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生态风险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5 03:25:01

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范文篇1

摘要：当前,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们对科技无节制地运用、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不完备性,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结构出现紊乱,生态功能不断减弱,引发了生态风险。为了有效地治理生态风险,我们必须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提高全民生态风险意识;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有效地应对生态风险;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进行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使全人类能共享生态发展成果。

关键词：经济转型生态风险现代性市场经济风险治理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社会呈现出不同状态,社会转型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其中生态风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瓶颈。为了确保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风险的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方式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

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人类社会源于自然,人类的发展更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其中作为自然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所谓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经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好坏也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离不开生态发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经济体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提供有利的条件。而不良的生态环境却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社会经济转型的实现,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总体恶化。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离不开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当社会经济发展中体制转变比较顺利、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比较科学时,就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正常发展。相反,如果经济转型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就会极大地破坏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生态风险。

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正式明确地提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三十多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外,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严重的生态风险。

(一)何谓生态风险

风险(risk)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和“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风险可以区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risk)两种类型。“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同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称“人造风险”。

作为一种常见的风险,“生态风险(EcologicalRisk)就是生态系统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风险。它指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成分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潜伏期长,出现过程缓慢,不像金融风险那样明显突发,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轻视。然而,生态风险一旦从潜能转变为现实压力,却极难防范和缓解。”一般来说,生态风险不是自然风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生态风险属于吉登斯所说的“人造风险”,“人类某些技术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乐观’以及民众的从众心理和迷信是生态风险的源头。”

(二)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

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本身的艰巨性必然使这种转型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其中,伴随经济发展过程所带来的生态不安全性会引发严重的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一般来说,生态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另一类是由于城市化和工农业高度发展而引起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环境污染。由于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中国既面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要正确面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向中新产生的问题。因此,我国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更多、困难更大。其表现在生态领域中就是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但面临传统意义上的生态风险,同时还要面对新的、更大的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失去平衡造成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程度越高,风险后果就越严重。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生态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起系统性风险。当前,由于森林资源和湿地面积的减少,会增加灾害性气候的风险,同时也会给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动植物增加生存的风险;水污染和水体系统遭到破坏,会增加依赖水体生存发展的其它生物减少和灭绝的风险;草原面积减少,草场退化,会增加土地半荒漠、荒漠化和载畜量减少的风险;沙地植被减少、系统遭破坏,会增加沙漠化面积扩大和沙尘暴侵袭风险;农田作物生长环境遭破坏,会增加农产品质量、产量降低的风险;有毒有害固体、气体物质排放会增加人与其它生物的安全风险;水土流失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会加剧土地沙漠化、土地贫瘠、泥沙淤积库坝、河流、湖泊导致洪灾的风险。总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发展就会失衡,生态环境随之恶化,正常的生态结构被打破,整个生态系统循环不畅,引发系统性生态风险。

第二,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的发展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难题。特别是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很严重,近年来,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发生洪涝灾害的次数在不断增加,经济损失惨重;北方地区沙尘暴肆虐,旱灾不断发生。这一切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形成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给社会的稳定产生潜在的风险。人类对资源无节制的开发,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会变得越来越少,最终会导致资源的枯竭。这种状况不但影响国家的稳定,也给世界的和平发展形成巨大的挑战。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生态风险的成因分析

1.现代性与生态风险。现代性始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过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发展完善,到20世纪中后期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其风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度重视导致生态风险的产生。现代性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造成了理性自身的冲突和分裂,理性被分裂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由于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分张扬,科学技术发展也给人类带来严重的风险,使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成为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而这个“危险的世界”正是在人类不断地追求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分张扬致使生态风险出现。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过程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张扬过程。主体性的张扬使人类摆脱了神的束缚,凸显了人在整个宇宙中的主体地位。但过度地张扬人的主体性有时会走向其反面,人类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壤不断沙化、环境严重污染、气候逐渐恶化、生态正在失调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潜在的风险。

2.市场经济与生态风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不完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具有灵活性、竞争性等优势,但由于其还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使不同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盲目开垦荒地、滥伐森林、过度放牧、掠夺性捕捞、乱采滥挖、不适当地兴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引起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漠化、盐碱化、沼泽化,导致森林面积急剧地减少、矿藏资源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和水生生物资源日益枯竭、旱涝灾害,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在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不但危及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同时也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生态风险。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治理

当前,生态风险事件的频发已使风险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它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而且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为了使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当前必须要加强对生态风险的治理。

(一)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从蒙昧无知的状态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增多。为此,我们必须建构新的启蒙——生态启蒙。首先,要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已经进入后果严重的世界风险社会,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其次,要看到科学技术的双面性,特别是要看到滥用科学技术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再次,要强化生态文明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

首先,建立生态风险预警系统。通过设定一系列风险预警指数,并根据对这些指数的计算,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信号,使人们对生态风险有充分的准备,有效地防范风险。其次,建立生态风险分析系统。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定量和定性分析为主要手段,通过对生态风险分析系统得来的相关指数进行综合分析,为生态风险控制系统提供科学的依据。再次,建立生态风险控制系统。由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家庭及个人的生态风险管理责任,对生态风险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生态风险。最后,建立生态风险补偿系统。要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障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生态风险补偿机制,有效地处理生态风险,及时补偿风险损失,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

(三)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观

“生态主义者”认为,“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具有价值”,在内在价值上是平等的。自然界中非人类存在物与人一样,在生态系统中都有发挥其正常功能的权利,都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要充分认识到自然界非人类存在物在整个生态系中的重要价值,人类与自然物之间具有密切的生态关联性。为此,我们要努力将这种平等原则转化为具体行动,善待自然,珍爱生态。同时,还要认识到,随着生态风险的不断扩张,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一问题,既关系到当代人的利益,也会影响下代人的发展。为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当代人之间、代际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共同发展。

生态风险范文篇2

关键词：经济转型生态风险现代性市场经济风险治理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

(一)何谓生态风险

(二)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生态风险的成因分析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治理

(一)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

(二)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

(三)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观

生态风险范文篇3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协调和尖锐冲突问题被人们称之为“生态问题”并获得了全球性关注。人类实践活动对自然的结构性破坏及其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已经造成的、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被称之为生态危机和风险。人们为了解决并消除这种危机和风险，建立了许多国际性组织，出版了数千种期刊，召开会议并起草各种呼吁书和宣言。然而，迄今为止，生态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可以说它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由于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科学技术的日益发达，支持地球生命系统运转的生态环境已经被严重破坏，维持人类生存的一些重要自然资源也几近枯竭。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汹涌，具有很强隐蔽性的生态风险日益变得可见并在全球范围内弥散，呈现出无间断性和常态化，并不时地转化为其他形式的风险和危机。生态风险引起了国家、民族、种族之间的争端，甚至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国际冲突，导致争夺资源和能源的全面战争。当代人类发展面临的这种生态风险已经演变成了人类的生存危机。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中，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基础性理论，是马克思哲学自然观的核心。马克思是在历史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中获得对历史的新理解的，正是意识到了历史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中介，历史唯物主义才突破了狭义的“历史理论”的界限而获得了“世界观”的意义。历史作为人类活动的时间性过程性的表征，历史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的哲学反对抽象地谈论人与自然的对立或者统一，它既没有简单地把历史归并于自然也没有绝对地把自然溶化于历史，而是以科学的实践观点阐明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结构和历史情势。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理论当然没有也不可能提供当今生态风险问题的全部答案，但马克思在深入研究当时的土壤肥力退化问题的基础上形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及其裂缝的理论，其中蕴藏着我们可以用以探究当代生态风险问题的思想智慧。以当代生态风险问题激活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理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当代性的阐释和重构，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全球风险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应有的现实关怀。

二、马克思哲学视阈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思维的确立。

近代以降，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思维方式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首先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在人与自然彼此分离并抽象对立的两极中解释二者的关系，因而无论是思辨的唯心主义还是直观的唯物主义都没有正确说明二者的关系及其对破解人类历史之谜的意义。通过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实践论变革，马克思把人的生存、生产实践活动作为阐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基础、出发点和思维原则，确立了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思维。马克思指出:“在一个学究教授看来，人对自然的关系首先并不是实践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而是理论的关系……人处在一种对作为满足他的需要的资料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但是，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们首先是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说，并不‘处在’某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1］(P405)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在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考察中，重要的不是先从认识上把人与自然的概念抽象出来进行理论上的探讨，而是要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P55)只是在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中并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才生发出了人与自然的认识关系、价值关系等其他关系。正是在人的生存、生产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实践活动内在矛盾的社会历史性展开才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具有了重大意义。马克思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置于一切问题的首位，把它作为研究其他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基础。“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界的关系。”［3］(P11)对于人与自然关系这个事实，马克思主张“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3］(P11)进行考察。在马克思看来，人不是孤零零地独自存在着，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人的活动是对象性活动。因而，“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呼入一切自然力的人”［4］(P105)必然处于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原初性关联表明二者互为前提、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映照，人与自然是内在统一的整体，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只有在这个整体内才成为问题并可以理解、认识和干预。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构成的动态有机整体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绝非抽象的对立或者和谐，而是包含着复杂的辩证结构，始终在冲突与协调相交织的矛盾中发展变化。在与人的对象性关系中，自然既有先在性、实在性、基础性，又有属人性、社会性、历史性。一方面，自然环境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和进化，才为高级生命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人本身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界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具有永恒的、不可或缺的意义。因而必须承认自然环境及其内在规律对于人的先在性、实在性和基础性。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4］(P56)而“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4］(P92)，“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6］(P107)。另一方面，通过人的社会历史性的生存和生产实践活动的中介，对人来说的先在的自然、外部自然界就不断地转化为人化的自然界和历史的自然。在马克思看来，“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4］(P116)。“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4］(P83)“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4］(P89)。这样，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的自然又具有了属人性和社会历史性，自然既是人类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又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和产物，把二者联系起来的就是人的生存和生产实践活动。针对青年黑格尔派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变成“实体”和“自我意识”的神秘问题、针对布?鲍威尔所说的“自然和历史的对立”，马克思批评说:“好像人们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如果懂得了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那么上述问题也就自行消失了。”［3］(P21)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的人与自然关系是实践基础上社会历史地形成并不断变更的，其中包含着自然对人的外在性和属人性的矛盾、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和超越性的矛盾，这些矛盾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都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和特点。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历史性变更中，人的能动性和自然的属人性的确立并不能否定自然的优先性和基础性，自然的社会历史性质也决不能吞噬自然的先在性及其进化。马克思明确反对各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机械论理解和二元论理解，在其成熟期的著作中，各种有机的和无机的固定立场已经让位于对生态过程的全面的辩证的理解。人类实践活动对自然的具体形态的改变、对自然规律形成以及发挥作用的条件和范围的改变，不仅是一个使自然人化以满足需要、造福人类的过程，同时也有可能使自然反人化，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威胁和灾难即生态风险。

(二)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及其裂缝的剖析。

物质变换(物质代谢、新陈代谢)概念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已经广泛流行于生理学、化学、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马克思吸收了这个概念的自然科学含义并创造性地把它用于对社会经济过程的分析，他不仅通过对一般劳动过程的分析说明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及其意义，而且发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变换的裂缝并揭示了造成这种裂缝的根源。马克思运用物质变换概念说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内容时具有自然生态意义和社会历史意义的辩证内涵。马克思一再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性和基础性作用。人的生存和生产实践活动中的人与自然关系这个事实就其内容来看就是劳动过程中的物质变换。人类为了满足由自身的肉体组织决定的物质需要，必须通过具体的有用劳动把存在于自然界的物质要素变换为适合于特定目的的使用价值或者说社会财富。自然物质要素作为可能的使用价值，它本身就有其自身的物质变换规律，“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5］(P56－57)。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自然生态意义上的物质变换或物质循环。劳动过程的不断重复进行使这种物质变换的前提、过程和结果日益复杂化。劳动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由人能动地引起、调整和控制的，这里就存在着人类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破坏作为其生存条件的自然界，从而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不能实现人的目的反而带来危害的可能性，马克思引用比?特雷莫的话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6］(P251)更为重要的是，“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7］(P24)。现实的劳动生产活动总是借助于历史形成的具体劳动组织、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这就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具有了社会历史特点。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自然界的神化和崇拜思想及幼稚行为，使人类在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创造出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介下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也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缝”。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城乡的分离和对立，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5］(P552)。而在城市，土地营养物质的消耗却表现为环境污染。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及其对农业的改造“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在他们的对面，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8］(P916)。“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一起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末，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二者会携手并进，因为农村的生产制度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各种手段，使土地日益贫瘠。”［8］(P917)马克思在这里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人与土地之间物质变换的裂缝或者说断裂，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致的土地肥力退化，看到了这种自然异化与人类的自然力的滥用和破坏即工人异化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交织。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物质变换过程及其断裂的可能性中找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裂缝的社会机制和根源。马克思指出，“交换过程使商品从把它们当作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们当作使用价值的人手里，就这一点说，这个过程是一种社会的物质变换。”［5］(P122)这种以商品为媒介的社会物质变换不仅“发展了劳动的物质变换”，而且使“整整一系列不受当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会联系发展起来。”［5］(P132)单是以商品为媒介的社会物质变换就包含着断裂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而商品向货币的转化、货币向资本的转化使社会物质变换进一步复杂化并创造了经济危机变成现实的条件。在以无限度追求剩余价值为支配性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在资本主义竞争和积累规律的作用下，剥削劳动者的自然力、掠夺自然的生产力就成为资本运动的必然选择。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必然运用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对自然进行征服和掠夺，“于是，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7］(P392－393)。以农业中的物质变换为例，“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5］(P552－553)。人与自然物质变换中自然条件的先在性和人类活动的能动性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变成了对于资本增值来说的纯粹利己主义的有用性，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经济危机有向生态危机转化的趋势，这就埋下了生态风险和危机的祸根。

(三)对人与自然矛盾的和解及其社会条件的阐发。

以劳动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矛盾并非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界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么做”［8］(P926)。但只是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才出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无法弥补的裂缝”并有无限扩大的趋势。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人对自然的无限敬畏和崇拜表现在自然宗教中，人们赋予自然界的许多具体事物以无比的威力、把它们神化并作为图腾来崇拜，祈求它们保佑平安、抵御灾祸。随着人们对人工造物的经验知识的增长和人类思维的发展，自然才逐渐脱去了它神秘的外衣，成了人类自觉认识和改造的对象。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7］(P393)，人类的实践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还微乎其微，不足以改变自然自身的物质变换和能量循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及其全球性扩张、人类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人类从自然的奴仆戏剧般地转变为自然的主人，人类对自然的征服、统治和掠夺使自然也报复人类，这才造成了人与自然矛盾的恶化、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裂缝。面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的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裂缝，马克思主张通过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使现存世界革命化”［2］(P75)，实现人与自然矛盾的和解，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马克思强调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并把扬弃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社会条件和最高理想。马克思写道:“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4］(P83)“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4］(P81)马克思认为，变革劳动的社会组织形式、实现生产者的联合是人道地、合理地调控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前提。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需要和生产力的发展而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8］(P926－927)。这就需要超出个人的、民族的甚至社会的短期利益的狭隘眼界，促进自然界本身的可持续发展。马克思以土地为例分析说:“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8］(P875)恩格斯注重从自然科学的发展历程揭示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和辩证发展，进而揭示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相互中介，明确指出了人类行为对自然的影响及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论述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社会条件。恩格斯指出，人类“不仅迁移动植物，而且也改变了他们的居住地的面貌、气候，甚至还改变了动植物本身，以致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灭亡一起消失”［9］(P274)。他曾以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地由于人类某些活动造成的环境恶化的实例警告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9］(P38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即使在现代最发达的民族中，不能预见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仍然占据优势，因此，不仅要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而且要变革现有的生产方式和整个社会制度，建立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动物中提升出来”［9］(P275)，才能支配和调节人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影响。可见，恩格斯和马克思关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根本立场和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三、马克思哲学对分析当代生态风险问题的启示

生态风险范文篇4

［关键词］人力资源;生态;投资风险;规避策略

进入新时代以来，知识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了，而各企业之间的人力资源竞争越来越激烈，并且人才的重要性已经大大提高，成为比财力和物力更为重要的环节了。而人力资源生态是一个新兴理论，以此为基础，可以有效避免人力资源投资环节中的诸多风险，所以企业的发展中应该对其重视起来。

1关于人力资源生态理论的概念

1.1关于人力资源生态理论的介绍。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界定人力资源就是人力资源生态学理论的来源，这种理论体系中，人力资源被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待，这个整体具有很好的结构性和功能性，并且这种特性也给人力资源在运行之中提供了一些规范和限定。这种结构分为两个方面，即静态和动态，而静态结构中包括其行业类别、职业技能、性别和学历等已经确定的因素，而动态方面则包括行业流动情况和自身的价值偏好等不稳定的方面，这会直接导致人力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出现区别。如果提及该理论在现实中的对应的话，举例来说就是企业给员工提供的薪酬和企业自身发展的条件都可能会影响到对于人才的感召力以及吸引力，很多企业由于其专业特性，可能仅需要招揽一定范围内的人才，这样就造成了每个企业对于人才管理的方式也就是不一样的。企业在获得了相应的人力资源之后会结合实际情况来配置资源，来给整个企业的运行提供动力，确保企业的各职能部门之间都可以运作得更加协调和顺畅。除了上述的横向对比之外，纵向来看，一个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内也存在着不同的人力资源需求，所以这样看来，人力资源利用的时限性特征也非常明显，综合看来，无论是企业对于人力资源的需求还是人力资源的利用情况都呈现出了阶段性特点，所以这也是人力资源流动性的一个成因。1.2人力资源的生态表现。人力资源的生态可以对企业的人力资源投资造成影响，这样一来，人力资源投资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风险环节，其中动态结构方面的因素影响力最大，具体来说就是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以及环境氛围和人力资源自身的个人喜好等，所以应该对上述因素都进行系统分析才能有效控制投资风险，下面进行具体说明。(1)人力资源供求情况变化很快。人力资源竞争展现出了双向选择性，一方面是各组织和各单位来竞争人才;另一方面是人才对于具体的职位来进行的竞争，人力资源的供求状况可以直接决定当前人力资源方面竞争激烈与否，并且也说明了人力资源是否处于可流动的状态，人力资源在价格方面适合何种投资方式。所以这个因素至关重要，企业应该在把握好这个因素的前提下开展投资工作，才能起到最好的规避风险的效果。(2)人力资源自身的价值取向。影响到一个人素质和能力的因素有很多，其家庭状况和成长环境以及接受教育情况都会影响到此人的技能水平和个人素质等，所以企业在进行人才选择的时候应该以企业自身的实际依据作为出发点，结合个人的价值取向、发展需求方面的因素来进行选择，然后企业就可以建立起一个符合企业自身发展需求和人才自身发展需求的制度，有效降低人力资源的成本。(3)企业内部的文化氛围。这种因素是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经过互相影响和互相作用，最终形成一个整体上的价值观念和发展观念以及行为取向等，和上述因素不同，这种因素起作用的过程是潜移默化的，但对于人才来说，其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对于企业而言，应该对个体的观念和行为进行切实把握，将企业的文化氛围引向有利的方向，确保人力资源可以有效创造其价值。(4)企业的组织结构情况。企业内部组织情况也会对人力资源造成很大程度的影响，其具体包括企业自身在组织方面的目标、企业的性质和管理方式以及所能够提供的薪酬福利等。这一方面决定着企业能否有效培养人才，还直接关系到企业人才流动性的强弱，所以企业应该对于内部的组织方式进行不断优化，适应时代的脚步，才能让人力资源的投资行为获取收益，减少风险。

2关于如何规避人力资源投资风险

人力资源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其掌握着一个企业发展中的很多关键因素，所以其呈现出的特点也十分明显，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平衡性，但是这些特性在整个企业发展过程中又不断进行着变化，企业应该全方位对于各种生态要素进行考虑和平衡，不断对投资内容和投资策略进行优化。2.1完善组织机能。现在每个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都更加激烈，并且时展速度加快，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作为企业而言应该牢牢跟紧时代的步伐，完善内部的组织机构，建立一个既能符合人才自身需求并且也能迎合企业发展需要的结构体系来，避免人才跳槽，减少人力资源的不确定性。企业应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开展一系列具有人性化的管理氛围，迎合当前阶段的人力资源需要。而另一方面企业只有建立一个合理的组织机构形式，才能提高员工的积极性，给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2.2合理定位人才的偏好。这也是企业应该重点参考的一个方面的内容，企业可以提高投资行为的有效性，降低投资方面的风险。(1)对于企业而言，开展人力资源选择工作之前应该首先分析其自身对于人力资源的需求情况，并且以此为依据，确定出一个人才选拔的指标，实现人才的细化选拔，这样才能保证招揽的人才完全适应自身的需要，而人才也可以通过工作来获得自身价值的满足。对于选拔指标则包括很多个方面，例如学历和技能、素质等，也要包括人才对于自身发展的需求等。(2)在企业内部进行人力资源的投资，保证人力资源的素质可以得到不断的提高，并且保证人力资源更加趋于稳定，所以应该参考两方面的因素，分别是企业自身的情况和人力资源价值方面的定位，制定一个科学而合理的薪酬制度，保证人才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在其实施之中应该适当灵活，让员工可以满足自身个性化的需求，灵活选择激励措施，这要结合人才自身的需求情况来确定，企业应该及时了解员工的需求。(3)组织制度系统的保障。人力资源资源投资，需要从以下方面完善组织建设，为完善人力资源投资生态体系提供组织支持，从人力资源生态体系来说，完善企业的组织建设能够降低人为风险，从而提升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组织制度的建设包括:投资对象的选择，投资对象的选择是控制投资风险的源头，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人力资源投资对象主要是企业的对象，为了确保人力资源投资，留住投资人员，需要根据员工的职位以及个人的学识等确定人力资源投资对象，从源头上规避对策，确保人力资源的管理。

3结论

当前阶段企业应该积极开展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工作和管理工作，这项工作进行得好

参考文献:

［1］杨松龄.浅谈企业人力资源投资的若干问题［J］．经营管理者，2016(31)．

生态风险范文篇5

生态工业园区系统稳定性在生态工业链上的体现

生态工业园区的稳定性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系统在遭受干扰的情况下维持其经济生产力与环境效益的能力。抗干扰能力、经济生产力或是环境效益这些表征生态工业园区的稳定性的指标，都以生态工业链的稳定运行为前提。首先，政策变化、技术创新或市场冲击等干扰对任何企业造成的影响，绝不仅限于企业内部，而是经由生态工业链传导，对相关的上下游企业均将造成冲击，影响企业所在的整个生态工业链的正常运行。而生态工业链上的企业在个别企业遭受冲击时，将不得不在携手抵御冲击或切断与受冲击企业间的联系中做出抉择，风险经由生态工业链的传导，致使整个生态工业园区的稳定性受到威胁。其次，生态工业园区的经济生产力，是通过园区内企业间各种要素的结合和“资源—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周期式循环往复的动态生产模式来实现的；尽管生态工业链是模仿自然生态系统中生物链的物质与能量的流动方式构建的，但与自然生物链的本质区别在于，生态工业链上的企业首先是受经济学规律的制约，只有在经济上是有利可图的，企业才有动力遵循生态学规律。园区内各个企业形成生态工业链的主旨不是为了吃掉另一个企业的废弃物从而减少废弃物的排放量，而在于减少自己的成本（包括治污成本），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归根结底是为了提高自身的经济效益。园区内已形成链式结构的其他企业接受一个新企业加入其中，也必然是新加入的企业能够提高链上原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否则，新企业将被逐出原有的生态工业链。新企业的加入，改变了原有的生态工业链的结构，提升了其经济效益，促进了技术创新以适应新的组织形式，即企业成为生态工业链上的节点促进了生态工业园区经济生产力的提高。再次，环境效益是生态工业园区区别于一般园区的最重要特征，环境效益的来源是企业间基于废弃物和能量利用等关系而形成的生态工业链，如果生态工业链运行稳定，则废弃物利用最大化和能源的梯级利用均可正常进行，环境效益可伴生经济效益实现。如若生态工业链无法稳定运行，那么废弃物与能量的利用也将无法正常进行，经济发展将回到传统模式，生态工业园区的稳定性也难以为继。可以说，生态工业园区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的稳定性决定于园区内生态工业链的稳定运行。生态工业链的稳定性是指整个生态链系统受到内外部环境变化影响时，系统维持一定的结构和功能的能力。生态工业链稳定，则园区的各项生产活动亦稳定，进而园区的各项功能也能正常运行，则整个生态工业园区是稳定的。

生态工业链上经济生产力和环境效益的协同

经济生产力是各种有形要素与无形要素构成的经过复杂的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和协同而构成的具有动态属性的系统。传统工业园区中的企业利用“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生产模式获取收益；不同的是，生态工业园区中的企业是通过“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周期式动态循环的生产模式来不断获取收益的。生产模式的不同产生的直接后果是：（1）企业间由于副产品的交换产生了合作关系，形成了生态工业链；（2）在合作中上游企业可以享受到废弃物处置带来的收益（直接收益或处置成本的节约），下游企业以更低廉的价格获得原材料，双方均从中获益；（3）副产品因为有利可图而变成了被再次利用的资源，避免了直接排放产生的对环境的损害；（4）企业间的合作对组织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促进了技术的创新、研究和开发以适应新的生产组织形式；（5）由于生态工业园区中组织管理功能和技术创新等因素，生态工业链上的企业能从副产品中获得更多的环境效益，并进一步促进了环境效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这一过程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生态工业链一经形成，由于链上企业能从中受益，因而都有维护生态工业链稳定运行的动机。园区内已形成链式结构的企业如果接受一个新企业加入其中，必然是因为新加入的企业能够提高链上原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使链上的其他企业从中受益；否则，新企业将不被原有的生态工业链所接受。芬兰东部城市约恩苏（Joensuu）曾经试图在已有的生态工业园区中通过建造新的发电厂，从而把已有的小型、零散的生态化链接企业进行整合运营，形成一条“主生态工业链”，强化园区的经济生产力，以改变其当时竞争力薄弱的现状。但是，这项工作由于在技术上不能提升泥煤燃烧效率致使物质与能源无法充分利用，以及其他一些对环境方面的破坏而被迫中止，新的发电厂并不被原有的生态工业链所接受[5]。一个新企业的加入被接受，将改变原有的生态工业链的结构，提升其经济效益，促进技术创新以适应新的组织形式，即新企业成为生态工业链上的节点必然促进生态工业园区经济生产力的提高。同时，新企业的加入将产生新的共生关系来完成对副产品的开发利用，也有助于环境效益的提高。

生态工业链上企业合作的客观需求

生态工业及生态工业园区仍然是新生事物，发展还不成熟，企业间理论上完美的合作在现实中往往难以推进。主要表现在：（1）生态工业作为新生事物，市场成熟度较低。生态工业链在相关企业选择合作对象时范围非常有限，较之传统产业链还存在一定差距。由于可选择的范围有限，可能导致生态工业链上的相关企业数量不足，完善程度受到影响；而生态工业链的这种组织结构先天不足的问题，使其极易受到干扰而产生不稳定性现象。（2）生态工业链上企业间合作程度较低。由于目前大多数的生态工业园区的生态工业链主要是在人为的主观认识下规划和设计的，且受制于市场的不成熟，结构比较简单；一般情况下链上的企业只与有限的几家企业合作，当链上的某个企业受到干扰，由于缺乏风险共担意识，即使其他企业的稳定性较高，整个生态工业链的稳定性也会受到冲击。生态工业链的稳定运营是需要经过市场检验的，只有存在经济利益，生态工业链才能稳定运营。换句话说，只有当企业成为链上的一个节点并能够从中获益时，才能在利益的驱动下，主动维护生态工业链的稳定性。因此，新企业要加入原有的生态工业链，必然要获取不少于加入前的自身运营效益；而原有的生态工业链愿意接受新企业的加入，也应能从中获益，即获取不低于新企业加入前的效益。一般来说，生态工业链越长，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越好。但同时，由于生态工业链上任何一个企业的波动都将影响到与其合作的其他企业，因此整个系统的稳定也将面临更大的风险[6]。可靠性理论认为，生态工业链系统的稳定性是由链上所有企业的稳定性共同决定的，而生态工业链产生波动大多只来自于个别的薄弱环节，其中稳定性最差的企业对生态工业链的影响最大。但是生态工业的发展还很不成熟，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生态企业的自然“替补”。因此，从维护生态工业链正常运营的角度来看，生态工业园区中生态工业链上的企业间加强合作，共同对抗各类干扰来维护自身的稳定性，是非常必要的。一条看似完美无缺的生态工业链，在某种干扰下，可能会因对链上某一企业产生重大影响而致使生态工业链断裂，进而影响整个工业园区的稳定性。这样的例子并非罕见，即便是世界上最为成功的生态工业园区——卡伦堡工业共生体，在其发展历程中也曾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出现过不稳定迹象。1995年，卡伦堡共生体系中的济普洛（GyProc）石膏厂在常规分析时发现石膏中大量含钒，这种金属可对人类造成变态反应。最终调查发现原因是阿斯那斯（Asnaes）发电厂使用了一种价格十分低廉的燃料——奥利木松石油。调查人员在这种石油里发现了钒，导致石膏中也发现了钒。结果是，阿斯那斯发电厂改进其设备，以防止钒累积[7]。正如鲍德温（Baldwin）和里奇韦（Ridgway）所说：“对卡伦堡而言，技术变化、革新、外部的新压力、合并和接管等变化都会使整个系统承受显著影响，甚至有可能使系统坍塌。”[8]

生态工业链上的企业对风险的联抗机制

世界各国都在积极筹建新的生态工业园区或是对旧有工业园区进行生态化改造，但真正成功的范例并不多。即便是堪称生态工业园区典范的卡伦堡工业共生体系，也曾出现过不稳定的迹象。究其根本，生态工业园区由众多企业组成，企业间或紧密或松散的联系取决于经济效益的多少，这是由市场经济所决定的。尽管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是管理者和公众甚或是企业共同期盼的，但具有“理性人”特质的企业的天性是逐利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生态工业园区的副产品。换句话说，获得经济效益是企业的“个体理性”，而作为副产品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却是“集体理性”的结果。生态工业园区中的企业通过废弃物利用的上下游关系形成生态工业链，对单个企业来说比独自经营时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对整个园区来说获得了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共赢。生态工业链上的企业间尽管有合作，但基本上都是从自身的收益—成本核算，最大化自身的利润函数；当一家企业受到干扰时，很容易影响到上下游的合作企业，波及到整个生态工业链。已经有少数学者对生态工业链上企业的定价行为进行过研究。王秀丽[9]对上下游企业在生态工业链构建中的不同利益动机及博弈行为的分析，给出了符合博弈主体经济利益要求的构建生态工业链的途径。于海杰[10]应用博弈理论对单一上游和单一下游企业构成的生态供应链系统中上游企业的副产品和废弃物定价策略进行了研究。已有的少量文献主要集中在生态工业链上企业的个体行为，鲜有文献将生态工业链上的企业视为一个整体，对它们在运行过程中通过效益合理分配等措施以共同抵御风险的问题进行研究，而这类问题往往会给生态工业链的稳定运行带来风险甚至使企业之间的合作失败。因此，以生态工业链为目标，探讨在生态工业链上企业间合理地进行利润分配的有效形式，使受到干扰的或是稳定性较差的企业能从合作中受益，提高生态工业链抗干扰的能力，对整个生态工业园区的稳定性来说是十分有益的。假设有n个人从事某项经济活动时，对于其中若干人组成的每一种合作（单个人也视为一种合作形式），都会得到一定的效益。当人们之间的利益是非对抗性的时，合作中人数的增加不会引起效益的减少。这样，n个人的合作将带来最大效益，n个人的集合及各种合作的效益就构成n人合作博弈。1953年，沙普利（Shapley）给出了一种n人合作博弈的最佳效益分配方案——Shapley值[11]。Shapley值是一种对合作者进行公平分配的方案，其前提是合作者之间是非对抗性的：生态工业园区中企业的合作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为了更廉价的原材料来源，或为了解决废弃物的排放成本等），一个新的企业要加入已有的生态工业链，必定不会引起原有生态工业链的效益减少，否则，它将因不得不对其他企业进行“补偿”而难以为继或是直接被其他企业“拒之门外”。但是，生态工业链一旦形成，个别企业受到干扰，其影响将不再局限于企业本身，而将波及到整个生态工业链，即任何个体企业的行为都有可能影响到整个系统的价值实现。因此，生态工业链上企业间因追求更高效益的共同目标，需要齐心协力，建立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其中最好的方式就是风险共担，即确定各个企业创造的价值与整个生态工业链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关系，根据个体企业对整个生态工业链的贡献对利润进行合理的再分配。这不仅有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生态工业链上各主体企业的积极性，同时也弱化了个别企业受到干扰时的冲击力，维护了受干扰企业在干扰期的利益，避免了干扰在整个生态工业链上的蔓延，有效地维持了整个生态工业链的稳定运行。

实例研究

生态风险范文篇6

1煤矿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煤炭开采工艺可分为露天开采和井工开采两种，以不同的方式对矿区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我国的煤炭资源以井工开采为主。为了明晰煤炭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方式，为后续的风险识别工作进行铺垫，需对其影响方式和基本作用机理进行分析。本研究将采矿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扰动归纳为土地破坏和环境污染两类，二者综合造成了矿区生态退化（图2）。

2煤矿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煤炭开采造成的土地破坏可分为土地挖损、土地压占和土地塌陷3个亚类［4］，露天煤矿以挖损和压占为主，井工煤矿以压占和塌陷为主。2000—2009年我国煤炭资源开采损毁土地5534万hm2，对土地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消耗和损伤［5］。土地破坏还可能进一步导致局部地质灾害的发生，如滑坡、泥石流、土石流、矿震等［6］。环境污染可分为固体废弃物污染、废水污染和废气污染3类，露天开采和井工开采的污染方式基本类似。除污染物的直接排放之外，土地破坏也可能引发次生的环境污染。例如煤矸石堆放不仅压占土地，其中所含的重金属元素还会在雨水淋溶作用下迁移并污染土壤和水体，煤矸石自燃又会产生SO2、CO和CO2等有毒有害气体，是大气污染的重要污染源。土地破坏和环境污染综合作用导致矿区的生态退化，发生生态系统的结构损坏和功能缺失。同时，在脆弱的生态环境下，生态退化会进一步加剧土地破坏程度，例如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煤炭开采会加剧土地沙漠化、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7－8］；在潜水位较高的区域，地表塌陷会引发地面积水、土壤盐渍化等后果［9］。这一正反馈机制会导致矿区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大生态治理和风险防范的难度。即使在闭矿后，矿区生态环境也可能继续恶化，需要较长时间的治理和复垦才可能恢复。2煤炭矿区生态风险识别在目前国内外常用的生态风险评价体系和方法中，风险识别通常作为风险评价中的一个或几个环节，较少单独提出进行研究。例如，Hunsaker79等［10］提出的区域生态风险评价概念模型中，将风险评价总结为5个环节，其中“终点选取”和“风险源的定性和定量描述”两个环节即属于风险识别内容；PETAR方法［11］（procedureforecologicaltieredassessmentofrisks）中提出“三级风险评价”，其中“初级评价”即是对风险源、风险受体和评价区域的识别；在Landis［12］构建的相对风险评价模型所包含的9项内容中，也并未提出“识别”的概念，而是将对区域的选择和划分，风险源、受体及评价终点概念模型的建立等属于风险识别的内容融合到风险评价的方法中去。风险识别在风险评价研究中通常被作为风险评价的前期准备工作，或直接融入风险评价过程中，对于风险识别的内涵尚缺乏共识的界定。例如，姚兰［13］在洞庭湖进行的生态环境风险识别与评价研究中，将环境风险因子的识别与相应的评价指标选取相结合，由此将识别与评价结合起来。在许学工等［14］针对自然灾害进行的风险评价中，通过对风险源、风险受体和脆弱性评价因子的分析，完成了风险识别的内容，但并未明确使用风险识别这一概念。高铁军等［15］在采矿塌陷区进行风险识别时，将塌陷区修复中可能遇到的风险进行分类和分析作为风险识别的研究内容。焦锋［16］提出了较为具体的风险识别概念模型构建方法，采用加权打分法来对驱动力、风险源、风险因子和评价终点进行分析，确定其危害强度。常青等［17］针对矿区土地破坏生态风险构建了风险因果链作为风险评价的基础，并探讨了风险源、风险受体和生态终点的选取和定量表征方法，在矿区生态风险综合识别与评价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拓展。本研究认为，广义的风险评价研究包括风险识别、风险分类和狭义的风险评价，狭义的风险评价即是对生态风险发生概率的定量化研究，而风险识别则是对生态风险的定性和半定量化认识。煤炭矿区生态风险识别的内容是筛选矿区范围内的风险源和风险受体，通过定性和半定量的方法对其进行甄别，判断区域内是否受到各个风险源的影响，并对风险源作用于风险受体的暴露—响应过程进行分析，确定生态终点。其识别结果是构建一个详细的生态风险因果链，明晰风险源、风险受体、生态终点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搭建起矿区生态风险多源多受体的网状因果体系。本文将矿区生态风险识别分为风险识别流程和识别方法两部分进行论述。矿区生态风险识别流程包括矿区生态风险综合调查、风险源识别、风险受体识别、暴露—响应过程识别、生态终点识别、因果链构建6个步骤。矿区生态风险识别方法是在风险识别中判定风险源及风险受体是否存在、确定其空间位置和风险影响程度的方法，在具体研究中常作为风险评价的一部分进行。

3煤炭矿区生态风险识别流程

31综合调查在进行矿区生态风险识别之前，需要先对该矿区进行综合调查，认识矿区生态环境特征及采矿活动的特点和扰动方式。内容包括地形地貌、地质条件、水文条件、气象气候、植被、土壤以及矿业生产活动等。通过资料收集、遥感影像分析、现场调研、实地测量与监测、问卷调查、入户访谈等方式获取数据，并了解矿区自身特点，为后续的风险源识别工作奠定理论依据和数据基础。32风险源识别由于人类采矿活动对矿区生态系统起主导作用，因此在矿区生态风险识别中，侧重关注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和破坏，风险源识别工作也围绕着采矿活动对生态系统的扰动展开。在现有研究中，程建龙等［18］将煤炭开采中的挖损、压占等土地破坏和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染作为露天煤矿的风险源。田大平等［19］也相类似地选择了土地破坏和有毒有害物质污染两个方面作为风险源。马萧等［20］将采矿活动引起的土地利用及景观格局变化作为主要风险源。贾媛等［21］则从人为风险源角度选取了煤炭开采、矸石堆放、道路修建、污染物排放等作为风险源。这些研究由于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应用方向的不同，对风险源的识别也侧重于不同的角度。本研究考虑到煤炭开采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方式，将生态风险源分为土地破坏和环境污染两类。其中，土地破坏包括土地挖损、土地压占、土地塌陷；环境污染包括固体废弃物污染、废水污染和废气污染。由于煤炭开采扰动的多面性和多源性，上述风险源之间存在一定联系。例如，固体废弃物既会导致重金属污染，同时也会造成土地压占。但上述风险源具有不同的表征、研究方法和治理措施，因此仍将其列为不同的风险源进行识别。33风险受体识别生态风险受体是暴露于胁迫因子下的单个或一组物种、生态系统的功能特征、特殊生境等［22］。矿区生态系统组分极易受到采矿活动的扰动和影响，成为生态风险的受体。矿区生态风险具有多风险源交叉影响的特点，因此一个风险源，可能对多个风险受体产生不利影响，一个风险受体也会受到来自多个风险源的作用。土地破坏类风险源以土地系统为风险受体，具体包括土壤、岩层、地貌、水体及植被；环境污染类风险源的受体则包括大气、土壤、水体、植被和动物。在实际研究中，考虑到资料的可获取性、数据的可监测性等因素，一般选择地质地貌、土壤、植被、水体和大气作为风险受体。部分矿区具备动物监测条件，可选择生活在矿区的动物（如鱼类）作为风险受体进行研究［23］。34暴露—响应过程分析暴露—响应过程分析是对风险受体对风险源暴露途径过程的分析［22］。风险源通过一系列复杂、综合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作用于风险受体，并导致相应的生态终点。对煤炭矿区生态风险而言，主要过程包括直接物理作用、水循环、食物链、风化作用、侵蚀作用、重力作用、扩散作用等。这些过程的识别和分析建立在对相应自然规律充分认识的基础上，通过资料收集、实地采样监测等方式判定。35终点识别生态终点指在生态风险源的作用下，生态风险受体可能受到的损害，以及由此发生的区域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伤。矿区生态风险终点有别于一般区域生态风险终点之处在于着重强调采矿活动对生态系统带来的损害，由于自然生态过程所产生的后果不在本研究的考量范畴内。不同的风险受体会伴随不同类型的生态终点。对地质地貌要素，会导致矿震、地裂、滑坡、泥石流、崩塌等生态终点；对土壤要素，会导致土壤重金属污染、土壤结构破坏、土壤微生物环境破坏、土壤理化性质改变、水土流失、土壤退化等；对植被要素，会导致植被破坏、植被退化、生境破碎化、植被多样性降低、病虫害等；对水体要素，会导致地表水系改变、地下水贮存条件改变、地下水位下降、水环境污染等；对大气要素，会导致大气粉尘污染、温室气体含量上升、有毒有害气体污染、酸雨等；这些最终会导致生态系统的结构损伤和功能缺失；对动物，除导致生境破碎化、物种多样性降低之外，污染造成的影响更为严重，会导致动物生长性状受损。36风险因果链构建因果链分析是风险识别方法的一种，运用故障树和事件树等逻辑分析方法，以事件组潜在的因果关系为基础，在事件的成因和后果之间建立链条，构成多成因多后果的风险因果体系［2］。因果链分析在流域生态风险识别、区域生态风险识别和不同生态系统的风险识别中都有应用。由于矿区生态风险具有显著的多风险源、多风险后果的特征，本研究选择风险因果链方法作为典型的矿区生态风险识别方法，基于煤炭开采的基本工序，通过上述风险源、风险受体、暴露—响应过程和终点的识别，构建风险因果链（图3）。从风险源的类型来看，土地破坏类生态风险源，主要通过直接物理破坏、风化、侵蚀和重力等作用及水循环过程，对地质地貌、土壤、植被、水体和大气产生影响，其后果通常是对生态系统组分的破坏和对原有地质地貌条件的改变，同时也会产生次生生态影响，如地形破碎和地表植被破坏加剧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生境破碎导致生物多样性降低等。而污染类生态风险源主要通过扩散作用、水循环和食物链对土壤、水环境、大气、植被和动物产生影响，其后果通常是对生态组分的污染，其中主要是土壤重金属污染、水体重金属污染、大气粉尘污染、大气温室气体含量增加、酸雨等，在一些矿区由于生物体的富集作用，污染物特别是重金属元素随食物链在生物体内积累，高浓度的污染物会随生物遗体回到土壤和水体中造成进一步的污染，更有可能被高等动物所食用，产生缓慢但具有区域性的毒害作用。这些生态后果将导致生态系统的结构损坏和功能丧失，生态系统健康下降，并可能引起生态系统结构由复杂向简单的逆向演替。

4煤炭矿区生态风险识别方法

煤炭矿区生态风险识别常用的技术方法包括“3S”技术、实地采样与实验室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和问卷调查与访谈方法。其中，“3S”技术以遥感和GPS为获取数据信息的主要手段［24－26］，以GIS技术为主要分析手段［27］；实地采样和实验室分析常用于对土壤、水体和大气污染物的识别，判定污染物是否存在、浓度是否达到可被作为风险源的阈值［28－29］；问卷调查和访谈通常作为一种获取数据的辅助手段。煤炭矿区生态风险是区域生态风险中的一类特例，部分区域生态风险研究中的基本方法也能够应用于煤炭矿区的风险研究中。在区域生态风险研究中，上述基于风险源—风险受体—生态终点因果关系的方法是一种基本的研究思路，在此基础上不同的学者构建了若干不同的生态风险评价方法，包括前述中的PETAR方法等。尽管风险识别是为后续的风险评价、风险管理和防范铺垫基础，但在实际风险评价研究中，特别是在目前常用的基于景观生态指数的评价方法中，风险识别步骤经常被忽略，而直接对指标进行筛选和运算。然而，这并非意味着风险评价不再需要进行风险识别，而是通过指标筛选的过程对风险受体和风险源在研究区的影响作用进行了识别。例如，风险评价中常用的PSR模型（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及其改进模型，压力指标即指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扰动和胁迫［30］，属于风险源范畴；评价指标是区域内风险源、风险受体和生态风险的定量化表征。因此，风险识别在实际案例研究中，除可以通过上述技术方法对风险源和风险受体进行有针对性的识别外，也可以直接通过风险评价过程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对风险评价各指标的筛选和对量化指标阈值的确定就成为风险识别中重要的一环。本文根据煤矿区的生态风险特征，提出了针对煤矿区的风险源和风险受体识别与诊断指标。其中，风险源特征及各风险亚类的识别指标如表1，在此基础上界定阈值即可进行风险源破坏程度的判定和识别。而风险受体的诊断和识别则包括生态系统功能完备性和生态组分安全性两个方面，生态系统功能完备性的常用诊断指标，包括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系统健康3个方面（表2）；生态组分安全性诊断方法包括实地检测、遥感监测、采样分析和问卷调查，分别适用于不同生态组分的诊断指标，在实际工作中可以根据矿区的特点和数据的可获得性进行选择（表3）。

5结语

生态风险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经济转型生态风险现代性市场经济风险治理

[论文摘要]当前,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们对科技无节制地运用、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不完备性,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结构出现紊乱,生态功能不断减弱,引发了生态风险。为了有效地治理生态风险,我们必须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提高全民生态风险意识;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有效地应对生态风险;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进行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使全人类能共享生态发展成果。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

(一)何谓生态风险

(二)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生态风险的成因分析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治理

(一)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

(二)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

(三)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观

生态风险范文篇8

关键词：经济转型生态风险现代性市场经济风险治理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社会呈现出不同状态，社会转型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其中生态风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瓶颈。为了确保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风险的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方式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

人类社会源于自然，人类的发展更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其中作为自然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所谓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经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好坏也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离不开生态发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经济体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提供有利的条件。而不良的生态环境却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社会经济转型的实现，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总体恶化。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离不开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当社会经济发展中体制转变比较顺利、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比较科学时，就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正常发展。相反，如果经济转型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就会极大地破坏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生态风险。

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正式明确地提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三十多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外，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严重的生态风险。

(一)何谓生态风险

风险(risk)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和“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风险可以区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risk)两种类型。“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同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称“人造风险”。

作为一种常见的风险，“生态风险(EcologicalRisk)就是生态系统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风险。它指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成分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潜伏期长，出现过程缓慢，不像金融风险那样明显突发，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轻视。然而，生态风险一旦从潜能转变为现实压力，却极难防范和缓解。”一般来说，生态风险不是自然风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生态风险属于吉登斯所说的“人造风险”，“人类某些技术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乐观’以及民众的从众心理和迷信是生态风险的源头。”

(二)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

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本身的艰巨性必然使这种转型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其中，伴随经济发展过程所带来的生态不安全性会引发严重的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一般来说，生态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另一类是由于城市化和工农业高度发展而引起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环境污染。由于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中国既面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要正确面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向中新产生的问题。因此，我国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更多、困难更大。其表现在生态领域中就是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但面临传统意义上的生态风险，同时还要面对新的、更大的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失去平衡造成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程度越高，风险后果就越严重。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生态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起系统性风险。当前，由于森林资源和湿地面积的减少，会增加灾害性气候的风险，同时也会给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动植物增加生存的风险；水污染和水体系统遭到破坏，会增加依赖水体生存发展的其它生物减少和灭绝的风险；草原面积减少，草场退化，会增加土地半荒漠、荒漠化和载畜量减少的风险；沙地植被减少、系统遭破坏，会增加沙漠化面积扩大和沙尘暴侵袭风险；农田作物生长环境遭破坏，会增加农产品质量、产量降低的风险；有毒有害固体、气体物质排放会增加人与其它生物的安全风险；水土流失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会加剧土地沙漠化、土地贫瘠、泥沙淤积库坝、河流、湖泊导致洪灾的风险。总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发展就会失衡，生态环境随之恶化，正常的生态结构被打破，整个生态系统循环不畅，引发系统性生态风险。

第二，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的发展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难题。特别是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很严重，近年来，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发生洪涝灾害的次数在不断增加，经济损失惨重；北方地区沙尘暴肆虐，旱灾不断发生。这一切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形成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给社会的稳定产生潜在的风险。人类对资源无节制的开发，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会变得越来越少，最终会导致资源的枯竭。这种状况不但影响国家的稳定，也给世界的和平发展形成巨大的挑战。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生态风险的成因分析

1.现代性与生态风险。现代性始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过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发展完善，到20世纪中后期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其风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度重视导致生态风险的产生。现代性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造成了理性自身的冲突和分裂，理性被分裂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由于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分张扬，科学技术发展也给人类带来严重的风险，使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成为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而这个“危险的世界”正是在人类不断地追求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分张扬致使生态风险出现。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过程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张扬过程。主体性的张扬使人类摆脱了神的束缚，凸显了人在整个宇宙中的主体地位。但过度地张扬人的主体性有时会走向其反面，人类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壤不断沙化、环境严重污染、气候逐渐恶化、生态正在失调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潜在的风险。

2.市场经济与生态风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不完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具有灵活性、竞争性等优势，但由于其还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使不同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盲目开垦荒地、滥伐森林、过度放牧、掠夺性捕捞、乱采滥挖、不适当地兴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引起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漠化、盐碱化、沼泽化，导致森林面积急剧地减少、矿藏资源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和水生生物资源日益枯竭、旱涝灾害，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在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不但危及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同时也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生态风险。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治理

当前，生态风险事件的频发已使风险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它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而且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为了使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当前必须要加强对生态风险的治理。

(一)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从蒙昧无知的状态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增多。为此，我们必须建构新的启蒙——生态启蒙。首先，要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已经进入后果严重的世界风险社会，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其次，要看到科学技术的双面性，特别是要看到滥用科学技术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再次，要强化生态文明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

首先，建立生态风险预警系统。通过设定一系列风险预警指数，并根据对这些指数的计算，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信号，使人们对生态风险有充分的准备，有效地防范风险。其次，建立生态风险分析系统。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定量和定性分析为主要手段，通过对生态风险分析系统得来的相关指数进行综合分析，为生态风险控制系统提供科学的依据。再次，建立生态风险控制系统。由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家庭及个人的生态风险管理责任，对生态风险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生态风险。最后，建立生态风险补偿系统。要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障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生态风险补偿机制，有效地处理生态风险，及时补偿风险损失，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

(三)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观

“生态主义者”认为，“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具有价值”，在内在价值上是平等的。自然界中非人类存在物与人一样，在生态系统中都有发挥其正常功能的权利，都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要充分认识到自然界非人类存在物在整个生态系中的重要价值，人类与自然物之间具有密切的生态关联性。为此，我们要努力将这种平等原则转化为具体行动，善待自然，珍爱生态。同时，还要认识到，随着生态风险的不断扩张，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一问题，既关系到当代人的利益，也会影响下代人的发展。为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当代人之间、代际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共同发展。公务员之家

生态风险范文篇9

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是相对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体系而言的。两者最明显的区别是在于对潜在的损害或者尚未发生的风险的处理方式上。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救济体系，其制度表现具有利益前置性、法定性、利益可期待性的特征。(一)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的制度类型。从制度类型上来界分，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可以分为补救性救济体系和预防性救济体系。现行的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主要是一种围绕损害结果为核心要件而构建的规范体系。这种事后性规制的法律逻辑是:赔偿义务人损害了生态环境权益－产生法律层面的救济责任－通过法律规定的方式来开展索赔或救济工作。这种救济模式是以生态环境损害结果的确定为逻辑起点，通过现有生态环境法律体系来实现权益救济或者民事法律责任的分配。以环境侵权为例，各国立法都肯定了基于环境侵权而产生的赔偿义务的逻辑，即“没有损害即没有责任”［1］。有学者将这种补救性法律救济方式描述为生态环境损害填补机制［2］P48。然而，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虽然能够实现对受损的生态环境权益的填补，但是却无法对不特定、不确定的生态环境风险予以适当的调整［3］P10。究其原因，生态环境问题呈现出强烈的“风险性格”，打破了民事救济体系以“损害发生”为基本前提的制度预设［4］P263。例如，在洛阳市吉利区辉鹏养殖案，如果没有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存在，那么只能在养殖场对黄河水源区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损害后方可提起损害赔偿①。这种事后性的救济方式是对生态环境风险行为或者危害行为的放纵，最终不利于生态环境正义价值追求的实现。从法律属性上讲，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是一种与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并列的法律规范体系。其制度核心理念是对民事权益的预防性救济。溯本追源，这种讲究民事权益的预防性救济方式的理念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典罗马法时代。此时期，立法者已经将民事预防性救济定义为一种旨在防御潜在的、尚未具现化的危险或风险的规制的方式。最具有代表性的预防性司法体系是“谨防未发生损害之诉”［5］P160以及“有权排除侵害诉讼”［6］P43。由此不难看出，立法者不仅充分肯定了民事权益预防性保护的重要性，也对预防性救济和补救性救济作出了准确的区分。这种蕴含风险规制的理念应当被生态环境法律体系所继承。(二)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内涵。目前，学界关于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的内涵探讨并不多，偶有论者，也未能对其作出清晰的阐释。有学者认为，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是一种针对生态环境公共利益领域内未来危害或者潜在损害的规范体系［7］。然而，这种解释并不能描绘出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全貌，存有以偏概全的嫌疑。从逻辑来看，只要相关责任人的行为置生态环境权益于危险状态或者高度风险，当事人就可以依据此来寻求预防性救济来保护自身权益免于损害。由此可见，生态环境预防性民事救济体系建构的核心是尚未发生的生态环境风险或者危害。以英国《环境损害预防和救济法》为例，该法第13条明确规定生态环境损害包括了已经发生的损害，也包括可能发生的环境威胁以及有理由相信极有可能发生的生态环境损害②。同时，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法救济并不要求具备“成熟性”的生态环境损害结果的发生，只要确认生态环境不利益结果发生的高度可能性或者客观性，权利人就可以采取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措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就是这一理念的最典型代表。我国《环境保护法》第58条明确规定，针对明显错误行为或可能损害社会公益的风险行为，环境公益组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民事环境公益诉讼，以避免生态环境权益损害的发生③。在规制目的上，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旨在解决生态环境补救性救济体系的制度供给不足。在实践中，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的适用范围不仅包括人身和财产损害，也包括纯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体系看似已经能够对生态环境予以周延的保护，实则未然。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并非仅有生态环境损害行为一种表现方式，也包括对生态环境风险或者危险的行为，对后者而言，以损害结果为前提的补救性救济体系是不适用的。这说明，生态环境风险规制上还存在着明显的制度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公众对生态环境风险规制的制度需求不断增加，期望通过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建构来满足个体利益以及公共利益保护的制度需求［8］。这种制度需求不仅包括公众对良好、健康生态环境的当然追求，也涉及生态环境空间规划、环境开发、公共管理等公共池［9］的利益需求。在这些方面，既有的生态环境补救性救济体系很难对其予以结构性回应。因此，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建构是弥补生态环境补救性救济体系存在的制度供给不足的必然。在调整范围上，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并非仅涉及生态环境公共利益，也包括生态环境私益。一方面，生态环境私益的预防性救济是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应有之义。一般情况下，允许当事人可以采取预防性救济方式来对抗他人对自身合法权益的侵犯。以美国为例，《佐治亚州登记法》等法律明文规定，“如果他人的不适当行为或方式剥夺或损害其他主体的法定权益，美国的出庭律师可以据此向法院寻求预防性救济”④。另一方面，预防性救济体系设定伊始就明确生态环境公益保护的必要性。从功能定位上看，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的介入应当围绕生态环境风险或危害而展开，以消解生态环境公益的不利益为己任。以环境公益诉讼为例，虽然各国制度在设计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环境公益诉讼目标的定位却具有一致性，即旨在“阻止生态环境重大风险或公益的危害”。在制度表现上，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民事救济体系。有学者认为，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并不会像补救性救济体系一样产生实体性的救济［10］P42。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方式的制度表现具有较强的不可知性:生态环境风险是否存在、是否消灭、法律责任分配是否合理等等。因此，有学者认为，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只是一种宣示性的权利［11］P205。然而，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即使在生态环境风险规制上存有结果的不确定性，但是也会产生预防性法律责任的分配，包括谁来承担法律责任、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以及是否消灭了生态环境风险。以环境禁令制度为例，法院会对生态环境风险或者危险进行考量，包括否需要颁布环境禁令、环境禁令内容是否合适以及禁令效果的事后评价等等。(三)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特征。基于上述认知，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制度特征可以归纳如下:1．生态环境权益保护前置性。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最重要的功能定位是肯定生态环境权益救济的前置性。“基于后现代社会风险的不可预测性、不可计算性、不可防范性的特点”［12］P301，事后性的生态环境补救性救济体系在生态环境权益保护上显然“先天不足”。反观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则通过扩展生态环境权益的范围，进而将生态环境权益保护提前至生态环境损害发生之前。例如，《法国环境法典》第6编“预防和补救对环境损害部分”，着重阐释了生态环境风险防控的重要性。在适用范围上，尚未发生或者可能生态环境风险具有可救济性，国家、社会团体、个人应当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来防止损害的发生［13］P320。具有不确定特征的生态环境风险推动了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从事后性救济转向事前救济的功能变迁。2．法定性。法定性首先意味着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制度渊源的“法律”性。无论是立法安排还是司法实践都都是依托于明确的法律规定来保障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运行。在美国，大量的单行法和特别立法的存在为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适用提供了充分的实体法支撑，无论联邦层面还是各州的民事法律体系都肯定了当事人寻求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的正当性。例如，加利福尼亚州民法典第3420条规定了预防性救济可以是通过禁令、法律明文、或者其他方式来实现⑤。除此之外，大量程序性规则的出台也增进了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可操作性。以美国《宣告性判决法案》为例，该法案为生态环境预防性司法创设可操作性的规则，包括法院的职能确定、预防性裁判的适用、自由心证等［14］P78。在美国杀虫剂(麦草畏)案，美国联邦第九巡回法庭依据该法所赋予的权利来进行裁决。最终裁定，拜耳公司、巴斯夫公司、科迪化公司的除草剂产品对公众健康以及生态环境可能产生风险，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⑥。其他国家所建构的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也具有鲜明的法定性特征。例如荷兰《民法典》第175条、第176条等明确规定，权利人可以对特别严重的危险物质的法人、个体追究危险物质法律责任。此处所指危险物质的判断可以参照《环境有害物质法》第34条及《环境管理法》等相关规定⑦。正是由于生态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必须符合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法定性要求，否则将陷入“于法无依据”的困境。3．利益可期待性。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满足了公众的利益的可期待性。作为法律的重要价值追求，公众对生态环境法律秩序的期许以及选择是推动生态环境救济体系转型的源动力。从法律社会学角度来说，选择怎样的法律规制秩序，配置怎样的法律功能以及达到何种法律效果都是公众利益可期待性的体现。这种对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意象表述是一种强劲的规范力量，可以对国家机构甚至法律体系进行现实的塑造［15］P59。在生态环境实践上，考虑到“损害－救济”方式在生态环境风险规制上的无能，民事救济体系有必要从“风险—救济”角度来回应公众需求。一方面，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应当能够对风险受害者提供充分的救济。换言之，为了“预防性”地避免侵害，生态环境民事法律体系应当赋予相关权利人提起预防性救济的权利，以满足其生态环境利益保护诉求。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更有利于生态环境风险的预防。如果仅仅关注生态环境损害行为和结果之间的联系，那么生态环境保护将会陷入到“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的”制度困境中。对此，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必须具有生态环境风险预防的功能。例如《瑞士联邦环境保护法》第59条(环境危险责任)、《西班牙民法典》第1967条(核设施危险)和1976条(水污染)，以及《美国第二次侵权法重述》关于异常危险活动责任的制度设计等，都使得民事救济体系具备了生态环境风险预防的功能。

二、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转变的缘由

风险社会的兴起促使立法者寻求一条超越传统规制方式的路径，以回应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诉求。因此，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形塑有必要进一步梳理风险社会的缘起，风险社会对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塑造及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规范体系之实践因应。(一)风险社会的缘起。生态环境救济体系的转型首先归功于风险社会的缘起。需要明确的是，此处的风险泛指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科技的发展，技术的革新，在重塑传统的社会秩序、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创造便利和无限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增加了众多的危险源，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这种对社会结构的宏观表述强调，社会发展不应当仅仅聚焦于社会经济或生产力的发展，更应当重视对现代化进程所创设或者增加的风险的规制。在风险社会理论下，现代意义的风险社会具备以下鲜明的特点:一是，现代社会的结构性特征与古典社会具有鲜明的差异。现代社会结构下的风险来源主要是指科学技术、工业体系发展所创造的不确定性，而非是人类主观认知的变迁。这一点在生态环境领域尤其明显，核事故、基因工程风险等都涉及到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二是，现代社会意义的风险具有鲜明的人为特征。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类的活动行为、改造行为使风险语境呈现出越来越强的人为色彩。无论是英国著名理论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还是其他社会学家都主张，对现代意义的风险的反思性打破了过去个体、社会的思维枷锁，愈发关注对个人、制度以及社会中风险行为因素。⑧基于上述认知，生态环境风险应当是指现代化进程中生态环境保护体系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不安全感。按贝克“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16］P2的论断，这种后现代性的反思要求重新审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不确定性因素、非理性的救济、非理性的发展等现象，以消除公众内心对风险的不安全感。即使公众对生态环境风险的表述过于强调感知的主观性，但是立法者也有必要寻求一种应对生态环境风险的解决办法。同时，这种生态环境风险规制的诉求也是从制度建设层面对风险社会的心理需求和社会背景的回应。波曼将这种风险产生的心理需求和社会背景描述为“风险的不可决断、不可控制，而造成的恐惧包围”［17］。无论政治体系或法律体系存有多大的差异性，但是保障公众免于生态环境风险不良影响之威胁或恐惧成为一种必然。因此，在生态环境补救性救济体系之外，还应当创设更具有风险规制力的工具。(二)风险社会对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的塑造。风险社会为生态环境民事法律体系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生态环境救济体系合理性、实效性的分析范式。因此，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不仅应该具有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功能，更应该具有积极的预防性救济功能。特别是即将发生的生态环境风险或者危害将会给社会弱势群体造成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必须通过规范性的制度建构来保护其权益免于损害。在此目标下，风险社会重塑了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1．生态环境救济内容从具体走向抽象。客观存在的生态环境风险推动了生态环境救济内容从“具体”转向“抽象”。一方面，生态环境法律救济体系适度扩张了“损害救济”的方式，将高度盖然性的风险或危害作为法律责任分配的核心要素。此逻辑下，生态环境风险责任的表述肯定了生态环境风险义务人对个人、社会以及生态环境承担不利益状态责任的正当性。简言之，风险社会中的抽象意义的生态环境风险或者危险都具有了可谴责性。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并不仅仅局限于实际损害的生态环境行为，也包括了违反注意安全义务或者风险预防义务而造成的生态环境不利益［18］P192。抽象意义的生态环境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也成为追究生态环境预防性法律责任的关键。2．生态环境预防性法律责任的影响要素更加多元话。生态环境预防性法律责任的生成机理以及演进路径并非旨在实现某一个案的正义，而应考虑到生态环境风险的强弱、可能性以及各种相关因素而形成的综合性救济体系。具体因素包括:其一，生态环境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问题。这里的生态环境风险强弱的区分影响着法律责任的分配。其二，因生态环境风险预防而产生合理费用的归属问题。目前来看，域外的立法对此普遍持支持的态度。其三，生态环境风险法律责任的减免问题。生态环境风险预防措施得当是否意味着法律责任的减免，各国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其四，基于生态环境风险或危险而获取的利益意味着相应法律责任分配的合理性问题。而这些因素恰恰是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建构的关键。3．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常态化。在风险社会中，生态环境补救性救济体系的适用情景将逐渐被限缩，因为其不能就抽象意义的生态环境风险或者危险进行适当的调整。与此同时，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也将是一种常态化的选择，因为其具备积极的生态环境风险预防能力。无论是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措施还是环境禁令，都是对可能存在的某种生态环境危害或者风险的积极预防方式，以实现生态环境的最大可能的安全保护。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的适用具有随意性，即，只有在造成明确的生态环境风险或危害的情形下才可以启动预防性救济体系。(三)生态环境预防性法律规制的实现。在风险社会下，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实现路径主要是通过立法确认并得到司法实践的践行。这种建构方式符合法定性的必然，也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借鉴经验。纵观生态环境法治完善的国家的生态环境预防性立法，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存有较大的差异，但却大都肯定了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的正当性。以德国为例，德国1974年《空气污染、噪音、震动及其他类似作用环境破裂防止法》(又名《联邦公害防治法》)规定了“公害危险的存在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就此，德国1991年《环境责任法》也有着较为详细的规定，该法第1条规定“由于附录一列举之设备对环境造成影响而导致任何人身伤亡、健康受损或财产损失，设备所有人应对受害人因之而产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19］P72。这种基于法定义务而衍生的预防责任既包括危险活动过程中的预防责任，也含括了因危险物而产生的危险责任。同样，一切因应对生态环境风险而支付的必要费用也应当有风险引起者来承担。例如，德国《基因技术法》第32条、《水法》第22条［20］P290－291等都肯定了排除危险或者抵御风险而产生的合理支出可以得到司法机关的支持。总之，立法确认的方式是对风险预防要求的回应，从而为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责任的分配提供了授权和支撑。在司法实践层面，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建构为生态环境风险应对创设了更加适当的场所。当前，就生态环境风险与法律责任的分配的关系上已达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以美国为例，在布莱森诉皮尔斯伯里公司案一案中，二审法院最终支持了无症状的基因突变增加的致癌风险能够成为当事人主张预防性损害赔偿诉求［21］。由此，只要对生态环境或者健康造成迫切性、可期性的损害风险，当事人就可以主张一定的损害赔偿。在鲍尔诉西屋公司农作物一案中，西佛吉尼亚州最高法院认为，为了保护自身健康免于有毒物质的损害，权利人采取的合理的预防性措施所支付的费用应当纳入到损害赔偿的范围内。同样，在费尔菲尔德诉哥伦黑文服务公司一案中，上诉法院明确指出，抛开接触石棉是否实质性增减了其致癌的概率或可能性的考量，当事人都可以依据这种风险的不确定性而提起预防性民事救济之诉［22］。可见，在风险社会中，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能够在最大范围上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我国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长期以来秉持着”重损害发生进而据此进行补救”的法律构造思维模式。目前在我国，无论是在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层面，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都有着较为成熟的制度表达，但却极其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从而备受质疑;而创新性的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也因诸多因素存在着适用性障碍。(一)我国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的现状。1．在立法维度上，环境立法的重心仍然立足于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法律责任。总体来看，无论是单行法还是部门法都对此有着较为严谨的制度设计。以《民法典》为例，总则部分第9条明确规定，任何民事主体都应当秉持“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⑨的宗旨。第7编第7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进一步明晰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逻辑关系，为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提供了更具体的法律依据。显然，这种制度建构的机理仍是基于传统侵权法的“无损害即无救济”原则而形成的事后性规范模式。有学者将其逻辑描述为“生态环境损害结果的实质是环境生态不利益性的厘定，也是法律责任的承担的基础”［23］。而对于生态环境风险预防立法而言，也仅有个别立法蕴含着风险预防的制度建构。例如，《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第1条、第21条⑩、《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四章等，肯定了生态环境风险预防或防控的重要性。在程序法方面，也仅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具备生态环境风险预防性救济的功能。相较于较为完备的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体系而言，我国现有的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立法并没有形成一个周延的法律体系，存在诸多立法空白。2．在司法维度上，生态环境司法规制中心仍是损害救济，而非生态环境风险预防。当前仅有个别案例可视为生态环境预防性司法的典型，例如，云南绿孔雀案，昆明中院审理认为嘎洒江水电的建设将给绿孔雀栖息地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风险瑏瑡。然而，从环境司法实践来看，事后性的生态环境补救性司法体系并不能对生态风险进行全方位的预防。一方面，生态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损害救济方式的局限。现行的司法体系侧重于对人、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或补偿，缺乏对生态环境风险预防性救济的系统设计;另一方面，现有生态环境风险预防性立法的不健全，导致针对生态环境危险后果的司法救济实效难以彰显。由此观之，就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架构而言，无论是其制度适用范围还是其他技术性规则都存在巨大的制度供给缺口。(二)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方式的适用性障碍。从实践来看，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体系所固有的适用性障碍，很难对生态环境权益提供周延的保护。这些适用性障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体系的适用困境。现行法规定损害救济模式需要以生态环境损害结果为前提，通过法定化的方式将生态环境恢复或修复至原有的基准线状态，进而纠正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利益。然而，生态环境的不利益也并非只有损害救济的一种呈现方式。假定在给定权利人所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前提下，隔壁工厂的生产行为具有高度危险性，可能对其所拥有的土地产生不可逆的影响，此种情况下，权利人是否可以采取合理措施?是否可以向工厂主张合理的费用?换言之，对生态环境的危险或高度盖然性的风险能否成为主张权利的法定事由?对此，现有的生态环境补救性救济体系很难作出准确的回答。相比较而言，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却能打破补救性救济体系的束缚，且不以生态环境损害结果为前提。以新西兰松林火灾［24］P15一案为例，主审法官肯定了原告采取防范火灾风险而激增的必要费用应当由被告承担，即高度盖然性的火灾风险具有可谴责性。反观之，此类对生态环境极有可能造成潜在风险的法律救济规范在我国是阙如的。显而易见，我国现行的生态环境补救性救济体系在生态环境风险预防性救济上是捉襟见肘，存在明显的适用困境。2．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方式的不经济性。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方式的经济逻辑具体表现为，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将高成本的生态环境损害予以内部化。在生态环境权益给定的前提下，他人的不合理使用或非法行为造成的权益损害，损害者应当向权益所有人支付相应的款项。显然，这种事后性的救济体系呈现出了明显的不经济性的特征:一方面，天价的救济成本。因为，生态环境损害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服务功能的损失往往数额巨大，从而导致救济成本畸高。以泰州案为例，江苏省高院判决被告承当高达1．6亿的赔偿;同样，在山东章丘生态环境损害案，涉案的企业排放废碱废酸共1181．72吨，造成高达2亿元的生态环境损失。对此，有学者呼吁:环境司法不应仅仅止步于高价赔偿［25］。相较而言，生态环境风险预防的规制方式则是一种更经济、有效的方式。在风险预防语境下，行为人采取风险预防的成本要远远低于损害救济的成本。对权利人而言，前期的成本付出可以通过预防性责任进行合理的分担。例如，《欧盟环境指令》明确规定，经营者采取的风险预防措施是衡量其承担的经济责任的关键性因素［26］。尤其是在权利人和义务人同时采取风险预防性行为时，可以大大降低生态环境损害发生的概率和严重性。正像有学者所指出的，法律应当激励受害者采取积极的预防性措施，这是一种低成本的避免方式［27］P46。另一方面，不可估量的制度成本。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制度变迁成本是衡量生态环境制度经济性与否的主要因素。现有的事后救济方式及规范设计很难称得上经济性的体系结构:一是，以损害救济为主导的制度结构是一种末端治理的方式，其所造成的制度成本无法估算;二是，在生态环境法律制度构造中，损害救济制度成本呈现叠加，并不能实现制度成本的合理分担。具体而言，事后性损害救济的必要性往往意味着立法者应当配置多样的制度来化解公众对生态环境损害的担忧。对于损害救济制度安排的正当性毋庸置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制度变迁的成本不需要加以考量。(三)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建构难点。虽然我国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能够化解补救性救济方式的适用性障碍，但是该体系的建构并不能一蹴而就，其无论是整体建构思路还是具体的制度规范都存在诸多难点，亟待破解。1．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建构思路不清晰。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实体制度建构或体系化问题已经成为生态环境法律规制功能的制约要素。如何建构我国的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法律体系?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应当具备哪些核心内容?相应制度定位如何?整体观之，我国尚没有一个相对明确的、体系化的建构思路。有学者指出，基于风险的思考实质上是一种思维范式的转变，其语境不仅打破了对道德判断以及经验法则的依赖性，更影响着法律规制体系的转型［28］P15。同时，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是对生态环境权益的预防性保护机制，这种方式具有能动性的特点，极其容易造成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滥用。2．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表述不清楚。尤其是在生态环境风险方面，科学判断标准的缺失是制约我国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建构的关键点。我国《环境保护法》虽然规定了损害公益或有损害公益重大风险的行为是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适用范围，但这种描述显然不够精确:一是，在规范意义上，生态环境重大风险是否可以等同于危险?危害是否也可以被看作为生态环境风险?生态环境风险的表述上这种混淆不清的现象，亟待厘清;二是，公众对于风险的感知与法律规定的重大风险存在较大的偏差。公众对生态环境风险的认知是一种主观感受的描述，往往具有非理性的特征，很难将其视为法律规范意义上的风险。3．生态环境风险预防原则存在适用困境。在一般情形下，环境法规范中生态环境保护适用预防原则［29］，但目前在我国，除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极个别的法律法规蕴含着生态环境风险预防元素外，其他的环境法规范包括环境法基本规范几乎都欠缺风险预防规范要素。当然，在此我们需要明确，预防原则与风险预防原则是有着实质性区别的。前者是指对那些会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行为或活动应当采取预防性的措施，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当发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后，行为人应当采取治理和修复的措施。此时，当事人的行为和活动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之间的关系是确定的，不存在不确定性。而后者则是当事人的行为和活动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之间存在不确定性，对于这种不确定性，法律也应当加以规制。可以说，是否存在“不确定性”是风险预防原则和预防原则的实质性区别。例如，温室气体排放与全球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转基因食品与人体健康之间的关系也存在不确定性，但是，科学证据却表明，温室气体排放和转基因食品分别会对全球气候变化、人体健康造成巨大风险或潜在危险，法律应当对其加以规制。在生态环境、气候变化和转基因等议题上，均存在着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风险或潜在危险的可能，如果不及时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风险预防行动，后果可能不堪设想而且无法挽回。因此，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下，风险预防原则应当成为生态环境法律的基本原则。4．科学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冲突［30］。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的核心是生态环境风险的识别。在传统补救性救济体系下，这种判断方式是一种基于事实要素而形成经验法则的判断［31］，往往依托于固有的经验法则以及对事实的描述形成稳定的、可期的判断准则。然而，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判断方式是不适用的。一方面，经验法则的判定很难应对生态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不同的个体对生态环境风险的感知存有较大的差异性。因此，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必须构建与之相匹配的价值判断体系。5．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建构性不足。在国外，不仅采取明确的立法方式肯定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的重要性，而且还匹配相应的司法实现方式，包括环境禁令、预防性私益诉讼等。相比之下，我国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及其规范设计却存在建构性的不足。从立法维度来看，真正具备生态环境风险预防的法律较少，且远未形成系统性的生态环境风险规制体系。同时，生态环境预防性法律规制的内容也缺乏合理性。以生态环境风险识别为例，无处不在的风险是否等同于法律规范意义下的风险，答案是否定的。在司法维度上，系统化的生态环境预防性司法仍未形成，仅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环境保护法》等个别法律规范规定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蕴含预防性的司法规制方式。由此观之，现有的生态环境预防性司法的制度供给既不能满足公众对规制生态环境风险的需求，更不能消解生态环境风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四、我国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建构

从制度建构的角度来讲，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建构是针对传统生态环境补救性救济体系的一种制度创新。对此，我们必须首先理顺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建构思路，在这个基础上审视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调适路径，进而建立起生态环境预防性私益诉讼和预防性公益诉讼并行的救济制度。(一)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建构思路。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建构首先要求应当对现有生态环境立法体系进行“预防性”转变，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具有可操作性的预防性救济体系，籍此实现对生态环境风险进行有效规避和控制的全覆盖。1．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立法完善。在立法维度上，塑造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风险思维定式，逐步建立起系统的生态环境风险预防性法律体系。这种立法的风险改造既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立法表述，又要推动生态环境风险预防法律体系的实质化。首先，无论是环境保护基本法还是其他单行环境保护法律规范，都应当以明文方式确立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制定相应的具体规范。建议，在《环境保护法》第六章新增一条规定，“行为人造成生态环境危险或者重大风险的，当事人可以提起生态环境预防性诉讼，要求风险制造者承担预防性责任”。其次，对侵权责任法体系进行风险化改造。建议，通过重塑《民法典》第1165、1166、1167等条文表述，建立起生态环境预防性私益救济体系，“当事人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权益的生态环境风险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权益遭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预防性救济诉讼或者申请环境民事禁令”。最后，考虑到立法成本问题，可以适当地采用司法解释的方式来增加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可操作性，包括“重大”生态环境风险的识别、适用范围、管辖、证据规则等方面。2．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司法完善。在司法维度上，首先是司法理念的转变。生态环境预防性司法并非仅是一种理论探索，更应该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这就要求有必须理顺生态环境预防性司法的演绎路径以及厘定其功能定位。无论是生态环境预防性公益诉讼还是预防性私益诉讼都是对生态环境风险的积极回应。其次是司法表现方式的改革。重塑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的法律责任方式，满足生态环境权益保护的可期待性。一方面，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对现有的民事法律责任体系进行适度的预防性改造，使其具有生态环境风险预防能力;另一方面，建构符合生态环境风险特质的法律体系，包括生态环境禁令、保全令等。最后是设置司法裁量的理性机制。由于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能动性特质，极易造成司法权与其他权利边界模糊问题［32］，所以，应当为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设置一个理性的底线，即，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及其配套规范设计应对的是生态环境风险或者危险。(二)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法律体系的调适路径。我国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是在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模式的基础上建立新的规范体系，所以，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表述方式、制度建构以及责任方式都应当进行风险化改造。1．完善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表述方式。具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规范法律用语。具体包括:其一，风险与危险。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初步扩张了生态环境风险的概念，并将危险设定为高度的风险。换言之，高度发生的风险就是危险，都是造成生态环境的不利益的主要因素。这种表述方式固然存有法律用语混用的嫌疑，但却是一种现实、有效的方式。在比较法上，域外各国的立法表述也基本沿袭这一方式，并没有对此进行精准的区分，包括英国《环境损害预防和救济法》、俄罗斯《民法典》、欧盟《环境责任指令》、瑞士《环境损害法》等等。其二，风险预防原则与预防原则。正如有学者所言，两者的立法的表述具有本质的差异性［33］P34－35。很明显，风险预防原则的描述是一种具有主观价值判断的规范要素，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3条［34］，明显将预防原则与风险预防原则作了实质性的区分。这种立法的转变在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中值得推广，以便实现规范要素的统一。其三，科学判断和价值判断。对于生态环境风险的科学判断并不当然等同于法律体系的价值判断。在生态环境预防性法律体系演进的过程中，生态环境风险预防应当奉行法律视野下的价值判断。规范意义上，生态环境风险认知是一种对生态环境风险现实情势和未来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链的判断［35］。(2)明确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目的。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是对损害救济体系的补充，其目的强调对生态环境风险的“上游把控”［36］，所以，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应当将风险预防原则作为其根本的价值追求。一方面，《环境保护法》应当正式建立生态环境风险预防原则，并将其作为环境保护领域的“帝王条款”［32］。在此，笔者建议，将《环境保护法》中的预防原则正式更名为风险预防原则，以此为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体系的建构提供支撑。另外一方面，对于一些具有浓厚风险色彩的领域，可以参照“制定法”的方式直接建立以风险预防原则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例如，核能开发、生物多样性等领域，生态环境风险预防原则的立法确认能够为生态环境司法介入提供实体法的依据，进而保障公众和生态环境健康的目标的实现。2．分层建构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救济体系。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法律体系的建构应当遵循其生态环境风险预防的目的设定，分层建立起“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私益诉讼”的双重救济体系。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公益诉讼是以生态环境公共利益为核心，其内在逻辑是“生态环境风险行为－生态环境公益不利益－特定条件的主体提起预防性诉讼－法律责任的分配”。当前，我国的生态环境公益诉讼虽然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经验，能够对重大的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风险进行适当的调整，但是，随着不确定的生态环境风险或者危险的出现，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则需进一步的完善，以应对新的风险的出现。一方面，完善生态环境预防性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即对“重大生态环境公益风险”作出合理的界定。在司法实践中，“重大的生态环境风险”的判断应当秉持严重或者不可逆转的标准，即，生态环境风险的现实化意味着是生态环境权益损害的严重性以及不可逆转。另一方面，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进一步增进环境公益诉讼规则的可操作性，包括责任承担方式、举证规则、制度衔接等方面。唯此，方可能最大程度地发挥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生态环境风险预防功能。生态环境预防性私益救济体系充分肯定了权利人享有预防性救济权利，这种生态环境风险法律责任的分配并无法理逻辑的不恰当，它是基于“生态环境不利益－救济”而进行的制度演变。例如，《民法典》第1166条已经明确规定，只要造成他人权益的损害都必须承担侵权责任。基于此逻辑，任何造成权益的损害或者不利益都具有可谴责性。同时，如果在风险预防原则纳入到《环境保护法》的情形下，预防性私益救济更是对生态环境风险预防的应然回应。在此，笔者建议，参照《民法典》第997条人格权侵权的预防性救济制度瑏瑢，建立生态环境预防性私益救济体系，肯定因即将发生的生态环境风险而采用的预防性行为具有正当性。3．扩展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责任方式。虽然我国《民法典》1167条已经明确了“消除危险+排除妨碍+停止侵权”瑏瑣的责任承担方式，但正如前所述，这些责任承担方式并不能实现对生态环境风险的周延救济，所以，应当在已有的民事责任方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更具有针对性的责任承担方式，即环境民事禁令制度。考虑到生态环境预防性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的制度功能和审查范围的差异性，在科学界分不同环境风险类型基础之上，通过“类型化”方式建立起专门化的环境民事禁令制度。在环境民事私益诉讼中，应当考虑到生态环境风险或者危害行为具体情形，进而设定具体的环境禁令制度。例如，禁止被申请人采取某种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风险的生产方式或者生产工具。生态环境民事禁令也可以根据生态环境风险发生过程中，设定可评估的评价体系［37］，以保障当事人和法院能够及时对生态环境禁令的实施效果作出有效、及时的跟踪和回应。鉴于环境公益诉讼与环境私益诉讼在审查标准、申请的主体、主张事实等方面的差异性［38］，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环境禁令制度必须达到以下标准:其一，被申请人的行为或者活动对生态环境公共利益造成严重的风险或者威胁，即不采取禁令的措施将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其二，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风险很难通过金钱赔偿或其他方式来替代［39］;其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采取禁令制度将不会对环境公益造成负面的影响。结论综上所述，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并不是对生态环境补救性救济体系的取代，而是对生态环境补救性救济体系余留下的制度空白的填补。从制度适用来看，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是一种以生态环境权益预防性保护为核心的制度框架。在风险社会中，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创设、建构是从法律规范上满足公众对生态环境风险规制的预期。

生态风险范文篇10

关键词：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开发风险经营风险

一、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的发展历程回顾

（一）国外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的发展历程

国外旅游风险研究萌芽于20世纪70年代，最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犯罪等社会不安全因素对旅游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旅游风险引起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关注，形成了旅游风险研究历史上的阶段。国外旅游风险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旅游与恐怖主义、旅游与犯罪、旅游与战争、旅游与政治不稳定等，偶尔也涉及对景区游览风险、饭店火灾等偶发性风险问题的研究。从内容上看，多是从社会学角度对旅游风险展开具体层面的个案分析。

（二）国内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的发展历程

国内最早涉及旅游业风险方面研究的文章大约发表于1994年。在发展初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裘新宝的《发展旅游保险业务之思考》，他在文中从保险的角度，对旅游涉及风险的范围进行了探讨。在此后几年中，旅游风险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文献数量极少。

国内旅游风险研究真正兴起与发展是在1999年以后。当时旅游业的发展势头强劲，开发商大批盲目投资，这种投资在造成浪费的同时也带来了收益不确定性的增加，风险增大。针对这种现象，很多学者开始从投资风险的角度展开旅游风险研究，如梁明珠提出了观光农园式的旅游开发对于减少旅游开发投资风险的重要性。又如顾华详，在《论西部旅游业引入风险投资的若干问题》、《论WTO环境下西部吸引风险投资发展旅游业》等多篇文章中，针对如何实现西部丰富旅游资源的转化、开发和利用问题做了详细的探讨，认为引入风险投资是降低西部地区旅游开发风险和投资风险的有利手段。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危机出现的范围不断加宽，生态风险、经营风险、文化风险、政治风险等各方面的风险不断涌现，学者们对风险的研究范围也因此而不断扩展。目前，学者们主要是针对具体的风险展开研究，这其中包括：黄建军开创性地对昆明旅游犯罪进行的实证性个案研究；赵书虹在《论中国发展国际旅游的风险与机遇》一文中对中国发展国际旅游风险的探讨；王宝恒在其《工业旅游的开发条件及风险提示》一文中，从主体、客体、媒介三方面条件对旅游风险进行研究，指出了工业旅游因自身局限性可能导致的开发风险。

二、国内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内容

当前国内学术界从理论上对旅游风险或危机进行研究的文献有限。代表性的研究文献是邓冰、吴必虎等撰写的《国内外旅游业危机管理研究综述》。这篇文献对旅游风险进行了界定与分类，指出旅游业风险是指影响旅行者对一个目的地的信心并扰乱继续正常经营的非预期性事件。从对现有文献资料分析来看，目前学界研究的主要风险有开发风险、经营风险、生态风险及文化风险四类。

（一）开发风险

在开发风险中，如何减少旅游开发风险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为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减少产品开发风险的产品开发基本原则。如鲍文君等指出，必须根据市场导向，对强势资源进行筛选、加工甚至创造，这样的旅游景点才具有吸引力，否则，一厢情愿地开发景点，其结果似乎难以如愿以偿。王林在《论旅游决策风险的成因及对策》中讨论了旅游者决策风险的成因，指出旅游企业和旅游者是一对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矛盾体。而要解决这个矛盾，旅游企业就必须不断地完善自我，以旅游者需求为导向，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旅游开发投资因为旅游自身的特性和规律决定了其具有复杂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使旅游开发投资的风险加大。因此，旅游定位就成为减少旅游风险的一个重要方面。李富红在其研究中指出，旅游地定位包括旅游地形象定位、旅游地产品特色定位和旅游市场定位。旅游开发投资不遵循旅游地定位规律，忽视旅游规律，就极有可能踏入旅游开发投资的“陷阱”。

此外，和其他经济活动一样，旅游开发既有收益，也有损失和风险，同时还应考虑开发对象、人力、物力等资源作其他用途时的机会成本，增加投资的边际效益和风险等。

（二）经营风险

虽然中国的旅游产业一直以较快的速度发展，但国内旅游企业的发展现状并不令人满意。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外资旅游企业的不断进入，必将会给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带来巨大冲击。

龙凌是较早对旅游企业经营风险做出明确界定的学者，他在《旅游企业特殊经营风险的界定及应对措施初探》中将旅游企业经营风险作了界定，并根据不同的标准，将旅游经营风险划分了不同的类别。龙凌对于特殊经营风险的性质研究无疑为之后的研究者们就“非典”对经营风险的研究探讨提供了帮助。2003年“非典”发生之后，国内涌现的大量文献可以视为对旅游经营风险管理研究领域的拓展，如张广瑞、魏小安主编的《中国旅游业：“非典”影响与全面振兴》一书，收集了“非典”发生后旅游业做出的相关研究，其内容涉及“非典”影响、应对措施、危机管理、形势判断、政策动态、振兴策略和国际借鉴等方面。

对“非典”的研究使业界人士真正意识到了旅游业的特性。如石培华、张吉林等人在《“非典”后的旅游经济重建与风险管理》一文中指出，“非典”疫情强化了旅游业“敏感产业”的特性，进一步凸显了我国旅游业发展中的几个“软肋”：旅游业的风险过度集中、旅游企业抵抗风险能力弱等等。学者们还对“非典”反映出的旅游企业的经营弊端及缺乏危机管理的状况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在《“非典”后旅游企业危机管理的问题与对策》一文中，赵阳建议旅游企业建立并实施危机管理预案：要以市场竞争中旅游企业危机的出现为起点，分析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过程，通过识别、预测潜在危机，预先准备各种应急计划，尽可能阻止危机的发生、发展，并尽量将损失降到最小程度，以争取新的转机。

（三）生态风险

目前，我国大多数自然保护区已开展生态旅游。但从中国的发展现状来看，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仍然相当严重，旅游资源与旅游环境的危机，旅游引发的社会冲突与旅游经济日益尖锐的矛盾，都严重影响了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尚天成、赵黎明在《生态风险分析在生态旅游系统管理中的应用》中指出：在生态旅游开发与规划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不利于生态发展的负效应，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一定的环境胁迫和影响，具有一定的生态风险。唐代剑、魏美才在《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系统总结了导致生态旅游开发风险的种种问题。

面对着不断出现的生态风险，学者们也纷纷提出了对策。如梁明珠指出，观光农园的拓展潜力较一般的生态旅游形式更深、更广，较之其它开发形式生态风险较小。关于这一点，学者唐代剑阐述得比较详尽，他在《千岛湖旅游开发的生态风险及管理对策》中，以千岛湖为例分析了旅游开发导致的生态风险并提出了管理对策。

（四）文化风险

旅游业的开发必然会对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导致旅游业开发中出现文化风险。通常旅游发展中的文化风险可分为两类：

一是旅游业发展对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经济、文化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如外来文化和目的地原有文化的冲突，传统文化的消失，把不良的习惯在目的地传播等。部分研究主要体现在一些人类学者、社会学者的研究文献之中，如吴晓萍、何彪把民族旅游发展给民族社区的传统社会文化带来的风险归结为民风习俗的商品化、社会道德风尚的退化、传统文化受到威胁、社会价值观的改变四个方面，同时指出这些负面影响可能对民族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破坏力。

另一类则突出地反映在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中。在当前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市场条件下，某些开发商为了迎合旅游者的需求，对文化旅游景点盲目或过度开发，造成对文化景点原有历史价值的破坏。如黄芳针对山西日益兴起的大院文化旅游开发热，指出了布局雷同、对外宣传特色不明显、对整体形势把握不准可能导致的风险。

三、国内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局限

（一）处于初级研究阶段

世界旅游早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进入大众旅游阶段，并以一项新兴产业应有的速度和规模不断向前拓进。而中国当代旅游业的发展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且最初是在外交目的的基础上缓慢起步，直到90年代才逐渐具备了大众旅游的形态。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旅游学术研究，与西方相比，我国不仅起步晚，理论基础也非常薄弱，多数研究只能借鉴西方旅游的发展经验和理论观点。

（二）研究方法单一且缺乏理论性研究

对于一个学科而言，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是学科得以发展的关键之一。但是国内旅游风险管理研究主要采取实证研究单一的研究方法，缺乏定量的分析，更不用说借鉴其它学科一些特有的研究方法了。同时，国内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绝大多数文献都是以实证研究为主，在笔者所能找到的研究文献中只有少数几篇是从理论上对旅游风险来进行研究的。一个学科如果没有定量的理论研究，就很难得以持续的发展，也很难形成一个研究体系。这是在未来研究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三）研究方向多元化且缺乏综合性研究

正是由于我国学者都偏向于定性研究，导致随着旅游业发展问题的不断增多，建立在案例基础上的研究成果数量逐渐增加，而且多数是由于问题的暴露而不得已进行的检讨和探因式的研究，对国外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翻译性论著颇丰。因此，纵观国内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的整体历程，给人呈现出的是一种多元化、缺乏综合性研究的状况。对于统一、全面的风险研究著作较少，其出现也多为与国外的研究一起论述。这种研究状况如果长此以往地发展下去，会阻碍其发展步伐甚至停滞不前。

（四）研究内容相对狭隘

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在出境游日趋成熟的推动下向世界旅游不断靠拢，因此发展所带来的风险远不止上述四个方面，例如政治风险、自然风险等等。这都需要学科研究人员不断重视，而依据我国目前旅游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很多现实中已经存在甚至对旅游业已经构成威胁的诸多风险，在学者们的研究著作中并没有或者很少谈及，这是旅游学术研究的一大缺憾。

综上所述，世界旅游组织曾经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第一位的旅游接待大国和第四位的客源输出国。所以，虽然我国对旅游风险方面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且暂时主要停留在操作层面，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强劲发展，加之风险管理在影响旅游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旅游风险管理的研究势必在旅游业发展良好势头的带动下不断拓展，这将推动国内旅游研究与国际的接轨、探索层面的深入，从而反过来加快旅游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邓冰，吴必虎，蔡利平.国内外旅游业危机管理研究综述[J].旅游科学，2004，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