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范文10篇

书法范文篇1

琅邪王氏自汉代兴起，儒学背景深厚，可谓礼法世家。王氏成员的思想中，儒家的成分、现实的内容占主导地位。他们关注现实，积极入世，比较重视实务和事功，且由于他们长期处于权利的中枢位置，比较熟悉朝廷的典章制度和礼仪，因此，王氏家族可以称之为礼法世家。在家族中，他们讲求伦理道德、提倡孝道，以维持家族的亲善和睦，从而形成长盛不衰的局面。在国家，王氏家族的成员则研习朝廷典制仪理，重视实务。无论谁建立王朝，他们都不敢不看重王氏的门第，而且还要借重他们的学识和特长，这样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往往能够成为旧朝之重臣、新朝之佐命。礼仪已经成为王氏人物维系门第的重要工具之一。

作为两晋长盛不衰的世族，琅邪王氏在文化上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包容性，除以儒学为立身之本外，对玄、释、道也兼容并蓄。这使王氏家族文化更加多姿多彩，这更利于王氏子弟的与时推迁。在当时，玄学可谓名士的文化标志，由儒入玄也是一个家族地位上升的必具条件。王氏一门自王戎、王衍始，子弟多善清言，尤其是王导作为东晋权相，亲自参与、组织谈玄，对东晋玄风的盛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总的说来，王氏家族是玄儒兼修。王氏子孙从王祥、王览那里继承了儒学伦理的因子，从王戎、王衍那里因袭了玄化的细胞，以儒学持家、治国，以玄学博取名誉、地位。正因为儒玄双修，故王氏子弟鲜有过于放浪颓废者。

两晋以降，佛教对士族思想、生活影响日益显著。如王导与高僧交往甚是频繁，与他们谈论义理，为其子孙接受佛理打开了方便之门。王羲之与名僧支道林等交往甚密，支道林是一位玄化很深的高僧，他以佛理释《庄子·逍遥游》，新义迭出，对王羲之颇有启益：“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①]。王羲之的《兰亭序》很明显受到了佛理的影响。此后王氏子孙多有信佛法者，如王珉、王珣皆信佛，《晋书》有这样的记载：

时有外国沙门，名提婆，妙解法理，为珣兄弟讲《毗昙经》。珉时尚幼，讲未半，便云已解，即于别室与沙门法纲等数人自讲。法纲叹曰：“大义皆是，但小未精耳”[②]。

这说明东晋时王氏与佛教已有不解之缘。

另外，琅邪王氏还世代崇信道教。《晋书·王羲之传》记载：

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③]

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隶，仕历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所害。[④]

由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王羲之在浙东隐居期间，就与许迈等道士往来甚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对道教更是痴迷，以至因此被害。这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事例，但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王氏家族的宗教信仰。据陈寅恪先生研究，我国东部滨海地区为天师道之发祥地，而琅邪王氏正生活在这一区域，自然也会接受这一普遍的地域性宗教文化的影响。即使王氏家族后来逐渐崇尚儒学，但在宗族内部仍然信仰天师道。陈寅恪先生曾说：

天师道以王吉为得仙，此实一确证，故吾人虽不敢谓琅琊王氏之祖宗在西汉时即与后来之天师道直接有关，但地域风习影响于思想信仰者至深且锯。若王吉贡禹甘忠可等者，可谓上承齐学有渊源，下启天师之道术。而后来琅琊王氏子孙为五斗米教徒，必其地域熏习，家世遗传，由来已久。此蓋以前读史之人所未曾注意者也[⑤]

不仅王氏如此，本地域其他家族也多是这样。这一宗教信仰是王氏家族文化的一个传统。王氏子弟名字多有一“之”字，父、子皆如此，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便如此，这明显有违当时宗族内避讳的原则，但这是天师道信仰的符号，故照常流行。

天师道信仰对王氏家族的文化、生活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史籍中的许多记载都显现了天师道影响的痕迹。但在诸多影响方面，对中国文化意义最大的，莫过于促进王氏之好书法。书法艺术在东汉后期日渐摆脱一味实用的束缚，不断雅化、艺术化，受到士人的重视，名家辈出。但在晋代，尤其是东晋，书艺最盛、贡献最大、成就最高者无疑是琅邪王氏，家族中出现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这样的大师。王氏家族之所以成为典型的书法世家，除了一般的社会文化原因外，也与其重视实用和笃信天师道有着很深的渊源。在古代，宗教与文学艺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艺术的发展往往受到宗教的影响，不断从宗教思想与信仰中获取资源，而宗教的传播和发扬广大则多以艺术为媒介。这不但是中国，而且是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一个普遍的规律。基于这种通识，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关系》一文中专门讨论天师道与书法之关系这一问题说“东西晋南北朝之天师道为家世相传之宗教，其书法亦往往为家世相传之艺[⑥]陈先生此文发前人所未发，在他看来在普遍好书法的两晋南朝，王氏等尤精于此，其主要原因在于天师道信仰要求写经文，而写经文正与功德相关联，故道教信徒皆致力于书，以至薪火相传，成为家族传统，终于从中孕育出了最杰出的书法艺术家。总之，王氏书法世家，在崇儒之外，对当时主要的文化思潮及诸“才艺”，都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这使王氏之家族文化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弹性，具有更强的适应性，这也是王氏书法世家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陈郡谢氏是东晋时期与琅邪王氏齐名的侨姓世族的杰出代表，后人合称此二家为“王谢”。不过与王氏相比，谢氏名流在数量上不如王氏密集，更重要的是在人物性格上，谢氏子弟与王氏也有所不同，谢氏似较“率性、自然”，而王氏则“务实、隐忍”。而谢家子弟这种性格直接影响到了谢氏在政治上的消长，权势上的得失。谢氏人物这一普遍的性格特征，显然与其独特的家风有着必然的联系。

唐代李延寿曾用“雅道相传”[⑦]来概括谢氏的家风，它是维系谢氏门第的精神力量。在魏晋南北朝之际，老庄思想盛行，士人以高蹈出尘、任情背礼为高雅，而以世务经心、拘于礼法为卑俗。这固然是极而言之，但这一时期一流的世族大都徘徊于这两种人生取向之间，而并非非俗即雅、非雅即俗。不过，要做到完全的平衡与中庸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同的士族表现出了不同的倾向或倾斜，相较之下，王氏略偏向“俗”一点，而谢氏则“雅”的成分多一些。晋代陈郡谢氏几代，皆不同程度的表现出尚自然、轻礼法的风格，这可谓谢氏家风中最突出的特征。此诚如有研究者所说的那样，谢氏文化传统的殊相是名士家风，这种家风的精神底蕴是老庄心态，这种心态的结构是轻礼重情。陈郡谢氏家族乃“新出门户”，是一个晚起的家族，与显名于汉代的儒学世族相比，其家族“资本”比较薄弱，可谓起自寒微。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家族中旧观念的积淀也较少，儒家礼法传统的制约也轻，由儒入玄的转变也较容易和彻底，在玄风的熏染下，谢氏很快便形成了重情轻礼的新门风。

作为一个传承

数代的世家大族，陈郡谢氏虽然表现出了鲜明的名士风采，并以此形成了其家风的显著特征，但在宗族内部，谢氏与其他家族一样，仍然有着坚实的儒家礼法传统。

总的看来，谢氏的门风是以玄为表，以儒为里，这与琅邪王氏有相同之处。但谢氏的玄化更重些，礼法则更自然些；王氏更注重事功，又信天师道，故门风显得较为刻板。另外作为一个一流书法世家，谢氏子弟具有多方面的才艺修养。在书法、围棋、音乐等方面，皆代有人才，留下了许多令人称道的风流雅事，尤其是谢氏“雅道相传”与江南风光相交融，孕育出的精美山水文学，更是令人称道。

以上以王氏和谢氏书法世家为例，简单地介绍了两个书法世家的家风和文化的一些个性。通过对王、谢两家个性的考察，对以此两家为代表的晋代书法世家的共性作一个简单的概括：

第一，每个士族书法世家都是一个群体，带有不同程度的集体性。在同一代人中，一般有多人爱好书法。他们彼此影响，互相促进，在共时性阶段创作了许多重要的书法作品。从历时性来看，都是几代人上下承接，连绵不断，每一代都有人在书法上取得杰出成就。书法世家中的书法家，既有相对独立的一面，同时也离不开其家族而具有完全独立的意义。晋代士族书法世家都是共时性和历时性相结合而构成的书法创作力极强的群体。

第二，书法世家之间关系盘根错节，联系密切。两晋书法世家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师承和婚姻两个方面。两晋的书法世家大族出于种种原因，互相联姻的很多，如被称之为“中古第一豪门”的王氏书法世家，曾与同是书法世家的谢氏、郗氏都有通婚。因为师承和婚姻，书法世家之间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原来相对封闭的家族内部的传授扩展为家族间的相互影响，这种影响正是导致两晋书法世家之间书法风格相近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书法世家之间彼此取长补短，差异逐渐缩小，共同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第三，每个士族书法世家，在书法方面都有几个核心人物，如王氏家族中的王导、王羲之、王献之；郗氏家族中的郗鉴、郗愔；庾氏家族中的庾翼、庾亮；谢氏家族中的谢鲲、谢安等等。这些核心人物在家族中有相当大的权威，在书法上都有贡献。他们有感召力，重视对家族子弟的教育和培养。核心人物的多少，书法水平的高低，影响的大小，寿命的长短，是决定和影响士族书法世家的地位和演变的重要因素，当然这些核心人物也离不开书法世家。法国艺术家丹纳说过：

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⑧]

丹纳讲的是艺术家与“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息息相关，其实从历时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就晋代的士族书法世家来说，如果没有书法世家内几代积累的集体性文化环境，书法世家中的核心人物恐怕也难以出现。

第四，晋代的士族书法世家的书家除了书法之外，大多还长于文学和兼善其他门类的艺术，如绘画、音乐等。如王氏书法世家中擅长文学的书法家就有王导、王廙、王濛、王羲之、王献之、王珣、王珉等，同时王廙、王濛、王羲之、王献之、还擅长绘画，另外在音乐方面王羲之、王献之均有较高的造诣。

第五，在书法世家中，最流行的字体是行草书，其中书家最擅长的书体主要是行书。如在东晋长于行书的书法家当中，影响大、生命力强的也多是出自门阀士族书法世家。北宋《宣和书谱》卷七收有东晋著名行书家九人，其中有七人是门阀士族子弟。赵宋御府所藏行书十五帖中，有十三帖是出自门阀士族书家之手。从上面的品评和列举的数字，可以看到，爱好书法，热心于书法创作，且成就卓著，确是晋代门阀士族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在晋代书坛上，占据峰颠的是门阀士族中的书法家。

第六，书法世家书法风格的相似性。在中国书法史上，晋代是个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美学思潮、政治经济状况等因素，以及字体演变的完成、书法世家之间的交流等具体条件，使两晋的书法世家在书法风格上具有大致相同的时代风格。即如后人所说的晋代书风尚韵。

通过对以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两个书法世家的比较，可以发现在两晋的这些书法世家中，一方面都有自己的个性，有着不同于其它世家的独特的地方；另一方面，这些书法世家又有着共同性和相似性。总之，两晋的书法世家既“和而不同”，又“不同而和”，其中“不同而和”尤为突出。

主要参考文献和书目：

1、王永平《六朝江东——士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2、张可礼《东晋文艺综合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3、郑欣《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

4、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5、许辉、李天石《六朝文化概论》，南京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6、《晋书》（唐）房玄龄等吴则虞点校中华书局1974年。

7、《世说新语》（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光绪十七年思贤讲舍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8、《魏晋南北朝史拾遗》唐长儒中华书局1983年。

书法范文篇2

琅邪王氏是两晋时期最大的文化世家，正如齐梁时期的文学家、史学家沈约所说：“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王氏自汉代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就日益壮大；特别是自西晋开始兴盛，历东晋，经十数代，风流不衰、冠冕不绝，真不愧为中古第一豪门。王氏为何兴盛若此？这除了当时的门阀政治诸多制度保障之外，其家族人才辈出、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其独特的家族风尚和文化。两晋时期战乱频繁，而王氏子弟大多怀抱入世之心，积极进取，并且能够随时顺命，善于机变，从而避免了卷入战争，使王氏家族少受摧残。由此看来，王氏世家之所以长盛如此，关键在于王氏传统的家风与应世态度：与时推进。所谓与时推进，就是根据形势，不断调整心态，以保全家族的整体利益。

琅邪王氏自汉代兴起，儒学背景深厚，可谓礼法世家。王氏成员的思想中，儒家的成分、现实的内容占主导地位。他们关注现实，积极入世，比较重视实务和事功，且由于他们长期处于权利的中枢位置，比较熟悉朝廷的典章制度和礼仪，因此，王氏家族可以称之为礼法世家。在家族中，他们讲求伦理道德、提倡孝道，以维持家族的亲善和睦，从而形成长盛不衰的局面。在国家，王氏家族的成员则研习朝廷典制仪理，重视实务。无论谁建立王朝，他们都不敢不看重王氏的门第，而且还要借重他们的学识和特长，这样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往往能够成为旧朝之重臣、新朝之佐命。礼仪已经成为王氏人物维系门第的重要工具之一。

作为两晋长盛不衰的世族，琅邪王氏在文化上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包容性，除以儒学为立身之本外，对玄、释、道也兼容并蓄。这使王氏家族文化更加多姿多彩，这更利于王氏子弟的与时推迁。在当时，玄学可谓名士的文化标志，由儒入玄也是一个家族地位上升的必具条件。王氏一门自王戎、王衍始，子弟多善清言，尤其是王导作为东晋权相，亲自参与、组织谈玄，对东晋玄风的盛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总的说来，王氏家族是玄儒兼修。王氏子孙从王祥、王览那里继承了儒学伦理的因子，从王戎、王衍那里因袭了玄化的细胞，以儒学持家、治国，以玄学博取名誉、地位。正因为儒玄双修，故王氏子弟鲜有过于放浪颓废者。

两晋以降，佛教对士族思想、生活影响日益显著。如王导与高僧交往甚是频繁，与他们谈论义理，为其子孙接受佛理打开了方便之门。王羲之与名僧支道林等交往甚密，支道林是一位玄化很深的高僧，他以佛理释《庄子·逍遥游》，新义迭出，对王羲之颇有启益：“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①]。王羲之的《兰亭序》很明显受到了佛理的影响。此后王氏子孙多有信佛法者，如王珉、王珣皆信佛，《晋书》有这样的记载：

时有外国沙门，名提婆，妙解法理，为珣兄弟讲《毗昙经》。珉时尚幼，讲未半，便云已解，即于别室与沙门法纲等数人自讲。法纲叹曰：“大义皆是，但小未精耳”[②]。

这说明东晋时王氏与佛教已有不解之缘。

另外，琅邪王氏还世代崇信道教。《晋书·王羲之传》记载：

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③]

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隶，仕历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所害。[④]

由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王羲之在浙东隐居期间，就与许迈等道士往来甚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对道教更是痴迷，以至因此被害。这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事例，但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王氏家族的宗教信仰。据陈寅恪先生研究，我国东部滨海地区为天师道之发祥地，而琅邪王氏正生活在这一区域，自然也会接受这一普遍的地域性宗教文化的影响。即使王氏家族后来逐渐崇尚儒学，但在宗族内部仍然信仰天师道。陈寅恪先生曾说：

天师道以王吉为得仙，此实一确证，故吾人虽不敢谓琅琊王氏之祖宗在西汉时即与后来之天师道直接有关，但地域风习影响于思想信仰者至深且锯。若王吉贡禹甘忠可等者，可谓上承齐学有渊源，下启天师之道术。而后来琅琊王氏子孙为五斗米教徒，必其地域熏习，家世遗传，由来已久。此蓋以前读史之人所未曾注意者也[⑤]

不仅王氏如此，本地域其他家族也多是这样。这一宗教信仰是王氏家族文化的一个传统。王氏子弟名字多有一“之”字，父、子皆如此，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便如此，这明显有违当时宗族内避讳的原则，但这是天师道信仰的符号，故照常流行。

天师道信仰对王氏家族的文化、生活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史籍中的许多记载都显现了天师道影响的痕迹。但在诸多影响方面，对中国文化意义最大的，莫过于促进王氏之好书法。书法艺术在东汉后期日渐摆脱一味实用的束缚，不断雅化、艺术化，受到士人的重视，名家辈出。但在晋代，尤其是东晋，书艺最盛、贡献最大、成就最高者无疑是琅邪王氏，家族中出现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这样的大师。王氏家族之所以成为典型的书法世家，除了一般的社会文化原因外，也与其重视实用和笃信天师道有着很深的渊源。在古代，宗教与文学艺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艺术的发展往往受到宗教的影响，不断从宗教思想与信仰中获取资源，而宗教的传播和发扬广大则多以艺术为媒介。这不但是中国，而且是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一个普遍的规律。基于这种通识，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关系》一文中专门讨论天师道与书法之关系这一问题说“东西晋南北朝之天师道为家世相传之宗教，其书法亦往往为家世相传之艺[⑥]陈先生此文发前人所未发，在他看来在普遍好书法的两晋南朝，王氏等尤精于此，其主要原因在于天师道信仰要求写经文，而写经文正与功德相关联，故道教信徒皆致力于书，以至薪火相传，成为家族传统，终于从中孕育出了最杰出的书法艺术家。

总之，王氏书法世家，在崇儒之外，对当时主要的文化思潮及诸“才艺”，都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这使王氏之家族文化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弹性，具有更强的适应性，这也是王氏书法世家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陈郡谢氏是东晋时期与琅邪王氏齐名的侨姓世族的杰出代表，后人合称此二家为“王谢”。不过与王氏相比，谢氏名流在数量上不如王氏密集，更重要的是在人物性格上，谢氏子弟与王氏也有所不同，谢氏似较“率性、自然”，而王氏则“务实、隐忍”。而谢家子弟这种性格直接影响到了谢氏在政治上的消长，权势上的得失。谢氏人物这一普遍的性格特征，显然与其独特的家风有着必然的联系。

唐代李延寿曾用“雅道相传”[⑦]来概括谢氏的家风，它是维系谢氏门第的精神力量。在魏晋南北朝之际，老庄思想盛行，士人以高蹈出尘、任情背礼为高雅，而以世务经心、拘于礼法为卑俗。这固然是极而言之，但这一时期一流的世族大都徘徊于这两种人生取向之间，而并非非俗即雅、非雅即俗。不过，要做到完全的平衡与中庸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同的士族表现出了不同的倾向或倾斜，相较之下，王氏略偏向“俗”一点，而谢氏则“雅”的成分多一些。晋代陈郡谢氏几代，皆不同程度的表现出尚自然、轻礼法的风格，这可谓谢氏家风中最突出的特征。此诚如有研究者所说的那样，谢氏文化传统的殊相是名士家风，这种家风的精神底蕴是老庄心态，这种心态的结构是轻礼重情。陈郡谢氏家族乃“新出门户”，是一个晚起的家族，与显名于汉代的儒学世族相比，其家族“资本”比较薄弱，可谓起自寒微。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家族中旧观念的积淀也较少，儒家礼法传统的制约也轻，由儒入玄的转变也较容易和彻底，在玄风的熏染下，谢氏很快便形成了重情轻礼的新门风。

作为一个传承

数代的世家大族，陈郡谢氏虽然表现出了鲜明的名士风采，并以此形成了其家风的显著特征，但在宗族内部，谢氏与其他家族一样，仍然有着坚实的儒家礼法传统。

总的看来，谢氏的门风是以玄为表，以儒为里，这与琅邪王氏有相同之处。但谢氏的玄化更重些，礼法则更自然些；王氏更注重事功，又信天师道，故门风显得较为刻板。另外作为一个一流书法世家，谢氏子弟具有多方面的才艺修养。在书法、围棋、音乐等方面，皆代有人才，留下了许多令人称道的风流雅事，尤其是谢氏“雅道相传”与江南风光相交融，孕育出的精美山水文学，更是令人称道。

以上以王氏和谢氏书法世家为例，简单地介绍了两个书法世家的家风和文化的一些个性。通过对王、谢两家个性的考察，对以此两家为代表的晋代书法世家的共性作一个简单的概括：

第一，每个士族书法世家都是一个群体，带有不同程度的集体性。在同一代人中，一般有多人爱好书法。他们彼此影响，互相促进，在共时性阶段创作了许多重要的书法作品。从历时性来看，都是几代人上下承接，连绵不断，每一代都有人在书法上取得杰出成就。书法世家中的书法家，既有相对独立的一面，同时也离不开其家族而具有完全独立的意义。晋代士族书法世家都是共时性和历时性相结合而构成的书法创作力极强的群体。

第二，书法世家之间关系盘根错节，联系密切。两晋书法世家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师承和婚姻两个方面。两晋的书法世家大族出于种种原因，互相联姻的很多，如被称之为“中古第一豪门”的王氏书法世家，曾与同是书法世家的谢氏、郗氏都有通婚。因为师承和婚姻，书法世家之间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原来相对封闭的家族内部的传授扩展为家族间的相互影响，这种影响正是导致两晋书法世家之间书法风格相近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书法世家之间彼此取长补短，差异逐渐缩小，共同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第三，每个士族书法世家，在书法方面都有几个核心人物，如王氏家族中的王导、王羲之、王献之；郗氏家族中的郗鉴、郗愔；庾氏家族中的庾翼、庾亮；谢氏家族中的谢鲲、谢安等等。这些核心人物在家族中有相当大的权威，在书法上都有贡献。他们有感召力，重视对家族子弟的教育和培养。核心人物的多少，书法水平的高低，影响的大小，寿命的长短，是决定和影响士族书法世家的地位和演变的重要因素，当然这些核心人物也离不开书法世家。法国艺术家丹纳说过：

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⑧]

丹纳讲的是艺术家与“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息息相关，其实从历时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就晋代的士族书法世家来说，如果没有书法世家内几代积累的集体性文化环境，书法世家中的核心人物恐怕也难以出现。

第四，晋代的士族书法世家的书家除了书法之外，大多还长于文学和兼善其他门类的艺术，如绘画、音乐等。如王氏书法世家中擅长文学的书法家就有王导、王廙、王濛、王羲之、王献之、王珣、王珉等，同时王廙、王濛、王羲之、王献之、还擅长绘画，另外在音乐方面王羲之、王献之均有较高的造诣。

第五，在书法世家中，最流行的字体是行草书，其中书家最擅长的书体主要是行书。如在东晋长于行书的书法家当中，影响大、生命力强的也多是出自门阀士族书法世家。北宋《宣和书谱》卷七收有东晋著名行书家九人，其中有七人是门阀士族子弟。赵宋御府所藏行书十五帖中，有十三帖是出自门阀士族书家之手。从上面的品评和列举的数字，可以看到，爱好书法，热心于书法创作，且成就卓著，确是晋代门阀士族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在晋代书坛上，占据峰颠的是门阀士族中的书法家。

第六，书法世家书法风格的相似性。在中国书法史上，晋代是个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美学思潮、政治经济状况等因素，以及字体演变的完成、书法世家之间的交流等具体条件，使两晋的书法世家在书法风格上具有大致相同的时代风格。即如后人所说的晋代书风尚韵。

通过对以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两个书法世家的比较，可以发现在两晋的这些书法世家中，一方面都有自己的个性，有着不同于其它世家的独特的地方；另一方面，这些书法世家又有着共同性和相似性。总之，两晋的书法世家既“和而不同”，又“不同而和”，其中“不同而和”尤为突出。

主要参考文献和书目：

1、王永平《六朝江东——士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2、张可礼《东晋文艺综合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3、郑欣《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

4、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5、许辉、李天石《六朝文化概论》，南京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6、《晋书》（唐）房玄龄等吴则虞点校中华书局1974年。

7、《世说新语》（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光绪十七年思贤讲舍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8、《魏晋南北朝史拾遗》唐长儒中华书局1983年。

9、《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周一良中华书局1985年。

10、《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书法范文篇3

古代书法作品，多带有“抄写”意味。这种意味是因其书法服务于某种社会生活的实用用途而造成的。它不以艺术表现为旨趣，实用是其第一性，艺术的表现因素是依附于实用而存在的。“抄写”意味形成了寄寓式书法创作的形式表象特征。前举唐宋少数草书大家的大幅长卷，所书虽为古诗文或自叙文，其书写目的在于抒自我之情（由诗文内容的文学情境所引发的书家创作所追求的某种书法情境）。明人的大幅、巨幅行草、狂草书，既为适应殿堂大屋悬挂布置之需，更重要的是借此倾吐个性情怀，艺术表现为其书法创作主旨，这是一大历史性的进步。现代的展览会成为书法交流、角逐与竞争的场所，具有很强的功利性。故而今人十分重视作品形式的展厅视觉效应，追求新异、眩目的表象效果。

当代书法活动的“展览至上”，导致书法创作的幅式普遍向大幅、巨幅发展，条屏的盛行，更是为了追求书法作品幅式的大规模。与之相应的变化是，小楷、小行书、小草书作品也为迁就展览的展厅效应，不得不划分若干个块面上下相续成大型条幅，或左右相续成大型横幅。这反映了传统的幅式（如尺牍、文稿之类）在当代重表现、重展厅效应的条件下，不得不作顺应性调整。从书体角度看，行书及行草书的艺术表现性较强，也较易于把握。草书，尤其是大草、狂草书，不仅存在识草问题，在形式的把握上以及激情介入的要求上都很高，艺术表现性非常强烈，难度很大。故当代书坛以行书（行草书）最为盛行，其书体结构变化较为灵活，形式美感方面比较易见效果。其它书体，庄重规整的正书难以流行，大字正书少见，小楷在每次国展中可见到少量。篆、隶书作对联者流行，而工大幅且字多成篇者少见，尤其工小篆者寥寥。工大篆、甲骨文作对联者较多，既因其字形结构意趣多变化，亦出于表现形式上的避难从易，且由展览的“市场行情”调控而成的。故当今书法创作无论作何书体，其审美趋势的主流尚动态，尚奇巧，目的力求引人注意。作为主流书体的行书（行草书）以及草书以明代中后期行草风为尚，亦因其表现性强，动感强烈，易吸引观赏者，易取得展厅效应而受大多数作者的偏爱。再具体落实到书法的四要素即笔法、字法、章法、墨法上来看，偏重于形式感奇异的倾向也十分突出。如在笔法上强化抑扬顿挫的节奏感与速度的变化，用笔激动、点画灵敏；字法上追求奇异的字形、险峻的态势；章法上流行有行距而无字距的格式，行距不齐，行沟呈参差流动形（也有少数书家追求两距皆无的章法，以通幅为一整体，应势利导地施行章法调控，达到整体的多变和谐，最具表现性，也最具高难度，正因如此，难以流行）；笔法上宿墨、涨墨、湿墨、焦墨竭尽变化之能事。形式表现手法在这二十余年里，尤其是后十年中，其表现之潜能得到大发掘、大发挥。总的说来，“书法热”所形成的当代书风，我认为可以“反正统、尚奇异”六个字概括其基本特征。不仅在传统模式的基础上出新的主流书风如此，即所谓“现代书法”与“学院派”也是在这一大潮中走向极端的两个流派。日本在战后不久即出现了称之为“墨象”、“前卫”的现代派书法，这种艺术，在形式上吸取了西方抽象派绘画的构成理念以处理汉字结构与章法，并结合传统书法的笔墨技巧的表现手段而成。这一类作者既具书法功底，又兼通绘画。中国的现代派书法晚日本二十多年，在“书法热”的大潮中别开新径，但从事此道的大多数作者本为一般水平的画家，又缺乏书法功底，显示出先天不足的弊病，反映在作品中，即使有新异的构思，但其艺术表现也难以如意，造成了中国现代派书法在立意和艺术表现水平上与日本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中国现代派书法受日本影响，同时又直接借鉴西方抽象派绘画。其创作方法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以汉字为素材，以所取汉字的特定涵义作意象上的形式美创造。这一类型的创作，日本书家有许多杰作确实令人赞叹不已。中国的现代派书法的创作在近几年有所提高，呈现出较好的发展势头。另一类型则脱离汉字，号称以其点线笔墨技巧进行创作，与抽象派绘画无甚区别，拙见以为勉强称之为“书法”大可不必。西方抽象派绘画中有所谓“书法画”现象，（即西方抽象派画家从中国、日本的书法尤其是篆书与草书中吸取其结构美与线条美规律创造而成），其属性为画，是毫不含糊的。中国现代派书法中这一类型的创作实可归属于此类。这是书法创新极端追求形式的奇异而走向反面的一个流派。

其后又有称之为“学院派”的创作方法的新尝试。以做旧、描摹、局部书写和拼贴制作等手段进行创作，其方法也是来自西方对现代抽象派绘画的制作加工方法的引进与变化。它脱离了书法作为艺术的基本规定性——书写，称之为主题创作，旨在表达某种理念，实是某种理念的艺术图象阐述形式。其制作佳者，堪称优秀的美术作品、艺术作品，如一定要强贴上“书法”的标签，作书法作品观，颇为牵强。我认为，它完全可以沿着自己的特定艺术道路独立地走下去，完善自己，成为美术的一种新样式而存在，展示自己的艺术价值与审美意义，不必依附于“书法”。

当今书坛创作思想、审美观念日益解放，常出现新的尝试与新的观点，十分活跃，全国中青展允许学院派、现代派参展，甚至获奖，体现出当今书坛创作思想、学术探讨风气的宽容与开放。值得注意的是，诸如此类的尝试作品，未脱离书法艺术的基本规定性者较易于被接受，走极端者很难立足，这也反映出书坛对书法艺术形式的基本认识。

一味在展厅效应即视觉刺激的强度上竞争，热衷于在书法艺术的形式与技巧的展厅适应性、迎合性上出奇制胜，注重表象而忽视内涵的充实，发展下去必然走向反面，陷入形式主义的困境。这是当代书家不可回避、应引起充分重视的问题。

书法范文篇4

一、日常书法工作简略

本协会每周一次会干会议，深入探讨各自的体会心得，每月一次全体会员探讨活动，每学期举行一次全院性的学习活动。举行各种各样的书法交流活动和书画比赛，以实践来推动每一位爱好书画的会员和同学们书画方面的水平。

1、举行周末书法交流会。每周末协会将派出八名代表主持交流会。与参加交流会的全院学生一起探讨书法创作鉴赏、训练等活动，并现场辅导与互动地进行书法交流活动，同时为他们免费提供笔墨纸砚和临摹字帖等。每个月末，召集会干进行月末总结和书法交流活动。会干们汇集一起共同探讨书法艺术，谋求共同进步并上交满意作品一幅，作为一个月来努力的成长见证。

2、注重会员们书法作品习作时的‘章法’能力的培养。作品的整体美也是书法欣赏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件优秀作品，必然是一个多样统一的整体。构成书法艺术整体美的重要因素是章法。如果说字的结体是线条的组织，那末作品的章法则是线条更复杂的组织；组织得是否适当，是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之一。章法之所以也称为“布白”,是因为章法质是对空间虚实的艺术处理。实处之妙，皆由虚处而生，”“虚”与“实”，“白”与“黑”，相依相生，相映成趣，给欣赏者留有审美想象的广阔天地。成功的章法集中体现了虚实结合的美学原则，邓石如“计白当黑”，便是这一美学原则的具体运用。也就是有笔墨处重要，无笔墨处也重要；字里行间均有笔墨，有情趣。字的空间的匀称、布白停匀和字形点画具有同等的审美价值。既然所有空间都是作品的有机部分，对线结构、对空间的感受，自然也应该包括在内。书法章法还讲究承上启下，左顾右盼，参差变化，以及落款合理，钤印得宜，并注意局部美与整体美的和谐统一。

3、注意培养协会会员们更好地去欣赏书法艺术很重要。对会干们的要求是“书法虽是点画、结体、章法等具象构成，但作为艺术品欣赏时，必须透过这些现象领略其力感、情感、气韵、风格......等所产生的蕴涵美，所以书法艺术又具有相当抽象的特点，这就更需要较长时期的静观默和反复的揣摩玩味。有时面对一幅作品，粗看似乎平淡无奇，细看才发现有惊人之妙，以致越想看，越看越爱看。在欣赏书法艺术过程中。还要求对不同的书家作品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其异同，这样才能深入理解前人包括书本对著名书法作品所作的艺术特点的概括；才能作出自己恰如其分的评判；才能把自己的欣赏水平提到更高的阶段。这些都需要在反复玩味之中才能获得”。

二、在管理工作上

1、加强协会会员的思想建议和作风建设，进一步完善领导岗位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继续施行领导考核制度，建立评价机制，树立全局意识、发展意识和创新意识，进一步增强做好本职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协会干部能够以身作则，各项工作能够想在前面，走在前面，干在前面，深受全体师生的好评。

2、以新的管理方式、新观念、新课程、新知识、为重点，认真做好一周两练的课时安排和教学安排，使得教学和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3、深入开展会员教学活动，全面提高会员综合素质，严格遵守校团委、社团联合会和书院的有关规定，组织会员认真学习，通过学习，提高认识，进一步提高全体会员的书写水平和加强书法理论知识。

三、院内、外社团的交流活动

1、为了加强与校外其他学院书画协会的联系，促进协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我们经常利用周末时间进行书法艺术的讨论，同时积极地交流学习经验，争取共同取得更大的进步！

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的合作，我们协会会干与其他学校协会举行书法的交流活动。

2、月举办的活动：例如月由工学院党总支主办，团总支和书法协会承办的第四届书画展在学院展出。在月这个草木发芽，渐次生花；西风呼出甜美的气息，席卷了荒地和林丘嫩枝和嫩叶，青春的阳光。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一个灿烂的四月，同时也是一个收获的月。书法协会展出的三百多书画作品得到了周战利书记及各领导老师们的好评：对传统的书法钻得深，吃得透，心迫手摹，得笔得气，吸取精华，自成机抒，不践古人。此殊荣是我协会创会以来又一次上进的见证，大大地鼓舞并激发了会员们研习书法的热情。在取得好成绩的背后，广大会干为了使这次比赛能够顺利开展付出了很多很多，他们废寝忘食。同月，日进行了新一届干部换届选举，并选举产生新一届干部成员。定期召开会议，以便工作和学习的顺利开展，进一步提高了协会的工作效率。使协会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进一步得到提高，也使协会的民主制更加完善，各部部长在工作中各司其责，使工作能有条不紊地顺利完成。

书法范文篇5

1、协会成立不久，就组织了一次摄影讲座，邀请了一些有经验的老同志为会员讲解自己的创作经验、思路及摄影技术，为会员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2、2011年3月协会成立以来，认真听取会员意见，主动参与外面协会开展各种活动，一是到上高听摄影大师解海龙讲课、二是到丰城听江西书法协会主席毛国典讲课，回来后，又组织理事交流当前创作主流，思路，方法，入选国展的作品要求，装字画裱形式等等，通过活动凝聚了会员，服务了会员，帮助会员，充分激发了广大会员的创作热情，提高会员的创作水平。本届理事会共组织摄影创作活动多场次。先后组织会员参加全国、全省摄影展活动。

3、协会活动都是自费自发组织，特别是摄影采风活动，经常开开展一些小型的交流会，业余时间还经常组织会员到农村，各厂矿、工地进行外拍实践创作活动，今年还赴武功山、小东江开展采风创作活动。回家后，通过协会群进行交流探讨，不断总结经验，促进了自身摄影技术的提高，也创作了不少好的作品。

二、积极参与矿区安全生产文化活动不断提高协会的影响力

1、针对尚一发的绞车道伤人的事故，协会按照领导要求，组织了人员及时深入到井下现场，协会会长，黄志强同志亲自将事故发生经过、原因，教训，绘制成漫画，贴到全局各单位学习室，让所有职工都能看到，人人都在艺术的氛围里受到了教育和启发。

2、今年8月对本地荷花进行专题拍摄，会员们起早贪黑，拍摄影出一幅幅精美的、雅俗共赏作品，设制一百二十多块展板，分别在局、矿等地进行展出，会员们自己挂自己收，义务为矿区职工服务，深受矿区职工家属的好评，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到至今都还有人在说这样的展览搞的好，老百姓喜欢。

3、还大力协办了丰矿第四届艺术节书法美术摄影作品展活动中。协会对展览实施方案专门召开理事以上会议，提出了作品入选办法，评审要求，布展效果图，并参与布展。

4、为积极贯彻局矿党政关于创建幸福企业目标要求，推动矿区安全生产稳步发展，激励广大职工全身心地投入到安全生产中去，协会又主动参与建新矿的“促和谐、幸福建新”为主题的摄影图片展的活动中去，深入到井下，洗煤厂，菜市场，街道上，休闲广场，仙姑岒山上，进行拍摄，充分展示和诣矿区，幸福建新这一主题。

5、协会还将协助编辑第四届艺术节画册及工作画册，展示丰矿精神风貌。

三、存在的问题

协会取得的工作成果，离不开各级领导的关怀和和单位的支持，离不开广大摄影爱好者的共同努力。回顾过去，既使我们感到欣慰，受到鼓舞，也让我们认清协会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由于协会会员都属于业余兼职，本职工作的繁忙也影响了协会活动的进一步开展，一些拟议中的想法没能付诸实施。另外，在组织采风和创作活动中，由于发动工作不到位，还有一部分会员长期没有参加协会的活动，特别是书法美术更是活动的少，这些都是协会的遗憾之处，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积极取长补短，完善机制，将协会办的更好。

四、下阶段工作思路

1、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和改进工作方法，提高服务矿区的中心工作和企业文化的工作，坚持第月办一期培训班，吸收新会员，进一步激发创作热情，提高会员的创作能力和业务素质。

书法范文篇6

关键词：遴选APP；软件；建设应用性载体；共享方式

有效利用书法方面的网络教学资源，可以推进中小学书法教育全面化、常态化、规范化开展。但是，丰富的书法APP资源，并不都适合中小学书法教育，必须根据中小学书法教育的需求，对这些书法APP功能进行比较研究，优化组合，才能提高应用效果。

一、系统梳理书法教育需求，科学遴选书法

APP中小学书法教育资源、师资队伍专业素质等存在差异，要根据实际需求，科学遴选相应的APP软件辅助书法教育活动的开展。当前，书法教育中对书法APP软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需求。1．资料荟萃功能，丰富教学资源。这种功能是通过APP，分类集中中小学书法教育过程中需要的各种资料，方便师生查找、使用。目前，虽然中小学已有写字课程的教材，但仅仅依赖这些教材是不够的，还需要补充一些书法教学中的实用性资料，如历代书法家生平及作品介绍、高清代表作品字帖、书法评论文献、书法家临帖作品及临帖心得体会等。网络上这些资料既丰富又繁杂，并不都适用于教学。只有针对实际需要，对这些资料进行遴选、整合、加工，再利用APP进行集中展示，才能大大提高使用效率和使用价值。目前，很多APP都具备这些功能，如云章书法字典、钢笔书法字典、书法碑帖大全、书法大字典等。2．动作演示功能，观摩核心技法。不少书法APP具有动作演示功能，运用视频技术手段对复杂的笔法进行书写步骤分解，再通过慢动作展现出来。笔法是中国书法最玄妙的地方，很多教师因为专业水平有限，难以为学生做出准确、到位的示范，增加了学生临帖的难度。而充分利用这些笔法分解视频，可以较好地解决当前中小学书法教师专业水平有限的问题。比如在教学“横”的笔法时，可以在课堂上反复播放书法APP上的笔法示范分解视频，将这个字起、行、收的笔法进行分解慢放，让学生反复观看、揣摩、临习。目前，具有这种功能的APP较多，比较适合中小学生的APP有墨趣书法、写字派、小学硬笔书法、书法入门教程等。3．课例汇集功能，提升教学水平。优秀的书法教学课例，包括书法教学微课，都有着示范和借鉴价值，能够直接或间接用于教学，发挥辐射引领作用，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而书法APP中，蕴藏着丰富的视频资源，如书法视频、优墨书法、临池轩书法等。同时，教师教学中可以积累一些本土的原创优秀课例、微课，这些资源更具有实用性和可借鉴性。我们可以对以上资源进行优选，通过APP，进行汇集、展示，方便师生学习和使用，扩大辐射范围。4．作业评改功能，提高评改效益。众多书法APP都具有作业评改的功能，如墨迹书法秀学生端、书画点评、儿童书法教学等。教师可以将自己的作品上传至APP的相应板块，由区域内的书法教学专家对这些作品进行点评，提高书法教师的专业水平；学生同样可以上传书法作业，再由专业水平较高的教师对这些作业进行及时批改。这种功能不仅可以完成传统的作业批改任务，还能够对典型的、普遍性的问题进行深入解析，以点带面，极大地提高批改的效能。5．网络展赛功能，扩大受众范围。网络展赛给书法展赛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与传统的实地展赛方式相比，网络展赛具有受众面更广、活动过程公开透明、节省经费和人力、不受场地限制、观赏方便等优点。我们可以依托很多APP来开展书法展赛活动，如美篇、微信、中国笔墨在线、大众书法等，对师生书法作品进行拍照处理后，上传至APP的相应板块，实现网络共享，扩大受众面。4．培训交互功能，促进专业成长。书法师资培训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仅仅依靠各级部门举办的“国培”“省培”等培训，很难较快地解决中小学书法教育整体推进过程中师资严重匮乏的问题。而很多书法APP都具有线上书法培训的功能，能够很好地开展区域内中小学书法教师的培训工作，还可以在培训过程中进行答疑和其他互动。比如依托微信、好书法在线、书法学馆、丁丁教育等APP，可以进行大面积、低成本、针对性、常态化的中小学书法教师培训工作，弥补线下培训的不足。

二、优化组合书法APP功能，建设可操作的应用性载体

中小学书法教育中，大量的书法APP都可以直接供教师和学生使用。但是，这种个体使用的方式，难以实现区域内中小学师生的共享与交流。必须对这些APP的功能进行优化组合，遴选一种可自主资源的APP作为集成应用性载体，使其内容更丰富、针对性更强、操作更方便。1．优化建设队伍，遴选各类人才。从区域中小学中选拨优秀教师，组成书法APP应用性载体建设团队。人才队伍应涵盖应用性载体建设中需要的多种人才：信息技术人才，他们能够熟练运用信息技术，解决建设中有关信息技术问题；书法教育专业人才，他们有一定的书法创作能力和教学经验，能够做好APP资源搜集、优选和本土资源开发工作；研究人才，他们能够及时总结应用过程中的经验，不断优化应用载体的建设策略和水平。2．优选共享载体，满足区域需求。虽然很多书法APP具有很多功能，但中小学书法教育所需要的实用功能却是零星的、分散的，每位教师使用时，都需要搜集、遴选、整合，会消耗教师大量的精力；同时，也难以实现资源和成果的共建共享。如果优选一款功能全面且适合中小学书法教育的APP，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例如，美篇APP具备文章、图片、视频、直播等功能，我们可以将其作为应用性载体，对众多的书法APP功能进行优化组合，对各种书法APP的教育资源进行整合处理，建设具有区域共享价值、可操作的应用性载体，满足区域内中小学书法教育的多样化需求。3．优化组合功能，提高应用价值。有了应用性载体，我们还要对APP功能进行优化组合，进一步提高网络和本土书法教育资源的利用价值。例如，我们可以通过美篇APP中“我的”板块，发表书法教学图文资料，实现书法教学资料汇集展示；通过手机的“慢动作”或其他拍摄工具拍摄技法分解视频，或者筛选其他书法APP上的这类资源，在美篇APP中通过“视频”板块上传，实现优秀资源的选集、展示和共享；将制作好的师资培训的图文和视频资料上传至美篇APP中，完成远程和实时师资培训，方便高效；通过“我的”板块上传书法展览的图文资料，开展师生书法作品网络展；将课例、作业、作品、培训、问题咨询等各种资料上传后，通过美篇APP的留言系统开展研讨，交流心得，解答问题，实现互动共享。

三、优化共享方式，提高书法APP的使用效能

书法范文篇7

“蒙学”中的“蒙”有“没有知识，愚昧”之意，喻示人童稚时期的知识储备状态。摆脱蒙昧，称之为启蒙。辞书对“蒙学”的解释是：“中国旧时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教育内容是识字、写字和封建道德教育。”“启蒙教育的学校”，相当于今天的小学。我国古代的童蒙书法教育可以追溯到殷商。不过，商代的书法教育主要是面向王室成员。西周时，书法教育内容更为充实，有了专门的书法教育时间和场所。幼童通常8岁入学，学习内容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书”指的便是对汉字的学习以及书写。至秦代统一六国文字，小篆颁行天下，从上至下，各级行政部门皆以李斯的小篆为通用书体，官方培养刀笔吏。汉初，“学童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书或不正，辄举劾之”[1]。可见，秦汉时期对识字教育极其重视。有学者认为，“蒙学教育在秦汉之后便进入有教材、有组织、有形式的阶段”[2]。

二、汉代书法蒙学教育

汉代学童书法教育主要是在书馆中进行的。学习内容主要是识字和习字，识字和习字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从事启蒙教育的教师大多是闾里集体出资聘请的，是乡里宿儒。这里的书馆也称作“学馆”“书舍”“蒙学”“小学”等。东汉王充《论衡·自纪篇》中记述了自己童年的学习经历：“六岁教书……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童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又无过失。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所读文书，亦日博多。”王充先是识字和习字；接着学习《论语》《尚书》，每天讽诵千字以上；最后专习经学，“经明德就”。可见这时学习已分阶段。前期属于识字和书写的学习阶段，使用的教材如《仓颉篇》《急就篇》等，这些字书又称为“史篇”和“章篇”。学生学书既成，则离开书馆进入庠序，学习《孝经》《论语》《尚书》等儒家典籍。

（一）识字、习字教材

汉代小学的字书有《仓颉篇》《训纂篇》《滂喜篇》《凡将篇》《急就篇》等，现在保存的只有《急就篇》。字书最早的是四字一句，始于周之《史籀》十五篇，是周宣王的太史籀所作，不过久已失传。为了对汉字进行统一简化，秦朝官方以秦篆为基础，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七章，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七章。汉闾里书师将其合并整理，并统一称作《仓颉篇》。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汉代的学书、习字教材数量也逐渐增多。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图1）；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扬雄作《训纂篇》。之后，又有杜林作《仓颉训纂》。这些直接作为书写教材，供学童使用。图2竹简是1974年出土于居延甲渠候官遗址，内容是《仓颉篇》首章部分文句。简长23厘米，宽1.1厘米，厚0.3厘米，正反面书写，简末二字“赏赏”可能是习字者随意所书。《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以后，闾里书师合秦时《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三篇为一篇，习称汉《仓颉篇》。居延甲渠候官遗址出土的《仓颉篇》竹简对于研究汉代《仓颉篇》的版本衍变、文本构成等具有重要价值。图3习字简虽然不能确定为汉代学童所写，但一定程度上是对当时汉人学书、习字状态的反映，通过其可以了解汉代童蒙书法教育状况。

（二）识字、书写相结合

汉代识字与书写是相结合的，所以“或以书丑得鞭”，老师抄写的字就作为学童临习的范本。在阜阳、敦煌、古居延出土的汉代简牍中曾多次出现《仓颉篇》残文，均以隶书抄写，并且字迹端庄严谨，点画一丝不苟，这些便是西汉抄录的字书和习字课本。（图4）

三、以古鉴今，深化对童蒙书法教育的理解

（一）加强书法启蒙教育意识

当代对童蒙书法教育的重视程度还不够高，蒙童学习书法或是家长为了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或是想让孩童能写出一手好字，其目的与汉代童蒙书法教育有很大不同。黄惇先生曾说：“没有中小学书法教育，就没有中国书法的未来。”[3]因此，从书写能力的培养方面来说，当代童蒙书法教育显然没有汉代童蒙书法教育的要求高。当代童蒙书法教育主要通过学校开设的书法课程、社会上的培训机构、家教等，大多数机构都是采用程式化的教学模式，旨在迎合家长的需求，一味地追求字形结构，为了把字写好而写好，忽略了儿童对字的音、义这两方面的理解。只有极少部分的书法培训机构，以经典的童蒙读本入手，强调儿童对不同书法字体的识读，让儿童了解学习书体演变的脉络，最后才是对书写精准度进行要求。

（二）培养儿童思考能力

在当今的书法教育中，有些老师一味地追求字法结构的准确，忽略书法本身的美，甚至有些教师教给学生的是错误的方法，课堂缺乏对书法的审美解读。教师们要深刻反思书法教学，训练儿童思维能力。李世民有言：“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4]李世民强调临习书法必须有正确的学书思路，而思想则决定了实力的高低。

结语

研究汉代童蒙书法教育，从中找出规律、总结经验，以期为当代书法教育提供借鉴，推动书法的发展。当然，汉代在书法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形式等方面也有不尽合理之处；而当代的书法教育形式、硬件设施等方面也有其优势。只有取汉代书法教育之长补当代书法教育之短，将具体措施落到实处，才能促进书法教育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周大璞.古代汉语教学辞典[M].长沙：岳麓书社，1991：27.

[2]乔卫平，程培杰.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15.

[3]黄惇.中小学书法教育之我见[J].江苏教育，2016（5）：61.

书法范文篇8

一、审美观不同。如有的人喜欢用大红大绿装修房子，有的人却认为十分这样装修俗气，这就是审美观的不同。看一幅书法作品，也同样如此，不同的欣赏者可能争论到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这就是由于主观因素、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审美观不同，其结论自然也不尽相同。

二、时代风尚不同。著名画家来楚生先生有这样一段有趣的谈话：“我小的时候，男人头上都留有长辫子，偶尔看到一个男人头上没有长辫子就看不顺眼。到民国以后，男人头上的辫子剪掉了，大家也慢慢看习惯了，偶尔有人还留有长辫子，反而觉得不伦不类，不顺眼了。”时代风尚变了，衣着也随着改变，高领、低领、长裙、短裤，因时尚不同而变。书法艺术欣赏也同样因时而变。有的崇尚古代传统书风，也有的欣赏时下的流行书风、现代书风等不同的书风，这样因时而变的例子很多。

三、对书法学习研究的水平高低程度不同。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犹如看象棋比赛，一个“妙”着出现，程度高的一下子就能理解，程度低的要看几步才能领悟，再差的甚至一直不能理解。这就是水平程度不同看到的深度也不同，书法艺术欣赏更是这样。从以上论述来看，书法艺术欣赏的确是不容易把握的，但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通过不断总结，逐步形成了一些共同的认识，因此，还是有一定规律可王世光循的。

书法艺术欣赏，就是通过艺术这只内在眼感受到书法艺术的美感，这种美感。具体呈现在书法艺术欣赏过程中，有以下五种：

一、立体感。又称雕塑感，有的也称质感。书法艺术的立体感，大致由以下两种因素构成：一是汉字独有的结构，这种结构在世界文字中别具一格，而且在每一个字中总有一个主要的横笔或竖笔作为主笔，其余点画则作为衬托，这就是书法“间架结构”。“间架结构”是整个字的支柱，也就是所谓的“轴线”原则。大凡学书者，都是先求平正，后追险绝，又复归平正。前一个平正，中轴线显而易见，后一个平正则是前一个平正的飞跃。不论你的字写得多么潦草、欹侧、险绝，它们都能保持在一定的中心轴线上，重心仍然很稳，不会有摇摇欲坠的感觉。由此可见汉字结构与古代建筑的共同之处。有了这一个重心，立体感则跃然纸上。二是书法的书写工具的特殊性，那是一支神奇的毛笔，用它铺毫提按皆能挥洒自如。

二、节奏感。书法的节奏感也称为“笔意”。郭沫若先生说：“构成节奏总离不开两个很重要的关系，一个是时间，一个是力的关系。”这种解释对我们理解书法节奏感很有帮助。书法也是一种运动与节奏变化的过程，在书写能力上，八面出锋，纵横驰骋，四平八稳都是一种节奏。唐张怀瓘在书论中说：“每书欲十迟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方可谓书。”又说：“每作一横画，如列阵之排云；每作一戈，如百钧之弩发；每作一点如高峰坠石；每作一折，如曲折钢铁；每作一牵，如万岁枯藤；每作一放纵，如足行之趣骤。”节奏自见。

三、空间感。中国书法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审美情书学课堂趣，就是要达到一种淡泊、空灵的境界，这种境界主要通过空间感来体现。宗白华先生运用美学观点，强调：“一幅好的字表现一个美的空间”他们巧妙地运用计白当黑、虚实相生、以虚代实、因虚得实、黑白对比来显示中国书法空间感的最大特色。宗白华先生对此更有生动的描绘，“中国字若写得好，用笔得法就成功一个有生命有空间立体感的艺术品”。要想处理好空间感的表现形式还要掌握虚与实的变化，笪重光说：“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这就如古今中外的建筑群要留有空旷的场地、房屋要开门设窗一样，好让人有回旋余地。书法作品要有一定的空白，字与字、行与行有空白，天头地脚也有空白，有虚有实，达到此处无墨胜有墨的境地。

四、时代感。时代感也就是新鲜感。新者，新颖也。一部书法史就是一部求新求变的创新史。周太史籀作大篆，秦丞相李斯作小篆，汉代隶书的兴起，晋代以来书法创新达到鼎盛时期。王羲之独具慧眼，以其深厚的功力将行楷书发挥到淋漓尽致；颜真卿突破二王规范，形成正面开张、气势磅礴的颜字。这些都是创新。从字体的发展创新来说，汉字由象形文字到甲骨文、钟鼎文、秦篆、汉隶、魏碑、真书、行书、草书逐步演变、发展而趋于定型。从字的风格来说，晋书尚韵，唐书尚法，宋人尚意，明书尚姿，清人尚变，这“韵、法、意、姿、变”充分表现了时代感所赋予的生命情操。上述立体感、节奏感、空间感和时代感，是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我们学习欣赏书法艺术，从这四个方面入手，就能提高欣赏能力，从而也能提高书写水平，达到入化的境界。四感具备则众美滋生。众美是多角度、多方位的，但归结起来不外乎自然美、综合美。“自然美”就是佛教禅宗说的“任性天然”。由“即心即佛”的佛性论，发展到后期成为“任性天然”，从“自在解脱”变为“纯任自然”，这种思想也波及书法领域之中，在书界形成一股不甘拘于法度限制，而崇尚自然的风格。这在宋明书法中表现最为突出，这一时期的书法家，许多都很爱参禅悟道，抄写经文，从中感悟到“任性天然”的通禅境界。如黄庭坚的《松风阁诗帖》，行文舒展豪放，笔法变幻莫测，大开大合，飞动错落，简直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超凡出尘的天然个性。明朝宋克的《杜甫壮游诗》，通篇流畅飞动，深得法度而又使法于自然，极尽个性，将自然之美的神韵尽显其中。与此相反的则是唐人书法，他们把法度看得很重，因此书法多为循规蹈矩、小心谨慎、严肃不苟，严重束缚了书法自然美的发展，扼杀了人们对自然美的追求，压抑了书家对自然美的冲动。宋人书法敢于追求自然解脱，不受其约束，是返璞归真、性任自然的最好体现。我们在书法创作中，应力求追求一种自然美。刻意求工、巧于安排、矫揉造作、急功近利的作品无疑是不可取的。

书法范文篇9

1.1传达功能

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文字具有表音、表形和表意的功能，中国的汉字则是典型的在表形文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表意文字。书法以汉字为载体，它在艺术设计中的首要功能是传达信息。从符号学角度来看，书法文字是一种特殊的视觉符号系统，具有“所指”和“能指”的重要功能。从文字层面讲，文字符号的表意性直接向大众传达设计作品的意图和各种信息，即“所指”;从艺术角度讲，作为一种传统艺术，它的形态、结构和风格样式还具有多重寓意，通过对书法字体的反复揣摩，我们还可以理解它更多的隐含意义，即“能指”。所以，书法作为传播符号具有“双重译码”的作用。如中国银行的标志设计中，“中国银行”四字大气磅礴、极富变化，粗笔坚实如柱，细笔刚劲似铁，飞白恰到好处。“中国银行”其基本信息指的是一个金融机构，人们可以办理相关的业务;同时刚劲有力、气势恢宏的书法风格又凝结了多重信息———强调中国之身份、传统之精神，或者是企业的理念所包含那虚实相生、刚柔相济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毋庸置疑，把书法艺术运用到艺术设计中，不但可以直接传达文字的基本信息，而且还能表达文化底蕴之深厚的信息，达到塑造企业形象，创造品牌的重要途径。中国的高等学校、中医医院等尤其喜欢用书法来题名，如北京大学、中医同仁堂，中国知名企业的标志设计、产品包装设计也热衷于采用书法元素设计，如白酒、茶叶、月饼、粽子等比比皆是。

1.2审美功能

书法文字作为一种视觉传播符号，不仅具有传达信息的功能，而且还具有审美功能。书法的线条美、结构美和造型美，本身所具有的节奏性和整体性能给人带来视觉美感，获得怡情悦性的审美体验。篆书、隶书和楷书笔画规整、结构平稳，给人一种稳重、端庄的感觉，行书动静结合、灵动活泼，而草书体势放纵、连绵奔放，给人激情盎然、神采飞扬的感受。因此，把书法作为一种设计元素应用到各种设计类型当中同样能给消费者带来美感。文字因“观物取象”而来，“文字图像化”是一种常见的艺术手法。所谓文字图像化，就是把书法字体的形态(整体或局部)演化为图形。文字与图形的相互融合，使设计创意获得更自由的发挥空间，不但可以起到诱导视线作用，唤起消费者的审美自觉意识，而且还能渲染意境，给人一种视觉审美享受，以致于激发消费者的消费情绪和兴趣。

2书法在艺术设计中的设计原则

2.1可识性原则

书法以汉字为载体，汉字在视觉传达中首先是直接向大众传达作者的意图或产品的各种信息。因此，书法文字在艺术设计中必须考虑给人方便认识和阅读的基本功能原则，即可识性原则。艺术设计中，无论书法艺术字体是多么地富于美感，如果失去了文字的可识性，不能达到传达信息的预期效果，那么这一设计无疑是失败的。在艺术设计中，首先，书法字体的字形和结构必须清晰可辨，应方便大众识读;第二，尽量减少使用草书书体，特别是那种“狂草”，笔画减损而又改变了字形和结构，让人看不懂;第三，尽管书法字体可以解构和重构，可以结合图像追求装饰效果，但无论是怎样的装饰化都必须遵循易于识别的原则。

2.2适应性原则

在艺术设计中，“功能与形式”是设计师探索创新的命题，每一个设计对象都具有自身的特定使用价值和功能，都要通过合理的文字、图形和色彩等符号元素传达其功能目的诉求。书法字体和风格要服从设计主题的形式要求，不能相互脱离和冲突，否则不但没有美感，甚至影响信息传达的效果。在艺术设计中，在保证书法文字的可识性的前提条件下，首先要根据设计对象的功能选择与之相适应的书体;其次就是要根据设计对象的造型形式选择相适应的书法字体，运用现代设计的构成手法，将它准确无误地传达给消费。反之，从书法字体造型来看，不同书体的美感对于设计对象的主题具有深刻的揭示作用。如在包装设计中，根据消费群体的特征运用书法字体，男性用品的书法文字其线条要苍劲有力，造型或稳健挺拔，或粗犷豪迈;女性用品的包装的书法字体要线条流畅柔美，字形或典雅、或华丽;儿童用品和运动休闲用品的包装字体则要活泼明快，有鲜明的节奏韵律感;手工艺品和旅游产品要求字体天真稚拙，体现休闲清逸状态下那种真挚纯朴的情趣;家用电器、医疗器材和药品等包装的书法字体要严谨规整，给人轻松爽朗、简洁肯定的感受。

2.3创新性原则

创造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把书法这门传统艺术赋予“当代性”，要艺术化地渗入当代社会文化的意识形态，创造性地应用到当代生活当中去，表达当代人的精神追求，满足当代人对文化追求的需要;另一方面，设计的意义就是创造，其要义为求新、求异、求变，在“民族化”的基础上创新设计。“二战”后，随着工业设计的迅猛发展，艺术设计逐渐走向“标准化”，出现了千篇一律的“国际风格”，其特征是造型几何化、色彩简洁、反对装饰的功能主义。但由于受到波普设计运动和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之后人们的消费观和审美观都发生了变化，艺术设计又转向追求个性化、多元化和民族性的新趋势。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因电脑生产标准化美术字，缺少个性和新意而给人带来审美疲倦。近年来，随着靳埭强等设计师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作品在国际的影响扩大，中国设计师开始找到了自信，探索设计“民族化”正成为中国设计界的一种潮流。总之，把中国书法应用到艺术设计中正是一种设计创新方法。

3书法在艺术设计中的设计方法

3.1借用与参照

借用，或称挪用，指直接把经典的书法作品整体或部分作为设计元素直接复制到设计中的方法。如的书法家喻户晓，在设计中就有借用他的几个书法字体作为某品牌标志设计元素的，如“红旗”轿车标志设计、“长征”酒店等标志设计。参照，参考并对照。参照的核心是对书法形式借鉴、规律借用、由此及彼、举一反三。在艺术设计中，参照的关键是反复考察书法的笔画、结构等造型特征和规律，并结合设计对象进行联想，在保持书法字体基本笔画或基本结构不变的前提下，把书法的某一特征创造性地运用到艺术设计中，使设计对象呈现新的艺术面貌。如上海世博会的标志设计就是把汉字“世”运用到设计中，“世”的笔法以篆书的“圆头”起笔，正好组合为一家三口的人头形象，非常生动地表达了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又如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建筑群按照“后现代”理论进行设计，其造型定位采取象形文字的“墉”字进行设计，整体建筑布局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艺术风格。主体馆门前标志性建筑为字坊设计，字坊高18.8m，宽10m，该设计就参照了甲骨文、金文中的“字”的造型作为建筑的结构造型，结构严谨、抽象简约，既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有浓浓的现代气息。

3.2解构与重构

解构原意为分解、消解、拆解等。解构是以著名书法家的作品为原型，根据设计的需要，将其结构拆解，使之支离破碎。重构则是根据“完形理论”，把本来散乱的笔画、部首，甚至是书法的材料、工具等元素，根据具体设计对象表达的需要进行重新组合，使之获得新的认识和感受。解构与重构都依赖于“结构”原理，是艺术设计中常见的手法，先把文字分解，然后或音形结合，或图文结合，或字形夸张、异化，从而获得生动有趣的形象。解构方法在中国传统设计中也是常见的，如清代花钱上有“唯吾知足”四字，即是如此。从视觉艺术的角度看，中国草书艺术与西方解构主义建筑两者之间也是一种异质同构的特点。解构主义建筑是对建筑的功能、空间、材质、光影的解构，更是美学的解构。中国书法追求整体美和节奏感，以及书法“偃仰向背”“鳞羽参差”“分锋各让，合势交侵”等富有动态的形象常常被解构主义建筑师借鉴。解构主义大师埃森曼说:“解构是很东方的东西。”另一位著名解构主义建筑师盖里(F.Gehry)设计的德国莱茵河畔魏尔市某家具厂陈列室与中国书法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

3.3装饰

装饰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把其他视觉元素(如吉祥图案)集中组合为一个书法字体，如在中国的民间图案中福、禄、寿、喜等楷书大字的笔画被石榴、牡丹、蝙蝠、仙鹤、锦鲤等各种装饰起来，体现中国人喜庆纳福的愿望。第二种是把书法文字作为视觉元素，对某一图形进行装饰，这里书法文字起到一种肌理般的美化效果。中国的古建筑设计与室内装饰尤其喜欢采用书画作品，书法在设计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在传统工艺品如刺绣、漆器、木雕、陶瓷等中采用书法作为装饰元素，这些书法多出自于名家之手，或编织或刺绣、或雕刻或烧铸，常常以“适形”的要求进行装饰，达到增强视觉效果，突出传统文化意蕴的目的。

3.4创造

创造是艺术设计最根本的方法，是借用、参照、解构、装饰等方法的基础。书法创作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活动，把书法应用到设计中同样也是一种创造活动。在此活动中，设计师或书法家都要通过精心的构思和反复实践的操作来完成创作。书法文字在设计中要标新立异，在构思上力求新颖别致。无论是包装、装饰、标志、书籍、招贴、广告还是环境设计都可以借鉴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依据“形”把握汉字的独特特征和内在精神，展开广泛的联想和想象，打破设计对象表面印象的局限。采用多姿多彩的书法艺术来弥补美术字过分严谨、呆板和缺少人情味的不足，拓宽现代艺术设计的表现形式和效果。如“中国印•舞动的北京”是以中国书法金石印章为形象设计的奥运会徽，北京的“京”字以篆书形式如舞动的“人”形，又如奔跑“文”字，将中国悠久的“人文精神”融入了奥林匹克运动精神之中。“北京2008”借书法写意之神韵，将中国人对奥林匹克的千万种表达浓缩于简洁的笔划中。“舞动的北京”会徽将肖形印、中国字和五环徽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中国人民对于奥林匹克满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真诚与热情。

4结语

书法范文篇10

研究书法史，首先绕不过君王政权。就此而言，社会经济、文化、艺术而或是宗教都可以视为政治的伴生物，在不同的学派、科类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政治都使其模糊了边界，打破了分野。

众所周知，明太祖朱元璋为加强其个人独裁统治，在政治上杀戮重臣，废除宰相制度，在思想文化领域构筑了强硬与严密的文网。洪武三年，朱元璋下令国子监撤去孔庙中孟子牌位①；洪武二十七年，命刘三吾等人重审《孟子》，删掉违禁之语八十五条，同时又迭兴文字狱，法外施刑，知识士人元气大伤。明成祖朱棣以靖难起家，杀戮士人绝不心慈手软。诛十族，瓜蔓抄，表明这位好武的燕王，阴狠残暴不输乃父。然正是此公，造作《圣学心法》，自诩“惟行中之为贵”。永乐十三年，用朱学观点篡编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成为科举功令的准绳②，八股文章成为科举入试的敲门砖，士人们又一次涌向这狭窄拥挤而又死气沉沉的科举之途上。

政治的统治在封建社会是专制的，政治斗争更是残酷无情的。历朝历代的政权之争、继统之争，党派倾轧无不说明此，然而政治的斗争亦是社会历史进步的推动力量。明孝宗弘治年间，某些开明的统治方式受到了重视，在宣德、正统年间，作为相权变形的明代内阁权力对君权给予了可能的制衡，至明英宗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在“土木堡之变”中被俘，君主权威大为削弱。至16世纪，明王朝更是社会矛盾突出，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从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至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的七十年间，西北边陲无年不战事，万历元年（公元1570年）之后，辽东战事又起，建州女真部落成为明王朝的主要威胁。在明王朝直接行使统治权利的地区，人民大众与皇权官僚专制政府的矛盾也日益激化，以至16世纪之后，无年不民变。再，明王朝专制政治体制内部矛盾日趋尖锐，以至经常发生皇族叛乱、军队反水、士兵哗变等重大事变的地步，从以上几处便大概可以理解明中叶政治统治专制的松动所造成的政治影响、经济影响与思想解放，造成了以王学为中心的中晚明的社会整体变革思潮，据此理解晚明书法变革潮流的政治成因，当涵盖于内。

二、理论上的准备

被后世称为新儒学的“程朱理学”，在明代前期与政治权利、经济利益越来越多地连接到了一起，一方面经由考试科目，把思想变为文本；另一方面则经由政治权力把原则变为制度，表面看上去儒家学说、程朱理学进入权力中心，而深层意义上，它们则失去了政治权力之外的、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和士绅阶层的批评立场，也就逐渐丧失了自我超越和不断更新的空间。于是，“思想成为文本，文本蜕化为文字，文字仅仅作为符号被人背诵，背诵的意义而仅仅在于交换”③顶戴花红，那麽，这种知识与思想脱离了社会生活的思索和心灵境界上的涵养，牺牲了它本身所具有的深刻与睿智，自然与社会生活发生分离。于是，经典被奉为教条，创新被禁锢代替，本质精神反而被扭曲消解。

正是孔孟之道与程朱理学在如此失坠的状况下，思想界才逐步迸发了那一丝丝的火花。从吴与弼到陈献章，从罗钦顺、崔铣、王廷相等到王守仁，都在从不同角度冲击程朱理学。在所有的学说中，王守仁（号阳明先生）之心学无疑是这个时代交响乐章的最强音。

从某种意义上说，王阳明之说的基本关怀、思路和语词仍然是沿袭理学而来的，然而它却吸取了陆九渊尊重心灵对于真理和价值的判断，认取主观内在的“心”为道德形上本体，把道德本体完全建立在人的心灵之中。正因他里道德本体于人的心灵之中，就使得人的道德理性与人的自然感性纠缠在一起，混淆了界限，伦理与心理情感交融合一。这样一来，“良知”作为阳明心学的“心本体”，即是道德标准，理性标准，又是感性标准，它使得感性与理性、自然与道德、人心与道心、人欲与天理纠结为一，难以区分。④

以此来观照书法艺术，阳明心学正是实现书法艺术境界的不二法门。书法艺术近于感性，强调自然，是“自我意识的表现”，是“生命本体的冲动”。在书法创作中，主题的思想、情感、愿望、理想等等都投射与作品之中，非常接近于阳明所谓的“心本体”。

王阳明从主观上倡行“良知”这个心本体，以“致良知”的工夫论来实现他想要破除的“心中贼”——用虚伪的道德来掩盖恶行的伪善。这正是动摇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权威，因而，王阳明去世后，心学被作为“伪学”遭禁。但是其学的生命力在下层民众中迅速广泛传播开去。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有云：“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无论是泰州学派还是浙中学派，一方面皆是利用人们的“崇圣”心理，廉价地向民众出卖“圣贤”的名号，因而在下层民众中赢得了大批的信奉者。另一方面，王学诉诸人道德良知的学说，却发展为“异类思路”，并且迅速发酵膨胀起来，其内在的感性主义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渐渐溢出了王阳明设定的边界。

于是，思想冲破禁欲的堡垒，感性思维居上，一反僵化的学术氛围与社会意识形态，为中晚明的世俗文化打开了方便之门。心学的后传弟子们把心学推向了更广阔更深邃社会的每一角落。

三、社会发展的结果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中国的经济基础和文化氛围正悄然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中国开始了向现代化转型的早期阶段。先由海上贸易的变化到传统经济结构的裂变，手工业从自然劳动分工中游离出来，私人占有的城市手工场初步形成，大批农民离开土地而流入城市，为城市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自由劳动力，雇佣关系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初露萌芽。16世纪初始，市镇商贾聚集之处慢慢变成了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出现了苏州、景德镇这样的中等城镇，亦出现了北京、南京等商业发达的大城市。资本主义的萌芽在不断增长，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各地商业往来频繁，许多人都开始转向经营商业和手工业，就连王阳明等大儒亦已承认商贾的重要。余英时在《明清变迁时期社会与文化的转变》一文中，特别强调十六世纪以来的“弃儒就贾”的趋势。⑤民间社会逐渐拥有较大空间，市民生活风气也趋向多样化，伦理的同一性的约束力越来越小，官方控制力也越来越小，世俗文化越来越普遍化，士绅与市民所拥有的财源，也使得思想表达和知识传播成为可能。

再加上16世纪的西学东渐，特别是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刻印的《舆地山海全图》开始，才是从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对于中国的思想文化观念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对于中国的社会前进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结语——晚明的书法变革潮流

中晚明的时代，是个独放异彩的时代，也是个极其腐朽而又愈产生希望的时代，亦是在与“程朱理学”相抗的“阳明心学”泛滥天下的时代，士人们沉迷与时下流行的戏曲、小说、实用技艺、古董、文物、名人字画等等；年轻的才俊们，不愿再沉埋纸堆，他们更趋向于诗酒流连、瓦舍勾栏，“情理”堤防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从情到欲、以欲激情，不仅是艺术家所热衷于表现的主题，也是思想家论证的命题；不仅奔涌于《歌代啸》、《牡丹亭》等高雅文艺中，也跳动于《金瓶梅》、三言二拍等世俗文艺中；不仅是活跃于意识形态的新思潮，也是弥漫于社会习俗的新风尚。明人审美趣味的从情到欲与心学的感性主义与自然人性论完全合拍，紧相呼应，共同构成那个时代的最突出的文化特征。

晚明的书法变革潮流正是在这种政治经济思想的大解放与大变动的状况下出现的。明中叶祝允明摒弃明代前期书坛陈陈相因的通病，主张“闲窗散笔”，抒情写心，具有鲜明的风格特征，开晚明书法变革潮流之先。

徐渭则最好地诠释了书法艺术的“独抒性灵”的主体意识，达到了感性审美的极致。徐渭的书法和他的哲学思想、本身悲惨的人生经历系系相关。其师王畿与季本，皆王阳明嫡传弟子，徐渭自然受其影响，在书法上直追本心，提倡真我。多桀的命运，使其内心矛盾恐惧，痛苦交织，导致精神分裂，纠缠他二十年之久；表达在书法上则破锋、出锋、涩笔随意而至，点画狼藉，如急风暴雨，形成了他撼人心魄的自家面目。用沈语冰先生的评价：“他最大限度地冲垮了古典书法传统所确立起来的秩序感，并且最大限度地冲击了帖学书法的古典形态学范型，使书法形态学的范型处于涣散激荡和风雨飘摇之中，并为新范型的到来创造了条件。”⑥徐渭的书法，正是明代士人审美趣味的象征，是自我情感的宣泄，是一种儒与反儒的矛盾的融合，是一种俗极而雅的的“雅文化”的代表。

董其昌，雲间书派开山始祖。他所生活的年代，正是阳明心学大行的年代，正是李贽、公安派掀起狂澜的时代。董其昌将禅宗思辨哲学引入，追求率意平淡的艺术风格，以“吾神”为最高品格，突出书家个性的释放，自觉地融入到那个时代的社会思潮中。董其昌和徐渭在中晚明社会变革潮流的整个思想语境下于书法艺术方面引领潮流，成为晚明书法变革潮流中的砥柱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