万邦”，这要求国际社会要文明交往，树立“整体观”和“和谐观”。在世界文明多样性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并存与融合，承认各文明发展的差异性，反对民族欺凌与文化侵略，倡导各文明形成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共识。在全球治理体系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要“先义后利、舍利取义”“以和为贵”“厚德载物”，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引领，为化解全球性的矛盾和危机提供方法。

二、传统文化思想的基本原则

习提出，必须认真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利用好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并系统地提出了新时代传统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一）坚持有鉴别的对待和有扬弃的继承相统一。习认为，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来审视传统文化，以理性的观点来继承传统文化。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性，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时代条件以及人们的认识水平相对比较低，必然导致传统文化本身仍然会存在一些陈旧的和过时的东西。因此，习要求我们对待传统文化不能照搬照用，必须进行正确的取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持有鉴别的对待和有扬弃的继承相统一。对传统文化鉴别和扬弃的主要依据，就是看其是否适应当今实践和时展的要求，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一方面，对于顺应时展要求、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传统思想文化，要积极挖掘其思想精华，传承其合理成分和积极因素；另一方面，对于违背时展规律，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传统思想文化，要及时摒弃其腐朽的实质，或对其内容和形式进行现代化改造，以符合时展的要求。（二）坚持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相统一。文化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这是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基本规律性。中华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主要原因就是其遵循了与时俱进的基本规律。习在多种场合论述了文化发展和文化创新的重要性，他说：“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4］。在习看来，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形式进行改造，使其具有适应时展要求的新内涵和新形式。要用新时代的话语体系来解读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的时代化，把继承传统文化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使传统文化符合现代语境和现代表达方式。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强调对传统文化内涵的补充、拓展和完善，使传统文化符合新时展要求，并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文化感召力和文化影响力。要把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结合，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坚定传统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性。只有坚持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使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三）坚持立足本国实际和面向世界大局相统一。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延续数千年而不断裂，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自产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封闭的文化形态，而是包含了家国情怀和人类关怀的双重特征。指出：“我们要立足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5］因此，在新时代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坚持立足本国实际和面向世界大局相统一，达到民族特色与世界眼光的有机结合。一方面，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必须立足本国实际，体现中国特色。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总结归纳其丰富多样的文化表现形式，科学提炼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核，确保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不变样、不走型。要紧密结合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挖掘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尊重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延续中华文化添砖加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体现中国元素、中国风格、中国特色，展现中国智慧、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另一方面，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具备世界眼光，体现人类关怀。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致力于实现“天下大同”。要凸显中国传统文化兼容并蓄的特点，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吸收他国先进文化。新时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必须要有做世界文化发展领头雁的目标和决心，提高国际认同度，促进世界文化融合。

三、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要价值

传统文化思想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发展的思想，对丰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文化强国建设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重要的价值。（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论，党的把它统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传统文化思想继承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文化思想的理论贡献就是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视角来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维度来定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出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增强文化自信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作用。习认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6］21在看来，要从五千年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精神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凝聚中国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二）制定了文化强国建设的行动指南。深刻论述了传统文化与文化强国建设的关系，认为“要增强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7］55。习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性工程，主张通过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增强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因此，传统文化思想对新时代如何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思想指导，对如何正确处理继承传统文化与弘扬时代精神的关系、继承传统文化与发展传统文化的关系、传统文化的中国立场与世界眼光的关系做出了基本论断，这就制定了文化强国建设的行动指南。在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过程中，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整合各种思想观念，形成文化发展的合力，共同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提供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动力。传统文化思想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价值，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支撑人类社会共同生存、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精神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立国兴邦的精气神，是中华文明带给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它与西方文明中倡导的工具理性和异化力量截然不同，主张在“和而不同”“兼爱非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国际规则下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是一个海纳百川、百家争鸣的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类的共生共建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传统文化思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思想动力。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支撑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全新的国际关系准则，建立全新的国际关系秩序，允许世界各国文明平等发声，不断凝聚人类发展的共识，谋求人类的共同命运和人类的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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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3］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商国是纪实［N］.人民日报，2014-03-13（01）.

［4］.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4（01）.

［5］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2018-05-04）［2018-09-10］.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6］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思想价值范文篇4

【正文】

关于全球化肇端的时间，迄今并无十分一致的看法，但却没有人能够否定近二十年来、尤其是冷战终结以来全球化浪潮对人类社会所造就的巨大影响。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伴之以科技的迅猛发展、电脑的普及和信息时代的骤临，当代中国社会及其所处的国际环境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因此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主导地位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一方面要利用经济全球化加速本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面对两种社会制度之间更加隐蔽、间接和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必须做到既要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化的成果，又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分层和利益调整，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人们的政治观念、政治觉悟发生深刻变化、政治需求与政治参与扩大的情况下，执政党必须做到对社会民众分化的利益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具有更强的维护社会稳定和进行社会整合的能力。

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这些新的变化，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内容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新的考验。能否与时俱进地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关系到党能否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形成的理论基础，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因此，充分认识思想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就显得非常重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系列新变化，导致一些人对诞生于革命年代的思想的当代价值产生困惑甚至怀疑。对此，我们固然可以从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意义或独创性的内容来回应前述的困惑。譬如说，从关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活的灵魂”，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面，来阐述思想的价值，这种回应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由于这个问题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带来的，因此，还必须把握变动中的现实，理解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联度，找准全面理解思想的切入点，在观照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正确把握衡量思想的价值尺度，并在理论上厘清思想与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一脉相承之联系，从而明确思想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使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旗帜上永不褪色的内容。

一、现实与思想的生命力：开放的理论与变动的实践

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显著特征的当代中国现实，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大背景下发生的。面对这些深刻变动中的现实，思想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恒久的指导意义。

（一）思想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思想诞生于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而当代中国所处时代的主题和特征是和平与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显然，这两个时代是不能也是无法割裂的，后者是前者历史演绎的必然结果。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思想连接了前后两个不同的时代。

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深刻分析近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围绕着“中国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一主题，系统回答了包括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权、道路、步骤、前途等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在思想的指引下，中华民族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随后又通过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顺利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进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并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实践证明，思想成功地解决了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中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大国，中国是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指引下领导人民所取得的胜利，不仅为中国在和平与发展时代背景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促进了时代主题本身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从而迎来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的时代。

思想并不仅仅是为了革命与战争而生的，而恰恰是为了消除战争、进而实现和平与促进发展而生的。争取在和平的环境中发展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现民富国强，正是这一理论的价值所在。因此，在思想的科学体系中，除了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和建国的理论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直接与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国家的现代化有关，至今仍然发挥着指导作用。尤其是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贯穿于思想科学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将起着长远的指导作用。可见，时代主题的变化，不仅不会导致思想的不合时宜，反而会更加充分地层现其持久的生命力。

（二）思想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对外开放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政治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问题凸显，网络的普及导致强势国家、民族与政治团体之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辐射效用剧增。在这种情况下，相对弱势的国家与民族，一方面必须主动实行对外开放，以积极应对全球化之大潮，从而通过跨越式的发展来赶超现代化的先发国家；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在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力图主导的全球化中被“边缘化”，沦为大国的附庸，并导致与发达国家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不难看出，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外生型国家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所面临的两难抉择，在现时代仍然没有终结。对于中国而言，这一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而思想，很大程度上正是在拒斥半边缘化即半殖民地化与“衰败化”的革命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并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从而成功地阻断了近代以后“中国被边缘化”进程，推动它由被动卷入现代化向主动进行现代化建设转变；同时，思想中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路径设计，关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又体现出积极的开放姿态与包容精神。因此，曾经成功指引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同样可以正确指引当代中国在全球化境况下，通过深化改革和全面开放，成功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三）思想与改革

1978年以来的改革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有目共睹。从模式选择来看，改革显然是对延续二十多年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否定。但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决不意味着对思想的否定。苏联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一种必然的历史选择。但是，几乎在实施苏联模式的同时，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已经开始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探索中所取得的正确的理论成果成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内在逻辑来看，思想与当前的改革的关系，并不是相悖的，而是相一致的。

从思想与改革的历史关联来看：思想直接指引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革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使中国社会实现了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新民主主义社会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巨变；而1978年以后的改革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当然是关联于而不是脱离于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的。改革以思想及其当代形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也是思想生命力的鲜活体现。

从思想与改革的哲学关联来看：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做出明确的回答。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首次提出并系统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其性质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其特点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实践证明，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不仅为当时的探索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更重要的是为今天正在进行的改革奠定了哲学基础。

从思想与改革的模式关联来看：中国是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由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在这样的国度里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能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路径和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扬弃既有的以城市为中心的俄国革命模式，成功地找到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过渡时期，党又顺利地走过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1956年前后，又提出了要“以苏联为鉴戒”，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任务。毫无疑问，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作的历次探索，无不体现了所倡导的创新精神、所强调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种创新精神，无论对于当时的革命与建设，还是对于今天的改革，都是有指导意义的，并将继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进提供不竭的动力。

二、思想与当代中国的发展：直接的价值与意义

按照历史的纵向划分，思想包括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四大方面的内容；而按照理论的横向归类，则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多方面的内容。不管是纵向的划分，还是横向的归类，贯穿于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三个基本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与独立自主，犹如“活的灵魂”，将思想中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内容联接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如果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发展的标尺来量度思想的价值与意义，可将其分成四类：第一类，如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领导权、动力、对象、性质与前途、道路等问题的论述，主要是一种存留于历史的珍贵遗产；第二类，如贯穿于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活的灵魂”，具有长久的指导价值；第三类，如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由于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践的复杂关联，需要进一步梳理与解读，以发掘其中曾被忽视的价值，澄清被误解的问题；第四类，是针对中国社会而提出的关于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党建等方面的“正确的理论原则与经验总结”，则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直接的价值与意义，同时构成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直接来源。

第一，关于思想与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观点。例如：关于以农轻重为序、协调处理各种经济关系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关于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统筹兼顾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关于正确处理公有制内部及其与其他经济成分之间关系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关于计划与市场及其相互关系、商品与价值规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企业内部的改革等一系列涉及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的思考等。这些与发展中国经济密切相关的思想观点，对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仍具有积极意义。此外，近年来已经引起广泛关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也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第二，关于思想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只能建立在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各项不可移易的基本制度之上，而关于这些基本制度的阐述，正是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同时，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思想，关于造成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思想，关于扩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关于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中国法制的思想，关于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论和行动是非的标准的思想等等，对当前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具有显著与直接的现实价值。

第三，关于思想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思想中的文化观点主要包括：关于“向科学进军”，关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关于知识分子工作，关于思想道德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工作基本方针等等。这些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四，关于思想与当代中国的外交。外交思想主要表现在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三个世界的划分等方面，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的改善集中体现了上述外交思想的灵活应用，而这又为1978年以后的中国外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五，关于思想与党的自身建设。思想中关于党的自身建设的理论经过了长期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构成了一个科学的体系。结合当前党的执政条件的变化，党建思想中一些理论观点值得关注。例如，对党的自身建设所处客观环境的分析；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的观点；拓展党的群众基础的观点；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实施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等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还适时提出了在执政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这一重大问题，并就这一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其中包括“两个务必”、反对官僚主义，防止特权阶层，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等。这些观点对于今天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施，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理解思想的切入点：“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

能否全面理解思想，找准一个合适的切入点至关重要，这直接影响到思想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能否在现实中得到展开与广泛认同。从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其必然选择；相应地，也应以其作为权衡思想价值的切入点。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存在多维的历史进程：中国现代化之维，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形态转型之维，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及其实践运动发展之维，等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这多维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而思想则处于这一宏大的历史定位中。

第一，关于现代化的维度。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强制纳入世界现代化潮流中，实际上开始了被动现代化进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一现代化进程完全是被动的，是受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从属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从属于西方那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本质的批判，包含着对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模式的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为中国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所提出的“东方社会理论”，又为中国的现代化找到契合国情的合理路径提供了指导：“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吸取的一切肯定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1页）。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回答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的现代化由被动转向主动，并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程。此即中国现代化维度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思想正是这一中国化过程中的理论成果。

第二，关于社会形态转型的维度。近代以来的中国有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这两大历史任务表现在社会形态问题上，即要求积贫积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同时，实现向以工业化、民主化为特征的社会形态的转型。后者具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道路选择。20世纪上半叶的外部环境，以及内部独具的社会性质、阶级构成、革命性质，决定中国既不可能最终导向资本主义社会，亦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设计的过渡性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模式，指明了一条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路径，成为弥合这一“两难”境况，完成现代中国社会形态由前资本主义的半封建社会向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的科学选择。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转变理论的中国化。

第三，关于政治思想及其实践运动的维度。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越来越多的先进人士认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因此形成西学“中国化”之流变：先后有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与《资政新篇》，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共和尝试等。五四以后，各种政治思潮及其运动更是相互激荡，蔚为大观。但是，在一系列因素作用下，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演绎与实践运动最终成为中国政治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主流。思想正是这一进程中的集大成之作，也是成功的首创之作。

四、思想的价值尺度：历史与现实的观照

经过1981年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概括与翌年的中共十二大的补充，思想有了确定的科学涵义，即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表述，界定了思想的内涵，回答了其中是否包含科学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疑问。但是，这一回答远远不足以导致分歧的终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仅仅是一个开始。随着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化，出现了对于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两种截然相反的错误态度：一种是僵化地固守其中的若干理论，另一种是全然否定其现实价值。显然，在思想科学涵义的视野中，准确掌握评价的尺度，客观衡量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的当代价值，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直面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这一时期的探索及其成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摆脱苏联模式，独立自主地找寻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从总体上看，并没有能够超越苏联模式的束缚。

其次，这一探索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长期的积极影响；但这些成果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在当时的实践中始终一贯地坚持下去，有的甚至还一度出现了严重的背离。

再次，这一探索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渐形成邓小平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这一时期尚未形成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观点，这些初步探索的最重要的意义存乎其肇端性。

此外，还要对这一时期探索的失误之原因给予充分的重视与准确的分析。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出现严重失误的原因表现在多方面，其中包括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缺乏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遭到破坏；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上存在某些缺陷；一些国际因素的影响，等等。其中最根本的，在于当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认识不清。正如邓小平所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在上述历史与现实的观照下，我们应当对于思想中一些观点的现实价值与意义给予科学的评价与估量：既不是拔高，并以此来低估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贬低，避免从历史源流的角度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五、思想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联系

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直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正确认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一脉相承的本质关系，将有助于明证前者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

从思想发展的线索来看，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与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其中，思想是这个一脉相承的思想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既令马克思主义真正植入中国大地，并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又为新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次飞跃提供了前导。概括来说，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所一脉相承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基本原理、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实现此二者相互结合的思维方法，这表现为下列六个方面的同一。

第一，同一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确立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确立对资本主义的正确把握和对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原则设想，这些基本原理构成中国共产党思想的主流来源，并同构于思想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

第二，同一的思想精髓。针对“教条化”与“神圣化”的误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赋予作为中国古代学风的“实事求是”以合乎时代的新义；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的迷离，振聋发聩地强调要“解放思想”；针对巨变中的执政条件，张扬“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成为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过程的完整的思想精髓，也是理论上一脉相承的基本线索。

第三，同一的方向与路径。一方面，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和奋斗目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两个必然”的基本原则，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另一方面，又都基于中国的实际，设计出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有机结合的特色路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两个决不会”论断的基本精神，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的社会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而言，所未及充分“发挥”的是民主主义的生产力要求，思想据此论证了在新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统一。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确立以后，尤其是1978年以后，民主主义的制度要求当然已不复存在，但生产力的要求仍无法漠视；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既体现了“两个必然”，又体现了“两个决不会”。

第四，同一的历史任务。近现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状况，使中国缺乏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状况表明，这一物质基础仍然很不充分，若干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未及完成的历史任务还必须在至少需要一百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去完成。不发达的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却难以跨越“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一“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不论是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都必须把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的和根本的任务。显然，在历史任务问题上，思想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拥有不可置疑的同一性，虽然历史的螺旋发展令后者相对于前者处于更高的环节上。

第五，同一的根本手段。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视为改造社会、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手段，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义。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其目的即是为了推翻阻滞社会进步的上层建筑，改变旧的生产关系，扫除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论述，是思想的核心内容，而他晚年在发展生产力问题上的失误，实质上背离了思想。邓小平摈弃了晚年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问题上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生产力思想；邓小平的生产力思想，同样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是将生产力因素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其中首要的“代表”。因此，不断地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线，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推动社会发展之一脉相承的根本手段。

思想价值范文篇5

关键词:马克思;生态思想;当代价值

2018年5月4日，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为此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这一纲领性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对马克思的伟大人格和历史功绩进行了深刻缅怀，提出了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九个方面”内容。其中，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是学习和实践的重要内容。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物质基础有了巨大的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发生了质的突破。但是，雾霾、臭氧、温室效应等环境污染、生态系统减化、自然灾害等生态问题也伴随而来，凸显了保护生态环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过程中，要加快推动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的奋斗目标，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为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遵循。因此，在当前重温马克思生态思想，探究其当代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产生

马克思生态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不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站在哲学的高度对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和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思想批判的基础上而产生的。马克思生态思想是马克思在十九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不断推进，同时环境不断地受到严重破坏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相对于现实社会的理性客观思考，从十八世纪中期，到十九世纪下半期，英国首当其冲地发起了工业革命，人类开始了以工业技术改造自然、遏制自然的时代来临。它变更了数千年来以自然生产力为核心的工业文明体系，人类开始从手工业向工业机器化发展，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质的飞跃。伴随着工业革命不断地发展，城市化进程建设的不断加快，在工业文明时代之内的一些弊端之处也就不断的出现在人类的面前。生活垃圾和工业垃圾等一些废弃产品给社会城市的生活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压力。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说到，在一些纯粹的工业城市，“有许多肮脏的大杂院、街道和小胡同，到处都弥漫着煤烟”，“一条黑水流过这个城市……把本来就很不清洁的空气弄得更加污浊不堪”，“被煤烟熏得黑黑的、破旧的小屋”，生活富足的资本家们会为自己建造温暖舒适的家园，然而工人们不得不生活在邋遢、垃圾漫天、恶心的生活环境当中。这一切让我们厌恶和愤怒的东西，“在这里都是最近的产物，工业时代的产物。”这些论述，让我们看到了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环境，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工业化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突飞猛进，人、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日益恶化，为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榨干和占有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了减少生产成本，无偿占有更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家让工人在恶劣的环境中进行工作，向自然无限制地进行索取。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对立导致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满足了资本家对资本追逐的欲望，但却对自然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使人类的生活环境遭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和破坏，同时也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源头所在。马克思生态思想就是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对其生产方式进行批判、倡导人与人之间平等及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马克思生态思想是马克思站在哲学的角度对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思想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想批判的基础之上而产生的。黑格尔思想是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他离开人及人类社会，从抽象的视角去认识自然，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自然是“绝对精神”自我异化的产物，自然是抽象思维的自我丧失，正如在《自然哲学》一文中提到，“自然是作为他在形式中的理念产生出来。”对这样的问题，马克思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认为，不应对自然、人与自然关系进行抽象的认识，而应将其放在社会实践中去加以认识，“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费尔巴哈思想是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它突破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思想的束缚去认识自然，认为自然界是不依赖于人和精神的客观实在，赋予了自然的唯物主义地位。但是，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不够彻底的，他仅仅从生物学角度去理解人类的本质，不能正确的辩证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太过于突出自然对人的决定性，却忽略了人对自然的依赖作用。对此，马克思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把科学的实践观提升到了实践认识，将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打破了费尔巴哈思想的局限，认为要把事物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和实践去理解，承认人在自然界面前的主观能动性。马克思就是在不断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和克服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缺陷的过程中，建立了科学性与实践性的马克思生态思想。

二、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马克思的一生中，他虽然没有正式提出“生态”、“生态问题”、“生态文明”等概念范畴，但在他的著作和论述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却进行了有力的论述，其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生态思想。（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指出：“人是类存在物,”“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这里，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是统一的，人类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人与自然界是一个整体，且不可分割。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开的，人离开自然界，就像鱼儿离开了水一样，其本身无法发展与生存。由于人类自然属性的存在，不管人类的能动性有多么的强大，也不能脱离对自然的依附，因此人类活动必定会受到自然界的限制。这就深刻地解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二）人依靠自然界生活。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在这里，马克思认为，人不仅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同时也依靠自然界而生存，自然界是人类的无机的身体，它能够为人类提供生存所需要的衣食住行条件。没有自然界，人就无法生活，更谈不上人类的存在。马克思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在这里，马克思认为人类劳动生产所需要的物质资料肯定是需要来自于自然界当中，没有了大自然，工人也就不会有事物质生产所需的矿产、土地、水等各种生产资料，就什么也生产不出来，人类的生命无法维系，人类社会无法发展，人类的文明也无法延续。因此，自然界是“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人类只要损伤了自然界的延续存在，人类本身也必将伴随着自然一同毁灭。（三）人与自然界以劳动为桥梁进行着物质交换。劳动是人与一般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类所有活动的表现方式。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节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在这里，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劳动生产工作形成了人类与自然界的物质资料交换，人类通过劳动生产对自然界进行着改造与利用，甚至支配，在原始自然界打上了人类劳动的印记，还能通过劳动，对人自身实现改变，提升人的素质和能力。通过劳动这一媒介，人与自然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实现了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人类、劳动实践与自然界之间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四）人类与自然界要和谐相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不是无限度、没有节制的，如果人在欲望的驱使下无限度地向自然界索取，不注重对自然界的保护，就会损害人与自然的之间的良好平衡，为人类带来严重的困境。马克思指出：“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赖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在这里，马克思认为，相对于人类而言，自然界不仅具有领先地位，有其外在的独立性，也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改变的自然规律，所以人类要利用好自然、改造好自然，就必须遵循自然法则，不能大肆地破坏自然，否则就要遭受自然界的攻击，为人类生存带来永久性的灾难。因此，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资料交换必须进行和谐、适量、有序，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在与自然的和谐互动中实现生产、生活和发展的。（五）人必须敬爱自然、爱护自然、顺应自然。地球上的所有生灵都是来自于自然界中诞生的，人类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对自然的依托，人与自然是共同发展且共存的。也就是说，没有人类的自然界是不可能存在的，没有了自然界依靠，人类也依然无法生存。因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因此，人与自然界是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体，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和善待，换来的才是自然对人类的馈赠。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造就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由于科学技术不断地高速发展，人类应尊重自然的发展规律，保护大自然，并合理且科学的利用，同时实现其价值的最大化；在遵从自然法则、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应该从长远的视角去善待自然，只有这样的大自然才能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六）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影响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问题是整个世界整个社会都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需要世界上所有的人类共同合作和努力去解决。所以，人类和自然界的和谐关系必须是要以人类本身和谐为前提，从而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必然就会影响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和谐。马克思主义认为，恶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从而导致了生态危机的爆发，“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现完全的变革”，“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的调节他们和自然的物质交换……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这样才能有效遏制为了获得高额利润所导致的“过渡生产”和“过渡消费”。因此，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解决生态环境的问题，就必须先改变我们人类自身的社会制度和环境，消灭私有制，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路。

三、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

思想价值范文篇6

思想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思想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在当今仍然具有普遍和长久的指导意义。思想中包含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奋斗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等，依然为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提供不断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将长期激励和指导我们前进。

二、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先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最有现实意义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

（一）群众路线。坚持运用并发展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领导革命斗争中形成了群众路线。把群众路线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如今，“中国共产党要做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等，都是群众路线的运用和发展，已经成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根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十八大以后，中央开始实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在广大干部中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实际上就是继承思想里面关于群众观、群众路线的重要思想。这些继承和发展，要求弘扬我们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实质就是加深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使党执政的社会基础、阶级基础更牢固。

（二）矛盾分析方法。特别强调辩证法，并熟练运用在他的日常工作和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他在总结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时用中国的语言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使干部群众容于接受。对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关系等的深刻阐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即矛盾的普遍性与中国社会主义实际即矛盾的特殊性有机结合的光辉典范，也是矛盾分析方法的最佳运用。新时期“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和谐社会”、“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实施，均衡发展、统筹发展、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等，都是对矛盾分析方法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三）调查研究。历来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把进行社会调查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出发点，并从认识论的高度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本本主义”等著名论断。调查研究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工作方法上的具体运用和生动概括，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实际工作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工作方法。在新时期，倡导的调查研究优良传统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为了解各种具体实际情况，制定并贯彻落实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客观依据，是坚持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有效方法，是我党科学领导和民主执政的重要途径。

（四）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集中体现，是贯穿思想的活的灵魂。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重大发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每一次巨大进步，都是坚持奠定的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改革创新，科学发展，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五）人民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思想。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他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党指挥枪”是建军的根本原则，“思想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等光荣传统，现在一直为党所坚持、继承、发展。人民军队理论是关于人民军队重要地位和作用的重要论断。新中国成立之后，提出的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等，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防和军队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和军事指挥艺术是我国军事科学研究领域的宝贵财富。

（六）党的建设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他从理论和实践上明确地回答了在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党情下“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么样建设党”这一根本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历史课题，着重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把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难题。党建理论的突出特点与思想精髓是坚持马列主义建党原则与中国特殊国情党情实际相结合，体现为把组织入党与思想入党相统一、把党的建设与完成党的中心任务（政治路线）相统一、把建设工人阶级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先锋队相统一、把广泛民主与高度集中相统一。当年提出的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伟大工程”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时期党的建设继承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吸收了党建理论的思想精髓。近年来，提出加强党的组织发展和思想建设方面的一些举措，实际上是借鉴或者说是受思想关于执政党建设观点的指导和启发的。

三、思想的进步发展

思想价值范文篇7

本文作者：胡剑工作单位：西南交通大学

文化自信思想的产生原因

(一)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熏陶与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研习是具有文化自信的前提自幼年起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教育。他从《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普及读物入手,接受起儒家传统文化。虽然幼年的对这些枯燥难懂的经书不甚喜欢,但是这些自幼烂熟于胸的知识,是很难抹得去的,成年后常会自然的使用。[3]6-7《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旧小说更是让幼年的欲罢不能,这些小说的影响及于以后的革命和建设岁月。据统计,“选集”中引用最多的不是马列经典著作中的原文,而是儒学经典论述。到一九六六年,的藏书已达几万册,一些著名类书和丛书,如《永乐大典》(部分,影印本)、《四部备要》、《万有文库》(部分)、《古今图书集成》等都收录其中。[6]对中国史书读得最多,四千万字左右的《二十四史》他是通读了的,有些部分不只读过一遍,并做了大量的批注。通过广泛而又深刻地潜心阅读大量中国史书、古典小说、诗词曲赋、各家经典,不仅批判地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还造就了对中国历史与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更培养起对本国文化的自信。(二)湖湘学派的经世学风与湖湘学人的惊人事功对文化自信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宋明以来,重内圣之道的理学和重外王之术的实学,在湖南交织扎根。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3]21这种学风对作为湖南人的影响甚巨。生长于斯,自然被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所感染。在长沙求学期间,就曾认真研习过开湖湘一代风气之先的著名学者———王夫之的学问。近代以来,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投身于政治活动及各种社会活动,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如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谭嗣同、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等,这些湘籍学人或阐发启蒙思想与维新思想,或整军经武、驰骋疆场;或兼“传教”与“办事”。虽则有些湖湘学人的所为有违历史潮流,但从总体而言,这些湖湘学人在立德、立言、立功方面做出的功绩极大地鼓舞了同样身为湖南人的。早年对湖湘学人的惊人事功与杰出贡献非常景仰,对自己身为湖南人极为自豪,这种感情也增强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三)西方列强的入侵与中国对西方文明的被动接受是文化自信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总体而言,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个被动的过程,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刺激下进行的。从文化角度而言,也是如此。西方文明以武力做后盾,以一种入侵者的姿态进入中国,并对中华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地冲击。所以说,这一文化交流过程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每个中国人心间造成的苦痛必定在文化领域有所反应,这种亲身经历的苦难必然会造成每一个有觉悟的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压迫的反抗;必然会造成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在心理上一定程度上地抵制;必然会造成每一个关切国家、民族命运的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也是生活在国家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年代,国家的现状对早年产生了深深的刺激,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产生强烈的愤概。早年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代表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肆言》等,研读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知识,但是学习和研读的目的是为了探求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为了实现中国的国富民强。是以批判的眼光对待西方文明的,而他的内心是不赞成西方文明的。这从一九二O年为发起文化书社而撰写的文章中可见端倪:“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7]这一方面说明已经把中国和世界的希望寄托在马克思主义上,另一方面说明对传统西方文明表示否定。(四)西方文明日益显示出的弊端从另一方面强化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西方文明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相对于封建社会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在一段时间内也成为中国人民反封建的武器,但资本主义在经历了早期的发展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之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日益反动,先前鼓动人民进行反封建的信条渐渐变成欺骗人民的空洞口号。对西方社会政治上的反动认识地非常深刻。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就写作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如《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来揭露美帝国主义所谓“民主”与“自由”的虚伪面目。“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8]资本主义社会充斥着拜金主义,资产阶级的逐利本性无处不在。“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9]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伦理、道德秩序在金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些与中国人重伦理、讲道德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对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本性深恶痛绝。自二十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其腐朽性、虚伪性、侵略性更加暴露无遗。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财富的集中及与此相对应的人民群众的贫困、资本主义社会间歇性爆发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放荡腐朽、资产阶级对国内人民的压榨与对国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疯狂掠夺,这些成为帝国主义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10]这些不仅给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造成了苦痛,给全世界带成了灾难,而且增强了深受西方帝国主义压迫的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五)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出发点与目的增强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早年即立志探求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大本大原。虽则早期理解的大本大原与后来的认识有差距,但是一生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和建设活动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根本问题,如何才能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如何才能实现民族的独立、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强盛,这些问题一直是思考和希望解决的根本问题。认为,从改造中国之目的出发,中国问题之根本解决需要求得对中国问题的根本了解。早在一九一九年,他就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3]47在随后的革命生涯中,愈发认识到研究中国国情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与急迫性。时期,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个方面还是研究得太少。严肃批评了一些共产党员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的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认为,在中国从事革命和建设的同志不能言必称希腊,而应该“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5]801号召全党同志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与东方革命”之的。这种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出发点既是对本民族文化与本国国情进行研究的动力,也增强了对本民族文化与本国国情进行研究的决心和信心。

文化自信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学习与传承是一个民族文化自信的源泉“‘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11]166可见,文化自觉的前提是本民族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学习与掌握。党和政府历来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加强国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建设,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12]目前,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强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学习与传承。第一,要在国民教育中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传承。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事业不断取得发展,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成就,国民教育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力度也在增强。但从增强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主义文化强国的角度观之,对传统优秀文化的学习力度似仍应加大。现在的一些学生言必称美国,对韩流、日流也是趋之如骛,对待自己的老祖宗,则对不住,忘却了。长期以往,不仅伤及国人的文化自信,甚或对国家的文化安全构成威胁。文化渗透固然是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之一,但也反映出对传统文化的教育力度不够。在国民教育中,应该更加注重引导学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应该拿出更多的时间研读经典。第二,要创新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方式。一些人对传统文化有错误的认识和感知。他们见到传统文化就如同见到一位不拘言笑、刻板生硬的道学先生。这种面目可憎的形象必须除去。在新时期,必须要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与传承形式,通过各种富有时代性、新颖性、乐趣性的形式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延安时期的文化工作者就通过贴春联、唱民歌、挨家挨户拜年、跳秧歌、写墙报、画壁画、讲民间故事等方式传播先进文化,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些方式在现在仍然有很大的价值。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文化工作者在信息社会中也应该积极利用网站、短信、微博、公共聊天室等方式去传播先进文化,并应该积极努力思考如何开辟一些新的传播媒介去传承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13](二)吸取他民族文化的长处,以融贯中西的视野看待世界文明“‘文化自觉’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11]166文化自信即需要对本民族文化深深的热爱与了解,也需要开阔的胸襟与世界的眼光。具体而言,第一,学习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方面。文化自觉不是要求全面回归我国传统文化,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而是要求我们在学习、知道、掌握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以一种开放豁达的心态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正是以这种旷达的心态学习、吸纳中外文化中优秀的因子,成就其渊博的知识和博大的胸怀。在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经济上的闭关会导致民生凋敝,文化上的锁国将自绝于世界文化之路。各国文化上的互相借鉴、交流,甚至碰撞,是有益的,它即有益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有益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第二,抵制与摈弃其他民族文化中一些腐朽落后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与他国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受益匪浅。但是,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也不可避免。“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14]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以经济、军事实力为后盾将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做为普世价值在全世界推广,任意贬斥其他国家优秀文化。这是冷战思维的延续,也是西方中心主义心态的反映。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一现象。早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就多次对西方国家腐朽伪善的一面加以揭露。这些言语至今仍有重要价值。我们应该坚决抵制一些腐朽落后文化的侵袭,坚决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摒弃不符合我国国情的文化思想。第三,推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走出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是发展民族优秀文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一个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现。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15]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已经初显成效。目前孔子学院已在106个国家的350多个教育机构落户,中小学孔子课堂数以百计,成为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及汉学的全球品牌和平台。当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充满自信地走向世界仍需要一代代优秀的中国人努力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种子。(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指导思想,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是指引人民推动社会进步、创造美好生活的指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之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和智力资源。在现阶段,我们应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第一,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是最好的真理,但是这一普遍真理若不能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建设的面目就不会改变,各项事业就不能取得发展。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24],也要用中国的语言、中国的形式、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表达、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理论,使之成为融合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的新文化。第二,挖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意蕴。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文明史中,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形成了异彩纷呈的思想文化宝库。这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产。虽则有些内容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的变迁,已经在现实中无施用的可能,但是很多内容却可以在新时期得以重新阐释,可以焕发出新的生机。我们应该大力挖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意蕴,应该在今天丰富的改革、建设实践中重新审视、发掘传统思想文化宝库,在新的时期赋予其新的阐发、新的意义与新的发展。

思想价值范文篇8

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随着时代内涵的转换和历史间距的积累，有的日渐暗淡，有的却能够超时空的限制而具有永恒的魅力。思想之所以具有传承价值，除了其思想体系的科学性外，更主要的是由渗透于思想体系之中而又凌驾于思想体系之上的本质的东西决定的，它们使思想具有了不朽的生命力。

民族性：民族解放与民族进步构成思想的基石

思想是20世纪中华民族的象征。在许多中国人心中，思想已经内化为一种信念、一种精神。曾评价：“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同志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伟大品格具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科学思想具有非凡的号召力。”民族精神赋予思想以震撼人心的力量。

思想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民族豪情凝聚成大无畏的使命感，“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国难当头之际，抵御外侮、民族解放是有良知的国人的共同心声，人们呼唤着一只可以拯救国家的强有力的手振臂高呼。特具的火一般的热情，坚如磐石的意志使他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有机会与世争雄。天下兴亡，爱国者必尽匹夫之责。在艰苦的求索中，以为首的共产党人凭着睿智和敏感，一系列思想的火花由涓涓溪流汇聚成滔滔江河，终于形成丰富而深刻的思想的体系。他是时代的化身，他是人民的表率，投身革命即为家，的生活和中国革命水乳交融，他的思想和行动就是革命，革命就是他的骨肉、心血，就是他生活的意志、力量和前提。在共同的民族解放事业中，等老一辈革命家抛却个人狭隘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琐事，“我们想的、吃的、喝的、睡的都离不开革命”。指出：中国人民举起义旗，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

思想具有强烈民族自强精神。生长于动乱年代，他博览群书、足智多谋，他的坚定、无畏、神奇令世界刮目相看，他的自尊、自信和傲骨令世界肃然起敬。他领导世界上这一古老又庞大的国家恢复了独立，赢得了国际地位。他的经历，足以使他成为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合为一体的中国革命的化身。说他是中国的马克思，是因为他分析了被外国列强瓜分的封建中国的种种弊端；说他是中国的列宁，是因为他领导了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以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说他是中国的斯大林，是因为他要用泥刀和砖头来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在二战后的国际政治中，又以他强烈的民族精神和恢弘的手笔写下惊世之作：1960年他不惧压力敢于与前苏联决裂，lO年后他向美国敞丌了大门，对世界格局的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如此令世界惊奇，他被誉为巨人中的巨人，他与中华民族的荣辱休戚与共。的人格与思想交相辉映，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人们的价值取向，发挥着重大的影响，成为中华民族团结振兴的精神支柱和动力，这种民族自强的精神在当今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具现实意义。

“只有是民族的才能是世界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形容思想。思想，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宇宙观与社会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即在坚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这个民族的特点，依靠近代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极端丰富的经验，经过科学的缜密的分析而建设起来的；也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经验而创造出来的。因此，思想“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从来未有的高度”。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重大发展。

因此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和民族解放运动史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真理性：实践探索和实事求是是思想的精华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节中谈到：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恰恰是这样的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

实践是思想的源头活水。对于立志中国解放的来说，革命的成功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关键。只有现实的革命行动和运动才能促使革命成功，思想就是用来指导这种革命实践的，其思想的有效性，也正是在这种革命实践中得到检验和锻炼。他的整个思想及其特点是在几十年的具体革命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他的思想的本质部分与他的现实活动密不可分。他的思想的构成就是以实践探索为中心而展开的，是被实践浸润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罩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这种思想就是要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找到一切事物的出发点和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这就是典型的实践思想。

实践不能盲目，在实践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理论的特质，并不在于语言的华丽和深奥，而在于所包含思想的科学、深邃。正是基

于实事求是的思想，使中国共产党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思想的萌发、形成和全面展开始终是以实事求是作为思想轴心的。实事求是作为思想中最重要的东西，作为它的灵魂，不仅是外在的方法和作风，而且是它的本质内容和内在生命力。很反对照搬马列经典，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离开客观实际，任何理论都没有生命力。1927年第二次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走上了独立地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在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在中国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就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革命道路。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自己的情况”。1930年发表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基本上形成了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的理论，并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可见，思想从最初形成就体现了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的思想。1945年思想正式被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了“七大”党章。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是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创造，就是在这个朴素而又深刻的理论指导下，中国人民获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伟大胜利。

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了思想的精华，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蒸蒸同上。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是思想的精髓。邓小平理论正是对思想的灵魂的继承和发展。“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我们改革丌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我相信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改革也靠这个。”时代变迁，时事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的浪潮，如何本着实事求是的实践精神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高，是我们党和人民面临的艰巨的任务。

现实性：超越与发展使思想不断获得新生

思想作为20世纪中国的宝贵的思想遗产，就其本身来说是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后人无法变更。思想之所以被传承，且依旧具有伟大的指导作用，就因为它同马列主义一样是科学的理论，它能够超越时空、与时俱进，给实践活动提供可预见性、可指导性。正确的理论思维不是天生的，需要借助于人类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发展而积累起来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成果。如果后人拒绝接受前人获得的这些成果，运用它来指导自己的活动，并在实践中发展它，那不但是愚蠢的，而且是不可想象的。

大致来说，思想包括普遍、一般和特殊三个层次。涉及世界观、方法论的内容属于普遍，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本质和规律的内容属于一般，涉及某个局部或者某个细节的东西属于特殊。其层次不同，现实意义也不一样。普遍层次的内容，如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群众路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观点和方法仍然可直接指导当代中国人对自然、社会和人的认识，可以直接用来作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其一般层次的内容，如正确认识国情，走自己的路、解放生产力、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及社会主义需要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等等思想，对当代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作用。其特殊层次的内容，如工业化道路的设计、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仍然可资借鉴，有的经过邓小平理论光大之后继续在发挥指导作用。纵观整个思想体系，无论是抽象的观点，还是具体的方法，其主题都是为了中国的发展，而追求国家发展的思想是不会受到时空限制的，它永远是中华民族奋斗的目标。思想凝聚了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于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思索和探讨，它早已超越了所属的时代，对于当代中国发展理论的构建和发展问题的解决，不仅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而且富有具体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在探索中形成的正确思想，实现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的新飞跃，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于这一理论的形成，薄一波的“始于毛，成于邓”的概括，恰当地评价了两代领导核心对这项伟业的历史功绩。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邓小平老一辈革命家所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不断开拓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并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十六大将“三个代表”思想写入党章，“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创新和延伸，因此它也是对思想的继承，其中包含了思想的重要因子。我们期待今天的伟大实践能够产生更鲜活的理论，以此继续推动思想的超越与发展。

人性：人的平等和人的发展是思想的最高境界

人类的奋斗目标最终是服务于人类自身。社会的每一个进步都是为满足人类不同层次的需求。《共产党宣言》中说：“未来社会应该是这样的联合体，在那罩，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自由发展需要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共同发展才能促成。

思想体系中虽然没有系统地论述人性的问题，但是透过的生平和他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我们却能发现在灵魂深处是充分尊重人的价值的。他深信“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共产党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种对生命本身的尊重影响到思想体系的形成。实事求是地讲，在时代，中国人的个性解放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便是赋予人更多自由的代言词。

少年就具备最朴素的平等、博爱的意识。在唯利是图、冷酷无情的旧社会里，感到温暖和希望的是他母亲。她支持多带饭菜到学校与穷人家孩子分着吃的行为，并且当穷人“在荒年里来讨米时，常常送米给他们”，“吾母风高，首推博爱，遐迩亲疏，一皆覆载。”这种平等博爱意识扎根于他思想深处，影响到他后来的言行。例如：当得知儿子在朝鲜战争中牺牲时，他能够平和地说出：没有牺牲就不会有胜利，牺牲了我的儿子，或者别人的儿子，是一样的。这足以见证一个伟大领袖平等地对待每一个生命的崇高境界。

平等思想促使致力于民主政权的探索。朴素的情感经过理性的整合得以升华，少年时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升华为救国救民的思想。他立足现实，关注生活中普通民众的命运，倾听民众的呼声。他传播新知识以启迪民众，他要从治人着手治理社会，以挽救同益衰败的国势，实现国强民富。关注了人民的需要，所以唤起了民众的革命勇气，他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为首的共产党人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调动群众的基础上终于建立了新型的以劳动人民为主人的政权，从实践上完成了人民与主权的结合。认为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中国人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利，他们的热情被激励着。新生民主政权给了公民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人格本身的被尊重使更多的人懂得了什么叫做“生而平等”。孙中山指出：“一国之趋势，为万众之心理所造成，其势己成，不可阻挡。否则，终归失败。”这“人心”正源于人民对主权的享有。几十年如一日，始终致力于人民主权的探求。如何深入研究的民主思想，真正地实行民主，是值得后人深思的。

在建立人民主权的基础上，进一步落实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非常重视教育事业，他强调恢复学业、强化教育，为每一个人的发展创造条件，呼吁人应该在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并把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全日制教育与业余教育相结合、智力开发与思想教育相结合、基础知识教育与培养思维能力相结合。以此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生命价值，进而提高民族素养。这些思想，对促进当代中国人的全面发展，依然具有启迪作用。

思想价值范文篇9

梁启超是中国美学思想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是中国美学思想近现代转型期的重要人物。他对“趣味”范畴的阐释和趣味美学思想的建构，在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图谱中，极具特色，需要我们认真解读与发掘。

梁启超关于趣味的思想与相关论述，主要集中于20世纪20年代《“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美术与生活》、《美术与科学》、《学问之趣味》、《为学与做人》、《敬业与乐业》、《人生观与科学》、《知命与努力》、《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等专题论文、演讲稿以及给家人的书信中。本文将以这些相关文字为基本研究对象，对梁启超趣味美学思想的理论特质及其价值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

趣味是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哲学根基。趣味主义构成了梁启超哲学观与美学观的互释，也成为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核心范畴。1922年4月10日，梁启超在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讲演。他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是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1）对于趣味和人生的关系，梁启超主要两个方面来界定。其一，他认为趣味对于生活具有本体意义。即趣味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趣味。他说，为趣味而忙碌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有价值”的生活；（2）无趣“便不成生活”。（3）其二，他认为趣味对于生活具有动力意义。“生活的原动力”就来自于趣味。（4）“趣味干竭，活动便跟着停止”。（5）在梁启超看来，合理而自然的人生状态就是趣味的状态。从本体与价值、动力与功能两个方面着眼，梁启超把趣味放置在对人生具有根本意义的本体论兼价值论视阈上。那么，在人生中具有如此重要地位的趣味其具体内质又是什么？对于趣味的内质，梁启超通过对两个互为关联的问题的阐发，表达了自己的见解。首先，梁启超对无趣的生活作了界定。他认为趣味的反面就是“干瘪”与“萧索”。因此，他界定的无趣的生活有两种。一是“石缝的生活”。其特点是“挤得紧紧的，没有丝毫开拓的余地”。（6）一是“沙漠的生活”。其特点是“干透了没有一毫润泽，板死了没有一毫变化”。（7）梁启超否定了这种无趣的生活，认为这不能叫“生活”，而是人生的禁锢与退化。在这里，梁启超运用否定之否定的思维方法，通过对无趣特点的否定，而达成了对于趣味（生活）内质的两个厘定：（一）、与无趣之缺乏生气生命相较，趣味是生命的活力。（二）、与无趣之泥滞禁锢相较，趣味是创造的自由。其次，梁启超通过对趣味发生条件的探讨，进一步厘定了自身对趣味内质的界定。梁启超认为趣味是“由内发的情感和外受的环境交媾发生出来”的（8）。因此，趣味既在主体，也在客体，是主客的会通与交融。就主体言，趣味是与情感相联系的。情感作为主体心理基础，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9）趣味构成了生活的动力源，情感构成了趣味的动力源，这一思想链条是梁启超趣味思想的一条基本脉络。没有情感的激发，就没有趣味的萌生；没有趣味的实现，也就没有理想的生活。情感与生命活力、创造自由一起，构成了趣味内质的三大要素；其中，情感又是生命活力与创造自由的前提。情感激扬、生命活力、创造自由在趣味的发生中构成了层层递进的关系，成为趣味实现的共同前提和条件。其中，情感具有最基础最内在的意义。因此，在梁启超这里，趣味（生活）的内质表现为这样三个层次：底层——情感的激扬；中层——生命的活力；顶层——创造的自由。这三个层次互为因果，共同构筑了通向趣味之境的理想之路。简而言之，梁启超的趣味就是由情感、生命、创造的融和所呈现的生命意趣及其具体实现状态。趣味之境既是特定主体之感性达成，也是主客之间的完美契合与主体生命的最佳创化。

二

把趣味提到生命本体的高度、放置到人生实践的具体境界中来认识，是梁启超趣味哲学的基本特点，也是其趣味与美融通的关键。在梁启超这里，谈趣味就是谈生活，就是谈生命，也就是谈美。梁启超说：人与动物不同，动物的活动是本能的，人的活动是有目的的，人只有在生活中、在实践中才能获得趣味、实现趣味。梁启超强调：“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无所为而为’”。（10）“无所为而为”是“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的统一。“知不可而为”主义，是“做事情时候，把成功与失败的念头都撇开一边，一味埋头埋脑地去做”，甚至“明白知道他不能得着预料的效果，甚至于一无效果，但认为应该做的便热心做去”。“为而不有”主义，是“不以所有观念作标准，不因为所有观念始劳动”，是“为劳动而劳动。”梁启超指出：这两种主义“都是要把人类无聊的计较一扫而空，喜欢做便做，不必瞻前顾后。”（11）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的“无所为而为”不是“不为”，也非“不有”，而是一种“不有”之“为”。所谓“不有”是超越个体“小有”而达成纯粹之“为”的“大有”。即个体的人在投身具体生活、从事感性实践时，应将外在的功利追求与得失计较转化为内在的情感要求与生命需求，从而实现“为”与“不有”的矛盾统一。梁启超提出进入这一境界的两个前提：一是要“破妄”，即破除成败之执；二是要“去妄”，即去除得失之计。他认为，从个体感性生命而言，人生是充满缺憾充满烦恼的。因为相对于永无穷尽的宇宙而言，个体感性实践永远只是宇宙运化中的一个断片，都是有局限，不完美的。因此，人生实践从个体感性生命角度看，只需言失败，无须言成功。但是，“宇宙绝不是另外一件东西，乃是人生的活动”。（12）作为“宇宙的小断片”，（13）对个人而言，一方面，每一次感性生命实践只是宇宙运化中的一级级阶梯；另一方面，个体感性生命实践又推动了历史进步与宇宙运化，从而使自身融入到历史进化与宇宙运化的整体生命之中。因此，个体生命创化与宇宙整体运化的矛盾既是永恒的存在，又是本质的统一。从“无所为而为”的趣味主义原则出发，梁启超通向的不是纯粹的个体感性趣味，而是有责任的趣味。他说：“我生平最受用的有两句话，一是‘责任心’，二是‘兴味’。我自己常常力求这两句话之实现与调和。”（14）有责任的趣味既是责任与趣味的统一，也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个体与众生的融通。这一美境以情感为基质，呈现了认真执着的生命追求与自由创化的人生境界的统一。其实质就是生命主体在感性个体实践中，将自身完全融入到宇宙创化的整体性旅程中，从而超越与对象的直接功利对置，超越狭隘的感性个体存在，从而体验到“和众生”、“和宇宙迸合为一”的无限“春意”。梁启超强调要“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实现“劳动的艺术化”和“生活的艺术化”，这样的生活才算“最高尚最圆满的人生”，才算“有味的生活”。（15）

梁启超曾说：“问人类生活于什么？我便一点不迟疑答道：‘生活于趣味’”，“人若活得无趣，恐怕不活着还好些，而且勉强活也活不下去”。他又说：“‘美’是人类生活一要素——或者还是各种要素中之最要者，倘若在生活全内容中把‘美’的成分抽出，恐怕便活得不自在，甚至活不成。”（16）梁启超把趣味主义推广到了整个人生的领域。他的审美观具有鲜明的人生指向；他的人生观在本质上是审美的。由趣味出发，梁启超构筑了一个以趣味为根基、以人生为指向的具有

自身鲜明特色的趣味主义人生论美学。个体感性生命的自由创化从有责任的“趣味”出发到人生“春意”之体味，是对积极入世与自由畅神、理性追求与生命激扬融合为一的人生胜境的个性化追寻。

三

18世纪德国哲学家鲍姆加登把美学界定为研究感性认识的完善。与鲍姆加登的美学认识论不同，康德则从哲学本体论、从美与人自身关系的意义上开拓了美学新视野。康德把人的心理要素区分为知、情与意，把世界区分为现象界与物自体。他认为，人的知只能认识现象界，不能认识物自体。物自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又在人的感觉范围之外，因而是不可知的。但人要安身立命，又渴望把握物自体，从而使生活具有坚实的根基。因此，在实践上去信仰就是跨越知性与理性、有限与无限、必然与自由、理论与实践的桥梁。这就为美的信仰预留了领地。康德指出，从纯粹理性的知到实践理性的意，中间还需要一个贯通的媒介，即审美判断力。它不涉及利害，却有类似实践的快感；不涉及概念，却需要想象力与知解力的合作；没有目的，但有合目的性；既是个别的，又可以普遍传达。康德强调审美判断在本质上是与情感相联系的价值判断，要“判别某一对象是美或不美，我们不是把（它的）表象凭借悟性连系于客体以求得知识，而是凭借想象力（或者想象力与悟性相结合）联系于主体和它的快感和不快感。”（17）从康德始，美开始走向情感、走向个性、走向人的完善与人自身的价值。梁启超把康德誉为“近世第一大哲”，受康德影响较深。他对趣味之美的本体构想，主要就是在康德意义上的哲学美学范畴中来观照的。梁启超把情感视为趣味的内质，强调情感是趣味之美实现的基质。这种关于美的思考的情感视角与价值立场，也明显地折射着康德美学的身影。

另一位对梁启超趣味美学思想创构产生重要影响的是20世纪生命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亨利•柏格森。柏格森认为生命冲动是宇宙的本质，是最真实的存在。但生命不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心理意识现象，是一种意识或超意识的精神创造之需要。生命只有在生命冲动中，在向上喷发的自然运动中，也即创造中才产生生命形式，才显现自己。但生命冲动要受到生命自然运动的逆转，即向下坠落的物质的阻碍。生命必须洞穿这些物质的碎片，奋力为自己打开一条道路。因此，作为宇宙本质的生命冲动，虽受制于物质，但终究能战而胜之，保持其不向物质臣服、自由自在的品性，开辟出新境界。在柏格森这里，生命在本质上是一种与物质、与惰性、与机械相抗衡的东西，它总是不断创新、不断克服物质阻力、不断追求精神与意志的自由。因此，生命也就是无间断的绵延。绵延瞬息万变，每一瞬间都是新质的出现。绵延不能用理性和科学的方法来度量与认识，而只能依靠非理性的直觉。对于直觉，他有一个经典的定义：“所谓直觉，就是一种理智的交融，这种交融使人们置身于对象之内，以便与其中独特的，从而是无法表达的东西相符合。”（18）可见，直觉是一种置身于对象内部的体验。柏格森认为，直觉比理智优越的地方就在于它通过置身于“实在之内”，来真正体察“实在的那种不断变化的方向”，从而来接近绵延即生命冲动的本质。柏格森强调惟有不惜一切代价征服物质的阻碍与引诱，生命才能向上发展，才能绵延。而绵延就是美。柏格森将美与人的本体生命相联系，宏扬精神生命的活力与价值，强调美与审美在人生实践中的本体意义，重视审美中的生命体验，对20世纪西方美学思想的演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13年，《东方杂志》第10卷第1号发表了钱智修所撰写的《现今两大哲学家概略》，柏格森首次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19）并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梁启超对柏格森心仪已

久，称其为“新派哲学巨子”。旅法期间，他特意彻夜精心准备资料，造访了这位“十年来梦寐愿见之人”。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对柏格森的“直觉创化论”给予了高度的肯定。柏格森的学说在梁启超美学思想中打下了鲜明的烙印。他的趣味之美对情感、对生命、对创造的宏扬，对审美胜境的体认都飘忽着柏格森绵延之美的身影。当然，梁启超与柏格森又有重要的区别。在柏格森那里，生命的直觉冲动是对西方工业社会理性扩张的反抗。美在柏格森那里是医治机械理性的一剂良方。而对于梁启超来说，他既需要生命的感性冲动来激发生活的热情，又需要理性与良知来承担社会的责任。因此，他以个体生命激扬为标的的趣味追寻又是以宇宙运化的责任为前提的，呈现出试图将生命本质的肯定和生活意义的实现相统一的个性化美学思考。

四

中国文化中的“趣味”，主要是一个艺术学范畴，具有比较感性的实践性意蕴。它主要是指艺术鉴赏中的美感趣好。中国典籍从先秦始，就将“味”与艺术欣赏的美感特征相联系。如《论语•述而》曰：“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这里一方面把“味”与欣赏音乐获得的快感相联系，一方面又明确指出“味”作为口腹之欲的满足不同于艺术欣赏的快感。魏晋时期，出现了“滋味”、“可味”、“余味”、“遗味”、“道味”、“辞味”、“义味”等诸多之味，这些“味”与直接的感官欲望相剥离，用于品评艺术给予人的美感享受。如阮籍的《乐论》第一个直接以“无味”来品鉴音乐美的一种境界。陆机的《文赋》则将“味”从乐论引入诗论之中。“趣”在魏晋时代，亦进入文论之中，其用法和含义虽比“味”要复杂得多，但以“趣”来指称艺术的美感风格则是一种重要的用法。如《晋书•王献之传》曰：“献之骨力远不及父，而颇有媚趣。”“媚趣”概括了王献之书法阴柔的美感。直接将“趣”与“味”组合在一起，用于品评诗文之美，可能以司空图为最早。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云：“右丞、苏州趣味澄瓊，若清沅之贯达。”“趣味”在这里指的是作家创作的一种美感风格，一种情趣指向。可以说，在中国传统文论中，“趣味”主要是指艺术鉴赏时的个体取向。它比较多地与具体的艺术鉴赏实践相联系，是对艺术作品美感风格与特征的一种具体感悟。

在美学史上，第一个从理论上明确提出“趣味”问题的是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休谟。在康德之前，西方美学主要问的是“美是什么”的问题。不管是古希腊人追问美的本质，还是鲍姆嘉登讨论感性认识，美学家们最终试图把握的就是客观的美的本来面貌。这一点，实质上在休谟这里也难以例外。休谟的美学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美的本质问题，另一个就是审美趣味问题。美的本质是什么，休谟认为它不是对象的一种性质，而是主体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不是我们所说的五官感觉，而是心里的情感感受，即快感（美）和痛感（丑）。休谟认为要寻找“客观的美”和“客观的丑”完全是徒劳的，我们只需要关注这些感觉。感觉是一种切实的经验。休谟把自然科学中的经验主义原则运用到审美的领域中。与理性主义美学家相比，休谟强调了审美中的感性状态。但他在本质上仍然没有脱离传统美学的认识论立场。因此，他的美学具有深刻的内在矛盾。这一点在关于审美趣味的讨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根据休谟的美论，美完全不在客体，而在主体。这样对于同一对象，主体的感觉如果是不同的，那么对象究竟美不美呢？这种关于感觉的趣味判断是真实的吗？由此，休谟自然地由美通向了美的趣味的问题。在休谟这里，趣味首先是一种审美能力，即审美鉴赏力或审美判断力。休谟说：“理智传达真和伪的知识，趣味产生美与丑的及善与恶的情感。”（20）理智与真相联系，“是冷静的超脱的”；趣味与情感相联系，“形成了一种新的创造”。这种新的创造在休谟看来，就是“用从内在

情感借来的色彩来渲染一切自然事物”。那么事物本来的面貌究竟是怎样的呢？休谟认为只能从经验或感觉中去判断。因此，休谟关于美或审美趣味的探讨陷入了这样的内在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承认美的个体性与差异性，另一方面休谟又并不否定客观的美的存在。只是从他的方法论立场来看，这个客观的美无从把握，所能把握的只有经验层面上的美感。休谟的美学冲击了理性主义的美学，但他并未能够彻底超越理性主义的机械论。正是在休谟的矛盾中，西方传统美学的认识论方法开始受到了怀疑。有学者认为，现代美学确立的重要标志是由“美是什么”转向“审美何以可能”？（21）这是一个由认识论向体验论的转向。在这个意义上，休谟是通向康德的一座桥梁。但是，作为休谟美学的重要范畴的趣味，虽然是一个与情感、创造联系在一起的概念，具有变化性、不确定性，却仍然是一个认识论范畴中的

概念。趣味作为审美判断，休谟通过它想揭示的仍然是美的普遍性问题，即把美还原为客观对象。所以，休谟所探讨的并不是趣味在美学中的本体性意义，而是审美趣味的标准问题。康德美学也谈到了趣味。康德把审美判断称为反思判断。反思判断不同于一般的规定判断，康德认为作为反思判断的审美判断是“从特殊出发寻求普遍”。这个特殊不是休谟意义上来自外部世界但又无从把握其本源的情感，而是能够通向普遍的情感。康德的反思判断首先是情感判断，它既不同于以概念为基础的认识判断，也不同于以善为基础的道德判断。康德主张从体验通向反思。因此，康德的反思之“思”不是对象性的，而是要让内在情感直接走出遮蔽状态而显现出来。反思是返回情感的手段。对于康德来说，物体本身不可能成为审美的对象，审美对象只能被审美活动创造出来。康德在谈到崇高美时就认为崇高并不是对象的崇高，而是主体自我的崇高，是主体在鉴赏活动中对自我崇高精神与人格的情感体认。情感是康德美学的旗帜，判断力是康德美学的核心。康德说：“没有关于美的科学，只有关于美的评判。”（22）为此，康德美学超越了客观主义认识论。同时，康德美学强调审美不涉利害。审美反思也是先验反思，应该超越个人的偶然的经验，去寻求普遍的自由的声音。为此，康德美学也触及了审美判断与道德判断的分水岭，从而把审美判断直接提升到纯粹趣味判断的层面。因此，在康德美学中，趣味既是具体的审美判断，又具有形而上的批判意义。

客观地看，中国文化中艺术论的趣味论和西方文化中审美论的趣味论在梁启超的美学思想中都留下了一定的痕迹。但梁启超又在传承化合中对趣味作出了自己的界定，赋予了趣味以新的理论内涵与理论特质。

五

从中西艺术与美学理论史来看，趣味作为一个艺术学或审美学范畴，其最普遍的理论界定就是一个与对象的美感特征、与主体的审美心理、与主体的审美（艺术）鉴赏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范畴，也就是一种美感趣好或审美（艺术）判断力。这种趣味的理论向度主要探讨的是主体与对象间的纯审美关系。但在梁启超这里，趣味不是单纯的艺术品味，也不是单纯的审美判断。它既是一个审美的范畴，又不是一个纯审美的范畴。梁启超的趣味在本质上是一种特定的生命意趣及其具体实现状态。他既将趣味与审美（人生）实践相联系，使趣味成为一个动态的实践性范畴；也将趣味与审美（生命）的本质相联系，使趣味成为一个终极的本体性范畴；还将趣味与审美（人生）的理想相联系，使趣味成为一个形上的价值性范畴。

应该承认，把审美当作人的一种生存状况，一种人生境界，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一大特色。中国传统美学最关注的问题不是美为何物，而是审美对于人生有何意义，是人的生存如何实现审美化的问题。因此，中国美学精神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人生美学精神。追求美也就是追求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统一。中国传统美学充满了温暖的人生关怀，表现为审美、艺术与人的生存发展的密切联系。但中国传统美学主要引入善作为美的准则，它所张扬的人生境界首先是人的伦理理性生命的实现。审美的人生视野在西方人本主义美学中亦有自己的理解与阐释。如席勒认为：“美对我们是一种对象”，“同时又是我们主体的一种状态”；“美是形式，我们可以观照它，同时美又是生命，因为我们可以感知它”。（23）把美从静止的被观赏的“对象”与“形式”，充盈为满含生机的“主体的一种状态”与富有灵性的一种“生命”姿态，实际上也就是将美推向人生与生命的具体境界。个体生命的完满不仅在于理性、道德的完善与实现，也在于情感的丰沛与润泽。这种对美的人性视角，不仅体现了对人的主体生命完善（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的关注，也潜隐着对主体生命解放与激扬的期待。而以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则进一步强化了个体生命的解放与激扬在人生中的本质意义。柏格森把生命的冲动与本能视为生命的本质。感性生命活动即直觉成为了美的表征。可以说，无论是中国传统美学，还是西方近现代美学，美与人的生命与生存的关系都是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作为一个始终“关注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梁启超从当时国凋民蔽的民族现实出发，既吸收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生存精神，又吸收了西方近代美学的审美完善理念，还吸纳了柏格森美学的审美生命理念，试图将审美的人生指向、人性理想和生命理念在康德审美价值哲学的基本视点上糅合为一。美不仅是审美境界的实现与个体生命的完善，更在于这种实现与完善的本质在于生命活力的张扬。同时，这种生命的活力不是中国传统美学中主要以伦理来规范的理性生命，也不是柏格森意义上主要以直觉来范畴的本能生命，而是融理性（责任）与感性（情感）为一体的富有创造激情与价值追求的个性生命。

从美学思想史来看，梁启超关于趣味的美学思考实际上已经隐含了对于现代美学学科本性的某种审思。这种审思包含了这样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美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科（与自然科学和一般社会科学相比）？二，美学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是提供普遍知识规律还是寻思人生意义人文智慧）？对于这两个问题的领悟，不仅是现代美学学科建设的题中之义，也是传统美学向现代美学转型的必经之旅。前一个问题划定了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的基本外延；后一个问题确立了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的根本内质。不审思这两个问题，就无法超越传统美学的混沌状态。尽管梁启超的趣味之思并非完全成熟与圆满，但他不仅创造性地承续了中国传统美学的人生意境，也富有个性地凸现了对西方近现代美学学科启蒙意向与人文走向的敏锐呼应。

思想价值范文篇10

关键词：王阳明哲学；良知；知行合一；价值

近年来，总书记曾多次提到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把阳明心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以及中国人文化自信的根基之一。五百年前的王阳明，为何至今仍备受推崇？我们从王阳明哲学思想及其现代价值的分析与诠释中找到答案。

一、王阳明哲学思想概述

（一）龙场悟道与“心即理”

王阳明思想的树立，真正应从龙场悟道开始，而龙场悟道是与他青年时代以来格物的困惑密切相关。说到格物的困惑，便得提及阳明格竹的故事。王阳明受时代和家庭的影响，自少年便有做圣贤的志向。在朱熹之学的影响下，他青年时代“遍求考亭遗书读之”，致力于朱熹格物之学并切实下了一番功夫［1］。依照朱熹的观点，天下万物哪怕一花一木都含至理，格物就要格天下之物，就要从事物本身去了解其中之理，多读书、多观察事物、多思考事物之理。这样对不同事物之理了解多了，自然会豁然贯通，从而也便懂得了万物之理。依照朱熹的格物思想，王阳明便与一位姓钱的朋友商量，以亭前之竹为对象，决定格出竹中之理。姓钱的朋友先格，他早晚默坐穷格竹之理，第三天的时候便劳神过度而致病，也没有格出理来。王阳明开始认为是朋友功夫不到，但当他亲自格竹时只坚持到第七天，也劳思致疾。对朱熹格物之学的身体力行以致疾而告终，使得王阳明对朱熹之学产生了某种怀疑，蕴含着之后阳明与朱熹分道扬镳的契机。再加之，他二十六七岁时又按朱熹在《上宋光宗疏》中的“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去读书实践，仍觉“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未能解决他的物理与吾心统一问题，而这一问题长久地困扰着王阳明。如此反复潜心苦思，又使得王阳明沉郁成疾，使他对朱熹之学的怀疑进一步加深，从而开始探索其他圣贤之学。正是经历“五溺三变”多向度的探索，才有了王阳明一次前所未有的人生洗礼，也是他思想的真正开端，就是有名的“龙场悟道”。他在龙场期间，终日静坐。《王阳明年谱》中有记载，“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样，经历万千磨难之后，王阳明终于开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就是说理并不在心外，不在事物之中，只在心内，心外不能求理。我们对父母讲孝，但“孝”之理不在父母之处；对朋友讲信，“信”之理也不在朋友之处，道德并非外在，却是人内心之理。因此，格物中之理，不应从外在事物而应从人的内心中去找、去格，这就是他提出的“心即理”“心外无理”的思想。至此王阳明与朱熹的思想彻底决裂。

（二）知行合一

依照学界的观点，一般把知行合一说看作王阳明思想特色的学说。这一学说也是针对明朝中期污浊的社会风气、道德败坏的社会现实而提出，导致这一社会现实的原因是人们的“知而不行”，他们了解社会道德准则和道德律令，却并不遵从而公然违背。对此王阳明以宋儒“真知必能行”思想为起点，提出了“知行本体”的概念，指的是知与行本来相互联系与包含，知和行的分裂背离知行本来的意义。知包含了必能行，知而不行是未知，这就是知行本体。而知行合一，不是说知与行是一回事，而是强调二者不能割裂，相互包含。在《答顾东桥书》中，王阳明提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强调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2］。”这是从知到行的过程来表述知行相互联系与包含的关系。若就知是行的开始来说，知不仅是整个行为过程的一部分，而且是行为过程的初始阶段，因此可以说知即是行；就行是知的实现来说，行可以看作整个知的过程的终结阶段，因此也可以说行即是知，从而强调了知行合一。为了对治知与行的分裂，王阳明说“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主张没有脱离行的独立的知，也没有脱离知的独立的行，知行不可分离。他还说“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底彻根，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3］”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从为善方面说，有行才是真知；但从去恶方面说，有不善之念便是行恶，即有知即是有行。可见，王阳明的知行观是重“行”的。

（三）良知与致良知

致良知说是王阳明晚年更为成熟的心学思想，他将《大学》提出的“致知”发挥为“致良知”，将致知的知解释为孟子的“良知”概念。孟子认为良知是人内心自然具有的一种道德意识与情感，与环境、教育等后天因素无关。王阳明继承了孟子的这一思想，把良知作为主体先天具有的内在特征，也就是人人先天具备。对此，王阳明还有一个故事做例证：门人在夜里抓到一个贼，他便用良知的思想与这个贼讲道理，贼听了反而讥笑他，问自己的良知在哪里。王阳明就让贼脱掉衣服，当只剩下裤子的时候，让贼继续脱，贼便不肯，王阳明便向贼大喝说这就是他的良知。良知不仅人人先天具备，还是人内在的道德判断与评价体系。良知不仅在道德意识上“知是知非”“知善知恶”，在道德情感上还“好善恶恶”，是道德意识与情感的统一，成为人们道德实践的指南。但是，在我们看来道德意识和情感并不是先天的，而是人类社会化的结果，是通过教育等社会化活动在人内心所产生的。要想使良知不为私欲所障碍，“要此心纯是天理”，就需要致良知。致良知的一个内在要求就是“行”，就是实践。“致良知，一方面是指人应扩充自己的良知，扩充到最大限度；另一方面是指把良知所知实在地付诸行为中去，从内外两方面加强为善去恶的道德实践［4］。”可见，致良知的思想也充分体现了知行合一的主旨。

二、王阳明哲学思想的现代价值

（一）注重实践的哲学精神

王阳明一贯提倡“知行合一”，强调“行”的实践性，彰显了阳明哲学的实践精神。根据王阳明的观点，知而不行就是未知，也就是还没有达到真知的程度；真知即是行，未有知而不行者，也就是真知本身包含行的过程和结果。因此，真知一定是要付诸实践，并体现于实践，行也一定包含认识、理解等知的过程和结果。相对于朱子学，阳明学更突出知与行的实践性，尤其强调了道德的实践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往哲学家脱离生活实际的独自玄思与冥想，使其哲学思想深深扎根于实践中，并落实到实践中。特别是，他还提出“事上磨炼”的功夫论，磨炼心性、磨炼良知的感应、磨炼喜怒哀乐等。可以说，王阳明在重“行”这一点上，是他为学精神全部贯注之所在。天理在实践中，良知也在实践中，万物与我一体皆在实践中，不实践，空言谈，到底无是处。王阳明哲学的这种精神与19世纪以来实践哲学的发展正相合。实践是哲学之本，哲学不应只是知的学问，更要转化为行动的实践，背弃实践的学问并非真正的哲学，对社会实践的倾注与关怀成为当代哲学发展的重要趋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阳明哲学的精神和近代哲学是相通的。

（二）自我超越的生命境界

王阳明经过“五溺三变”的思想发展历程，经过“科场失意、居夷处困”的现实冲击，以“龙场悟道”归于圣人之学。他“静坐收心、省察克治”，将圣人之学推向巅峰，也让他实现了“成己成物、超凡入圣”的自我蜕变和生命境界的提升。王阳明哲学的生命境界，包括了自我超越的成己境界、人我一体的成人境界以及物我一体的成物境界。特别是王阳明自我超越的成己境界，使他不仅超越了荣辱得失，甚至超越了生死。他摆脱了名缰利锁，坦然面对困途窘境，不论何种处境都保有自然洒脱的真性情，经过生命的磨难后豁然大悟，勘透了生死，获得了超脱与不惑的磐石般的定心。

（三）“万物一体”的普世价值

王阳明在《大学问》中具体说明了“万物一体”的思想：“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分而我者，小人矣。”“万物一体”的观念虽非王阳明首次提出，但在王阳明那里却作为圣人之心而取得了应然的存在形态，成为仁的思想的新发展和新表达，成为阳明学的一大特色。“万物一体”涵盖了天地万物，当然也包括人，指向天人之际，也涉及人我、物我之间。从天人、物我关系看，“万物一体”意味着人与自然、宇宙从有对走向无对；从人我关系看，“万物一体”则以主体之间的相互融合为旨向。“万物一体”的思想对于现代社会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它提出了一种普世价值。在这种普世价值下，道德关怀指向宇宙万物和人类，对人类世界的和平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宇宙的和谐共生都提供了伦理支持，对于全人类生存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以及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国荣.王阳明的哲学历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1-9.

［2］张建华，吴加进.知行本来体段与自然的知行合一［J］.中华文化论坛，2016（5）：83-89.

［3］黄百成，赵晶.王阳明致良知学说及其实践论内涵［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3（6）：889-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