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观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任何伟大理论的产生,都有其赖以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历史条件,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都是根据时代的需要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的权力观也不例外。权力观的产生,是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历史条件为基础的,是适应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逐步形成的。

一、市场经济及其催生的市民社会的逐步确立是权力观形成的时代背景

自从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目标以来,我国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结构多元化(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经济关系市场化、企业行为自主化(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宏观调控间接化、经营管理法制化、保障制度社会化[1](P145),这为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又促使市民社会逐步形成。

首先,社会事务和矛盾私人化。在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事无巨细均属于政治问题,几乎所有的组织和个人都在强大的政治权力的控制之下。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量组织和个人逐渐脱离了政治权力的束缚,使大量的以前属于政治问题的事务和矛盾私人化。这样,政治系统就可能超脱于繁琐事务之外,而专注于关系全局的大事。

其次,民主政治文化得以孕育。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政府顺应全球化发展浪潮的结果。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双重作用下,西方许多著名学者,如阿尔蒙德、卡尔•多伊奇、马克斯•韦伯等的政治思想传入中国,中外政治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冲撞与激荡。在这种冲击之下,人们对外界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在社会生活中,个体也不断打破外在规范的约束,而努力表现自己。这就是说,政治文化的发展表现出两个方向:世俗化和个体化,而这正是民主政治文化的特征。

第三,社会利益的分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促生了众多的利益单元,使利益表达方式和结构多样化。当然,多样化的利益表达方式和结构不可避免地包括暴力的引致社会失序的因素,为使社会发展成熟化和健康化,就必然要求将各种利益要求有条不紊地纳入政治系统。然而,群众意见的爆炸性增长和领导精力智力的有限,使得传统的民主——集中——民主的政治运作方式低效化,这就为政治运作方式的多样化奠定了基础。[2]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以及由它所促生的市民社会的逐步确立,必然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政治技能和政治参与意识、政治责任感不断增强,民主法制观念逐步提升。这必将在我国政治领域引发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必将深刻地影响我国公共权力建构的历史取向。这为更加科学的权力观的形成奠定了社会基础。站在时代的高度,敏锐地把握社会基础的变化,并对之作出科学的分析,及时而正确地回应了市场经济及其可能催生的市民社会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他的权力观(例如:政治权力的民主化、政治权力的法治化、政治权力的制度化等)的提出和构建都与这一时代背景有关。

二、社会秩序的不断整合是权力观形成的现实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权力结构及其运行状况与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是不相适应的,如权力高度集中与经济多元化、政府干预与经济关系市场化、既得利益者对人民利益的侵吞与利益分化、权力违规运作与经济发展等,这些矛盾导致的社会冲突较为频繁,不利于社会安定。这就要求更加合理地配置资源解决冲突,塑造共同的政治生活,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要做到这些,就必须依靠政治权力对政治秩序进行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政治权力是一种黏合剂,它不仅使政治生活得以可能,也使经济生活得以可能。[3](P27)通过政治权力对社会秩序进行整合一般有三种方式:第一,强化政治权力使其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期以强制力将社会冲突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第二,通过政治权力的法律化、制度化,使社会冲突在特定的法制框架内有序运行;第三,通过政治权力的道德化,带动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从而使社会成员远离冲突。第一种方式是以政治权力的强制力来实现社会秩序的整合。

也就是说,它是仅仅依靠压制和一定程度上对公民自由权利的剥夺来强化原有社会秩序的。这种方式容易引致民众的反弹,从而使原有政治系统缺乏认可和支持的社会基础,因而这种方式是民主政治应该避免的。第二种方式是建立健全个人以及社会的利益要求表达机制,将各种利益要求有条不紊地纳入法制化的政治系统,以化解利益要求演化为社会冲突的可能,使社会发展成熟化、健康化。这种方式是西方社会最广泛使用的方式,也是他们宣扬的最成功的方式。但西方社会法制愈健全,制度愈完善,人们的心态愈急功近利(如个人至上)的事实却给我们昭示了这种方式的弊端。第三种方式是通过政治权力特别是权力行使主体——官员的道德化来消解社会冲突。作为公共权力的持有者,政府及其官员的职责就在于保证社会公正和平等。但在现实中,我们却看到,往往是个别官员的道德价值缺位、以权谋私才造成了社会不平等。正是他们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制造了不平等,也正是政府和官员的严重腐化问题才诱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冲突。虽然政治权利的法律化制度化框架是存在的,但道德价值的缺失使个别官员无视其存在。所以,在进行社会秩序整合的时候必须将第二种和第三种方式结合起来,即将政治权力的法制化与道德化结合起来。[4]正是为了适应不断的社会秩序整合的现实要求,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逐步形成了政治权力必须法治化,又必须辅之以责任化、制度化、道德化等关于政治权力的科学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秩序的不断整合构成权力观形成的现实基础。

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是权力观形成的实践基础

政治文明作为整个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改造社会、实现自身完善和提高过程中创造和积累的所有积极的政治成果以及与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政治进步状态。政治文明具有阶级性、复杂性、动态性和民族性等特点。各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根据本国国情,寻找自己的模式、途径、道路,决不可照抄照搬。要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应在政治民主化、政治法治化、政治科学化、政治公开化、政治高效化、政治清廉化和政治文化世俗化等方面不懈努力。[5]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早在建国初期,党就开始对中国式政治文明进行了艰苦探索和建设。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民主政治建设,为我国政治文明的建设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如:科学阐明了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创建了人大制这一人民当家作主的政体形式,提出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思想等。但由于历史的局限,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政治权力的制度化、法治化重视不够。有些好思想在实践中也没有一以贯之地坚持。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思考,开创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新局面。邓小平特别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建立完备的民主制度的重要性,主张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邓小平认为,法制建设与民主建设同等重要,加强法制建设,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强调共产党领导制定宪法和法律,也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提出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扩大党内民主,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努力实现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谱写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新篇章。

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了邓小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进一步理清了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方针、目标任务、具体步骤和基本思路,把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逐步纳入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轨道。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实现了党在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上的重大转变。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目标: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思想,并指出三大文明应协调发展。他指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加强基本政治制度建设。强调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要完善民主监督体系,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坚决防止和铲除腐败。[6]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进而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现代化的实践中,形成了的权力观。

四、党的政治权力合法性基础的不断强化是权力观形成的历史依据

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不是法学意义上的符合法律规范或法律原则,而是政治上有效统治的必要基础,是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一种共认的理念。实际上就是根据社会主导价值体系的判断,由广大民众给以积极的社会支持与认可的政治统治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其内涵既包括政治统治能否以及怎样以社会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方式运行,也包括政治统治有效性的范围、基础与来源。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政治合法性主要指公民对政治行为的自愿接受性。用通俗的语言表述,政治合法性的程度与民众对执政者及其群体的信任程度和认同程度密切相关。合法性被看作是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很显然,只有当政府获得人民自愿的拥护时,其统治才更有效力,更能保持政局的稳定。相反,如果统治的合法性受到怀疑以至否定,政府的动员和贯彻能力将会被削弱,最终导致政治动荡。[7]在现代,明确把“政治合法性”当作一个核心概念来研究的,当属德国著名政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韦伯从经验事实的视角出发,认为合法性不过是既定政治体系的稳定性,亦即人们对享有权威者地位的确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这种把合法性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代表了当代社会对于合法性概念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可见,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评价标准就是公众对政治权力的认同和忠诚的程度。韦伯从经验分析出发,进一步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合法性基础理论:一是基于传统的合法性,即神权传统型合法性;二是基于领袖人物超凡感召力之上的合法性,即个人魅力型的合法性;三是基于合理合法准则上的合法性,即法理型合法性。德国另一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则强调,必须把经验主义合法性和规范主义的合法性概念结合起来。他认为,一种统治是否合法,不仅依赖于大众对它的赞同和忠诚,它还必须符合一定社会的美德和正义。换句话说,哈贝马斯认为,当某种政治秩序在当时的社会规范中存在被认可的价值时,这种政治秩序、政治权力就具有了合法性。

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其建立都必须向自己的人民说明其合理性、正当性。这实际上说的也是政治的合法性问题,我国学者继承了这一思想。理论界比较成熟的观点认为,政治合法性应具备意识形态基础、规则基础和有效性基础。笔者认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背景下,随着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变化,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和作为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都曾为维护和巩固我党执政权力的合法性进行过或实践或理论方面的不懈诉求。在时代,中国政治的合法性主要建构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意识形态的魅力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积累的巨大的组织资源等几个因素的基础之上。不过,任何合法性基础都不可能是千古不变的。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尤其是经过“”的十年浩劫,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特殊的时代已经过去,新的时代、新的领导人需要新的权威,需要新的合法性基础。其次,昔日意识形态所积累起来的强大社会凝聚力和给政权以广泛合法性的能力已经逐渐削弱。原来被视为政治合法性坚实基础的某些信念不存在了,一时间社会上出现了所谓“信仰危机”。第三,由于权力高度集中,某些官员高高在上,官僚主义盛行,家长制等权力的违规运行和权力的越位、缺位等现象屡见不鲜,损害了党群关系,对党的执政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构成了潜在的威胁。第四,改革中遇到的一些难题,工作中的某些失误给政治稳定造成了隐患。

面对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变化,邓小平以伟大政治家的睿智和勇气,带领党和人民开始重塑党的合法性基础。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推进改革开放,要求通过经济发展的有效性来重新获取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坚持政治体制改革,以体制创新遏止权力腐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在新的时代赋予其全新的内容,巩固党的政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作为继往开来的领路人,继续了邓小平对中国政治合法性的诉求进程。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至少发生了以下几个变化:一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利益普遍觉醒,文化和意识形态开始世俗化和理性化;二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部分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道德品质败坏,违法乱纪,贪赃枉法,腐败现象日趋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损害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这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形成了潜在威胁。第三,改革开放政策取得的成功,使得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政治支持的泉源,但是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如工人下岗、农村劳动力饱和、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治安恶化、社会道德滑坡等都是威胁政治稳定的隐患。进入新世纪以来,以科技为先导,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中国面临国内国际的双重压力和挑战。就国内而言,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日益复杂;既得利益集团非法侵吞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党政官员腐败案例上升较快;新的社会阶层正在迅速崛起,社会利益日益分化。这些都是世纪之交的中国所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就国际而言,区域一体化、全球一体化的潮流,使中国面临着西方发达国家霸权秩序带来的“西化”、“分化”的竞争压力;发达国家纷纷向新经济转变,“数字鸿沟”使世界贫富差距拉大,中国面临跟不上国际潮流而继续落后的压力。可以说,国内外形势与我国改革开放前相比,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许多新的因素已对党的执政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构成新的挑战。

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践中,不懈地进行重塑和巩固合法性的努力。一方面,从推进经济发展,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不断巩固和拓展合法性的有效性基础和规则基础,保持经济持续稳步增长,大力推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通过政府工作绩效争取合法性;大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民主政治,建立起民众对政治统治的信任和忠诚;大力推行依法治国,厉行法治,塑造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法理基础;以德治国,构建权力道德体系,抓好干部教育,提高干部个人品质,强力反腐,重塑党的形像。另一方面,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在意识形态方面,为党的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提供道义上的诠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则是这种诠释的突出成果和集中反映。有学者指出,党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即获得历史的合法性,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即获得道义上的合法性,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即获得现实的合法性。可以说,“三个代表”就是执政党改善和拓展新世纪的合法性基础的政治宣言。[7]对党的政治权力合法性基础的诉求和强化贯穿我党发展和权力观形成的整个历史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政治权力合法性基础的不断强化是权力观形成的历史依据。

五、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是权力观形成的基础动力

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是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不断研究新课题,解决新问题,开拓新境界。与时俱进必须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等,其中理论创新居于关键地位,对其他创新起着指导和推动作用。要使党和国家事业不停顿,理论就不能停顿。如果因循守旧,我们就会落伍,党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这都要求我们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各方面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这是我党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8]在权力观问题上,我党也坚持了理论创新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品质。马克思认为,权力源于社会,是对大量而具体的公共事务的管理。它具有社会性、阶级性和个体性的特点。因为国家与社会发生分离,高居于社会之上,必须对权力进行监督。其方式是社会参与国家或者由社会把国家权力重新收回。具体措施有:建立议行合一的机关、限制国家的活动范围、加强人民代表的代表性、公职人员可随时撤换、由人民当家作主等。

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明确提出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观点,对社会政治权力结构体系的构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在实践中,创设了人大这一议行合一的国家机关,试图将政治权力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扩大和强化人大代表的广泛性和基础性,对不称职公职人员撤职查办,坚决惩治违法犯罪分子,推进民主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等。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的权力观。他明确提出了“领导就是服务”的科学命题,坚持将“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人行使权力的出发点和归宿,将社会主义条件下权力的价值标准定位于“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答应不答应”。邓小平一贯认为,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指向,要有明确的大局意识,要体现民主集中制。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权力不宜过分集中”的精辟论断,强调为了使我国政治权力的行使制度化,就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对权力进行整合。他详细分析了权力嬗变的危险性,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制度、法律等为主线的权力制约机制。

在新时期的政治实践中,既坚持、继承和科学地运用了邓小平的权力观,又立足于“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权力观。再次强调了“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的观点。面对21世纪的种种新挑战,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一再强调“三个代表”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要求全党努力实践“三个代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断扩大和拓展中国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他强化了邓小平以道德规范权力的思想,并将之提到了“以德治国”的高度;深化了邓小平以法律制约权力的思想,并在以制度制约权力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创新和探索;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全面推动了中国政治权力运行的法治化进程;他关于权力违规运作根源的深刻揭示及其“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的思想,对反对权力腐败,构建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所有这些富有独创性的新概括和新思想,为邓小平的权力观增添了新内容,成为现阶段我国政治权力运行的重要指导思想。正因为坚持了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这一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我党在政治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方面才能不断提出富有独创性的新概括和新思想,没有这一理论品质的推动,权力观的形成是不可能的。因此,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是权力观形成的基础动力。综上,的权力观是适应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逐步形成的,是对和邓小平权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新时期推进我国政府权力运行规范化和民主法制建设理论成果的系统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