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法律形式十篇

汉代的法律形式篇1

关键词：法律；儒家化；中国政治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11-0035-03

一、汉代法律儒家化的理论基础

法律儒家化“实际上是指儒家思想的法律化，它肇始于汉初。”因此，汉代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儒家思想在律、令、比、法律注释著作、《春秋》经等里面的反映。

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具有以下特点：

(一)立法思想的儒家化。汉朝鉴于秦“二世而亡”的教训，建国之初采取黄老之学，与民约法三章，这种做法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汉初生产力的恢复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黄老之学在带来生产力的恢复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消极弊端，如农民逃避赋税导致的中央财政资金不足；对地方疏于管制而导致的诸侯地方割据。有鉴于此，董仲舒提出了改造后的新儒学，强调“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这种思想适应了汉朝统治者加强君主专制集权的需要，同时迎合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重视血缘关系和三纲五常的心理，因此成为了官方学说。

(二)法律原则的儒家化。法律原则与立法的指导思想有密切的联系，有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法律原则。

(三)法律形式的儒家化。汉代的法律形式包括律、令、比、法律注释著作、《春秋》经等，法律儒家化的结果是很多儒家经义和精神直接或者间接的渗透到了这些法律表现形式当中，而其中最明显的表现便是法律注释著作和《春秋》经。

(四)法律内容的儒家化。

二、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原因、过程和表现

(一)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原因

汉承秦制，汉律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秦朝的法律，而其他法律形式则很明显地体现了儒家化的色彩，从而开启了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但是，儒家思想并不是从汉朝建立一开始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其发展和被统治阶级认可经过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也进入到了一个从注重“神事”到注重“人事”，从“学在官府”到“私学”兴起的时代，各种学说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儒、法、墨、道是其中的主要学说。战国时期法家思想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秦国在采用法家思想的指导后迅速壮大，并且灭六国而统一天下，从而成为秦朝建立后的当然指导思想。但是，暴虐的统治致使秦朝“二世而亡”，汉朝统治者在建国后不久便采纳了儒家思想。那么，汉代法律为什么会被儒家化呢?

1.各种学说自身特点及其时代的适应性

经过秦朝时期大规模的徭役、秦末农民战争、楚汉相争，汉朝前期的经济遭受了很大的挫折，而法家思想是一种重刑主义思想，强调对人民行为的控制，因此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不能充分发挥。道家宣扬的黄老思想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思想，主要表现在“道法自然”的世界观和“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强调无为而治。墨家思想主要集中于“兼爱”的世界观和“尚同”的法律观，其中“兼爱”又是其核心。墨子说“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兼爱”是指不分贫贱大家相爱，就是爱一切人，区别于儒家的爱有差等。

排除法家、道家、墨家后，剩下的一大家就是儒家了，而历史也恰恰选择了儒家。儒家思想强调为国以礼，为政以德，为政在人。

2.新儒学的出现和统治者的推崇

董仲舒适应时代的需要，改造了传统儒学，强调“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从而把政治统治披上了神圣的外衣，适应了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3.宗法等级制度的影响

我国从西周开始便是一个宗法社会，其起源于原始社会血源宗族的氏族组织，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是王族贵族放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以便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其特点是宗族组织和国家组织合而为一，宗法等级和政治等级完全一致。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立嫡以长不以贤”被确认为传统的习惯法，目的在于保持贵族的政治特权、爵位和财产权不致分散或受到削弱。

(二)汉代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汉承秦制，其法律制度承袭了秦律的主要内容。刘邦攻入咸阳之时，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后来感到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由丞相萧何借鉴李悝《法经》和《秦律》的基础上制定《九章律》，构成了汉律的核心。《九章律》继承了《法经》中的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同时增加了户律(关于户籍、婚姻、赋税方面的规定)、兴律(有关徭役、防备防备方面的规定)、厩律(关于畜牧、驿传方面的规定)，总共九篇，故称《九章律》。鉴于汉初朝廷大臣不讲礼仪的情况，叔孙通受汉高祖之命制定《傍章律》，规定朝廷礼仪。以上是武帝之前汉朝主要法律的制定情况，武帝之后，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倾向越趋明显。

(三)汉代法律儒家化的表现

1.儒家化在立法方面的表现

首先是法律原则的儒家化。汉宣帝曾经下诏规定：“自今以来，诸年八十以上，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宣成二帝在位时还颁布了诏令赐予高龄老人王杖，并赋予其一些特殊的的权利。这些诏令都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尊老怜幼原则，是把儒家道德法律的表现。

其次是法律形式和内容的儒家化。汉朝的法律形式不仅包括了作为祖宗成法的汉律60篇，还包括皇帝的诏令、比(判例法)、法律注释著作、《春秋》经。汉律60篇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法律，儒家化不甚明显，但是其他形式的法律则体现了儒家道德的渗透。

2.儒家化在司法方面的表现

“春秋决狱”是指用儒家经典《春秋》中所体现的道德精神指导司法审判，其代表人物是董仲舒。“春秋决狱将礼的精神与原则引入司法领域，成为断罪的根据，不仅仅是引礼入法，而且是以礼代法，使儒家经典法典化了。在当时的实践中，无明文规定者，以礼为准绳；与礼抵触者，依礼断处。”春秋之义的核心是“原心定罪”，对于动机上不符合儒家道德的行为必须严惩，对于动机上符合儒家道德的违法行为则可以从轻论处。

按照汉代法律的规定，只有在冬季才执行重刑，春季则赦免罪犯或者允许罪犯出钱赎罪。章帝于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下诏：“王者生杀，宜顺时气。定其律，元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此诏令强调了生杀应该按照大自然的规律出发，要顺从天时，不能违背天道，否则会给国家招致灾难。

三、汉代法律儒家化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一)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政治参与的影响

在西方，政治参与有限制参与理论、全面民主理论、多元民主理论几种学说。限制参与理论认为，政治参与的主体应当以政治精英为主，公民则只能有限参与或者被限制参与。全面参与理论则是指全体公民的直接政治参与。多元民主理论认为，所有的成年人都有权投票选举和被选举，建立相对独立的组织和政党等利益集团，但是国家政治却是多元利益集团和寡头精英共同施加影响的结果，排除了个人直接参与国家政治。中国传统社会作为礼法社会、等级社会，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分界线也十分明显，因此实际上参与国家政治的仅仅是作为统治阶级存在的官僚贵族，广大劳动人民则处于被统治地位，属于限制参与的范畴。

(二)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政治认同的影响

“权力关系的形成不可能只靠暴力的推行，只有获得权力客体的内心服从，才能形成比较稳定的政治权力关系。此外，民众对政治权力的认同可形成一种群体压力，这种群体压力不仅能够强化他们对权力主体的服从意识，而且对那些意图反对权力主体的个人有着强大的约束力，从而有助于实现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在把儒家传统道德如入到法律中的同时，也增加了民众对国家法以至于整个制度的认同感。影响政治认同的因素主要包括价值观、制度。

1.价值观认同

社会成员对于一国政权的支持和认同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的基础之上，民众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有利于增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儒家思想观念符合中国传统宗法社会所要求的重视血缘关系的理念，同时经过改造的儒学不仅适用于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也弘扬了中国传统社会重视等级秩序和家族观念的要求，容易得到民众的支持。

2.制度认同

制度一旦形成，其中就蕴含着价值认同和行为评价，如果社会成员认为规则缺乏合理性、是不公正的，就会在实际生活中抵触它，反之则会自觉遵守。儒家化后的法律由于遵从了儒家的传统道德，因此在实际运用时更有效地符合了人们的道德观念和内心信仰，能够获得更好的社会认同。

(三)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和整体利益至上的政治观念

儒家思想强调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在与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应该服从整体利益。这种整体注意思想反映在中国的政治方面，就是强调少数服从多数，并且客观上权力集中相对集中。强调整体的理念反映在立法权方面，表现在立法权属于皇帝一人，地方行政机构不享有立法权，这种立法权限的划分反映了整体占主导的思想理念。

(四)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等级秩序建立的影响

儒家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易经》也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又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和贵族官僚有罪先请制度鲜明地体现了等级制度。“礼不下庶人”是指礼所赋予的特权一般民众不享有；“刑不上大夫”是指刑罚针对的主要是普通民众，而不是大夫以上的贵族。“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和贵族官僚有罪先请，以及后世的“八议”和“官当”制度毫无疑问是对官僚贵族的袒护，犯罪适用与民众不同的审判程序，并且可以用官职来抵罪，显然对老百姓来说是不平等的。法律上的这种设计实际上认可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进而使等级观念深入人心。

(五)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官本位政治思想的影响

中国人喜欢并且向往做官，从中国法制方面来找原因，就在于法律赋予了官员太多的特权。汉代法律的儒家化使很多偏袒官僚贵族的法律诏令入律，前面所述及的贵族官僚有罪先请、“八议”、“官当”等制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了维护贵族官僚的利益。法律上的偏袒促进了官僚贵族在其他政治生活中享有特权，进而形成了官僚贵族高高在上的政治形象。

(六)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影响

汉代的法律形式篇2

一、现代建筑设计对汉字字形的直接借用

汉字字型多方正平直，笔画穿插得当，且表意深刻。现代建筑设计可以借鉴相关的汉字，直接将其字体形状运用于平面或立面，再加以建筑化创作。平面法是从空间形态入手分划功能区间，然后立向建筑化的过程，立面法是从主体立面形态入手，并完善内部空间的建筑化过程。而“逐渐建筑化”［2］，即：根据建筑的属性，逐渐地将“抽象的形”转变为“建筑的形”，其首先将形态空间化，也就是利用“空间构成”原理将实体和空间组合起来，再依托一定的建筑技术对其加以实现。

在建筑化的过程中，汉字的笔画和间架结构就是产生空间雏形的依据，可根据需要将笔画的线主观扩大为面，再将面域纵向拉伸为实体，并由此制造空间，或将相邻笔画直接整合为面，如：把加拿大的蒙特利尔—67住宅与日本银仓大厦的设计手法运用于中国建筑，都可视作是将汉字中“口”字笔画整合形成的面拉伸产生的立体空间。而笔画转化的空间既可以是封闭的、半封闭的室内空间，也可以是完全敞开的室外空间，其以虚实不同的手法构成最终的建筑体。如：圆明园的畅春阁就是以“卍”字为平面的建筑组群，它既延承了符号的外形，又传达了文字的内在涵义。同样的手法也见诸于西方，如中世纪西方的大教堂多以拉丁“十”字形作平面组织空间。当然，汉字在立面的应用也很多见。山东省东营市检察院即是一例，其各建筑单体相连，高低有致，四个立面均对应着“山”字形，寓意是执法如山。因“山”字本身具有对称、平稳、简洁的特点，用于建筑则更显静穆、庄重，符合检察院对建筑语意的深度要求。此外，建筑设计者直接采用汉字图案作为建筑装饰的做法，如在顶面或者立面上添加汉字图案，既起到装饰作用，又可适当增添建筑的文化内涵。

二、现代建筑设计对汉字视觉符号的解构

解构主义是建筑设计的重要风格之一，它将现代主义的简洁和抽象发挥到了极致，它热衷于不和谐的、非永恒的尝试，其手法多样，善用分解及组合的形式来表现时间的非延续性。通过层次、点线、网格互旋、构成、衍生、增减等手法表现间离、片段、解散、分离、缺少、不完整、无中心感，颠覆和反转了现有的规则约定，更加追求草图性、试验性和混乱性［3］。

用解构主义建筑手法来处理汉字，即：打破汉字原有的基本架构关系，将其视为单纯的形体符号，通过对字形和笔画的增减、拆解、错位、共享、反转，重新组织成新的几何形体，同时按照建筑的功能需要适当调整各单元形态的角度、位置、比例及连接关系，再根据基地和路网的具体情况明确出入口、采光方向以及立面的虚实节奏等。设计者把在解构中所得的代表符号用于立面门窗的建筑设计中，使其达到以外在的形式吸引人、以内在的底蕴感染人的设计目的。如岳阳市第二师范学校在校门上的设计，就是对“师”字的解构再造。

三、现代建筑设计对汉字结构规律和造字方式的提炼和延伸

（一）现代建筑设计对汉字结构规律的提炼和延伸

传统书法艺术对汉字结构规律的研究最为成熟，欧阳询总结出汉字结体表现的“三十六法”，即排叠、避就、顶戴、穿插、向背、偏侧等。宗白华认为三十六法中每一法都是一种美学构成。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汉字结体的“三十六法”与建筑构成规律有相吻合之处。

在“三十六法”中提到了“小大成形”，即小字与大字各具形与势，如坡关于“大字难于密结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的观点，指出了若能使大字密结，小字宽绰，则尽善尽美。而文字的建筑化也同理，粗线可作主体形成宏观轮廓，以细线为辅，二者相互承托，则使建筑的线性语言在对比中不乏协调［4］。

（二）现代建筑设计对汉字造字方式的提炼和延伸

汉字造字的“六法”之间，多以象形造字法为基础，用添加、暗示等辅助方式创造出新的文字，这些极具智慧的造字思维与建筑思路本质相同。如：指事造字法是在象形的基础上增添指事的符号；会意法是指把两个表意的符号结合为一体来创设新字，而其中的表意符号也多为象形或指事字；形声造字法是利用相同的偏旁，将形旁和声旁组合在一起；转注法是在会意字上增添原本已有的字根，或在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的基础上增添与其原义相同的字根；假借造字法则利用已有文字创设新字，即借用原有文字的形、音、义，以类旁或声义旁的置换进行再造和创新。造字方式之间的转化过程，与建筑由具体元素（象形、指事法）抽象化的创作过程近乎一致，建筑设计从“元素”（象形法）转入“抽象”（会意法）再深入到“解构重组”（形声法、转注法、假借法）的转化，基本对应着造字“六法”之间从形到意的转化，直至摆脱原始形体的束缚而产生全新的概念，进而获得形神兼备的建筑外形。

四、现代建筑设计对汉字意象的升华

“六书”理论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使汉字由象形转化为取意，完成了从“形”到“意”再到“义”的升华，在书法中无论是端正平直的楷书还是行云流水般的草书，都是由具象到抽象、形似到神似的升华，即把基本形体概括为具有书法的气质、韵律和意境的审美意象。因此，形只是演变之源，不是演变之果，气韵与意境才是对形态表达的观念超脱。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外观设计就源于对汉字意象的升华。馆体立面取自繁体的“華”字，并以之作为演变的起点，对其笔画构成和造字方法深入探究，把它解构为纵横交叉的直线符号，继而对“一”、“｜”形态在平面关系上加以有规律地垂直交叉，按照韵律与节奏、变化与位移的美学法则，在立面上形成层层复叠的“華”字意象。“一”形梁与“｜”形梁组构的微妙立面，是对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元素“斗拱”的抽象传达，彰显了现代简约的气息。横梁截面的篆字雕饰，更使建筑具有精微之美。远观馆体，居中升起、层叠出挑，形成了极具雕塑感的“王冠”意象，充分传达出“东方之冠，鼎盛中华，天下粮仓，富庶百姓”的理念。此外，中国红的沉稳更给予人们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完美地诠释了中国文化的精神与气质。

汉代的法律形式篇3

【关键词】 日文汉字；读音规律；音读；训读

日语和汉语虽属不同的语系，但自古以来日语就与汉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语汉字的读法也与汉语有紧密联系，日语中汉字的读法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大致可划分为音读和训读两种。尤其是音读皆出自于古汉语的读音，是日本人模仿汉语对汉字读音的产物。另外相同汉字对应多个读音，不同读音字义也不同，不同汉字读法相同但意义却完全不同，这对日语学习者来说是个难点。只有把握其规律才能更好的掌握日文汉字的读法。

一、汉字的音读和训读

汉字进入日本后，日本人按照汉字的原来读音读汉字，就产生了音读。因汉字传入日本的时间不同，而有汉音、吴音、唐音、宋音、惯用音等等之别。例如“山”读作“さん”，“看”读作“かん”，“苦”读作“く”，“民意”读作“みんい”，“旅行”读作“りょこう”，“修理”读作“しゅうり”等都是典型的音读形式。由于地域的不同和汉字引入日本时间的不同使得有些汉字的音读和汉语读音不太接近甚至完全不同。例如：“祖”读作“そ”，“波”读作“は”，“通”读作“つう”，“”读作“そうぎょう”，“勇将”读作“ゆうしょう”。

训读则是指某个汉字的字义与日语中某个词义相同日本人按日本原有的读法去读这个字。例如：“笑う”（わら），“通る”（とお），“始まる”（はじ），“果物”（くだもの），“新しい”（あたら），“静か”（しず）等都是训读的形式。在日语中有许多汉字它的音读和训读有很多种，到底该怎么读这些汉字的音呢，以下将总结几点规律以供学习者更好掌握日文汉字读音。

二、日文汉字读音的主要规律

1、同义同训读

所谓同义同训读是指在汉语中为同义或近义的汉字在日语中的训读是相同的。

例如：（1）“ 法、令、规、则、典、范、式、矩、律、程、准、宪”等汉字的意义无论是在现代汉语里还是日语里意义基本相同或相近，那么它们的训读相同为“のり”。

日本人名中的“子、子、典子、子、矩子、子、子、法子”等都读作“のりこ”。

“法を守る（守法）”中“法”读作“のり”。

“身をもってを示す（以身作则）”中“示”也读作“のり”。

（2）“好、良、佳、善、宜、吉，嘉，喜，雅”等汉字在汉语里意思是一致的即“好的”之意，那么它们在日语里的训读也是相同的。如“良い”，“好い”，“善い”，“佳い”，“宜い”，“吉い” ，“嘉い” ，“喜い” ，“雅い”它们的训读都是“よい”。

（3）“病，疾，恙，疚”在汉语里都有疾病的意思，那么它们的训读都为“やまい”。

（4）“、、、量、”在汉语里意思也相同或相近，那么“る、る、る、量る、る”它们在日语里训读都是“はかる”。

2、同部首结构同音读

所谓同部首结构同音读是指某些汉字含有相同的组成结构或部首，那么它们的音读是相同的。

例如：（1）“倩、清、情、晴、蜻、蜻、静、精、靖、蜻、精”都含有相同结构“青（音读：せい）”那么它们的音读都是“せい”。

（2）“生”在日语其中一个音读为“せい”那么含有这个组织结构的汉字“性、姓、牲”的音读都是“せい”。

（3）“中”的读音是“ちゅう”那么含有它的汉字“忠、仲、衷、”等音读都读作“ちゅう“。

3、汉语发音相同日语音读相同

在汉语中发音相同的日文汉字在日语中的读音大多相同。

例如：（1）汉语中读作“shen”的汉字在日语中音读为“しん”。如“神、深、申、伸、慎、、矧”等。

（2）汉语中读作“hong”的汉字在日语中的音读为“こう”。如“、、宏、洪、哄、弘”等。

（3）汉语中读作“yao”的汉字在日语中的音读为“よう”。如“要、遥、妖、、耀、、腰、”。

三、日文汉字其他的一些读音情况

在日语中有的汉字不论是音读还是训读都有很多种，有时侯很难把握其读音，那么以下一些汉字读音情况以供学习者更好理解日文汉字读音。

1、现代汉语中仍然使用的一些词汇或意思与现代汉语基本一致的词汇在日语里一般采用音读的形式

例如：料理（りょうり） 交通（こうつう） 有名（ゆうめい）

景（けいき） 全部（ぜんぶ）

2、有的词汇是古代汉语而现代汉语不用了也用音读

例如：玄（げんかん） 写真（しゃしん） 次第（しだい）

3、日文固有词汇一般用训读

例如：床屋（とこや） 真夏（まなつ） 生花（いけばな）

名前（なまえ） 切符（きっぷ）

4、单个的汉字大多用训读

例如：（かみ） 雨（あめ） 春（はる）

町（まち） 庭（にわ） 山（やま）

5、日语中有些词汇指只用汉字读音而意思与汉语相差甚远，这种表现方式即“义训”

例如：走（しわす） 面白い（おもしろい） 可哀想（かわいそう）目出度い（めでたい） 海老（えび）

6、形同读音不同

在日语中有此词汇的汉字完全相同但读音却不同，意思也不相同的词汇被叫做“同形异语”。

例如：工夫（くふう）（こうふう） 大（おおぜい）（たいせつ）十分（じゅうぶん）（じっぷん）

日文汉字读音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如何掌握好其读音规律对日语学习者来说至关重要，以上一些日文汉字的读音规律只是其繁多读音形式中的一部分，有很多读法不在此内，学习者还需要不断探索。

【参考文献】

[1] 藤堂明保.と日本[M].秀英出版，1969.274-300.

[2]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3] 新村出等.辞苑.岩波店，昭和 53年.

汉代的法律形式篇4

关键词： 汉语格律诗 英译 格律派 散体派

1．引言

1．1汉语格律诗的界定

本文拟谈汉语格律诗的英译，那么什么是“汉语格律诗”呢？

根据王永义编著的《格律诗写作技巧》，格律诗又称近体诗，是在字数、韵脚、声调、对仗各方面都有许多讲究的诗。它规定诗有定句，句有定字，字讲平仄，严格押韵，而且律诗的中两联要对仗等。格律诗分绝句、律诗、排律三种。绝句为四行体，律诗为八行体，排律为十行以上的长篇体。

格律诗的成熟期在唐朝。下文中所叙述汉语格律诗的翻译方法大致为唐诗的翻译方法，所举的例子多为唐诗中的绝句与律诗。

1．2唐诗英译历史

关于唐诗英译的历史，马祖毅先生在他的《汉籍外译史》中有详细的论述。在这本书中，他分别谈到了英国、美国、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几个国家翻译介绍唐诗的情况。其中英国、美国这两大英语国家的情况介绍得尤为详细，在此笔者不再赘述。

1．3“方法”（method）一词的界定

关于“翻译方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和分类。除了经常提到的“直译”和“意译”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分类法。例如，德莱顿（John Dryden）在他的Preface to Ovid’s Epistles中提到了著名的翻译三分法，即逐字译（metaphrase）、意译（paraphrase）和拟作（imitation）。他认为逐字译和拟作这两个极端都应避免，正确的方法是介于两者之间，即意译。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在他的《翻译教程》（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中提到了八种翻译方法，即词对词翻译（word-for-word translation）、改写（adaptation）、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意译（free translation）、忠实性翻译（faithful translation）、地道的翻译（idiomatic translation）、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和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一些中国的翻译理论家也有他们自己的分类法。如张今教授在他的《文学翻译原理》一书中提到了历史上的三种主要翻译方法，即自由主义的翻译方法、现实主义的翻译方法和形式主义的翻译方法。

至于诗歌翻译，人们也提出了不同的翻译方法。比如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在他的《诗歌翻译：七项策略及方案》（Translating Poetry:Seven Strategies and a Blueprint）中提到的七种翻译法，即音位翻译法（phonemic translation）、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韵律翻译法（metrical translation）、散文翻译法（poetry into prose）、押韵翻译法（rhymed translation）、无韵诗翻译法（blank verse translation）和口译（interpretation）。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的陈善伟（Chan Sin Wai）博士在2000年第4期的《翻译学报》（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上发表的文章“Standards and Methods in Poetry Translation“中提出六种诗歌翻译的方法，它们是：音位翻译（phonological translation）、押韵翻译（rhymed translation）、散文翻译（prose translation）、韵律翻译（metrical translation）、口译（interpretation）和无韵诗翻译（blank verse translation）。

在本文中，笔者将根据许渊冲在《中国翻译词典》“诗词英译简史”一条中所说，把汉语格律诗英译的方法归纳为四种，即以韵体翻译的格律派、以自由诗体翻译的散体派、根据原诗内容进行创造性改写的创译派和散文诗译法。

2．汉语格律诗英译的四种方法

2．1以韵体翻译的格律派

以韵体翻译汉语格律诗的翻译家以英国的翟理斯、中国的许渊冲为代表。

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Giles，1845-1935）是格律派的代表。他在翻译汉语格律诗时采取直译押韵的诗体形式。评论家认为他译的唐诗是那个时代最好的诗，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请看他译的杜甫的五言《绝句》：“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

White gleams the gulls across the darkling tide，

On the green hills the red flowers seem to burn;

Alas! I see another spring has died...

When will it come――the day of my return?

译者采取直译法，忠于原作风貌。该诗一、三行用韵，二、四行也用韵，每行五音步。在译诗中既很好地传达了原诗的内容，同时也较好地传达了原诗的形式。

许渊冲先生在长达几十年的翻译实践中，先后出版译著50余部，其中大部分是古典诗词的汉英翻译。他主张以格律体译诗，请看他译的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From hill to hill no bird in flight;

From path to path no man in sight.

A lonely fisherman afloat

Is fishing snow in lonely boat.

译文采用AABB韵脚，第一、二行每一个单词都对仗，且都是单音节词，末尾的“flight”与“sight”又相对称。译文展现了原文的意美、音美、形美。

2.2以自由诗体翻译的散体派

以自由诗体翻译汉语格律诗的翻译家以英国的韦利、中国的杨宪益为代表。

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翻译唐诗的方法，与翟理斯大不相同，他的翻译方法是依据原文逐字逐句直译，而不是意译，采用不押韵的自由形式，而不用诗体的押韵形式，他认为译文如果勉强凑韵，势必损害原文。他不求格律，用词简朴精炼，虽采用自由诗体，但仍旧注意一定的形式与节奏。他对汉语和古典中国文化的理解，他自幼所受的良好的文学教育和良好的语言和文学的感觉，使他的译作富有诗的感觉，文体明净，语言充满活力。他最好的一些译作，往往使人浑然不辨其为译作。例如李白《春日醉起言志》中的前四句:“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韦利的译文是:

“Life in the World is but a big dream;

I will not spoil it by any labor or care.”

So saying，I was drunk all the day，

Lying helpless at the porch in front of my door.

译诗既忠于原作的意思，在英语表达上又保持了一贯的明晰流畅，使英语读者对之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

杨宪益先生用自由体译诗。他十分强调忠实，认为翻译时不可作过多的解释，应尽量忠于原文形象，既不要夸张，也不要夹带任何别的东西。评论家认为他与戴乃迭合译的《唐宋诗文选》（Poetry and Prose of the Tang and Song）“把散体译文推到了空前的水平”。他的译文简单明了，朴实无华，自然流畅。请看他译的杜牧的《赠别》：“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Intimacy too deep for words，

Silent gazes across a wine glass

Even the candle shares our grief at parting

And sheds slow tears until dawn.

译者忠于原文的字面意义，译文所用的词语均为日常用语，如deep，share等更是习用常见的口语。译诗读起来似乎比原诗更为精练、上口。

2.3根据原诗内容对汉语格律诗进行创造性改写

根据原诗内容对汉语格律诗进行创造性改写的翻译家以美国的埃兹拉・庞德为代表。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3）1915年出版了英译中国古诗《神州集》，共收英文译诗十八首，实际包括中文原诗二十二首。书名Cathay下面有一条说明:“For the Most Part from the Chinese of Rihaku，from the Notes of the Late Ernest Fenollosa，and the Decipherings of the Professors Mori and Ariga.”庞德根据的是一个素未谋面的美国学者费诺罗萨学中国古诗的笔记，而费诺罗萨的笔记，又是在日本听日本学者讲解时作的。可见庞德译中国诗的途径多么曲折。

由于庞德本人不懂汉语，而他翻译《神州集》的途径又是如此曲折，他的诗歌译作翻译得很不忠实，所以有些评论家认为根本不能算是翻译。美籍华人学者James J.Y. Liu将《神州集》斥为“自由创作式的翻译”的极端。翻开庞德的译诗集，再对照相应的中国古诗，庞德的一些译诗确实存在很大的偏差。如庞德所译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Ko-Jin goes west from Ko-keku-to，

The smoke-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

His lone sail blots the far sky，

And now I see only the river，

The Long Kiang，reaching heaven.

将“故人”误译为人名，“黄鹤楼”音译（日文读音）为地名，时间（三月）、地点（扬州）都给漏译了，全诗中突出的意象是“长江”，连诗题也给改为“Sepa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江上送别》）。

2.4以散文形式翻译汉语格律诗

以散文形式翻译汉语格律诗的翻译家以翁显良（1924-1983）为代表。

翁显良出版有《古诗英译》（1985），该书是散文诗译法的杰作。他在《古诗英译》小序中说：“……译诗的难处，在于再现形象和改创声律。再现形象，不能背离诗人的本意，……然而再现绝不是临摹，似或不似，在神不在貌，不妨得其精而忘其粗……至于声律，语言不同，自然要改创，更不必受传统形式的束缚，押韵不押韵，分行不分行，一概无所谓，……可是，长短轻重，抑扬缓急，都要随义而转，却也不怎么自由。”所以他把古诗译成再现原诗形象的散文诗。以下是他用散体译的杜牧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Autumn Glory

Off the main road runs a narrow stone path，winding，climbing，vanishing into the cloudy heights where perch a few tiny cottages．

Here I pull up my carriage，entranced．For the twilit mountainside is ablaze with crimson maples more vivid than spring flowers。

译者采用散文体，不用韵。他也不一行对一行、一词对一词地译，而是完全将自己对原作的充分感受彻底融入到了译诗这一艺术空间，仿佛译者就是作者本人一般。

3.结语

法国有一句谚语“la vérité est diverse”（truth is diverse），有一位英国诗人这样写道：“Beauty is truth and truth beauty.”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la beauté est diverse”（beauty is diverse）。这句话也适用于汉语格律诗英译的各种方法。汉语格律诗可以比作一座美丽的山峰，而各种不同的汉语格律诗英译方法只是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在看这座山峰。我们相信汉语格律诗英译的方法越多，译文越多，也越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了解汉语格律诗这座美丽的山峰。

参考文献：

［1］Chan Sin-wai & David E.Pollard.An Encyclopaedia of Translation.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5.

［2］Giles，Herbert A.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 London:Betnard Quaritch，1898.

［3］Lefevere，André.Translating Poetry:Seven Strategies and a Blueprint.Assen/Amsterdam:Van Gorcum，1975.

［4］Newmark，Peter.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5］Waley，Arthur.170 Chinese Poems.London: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1986.

［6］林煌天.中国翻译词典［Z］.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7］刘象愚.从两例译诗看庞德对中国诗的发明［J］.中国比较文学，1998，（1）.

［8］吕叔湘编注.中诗英译比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2.

［9］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10］王永义.格律诗写作技巧［M］.青岛出版社，2003.

［11］翁显良.古诗英译［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12］许渊冲.如何翻译诗词――《唐宋词选》英、法译本代序［J］.外国语，1982，（4）.

［13］许渊冲.汉英对照中国古诗精品三百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4］杨宪益.略谈我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与体会［A］.金圣华，黄国彬主编.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

汉代的法律形式篇5

[关键词] 董仲舒；文治政府；德主刑辅；春秋决狱

[基金项目] 本文系衡水学院法政系教改课题《董仲舒生态法律思想探究》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 D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3-053-1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汉广川郡人。汉代重要的政治家、哲学家。自幼勤奋好学，博通儒家经典，以研究《春秋公羊传》著称，“学士皆师尊之”。董仲舒的著述很多，但大部分已经散失，流传下来的有《举贤良对策》和《春秋繁露》。记载董仲舒及其相关事迹和思想的史料主要有《董子祠堂记》，《春秋决狱》（少数案例），《史记・汉书传》，《汉书・董仲舒传》，《史记・儒林列传》，《太平御览》等。他的思想主要散见于上述材料中。

一、汉代行政文化生态的形成

中国古代行政人员的主要来源是“士大夫”，中国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所谓士大夫就是做了官的读书人。德国著名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理想的行政结构要拥有一批职业化的行政专员，他们拥有不可替代性的专业技能。在中国历史上，比较接近理性的行政专员是秦朝的“刀笔吏”和西汉中期之前的“文吏”，他们是处理帝国日常政务的官僚队伍的主要成分，他们精通帝国律令，行政实践丰富，从理论上讲可以使帝国政府能够较长期地保持较高的办事效率，秦始皇焚书坑儒，任用行政专家“刀笔吏”，但是这样文吏政治并没能使秦朝的统治“万万世”，相反的是，秦朝统治仅仅维持了十几年的时间。面对此，汉代儒生们进行了分析，贾谊认为：“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路温舒认为：“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董仲舒也看到：“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欤？”为了避免历史的重蹈覆辙，董仲舒提出官吏队伍的儒生化主张。正如在《天人三策》中所说的：“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他认为文吏们即使有治绩，但由于理论修养的先天不足，可以充任小官却无法担当重任。而儒生们行政经验尽管相对缺乏，但晓习儒学理论，只要朝廷给予实践机会，并不妨碍他们在现实政治中发挥重大作用。董仲舒的该主张对中国传统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马克斯・韦伯的理论，中国秦代的行政文化形态更加合理化，但是却不能给中国一个和谐的社会，而在马克斯・韦伯那里的不理性的由读书人组成的行政文化形态却延续了二千多年，说明中国有其独特的行政文化生态――文治政府。对此，文化史家柳诒徵认为，我国的文治政府起源于周朝，历史学家钱穆认为，到了始于“素朴的农民政府”的汉朝最终完成了“文治的贤人政府”，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为文治政府奠定了稳固的政治环境，他所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将儒家最高化，儒家思想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化，伴随之的便是行政文化的儒化，以德育人，后在整个古代，中国政府都以文教化，行政文化形态逐步完善，儒学的行政文化生态中的“崇实”、“致用”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

二、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和春秋决狱

汉代的政治形态是儒法兼综，儒表法里。汉武帝在“独尊儒术”的同时，还任用了法家人物桑弘羊及酷吏张汤、杜周等。西汉中期文吏开始儒化的同时，儒生为了提高自己的行政能力，也在不断学习文吏的专业技能。儒生和文吏趋于合流。为此，董仲舒也开始将儒家的思想渗透入法律系统中。他指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显然，董仲舒把德教作为政治之本，把法术当做政治之末。之所以是这种模式，是因为本诸天道、阴阳、四时变化运动使然：“天之志， 常置阴空处，稍取之以为助。故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阳者岁之主也。……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阳为德，阴为刑； 刑主杀而德主生……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这是德主刑辅的理论论证。德主刑辅在历史上出现的比较早，董仲舒结合阴阳五行说，天人感应说等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证，使之成为法律的指导思想，主张以德去刑，德刑并用，明德慎罚，当然，董仲舒并没有因为强调德的地位而忽视刑的作用。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春秋决狱是汉律儒家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春秋决狱是汉代形成的一项主要依据儒家经义来断案的司法审判制度，由董仲舒倡导而形成并运用于司法实践的一种审判方式。这种方式影响深远，后代仍然有人以经义决狱。自汉代春秋决狱，纳礼入律后，法律与道德便难分彼此了。后代儒生以此为先河，开始了以经注律，以经立法，法律在董仲舒春秋决狱后的多年终于完成了其全面儒化的历程。中国传统法律自秦汉以后成为一种稳定的系统，这与法律的儒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儒化的政治结构稳定，其相应的法律体系也一直被继承下来。

综上所述，董仲舒对于中国的影响除了神学上的天人感应，政治上的大一统外，还有行政上的儒化和法律上的儒化。他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应该是整体的全面的，对于这种影响，我们要一分为二的看，在当今社会，我们要吸取合理的部分，例如文治政府的教化意义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建设依旧有借鉴意义，当然，对于消极的影响我们应该摒弃，“引礼入律”道德高于法律则不利于我们建设法治社会。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更要关注现实，以史为鉴，探索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

[2]董仲舒.春秋繁露[M].

[3]司马迁.史记[M].

汉代的法律形式篇6

关键词：派生词 发展变化 再分类

一、派生词研究概述

派生词最初引自英语构词用法，它用“derivative”表示词的派生过程的结果，即所谓“派生词”。《英汉语言学词典》称之为“衍生词”，是由一个词通过内部元音变化而形成的新词，或由一个基础式加词缀形成的。周祖谟在《汉语词汇讲话》中指出：“合成词的构造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由同样重要的基本成分构成。第二种是由基本成分和辅助成分构成的。”第二种指的是派生词。

汉语是典型的孤立语，其构词法长期以词根复合法为主，派生构词不发达。我国传统认为汉语派生词主要是附加式复音词，或语法派生式，也是我国派生词的主要类型。这主要与汉语词汇双音化有密切关系，归根结底根源在于词汇发展的总趋势不断由单音节词向多音节词转化。

二、现代汉语派生词类型的发展变化

从历时角度，在前面共时界定基础上，考察分析自改革开放后至今词汇系统中派生词类型分布变化。提取《现代汉语词典》和语料库出现的此消彼长的旧有、新增词缀，对词缀的“构词力”重新思考。

（一）改革开放时期派生词类型分布特点

我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日益强大，社会各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随之出现了新现象、新事物，这要求人们在交际过程中根据需要创造出一大批新词语，满足人们的表达需要。通过这些派生词，我们了解到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的心理状态，都与改革后我国社会生活和人们思维意识空前活跃有密切关系。

从上述统计得出，改革初期时的词缀除留存的旧词缀“化”“超”等，一些旧词语也开始“复活”。这类词语不只限于原来的意义，而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另外，派生法经过频繁使用也创造出一批新兴（类）词缀，如“潮”“软”“族”等，并由此滋生出一大批新派生词。这一时期新兴词缀“族”类共收录96个词条，远高于其他词缀，其次是旧词缀“化”和新词缀“热”，共70个，旧词缀“制”“老”“第”“超”数量上比以前明显上升，像“霸”“友”“软”“户”“打”这些新词缀虽有些数量上不及旧词缀，但整体占所收词条比例也较大。

数据显示，《新词语大词典》检索出词缀与《现代汉语新词词典》相差不大，但改革时期派生新词占相当大的比重。从1978年初到1999年末，我们依据工具书共检索出16个常用高频词缀，从词条数量上看，后缀数量明显比前缀多，尤其“化”使用频率最高，构词数量达到70个；其次是旧词缀“户”构词数量共55个；最后是旧词缀“制”为40个。这说明利用附加法构成的派生词数量不断增加，呈上升趋势，更强化派生构词法在新词语构造中的重要作用。

（二）新世纪派生词类型分布特点

外来语素汉化现象自改革开放时期出现，在新世纪开始盛行，这也是本时期词汇发展最明星的特征。

本文主要对2000年至2010年这一阶段派生新词进行统计，依据王均熙《新世纪汉语新词词典》，筛选常用高频词缀，分析其变化趋势，总结新世纪派生词类型。

由上表可以发现，新世纪词缀化派生词总体数量明显增加，由新前缀构成的派生新词大部分词频较低，在各语料中一般只介于10之间，总数不超过20。它既继承了前一时期旧存前缀，如“第”“软”等，又产生了新前缀，如“后”“准”等。由类后缀构成的派生新词数量上占优势，并产生出很多新词缀，如“族”“门”“客”“吧”等。

这一时期大部分类后缀源自外来语，是从外语中引进，通过意译外来成分，用汉语语素对应表达出来。它们吸收西方语言尤其是英语中的科学术语，利用汉语单音节成分，仿照外语词汇模式规范翻译，形成了一大批汉语词缀或类词缀，如“后现代主义”“解说门”。它们或表达概念是全新的，或搭配形式新颖、生动活泼，给大众造成视觉上的冲击，使人耳目一新、朗朗上口。

三、概述现代汉语派生词类型

我们通常认为派生词的分类标准主要按照两个原则进行，但这种分类太过粗糙，划分较笼统，词缀和类词缀之间分界模糊，基于其不合理处，我们依据新标准重新归纳分类。

（一）形式上，依据词根加词缀或类词缀、音缀、克立方式考察

1.词根加词缀或类词缀构词

现代汉语采用传统词根加（类）词缀语法派生式，这种方式一直占统治地位。汉语里典型词缀不如西方语言多，真正称得上词缀成分的并不多。但随着汉语与西方语言的接触交流，涌现出大量科技术语，通过仿拟和类推手法形成了新词缀，即类词缀，如“多”“化”等。总体而言，汉语词缀除由仿译产生类词缀之外，大多数词缀也都由双音节成分的意义逐渐虚化而来。

2.词根加音缀的方式

在汉语构词学领域，冯胜利首次将“韵律词”概念引入汉语研究，为现代汉语派生合成词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采用词根加音缀构成派生词的方式叫韵律派生式，由这种方法组成的派生词，称之为韵律词。

冯胜利指出：“这种组合方式的迅猛增长是新的韵律结构驱使的结果，而新的韵律动因则是上古音节结构简化的产物。”凑补式是韵律词构成的手段，旨在补足音节构成新词语，以到满足韵律格式需要。如“黑不溜秋、糊里糊涂”等。

3.词根加克立的方式

由词根加克立构成派生词的方法，称为“克立派生式”。克立派生式表现为实素加虚素的凝合词，这些构成成分间无直接意义关系，如“加以、便于、竟然”等，主要用来凑足音节帮助造词，二者无实际联系。

（二）内容上，依据词缀意义虚化程度标准考察

汉语中大多数词缀语素都由过去的词根语素转化而来。语言的发展，使词缀虚化程度不同，有的完全虚化，词汇意义已消失，只剩语法意义，如“子”“儿”等，有的并未完全虚化，还在形成过程中，仍带有一定词汇意义，如“者”“性”等。这些词缀的语义都较抽象、概括，在构词过程中常带有类化作用，正处于由词根向词缀过渡的发展阶段。另外，类词缀正处于发展中，会随着语言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这将促使一系列派生新词的出现。

参考文献：

[1]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汉代的法律形式篇7

（一） 浅谈汉律之儒家化

1、汉律儒家化之开端

（1）汉律儒家化之历史背景

（2）汉律儒家化之思想背景

2、汉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1）立法指导思想之表现

（2）律法方面之表现

（3）司法方面之表现（浅谈春秋决狱）

3、汉律儒家化之历史影响

（二）浅谈唐律之儒家化

1、唐初立法之历史背景

（1）随末唐初的历史背景对立法者之立法思想之影响

（2）汉律秘唐初立法思想之比对，注重民事立法完备（荀子之舟水之说）

2、唐律儒家化之具体表现

（1）立法思想方面

（2）律法之儒家-屈法伸礼以维护家族纲常伦理·家庭财产支配权，连坐制度。

（3）司法之儒家化

3、唐律在秋国法制史上的影响

（1）以礼为立法根据

（2）以礼为定罪量刑标准（上犯下，下犯上）

（3）以礼注释法律

三、在当今法制社会如何看待汉唐法律儒家化这一历史现象

浅谈汉唐法律儒家化

一、封建法制史中的儒思想想之起源。

儒家思想这一中华文明智慧的明珠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范，“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常理-即不可违反的真理，时时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范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于是经过战乱过后，秦因其商秧变法而产生的强大国力统一中国脱颖而出，秦统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给其带来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统治的残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统治者倾向于法家思想也同时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这一重创，到了汉代，经大儒董仲儒，才又将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为思想统治之工具。

（一） 浅谈汉律之儒家化

汉律的儒家化始于汉武帝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的开端，也正是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范围之大，历史之久以至其他思想都无可比拟，正是从董仲舒开始，从法律到社会思潮，从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到家庭伦理甚至个人行为无处不及，也由此，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一直影响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1、汉律儒家化之开端

既然说从汉化开始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或者说是其统治了中国人的思想及行为，那么儒家思想又是如何达到这一登峰造极之效果的呢？这便是汉儒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大一统思想并为汉武帝采纳，进而董仲舒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又为汉武帝采纳开始的。

（1）汉律儒家化的历史背景

经历了秦朝的苛政和楚汉之争的多年战乱，汉初统治者着重于重建社会生产力，实行以“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为中心统治，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发展，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世大的发展和积攒，而汉初分封的诸侯王也因此而势力强大起来，构成对中央集权的威胁，至此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对这种威胁似乎有些力不从心，而单纯依靠法家思想的统治又会引至秦朝灭亡悲剧的重演。据此，统治者急需一种比黄老思想更有力，比法家思想更温柔的手段来施行统治。汉武帝提出“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的诏书，而董仲舒对以《春秋》大一统之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大德施教化，辅之以刑罚，即德主刑辅，为武帝采纳，至此儒家思想重登中国政治历史舞台。

（2）汉律儒家化的思想背景

汉初七十年，统治者施行以黄老思想为主，以法家思想为辅的统治，终于达到了“文景之治”的效果，但在丰富的物质基础之上，旧有的法律已不足以调解基于人们丰富的物质财富上的复杂的社会关系，而各诸侯实力的强大，而又各自为政甚至蠢蠢欲动对中央集权统治的威胁更是愈演愈烈；针对这种形势，董仲舒指出了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应以儒家经典《春秋》统一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以儒家礼治思想钳制社会思想和行为。另外，又结合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看到法家思想只能“诛恶”而不能“劝善”的弊端，提出了《春秋繁露·基义》中“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即“德主刑辅”之说。以顺应统治者的需求。

董仲舒看到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不为重视的历史，于是将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和法家的“三纲”结合，更系统地将“三纲”论述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思想赋之以阴阳家神秘化的表述结合起来满足统治的需要。

也就是说董仲舒以儒家经典思想为基础，结合了法家、阴阳家和道家顺应天意、道法自然的思想并将儒家的家庭伦理、理想社会形态纳入了统治思想的范畴，进而在法律上影响了汉律以至历朝历代的立法和人文思想、生活习惯、道德规范，进而更使儒家思想法律化、制度化。

2、汉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随着董仲舒的观点被汉武帝所接受，董仲舒也因而晋身于统治阶层中较高的位置，进而对立法、司法有着重大影响，也因此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和思想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在立法指导思想方面

首先，董仲舒提出了“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的君权神授思想，将皇权神化，认为皇帝是百姓与上苍的中介，或者说，可以代天行赏或行罚。皇帝的至尊权威不受任何侵犯，否则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最严厉的刑罚。凡是侵害皇帝个人和皇权统治的行为均视为最严重的犯罪。均构成“死罪”，如“欺漫”、“诋欺”、“诬”、“废格沮事”、“诽谤”甚至“腹诽”和“阿党”，“通行饮食”、“见之故纵”等罪名，有一些是对皇权统治构成危胁的罪名但更多的是对皇帝个人权威的法律保护，即皇帝个人代表了国家意志。这与以后儒家强调皇帝的权威是分不开的，而董仲舒则利用神化将其合法化。本来法律是用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儒家化的汉律则首先赋予皇帝特殊的人格，不受任何限制。其至尊地位，在法律上规定任何侵犯皇帝言行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的罪行，甚至心理活动都不可以，如“腹诽”罪即在心里诽谤朝政，大臣颜异因此而被杀。这正是儒家重视内在修养这一特点在立法上的表现，儒家思想中的“八目”相当重视内在修养，而儒家化后的汉律也将心理因素做为犯罪与否和犯的是什么罪的依据。针对保护皇权的法律就更是如此。

其次，董仲舒提出了“德主刑辅”之思想，法律教育互补说，而非单纯的惩罚目的说，也据此减刑了许多肉刑，使犯罪者得以改过机会，而非将其处死做为处罚目的。他主张以德教为主，兴办学校，提倡儒家教育，把犯罪苗头从心理上消灭掉。而刑罚只是辅助之作用，而不象秦朝统治以刑罚多、刑罚重，一味强调“刑以杀为威”，并且以刑罚做为目的而忽视教育的作用，这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吸取了秦朝残酷统治的历史教训，结合西汉初年统治阶层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取其中间位置的德主而刑辅，即不单纯采取法家单纯的苛刑重典不近人情的惩罚目的学说，又不单纯的以教育为唯一方式，而是采取了儒家所谓中庸之说有主有辅，而孔子的刑罚教育目的学说在这里发挥了极大作用。孔子的认为教育以德礼教化百姓，便可达到“礼仪之邦”无为而治的目的。而对于那些“斗筲之性”的人则刑罚，而这种人只占少数，因此以德礼教育为主，刑罚为辅即可将统治推向仁政，因此在汉朝的立法上比秦朝更倾向于统治阶级利益的维护和家庭伦理观念的约束。其思想实质便是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这便引出了-礼律融合，三纲五常的尊卑思想指导立法或者说是指导了法律的价值取向。

“三纲”二字最早见于《韩非子》这一法家著作，而“三纲五常”连用则是在董仲舒之后的《白虎通义》中。不过对“三纲五常”作全面、系统论述的还是董仲舒，可以看得出董仲舒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结合了法家、阴阳家及道家之说，并为之所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说：“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及“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又说“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而在《春秋繁露·顺命》中说“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于天子，子受命于父，君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基于这种思想指导在立法过程中很多汉律的条文都体现了这一思想根源，也使“三纲”除了做为一种道德规范外，更成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行为规范，至此个人、家庭、社会与政治统治从行为规范到法律制度形成了内在的统一。

而“五常”之道是董仲舒在汉武帝一次策问中提出，其服务对象主要是维护大一统政治局面，他说：“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王者修饰，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外，延及群生也”-《汉书·董仲舒传》。可见“三纲”是用以约束臣民，而“五常”则延及范围包括君主，以礼区分社会等级的尊卑制度和行为标准，而“仁、义、礼、智、信”则是整个社会的伦理本位和道德价值标准，其中君主的表率作用亦不乏其中。

《汉书·董仲舒传》中的一句话可以体现出其思想所在：“夫仁人者，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利者、盗之本也”《春秋繁露·天道施》。“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不能义者，利败之也。”可见董仲舒是以重道义，轻功利的思想来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统治者讲求仁政，而对百姓施以德教、礼教，淡化功利之心。至此，由董仲舒根据儒家思想构建的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便初现其雏形。

（2）在律法方面的表现，董仲舒提出了德主刑辅的统治思想，除德教方面，更在法律条文方面表现出了礼律融合，将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直接地以法律形式体现出来。赋予了汉代法律以儒家化的价值取向，更以儒家的道德规范定了汉朝臣民的行为规范。

A、首先是刑事立法方面

a、在刑事立法的原则上，就已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与现代不同，汉朝的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年龄与现代大有区别，它将年龄划分为三段，即幼年、成年、老年，只有成年而未步入老年的人才负有刑事责任能力，而根据《汉书、刑法志》记载，“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既衰，亦无暴逆之心”，而七、八岁或以下的孩童又稚气未脱不明世事，皆无刑事责任能力。因此，汉律彼有“矜老和怜幼”之意，这正是儒家思想理想化社会状态的法律价值观的体现。

b、“亲亲得相首匿”，这一原则最早出自于孔子的儒家经典《论浯·子路》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在“汉宣帝地节四年诏（汉律的一种法律形式）：‘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延尉闻’”，规定了卑幼匿尊长不负刑事责任。尊长匿卑幼除死罪上请减免外，不负刑事责任。儒家的家庭、宗族伦理观念在这里以法律原则的形式得以明确表达，并且在直至清朝的，在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法典中得以继承。他抛弃了法家“一断于法”的观点。而是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这一递进的关系中从个人与家庭的伦理纲常关系直接演变成了国家社会管理职能的法律手段。可见儒家思想对汉律影响之深，对封建法制史影响之久远。

c、“先告自除其罪”，这有些象现代法律中的自首情节，但不尽同，现代自首情节只做为一个可减免的酌定情节，不至于因自首而免除刑罚，但在汉律中先告自免其罪原则就带有儒家注重内省内修的成份，这也反映了儒家参与立法所导致的法律价值取向即教育目的学说，而非法家的惩罚目的说，儒家思想中无论是“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信”还是“八目”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讲求人对自我内心的修养，并讲求人只有内修成功了才能进一步追求其社会价值的体现；反之，对于一个犯了罪的人，儒家认为这是内修出了问题，只要能够“先告”则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因此也就可以免除对其的刑罚。也就使之近乎法定情节。

d、“先请制度”，两汉时期公侯其子嗣和官史俸禄在三百石以上的在法律上都享受有罪“先请”的特权，凡经上请，一般都可以减刑或免刑。

汉朝历代皇帝多次颁布诏令，规定或修改先请制度的适用，如：高帝七年，诏：“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宣帝黄龙元年诏：“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平帝元始元年诏：“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请，东汉光武帝三年诏”吏不满六百石，下至墨绶长、相、有罪先请。“而《后汉书·百官志五》载”县令、长、三百石侯国之相，秩次亦如之“，而《汉书·惠帝记》记载”民有罪，得买爵之三十级，以免死罪。“而其注释一级爵位为二千钱，其实质给了地主豪绅等贵族有钱人以钱赎刑的特权。而汉律这些制度，本基于周代”尊尊“的社会等级制度。《荀子·富国》中也曾说到”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即法律针对不同阶级有不同的规定，而不是一概平等的。而儒家思想中也认为”君以礼事臣，臣以忠待君“之说，则在这里君臣之纲的赏罚制度和儒家仕大夫的社会等级制度在法律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但也因此破坏了法律的平等、公正之内在价值，对比法家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思想的阶级性更为明显，对比奴隶制时期虽有某些程度上的改进但其实质性仍是阶级镇压的工具，且带有买官赎刑这一陋制，使一些犯罪的人得以逃避处罚，从而严重地破坏了法律本身应该拥有的内在价值。（到明、清才为整顿吏治而取消这一规定。）

e、“造意”与“非造意”的情节区分

在汉律立法中开始在“故意情节”中区分出“造意”与“非造意”，这比秦律在立法技术上更趋先进，而究其思想根源，仍直指儒家的注重的心性之区分，“造意”即指犯罪前即有谋化、策动如何实施犯罪行为，即蓄谋；而“非造意”则指事先无计划预谋的故意犯罪行为，从而可以看得出，其细化区分的方法源子于荀子学说，而区分的目的直指主观恶意的程度，而主观恶意则直接表现了其心性的“恶”与“善”的区分。孔孟学说以为“人之初、性本善；”而荀子则有“性恶”之说，认为人向善即需要教化，虽然孟、荀之间有着巨大区分但同为儒家学说，只是门派不同。孟子之性善说指的是倾向内在修养，荀子则讲求接受外部教育，两者的目的还都在修身正心。因而，内心善恶成为了定罪量刑标准。而《荀子·劝学》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性恶》又说“礼义制而制法度”就是说礼是法的根据总纲，而法是礼的体现和确认，二者合而为一。而礼对人的心性和行为的要求则会受到惩罚而蓄意去做出某些违反其规定的行为则更是“罪大恶极”则会受到更生的惩罚，则“造意”与“非造意”的区别可见是程度、情节上的区分，这种针对其主观恶意轻重程度的量化定刑还是可借鉴之处的。

而在刑罚方面，汉代更进行了生大改革。并且因此对后世的刑罚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朝多次减轻刑罚，与秦朝广泛使用死刑连以肉刑为主的刑罚制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并且为封建法制形成“笞、杖、徒、流、死”五刑制度奠定了基础。

汉代废除了“收孥”、“宫刑”、改“黥”为“髡钳”五年，改“劓”刑为“笞”三百，改“斩左趾”为“笞”五百等等，这些都从侧面保护了生产力（和给犯罪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而其实是儒家刑罚教育目的一说的结果即董仲舒所说的“德主刑辅”而“明德慎刑，”汉朝还规范化了用刑的具体细节，如：用何种刑罚，如何用，甚至刑具的重量，尺寸，使用程序如何均有所规范。

g、在刑名上汉代立法依照儒家的“三纲五常”之说，也同时为适应统治者需求，首先，先规定了维护君主（天子）的专制权力，并针对侵犯君主的犯罪客以重刑。如“欺谩”、“庇欺”、“诬罔”、“诽谤怨望”“废格沮事”等犯罪，即违反了“三纲”中的“君为臣纲”，又违反了“五常”中的“义、礼、信”更违反了“八目”中的“正心、诚意、修身”，凡是破坏了纲常的行为都认为是重罪而苛以严刑（不管其行为后果是否十分严重，甚至是否造成什么后果）也就是要求无论是大臣诸侯还是什么人，都对君主要绝对顺从，忠诚。否则可能会因为语言、或不做为的思想而招致死罪。据汉武帝时地方官义纵就因误捕朝廷征税使者而以“废格诅事”罪处以弃市；而汉武帝时大臣颜异更因“腹诽”（在心里诽谤朝政）便处以死刑。可见“礼”在汉律中的重要地位，

而汉律对个人复仇，不依靠司法程序行为却网开一面，在儒家“三纲”“五常”的思想指导下，礼法合并，崇尚忠孝，对君要忠，对尊长则以孝为先，即百善孝为先，私人因尊长被杀而私自复仇杀死对方不但无罪，更有甚者因此而受到嘉奖。东汉酒泉的赵娥杀死杀父仇人后自首，此案上奏皇帝后不但没有定罪，地方政府更为其树碑，褒奖其孝女风范。这些都是以礼治代替法治的儒家思想在法律引礼入律之后果。其直接后果是将法律的行为与后果对等这一法律内在价值破坏无遗。

B、在民商法律方面儒家化的表现

汉代的法律形式篇8

［论文内容摘要］ 本文从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三大方面：构词法、词汇化及语音韵律对近几十年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进行归纳与评述，揭示历史研究、语音研究及类型学研究对方言拟声词研究的重要性。

语言学界对拟声词的认识较为复杂，因此汉语拟声词的研究颇为特殊。从研究的内容和角度看，可分四大部分：（1）汉语拟声词与民族语及外语的比较研究；（2）汉语拟声词的历时研究；（3）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探讨；（4）拟声词自身语法语义结构研究。本文着重对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进行总结，并提出一些新的研究视角。

一、普通话拟声词研究小结

饶勤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综述》一文，以《马氏文通》为始将发表的有关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著作论文进行概述。论文将这些拟声词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898～1949年、1950～1990年及1990年以后，认为前两阶段“拟声词经历了从附属于其他词类到独立列为一类的过程”，第三阶段以熙《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孟琮《北京话的拟声词》和马庆株《拟声词研究》等三篇论文为代表，开拓了将汉语拟声词放在语音系统中进行分析的视角。

综述中围绕拟声词的词性及其句法功能的问题，认为拟声词的词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对拟声词语法功能的认识。但事实上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讨论不仅局限于此。正如汉语方言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方言系属问题作为争论的焦点，这种一开始就确立了某种方言系属权威性的作法，会导致其后的调查研究局限在某个框架内，从而限制方言研究的灵活性。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将精力放在汉语各方言特别是一些濒临消失或者具有混和性质的方言特点的探讨上，构建新理论。拟声词研究也应如此，词性问题固然重要，但拟声词特殊性质的讨论更有意义，因此探讨拟声词应从多方面角度进行。

就普通话拟声词自身结构特点的研究，目前探讨的范围主要有四方面：（1）词性问题；（2）构词方式；（3）语音形式结构；（4）修辞功能。而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多有异同。

二、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1.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总况。方言拟声词研究从80年代才刚起步，至近几年才逐渐展开，但发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国四十多个方言点的词汇，其中也包括拟声词的材料，但并无专门的著作文章对这些方言的拟声词进行分析探讨。

更多的文章将拟声词作为一种构词法平面描写，如《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歙县方言的aab、bba式结构》《略论厦门话的构词手段和方法》《闽中、闽北方言的分音词》《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夏县话里“圪”的用法》《大同方言中的“圪”“忽”“达”缀词语的附加意义》《武宁话的重叠式》《宜都话的两种状态形容词》《宜昌话“aa神”式论析》《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等。这些论文仅介绍某一方言拟声词的构词形式，并未对该方言拟声词的整体特点深入探讨，因此也只能作为一种方言调查材料。

专门对方言拟声词进行理论探讨的文章是从《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和《北京话的拟声词》两篇相呼应的文章开始。但这些研究并未被马上继承，直至《吴语拟声词的状态标记“叫”》《潮阳方言的象声词》以及中国社科院王晓君的博士论文《汉语方言拟声词调查与研究》等文章的出现，使语言学界才真正开始关注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2.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具体方面。（1）构词法描写。与普通话拟声词研究相似，大多数方言拟声词的研究都局限于特殊构词法的描写及语法功能的简单介绍：

例如山西大同方言中以“圪”为前缀的“圪a”和“圪a圪a”两种构词法；闻喜方言以“古”作为词缀的“古a”“古里古a”“古古aa”等结构。吉林方言的“一aa”式和“一ab”两种格式中各字的声调是固定，为“一35a51a0”“一35a51b0”。安徽歙县方言主要结构为“拟声词a＋动词性b/形容词性b”的“aab”式和“动词性b/形容词性b＋拟声词a”的“baa”式。江西武宁方言为aa式、abab式和aabb式，仅作状语和定语。湖北宜昌方言的结构为双音拟声词加后缀“神”，主要充当补语和谓语；宜都方言也有“aas?圮n”式的重叠式拟声词。湖南汩罗长乐方言主要以“哩”为后缀，结构为“aa哩”，语音为“中重轻”的格式。厦门方言的结构则分“一字格”“二字格”“三字格”及“四字格”，等等。

这类文章对拟声词的讨论较拘泥，仅从字面构词的特点进行描写，未对这些拟声词具体特点进行研究，因此无法揭示出该方言拟声词在词法和语法的特殊功能。

（2）词汇化。随着词汇化语法化在语言学界的兴起，方言拟声词的研究也开始关注词汇化。在调查中发现某个方言中存在着几种不尽相同的拟声词格式，或者几个方言中存在着相似或相异的拟声词格式，若将这些格式对比分析，往往可能发现不同拟声词之间亲疏关系，从而可揭示出某类拟声词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所属的阶段特征。这样，一些论文开始从这种动态研究的角度对拟声词构词特点进行解释。

江西赣语新余方言介绍了三种格式：重叠式、a沙式和aa叫式。文章指出aa叫式拟声词与普通话不同在于，“叫”在新余话中已语法化为一个词缀。通过对比赣语吴语中aa叫式拟声词在语法语义上的差异，试图解决“aa叫”式语法化的历史过程。

北部吴语嘉善方言中的拟声词的状态标记是“-叫”，文中指出双音节拟声词与“叫一记”在组合的过程中日趋紧密词，并发生词汇化，“一”语音弱化读轻声，所有后附于拟声词的“叫”都可以用“叫一记”来替换，而语义没有变化。所以，文章认为，“叫”已经语法化为一个状语标记，而“叫一记”则在使用中词汇化，也开始逐渐接近于一个状态标记。这些论述揭示出吴语中这两种拟声词所形成的不同阶段和相互关系。

（3）语音层面分析。拟声词最初表达的是要摹拟自然界某种声音的某些属性，本质上与声音密切相关。因此，人们开始关注各方言拟声词在语音和韵律上的独特之处，这把对拟声词的认识推进了一步：河南获嘉方言中的拟声词的词头是一种表音字，拟声词若以这类词头为第一音节的时候，第二个音节的声母和韵母就会受到严格限制，但文中对这种限制并未进一步讨论。闽中闽北方言的拟声词中存在着一种分音词，将一个音节分成声母韵母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又各自扩充为一个独立的音节，第一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双声叠韵，第二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叠韵。声母固定为1，并且新的两个音节均与原单音节词同调”。

马庆株以北京话拟声词为案例，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从音素的角度切入，把拟声词看成一个语音单位，根据北京话拟声词的发音机制，分析了各拟声词声母韵母各自的特点。研究发现这些拟声词的声母多以塞音边音塞擦音充当，韵母多为无韵尾，有韵尾则多以ng尾为主的客观情况，并通过对不同音节中各相应的语素进行对比，总结了不同音节声母和韵母的特点及各自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文章从音素的角度看待重叠，得出变韵重叠（语素重叠）和变声重叠（音节重叠），这些变形重叠后的完全再重叠就发展至文字形式上的拟声词重叠。

张盛裕对粤东闽语潮阳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以音素为单位。他指出除了无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外，潮阳话主要有①a下叫，②aa叫，③ia叫，④ia1a2叫四种格式。其中，后三种格式在语音上各有规律，除去词缀“叫”，拟声词每个音节的声韵调有固定的音变规律，并重点论述④式拟声词的语音结构中声母与韵母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文章也运用统计学方法，对调查到的所有拟声词的声韵调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比较，并联系人类发音机制特点进行解释。

王晓君通过170多个词条将调查所得的53个方言点的材料进行分析，从声韵调三个方面，对汉语方言的一般拟声词、摹拟动物叫声的拟声词和使唤动物声的语音使用做了较为详细的描写，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语音规律。此外，论文将拟声词的音节分为主音节和次音节（包括衬饰音节、衍生音节、前缀音节和后缀音节等），并运用主音节和次音节的概念分析了汉语拟声词的韵律构造。

以上的文章都运用了统计学方法对拟声词声韵调等各个音素进行了频率统计分析，这是以往拟声词研究中所不曾运用的方法。拟声词一般是用来模拟自然界的声音，人类选择以哪种语音表示哪种自然界事物的声音通常也带有随意性。但是语言又是约定俗成的，在任意选择语音的同时，又受到人类自身的认知及所处的语言环境文化背景的制约，具有某些优选的规律性，显示出语言的排除机制。用统计数据分析的方法事实上是将拟声词的研究与普通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从方言中一些现象总结人类对语言的选择方式和接受程度。

三、研究方法的总结

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起步较晚，这与方言调查的开展有很大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只重视语法结构描写以及在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模式下进行两者对比，并没有立足方言自身内部特点的探讨。此外，对拟声词在语法修辞上描写也过于笼统。事实上，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应有自身的特色，可从多角度展开探讨。

1.历时研究。由于拟声词是用自己的方言去模拟某种声音，这种模拟必然带上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从音素到音节到字词，都受到形成该方言的社会心理文化意识影响，因此，不同的方言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格式。然而，语言的接触语言的渗透使得一些方言带上相似的语言现象，系属相近或同属一方言的方言小片中的许多语言现象都具有相同的特点。将这些特点系连在一起，则可能为某种语言现象展示了一个历时的动态过程。王福堂①从方言语音演变中得出：“多数方言中音变过程完成后，原来的具体情况已经不复可知。需要借鉴其他方言的情况才有可能对音变过程的某些阶段加以复原”。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具有历史性。例如吴语、赣语、闽语中都存在着以“叫”为后缀的拟声词结构，但在语法上又有差异性。从历史移民的考证中，古代时就存在着一批移民从长江中下游区迁往江西最后再迁至闽地的历史情况。拟声词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相似的特点，是同源的关系，还是仅为偶合，这需要结合文化历史的进一步证明。可见，将不同方言中拟声词的结构特征串连起来，能为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提供语言事实材料。

从历史层次上分析，突破了拟声词仅关注平面研究，从而把拟声词的研究引进历史变化发展的动态立体研究中，对于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2.语音韵律研究。国外拟声词的研究一般从音素入手，而现代汉语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字词组合上的结构。汉字是一种方块文字，这让汉语研究者通常关注以字为单位符号的汉语，着眼于字面上的汉语，忽视语音层次上更具有变化意义的语言价值。与其他词类相比，拟声词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就是因为它是以声音作为产生载体和条件，因此对语音深入探讨才是真正认识拟声词特点的研究。

石毓智②以广泛存在于各方言的拟声词、联绵词和分音词为基本材料，提出大音节结构这种韵律单位，认为在这个结构中，音节与音节间相应的位置上的音素有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他从普通话拟声词中归纳出五条音节配合规律，然后从历史材料及闽语吴语等方言材料中印证了这些原则。这种从音系学和韵律的角度探讨了拟声词及其相关的问题，为进一步认识汉语方言拟声词的共性及拟声词的本质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

由最小的语音单位分析至词组合层级分析法，事实上与国外语言学研究方法接轨。拟声词的研究，无论是普通话还是汉语方言，都应跳出字词上的局限，将语音引入，结合词法语法进行研究。

3.类型学研究。汉语从古代开始就存在着各种方言，千年来各方言自身变化不断，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类型各异。汉语方言的丰富性，不仅数量上而且类型上也为汉语的研究提供大量了的语言材料。从类型学的角度研究拟声词，是对汉语拟声词认识的总结。

方言拟声词的调查研究目前尚未深入展开，但已初步总结出一些类型，包括：各种没有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重叠式（常式和变式；单音节、双音节和多音节）、词缀式（前缀、后缀和镶嵌词缀等）、分音词等。可见，除了字词上的格式外，我们更应将语音和词汇化引入，从微观的动态中进行研究。

随着方言拟声词调查的广泛展开和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的拟声词结构将被逐渐揭示出来，这就为语言类型比较的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种类型学的研究角度研究应该成为方言拟声词研究的重要方向。这对进一步揭示和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具有重要的价值。

注释：

①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第21页，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曹文安：“宜昌话‘aa神’式论析”，载《三峡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2.陈山青：“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载《湘潭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3.贺 巍：“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载《方言》1980年第1期。

4.刘新友：“吉林方言里的一类象声词”，载《四平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

5.马庆株：“拟声词研究”，见《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马庆株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6.孟庆惠：“歙县方言的aab、baa式结构”，载《安徽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

7.孟 淙：“北京话的拟声词”，见吕叔湘等：《语法研究和探索（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8.饶 勤：“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综述”，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增刊。

9.任林深：“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载《山西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10.阮绪和、陈建华：“武宁话的重叠式”，载《九江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11.邵敬敏：“拟声词初探”，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4期。

12.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13.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修订本），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

14.王洪君：“汉语常用的两种语音构词法”，载《语言研究》1994年第1期。

15.王洪君：“汉语语音词的韵律类型”，载《中国语文》1996年第3期。

16.王晓君：“汉语方言拟声词调查与研究”，中国社科院博士论文2007年。

17.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18.杨树森：“论象声词与感叹词的差异性”，载《中国语文》2006年第3期。

19.杨文娟：“大同方言中的‘圪’‘忽’‘达’缀词语的附加意义”，载《大同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1年第4期。

20.姚洁青：“吴语拟声词的状态标记‘叫’”，载《嘉兴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21.张盛裕：“潮阳方言的象声词重叠式”，载《方言》1982年第3期。

22.张盛裕：“潮阳方言拟声词研究”，载《中国方言学报》2006年第1期。

汉代的法律形式篇9

关键词：汉语；动词；名物化；形态；韵律

中图分类号：H1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4005005

根据当代形式句法学理论，名物化（nominalization）指的是动词、形容词通过形态变化等手段用作名词，进而充当名词短语的中心语的现象。目前研究发现，人类语言普遍存在名物化现象，有些语言动词可以直接用作名词，有的语言要求借助于形态变化实现这一功能转变，还有些语言同时存在上述两种情况，以英语为例：

（1a）Please don’t change your mind.

（1b）There was a sudden change in the weather.

（2） the failure of an experiment， language investigation， head movement，

（3） The experiment involved combining the two chemicals.

The experiment involved the combining of the two chemicals.

其中，（1a）和（1b）表明change可以没有词形变化而同时充当动词和名词；（2）中的名词failure， examination和movement分别由动词fail， investigate和move添加词缀-ure， -ion以及-ment派生而成；而（3）中的动名词combining通过动词combine添加屈折词缀-ing而成。不难发现，没有形态变化或添加派生词缀的例（1）、例（2）属于词汇层面的名物化，而添加屈折词缀的例（3）属于句法层面的名物化。这与Chomsky所区分的动名词名物化（gerundive nominalization）和派生名物化（derived nominalization）是一致的。

就汉语而言，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不乏上述类似现象。例如：

（4）圣贤之能多，农马之知专故也。（《韩非子・上于相公书》）

（5）窃自计较，受与报不宜在门下诸从事后。（《韩非子・上郑相公书》）

（6）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为进，而众人之进未始不为退也。（《韩非子・答侯继书》）

（7）这份资料的整理花费了几十年时间文中部分语料来自北京语言大学CCRL语料库。。

（8）分配制度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全厂职工的积极性。

（9）面对死亡，英雄的笑竟如此淡泊而从容。

然而，对于这些现象的认识，国内语法学界存在很大争议。讨论的焦点即汉语是否存在名物化，或者说（4）-（9）中的动词是否发生语法性质甚至词类的转变。简单说，有两种观点：

1.汉语中存在名物化。明确提出这一观点的是五十年代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简述》（以下简称《暂拟系统》）以及史振晔[1]、施关淦[2-3]、胡裕树、范晓[4]。此外，马建忠[5]的词类假借，陈承泽[6]、王力[7]的词类活用以及吕叔湘[8]、陆丙甫[9]本质上都承认名物化的存在，只是各家对名物化范围的认识有所不同。

2.汉语中不存在名物化。熙等[10]认为所谓的名物化现象都是动词自身的性质表现，因此不存在名物化。李宇明[11]支持这一观点并通过“语法位”对上述现象给予解释。

不难发现，与词类划分的讨论相似，对名物化现象的不同认识也是源于汉语中没有诸如英语-ing， -ion， -ness那样的派生/屈折形态标记（derivational / inflectional morphologic marker），以及处于主宾语位置上的成分没有显性的格位标记（case marker）。那么，汉语中动词的名物化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其“标记”何在？陈宁萍[12]讨论词类模式时指出双音节是动词移向名词的必要条件，冯胜利[13]从韵律控制句法的角度提出双音化是现代汉语动词变成名词或兼类词的必要条件和形式标记，然而我们看到现代汉语中存在与（9）类似的很多现象：

（10）他的来和去显得有点儿太突然。

（11）去是对的。

（12）让每一个孩子在成长中感受到老师的爱。

（13）人们最基本的消费就是吃。

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类现象？本文通过现代汉语单双音节动词名物用法的对比研究印证了陈宁萍[12]、冯胜利[13-14]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汉语单双音节动词的名物用法具有本质区别，前者为句法位置提供的结构式名物化，后者为韵律手段决定的固有式名物化。同一句法功能的实现既可以通过句法手段（结构）实现，也可以通过语音手段（韵律）实现。

一、单双音动词名物用法比较

我们知道，动词名物化（以下简称“名物化”）的两种主要表现：一是在句中充当主宾语；二是受到名词、代词等定语的修饰（带“的”或者不带“的”）。因此，我们通过主宾语两个句法位置、光杆/限定这里的限定形式指名词、代词充当定语修饰动词所构成的限定式结构，即[NP/PRN 的 V]。两种形式比较单双音动词的名物用法，共四类：光杆动词充当主语，光杆动词充当宾语，限定结构（即名词代词修饰限定动词的定中式结构）充当主语，限定结构充当宾语。

光杆动词作主语：

（14）吃要讲究营养搭配。

（15）发展才是硬道理。

（16）讨论应当在相互尊重、平等交流的基础上进行。

光杆动词作宾语：

（17）现代藏书作为一种高级收藏，注重的是用。

（18）他无可奈何地接受治疗。

（19）政府将对个体营业者给予扶持。

限定结构作主语：

（20a）他的笑大半是假的。

（20b）*他的睡耽误了很多事情。

（21）在日益浩瀚的MTV中，薛芳芳的创作始终保持着不甘庸常的个性色彩。

（22）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医学并不比中国早[15]。

（23a）轮胎（的）选择对比赛结果的影响很大。

（23b）*轮胎（的）选对比赛结果的影响很大。

（24a）目前，布达拉宫主体建筑部分（的）维修已基本完成。

（24b）*目前，布达拉宫主体建筑部分（的）修已基本完成。

限定结构作宾语：

（25）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打击，就是老舍先生的死。

（26）我永远记得他的笑。

（27a）下雨意味着漫长冬季的结束和春天的到来。

（27b）*下雨意味着春天的来。

（28a）学校负责学生行李的存放。

（28b）*学校负责学生行李的存/放。

（29a）对于无故违反条例者，年末公司将实行奖金（的）扣除。

（29b）*对于无故违反条例者，年末公司将实行奖金（的）扣。

除了上述例子之外，类似的现象在汉语中大量存在，如：

（30）教材（的）编写，参数（的）设置，身体（的）检查，稿件（的）校对

*教材（的）编，*参数（的）设 ， *身体（的）查， *稿件（的）校

盆景（的）摆放，语言（的）学习，垃圾（的）回收，废物（的）利用

*盆景（的）摆， *语言（的）学， *垃圾（的）收， *废物（的）用

由此可见，现代汉语动词由于音节单双而呈现出名物化用法的差异，具体表现如下表所示：

需要注意的是，限定结构作主宾语时，单音动词既有合法形式又有非法形式。就目前观察发现，合法形式限于“笑”、“死”、“哭”、“来”、“走”等个别基础词汇，大部分单音动词都不能出现。也就是说，这些用法在单音节动词内部不具有普遍性。这一问题将在下文讨论。

至此，我们无法逃避的首要问题是：在具有语言普遍性的名物化问题上，为什么现代汉语中语义基本相同的单双音节动词会呈现上述差异？导致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何在？这种差异背后隐含的深层意义是什么？

二、韵律对双音动词名物化的制约

（一） 名物化的鉴定标准

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必须从名物化的本质谈起，即名物化的标志是什么。如上所述，名物化指动词通过形态变化用作名词，进而充当名词短语的中心语。因此，所谓鉴定动词是否发生名物化的标准也就是鉴定名词的标准。

我们知道，已有文献对动词名物化现象的讨论集中于两点：一是充当主宾语；二是受名词、代词等定语的修饰（带“的”或者不带“的”）。然而，如表1所示，这两条标准无法揭示单双音节动词名物用法的本质差异。鉴于此，本文认为，要考察动词的名物用法，应当紧紧抓住“充当名词短语的中心语（head of NP）”这一关键，换言之，对动词名物用法的鉴定实质上就是对名词短语中心语的鉴定，也就是对名词出现的句法位置的鉴定。据此，本文提出三条补充标准：

a. 受数量短语、指量短语等限定性成分的修饰；

b. 直接充当定语修饰名词；

c. 受“大、小、新、老”等性质形容词修饰。

下面，我们将应用这三条标准全面揭示单双音节动词名物用法的对立。

（二） 动词名物化的韵律条件

a. 受数量短语、指量短语等限定性成分的修饰。我们知道，限定性短语（DP）是以限定语（D）为中心语，以名词短语（NP）为补述语。因此，如果一个动词发生了名物化，那么，它必然可以出现在限定语的补述语位置。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汉语的量词（Classifier）属于限定语，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数量短语、指量短语（指示代词+量词）来考察单双音节动词的名物化用法，结果显示，只有双音节动词可以充当限定成分的补述语，而对应的单音动词用例都是非法的。例如：

（31）去了三次 爱了两年 吃了一次 用了五次 笑了一分钟

*三次去 *两年爱 *一次吃 *五次用 *一分钟笑

三次离去 两年恋爱 一次吃喝 五次使用 一分钟微笑

（32）这种吃法 那种维修 多项检查 几次谋杀 初次试验

*这种吃 *那种修 *多项查 *几次杀 *初次试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数量短语、指量短语之后不能有“的”。一是“的”的性质问题尚存争议，即“的”在整个结构中是否是中心语以及是什么性质的中心语；二是“的”的出现会影响整个短语的句法性质，因此，我们对动词名物化的鉴定必须排除这类因素的干扰，这样才能保证鉴定的有效性。

如果说汉语动词名物化与音节单双无关的话，我们如何解释（31）、（32）中的对立？

b. 直接充当定语修饰名词。毫无疑问，名词可以直接充当定语修饰名词，例如“电脑桌”、“电视屏幕”、“水管”、“人类语言”、“诗歌节奏”等等。那么，如果动词发生名物化，它理应具有同样的用法。然而，我们再次看到单双音节动词的对立表现：

（33）睡觉姿势 死亡时间 吃饭地点 走路方式 说话技巧

*睡姿势 *死时间 *吃地点 *走方式 *说技巧

（34）出租期限 追赶速度 生长环境 栽培技术 运输服务

*租期限 *追速度 *长环境 *载技术 *运服务

如果单双音节都可以发生名物化，那么，为什么单音节动词不能直接充当定语修饰名词，而相应的双音节形式可以？反言之，如果一个动词不能充当名词的修饰语，我们又怎能说它发生了名物化？

此外，韵律句法学已有的研究成果如Lu and DuanmuLu，Bingfu and Duanmu，San（1991）. A case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rhythm and syntax in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ird North America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May 3-5. Ithaca.、冯胜利[16]、王洪君[17]都指出，[1+2]式的动名组合只能理解为动宾，而[2+1]式往往理解为偏正关系，例如“印文件”和“复印件”、“租汽车”和“出租车当然，“出租车”有动宾和偏正两种理解，这也恰恰说明了双音节动词的动名兼类性质。”、“换学生”和“交换生”等等，这不能不说是单双音节动词在性质上的一种差异，也就是说，单音节动词只具有动词的性质，而双音节动词兼具动词和名词的性质。这也为我们的“双音动词名物化形态假设”提供了一个佐证。

c. 受 “大、小、新、老”等性质形容词修饰。性质形容词可以直接修饰名词，如“大雨伞”、“小房间”、“新手机”、“老房子”等等。那么，这一用法同样应该适用于发生了名物化的动词，然而我们却再次看到单双音动词的对立性：

（35）*大修 *大查 *大产 *大批 *大建 *大献

大修理 大检查 大生产 大批判 大建设 大贡献

*大转 *小破 *小练 *小演 *小攻 *小调

大扭转 小破坏 小排练 小表演 小进攻 小调整

*小爱*新试 *新破 *新改 *新治 *新增

小爱好 新尝试新突破 新改革 新治疗 新增长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A+V]必须是定中式而非状中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所鉴定的V是发生了名物化的V，而非十足的动词。（34）中的对立告诉我们，定中式[AV]结构中的V必须是双音形式，单音形式不合法。据此我们可以推出，

d. 如果[AV]结构中出现单音动词，那么这个动词必定不具有名物化性质；

e. 定中式[AV]中的双音动词必定丧失动词的特性；

f. 如果双音动词兼具动名两种性质，则由双音动词出现的[AV]结构必定具有定中、状中两种理解。

事实如何呢？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是否带宾语对前两条推论作出验证。汉语事实告诉我们，[AV]结构中的单音动词可以带体貌助词，也可以带宾语。请看下例：

（36）父亲把他大骂了一顿。

（37）有些房地产公司竞相建造高级写字楼，特别是大建豪华别墅。

（38）中央政府拨款大修寺庙。

与此相反，[AV]结构中的双音动词都不能带宾语，往往自身作宾语。例如：

（39）*中央征服拨款大修建寺庙。

（40）*我国去年新增长产值230亿元。

（41）*保守党的忠实分子则大辱骂欧洲怀疑派“无原则”。

（42）我国远洋科学考察取得新突破。

（43）从政治家到学者，都认为应该对金融制度进行彻底的大改革。

（44）集体可以对承包地作些必要的小调整。

同时，我们说只有双音动词可以发生名物化，并不是说所有的双音动词都发生了名物化，因此，包含双音动词的[AV]结构应当具有两种可能性：定中或者状中。例如：

（45a）城镇新安排16.2万名残疾人就业。

（45b）从此，宁乡县县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的日程上多了一项新安排。

（46a）我新认识了一个朋友。

（46b）维尔和德根哈特利用天文望远镜获得了对太阳黑子的新认识。

由此可见，[AV]结构中的单音动词可以附加体貌标记以及携带宾语，是真正的动词，不能发生名物化。只有双音动词才可以在[AV]结构中发生名物化，双音是动词名物化的韵律要求。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可以得出，现代汉语动词的名物化只在双音节动词内部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只有双音节动词可以发生真正的名物化。这也就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与英语中的-ing， -ion， -ment等音段形态手段不同，动词名物化的形态标志在现代汉语中表现为一种超音段的方式――双音节。我们把这种依靠自身韵律形式变化发生的名物化称作固有式名物化（inherent nominalization）。

三、研究结论及理论启示

如果说名物化是人类语言的共性，而名物化的实现需要借助于一定的形态手段，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对于屈折形态丰富的语言，其名物化的手段是音段性成分――屈折语素，如西班牙语中的-o、-os、-a、-as，日语中的-no、-mono、-koto；而像汉语这样屈折形态贫乏的语言，其名物化可以借助于超音段成分――韵律，如我们熟知的“四声别义”，冯胜利[14]将其诠释为“四声别性”，现代汉语中的很多单音节兼类词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例如：

（47）铺开-床铺 卷起来-画卷 火种-种玉米

其次，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双音化，这也是现代汉语动词名物化的一种形态手段。

假如上文的分析是正确的，即双音化是现代汉语动词名物化的一种形态手段，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证实：超音段方式和音段方式一样都是人类语言的形态手段[13-14]。如果是这样，汉语语法研究很多问题悬而未解也许正是源于对形态问题认识的不彻底性，而超音段的形态手段为我们重新认识汉语形态问题打开了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我们也许会发现更多的事实。参考文献：

[1]史振晔.试论汉语动词、形容词的名物化[J].中国语文，1960（6）：422-425.

[2]施关淦.“这本书的出版”中“出版”的词性――从向心结构理论说起[J].中国语文通讯，1981（4）：8-12.

[3]施关淦.现代汉语里的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J].中国语文，1988（4）：265-273.

[4]胡裕树，范晓.动词形容词的“名物化”和“名词化”[J].中国语文，1994（2）：81-85.

[5]马建忠.马氏文通[M].北京：商务印书馆，1898.

[6]陈承泽.国文法草创[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7]王力.中国现代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3.

[8]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9]陆丙甫.名物化问题异议种种[J].语文导报，1985（4）：27-28.

[10]熙，卢甲文，马真.关于动词形容词“名物化”的问题[M].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93-224.

[11]李宇明.所谓的“名物化”现象新解[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3）：117-120.

[12]陈宁萍.现代汉语名词类的扩大――现代汉语动词和名词分界线的考察[J].中国语文，1987（5）.

[13]冯胜利.试论汉语韵律的形态功能[C].第15届国际中国语言学年会（IACL-15）暨第北美汉语语言学年会（NACCL-19）发言稿，纽约：哥伦比亚大学，2007.

[14]冯胜利.论汉语韵律的形态功能与句法演变的历史分期[A].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研究》编辑部.历史语言学研究（第二辑）[C].北京：商务印刷馆，2009.

[15]程工.名物化与向心结构理论新探[J].现代外语，1999（2）：128-144.

汉代的法律形式篇10

关键词： 外来词 多译汰选 翻译

汉语词汇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但通过自身的发展变化而日益丰富，而且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吸收其他民族和世界各国的语言丰富自己。正如美国著名语言学萨丕尔所说：“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对它们自己满足的。由于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们直接或间接和那些相近的或文化优越的语言说者发生接触……要想指出一种完全独立的语言或方言，那是很难的。”

“外来词”，也叫“外来语”或“借词”，在汉语中大量存在，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外来词的翻译规律的研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理论方面，它不仅是翻译学和词汇学研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对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实践方面，该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外来词翻译的规律，指导外来词的翻译实践。然而，长期以来对外来词的研究主要侧重对词条的收集、分类与音译词的规范使用，却对各类外来词中译过程中出现的多译汰选现象的规律研究较少。

一、多译汰选的界定

在对多译汰选进行界定之前，应该首先明确“汉语外来词”这一概念的内涵。在汉语外来词的研究中，“外来词”有广义和狭义两个理解。狭义的外来词指，从形式（语音、字形和构词方式）到内容（意义）一起借入的词，排除意译词;而广义的理解，不仅以语言学视野，更以社会、文化视野看待外来词，不论形式内容的借用都包括在内。本文所讨论的外来词，取其广义含义，包括音译词、意译词和借形词，即通过三种不同的借译方式产生的三大类汉语外来词。

由于吸收外来词的过程中，翻译人员采用的借译方式不同，因此一个汉语外来词可能会存在多种形式的翻译版本，有人音译，有人意译，也有人音译意义结合。如“cement”最早被鲁迅先生翻译为“士敏土”，不久又出现了音译的“水门汀”，最终意译的版本“水泥”淘汰了前两个翻译版本为人们广泛接受，成为汉语体系中一个较为固定的名词。由此可以看出，一个汉语外来词在尝试加入汉语体系的过程中，不同翻译版本之间会出现一个试验和选择的过程，出现一个从多样化到规范化的过程，我们把这一过程称为外来词的“多译汰选”。

“多译”即指翻译同一外语原词时所产生的多个翻译形式。不同的翻译版本可能因为采用了不同的翻译方式所致，如“bus”音译为“巴士”，意译为“公共汽车”，“party”音译为“派对”，意译为“聚会”。针对同一外语原词出现不同的翻译，有时候也可能是采用相同的借译方式所形成的，如“disco”同时拥有两个音译词的翻译版本“迪斯科”和“的士高”的存在。

“汰选”是指同一外语原词的多个翻译版本在历时的发展过程中经历社会和语言体系试验、淘汰或选择的过程。如“vitamin”最初被音译为“维他命”，但很快被意译的“维生素”所代替，这就是一个选择和淘汰的过程。再如，“laser”起初被音译为“莱塞”，但因为“莱塞”一词不易理解、接受性差，所以逐步被淘汰，一度被意译的“激光”所取代，而到了今天通过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式得到的“镭射”又活跃起来，成为汉语词汇体系中的一个新的外来词。

总体上看，“多译汰选”是一种历时现象。基于语言演变、文化心理、社会分工、接受人群的变化，同一源语动态地对应多个不同的目的语言语单位，这正体现了源语和目的语言语单位的非一一对应行，这种非一一对应性正是跨文化交际的有效语用策略，是符合翻译学基本原理的。就某一语言体系来说，“多译汰选”可以择优汰劣，消除语言累赘，避免多个译名造成的混乱，有利于语言的统一化和规范化。

二、多译汰选的规律

外来词要进入汉语的词汇系统，必须接受汉语的语音、语法和构词规则等各方面的改造，以符合汉语的发音习惯、语法和词汇规则。概括起来，新时期汉语对外来词多译汰选的规律主要有以下几个：

1.异化到归化的汰选态势

在新的外来词出现之初，多采用异化的翻译方法，起到介绍性的作用，如“telephone”最初被直接音译为“德律风”，具有临时的注源性作用，随着人们对这一名词所代表的事物的深入了解，归化的翻译为“电话”，成为汉语体系中较固定的一词。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外来词的汰选过程体现了这一规律特征，如“internet：国际网―因特网―互联网”，“film：菲林-胶卷”等。

2.多译汰选要符合表意精确和语言经济的原则

如cartoon一词最早是“五四”时期引进来的，最先引进时有“漫画”和“动画”这两个义项，当这两个词承担了cartoon的全部义项之后，音译词“卡通”似乎有语言累赘之嫌，理应淘汰掉才符合表意的精确和语言的经济。“motor：马达-摩托”和“bus：巴士-公共汽车”的汰选都属于这种情形，是语义系统汰选调整的结果。

3.接受群体的倾向性选择

在多译汰选的过程中，由于接受群体不同，各种翻译版本在汰选过程中，相对规定地为某一群体接受，这就是接受群体的倾向性选择。以“laser”的借入为例，最初音译为“莱塞”只为专业人士所接受;后因其专业性过强，普通人难以理解，所以逐渐被形象易懂的“激光”代替，目前多用于科技、医药领域，如“激光打印”、“激光祛痘”等;然而在香港地区，人们普遍接受“镭射”一词。除此之外，chocolate“巧克力、朱古力”，cracker“饼干、克力架”等词汇的使用也带有明显的群体倾向性的色彩。

4.存异性汰选趋势出现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开始面向世界，追逐一种现代感，所以在外来词的多译汰选过程中出现了一种试图与国际接轨的“存异”趋势。出现了英文字母附加汉字的外来词，如CT检查、BP机、T恤衫、IC卡、B超等等。而且，这一趋势颠覆了汉语重意译的倾向和音译-意译汰选的传统规律，导致了音译词的复归。如汉堡包（hamburger）、色拉（salad）、肯德基（Kentucky）、麦当劳（McDonald）、雪碧（Sprite）、可口可乐（Coca-Cola）的流行，体现了汉语体系的包容性和时代性。

结语

从外来词的发展历程来看，一个外来词在形成比较固定的汉语形式之前往往都经历一个试验和选择的过程、从多样化到规范化的过程，这就是多译汰选。在多个翻译版本的试验和选择过程中，每一个版本都会有一个临时的过渡性质，每一个处于汰选中的翻译版本都对汉语语言系统的丰富存在积极意义，都是跨文化语言交际中的有效载体。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加快和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加剧，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汉语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外来词引入高峰，研究和把握外来语多译汰选的内涵和规律，无论从理论上的翻译研究、词源学研究、语言文化研究等，还是实践上翻译实践和跨文化交际，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Gillian， B.& George， Y. Discourse Analysis[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2]高名凯，刘正.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

[3]萨皮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4]史有为.汉语外来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