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范文10篇

汉代范文篇1

汉代饮酒风气盛行。饮酒大量被认为是豪爽的行为，盖宽饶赴宴迟到主人责备他来晚了。盖宽饶曰：“无多酌我。我乃酒狂。”光武帝时的马武为人嗜酒，阔达敢言经常醉倒在皇帝面前。酿酒业有巨大的利益，因此国家对其实行官营政策。武帝太初三年春二月，初榷酒酤。当时酒是必需品，实行官营后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因而后来的统治者改变了官营的政策。王莽时罢酒酤诏曰：“夫盐，食肴之将；酒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藏，此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这就放松了国家对酒类等专营，有利于酿酒业的发展。

当时的酒的种类众多有米酒、果酒、桂花酒、椒花酒等。河北满城的刘胜墓中出土有“稻酒十石”、“黍上尊酒十五石”等题字的陶缸，说明了酒的种类很多。汉景帝时的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这里的醴就是一种米酒。

当时的贵族和官僚将饮酒成为“嘉会之好”每年正月初一皇帝在太极殿大宴群臣，“杂会万人以上”场面极为壮观。太极殿前有铜铸的龙形铸酒器，可容四十斛酒。当时朝廷对饮酒礼仪非常重视，高祖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婚丧嫁娶，送礼待客，节日聚会是畅饮的大好时机。孝宣帝五凤二年秋八月诏曰：“夫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之会，所以行礼乐也。今郡国两千石或擅为繁苛，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招。由是废乡党，令民亡所乐，非所以导民也。勿行苛政。”充分说明了酒在当时的重要性。

在汉代酒还用作实行仁政的工具。孝文帝即位后下诏曰：“间者诸吕用事擅权，欲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酒，?T五日。”?T五日的意思是聚饮酒五日，按照汉代律法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这是国家对百姓的一种赏赐。孝文帝元年三月诏曰：“年十八以上赐米、酒、肉；九十以上赐帛絮”孝宣帝本始元年春正月赐天下人爵各一级，孝者二级，女子百户牛酒。百户牛酒是对女性户主家庭的赏赐，标准是每百户赐一头牛，十石酒，每户合百钱左右。

酒还用来犒赏军士，刘邦当年进入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秦民大喜，争持羊酒食献享军士”。武帝初置四郡保边塞，两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通焉。臧宫率兵屯驻骆越。越人“其渠帅乃奉牛酒以劳军营。”爰央为司马“乃悉以其装买二石醇醪会士卒饮。”

汉代还有乡饮的仪式，乡饮是古代的一种宴饮风俗，起源于上古时代氏族集体活动，周代乡人因时而聚会，是在举行射礼前的宴饮仪式。仪式严格区分长幼尊卑，升降拜答都有规定。这种聚会有举荐贤士以献王室的意义所以一般选择吉日举行。成帝永嘉二年，春，三月博士行“乡饮酒礼”。每年三月学校在祭祀周公、孔子时也要举行盛大的酒会。“明帝永平二年三月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当时的乡饮仪式非常受重视，伏湛为光武时的大司徒“以为礼乐政化之首颠沛犹不可违。是岁奉行乡饮酒礼，遂施行之。”

按照汉代的礼俗当别人进酒时，不让倒满或者一饮而尽，通常认为是对进酒人的不尊重。灌夫与田?`有矛盾，灌夫给他倒酒时被田?`拒绝了，灌夫因此骂座。

当时男女宴饮时可以杂坐，刘邦回故乡当地的男女一起在宴会上“日乐饮极欢”。西汉时供人宴饮的酒店叫做“垆”雇佣干活的店员叫“保佣”当时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就在临邛开了一家酒店。“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车骑，买酒店，乃令文君当垆。”

汉代范文篇2

[关键词]汉代；财政；监督

财政监督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迄至春秋战国时期已有定制，主要体现在地方官吏在每年岁末，必须把其所辖区域的人口、垦田、赋税收入等上报中央②。《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执而戮之，逸，奔郈。郈鲂假使为贾正焉。计于季氏，……执诸季氏中门之外。”《史记》卷七九《范睢蔡泽列传》：“昭王召王稽，拜为河东守，三岁不上计。”(第2415页)虽说上计制度在当时是作为官吏考核制度而存在，但由于它包含有对财政监督的内容，因而它实际上又是与当时的财政监督制度相关联的。从云梦秦简《仓律》、《金布律》、《效律》等律文中看，我们可以知道秦律在财物检查时间、官吏责任、奖励惩罚等方面都有明确规定，这是秦财政监督制度的重要体现。汉代的财政监督制度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得到发展的。汉代财政监督体制是随着国家官僚制度的确立而完善的，它所司职责当然包括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从文献来看，秦汉负责执行财政监督职能的系统也逐渐形成。学界已有专文分析汉代财政收支项目问题，如马大英先生的《汉代财政史》、陈明光先生的《汉唐财政史论》、黄今言先生的《秦汉赋役制度研究》、加藤繁先生的《汉代的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的区别及帝室财政一斑》等③。而专门探讨两汉财政监督制度的文章很少，目前只有陈世材先生的《两汉监察制度研究》略有涉及。根据陈世材先生的研究，汉代监察机构主要有：丞相、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部刺史等④。他仅仅从行政监察的角度考察监督机构问题，而对汉代财政收支监督以及财政监督立法问题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笔者拟利用最近刊布的出土材料并结合传世文献作一初步考察，不妥之处，望方家指正。

一、财政收入的监督

对财政收支的监督直接关系到国家财政经济运行的稳定，因而成为财政监督的重要内容。两汉财政税收管理已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对财政收入的监督，往往成为考核地方官吏政绩的主要内容⑤。秦汉财政收入的监督主要体现在与税收密切相关的垦田数量和户口情况审核上。

(一)监察人员在审查财政收入时注意对垦田数量的审核。汉代田租的征收是根据规定的税率进行的。黄今言先生在《秦汉赋役制度研究》中认为，秦汉实行依照田亩与产量相结合的方式计征田租的⑥。因此核实田亩数量的多少对于政府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了，为了防止地方官隐瞒垦田数量这类事情的发生，国家要求在上计时地方政府要如实呈报垦田数量。

从秦简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对于隐匿田税、虚报田租数额、漏交田税以及所交租税不合规定者要给予处罚，《龙岗秦简》记载：

□□□不到所租□直(值)，虚租而失之如。(简143)

坐其所匿税臧(赋)，与灋(法)没入其匿田之稼。⑦(简147)

第一条材料规定了对隐瞒田租者按其所隐瞒田租获赃数额定罪，并依法没收其隐瞒田地上的庄稼；第二条材料说明了交纳田租如果不到所租田地应该缴纳之值，虚报田租数额而设法逃漏者，要受到法律处罚。

西汉田亩稽查制度更加严格，如尹湾简记载：“提封五十一万二千九十二顷八十五亩二□……人。如前。”⑧有学者认为这就是“东海郡垦田顷亩数的总计”⑨，在史籍中也有许多关于垦田顷亩确切数量的记录，也说明了当时国家为了掌握田亩数目，以增加国家税收的目的。东汉顺帝刘保、冲帝刘炳、质帝刘缵时期对田亩数量记载相当精确，如《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应劭曰：

……顺帝建康元年，户九百九十四万六千九百一十九，口四千九百七十三万五百五十，垦田六百八十九万六千二百七十一顷五十六亩一百九十四步。冲帝永嘉元年，户九百九十三万七千六百八十，口四千九百五十二万四千一百八十三，垦田六百九十五万七千六百七十六顷二十亩百八步。质帝本初元年，户九百三十四万八千二百二十七，口四千七百五十六万六千七百七十二，垦田六百九十三万一百二十三顷三十八亩。

东汉政府还为此实行了严格的“度田”制度，如建武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⑩，明帝时“禁民二业，又以郡国牛疫，通使区种增耕，而吏下检结，多失其实，百姓患之”⑾。正由于财政检查的得力，因此有很多官吏、豪强获罪，如“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⑿。又，元字惠孟“初拜上蔡令，迁东平相，坐垦田不实，下狱死”⒀，加强田亩数量的审核，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地方上报不实的情况，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二)强化户口的审查，确保赋钱收入⒁。因为丁口之赋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甚大，并且这种税收分别是以人口、户口的数量为依据征收的。

先看看秦的户口核查情况。秦始皇十六年九月“初令男子书年”⒂，又，睡虎地秦简记载：“匿敖童，及占(癃)不审，典、老赎耐。●百姓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敢为酢(诈)伪者，赀二甲；典、老弗告，赀各一甲；伍人，户一盾……。”⒃其中“匿敖童”就是对户口登记情况的法律规定，再如秦简《效律》规定：

计脱实及出实多于律程，及不当出而出之，直(值)其贾(价)，不盈廿二钱，除；廿二钱以到六百六十钱，赀官啬夫一盾；过六百六十钱以上，赀官啬夫一甲，而复责其出殴(也)。人户、牛马一以上为大吴。罪一等。⒄

这里虽然讲的是关于会计记录问题，意思是说，如果会计记录不足或多于实际数目超过法律规定范围、数目较小者，可以免罪，但错算人口一户或马一头以上为“大吴”，因此人口核查要求精确，不得有误。

西汉也实行严格的人口普查制度。如居延汉简⒅明确记载户籍的简文有：

永始五年三月戊辰朔己巳，博与长俱送都尉谨案户籍。119.49

建平三年二月壬子朔丙辰，都乡啬夫长敢言之：同均户籍臧乡名籍，如牒，毋官狱征事当得。81.10

□充光谨案户籍在官者弟，年五十九，毋官狱征事愿以令取传乘所占用马，八月癸酉，居延丞奉光移过所河津金关，毋苛留止，如律令／掾承。218.2

以上简文皆反映西汉成帝刘骜永始五年、汉哀帝刘欣建平三年等的户口文书管理之事。西汉后期地方户籍文书还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如尹湾汉简记载：“口百卅九万七千三百世三其四万二千七百五十二获流。户廿六万六千二百九十，多前二千六百廿九，其户万一千六百六十二获流。男子七十万六千六十四人，女子六十八万八千一百卅二人，女子多前七千九百廿六。年八十以上三万三千八百七十一，六岁以下廿六万二千五百八十八，凡廿九万六千四百五十九。年九十以上万一千六百七十人，年七十以上受杖二千八百廿三人，凡万四千四百九十三，多前七百一十八。”⒆此处记载了西汉东海郡内所有人口、户口数目，这是有关郡内人口、户口数，年度增长数和获流户数的全部记录。由于汉代的丁口之赋征收依据是户口、年龄、人口数等，因此集簿对这些人户记录十分清楚。

那么东汉户籍的监督管理又如何呢?《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中关于“户口簿籍文书”⒇记载详细：

(一)建宁四年益成里户人公乘某户籍：1建宁四年益成里户人公乘某卅九笃子公乘石……。2□□卅七算。七九

(二)区益子朱户籍：区益子公乘朱年廿口算卒九十复。八○

(三)残户籍一：年卅卒。八一

(四)残户籍二：1凡□五事。2中三事訾五十。3甲卒一人。八二

东牌楼出土户口簿籍不多，只有几件，但它们对于研究汉代户籍制度的价值和意义却不容低估。这里所说的“户口簿籍文书”，是一个未经细分的笼统称谓[21]。

另外，政府制定了严格的“首匿之法”，如《汉书》卷四四《淮南厉王刘长传》：“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注引师古曰：“舍匿，谓容止而藏隐也。”(第2139页和第2140页)说明藏匿人口违法的。再如《奏谳书》云：

八年十月己未安陆丞忠刻(劾)狱史平舍匿无名数大男子种一月，平曰：诚智(知)种(名)数，舍匿之，罪，它如刻(劾)。种言如平。问：平爵五大夫，居安陆和众里，属安陆相，它如辞。鞫：平智(知)种无名数，舍匿之，审。当：平当耐为隶臣，锢，毋得以爵、当赏免。?令曰：诸无名数者，皆令自占书名数，令到县道官，盈卅(三十)日，不自占书名数，皆耐为隶臣妄，锢，勿令以爵、赏免，舍匿者与同罪。以此当平。南郡守强、守丞吉、卒史建舍治，八年四月甲辰朔乙巳，南郡守强敢言之，上奏七牒谒以闻，种县论，敢言之。[22]

可见汉代对藏匿户口、人口处罚很严格，汉代法律表明，汉代户口统计中存在很多监督不严和制度上的漏洞[23]。

田亩和户口数目的核查在财政收入监督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实际的财税征管过程中，有些地方官吏自己订立税目，横征暴敛，如《汉书》卷七二《贡禹传》载，宣帝时农民“……又出稟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和帝时“大将军窦宪西屯武威，棱多奉军费，侵赋百姓，宪诛，坐抵罪”[24]；灵帝时“让、忠等说帝令敛天下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25]。这严重破坏了国家赋税政策，影响着国家财政收入和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行，其中也不乏被查处之官吏，如：

《汉书》卷一五《王子侯表》：五凤元年四月乙未封，十三年，初元五年，坐擅兴繇赋，削爵一级，为关内侯，九百一十户。(第496页)

《东观汉记》卷二○《列传》：强赋一亿五千万，槛车征下狱。

因此，两汉政府对财政收入的监督是相当重视的，要求上计时汇报当年郡内财政收入的准确数字，在《尹湾汉墓简牍》中有当年东海郡钱谷收人总量的明确记载：“一岁诸钱入三万六千六百六十四万二千五百六钱。”又，“一岁诸谷人五十五万六千六百卅七石二斗二升少口升，出丗一万二千五百八十一石四斗□□升。”26前引《续汉书·百官志五》：“……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同书注引胡广曰：“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簿。”这些材料说明，中央对财政收入的监督有严格要求：上报时数据必须准确，其中包括财政收入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岁人、垦田和户口等准确数据。

二、财政支出的监督

汉代财政支出的监督也很严格。两汉财政支出结构也比较合理，其中包括军事支出、官吏俸禄支出、基础建设支出、祭祀支出、皇室开支以及教育费用支出等[27]。政府加强财政支出的监督可以防止某些支出的不合理性、特别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官吏贪污腐化等，从而保证国家财政支出的顺利进行。根据加藤繁氏《汉代的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的区别及帝室财政一斑》的研究，汉代军费支出在财政支出费用中所占比例很大，如：“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28]可见财政开支达“二百四十余亿”。一旦制度出现漏洞，那些胆大妄为之人就会侵吞国家资财。因此，政府在军费支出、俸禄支出和赈灾物资的发放等发面加强了监督、审查工作。

在军费支出过程中，有些官吏虚报战功，趁机获利，西汉宣帝刘询时期，侯顺嗣“坐为虎牙将军击匈奴诈增虏获，自杀”[29]。又，在东汉顺帝时期文献记载：“自永和羌叛，至乎是岁，十余年间，费用八十余亿。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人，皆以珍宝货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30]在“羌叛”之际，政府开支“八十余亿”，“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人”。可见加强对财政支出环节的监督，对巩固国防和保障财政平衡都具有重要意义。军队财政审核人员对两汉对边防军的军备物资的监督也非常严格。如“校候三月尽六月折伤兵簿，出六石弩弓廿四付库，库受啬夫久廿三，而空出一弓，解何?”(179．6，第286页)此简出自A33地湾，肩水候官所在，简中的候指肩水候，发文者当是肩水都尉府。都尉府在检校肩水候呈交的二月至六月折伤兵簿时，发现簿册上登记的付库六石弩数与库所受实际弩数不相符合，便下了这道文书责问。再如：

神爵二年三月丙午朔甲戌，敦煌太守快、长史布施、丞德，谓县、郡库：太守行县道，传车被具多敝，坐为论，易□□□□到，遣吏迎受输敝被具，郡库相与校计，如律令。(A)掾望来、守属敞、给事令史广意、佐实昌。(B)I0309③：236

效谷移建昭二年十月传马薄(簿)，出县(悬)采马五匹，病死，卖骨肉，直钱二千七百卌，校钱薄(簿)不入，解……0116②：69

第一支简是西汉宣帝时期敦煌太守下发给“县、郡库”的监督车辆等情况的文书，对各种车辆要“与校计，如律令。”第二简是西汉元帝时期地方检查人员校对传马情况的文书，并对卖出死马“骨肉”所获得的钱财也有具体记载[31]。

官僚俸禄支出的监督在汉代也有法可依，其监督力度也很大。

秦汉官僚队伍人数众多，“成帝阳朔二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绥和元年，长、相皆黑绶。哀帝建平二年，复黄绶。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32]哀帝建平二年有官吏“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虽然在两汉四百余年中，官吏人数在各个时期也不尽相同，但是人数之多，官俸开支之大可想而知，史称：“汉宣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33]那么，汉代财政部门是如何对官俸发放进行监督的呢?由于官吏俸禄发放依据吏员数和禄秩高低来衡量，因此对之国家也作出了具体规定，《尹湾汉墓简牍》中就有东海郡官吏数量的统计数字以及禄秩高低的记载，说明当时检查人员在俸禄支出时已经注意到对相关记录的监督和考核[34]。

关于俸禄管理监督制度，早在秦代就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了，如秦简记载：“不当稟军中而稟者，皆赀二甲，法(废)；非吏殹(也)，戍二岁；徒食、敦(屯)长、仆射弗告，赀戍一岁。”[35]这是关于军队禄米发放的规定，如果不应从军中领取粮米却又领取了的，不仅盗领者本人要被罚款(赀)、撤职永不叙用(废)、流戍边地(戍)；甚至一起吃军粮的人(徒食)、军中长官(屯长、仆射)和负责发放军粮的县令、县尉、士吏都得受到相应惩罚。

在居延汉简中也可看出汉代对俸禄发放的严格审查。在领取俸禄之前，各候官都得先编制领取者名籍，甚至还要编制出吏员俸禄的报表。如简云：“甘露二年四月庚申朔辛巳，甲渠鄣候汉强敢言之：谨移四月行塞临赋吏三月奉秩别用钱簿一编敢言之。书即日餔时起候官。”(E．P．T56：6A)这支简记载了西汉宣帝俸禄文书编制情况。在监督过程中，也常发现官俸支出中存在的问题，如果确是重发或多发俸禄，则应追回。如汉简：“……从库令史郑忠取二月奉。不重得正月奉，今库掾严复留凤九月奉钱，不当留库，证所言。”(178.30)又，“不侵候长柏诩所还重取奉钱千六百”。(507.11)可见，汉代俸禄支出的核查还是有章可循的[36]。

另外，加强对赈灾钱物的财政稽核工作。两汉用于直接赈灾的开支数目是非常惊人的[37]，但是地方官吏不择手段侵吞国家赈灾钱财时有发生，如：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王莽时)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乃置养赡官禀食之。使者监领，与小吏共盗其稟，饥死者十七八。先是，莽使中黄门王业领长安市买，贱取于民，民甚患之。业以省费为功，赐爵附城。(第4177页)

《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纪》：(献帝时)三辅大旱，自四月至于是月。帝避正殿请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轻系。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粥，经日而死者无降。帝疑赋恤有虚，乃亲于御坐前量试作糜，乃知非实，使侍中刘艾出让有司。(第376页)

对政府发放给流民的赈灾粮食，“使者监领，与小吏共盗其禀”，致使灾民“死者十七八”。而献帝时三辅大旱，出现人相食啖，白骨委积的惨景，虽然政府出太仓粮食救济，但是仍然有可恶的该死的贪官贪污，皇帝乃“于御坐前量试作糜，乃知非实”。这样的贪盗行为不仅会造成国库亏空，而且还将导致阶级矛盾加深，危及国家政权的根基，因此统治者甚至皇帝也亲自对之进行监察、核实。一般而言，两汉财政监督的办法是派遣使者、特别是司隶校尉、刺史和太守及其属吏等进行监督并给予违法者严厉打击，这在《后汉书》卷八一《陆续传》：《后汉书》卷六《顺帝纪》和《后汉书》卷二五《鲁恭传附弟丕传》都有详细的记载。可见，两汉政府对赈灾及其管理是有严格的制度规定的，其救济力度不可谓不强。

三、财政监督立法

财政监督立法是国家财政运作过程的中间环节，国内外尚无学者对之进行专门探讨，本文试补论于下：

首先，让我们看看秦代对国家财物管理的立法情况，秦简《仓律》规定：

入禾仓，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县啬夫若丞及仓、乡相杂以印之，而遗仓啬夫及离邑仓佐主禀者各一户以气(餼)，自封印，皆辄出，余之索而更为发户……。(《睡虎地秦墓竹简》。第35—36页)

这里规定，谷物入仓必须由县啬夫或丞和仓、乡主管人员共同封缄，对国家财物管理的法律规定非常严格。又如《金布律》：“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以丞、令印印。不盈千者，亦封印之。钱善不善，杂实之。出钱，献封丞、令。乃发用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38]法律还规定：“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令丞必须用其封印封缄核实，如果需要开支时，需要先把印封呈献令丞核验，方可支取。秦律中规定官有财物管理人员须“至计而上膺籍内史”[39]，即在每年上计时应将库藏物资的籍帐册上交受审。“啬夫免，效者发，见杂封者，以陧(题)效之，而复杂封之，勿度县，唯仓所自封印是度县。”[40]即规定财物管理官吏在离任时须接受专门核查，以保证国家财物不至于流失。秦简《效律》规定：“……及不当出而出之，直(值)其贾(价)，不盈廿二钱，除；廿二钱以到六百六十钱，赀官啬夫一盾；过六百六十钱以上，赀官啬夫一甲，而复责其出殴(也)。人户、马牛一以上为大误。误自重殴(也)，减罪一等。”[41]在财物管理中，如果出现财物发放超过标准或不当的情况，则要受到严厉打击和处罚。

到了汉代，律令对财政经济管理有严格规定，国家钱财被偷盗的现象史籍中有大量记载，如汉简：

□所盗取粟小石三百六十六石六斗六升。E．P．T59：662

赵临开傰臧内户，盗取卒阁钱二千四百，谨已劾傰职事无状。E．P．T50：154

□盗取□□。E．P．T59：900

第一支简所记明确记录了盗取粮食“小石三百六十六石六斗六升”，第二支简文乃偷盗“阁钱”，第三简文由于缺字严重，其意义不明。再如东汉明帝时县廷失窃，“先是河南县亡失官钱，典负者，坐死及罪徙者甚众，遂委责于人，以偿其秏。乡部吏司因此为奸，僚常疾之。”[42]正是由于这次事件，“坐死及罪徙者甚众”，法律规定可谓严厉也。在财政管理环节中出现的问题还包括官吏挪用公款或公款它用等，如：

《汉书》卷六六《公孙贺传附子敬声传》：敬声以皇后姊子，骄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军钱千九百万，发觉，下狱。(第2878页)

《汉书》卷七六《韩延寿传》：延寿代萧望之为左冯翊，而望之迁御史大夫。侍谒者福为望之道延寿在东郡时放散官钱千余万。望之与丞相丙吉议，吉以为更大赦，不须考。(第3214页)

《后传书》卷五八《虞诩传》：……寻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钱给贷贫人，司空劾案，州及郡县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权制。(第1872页)

从以上引文可见，“擅用北军钱千九百万”，结果获罪下狱，但“州郡以走卒钱给贷贫”也是不容许的。再从张家山汉墓竹简的记载中也可以得知，当时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官有财物管理和审核的制度。张家山汉简《奏谳书》：

七年八月己未江陵丞言：醴阳令恢盗县官米二百六十三石八斗。恢秩六百石，爵左庶长□□□□从史石盗醴阳己乡县官米二百六十三石八斗，令舍人士五(伍)兴、义与石卖，得金六斤三两、钱万五千五十，罪，它如书。兴、义言皆如恢。问：恢盗臧(贓)过六百六十钱，石亡不讯，它如(辞)。鞫：恢，吏，盗过六百六十钱，审。当：恢当黥为城旦，毋得以爵减、免、赎。律：盗臧(贓)直(值)过六百六十钱，黥为城旦；令：吏盗，当刑者刑，毋得以爵减、免、赎，以此当恢。恢居郦邑建成里，属南郡守。南郡守强、守丞吉、卒史建舍治。(《张家山汉墓竹简》，第219页)

从这个材料来看，恢系左庶长，指使从史石盗取本县己乡的公米，由他的舍人士伍兴、义和石一起出卖。王子今先生对此有详细的解释[43]，他认为，恢与石的罪行都是盗“官米二百六十三石八斗”，似不存在“盗与分”事，一种可能是石在逃，盗赃即不分割，一种可能是确为恢所指使，也就是谋遣石盗，若教石可(何)盗所。《奏谳书》此例引用《律》：“盗臧(贓)直(值)过六百六十钱，黥为城旦”，与《二年律令》“盗臧(贓)直(值)过六百六十钱，黥为城旦舂”相同，只是省略了“舂”字。又引录《令》：“吏盗，当刑者刑，毋得以爵减、免、赎”，则是我们在《二年律令》中没有看到的。这条《令》，应是对律文实施方式的补充。从简文看，“石亡不讯”，而恢的处治，完全尊从《律》与《令》：“当：恢当黥为城旦，毋得以爵减、免、赎。”我们认为，王先生的这种分析是合理的。由此可以看出汉律对官有财物的立法和管理是相当严格的，再如汉简：

□□寅士吏兼行候事敢言之：爰书戍卒颍川郡长社临利里乐德、同县安平里家横告曰：所为官牧橐他，戍夜僵草中，以□行。谨案：德横□到橐他，尉辟推谨毋刀刃木索，德、横皆证所言，它如爰书敢。E．P．T57：85(第343页)

神爵二年十一月癸卯朔乙丑，县泉啬夫□□敢言之：爰书御千乘里畸利课告曰，所葆养传马一匹，骓牡□□□□□□□二□为六尺一寸□□□□送□匹五乘至安病死，即与御张乃始治定药期马死□定毋病□□索□病死、审澄之，它如爰书，敢言之。敦1301

这是一份为官府放牧橐他或传马在橐他、传马病死后向官府报告形成的爰书。这里要提的是，两条简文记载的都是官府将死牲畜作了检验之后，将结果上报的内容，官府作出这种检验的目的是想通过检验确认该牲畜是病死，还是其它原因所致，并由此来决定如何对之进行法律制裁。

从以上列举的大量史实说明，秦汉财政监督立法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囊括了财政运行机制的各个环节，从而有效地防止了财物流失，保障了财政运行的顺利畅通。

四、对汉代财政监督的评价

那么，我们如何评价汉代财政监督的实施及其效果呢?

第一，财政监督立法严格。《二年律令》在财政监督和惩治财经犯罪方面有详细的规定，律文规定：“擅赋敛者，罚金四两，责所赋敛偿主。”[44]官员擅自赋敛百姓，将被判处罚金四两的处罚，并让他把所赋敛之物退还原主。说明汉律对管理人员的要求是严于普通人的。前引《张家山汉墓竹简·奏谳书》载：“鞫：恢，吏，盗过六百六十钱，审。当：恢当黥为城旦，毋得以爵减、免、赎。律：盗臧(贓)值过六百六十钱，黥为城旦。令：吏盗当刑者刑，毋得以爵减、免、赎，以此当恢。”(第219页)看来，主管官吏犯盗窃罪与普通人犯盗窃罪所受到的处罚是一样的，而且不能因其爵位而获得减免或以钱赎罪。文中还引了当时《令》中的一条规定：“吏盗，当刑者刑，毋得以爵减、免、赎。”“令”也是当时的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具有极高的法律效力。

第二，加强财政监督的执行，主要体现在稽查财务腐败方面。官员“受赇”是吏治腐败的表现。《二年律令·盗律》的规定：“受赇以枉法，及行赇者，皆坐其臧(贓)为盗。罪重于盗者，以重者论之。”整理者解释，“受赇”就是受贿，“行赇”就是行贿[45]。无论是受贿还是行贿，均按其赃值与盗窃罪同样论处。如果其中某些罪行的量刑比盗窃罪还重，则以重者论处。行贿者也与受贿者一样同罪论处。值得注意的是，《二年律令》中的《盗律》把贪污与盗窃同罪论处，说明了汉代统治者对官员贪污的惩治力度，《奏谳书》中的一个案例记载，两个行贿、受贿的官员受到了法律制裁，称其“受、行赇枉法也”。再如《具律》规定：

鞠(鞫)狱故纵、不直，及诊、报、辟故弗穷审者，死罪，斩左止(趾)为城旦，它各以其罪论之。(第147页)

这是对监察执法官吏腐败的一种惩治规定，监察官吏如果徇私枉法、对案情不审查到底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具律》规定：

译讯人为(诈)伪，以出入罪人，死罪，黥为城旦舂；它各以其所出入罪反罪之。”“劾人不审，为失；其轻罪也而故以重罪劾之，为不直。(第149页)

说明当时统治者对监察执法腐败问题是比较重视的。我们可以从《杂律》中看到：

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敢字贷钱财者，免之。(第157页)

意思是，凡是食俸六百石以上的官员和在朝廷中做官的官员，有敢放高利贷获利者一律被免除官职。这可以说是整顿财经系统官吏腐败的一项措施。该律另有规定：“擅赋敛者，罚金四两，责所赋敛偿主。”(第158页)是说官员擅自赋敛百姓，将被判处罚金四两的刑罚，并让他把所赋敛之物退还原主。

第三，秦汉时期政府对违反财经法纪行为的惩罚是很严厉的。《汉书》卷一五《王子侯表》：“侯德天嗣，鸿嘉二年，坐恐猲国人，受财臧五百以上，免．(第498页)《汉书》卷五○《郑当时传》：任人宾客僦，人多逋负。司马安为淮阳太守，发其事，当时以此陷罪，赎为庶人。”(第2325页)《后汉书》卷三九《刘般传附子恺传》：“清河相叔孙光坐臧抵罪，遂增锢二世，衅及其子。”(第1308页)在考古资料和传世典籍中记载了大量被稽查出来的不法之吏，这些都是两汉财政监督体制比较完善的体现。

但是我们认识到，秦汉财政监督体制还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对于财政监督中出现的种种弊端还有哪些表现，有待于新出简牍材料进一步加以证实。

总之，两汉财政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部分官吏违法乱纪，抑制了某些官吏贪污盗窃活动，从而促进了国家财政管理机制的顺利运行，从财政上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580119。

本文系2006年7月于南昌召开的中国经济史学会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讨论稿，承蒙陈明光先生、杨际平先生和黄今言先生等的悉心指正，在此表示衷心的谢忱。

②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3版，第217—218页。

③参见马大英：《汉代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版；陈明光：《汉唐财政史论》，岳麓书社2003年版；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加藤繁：《汉代的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的区别及帝室财政一斑》，载自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卷三上古秦汉，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④陈世材：《两汉监察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11—23页。对“司隶校尉”、“刺史”和“督邮”的财政监督职能等问题的讨论，请参见拙著《汉简与财政管理新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⑤《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第3145页。

⑥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81页。

⑦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龙岗秦简》，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20—121页。

⑧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7页。

⑨所谓“提封”，一说意即通“共”，谓举其总数言之。或说“提封”，指管辖的封疆。见谢桂华：《尹湾汉墓新出<集簿>考述》，《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⑩《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66页。

⑾《后汉书》卷三九《刘般传》，第1305页。

⑿《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66页。

⒀《后汉书》卷一三《隗嚣传》，第531页。

⒁由于秦汉户籍制度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细致的研究，本文不拟赘述，这里仅仅根据前人很少使用或最近出土的户籍文书材料加以申论。相关研究请参见傅举有：《从奴婢不入户籍谈到汉代的人口数》，《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张金光：《秦户籍制度考》，《汉学研究》12—1，汉学研究中心出版1984年版，第75—99页；杨作龙：《汉代奴婢户籍问题商榷》，《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韩连琪：《汉代的户籍和上计制度》，《先秦两汉史论丛》，齐鲁书社l986年版，第378—396页；卢建一、王犹升：《从居延汉简看汉代户籍制度—居延汉简学习札记》，《西北史地》1991年第1期；孙筱：《秦汉户籍制度考述》，《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高敏：《秦汉的户籍制度》，《求索》1987年第1期。

⒂《史记》卷六《始皇本纪》，第232页。

⒃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43页。

⒄前揭《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25—126页

⒅参见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⒆前揭《尹湾汉墓简牍》，第77—78页。

⒇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编：《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70—180页。

[21]王素：《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选释》，《文物》2005年第12期。

[22]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218—219页。

[23]《汉书》卷一五《王子侯表》记载，元鼎五年，“侯圣嗣，坐知人脱亡名数，以为保，杀人，免”。注引师古说：“脱亡名数，谓不占户籍也。以此人为庸保，而又别杀人也。”第437—438页。

[24]《后汉书》卷二四《马援列传》，第862页。

[25]《后汉书》卷七八《张让传》，第2535页。

[26]前揭《尹湾汉墓简牍》，第78页。谢桂华先生认为：“这是有关东海郡该年度包括支付吏员俸钱在内的各类钱支出的总计，共为145834391钱和上一行各类钱收入总计266642506钱相抵，本年度结余钱120808115钱。”见谢桂华：《尹湾汉墓新出(集簿)考述》，《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27]具体参见加藤繁：《汉代的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的区别及帝室财政一斑》，载自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卷三上古秦汉，中华书局1993年版。

[28]《后汉书》卷八七《东号子麻奴传》，第2891页。

[29]《汉书》卷一八《外戚恩泽侯表》，第690页。

[30]《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97页

[31]如果违反了某一规定，也能被检查人员查出，如“十一月五日丁丑，城北卒訾谭受卅井塞尉檄：言适尊载甲渠候鄣转二两。”(254．13A)这里“尊”因为违反规定转运了两车货物，上级下达檄书加以责问。

[32]《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第743页。

[33]桓谭《新论》。

[34]见高敏：《试论尹湾汉墓出土<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的史料价值——读尹湾汉简札记之一》，《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卜宪群：《西汉东海郡吏员设置考述》，《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

[35]《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第133—134页。

[36]有关财政支出的情况，请参见拙文《汉代财政支出管理及其特点释证》，《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37]黄今言等：《汉代自然灾害与政府的赈灾形迹年表》，《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38]《睡虎地秦墓竹简》，第55页。

[39]《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第100页。

[40]《睡虎地秦墓竹简·仓律》，第36页。

[41]《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25—126页。

[42]《后汉书》卷三二《樊宏传附子鯈传》，第1124页。

[43]参见王子今：《汉初查处官员非法收入的制度——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读札记》，《政法论坛》2002年第5期。

汉代范文篇3

一、《史记》语言晓畅，《汉书》语言典雅

《史记》行文流畅，明白易懂。《汉书》则古雅严整，规范整饬，刘知几评论《汉书》的赞:“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2］82《汉书》之典雅在论赞中尤其突出。大体看来，《史记》之晓畅与《汉书》之古雅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史记》多用俗字，《汉书》刻意仿古。郑鹤声言:“《史记》多俗字，《汉书》多古字，俗字多则阅者易识，古字多则雅而有致。”［3］163先秦典籍传到汉代，其中有许多古奥难懂之词句，司马迁写《史记》“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4］53，为了表情达意，不避俗语口语，对于先秦已有的文献资料，往往采用流行的语言来代替艰深的古文字。下面试举两例:《史记•五帝本纪》: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又曰:“谁可者?”讙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於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尚书•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嚚讼可乎?”帝曰:“畴咨若予采?”讙兜曰:“都，共工方鸠布功。”帝曰:“吁，靖言庸违，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于，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史记•五帝本纪》: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孟子•万章上》: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由上面几段文字的对比可以看出，《史记》摘引前代史料的文字时，意思上虽然保持原文特色，语言上则多加润饰，将原本古奥难懂之文变成浅显通俗的今文。现代学者张舜徽在《广校雠略》中也指出:“编述体例之善，未有逾于《太史公》者也。其善奚在?一言以蔽之，曰:能以当代语言文字翻译古书而已……今观《太史公》所载《尚书》文字，如《五帝本纪》之引《尧典》，《夏本纪》之引《禹贡》……莫不代奇词以浅语，易古文为今字。其于《左传》、《国语》、《礼记》、《论语》之属，靡不皆然。”［5］10可见，研究者也看到了司马迁常用当代语言翻译古文这一文学事实。与司马迁翻译古文字不同的是，班固偏好古文奇字，如将《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赞中“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的“慨”改为“槩”。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言:“《史记•自序》:‘小子何敢让焉’，而《汉书》‘让’做‘攘’。《汉书•艺文志》亦云:‘尧之克攘’，今《尚书•尧典》云:‘允恭克让’，此晋人所改。”［6］239对于《汉书》好用古字的情况，安作璋在《班固〈汉书〉评述》中作过简单的总结:“《汉书》好用古字古义，当时人就有此种非议。如供给的‘供’，《史记》作‘供’，《汉书》作‘共’;嗜好的‘嗜’，《史记》作‘嗜’，《汉书》作‘耆’;踪迹的‘踪’，《史记》作‘踪’，《汉书》作‘纵’;谦让的‘让’，《史记》作‘让’，《汉书》作‘攘’，等等，不胜枚举。故‘《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非有文字学素养的人，确实不易看懂。”［7］《汉书》之好用古字，导致它一问世，即被公认为是一部难读的书，需口耳相传才能明其义，《后汉书•曹世叔妻传》言:“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就读。”［8］818《三国志•孙登传》载:“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二)《史记》多引人物口语，保持原汁原味，《汉书》多用书面化语言。《史记》之通俗晓畅还在于它的口语化倾向，书中常直接摘录人物的口头语;班固《汉书》则很少使用俗语方言，多用书面化的语言进行描写，多叙述语言。典型的例子有:《史记•陈涉世家》: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10］1960《汉书•陈胜传》:夥，涉之为王沈沈者!［11］1795《汉书》省却一个“颐”字，口语色彩大减。“夥颐”两字系楚语，夥，指多;颐，助词，加在一起即“好多啊!”《汉书》省却后，失去方言中原有情貌。《史记》对史料中的口语化痕迹往往加以保留，如《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以及先秦各世家的行文中，往往有“我”字，这是依据各国史记写作时的遗留，《史记》保留“我”字，一方面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摘录原书，另一方面更显亲切，表明是原来本国史料身份的残存。《汉书》语言雅正，很少口语化痕迹，即使写人物语言也多有加工，如《外戚传》中李夫人对姐妹们陈述“不见武帝”的情由:“所以不欲见帝者，乃欲以深托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从微贱爱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上所以挛挛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见我毁坏，颜色非故，必畏恶吐弃我，意尚肯复追思闵录其兄弟哉!”［11］3952“色衰而爱弛，爱驰而恩绝”，语言工整，虽然出自李夫人之口，却无一丝口语痕迹，倒似班固自己的总结。刘知几曾批评班固“怯书今语，勇效昔言”，认为《汉书》刻意仿古，失去天然风味，这一批评是中肯的。《史记》之所以呈现口语化倾向，与司马迁的经历密切相关。司马迁一生行万里路，破万卷书，游历甚广，注重吸收民间文化营养，早年的漫游经历不仅为他写《史记》搜集了许多历史资料，也为书中语言增添了许多民间色彩。班固缺少司马迁的实践经历，他的出身、经历以及时代都将他局限在书本，他只能做一个宫廷史家，这也是班固《汉书》更重文献，多收典雅之文的重要原因。

(三)《史记》善用虚词，《汉书》崇尚实词。在1987年黑龙江省教委主持的鉴定会上，根据微机统计，《史记》全书单字4974个，“之”字13659个，句子116567个，最长的句子有43个字，可知《史记》多用虚词。清人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说:“上古实字多，虚字少，典、谟、训、诰，何等简略，然文法自是未备。孔子时虚字详备，左氏情韵并美，至先秦更加疏纵。汉人敛之，稍归劲质，唯子长集其大成。”［12］8《汉书》崇尚实词的运用，较少使用虚词。杨树达在《汉书窥管》卷六中言:“孟坚于《史记》虚助之字往往节去。”［13］431指出《汉书》往往删去《史记》中的虚词。当然，有些删改是必要的，如《史记•项羽本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汉书•项籍传》改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去掉一个“也”字，干净利落，语势增强。前人多以富赡形容《汉书》，《汉书》中词汇不断变换，同一个意思往往用不同的词表达，如《傅常郑甘陈段传赞》:“廉褒以恩信称，郭舜以廉平著，孙建用威重显。”［11］3032“称”、“著”、“显”三个字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实词的变化反映出班固语言的丰赡。

二、《史记》用字不避繁复，《汉书》力求简洁

对于《史记》、《汉书》用字之繁简，历来学者都有所论述，班彪认为《史记》“尚有盈辞，多不齐一”［8］，《汉书》中欲使文字整饬，删削了许多所谓的“盈辞”。牛运震言:“它史之妙，妙在能简;《史记》之妙，妙在能复。”(《史记评注》卷一)所谓“复”，即指司马迁喜欢反复使用相同的句子或词语来增强文章的表达效果。如:《匈奴列传》赞语: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10］2919《太史公自序》: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10］3300叠句的使用有增强文势的效果。重复陈词，使作者之胸臆与悲慨尽显纸上。班固为追求谨严，多所删削，往往把叠句删改为一句，如将《太史公自序》中这段话改为“是余之罪夫!身亏不用矣”。两相比较，《汉书》语势大减，情感也平淡许多。除了这种句子的直接重复，《史记》中还有许多字词呈间隔重复，如《史记•项羽本纪》描写巨鹿之战时云: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10］307三个“无不”连用，楚军之英勇无畏、项羽之威名赫赫、各诸侯军诚惶诚恐之态都跃然纸上。而到《汉书•项籍传》中，却删除了后面两个“无不”，神理顿失，句子语势减损。钱钟书引前人语评价:《考证》:“陈仁锡曰:‘叠用三无不字，有精神;《汉书》去其二，遂乏气魄。’”按陈氏评是，数语有如火如荼之观。……倘病其冗复而削去“无不”，则三叠减一，声势随杀;苟删“人人”而存“无不”，以保三叠，则它两句皆六字，此句仅余四字，失其平衡，如鼎折足而将覆悚，别须拆补之词，仍著涂附之迹。宁留小眚，以全大体……《汉书•项籍传》作“诸侯军人人惴恐”、“膝行而前”;盖知删一“无不”，即坏却累叠之势，何若径删两“不有”，勿复示此形之为愈矣。［14］272肯定《史记》中叠字的运用，对《汉书》删削叠字表示不满。我们在体会《史记》中叠字叠句的精妙时，还应看到《史记》确实存在繁冗的毛病，如《汉书•袁盎晁错传》“从史盗盎侍儿”比之《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中“尝有从史尝盗盎侍儿”要简洁。刘知几曾举例批评《史记》之繁琐:孟坚又云: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服其善叙事。岂时无英秀，易为雄霸者乎?不然，何虚誉之甚也。《史记•邓通传》云:“文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书其事乎?又《仓公传》称其“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诏召问其所长，对曰:“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以下他文，尽同上说。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载其言，言事虽殊，委曲何别?案迁之所述，多有此类，而刘、扬服其善叙事也，何哉?［2］457—458对《史记》行文之繁琐非常不满。刘知几《史通•点烦》中史传文当“除字”的十四个例子中，《史记》占了九例，可见刘知几对《史记》的繁冗很不满意。《汉书》力求简洁，对《史记》多有省略，但有些省略并非必要。宋赵彦卫云:“《史记•高帝纪》云:‘高祖尝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班固删去一‘观’字，失多少意思。”［10］19安作璋也说:“班固又好省字，如《李广传》、《窦田灌韩传》、《酷吏传》等，大多袭用《史记》原文，‘所争只在二三字，却失语气之重。’有时甚至文理不通。如《史记•宁成传》:‘操下如束湿薪’。《汉书》则作‘操下急如束湿’。增一‘急’字去一‘薪’字，则不知所束为何物。《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之。’《汉书》但云:‘令求盗之薛治’，删一‘之’字，则文义不明。”［7］总而言之，《史记》语言恣肆，不拘一格，多用虚字，不避叠字叠句，常有一气呵成之感。《汉书》对《史记》多所删改，力求雅正，有时反失《史记》之气势和生动，胡应麟说:“子长叙事喜驰骋，故其词芜蔓者多。谓繁于孟坚可也，然而胜孟坚者，以其驰骋也。孟坚叙事尚剪裁，故其词芜蔓者寡，谓简于子长可也，然而逊于子长者，以其剪裁也。”［16］129繁简都是相对的，当详则详，当简则简，一味求简，反失却原书意趣，可谓得不偿失。

三、《史记》多散句，《汉书》多骈偶

汉代范文篇4

说到汉代的女权，可能有人首先会想到曾经家喻户晓的吕后专政故事。吕后多谋而果断，汉并天下后，曾经努力协助刘邦翦除异姓诸侯王。她处死韩信，力促刘邦夷灭彭越宗族。汉惠帝死后，吕后临朝称制8年，擅权用事。其实，汉代这种所谓“母党专政”，“权在外家”[1]的情形屡有发生。例如东汉时期，“多女主临朝，不得不用其父兄子弟，以寄腹心，于是权势太盛。”[2]

汉武帝是武功卓越的帝王，而卫青以皇后卫子夫同母弟的身份被任命为大将军，霍去病以卫子夫姊子的身份被任命为骠骑将军，李广利以汉武帝所宠幸李夫人兄的身份被任命为贰师将军。汉武帝时代的3位名将都由女宠擢升，也是可以反映汉代妇女对政治生活有重要影响的迹象。

世系从母系方面来确定，是远古时代的婚姻关系所决定的。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曾经指出，直到三代以后，“姓之字多从女，如姬、姜、嬴、姒、嬀、姞、妘、婤、姶、嫪是也。”其实，在汉代，仍然可以看到承认女系这一古老文化现象的遗存。汉景帝长子刘荣因母为栗姬，于是被称为“栗太子”。汉武帝子刘据立为太子，因其生母为卫皇后卫子夫，又被称为“卫太子”。刘据的儿子刘进，因生母为史良娣，所以又称作“史皇孙”。平阳公主也随母姓，号“孙公主”。汉灵帝的儿子刘协，也就是后来的汉献帝，因为由董太后亲自抚养，称“董侯”。淮南国太子有称为“蓼太子”者，据说“蓼”也是“外家姓”。[3]这一现象不仅表现在皇族。高祖功臣夏侯婴的曾孙夏侯颇娶了被称为“孙公主”的平阳公主，以致后世“子孙更为孙氏”。[4]

姓氏从母，是保留古风的文明程度较为落后的民族的习俗。匈奴人据说“其俗贵者皆从母姓”。[5]汉代上层社会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是令人惊异的。

关于女性祖先“妣”，除了通常“祖妣”的说法而外，也有“妣祖”称谓。也就是说，女性祖先被置于男性祖先之前。“妣祖”之说由来尚早，如《诗·小雅·斯干》：“似续妣祖，筑室百堵。”这样的说法在汉代文献中仍然可以看到。例如王粲《太庙颂》：“昭大孝，衎妣祖。”《汉书·郊祀志下》记载王莽宣布的礼祀制度，说到“祀天神，祭墬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按照颜师古的解释，这是《周礼·春官》规定的“大司乐”的职能，先妣，是指周人始祖姜嫄，先祖，是指周部族的早期领袖先王先公。《周礼·春官·大司乐》中“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先。汉代学者郑玄的解释，确实是“先妣，姜嫄也”，“先祖谓先王先公”。传说周人世系最早始于姜嫄踩了巨人的脚印于是怀孕而生后稷[6]，以此来解释“享先妣”先于“享先祖”现象的说法，当然是可以成立的，但是王粲“衎妣祖”之说却与周人祭祀秩序没有直接关系。可能对于汉代一般人来说，“先妣”较“先祖”占据着更尊贵的地位，在祭祀礼俗中也应当更为优先的意识依然存在。

明代史学家张燧曾经著《千百年眼》一书，作纵横千百年的历史评论。这部书的卷四有“汉高祖尊母不尊父”条，说汉高祖刘邦即皇帝位后，先封吕雉为皇后，封子为皇太子，又追封其母曰昭灵夫人，“时太公乃遗而不封，已不可解”，又过了2年左右，刘邦相继封刘贾、刘喜、刘交、刘肥为王，丞相萧何以下大小功臣也皆已分别受封，“而太公复未议封，即群臣亦无一言及之，何也？”于是感叹道：“是帝为天子已七年，而太公尚为庶人也，大异矣！”张燧以为刘邦先封其母却遗忘其父大可惊异，却没有说明其中的原因。其实，能够指出“尊母不尊父”这一现象，已经是重要的历史文化发现了。

汉代还多有妇女封侯，得以拥有爵位和封邑的情形。例如，汉高祖刘邦封兄伯妻为阴安侯。吕后当政，封萧何夫人为酂侯，樊哙妻吕媭为临光侯。汉文帝时，赐诸侯王女邑各二千户。汉武帝也曾经尊王皇后母臧儿为平原君，王皇后前夫金氏女为脩成君，赐以汤沐邑。汉宣帝赐外祖母号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两县户万一千为汤沐邑。王莽母赐号为功显君。王莽又曾建议封王太后的姊妹王君侠为广恩君，王君力为广惠君，王君弟为广施君，皆食汤沐邑。东汉时期，东海王刘彊临终上疏曾经说道：“天恩愍哀，以臣无男之故，处臣三女小国侯，此臣宿昔常计。”[7]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刘彊因为无子，3个女儿都被封为“小国侯”，刘彊以致终生感激。两汉史籍记载女子封侯封君事多至30余例。

汉代贵族妇女在婚姻关系和家庭生活中占据较高地位，也留下了比较显著的社会历史印痕。《汉书·王吉传》记载，汉宣帝时，王吉曾经上疏评论政治得失，谈到“汉家列侯尚公主，诸侯国则国人承翁主”的情形，他认为：“使男事女，夫诎于妇，逆阴阳之位，故多女乱。”将所谓“女乱”即政治生活中女子专权现象的原因，归结为社会生活中女子尊贵现象的影响。“使男事女，夫诎于妇”的情形在民间也有表现。妇女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有些地区甚至成为一种民俗特征。《汉书·地理志下》关于陈国（今河南淮阳附近）地方风习，就有“妇人尊贵”的记述。

汉代妇女对于个人情感生活的体验形式，与后世比较，可能也有值得注意的差异。汉武帝的姑母馆陶公主寡居，宠幸董偃，一时“名称城中，号曰‘董君’”。他建议馆陶公主以长门园献汉武帝。汉武帝大悦，在探望馆陶公主时尊称董偃为“主人翁”，相见欢饮，一时“董君贵宠，天下莫不闻”。于是，这种“败男女之化，而乱婚姻之礼，伤王制”的不合礼法的关系经皇帝的承认而得以合法化。据说“其后公主贵人多逾礼制，自董偃始”。[8]汉昭帝的姐姐鄂邑盖公主“内行不修，近幸河间丁外人”。据《汉书·霍光传》，票骑将军上官桀等甚至依照国家以往“以列侯尚公主”的制度，“欲为外人求封”，遭到拒绝之后，“又为外人求光禄大夫。”丝毫不以为这是一种不光彩的关系。《汉书·胡建传》则称丁外人为“帝姊盖主私夫”。当时上层社会对于这种关系，似乎也没有形成沉重的舆论压力。

汉家公主不讳私夫，天子安之若素，朝野亦司空见惯，贵族重臣甚至上书乞封。皇族妇女的这种行为能够堂而皇之面对社会，是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为条件的。在当时的社会，寡妇再嫁，是自然而合理的事。史书记载的社会上层妇女比较著名的实例，就有薄姬初嫁魏豹，再嫁刘邦；平阳公主初嫁曹时，再嫁卫青；敬武公主初嫁张临，再嫁薛宣；王媪初嫁王更得，再嫁王乃始；许孊初嫁龙頟思侯，再嫁淳于长；汉元帝冯昭仪母初嫁冯昭仪父，再嫁郑翁；臧儿初嫁王仲，再嫁长陵田氏；汉桓帝邓后母初嫁邓香，再嫁梁纪等。

汉光武帝时，帝姊湖阳公主新寡，刘秀与共论群臣，有心微察其意向。公主说：“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表示对大司空宋弘德才与仪表的爱慕。刘秀愿意谋求撮合。据《后汉书·宋弘传》，刘秀后来专意接见宋弘，让公主坐在屏风后面，又对宋弘说：都说人尊贵了就会换朋友，富有了就会换妻子，这也是人之常情吧？宋弘则说：“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刘秀于是对公主说：“事不谐矣。”告诉她事情没有办成。虽然宋弘拒绝了刘秀的暗示，其事最终“不谐”，但是湖阳公主给人们形成深刻印象的敢于主动追求有妇之夫的行为，可以看作反映当时社会风尚的重要信息。

关于平阳公主之再嫁，《史记·外戚世家》褚少孙补述：“是时平阳主寡居，当用列侯尚主。主与左右议长安中列侯可为夫者，皆言大将军可。”公主笑道：此人出自我家，以前常常作为侍卫从我出入的，今天怎么能作丈夫呢？“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将军姊为皇后，三子为侯，富贵振动天下，主何以易之乎？’于是主乃许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诏卫将军尚平阳公主焉。”可以看到，平阳公主择定再醮的对象时，非常大方地与“左右侍御者”公开讨论，“主笑曰”云云，也反映其态度的坦然自若。而从公主一方同意，事实上已经使婚姻成为定局，可知妇女在这种婚姻再构过程中往往居主动地位。且先“言之皇后”，后“令白之武帝”的程序，也说明女子在这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汉初丞相陈平的妻子，据说在嫁给陈平之前已曾5次守寡。《史记·陈丞相世家》说，“户牖富人有张负，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陈）平欲得之。”城中有人办丧事，陈平“侍丧”，尽心竭力。张负于是产生良好印象，又随陈平至其家，看到家虽穷弊，然而“门外多有长者车辙”。张负对其子张仲曰：我愿意把孙女嫁给陈平。张仲以陈平贫不事事，一县中尽笑其所为，表示疑虑。张负坚持道：像陈平这样出色的人怎么能长久贫贱呢？决意成就了这一婚姻。吴景超先生在分析汉代女子再嫁情形时曾经写道，“其中嫁人次数最多的，要算陈平娶到的妻子。他的妻子姓张。”他又分析了“这位张女士的历史以及嫁给陈平的经过”。他指出：“这个故事，有好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嫁过五次的女子，不厌再嫁。第二，寡妇的尊长，不但不劝寡妇守节，还时时刻刻在那儿替她物色佳婿。第三，嫁过几次的女子，也有男子喜欢她，要娶她。第四，寡妇的父亲，并不以女儿为寡妇，而降低其择婚的标准。此点从张仲的态度中可以看得出来。张负肯把孙女嫁给陈平，并非降低标准，乃是他有知人之明，看清陈平虽然贫困，将来终有发达的一日。”[9]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于“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语后写道：“按即《左传》成公二年巫臣论夏姬所谓‘是不祥人也！’”“人莫敢娶”，是因为有“尅夫”的嫌疑[10]，并非嫌弃她是“嫁过几次的女子”。

汉代寡妇再嫁不受约束、不失体面的风习，至汉末仍然多有史证。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揭开《三国志》的妃后列传，最令人注目的便是魏、蜀、吴的第一个皇帝，都曾娶过再嫁的寡妇。”[11]

在婚姻离异时也可以采取主动，同样是汉代妇女的权利。著名的朱买臣故事可以作为例证。《汉书·朱买臣传》说，朱买臣家贫，卖柴为生，常担柴道中，诵书歌讴，“妻羞之，求去”，“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后来前妻与其夫家一同上坟，见朱买臣依然饥寒，还曾经“呼饭炊之”。李白有《妾薄命》诗：“雨落不上天，覆水难再收。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后来朱买臣夫妻离异故事在民间传播，以此为主题的戏曲就有元杂剧《渔樵记》、清传奇《烂柯山》、京剧《马前泼水》等。其实朱买臣富贵后重见前妻事，也并没有覆水难收的情节。[12]“马前泼水”的衍化，其实可能也是后世人未能理解汉代人精神风貌的一种反映。我们所注意的，是朱买臣妻主动离婚的事实。女方“求去”，男方“不能留，即听去”，前者要求同意，后者未能挽回，于是勉强应允。这种妇方主动提出协议离婚的情形，在汉代以后的中国正统社会中，是不多见的。

《汉书·张敞传》说，汉宣帝时地位相当于京畿地区最高行政长官的京兆尹张敞，据说“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憮”。张敞这样的高级官僚亲自为妻子画眉，眉样媚好，一时传闻京中。于是所谓“京兆画眉”、“京兆眉妩”，成为形容夫妻和美的典实。张敞的这一行为被有关部门举奏，皇帝曾经亲自询问，张敞答对巧妙，又因皇帝爱其才能，所以未受责备。看来，“为妇画眉”，作为高官，似乎是不寻常的举动，然而在一般平民中，则可能未必令人惊异。东汉名士樊英患病，妻子派婢女探问，樊英竟起身下床答拜。有人不免诧异，樊英解释说，“妻，齐也，共奉祭祀，礼无不答。”[13]一个“齐”字，一个“共”字，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出汉代人在家庭关系中男女平等的意识。

班固在《白虎通·嫁娶》中也曾经强调：“妻，齐也，与夫齐体。”陈登原先生《国史旧闻》卷二八指出，“汉人虽曰已轻妇女，如曰夫为妻纲[14]，如曰二女为奻[15]，如曰不敢仰视[16]，然尚有不讳再嫁之事[17]，尚有以妻为齐之说。”如果我们借用“妻，齐也”的说法总结汉代妇女在若干方面享有与男子大体相当的权利这一事实，可能也是适宜的。当然，这种权利与现代意义上的“女权”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回顾这段历史，对于真切地认识中国古代妇女史的全貌，应当是有益的。

汉代妇女生活的上述情形，自然是在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据《汉书·文三王传》，梁荒王刘嘉的妹妹刘园子与梁王刘立有隐情，败露后，刘立惶恐自责，有“渐渍小国之俗”语。所谓“小国之俗”，应当包括与华夏人杂居的其他部族的文化影响。推想在汉文化融合多种文化因素初步形成的时代，儒学礼制尚未能规范所有的社会层面，“夫为妻纲”的性别统治格局也还没有定型，于是存在“妇人尊贵”的现象。鲁迅先生曾经盛赞汉代社会的文化风格：“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当时民族精神的所谓“豁达闳大之风”18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影响，当然更是我们在讨论汉代女权时不能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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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书·刘向传》。

[2]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两汉外戚之祸”。赵翼还指出：“两汉以外戚辅政，国家既受其祸，而外戚之受祸，亦莫如两汉者。”据说西汉外家20余，只有4家得以保全。东京后族，也只有阴、郭、马3家保全，其余皆无不败者。“推原祸本，总由于柄用辅政，故权重而祸亦由之。”外戚专政，常常导致“国家俱敝”。

[3]《汉书·伍被传》：“王曰：‘夫蓼太子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为汉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颜师古注：“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颖曰：‘食采于此，或言外家姓也。’师古曰：‘蓼自地名，而王之太子岂以食地为号？文言外家姓，近为得之，亦犹汉之栗太子也。’”

[4]《汉书·夏侯婴传》。

[5]《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一上》：“河南刘氏本出匈奴之族。汉高祖以宗女妻莫顿，其俗贵者皆从母姓，因改为刘氏。”

[6]《史记·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裴骃《集解》引《礼纬》说，周人姓姬，也是因为“祖以履大迹而生”。

[7]《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东海恭王彊》。

[8]《汉书·东方朔传》。

[9]吴景超：《西汉寡妇再嫁之俗》，《清华周刊》第37卷第9、10期合刊。

[10]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302页，第9页。

[11]董家遵：《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卞恩才整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258页。

[12]汉代已经有“覆水难收”的说法，但未见用于形容夫妻离异。如《后汉书·何进传》：“国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可收，宜深思之。”

[13]《后汉书·方术列传上·樊英》。

[14]《白虎通·三纲六纪》。

[15]《说文解字》卷十二下。

[16]《后汉书·梁鸿传》举案齐眉故事。

汉代范文篇5

“灵魂不死”是古代民族的共同信仰，认为人死后灵魂依然活着。从山顶洞人陪葬中的装饰品到濮阳西水坡墓葬中的蚌塑龙虎都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灵魂意识。商周频繁而隆重的祭祀和墓葬中大量的陪葬也是一种灵魂不朽观念的反映。其实就是人类否定死亡、追求生命永恒的一种信念，这种观念深深地扎根于人类本能的情感之中。基于当时灵魂观念中死后魂、魄分野的意识，汉代墓室壁画在整体构思和图像的选择和配置上通常按照墓室本身的空间架构，把壁画分上、下两大部分来安排。上部(主要是墓室顶部、隔梁上部，间或也有四壁上端)一般绘日月天象，下部(主要是墓室四壁)一般绘地下阴宅，两部分共同构成一个宇宙自然景观。受以上思想观念的影响汉代的墓室壁画在不同时期形成了几个固定且有相当内涵的绘画体系。

（一）宇宙天象与祥瑞灵兽组成的天堂仙界景致

这些题材内容虽然贯穿汉墓壁画的始终，但其主要兴盛于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图像大多分布在墓室顶部或四壁上端，主要有:一、日月，日中配以金乌，月中则有玉兔、蟾赊或桂树;二、星宿，或描绘零散的星辰，或描绘北斗之类的星宿，或描绘二十八宿，有些星宿还用人物或动物表示;三、翡蔚的彩云;四、人首蛇躯的伏羲和女蜗，两神或分别紧贴日、月，或分别双手擎日、举月;五、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早期壁画墓中北方神则是蛇或鱼妇;六、句芒、祝融、玄冥、后土五方之佐;七、西王母及其天庭仙灵瑞兽，这组图像通常包括头戴华胜的西王母、捣药的玉兔、舞蹈的蟾赊、奔跑的九尾狐和三足乌;八、或乘龙、或御虎、或驾麟、或跨鱼、或骑鹤、或戏马、或飞升的羽人;九、昆仑仙山;十、升仙的墓主之魂;十一、虎头蛇身、鸟头蛇身、龙首人躯、龙首虎躯、鱼身鸟、应龙、翼虎、仙鹤、天鹅、天马、天鹿、白象、蜚廉、雨师、凤凰等天界神怪灵异以及灵芝、瑞草、莲花等。东汉晚期一些壁画墓中则把各种灵瑞从天堂仙界中剥离出来，集中展现了一些具有特定意义的祥瑞形象，其图像所蕴含的天人感应思想相当明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内蒙古合林格尔汉墓的墓室壁画中还出现了“仙人白象”的佛教题材绘画内容。

（二）镇墓辟邪的各种神怪灵异物

这类题材内容在汉墓壁画中也一直持续不断，但前后有所变化。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担当镇守墓室、保护墓主安全的守护者均取自传说中一些形象狞厉凶狠的神灵。专司此职的神灵有方相氏、疆良等。另外，一些天堂仙界的神灵或方位神往往也兼有镇墓辟邪的功能，如方位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门吏、门奴形象虽于新莽时期就已出现，但尚不普及。东汉后期至汉魏之际，此前流行的镇墓辟邪神灵依然存在，并且还出现了诸如虎头、重明等一些新形象。但总体来看，以狞厉怪异的神灵来作为墓主护佑还是比较普遍。

（三）墓主生平重要功绩和与之相关的庄园生活场景

这些题材内容萌发于新莽时期，盛行于东汉后期至汉魏之际。图像有:一、墓主人像，画面通常以墓主坐帐为中心，情节多为墓主宴饮或观赏乐舞百戏。常见场景有猜拳行令、博局对弈、击鼓弹奏、舞蹈杂耍等。二、表现墓主仕宦经历的车马出行队列，场面宏大的出行队列一般由主车、从车、导骑、护骑、步卒等组成。三、表现墓主人迎宾受礼的场面。四、墓主周围的侍从、属吏。五、作为墓主家居卜生活一部分的厄厨劳作，多表现为炊食、杀鸡、宰羊、春米等情节。六、墓主任官的治所，包括城市、衙府、军舍、武库等。七、墓主人的庄园坞壁、宅邸庭院以及生产劳动场面，有屋宇田舍、山川河流、鸟兽畜禽、农耕收获、放牧狩猎等图像。

二、结语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到汉代墓室壁画极大地拓展和丰了自战国以来墓葬绘画的表现领域。其图像涉和当时的思想、信仰、科学、宗教、神话、军事、政治、礼仪、典章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谓联系紧密。从中比较直观的反映出汉代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用极其大气优美的笔触再现了那一段历史。堪称一部用绘画编写的汉代历史巨著。

汉代范文篇6

一

赋在最初产生时就与军事需要相关。《汉书·食货志》在记述“先王”之制时说：“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汉书·刑法志》亦曰：“因井田而制军赋。......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可知赋是在土地与工商山林川泽之外的收入，其用途是供应军需。

秦人的赋出现于战国中期。《史记·秦本纪》：“（秦孝公）十四年，初为赋。”《集解》徐广曰：“制贡赋之法也。”《索隐》谯周云：“初为军赋也。”秦孝公十四年（公元前348年），正是商鞅在秦国变法之时。征赋是商鞅的一项变法措施，其主要目的是供应军费，故称此赋为“军赋”。

秦人的赋，开始时大约是以户为单位征收的。商鞅的变法令规定，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而不分立门户的，就要加倍征赋：“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1]又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可（何）谓‘匿户’及‘敖童弗傅’？匿户弗繇使，弗令出户赋之谓也。”[2]可见秦人曾有“户赋”。但不清楚当时是否还另有人头税，也无法判定此“户赋”是否为一户之内人头税的集合。我们能够确知的是，到秦始皇时，已经有了人头税。《淮南子·氾论训》：“（秦）发適戍，入刍稿，头会箕赋。”《史记·张耳陈馀列传》：“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百姓疲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睡虎地秦简《金布律》：“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畚”即畚箕，“头会箕赋”和“头会箕敛”即用畚箕按人头敛钱，“以供军费”则说明其目的是用作军费。

秦朝的人头税叫作“口赋”。《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曰：“（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七国考·秦食货》引《咸阳大事记》曰：“秦赋户口，百姓贺死而吊生。故秦谣曰：‘渭水不洗口赋起。’”可知从秦人从很小起就缴纳口赋，其负担之重，到了“百姓贺死而吊生”的地步。秦朝口赋的缴纳数额，史籍中没有记载。当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3]秦始皇长时期大规模地用兵，军费消耗极巨，遂苛敛民赋以供需求。《汉书·食货志》记载：“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往者秦为无道，残贼天下，兴万乘之驾，作阿房之宫，收太半之赋，发闾左之戍。”以上史料均称秦朝“收泰（太）半之赋”，即所征的赋达到了百姓收入的三分之二。这当中或许包括了田租和其他税项，如董仲舒所谓“盐铁之利”，但人头税应是其重要成分。《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末“关东群盗并起”，冯去疾、李斯、冯劫向秦二世进谏：“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这表明，赋税沉重乃是导致秦朝动乱以至灭亡的原因之一。二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局势趋于稳定，国家财政也发生了变化。《史记·平准书》记载汉初的情况：“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据此，“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是皇帝与王侯的“私奉养”，而民赋则供应“吏禄”与“官用”。《新论·谴非》记载西汉后半期的情况；“汉宣以来，百姓赋钱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官吏的俸禄用去民赋的一半，而另一半应是支应“官用”。在汉代，尽管战争与杀伐较秦时已大为减少，但从汉代诸赋的设置、征收和使用情况看，军费在“官用”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汉代国家军费的来源比秦代要复杂一些，但头绪相对清楚。汉代的赋共有三项，即按人征收的税项——人头税（口赋、算赋）和成年男子的代役金（更赋），以及按户征收的税项——家庭资产税，它们构成了汉代军费的基础，但开征名义与用途各不完全相同。

汉代的人头税，分口钱与算赋两种。口钱是未成年者的人头税。[4]《汉旧仪》：“年七岁以至十四岁出口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说文解字》释“赀”：“汉律，民不繇，赀钱二十三。”汉代不足15岁的未成年者不供应徭役，而出口钱（或曰“赀钱”），每人23钱。《汉书·贡禹传》：“（贡禹）以为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议，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钱，自此始。”不足15岁的未成年者缴纳23钱口钱的制度始于汉武帝，当时的起征年龄是3岁。到汉元帝时，因贡禹的建议而改为7岁。在这23钱中，20钱是“供养天子”的，另3钱为武帝所加，目的是“补车骑马”。

“车骑马”这一名称屡见于汉史，是指可供驾车和骑驰的军马。《汉书·武帝纪》记载：“（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五月，籍吏民马，补车骑马。”可知“车骑马”是马，而非车与马的连称。《汉书·食货志》记载，晁错曾向汉文帝建议：“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既称“一匹”，又与“武备”相关，自然是指军马。又《史记·平准书》：“于是天子以为山东不赡，赦天下囚，因南方楼船卒十余万人击越，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车骑马乏绝，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差出牝马天下亭。”因战争而导致“车骑马”短缺，故令封君至三百石吏出牝马给天下亭，也说明“车骑马”就是军马。

汉武帝时期，军马的需要量很大。据《汉书·匈奴传》记载，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曾先后八次进攻匈奴，每次都使用数以万计的马匹。元狩四年之战投入的数量最多：“发十万骑，私负从马凡十四万骑。”军马在战争中急剧消耗。尤其是元狩四年之战，“汉士物故者万数，汉马死者十余万匹。匈奴虽病远去，而汉马亦少，无以复往”。

马匹的惨烈损失，导致了西汉王朝马政的一系列变化。《汉书·武帝纪》记载：“（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天下马少，平牡马匹二十万。”此时正是元狩四年之战后的次年，西汉王朝将天下公马的价格统一为每匹20万钱。马政的变化还包括将马放租收取利息，登记吏民马以备征用[5]等等。增加口钱数额以“补车骑马”的政策，有可能也是在这一时期制定的。尽管口钱所增加的3钱与20万钱马价相比大小悬殊，但这里更为重要的意义或许在于西汉王朝欲通过此举而使全民参与备战。

虽然口钱所增数额不大，但据贡禹所说，由于其起征年龄早，仍是百姓“重困”的原因。故汉元帝用了贡禹的建议，将口钱的起征年龄由3岁改为7岁。这样，缴纳口钱的人数就较先前减少了三分之一。王充《论衡·谢短篇》曰：“七岁头钱二十三。”王充是汉和帝时人，可知这一制度至东汉沿用不改。

三

另一种人头税是算赋。算赋是15—56岁百姓的人头税。《汉书·高帝纪》：“（高帝四年，公元前203年）八月，初为算赋。”注引如淳曰：“《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赋钱即算赋。这里清楚地指明，赋钱的用途（或主要用途）是供应军械和军马的开支。

在汉代，中央和地方都有储存军事装备的武库。中央的武库设在长安和洛阳两地。《汉书·高帝纪》：“（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二月，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西汉王朝在初建都时就营造武库，将此视为要急。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发生巫蛊之乱，卫太子遣使者“矫制赦长安中都官囚徒，发武库兵”。此即长安武库，大约本由皇帝直接控制，故卫太子“矫制”发之。考古工作者在20世纪70年代曾对长安武库遗址进行发掘。经考察，发现该武库位于未央、长乐两宫之间，东西长700余米，南北宽300余米，总面积为23万平方米，四周有夯土建造的厚达15米的围墙，宛若一座小城。在库房中，存放着刀、剑、矛、戟、镞和铠甲等，大多为铁制品[6]。洛阳武库更是一个大型的军械储备基地，史称“精兵所聚”[7]。王夫人曾向汉武帝请求将其子封到洛阳为王，而武帝以“洛阳有武库、敖仓，当关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来，传不为置王”，予以拒绝[8]。

汉代靠近北边的郡国设有武库。《汉书·成帝纪》：“（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立故河间王弟上郡库令良为王。”注引如淳曰：“《汉官》北边郡库，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武库令的品秩是六百石[9]，在县长之上，而上郡的库令又是河间王弟，估计该武库规模不小。又《汉书·武五子传》：刘长为燕王旦命令群臣曰：“寡人赖先帝休德，获奉北藩，亲受明诏，职吏事，领库兵，饬武备。”知燕国亦当有武库。

汉代在内地各郡也设武库。据记载，汉武帝时，南阳、楚、齐、燕赵之间，曾有“盗贼”攻城邑，“取库兵”谋反[10]；汉成帝时，颍川铁官徒申屠圣、山阳铁官徒苏令、广汉男子郑躬、陈留男子樊并“盗库兵”谋反[11]；汉平帝时，阳陵任横“盗库兵”谋反[12]；东汉时，因广柔县蛮夷反，蜀郡“发库兵击之。”[13]

近年出土于尹湾汉墓的《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是一部记录汉成帝时期东海郡武库所收藏兵器与军车名目及数量的集簿。该集簿分两部分：“乘舆兵车器”部分登载了58种军械，共114693件；“库兵车”部分登载了182种军械，共23753794件。其中，剑、刀、矛等手执的兵器数量极大，如“剑九万九千九百一”，“刀十五万六千一百卅五”，“矛五万一百七十八”等。除一般兵器外，集簿还登载了各种车具和军车，如“车披具”、“冲车铁鞮”、“冲车”、“战车”、“轻车”、“将军鼓车”、“将军兵车”、“强弩车”、“连弩车”、“武刚连弩车”等。军车的数量也不少，一种名目可达数百辆，如“兵口车六百七十七两”，“轻车三百一乘”等[14]。

军械制作的费用来自算赋。江陵凤凰山汉简提供了一个例证。算赋的征收单位是算，故又称算钱。在江陵凤凰山汉简中，有关于算钱征收情况的实物资料。据考证，这批简牍的年代属西汉文帝末年到汉景帝四年（公元前153年）。其中的4号、5号简，记录了当时市阳、郑里、当利这三个里的定算人数、算钱钱数及算钱名目。在算钱名目中，除“吏奉”、“口钱”、“传送”、“给转费”外，还有一项称作“缮兵”：“（当利里）二月算廿口口口缮兵。”[15]这条简文表明，当利里的纳算钱者在二月份每人出了20多钱用于“缮兵”。缮兵，即缮治武器。但凤凰山汉简中的这种“缮兵”费是用于地方武库还是上缴中央，目前还不清楚。因为从简文所记录的各种算钱名目来看，其去向不一：有的算钱可能用于地方，如“给转费”，有的则可能要上缴中央，如口钱。而要了解“缮兵”费的使用情况，尚嫌材料不足。

中央的武库，经费由大司农供应。汉哀帝时，侍中董贤方贵，“上使中黄门发武库兵，前后十辈，送董贤及上乳母王阿舍。（毋将）隆奏言：‘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给共养，共养劳赐，壹出少府，盖不以本臧给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费，别公私，示正路也。’”[16]“大司农钱”是出自“民力”，而“民力”在这里当指民赋。《汉书·百官公卿表》：“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有两丞。景帝后元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续汉书·百官志》大司农条本注曰：“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谷簿，其逋未毕，各具别之。”大司农所掌“诸钱谷”，主要为诸赋和田租。可知民赋是中央武库经费的来源。

算赋还用来支付官马的费用。前引《汉书·高帝纪》如淳注曰：算赋（赋钱）“为治库兵车马”。如前所述，口钱中用于“补车骑马”的数额并不大，因而官马的费用大概主要是由算赋来提供。汉代的官马可分三类。第一类是皇室和中央官署使用的乘舆厩马，如大厩、未央、家马等官厩中的马匹；第二类是边郡的苑马，由牧师苑管理，分布在北部和西部边境；第三类是各地驿传和亭中的马，如汉武帝时向封君至三百石吏征调的牝马，就交“天下亭”畜养。

汉代官马的数量很多。据《汉仪注》记载，牧师苑的马匹曾多达30万匹。汉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和五年（公元前44年），曾两次赐给宗室有属籍者马匹“一匹至二驷”[17]。“二驷”即8匹。《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五年（公元5年）诏曰：“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孙及兄弟吴顷、楚元之后，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汉平帝元始五年距汉元帝初元时不过50年左右，而“宗室子”为10余万人。据此估计，在汉元帝初元时，宗室有属籍者大概也会有几万人，而这两次赐马的数量则应以万计。

四

汉代按人征收的诸赋还包括成年男子的代役金，即更赋。汉代的成年男子，每年要为官府供应一定的劳役，可以亲身服役，也可以出钱代役。《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诏曰：“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注引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更迭为之，一月一更，是为卒更也。贫者欲得顾更钱，次直者出钱顾之，月二千，是为践更也。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徭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为过更。”照如淳所说，在内地服役，一月一更，不去者可雇人代役，工钱是2000钱；去边境做戍卒，每年3日，不去者须缴纳300钱给官府，由官府发给戍者。由于大多数人并不亲身赴边，而是缴纳300钱的代役金，这笔代役金就成了一种赋税，称“过更”，又称“更赋”。

“戍边三日”有可能是源于古制。《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曰：“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董说应是指周朝或是更早的时代曾经出现过的制度。古时百姓役轻，活动范围小，故有三日之制存在的可能。到了后世，这种役制已不能再实行，遂蜕变为一种税制。

征收更赋的记载，最早见于前引《汉书·昭帝纪》载元凤四年诏。是年为汉昭帝即位后的第十年，因“帝加元服”（举行冠礼），故免收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以前拖欠的更赋，以示恩恤。由此可知，在元凤三年以前已有更赋。

更赋应是在边境和平而少戍卒的形势下出现的。西汉的边事，大致可以汉武帝晚年为分界，此前纷繁，此后转为消歇，戍卒的数量在此前后有很大的变化。据《汉书·食货志》记载，从汉武帝元狩末到天汉初的近20年间，戍卒的人数持续增加，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时曾经超过60万人。但汉武帝在晚年改变了态度。他轮台之诏，“深陈既往之悔”，改行思富养民的政策，“由是不复出军”[18]。

到汉宣帝时，戍卒的数量已相当少了。《汉书·赵充国传》记载，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上汉宣帝书曰：“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汉书·宣帝纪》记载：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以边塞亡寇，减戍卒什二。”在汉宣帝神爵年间，北方的边境线上仅有戍卒数千人，到五凤年间又削减了20%。又《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元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夏侯藩谓匈奴单于曰：“窃见匈奴斗入汉地，直张掖郡，汉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数百人寒苦，候望久劳。”其时张掖郡三都尉仅有士卒数百人。可知在西汉的后半期，戍卒的数量是不多的。

不去服戍边之役的成年男子缴纳代役金。由于自汉武帝晚年起戍卒的数量开始减少，故更赋有可能是在汉武帝晚年出现，或是从那时起逐步定型的。汉昭帝以后，关于“更赋”、“过更”的记载开始在文献中零星出现。如《汉书·翟方进传》：翟方进向汉成帝“奏请一切增赋，税城郭堧及园田，过更，算马牛羊，增益盐铁”。注引张晏曰：“‘一切’，权时也。”此处的“过更”即更赋，但未知所谓“增赋”是增加“过更”等的征收数额还是临时增置这些税项。又《汉书·王莽传》：“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罷癃咸出。”这条材料表明，至少在西汉末年，征收更赋已是常制，而且“罷癃”——废疾之人也不能免，可知其征收范围不小。

到了东汉，文献中有关更赋的记载显著增多。以《后汉书》帝纪中的记载为例：中元二年（公元57年），汉明帝因羌人在陇西造反，发天水三千人，“复是岁更赋”。永平五年（公元62年），因元氏县为明帝生地，“复元氏县田租、更赋六岁”。汉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优恤流民还归者，“复一岁田祖、更赋”。永元九年（公元97年），诏曰：“今年秋稼为蝗虫所伤，皆无收租、更、刍稿。”汉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10年），“诏以三辅比遭寇乱，人庶流冗，除三年逋租、过更，口筭、刍稿”。元初元年（公元114年），“诏除三辅三岁田租、更赋、口筭”。汉顺帝永建五年（公元130年），“诏郡国贫人被灾者，勿收责今年过更”。阳嘉元年（公元132年），“禀冀州尤贫民，勿收今年更、租、口赋”。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太原郡旱灾，“遣光禄大夫案行禀贷，除更赋”。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诏太山、琅邪遇贼者，勿收租、赋，复更、筭三年”。以上史料提到的“更赋”、“过更”、“更”，应是同一种赋税。尽管更赋有时也被称作“过更”或“更”，但它并不是徭役的名称，而是与田租、口筭（算）、刍稿等并列的赋税项目，故免征时不仅可曰“复”、曰“除”，亦曰“勿收”、“勿收责”。

更赋被用来支付戍边的费用。《汉书·卜式传》记载：“河南上富人助贫民者，上识卜式姓名......乃赐式外徭四百人。”注引苏林曰：“外徭，谓戍边也。一人出三百钱，谓之过更。”外徭即戍边，“赐式外徭四百人”，就是把四百人一年的更赋钱赏赐给卜式。《汉书·元帝纪》：“（永光三年，公元前41年）以用度不足，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徭役。”“复除”，即免除赋税或徭役；“中外徭役”，指内地之役和戍边之役。复除者多，则役夫少、更赋少，导致了外徭供应的短缺。

如前所述，300钱是戍边3日的代役金，3日300钱，则1日100钱。汉代戍边的役期一般是一年。《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高后五年，公元前183年）令戍卒岁更。”役夫前往边地做戍卒，若一岁而更，扣除自已应尽的戍边义务外，为他人代役300多日，应得30000钱左右。据居延汉简记载，汉代戍卒的口粮、部分衣装乃至家属的口粮都是由官府供应的，因此官府大概不会将代役金如数发给戍卒。《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元年，公元58年）募士卒戍陇右，赐钱人三万。”被招募的戍边士卒赐钱三万，则服役的戍卒所得的代役金有可能要低于此数。

在居汉延简中，有不少关于“赋钱”收支的记载。例如：

“未得四月尽六月秋三月奉用钱千八百已得赋钱千八百。”（82·332）

“出赋钱二千七百给令史三人七月积三月奉。”（104·35）

“出赋钱八万一百给佐史八十九人十月奉。”（161·5）

“金曹调库赋钱万四千三…。”（139·28）[19]

以上简文中所提到的“赋钱”，有可能是指更赋，或主要是指更赋。

五

汉代供应军费的诸赋，在按人征收的项目之外，还有按户征收的项目。据文献记载，汉代曾有军赋。《汉书·惠帝纪》载汉惠帝诏曰：“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从“家唯给军赋”来看，军赋为当时的一种赋税项目，可能是按户缴纳的。其征收面颇广，即使是通常享有复免赋役特权的人（现任六百石以上官吏与家人同居者，原将军、都尉及二千石官等），也要缴纳。“军赋”，顾名思义，是专门用作军费的赋税。“军赋”在汉代史料中仅此一见，其税额及征收情况不详。

西汉宣帝时，西羌反叛，朝廷发兵征讨。左冯翊萧望之、少府李彊、京兆尹张敞等人曾就如何解决军费的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由他们的争论可知：汉代的战争，通常以“户赋口敛”的方式来解决军费，这既是“古之通义，百姓莫以为非”，也是“常人之所守”；汉代有专为“军旅卒暴”而设的《金布令甲》，这条法令规定，当边郡发生战事时，“令天下共给其费”[20]。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有《金布律》，是关于货币、财物的法律，汉代的《金布令甲》可能与之有某种相承的关系。关于《金布令甲》，颜师古注：“金布者，篇名也。其上有府库金钱布帛之事，因以名篇。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金布令甲》中所谓“令天下共给其费”，应即萧望之等人所说的“户赋口敛”。“口敛”，是征收人头税，当指算钱、口钱，相似于秦代的“头会箕敛，以供军费”。“户赋”则是按户征赋，与“口敛”一样，也是为了军事目的，故此“户赋”有可能是指征收军赋，或与之性质类似的赋税。

从文献记载来看，汉代按资产征收的赋税同军费有着明显的联系。例如，《盐铁论·击之》：武帝时，“保胡越，通四夷，费用不足。于是兴利害，算车舡，以訾助边，赎罪告缗，与人以患矣”。“訾”同“赀”，即资财。“以訾助边”，就是根据资财补助边用。《盐铁论·未通》：“往者军阵数起，用度不足，以訾征赋，常取给见民。”更明说“以訾征赋”即根据资产征赋，以补充因“军阵数起”而导致的“用度不足”。又《汉书·王莽传》记载，天凤三年（公元16年），平蛮将军击句町，“赋敛民财什取五”。天凤六年（公元19年），“匈奴寇边甚......一切税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以上数条都是征收资产税的例子，而这些资产税的用途都是军费。

资产税的税率，汉初是每万钱出1算，1算为127钱。《汉书·景帝纪》载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诏令：“訾算四得宦。”注引服虔曰：“訾万钱，算百二十七也。”编户齐民的资产包括田、宅、车、牲畜和奴婢等，但有时日常生活用品也被计为家资。《后汉书·和帝纪》载永元五年（公元93年）诏曰：“往者郡国上贫民，以衣履釜为赀，而豪右得其饶利。”可知有些地方官吏在征收资产税时是相当苛刻的。

按家资出税，其征收单位自然是户。资产税是我们目前所能了解到的汉代唯一一种按户征收的税项，但未知其当时有无专名。从“以訾征赋”的记载来看，资产税是一种赋，或可暂且称之为“资赋”。它是萧望之等人所谓“户赋口敛”中的那种按户征收的赋，或许也就是汉惠帝诏书中所谓“军赋”。从《金布令甲》是为“军旅卒暴”而设，从张敞反对萧望之等人“户赋口敛”的主张，认为是“烦扰良民，横兴赋敛”和所谓“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余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的说法[21]来看，这种为军费需要而征收的资赋在汉代（至少在西汉）大概不是一种常赋。

到了东汉，情况发生变化。《三国志·曹洪传》注引《魏略》：“初，太祖为司空时，以己率下，每岁发调，使本县平赀。于时谯令平洪赀财与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赀那得如子廉耶！’”这条材料表明，东汉末年有“每岁发调”的家庭资产税。

以上是汉代军费的三个主要来源。当战争规模巨大或是旷日持久的时候，这三个来源就不足用了。汉政权还要采取其他敛财措施来加以补充。

六

张敞称汉武帝用兵三十多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那么汉武帝是如何解决其军费问题的？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武帝时，桑弘羊推行均输法，“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又《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置初郡十七，“而初郡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间岁万余人，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然兵所过，县为以訾给，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赋法矣。”《史记》《集解》徐广曰：“‘擅’，一作‘经’。经，常也。惟取用足耳，不暇顾经常法则也。”知“擅赋法”亦作“经赋法”。“以訾给”，应是资产税，其不入“经赋法”，似乎也说明它不是常赋。以上史料表明，汉武帝时的军费，除以大农所藏供应外，是靠均输、盐铁“助赋”和地方上“以訾给”来补充的。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武帝时期的军费来源还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募民捐献。“又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钜万，府库并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其二，准许以钱买爵及赎罪。“卫青比岁十余万众击胡，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而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司农陈臧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有司请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请置赏官，名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其三，动用帝室财富。“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而胡降者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臧以澹之”。此外，汉武帝还改革币制，禁止郡国铸钱，并颁布算缗、告缗令，向商人征收重税及没收违法商人的财产等。通过这些措施，西汉政权聚敛了大量的财富。

在东汉时期，朝廷往往采取向王侯、富民借贷和削减官俸的方法来补充军费。在对羌人的战争中，东汉政府耗费极大。据《后汉书·段熲传》记载：“永初中，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为了解决财政匮乏，汉顺帝时，永和六年（公元141年）正月，“诏贷王、侯国租一岁”。七月，“诏假民有赀者户钱一千”。汉安二年（公元143年），“减百官奉……又贷王、侯国租一岁”[22]。汉桓帝时，延熹四年（公元161年），“零吾羌与先零羌诸种并叛，寇三辅……减公卿以下奉，王侯半租。占卖关内候、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除向王侯索借半租，还削减官俸、占卖爵和武职。延熹五年（公元162年），“武陵蛮叛，寇江陵……假公卿以下奉。又换王租以助军粮，出濯龙中藏钱以还之”。[23]除索借官俸，还动用帝室财富向王侯换租。又《后汉书·宦者传》：“延熹中，连岁征伐，府帑空虚，乃假百官奉禄，王侯租税。”《后汉书·冯鲲传》曰：（延熹五年，公元162年）“时天下饥馑，帑藏虚尽，每出征伐，常减公卿奉禄，假王侯租赋。”这两处记载称“假”王侯“租税”和“租赋”，可知索借的大约不仅是粮食，也包括钱。综上述，汉代的诸赋，从其设置、征收到使用，都与国家的军费需求相关。其中，人头税——算赋及部分口钱，用于军械与军马的开支，供应军事装备；代役金——更赋，用于边塞和戍卒，供应边防；资产税——资赋，在战争爆发时供应战争的费用。几乎可以这样说，在两汉时期，国家军费开销的主要部分，都是由按人、户征收的诸赋来供应的。这一事实不仅说明了此项开销的巨大，也说明了当时的统治者对于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视。同时，它显示出这样一种观念：军事是全天下的要务，须由全天下的民力来共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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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卷68《商君列传》。

[2]《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以下所引睡虎地秦简简文，均出此书。

[3]《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

[4]这里说的是汉武帝以后的情况。在汉武帝以前，口钱似为算赋的一个名目，由成年人缴纳。参看江陵凤凰山汉简4号简（《文物》1974年第7期）及《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林甘泉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笔者所撰之第15章《赋税》。

[5]《汉书》卷6《武帝纪》，卷24《食货志》。

[6]《考古》1978年第4期。

[7]《汉书》卷74《魏相传》。

[8]《史记》卷126《滑稽列传》。

[9]《续汉书》《百官志》。

[10]《史记》卷122《酷吏列传》。

[11]《汉书》卷10《成帝记》，卷26《天文志》。

[12]《汉书》卷12《平帝记》。

[13]《后汉书》卷82《方术列传》。

[14]《文物》1996年第8期。

[15]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

[16]《汉书》卷77《毋将隆传》。

[17]《汉书》卷9《元帝纪》。

[18]《汉书》卷96《西域传》。

[19]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20][21]《汉书》卷78《萧望之传》。

汉代范文篇7

一

赋在最初产生时就与军事需要相关。《汉书·食货志》在记述“先王”之制时说：“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汉书·刑法志》亦曰：“因井田而制军赋。......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可知赋是在土地与工商山林川泽之外的收入，其用途是供应军需。

秦人的赋出现于战国中期。《史记·秦本纪》：“（秦孝公）十四年，初为赋。”《集解》徐广曰：“制贡赋之法也。”《索隐》谯周云：“初为军赋也。”秦孝公十四年（公元前348年），正是商鞅在秦国变法之时。征赋是商鞅的一项变法措施，其主要目的是供应军费，故称此赋为“军赋”。

秦人的赋，开始时大约是以户为单位征收的。商鞅的变法令规定，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而不分立门户的，就要加倍征赋：“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1]又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可（何）谓‘匿户’及‘敖童弗傅’？匿户弗繇使，弗令出户赋之谓也。”[2]可见秦人曾有“户赋”。但不清楚当时是否还另有人头税，也无法判定此“户赋”是否为一户之内人头税的集合。我们能够确知的是，到秦始皇时，已经有了人头税。《淮南子·氾论训》：“（秦）发適戍，入刍稿，头会箕赋。”《史记·张耳陈馀列传》：“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百姓疲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睡虎地秦简《金布律》：“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畚”即畚箕，“头会箕赋”和“头会箕敛”即用畚箕按人头敛钱，“以供军费”则说明其目的是用作军费。

秦朝的人头税叫作“口赋”。《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曰：“（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七国考·秦食货》引《咸阳大事记》曰：“秦赋户口，百姓贺死而吊生。故秦谣曰：‘渭水不洗口赋起。’”可知从秦人从很小起就缴纳口赋，其负担之重，到了“百姓贺死而吊生”的地步。秦朝口赋的缴纳数额，史籍中没有记载。当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3]秦始皇长时期大规模地用兵，军费消耗极巨，遂苛敛民赋以供需求。《汉书·食货志》记载：“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往者秦为无道，残贼天下，兴万乘之驾，作阿房之宫，收太半之赋，发闾左之戍。”以上史料均称秦朝“收泰（太）半之赋”，即所征的赋达到了百姓收入的三分之二。这当中或许包括了田租和其他税项，如董仲舒所谓“盐铁之利”，但人头税应是其重要成分。《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末“关东群盗并起”，冯去疾、李斯、冯劫向秦二世进谏：“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这表明，赋税沉重乃是导致秦朝动乱以至灭亡的原因之一。二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局势趋于稳定，国家财政也发生了变化。《史记·平准书》记载汉初的情况：“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据此，“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是皇帝与王侯的“私奉养”，而民赋则供应“吏禄”与“官用”。《新论·谴非》记载西汉后半期的情况；“汉宣以来，百姓赋钱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官吏的俸禄用去民赋的一半，而另一半应是支应“官用”。在汉代，尽管战争与杀伐较秦时已大为减少，但从汉代诸赋的设置、征收和使用情况看，军费在“官用”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汉代国家军费的来源比秦代要复杂一些，但头绪相对清楚。汉代的赋共有三项，即按人征收的税项——人头税（口赋、算赋）和成年男子的代役金（更赋），以及按户征收的税项——家庭资产税，它们构成了汉代军费的基础，但开征名义与用途各不完全相同。

汉代的人头税，分口钱与算赋两种。口钱是未成年者的人头税。[4]《汉旧仪》：“年七岁以至十四岁出口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说文解字》释“赀”：“汉律，民不繇，赀钱二十三。”汉代不足15岁的未成年者不供应徭役，而出口钱（或曰“赀钱”），每人23钱。《汉书·贡禹传》：“（贡禹）以为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议，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钱，自此始。”不足15岁的未成年者缴纳23钱口钱的制度始于汉武帝，当时的起征年龄是3岁。到汉元帝时，因贡禹的建议而改为7岁。在这23钱中，20钱是“供养天子”的，另3钱为武帝所加，目的是“补车骑马”。

“车骑马”这一名称屡见于汉史，是指可供驾车和骑驰的军马。《汉书·武帝纪》记载：“（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五月，籍吏民马，补车骑马。”可知“车骑马”是马，而非车与马的连称。《汉书·食货志》记载，晁错曾向汉文帝建议：“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既称“一匹”，又与“武备”相关，自然是指军马。又《史记·平准书》：“于是天子以为山东不赡，赦天下囚，因南方楼船卒十余万人击越，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车骑马乏绝，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差出牝马天下亭。”因战争而导致“车骑马”短缺，故令封君至三百石吏出牝马给天下亭，也说明“车骑马”就是军马。

汉武帝时期，军马的需要量很大。据《汉书·匈奴传》记载，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曾先后八次进攻匈奴，每次都使用数以万计的马匹。元狩四年之战投入的数量最多：“发十万骑，私负从马凡十四万骑。”军马在战争中急剧消耗。尤其是元狩四年之战，“汉士物故者万数，汉马死者十余万匹。匈奴虽病远去，而汉马亦少，无以复往”。

马匹的惨烈损失，导致了西汉王朝马政的一系列变化。《汉书·武帝纪》记载：“（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天下马少，平牡马匹二十万。”此时正是元狩四年之战后的次年，西汉王朝将天下公马的价格统一为每匹20万钱。马政的变化还包括将马放租收取利息，登记吏民马以备征用[5]等等。增加口钱数额以“补车骑马”的政策，有可能也是在这一时期制定的。尽管口钱所增加的3钱与20万钱马价相比大小悬殊，但这里更为重要的意义或许在于西汉王朝欲通过此举而使全民参与备战。

虽然口钱所增数额不大，但据贡禹所说，由于其起征年龄早，仍是百姓“重困”的原因。故汉元帝用了贡禹的建议，将口钱的起征年龄由3岁改为7岁。这样，缴纳口钱的人数就较先前减少了三分之一。王充《论衡·谢短篇》曰：“七岁头钱二十三。”王充是汉和帝时人，可知这一制度至东汉沿用不改。

三

另一种人头税是算赋。算赋是15—56岁百姓的人头税。《汉书·高帝纪》：“（高帝四年，公元前203年）八月，初为算赋。”注引如淳曰：“《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赋钱即算赋。这里清楚地指明，赋钱的用途（或主要用途）是供应军械和军马的开支。

在汉代，中央和地方都有储存军事装备的武库。中央的武库设在长安和洛阳两地。《汉书·高帝纪》：“（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二月，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西汉王朝在初建都时就营造武库，将此视为要急。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发生巫蛊之乱，卫太子遣使者“矫制赦长安中都官囚徒，发武库兵”。此即长安武库，大约本由皇帝直接控制，故卫太子“矫制”发之。考古工作者在20世纪70年代曾对长安武库遗址进行发掘。经考察，发现该武库位于未央、长乐两宫之间，东西长700余米，南北宽300余米，总面积为23万平方米，四周有夯土建造的厚达15米的围墙，宛若一座小城。在库房中，存放着刀、剑、矛、戟、镞和铠甲等，大多为铁制品[6]。洛阳武库更是一个大型的军械储备基地，史称“精兵所聚”[7]。王夫人曾向汉武帝请求将其子封到洛阳为王，而武帝以“洛阳有武库、敖仓，当关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来，传不为置王”，予以拒绝[8]。

汉代靠近北边的郡国设有武库。《汉书·成帝纪》：“（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立故河间王弟上郡库令良为王。”注引如淳曰：“《汉官》北边郡库，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武库令的品秩是六百石[9]，在县长之上，而上郡的库令又是河间王弟，估计该武库规模不小。又《汉书·武五子传》：刘长为燕王旦命令群臣曰：“寡人赖先帝休德，获奉北藩，亲受明诏，职吏事，领库兵，饬武备。”知燕国亦当有武库。

汉代在内地各郡也设武库。据记载，汉武帝时，南阳、楚、齐、燕赵之间，曾有“盗贼”攻城邑，“取库兵”谋反[10]；汉成帝时，颍川铁官徒申屠圣、山阳铁官徒苏令、广汉男子郑躬、陈留男子樊并“盗库兵”谋反[11]；汉平帝时，阳陵任横“盗库兵”谋反[12]；东汉时，因广柔县蛮夷反，蜀郡“发库兵击之。”[13]

近年出土于尹湾汉墓的《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是一部记录汉成帝时期东海郡武库所收藏兵器与军车名目及数量的集簿。该集簿分两部分：“乘舆兵车器”部分登载了58种军械，共114693件；“库兵车”部分登载了182种军械，共23753794件。其中，剑、刀、矛等手执的兵器数量极大，如“剑九万九千九百一”，“刀十五万六千一百卅五”，“矛五万一百七十八”等。除一般兵器外，集簿还登载了各种车具和军车，如“车披具”、“冲车铁鞮”、“冲车”、“战车”、“轻车”、“将军鼓车”、“将军兵车”、“强弩车”、“连弩车”、“武刚连弩车”等。军车的数量也不少，一种名目可达数百辆，如“兵口车六百七十七两”，“轻车三百一乘”等[14]。

军械制作的费用来自算赋。江陵凤凰山汉简提供了一个例证。算赋的征收单位是算，故又称算钱。在江陵凤凰山汉简中，有关于算钱征收情况的实物资料。据考证，这批简牍的年代属西汉文帝末年到汉景帝四年（公元前153年）。其中的4号、5号简，记录了当时市阳、郑里、当利这三个里的定算人数、算钱钱数及算钱名目。在算钱名目中，除“吏奉”、“口钱”、“传送”、“给转费”外，还有一项称作“缮兵”：“（当利里）二月算廿口口口缮兵。”[15]这条简文表明，当利里的纳算钱者在二月份每人出了20多钱用于“缮兵”。缮兵，即缮治武器。但凤凰山汉简中的这种“缮兵”费是用于地方武库还是上缴中央，目前还不清楚。因为从简文所记录的各种算钱名目来看，其去向不一：有的算钱可能用于地方，如“给转费”，有的则可能要上缴中央，如口钱。而要了解“缮兵”费的使用情况，尚嫌材料不足。

中央的武库，经费由大司农供应。汉哀帝时，侍中董贤方贵，“上使中黄门发武库兵，前后十辈，送董贤及上乳母王阿舍。（毋将）隆奏言：‘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给共养，共养劳赐，壹出少府，盖不以本臧给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费，别公私，示正路也。’”[16]“大司农钱”是出自“民力”，而“民力”在这里当指民赋。《汉书·百官公卿表》：“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有两丞。景帝后元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续汉书·百官志》大司农条本注曰：“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谷簿，其逋未毕，各具别之。”大司农所掌“诸钱谷”，主要为诸赋和田租。可知民赋是中央武库经费的来源。

算赋还用来支付官马的费用。前引《汉书·高帝纪》如淳注曰：算赋（赋钱）“为治库兵车马”。如前所述，口钱中用于“补车骑马”的数额并不大，因而官马的费用大概主要是由算赋来提供。汉代的官马可分三类。第一类是皇室和中央官署使用的乘舆厩马，如大厩、未央、家马等官厩中的马匹；第二类是边郡的苑马，由牧师苑管理，分布在北部和西部边境；第三类是各地驿传和亭中的马，如汉武帝时向封君至三百石吏征调的牝马，就交“天下亭”畜养。

汉代官马的数量很多。据《汉仪注》记载，牧师苑的马匹曾多达30万匹。汉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和五年（公元前44年），曾两次赐给宗室有属籍者马匹“一匹至二驷”[17]。“二驷”即8匹。《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五年（公元5年）诏曰：“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孙及兄弟吴顷、楚元之后，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汉平帝元始五年距汉元帝初元时不过50年左右，而“宗室子”为10余万人。据此估计，在汉元帝初元时，宗室有属籍者大概也会有几万人，而这两次赐马的数量则应以万计。

四

汉代按人征收的诸赋还包括成年男子的代役金，即更赋。汉代的成年男子，每年要为官府供应一定的劳役，可以亲身服役，也可以出钱代役。《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诏曰：“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注引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更迭为之，一月一更，是为卒更也。贫者欲得顾更钱，次直者出钱顾之，月二千，是为践更也。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徭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为过更。”照如淳所说，在内地服役，一月一更，不去者可雇人代役，工钱是2000钱；去边境做戍卒，每年3日，不去者须缴纳300钱给官府，由官府发给戍者。由于大多数人并不亲身赴边，而是缴纳300钱的代役金，这笔代役金就成了一种赋税，称“过更”，又称“更赋”。

“戍边三日”有可能是源于古制。《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曰：“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董说应是指周朝或是更早的时代曾经出现过的制度。古时百姓役轻，活动范围小，故有三日之制存在的可能。到了后世，这种役制已不能再实行，遂蜕变为一种税制。

征收更赋的记载，最早见于前引《汉书·昭帝纪》载元凤四年诏。是年为汉昭帝即位后的第十年，因“帝加元服”（举行冠礼），故免收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以前拖欠的更赋，以示恩恤。由此可知，在元凤三年以前已有更赋。

更赋应是在边境和平而少戍卒的形势下出现的。西汉的边事，大致可以汉武帝晚年为分界，此前纷繁，此后转为消歇，戍卒的数量在此前后有很大的变化。据《汉书·食货志》记载，从汉武帝元狩末到天汉初的近20年间，戍卒的人数持续增加，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时曾经超过60万人。但汉武帝在晚年改变了态度。他轮台之诏，“深陈既往之悔”，改行思富养民的政策，“由是不复出军”[18]。

到汉宣帝时，戍卒的数量已相当少了。《汉书·赵充国传》记载，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上汉宣帝书曰：“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汉书·宣帝纪》记载：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以边塞亡寇，减戍卒什二。”在汉宣帝神爵年间，北方的边境线上仅有戍卒数千人，到五凤年间又削减了20%。又《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元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夏侯藩谓匈奴单于曰：“窃见匈奴斗入汉地，直张掖郡，汉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数百人寒苦，候望久劳。”其时张掖郡三都尉仅有士卒数百人。可知在西汉的后半期，戍卒的数量是不多的。

不去服戍边之役的成年男子缴纳代役金。由于自汉武帝晚年起戍卒的数量开始减少，故更赋有可能是在汉武帝晚年出现，或是从那时起逐步定型的。汉昭帝以后，关于“更赋”、“过更”的记载开始在文献中零星出现。如《汉书·翟方进传》：翟方进向汉成帝“奏请一切增赋，税城郭堧及园田，过更，算马牛羊，增益盐铁”。注引张晏曰：“‘一切’，权时也。”此处的“过更”即更赋，但未知所谓“增赋”是增加“过更”等的征收数额还是临时增置这些税项。又《汉书·王莽传》：“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罷癃咸出。”这条材料表明，至少在西汉末年，征收更赋已是常制，而且“罷癃”——废疾之人也不能免，可知其征收范围不小。

到了东汉，文献中有关更赋的记载显著增多。以《后汉书》帝纪中的记载为例：中元二年（公元57年），汉明帝因羌人在陇西造反，发天水三千人，“复是岁更赋”。永平五年（公元62年），因元氏县为明帝生地，“复元氏县田租、更赋六岁”。汉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优恤流民还归者，“复一岁田祖、更赋”。永元九年（公元97年），诏曰：“今年秋稼为蝗虫所伤，皆无收租、更、刍稿。”汉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10年），“诏以三辅比遭寇乱，人庶流冗，除三年逋租、过更，口筭、刍稿”。元初元年（公元114年），“诏除三辅三岁田租、更赋、口筭”。汉顺帝永建五年（公元130年），“诏郡国贫人被灾者，勿收责今年过更”。阳嘉元年（公元132年），“禀冀州尤贫民，勿收今年更、租、口赋”。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太原郡旱灾，“遣光禄大夫案行禀贷，除更赋”。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诏太山、琅邪遇贼者，勿收租、赋，复更、筭三年”。以上史料提到的“更赋”、“过更”、“更”，应是同一种赋税。尽管更赋有时也被称作“过更”或“更”，但它并不是徭役的名称，而是与田租、口筭（算）、刍稿等并列的赋税项目，故免征时不仅可曰“复”、曰“除”，亦曰“勿收”、“勿收责”。

更赋被用来支付戍边的费用。《汉书·卜式传》记载：“河南上富人助贫民者，上识卜式姓名......乃赐式外徭四百人。”注引苏林曰：“外徭，谓戍边也。一人出三百钱，谓之过更。”外徭即戍边，“赐式外徭四百人”，就是把四百人一年的更赋钱赏赐给卜式。《汉书·元帝纪》：“（永光三年，公元前41年）以用度不足，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徭役。”“复除”，即免除赋税或徭役；“中外徭役”，指内地之役和戍边之役。复除者多，则役夫少、更赋少，导致了外徭供应的短缺。

如前所述，300钱是戍边3日的代役金，3日300钱，则1日100钱。汉代戍边的役期一般是一年。《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高后五年，公元前183年）令戍卒岁更。”役夫前往边地做戍卒，若一岁而更，扣除自已应尽的戍边义务外，为他人代役300多日，应得30000钱左右。据居延汉简记载，汉代戍卒的口粮、部分衣装乃至家属的口粮都是由官府供应的，因此官府大概不会将代役金如数发给戍卒。《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元年，公元58年）募士卒戍陇右，赐钱人三万。”被招募的戍边士卒赐钱三万，则服役的戍卒所得的代役金有可能要低于此数。

在居汉延简中，有不少关于“赋钱”收支的记载。例如：

“未得四月尽六月秋三月奉用钱千八百已得赋钱千八百。”（82·332）

“出赋钱二千七百给令史三人七月积三月奉。”（104·35）

“出赋钱八万一百给佐史八十九人十月奉。”（161·5）

“金曹调库赋钱万四千三…。”（139·28）[19]

以上简文中所提到的“赋钱”，有可能是指更赋，或主要是指更赋。

五

汉代供应军费的诸赋，在按人征收的项目之外，还有按户征收的项目。据文献记载，汉代曾有军赋。《汉书·惠帝纪》载汉惠帝诏曰：“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从“家唯给军赋”来看，军赋为当时的一种赋税项目，可能是按户缴纳的。其征收面颇广，即使是通常享有复免赋役特权的人（现任六百石以上官吏与家人同居者，原将军、都尉及二千石官等），也要缴纳。“军赋”，顾名思义，是专门用作军费的赋税。“军赋”在汉代史料中仅此一见，其税额及征收情况不详。

西汉宣帝时，西羌反叛，朝廷发兵征讨。左冯翊萧望之、少府李彊、京兆尹张敞等人曾就如何解决军费的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由他们的争论可知：汉代的战争，通常以“户赋口敛”的方式来解决军费，这既是“古之通义，百姓莫以为非”，也是“常人之所守”；汉代有专为“军旅卒暴”而设的《金布令甲》，这条法令规定，当边郡发生战事时，“令天下共给其费”[20]。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有《金布律》，是关于货币、财物的法律，汉代的《金布令甲》可能与之有某种相承的关系。关于《金布令甲》，颜师古注：“金布者，篇名也。其上有府库金钱布帛之事，因以名篇。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金布令甲》中所谓“令天下共给其费”，应即萧望之等人所说的“户赋口敛”。“口敛”，是征收人头税，当指算钱、口钱，相似于秦代的“头会箕敛，以供军费”。“户赋”则是按户征赋，与“口敛”一样，也是为了军事目的，故此“户赋”有可能是指征收军赋，或与之性质类似的赋税。

从文献记载来看，汉代按资产征收的赋税同军费有着明显的联系。例如，《盐铁论·击之》：武帝时，“保胡越，通四夷，费用不足。于是兴利害，算车舡，以訾助边，赎罪告缗，与人以患矣”。“訾”同“赀”，即资财。“以訾助边”，就是根据资财补助边用。《盐铁论·未通》：“往者军阵数起，用度不足，以訾征赋，常取给见民。”更明说“以訾征赋”即根据资产征赋，以补充因“军阵数起”而导致的“用度不足”。又《汉书·王莽传》记载，天凤三年（公元16年），平蛮将军击句町，“赋敛民财什取五”。天凤六年（公元19年），“匈奴寇边甚......一切税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以上数条都是征收资产税的例子，而这些资产税的用途都是军费。

资产税的税率，汉初是每万钱出1算，1算为127钱。《汉书·景帝纪》载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诏令：“訾算四得宦。”注引服虔曰：“訾万钱，算百二十七也。”编户齐民的资产包括田、宅、车、牲畜和奴婢等，但有时日常生活用品也被计为家资。《后汉书·和帝纪》载永元五年（公元93年）诏曰：“往者郡国上贫民，以衣履釜为赀，而豪右得其饶利。”可知有些地方官吏在征收资产税时是相当苛刻的。

按家资出税，其征收单位自然是户。资产税是我们目前所能了解到的汉代唯一一种按户征收的税项，但未知其当时有无专名。从“以訾征赋”的记载来看，资产税是一种赋，或可暂且称之为“资赋”。它是萧望之等人所谓“户赋口敛”中的那种按户征收的赋，或许也就是汉惠帝诏书中所谓“军赋”。从《金布令甲》是为“军旅卒暴”而设，从张敞反对萧望之等人“户赋口敛”的主张，认为是“烦扰良民，横兴赋敛”和所谓“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余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的说法[21]来看，这种为军费需要而征收的资赋在汉代（至少在西汉）大概不是一种常赋。

到了东汉，情况发生变化。《三国志·曹洪传》注引《魏略》：“初，太祖为司空时，以己率下，每岁发调，使本县平赀。于时谯令平洪赀财与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赀那得如子廉耶！’”这条材料表明，东汉末年有“每岁发调”的家庭资产税。

以上是汉代军费的三个主要来源。当战争规模巨大或是旷日持久的时候，这三个来源就不足用了。汉政权还要采取其他敛财措施来加以补充。

六

张敞称汉武帝用兵三十多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那么汉武帝是如何解决其军费问题的？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武帝时，桑弘羊推行均输法，“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又《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置初郡十七，“而初郡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间岁万余人，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然兵所过，县为以訾给，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赋法矣。”《史记》《集解》徐广曰：“‘擅’，一作‘经’。经，常也。惟取用足耳，不暇顾经常法则也。”知“擅赋法”亦作“经赋法”。“以訾给”，应是资产税，其不入“经赋法”，似乎也说明它不是常赋。以上史料表明，汉武帝时的军费，除以大农所藏供应外，是靠均输、盐铁“助赋”和地方上“以訾给”来补充的。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武帝时期的军费来源还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募民捐献。“又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钜万，府库并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其二，准许以钱买爵及赎罪。“卫青比岁十余万众击胡，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而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司农陈臧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有司请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请置赏官，名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其三，动用帝室财富。“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而胡降者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臧以澹之”。此外，汉武帝还改革币制，禁止郡国铸钱，并颁布算缗、告缗令，向商人征收重税及没收违法商人的财产等。通过这些措施，西汉政权聚敛了大量的财富。

在东汉时期，朝廷往往采取向王侯、富民借贷和削减官俸的方法来补充军费。在对羌人的战争中，东汉政府耗费极大。据《后汉书·段熲传》记载：“永初中，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为了解决财政匮乏，汉顺帝时，永和六年（公元141年）正月，“诏贷王、侯国租一岁”。七月，“诏假民有赀者户钱一千”。汉安二年（公元143年），“减百官奉……又贷王、侯国租一岁”[22]。汉桓帝时，延熹四年（公元161年），“零吾羌与先零羌诸种并叛，寇三辅……减公卿以下奉，王侯半租。占卖关内候、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除向王侯索借半租，还削减官俸、占卖爵和武职。延熹五年（公元162年），“武陵蛮叛，寇江陵……假公卿以下奉。又换王租以助军粮，出濯龙中藏钱以还之”。[23]除索借官俸，还动用帝室财富向王侯换租。又《后汉书·宦者传》：“延熹中，连岁征伐，府帑空虚，乃假百官奉禄，王侯租税。”《后汉书·冯鲲传》曰：（延熹五年，公元162年）“时天下饥馑，帑藏虚尽，每出征伐，常减公卿奉禄，假王侯租赋。”这两处记载称“假”王侯“租税”和“租赋”，可知索借的大约不仅是粮食，也包括钱。综上述，汉代的诸赋，从其设置、征收到使用，都与国家的军费需求相关。其中，人头税——算赋及部分口钱，用于军械与军马的开支，供应军事装备；代役金——更赋，用于边塞和戍卒，供应边防；资产税——资赋，在战争爆发时供应战争的费用。几乎可以这样说，在两汉时期，国家军费开销的主要部分，都是由按人、户征收的诸赋来供应的。这一事实不仅说明了此项开销的巨大，也说明了当时的统治者对于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视。同时，它显示出这样一种观念：军事是全天下的要务，须由全天下的民力来共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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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卷68《商君列传》。

[2]《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以下所引睡虎地秦简简文，均出此书。

[3]《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

[4]这里说的是汉武帝以后的情况。在汉武帝以前，口钱似为算赋的一个名目，由成年人缴纳。参看江陵凤凰山汉简4号简（《文物》1974年第7期）及《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林甘泉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笔者所撰之第15章《赋税》。

[5]《汉书》卷6《武帝纪》，卷24《食货志》。

[6]《考古》1978年第4期。

[7]《汉书》卷74《魏相传》。

[8]《史记》卷126《滑稽列传》。

[9]《续汉书》《百官志》。

[10]《史记》卷122《酷吏列传》。

[11]《汉书》卷10《成帝记》，卷26《天文志》。

[12]《汉书》卷12《平帝记》。

[13]《后汉书》卷82《方术列传》。

[14]《文物》1996年第8期。

[15]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

[16]《汉书》卷77《毋将隆传》。

[17]《汉书》卷9《元帝纪》。

[18]《汉书》卷96《西域传》。

[19]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20][21]《汉书》卷78《萧望之传》。

汉代范文篇8

一、贩运贸易的兴起和发展趋势

贩运贸易，亦称贩运商业。马克思谓之为“转运贸易”[①]。在秦汉的简牍、文献中，有“行贾”、“中贩”、“商贩”、“贾贩”、“市贩”、“贩贾”及“私贩卖”等用语[②]，审其精意，一般都是指从事买货出卖的贩运贸易。这种商业行为，不是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或必经阶段，而是商人将生产物从有余的地方运到缺乏的地方，利用物品的地区差价，通过长途贩运、贱买贵卖的不等价交易而牟取利润的一种商业活动。

贩运贸易的渊源甚早。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地区间的交往增多，贩运贸易便逐渐成为商业活动的重要形式。如郑国商人弦高，就曾在贩运途中机智地救了他的国家[③]。越国大夫范蠡，“乘遍舟浮于江湖”，从事贩运贸易，“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④]。阳翟大贾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⑤]。当时，各地方物、土特产日渐进入流通领域。荀子说：“今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中国得而财使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中国得而用之……故天下之复，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至其用”[⑥]。不仅地区间的商业联系加强，土特产的商品化成份增多，而且某些手工业品如铜器、布帛等，也越来越成为贩运贸易的商品内容。其时的贩运商人，能“料多少，知贵贱”，了解各地物价行情。为了“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贸贱鬻贵”，他们“负任担荷，服牛骆马，以周四方”[⑦]。甚至不顾疲劳，不畏艰难，远出千里之外行商。这正如文献所说：“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不远者，利在前也”[⑧]。“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⑨]。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长途贩运商人的活跃和“求利”之急的情景。秦汉时期的贩运贸易，正是在战国基础上得到兴起和发展的。

汉代继秦之后，国家统一，疆域辽阔，生产发展，交通便利，市场扩大，较之战国之时，为商品流通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但在这四百多年中，随着政治、经济诸因素的变化，当时的商业和贩运贸易也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过程。

西汉前期，国家经过一度恢复之后，由于对工商业实行宽惠政策，弛商贾之律，解山泽之禁，通关去塞，开放关市等，使封建社会商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⑩]，从事商业、贩运贸易的人甚为普遍。据载：关中的雍，“隙陇、蜀之货而多贾”。栎邑“亦多大贾”[①①]。周地“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①②]。邹鲁“好贾趋利，甚于周人”。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南阳“俗杂好事，业多贾”[①③]“宛、周、齐、鲁，商遍天下”[①④]，确乎经商成为一种不可遏止的趋势。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许多地域性的贩运商人。如鲁人曹邴氏，“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齐刁间“逐渔盐商贾之利”，“连车骑，交相守”，“起富数千万”。周人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①⑤]。这些贩运商，往往“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①⑥]。他们随着商贩经验的积累，不仅能区别不同商品组织地区流通对经营盈亏的关系；而且懂得“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①⑦]的道理。即商品太贵，往往是跌价的征兆，太贱则是涨价的苗头，还值得注意的是，据湖北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简牍：文景之时，已出现了所谓“中舨共侍约”[①⑧]，即合伙做商贩所共同订立的契约。诸多事例表明，西汉前期的贩运贸易是比较发达的。在那时有不少贩运商发了大财。他们“富至巨万”，或“能致七千万”[①⑨]，形成了强大的商业资本，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正如《史记·平准书》所说：“富商大贾，或嵽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但汉前期这种商品经济繁荣的表象，也隐藏着严重的社会问题。

汉武帝在位之时，存在着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民族矛盾。为了从财政上支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当时采取了盐铁官营、算缗告缗、均衡平准、谪发商贾等一系列措施，并规定：“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②⑩]，加重对商人车船的税收。这种强化官营，打击私商的工商政策，使汉兴以来迅猛发展的私营贩运贸易，遭到抑制和打击，也使整个商品经济进入了一个间歇期。不过，从一些材料看，在西北边郡，商人勾结官吏，囤积贩卖，贱收贵鬻而牟取暴利者仍有。如据汉简：“同安粜粟四千石，请告入县官贵平贾（价）石六钱，得利二万四千，又使从吏高等持书请安二听入……”[②①]。意思是说，同安其人，趁市场缺粮时，粜粟四千石，以高于平价每石六钱的价格出售，获取暴利二万四千钱。而且同安进行如此大宗的投机贩卖，只需与官方打一声招呼即可。于此说明，当时尽管实行“平准”政策，然贩运商通过与官吏勾结，对政府的法律并未完全遵守，私贩仍存。但从总体上说，武帝时期的私营贩运贸易乃不如西汉前期，其经济实力也明显衰落。

昭、宣之世，特别是西汉后期，由于废除了缗钱税和其他律外苛征，私营工商复苏，贩运贸易又开始活跃。所谓“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民弃本逐末”[②②]。当时也涌现出一大批新的富商大贾、贩运商人。这除了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及张长叔、薛子仲等外，突出的还有成都罗裒，他既坐贾京师，又往来于巴、蜀经商，“数年间致千余万”[②③]。杨恽罢官之后，也从事贩运贸易，“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②④]。“其余郡国富民，兼业专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②⑤]。故贡禹曾经提议：“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与民争利”[②⑥]。可见，当时从事贩运商业的情况已较为普遍，且成为势不可挡。王莽代汉后，尽管实行“五均、六管政策，试图再次打击商人，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任用商人理财而失败，私营贩运贸易仍在继续向前发展。

东汉政权是在豪商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其间政府没有直接提出过明确的抑商政策，光武帝当政时，桓谭曾经提出过“禁民二业”的主张，然最终未能贯彻执行。因东汉对工商业采取放任、保护态度，故贩运贸易以更为通畅的势头得到发展。当时从事贩运商业的人相当广泛。例如：吴汉早年，曾“以贩马为业，往来燕、蓟间”[②⑦]。朱俊“少孤，母尝贩缯为业”[②⑧]。第五伦因“久宦不达，遂将家属客居河东，变名姓，自称王伯齐，载盐往来太原、上党”贩卖[②⑨]。崔实自父亲死后，乃“以酤酿贩鬻为业”[③⑩]。中山大商人张世平、苏双等，“赀累千金，贩马周旋于涿郡”[③①]。故王符说：当时“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③②]这种商业、贩运贸易的发展，形成“车船贩贾，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③③]的繁荣局面。在交通条件不甚优越的北境道上，乌桓入侵云中，一次即“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两”[③④]，于此可见一般。这也表明，尽管东汉一度实物货币复兴，然私营贩运贸易仍是当时商业活动的最基本形态。

综上所述，汉代贩运贸易发展的趋势，大体上可以这样概括：从贩运的商品内容看，由主要贩运各地名贵珍品，发展到大量贩运盐铁、马匹等民间生活、生产必需品，种类逐渐增多；贩运商的成份，由六国迁虏、旧贵族后裔、民间自由商人，逐渐发展到地主、官僚等各色人物，其地主化的倾向日益明显，且官、商结合；贩运贸易的形式，既有个体经营，也有合伙进行，并形成一定制度；再从时间上看，私营贩运贸易除汉武帝时受到较大抑制外，于西汉前、后期及整个东汉基本上皆处于发展势态。汉代贩运贸易之所以能得到发展，究其原因殊多，但这与当时的工商政策、交通条件及地区性商品生产的发展不平衡等密切相关。

二、贩运贸易的经营范围和利润

商业的经营范围，各个时期不一，贩运贸易亦然。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受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它通常不是贩卖体积笨重、单位价值不高的生活必需品，而主要是供统治者需要的昂贵奇珍或奢侈品。

贩运贸易经营奢侈品的情况，秦汉时期仍在继续。据李斯《谏逐客书》，当时各地汇集于秦的“珍宝”多种多样：有昆山之玉，明月之珠，太阿之剑，纤离之马，翠风之旗，灵龟之鼓，夜光之璧，犀象之器，江南金锡，西蜀丹青，宛珠之簪，传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等。[③⑤]这其中的许多“珠”、“玉”奇珍等，并非皆为秦土所产，而是通过进贡，或商人贩运而来供统治者享用的。在汉代，社会上的奢侈之风更盛，“羽毛齿革、明珠南金之宝”等，成为贵戚豪富之家热心追求的对象。王符说：“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僭上甚矣。从奴仆妾，皆服葛子、升越，筒中女布，细致绮縠，冰纨锦绣，犀象珠玉，虎魄玳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獐麂履舄，文组彩緤，骄奢僭主，转相夸诧……。”[③⑥]京师贵戚之家所消费的这些奢侈品，有相当一部分为贩运商人从各地转运到京城来推销的，此无可疑。贵族富有之家，为满足其奢侈欲望，炫示富有，夸耀威仪，需要有高质量的精美物品来点缀和装饰。这就决定了当时的贩运商业，必然要将奢侈品列为一项重要的经营内容。

但在汉时，随着社会生产力提高，商品经济发展，人们与市场联系的加强，贩运贸易的经营范围与数量较前有了进一步的扩大，商品种类较前更为丰富。

首先，各地的方物、特产在汉代贩运贸易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綦置，此其较大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养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就是说，凡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等地的方物、特产，“待商而通之”，皆得依靠商人的贩运或中介作用，使各地物资得到交流。桓宽《盐铁论·本议篇》也曾写道：“大夫曰：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楠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纑紵，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这里说的“商”，似乎非指坐商，而主要当理解为商贩，即贩运商。所以，不论西汉前期，还是在其以后，大量的各地方物、特产往往都成为贩运商经营的内容。值得注意者，此时有些方物、特产的奢侈品性质已相对削弱，它已非专供贵族官僚所需，而是普通“编户”也可能消费了。

其二，农、林、牧、渔产品是汉代贩运贸易的基本构成。《货殖列传》在论及商品生产的情况时说：“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粟；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巵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在这里，司马迁告诉我们：当时的大畜牧主、大林场主、大园圃主、大渔场主所进行的农林牧渔业生产，给市场提供大量商品，但并不需要他们亲自把这些产品送到市场，他们可以“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只要依靠贩运商人的中介作用，就可“坐而待收”。于此说明，农林牧渔产品，已大量投入流通领域，是贩运贸易的重要经营内容。商人贩运农副产品的情况，一直到东汉未曾有变。刘秀本人就曾“避吏新野，卖谷于宛”[③⑦]，樊宏“世善农稼，好货殖”，“经理产业，物无所弃”[③⑧]，吴汉“以贩马为业”等，这都是例证。又居延新获的《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还详细叙述了甲渠候官令史华商、尉史周育找到寇恩替候粟君载鱼5000枚去张掖郡治——觻得贩卖的经过。一次贩卖5000枚鱼，其数量或也相当可观。据考，甲渠到觻得相距数百里，往返要20余天。数量之多、时间之长、距离之远，足以证明这是隆冬季节所进行的一起大规模的长途贩运。[③⑨]西汉前的谚语说：“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④⑩]。这似乎只是就某一时期或地区的通例而言。但到后来，随着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某些笨重的生活、生产资料，如粮食、鱼肉及名贵木材等，也有长途贩卖了。据载：“江南檽梓，豫章梗楠”，转运数千里到了洛阳加工成棺材后，“东至乐浪，西到敦煌，万里之中，相竞用之”[④①]，便又是例证。

再者，手工业产品日益成为汉代贩运贸易的大宗商品。《货殖列传》说：当时的“通邑大都”有酤酿、醯酱、轺车、牛车、木器髹者、铜器、铁器、帛絮、细布、文采、榻布、皮革、漆、盐豉等等。在市场上陈列的这各色手工业商品，应该说大部分是通过商贩的中间作用而进入市场的。司马迁指出其时形形色色的工商业者中，既有高利贷者、“节驵会”即市场经纪人，拥有“僮手指千”的人贩子，更有相当多的贩运商人。他们和直接生产过程没有必然联系，但“亦比千乘之家”，一年获利相当可观。汉代贩运贸易中最重要的手工业产品，首推盐铁。在未实行专营期间，大手工业主往往身兼商人，工商结合。蜀卓氏，“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以其自己生产的铁器推销于滇、蜀地区。程郑，“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即“通贾南越”，转卖其本人产品。宛孔氏，“大冶铸，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④②]。当时冶铁、制盐的生产规模较大，要求有广大的销售市场和长途贩运。《盐铁论》云：“铁器，民之大用也”，“农夫之死士。”[④③]王莽诏曰：“夫盐，食肴之将”，“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即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④④]。盐铁为国计民生所必需，但由于受资源分布限制，不是到处都能生产，也不是消费者自己所能家作，故远离产地之人所需的盐铁产品，只能通过贩运贸易方可满足，这方面有大量的出土文物资料可证。再就是布帛，此为衣着之源，人们不可不具。汉代民间的纺织品生产已有相当规模，它常被商业资本积聚起来贩卖。据称：灌婴早年，就是睢阳的一个“贩缯者”[④⑤]。当时出产于会稽的“越布”、吴地的“细葛”等，被商人贩运到各地去满足消费者需要，一时誉满天下，又从汉简所见，西北边境地区的布帛种类殊多，计有：七棱布、八棱布、九棱布、练、缣、皂练、白素、皂布、布、絣、鹑缕、帛、白缣、絮巾、缇绩、丝絮、丝等。[④⑥]这各种名目的布帛，有的是从中原内腹之地贩卖去的，而非本地所产。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日常生活用品，如漆器、铜器、陶瓷等，也是贩运商业的常见产品。于此不必一一列举。一句话，手工业产品在汉代贩运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汉代贩运贸易的经营范围与内容大致如上所述，但需要说明的是手工业品、方物与奢侈品有时很难区别。因为多数方物也要经过一定的加工处理，而古代手工业本身又往往具有特殊的地域性，一些经过手工业精心加工制作的方物，也就是名贵的珍品或奢侈品。所以，将经营范围做如上分目概述，应该说这只是一种大体上的划分，不宜过于拘泥。在此同时，还当指出的是，汉代贩运贸易中手工业品和农副业产品的增多，反映了它和商业资本与产业联系的加强、奢侈品地位的相对削弱这一发展趋向。

据文献、简牍资料，汉代各种商品的价格，往往随着时空的差异而有别，确乎难于统论，但当时从事贩运贸易的人都是以追逐厚利为目的则可肯定。那么，汉代的商业利润通常为多少？对此，不妨先看如下史实：

司马迁说：“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即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好美矣。”[④⑦]

贡禹说：“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④⑧]

司马迁和贡禹所处的时间有先后之别。但他们在言及商业利润时，却都说是十分之二。即拥有一万的本钱一年可得利二千，有百万资本的商人投入商业周转，一年可获利二十万。可见，所谓“岁有十二之利”，这是汉代私人商业的一般利润。可能也是私人从事贩运贸易的通常利润。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它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意思是说，不能达到百分之二十利润的行业是谁也不愿意去经营的。这一点和战国之时大体相近。如《史记·苏秦列传》说：“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故在汉人看来，十分之二的利润是通常的标准。它确乎沿袭了战国时期的传统。

但商业利润通常为什分之二，这并不排除特殊的例外。汉代，一些“富商大贾，积贮倍息”，“乘上所急，所卖必倍”，其获利之丰厚是不言而喻的。至于长途贩卖奢侈品或奇珍宝货而牟取暴利者，也有史可证。如《盐铁论·力耕篇》引文学之言曰：“美玉、珊瑚出于昆山，珠玑、犀象出于桂林，此距汉百万有余里。计耕桑之功，资财之费，是一物而售，百倍其价，一辑而中万钟之粟也。”贩运美玉、珊瑚等奇珍而百倍其价，其利润显然远远突破了“什二之利”的界线。当时“贸易货赂，雍容垂拱，坐取百倍”[④⑨]进，大有人在。当然，在贩运贸易中也有利润未达“十分之二”者。如“幸有馀禄”的杨恽，“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⑤⑩]。有的甚至还亏了本。如其时有个名叫李岳的人，“官至中散大夫，尝为门客所说，举钱营生，广收大麦，载赴晋阳，候其寒食，以求高价。清明之日，其车方达，又从晋阳载向邺城，路逢大雨，并化为泥，息利很少，乃至贫迫。”[⑤①]孟康在注释《汉书·货殖传》：“贪贾三之，廉价五之”时说：“贪贾未当卖而卖，未当买而买，故得利少，而十得其三；廉贾，贵乃卖，贱乃买，故十得五也。”这说明贪贾与廉贾的盈利也是有别的。要之，汉代的商业利润尽管存在一些特例，但就通常来说，乃为“岁有十二之利。”三、贩运贸易的活动地域与商品走向

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及历史传统的影响，汉代贩运商的地区来源，开初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黄河中下游流域，包括今陕西、河北、河南及山东等省，随后乃逐渐扩展到各地皆有。因为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故活动能量甚大。

汉代中央集权的大统一局面，为商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活动条件。司马迁《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汉书·伍被传》：“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又《盐铁论·力耕篇》云：“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在汉代的商业大潮下，富商大贾、贩运商人，为了“得其所俗”、追逐“货殖”，也就是通过商品经营，不断实现商品、货币的增殖，他们交错于路，“周流天下”，先后走遍全国各主要经济区，大凡关中、三河、燕赵、齐鲁、江南等地都有他们的足迹，活动的地域相当广泛。当时的贩运商人，在这些经济区域内部，固然存在商品经营活动，但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贩运贸易主要依靠不同地区之间各种物品的转动流通和贱买贵卖而取厚利。兹按地区分述如下，以窥大概：

关中地区：范围包括函谷关以西的陕西全部和甘肃、四川的一部分。这里沃野千里，好稼穑，殖五谷，物产丰饶。而“富人则商贾为利”。关中的长安，在地理位置上，北却戎翟，西绾羌陇，南御巴蜀，东通中原，故“四方幅凑，并至而会”。由于它是政治、经济中心，财力集中，巨商大贾云集，市场繁荣。所谓“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⑤②]。“瑰货方至，鸟集麟萃，鬻者兼赢，求者不匮”[⑤③]。全国各地来到长安的商人，多以经营方物、特产及奢侈品为主要目的。作为关中大后方的陇右、巴蜀一带，经济各具特色。前者“畜牧为天下饶”；后者除多粟之外，“地饶的巵、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且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⑤④]。农业、手工业的发达引来了大批商人，他们从这里贩运皮毛、牲畜、矿产、漆器、蜀布等远销中原各地，“以所多易新鲜”。[⑤⑤]同时，他们还与西南少数民族贸易，“南贾滇僰，西贾岷邛”，且从那里贩回笮马、牦牛、邛杖、枸酱等投放内地市场从中牟利。

三河地区：即河东、河内、河南三郡。这是富庶的农业区。《货殖列传》云：“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以更居也”。地处中原，绾毂东西南北，是国内交通枢纽与商业都会相对集中的地方。其中，河东以杨、平阳为都会，“西贾秦、翟，北贾种、代”；河内以温、轵为都会，“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河南以洛阳为都会，“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是重要的商业城市。三河地区的人民喜好经商，周流各地，善做买卖。出现了许多著名的贩运商人，如孔氏、师史等，他们从这里输出的大宗货物主要是农副产品，而从各地贩来的物品则多为奇货珍品。

燕赵地区：位处黄河以北。这里开发亦早，为北方商业的集散地。其中，邯郸是漳、河之间一都会。“北通燕涿，南有郑、卫”。[⑤⑤]西却三晋，东近梁晋。殷商遗民居多，“民俗怀急，仰机利而食”，“商贾错于路”。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稀……有鱼盐枣粟之饶。”[⑤⑥]该地区的东南部除农业外，手工业也比较发达。商人利用地区间的商品差价，往往北贾乌桓、夫余，东贾秽貊、朝鲜、真番，成为中原与东北地区的贸易纽带。[⑤⑦]

齐鲁、梁宋地区：位处中原与东南地区的要冲。这里重农而好商贾。其中的齐、鲁区，本为文物之邦，但转而好趋商贾之利。齐著名都会“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匹于长安”[⑤⑧]，商贾往来频繁。齐鲁的贩运商人众多，如曹邴氏、刁间等都是突出代表。他们所转贩的商品，大概主要是铁器、桑麻、丝织品，又“逐渔盐商贾之利”。梁安地区，以定陶、睢阳为中心都会，其俗也是“好农”，而又“商贾”。这里由于交通方便，商业发达，已逐渐成为丝麻织物及农产品的集散地。

江南地区：这里是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汉时大体属荆、扬二州的地域面。《货殖列传》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不待贾而足”。从总体上说，江南的经济开发落后于北方，商品交换相对较少。但当时的江南也形成了若干较大都邑。如吴（江苏苏州）是江东都会，“有海盐章山之铜，三河五湖之利”。凡鱼、盐、铜等商品，一般多在吴市集散。江陵（湖北江陵）是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商贾转贩往来不断。江南所产的梓、姜、桂、金、锡、丹沙等物品，往往通过江陵北运而转销各地。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而取利。又“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⑤⑨]。可见江南虽然一度“无千金之家”，但其丰富的天然资源与自然物产，为各地贩运商人提供了广阔的商品采购市场。

岭南地区：位处南岭之南，属越族聚居之地，是秦汉时期的新开发区。其中的番禺（广州）是南境的一大都会。而徐闻、合浦、苍梧也是重要的港口与货物集散地。《汉书·地理志》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当时汉政权在民族交界的边境上设有“关市”，民间贸易往来较多。商人从中原运去的有耕牛、铁器之类；贩回中原的商品主要有珠玑、犀角、象齿、玳瑁、银、铜、果、布等特产。

从以上大量史实表明，汉代商品经济已形成了一定的流通渠道和购销结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这种商业关系、商业网络，使商人一般能够运用自己的经济力量，实现其商品与货币增值的愿望。当时贩运商人的活动地域，遍及全国各个经济区，除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的关中、三河、燕赵、齐鲁等地区外，淮河、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也是他们周流所及之处；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和邻近国家之间也有汉商的转贩活动或贸易往来，只是比内郡更少罢了。所谓“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之说，并非虚言。至于贩运贸易的商品流向，情况比较复杂。由于东南西北中经济发展不平衡，重心在北方，加之产品结构各具特色，因而各地商品的走向不一。或将本地的农业、手工业产品输出，贩进外地的方物、特产；或南方的天然资源与自然物产，如象齿、翡翠、玳＠④珠玑、楠梓、黄金、连锡等往北走向，北方的马牛、旃裘、筋角等南运，南北商品对流。《史记·货殖列传》说：“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这是盐业产销区划的大体反映。海盐、铁器等西运，则是汉代商品由东而西流向的又一基本趋势。

最后要提及者，从事贩运贸易还有个货物如何转运问题。考诸史实，汉代的商运，除了靠人力担负之外，马牛驮运、车船转漕也已相当普遍。所谓“贾郡国，转毂以百数”[⑥⑩]，“商贾车牛千余两”[⑥①]，这都是具体的反映。

随着私人运输业的发展，汉代富商大贾的大量商品货物，往往雇用民力转输。其主要形式有二：（一）雇用“将车人”驾车。如《史记·田叔列传》褚先生补述：任安“少孤贫困，为人将车之长安”。《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恩从觻得自食为业将车到居延”。在汉简中有关“将车”、“将车人”的记录多见[⑥②]。这里的“将车”即泛指驾车。“为人将车”、“将车人”当是受人之雇而赶车的车夫。当时贩运商人为了运货，拥有许多车辆，因此需要“将车人”代劳。（二）雇用“僦人”运输。如《淮南子·汜论》：“今夫僦载者，救一车之任，极一牛之力，为轴之折也……”。《盐铁论·禁耕篇》：“良家以道发僦运盐铁，烦费。”何谓“僦”？服虔曰：“雇载云僦”[⑥③]。以“僦载”为生者，乃称“僦人”。这方面汉简也为常见[⑥④]。“将车人”与“僦人”，在车辆所有权问题上虽有一定区别，但他们对商贩即雇主来说，都存在着雇佣关系。

至于“雇值”与“僦费”，当随着时间、地点及运输条件之不同而有别。“将车人”的雇值，因史文简缺，有待深考。《九章算术·均衡》云：“一车载二十五斛，与僦一里一钱”，这可能是“僦费”运价的通常标准。注释：

[①]《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367—368页。

[②]分见：《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简牍》、《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叙传》、《汉书·匈奴传》、《汉书·贡禹传》、《后汉书·仲长统传》。

[③]《吕氏春秋》。

[④][①①][①③][①⑤][①⑥][①⑦][①⑨][④⑩][④②][④⑦][⑤④][⑤⑤][⑥⑩]《史记·货殖列传》。

[⑤]《史记·吕不韦传》。

[⑥]《荀子·王制》。

[⑦]《管子·小匡》。

[⑧]《管子·禁藏》。

[⑨]《墨子·贵义》。

[⑩][②③][④④]《汉书·食货志》。

[①②][⑤⑥][⑤⑨]《汉书·地理志》。

[①④]《盐铁论·力耕》。

[①⑧]李均明等：《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②⑩]《史记·平准书》。

[②①]《居延汉简》：20·8（甲177）。

[②②][②⑤][④⑧]《汉书·贡禹传》。

[②④]《汉书·杨恽传》。

[②⑥]《汉书·货殖传》。

[②⑦]《后汉书·吴汉传》。

[②⑧]《后汉书·朱俊传》。

[②⑨]《后汉书·第五伦传》。

[③⑩]《后汉书·崔实传》。

[③①]《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③②][③⑥][④①]《潜夫论·浮侈》。

[③③]《后汉书·仲长统传》。

[③④][⑥①]《后汉书·乌桓传》。

[③⑤]《史记·李斯列传》。

[③⑦]《后汉书·光武帝纪》。

[③⑧]《后汉书·樊宏传》。

[③⑨]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新简释粹》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116页。

[④③]《盐铁论》水旱、禁耕等篇。

[④⑤]《汉书·灌婴传》。

[④⑥]《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社1989年版第57页。

[④⑨]《前汉记》。

[⑤⑩]《汉书·杨敞传》。

[⑤①]《太平御览》卷838引《三国典略》。

[⑤②]班固：《西京赋》。

[⑤③]张衡：《西京赋》。

[⑤⑦]参见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湖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0页。

[⑤⑧]《汉书·高五王传》。

[⑥②]《居延汉简》：77·3，334·13，334·36，346·39。

汉代范文篇9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鼎盛时期。作为封建社会农业特征的个体小生产农业得到很大发展。我国此后两千年封建社会的传统农业的发展道路就是在汉代形成的。汉代农业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从汉代情况看，我国传统农业走的是什么道路，具有哪些特点、成就和局限?这些问题需要专门研究，本文只就其中一些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

从三个数字谈起

“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5页。。马克思这段话启发我们，谈汉代农业生产发展水平，要先看三个数字。

第一个数字：农业劳动生产率有多高?这是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主要标志。可以拿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主要产品——粮食的年产量作为代表。

第二个数字：劳动者的个人需要有多大?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农业劳动能提供多少剩余产品，这是封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可以拿每个农业人口一年的口粮数作为主要标志。

还有第三个数字：当时全国每人平均占有多少粮食?

先看汉代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数(指原粮，下同)。计量汉代粮食数量有一些困难，其一是记载中“粟”有时也可指去壳的米；其二是汉代量制有大石小石两种，记载中的粮食量属何种量制有时不易分清；其三是西汉亩制有大亩小亩两种，有时也难于区分。我们这里把“粟”均作为原粮；把大多数出土量器如商鞅方升、汉上林共府升、新圜升等(容积约200毫升，当今0.2市升)作为大石一升的容积，把汉河平二年万年县铜斗的容积(1200毫升)作为小石一斗的容积(当大石的五分之三)；对于大亩小亩，则尽可能加以区分。这样计算出来的粮食量，在各种折算方法中是属于低的。

《汉书•食货志》载文帝时晁错言：“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百之收不过百石。”即一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50石，汉代一石(汉有大石小石两种量制，这里指大石，下同)约当今0.2市石。则一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10市石。当时最普遍的粮食作物是粟和小麦，折合市斤，粟(按1市石135斤计)约为1350市斤，小麦(按1市石145斤计)约为1450市斤。晁错讲这段话是要力陈农民的困苦，因此应是个偏低的数字。

《汉书•食货志》又载战国李悝言，但实际说的也是西汉初年的情况：“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平年)岁收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

战国秦汉的“一夫”不一定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个别男丁，常指一个耕作单位即一家，因此应和晁错说的一样，是一家两个劳动力种田百亩。一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粟75石，约合今2025市斤。

《管子•治国》篇说的也是西汉初年的情况：“常山之东，河汝之间，……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这里“一夫”也应是指的一家。则当时黄河下游冲积平原一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粟100石，约合今2700市斤。这是属于比较高的劳动生产率。

再参照其他记载，可知汉代正常年份一般田地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数约在1300斤到2700斤之间。通常产量约为每亩一石半，则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数在2000斤左右。

再看汉代每个农业人口的口粮数。它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许多记载都说明汉代一家平均五口。《汉书•食货志》记李悝言大小口平均每人月食粟一石半。居延汉简记西汉屯田卒及家属每月领取口粮数，戍卒本人每月合大石二石，大男一石八斗，大女、使男一石三斗，使女、未使男一石，未使女七斗。则每家五口每月口粮约在6石至7.7石之间，每人每月口粮在1.2石到1.54石之间。西汉末《汜胜之书》云丁男长女年食36石，一月三石，平均每人一石半。都与李悝所说相近。秦汉记载中涉及当时人食量的有几十条材料，其中成年人每月食量从一石到三石不等，一般是二石。则大小口通计，每个农业人口口粮平均每月一石五斗左右应是通常情况，即每年约食粟18石，折合486市斤。

再看汉代全国每人每年平均占有粮食数。

据《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等所列举的十一二个全国户口数字，从西汉末到东汉后期，全国人口大致保持在五千万人上下，其中农业人口约占四千万，一家五口，两个劳动力，每个劳动力年产粮2000斤，则每年粮食总产量约为320亿斤上下，全国每人平均占有粮食640斤，这是一个约莫估算的数字。

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2000斤，每个农业人口每年口粮486斤，全国每人每年占有粮食640斤。这些数字反映了一个我们过去不大注意的情况，那就是：从汉以来的两千年，我国农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人口的口粮数和全国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数，仍在汉代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徘徊!

农业生产发展的途径

农业劳动生产率徘徊了两千年，并不等于我国农业生产在这两千年里没有发展。为了适应人口较多，耕地较少的情况，我国农业的发展一方面靠扩大耕地面积，另方面更重要地则是走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途径。

这样的农业发展途径，在汉代已经形成了。

西汉人口的增长是惊人的。汉初承战乱之后，全国人口约600万或稍多一些。到约二百年后的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即猛增到1200余万户，5959万余口。经过王莽末年的战乱，从东汉中期以迄东汉末，人口大体稳定在900多万户，5000万口左右，比汉初增加到8倍左右。没有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维持这样高的人口增长速度是不可能的，而人口的增长在当时则加速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与人口的迅速增长相适应，汉代农业生产循着量的增长和质的提高这两个途径发展。

量的增长指荒地的开垦。汉初耕地数字不详，如以全国农业人口500万人，照李悝、晁错所说一家五口，耕地100小亩汉初，故秦地行大亩(240步一亩，当今0.6916市亩)，故六国地行小亩(100步一亩，当清亩0.31亩强，合0.2882市亩)，一大亩等于2.4小亩。到汉武帝后期全国才统一用大亩。计，则全国耕地总面积在一亿小亩左右，合大亩四千一百多万亩左右。到汉平帝元始二年，全国耕地增到八亿二千七百余万大亩，东汉则长期稳定在近七亿大亩左右，约合今四亿八千万市亩，比汉初增长约十五六倍，这个数字有夸大的成分，但耕地面积增长的速度超过了人口增长的速度是可以肯定的。

从前引李悝、晁错等议论来看，西汉初每家农户占有耕地100小亩，每个农业人口占有耕地20小亩，分别合今29市亩弱和5.76市亩。《汉书•赵充国传》言西汉屯田卒每人治田20大亩，合48小亩，与李悝、晁错所说的耕地数字相近。加上非农业人口，全国每户及每口平均占有的耕地面积比这还要少些。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及东汉共十一二个全国户口数及六个垦田数通计，平均全国每户占有耕地大亩70亩上下，每口大亩14亩上下，即每户占田48.6市亩，每人9.7市亩。这个数字比西汉初多了约一倍，不好解释，也许是由于荒地大量开垦的原故，更可能是垦田数字被夸大了(例如《后汉书•刘般传》就提到了这种情况)。

然而，汉代人口与耕地分布及农业发展是很不均衡的。据《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的记载，全国州部中，司隶校尉部和豫、冀、兖、青、徐五州，即今天陕西中部迄黄河下游地区，面积仅约占全国八分之一，而人口则占68%以上。尽管这里耕地开垦较多，在土地总面积中所占比例远较其他各州为大，非农业人口所占比重也较大，又不断向外移民，但人多地少是肯定的。崔《政论》就说：“今青、徐、兖、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因此这一带作为全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地区农业的发展必然靠质的提高，即走精耕细作的道路，以大量劳动投入集约化经营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且随人口的迁徙而向边缘地区扩展。因此，在汉代农业生产发展的两个途径中，精耕细作占着主导地位，并且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趋向。

在汉代农业精耕细作的技术水平下，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多高呢?由于田有美恶，岁有丰歉，耕作技术有精粗，水田旱田有差别，种植作物有不同，所以记载中亩产相差很多。但从前引《汉书•食货志》及《管子•治国篇》可知，“中田”“平年”一小亩产粟、麦在一石到两石之间。此外，《淮南子•主术训》言中田亩产四石，《后汉书•仲长统传》言北方地区通肥硗之田计亩产三石，那都是指的大亩，折成小亩，年产分别为1.66石和1.25石，仍在一石到两石的范围之内。

因此，汉代正常年景一般田地一市亩产粟94—188市斤，平均约为140市斤。小麦100—200市斤，平均约为150市斤。

至于行“代田法”的旱地，每大亩年产可达六石，合一市亩产粟233市斤，小麦250市斤。水利田亩产可达小亩2.7石以上，合一市亩产粟253市斤，小麦272市斤以上。这是少数高产田的产量。至于以耕作园艺化为特征的“区种法”，据说中田每大亩可达13石，美田可达19石，分别合一市亩产粟505市斤和739市斤，麦542市斤和793市斤。即使属实，那也是并未推广的小面积丰产试验的特例。

汉代农业生产发展的两个途径及其主要趋向，也是我国两千年封建社会农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两千年来，我国的耕地面积从汉代的四亿八千万市亩左右增长到解放前的14亿余市亩，即增长到约3倍；单产从每亩约140斤增长到近300斤，约为2.2倍，二者相乘，总增约六七倍；而人口则从汉代的六千万人增长到解放前的五亿多，约达十倍；每人占有的耕地面积则从汉代的4.8市亩或9.7市亩降低到约2.8市亩，即仅为汉代的60%或29%。从宋以后，总的趋势是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农业生产增长的速度，耕地面积和单产虽有增长，每人占有耕地面积却大大减少，人口增长已从加速农业生产发展的因素转而为阻碍农业生产发展的因素了。除去封建生产关系对农业生产发展的束缚越来越严重这个主要原因外，这就是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口粮数长期在汉代已达到的水平线上徘徊的一个重要原因。

解放前，我国农业生产已经处于停滞状态。国内虽然还有大片宜农荒地，但多处边疆，开垦条件艰苦，已非个体小生产的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与生产技术所能大量开垦。从1873年到1933年的60年间，全国耕地面积除东北外仅增加1%。在这前后，单产也基本未增，而人口则从四亿多增到五亿多，每人占有的耕地面积逐渐缩小，农民艰苦的生产条件和低下的生活水平丝毫未得改善。可以这样说，不仅封建生产关系成了农业发展的严重桎梏，我国传统的个体小生产农业本身在解放前也基本上走到了它的尽头。

传统农业生产的局限

在个体小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精耕细作为主要特征的我国传统农业，其成就是巨大的，但也从一开始就呈现了它的局限。

关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人力的巨量耗费这些局限，已为人们熟知，我们就不去谈它了，这里谈谈我国传统农业的另外两个局限。

其一，是单纯地发展种植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忽视了畜牧业。

从包括人工生产与直接获取自然物的最广义的农业(包括采集、渔猎、种植、畜牧、林业等等)，转变为专事人工生产特别是种植业的农业，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一般规律，它能大大提高生产专门化的程度，有利于工具和技术的改进，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和相对的稳定，因而在历史上是进步的现象。我国大体上是在西周春秋期间实现了这一转变的。但在转变过程中畜牧业的发展却落后于农业。而欧洲中世纪走的却是农牧并重，种植业与畜牧业互相结合的道路。这样，我国农业失掉了畜牧业的支持和补充，形成了所谓的“跛足农业”。这种情况，在汉代已经开始出现了。

我国的传统农业并非完全排斥畜牧业。战国秦汉时的所谓“重农派”，虽然把粮食生产看得高于一切，但并没有走到片面强调粮食生产，抹杀其他一切的地步。战国秦汉时有关农业的著述中，还是在强调粮食生产为主的同时，把桑麻、六畜、园艺等放到了一定的辅助地位上。

然而，作为农业辅助的家畜饲养，与农牧并重、互相结合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前者畜牧是处于很次要的地位。“重农派”这种对畜牧业和农牧关系的认识，是当时农业和畜牧业的现实情况的反映。汉代除去边疆草原地带外，内地的畜牧业实际上多属于副业性的小规模的家庭圈养，像《孟子》所说的“二母彘、五母鸡”之类，猪、羊等的大规模的饲养、放牧虽也见诸记载，实际上并没有发展起来。至于大牲畜如马、牛的饲养，则是为了役使、军需而非食用。即使是役使，数量也不足，以致汉代许多地方还不能推广牛耕，只能“(zhí音直，意为踩、踏)耒(lěi音垒，代表翻土农具)而耕”(即用人力翻土耕种)或用人力挽犁。这从汉代马、牛价格昂贵，盗牛盗马要重罚乃至处死，及禁止民间屠牛祷神等也可得到证明。总之，从汉代开始，除去饲养军马及西北与游牧民族接壤的草原地带外，在农业地区中与农业结合的大规模的畜牧业就没有得到发展。像《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有50匹马或百多头牛或二百多头猪、羊的牧主，当时已是少见的与占有良田千亩的地主或千户侯相当的富人。至于像宣曲任氏、卜式那样的大牧主，就更少见了。汉以后，畜牧业落后于农业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惟一的例外是东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畜牧业一度有所发展，但那是少数民族带来的游牧生产形式，它是以原有农业的破坏为代价而不是与农业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并且只是历史上的短暂现象。

我国农业走上忽视畜牧业的片面发展的道路，有它的客观原因。那就是，畜牧业特别是大牲畜的饲养，生产周期比较长，一般超过一年，并且宜于大规模的经营，为个体小生产力所不及；人多地少，精耕细作，使土地利用率高(汉代农田基本不休闲，连续耕作，有些地区已经实行复种)，无法普遍开辟牧场；农业劳动生产率不算高，口粮标准低，吃饭问题未解决，种植饲料受到很大限制；我国地主经济又多半采用把土地分散给小农户耕种的方式，很少进行大规模的经营。这些都是我国个体小生产的传统农业条件下畜牧业不易发展的原因。

畜牧业不发达给我国农业的发展带来不好的后果。它限制了食物品种的多样化及质量的改善，影响了生活水平的提高。汉代农民往往每年只有几个节日才能吃上肉，粮食成了惟一的主食，粮食不足的问题就更为突出。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我国的传统农业就不得不在努力发展粮食生产但粮食不足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圈子里打转。

另一个局限是忽视林业和水土保持。我国传统农业的一个发展途径是大量垦荒开田。在封建社会个体小生产的条件下，垦荒不可能有科学的计划，也不可能辅以必要的水土保持工作，这就必然要毁坏森林、草原和湖泊水系，引起气候变化，水土流失，破坏生态平衡，从而使土地肥力下降，自然灾害频仍，给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这个问题在汉代已经出现了。以自然灾害为例。据《史记•货殖列传》和《盐铁论•水旱篇》的说法，先秦大约12年中有两个灾年，灾年占16.6%。据《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的统计，从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至汉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的60年中，有重灾9次，占统计年度的15%，其中大水、大旱8次。可见《史记》、《盐铁论》所说的先秦自然灾害率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但是，从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至新莽末年(公元24年)的210年中，即有52个年度有重灾，占统计年数的24.8%，其中大水、大旱即有42次，比先秦自然灾害率要高。东汉自然灾害更严重，从光武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的160年间，有46年有重灾，占统计年数的28.8%，其中大水、大旱有39次。此后情况也未见好转，从公元185年至1913年的1729年间，我国有水灾2673次，旱灾2526次。灾情以黄河中下游最为严重，这同黄河流域的森林草原破坏最烈、水土流失最严重无疑是有关的。

汉代范文篇10

【关键词】汉代古文经学；文学创作；影响

从专业化角度出发，与今文经学表现出来的烦琐以及迷信相比较,汉代的古文经学更多表现出了不同的解经取向。具体来说，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在于汉代古文经学的简明性，一般情况下不会为章句之学。其次是讲求兼通,而不重视家法师法,可以博采众长。最后是通常会反对谶纬,而不会凭空臆说,具有相对较少的迷信成分。汉代古文经学引起自身的优点为当前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深远影响。

一、汉代古文经学所具有的简明文风有助于文学创作的发展

汉代的古文经学通常情况下不会是章句之学，也没有广征博引，而是尽量追求简明文风，并以才学为胜,从而使得文章可以深刻地表现出才气横溢。从历史角度出发，古文经学得到广泛重视是在东汉时期，影响深远，其文学著作也逐渐向由繁趋简方向进行发展。汉大赋所表现出来的鸿篇巨制也已经逐渐消解,短篇式小赋日益兴盛。该种短篇式小赋内容方面并不追求富博，在抒写过程中也非常平淡，但是却可以把物、志趣、景、事与情感因素进行有机结合，形成虚实相衬的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其想象空间,有效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例如蔡邕作品《蝉赋》、赵壹作品《穷鸟赋》以及阮!作品《纪征赋》都是短篇小赋[1]。此外，小赋由于其自身的体式相对简短，而且更加注重章法，再加上取材相对集中、讲究意趣，具有相对较强的个性以及情深意切，所以技巧弥精，在人物刻画方面非常细致，章法趋严以及辞采日美。文章的气韵相对生动，具有言短意长的特点，从而为之后的诗体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比如张衡的《思玄赋》已经逐渐暗合了七言诗体。汉代的史传文学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古文经学所具有的简明特点,将《史记》以及《汉书》进行对比，能够看出《汉书》在语言内容方面已经相当简练[2]。《史记》作者司马迁是私家著史，所以受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少，且司马迁在实际写作过程中将自己的满腔热情也融入其中，以此发愤抒情，在相对客观的史实叙述过程中，已经倾注了大量的正义评判。但是《汉书》作者班固则不同，他的著史是官修，受正统思想影响非常大，没司马迁深沉。《班固传》中评价班固赡而不秽以及详而有体，显然与《史记》有着较大差异。从某种程度上讲，司马迁以及班固之间的分歧也是时代所盛行的风气造成的。

二、汉代古文经学迷信色彩较轻有助于增强文学创作的理性思维

汉代的古文经学在迷信成分相对较少，而且也增加了大量的批判精神，例如王充作品《论衡》的主旨就是疾虚妄。从文学创作角度出发，主要表现在文章中的浪漫主义色彩逐渐削弱，所具有的理性精神却日益增强。在西汉时期,大部分文人都对现实世界充分肯定，在其作品中也都展现出了气势煊赫以及铺张扬厉的气象，其笔下的大多数人物都饱含可以建功立业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以及英雄情怀，而且在文章中还存在幻想中的世界，笔端可以勾勒出人神同乐画面，具有较强的浪漫色彩。到了东汉,随着当时经学的日益僵化与神学化,大量作品中所润饰出来的儒家伦理纲常与太平盛世已经使人们从思想意识层面深刻认识到其较强的荒诞性以及虚妄性，从而也渐次展开了一定的批判。这种局面的形成在一些政论散文中所表现得更加鲜明，王充《论衡》中不仅肯定孔子思想的智慧以及道德，还反对将孔子神化，而且对汉代学者大肆盲目尊经的相关行为进行了非常猛烈的批判。[3]对当时汉世的欺世盗名者实施了鞭辟入里的严厉谴责，所表现出来的愤世之情非常深沉，所应用到的措辞与饱含的情感都非常强烈。从之前两汉的所有政论散文来看，这种批判精神是非常少见的，与荀悦作品《申鉴》、仲长统作品《昌言》等相似，都饱含了大量的理性精神，不会受到师法以及家法等的限制，不会崇尚迷信以及盲从圣人，所作的经书赋作都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性。比如，班彪作品《北征赋》中就记述了西汉末年所经历的北行，充分反映出了社会的动乱以及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惨状[4]。究其原因，认为是汉代统治者道德缺失所导致的，并不仅仅是上天的变化无常，该思想具有非常大的进步意义。蔡邕作品《述行赋》中充分表达出了作者的择善戒恶思想，在作品中将下层老百姓悲惨凄苦的生活状态与位居高位奢华的皇亲贵族进行对比，批判精神强烈。在汉代诗歌中也体现出了强烈的批判精神，在《孤儿行》一文中，反映出了失去父母之后的孤儿受到兄嫂的排挤、虐待以及折磨，一直处于凄苦的境遇中。总之，汉代古文经学具有非常强的理性精神以及批判精神，浪漫主义色彩相对较少，致力于揭露现实生活，惩恶扬善，对文学创作具有非常强的借鉴意义，有助于文学创作向着健康方向发展。

三、汉代古文经学的不重师法家法有利于文学创作的博采众长

汉代的古文经学一般情况下不会严格遵守家法与师法，不会注重一家一人的说法，在治经方面往往不会拘泥于一经,展现出了博采众长的气魄，博学经籍，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学说狭隘的局面，使其出入通脱以及无所胶滞。现在的经学者往往会固守之前的五经经典，作品中所涉及的内容不会在经典之外，但是古文经学则大部分都有着广博知识，借鉴此特点可以使文学创作作品更加通脱以及不拘事理。作家可以把视野拓宽至更加广阔的领域，将文学创作所涉及的事物以及情景都汇集到笔端，然后俯拾皆是,使文笔可以恣肆。比如班固作品《两都赋》以及张衡作品《二京赋》中内容涉及面非常广，包括地理形制、田猎娱乐、商贸集市、都城宫殿、宗庙祭祀、市民生活、物产形胜以及歌舞宴飨等，作者所能看到的都汇聚到了笔下，也在一定程度上充分反映出了作者的广博学识。此外，因抛开了相应的家法限制,其作者可以纵情所致，比如刘勰作品《文心雕龙》中作者在宫馆、声色以及畋猎中享乐，情色大开，说明作者已经在重视情感的表达。张衡作为科学家与朝廷重臣,也强调内心情感的抒发，在作品《归田赋》中，勾勒出一幅充满自然情趣的画面，通脱情怀淋漓尽致地挥洒在字里行间，也开启了田园文学先河。再如蔡邕作品《青衣赋》所描述的婢女之美，蔡邕是封建大儒也会有这样的情思,充分说明了当时人们的不拘小节以及放达情怀。从散文创作角度出发，博采众长的思想也蔚为大观，并不会受到经典作品的束缚，文章中所应用的题材相对丰富，包罗万象，而且几乎无所不包。例如在史传散文方面不仅仅包括军事事件、政治事件以及帝王世系事件，而且还添加了大量的食货内容、河渠内容、地理内容、医者龟卜内容以及刑法内容，所表现的范围也相对广泛。在论说文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扩展了其表现范围，重要题材包括政治题材、军事题材、文化题材与经济题材，而且典礼内容、灾异祀事件、立嗣以及建陵等内容也都囊括在了史册当中。从史传文学角度出发，政论文作品《新论》以及《论衡》等可以消除之前文学作品的经学阴霾，《桓谭传》中表达出桓谭博学多通，其作品《新论》中所涉及的内容包含了哲学内容、政治内容、音乐内容、文学创作内容、天文学内容以及历法内容等。总之，汉代古文经学所具有的博采众长特点，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借鉴，有利于文学创作内容的充实化，促进文化创作的持续发展。

四、结语

总而言之，汉代古文经学者所具有的开阔视野以及广博知识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而且在治学方式方面的不拘一格，也造就了其自由开放的开阔思维。此外，由于古文经学者们对经术的自由通脱态度也使得他们的思想以及个性没有被完全泯灭掉，可以集经生以及文人于一体。富有浓厚文学色彩的大量古文经学在无形之中陶冶了文学情趣，有利于文学创作的大放光彩。

作者:黄高松 单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职业技术学校

参考文献

[1]周勋初.刘勰是站在汉代经学“古文学派”立场上的信徒么?[J].文学遗产，2011(2).

[2]黄燕强.重论晚清经今古文学之争——与两汉经学的比较研究[J].清史研究，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