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童蒙书法教育对书法教育的启示

一、汉以前的书法蒙学教育

“蒙学”中的“蒙”有“没有知识，愚昧”之意，喻示人童稚时期的知识储备状态。摆脱蒙昧，称之为启蒙。辞书对“蒙学”的解释是：“中国旧时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教育内容是识字、写字和封建道德教育。”“启蒙教育的学校”，相当于今天的小学。我国古代的童蒙书法教育可以追溯到殷商。不过，商代的书法教育主要是面向王室成员。西周时，书法教育内容更为充实，有了专门的书法教育时间和场所。幼童通常8岁入学，学习内容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书”指的便是对汉字的学习以及书写。至秦代统一六国文字，小篆颁行天下，从上至下，各级行政部门皆以李斯的小篆为通用书体，官方培养刀笔吏。汉初，“学童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书或不正，辄举劾之”[1]。可见，秦汉时期对识字教育极其重视。有学者认为，“蒙学教育在秦汉之后便进入有教材、有组织、有形式的阶段”[2]。

二、汉代书法蒙学教育

汉代学童书法教育主要是在书馆中进行的。学习内容主要是识字和习字，识字和习字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从事启蒙教育的教师大多是闾里集体出资聘请的，是乡里宿儒。这里的书馆也称作“学馆”“书舍”“蒙学”“小学”等。东汉王充《论衡·自纪篇》中记述了自己童年的学习经历：“六岁教书……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童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又无过失。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所读文书，亦日博多。”王充先是识字和习字；接着学习《论语》《尚书》，每天讽诵千字以上；最后专习经学，“经明德就”。可见这时学习已分阶段。前期属于识字和书写的学习阶段，使用的教材如《仓颉篇》《急就篇》等，这些字书又称为“史篇”和“章篇”。学生学书既成，则离开书馆进入庠序，学习《孝经》《论语》《尚书》等儒家典籍。

（一）识字、习字教材

汉代小学的字书有《仓颉篇》《训纂篇》《滂喜篇》《凡将篇》《急就篇》等，现在保存的只有《急就篇》。字书最早的是四字一句，始于周之《史籀》十五篇，是周宣王的太史籀所作，不过久已失传。为了对汉字进行统一简化，秦朝官方以秦篆为基础，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七章，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七章。汉闾里书师将其合并整理，并统一称作《仓颉篇》。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汉代的学书、习字教材数量也逐渐增多。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图1）；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扬雄作《训纂篇》。之后，又有杜林作《仓颉训纂》。这些直接作为书写教材，供学童使用。图2竹简是1974年出土于居延甲渠候官遗址，内容是《仓颉篇》首章部分文句。简长23厘米，宽1.1厘米，厚0.3厘米，正反面书写，简末二字“赏赏”可能是习字者随意所书。《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以后，闾里书师合秦时《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三篇为一篇，习称汉《仓颉篇》。居延甲渠候官遗址出土的《仓颉篇》竹简对于研究汉代《仓颉篇》的版本衍变、文本构成等具有重要价值。图3习字简虽然不能确定为汉代学童所写，但一定程度上是对当时汉人学书、习字状态的反映，通过其可以了解汉代童蒙书法教育状况。

（二）识字、书写相结合

汉代识字与书写是相结合的，所以“或以书丑得鞭”，老师抄写的字就作为学童临习的范本。在阜阳、敦煌、古居延出土的汉代简牍中曾多次出现《仓颉篇》残文，均以隶书抄写，并且字迹端庄严谨，点画一丝不苟，这些便是西汉抄录的字书和习字课本。（图4）

三、以古鉴今，深化对童蒙书法教育的理解

（一）加强书法启蒙教育意识

当代对童蒙书法教育的重视程度还不够高，蒙童学习书法或是家长为了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或是想让孩童能写出一手好字，其目的与汉代童蒙书法教育有很大不同。黄惇先生曾说：“没有中小学书法教育，就没有中国书法的未来。”[3]因此，从书写能力的培养方面来说，当代童蒙书法教育显然没有汉代童蒙书法教育的要求高。当代童蒙书法教育主要通过学校开设的书法课程、社会上的培训机构、家教等，大多数机构都是采用程式化的教学模式，旨在迎合家长的需求，一味地追求字形结构，为了把字写好而写好，忽略了儿童对字的音、义这两方面的理解。只有极少部分的书法培训机构，以经典的童蒙读本入手，强调儿童对不同书法字体的识读，让儿童了解学习书体演变的脉络，最后才是对书写精准度进行要求。

（二）培养儿童思考能力

在当今的书法教育中，有些老师一味地追求字法结构的准确，忽略书法本身的美，甚至有些教师教给学生的是错误的方法，课堂缺乏对书法的审美解读。教师们要深刻反思书法教学，训练儿童思维能力。李世民有言：“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4]李世民强调临习书法必须有正确的学书思路，而思想则决定了实力的高低。

结语

研究汉代童蒙书法教育，从中找出规律、总结经验，以期为当代书法教育提供借鉴，推动书法的发展。当然，汉代在书法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形式等方面也有不尽合理之处；而当代的书法教育形式、硬件设施等方面也有其优势。只有取汉代书法教育之长补当代书法教育之短，将具体措施落到实处，才能促进书法教育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周大璞.古代汉语教学辞典[M].长沙：岳麓书社，1991：27.

[2]乔卫平，程培杰.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15.

[3]黄惇.中小学书法教育之我见[J].江苏教育，2016（5）：61.

[4]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G].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120.

作者：张亦凡 单位：安徽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