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批评家范文10篇

书法批评家范文篇1

从当前的现状来看，书法批评的范围涉及面较广。当下书法批评呈现出一种驳杂的态势，一些书法批评的无序化、混乱化、媚俗化、非理性化和非学术化，已成为一种不健康的批评体制。表现如下：

第一，从许多批评文章来看，相互吹捧、赶时尚的纯情方式正在滋长，大多批评性的文章都是在应酬中产生的。多为大而化之，不细究作品存在的具体问题，令读者如雾里看花、隔靴搔痒。目前一些鉴赏文章、书法介绍和书家评论，大加赞美的较多，什么“平中求险、挺拔雄伟、气势磅礴”等等，对20世纪以来的大家名家更是云里雾里，好像水平是惊世绝伦、完美无缺的。这种大话、空话和套话很是让人迷茫。

第二，媒体式的批评泛滥成灾。这种批评可以把某人的作品在短时间内捧上天，马上成名成家。这类批评的批评者大都不是专业批评家，而是媒体人士。其具体手段主要是通过作品研讨会或召开新闻会等形式，对某个书家进行包装和炒作。当然这种批评也有批评家的参与，但批评家只是充当走穴批评家的角色。这种行为活动具有商业化、市场化和媒体化的倾向。

第三，“一厢情愿”的批评比比皆是。这类批评是批评者按照自己的审美观点对书法家或者有建树的老书法家的书法作品开刀问斩，吹毛求疵。好像自己就是标准，把对方的作品的某一点不足贬得一无是处，但又说不出一个标准来。他们的作品似乎没有一个是符合批评者的书法创作观、书法审美观、书法价值观等，以及所谓真正书法意义上的素质和标准，归根结底就是要说“不合格”。那么，“合格”的书法家和书法艺术作品又是什么样子呢，在书法批评的过程中却并没有准确定论！这种“一厢情愿”的批评，充分反映出批评者缺乏精度与高度的概括力，一味带着有色的眼光去搞书法批评，致使书法批评在一定程度走向极端。笔者认为，偏离了正确的批评方向，就会形成极端的个人书法批评主义，可以肯定地说，当代书法艺术批评文章缺少精品，经典更少，没有深度更没有走向科学的书法艺术批评。目前，笔者所看到的较好的书法批评文章是王道云著《书法门诊》（2000年8月，江苏美术出版社第一版），当然，这也是王道云的一家之言，笔者认为是基本符合客观实际的，但有些言词带有讥讽的意味，不太好。

第四，批评家与书法家的职责尚未明确，批评家往往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他是创作主体（书法作品的生产者），另一方面，他又是批评活动的参与者。就前者而言，书法作为抽象的线条艺术，对一般的接受对象来说往往难以全面地把握书法的实质及其运作方式，作为创作主体的批评家则不同，他直接参与书法实践，可能对书法作品的理解与把握更加准确与精微。然而，由于书法批评家是书法创作者，他就必然从属于一定的创作群体，必须密切同其他创作主体的联系。中国是个重人伦的国家，具有较强的群体意识，建立一种和谐安宁的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是一般国人的固有心理。在书法圈内，人际关系的展开往往是在书法交流活动中进行的，而其中一部分是以师承关系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师生、师兄弟关系。书法批评的对象主要是书法家及其作品，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人际关系与艺术评价的直接交锋。作为一个现实社会中的批评家，肯定不愿意看到因为艺术观念的对峙而破坏了人际关系的和谐。由此可见，角色的双重性必然导致其批评结果的脆弱性。批评家既要对批评的客观标准负责，又要对人际关系的和谐负责。二者某种程度上的不可调和，使批评家屈就了现实的人际需要，在书法批评的标准面前退却了，从而最终背离了书法批评的宗旨。

二、对书法批评家的几点建议

针对书法批评家目前存在的问题，笔者建议书法批评家应做到如下几点：第一，批评家应树立起书法批评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站在理性的立场上，独立于创作之外，撇开个人人际关系的干扰，杜绝相互吹捧、包装和炒作似的以及走极端似的批评，对书法创作者的作品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进行评判，并以超脱的心境做好批评文章；第二，批评家应具有非凡的胆识和气度，不应只是作为书法家的“知音”出现，只对书法家作品的审美价值及社会价值进行发现，而更应该做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真正的书法批评家；第三，书法批评家应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和广博的知识。因为，不同书法家其生活、经历和创作环境不同，修养、审美趣味、喜好不同，作品的表现形式、风格和水准亦不同。即使如此，书法仍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和品评标准。如字体不同，则法度不同；追求的风格、表现的性情不同，其规律、法度也不同。理解和掌握了书法专业知识，有利于书法批评家揭示作品美的内在规律性，从而进行一种理性上的把握；第四，书法批评家还应具备敏锐性和鉴赏力，这是审美和进行艺术评判的先决条件。从批评活动自身性质看，批评家不像一般接受者只停留在对书法现象的简单评判或对书法作品的单纯审美体验上，他必须从感受、体验中上升到理性高度，进行辩证的哲学思考和逻辑思维推理，从而揭示书法的本质意义；第五，书法批评家要结合作品多写一些经典的、深度的并具有引领性、启发性的批评性文章。因为好的批评性文章能给作者与读者起到提醒与启发作用，并能洞彻入微，以深入透彻的评说对书家的作品和创作做出合理的解说与批评。批评文章首先要让作者本人信服，然后才能称得上入情和入理。再则，书法艺术批评还应该建立在充分个性的基础上，才不会抹煞艺术作品的个性特征。同时，这种独特的感受与评论又必须是真诚的、具有普遍的审美意义，这样才能保证批评的普遍性与深刻性。

总之，我们期待着更多有胆识的优秀书法批评家出现，期待着生机勃勃的批评局面的到来，使良好的、正常的批评风气在社会上流行，让书法这一古老的传统艺术，健康、持久地发展。

内容摘要：从许多批评文章来看，相互吹捧、赶时尚的纯情方式正在滋长，大多批评性的文章都是在应酬中产生，多为大而化之，不细究作品存在的具体问题，令读者如雾里看花、隔靴搔痒。批评家应树立起书法批评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站在理性的立场上，独立于创作之外，撇开个人人际关系的干扰，避免胡吹滥捧、包装和炒作似的以及走极端似的批评，对书法创作者的作品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进行评判，并以超脱的心境做好批评文章。

书法批评家范文篇2

关键词：书法批评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书法批评是近年来书法理论界较为关注的话题之一。应该说，一部书法史，也就是一部书法批评史。从它的出现到发展，书法批评总是贯穿其中的。只有通过批评，才能更有效地揭示书法艺术自身发展的本质规律，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书法遗产。

一、书法批评的现状

从当前的现状来看，书法批评的范围涉及面较广。当下书法批评呈现出一种驳杂的态势，一些书法批评的无序化、混乱化、媚俗化、非理性化和非学术化，已成为一种不健康的批评体制。表现如下：

第一，从许多批评文章来看，相互吹捧、赶时尚的纯情方式正在滋长，大多批评性的文章都是在应酬中产生的。多为大而化之，不细究作品存在的具体问题，令读者如雾里看花、隔靴搔痒。目前一些鉴赏文章、书法介绍和书家评论，大加赞美的较多，什么“平中求险、挺拔雄伟、气势磅礴”等等，对20世纪以来的大家名家更是云里雾里，好像水平是惊世绝伦、完美无缺的。这种大话、空话和套话很是让人迷茫。

第二，媒体式的批评泛滥成灾。这种批评可以把某人的作品在短时间内捧上天，马上成名成家。这类批评的批评者大都不是专业批评家，而是媒体人士。其具体手段主要是通过作品研讨会或召开新闻会等形式，对某个书家进行包装和炒作。当然这种批评也有批评家的参与，但批评家只是充当走穴批评家的角色。这种行为活动具有商业化、市场化和媒体化的倾向。

第三，“一厢情愿”的批评比比皆是。这类批评是批评者按照自己的审美观点对书法家或者有建树的老书法家的书法作品开刀问斩，吹毛求疵。好像自己就是标准，把对方的作品的某一点不足贬得一无是处，但又说不出一个标准来。他们的作品似乎没有一个是符合批评者的书法创作观、书法审美观、书法价值观等，以及所谓真正书法意义上的素质和标准，归根结底就是要说“不合格”。那么，“合格”的书法家和书法艺术作品又是什么样子呢，在书法批评的过程中却并没有准确定论！这种“一厢情愿”的批评，充分反映出批评者缺乏精度与高度的概括力，一味带着有色的眼光去搞书法批评，致使书法批评在一定程度走向极端。笔者认为，偏离了正确的批评方向，就会形成极端的个人书法批评主义，可以肯定地说，当代书法艺术批评文章缺少精品，经典更少，没有深度更没有走向科学的书法艺术批评。目前，笔者所看到的较好的书法批评文章是王道云著《书法门诊》（2000年8月，江苏美术出版社第一版），当然，这也是王道云的一家之言，笔者认为是基本符合客观实际的，但有些言词带有讥讽的意味，不太好。

第四，批评家与书法家的职责尚未明确，批评家往往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他是创作主体（书法作品的生产者），另一方面，他又是批评活动的参与者。就前者而言，书法作为抽象的线条艺术，对一般的接受对象来说往往难以全面地把握书法的实质及其运作方式，作为创作主体的批评家则不同，他直接参与书法实践，可能对书法作品的理解与把握更加准确与精微。然而，由于书法批评家是书法创作者，他就必然从属于一定的创作群体，必须密切同其他创作主体的联系。中国是个重人伦的国家，具有较强的群体意识，建立一种和谐安宁的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是一般国人的固有心理。在书法圈内，人际关系的展开往往是在书法交流活动中进行的，而其中一部分是以师承关系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师生、师兄弟关系。书法批评的对象主要是书法家及其作品，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人际关系与艺术评价的直接交锋。作为一个现实社会中的批评家，肯定不愿意看到因为艺术观念的对峙而破坏了人际关系的和谐。由此可见，角色的双重性必然导致其批评结果的脆弱性。批评家既要对批评的客观标准负责，又要对人际关系的和谐负责。二者某种程度上的不可调和，使批评家屈就了现实的人际需要，在书法批评的标准面前退却了，从而最终背离了书法批评的宗旨。

二、对书法批评家的几点建议

书法批评家范文篇3

艺术圈从来不乏奇闻轶事，何况著名艺术家与著名收藏家诉讼公堂的巅峰对决现象；但是，恰在他们寻求公理的同时，也在娱乐着公众而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无异于社会普法的典型案例，而其矛盾的焦点，则是艺术批评的准则和底线。尊重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艺术创作是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艺术家选择什么题材以及材料、技法而从事艺术创作，应当享有宪法规定的充分自由，任何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以及其他机构或者个人，不能以任何理由横加干涉。艺术家的工作室无论豪宅还是斗室，都是艺术家私密的个人空间，既可以横躺竖卧，也可以横涂竖抹，他人是无权干涉的。至于采取“流水线作画”或者其他方法作画，也是艺术家的个人的意愿，艺术家具有充分的理由和自由选择适当的方式作画。即使一部分业内外人士，包括艺术批评家，对艺术家的人品、作品以及创作方法或者运作方式看不惯甚至反感，只要他们的创作和作品与法律、法规及公众利益不相抵触，就应当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和而不同的旗帜下，采取宽容、包容、顺其自然的态度，这既是一个法治国家、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要条件。

艺术批评无禁区——艺术批评既可以评画，也可以论人。艺术批评家艺术批评与批评艺术文／张新建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分析、研究，评价艺术家的艺术成就、学术地位和市场态势；但是，艺术家的人品和创作方法同样不能忽视。北宋蔡京的书法艺术堪称众臣之首，但其又被视为“六贼之首”，故史家仍将其拒于“宋四家”之外。尽管曾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的郑孝胥书法颇有成就，但因国人鄙视其卑躬屈膝的民族败类行为，致其书法不受市场追捧。古人云：人品即画品，尽管有的时候人品与艺品亦有背离。但我们这个产生《正气歌》的民族，当更应重视人品、正气、民族尊严。其次，艺术品进入公共领域，公众有权知人论画。艺术家创作是相当私人的劳动，一旦进入公共空间，无论是友情馈赠、商家购买或者拍卖竞得，与之相关的利害关系人甚至无关的看客，都有权了解艺术家的生平经历以及创作过程等尽可能多的相关信息，自然也包括艺术圈的“八卦”、艺术家的绯闻。以投资为目的的艺术品收藏，特别是收藏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就像证券市场买股票，股民购买的是企业未来的发展空间和股票未来的增值幅度，艺术家的行为操守、创作得失，包括艺术家的公众形象、媒体和学界评价及其作品进入市场的质量以及数量，都与艺术家作品的市场走向、未来预期息息相关，说得明白一点，就是直接关系投资者和收藏家的升值空间、增值预期。他们的关心、忧心、不放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投资者和收藏家真金白银购藏艺术家的作品，自然应当享有对艺术家及其作品充分的知情权，而且与艺术家享有的创作自由权一样重要。艺术批评无禁区——艺术批评既可以就事论事，也可以指名道姓。

艺术家的作品进入公共领域，也就成了公众人物，由于性格、才能或者人生态度以及道德取向的缘故，有些艺术家为人低调，风格内敛，无疑平添一抹神秘；有些艺术家长袖善舞，在扩大个人社会知名度的同时，也提高了其作品的市场价值。对于他们的选择，外人自当无可厚非。但是，艺术家之所以成为社会公众人物，享有众多“粉丝”的追捧和神圣的光环，大多得益于大众传播媒体的鼓吹造势。而对于大众传媒的歌颂和赞美，很少有艺术家严词拒绝，甘当无名英雄。因此艺术家也不能要求大众传媒不能刊载指名道姓的批评文章。有些艺术评论家的文章，批评了当下书画界包括流水线作画、批量生产等浮躁现象，问题虽然尖锐，却指向当今中国书画界红火热闹的痼疾，无论国画界还是油画界不仅同时存在，且有的相当严重，极少数江湖成名艺术家不仅流水线作业，甚至雇佣“”涂鸦、“学生”，以应付纷至沓来的艺术家成名作或代表作的市场订单。书画创作贵在原创、独创、唯一，最忌窠臼、雷同、抄袭。如果艺术家的作品重复别人，也重复自己，千张一面，放开闸门，大批量涌入市场，既是对原创艺术的亵渎，也是对投资者、收藏家的损害，未来艺术家的学术地位、市场前景都将因此而大打折扣。任何有良知的艺术家，都应当以对艺术创作负责、对社会公众负责的态度，扪心自问，坚决抵制违背艺术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的行为，维护艺术创作的崇高和神圣。

艺术批评无禁区——不能强求批评家尽陈善意。中国人厚道，厚道得有点儿中庸，一般不会当众揭短，伤人自尊，即使批评也报着善良的意愿。无怪乎“”浩劫将人折磨得灵魂出窍，美其名曰治病救人。其实，在法治健全的文明国家，对于艺术批评大可不必如此纠结，艺术品既然进入公共领域，无论艺术家是否情愿，都要接受大众的品评、学术的评价及市场的选择；艺术家作为公众人物，也只能接受公众的品头论足，热捧固然欢欣，冷嘲也应入耳，有道是“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话短长。”因此，不必要求批评家的分析研究一定是善意的，只要言之成理，言之有据，就可成一家之言，文责自负，既可以是善意的，也可以是恶意的。批评家对某些艺术家及其作品、或者某种创作现象不满意，甚至强烈反感，硬性要求其批评必须是善意或温和的，也是强人所难。艺术批评家善意与恶意的底线是法律，也就是说艺术批评不能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公然贬低、损害他人的人格，破坏他人的名誉，否则情节严重的便即构成我国《刑法》规定的诽谤罪或侮辱罪。当然，法律底线只是冰火两重天的最后分野，艺术批评家除严守法律底线外，还有道德底线，即艺术批评家的职业道德、职业操守。当今市场经济环境、官本位氛围及人情世故的缠绕，艺术批评既面临诸多诱惑，也承受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企图超然物外，独善其身其实很难。但是，艺术批评家应当具有独立人格，至少不应为金钱左右而丧失艺术良知，不为权贵屈服而放弃学术标准，艺术批评家应当始终不渝地维护艺术界的崇高正义，代表艺术界的道德良心。正因为如此，艺术批评家坚持职业操守则尤其难能可贵。

当代艺术批评的困难，还在于艺术现象的纷繁复杂，从后印象派开始，所有新潮的艺术流派，前卫的新兴风格，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同时代权威艺术批评家的猛烈抨击。然而，在他们的反对和嘲笑声中，前卫赢得崇高，新潮成为经典。著名西方艺术史家贡布里希认为，这样的事实使批评家失掉了批评的勇气，转而变成事件编年实录的作者。“于是，任何风格或实验只要被宣布为‘当代的’，就足以使批评家感到有责任去理解和提倡”。其实，中国当代艺术也经历了从全盘否定到全面接受的过程，从前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艺术家，已经成为官员的座上宾、“大款”的追捧客，批评之声已被鲜花和赞美掩盖，某些批评家就事论事批评的现象，也便显得突兀，刺耳，甚至另类。其实，越是在艺术品市场火爆的时候，便越需要艺术批评家冷静犀利；越是在包括主流声音也失语、盲从的时候，便越需要艺术批评家以勇气维护艺术的崇高和正义；正因为如此，艺术批评难能可贵。艺术需要批评，中国需要艺术批评家。

书法批评家范文篇4

艺术圈从来不乏奇闻轶事，何况著名艺术家与著名收藏家诉讼公堂的巅峰对决现象；但是，恰在他们寻求公理的同时，也在娱乐着公众而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无异于社会普法的典型案例，而其矛盾的焦点，则是艺术批评的准则和底线。尊重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艺术创作是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艺术家选择什么题材以及材料、技法而从事艺术创作，应当享有宪法规定的充分自由，任何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以及其他机构或者个人，不能以任何理由横加干涉。艺术家的工作室无论豪宅还是斗室，都是艺术家私密的个人空间，既可以横躺竖卧，也可以横涂竖抹，他人是无权干涉的。至于采取“流水线作画”或者其他方法作画，也是艺术家的个人的意愿，艺术家具有充分的理由和自由选择适当的方式作画。即使一部分业内外人士，包括艺术批评家，对艺术家的人品、作品以及创作方法或者运作方式看不惯甚至反感，只要他们的创作和作品与法律、法规及公众利益不相抵触，就应当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和而不同的旗帜下，采取宽容、包容、顺其自然的态度，这既是一个法治国家、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要条件。

艺术批评无禁区——艺术批评既可以评画，也可以论人。艺术批评家艺术批评与批评艺术文／张新建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分析、研究，评价艺术家的艺术成就、学术地位和市场态势；但是，艺术家的人品和创作方法同样不能忽视。北宋蔡京的书法艺术堪称众臣之首，但其又被视为“六贼之首”，故史家仍将其拒于“宋四家”之外。尽管曾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的郑孝胥书法颇有成就，但因国人鄙视其卑躬屈膝的民族败类行为，致其书法不受市场追捧。古人云：人品即画品，尽管有的时候人品与艺品亦有背离。但我们这个产生《正气歌》的民族，当更应重视人品、正气、民族尊严。其次，艺术品进入公共领域，公众有权知人论画。艺术家创作是相当私人的劳动，一旦进入公共空间，无论是友情馈赠、商家购买或者拍卖竞得，与之相关的利害关系人甚至无关的看客，都有权了解艺术家的生平经历以及创作过程等尽可能多的相关信息，自然也包括艺术圈的“八卦”、艺术家的绯闻。以投资为目的的艺术品收藏，特别是收藏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就像证券市场买股票，股民购买的是企业未来的发展空间和股票未来的增值幅度，艺术家的行为操守、创作得失，包括艺术家的公众形象、媒体和学界评价及其作品进入市场的质量以及数量，都与艺术家作品的市场走向、未来预期息息相关，说得明白一点，就是直接关系投资者和收藏家的升值空间、增值预期。他们的关心、忧心、不放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投资者和收藏家真金白银购藏艺术家的作品，自然应当享有对艺术家及其作品充分的知情权，而且与艺术家享有的创作自由权一样重要。艺术批评无禁区——艺术批评既可以就事论事，也可以指名道姓。

艺术家的作品进入公共领域，也就成了公众人物，由于性格、才能或者人生态度以及道德取向的缘故，有些艺术家为人低调，风格内敛，无疑平添一抹神秘；有些艺术家长袖善舞，在扩大个人社会知名度的同时，也提高了其作品的市场价值。对于他们的选择，外人自当无可厚非。但是，艺术家之所以成为社会公众人物，享有众多“粉丝”的追捧和神圣的光环，大多得益于大众传播媒体的鼓吹造势。而对于大众传媒的歌颂和赞美，很少有艺术家严词拒绝，甘当无名英雄。因此艺术家也不能要求大众传媒不能刊载指名道姓的批评文章。有些艺术评论家的文章，批评了当下书画界包括流水线作画、批量生产等浮躁现象，问题虽然尖锐，却指向当今中国书画界红火热闹的痼疾，无论国画界还是油画界不仅同时存在，且有的相当严重，极少数江湖成名艺术家不仅流水线作业，甚至雇佣“”涂鸦、“学生”，以应付纷至沓来的艺术家成名作或代表作的市场订单。书画创作贵在原创、独创、唯一，最忌窠臼、雷同、抄袭。如果艺术家的作品重复别人，也重复自己，千张一面，放开闸门，大批量涌入市场，既是对原创艺术的亵渎，也是对投资者、收藏家的损害，未来艺术家的学术地位、市场前景都将因此而大打折扣。任何有良知的艺术家，都应当以对艺术创作负责、对社会公众负责的态度，扪心自问，坚决抵制违背艺术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的行为，维护艺术创作的崇高和神圣。

艺术批评无禁区——不能强求批评家尽陈善意。中国人厚道，厚道得有点儿中庸，一般不会当众揭短，伤人自尊，即使批评也报着善良的意愿。无怪乎“”浩劫将人折磨得灵魂出窍，美其名曰治病救人。其实，在法治健全的文明国家，对于艺术批评大可不必如此纠结，艺术品既然进入公共领域，无论艺术家是否情愿，都要接受大众的品评、学术的评价及市场的选择；艺术家作为公众人物，也只能接受公众的品头论足，热捧固然欢欣，冷嘲也应入耳，有道是“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话短长。”因此，不必要求批评家的分析研究一定是善意的，只要言之成理，言之有据，就可成一家之言，文责自负，既可以是善意的，也可以是恶意的。批评家对某些艺术家及其作品、或者某种创作现象不满意，甚至强烈反感，硬性要求其批评必须是善意或温和的，也是强人所难。艺术批评家善意与恶意的底线是法律，也就是说艺术批评不能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公然贬低、损害他人的人格，破坏他人的名誉，否则情节严重的便即构成我国《刑法》规定的诽谤罪或侮辱罪。当然，法律底线只是冰火两重天的最后分野，艺术批评家除严守法律底线外，还有道德底线，即艺术批评家的职业道德、职业操守。当今市场经济环境、官本位氛围及人情世故的缠绕，艺术批评既面临诸多诱惑，也承受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企图超然物外，独善其身其实很难。但是，艺术批评家应当具有独立人格，至少不应为金钱左右而丧失艺术良知，不为权贵屈服而放弃学术标准，艺术批评家应当始终不渝地维护艺术界的崇高正义，代表艺术界的道德良心。正因为如此，艺术批评家坚持职业操守则尤其难能可贵。

当代艺术批评的困难，还在于艺术现象的纷繁复杂，从后印象派开始，所有新潮的艺术流派，前卫的新兴风格，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同时代权威艺术批评家的猛烈抨击。然而，在他们的反对和嘲笑声中，前卫赢得崇高，新潮成为经典。著名西方艺术史家贡布里希认为，这样的事实使批评家失掉了批评的勇气，转而变成事件编年实录的作者。“于是，任何风格或实验只要被宣布为‘当代的’，就足以使批评家感到有责任去理解和提倡”。其实，中国当代艺术也经历了从全盘否定到全面接受的过程，从前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艺术家，已经成为官员的座上宾、“大款”的追捧客，批评之声已被鲜花和赞美掩盖，某些批评家就事论事批评的现象，也便显得突兀，刺耳，甚至另类。其实，越是在艺术品市场火爆的时候，便越需要艺术批评家冷静犀利；越是在包括主流声音也失语、盲从的时候，便越需要艺术批评家以勇气维护艺术的崇高和正义；正因为如此，艺术批评难能可贵。艺术需要批评，中国需要艺术批评家。

书法批评家范文篇5

2011年对于艺术学的发展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年初艺术学终于脱离“文学”门，正式升格为第13学科门类，从学科建制上保证了艺术学发展的独立性。然而，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艺术学学科体制的最终确立还是要依托于该学科自身发展的成熟度，有赖于全体艺术学人的共同努力。而在艺术学门类的五个一级学科里，艺术学理论由于学科建制晚、学科成熟度低而尤其饱受学界诟病和社会质疑。目前来看，这种争议并不会随着学科升级而消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变得更加激烈。其根本原因在于，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中存在着十分明显的两个严重不匹配现象。“一是学科外部制度建设热火朝天、成绩斐然与艺术学学理内涵的认识模糊和极度混乱之间的严重不匹配，一是在艺术学学理研究内部存在重学科设计和规划论证而鲜有权威性、代表性学术力作的严重不匹配。”［1］而艺术学理论若想获得如其学科建制中的一级学科地位，真正做到名副其实，必须要消除这两个不匹配现象，在学科建设中拿出扎实的、令人信服的高水准研究成果。因此，由凌继尧教授主编的《中国艺术批评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的面世，无疑对改变艺术学理论学科现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艺术批评史》虽只是艺术学理论所辖二级学科艺术批评的一个研究方向，但由于艺术学理论各二级学科间的密切联系，以及中国艺术思想与艺术实践紧密结合的特点，这种学术写作实践其实对艺术学理论的主要学科如艺术批评、艺术理论乃至艺术史等学科建构都有参考价值。从学理上看，艺术批评和艺术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艺术批评所注意的直接对象是个别的、现实存在的艺术作品，艺术理论所研究的直接对象是艺术的一般规律和原则；艺术批评的对象主要是批评家同时代的艺术作品，艺术理论的对象主要是过去的艺术作品，是艺术遗产；艺术批评偏重于评价，艺术理论偏重于认识；艺术批评往往具有主观论辩色彩，艺术理论则是冷静的、客观的研究。”［2］2但这种学理上的严格区分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往往难以得到彻底贯彻，艺术批评和艺术理论还是不分彼此地纠缠在一起。以文艺批评领域发展最为成熟的文学批评史为例，中外文学批评史著作往往都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混合史。如美国学者韦勒克韦在《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前言中写道：“‘批评’这一术语我将广泛地用来解释以下几个方面：它指的不仅是对个别作品和作者的评价、‘判断的’批评、实用批评、文学趣味的征象，而主要是指迄今为止有关文学的原理和理论，文学的本质、创作、功能、影响，文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关系，文学的种类、手段、技巧，文学的起源和历史这些方面的思想。”［3］1鉴于已经形成的现状和读者接受的思维定势，著者认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成果，并把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对象的这种约定俗成援引为中国艺术批评史研究的范例。遵循这种范例，《中国艺术批评史》把艺术批评史看做艺术批评和艺术理论的历史。这种处理方式表面看似乎是对先发的强势学科的一种妥协，但对于蹒跚学步中的中国艺术批评史而言，却不失为一种最稳妥可行的操作模式，并无形中扩大了中国艺术批评史的学科涵括力：通过学术写作，能够将艺术批评和艺术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有力地推进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的研究。著者对艺术批评这一核心范畴的界定较好地解决了学术惯例与学理间的冲突问题。如果说遵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惯例显示了著者研究中的现实性原则，那么在实际的中国艺术批评史写作中贯穿的明确而自觉的学科意识则彰显了著者的学理性原则。从学科关联看，中国艺术批评史处于一组较为成熟的相邻学科如中国美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以及门类艺术批评史（绘画批评史、书法批评史、音乐批评史、戏剧批评史）的围裹之中，如果能够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将其从与上述相邻学科千丝万缕的缠绕中抽绎出来，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范式，无疑对整个艺术学理论学科都具有方法论上的借鉴意义。著者因此科学地界定了中国艺术批评史的研究对象，将其与上述相邻学科的研究对象区分开来，并在研究中严格地遵从。首先，严格以我国的学科分类为依据，选择所研究的资料。根据我国的学科分类，艺术学学科包括音乐学、舞蹈学、戏剧学、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不包括文学理论、建筑理论和园林理论，后三者分别是中国语言文学、建筑学、风景园林学等一级学科研究的对象。所以，中国艺术批评思想只能从音乐批评、美术批评、设计批评、戏剧戏曲批评、舞蹈批评中提炼，而不包括文学批评、建筑批评和园林批评。这样，中国艺术批评史就跟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美学史等强势学科划清了界限。其次，中国艺术批评史是中国艺术批评思想的发展史，绝不是各种门类的艺术批评思想发展史的集合（如绘画批评、音乐批评、书法批评、戏剧批评、艺术设计批评等）。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有阮籍、嵇康的音乐批评，顾恺之、宗炳、谢赫的绘画批评，王羲之、王僧虔、萧衍、庾肩吾的书法批评。魏晋南北朝艺术批评思想不是上述门类艺术批评思想的集合或大杂烩，而是从上述音乐批评、绘画批评和书法批评中抽取、提炼出适用于整个艺术批评的命题、概念、观点和思想加以系统的阐述。这样，中国艺术批评史也就与门类艺术批评史拉开了距离。从具体的学术实践看，这种新学科视野使得著者选择材料的标准和对同样材料的理论阐释都全然有别于相邻学科。如在美学史、文学批评史中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但这是孔子在评诗时提出的观点，所以不属于艺术批评史的研究对象，孔子的艺术批评思想则是由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组成：“艺术具有怎样的功能，什么样的艺术才能具有这些功能，艺术如何发挥这些功能？”孔子正是以仁学为基础，通过音乐，阐述了上述艺术批评原理。“他的‘成于乐’说明了艺术的道德教育功能，他的‘游于艺’说明了艺术的审美陶冶功能。他评价艺术的标准是内容上‘尽善’，形式上‘尽美’。为了达到‘尽美尽善’，艺术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就是和的原则。孔子还要求艺术作品的形式和内容相统一，从而达到‘文质彬彬’。由于艺术以直观的、形象的方式同时作用于主体的理智和情感，所以它能够产生强烈的审美享受。孔子‘在齐闻《韶》’，就享受了这种高峰体验。”［2］24显然，在全新的理论视野的观照下，著者解析的孔子艺术批评思想不但区别于孔子的美学思想、文学批评思想，而且具有内在的体系性。这充分说明了中国艺术批评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价值，它完全可以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作为一部通史性质的学术著作，《中国艺术批评史》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启发性。首先，全书努力做到“略小而见大，举重以明轻。”著者抓住每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艺术批评著作和一流的艺术批评家或思想家提出的重要艺术批评命题这条主线，力求揭示芜杂凌乱的表象背后历史的清晰脉络。而把握住这些中国艺术批评史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更易对之做出全新的理论发现和理论概括。像两汉书论中的艺术批评思想，被著者凝练为八个字“书者，如也”，“书者，散也。”前者以最简洁的语言说明了艺术模仿论，又细分为两个子命题：一是“书肇于自然”，表明书法是对自然物象的模仿。二是“书乾坤之阴阳”，说明书法不仅模仿静止的自然，而且模仿自然的运动；不仅模仿自然外在的状貌，而且模仿自然内在的发展规律。“书者，散也”则充分表明艺术创作是一种自由的活动，艺术活动的精髓是自由。艺术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没有确定的规则可循而要创作出独特的作品。虽然只是短短的八个字，却涵括了两汉艺术批评思想的重要特征。显然，这种高度凝练是建立在著者对中国艺术批评史整体走向了然于胸的基础上，展现了著者对研究材料驾轻就熟的功力。第二，遵循古典释义学的方法，强调回到原典的原初语境，对原典尽量作出符合它的原初涵义的阐释。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本体论阐释学者看来，阐释者对历史文本的理解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的“前理解”或“成见”，且这种“前理解”或“成见”是理解得以可能的首要条件。“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了的。”［4］184确实，著者对中国艺术批评史发展脉络的剪裁及描述中都带有自己的“前理解”或“成见”（这对于一门正在建构中的学科而言是必要的），但在对具体的古代经典文献阐释中，仍然秉持着古典释义学的方法，回到原典的原初语境，追寻文本和作者的“原意”，力求平心持论，而不深文周纳。其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字面意义的阐释，另一是学术思想的阐释。比较符合原初涵义的阐释往往是直接的、有限度的、比较客观的阐释，但并不就是低水平的阐释。为此，著者首先强调文本细读的功夫，对原典读深读透，理解原典的原初意义，同时又注意充分吸纳学术界的经典研究成果，在符合原初意义的阐释中，追求精辟的阐释。第三，在有机联系的历史过程中研究中国艺术批评史，揭示影响艺术批评思想的“内因”和“外缘”等复杂性因素。从“内因”看，艺术批评家的艺术批评观点不仅应该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考察，而且要把每个艺术批评家摆在作为有机联系的历史过程的艺术批评史中来考察，阐述每个艺术批评的术语、观点、问题的来龙去脉和渊源联系。中国艺术批评史应该展示的不仅是艺术批评家代表著作中的最终结论，而且是艺术批评家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生动进程。例如，顾恺之“传神写照”的命题，与先秦和汉代哲学中的形神论薪火相传。这个命题更得益于魏晋哲学形态———玄学的影响，魏晋玄学重神理而轻形骸。同时，这个命题又是人物品藻中“神”的概念在绘画理论中的运用。从“外缘”看，中国艺术批评史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土壤中生长的有血有肉的整体，社会文化背景、社会转型必然对艺术批评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在魏晋南北朝的书法理论中，“多力丰筋”、“骨丰肉润”、“纤浓有方，肥瘦相和”等命题术语，都来自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不了解人物品藻，就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些术语。审美的人物品藻发生在魏晋时代不是偶然的，魏晋时代是人的觉醒的时代，人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自己的生命、生活，人自身的才情、风神、性貌取代外在的功业、节操受到尊重。

《中国艺术批评史》在研究对象上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及与相邻学科的差异性，在研究方法上则充分展现了中国艺术批评史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广泛联系。该书不但吸纳了文献学与经典注释学的权威成果，而且从中国文化史、哲学史、美学史以及门类艺术批评史中汲取有益的养料，甚至从西方最新的哲学与美学研究中寻求方法论的启示，对中国艺术批评史展开开创性的研究，在有机联系的历史过程中揭示艺术批评思想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内在规律，缕析社会文化背景等外部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和制约。应该说，在这部50余万言的学术著作中，作者的学术主张得到了较为忠实的贯彻，从而在某种意义上确立了中国艺术批评史的基本研究规范。此外，著者将该书的读者对象定位为大学生和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群，所以在写作风格上有意追求“有深度的通俗”。首先要通俗易懂。为了做到阅读无障碍，著者对所引用的古典文献，都根据有关研究者的注释本作出比较完整的白话解释。读者只要比较认真地阅读，无须借助工具书就能读懂。其次是要有一定的深度。著者从老一辈学人冯友兰、朱光潜等人的学术写作中受到启发。“他们的著作明白如话，因为他们的思维清澈似水。他们厚积薄发，思维异常清晰，加上极好的中文修养，所以他们的文字总是如行云流水。‘有深度的通俗’完全不同于肤浅的通俗，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前者耐读，值得反复玩赏，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滋味，通俗的文字中蕴含着大量的知识点和信息量；而后者则一览无余，可以一目十行地读，浏览以后就没有必要再读。”［2］9应该说，书中对孔子、老子、庄子以及《周易》、《淮南子》等艺术批评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批评著作的阐释都做到了简洁晓畅，生动传神，并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部集体合作完成的学术专著，作者之间学术积累、科研水平及文字表达能力的差异，在其所负责的章节中都得到了较为彻底的呈现，因此该书也不可能通篇做到“有深度的通俗”。但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不论那种学问，都是先有术后有学，先有零星片断的学理，后有条理整齐的科学。”［5］122学科初创阶段，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关键是，第一部《中国艺术批评史》的面世，宛若一声清亮的啼鸣，宣告了中国艺术批评学理研究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我们期待，她能够经受更多的学术激荡和交锋，并催生出更多的同类研究成果。

书法批评家范文篇6

②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我们在辨析这些术语时,必须察看批评者提出该术语时的语境(“所用”),通过反复体察玩味(“涵咏”)来求得这一术语在这一语境下的确切涵义。另外,还要对同一或其他批评家在不同语境下对同一术语的使用进行模拟、置换、对比、归纳,方可对这一术语的涵义有准确的把握,进而在今天继续使用之。简言之,就是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进而知其所用。近读明代后七子之一谢榛的《四溟诗话》③,其中像“气”、“味”、“悟”、“格调”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术语颇多,这些用语是如此常见(几乎所有古代文学批评家都会用到其中一二),使用时间亦可谓源远流长(上至先秦,下至近代)。那么,这些术语的涵义究竟是什么?我们每一个研读古典文学批评著作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就一个术语来说,在一定的语境中读之仿佛心领神会,但一旦脱离那语境,独立成为一个需要界定的“名词”,就很难明确表述其涵义。

比如曹丕论文,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可以把“气”理解或诠释为“气质”、“禀赋”、“情趣”、“品位”等等属于作家内在学养修为层面上的抽象之物,但如果将“气”单独拿出来作解释,我们则会一时语塞,不知从何说起。本文拟专就“气”这一术语在《四溟诗话》中的使用为例,并结合其他批评论著中对“气”的解释(理论批评)和使用(实际批评),来探究其涵义的本原及延伸。“气”之内涵,横跨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含歌舞、绘画、雕塑、书法等)、中医、堪舆等多个领域,特别是在文学审美领域,历代批评家都对“气”之涵义加以延深与推展。

先秦孟子“养气说”肇其端,汉魏之际曹丕“文以气为主”壮其声势,到南朝谢赫论画之“气韵生动”,唐代韩愈之“气盛言宜”,北宋苏辙之“气充文见”,清代姚鼐之气分“阴阳刚柔”等等,都丰富了对“气”这一术语的理解,也扩大了它的使用范围。然而随着这一术语的广泛使用,也出现了很多理解上的模棱和争议,一是因为批评家们对它的解释似乎相近却又有所不同,二是因为批评家们经常把它与别的词并举合用,如“气骨”、“气象”、“气格”、“气韵”、“气势”、“气魄”、“元气”、“神气”等等。这一方面延伸了“气”的内涵,然而另一方面也为后人解读平添许多困扰和迷惑。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有80余处用到“气”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众多术语④,我们可以把他对“气”的理解和使用分为基本涵义与延伸涵义两个层面,并逐一进行分析,以求得对“气”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术语的确切理解。一、基本涵义谢榛论诗之语中用到的“气”,其基本涵义有二。

书法批评家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李长之;感情的批评主义;传统文化;西方古典哲学

李长之这个名字现在已不为许多人所知，即使文学圈内人，不知的恐怕也不在少数。然三、四十年代，他却是声名显赫的学者。司马长风把李列为30年代五大批评家之一，他说:"30年代的中国，有五大文艺批评家，他们是周作人、朱光潜、朱自清、李长之和刘西渭。由于种种原因，沉寂多年的李长之已从历史的尘封中向我们走了过来擦去他表层的灰尘，我们会发现这个名字是如此的鲜亮，甚至有些耀眼。30年代初，李长之在清华园求学时就同季羡林、林庚、吴组湘以文章才气被称为清华“四剑客”。25岁时，写出了《鲁迅批判》，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学者批评家的位置。当时著名的日本学者竹内好对该评论推崇备至，许多观点被介绍到日本。此后，李长之有近百万字的论文以及近乎年出一书的速度发表评论，涉及文史哲各个领域，显示了独特的批评风格。著名的有《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苦雾集》、《梦雨集》、《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国文学史略稿》(1-3卷)等。

20世纪是一个批评的世纪，批评流派，批评方法纷繁众多。单30年代中国文坛就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社会一历史批评、印象主义批评等显示李长之自甘独步的是他标举的“感情的批评主义”。文学批评是对文本的解读。艾布拉姆斯称“文学批评是有关解释、分类、分析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一种研讨。这种解读、分析首先应是客观公正的。对于一名批评家而言，批评的公正性、客观性是最基本的要求，正如鲁迅所言:“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李长之认为要做到客观公正，面对作品“除了得一个‘是什么’的答案以外，还要追求‘那为什么’的来历”。然后对一个作品的好坏，下以褒贬。在此基础上李长之提出他的感情主义的批评的主张。他说“我倒以为该提出似乎和客观相反，然而实则相成的态度来，就是感情的好恶。我以为，不用感情，一定不能客观。因为不用感情，就不能见得亲切……感情就是智慧，在批评一种文艺时，没有感情，是决不能够充实、详尽，捉住要害。我明目张胆的主张感情的批评主义”。批评家应“跳进作者的世界”和“作者的悲欢同其悲欢”。这是一种颇具艺术心理学特征的批评解说。体验标志着批评主体在批评过程中的特殊方式;体验借着主体与对象的交流达到对生命的占有。由此他进而主张“以写出感情的型，作为最高文艺标准”。分析一部作品象层层剥笋，最后“便只剩下令人把握的感情，感情的对象都已经抽掉了。这种没有对象的感情，可归纳入两种根本的形式，便是失望和憧憬，我称这为感情的型。在感情的型上，……它正是不受时代的限制的了，如果文学的表现到了这种境界时，便有了永久性”。他的批评主张在一种远离政治的基调上生发对思想自由的意见。摆脱了文艺社会学的机械束缚，强调批评主体的能动感受，批评过程与体验过程统一，倾向于情理结合，情中见理，理中渗情，向文艺心理学和美学的领域发展。

马蒙泰尔认为:“只有感情才能判断感情，把感人的东西让精神去作判断，无异于让耳朵去判断和弦。PM《鲁迅批判》用审美的眼光，实践着他“感情的批评主义”，眼光锐利，感情热烈。用“感情判断感情”处处显示出一个天才的批评家对一个天才作家作品的灼见卓识及两个感情丰富的心灵的沟通。“阿Q已不是鲁迅所诅咒的人物了，阿反而是鲁迅最关切，最不放心，最为所焦灼。……阿Q还不安分，也有他生活上糊涂的幻想，有人了解，而且垂听，又加以斟酌的么，也没有的，除了鲁迅。批评家用自己的灵魂，情感去体验、感受，用感情的火去温热每一行文字。

与感情的批评主义相联系的是浪漫风格。浪漫的最大特点是情感化、理想化。批评家李长之同时具有诗人的气质，自称是“近于屈原一流的”。他本身就是一个抒情诗人，以诗人的气质去赏析批评，情绪自然是浪漫的。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他写道:“齐人的调倪风流，楚人的多情善感，都丛集于司马迁之身。周、鲁式的古典文化所追求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者，到了司马迁手里，便都让他乐就乐，哀就哀了!……以《诗经》为传统的‘思无邪’的科条是不复存在了，这里乃是《楚辞》的宣言:‘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发愤以抒情!’司马迁直然是第二个屈原。抒情性的笔调，饱含着激情与浪漫。思辩与抒情相济相生，批评是本分，抒情是灵魂。在谈到孔子对司马迁的影响时，更是放言直书，气势充沛，洒脱又瑰丽;飞扬而又充满灵气。“总之，由于孔子，司马迁的天才的翅膀被剪裁了，但剪裁得好，仿佛一绝世美人，又披上了一层华丽精美而长短适度的外衣似的;由于孔子，司马迁的趣味更淳化，司马迁的态度更严肃，司马迁的精神内容更充实而且更有着蕴藏了一个伟大的巨人遥遥地引导着一个天才，走向不朽!

当时批评界流行的是政治和阶级分析的批评，离开了大学的特性去评价作家作品。李长之抓住了现实同创作之间的中介，即作家的“精神情感”因素，避免了将文学现象简单地还原为政治经济原因的机械论。“感情的批评主义”抱着一腔对艺术的挚爱从事批评，以超脱的审美的态度看待人生。强调渗入主体意识，心理氛围，这是它不同于社会还原批评家的地方。

李长之文学批评又一突出之处是精细广博体系严整，分析细密。较之极左批评的机械解读要严密、灵活，较之单调、枯燥的“一点二线”刻板阐释要丰富、精细。这种精细广博决定于批评家的文学素养、知识结构、视野和胸襟。李长之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在北大、清华读书时又倾心西方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的批判哲学，克罗齐的美学理论。向东方求善，向西方求真，求美。然后细寻文内奥义，广插文外因缘。《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先为李白写了详细的传记。论述了他的求仙学道生活、道教思想体系、李白的从政、李白的情感生活、李白与杜甫、李白之痛苦等。把诗人的经历、交往及时代文化的影响整体地进行了梳理。爬梳到了李白灵魂的底层。探寻出李白浪漫奔放的形象下面那种“超人的痛苦”。进而分析李白的诗歌的特点，是“清真”、“豪气”一无形式，“所有这一切，只是由于生命力充溢之故，而这生命力，又经过道教的精神洗礼之故。因此，他豪无尘土气……(万物)跑到了他的笔端的也便都有着剔透玲珑的空灵清新之感了!“这种批评有人称之为传记式批评，具有整体意识。对此运用得更突出的是《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全书共九章，从司马迁的家学渊源写起，叙述了司马迁少年时的牧耕，受教于大师孔安国，接触飞将军李广，中年时的壮游(探禹穴、访曲阜、游燕赵等)，以及入仕之后，李陵一案的牵连。同时从思想上追述了他的批评精神，道家立场，孔子的影响，归结为他浪漫的自然主义人格，进而到司马迁风格之美学上的分析，将人格与风格的评析上升到美学的层面。这种细密广博的人格与风格结合的分析，重视人格与风格的互相辉映阐发，穿透对象的“密码”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的灵魂深处。把创作看成是作家生命的流露，进而理解一个时代，一种文化精神。众多的评论对象，从屈原、司马迁、陶渊明直到鲁迅，勾勒出了时代与时代的转承关系，显示了中华文学的内在精神。显示李长之广博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他往往把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文化伟人和艺术家放在一起进行比照，互相衬托，给人们以开阔的思路。“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的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对他和以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你不能把他单独评价。你得到他放在前人之间来对照，来比较……这是一个不仅是历史的批评原则，也是美学的批评原则。对比的意图不在决高下，而是肯定各自的特征。进而了解对比双方不可取代的价值及应有的位置。李长之的批评对照式时时可见，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展示着见解的深刻，对照有“同中之异”，也有“异中之同”。

对表面风格趋同的作家，李长之往往能在肯定其风格近似处的基础上指出他们之间的区别。如鲁迅和老舍作品都显出幽默的特点，李长之同时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同中之异”:“老舍的幽默是理智的成份多些，即幽默往往是出发自一个居高临下的知识分子的知识，他是把事情看松活。鲁迅是彻头彻尾的情感的。‘记忆’和‘憎恶’，见出他的决不放过和决不释然。鲁迅的幽默往往是用现成的观念或名词，在人冷不防的时候忽然冒出来的，使人恢复一种在潜意识里的同感。又如把孔子和屈原作了多方对照。“孔子是古典的，屈原是浪漫的……孔子是理智的、屈原是情感的”。“和孔子的文化息息相通的是浑朴的周代鼎彝，是汉代的玉器，是晋人的书法，是宋人的瓷，单纯而高贵，雅”“和屈原的文化息息相通的，是汉人的漆画，是司马迁的文章，是宋元人的山水画。雄肆而流动，奇这样的对照，气魄阔大，眼界深广，指出了中华文化史上两个伟人互相不可取代的作用。

在看似不同的作家中，李长之往往发现他们的“异中之同”，老舍与曹禺，一个是受欢迎的小说家，一个是受爱戴的剧作家，老舍更了解同情于北京市民的艰难，作品贴近现实，认为“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骆驼祥子》写出了对于这个世界上苦难灵魂的共鸣。曹禺有一种邻于神秘主义的理想主义。《屈原》、《北京人》都很显著。但李同时指出“他们在精神和性格上也有多少相似。”他们都是带有进步性的自由主义者，对不同的人间有着正义感。性格上他们都有点知识分子的忧郁、脆弱、多思，“《日出》里的方达生，《四世同堂》里的瑞宣都是一点影子。”

精细广博体现了他批评的整体性，时时把文化一文艺一教化三者结为一体，将文学与文化时代精神汇通，在文化的整体构架中，揭示文学的真谛。

李长之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又有较好西方现代批评的理论素养。传统的文学批评和西方现代文学批评都会体现在他的分析解读中，使他的感悟有别于李健吾的“灵魂探险”式的印象主义批评。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受儒释道及中华文化重视整体思维的影响。重感悟，相信刹那间的感受，以之为永恒，体式则为评点式，从容安祥，薄言情语，悠悠天韵。西方现代批评，讲究理性，逻辑严密，长于雄辩分析。李长之前期的《鲁迅批评》传统的影子更浓一些。后来显出了二者的结合。论《孔乙己》中“奚落、排斥、哄笑，这终于是愚妄者的面目。”论《离婚》众人围观七大人手中“屁塞”，则用“多么刻画传神!用字是那么简洁，峭拔，所以说我凝炼。”所下判语，精彩简洁又鞭辟入里。没有繁复的推理演绎，靠批评者自己的审美知觉感受、省悟。《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洋洋洒洒，如风行水上，“李陵案始末”一节写到“司马迁的受刑，在他个人当然是一个太大的不幸，然而因此他的文章里仿佛由之加上浓烈的苦酒，那味道却特别叫人容易沉醉了!又像音乐中由之而加上波折，急骤，悠扬的调子。那节奏便特别酣畅淋漓，而沁人心脾了!灵妙与雄辩共存，传统的评点与现代的分析调合。严密的逻辑推理中时时闪现吉光片羽似的妙语精言，神龙见首不见尾隐喻式的感悟。通过形象、类比等直观的语言形式引发读者的直觉性思维把握文本的审美内容。李的文字所到之处无不意气风发，飞扬灵动，如风行水上。那恢宏的气魄和情感的结论，又象奔流到海的江水，行于所当行，止于其不可不止，不带一丝含糊。他曾分析司马迁的散文风格到:“疏宕而从容，不拘于整齐的形式，但却十分有着韵致。……大概只有宋元人的水墨画是和这相近的。这就是所谓奇，所谓逸，而司马迁都是这种风格之中之更精炼，更纯粹，更高贵，更矫健。”这种风格是司马迁的，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

把传统的灵悟妙识同周密逻辑理性相结合，这应是批评走向现代化和科学化的一条大路。90年代文学批评走入穷途，批评的“失语”、“错位”症状明显。批评者普遍的浮躁，使之失去了学理性。批评要走出困境，这种传统与现代调合的方法对我们应是有意义的。

书法批评家范文篇8

论文关键词：流行书风；艺术观念；碑；帖

近百年来，中国本土艺术在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一次次撞击下，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八五美术思潮”的兴起，传统艺术何去何从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画末路论的抛出，引发了美术界关于中国画危机的大讨论，同时也刺激了中国画在创作观念和表现形式上的发展。书法虽与中国画自古同源，但在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时候却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它的超稳定性发展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的文化生态结构有着重要的关系，虽然朝代废兴更替，但儒家学说和释道思想却相辅相承，影响着几乎整个中国历史。它不但是约束社会行为的道德规范，也左右着文人士子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尽管当下前卫书法也曾不断向传统发起过挑战，但事实是传统形态在书法这一领域依旧占据着强大的阵势。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的代表，书法在它过去的历程中承载了太多对自然、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与哲学思考，这也许正是古典书法的魅力和深度所在。公务员之家

然而，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根本改变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当下的文化生态趋于复杂化，价值取向更趋多元化，传统文人赖以生存的社会背景为现代工业文明所替代，书法已走下了精英文化的神坛。作为艺术性与实用性的矛盾统一体，其后者在信息时代失去了基本的意义，而书法的艺术表现性则更进步地从实用的规定性中脱离出来，从而为由文人墨客之雅玩进入到当代艺术体系提供了相应的发展平台，同时它也由一种单一的价值载体逐步成为一种汉字的线性视觉图式，催生这一转化的首先是展示方式的改变与现代评审机制的确立。与古代书法那种在书斋中品味玩赏的方式所不同，当代书法其作品的展示是利用美术馆、博物馆、画廊等场所进行的，具有开放性与专业化的特点，国展等大型书展则汇集了众多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代表作品。公开征稿的方式为每一个创作者提供了相对均等的机会，但10多位评委要面对上万件来稿其评选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即使我们完全相信评委的学术眼光与公正无私，也难免有遗珠之憾，艺术的品评从来就没有绝对性而言。尽管如此，这种展览模式与相应的评审机制的确立，使书法在创作思维和创作方式上都具备了当代艺术所共有的表征。

西方现代艺术近100年的发展所呈现出两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作品的实验性和风格的多元化。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要想在艺术领域完全摆脱西方艺术观念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书法艺术在确立它进入当代艺术体系之际便意味着它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种影响，纵观书法发展史，没有哪个时代有当下如此众多的风格取向，“手札体”、“中原书风”、“民间书风”你方唱罢我又登场，另有“学院派”、“书法主义”等等，整个书坛好不热闹。在热闹的表象下，一种新的书风悄然在书坛漫延开来，它既非纯粹的二王书风，也非传统意义上的碑学流派，它的清新质朴给我们带来惊喜，它对原有的审美经验所造成的冲击也给一些人带来困惑，这就是所谓的“流行书风”。“流行书风”这四个字由于它指向的不确定性，在某种程度上还不能算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但宽泛的概念往往包含着约定俗成的意义。所谓流行书风，是建立在新的汉字审美趣味与视觉图式上的民间俗体之雅化，即化大俗为大雅。民间书法是一座长期被湮没的书法宝藏，其内容极为庞杂。在封建社会，文人士大夫阶层控制着文化思想的主脉，那些出自民间书手匠人的作品是从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但这并不代表这些作品就不具有美学上的意义。与那些技巧纯净，风格典雅，符合文人士大夫审美标准的帖学书风相比，民间书法结字自然，用笔恣意，少有修饰，看似粗头乱服，实质上饶有情趣，富有张力，充满了野性与生机，有学者将民间书法并置于帖学碑学之后，虽有一定道理，但敝以为这样会引出更多的歧义。根据梁披云先生主编的《中国书法大辞典》的辞条，帖学指崇尚法帖之书派，与之相对，碑学乃崇尚北碑之书派。但碑学巨擘康有为同样对南碑推崇备至。碑学既包含了一些书家如朱义章、贝义渊、王远、郑道昭、寇谦等人的作品，也包含着大量不知名的民间书手工匠的作品；既有精整如《张猛龙》、《张黑女》，又有率意的如瓷刻、经卷、简牍；既有官方碑刻，又有民间墓志、造像，可见碑学的外延是相当宽泛的。流行书风主要是对碑学中民间率意型书风的现代阐述。流行书风的形成不是孤立的，它是审美感知的需要，更是帖学与碑学交替发展的结果。特别是当代帖学体系的重建，为流行书风在碑帖结合过程中提供了技法上的参照。自北宋淳化年间第一部阁帖问世，法帖翻刻成风，以至徒具其形，精神皆失，与原帖相差甚远。清人转而师碑，然碑以真书为主要书体，学之愈久则愈远离草法。近代虽不乏一些行草书大家，但帖学的整体复苏是在以后。“文化革命”使传统文化遭遇到空前的浩劫，书法的发展也陷入了历史的最低谷，后最急需的就是对书法“法度”的重建。现代印刷出版业的高度发达使历代名家墨迹得以影印再现与普及，博物馆则提供了更多与古人真迹面对面的机会，使得今人在书法视觉审美经验上远比古人丰富。帖学兴起的标志就是手札小行书的盛行，这种具有浓郁书卷气的表现形式在早几届的中青展上几乎垄断了大奖。这种状况在第五届中青展上就被打破了，广西现象占据了舆论的焦点，它的特点之一即取法民间书风，虽然因制作过甚被讥为伪古典，但却向书坛发出了这样一个讯息：经典不再是唯一。民间书风的流行便证明了这一点。当代流行书风的兴起，使民间书法得以学术化，全面提升了民间书法的艺术地位，碑帖在结合过程中长期困扰探索者的技术性问题即生拼硬凑迎刃而解。清代书学由于在取法上的改变，加之古人向来视笔法为枕中秘笈，对魏碑书法技法的探索成为研究的中心，衍生出种种对笔法带有个人主观色彩的推断，后学者极易误入方法论的陷井，过于强调运笔的逆入平出。康有为晚年意识到这种扬碑抑帖所造成的缺憾，欲以个人之力集北碑南帖之大成，后来的书家几乎未有不兼学碑帖者，但学碑者多以篆隶为宗，意在以碑养帖，强其骨气，真正能融汇贯通者鲜矣。盖因碑帖在书写技法与审美趣味上的巨大差异，如何将碑版的朴野与法帖的书卷气融为一体，有待于传统经典技法的突破和审美认知上的提高。早在明末清初，傅山就提出过“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直率勿安排”的审美理想，只是在敦崇正学的封建文化土壤下无法生长，“平和中正”、“文质彬彬”的儒家美学观左右着大多数人的思想，清初的文字狱更使无数学子只能于故纸堆中专事名物训诂，哪敢有什么新思想新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清代碑学的兴起，不是出于艺术的创新精神，而是在帖学已坏的前提下汉学之兴的副产品，因而清代碑学的特点，整体上依然是顺承性的，它以“充实之谓美”为美学宗旨，追求重、拙、大的艺术效果，其成就主要在秦篆汉隶上。与清代碑学所不同，当代流行书风选择碑学体系中那些名声并不显赫的造像、墓志或砖刻瓷刻，放弃在造型和笔法上的生硬拼凑，将其与帖学各自所独具的神韵进行现代意义上的揉合，使之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随着书法在当代艺术体系中位置的确立，其传统价值观与当代艺术观念之间不断发生碰撞、渗透与交融，特别是后现代艺术，主张艺术家应当提供他独特的视觉经验，主张不全盘否定传统，但可有多种选择，没有非此即彼的艺术风格。这种观念无疑是对以王羲之、王献之为最高典则的金字塔式的书法发展结构的解构。它为民间书法中朴实无华，甚至被“文人雅士”视为丑俗的作品走进当代书法艺术的殿堂提供了现论基础，也使傅山“四宁四勿”的美学理想得以实现。从风格学的角度来看，流行书风在视觉上打破了千百年不变的传统结字法则和用笔法则。它以民间书法为造型基础，追求对汉字线性的自然表述而不是点划上狭义的精到完美。它在汉字结构中寻找新的平衡点而不是墨守陈规，一成不变。它使民间书法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书风。流行书风之所以流行，在于它代表着这个时代的审美情趣。

欣赏者在面对这种风格的时候同样可以感受到古雅散逸的审美享受，也更适合当代文化敢于挑战权威、追求自身价值、追求至真至诚的人文精神。

书法批评家范文篇9

美术史论教育要为提高国民素质服务

任道斌（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学教授、中国美术史博士生导师）

作为美术史论教育工作者，我认为不应对这些现象熟视无睹，应当有着社会责任感。虽然我们不是救世主，但我们还是有许多事情可干的，尤其在关注社会上应花些力气。

美术史论教学在中国的诞生与发展只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而且发展速度也较为缓慢。只是最近三、五年才有较大的变化。如除了率先设立美术史论系（或美术学系）的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外，南京艺术学院、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等也相继增设了美术学系，这无疑是件大好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以发达国家为楷模，争取经过不懈地努力，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如在平均国民收入、产值、住房条件、小汽车拥有、教育水平等方方面面寻找差距，努力追赶。这表明中国人民的省悟与奋发。但是从美术史论教育来进行中西对比者，尚无人进行。其实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发展与精神文明是紧密相联的，二者互补，二者互利，相得益彰。运作好了，就进入良性循环；运作差了，就陷入恶性循环。

我有幸到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与地区进行访问与讲学，西方先进的技术、发达的经济、良好的生态环境，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我更注意到这些发达国家的全民美术素质也是相当高的。如美国，几乎大学都有美术史的选修课，而且都有自己的博物馆与美术馆；如日本，东京博物馆、京都博物馆长年与短期的展览非常活跃，青少年学子、老年人已成为稳定的观众队伍，而且许多事务丛集的“上班族”也常常在休息日参观博物馆和美术展，对展品评头论足。而象箱根的雕塑博物馆、奈良的正仓院，甚至比当地的枫叶、樱花还吸引游客。在法国巴黎的罗浮宫内，常常可见中学生们在教师的带领下，席地而坐于名画前，听着老师的讲解，展开热烈的讨论（当然，是轻声细语的）。相对而言，国内的大学开设美术史选修课者，几乎寥寥。至于博物馆、美术馆的参观者，也远不及风景名胜；有些美术馆往往开幕式就是闭幕式；有的博物馆门可罗雀，经费捉襟见肘，或挪作他用，与所处风景点或茶吧、游戏房相比，十分寒酸。然而中国的文明史却有数千年，中国的人口却是世界第一。

这一切固然是特殊国情所致，但很大程度上却表明人们文化素质与美术修养的低下。

作为美术史论教育工作者，我认为不应对这些现象熟视无睹，应当有着社会责任感。虽然我们不是救世主，但我们还是有许多事情可干的，尤其在关注社会上应花些力气。

一是继续努力，培养美术史论的人才，培养更多的博士、硕士和学士，充分利用美术学院这只“工作母鸡”的作用，多做些宣传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事，给各地大专院校输送合格的美术学教师，也给各地的出版、新闻、美术馆所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二是要做些普及工作，与美术馆、博物馆、电视台、出版社及宣传媒体配合，作些深入浅出的讲座、评论，以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我曾应香港城市大学之邀，为理工科的学生讲美术史知识，也应邀为德国、美国的老人讲述中国古老的美术；还在上海音乐厅为普通市民讲述中国少数民族的美术。听众反映踊跃，提出不少问题，教学相长，令人兴趣盎然。邵大箴先生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这种美术学院围墙以外的事，其实也很有价值。

昔年蔡元培先生曾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大声疾呼要提高全民族的美术与文化素质。经过数代人的奋斗，如今中华民族的美育比上个世纪好多了，但是放眼世界，注目先进，我们还是很落后，在新世纪中，美术学院的美术史论教育，还有许许多多事要做，不仅在象牙塔内，而且在象牙塔外。

外国美术史研究的基础工作亟待加强

汪涤（中国美术学院西方美术史硕士研究生）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基本框架和基础资料建设。一些美术通史、断代史、国别史、画家综合研究是经受了历史考验的，已经成为西方美术史界研究的必读之作，应该有计划地翻译过来。

众所周知，在中国研究外国美术史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在经历80年代西方文化介绍的热潮之后，90年代以来外国美术史的研究在学术界倍受冷落，处境甚忧。

目前的外国美术史研究正在向两个极端发展，其中一些问题值得真正喜好外国艺术的人士注意。一方面是外国美术史低层次的通俗读物泛滥成灾。大量粗制滥造的鉴赏大全、艺术史小册子充斥市场。图片质量低劣、内容枯燥、错误百出是这类读物的通病。剪刀加浆糊的便利工作，丰厚的稿费利润使外国美术史工作者误认为此是主业，忽视了基础研究。读者看了这样的读物，非但没有得到美的享受，反而对艺术敬而远之。另一方面是研究的高深化。一些学者热衷于西方美术史方法论的引进和介绍，挟洋自重，压服国人，凸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一时间图像学、精神分析、女权主义之类纷纷出笼，大批时髦理论文章涌现在读者眼前。但是读者对文章中的大量人名、地名、作品名、作家名都不知所指，如坠云里雾里。窃以为译者未必尽知，其中错译当不在少数。这些方法论文章实际上是对近二百年西方美术史学发展的总结，不读过大量西方美术史名著的读者是根本无从理解方法论在批判什么、支持什么，更无法对方法论持什么异议了。由此读者大不必遣责自己的无知，埋怨译者的无能，大家实际上都没有一个共同的知识基础，谈何争论与商榷？我国目前对西方美术史中的一些基本流派和画家都没有认真地深入研究，没出过什么专著，可以说严重缺乏研究实践，又何谈在方法论上说三道四？方法来自于实践，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学到方法，以为搬用他人方法就能迎头赶上，得道成仙，乃是刻舟求剑之举。

我们的外国美术史研究要正视现实，调整心态，既不能流俗，也不能超前，而应踏踏实实，一步步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基本框架和基础资料建设。一些美术通史、断代史、国别史、画家综合研究是经受了历史考验的，已经成为西方美术史界研究的必读之作，应该有计划地翻译过来。断代史有个特别的好处就是既宏观又微观，既关注了个别画家的风格特点，又关注了历史长河中画家们的关联，象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罗森布拉姆的《19世纪艺术史》都是大师之作，为该领域的入门之书和通史写作的主要参考书，在西方视为经典。这些著作往往资料翔实，所持观点客观公允，非常有利于我们把握基本情况。有了这类书我们就不至于陷落到方法论美丽的陷井之中了。

画家的画论、日记以及历史上重要的艺术文献都应该比较整体地整理、翻译出来。我们过去喜欢搞摘要、语录，把这些文献全部拆散、弄乱，很不利于研究。实际上这类书很有用，对于艺术家更是这样。比如看《德拉克洛瓦日记》、《马蒂斯论艺术》、《柯罗》之类资料书，画家们就了解了大师的心声和技法决窍，比任何一本鉴赏小册子要有用得多。象Holt的三卷本艺术史文献、《现代艺术家论艺术》之类的资料书，在西方是必需的工具书，应该把它们译出来。

过去曾有一些先生译过诸如《西方艺术事典》、《希腊艺术手册》、《艺术的故事》、《中世纪艺术史》等好书，至今都是该领域写作的主要依据。只可惜90年代以来这样的工作做得太少了，读者们都在引颈企盼此类书籍早日面世。

研究外国美术史是很难成为大学者或是学术明星的，翻译、介绍和整理工作是其主要内容。但是外国美术史的研究无疑可以为艺术爱好者做些有益的事情，让他们深入了解世界各国的精美艺术，陶冶情操，完善人格。在研究中，美术史工作者自己也能感受到审美的乐趣，知识的充实，这就足够了。

“批评的批评”

张坚（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学副教授、美术理论博士研究生）

美术批评有什么用？提出这样的问题显得有些愚蠢。最近在读法国年鉴学派史家马克·布洛赫的一本小册子《历史学家的技艺》，书中记叙了这么一件事。有一天，布洛赫的小儿子问他：“亲爱的爸爸，你是否能告诉我，历史到底有什么用处”，幼稚的问题使这位有二十多年研究生涯的史学大师激起了有关所从事职业价值的思考。扪心自问，以前他从未认真地想过这样的问题，是出于坚定的职业自信，或者有意地回避这类容易让人困惑的问题，似乎也难以定夺，为了澄清心中的疑惑，他动手写作这本著名的历史理论著作。今天，画家办画展，组织研讨会，请各方专家写批评文章，然后在专业或非专业的报刊杂志上发表，美术批评的重要作用似乎也是不容置疑的。舆论性工作的程度、范围和操作方式取决于当事人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品位等诸多因素，与艺术本身的关系其实不大。美术批评帮助艺术的从业者支撑起一片似真亦幻的艺术的乌托邦天空，那些文章象是一群花哨缤纷的蝴蝶，辛苦地为我们的城市文化渲染出热闹、活跃的气氛。只是这样的工作就不会让人产生类似于“有什么用？”的疑惑吗？

事实上，美术批评的用途和价值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的，从业者也完全不必顾及这类容易让人钻牛角尖而无法自拔的问题，心态自如地参与其中。当下美术批评处在一种非常充分的健康状态里，在这种情形下，提出用途的疑问，容易让人怀疑提问题的动机，是不是想惹是生非。批评不外乎描述、阐释、感悟和评判具体形式中的美术作品，专业批评家多半对视觉艺术语言有良好的感悟力，眼光犀利，批评指向中包含了学术自律的意识，也隐含着某种权力意味的价值评判；而一般批评家天马行空的主观发挥往往也引出一些艺术方面的真知灼见。不过，真正归结起来，美术批评的基本要素也就是，师承关系的梳理，风格、技法的阐释，生平及艺术事迹的概要，加上批评者个人化感悟的抒写。至于非常确定的价值评判通常是功成名就的批评家所尽量要避免的，以便给自己留一点余地。

较之于学术色彩浓厚的艺术史，美术批评可以算是一门显学，专业的要求既不太严格，涉足于其间的自然也是杂色人等，纷繁热闹的场面在所难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美术批评繁荣景象背后隐藏着的批评结构理性化和批评家对批评形式的麻木和迟钝也是现实的情况。商业化社会尖锐的理性在经历了一定时间的磨砺后，已演变为强大的吞噬力量，它无孔不入的渗透力在美术领域里使得原本梳理不清的复杂的关系变得明确而有序，批评家、艺术家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的结构关系的明晰，使得学术、艺术与市场商业规则形成为运作良好的互动和协作态势。批评于是趋向于仪式化，作为身价的象征物。而精神旨求、文化建设的意义退居为附属性的点缀。频繁出现在各类报纸副刊的美术批评文章有点象是批评家在都市文化的喧嚣中喃喃独语，标题的大小以及所在版面位置的显要与否比文章的内容来得更加重要，在各级专业杂志上的露面多半为了具有表明某种身份。除了艺术家本人，是否有很多人真正在乎这类批评文章到底说了哪些惊世骇俗之语，不敢妄加推断。不过，热闹和欢欣总是第一位的，真实与否无关大局，可惜这是美术批评的悲哀。

美术批评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个基本的要素，一是批评家的学术素养。良好艺术史素养有利于批评家形成独特的批评视角和倾向，同时又使批评具有充分的学术含量。比如，现代美术批评家阿尔弗雷德·巴尔的艺术和批评观念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生，专攻中世纪艺术史时成形的。中世纪艺术包罗广泛，包括壁画、象牙雕刻、插图、建筑等，这造就了巴尔现代美术批评的广阔视野，他的批评除了针对现代绘画外，还涉猎现代建筑、工业设计、摄影、甚至戏剧和电影。当然，艺术史的修养并不必然地导致成功的批评，贝伦森作为公认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的鉴赏大师，却对当代美术作品持极端敌意和排斥的态度。第二个要素是批评家之间要有针锋相对的争论。没有争论就无所谓美术批评，这也是与交错混杂的现代美术潮流相互冲撞、融会的局面相对应的。批评家的学术素养和剖析问题的能力最终只有在与其他批评家、艺术家的对抗、辩驳中才能得到强化和丰满。批评是一项充满挑战性的工作，同时更是协作性的劳动，批评家自说自话毫无价值可言。F.R.里维斯说：批评家发现与自己观点相左同时又值得批驳的人，其心情犹如发现新大陆般的愉快。事实上很多成功的批评家都是这种心态。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几乎出于本能地寻找值得与之辩论的批评家和艺术家，而那些被批评的批评家和艺术家在阅读了格林伯格的文章后也觉得有必要与他论一番理，结果双方都从中得益。格林伯格是不喜欢用含糊其辞的句子的，一切总是尽可能地直截了当。据说哈罗德·劳森伯格有一次批评格林伯格的文章结构细部处理不当，他的回复是：“劳森伯格似乎对我的那些东西太看重了”。

也许我们过于夸大了美术批评中的争论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归根结底，这是一种缺乏坚定信念的征兆。至于为了某种实际上并不那么稳固的眼前利益而牺牲美术批评整体的活力，结果是得不偿失的。这样下去，有关美术批评用途的疑问会变成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

重返传统掇英撷华

毛建波（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学副教授、中国美术史硕士）

今日的美术史论家们，在准确地、系统地引进西方美术理论的同时，要花更多的精力深入地、全面地钻研中国传统美术理论，使其重现生机，并且运用到当前的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领域上来。

1999年12月11日，由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办的“中国艺术的真实性”研讨会备受美术界瞩目，这次研讨会的主要议题是《溪岸图》的真伪之争。作为五代董源唯一有名款的作品，《溪岸图》是徐悲鸿1938年在桂林阳朔购得，同年初秋张大千到桂林，硬是“挟吾董源巨帧”而去，1968年张大千以《溪岸图》与王己千交换，1997年5月再由唐骝千（OscarL.Tang）家族购藏捐献给大都会博物馆。同年八月，《纽约客》杂志发表署名文章，引述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教授、著名中国美术史家高居翰（JamesCahill）的看法，认为《溪岸图》是张大千的伪作，激起轩然大波。研讨会上，高居翰作了《对〈溪岸图〉十四点质疑》的发言，再次力主《溪岸图》是张大千的伪作。中国学者则进行反驳，认为至少是宋人之作。按常理，这种专业性极强的研讨会，感兴趣的人并不多，但不仅有近千人出席旁听，且在高氏讲完后，在场的美国人长时间鼓掌。中国专家陈述观点时，美国人却“听不懂”了。后学如我，对鉴定素无必得，更无缘亲睹《溪岸图》真面目，对此事本不敢置喙。但看了有关的报道，却觉如鲠在喉，必欲一吐。且不言西方“科学”的鉴定方法在鉴定中国书画时未必胜过中国传统的“望气”、“目鉴”法，单研讨会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已显出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欺凌之态。对此，连美国美术史家CroigCluns也指出，这场研讨会，“甚至可以解读为隐含着令人不愉快的、带有种族色彩的西方学者挑战中国学者。”由此，我也联想到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领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在美术史与美术批评领域，近百年来我们大量地引进了西方美术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中，确实很大程度地存在着空疏玄虚之风，尤其在美术批评中，周易八卦、河图洛书、老庄思想、魏晋玄学，似高头大章，精彩绝伦，实隔靴搔痒，虚空缥缈，读者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作者自身也莫明真谛，徒弄玄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美术理论的引进，对于中国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的发展，无疑起到了重要的矫正作用，这种引进自然是多多益善。但随着西方美术理论的大量引进，我们是否该冷静地反思建立在西方美术演变基础上的西方美术理论，能否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简单地去套中国美术。以中国画而言，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中国画形成了自身完整的审美体系、价值标准、欣赏方式，六法精论、逸神妙能、传神写照、意境格调也好，计白当黑、五笔七墨、布局如弈、三远七观也好，都与西方绘画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画的写生不同于西画的对景写生，中国画的远近法不同于西画的焦点透视，更不是今人假设出来的“散点透视”，简单地把自身尚未真正理解、消化的西方绘画理论，不切实际地移用到中国画的评价上，无异是胶柱鼓瑟、缘木求鱼之举。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西方经济、军事的相对强大，并不是意味着文化的必然精深，但在强势文化的猛烈冲击下，许多人无所适从。他们一方面对中国文化精神不作深入研究，对中国艺术的深层内涵缺乏体悟，没有进入中国文化的堂奥却自以为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真正搞懂、吃透西方文化，看了几本翻译得半通不通的西方论著，盲目地借用几个自己也莫明所以的外国术语，对中国传统艺术横加指责。于是，强调西方绘画“科学性”，认为“中国画不科学”的有之，高举“笔墨等于零”者有之，刻意求新求怪求野者亦有之。眩人耳目，引入歧途，服己尚难，服人更是妄想。

中西艺术的文化底蕴、审美方式各居一极，二者是各自独立的艺术体系，许多有睿智的、清醒的艺术家已意识到一味从西方寻找“真经”，是无法拯救传统艺术的，中国传统艺术的深厚内涵使得它具有无法想象的生命力和生发力，吸收借鉴他者的经验固然不可或缺，挖掘、发展自身的优良传统更是重中之重。我们的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是否也该好好反省呢？我们不必固守祖宗之法一成不变，也不该把祖宗之法一概地抛在脑后吧。今日的美术史论家们，在准确地、系统地引进西方美术理论的同时，要花更多的精力深入地、全面地钻研中国传统美术理论，使其重现生机，并且运用到当前的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领域上来。如此，这一领域中的诸多弊端方有望改进。

美术批评需要交流和对话

李敬仕（绍兴文理学院美术系副教授、花鸟画家）

人类文化没有一个永恒的模式，也没有一个绝对中心。理论家们在讨论中西美术理论对话时，应该具有中国本土问题意识和特定语境的要求。

美术批评的对象通常是美术作品和美术家，因此，它同美术家的关系应该是相当密切的。在现时代，欲望、金钱这些物质追求经由市场消费逻辑而成为日常生活的主题词时，一些画家在金钱利益的驱动下，为了包装推销自己，对美术评论宠爱有加。而另一些美术家则对美术批评持冷漠甚至蔑视的态度。这其中有美术家本身的原因，如理论素质的低下和学术视野的狭隘，使他们对美术批评毫无兴趣。但也有对美术批评现状感到不满的原因。有位画家对我说：“那些写美术评论文章的人，读了几本理论书，就到处乱套。他们也许有丰富的哲学、美学、艺术史的知识，但并不懂画，他们哪里知道我为什么要用这块颜色，怎能看得出这块颜色好在那里？”这话虽有些偏激，却也不无道理。对于美术理论家来说，需要以宽容的学术胸襟，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加强同美术家乃至广大读者的交流和对话。这里我冒昧对美术批评中某些现象谈一些浅陋的看法。

首先是不少文章对视觉形式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或分析不能令人信服。在艺术家心里，他所见所闻的一切，却被转译成了他所理解、把握的艺术媒介形式，而其它因素都退而成为艺术创造的潜在背景因素。对这种艺术审美创造上的形式的“特殊性”不进行深入分析，就难以切入作品的本体。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绘画史上卓有影响的理论著作，大多出自大画家之手。如中国最早出现的理论专著《论画》和《画品》，作者是顾恺之和谢赫，北宋《林泉高致》的作者是郭熙，明代作《华山图序》的王履，倡导南北宗论的董其昌，清代作《苦瓜和尚画语录》的石涛，都是赫赫有名的画家。这些著作不仅被历代画家们奉为经典，就是在中国美学史上也焕发着耀眼的光芒。对各种视觉形式的感悟和理解，殊非易事。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即使是专业画家，对他所从事本专业以外的美术作品也难以作完全的解读。一个中国画家看油画，大多也只能停留在欣赏层面上，很难在形式层面上作出令油画家心悦诚服的深刻分析。美术批评家批评的范围涉及国、油、版、雕、年、连环、宣传、壁、民间美术、艺术设计甚至建筑、书法等等，我们不能苛求理论家对美术各门类的样式都进行实践，但评论家必须花大力气对其形式语言的特点进行研究，这样才能真正取得发言权。如果评不到点子上，对美术家来说无异是隔靴搔庠，无济于事。美术评论中常有这样的现象，评论家写文章大加赞扬的作品，画家却认为并不见得是好画。有些推介文章，对作品本身的分析文字不多，却东拉西扯地写了不少有关文学史、美术史甚至哲学方面的知识，生硬地和他所要评论的对象联系起来，给人一种评不出什么也硬要说些什么的印象。还有对美术现象的一些评说，也难以使人认同。如有文章说：齐（白石）体的后人，“以吴作人为代表”；并把水墨人物画分为徐（悲鸿）和蒋（兆和）两派，说在明暗造型的手段上，徐氏以染为主，蒋氏以皴为主，把方增先归为徐派，把刘文西等一大批画家归为蒋氏门徒。这种说法未免武断。因为在中国画家眼中，蒋氏的人物画有以毛笔代替木碳笔画素描之嫌，作为中国画中特殊笔法的“皴”，和西洋画中的明暗完全是两回事，且在人物肖像画上运用皴染技法早已有之，怎么成为蒋氏的专利，谁用了皴法，就成了他的门徒呢？

其次是美术批评的话语方式，在80年代中期以后有了很大变化，引进了大量西方文化思想的新名词、新术语和新概念。一些自命精英的前卫理论家依据这一表象，相信中国美术的进程也应实现同一模式的转型，而对本土民族文化和写实画风给予轻蔑的否定，对西方现代性文化不是以一种平等的心态加以观照，不作批判性的理解，而是沉浸在现代迷信之中急于建构现代乌托邦。一些理论家屈从西方话语中心，并以此为荣。他们以单一的线性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把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强加处在不同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之中的具有斑斓色彩的本土美术。按照耗散结构的理论，进化不是按单一轨线进行的。因此人类文化没有一个永恒的模式，也没有一个绝对中心。理论家们在讨论中西美术理论对话时，应该具有中国本土问题意识和特定语境的要求。

美术批评中还有些不如人意的地方。如某些文章故弄玄虚，语言晦涩难懂。文章写给什么人读，应该有一个定位。读有些文章远比读黑格尔著作还难，画家看不懂，一般读者就更不懂了。如果只给自己小圈子里的人读的话，那就没有发表的必要。有的文章中大段深奥莫解的文字，在仔细琢磨之后，原来说的是很平常浅显的道理，学问不深，文章很深，只会令人厌弃。再有是某些评论家有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在那里指手划脚，口气武断专横，以为自己说的都是真理，不能容忍别的声音，这当然令人反感。还有一些心浮气躁的理论家，在和某些画家作互利性的交换，其后果必然导致美术评论的庸俗化和学术人格的沦丧。凡此种种，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艺术评论家的底牌

谷流（河南美术出版社编辑、艺术史学者）

真正的艺术评论家应具备最起码的历史意识与鉴别批判能力，他们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宁静而不为物役的自由灵魂。这可谓真正艺术评论家的底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关于艺术的评论话语都是源自牧羊人内心的亦或附庸的神话。牧羊人不但可以是神明的上帝，也照样可以是艺术评论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没有牧羊人就没有羊，没有羊也就没有牧羊人，没有牧羊人就没有这个世界和关于这个世界的历史，也就更没有必要再有牧羊人和羊所必需的食物和水。既然有了牧羊人，就必须有应该属于他的羊、他的食物和他的水。为了能顺利地找到并得到食物和水，艺术评论家便毫无必要再顾及颜面而不好意思以一种有时连艺术家都拍手叫好的相当体面的圈层话语，如帝国主义般地肆意强奸和占有艺术品创造的原初意义，并美其名曰指点创作和引导时尚，直到把好端端的艺术家糟蹋到不会画画才肯去折腾点儿别的。惟惜乎斯世艺术家众矣，却教那牧羊人太也不好意思停业盘点。是为天职艺术评论家之一副活形也。

艺术品是真正艺术家真正天才的创造，是原初的价值性话语文本，但又有优劣之别，诚如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艺术和自我超越》所说：“斯德哥尔摩国家美术馆里令人惊叹的伦勃朗作品——仅仅为这些作品，我们就值得来这儿——和同一美术馆的一幅华托的珍品体现了不同的价值”。然而，在任何时代里，像华托那样的艺术家，甚至尚根本无法与华托相提并论的绘画从业者，实实在在地多如牛毛，并缘此无限地孕育着所谓的艺术评论家的温床。

书法批评家范文篇10

美术史论教育要为提高国民素质服务

任道斌（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学教授、中国美术史博士生导师）

作为美术史论教育工作者，我认为不应对这些现象熟视无睹，应当有着社会责任感。虽然我们不是救世主，但我们还是有许多事情可干的，尤其在关注社会上应花些力气。

美术史论教学在中国的诞生与发展只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而且发展速度也较为缓慢。只是最近三、五年才有较大的变化。如除了率先设立美术史论系（或美术学系）的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外，南京艺术学院、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等也相继增设了美术学系，这无疑是件大好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以发达国家为楷模，争取经过不懈地努力，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如在平均国民收入、产值、住房条件、小汽车拥有、教育水平等方方面面寻找差距，努力追赶。这表明中国人民的省悟与奋发。但是从美术史论教育来进行中西对比者，尚无人进行。其实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发展与精神文明是紧密相联的，二者互补，二者互利，相得益彰。运作好了，就进入良性循环；运作差了，就陷入恶性循环。

我有幸到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与地区进行访问与讲学，西方先进的技术、发达的经济、良好的生态环境，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我更注意到这些发达国家的全民美术素质也是相当高的。如美国，几乎大学都有美术史的选修课，而且都有自己的博物馆与美术馆；如日本，东京博物馆、京都博物馆长年与短期的展览非常活跃，青少年学子、老年人已成为稳定的观众队伍，而且许多事务丛集的“上班族”也常常在休息日参观博物馆和美术展，对展品评头论足。而象箱根的雕塑博物馆、奈良的正仓院，甚至比当地的枫叶、樱花还吸引游客。在法国巴黎的罗浮宫内，常常可见中学生们在教师的带领下，席地而坐于名画前，听着老师的讲解，展开热烈的讨论（当然，是轻声细语的）。相对而言，国内的大学开设美术史选修课者，几乎寥寥。至于博物馆、美术馆的参观者，也远不及风景名胜；有些美术馆往往开幕式就是闭幕式；有的博物馆门可罗雀，经费捉襟见肘，或挪作他用，与所处风景点或茶吧、游戏房相比，十分寒酸。然而中国的文明史却有数千年，中国的人口却是世界第一。

这一切固然是特殊国情所致，但很大程度上却表明人们文化素质与美术修养的低下。

作为美术史论教育工作者，我认为不应对这些现象熟视无睹，应当有着社会责任感。虽然我们不是救世主，但我们还是有许多事情可干的，尤其在关注社会上应花些力气。

一是继续努力，培养美术史论的人才，培养更多的博士、硕士和学士，充分利用美术学院这只“工作母鸡”的作用，多做些宣传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事，给各地大专院校输送合格的美术学教师，也给各地的出版、新闻、美术馆所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二是要做些普及工作，与美术馆、博物馆、电视台、出版社及宣传媒体配合，作些深入浅出的讲座、评论，以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我曾应香港城市大学之邀，为理工科的学生讲美术史知识，也应邀为德国、美国的老人讲述中国古老的美术；还在上海音乐厅为普通市民讲述中国少数民族的美术。听众反映踊跃，提出不少问题，教学相长，令人兴趣盎然。邵大箴先生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这种美术学院围墙以外的事，其实也很有价值。

昔年蔡元培先生曾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大声疾呼要提高全民族的美术与文化素质。经过数代人的奋斗，如今中华民族的美育比上个世纪好多了，但是放眼世界，注目先进，我们还是很落后，在新世纪中，美术学院的美术史论教育，还有许许多多事要做，不仅在象牙塔内，而且在象牙塔外。

外国美术史研究的基础工作亟待加强

汪涤（中国美术学院西方美术史硕士研究生）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基本框架和基础资料建设。一些美术通史、断代史、国别史、画家综合研究是经受了历史考验的，已经成为西方美术史界研究的必读之作，应该有计划地翻译过来。

众所周知，在中国研究外国美术史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在经历80年代西方文化介绍的热潮之后，90年代以来外国美术史的研究在学术界倍受冷落，处境甚忧。

目前的外国美术史研究正在向两个极端发展，其中一些问题值得真正喜好外国艺术的人士注意。一方面是外国美术史低层次的通俗读物泛滥成灾。大量粗制滥造的鉴赏大全、艺术史小册子充斥市场。图片质量低劣、内容枯燥、错误百出是这类读物的通病。剪刀加浆糊的便利工作，丰厚的稿费利润使外国美术史工作者误认为此是主业，忽视了基础研究。读者看了这样的读物，非但没有得到美的享受，反而对艺术敬而远之。另一方面是研究的高深化。一些学者热衷于西方美术史方法论的引进和介绍，挟洋自重，压服国人，凸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一时间图像学、精神分析、女权主义之类纷纷出笼，大批时髦理论文章涌现在读者眼前。但是读者对文章中的大量人名、地名、作品名、作家名都不知所指，如坠云里雾里。窃以为译者未必尽知，其中错译当不在少数。这些方法论文章实际上是对近二百年西方美术史学发展的总结，不读过大量西方美术史名著的读者是根本无从理解方法论在批判什么、支持什么，更无法对方法论持什么异议了。由此读者大不必遣责自己的无知，埋怨译者的无能，大家实际上都没有一个共同的知识基础，谈何争论与商榷？我国目前对西方美术史中的一些基本流派和画家都没有认真地深入研究，没出过什么专著，可以说严重缺乏研究实践，又何谈在方法论上说三道四？方法来自于实践，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学到方法，以为搬用他人方法就能迎头赶上，得道成仙，乃是刻舟求剑之举。

我们的外国美术史研究要正视现实，调整心态，既不能流俗，也不能超前，而应踏踏实实，一步步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基本框架和基础资料建设。一些美术通史、断代史、国别史、画家综合研究是经受了历史考验的，已经成为西方美术史界研究的必读之作，应该有计划地翻译过来。断代史有个特别的好处就是既宏观又微观，既关注了个别画家的风格特点，又关注了历史长河中画家们的关联，象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罗森布拉姆的《19世纪艺术史》都是大师之作，为该领域的入门之书和通史写作的主要参考书，在西方视为经典。这些著作往往资料翔实，所持观点客观公允，非常有利于我们把握基本情况。有了这类书我们就不至于陷落到方法论美丽的陷井之中了。

画家的画论、日记以及历史上重要的艺术文献都应该比较整体地整理、翻译出来。我们过去喜欢搞摘要、语录，把这些文献全部拆散、弄乱，很不利于研究。实际上这类书很有用，对于艺术家更是这样。比如看《德拉克洛瓦日记》、《马蒂斯论艺术》、《柯罗》之类资料书，画家们就了解了大师的心声和技法决窍，比任何一本鉴赏小册子要有用得多。象Holt的三卷本艺术史文献、《现代艺术家论艺术》之类的资料书，在西方是必需的工具书，应该把它们译出来。

过去曾有一些先生译过诸如《西方艺术事典》、《希腊艺术手册》、《艺术的故事》、《中世纪艺术史》等好书，至今都是该领域写作的主要依据。只可惜90年代以来这样的工作做得太少了，读者们都在引颈企盼此类书籍早日面世。

研究外国美术史是很难成为大学者或是学术明星的，翻译、介绍和整理工作是其主要内容。但是外国美术史的研究无疑可以为艺术爱好者做些有益的事情，让他们深入了解世界各国的精美艺术

，陶冶情操，完善人格。在研究中，美术史工作者自己也能感受到审美的乐趣，知识的充实，这就足够了。

“批评的批评”

张坚（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学副教授、美术理论博士研究生）

美术批评有什么用？提出这样的问题显得有些愚蠢。最近在读法国年鉴学派史家马克·布洛赫的一本小册子《历史学家的技艺》，书中记叙了这么一件事。有一天，布洛赫的小儿子问他：“亲爱的爸爸，你是否能告诉我，历史到底有什么用处”，幼稚的问题使这位有二十多年研究生涯的史学大师激起了有关所从事职业价值的思考。扪心自问，以前他从未认真地想过这样的问题，是出于坚定的职业自信，或者有意地回避这类容易让人困惑的问题，似乎也难以定夺，为了澄清心中的疑惑，他动手写作这本著名的历史理论著作。今天，画家办画展，组织研讨会，请各方专家写批评文章，然后在专业或非专业的报刊杂志上发表，美术批评的重要作用似乎也是不容置疑的。舆论性工作的程度、范围和操作方式取决于当事人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品位等诸多因素，与艺术本身的关系其实不大。美术批评帮助艺术的从业者支撑起一片似真亦幻的艺术的乌托邦天空，那些文章象是一群花哨缤纷的蝴蝶，辛苦地为我们的城市文化渲染出热闹、活跃的气氛。只是这样的工作就不会让人产生类似于“有什么用？”的疑惑吗？

事实上，美术批评的用途和价值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的，从业者也完全不必顾及这类容易让人钻牛角尖而无法自拔的问题，心态自如地参与其中。当下美术批评处在一种非常充分的健康状态里，在这种情形下，提出用途的疑问，容易让人怀疑提问题的动机，是不是想惹是生非。批评不外乎描述、阐释、感悟和评判具体形式中的美术作品，专业批评家多半对视觉艺术语言有良好的感悟力，眼光犀利，批评指向中包含了学术自律的意识，也隐含着某种权力意味的价值评判；而一般批评家天马行空的主观发挥往往也引出一些艺术方面的真知灼见。不过，真正归结起来，美术批评的基本要素也就是，师承关系的梳理，风格、技法的阐释，生平及艺术事迹的概要，加上批评者个人化感悟的抒写。至于非常确定的价值评判通常是功成名就的批评家所尽量要避免的，以便给自己留一点余地。

较之于学术色彩浓厚的艺术史，美术批评可以算是一门显学，专业的要求既不太严格，涉足于其间的自然也是杂色人等，纷繁热闹的场面在所难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美术批评繁荣景象背后隐藏着的批评结构理性化和批评家对批评形式的麻木和迟钝也是现实的情况。商业化社会尖锐的理性在经历了一定时间的磨砺后，已演变为强大的吞噬力量，它无孔不入的渗透力在美术领域里使得原本梳理不清的复杂的关系变得明确而有序，批评家、艺术家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的结构关系的明晰，使得学术、艺术与市场商业规则形成为运作良好的互动和协作态势。批评于是趋向于仪式化，作为身价的象征物。而精神旨求、文化建设的意义退居为附属性的点缀。频繁出现在各类报纸副刊的美术批评文章有点象是批评家在都市文化的喧嚣中喃喃独语，标题的大小以及所在版面位置的显要与否比文章的内容来得更加重要，在各级专业杂志上的露面多半为了具有表明某种身份。除了艺术家本人，是否有很多人真正在乎这类批评文章到底说了哪些惊世骇俗之语，不敢妄加推断。不过，热闹和欢欣总是第一位的，真实与否无关大局，可惜这是美术批评的悲哀。

美术批评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个基本的要素，一是批评家的学术素养。良好艺术史素养有利于批评家形成独特的批评视角和倾向，同时又使批评具有充分的学术含量。比如，现代美术批评家阿尔弗雷德·巴尔的艺术和批评观念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生，专攻中世纪艺术史时成形的。中世纪艺术包罗广泛，包括壁画、象牙雕刻、插图、建筑等，这造就了巴尔现代美术批评的广阔视野，他的批评除了针对现代绘画外，还涉猎现代建筑、工业设计、摄影、甚至戏剧和电影。当然，艺术史的修养并不必然地导致成功的批评，贝伦森作为公认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的鉴赏大师，却对当代美术作品持极端敌意和排斥的态度。第二个要素是批评家之间要有针锋相对的争论。没有争论就无所谓美术批评，这也是与交错混杂的现代美术潮流相互冲撞、融会的局面相对应的。批评家的学术素养和剖析问题的能力最终只有在与其他批评家、艺术家的对抗、辩驳中才能得到强化和丰满。批评是一项充满挑战性的工作，同时更是协作性的劳动，批评家自说自话毫无价值可言。F.R.里维斯说：批评家发现与自己观点相左同时又值得批驳的人，其心情犹如发现新大陆般的愉快。事实上很多成功的批评家都是这种心态。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几乎出于本能地寻找值得与之辩论的批评家和艺术家，而那些被批评的批评家和艺术家在阅读了格林伯格的文章后也觉得有必要与他论一番理，结果双方都从中得益。格林伯格是不喜欢用含糊其辞的句子的，一切总是尽可能地直截了当。据说哈罗德·劳森伯格有一次批评格林伯格的文章结构细部处理不当，他的回复是：“劳森伯格似乎对我的那些东西太看重了”。

也许我们过于夸大了美术批评中的争论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归根结底，这是一种缺乏坚定信念的征兆。至于为了某种实际上并不那么稳固的眼前利益而牺牲美术批评整体的活力，结果是得不偿失的。这样下去，有关美术批评用途的疑问会变成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

重返传统掇英撷华

毛建波（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学副教授、中国美术史硕士）

今日的美术史论家们，在准确地、系统地引进西方美术理论的同时，要花更多的精力深入地、全面地钻研中国传统美术理论，使其重现生机，并且运用到当前的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领域上来。

1999年12月11日，由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办的“中国艺术的真实性”研讨会备受美术界瞩目，这次研讨会的主要议题是《溪岸图》的真伪之争。作为五代董源唯一有名款的作品，《溪岸图》是徐悲鸿1938年在桂林阳朔购得，同年初秋张大千到桂林，硬是“挟吾董源巨帧”而去，1968年张大千以《溪岸图》与王己千交换，1997年5月再由唐骝千（OscarL.Tang）家族购藏捐献给大都会博物馆。同年八月，《纽约客》杂志发表署名文章，引述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教授、著名中国美术史家高居翰（JamesCahill）的看法，认为《溪岸图》是张大千的伪作，激起轩然大波。研讨会上，高居翰作了《对〈溪岸图〉十四点质疑》的发言，再次力主《溪岸图》是张大千的伪作。中国学者则进行反驳，认为至少是宋人之作。按常理，这种专业性极强的研讨会，感兴趣的人并不多，但不仅有近千人出席旁听，且在高氏讲完后，在场的美国人长时间鼓掌。中国专家陈述观点时，美国人却“听不懂”了。后学如我，对鉴定素无必得，更无缘亲睹《溪岸图》真面目，对此事本不敢置喙。但看了有关的报道，却觉如鲠在喉，必欲一吐。且不言西方“科学”的鉴定方法在鉴定中国书画时未必胜过中国传统的“望气”、“目鉴”法，单研讨会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已显出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欺凌之态。对此，连美国美术史家CroigCluns也指出，这场研讨会，“甚至可以解读为隐含着令人不愉快的、带有种族色彩的西方学者挑战中国学者。”由此，我也联想到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领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在美术史与美术批评领域，近百年来我们大量地引进了西方美术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中，确实很大程度地存在着空疏玄虚之风，尤其在美术批评中，周易八卦、河图洛书、老庄思想、魏晋玄学，似高头大章，精彩绝伦，实隔靴搔痒，虚空缥缈，读者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作者自身也莫明真谛，徒弄玄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美术理论的引进，对于中国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的发展，无疑起到了重要的矫正作用，这种引进自然是多多益善。但随着西方美术理论的大量引进，我们是否该冷静地反思建立在西方美术演变基础上的西方美术理论，能否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简单地去套中国美术。以中国画而言，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中国画形成了自身完整的审美体系、价值标准、欣赏方式，六法精论、逸神妙能、传神写照、意境格调也好，计白当黑、五笔七墨、布局如弈、三远七观也好，都与西方绘画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画的写生不同于西画的对景写生，中国画的远近法不同于西画的焦点透视，更不是今人假设出来的“散点透视”，简单地把自身尚未真正理解、消化的西方绘画理论，不切实际地移用到中国画的评价上，无异是胶柱鼓瑟、缘木求鱼之举。

西方经济、军事的相对强大，并不是意味着文化的必然精深，但在强势文化的猛烈冲击下，许多人无所适从。他们一方面对中国文化精神不作深入研究，对中国艺术的深层内涵缺乏体悟，没有进入中国文化的堂奥却自以为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真正搞懂、吃透西方文化，看了几本翻译得半通不通的西方论著，盲目地借用几个自己也莫明所以的外国术语，对中国传统艺术横加指责。于是，强调西方绘画“科学性”，认为“中国画不科学”的有之，高举“笔墨等于零”者有之，刻意求新求怪求野者亦有之。眩人耳目，引入歧途，服己尚难，服人更是妄想。

中西艺术的文化底蕴、审美方式各居一极，二者是各自独立的艺术体系，许多有睿智的、清醒的艺术家已意识到一味从西方寻找“真经”，是无法拯救传统艺术的，中国传统艺术的深厚内涵使得它具有无法想象的生命力和生发力，吸收借鉴他者的经验固然不可或缺，挖掘、发展自身的优良传统更是重中之重。我们的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是否也该好好反省呢？我们不必固守祖宗之法一成不变，也不该把祖宗之法一概地抛在脑后吧。今日的美术史论家们，在准确地、系统地引进西方美术理论的同时，要花更多的精力深入地、全面地钻研中国传统美术理论，使其重现生机，并且运用到当前的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领域上来。如此，这一领域中的诸多弊端方有望改进。

美术批评需要交流和对话

李敬仕（绍兴文理学院美术系副教授、花鸟画家）

人类文化没有一个永恒的模式，也没有一个绝对中心。理论家们在讨论中西美术理论对话时，应该具有中国本土问题意识和特定语境的要求。

美术批评的对象通常是美术作品和美术家，因此，它同美术家的关系应该是相当密切的。在现时代，欲望、金钱这些物质追求经由市场消费逻辑而成为日常生活的主题词时，一些画家在金钱利益的驱动下，为了包装推销自己，对美术评论宠爱有加。而另一些美术家则对美术批评持冷漠甚至蔑视的态度。这其中有美术家本身的原因，如理论素质的低下和学术视野的狭隘，使他们对美术批评毫无兴趣。但也有对美术批评现状感到不满的原因。有位画家对我说：“那些写美术评论文章的人，读了几本理论书，就到处乱套。他们也许有丰富的哲学、美学、艺术史的知识，但并不懂画，他们哪里知道我为什么要用这块颜色，怎能看得出这块颜色好在那里？”这话虽有些偏激，却也不无道理。对于美术理论家来说，需要以宽容的学术胸襟，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加强同美术家乃至广大读者的交流和对话。这里我冒昧对美术批评中某些现象谈一些浅陋的看法。

首先是不少文章对视觉形式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或分析不能令人信服。在艺术家心里，他所见所闻的一切，却被转译成了他所理解、把握的艺术媒介形式，而其它因素都退而成为艺术创造的潜在背景因素。对这种艺术审美创造上的形式的“特殊性”不进行深入分析，就难以切入作品的本体。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绘画史上卓有影响的理论著作，大多出自大画家之手。如中国最早出现的理论专著《论画》和《画品》，作者是顾恺之和谢赫，北宋《林泉高致》的作者是郭熙，明代作《华山图序》的王履，倡导南北宗论的董其昌，清代作《苦瓜和尚画语录》的石涛，都是赫赫有名的画家。这些著作不仅被历代画家们奉为经典，就是在中国美学史上也焕发着耀眼的光芒。对各种视觉形式的感悟和理解，殊非易事。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即使是专业画家，对他所从事本专业以外的美术作品也难以作完全的解读。一个中国画家看油画，大多也只能停留在欣赏层面上，很难在形式层面上作出令油画家心悦诚服的深刻分析。美术批评家批评的范围涉及国、油、版、雕、年、连环、宣传、壁、民间美术、艺术设计甚至建筑、书法等等，我们不能苛求理论家对美术各门类的样式都进行实践，但评论家必须花大力气对其形式语言的特点进行研究，这样才能真正取得发言权。如果评不到点子上，对美术家来说无异是隔靴搔庠，无济于事。美术评论中常有这样的现象，评论家写文章大加赞扬的作品，画家却认为并不见得是好画。有些推介文章，对作品本身的分析文字不多，却东拉西扯地写了不少有关文学史、美术史甚至哲学方面的知识，生硬地和他所要评论的对象联系起来，给人一种评不出什么也硬要说些什么的印象。还有对美术现象的一些评说，也难以使人认同。如有文章说：齐（白石）体的后人，“以吴作人为代表”；并把水墨人物画分为徐（悲鸿）和蒋（兆和）两派，说在明暗造型的手段上，徐氏以染为主，蒋氏以皴为主，把方增先归为徐派，把刘文西等一大批画家归为蒋氏门徒。这种说法未免武断。因为在中国画家眼中，蒋氏的人物画有以毛笔代替木碳笔画素描之嫌，作为中国画中特殊笔法的“皴”，和西洋画中的明暗完全是两回事，且在人物肖像画上运用皴染技法早已有之，怎么成为蒋氏的专利，谁用了皴法，就成了他的门徒呢？

其次是美术批评的话语方式，在80年代中期以后有了很大变化，引进了大量西方文化思想的新名词、新术语和新概念。一些自命精英的前卫理论家依据这一表象，相信中国美术的进程也应实现同一模式的转型，而对本土民族文化和写实画风给予轻蔑的否定，对西方现代性文化不是以一种平等的心态加以观照，不作批判性的理解，而是沉浸在现代迷信之中急于建构现代乌托邦。一些理论家屈从西方话语中心，并以此为荣。他们以单一的线性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把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强加处在不同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之中的具有斑斓色彩的本土美术。按照耗散结构的理论，进化不是按单一轨线进行的。因此人类文化没有一个永恒的模式，也没有一个绝对中心。理论家们在讨论中西美术理论对话时，应该具有中国本土问题意识和特定语境的要求。

美术批评中还有些不如人意的地方。如某些文章故弄玄虚，语言晦涩难懂。文章写给什么人读，应该有一个定位。读有些文章远比读黑格尔著作还难，画家看不懂，一般读者就更不懂了。如果只给自己小圈子里的人读的话，那就没有发表的必要。有的文章中大段深奥莫解的文字，在仔细琢磨之后，原来说的是很平常浅显的道理，学问不深，文章很深，只会令人厌弃。再有是某些评论家有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在那里指手划脚，口气武断专横，以为自己说的都是真理，不能容忍别的声音，这当然令人反感。还有一些心浮气躁的理论家，在和某些画家作互利性的交换，其后果必然导致美术评论的庸俗化和学术人格的沦丧。凡此种种，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艺术评论家的底牌

谷流（河南美术出版社编辑、艺术史学者）

真正的艺术评论家应具备最起码的历史意识与鉴别批判能力，他们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宁静而不为物役的自由灵魂。这可谓真正艺术评论家的底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关于艺术的评论话语都是源自牧羊人内心的亦或附庸的神话。牧羊人不但可以是神明的上帝，也照样可以是艺术评论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没有牧羊人就没有羊，没有羊也就没有牧羊人，没有牧羊人就没有这个世界和关于这个世界的历史，也就更没有必要再有牧羊人和羊所必需的食物和水。既然有了牧羊人，就必须有应该属于他的羊、他的食物和他的水。为了能顺利地找到并得到食物和水，艺术评论家便毫无必要再顾及颜面而不好意思以一种有时连艺术家都拍手叫好的相当体面的圈层话语，如帝国主义般地肆意强奸和占有艺术品创造的原初意义，并美其名曰指点创作和引导时尚，直到把好端端的艺术家糟蹋到不会画画才肯去折腾点儿别的。惟惜乎斯世艺术家众矣，却教那牧羊人太也不好意思停业盘点。是为天职艺术评论家之一副活形也。

艺术品是真正艺术家真正天才的创造，是原初的价值性话语文本，但又有优劣之别，诚如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艺术和自我超越》所说：“斯德哥尔摩国家美术馆里令人惊叹的伦勃朗作品——仅仅为这些作品，我们就值得来这儿——和同一美术馆的一幅华托的珍品体现了不同的价值”。然而，在任何时代里，像华托那样的艺术家，甚至尚根本无法与华托相提并论的绘画从业者，实实在在地多如牛毛，并缘此无限地孕育着所谓的艺术评论家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