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潮范文10篇

社会思潮范文篇1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时代的呼唤。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和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的入侵，表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步伐，使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救亡图存”、“求强求富”，彻底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然而，封建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已无法解决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这个尖锐的问题。为了实现“救亡图存”这个历史性的任务，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的真理。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海国图志》的作者，近代中国著名爱国思想家之一，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他激烈批判封建文化，鼓吹变法图强，重振国威以洗刷鸦片战争失败的国耻。魏源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师夷”和“制夷”，如果说“悉夷”、“师夷”是手段，那么，“制夷”则是目的，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还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来阐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俄罗斯摆脱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到彼得大帝时，他“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①]应该指出的是，魏源所说的“悉夷”和“师夷”，并非仅指工艺、科技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包括西方的思想文化，所以他在《海国图志》论述自己变法图强的思想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在这部被称作是“简明世界史”的著作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教育，以至风土民情等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内忧外患进一步促进了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1898年，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进化论》一书出版，该书系统阐释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使中国思想界深受震动。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进化论日益深入人心，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成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变法图强的新的思想武器。

进化论作为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同样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成为当时新的史学思潮的理论基础，它的出现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一治一乱”等封建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他认为“史界革命”的意义远超出学术本身，而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史学是社会的折射，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

梁启超对封建循环史观和进化史观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循环是“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而“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②]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多次阐释其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③]因此，他强调历史学的性质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而历史学的精神则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故”。[④]

进化论和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直接的联系。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领导武昌起义推翻帝制，积极捍卫共和制度，为改造旧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的政治思想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宝贵遗产。应该指出的是，社会进化论不仅是孙中山历史哲学思想的核心，而且也是他的整个政治思想的基础。他说，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孙中山将达尔文进化思想与其政治理想结合起来时，突破了生物进化论和一般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局限。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分成物质进化时期、物种进化时期和人类进化时期三个阶段。他强调人类的历史是一个由蒙昧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但又反对人类社会的进化照搬动物的进化过程。因此在人类进化时期，应当用“仁义道德”代替“弱肉强食”，用“互助”、“仁爱”代替“竞争”、“杀戮”，只有这样，才能消灭种族压迫和仇视，实现“天下为公”的美好理想。[⑤]二

早在19世纪7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即开始传入中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开始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时，王韬和张宗良撰写《普法战纪》，记述了巴黎无产者的伟大斗争。20世纪初,留日学生马君武、朱执信等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业，并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德意志革命家小传》等著者中，评述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传播，社会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有影响的社会潮流，这是和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益产生着更加重要的影响。正是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核心，而且也是当时社会思潮之一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19——1920年，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已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⑥]

1920年秋，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强调历史研究不能脱离先进世界观的指导，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风云变幻的中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同中国革命实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之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不仅是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历史学家，而且是自觉投入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坚强战士。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将历史学研究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史学思想和一部部精品力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宝贵财富。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它涉及到中国的历史进程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学说，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这不仅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锻炼和考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没有新中国。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它应有的贡献。三

以上简略的回顾使我们认识到，在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史学理论所依托的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往往和反映社会历史矛盾运动发展趋势的社会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史学思潮同样也是社会思潮，或者说，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世纪初在我国广泛传播的进化论—进化史观，以及后来代替它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等……，当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其他种种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但很快就消失了。它们之所以昙花一现，成了过眼烟云，是因为它们脱离了史学自身发展所离不开的时代的需求，脱离中国史学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上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最初都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个人的选择。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20世纪初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魏源、严复等宣传社会变革和进化思想，以“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风靡一时，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他们的选择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个别人的选择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以至整个民族的选择。梁启超等顺应历史大势倡导新史学。这样，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新史学自然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并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同样，、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当时对唯物史观的选择，虽是少数人的个别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符合历史矛盾运动的前进方向。尽管最初这种选择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并不大，但却充满了生机和希望，所以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少数先进分子的选择逐渐成为阶级的、社会的选择。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不仅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社会思潮，而且也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他的发展总是和社会的发展同步的。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反映社会要求的崭新的历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学思潮，同提出并发展它们的人们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同样，任何一种历史观、历史思潮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如同任何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一样，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历史学的理论和史学思潮。那种脱离历史学和社会发展实际，凭一时的冲动和激情，动辄就宣布有了什么“创新”，或想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体系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理论的进步为前导。在古老的历史学中，史学理论是常青的，从而使历史学永葆青春，成为不断前进的动因。“”结束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历史科学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人们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冲破了极“左”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在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但是，在前进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不加分析地将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统统接受过来，对精华和糟粕不去区分，并企图以此来“改造”中国历史学，显然，这些既脱离中国史学传统与现实，又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种种主张是不可取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当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的潮流，将历史研究同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投身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去。在不断加强历史学基础研究的同时，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历史研究，即使是对“古老的过去”的历史研究，也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只有从中国史学和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才有可能充分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科学认识功能。这样，历史学不仅在推动积极的社会变革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且在这过程中，自身也将不断完善，在社会和学术的实践中得到健康的发展。

--------------------------------------------------------------------------------

[①]魏源：《海国图志·俄罗斯国总记》。

[②]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③]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十》；《自由书·成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

[④]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社会思潮范文篇2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十月革命后的头二十年，尽管大部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还在使用，苏联政权也依然自封为马列主义者，但是，伴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变化，苏联的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的社会主义目标被抛弃，政权的实际目的，仅仅在于维持它的稳定和权威，在于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为了给刚稳定的秩序以及它所需的社会政策辩护，也为了给已落空的革命希望一个说法，斯大林政权对意识形态进行了一次彻底的修正。

1929年以前

俄国革命并非从刚生下来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板着脸孔的马列主义老太太。事实上直到1929年，苏联知识界还保持着相当的活力与自由。许多旧文人还能够继续他们的工作。知识界跟外部世界的联系还保留着。苏联的艺术和科学总体上跟世界的其他地方齐驾并驱。现代主义也跟国外一样，活跃在俄国的舞台上。在社会科学方面，党的信条尽管占据主导地位却并不僵化。在社会政策方面党继续宣扬革命理想，尽管在实践上调子已经降低了。党对俄国的文化落后性有了更敏锐的认识。

同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官僚主义在不断滋长。列宁在1922年就批评国家机构跟沙俄官僚机构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涂了一层苏维埃油彩。工人反对派受到批判，工人们对工厂的控制早在1921年就受到了责难，收入不平等现象在发展。人们努力保持革命理想，实行了以下一些措施：进步的教育，男女平等，反宗教运动，以及党的“最高定额”，即为党员所规定的最高收的限制等。

1929至1932年

1929年，斯大林击败了党内最后一个反对派后，确立了党的绝对的权威。在此基础上斯大林实行自上而下的革命，以完成如下目标：

（1）使社会的各个阶层，特别是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党的直接控制下联合起来；

（2）加速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基础的发展；

（3）把政治上的控制手段，引入到社会政策领域。

这一时期文化和社会政策的主题是纪律以及党至高无上的教义。根据这个主题，党对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决定论者（他们现在被称作布哈林反对派）发动了全面的攻击。这些学者失去工作；著作得不到发表；有的人以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了。取代这些人的是在各行各业工作的党员，他们的特点是把权力看得比学术良心更重要，他们满脑子党的权威观念，压制所有的异端思想。在艺术和哲学领域，具有唯意志论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根源于列宁革命前的思想）占了统治地位。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极端的马克思主义被应用于社会科学的时期。不过，这一时期自然科学还保持着相对的自由。

1932至1937年

随着经济和政治的急剧变化，极端马克思主义显然过时了。极端马克思主义的盛行使一个又一个理论园地荒芜了。文学方面，很少有价值的作品得到发表；在历史学方面，学生连历史事件的年代表也搞不懂；哲学家只会背教条；谁也不把法律课程当一回事。

苏联政权认识到，它正在利用的“无产阶级”思想和政策并非最适合于它的目标，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极端马克思主义接着就在各个领域遭到了否定。那些曾经在党的名义下宣扬和应用这些观点的人们，被宣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破坏分子，并且在遭到了清洗。革命知识分子风气随之被传统主义所取代。党仍然牢牢控制着文化，只是它的文化政策向相反方向转了180度大弯。

这次转变表现在文学和艺术上，是拉普和其他此类文艺组织的清洗，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确立”。在历史学方面，到1934年已倒退到传统的“国王－战争”模式，并且给沙皇俄国的过去恢复了名誉。心理学方面，逐渐从强调环境的条件作用转变到强调个人的意志和责任。政治学家也跟在斯大林屁股后亦步亦趋，1937年后他们拼命论证国家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工具，同时也是抵抗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主要工具，只要这些需要存在，国家就不会消亡。

在社会政策上也有了相应的变化。由于党发现仅仅靠强制还不足以激发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因此它逐渐转向建立传统的政治秩序：对国家和法律的美化；对阶级分化的鼓励；作为激励因素的收入差别；传统的权威式的家庭；最后还有教育政策的转变，目的是培养适应新的官僚主义工业秩序所需的既自信又顺从的性格。

文学和艺术

在20年代，正如在其他文化领域一样，作家们也亨有广泛的自由。尽管一些极端主义文学团体建议党直接掌管文学，党并不要求所有作品都符合它的官方标准。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全都赞同：“任何文学潮流，学校、团体都不能在党的名义下获得成功”。

1929年，党开始把作家组织起来。党把全权授予极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学团体，这个团体是在拉普的名下组织的，它着手把无产阶级文学的标准，强加给所有的作家。那些坚持艺术自由的团体以及一个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写出无产阶级文学的马克思主义团体，都受到了审判。甚至著名的无产阶级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也受到了批判，这促使他在1930年自杀了。

在拉普领导下，文学毫无成果。1932年，党的领导认识到这一形势，解散了拉普，并且使拉普领导人成为替罪羊。就这样，1929-1932年的极端的“无产阶级”政策作为反马克思主义被否定了，与此同时，党的一贯正确的形象得到了维护。那些负责管理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的人，突然变得因循守旧，并且开始横眉冷对所有的文艺革命实验，说它们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学的新官方路线，很快推广到其他艺术形式上。起初大家并不明白它的含义，直到不断有一些作家和艺术家因为不能紧跟而挨批，党的目的才变得一目了然了。

其他艺术领域的转变模式也和文学的相似：最初都经历了始于1929年的无产阶级宣传的时期，续而遭遇了一次或多或少总有点忽然的变化，从激进的无产阶级内容转变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统主义上了。转变的时间表，在戏剧和电影方面是在1932年；音乐方面是1932至1933年；建筑学是在1935年左右。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的特征是：满怀热情的民族主义（与民族主义宣传和民族主义历史学的复辟相呼应）；对古典作家的推崇（与为沙皇俄国的过去正名相呼应）；感情多于理性分析的批评；迎合大众的趣味。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任何背离都会被扣上“形式主义”的帽子。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定义下，好和坏被刻板地规定了，没有什么价值的连续，也不存在中间路线。

“新苏维埃人”就是具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人生观的人。马克西姆?高尔基最先描叙出这种乐观的、个人主义的、理想化的所谓“新苏维埃人”。一个文学纲领要求：不朽的作品应该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斯大林式的人，计划经济的创造者，必须展现出全部精神风貌；这些作品将揭示出那种人的精神力量是如何锻造的，他的灵魂是怎样形成的，以及他的思想是如何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教导下得到加强、丰富和武装起来的。”简言之，“新苏维埃人”都是高大全式的人物。

这种新的个人主义实际上主要是为了适应领导的需要和为他们所拥有，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对群众而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看上去是为了让人民和政权同心同德，也为了在幻想中满足他们对权力的渴望和对控制自己命运的梦想，以及刺激他们参与政权实行的目标的热情。

历史学

历史学的转变是忽然和激烈的。1929年以前，普罗科夫一派的历史学家在史学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普罗科夫是职业历史学家，同时也是老党员，共产主义学院和红色教授学院的领导。普罗科夫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领域的一统天下，在1929至1930年间，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被根除了，所有重要的职位都被安插上新训练的党员。

普罗科夫以党的名义灌输的这种史学思想，其特点是绝对的经济决定主义，对俄罗斯历史的严厉的反民族主义态度，以及在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僵硬框架中对历史的高度抽象的处理。在他的历史视野中，个人仅仅是客观力量的人。由于这些因素，特别是因为他踩着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向上爬，他的确是目中无人。普罗科夫的这种态度，象他对异端史学思潮的毫不妥协一样，使他走向了极端。普罗科夫提出，“过去的历史就是今天的政治”，它只不过阶级斗争的一个工具。无所谓客观性。所有科学仅仅是的科学，所以科学家不能不站对立场。普罗科夫认为，俄国在发展上并不曾落在西方后面。这样他就能够证明十月革命是一个自然的进程，同时也反驳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然而，1929年以后，党就乐于强调俄国过去的落后，以使之与在社会主义之下的发展过程联系起来，并强调群众的意志和热情等主观因素的重要性。唯意志论的马克思主义取代了决定论马克思主义。

法律

在法学界，传统马克思主义决定论遇到了现实的激烈挑战。此前的观点是：法律严格地说是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体现。如同国家政权一样，它是无产阶级在反对旧社会的残余的斗争中所使用的基本手段，然后，它就将消亡。这一理论实施的结果是：民法被忽略了，法律学校日渐式微；犯罪与惩罚的概念受到了否定，因为它表达了个人责任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见解。

1936年，随着新宪法的确立，法学的整个革命的定义忽然间被抛弃了。斯大林提出了“法律的稳定”。法律消亡的观念被宣布是破坏性的，国家首度检察官帕苏科尼斯尽管公开作了检讨，但还是在1937年初受到了贬黜。他的位置被他以前的助手安德烈?维新斯基接替了。法律不再从属于政治的便利。“革命的合法性”被重新定义为对法律的严格遵奉。传统的法律语言、革命前的法学专家回到了他们的位置上。“犯罪”、“处罚”以及个人罪行的概念也恢复了。对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的责任的确定标准也大大放宽了。

只要苏联领导层仍旧从革命变化中得利，它就视法律为党和它的政策取得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拦路石。当稳定成为领导层主要的关注点，法律就在它的最传统的形式下恢复了（当然，要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以此来支撑国家的权威和增强个人责任感。在这方面法律与政治学理论、哲学、家庭政策及教育学紧密联系。

政治学理论

政治学领域的变化更深刻地诠释了苏联官方思想的变化。党原本把无产阶级国家看作是必要的罪恶，国家注定要在革命的改造后消亡的；如今却转了180度大弯，把国家吹捧为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和伟大的创造力量。

1929年之前，苏联的政治学理论多多少少还保持原貌。人们认为党领导下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是在过渡时期镇压前资产阶级的抵抗所必需的。当过渡时期结束，社会主义完全变为现实后，国家也将和法律一样消亡。

斯大林大权在握后，在政治学理论搞了两项意味深长的创新。其一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国家在国防方面负有重任，甚至到“共产主义”也如此。其二是对党的领导作用的突破。他提出党不仅起革命的准备和执行作用，而且还负有革命后组织社会主义秩序的责任。“无产阶级需要党”，斯大林断言，“不仅为了实现专政，更是为了保持、巩固和扩大专政，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集体化时期，社会和文化生活都被置于党和国家的无所不包的控制之下。而在理论上，斯大林开始着手强化国家的职能。他从“辩证法”中找到了理论武器。在1930年6月的党的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

“我们在致力于国家的灭亡，同时，我们坚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它是至今存在的所有国家形式中最有力、最强大的统治。我们越是把国家的力量发展到极致，为国家的灭亡所准备的条件就越充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这是?矛盾?的吗？是的，这是?矛盾的?。但这个矛盾是活生生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彻底反映”。

1934年，斯大林总结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原理：

“毫无疑问，无阶级的社会不会自动地产生。它的实现和建立，有赖于全体劳动人民的努力，有赖地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的加强，有赖于阶级斗争的深化，有赖于阶级的废除，有赖于消灭资产阶级的残余，以及与国内外的敌人进行斗争”。

1936年新宪法后，党宣布阶级已消失，阶级剥削已不存在。然而，领导集团完全无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阶级对抗源于社会冲突，不但没有减弱而且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在大清洗中，加诸的罪名与其说是社会性不如说是精神性的??“人类的渣滓”、“白卫军的应声虫”、“托洛茨基－布哈林的狐朋狗党”，等等。似乎反对派打从娘胎里出来就是坏蛋。这种态度的变化和对人类行为的社会学解释的转变紧密相连，如今强调的是在历史和刑法中的个人的意志和责任。

斯大林宣称：“我们国家主体，在培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目标的指引下，通过经济的、组织的、文化的和教育的工作，通过以社会主义的精神对人民进行再教育”，已经使新的社会秩序变为了现实。尽管他避而不谈苏联社会犯罪的社会根源，却大谈不断加强政治镇压的必要性：“国家要求保护社会主义财产，防止盗贼与小偷危害人民财产职能，以取代镇压的职能”。最重要的是，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国防的责任。

一旦达到“共产主义”阶段，国家是否就会“消亡”呢？斯大林解释说，恰恰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如果“资本主义环境”继续存在，国家就不会消亡。在必要的时候，“忠诚的学生”斯大林并不在意对导师的“失误”作直接的批评。他说：“一般来说，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灭亡的普遍原理，不能放到一个孤立国家的社会主义胜利这个特殊的例子中”。1926年底，在答复左翼反对派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攻击时，斯大林坚持已见，“恩格斯……会欢迎我们的革命，并且说：让所有老教条见鬼去！苏联的胜利的革命万岁。”

实际上，国家在“共产主义”阶段需要保留，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环境。事实恰恰相反，斯大林主义国家必须依赖对资本主义环境的恐惧才得以继续存在。自二战以来苏维埃俄国对国际社会存在敌意，这就是其意识形态功能的关键所在。社会风俗

在革命初期，布尔什维克对旧社会的遗产抱有敌意，传统家庭也受到了破坏。苏维埃政权的早期措施包括：使婚姻世俗化；宣布男女完全平等；限制父母的权威；使堕胎合法化；规定离婚只要一方提出要求就有效。那时人们旗帜鲜明地提倡自由恋爱，柯伦泰是自由恋爱的榜样。多数人希望家庭“逐渐消亡”，希望它成为一个完全不定形的联合体。根据这种理论，1927年法规规定同居或者未登记的婚姻在法律上和登记的婚姻同等。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对旧式家庭的批评加大了火力。安排义务劳动有时不给一点补偿就把家庭分开。甚至把建筑物设计成适应为公共生活而不是单个家庭使用的。禁欲主义发展起来，认为只有远离社会娱乐的人才有美德。

在1935年和1936年官方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剧变。剧变的根源无疑是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所导致的社会的反常，包括出生率的下降，离婚率的上升，以及严重的少年犯罪问题。但是苏联政权把这些问题作为借口，上纲上线地否定早期的解放家庭的政策，就象他们在文学历史和法律领域所做的那样。而家庭则被吹捧为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支柱：“所谓‘自由恋爱’和所有乱七八糟的两性生活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货色”。决定性转变的标志是1936年6月27日通过法律，禁止非医疗性堕胎，给大家庭发特别津贴，离婚必须通过合法程序，并且付一笔补偿费。

官方为新的政策辩护说：

“认为社会主义带来家庭的逐渐消亡，这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他们是些借空洞无物的左的辞句来掩盖其剥削行为的人。社会主义下的家庭不但不会消亡，而且还会得到加强。斯大林对加强苏维埃家庭的问题给予了一个极度传统的定义：‘没有家庭就没有国家。对于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国家来说，只有在夫妻把家庭看作一个长久的联合的时候，婚姻才具有积极的意义，所谓自由恋爱是一种资产阶级倾向，字和苏维埃公民的行为准则毫无共同之处。进而言之，对国家来说，只有在有了孩子，夫妻们享受了为人父母的至上乐趣的时候，婚姻的价值才会最充分地体现。’”

对父母的权威的态度也颠倒了，党的领导人宣布：“年轻人必须尊敬自己的长辈，特别是他们的父母。”

苏联政权致力于肯定和恢复传统。托洛茨基在流放中评论说：“领导集团不是公开宣布，‘我们已被证明过于贫穷和无知，不能创造社会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的儿辈和孙辈将会实现这一目标’。与此相反，他们强迫人们在已被打碎的家庭的外壳下重新胶合起来。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这种在胁迫之下的联合，就是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神圣的内核。很难看清楚这次倒退的范围”。

二战时期传统家庭进一步得到了加强。表现之一就是对孩子的自由的限制和家长权威的加强。1934年规定，16岁以下的孩子不许看晚间的戏剧演出。1945年3月的继承法给家长以更大的处理财产的权力。1943年在中学废除了男女同校制度，声称要使男孩子们更容易接受军事训练，使女孩子们更容易接受家庭训练。

1944年7月8日的一顶法令规定，离婚必须通过十分严格的司法程序，还得交一笔数额很高的赔偿金。未登记的或者是同居的婚姻不被承认是合法的。私生子无权继承父亲的财产，作为替代，他们可以得到国家的补助金。用一个观察家的话说，“现在倒是没有私生子这个法律的污点了，但是孩子们姓母亲的姓这一事实揭示出，实际上的社会的耻辱是增多了。”最为意味深长的是给那些养育了十个以上的小孩的母亲发奖章和授以“苏联英雄母亲”荣誉称号。在物质方面，作为一种激励措施，给有三个以上的孩子的家庭发补助；而对小家庭或单身的人，则特地课以两倍的税。

苏联政权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社会关系的稳固，而是为了鼓励一定模式的家庭，从而为特定类型的国家服务。此外，本身就是传统主义者的领导集团，发现传统的家庭关系乃至人际关系，更适合于他们要建立的传统政治结构。

社会分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警告说，平等的目标不会立刻实现，它必须以通过生产手段的私有财产的废除为先决条件。尽管如此，平等的理想仍深深植根于西方和俄国的革命传统。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列宁全心全意地赞同马克思的原则：使官员的薪金与工人的工资保持同一水平；选举群众去掌握管理职能；废除站在大众头上的官僚机构。

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后很快发现，无论是在政府、在工业战线还是在军队中，国家都需要受过训练的管理专家。因此领导集团顶住党内左翼反对派的反对，开始重新启用“资产阶级专家”，包括前沙皇官员和军官。党根据他们的技能付给他们优厚的报酬。在管理方法上，领导集团看到，从1917年至1918年党和群众中存在的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倾向，成为一个严重的弱点。于是，他们逐步重建了官僚机构体系。尽管如此，到1920年，苏俄实现了几乎是彻底的平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通货膨胀和匮乏使城市居民的定额供应降到了一个共同的水平。真正的工厂工资的最高额与最低额的幅度是微不足道的。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由于权力的分散，苏联经济生活中的官僚机构适当地受到了限制。党和工会代表共同参加工业管理。然而，工资差距反过来提供了物质刺激，到1928年达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比例。党内和政治生活中的发展则相反：官僚机构的权力得到了系统的加强，而党员的个人收入保持“党员最高定额”的限制。平等的理想仍有效地束缚着进一步的收入差别。

随着紧张的工业化的开始，平等的理想明显地遭到了否定。工会的领导被清洗，新的工会领导人主张工会应更多地代表国家而不是工人利益。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政权依赖宣传和由于“社会主义建设”而焕发出来的革命热情的新浪潮。但是没过多久，货币奖励不得不扩大，取代了底气不足的革命热情。

1931年，斯大林批评了“左派的工资平等化的实践”，同时强调货币刺激对于培养技能和提高产量的必要性。他在一个工业管理者的会议告诫说，“无论谁要无视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区别，按照工资平均化的‘原则’拉平工资水平，他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了列宁主义”。这个新的宗旨很快变得家喻户晓??人们宣布以前的革命理论为“小资产阶级”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1929年放松了最高定额，随后不公开地取消了最高定额。这件事是党从一个政治运动向一个社会特权集团的演变的重要标志。

1934年，斯大林通过对平等的重新定义，摆脱了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尴尬。“每一个列宁主义者都知道”，他说，“（就是说，只要他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在需求和个人生活方面的平等，是一种与原始禁欲主义相适应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愚蠢，而不属于按马克思主义路线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他认为“按需分配”的口号要求不平等，因为人们的需求是不同的；毫无疑问，普通工人与高级官员的需求相去甚远。从他的口号“干部决定一切”来看，斯大林发现政权的精华是受过良好训练，得到丰厚报酬的管理者。工资差别和物质刺激由于1935年开始的斯达汉诺夫运动而扩大，并且蒙上了象征性的光环。

社会分化在军队的发展特别值得注意。1935年，恢复了军官（除将军外）的传统的军衔，同时产生了元帅的衔头。随后，在1939年，将军军衔也重返苏联。从革命时期的官兵平等，转为大力强调和对上级的服从。1934年后，由于爱国主义与民族传统的复苏，沙皇军队的名将成为英雄的模范，甚至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勋章。二战未期，肩章回到了肩上，卫队也恢复了，政委成为军事指战员的从属，最后，“红军”改名为“苏军”，从而彻底完成了军队在传统主义路线的重整。

有两种趋势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岐视和政治歧视已经结束。其次，管理的技术精英阶级与工农大众的鸿沟不断扩大。与旧知识分子成员和解的决策也是斯大林在1931年直接作出的。那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逐渐变得注重实际。从这时起，能力和技术（以及政治忠诚）取代阶级原因成为负责人员选拔的基础。1934年后，阶级出身不再影响教育的升学。

1936年，在新宪法即将出台之际，官方宣布苏联实现了“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按照新的定义，仅意味着阶级对抗的消灭。因此，官方宣布苏联由三个“阶层”或“非对抗性阶级”组成：工人、农民和苏维埃知识分子。同时，新宪法取消了对以前的统治阶级成员的所有政治限制。这样，到1936年，受教育的专家阶级，包括旧政权的和在苏维埃统治下受训练的人，为重建社会领导集团铺平了理论道路。斯大林称这些人为“不带党证的布尔什维克”。此后党很快承认了他们；共青团对知识分子的消极态度在1936年消除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承认是在1939年，其标志是传统的无产阶级优先权的结束。在1941年的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特别批评了在党和国家负责干部的选拔中，考虑社会背景而忽视技术和个人能力的做法。

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分界变得更严格了。到1941年，大学教育成为在社会上提升的主要考虑因素。比如说，要在工业管理部门工作，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比一个熟练工人更有希望。“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一直是共产主义蓝图中的一个要素，它充分体现在把日常教育与手工技术训练联结起来的努力中。但是这个理想最终在实践中被抛弃了。1937年，工业训练与学院教育完全脱钩了。

为什么苏联政权宁愿以意识形态的让步和引起普遍反对的危险为代价，有意地促进社会分化？就象斯大林的其他政策变化那样，向社会不平等的转化再次表明客观条件使旧的社会主义理想无法实行。而且，政权还面临着在社会主义思潮中从未充分考虑过的工业化问题。其结果是，共产主义体系变得与革命前的理论家所预测的大不相同。它的变化并没有口头上讲出来，而仅仅在实践中加以暗示，这种实践的一个方面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不平等的体系的发展。

教育

1931年以前苏联教育思想界存在百花齐放的局面。直到1929年还担任教育人民委员的卢那察尔斯基，是激进的教育方法的倡议者，这些方法后来在西方流行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学院教育系的领导认为，由于学校将随着国家一起消亡，因此组织化的教育仅仅是初步的措施，学校将被“社会主义环境所取代”。据此，他倡导了“非组织化教育理论”或者说“自觉教育理论”。这一理论是和流行于1929年至1930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的决定论的解释紧密联系的。但是，包括克鲁普斯卡娅在内的许多苏联教育界领导人则反对“自觉教育理论”，因为它太无政府主义了。这一时期苏联教育界普遍被接受的观点是人性本善和个人的自学的发展。正式的教育和纪律被限制到最低点。

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影响，也由于对机械主义哲学的否定，剧变的发生是必然的。考虑到要使教育适应经济发展的紧急需要，党领导集团在1931年底采取了行动。在一系列法令中，它批评学校消亡的理论是“左的机会主义”；批判激进的教学方法；以放弃工艺和技术训练为代价，重新建立起单独的传统科目的教学；恢复老式的纪律和等级。

社会思潮范文篇3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十月革命后的头二十年，尽管大部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还在使用，苏联政权也依然自封为马列主义者，但是，伴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变化，苏联的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的社会主义目标被抛弃，政权的实际目的，仅仅在于维持它的稳定和权威，在于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为了给刚稳定的秩序以及它所需的社会政策辩护，也为了给已落空的革命希望一个说法，斯大林政权对意识形态进行了一次彻底的修正。

1929年以前

俄国革命并非从刚生下来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板着脸孔的马列主义老太太。事实上直到1929年，苏联知识界还保持着相当的活力与自由。许多旧文人还能够继续他们的工作。知识界跟外部世界的联系还保留着。苏联的艺术和科学总体上跟世界的其他地方齐驾并驱。现代主义也跟国外一样，活跃在俄国的舞台上。在社会科学方面，党的信条尽管占据主导地位却并不僵化。在社会政策方面党继续宣扬革命理想，尽管在实践上调子已经降低了。党对俄国的文化落后性有了更敏锐的认识。

同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官僚主义在不断滋长。列宁在1922年就批评国家机构跟沙俄官僚机构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涂了一层苏维埃油彩。工人反对派受到批判，工人们对工厂的控制早在1921年就受到了责难，收入不平等现象在发展。人们努力保持革命理想，实行了以下一些措施：进步的教育，男女平等，反宗教运动，以及党的“最高定额”，即为党员所规定的最高收的限制等。

1929至1932年

1929年，斯大林击败了党内最后一个反对派后，确立了党的绝对的权威。在此基础上斯大林实行自上而下的革命，以完成如下目标：

（1）使社会的各个阶层，特别是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党的直接控制下联合起来；

（2）加速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基础的发展；

（3）把政治上的控制手段，引入到社会政策领域。

这一时期文化和社会政策的主题是纪律以及党至高无上的教义。根据这个主题，党对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决定论者（他们现在被称作布哈林反对派）发动了全面的攻击。这些学者失去工作；著作得不到发表；有的人以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了。取代这些人的是在各行各业工作的党员，他们的特点是把权力看得比学术良心更重要，他们满脑子党的权威观念，压制所有的异端思想。在艺术和哲学领域，具有唯意志论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根源于列宁革命前的思想）占了统治地位。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极端的马克思主义被应用于社会科学的时期。不过，这一时期自然科学还保持着相对的自由。

1932至1937年

随着经济和政治的急剧变化，极端马克思主义显然过时了。极端马克思主义的盛行使一个又一个理论园地荒芜了。文学方面，很少有价值的作品得到发表；在历史学方面，学生连历史事件的年代表也搞不懂；哲学家只会背教条；谁也不把法律课程当一回事。

苏联政权认识到，它正在利用的“无产阶级”思想和政策并非最适合于它的目标，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极端马克思主义接着就在各个领域遭到了否定。那些曾经在党的名义下宣扬和应用这些观点的人们，被宣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破坏分子，并且在遭到了清洗。革命知识分子风气随之被传统主义所取代。党仍然牢牢控制着文化，只是它的文化政策向相反方向转了180度大弯。

这次转变表现在文学和艺术上，是拉普和其他此类文艺组织的清洗，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确立”。在历史学方面，到1934年已倒退到传统的“国王－战争”模式，并且给沙皇俄国的过去恢复了名誉。心理学方面，逐渐从强调环境的条件作用转变到强调个人的意志和责任。政治学家也跟在斯大林屁股后亦步亦趋，1937年后他们拼命论证国家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工具，同时也是抵抗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主要工具，只要这些需要存在，国家就不会消亡。

在社会政策上也有了相应的变化。由于党发现仅仅靠强制还不足以激发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因此它逐渐转向建立传统的政治秩序：对国家和法律的美化；对阶级分化的鼓励；作为激励因素的收入差别；传统的权威式的家庭；最后还有教育政策的转变，目的是培养适应新的官僚主义工业秩序所需的既自信又顺从的性格。

文学和艺术

在20年代，正如在其他文化领域一样，作家们也亨有广泛的自由。尽管一些极端主义文学团体建议党直接掌管文学，党并不要求所有作品都符合它的官方标准。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全都赞同：“任何文学潮流，学校、团体都不能在党的名义下获得成功”。

1929年，党开始把作家组织起来。党把全权授予极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学团体，这个团体是在拉普的名下组织的，它着手把无产阶级文学的标准，强加给所有的作家。那些坚持艺术自由的团体以及一个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写出无产阶级文学的马克思主义团体，都受到了审判。甚至著名的无产阶级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也受到了批判，这促使他在1930年自杀了。

在拉普领导下，文学毫无成果。1932年，党的领导认识到这一形势，解散了拉普，并且使拉普领导人成为替罪羊。就这样，1929-1932年的极端的“无产阶级”政策作为反马克思主义被否定了，与此同时，党的一贯正确的形象得到了维护。那些负责管理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的人，突然变得因循守旧，并且开始横眉冷对所有的文艺革命实验，说它们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学的新官方路线，很快推广到其他艺术形式上。起初大家并不明白它的含义，直到不断有一些作家和艺术家因为不能紧跟而挨批，党的目的才变得一目了然了。

其他艺术领域的转变模式也和文学的相似：最初都经历了始于1929年的无产阶级宣传的时期，续而遭遇了一次或多或少总有点忽然的变化，从激进的无产阶级内容转变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统主义上了。转变的时间表，在戏剧和电影方面是在1932年；音乐方面是1932至1933年；建筑学是在1935年左右。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的特征是：满怀热情的民族主义（与民族主义宣传和民族主义历史学的复辟相呼应）；对古典作家的推崇（与为沙皇俄国的过去正名相呼应）；感情多于理性分析的批评；迎合大众的趣味。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任何背离都会被扣上“形式主义”的帽子。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定义下，好和坏被刻板地规定了，没有什么价值的连续，也不存在中间路线。

“新苏维埃人”就是具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人生观的人。马克西姆?高尔基最先描叙出这种乐观的、个人主义的、理想化的所谓“新苏维埃人”。一个文学纲领要求：不朽的作品应该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斯大林式的人，计划经济的创造者，必须展现出全部精神风貌；这些作品将揭示出那种人的精神力量是如何锻造的，他的灵魂是怎样形成的，以及他的思想是如何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教导下得到加强、丰富和武装起来的。”简言之，“新苏维埃人”都是高大全式的人物。

这种新的个人主义实际上主要是为了适应领导的需要和为他们所拥有，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对群众而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看上去是为了让人民和政权同心同德，也为了在幻想中满足他们对权力的渴望和对控制自己命运的梦想，以及刺激他们参与政权实行的目标的热情。

历史学

历史学的转变是忽然和激烈的。1929年以前，普罗科夫一派的历史学家在史学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普罗科夫是职业历史学家，同时也是老党员，共产主义学院和红色教授学院的领导。普罗科夫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领域的一统天下，在1929至1930年间，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被根除了，所有重要的职位都被安插上新训练的党员。

普罗科夫以党的名义灌输的这种史学思想，其特点是绝对的经济决定主义，对俄罗斯历史的严厉的反民族主义态度，以及在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僵硬框架中对历史的高度抽象的处理。在他的历史视野中，个人仅仅是客观力量的人。由于这些因素，特别是因为他踩着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向上爬，他的确是目中无人。普罗科夫的这种态度，象他对异端史学思潮的毫不妥协一样，使他走向了极端。普罗科夫提出，“过去的历史就是今天的政治”，它只不过阶级斗争的一个工具。无所谓客观性。所有科学仅仅是的科学，所以科学家不能不站对立场。普罗科夫认为，俄国在发展上并不曾落在西方后面。这样他就能够证明十月革命是一个自然的进程，同时也反驳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然而，1929年以后，党就乐于强调俄国过去的落后，以使之与在社会主义之下的发展过程联系起来，并强调群众的意志和热情等主观因素的重要性。唯意志论的马克思主义取代了决定论马克思主义。

法律

在法学界，传统马克思主义决定论遇到了现实的激烈挑战。此前的观点是：法律严格地说是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体现。如同国家政权一样，它是无产阶级在反对旧社会的残余的斗争中所使用的基本手段，然后，它就将消亡。这一理论实施的结果是：民法被忽略了，法律学校日渐式微；犯罪与惩罚的概念受到了否定，因为它表达了个人责任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见解。

1936年，随着新宪法的确立，法学的整个革命的定义忽然间被抛弃了。斯大林提出了“法律的稳定”。法律消亡的观念被宣布是破坏性的，国家首度检察官帕苏科尼斯尽管公开作了检讨，但还是在1937年初受到了贬黜。他的位置被他以前的助手安德烈?维新斯基接替了。法律不再从属于政治的便利。“革命的合法性”被重新定义为对法律的严格遵奉。传统的法律语言、革命前的法学专家回到了他们的位置上。“犯罪”、“处罚”以及个人罪行的概念也恢复了。对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的责任的确定标准也大大放宽了。

只要苏联领导层仍旧从革命变化中得利，它就视法律为党和它的政策取得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拦路石。当稳定成为领导层主要的关注点，法律就在它的最传统的形式下恢复了（当然，要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以此来支撑国家的权威和增强个人责任感。在这方面法律与政治学理论、哲学、家庭政策及教育学紧密联系。

政治学理论

政治学领域的变化更深刻地诠释了苏联官方思想的变化。党原本把无产阶级国家看作是必要的罪恶，国家注定要在革命的改造后消亡的；如今却转了180度大弯，把国家吹捧为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和伟大的创造力量。

1929年之前，苏联的政治学理论多多少少还保持原貌。人们认为党领导下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是在过渡时期镇压前资产阶级的抵抗所必需的。当过渡时期结束，社会主义完全变为现实后，国家也将和法律一样消亡。

斯大林大权在握后，在政治学理论搞了两项意味深长的创新。其一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国家在国防方面负有重任，甚至到“共产主义”也如此。其二是对党的领导作用的突破。他提出党不仅起革命的准备和执行作用，而且还负有革命后组织社会主义秩序的责任。“无产阶级需要党”，斯大林断言，“不仅为了实现专政，更是为了保持、巩固和扩大专政，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集体化时期，社会和文化生活都被置于党和国家的无所不包的控制之下。而在理论上，斯大林开始着手强化国家的职能。他从“辩证法”中找到了理论武器。在1930年6月的党的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

“我们在致力于国家的灭亡，同时，我们坚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它是至今存在的所有国家形式中最有力、最强大的统治。我们越是把国家的力量发展到极致，为国家的灭亡所准备的条件就越充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这是?矛盾?的吗？是的，这是?矛盾的?。但这个矛盾是活生生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彻底反映”。

1934年，斯大林总结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原理：

“毫无疑问，无阶级的社会不会自动地产生。它的实现和建立，有赖于全体劳动人民的努力，有赖地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的加强，有赖于阶级斗争的深化，有赖于阶级的废除，有赖于消灭资产阶级的残余，以及与国内外的敌人进行斗争”。

1936年新宪法后，党宣布阶级已消失，阶级剥削已不存在。然而，领导集团完全无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阶级对抗源于社会冲突，不但没有减弱而且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在大清洗中，加诸的罪名与其说是社会性不如说是精神性的??“人类的渣滓”、“白卫军的应声虫”、“托洛茨基－布哈林的狐朋狗党”，等等。似乎反对派打从娘胎里出来就是坏蛋。这种态度的变化和对人类行为的社会学解释的转变紧密相连，如今强调的是在历史和刑法中的个人的意志和责任。

斯大林宣称：“我们国家主体，在培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目标的指引下，通过经济的、组织的、文化的和教育的工作，通过以社会主义的精神对人民进行再教育”，已经使新的社会秩序变为了现实。尽管他避而不谈苏联社会犯罪的社会根源，却大谈不断加强政治镇压的必要性：“国家要求保护社会主义财产，防止盗贼与小偷危害人民财产职能，以取代镇压的职能”。最重要的是，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国防的责任。

一旦达到“共产主义”阶段，国家是否就会“消亡”呢？斯大林解释说，恰恰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如果“资本主义环境”继续存在，国家就不会消亡。在必要的时候，“忠诚的学生”斯大林并不在意对导师的“失误”作直接的批评。他说：“一般来说，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灭亡的普遍原理，不能放到一个孤立国家的社会主义胜利这个特殊的例子中”。1926年底，在答复左翼反对派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攻击时，斯大林坚持已见，“恩格斯……会欢迎我们的革命，并且说：让所有老教条见鬼去！苏联的胜利的革命万岁。”

实际上，国家在“共产主义”阶段需要保留，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环境。事实恰恰相反，斯大林主义国家必须依赖对资本主义环境的恐惧才得以继续存在。自二战以来苏维埃俄国对国际社会存在敌意，这就是其意识形态功能的关键所在。

社会风俗

在革命初期，布尔什维克对旧社会的遗产抱有敌意，传统家庭也受到了破坏。苏维埃政权的早期措施包括：使婚姻世俗化；宣布男女完全平等；限制父母的权威；使堕胎合法化；规定离婚只要一方提出要求就有效。那时人们旗帜鲜明地提倡自由恋爱，柯伦泰是自由恋爱的榜样。多数人希望家庭“逐渐消亡”，希望它成为一个完全不定形的联合体。根据这种理论，1927年法规规定同居或者未登记的婚姻在法律上和登记的婚姻同等。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对旧式家庭的批评加大了火力。安排义务劳动有时不给一点补偿就把家庭分开。甚至把建筑物设计成适应为公共生活而不是单个家庭使用的。禁欲主义发展起来，认为只有远离社会娱乐的人才有美德。

在1935年和1936年官方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剧变。剧变的根源无疑是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所导致的社会的反常，包括出生率的下降，离婚率的上升，以及严重的少年犯罪问题。但是苏联政权把这些问题作为借口，上纲上线地否定早期的解放家庭的政策，就象他们在文学历史和法律领域所做的那样。而家庭则被吹捧为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支柱：“所谓‘自由恋爱’和所有乱七八糟的两性生活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货色”。决定性转变的标志是1936年6月27日通过法律，禁止非医疗性堕胎，给大家庭发特别津贴，离婚必须通过合法程序，并且付一笔补偿费。

官方为新的政策辩护说：

“认为社会主义带来家庭的逐渐消亡，这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他们是些借空洞无物的左的辞句来掩盖其剥削行为的人。社会主义下的家庭不但不会消亡，而且还会得到加强。斯大林对加强苏维埃家庭的问题给予了一个极度传统的定义：‘没有家庭就没有国家。对于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国家来说，只有在夫妻把家庭看作一个长久的联合的时候，婚姻才具有积极的意义，所谓自由恋爱是一种资产阶级倾向，字和苏维埃公民的行为准则毫无共同之处。进而言之，对国家来说，只有在有了孩子，夫妻们享受了为人父母的至上乐趣的时候，婚姻的价值才会最充分地体现。’”

对父母的权威的态度也颠倒了，党的领导人宣布：“年轻人必须尊敬自己的长辈，特别是他们的父母。”

苏联政权致力于肯定和恢复传统。托洛茨基在流放中评论说：“领导集团不是公开宣布，‘我们已被证明过于贫穷和无知，不能创造社会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的儿辈和孙辈将会实现这一目标’。与此相反，他们强迫人们在已被打碎的家庭的外壳下重新胶合起来。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这种在胁迫之下的联合，就是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神圣的内核。很难看清楚这次倒退的范围”。

二战时期传统家庭进一步得到了加强。表现之一就是对孩子的自由的限制和家长权威的加强。1934年规定，16岁以下的孩子不许看晚间的戏剧演出。1945年3月的继承法给家长以更大的处理财产的权力。1943年在中学废除了男女同校制度，声称要使男孩子们更容易接受军事训练，使女孩子们更容易接受家庭训练。

1944年7月8日的一顶法令规定，离婚必须通过十分严格的司法程序，还得交一笔数额很高的赔偿金。未登记的或者是同居的婚姻不被承认是合法的。私生子无权继承父亲的财产，作为替代，他们可以得到国家的补助金。用一个观察家的话说，“现在倒是没有私生子这个法律的污点了，但是孩子们姓母亲的姓这一事实揭示出，实际上的社会的耻辱是增多了。”最为意味深长的是给那些养育了十个以上的小孩的母亲发奖章和授以“苏联英雄母亲”荣誉称号。在物质方面，作为一种激励措施，给有三个以上的孩子的家庭发补助；而对小家庭或单身的人，则特地课以两倍的税。

苏联政权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社会关系的稳固，而是为了鼓励一定模式的家庭，从而为特定类型的国家服务。此外，本身就是传统主义者的领导集团，发现传统的家庭关系乃至人际关系，更适合于他们要建立的传统政治结构。

社会分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警告说，平等的目标不会立刻实现，它必须以通过生产手段的私有财产的废除为先决条件。尽管如此，平等的理想仍深深植根于西方和俄国的革命传统。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列宁全心全意地赞同马克思的原则：使官员的薪金与工人的工资保持同一水平；选举群众去掌握管理职能；废除站在大众头上的官僚机构。

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后很快发现，无论是在政府、在工业战线还是在军队中，国家都需要受过训练的管理专家。因此领导集团顶住党内左翼反对派的反对，开始重新启用“资产阶级专家”，包括前沙皇官员和军官。党根据他们的技能付给他们优厚的报酬。在管理方法上，领导集团看到，从1917年至1918年党和群众中存在的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倾向，成为一个严重的弱点。于是，他们逐步重建了官僚机构体系。尽管如此，到1920年，苏俄实现了几乎是彻底的平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通货膨胀和匮乏使城市居民的定额供应降到了一个共同的水平。真正的工厂工资的最高额与最低额的幅度是微不足道的。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由于权力的分散，苏联经济生活中的官僚机构适当地受到了限制。党和工会代表共同参加工业管理。然而，工资差距反过来提供了物质刺激，到1928年达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比例。党内和政治生活中的发展则相反：官僚机构的权力得到了系统的加强，而党员的个人收入保持“党员最高定额”的限制。平等的理想仍有效地束缚着进一步的收入差别。

随着紧张的工业化的开始，平等的理想明显地遭到了否定。工会的领导被清洗，新的工会领导人主张工会应更多地代表国家而不是工人利益。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政权依赖宣传和由于“社会主义建设”而焕发出来的革命热情的新浪潮。但是没过多久，货币奖励不得不扩大，取代了底气不足的革命热情。

1931年，斯大林批评了“左派的工资平等化的实践”，同时强调货币刺激对于培养技能和提高产量的必要性。他在一个工业管理者的会议告诫说，“无论谁要无视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区别，按照工资平均化的‘原则’拉平工资水平，他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了列宁主义”。这个新的宗旨很快变得家喻户晓??人们宣布以前的革命理论为“小资产阶级”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1929年放松了最高定额，随后不公开地取消了最高定额。这件事是党从一个政治运动向一个社会特权集团的演变的重要标志。

1934年，斯大林通过对平等的重新定义，摆脱了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尴尬。“每一个列宁主义者都知道”，他说，“（就是说，只要他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在需求和个人生活方面的平等，是一种与原始禁欲主义相适应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愚蠢，而不属于按马克思主义路线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他认为“按需分配”的口号要求不平等，因为人们的需求是不同的；毫无疑问，普通工人与高级官员的需求相去甚远。从他的口号“干部决定一切”来看，斯大林发现政权的精华是受过良好训练，得到丰厚报酬的管理者。工资差别和物质刺激由于1935年开始的斯达汉诺夫运动而扩大，并且蒙上了象征性的光环。

社会分化在军队的发展特别值得注意。1935年，恢复了军官（除将军外）的传统的军衔，同时产生了元帅的衔头。随后，在1939年，将军军衔也重返苏联。从革命时期的官兵平等，转为大力强调和对上级的服从。1934年后，由于爱国主义与民族传统的复苏，沙皇军队的名将成为英雄的模范，甚至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勋章。二战未期，肩章回到了肩上，卫队也恢复了，政委成为军事指战员的从属，最后，“红军”改名为“苏军”，从而彻底完成了军队在传统主义路线的重整。

有两种趋势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岐视和政治歧视已经结束。其次，管理的技术精英阶级与工农大众的鸿沟不断扩大。与旧知识分子成员和解的决策也是斯大林在1931年直接作出的。那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逐渐变得注重实际。从这时起，能力和技术（以及政治忠诚）取代阶级原因成为负责人员选拔的基础。1934年后，阶级出身不再影响教育的升学。

1936年，在新宪法即将出台之际，官方宣布苏联实现了“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按照新的定义，仅意味着阶级对抗的消灭。因此，官方宣布苏联由三个“阶层”或“非对抗性阶级”组成：工人、农民和苏维埃知识分子。同时，新宪法取消了对以前的统治阶级成员的所有政治限制。这样，到1936年，受教育的专家阶级，包括旧政权的和在苏维埃统治下受训练的人，为重建社会领导集团铺平了理论道路。斯大林称这些人为“不带党证的布尔什维克”。此后党很快承认了他们；共青团对知识分子的消极态度在1936年消除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承认是在1939年，其标志是传统的无产阶级优先权的结束。在1941年的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特别批评了在党和国家负责干部的选拔中，考虑社会背景而忽视技术和个人能力的做法。

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分界变得更严格了。到1941年，大学教育成为在社会上提升的主要考虑因素。比如说，要在工业管理部门工作，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比一个熟练工人更有希望。“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一直是共产主义蓝图中的一个要素，它充分体现在把日常教育与手工技术训练联结起来的努力中。但是这个理想最终在实践中被抛弃了。1937年，工业训练与学院教育完全脱钩了。

为什么苏联政权宁愿以意识形态的让步和引起普遍反对的危险为代价，有意地促进社会分化？就象斯大林的其他政策变化那样，向社会不平等的转化再次表明客观条件使旧的社会主义理想无法实行。而且，政权还面临着在社会主义思潮中从未充分考虑过的工业化问题。其结果是，共产主义体系变得与革命前的理论家所预测的大不相同。它的变化并没有口头上讲出来，而仅仅在实践中加以暗示，这种实践的一个方面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不平等的体系的发展。

教育

1931年以前苏联教育思想界存在百花齐放的局面。直到1929年还担任教育人民委员的卢那察尔斯基，是激进的教育方法的倡议者，这些方法后来在西方流行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学院教育系的领导认为，由于学校将随着国家一起消亡，因此组织化的教育仅仅是初步的措施，学校将被“社会主义环境所取代”。据此，他倡导了“非组织化教育理论”或者说“自觉教育理论”。这一理论是和流行于1929年至1930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的决定论的解释紧密联系的。但是，包括克鲁普斯卡娅在内的许多苏联教育界领导人则反对“自觉教育理论”，因为它太无政府主义了。这一时期苏联教育界普遍被接受的观点是人性本善和个人的自学的发展。正式的教育和纪律被限制到最低点。

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影响，也由于对机械主义哲学的否定，剧变的发生是必然的。考虑到要使教育适应经济发展的紧急需要，党领导集团在1931年底采取了行动。在一系列法令中，它批评学校消亡的理论是“左的机会主义”；批判激进的教学方法；以放弃工艺和技术训练为代价，重新建立起单独的传统科目的教学；恢复老式的纪律和等级。

社会思潮范文篇4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时代的呼唤。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和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的入侵，表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步伐，使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救亡图存”、“求强求富”，彻底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然而，封建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已无法解决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这个尖锐的问题。为了实现“救亡图存”这个历史性的任务，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的真理。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海国图志》的作者，近代中国著名爱国思想家之一，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他激烈批判封建文化，鼓吹变法图强，重振国威以洗刷鸦片战争失败的国耻。魏源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师夷”和“制夷”，如果说“悉夷”、“师夷”是手段，那么，“制夷”则是目的，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还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来阐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俄罗斯摆脱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到彼得大帝时，他“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①]应该指出的是，魏源所说的“悉夷”和“师夷”，并非仅指工艺、科技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包括西方的思想文化，所以他在《海国图志》论述自己变法图强的思想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在这部被称作是“简明世界史”的著作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教育，以至风土民情等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内忧外患进一步促进了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1898年，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进化论》一书出版，该书系统阐释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使中国思想界深受震动。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进化论日益深入人心，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成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变法图强的新的思想武器。

进化论作为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同样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成为当时新的史学思潮的理论基础，它的出现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一治一乱”等封建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他认为“史界革命”的意义远超出学术本身，而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史学是社会的折射，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

梁启超对封建循环史观和进化史观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循环是“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而“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②]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多次阐释其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③]因此，他强调历史学的性质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而历史学的精神则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故”。[④]

进化论和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直接的联系。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领导武昌起义推翻帝制，积极捍卫共和制度，为改造旧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的政治思想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宝贵遗产。应该指出的是，社会进化论不仅是孙中山历史哲学思想的核心，而且也是他的整个政治思想的基础。他说，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孙中山将达尔文进化思想与其政治理想结合起来时，突破了生物进化论和一般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局限。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分成物质进化时期、物种进化时期和人类进化时期三个阶段。他强调人类的历史是一个由蒙昧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但又反对人类社会的进化照搬动物的进化过程。因此在人类进化时期，应当用“仁义道德”代替“弱肉强食”，用“互助”、“仁爱”代替“竞争”、“杀戮”，只有这样，才能消灭种族压迫和仇视，实现“天下为公”的美好理想。[⑤]二

早在19世纪7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即开始传入中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开始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时，王韬和张宗良撰写《普法战纪》，记述了巴黎无产者的伟大斗争。20世纪初,留日学生马君武、朱执信等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业，并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德意志革命家小传》等著者中，评述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传播，社会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有影响的社会潮流，这是和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益产生着更加重要的影响。正是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核心，而且也是当时社会思潮之一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19——1920年，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已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⑥]

1920年秋，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强调历史研究不能脱离先进世界观的指导，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风云变幻的中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同中国革命实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之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不仅是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历史学家，而且是自觉投入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坚强战士。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将历史学研究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史学思想和一部部精品力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宝贵财富。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它涉及到中国的历史进程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学说，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这不仅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锻炼和考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没有新中国。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它应有的贡献。三

以上简略的回顾使我们认识到，在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史学理论所依托的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往往和反映社会历史矛盾运动发展趋势的社会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史学思潮同样也是社会思潮，或者说，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世纪初在我国广泛传播的进化论—进化史观，以及后来代替它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等……，当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其他种种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但很快就消失了。它们之所以昙花一现，成了过眼烟云，是因为它们脱离了史学自身发展所离不开的时代的需求，脱离中国史学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上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最初都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个人的选择。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20世纪初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魏源、严复等宣传社会变革和进化思想，以“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风靡一时，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他们的选择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个别人的选择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以至整个民族的选择。梁启超等顺应历史大势倡导新史学。这样，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新史学自然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并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同样，、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当时对唯物史观的选择，虽是少数人的个别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符合历史矛盾运动的前进方向。尽管最初这种选择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并不大，但却充满了生机和希望，所以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少数先进分子的选择逐渐成为阶级的、社会的选择。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不仅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社会思潮，而且也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他的发展总是和社会的发展同步的。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反映社会要求的崭新的历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学思潮，同提出并发展它们的人们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同样，任何一种历史观、历史思潮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如同任何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一样，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历史学的理论和史学思潮。那种脱离历史学和社会发展实际，凭一时的冲动和激情，动辄就宣布有了什么“创新”，或想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体系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理论的进步为前导。在古老的历史学中，史学理论是常青的，从而使历史学永葆青春，成为不断前进的动因。“”结束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历史科学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人们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冲破了极“左”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在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但是，在前进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不加分析地将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统统接受过来，对精华和糟粕不去区分，并企图以此来“改造”中国历史学，显然，这些既脱离中国史学传统与现实，又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种种主张是不可取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当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的潮流，将历史研究同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投身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去。在不断加强历史学基础研究的同时，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历史研究，即使是对“古老的过去”的历史研究，也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只有从中国史学和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才有可能充分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科学认识功能。这样，历史学不仅在推动积极的社会变革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且在这过程中，自身也将不断完善，在社会和学术的实践中得到健康的发展。

[①]魏源：《海国图志·俄罗斯国总记》。

[②]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③]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十》；《自由书·成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

[④]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社会思潮范文篇5

【摘要】生态社会主义思潮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社会出现的当代社会主义流派之一。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层面:一是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进行解释性、综合性、评述性分析,即理论探讨与论评;二是本土化研究,寻找生态社会主义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契合点,即启示研究。本文通过对这些研究成果的初步梳理和总结,就如何开展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启示

生态社会主义思潮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社会出现的当代社会主义流派之一。“指的是主要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理论家与活动分子依据生态环境问题政治意义日渐突出的事实逐渐形成的、在社会主义视角下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理论分析与实践应对”。郇庆治认为广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密切关联的组成部分: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态社会主义(狭义)理论和“红绿”政治运动理论。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层面:一是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进行解释性、综合性、评述性分析,即理论探讨与论评;二是本土化研究,寻找生态社会主义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契合点,即启示研究。本文的目的是对我国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点作初步疏理总结,并就如何开展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

1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主要思想进行解释性、综合性、评述性分析

国内学者有关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著述数量比较多,比如,1995—2004年间被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研究》等转载的国内主要期刊上发表的关于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论文达122篇。其主体基本上是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进行解释性、综合性、评述性分析的文章。目前,国内学者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对马克思主义中生态学思想的论证。关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是否存在生态学思想,西方生态社会主义学者一直以来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岩佐茂、岛崎隆、霍华德·帕森斯、吉恩·古格·维兰克特、戴维·哈维、多纳德·李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有着丰富的或明确的生态学思想,或者说,马克思的思想本身就是绿色的。詹姆斯·奥康纳、吉恩—保罗·德里格、朱安·马蒂奈兹—阿里尔、米歇尔·雷德克里福特等学者则质疑马克思有自己的生态学思想或者说,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思想。在这其中,日本一桥大学学者岩佐茂和美国生态社会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可以说是两位影响较大的学者。前者1994年出版的《环境的思想》试图通过对实践唯物论的重新诠释来阐发马克思主义中所包含的丰富生态学思想。他认为,由于马克思辩证唯物论彻底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消除生产生活异化和物化造成的“自然的异化”从而实现生产与消费中人与自然的正常关系——而具有后现代的特征,并不像有些批评者说的那样只是近代思想的一个分支。因此,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核心是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不是人对自然的统治关系。也就是说,人类针对自然对象的劳动实践未必一定会导致“自然的异化”或自然环境的破坏,问题在于我们是基于一种“支配自然”的态度还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观念。与岩佐茂的立场不同,后者则在1997年出版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存在着生态学关注方面的“理论空场”,而这需要通过重新阐释和解构马克思主义在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问题上的辩证唯物主义思考方法来解决,也就是说,需要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重构”。

总体而言,国内学者的研究明显地侧重于前一思路。郇庆治1994年出版的《自然环境价值的发现:现代环境中的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研究》从对马克思“对象性活动”概念的理论阐释出发,将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自然的人化是逐渐发生的历史过程、自然事物的客观必然性依然存在但有了新的意义、自然人化的实现方式是人的对象性活动和自然人化的现实基础是人类社会。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拓展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三个“关节点”:人与自然系统共存的有条件性、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性和人类存在活动的社会性。像岩佐茂对辩证唯物论的重新阐释一样,他的主要目的仍是着力于论证马克思的自然生态思想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生态学的内在一致性。

解保军2003年出版的《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红”与“绿”结合的理论先声》旨在阐发马克思自然观所包含的现代生态哲学思想,从而为解决当代生态环境问题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臧立(主编)2003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环境》的前言所表明的主旨也是挖掘与归纳马克思恩格斯著述中的环境关爱思想。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双重特性的强调对人类通过社会关系的调整实现人与自然间合理的“物质变换”或“人与自然和解”,有着强烈的时代性。

(2)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基本思想和立场的阐释。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基本思想可概括为四个方面:生态原则、社会责任感(或社会公正)、基层民主和非暴力。有人称之为“四项原则”或“四支柱”。例如,韩海涛认为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基本理论是由生态原则、社会责任感、基层民主和非暴力四大支柱构成的。熊家学也有相似的表述,他认为,“四项原则”贯穿于生态社会主义体系之中,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脊梁和灵魂,生态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骨架建筑起来的。但也有人认为“四项原则”或“四支柱”实质上只是生态主义特别是绿党的政治主张。

其他学者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基本思想与基本立场的表述与上述观点大致相同,只是在分析视角或概括方式上有所差异。

周穗明在1998年与人合著的《激进,温和,还是僭越》中,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发展与基本思想进行了概括分析。她将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发展划定为70年代的“红色绿化”(共产主义运动转向生态运动)阶段、80年代的“红绿交融”(马克思主义与绿色思想和运动结合)阶段和90年代以后的“绿色红化”(社会主义化)阶段,并把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与生态主义理论的差异归纳为四个方面:理论基础不同、哲学文化取向不同、政治诉求不同和对资本主义的本质与未来发展的认识不同。生态社会主义虽然在总体上具有一些类别化的特征,但在生态危机的性质、根源、克服生态危机的手段、策略以及未来前景等问题上都有大致相同的看法。“应该指出的是,她对生态社会主义发展三个阶段的划分与概括后来被其他学者广泛接受,尽管关于“红色”绿党(RedGreens)和“绿色”绿党(GreenGreens)的说法严格说来并不准确”。

郇庆治在1998年出版的《绿色乌托邦:生态主义的社会哲学》和2000年出版的《欧洲绿党研究》中,设专门章节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和主要理论观点作了归纳总结。在后者中,“他将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概括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新马克思主义的综合三个阶段,并将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概括为对生态环境问题成因的阐释、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阐述、对未来绿色社会的设想和关于走向绿色社会的道路四个方面”。

包庆德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基本思想可归纳为两大部分:一是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者对生态危机的成因、生态危机的性质及生态危机的出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探讨。二是未来社会。生态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社会变革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基本主张。王立则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社会、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表达了自己的主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系统的思想体系,其基本理论包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构建全新的价值观体系以及未来社会理想等方面。张荣等人则归结为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思考与探索、变革资本主义的途径和阶级力量、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对未来新型社会主义的构想。

(3)在解释为主的思路之下对生态社会理论新意旨的探索。韩立新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对自然的支配”绝不是类似于主奴关系那样的“绝对的支配”,而是一种有责任的支配。“因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扬弃了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对立的、主张依靠变革社会制度去最终解决环境难题的生态社会主义”。王向峰通过阐发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化自然”思想,提出了人与自然的完美统一体才构成一个理想社会的看法。“在他看来,马克思理论视野下的自然是一个包含着人与社会的广泛性存在,人类从自然界和动物界中的地位提升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因为人类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其固有的自然与动物属性,人类只能依赖自然才能创造自身、社会、科学、艺术以及属于人的一切;人类人化自然的过程,既是一个人类外部自然发生变化的过程,也是人类自身自然和社会精神性方面不断人化的过程。因而,问题的关键是自然的人化、人类属人自然的人化和人类社会性精神性人化的和谐统一,其理想目标是,人类既能自由自觉地对待人自身,又能自由自觉地对待人类自然环境,即实现一种美的境界。”

2本土化研究,寻找生态社会主义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契合点,即启示研究

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作为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一种,其价值还是明显的,对当前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具有启示作用。目前,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和探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对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论述。虽然生态社会主义思潮渊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但许多生态社会主义者都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作为当代研究和解决生态问题的出发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思考和解决生态问题。刘付春认为,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科学社会主义为生态社会主义提供了方法论指导,生态社会主义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他认为,科学社会主义运用历史唯物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这种历史唯物观对生态社会主义考察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历史现象,包括生态问题在内无疑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反过来,生态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学说中的一种变种,一股左翼思潮,同其他社会主义一样,立足于对西方国家的批判思考和对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超越,从新的视角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新途径:以生态为中心,关注人类、自然与环境。这无疑为社会主义思想发展提供了新的参考思路,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生态社会主义所要解决的问题大都切中时弊,十分现实。单小桐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恢复了生态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弥补了以往社会主义理论对生态问题的缺位,并且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其理论切入点,克服以往现实社会主义理论过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夸大阶级斗争的极端性,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本真面貌。”应该承认,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作为社会主义流派之一,其理论和实践都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2)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研究。生态社会主义以生态效益为核心价值,以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为追求目标,并且把人类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其他活动置于其中进行思考和评价,形成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对于我们开拓视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国内学者在这方面论述比较丰富,从不同的视角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徐振光在《论生态社会主义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一文中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主要有三点,即正确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发展基层民主,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朱秋则将其概况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始终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原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始终遵循社会公平正义原则。杨向荣在《生态社会主义及其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一文中将生态社会主义的世界观概括为生态经济观、基层民主观、生态价值观,进而提出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对我国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熊剑龙认为,生态和谐发展观是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对中国和谐经济建设、和谐政治建设与和谐文化建设的启示作用。其他学者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与上述几位学者大致相同,不一一赘述。

3简短评论

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复杂的政治、文化现象。国内的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已经取得了诸多重要进展,突出表现在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本体的梳理与研究和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方面的探讨,可以说构成了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研究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同时不可否认,目前国内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研究至少忽视了以下两个方面的理论探讨。一是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的探讨。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像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那样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将生态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特别是我们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合起来,既是社会主义建设本身的一种强烈的现实需要,也会构成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深入与具体化的重要视角。“尽管社会主义的未来理想与制度设计在中西方知识界都处在一个相对冷淡的时期,但至少对像我们这样依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来说,这仍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二是生态社会主义与可持续发展、生态运动,环境运动在内的各种进步运动的关系的探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必须与包括生态运动,环境运动,环境公民权等在内的各种进步运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共同推动世界的进步和发展。在这方面,还几乎没有严肃意义上的研究成果,而要实现这一点,不仅需要研究者具有更加扎实有效的文献资料整理分析能力,还应有一种更加广阔的理论视野与大胆的创新勇气。就此而言,生态社会主义研究正处在一个迈向新阶段的关节点。

参考文献

[1]郇庆治.生态社会主义述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4).

[2]郇庆治.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到现代环境哲学[J].山东大学学报,1995,(2).

[3]郇庆治.国内生态社会主义研究论评[J].江汉论坛,2006,(4).

[4]韩立新.马克思的“对自然的支配”:兼评西方生态社会主义对这一问题的先行研究[J].哲学研究,2003,(10).

[5]王向峰.论马克思“自然人化”论中的生态美学思想[J].社会科学辑刊,2001,(5).

[6]刘付春.近年来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综述[J].求实,2008,(9).

[7]单小桐.论生态社会主义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的启示[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3:

[8]朱秋.生态社会主义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6,(3).

社会思潮范文篇6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析义

价值体系是指与经济基础相联系的特定思想形式的总和，它由经济地位和利益决定，标志着人们的历史选择性。在价值体系中，有核心价值体系和非核心价值体系之分。核心价值体系在意识形态中处于中心地位，它掌控社会的精神状况，主宰人们的精神生活。一般而言，一个社会所倡导的基本的世界观、人生观、利益观就是核心价值体系。非核心价值体系则是处于价值体系的边缘、易于变化的价值体系，比如审美观、婚姻观、消费观等。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必须统一，而非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就不必统一，甚至可以相互矛盾地存在着。

核心价值体系是意识形态的基本品质，不同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给意识形态涂上了不同的色彩。我们判断一种意识形态先进与否，主要是以其倡导的核心价值体系为标准。核心价值体系比意识形态更加直白，更加通俗，与老百姓的生活联系更加紧密。核心价值体系一旦形成，它就站在意识形态的前面，主导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并且在社会的各种制度中反映出来，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重要意义。只有核心价值体系清晰健康，这个社会在精神上、文化上才有较大的共融性和一致性，人们的思想观念彼此才有参照系，社会生活规范、职业规范、道德规范才能为广大社会成员所遵循。观念统一才能使意志整合。社会失范始于乱制，社会失衡始于分利不均。只有打造合理的核心价值体系，才能有效地化解思想矛盾，在精神生活中营造和谐的氛围，进而推动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趋于协调。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和主导，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就会因失去遵循的原则而迷失方向。

二、为什么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社会思想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最终必然会使社会思想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在社会思想多样化的今天，只有发挥核心价值体系的作用，才能积极引导社会思想发展的方向，有效疏导公众情绪，弘扬社会正气，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的思想氛围。

引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思潮。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物质关系，也强烈地改变着人们的精神关系，原有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利益关系等都受到巨大冲击，经济体制的转换使意识形态呈现出复杂化的趋势。在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性与落后意识形态的危害性同时存在；意识形态发展的多样性与引导上的滞后性同时存在。这就必然会导致社会思想的多样性。在这种新形势下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积极主动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凝聚包括新社会阶层在内的社会各阶层。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使我国出现了大量的新兴阶层。这些新出现的社会阶层都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位置，阶层结构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出现。阶层的分化打破了传统的利益格局，新的利益格局还处在形成的过程中，有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利益冲突。社会各阶层的心理都处在动态发展中，对未来既充满了担忧又充满了期待，希望社会变革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为了调动社会各阶层群体的积极性，合理地整合社会资源，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提升意识形态的动员能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整合社会各阶层有益的或无害的思想意识，使社会各个阶层在意识形态中都能找到归属感。在改革开放中新产生的社会阶层对国家的意识形态具有天然的敏感性，它们非常在意国家的意识形态是否把自己涵盖进去，因为这是决定一个阶层政治地位的重要标志。

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整合社会资源，统率社会思想，实现社会控制，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意识形态发挥其作用的基本方式。在信息化时代，意识形态作用于社会的方式会受到影响，政府在信息化时代受到最严峻的挑战，就是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容易受到挑战。在信息化时代，传统的信息流动方式发生了改变，由单向流动变为多向交互流动，信息流动的渠道也大大增多，人们获得新信息的时间在不断提前，这使得政府通过传统的信息管理方式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变得不再可能。信息网络化还使我们面临信息安全的挑战。网络会塑造人们的批判人格，挑战权威，颠覆传统，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和控制力的减弱。还有，随着政府信息的公开以及一些外交档案、党史档案的解密，公众可以查阅这些相关的材料。有些人利用党在历史上出现的失误，利用现在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大做文章，夸大事实，丑化党的形象，挑拨党群干群关系，这些现象的存在都是对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的侵蚀。针对这些现象，我们要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就必须积极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社会思潮。

三、如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应做到“三个坚持”。

坚持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性的统一。在我国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居于核心地位，它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除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核心思想体系外，还有其他的思想形态存在。思想形态的多样性和人们的认知水平、世界观的变化、审美情趣、个人价值的实现程度相关。这种多样性既符合人们对现实不同的生存感悟，又可以满足人们多层次的精神归宿。尽管有些不同思想形态、价值观念之间有矛盾，但要彻底铲除它们中的腐朽成分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毫无疑问，这些东西也将和马克思主义长期并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坚持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性的统一。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地位，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同时也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只有坚持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性的统一，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思想共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要坚持和采取正确的原则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不只是靠行政命令来实现的，必要的行政手段当然需要，但更主要的是通过说理的途径来实现。我们不能以主导性排斥多样性，也不能以多样性替代、置换主导性，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是互为前提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讲主导性，就没有主心骨，人们容易失去方向；而只讲多样性，社会就没有坚实的核心价值体系，就不能形成凝聚全社会的精神力量。我们要用主导性去影响和带动多样性，用多样性去培植和激励主导性，注意平衡，把握方向，掌握主动。

坚持先进性和层次性的统一。在现阶段，必须立足于社会实际，从全体社会成员的现实道德水准出发，把先进性要求和层次性要求结合起来，照顾到部分社会成员的思想觉悟和认识能力，不搞一刀切。具体而言，就是要在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同时，也要推行适用于普通劳动者、爱国者的思想道德。在全体人民中广泛进行爱国主义和艰苦创业的精神教育，提倡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精神，大力提倡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同时，也要肯定和提倡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社会全面进步的思想道德观念，对于那些虽然不先进、但是对国家和社会也不会造成危害的思想意识，也要允许它们继续存在，做到先进性和层次性的统一。

社会思潮范文篇7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景观之一是大众文化思潮的兴起和流行。所谓大众文化是同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亦即知识分子文化)相区别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是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两大潮流，二者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融合。但是，当代的大众文化的势力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甚至有压倒精英文化的趋势。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传播工具迅速普及，电视已进入每一个家庭，而网络的兴起更使得各种信息能得到更迅速更普遍的传播。这就使得普通大众有可能享受到原来只有少数的社会精英才能享受到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劳动工作的自动化程度大大提高，而工作时间却大大缩短，人们有了大量的闲暇时间去享受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

大众文化的出现，使文化不再仅仅是知识精英所独占的领域，而且也改变了传统文化那种突出的意识形态性质的宣传教育的职能，从而不再使文化成为远离市场、远离经济的曲高和寡的高雅领域。大众文化甚至还导致了文化工业的出现，使文化成为经济领域的一种产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工业，文化走上了商品化、产业化的道路。人类能够象制造工业产品那样，规模化地生产出大众所需求的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各种流行音乐、卡通片、电视连续剧充斥市场，供普通大众消费。资本家通过制造销售高技术的文化产品，从大众的文化消费中取得可观的利润，文化与资本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文化的资本化。

大众文化是一种流行文化。大众文化迎合人们的趣味和爱好，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因为众多人的追逐、相互模仿形成一时的风尚，成为时髦。流行文化是同商业性联系在一起的，出于追求利润的动力，文化制造商们为了迎合大众的趣味和爱好，不断迅速地制造出大众所欢迎的文化商品，推动着某种时尚的流行，从而形成了某种流行文化。流行音乐就是流行文化的典型表现。一般地说来流行音乐能够抓住大众尤其是年青人的情绪，引起他们的共鸣，而又通过现代先进的传媒而迅速传播，从而成为了流行文化，就象当代西方社会普遍流行的爵士乐、摇滚乐、迪斯科那样。

大众文化的另一景观是追星文化。流行文化对大众，尤其对青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人们对某种时尚会形成一种疯狂的崇拜、追逐，从而产生了一批批的歌星、舞星、影星。追星文化的形成带有浓厚的商业主义的色彩，明星是大众文化的产物，也是商业炒作的结果，他们往往因为商业的需要而被制造出来。没有商业包装、没有传媒的炒作，就没有明星。明星本身就是知名度，明星就是金钱，能够带来巨大的商业利润，因此明星才会不断地被制造出来。在当代西方大众文化的每一个领域中都不能没有明星，从好莱坞的电影到百老汇的歌剧，从流行音乐到通俗小说，从电视传媒到各种各样的杂志刊物，到处都是明星的风采，明星是大众关注的焦点。在大众中形成狂热的追星族、发烧友，从衣着到举动，模仿明星的一举一动，从而使大众文化成为由明星和追星组成的浪漫的世界。

大众文化也是一种消闲文化。大众文化的兴起及其流行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助长了人们消费、娱乐的心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剧烈的自由竞争中，人们为了生存，为了发财欲望的满足而不得不疲于奔命，人们的身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此需要在工作之余放松高度绷紧的神经。糜糜之音、浪漫故事给人以一种感官的心理刺激，一种肉体享受，大众文化是消闲性的、娱乐性的消费，而不再是一种审美的精神享受。

在大众文化中，传统文化所具有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大大地弱化了，而其娱乐功能、消闲功能、商业功能却大大地强化了。通俗的大众文化对传统的精英文化构成了挑战，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的精英文化所具有的教化功能、宣传功能，也就是削弱了传统的精英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是一种客观事实。但是正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理论家所意识到的那样，特别是象法兰克福学派所作的批判性分析那样，大众文化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文化模式，具有操纵大众的思想和心理的作用，它缺乏批判和否定的向度，而是对当代社会的肯定性的文化。从表面上看，大众文化弱化了意识形态性质的宣传教化作用，但在实质上却堕落为维护现有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工具。当人们沉溺在当代流行的大众文化中，却丧失了个人的独立、自由的意识，丧失了批判的革命的意识，从而保证了现存统治的继续。

二网络文化

当达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了网络化的时代，网络不仅进入了社会经济领域，从而推动了生产、消费的经济活动的变革，而且网络也已进入了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使传统文化受到强烈的冲击，文化的载体和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网络文化的时代。网络文化的兴起，再一次体现出科学技术对人类文化活动的巨大影响，科学技术的变革不仅能引起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而且也带来了作为精神活动的文化生活的巨大变革。

网络文化具有共时性的特点。网络的出现引发了文化载体及其传播方式的革命，使文化信息能在同一时间得以迅速的传播，打破传统文化载体及其传播方式所具有的时差性。传统的文化传播，或者是口头传述的表达方式，或者是文字印刷的书刊表达方式，其传播速度慢，传播速度有限。网络却能够以最快速的方式将声音、文字、图形、色彩、数字熔为一体，并以最快的形式同时传播出去，它使得文化产品不必经过出版社、印刷厂、书店而迟迟被读者所接受，进入网络的人们能够同时接受某种文化信息、参与某种文化活动。

网络文化又具有开放性的特点。网络文化不仅打破了传统文化载体及其传播方式的时差性，而且也克服了其地域的局限性，具有开放性的特征。网上作品的传播，能够迅速到达其它地域，通过信息高速公路而进入别的地区和国家，为其它地区和国家的人所接受。网络时代是个地球村的时代，网络经济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而网络文化使全球性文化成为可能。网络文化打破了旧有的时差性、地域性，开创出一个共享性、开放性的文化世界。在网络世界中，人们文化交流的距离缩短了，文化交流的界限淡化了，甚至能进行超国界、超时空的文化对话、讨论和交流。

与传统文化相比，网络文化有了一种更新的文化存在和文化活动的方式。由于网络文化的载体及其存在方式的深刻变化，它超越了传统文化的那种纯语言化的存在方式，具有超文字、超语言化的特点。网络文化不仅具有语言、文字表达方式，而且有图象、色彩、数据、声音，甚至是气味的更为丰富多彩的文化表达交流方式，使人们有着全新的文化感受，调动起人类的各种感受器官的活动，甚至能营造出虚拟化、数字化的时空，使人的思维、想象力能够更自由的展开。就象普遍流行的电子游戏机那样，让人置于一个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无法感受到的梦幻世界中，使人入迷，甚至于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在网络文化中，人们的文化活动、文化消费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欣赏，而是融视、听、读、想象于一体的，具有了动态性、全景性、逼真性的特点。

网络文化的出现进一步改变了人类的交往方式。在传统文化中，文化的创作者和文化的消费者是相互分离的，作家、画家、音乐家等艺术家创造出作品，而读者、观众是被动地接受作品。网络文化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交流方式，原先作为被动的文化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直接同创作者交流，创作者也可以通过网络在创作过程中直接接受读者的各种意见和观点，从而使文化创作变为创作者和读者的共同参与，这样的文化过程是参与式的、交互式的互动过程，从而展现了一种新型的文化活动方式。

值得指出的是，网络文化的出现进一步推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的潮流。网络文化为大众的直接参与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人人都可以在网上自由地发表自己的作品，阐述自己的见解和观点，通过自己的网页直接与他人交流、讨论，而无需经过编辑的筛选，也没有权威的限制，而能自由地在网上直接发表自己的看法、展示自己的才华。这样，文化的创作就不仅仅是个别专家、艺术家所垄断的专利、特权，人人都有参与网上的文化创作的机会和自由，在这一点上就跨越了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鸿沟。通过网络的广泛参与，网络文化不再是供知识分子、社会精英所独享的雅文化，而是大众共同参与的通俗文化。

三后现代文化

后现代文化是后工业社会文化，也有人称其为晚期发达资本主义文化或后资本主义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59年美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丹尼尔·贝尔第一次用“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Society)来表示这个新型的工业化社会。随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出现了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的趋势，诞生了后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开始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美国，70年代盛行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至今仍风靡整个西方社会，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社会文化思潮之一。后现代主义的潮流不仅影响到当代的哲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理论领域，也影响到当代的小说、诗歌、戏剧、音乐、美术等文艺领域，甚至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后现代文化是反抗性的文化。后现代主义潮流是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反抗，是对现代性的反抗。自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形成了占主流地位的资本主义传统的价值体系，确立起了“现代性”的文化霸权地位。后现代文化则表现为对这种传统文化的抗争，是对资本主义正统文化的超越和对抗，以其独特的文化形式来反抗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来动摇主流文化的统治地位。后现代文化的精神与旧有的稳定、秩序无缘，而充满了反抗的意识。美国60年代所兴起的“跨掉的一代”，那种放荡、服毒、酗酒、颓废的极端生活方式，已是后现代文化的初露端倪。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中，也处处体现着这种反抗精神、否定意识。而在后现代主义的那些理论家、如福柯、利奥塔、德里达等人的理论中，也时时处处都使人感受到其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否定，对旧有的文化霸权的反抗。

后现代文化又是一种解构性的文化。与后现代文化所具有的反抗性的特点相一致，后现代文化具有解构性的特点，对旧的文化的否定、反抗，同时也就意味着对旧的文化的破坏、解构。在后现代主义的眼里，世界被解构为支离破碎的一幅画面。传统文化中讲究的是完整的故事和主题，而在后现代文化看起来一切只是片断、零碎的，放弃了对一切美好事物的整体构想，无情的将其瓦解、解构。后现代主义用解构的方法去重估过去的一切价值，现代文化所追求的“绝对的”、“永恒的”、“本质的”东西，在后现代文化中已经瓦解，已经不复存在。后现代主义反对一切绝对的普遍化的价值标准，所有的价值标准，甚至所有的崇高理想只是语言的游戏，都需要将其打碎、解构，也无需去重建新的价值标准、崇高理想。后现代文化的这种解构性的特点，表明它是批判性的而非建设性的。

后现代文化是多元性的文化。后现代主义倡导多样性、差异性、个体性，而否定一元性的、统一性的、一致性的存在。从近代的启蒙文化开始，现代科学努力寻求统一性、普遍性的知识，探索普遍性的真理，统一性、普遍性成为解释世界的有效性的标准，是科学知识的合法性的根据。只有普遍的统一的东西，就象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那样方能对世界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对统一性、普遍性的原则的追求是现代的科学、哲学、文学等各类知识的目标。后现代文化对统一性、普遍性、一致性的存在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以片断性、差异性、个体性来取代统一性、普遍性、一致性，以多样性取代一元性。后现代主义认为，追求统一性、一致性、普遍性只会导致专制主义，甚至融入恐怖主义。世界本来就是无中心的、多元的、差异性的存在，不存在唯一的标准，应该尊重的是不同的个体、差异的存在。

后现代文化是相对性的文化。后现代文化反对绝对化的统一的普遍的价值标准，因此走向了什么都行的相对主义。任何个体、差异的存在都是合理的，无须区别高雅与通俗、崇高与卑俗、精英与大众，甚至无须区别艺术和生活。在后现代主义的眼光里，文化本身就是游戏性的，调侃性的，什么样都行，无需自命清高，也无需孤芳自赏，于是艺术可以通俗化，文化可以世俗化，它们都只是人生的游戏，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和价值。

后现代文化着力表现后工业社会的超传统、超现代的样式，以极度夸张的手法来描绘荒谬的世界，不要任何秩序、统一、一致的东西，而剩下不确定性、零散性、或然性、随意性、无序性、暂时性、相对性，不要任何中心，不要任何界限，不要任何价值，这就深深地陷入了非理性主义。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89.

[2]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课题组.国际文化思潮评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陶东风，金之浦，高丙中.文化研究(第1辑)[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社会思潮范文篇8

社会思潮是一把双刃剑，每一种社会思潮都是一种价值观，是社会价值取向的多样化。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正处于低潮，在国际上出现了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加上同时，在国际舞台上一直存在着一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这些有害的思潮存在会造成大学生的思想观念紊乱，使之产生信仰危机。冲击着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效果还加重了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困难和任务。同时社会思潮也是大学生形成亚群体的一个原因。这对学校的管理也会造成不利影响，增加学校一些不安全的因素。在高等学校发生的个别刑事案件中，大多会与这种亚群体所组成的小团体、小帮派有关。这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行为和思想的控制力在减弱。当前，大学生面对现实，有太多的困惑和无奈，如果再受不良社会思潮的影响，容易造成价值扭曲，感到前途渺茫，导致灵魂迷失。同时，错误的社会思潮有时会导致人非理性和错误的行为，不良的社会思潮会导致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失效。

二、引导大学生积极应对社会思潮的对策

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程度有大小，影响方式有多种多样，影响的性质各不相同，针对这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我们积极的采取以下措施应对：

1.客观认识各种社会思潮的来源和实质，提高对各种社会思潮批判引导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社会思潮作为涉及范围和领域十分广泛的思想文化现象，我们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客观理性对待各种社会思潮的本质及危害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客观分析和评价，客观认识各种社会思潮的来源和实质。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尽管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虽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出现的领域也不完全相同，但最后直接指向主要侧重于思想政治领域，对我国主导社会意识形态产生着某种程度的干扰、消解和抵消作用，因此，应客观认识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观念的消极影响，提高对各种社会思潮批判引导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2.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水平据相关的调查表明，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各种社会思潮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从大学生对各种社会思潮的知晓度与影响度和认同度的关系来看，对各种社会思潮的知晓度的提高并没有必然导致影响度和认同度的降低，大学生对各种社会思潮的知晓度与受影响度和认同度均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说明大学生受到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和牵制，这在一定程度反映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理论素质的缺乏。因而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有助于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各种社会思潮的实质和危害，提高识别各种社会思潮实质和危害的鉴别水平。

3.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积极拓展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渠道课堂作为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加强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对学生正确认识社会思潮的帮助越大。但是，对于十分复杂而涉及面又十分广泛的社会思潮，仅仅通过课堂渠道不仅是不够的，也是十分有限的。从大学生获取社会思潮的渠道来看，课内渠道仅仅占学生获取各种社会思潮少部分，而学生获取社会思潮的大多数渠道是通过课外渠道，通过报刊书籍、网络、影视渠道、家长老师、同学朋友、文化娱乐等多样丰富渠道获取。这就从客观上要求我们积极拓展教育渠道，丰富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渠道。树立大的课程观和教育观，即把学生在学校期间获得的各种教育经验都纳入课程进行设计和开发，把学校期间各种教育因素、教育影响、教育力量、教育途径都作为帮助学生正确成长的内在要求而纳入学校教育范围，不断丰富和拓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打造思想政治教育立体式教育平台。

4.针对当代大学生与各种社会思潮互动特点，积极探讨教育引导的新方式当代大学生与各种社会思潮互动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方面各种社会思潮虽然各自对不同大学生产生不同的影响，但从总体上看，当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呈现出综合性的特点；另一方面当代大学生了解各种社会思潮并不是主要通过学术或理论方式获取社会思潮信息，而更多通过活动或感性直观方式，甚至对日常生活的体验来获取各种社会思潮的相关信息。这就从客观上要求我们积极探讨适合当代大学生新特点的教育方式。从当代大学生与各种社会思潮的互动关系来看，采取说理方式，通过系统理论教育帮助大学生正确分析和认识各种社会思潮是必要的，但是仅仅通过理论方式存在着局限性，应积极探讨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理论教育与活动教育相补充、课内教育与课外教育相整合、直接教育与间接教育相衔接的多种多样教育引导新方式，不断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和方法。

社会思潮范文篇9

一、社会转型期人们思想意识的复杂化是大学生产生受思潮影响的宏观背景

随着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社会利益关系呈现多样化，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社会变迁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种种问题，如贫富差距的急剧拉大，一些国企的转制、倒闭，大量工人下岗，社会弱势群体不断产生；腐败现象呈高发态势，许多腐败分子往往都是党内和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领导干部，“两面人”形象令人唾弃，等等。这些社会问题的产生给大学生们带来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

（一）家庭周边部分人对主流价值观的信仰淡化，大学生所处的环境发生变化

一些大学生的父母原来都是国有企业的职工，受过传统教育，在他们看来，国有企业的破产不仅仅是自己失业的问题，更是原先信仰的破灭。这种认识使得他们对国家的主流价值失去了热情与驱动力。人们开始更加关注物质利益，重现实轻理想、重物质轻精神，或商海沉浮而迷信金钱万能，或屡遭挫折而对社会心怀不满。他们的这种精神状态对当代大学生思想多多少少产生着影响。

（二）以往社会思想意识领域单一化局面不复存在

随着我国与世界联系的进一步加强，来自西方的各种社会科学新理论和新思潮不断传入到国内，大学生所处的大环境发生变化。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的分化，必然导致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代表着不同利益阶层的思想意识具有明显的多样性特征，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也日益增强。后，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进行“西化”、“分化”，企图通过抹黑乃至于解构我们传统的历史观来构造其主观臆测的所谓“真实历史”。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国内一些人，包括部分知识分子，对我们过去的历史进行全面的诘难，打着“解放思想”、“反对僵化”的幌子，歪曲历史，从而给人们思想带来很大的混乱。大学生往往成为各种社会思潮最直接的影响者，同时也容易成为各种思潮新的传播者，因此他们是敌对势力潜移默化影响的重点对象。

二、青年大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认知特点是思潮产生影响的主体动因

当前，在校大学生基本上都是“80后”、“90后”，政治意识在他们的认知观念中有所淡化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不等于说当代大学生就没有对政治理想追求的需求与动力。作为朝气蓬勃、富有创新精神的社会群体，他们在政治观的建立过程中有着自己主体性特征。正是这些特征，给思潮的渗透、影响提供了主体性动因。

（一）对历史有着浓厚兴趣，但对历史知识的获取上呈现“碎片化”的特征

与我们通常看法不一样的是，大学生们对历史非但不冷淡，反而有着浓厚的兴趣，有时一部电影也能引发他们对某一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热烈讨论，但他们对历史知识的获取上呈现“碎片化”的特征，即获得的知识是单个的而非整体的、孤立的而非联系的。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很大转变，通过搜索引擎来获取信息成了一个重要渠道，而搜索引擎以及社会化媒体让我们获得的知识趋于碎片化。这种“碎片化”的特征，使得大学生无法对自己关注的历史问题有一个全面的、整体的理解，其了解的仅仅是部分和片段。

（二）有着极强的探求欲和好奇心，但容易钻“牛角尖”

大学生的好奇心与探求欲，一方面表现在他们有着很强的反传统意识和批判社会现实意识；另一方面在于他们对一些标新立异的学说，哪怕明显带有一定偏激性的，只要觉得新鲜的，就想了解，凡是迎合其心理喜好的，就会产生浓厚的兴趣上。因此，一些大学生喜欢通过各种途径，如网络、时新杂志刊物，对一些自我标榜为所谓“鲜为人知的历史”或相关历史问题的“解密”、“披露”以及“口述”之类的资料异常感兴趣，同时也受其内容影响较深。

（三）具有明显的情感性，但理性思维的能力相对不足

青年大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学习，具有明显的感情色彩，他们对历史观点，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有时缺乏理性的思考，这使得一些错误的历史观能在青年学生中产生共鸣并形成误导。部分大学生们对一些历史观点的认识和理解往往具有情感倾向性和思维偏好，因此，他们对思潮中一些表面新颖的历史说教、宣传容易轻易附和，并带有感情色彩地加以评判和接受，一般很少通过理性的思考、判断、比较与鉴别。

三、思潮本质及其渗透、蔓延的特点是大学生思想受其影响的外在动因

思潮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现象，它根源于一定的社会存在，是社会的经济生活、经济发展以及人们的经济利益所引起的社会生活中矛盾的反映，反映了社会一部分人在政治上的情感与愿望。思潮在社会现实中既是一种理论形态，又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实践形态。其运动的内在机制是：首先是部分人的心理情绪表现向着理论化方向发展，即由于某些社会问题引发了部分群体某种情绪性的心理倾向和零散的想法，然后逐步凝聚成逻辑化、系统化的理论，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特定的群体及其政治代表人物，他们不断对理论进行加工、论证和充实；其次是将理论向社会思潮进行转化并进行扩散，使该思潮在更大范围内的人群中实现思想影响、渗透，被他们所接受，形成更具有普遍意义上的接受群体；最后是将社会思潮背后的政治诉求不断显现化、逐步外化为实践行动。社会思潮通过不断吸收社会的物质力量，从而一步步地走向有组织的社会政治运动。思潮的这种现实指向性，使得它有一种内在的自我实现的冲动，通过在实践中的不断渗透、蔓延，来达到影响和控制现实的实践力量，从而逐渐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其渗透、蔓延的特点有如下几方面。

（一)方式隐蔽，注重潜移默化的影响

思潮作为一种政治思潮，由于它所宣扬观点的颠覆性、敏感性和反动性，因此该思潮在传播方式上非常隐蔽，主要表现在表达渠道和传播途径上，它的主要观点在学术层面上总是打着理论创新的旗帜，以学术研究的面貌，通过学术刊物、研讨会和学术著作等表现出来，在社会层面上是以文学、艺术作品，特别是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等形式，来进行隐蔽渗透与影响。

（二）重点突出，注重长远的战略目标

思潮的政治势力代表非常清楚，在现实社会中推进思潮的传播应当要突出重点群体。所谓重点群体必须符合富有生命力、有助于进一步传播以及是未来社会的主导者这三个特征，只有抓住这个重点对象，并切实影响他们的思想，使其信服并成为思潮的宣扬者，才能使长远、战略目标有可能在将来某一时刻实现。从重点对象的特征来看，高校大学生是最合适不过了。

（三）方向明确，注重向实践进行转化

思潮渗透、蔓延的目的并非仅仅为了理论的宣扬、说教，它的方向非常明确，即从思想的影响来达到实践的改造。如该思潮以所谓的揭露“历史真相”为名，片面放大党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全面责难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就是希望在实践中达到使人民群众对党失去信任，削弱党的领导，从而达到其企图某一天能实现“变天”的目的。

四、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主流价值观引导不足是大学生受思潮影响的基础因素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肩负着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传播主流价值观的重任。当前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设置的目的主要就是让学生正确认识近现代中国革命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规律性，“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1]目前包括“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在内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欠佳，对学生的价值观引导不足已成为一个全社会关注的问题，从而也为一些思潮在高校渗透、蔓延提供了空间与土壤。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从主体上来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素质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近年来，高校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中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这支队伍目前还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颇受学生欢迎的骨干教师比较少；低水平教学现象普遍等，严重制约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广大学生中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导致了教学效果的低效。

（二）从方法上来说，教学方式和方法单一

目前，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还存在着教学方式单一、教师“满堂灌”和“一言堂”等现象，过分注重理论说教，忽视参观调研等实践教学环节，导致教学效果不甚理想，与大学生性格特点、心理特征不相适宜，难以激起他们的兴趣。

（三）从教育发展的规律来看，与之前教育的配套、衔接不当

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在教学内容上应当与大学之前的教育相配套和衔接。但从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来看，存在着与之前教育重复的问题，没有凸显高等教育的目标指向与价值依归，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教育发展的规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这种软弱状态，给思潮在校园里渗透提供了机会，这主要体现在：首先，大学生的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寒暑表，它总是最敏感地反映时代的矛盾与问题，其中尽管包含着许多片面、模糊的认识，但却总能触及到一些最本质、最前沿的问题，如何回应这些疑问，考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和说服力。而我们的教育还缺乏这样的说服力，没能有效地对学生进行教育与引导，结果导致了他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抵触、反感情绪。辽宁某大学社科部老师收到了一名学生的来信，该学生在信中说：“在我近十年上政治课的感受中，我没有从政治课或政治老师那里得到能鼓舞自己、激励自己的东西。课堂理论对现实问题也不能提供深入、信服的分析。”[2]从中可见一斑。其次，大学生对一些社会思潮产生了兴趣，出现情感倾向，但如果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得不到其认为满意的答案，就有可能对原先所接受的教育内容和思想观念产生怀疑，并对现行的制度与道路不满。“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

五、现代传媒的发展、网络的普及是大学生受思潮影响的辅助因素

社会思潮范文篇10

【关键词】消费主义思潮;高职院校;消费行为

近几年来，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主义思潮不断地渗透进人们的生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和飞速发展，网络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尤其是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以及各种便捷的消费和支付的手机应用的出现，更是使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变得更加迅速与广泛，身处于这种背景下的当代高职院校学生必定也会受到影响。当代高职院校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他们尚未建立一个独立的消费观念与消费方式，抵御消费主义思潮的能力和社会环境影响的能力较弱，更容易受到影响而形成不良的消费观。消费主义思潮已经开始对高职院校学生的消费观念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此本文以高职院校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问卷和访谈的形式收集探求消费主义思潮对高职院校学生消费行为的影响，分析其原因，并探讨相应的应对方法，为高职院校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

一、高职院校学生的消费现状

为调查消费主义思潮对高职院校学生树立正确消费观念的影响，针对大一大二的学生进行调查，共发放了972份调查问卷，三年制高职院校的大三学生要进行校外的顶岗实习，因此大三学生不在随机调查的范围内，其中大一的有效调查问卷511份，占总数的52.57%，大二的有效调查问卷461份，占总数的47.43%。现根据两个年级学生的调查问卷调研数据对高职院校学生的消费现状进行统计分析。(一)消费水平。根据调查问卷显示，高职院校学生中来自农村、县城和城市的比例分别为78.91%、10.49%和10.6%，整体家庭月收入较低，在1000以下的占16.67%，1000～3000的占41.77%，3000～5000的占26.23%，5000以上的占15.33%。将在校期间平均月消费分为低于1000、1000～1500和1500以上三个档次，所占比例分别为19.16%、34.05%和6.79%。由此看出，高职院校学生整体家庭收入相对较低，整体消费适度，只有极少部分高职院校学生消费过高。(二)消费结构。通过调查高职院校学生在基本饮食、购置生活用品、形象方面、学习方面、消费娱乐等几个方面，调查高职院校学生的消费结构。基本饮食方面，消费在500元以下的占36.73%，消费在500～800之间的占43.83%，消费在800元以上的占19.55%;购置生活用品方面，消费在100元以下的占41.46%，在100～200之间的占42.59%，在200元以上占15.94%;形象方面包括化妆品及衣物方面的花费，每个月形象消费在0～200区间占71.91%，在200～500元区间占20.88%，在500～800元之间占4.22%，在800～1000元之间占1.34%，在1000元以上占1.65%;学习方面，每个月学习消费在0～200元之间占95.88%，在200以上的占4.12%;消费娱乐方面，200元以下占62.65%，在200～500元区间占34.88%，在500～800元占1.65%，在800元以上占0.82%。因此通过消费结构的数据显示，把基本食品消费在800元以上认为消费较高，占比19.55%;把学习消费、形象消费、休闲娱乐消费、购置生活用品消费在200元以上称之为消费较高或不合理消费，分别占比4.12%、28.09%、37.35%、15.94%。统计后，综合这五组数据的平均值为21.01%。由此，可以初步认为，高职院校学生群体中有21.01%的人在消费主义思潮影响下消费不合理或出现消费主义倾向。(三)消费方式。一是调查问卷的数据显示，通过电视购物的学生占1.65%，通过实体店购物占9.05%，通过电话购物的占0.93，通过网络购物占88.37%，说明网购已经成了高职院校学生主要的消费方式。二是调查了在消费购物日，例如“双十一”、“京东618”等，高职院校学生是否会消费，发现有66.87%的人表示会购物，有33.13%的人表示不会。通过在评价周围同学的消费方式时，认为有17.9%的同学经常消费，花费大，认为有31.48%的同学偶尔消费，有47.53%的人认为周围同学消费合理，认为3.09%的同学消费节俭。可见，大多数的高职院校学生会受到互联网影响自己的消费行为。在进行消费时有10.49%的学生认为朋友和同学的意见十分重要，64.71%的人认为朋友和同学的建议一般重要，认为不太重要的占15.84%，8.95%的学生认为不重要，因此朋友和同学的建议在高职院校学生的消费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影响。在调查外出就餐时是否存在过度消费时，有4.32%的经常出现过度消费，有51.44%的学生偶尔发生过度消费的情况，只有44.24%的同学从不进行过度消费。三是通过调查显示有71.5%超过半数以上的学生使用过花呗、京东白条等分期支付软件，其中有14.51%的学生会经常使用，这样很容易引起过度消费，从而导致信贷危机。(四)消费观念。调查数据显示，有75.72%的学生赞成无论何时都应该崇尚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但分析结果显示，有49.38%的学生认为周边的同学存在浪费现象，并且在消费的时候，有51.95%的人会制定计划，还有48.05%的人并不会制定计划。在想要消费却没有足够的金钱时，有11.73%选择向父母要，有1.75%选择向同学借钱，63.37%的同学会通过攒钱后购买，使用信用卡、花呗等分期支付的方式的占23.15%。在进行消费之后，有4.42%的学生会出现后悔的情况，消费过后偶尔会后悔的占68.42%，只有27.16%的学生在消费过后不会后悔。因此，虽然高职院校学生认同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但消费行为和消费观念与之并不一致。综上所述，虽然在高职院校学生群体中适度消费占主流，但在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消费中也存在消费主义倾向。

二、高职院校学生受消费主义思潮影响的原因

(一)高职院校学生自身的特殊心理。高职院校学生大多年纪较小，心理抵抗外部坏境影响的机制较为薄弱，自制力较差，约束能力较低，又对新鲜的事物充满好奇，特别是在没形成合理且科学的消费观念的情况下，极容易受到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从而形成不健康的消费行为及消费观念。一是高职院校学生在高中时期学业十分繁重和休闲时间较少，上大学之后失去父母的监管，突然变得相对自由，一时间容易受到从众心里的影响从而变得迷失和放纵自己。二是高职院校学生具有极强的对于新鲜事物的好奇心，但分辨能力较弱，平安夜、圣诞节等西方节日对高职院校学生充满着吸引力，产生兴趣想去尝试，商家利用这点来诱导学生进行消费，从而潜移默化地受到了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三是高职院校学生正是树立自我意识和消费观念的重要时期，在虚荣心和攀比心理的影响下很容易产生享乐主义，将高额消费作为炫耀的资本和彰显个性和品味的方式，从而导致盲目消费，甚至通过一些信用贷的软件，产生过度消费，在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迷失自我，不利于正确自我意识和消费观念的形成。(二)社会环境的影响。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财富积累不断地提高，为消费主义思潮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消费方式也逐渐从生存性消费转变向享受性消费发展，随着消费方式的转变，崇尚勤俭节约的传统消费观念逐渐被淡忘，奢侈消费、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受到了追捧，从而影响人们的消费观念，高职院校学生思想尚未成熟，比较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在社会主义思潮的侵蚀下，对消费行为和消费观念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高职院校学生在这种环境下容易接受“负债型”消费，使用蚂蚁花呗、京东白条、分期乐等一些系列信用贷软件进行分期付款式消费，学生之间互相攀比，奢侈型消费变成了炫耀的资本，甚至有些学生选择一些不合法校园贷来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三)学校与家庭教育的不足。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于高职院校学生在形成价值观和消费观的过程中占有重要作用，高职院校对于消费观的教育重视程度不够，缺乏消费行为和消费观念的教育，部分思想政治课程并没有联系实际案例，单纯地照本宣科，削减了价值观教育的有效性，使学生对于消费主义思潮的了解较为肤浅，不够深入，因此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消费主义思潮的侵蚀。健康的校园氛围对于科学合理的价值观养成也十分重要，有些校园忽视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使消费主义思潮在校园里面传播，导致校园文化无法正确引导高职学院学生抵抗消费主义思潮。家庭消费教育不足也是高职院校学生受到消费主义思潮影响的重要原因。高职院校中有极大部分的学生来自农村，由于生活的压力，很多家长背井离乡打工赚钱，无法留在家中陪伴孩子，从而对孩子产生愧疚，导致家长用金钱进行弥补，无论家庭情况怎样，都会尽可能满足孩子的需求，通过这种溺爱使孩子养成不良的消费习惯。家庭中家长的消费方式对于学生的消费观念产生直接的影响，如果家长的消费观不科学，也会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养成错误的消费观念。(四)新媒体的渲染与误导。随着网络时代的不断发展，5G网络的推广和新媒体的涌现，使内容制作、信息和传播变得更加便捷与快速，消费主义思潮的传播又迎来一个高潮。各类自媒体，例如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利用学生比较喜欢的流行文化和方式，推销自己的产品，刺激学生消费，网红利用自己IP的影响力转化为巨大的商业价值，形成各种网红产品引起消费欲望。利用流量明星代言，为品牌加大影响力度，形成粉丝经济，通过流量明星在粉丝中的影响力鼓励粉丝消费。各大购物平台开展的各种形式的购物节，如“双十一”、“618”等刺激学生的追求时尚潮流的想法和盲目跟风的心理，从而产生不理性消费。高职院校学生辨别能力较差，消费观念很容易被误导，新媒体宣传的享乐主义，渗透进高职院校学生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学生的消费选择和消费观念。

三、应对消费主义思潮的措施

(一)加大社会对于正确消费观念的引领。勤俭节约从古至今都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代高职院校学生生活在经济发达，生活便利的时代，对于艰苦奋斗的认识停留于表面，信念意识淡薄，因此很容易被消费主义思潮趁虚而入，因此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应在全社会进行宣传引导，通过宣传典型人物事例，树立时代楷模，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崇尚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的风尚，引导高职院校学生树立合理、科学的消费观念。高职院校学生正处于消费观念养成的重要阶段，用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和灌输是抵御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途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延伸和升华，是增强高职院校学生辨别能力和形成正确消费观念的重要思想武器。因此，必须采取各种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和途径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加深高职院校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融入到行为之中，消除消费主义思潮的负面影响。(二)增强高职院校对学生消费观念的教育。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可以对高职院校学生的消费观念的建立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所以防止消费主义思潮在校内部传播，不仅要加强消费观念的相关教育，还要加大力度进行校园文化建设，通过健康的校园文化，把握高职院校学生的消费理念。一是学校要进行消费相关知识的教育。学校要开设和消费心理相关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在以讲座和主题班会作为辅助，引导学生建立在科学合理的消费观念，增强辨别能力，培育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二是学校要营造健康的校园文化，学校要组织开展一些与消费相关的校园文化活动，例如辩论比赛、趣味知识竞赛、论文活动等，丰富课余生活，引导学生做好消费规划，减少攀比盲从行为。(三)发挥家庭在培育正确消费观念的作用。家庭作为学生的教育的起点，家长在消费观念的教育中起到模范引领的作用，家长应改掉自身不良的消费行为和消费理念，通过在家庭中营造合理科学消费的家庭氛围，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孩子，避免进入消费误区，抵制消费主义思潮的不良影响。二是要根据家庭实际情况和学校所在地的物价，适度地给予学生生活费，不能溺爱孩子，杜绝毫无限度的满足孩子的需求，防止孩子养成贪图享乐的习惯。三是家长要时常与学校保持沟通，及时了解孩子在学生的生活动态，出现异常的消费情况时，及时与辅导员沟通，做好家校联系。(四)强化新媒体的正面引导。新闻媒体作为传播消费主义思潮的主要途径之一，为防止消费主义思潮对于高职院校学生的影响，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要进行约束和监管新闻媒体，营造积极健康的媒体环境。1．提高媒体人的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随着新媒体平台的不断发展，成为媒体人的门坎变得越来越低，随着短视频的流行，每一个人都可以制作并短视频，提高媒体人的综合素质，宣传正确的消费观念。2．加强新媒体平台对于作品的内容审核。规范和健全平台内容审核制度才能抵制宣传享乐、奢侈和攀比等有明显消费主义倾向的宣传。3．高职院校可以运用新媒体平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在学生中的应用率十分高，因此可以利用新媒体平台对学生进行理性消费教育，进行舆论引导。

四、结语

综上所述，消费主义思潮对高职院校学生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高职院校学生作为特殊的消费群体和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应引起各方的重视。社会、高职院校、家庭和新媒体四个方面应发挥教育和引导作用，培育高职院校学生合理和科学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我国已进入了经济迅速提高和网络快速发展的时代，高职院校只有更好地应对消费主义思潮对高职院校学生的不利影响，才能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践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国家输送更多优秀的技术人才。

【参考文献】

［1］党思琦．消费主义思潮对高职学生消费观的影响和应对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8，13:41～42

［2］李钰．消费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青年与社会，2020，25:85～86

［3］卢秋月．消费主义思潮对00后大学生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9

［4］雒霞丽，陈倩，马双双．消费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及对策———新媒体时代下［J］．学理论，2019，3:170～172

［5］张云．消费主义思潮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及对策———基于“校园贷”的视角［J］．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23(1):52～55，65

［6］王军，郎捷．消费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及对策分析———基于“双十一”购物狂欢节的视角［J］．高校辅导员，2019，6:75～80

［7］苟鹏飞，张雨婷，周文浩，王逸纯．消费主义思潮下大学生消费心理及消费状况分析［J］．中国商论，2019，5:82～83

［8］任鹏，丁欣烨．文化消费主义思潮对当代青年学生价值观念的消极影响及其应对［J］．思想教育研究，2018，4:65～69

［9］董敏．大学生绿色消费现状与引导策略研究［J］．法制与社会，2020，26:126～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