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条件范文10篇

社会条件范文篇1

关键词：产品雷同，交换无利，技术停滞，社会缓慢

传统观点认为，社会是一个逐渐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但是，在春秋战国以后的两千多年中，中国社会却一直维持着小农经济的古老状态。有人早就注意到，比中国更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埃及、印度、巴比伦等文明古国（所在的地域），也都没有自发发展起来，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些情况促使人们考虑，社会形态演进的规律是否普遍适用呢？

一、不可逾越的技术发展界限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在于生产技术的积累引起的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提高。根据这一原理，文明古国之所以都维持着古老状态，就可以归结为他们生产技术的停滞。由于除西欧以外世界各地的生产技术普遍出现停滞，于是人们很自然地想到，这些社会的生产技术是否具有一个不可超越的发展界限呢？

现代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都是为了满足需要，满足需要必须付出代价，这就出现一个成本收益的比较问题。人们经常面临一个成本收益的比较问题，也就是要进行“权衡取舍”。技术发明和创新活动当然也适用这一原理：只有那些预期收益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如果一项发明创造对整个社会收益很高，但发明者的私人收益却不敷成本，就不会有人破费私人财产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

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经度，而测算经度需要一台在远洋航行期间保持精确的计时钟。为发明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给予巨额悬赏。这笔悬赏一直保持到18世纪，英国的发明家哈里森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才完成计时钟的研制，获得了这笔赏金。现在看来，即使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然患病死亡，计时钟也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始终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活动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人因成果被人仿制，所获收益就会大大低于他所付出的代价，所以就不会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别人的发明成果具有一种“白搭车”的利益。受“白搭车”利益的刺激，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直接进行仿制，所以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像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等到依靠“偶然性”原理能够发现和发明的“项目”都被人们了解和掌握以后，生产技术就会陷于停滞。用严格的数学术语说，预期收益“等于”预期成本是发明创造活动所能够达到的极限。考虑到任何发明创造在实际上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如果不是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就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古代中国和其他文明古国的生产技术长期陷于停滞，都是因为它们实际上已经发展到了成本收益原理所能够达到的最高限度。

从计时钟的发明过程看，政府悬赏显然是刺激发明的有效办法，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一些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西欧人发明了保护发明者利益的“专利制度”。专利制度保护“发明创造”活动，用国家强制力保证直接利用专利技术盈利的人把所获利益分出一部分给发明人，这就大大提高了发明创造活动的预期收益，刺激人们去从事发明创造活动。而在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环境中，许多发明创造活动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其成本的。在这样的社会中，技术停滞是必然的。

人们马上会问，近代西欧出现的一系列技术突破和发明创造，都是专利制度保护和刺激的结果吗？如果是，那么欧洲何以出现了专利保护制度？如果不是，那么技术突破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二、市场发展与技术突破

实际上，西欧最初出现的一系列技术突破，并不是专利制度刺激的结果。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早就认识到，劳动分工具有降低发明成本的作用，欧洲经济兴起的关键环节就是制造业中出现了精细的分工，例如在手工工场中，缝衣针的制造过程被分解为十多道工序，从羊毛到制造成织品的过程被分解为几十道工序。操作过程中精细的分工使人只需要多次重复简单的动作，这就把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一些有限的难题上，刺激人们考虑如何用机械代替手工，用水力、风力等自然力代替人力和畜力。发明那些从事简单操作的机械，创新成本大大降低，欧洲终于出现了一系列的技术突破和发明创造。可见，导致西欧出现技术突破的关键环节是劳动分工。

那么，为什么欧洲出现了劳动分工呢？

按照传统观点，分工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变革（尽管不是根本变革），它来自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规模扩大来自生产力发展，而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又归结到生产技术。这样，传统的探讨就成为：生产技术受制于分工，分工受制于生产规模，生产规模取决于生产力，生产力又取决于生产技术，陷入了典型的逻辑循环。在斯密以后的大约二百年中，没有人找到走出这一逻辑怪圈的出路。直到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才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文版1989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一书中阐明，西欧生产规模的扩大，不是由于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由于市场利益的刺激，是人们利用市场兴起所造成的盈利机会的结果。市场兴起才是西欧技术突破、经济崛起的关键所在。

市场在刺激技术创新上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广阔的市场销路刺激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引起劳动过程中精细的分工，大大降低了技术创新的成本；另一方面，广阔的市场销路又大大增加了技术创新的潜在收益。所以，如果没有市场盈利的刺激，很难设想西欧会出现具有世界意义的技术发明和创新。

那么，西欧的市场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三、地理条件与商品市场

商品市场的发展，直接原因是参加市场交易的人数很多，人们参加市场交易是为了获得利益，商业利益来自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而在古代条件下，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主要取决于自然地理条件。

西欧各地地理条件差异较大，导致自然产品差异大，不同地区存在明显的“比较利益”，例如尼德兰（现今的荷兰、比利时）只有七万多平方公里，还不到河南省面积的一半，但年降水量多的地方达1500毫米，少的地方却只有600毫米。气候差异大引起产品差异较大，刺激人们相互交换产品；西欧天然运输条件好，许多河流流量稳定，一年四季都便于通航，运输费用低廉，这就使得各地的“比较利益”能够实现。利益刺激使西欧人作出了发展商品市场的“选择”。这样，西欧经济兴起的最根本的原因（条件），就是由于那里具有有利于商品市场发展的地理条件。

历史唯物主义早就指出地理环境是人们首要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传统的历史理论家一直没能发现地理环境与西欧经济兴起的内在联系，一直把重视地理环境作用的学者称作“地理学派”而给予批判。现在看来，地理环境正是我们所探寻的社会历史状况的终极原因。把西欧经济兴起的原因归结为那里具有商品市场发展的天然条件，是对传统唯物史观的重要补充。

对西欧经济兴起原因和原理的探讨，也为我们认识世界其它地域包括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提供了唯一可行的参照系。简单地说，其它各地的社会长期难以走出传统社会的状态，都是由于它们不具备商品市场自发发展（相对于外来刺激发展）的地理条件。就不利于商品市场的发展来说，中国的地理条件比世界其它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因而也更便于我们论证（这当然不是说世界其它地区的地理条件比中国更有利于发展）。下面我们以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为例予以说明。

黄河流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等温线、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从现今陕甘交界向东一直走到山东半岛大致1500公里范围内，所经各地的气温和降水都相同，所以基本产品相同，没有交换必要；虽说南北方向气候差异较大，引起基本产品差异较大，但南北方向没有天然河道可供通航，商品交换只能通过陆路运输。现代公路运费等于水路运费的10倍。在古代只能依靠肩挑背扛毛驴驮的条件下，陆路运费至少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南北之间不同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

在古代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下，任何两地农、林、牧、渔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生产成本的差额，都抵偿不了两地之间的运输费用。农民把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它们花费的代价更高。在成本收益原理指导下，中国农民的“合理选择”只能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于是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

不少人不同意我们关于“中国自然产品差异小”的论断，他们或许会问，“中国地大物博，气候复杂多样，自然产品无所不有”，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你怎么硬说中国的“产品差异小”呢？

当然，谁也无法否认“中国自然产品几乎无所不有”的常识。但是，历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产品差异是否足以刺激人们从事商品交换，这就必须考察产品差异的地域范围，分析不同地域之间的运输成本。例如广东与黑龙江的气候截然不同，它们的产品当然存在巨大差异，但由于空间距离所决定的运输费用（太高），古代条件下它们的产品不可能实现交换。所以，尽管中国的产品确实“无所不有”，但它们对历史研究并没有具体意义。我们所说的“产品差异小”是相对于运输能力而言的。在陆路运输条件下，古代基本农产品市场的辐射半径不超过10公里（实际上更小），面积往往只有几十平方公里。在这样狭小的范围内，产品很难有多大差异。

弄清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的原因，是破解所有中国宏观历史之谜的关键，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宗族组织、专制制度、重农抑商、儒家思想等，都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篇幅所限，下面我们只对统治者何以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给予简单分析。

四、抑商政策也是统治者在特定社会状况下的理性选择

历史学家早就发现，西欧的统治者和中国的专制王朝对商业的政策根本不同，西欧都实行重商主义，而中国都实行抑商政策，于是人们往往把政策的不同看成是社会发展差异的原因。这一认识其实是肤浅的，因为不是政策造成了不同的社会状况，相反，是不同的社会状况使统治者选择了不同的政策。

从成本收益原理分析，西欧实行重商主义，是由于商业盈利高，因而能够为统治者提供大量税收；中国实行抑商政策，则是由于商业利润小，国家对其征税成本很高，往往得不偿失，还不如干脆限制其发展。

如前所述，商业利润来自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差额必须高于运费，交换才有可能实现。从经济上看，能够承受远距离运输费用的商品是有限的。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只有黄金、珠宝等贵重物品或者瓷器、丝绸、香料、茶叶等本身价值不高但产地有限的特殊物品，才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由于运输费用高，茶叶、丝绸等特殊物品到达最终消费地时也成了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所以对市场发展的刺激作用并不大。在中国，也许只有经销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盐、铁这两种商品才有利可图，但是统治者早就发现了这一道理，从春秋战国时代起就开始垄断盐铁经营，对私自经销盐铁者进行严厉制裁。由于经销普通的农林产品难以盈利，所以商人只能依靠行奸弄巧或者贩卖违禁物品发财，结果“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了中国商人的代名词。在统治者看来，商人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还抵偿不了他们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商业税收不能补偿管理费用），所以从古代的封建帝王，直到新中国的领导人，都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但由于我们已经分析的原因，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的商品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五、结论

社会条件范文篇2

一、律师职业与经济体制的关系

社会经济体制可以分为计划型和市场型。计划型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产品经济。在产品经济体制下，政治和经济融为一体，经济成为政治的附庸，生产者没有独立的经营权，生产者之间实际上不发生横向主体关系，有的只是与上级和政府的纵向隶属关系；生产者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是由法律调整，而是由政府决定。政府则主要依据行政权力关系、行政命令、等级职位安排、红头文件来配置资源、协调关系，法律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微乎其微。

在计划型经济的社会，律师几乎没有作用。计划性经济政策使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甚小，投入与产出、生产与消费等问题都由行政命令予以调整，“企业基本上没有经营决策权和利益分配权，……仅仅是生产者而不是经营者”，（注：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页。）没有真正意义上交换和流通，没有冲突和纠纷，一切问题都是预先安排的，企业或生产者只有服从的义务。在这种背景下，以维护合法权利和争取合法权利为角色特征的律师职业显然是多余的了。虽然计划型经济中也有法律，但本质上是计划政策的翻版。律师是为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社会主体提供法律服务，帮助其了解法律权利、行使法律权利和救治法律权利的社会角色，律师开展服务需具备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会主体具有法律服务的需求。在计划型社会中，社会主体几乎没有法律服务的需求，因为，行政命令将它扼杀了。

与计划型经济社会相对立的，是市场型经济社会。市场、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它以商品经济的存在为前提，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化的商品经济或社会化商品经济。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要求市场相应发展，不仅消费品相应发展，而且要求各种生产要素都能从市场选购，于是产生了要素市场，逐步形成完整的市场体系，从而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都与市场密切联系，市场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机制，调节着社会经济的运行，这时的商品经济就发展成为市场经济。

市场型或商品型经济社会孕育和促进了律师职业的产生和发展。律师职业最早产生于古罗马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律师职业的发达等现象，都深刻地反映了市场型或商品经济与律师职业的内在联系：

首先，市场经济是与社会分工相联系，为交换而进行生产的经济活动。商品交换是在由于分工而互相分离和独立化、同时又更加互相依赖的生产者之间进行的，为了使商品交换有秩序有成效地进行，从而满足商品生产者彼此需要，必须有共同遵守的既定法律规则，因此商品经济孕育了发达的法权体系，这为律师职业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们越是相互依赖，商品交换的规模越大，频率越高，法律规则的数量就越多，覆盖面就越广，越需要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如果商品生产和交换萎缩，权利和义务趋于简单，法律规则的数量就相应减少，律师服务就没有了市场。

其次，商品经济所需要的主体的独立性和自由性，也是律师法律服务市场机制有效运用的必备条件。律师法律服务一般是建立在与当事人自愿、平等、有偿的协议之上，这种协议的达成，只有在商品经济下才能真正实现。商品关系产生的决定性因素，在于生产者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独立所有人，必须实现等量的劳动交换，才能收回生产过程中所作的耗费并赢得利润，使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得以进行。为了做到这一点，参加交换的双方必须承认对方是商品的所有人，与自己处在平等的地位上。“互相对立的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占有别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40页。）“参加交换的个人已经默认彼此是平等的个人，是他们用来交换的财物的所有者”。（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3页。）商品交换的这一特性，使马克思把商品称作“天生的平等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6页。）这一特性的法律要求就是：交换双方在法律上必须具有自己的人格，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让渡产品和购买商品，转让权利和获得权利。在古希腊、古罗马商品经济的土壤上，成长了最初的平等观念。罗马法成为比较完备的私法，与发达的商品的经济孕育的平等观念密切相关，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样，至少对自由民来说，产生了私人的平等。在这种平等的基础上罗马法发展起来了，它是我们所知道的以私有制为经济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3页。）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性质，必然要求废除等级制度和封建特权。法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便在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中提出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法国民法典第8条将这一原则具体化，规定：“一切法国人均享有民事权利”。并于第7条规定：“民事权利的行使，不以宪法与选举法所取得的政治权利为条件”。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法也先后作出了类似的规定。法律上的平等规定推动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再次，市场经济是一种互利型经济，利益的交叉和冲突是现实的和潜在的，冲突的解决需要律师。商品交换本质上是以商品的价值为标准的等价交换，而商品的价值是由包含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不管商品生产者的主客观条件有何不同，也不管商品所有者的社会地位如何，他们的产品都必须放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天平下来计量。商品交换又是一种互利行为。在交换过程中，每个商品所有者都是一方面实现自己商品的价值，另一方面又获得他人商品的使用价值；占有别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因此，由价值规律和平等交换原则所决定的商品交换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必然是权利义务对等的关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商品交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纠纷，侵权事件常有出现。纠纷的存在，势必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解决纠纷、抑制侵权的法律规则和程序应运而生。

二、律师职业与政治环境的关系

集权型社会的典型代表，是封建社会。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是最早形成封建制的国家。一般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制就已基本确立，经历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欧洲以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公元476年）标志着封建制的开端，封建制在欧洲存在了一千三百多年。

集权型社会不适宜于律师职业生存。从历史上看，在中西方长达上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几乎没有律师职业；古罗马时期孕育、生成的律师职业，到了封建社会便消亡了。政治的封闭性和独裁性，与律师职业天生的社会性、民主性、商业性等特征格格不入，水火难容。一切都由君主或皇帝说了算的社会，是决不可能允许以“唱反调”为使命的律师职业存在的。从律师的本质含义看，律师是保护个体权利和自由为宗旨的，国家设立律师及其制度，就是要通过它，听取利益各方的不同观点和主张，使纠纷公正合理地得以解决。律师以“人”、“辩护人”的身份在诉讼中出现，通过法庭辩论为当事人服务，这种“辩论”，本身包含“民主”的意思辩论。集权型社会与民主背道而驰。因此，在这种类型的社会中，缺少律师职业生存的气候。

民主型社会与集权型社会相对立。民主，指一定国家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社会成员的权利自由，以及国家公职人员的民主作风和社会普遍的民主意识；指一定社会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文化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等内容。

民主型社会适合于律师职业的成长。律师及律师职业最早萌芽和产生于具有朴素民主政治形式的古罗马社会，民主的社会土壤为律师职业的生成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律师制度是一项民主制度，是司法专横的对立物。虽然在不同社会民主政体下有不同的阶级属性和本质内容，但它体现了人类社会民主制度的发展进程，是检验社会生活民主程度的晴雨表。古罗马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注重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因而允许律师职业的产生和存在。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进入了黑暗的封建集权型社会，专制独裁取代了民主政治，于是，作为民主制度的律师制度不能生存，逐渐消失了。发达的律师制度，产生于近代，它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经过同封建等级制度、宗教特权和司法专横的斗争，逐步形成的一种民主制度。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并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进程而广泛发展起来的。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民主的程度具有普遍性，因而其律师制度也都较为发达。当然，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民主的水准并非完全一致，政权结构、政治模式和政治传统的差异仍然存在，因而各国对律师制度的重视程度也不尽相同。一般说来，在政治生活中，英美国家较大陆法系国家更为民主；与此相适应，英美法系国家的律师制度较大陆法系国家更为先进、发达。

三、律师职业与法律文化的关系

1.义务本位、权利本位与律师职业

义务型社会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义务是法律的重心；在法律的实效上，义务比权利更加重要，权利要以义务保障；法律上的义务规定以明确的语义指明人们必须行为的事项和不得行为的事项，为人们提供比法律的权利规定更多的内容。义务型社会大都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产品不需要交换，实行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以人的依赖关系所组成的单位内独立进行的，其结果只能使人们从自然界里简单地再生产出自己，也再生产了出人的依赖关系。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个人缺乏应有的独立性，人的依赖关系成为其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共同特征。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法权体系所注重的是社会等级和人身依附，法律调整的基本特点是以确认依附关系所注重的为基本价值目标。正是在这一法律调整的基础上，架构了义务型社会的法律文化体系。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封建社会属于典型的义务型社会。在封建制度下，农民或农奴与奴隶不同，有自己的小私有经济。封建主为了要实现对农民或农奴的剥削，除了依靠其土地所有权外，还必须借助于经济以外的强制手段，使农民或农奴在人身上依附于封建主。农民或农奴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是维护和加强封建剥削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封建制法在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同时，确认和保护农民或农奴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西欧，从11世纪到15世纪盛行庄园制度。以法兰西王国为例，封建领主将一部分土地交给农奴使用，农奴取得份地后，即被固定在土地上。法律规定，农奴不准自由离开土地，封建领主有权将农奴同其份地一起出卖、抵押或转让。在中国，为了把农民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维护封建地主和封建国家对农民的剥削和统治，法律严禁农民脱漏户口，“脱户口者”，“家长徒三年。”同时，封建制法公开维护封建等级特权制度。等级特权制度是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社会按照人们财产的多少、权力的大小划分为不同等级。各个等级之阐界限森严，封建主按不同等级享有不同的特权，而广大劳动人民则处于社会最底层。封建主阶级通过等级特权制度，组织本阶级的力量，建立和维护统治秩序。封建社会以残酷手段维护封建主的统治。除刑种繁多、刑罚残酷外，“封建制度的残酷性、专横性还表现在实行‘族诛’（即一人犯罪而诛其亲族）、有罪推定、秘密审讯和刑讯逼供等制度上”。（注：孙国华主编：《法学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96页。）

义务型社会不适合于律师职业生存。律师及律师职业是一种维护法律权利的社会角色，其基本功能在于通过对社会主体法律权利的维护，促进社会法律秩序的稳定。义务型社会也有权利概念。但它更多地为统治者所享有，本质上是一种特权。特权的行使和特权的实现，大都以特权享有者掌握的国家暴力为后盾，无需律师及律师职业的帮助。广大的社会民众，在义务型社会中，更多地是承担义务。义务的履行，往往与法律制裁相联。“一个法律义务的存在不过是法律规范的效力而已，这一规范使制裁有赖于违反法律义务的行为，法律义务不是离开法律规范的事物。法律义务不过是法律规范对某行为在规范中赋予制裁的那个人的关系而已。法律义务的内容是与作为一个不行为、成为制裁条件的那种行为相对立的（相反的）”行为。法律义务是不为不法行为的义务。它是国民‘服从’法律规范的义务“。（注：［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66页。）封建社会的严刑峻法，使社会民众对义务的履行表现出”自觉性“，也无需律师介入。因此，可以说，封建社会的历史，是律师职业悲惨命运的历史，义务型社会，使律师没有用武之地。

权利型社会的产生，导源于权利概念的产生及对权利价值的认可。自由与秩序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两种基本的价值。为了实现自由与秩序，法律便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手段。一个合符理想或至少是值得尊重的法律制度，应当使人们平等地享有各种基本权利并平等地受到义务约束；应当公正地捍卫一切正当利益，既不允许以强凌弱，也不允许以众暴寡；应当充分地尊重个人的自由选择，以促成一个与人类尊严相适应的自由社会。权利就是对人们自由安排和实施一定行为的法律保障。人类的法律制度史证明，仅仅想建立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在逻辑上是相当简单的事情，只要把大量的义务约束加到人民的头上并使之发生实际效力，秩序就会出现。然而，要想建立一个自由社会，只靠施加义务约束就难以做到，任何社会都需要秩序，但是，自由社会所需要的是在保障自由的前提下，能够最大地促进每一个人全面的自由发展的秩序。对自由的执着追求使人们确立了这样一种信念：在失去自由的秩序下奴隶般的生活是可悲的和无法容忍的。正是这种信念使人们宁愿牺牲生命和荣誉，也不愿意服从等级制度、专制统治和恐怖专政下的秩序。也正是这种信念使人们在建立现实的秩序时，把法律权利放在首要位置。“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通权利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3页。）“对人来说只有体现自由的东西才是好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7页。）因此，权利的价值表明，权利所昭示的法律理想是这样一种社会，生活于其中的任何人，不管其社会地位如何，都享有与别人同样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权利，都有义务对之给予无条件的尊重。

权利型社会为律师职业的产生和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土壤。作为维护社会主体法律权利的使者，律师只有在权利型社会中才能有所作为。在权利本位社会，任何权利主体的正当利益，无论是个人利益、团体利益还是公共利益，都必须受到社会的尊重和法律的保护。任何主体以非法形式侵害了其他主体的正当利益，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即使这种侵害来自于国家机关，也不例外。因此，了解法律权利的内容、正确行使法律权利以及防止和救治法律权利的侵害，是每一个法律主体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而这内容的实现，往往需要借助律师帮助。权利型社会与律师职业相伴相存，律师职业发达的历史，也是权利型社会趋于成熟的历史。现代社会较古罗马奴隶时期的法权观念有了长足进展，与此相适应，现代西方国家律师制度也日渐走向完善。随着社会主体法律权利的内容的日益丰富，律师法律服务的业务范围也更加广泛，从萌芽之初的简单的刑事辩护和民事，律师的业务范围已经拓展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出现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保护社会主体法律权利的律师服务态势。

2.人治、法治与律师职业

人治和法治是两种相互对立的治国方略。

人治是一人（或几人）之治（君主专制或贵族政治），法治是众人之治（民主政治）；人治依据的是领导人个人的意志，法治依据的则是体现人民大众意志的法律。人治与法治的分界线是：当法律与当权者的个人意志发生冲突时，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还是法律高于个人意志。或者说，是“法依人”还是“人依法”。（注：郭道晖：《民主·法制·法律意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

律师职业与人治型社会是不相容的。在人治型社会，长官意志决定一切；法律的内容变化无常，朝令夕改；社会管理表现为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权力在社会生活中起定性作用，权大于法，以人代法，以言代法。而律师职业天生是以“法律”为中心的，律师法律服务的目的，在于促进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建立符合统治阶级利益需要的法律秩序。“法律秩序是在严格遵守法律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社会秩序，它必须以实行法制为前提”。（注：《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任何法律秩序的建构，都必须有相应手段。在阶级社会中，律师法律服务是重要手段之一。“当法律秩序已经认定和规定了自己要加以保障的某些利益，并授予或承认某些权利、权力、自由和特权作为保障这些利益的手段以后，现在它就必须为使那些权利、权力、自由和特权得以生效而提供手段”。（注：［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杨昌裕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4页。）在人治型社会，法律的价值不能得到实现，律师职业的作用也无法得以发挥，因而不可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法律秩序，它所建立的是一种官意秩序。官意秩序不需要律师。因此，在中国古代一直没有产生律师制度；在产生律师制度的西方，封建时期的人治，使律师制度消亡了。

社会条件范文篇3

第一，从时代背景来看，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形成于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主题的历史背景下。在中国产生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并非偶然的，这首先是时展的需要。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产生的时代，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时代主题的转换。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首先从国际政治来看，国际紧张局势趋向缓和其次，从国际经济和科技发展来看，经济和科技因素在各国对外关系和整个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明显上升，国际竞争更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鉴于世界国际形势发生了上述这些重大变化，邓小平以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对当今时代主题作出了科学判断。他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邓小平充满智慧地将中国的现代化的最低目标确定为小康目标,并根据实现小康目标来设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代化战略步骤,并提出正确的方针政策,由此形成了系统的小康社会思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是在和平与发展的大背景下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应运而生的，它充分体现了时代的需要。

第二，从历史根据来看，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是在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不断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与教训的历史前提下形成的。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夙愿，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战略正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成败。我国在探索和制定现代化发展战略过程中曾有过深刻的教训。党中央在1953年就提出了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并在1956年写进八大通过的党章中。但后来由于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导致在具体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实践中出现了急于求成的情况。如在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制定了“15年超英赶美”的战略，在这种赶超战略的影响下出现了“”运动。实践证明，延缓了现代化进程。1964年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还提出了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在1975年第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又重申了“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这说明我国在很长时期内对现代化实现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对现代化目标定的过高，对实现现代化要求过急过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并在认真吸取长期以来在实现现代化问题上的脱离国情、急于求成的教训的基础上，对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进行了慎重反思，并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思想，而“中国式现代化”，邓小平借用“小康”这一概念来描述。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只是一个小康的国家”。［3］这是邓小平首次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即“小康之家”、“小康的状态”、“小康的国家”的思想。20世纪80年代以来，邓小平围绕“小康”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进行了多方面的阐述，并逐步形成了小康社会思想。可见，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与邓小平认真总结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践过程中的历史经验教训分不开的。

第三，从理论前提来看，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是在坚持马列主义思想的前提下，灵活运用其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回答与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思想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行动指南。三者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揭示了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科学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因此，邓小平指出：“我们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老祖宗不能丢啊！”［4］“老祖宗不能丢”，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基本原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比如邓小平在阐述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政治保证方面，就首先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他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5］“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6］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实际上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前提下，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结合中国实际回答和解决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重要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它完全体现了马列主义思想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体现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列主义和思想的共同精髓的要求，没有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将缺乏理论基础。因此，马列主义思想为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前提条件。

第四，从实践依据来看，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认识并得到形成的。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前提。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作为一种正确的理论成果，不仅是时代的产物和吸取历史教训的结果，也是来自于实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浪潮在中国大陆涌起。从农村到城市，从企业到机关，从学校到科研机构，改革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全面展开并不断深入。与此同时，我国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由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长期坚持这一基本国策，我国的对外开放逐步扩大，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并逐渐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而随着改革开放的稳步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时期。就在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这种崭新的伟大实践中，我国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克服这些困难需要充分调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发扬开拓创新精神。而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成为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重要源泉，邓小平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热情地支持、鼓励、保护和引导群众的创造活动，并把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新经验、新举措进行分析和总结，并上升为理论，从而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因此，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现实依据，离开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五，从文化基础来看，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是在活用中国传统小康文化遗产，并结合新的时代要求，进行了伟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而形成的。只要是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都会发现“小康”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小康文化思想源远流长，盛行千年而不衰。据已发现的史料记载，“小康”一词，最早出自《诗经》。《诗?大雅?民劳》中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上是说老百姓非常劳累困苦，希望过上安逸的生活。“小康”作为一种社会模式，最早见于《礼记?礼运》。《礼运》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已。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在这里，小康被描述为财产私有，生活宽裕，上下有序，家庭和睦，讲究礼仪的社会状态。后来到南宋时，洪迈在《夷坚甲志?五朗君》中指出：“然久困于穷，冀以小康”。在这里的小康指一种经济上比较宽裕的生活状态。自从古代思想家们提出小康概念后，“小康”、“小康之家”、“小康生活”等词在中国古代民间得到广泛的流传，小康文化思想在中国民间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当然，古代的小康理想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无法变成现实。历史发展到近代之后，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康有为把大同、小康之说和孔子的“三世说”联系在一起。

社会条件范文篇4

关键词：扬州学派；清代；社会条件

扬州学派是活跃于乾隆后期至嘉庆、道光年间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这个学派以汪中、阮元、焦循和王氏父子为主要代表，这一学派在经史、子学、小学、古籍整理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扬州学派形成的社会条件，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条件

清朝建立之后，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锐意经营，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团结、国家安定的政治措施，一方面，自清初入关以来，统治者不断颁布禁止结社的命令，并且逐步加强文化专制主义，对文人实行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这就使知识分子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放弃与现实联系紧密的问题的探讨，只能将精力放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逃避现实。另一方面，清统治者又进行怀柔和笼络，仍按明代旧制，采用八股取士。清政府注重和提倡对汉典籍的整理，以从中吸取营养，从历朝历代的兴衰中寻找统治经验。清朝前期不断调整政策，经过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对得到了缓和，在政局保持统一的基础上，也实行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和措施，政权得到巩固，经济持续发展，日益繁荣。国家出现了“升平”意象，到了乾嘉时期，基本上实现了满汉两大民族融洽共处的统一局面，社会安定。因为政治的相对稳定，经济、文化、学术等的发展才有一个良好契机和优越的条件。加上清政府大规模集中全国各地人才进行编书和修志等活动，清帝南巡倡导风雅，既稳定了封建统治基础，又为学术的繁荣，扬州学派的崛起，提供了大的背景和和必要条件[1]。

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扬州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适合人类居住，它襟江临淮，北近齐鲁，南达吴越，处南北之中，地理位置优越，襟带淮泗，控引江南，水陆交通便利，向北可通京师，往南能连浙、闽，东边近于大海，西面直通两湖，交通便捷，“利尽四海”，地理位置非常优越。“东南三大政，曰漕、曰盐、曰河。广陵本盐荚要区，北距河、淮，乃转输之咽吭，实兼三者之难”（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康雍乾三朝多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加强运河的治理，致使运河在康雍乾时代保持了良好的通航条件，在封建王朝晚期又发挥了一次黄金水道的作用，为漕运和盐运的兴旺提供了可靠的保证[2]。扬州东临黄海，这为扬州盐业的兴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两淮盐区素来为我国食盐最重要的产区。扬州盐业生产，始于西汉吴王刘濞“煮海水为盐”，唐朝开始，两淮盐产量开始增多，两宋时，盐税的征收由发运使掌管。到了明清时期，两淮盐场成为全国各盐场之冠。扬州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加强了自己的转运地位，成为清王朝南漕北运的咽喉和国家中部各省食盐的供应地和集散地，经济迅速恢复，走上封建王朝又一个辉煌的时期。

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扬州学派的形成，也扎根于扬州悠久的历史文化之中。扬州的历史人物、重大事件、地理沿革、山水形貌、名胜古迹和亭园街巷等等，都成了扬州学派诸多学者治学的宝贵素材，进而成为他们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以本区域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专著，有汪中的《广陵通典》，刘台拱的《宝应乡贤录》，焦循的《扬州足征录》、刘文淇的《扬州水道纪》、刘宝楠的《宝应文征》等等。而考述扬州山石陵庙、街巷亭院等古迹名胜的文章，也不少，如阮元的《摹刻扬州古木兰院井底兰亭帖跋》、《修隋炀帝陵记》、《曲江亭记》等等。

四、学术渊源

1.来自本邑先世学人的沾概

先看隋唐时期著名的学者曹宪和弟子李善的《文选》的研究，对后世包括扬州学者在内的学人具有广泛的影响。如阮元追怀曹宪治《文选》之功，依其讲学故址为楼五楹，题为“隋选文楼”，在扬郡提倡文选学而推崇萧统的文艺观。萧统论文学创作、文艺作品，分别以“踵其事而增其华，变其本而加厉”、“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概括其特征；阮元也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应具有“沈思翰藻”、“奇偶相生，音韵相和”的特点。个中可见萧统文论与阮元见解二者的源流关系。再比如，受五代、宋代初期精于研究许慎的《说文解字》的文学学家徐铉、徐锴的影响，扬州学派早起代表王念孙撰《广雅疏证》每称曹、李等成说例，次引二徐说为多；其得力于徐氏《说文解字系传》等著述不仅在文字释义之内容上，且在因声求义、以今语俗语证古语、兼明假借引申之义、梳理古今文字之体等治学方法上。扬州学派的学人从文化传统中吸收吸取营养。

2.来自邻邑前辈学人的影响

这里的前贤主要指寓居淮安的著名学者阎若璩。他祖籍是太原，但“侨寓山阳”，“数来扬州”。因对“古文尚书”辨伪而作的《古文尚书疏证》价值尤大，后惠栋撰《古文尚书考》、段玉裁著《古文尚书撰异》等，均衍其绪而更加缜密。阎氏的治学理念、方法对扬州学派学人的学术影响和启示，于此可见一斑。

3.不可忽视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等对扬州学派的深刻影响与启迪

身为清代学术的开山祖师和朴学的先导大师，顾炎武提出了由音韵文字通诸子百家的主张，借以达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以救世”的经世致用的目的。其进步的政治思想观念和治学主张为扬州学派所崇尚。阮元就曾抨击宋学的空疏之弊，指出：“故理必附乎礼以行，空言理则可此可彼说起矣。”他还强调：“圣贤之道，无非实践。”像扬州学派的这些学者，他们人人既具有坚实的小学功底，博学而能明辨，亦跳出小学研究的领域，在继续前辈经学研究的过程中，紧跟时代步伐，贴近社会现实，致力于通经致用，又开启了晚清经世派的先河。

4.吴皖两大学派的影响和渊源

乾嘉学派，一般可以分为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吴派的学风即搜集汉儒的经说，加以疏通，其特点是“唯汉是信”，盲目崇拜汉学，只要是汉学，就不论是非，一一加以疏通解说。而皖派反对墨守古人经说，主张择善而从，而断之以己之考证。戴震的学术思想和见解对扬州学者的影响极大，扬州学派的中坚人物焦循、汪中、阮元、任大椿都师法戴氏。近代扬州学人支伟成指出，自戴震崛起安徽，“施教京师，而传者愈众。声音训诂传于王念孙、段玉裁，典章制度传于任大椿，既凌廷堪以歙人居扬州，与焦循友善；阮元向教于焦、凌，遂别创扬州学派。”这就深刻地指出了扬州学派和乾嘉学派中皖派的师承关系[3]。

五、经济繁荣、盐商资助

社会条件范文篇5

一、确保社会成员受教育和就业的权利是实现公平分配的起点公平

所谓起点公平就是指社会成员在从事某项社会活动时具备相同或相近的起点。在现代社会中，确保社会成员受教育和就业的权利是实现公平分配的起点和前提。

社会成员受教育程度对收入分配有着重要影响。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往往意味着就业机会、就业能力的不同，也意味着将来收入的不同。中外大量的事实都证明，受教育越多，掌握的知识越多，一般来说发展的机遇就越多，工资收入和生活质量也就越高。就我国目前情况看，虽然各级政府在实现教育公平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且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教育不公平还是十分明显的，突出地表现在城乡教育的差距上。教育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农村人口受教育机会少，受教育年限短，教育质量低。目前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3年，而农村人口还不足7年，相差近一倍。由于农村教育落后，导致农民文化科技素质偏低，在农业生产中先进的科学技术利用率低，经营方式粗放，经济效益低下。在党的十七大的报告中，强调“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把优先发展教育提到了人才强国、民族振兴的高度，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设想通过建立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对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教育实行特殊政策，建立对贫困学生资助体系以及改革教学内容和考试招生制度等等办法，来解决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逐步接近教育公平的目标。近几年，国家加大了教育的投入和对贫困学生的资助，据财政部副部长王军介绍，自2005年底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以来，全部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为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补贴住宿费。与此同时，国家助学体系不断完善，每年用于助学的财政投入、助学贷款和学校安排助学经费达500亿元。到去年，“两免一补”政策已在全国农村全面推开，惠及全国近1.5亿农村中小学生，新的资助体系解除了社会困难群体对子女接受教育的担忧。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满足社会成员公平的接受教育而采取的有力措施。

就业关系个人的收入状况，关乎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让每个劳动者拥有平等的就业权利，也是实现收入分配起点公平的必要条件。就业平等意味着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有平等的就业权利，这一权利不因个人性别、年龄、民族、地域、文化、经济能力及背景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我国目前就业不平等主要表现在：能否找到理想的工作未必取决于真才实学，有些名义上是公开招聘，实际上存在暗箱操作；劳动力自由流动受到种种制约，处于就业最不利地位的是农民，尤其是中西部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农民。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就业是民生之本”的思想。而要实现这一思想，就必须改革现阶段我国的就业准入、户籍管理等制度，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平等竞争；改善就业和创业环境，为就业者和创业者提供诸如税收优惠政策等必要的条件；建立对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以及解决零就业家庭帮扶制度。等等。一方面要通过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岗位，一方面要通过“以创业带动就业”，鼓励通过自主创业缓解我国就业压力，让每个劳动者拥有自己的就业岗位和合法收入，满足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就业总量保持了持续稳步增长，就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各地就业再就业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失业率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我国城乡就业人员从2002年的73740万人增加到2006年的76400万人，增加了2660万人，年均增加665万人。城镇就业人员占全国的比重从2002年的33.6%上升到2006年的37.1%，使乡村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总量的比重从2002年的66.4%下降到2006年的62.9%。2002—2006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均保持在4.0%—4.3%的较低水平。

二、建立完善的分配制度是实现公平分配的过程公平

如果说起点公平是为每个人提供了平等参与竞争的机会，那么过程的公平就是指人们在竞争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和优势，从而获得相应的利益，实现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过程公平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激发社会活力的源泉，是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

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按劳分配制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它以每个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作为分配的依据，既体现了不同劳动岗位劳动的质的差别，又体现了同一劳动岗位劳动的量的差别。但是在社会实践中，由于对按劳分配认识上的偏差或受客观条件的制约，还存在诸多不公平的分配现象。一些单位内部仍然不同程度地实行着平均分配，不同岗位劳动者的收入未能充分体现岗位特点和贡献大小；不同单位之间存在着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同样的劳动岗位和劳动贡献得到的是不同的收入。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因此，要正确实施按劳分配，必须深入研究按劳分配的本质要求和现阶段劳动的特点，合理计量不同岗位劳动者的劳动贡献，合理拉开贡献不同的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切实做到多劳多得，克服平均主义。同时要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标准和支付保障制度，通过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手段来保障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并以此为基数交纳社保金；通过建立工会组织和强化用工合同制度建设，确保职工能按时、足额领到工资。针对劳动者因客观条件不同而出现的收入分配中的事实上的不公平，政府要通过完善经济调节、缩小按劳分配实施对象客观条件的差异等办法，防止一些部门、单位利用国有资产和国家权力为本部门谋取私利，进而转化为个人的福利。

其次，要完善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制度。在分配上实行按照各种生产要素的实际贡献进行分配，是实现收入分配过程公平的重要条件，也是使社会充满活力、激发全体社会成员努力创新、创业的初衷所在。但也必须看到，目前在这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不规范和混乱的现象，按生产要素分配在实现过程中存在着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不完全、生产要素泛化、分配的具体衡量标准不确定、各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比例不合理等突出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尤其是完善生产要素的产权界定工作，改善生产要素价格的形成机制，依法保护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充分发挥各类投资者的积极性，努力构建各种生产要素合理参与分配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让群众手里的财富和国家的财富一同增长，用财富分配多样性来调整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三、合理的调控收入差距是实现公平分配的结果公平

党的十一大以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成为贯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成为决策的主导思想。应当说，效率优先的分配思路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打破“平均主义”，为推动社会的“共同富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然而现实生活中，不同的个体或群体即使在平等起点的基础上参与到公平的竞争过程之中，由于资质、禀赋、所处环境、对机遇的把握以及主观能动性等方面的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又往往会被市场机制放大或缩小，使竞争被各种随机因素和偶然因素所扭曲，其竞争的结果必然是不一样的，出现要么收入差异悬殊，要么由于外在的干预而出现收入的平均化。不管是收入差距悬殊，还是平均主义，都不是真正的公平分配。

社会条件范文篇6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思想是对时代主题转换的敏锐把握

对时代主题的正确认识和敏锐把握,从来就是一个政党正确地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主要依据。而时代主题是客观的、发展的,这种客观发展只有正确地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才能为人们所把握。在较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和把握出现了某些偏差,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我们国内的一切工作实际上是围绕着“要准备打仗”和立足于战争“早打”、“大打”来进行的。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决策上的失误,不可避免地挤占了国内经济建设的时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在思考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同时,开始了对时代主题的重新审视。到70年代中期,他在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科学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延缓世界大战是可能的观点。从80年代初开始,他在分析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已集中表现为和平问题(东西问题)、发展问题(南北问题)的新变化后,又提出了争取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进而从中概括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精辟论断。〔1〕据此,我们党及时调整了自己的对内方针和对外政策。“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2〕。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国际风云的急剧变化,人们一度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再次陷入迷惑,邓小平又一次有针对性地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3〕也就是说,虽然世界依旧很不安宁,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二战以后,由于出现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世界经济出现了惊人的大发展。有人计算,单是战后头30年,世界工业总产值累计额就是人类历史全部工业总产值累计额的两倍左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头二十多年生产的产品,就超过了过去二百多年产品的总和。从1950年到1980年,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4.7%。就目前我国的工业化水平看,不仅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巨大,即使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也已在一定程度上呈落伍之势。更令人担忧的还不仅仅在于已存在的差距。在当前以至今后的世界经济发展中,一方面由于具有较高水平的工业、雄厚的资本、丰富的组织与经验以及众多的优秀人才,新技术革命成果将更容易被经济发达国家所利用,使他们得以更快地发展,由此将使南北差距呈进一步扩大之势。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地区)之间,工业化的进展速度也日益显示出明显的差距。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巴西、墨西哥以及泰国等)的迅速崛起令世人刮目相看。为此,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4〕“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5〕正是这种强烈的时代紧迫感和历史责任感促使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以来,一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化剑为犁”是我们所处时代的本质特征。新科技革命更加强化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新科技革命引起的以经济为主导的综合国力竞争,使得各国日益重视本国的经济改革、调整与发展,推动国际社会的军事角逐和政治对抗让位于经济竞争。此外,高科技因素孕育的先进的交通、通讯手段,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体系与价值观念将在频繁的交流和碰憧中相互吸纳、磨合与交融,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价值取向将日益被各国所认同,从而使和平与发展成为维系人类社会共同命运的纽带。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思想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回应

1840年鸦片战争,既是中国由独立的封建主权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又是中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被动地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折点。随后中国的发展问题就被突出地提了出来,无数仁人志士围绕着发展问题设计过诸种方案,但最终都没有找到根本的出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了发展社会主义的艰辛开拓,对来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比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更为陌生和更为艰巨的事业,因为后者是植根于他多年的观察、亲身体验和研究而形成的,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性质、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认识,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成熟的战略思考,而前者仅仅停留在从当时苏联传播进来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一般了解。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如何去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确是一个在思想上无法也来不及仔细思考的问题,于是中国首先是照搬照抄苏联的经验,其实苏联模式也并不是一个真正成功的模式。虽然在50年代中期,已经察觉到了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病,并且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在当时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尚不明晰和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加之晚年背弃了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得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思想在某些方面出现偏差与失误,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带来了难以挽回的损失。几乎与此同时,随着二战以后殖民帝国主义体系彻底崩溃,现代化成了亚、非、拉美大批独立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发展的主题受到了极大关注,一大批关于现代化和发展问题的理论相继形成。例如“现代化理论”学派,“依附论”学派和“世界体系论”学派等等。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可以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共同的战略指南或可以被某个国家完全接受和运用,特别是关于兼有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双重身份的中国如何发展,更不可能在上述发展理论中查寻到现成的答案,这个空白留待了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来填充。发展的中国呼唤发展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发展的理论,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将实现现代化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着眼点,同时将中国现代化纳入到世界现代化背景中加以思考,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科学的阐述,构建了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

(三)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思想是对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

本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相继发生,表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并进入“低潮”。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暴力镇压、战争威胁、武装入侵、联合围剿下,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但未被压垮屈服,反而越战越强并扩展了胜利;而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攻势下,与美国抗衡几十年的世界超级大国苏联和已有四十多年建设社会主义历史的东欧六国竟不打自垮了呢?这不能不激起人们的深刻思考。就发展角度而言,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至少犯了三个“可以避免的错误”。

1、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凝固化

斯大林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建设模式,它是在列宁逝世以后,于本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建立起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在一定的适用范围和历史条件下是有效的,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建设规模较小,经济结构比较简单,发展目标比较单纯集中(如对付战争、危机、灾害、解决温饱等)的条件下,以及在封闭、半封闭的情况下如此,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但随着经济发展规模扩大,经济结构复杂化,发展目标多元化,人民生活要求提高以及对外开放使经济越来越国际化的情况下,这种模式的优势就转化成劣势,随之出现经济效益和增长速度下降,物质匮乏和消费品不足等问题。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社会和其他任何社会一样,也是需要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另一方面,实践也向人们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但苏联东欧各国长期以来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2、社会主义发展偏离了方向

苏东各国的改革姗姗来迟,本已是一大失误。然而当进入80年代改革全面启动后,又显得操之过急。为了揭露旧体制的种种弊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兴师问罪,甚至对历史人物进行人身攻击,全面否定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最后当把自己的历史全部否定后,也就等于否定了社会主义的传统价值和科学原则。于是这种“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就不再是完善社会主义,而是抛弃社会主义,走向了以“民主社会主义”或“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为旗号的西方改良主义。

社会条件范文篇7

摘要科学思想是人们在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产生的，既反映了当时社会认识事物的一般思潮，又影响着科学方法的形成和发展。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原因，我国古代产生了与西方迥异的科学思想方法，其中，元气论和阴阳五行学说构成了传统科学理论的最一般解释框架。

关键词科学思想元气阴阳五行

1科学思想的概说

一般来说，科学思想是在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产生、阐述和解释科学假说和理论的最一般的概念框架和信念基础。一方面，它制约着科学认识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影响着科学方法的形成及其发展方向，对科学理论的构成起到了指导作用，影响到社会对科学价值的评价。另一方面，一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思想作为社会思潮的一部分，也是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在科学活动中的反映。它要适应人类从自然事物、自然现象获得认识和心理满足的社会要求，也就是说，科学思想一般应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相容。科学思想应该满足科学实践对理论的要求，科学思想应能够反映科学实践所显示出来的认识倾向。

科学思想从内容上分析包括：①对自然的普遍形式，万物存在的方式，事物与现象变化之间联系认识的一般观念。科学思想反映了对自然整体图景和规律的综合认识，表现了对自然事物认识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从而成为宇宙观和方法论的基础。②对认识自然的目的、基本途径及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和确证这种认识的一般看法。③社会对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一般看法。从科学认识活动的角度看，就是对科学对象、科学任务、科学工具、科学方法、科学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基本看法。这些构成了科学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为科学认识的思维过程提供了基本框架，使科学活动沿着一种规范式的方向发展。

2我国传统科学思想的特点

科学思想是从探讨宇宙的本原和秩序开始的。气的观念、阴阳观念和五行观念是中国自然哲学中最为基本的几个内容，这些观念是中国古代人民探索自然的成果，孕育了中国古代科学思想。

关于宇宙万物存在和变化的原因，西周时期，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有两个基本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故先王以土与金、木、火、水杂，以成百物”。这种观点是用具体的感性可认识的物质充当了万物的本源，并提出了万物构成的方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这种用具体物质形态来说明万物的构成、宇宙的起源遇到理论和逻辑上的困难。到春秋战国时代，关于万物本原的探讨更倾向于寻找一种超越感觉、经验和具体物体的东西来解释大千世界的起源、存在和变化。老子用道作为万物的本原，勾画了大千世界的起源和生成图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淮南子·本经训》用气的学说进一步说明万物构成和发生的物质原因，认为“阴阳者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含气化物，以成桴类。”汉代的董仲舒、王充都各自讨论了有关气的思想。“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夫人所以生者，阴阳也。”元气论至此成为占主流的理论，它不仅讨论了万物之生，而且还探讨了事物的变化，讨论了无形之气与有形之物的相互转化以及有形之物的发生和演化。这种认为宇宙本原是气的生成论，相对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构成论（主张变化是不变的要素之结合和分离）而言，更便于建立概念体系的功能模式，适合于由代数描述，而代数形式又易于发展类比推理，于是形成了中国传统科学的功能的、代数的、模型论的特征。而且“元气”这一概念可以用来说明从自然现象、社会关系到人的精神世界的一切，不是一个纯粹反映物质世界的总体性范畴。人们可以运用这不可明言的“元气”，随心所欲地用自然现象来依附、论喻伦理政治，或用人事来类比自然。这种倾向不可避免地导致用玄学的思辨来代替经验的考察，使理论思维本身缺乏严密的逻辑性。

朴素的辩正思想。早在《周易》中就包含了人们观察世界的辩正思维方式。朱熹曾说，《周易》有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流行”，二是“对待”。流行者，过程也；对待者，矛盾之对立统一也。整个宇宙，无非是一个过程，一对矛盾。在《周易》基础上，经过历代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批判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阴阳变易的逻辑理论体系。阴阳，本义是指日照的向背，“阴者见云不见日，阳者云开而见日。”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用这一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中相互对立、彼此消长的物质或其属性和阴阳相互作用对于万物产生、发展的作用。《管子·乘马》说：“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月之易，阴阳之化也。”《庄子·天道》说：“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阴阳论看到了事物内部对立统一的力量，并且以此说明整个世界的运动，但忽视了事物运动的因果联系。

五行相生相克的循环论。古人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观测到四方和四季周而复始的现象，如《易传》所概括的“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方位与时间的对应循环，以日的运行最为明显。日从东方升起，转到南方，又入西方。政治生活中朝代的周期性盛衰更迭、治乱分合的往复交替，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更强化了人们的循环观念。邹衍在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推演四季和自然现象的基础上，还用五行的这种相生、相胜来演绎人类社会的王朝更替和历史兴衰，把历史的发展说成是“五德转移”的结果。总体来说，中国传统思想用五行说来表明事物的变化和联系，但这种变化和联系是一种机械的、封闭的循环运行，带有宿定论的色彩。它不能具体地描述各种运动、变化的规律，也不可能正确地揭示事物联系、变化过程的物质原因，只是神秘地、抽象地脱离具体条件、具体过程讲变化、联系和相互作用。

元气、阴阳论与五行理论的结合，在《月令中》，四时是阴阳的体现，四时与五行配合，也就是阴阳与五行的结合。阴阳之气是基础，是本原；五行则是德，是属性，阴阳之气化生大千世界的五种属性。阴阳的对立统一，则是物质运动的最终动因。这种以气为基础的阴阳五行体系，把自然、社会和人结合为一体，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体系，它是传统科学思想中宇宙论的基础，影响了科学思维的整个过程。

总之，元气→阴阳→五行→万物成为理论诠释的固有范式，这一范式在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奠定了中国传统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自然没能成为社会认识的独立对象，关于自然的一些经验知识是直接为政治、伦理哲学作诠释，因而在认识方法上局限于笼统的描述和整体的概括，忽视了局部细节的说明，成了一个能说明一切的方程，而不能说明一个简单的具体运动。所以，理论的形式框架只是模糊地把握过程的一般表象，忽视了事物内在结构的分析，理论思维的实证分析的趋向被抑制。而且，庄子在《大宗师》和《人世间》两篇中所提出的守宗、心离、生忘三种悟道方式也长期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排斥了感性经验材料的可靠性和客观性，造成传统科学思想和大量的感性经验事实相脱节或对立，容易通过玄思走向神秘主义。

3我国传统科学思想成因的初步探析

事实上，科学思想的发展会受到两方面的社会条件的影响。一方面是物质生产条件，这其中包括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社会在生产技术上是否需要科学？是否有可能向科学提出任务和要求；二是社会能否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如实验和观察工具与资料？另一方面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否有可能确立起科学发展所必需的思想自由的政治保证？

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封建中国经济结构的基础，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奉行的基本国策。这种小农经济是一种基础薄弱的简单再生产，以精耕细作的种植农业为基础。由于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只要有劳动力和小块土地就能恢复和重建这种小农经济。因此对技术成果的应用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其依赖程度不大。由于这种物质生产方式的生存、发展主要依赖于气候、天象、物候周期性变化的；防旱、防涝的水利工程；和生产工具密切相关的手工业、冶炼业；农产品与手工业产品交换贸易所需的算术计算；人和畜力的疾病防治。“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早就被生产所决定”，因此，围绕精耕细作种植农业的发展，天文历法、农学、计算数学、中医学四门实用科学构成了中国传统科技体系的主体。

儒家文化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引入了科举入仕的道路而鄙视科技活动，将科技活动纳入了“小人为之夸之”的方技之列，道家文化却通过修身养性的方式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兴趣沉溺于一种玄秘虚无的境界。读书人做学问的目的就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知识分子和精通技术的工匠相分离，研究生产技艺就缺乏文化知识方面的动力，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缺乏足够的知识力量，同时生产技艺得不到理论上的总结、提高和应用上的推广和发展，所以历史上很多杰出的技术发明就无声无息地湮灭了。

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在内容上以政治、伦理为主体，形成了社会对科技活动和科技成果的价值评判的习惯看法是“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阻碍了科学思想的发展，使知识分子对于自然事物的研究缺乏趣味。而且，他们大都以皇帝或上天的意志和圣人之言来看待各种观点、学问，也就是对自然万物的理论知识和解释缺乏实证判断的理性。也就是说，社会缺乏一种组织机制、价值的吸引，鼓励知识分子从事科技活动。

参考文献

1刑兆良.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社会条件范文篇8

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人类文明观的一种飞跃,表明了人类向更高层面上寻求和创建新文明,它是人类文明观的重大进步,是建立新文明的出发点。社会和谐是中国共产党不懈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取得了重要进展。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1],明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作为一种战略———和谐社会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对新世纪新阶段的国内国际形势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从研究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深刻思考,是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发现的规律性的认识,研究探索它对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拟从时代背景、思想源泉、理论基础、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等方面对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作一点简单的探讨。

一、当今世界的新变化是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第一,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20世纪末随着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二战后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被彻底打破,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的时代潮流要求建立多极格局,世界由两极格局正在走向多极格局,国际形势总体上进一步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主题。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的美国,它借助其强大的实力谋求霸权,构建单极世界的图谋不会改变;世界上冷战思维的继续、南北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民族分裂和宗教纠纷等都会对多极化趋势产生各种干扰和冲击。世界走向多极化的进程不会一帆风顺,将会经历一个较长的曲折的发展历程[2]。世界格局的这种新变化对我国在矛盾错综复杂的世界中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正确处理国际关系,在国际事务中充分发挥我国的作用,积极推进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更加公平、公正与合理的方向改进从而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经济全球化趋势放缓。二战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以及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加强了地区之间的联系,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信息、军事等方面面临巨大压力,总体上处于弱势,如果没有正确的对策就会落入更加不利的地位[2]。近年来,美国、西欧面临严重的结构性问题,经济增长缓慢,一些国家的失业率甚至超过10%,美欧不从其内部找原因,反而认为全球化与对外经济交往抢夺了本国工人的饭碗,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准[4],这样一来,欧盟区域内保护主义兴起,美国国内排外思想和孤立主义盛行。正是由于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市场保护主义的抬头,使得着力推进全球自由贸易的世界贸易组织及多边贸易体系遭遇严重挫折,多哈回合谈判受阻,国际自由贸易受到严重威胁,相对发展落后国家的发展前景也将受到冲击。据统计,目前中国对外技术依存度为54%,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为39%;而美国、日本、芬兰等20多个全球公认的创新型国家,其对外技术依存度低于30%,但科技经济的贡献则高于70%[4]。中国对外技术的高度依存以及发达国家经济对科技的高依赖,使得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在技术转让上的摩擦更加突出。可以预期,随着中国对外经济往来的持续扩大,因知识产权而产生的双边经贸摩擦必将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这迫切的要求我们有正确的应对策略。

第三,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这是世界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的新特征,也是人类文化进步的必然结果。有利于各民族的思想文化相互学习、交流和借鉴。但与此同时,一切错误的、落后的甚至腐朽的思想文化也严重冲击我国的思想文化阵地,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造成消极影响。他们采取各种手段,恶意放大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中封建落后的一面,极力曲解、丑化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企图逐渐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改革开放以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些早已绝迹的社会腐朽丑恶现象又死灰复燃。比如,、色情陪侍现象屡禁不止,阴阳风水、卜卦算命等封建迷信沉渣泛起,吸食、活动不断蔓延等等。上述这些现象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极其相悖,非常值得我们警觉。如何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条件下迎接挑战,用正确的价值观念引导社会成员使他们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对中共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严峻考验,要求我们提出相应的对策。

第四,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集中体现在: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非法移民、交易、恐怖主义等跨国犯罪活动猖獗;地区和国际(尤其是周边)安全形势不容乐观。9.11事件与伦敦地铁爆炸等重大恐怖袭击、东亚与拉美等地的金融危机、“非典”与禽流感等疫情传播等,已引起各国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高度重视。从我国来看,由于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以及国际战略格局的变迁,中国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显著降低,但“台独”势力的各种分裂活动以及南海钓鱼岛等地的主权领土完整问题不容忽视;各种各样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加大。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来自境外的金融风险传递、重大国防与商业机密窃取、环境污染、国际资源争夺、流行疾病传播、非法移民、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跨国生产和交易等诸多非传统安全因素,成为威胁我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世界的新变化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我们顺应时代潮流,提出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应对各种挑战。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重要历史时期,只有世界所有国家紧密团结起来,共同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才能为人类社会发展创造光明的未来,才能真正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是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形成的思想源泉

“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主张“和而不同”,承认矛盾,承认差异,强调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万事万物在差异中,在矛盾中共生共长,不断发展,实现和谐统一,指出和谐是万事万物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直认为,和谐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状态,如《左传》讲“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尚书•尧典》提出“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描述的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认为礼的作用,和睦是最为重要的;他还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深刻阐述了“和而不同”的思想,儒家看来,“同”并非“和”的先决条件,能在“不同”中求“和”才是最高的境界。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就是说,要办成任何事情,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合作。《中庸》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是说,在相对的状态下,天地万物能各得其所,万物能并生共长而不相为害,也就是说,各种事物只有在和谐中才能得到它应有的位置。中国道家提倡“天人合一”,即人要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在尊重与保护自然中谋生存求发展。秦汉以后,和谐思想被普遍应用,渗透于各个时代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我国领导人曾多次在国际交往中阐发“和而不同”的思想,引起了世界的共鸣,可见,和谐社会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是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形成的思想源泉。

三、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书中,一再“提倡社会和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和谐社会的主要思想观点是:第一,实现和谐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本主义文明超过了以往一切社会,但是,资本主义文明是在种种不和谐的矛盾中产生和运行的,只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第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才能达到真正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三,未来和谐社会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适应,其矛盾通过自身的调整来解决。第四,“自由人联合体”是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到了这种境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各种能力和潜能充分发挥,人的多样性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人的社会关系日益丰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的自由个性充分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实现了三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导着中国人民在追求社会和谐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在《论十大关系》中主要阐述了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存在的某些矛盾的基本原则,强调要处理好矛盾的各个方面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这是关于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理论来源之一。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第二代中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以及对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步骤等理论贯穿着和谐思想,是和谐社会战略思想的又一个重要理论来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身就反映了执政的共产党人必须在执政过程中处理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是对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科学认识,体现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

四、其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得失成败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是和谐社会战略思想提出的历史依据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一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至3000美元阶段往往是这个国家是继续发展还是夭折的关键阶段。这既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黄金期,又是一个矛盾凸显期[5]。一个执政党和政府如果采取妥当的政策,就可以带领人民平稳度过这一关键期;如果执政党和政府头脑发热,政策失误,则会激化矛盾,不但会造成社会动荡,而且还会阻碍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曾在上个世纪70年代经济起飞后进入这个时期,但后来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一些发展顺利的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和台湾在内的“亚洲四小龙”的腾飞就是比较成功的案例,如今人均GDP已达到1万到2万美元;而另一些没有解决好社会矛盾和发展问题的国家和地区,至今人均GDP还停留在不足4000美元左右的水平,并且社会矛盾非常突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经济学界常说的“拉美陷阱”。新中国建立后,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过程中,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我们党在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形成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以及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经验,在改革开放前,集中表现在在这一时期的两篇重要著作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这些观点和理论被实践证明是成熟和比较成熟的,如: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共产党同派的关系、科学文化工作以及经济工作中的一系列方针;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的思想等。在改革开放后,集中表现在邓小平理论和十六大报告所列举的十条实践经验中。这些都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这些经验,加深了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有力地推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1957年后,由于一系列复杂的原因,党内“左”的思想抬头,并逐渐占了上风,主要表现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上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频繁发动各种政治运动,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以“阶级斗争为纲”,最终导致了“”的爆发,这些错误严重的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我们应该记取的沉痛的教训。总之,从国内国际经验来看,要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要求我们用整体性的观点思考问题,要求我们要把工作视野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统筹各种社会资源,综合解决社会协调发展问题。

五、国情与党情的新变化是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连年高速增长,一方面是中国经济上了一个台阶,经济总量已超过英国、法国,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经济实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综合国力和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财政收入超过了3万亿元。这是可喜的成就。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许多问题[6],主要有:第一,部分行业由于过去过度投资出现生产能力过剩,使许多行业出现亏损,且亏损企业的亏损额有增加趋势[6]。第二,资源消耗过度,特别是能源消耗过度,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从资源投入与产出看,2004年,我国GDP按当时汇率计算占全世界GDP的4%,但消耗了当年全球消耗的8%的原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30%的钢铁和31%的煤炭[6]。第三,加大了收入差距。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我国目前已达到0.45,超过公认的0.4的警戒线,比美国还高。

其次,相比较而言,我国社会管理体制不能很好地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要求。这些年来有的地方血吸虫病等疫病死灰复燃,艾滋病、吸毒等现象呈现蔓延之势,特别是2003年发生的“非典”事件,2004年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发生的水荒,最近这些年社会反响比较大的就业问题、腐败问题、分配不公问题、教育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医疗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已经给了我们许多深刻的教训。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活动领域,物质利益的多样化日趋明显,群众的不同利益要求也越来越多,社会不同利益主体涌现,利益多元化的格局逐步形成,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也大量涌现。

社会条件范文篇9

一、市场经济及其催生的市民社会的逐步确立是权力观形成的时代背景

自从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目标以来,我国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结构多元化(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经济关系市场化、企业行为自主化(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宏观调控间接化、经营管理法制化、保障制度社会化[1](P145),这为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又促使市民社会逐步形成。

首先,社会事务和矛盾私人化。在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事无巨细均属于政治问题,几乎所有的组织和个人都在强大的政治权力的控制之下。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量组织和个人逐渐脱离了政治权力的束缚,使大量的以前属于政治问题的事务和矛盾私人化。这样,政治系统就可能超脱于繁琐事务之外,而专注于关系全局的大事。

其次,民主政治文化得以孕育。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政府顺应全球化发展浪潮的结果。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双重作用下,西方许多著名学者,如阿尔蒙德、卡尔•多伊奇、马克斯•韦伯等的政治思想传入中国,中外政治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冲撞与激荡。在这种冲击之下,人们对外界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在社会生活中,个体也不断打破外在规范的约束,而努力表现自己。这就是说,政治文化的发展表现出两个方向:世俗化和个体化,而这正是民主政治文化的特征。

第三,社会利益的分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促生了众多的利益单元,使利益表达方式和结构多样化。当然,多样化的利益表达方式和结构不可避免地包括暴力的引致社会失序的因素,为使社会发展成熟化和健康化,就必然要求将各种利益要求有条不紊地纳入政治系统。然而,群众意见的爆炸性增长和领导精力智力的有限,使得传统的民主——集中——民主的政治运作方式低效化,这就为政治运作方式的多样化奠定了基础。[2]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以及由它所促生的市民社会的逐步确立,必然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政治技能和政治参与意识、政治责任感不断增强,民主法制观念逐步提升。这必将在我国政治领域引发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必将深刻地影响我国公共权力建构的历史取向。这为更加科学的权力观的形成奠定了社会基础。站在时代的高度,敏锐地把握社会基础的变化,并对之作出科学的分析,及时而正确地回应了市场经济及其可能催生的市民社会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他的权力观(例如:政治权力的民主化、政治权力的法治化、政治权力的制度化等)的提出和构建都与这一时代背景有关。

二、社会秩序的不断整合是权力观形成的现实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权力结构及其运行状况与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是不相适应的,如权力高度集中与经济多元化、政府干预与经济关系市场化、既得利益者对人民利益的侵吞与利益分化、权力违规运作与经济发展等,这些矛盾导致的社会冲突较为频繁,不利于社会安定。这就要求更加合理地配置资源解决冲突,塑造共同的政治生活,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要做到这些,就必须依靠政治权力对政治秩序进行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政治权力是一种黏合剂,它不仅使政治生活得以可能,也使经济生活得以可能。[3](P27)通过政治权力对社会秩序进行整合一般有三种方式:第一,强化政治权力使其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期以强制力将社会冲突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第二,通过政治权力的法律化、制度化,使社会冲突在特定的法制框架内有序运行;第三,通过政治权力的道德化,带动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从而使社会成员远离冲突。第一种方式是以政治权力的强制力来实现社会秩序的整合。

也就是说,它是仅仅依靠压制和一定程度上对公民自由权利的剥夺来强化原有社会秩序的。这种方式容易引致民众的反弹,从而使原有政治系统缺乏认可和支持的社会基础,因而这种方式是民主政治应该避免的。第二种方式是建立健全个人以及社会的利益要求表达机制,将各种利益要求有条不紊地纳入法制化的政治系统,以化解利益要求演化为社会冲突的可能,使社会发展成熟化、健康化。这种方式是西方社会最广泛使用的方式,也是他们宣扬的最成功的方式。但西方社会法制愈健全,制度愈完善,人们的心态愈急功近利(如个人至上)的事实却给我们昭示了这种方式的弊端。第三种方式是通过政治权力特别是权力行使主体——官员的道德化来消解社会冲突。作为公共权力的持有者,政府及其官员的职责就在于保证社会公正和平等。但在现实中,我们却看到,往往是个别官员的道德价值缺位、以权谋私才造成了社会不平等。正是他们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制造了不平等,也正是政府和官员的严重腐化问题才诱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冲突。虽然政治权利的法律化制度化框架是存在的,但道德价值的缺失使个别官员无视其存在。所以,在进行社会秩序整合的时候必须将第二种和第三种方式结合起来,即将政治权力的法制化与道德化结合起来。[4]正是为了适应不断的社会秩序整合的现实要求,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逐步形成了政治权力必须法治化,又必须辅之以责任化、制度化、道德化等关于政治权力的科学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秩序的不断整合构成权力观形成的现实基础。

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是权力观形成的实践基础

政治文明作为整个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改造社会、实现自身完善和提高过程中创造和积累的所有积极的政治成果以及与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政治进步状态。政治文明具有阶级性、复杂性、动态性和民族性等特点。各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根据本国国情,寻找自己的模式、途径、道路,决不可照抄照搬。要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应在政治民主化、政治法治化、政治科学化、政治公开化、政治高效化、政治清廉化和政治文化世俗化等方面不懈努力。[5]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早在建国初期,党就开始对中国式政治文明进行了艰苦探索和建设。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民主政治建设,为我国政治文明的建设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如:科学阐明了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创建了人大制这一人民当家作主的政体形式,提出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思想等。但由于历史的局限,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政治权力的制度化、法治化重视不够。有些好思想在实践中也没有一以贯之地坚持。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思考,开创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新局面。邓小平特别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建立完备的民主制度的重要性,主张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邓小平认为,法制建设与民主建设同等重要,加强法制建设,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强调共产党领导制定宪法和法律,也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提出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扩大党内民主,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努力实现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谱写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新篇章。

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了邓小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进一步理清了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方针、目标任务、具体步骤和基本思路,把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逐步纳入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轨道。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实现了党在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上的重大转变。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目标: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思想,并指出三大文明应协调发展。他指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加强基本政治制度建设。强调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要完善民主监督体系,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坚决防止和铲除腐败。[6]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进而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现代化的实践中,形成了的权力观。

四、党的政治权力合法性基础的不断强化是权力观形成的历史依据

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不是法学意义上的符合法律规范或法律原则,而是政治上有效统治的必要基础,是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一种共认的理念。实际上就是根据社会主导价值体系的判断,由广大民众给以积极的社会支持与认可的政治统治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其内涵既包括政治统治能否以及怎样以社会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方式运行,也包括政治统治有效性的范围、基础与来源。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政治合法性主要指公民对政治行为的自愿接受性。用通俗的语言表述,政治合法性的程度与民众对执政者及其群体的信任程度和认同程度密切相关。合法性被看作是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很显然,只有当政府获得人民自愿的拥护时,其统治才更有效力,更能保持政局的稳定。相反,如果统治的合法性受到怀疑以至否定,政府的动员和贯彻能力将会被削弱,最终导致政治动荡。[7]在现代,明确把“政治合法性”当作一个核心概念来研究的,当属德国著名政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韦伯从经验事实的视角出发,认为合法性不过是既定政治体系的稳定性,亦即人们对享有权威者地位的确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这种把合法性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代表了当代社会对于合法性概念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可见,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评价标准就是公众对政治权力的认同和忠诚的程度。韦伯从经验分析出发,进一步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合法性基础理论:一是基于传统的合法性,即神权传统型合法性;二是基于领袖人物超凡感召力之上的合法性,即个人魅力型的合法性;三是基于合理合法准则上的合法性,即法理型合法性。德国另一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则强调,必须把经验主义合法性和规范主义的合法性概念结合起来。他认为,一种统治是否合法,不仅依赖于大众对它的赞同和忠诚,它还必须符合一定社会的美德和正义。换句话说,哈贝马斯认为,当某种政治秩序在当时的社会规范中存在被认可的价值时,这种政治秩序、政治权力就具有了合法性。

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其建立都必须向自己的人民说明其合理性、正当性。这实际上说的也是政治的合法性问题,我国学者继承了这一思想。理论界比较成熟的观点认为,政治合法性应具备意识形态基础、规则基础和有效性基础。笔者认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背景下,随着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变化,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和作为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都曾为维护和巩固我党执政权力的合法性进行过或实践或理论方面的不懈诉求。在时代,中国政治的合法性主要建构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意识形态的魅力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积累的巨大的组织资源等几个因素的基础之上。不过,任何合法性基础都不可能是千古不变的。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尤其是经过“”的十年浩劫,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特殊的时代已经过去,新的时代、新的领导人需要新的权威,需要新的合法性基础。其次,昔日意识形态所积累起来的强大社会凝聚力和给政权以广泛合法性的能力已经逐渐削弱。原来被视为政治合法性坚实基础的某些信念不存在了,一时间社会上出现了所谓“信仰危机”。第三,由于权力高度集中,某些官员高高在上,官僚主义盛行,家长制等权力的违规运行和权力的越位、缺位等现象屡见不鲜,损害了党群关系,对党的执政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构成了潜在的威胁。第四,改革中遇到的一些难题,工作中的某些失误给政治稳定造成了隐患。

面对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变化,邓小平以伟大政治家的睿智和勇气,带领党和人民开始重塑党的合法性基础。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推进改革开放,要求通过经济发展的有效性来重新获取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坚持政治体制改革,以体制创新遏止权力腐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在新的时代赋予其全新的内容,巩固党的政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作为继往开来的领路人,继续了邓小平对中国政治合法性的诉求进程。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至少发生了以下几个变化:一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利益普遍觉醒,文化和意识形态开始世俗化和理性化;二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部分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道德品质败坏,违法乱纪,贪赃枉法,腐败现象日趋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损害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这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形成了潜在威胁。第三,改革开放政策取得的成功,使得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政治支持的泉源,但是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如工人下岗、农村劳动力饱和、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治安恶化、社会道德滑坡等都是威胁政治稳定的隐患。进入新世纪以来,以科技为先导,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中国面临国内国际的双重压力和挑战。就国内而言,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日益复杂;既得利益集团非法侵吞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党政官员腐败案例上升较快;新的社会阶层正在迅速崛起,社会利益日益分化。这些都是世纪之交的中国所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就国际而言,区域一体化、全球一体化的潮流,使中国面临着西方发达国家霸权秩序带来的“西化”、“分化”的竞争压力;发达国家纷纷向新经济转变,“数字鸿沟”使世界贫富差距拉大,中国面临跟不上国际潮流而继续落后的压力。可以说,国内外形势与我国改革开放前相比,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许多新的因素已对党的执政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构成新的挑战。

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践中,不懈地进行重塑和巩固合法性的努力。一方面,从推进经济发展,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不断巩固和拓展合法性的有效性基础和规则基础,保持经济持续稳步增长,大力推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通过政府工作绩效争取合法性;大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民主政治,建立起民众对政治统治的信任和忠诚;大力推行依法治国,厉行法治,塑造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法理基础;以德治国,构建权力道德体系,抓好干部教育,提高干部个人品质,强力反腐,重塑党的形像。另一方面,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在意识形态方面,为党的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提供道义上的诠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则是这种诠释的突出成果和集中反映。有学者指出,党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即获得历史的合法性,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即获得道义上的合法性,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即获得现实的合法性。可以说,“三个代表”就是执政党改善和拓展新世纪的合法性基础的政治宣言。[7]对党的政治权力合法性基础的诉求和强化贯穿我党发展和权力观形成的整个历史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政治权力合法性基础的不断强化是权力观形成的历史依据。

五、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是权力观形成的基础动力

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是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不断研究新课题,解决新问题,开拓新境界。与时俱进必须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等,其中理论创新居于关键地位,对其他创新起着指导和推动作用。要使党和国家事业不停顿,理论就不能停顿。如果因循守旧,我们就会落伍,党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这都要求我们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各方面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这是我党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8]在权力观问题上,我党也坚持了理论创新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品质。马克思认为,权力源于社会,是对大量而具体的公共事务的管理。它具有社会性、阶级性和个体性的特点。因为国家与社会发生分离,高居于社会之上,必须对权力进行监督。其方式是社会参与国家或者由社会把国家权力重新收回。具体措施有:建立议行合一的机关、限制国家的活动范围、加强人民代表的代表性、公职人员可随时撤换、由人民当家作主等。

社会条件范文篇10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广谱哲学的主流意识形态。

经过几年的探索中，从已发表的成果上看，广谱哲学是一种很有特色、很有潜力、很有前途的哲学研究新方向。它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基础上，适应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的一种新型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广谱哲学的主流意识形态。

1、马克思主义是广谱哲学的指导思想与灵魂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体系的完整性理论的彻底性和内容的深刻性而言，仍是几千年来哲学发展的最高成就，它对现代科学的成果、科学的发现与社会的发展具有最大的协变性与适应性。因此，广谱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原理做为建构自己的指导思想与灵魂。

(1)广谱哲学的新形式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下得到继承、推广和完善，运用“坚持和发展”的原则。

(2)广谱哲学的任务是对国内外重大哲学流派中有一定科学性、合理性的观点、思想要在新形式下予以吸收、推广和发展。

(3)广谱哲学对各种哲学流派中的错误、混乱、失足在新形式(特别是数理形式)上予以澄清、批驳和抛弃。

(4)广谱哲学在应用领域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做广泛深入而形式具体(指数理形式)的研究。

2、广谱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现代化形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博大的体系，它包括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自然辩证法、辩证逻辑学等部分，这些部分的应用又形成多样化的二级、三级哲学观，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法律观、伦理观等。广谱哲学对上述内容的做了准“四化”研究，广谱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子哲学，广谱哲学的工作，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框架完成的。广谱哲学的新东西，一是把部分哲学思想、观点、原理用广义量化结构表达出来了，使之获得了相对精确的数理形式;二是借助于这种广义量化、模型化的分析，澄清了哲学里一直争论不休的若干理论问题;三是由于哲学“四化”的需要，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思想、观点与模式。从一定意义上说，广谱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现代化形式，它坚定不移地站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立场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寻找和建立现代科学形式，充分利用现代数理科学成果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原理，对•古典哲学问题开拓新的研究方式和途径，以新的研究成果批判各类唯心主义和庸俗辩证法。例如在广谱本体论中，不仅提出了客观存在范畴的几种具体数学模型，而且对于以贝克莱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从数学模型上做了令人信服的批判。

二、广谱哲学能够提出，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

广谱哲学的提出，是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从总体和主流上舌，广谱哲学，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哲学，是正在建设的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哲学。

1、广谱哲学是改革开放下哲学现代化的产物。

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整个社会生活，发生了举世瞩目的重大变革。作为这种重大变革的理论表达，哲学也正在经历自身的变革。改革开放最根本的意义在于解放了思想、实现了思想的解放。为哲学繁荣发展提供了思想上的保障。广谱哲学是哲学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哲学现代化有几个大方向：一是要相对地解决哲学普适性和确切性的矛盾，使得许多哲理相对地泛系量化；一是要总结、概括、显生人类新的实践、新的科学技术的成就，对它们进行新的历史性的反思；第三是强化和显生哲学的应用性、实践性，强化她与具体科学技术和先进的学术的联系，强化哲学和具体科学技术之间的元科学的开发和再开发；第四是显生哲学的网联作用、战略鸟瞰作用、本质性深显微作用和服务性引导作用，而不能是限于只是做做注释或者是什么意识形态的标签、棒子、帽子或通行证；第五，哲学研究也要贵在创造，贵于创新；国际上公认的新哲学，或者哲学家，总是要求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或者哲学人类学有某些原创性的系统研究。广谱哲学都是在这种哲学现代化要求的总体背景下的产物。

2、广谱哲学注重基础理论与社会现代化的实际应用。

广谱哲学的理论与方法除了吸取传统哲学、系统科学和现代数学中的有益成果外，尤其注重理论与实际的内在联系，注重应用基础理论去解决重大实际问题，并在此过程中检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与方法。目前，广谱哲学已在人学、文艺理沦、管理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领域的若干问题上做了一系列的应用研究工作，创造性地构造了一批广义量化模型，对这些学科向着规范化、精确化的方向发展具有直接推动作用，同时也在这些应用中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新观点、新理论和新方法。例如在人的本质的研究中，广谱哲学提出了人性的子场网理论。在文艺创作的研究中，广谱哲学提出了广义影像模拟理论;在管理学研究中，广谱哲学提出了复杂管理大系统的偏导调控理论;在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中，广谱哲学提出了主序同构理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中，广谱哲学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的开环逻辑与历史望远镜理论等等。这些新理论、新方法既解决了一批令人困惑、又非常现实的重大理论问题，同时也检验、丰富和发展了广谱哲学本身，从广谱哲学的应用研究中几我们也看到了她巨大的潜在社会应用价值。

三、得益于泛系方法论的产生。

泛系方法论提供了泛系量化的许多理法，对数学发展了许多新的显生，为广谱哲学在解决普适性和确切性的矛盾时提供了参考和工具，促进了广谱哲学的创造性的新发展。广谱哲学是泛系方法论在哲学领域的一种创造性应用与相对系统的开拓。

1、采用和发展广义量化。

采用泛系方法论中广义量化（泛系量化）与充分可观控建模的思路，泛系理论对哲理、数理、技理相对三兼顾的提法，广谱哲学在其形态特征上努力探索广义的公理化、模型化、数学化、程序化。哲学的泛系量化或者广义数学化的意义在于：第一、它使哲学由纯粹思辨观念的形式转化为相对精确和广义量化的形式，这便于为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可观察”的基础。第二、它为理论分歧、学术争鸣提供了相对精确而形式具体的前提与条件。第三、当哲学用广义数学的装备武装起来时，它对于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将发挥更为有力的作用。

2、同样侧重于应用的具体研究。

广谱哲学对传统哲学与各种哲学流派采取扬弃显生的态度，同时侧重于应用的具体研究，这与泛系哲学的做法其基本态势是类同的。广谱哲学发挥了泛系理论早期关于泛对称、充分可观控建模、广义量化与广义形式化、相对性、三兼顾（普适性、确切性、具体性）、客观性的相对绝对性、广义的模拟与转化等等理法，包括**年前《系统科学大辞典•泛系认识论》的十多个泛系相对论模式，使之与传统哲学论述方式接轨，把传统实践哲学与本体论哲学在新的框架下统一起来，更具体地分析柏拉图颠倒了的“理念世界”与贝克莱无对象的“自我感觉”。广谱哲学关于联络的研究与泛系理论或泛系哲学对联系的研究类同，也是对普遍联系观的一种科学定型，同时可看成系统科学的一种新研究。广谱哲学把泛系异同观或异同论简化强化为异同公理：任何客观事物之间均存在两类变换的集合，其中一类变换使两事物广义等价，另一类变换使两事物不等价。

3、普遍联系问题与数学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