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监督范文10篇

权力监督范文篇1

一、客观分析权力监督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1、监督客体：横向监督中的“盲区”与纵向监督中的“断层”导致监督范围不全。

尽管当前的监督机制从理论上讲涵盖了所有的监督客体，但事实上由于某些权力过于集中，监督的有些环节出现空档，使本应该受到监督的权力得不到真正的监督。一方面，上下级监督中存在“盲区”。特别是在对各级“一把手”的监督问题上，上级监督受时空限制，难以了解到实情，是“雾里看花”；下级监督因自身受制于被监督者，无法监督到位，因而更是“隔山观景”。这种对包括“一把手”在内的掌权者“上级监督不到、下级监督不了”的问题目前仍比较突出。另一方面，监督机关自身存在监督“断层”。拥有监督权的人大、纪检、监察、审计等机关，由于监督权存在局限性与独立性，自身监督不现实，上级监督同样难以到位，因而群众不得不产生“谁来监督你”的疑虑。由于对权力的监督存在许多“盲区”和“断层”，有些地方和部门的“当权者”长期处在监督的“真空”状态，导致腐败。成克杰、程维高等就是这种“真空”下的典型。

2、监督主体：权力的分散与独立行使职权的弱化导致监督力度不大。

目前，我国纪检、检察、监察等部门监督主体的多重领导体制存在着许多的控制、约束和分权的缺陷，不利于排除各方面的干扰，独立行使职权，减弱乃至化解了有效监督的力量。地方各级纪委的工作是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下开展的，因而对同级党委的监督存在很大难度，对下级党组织的监督又存在空间上的距离，且以少数监督多数，实在难以到位。监察机关在与纪委合署办公的情况下，行政监察职能受到一定影响和制约，难以独立行使监察权。审计机关开展的审计监督同样受到外界多方因素的制约，对审计结果的处理权限十分有限。检察机关仅仅偏重对构成犯罪的腐败案件的查办，“不告不查”的办案原则致使主动监督的职能根本不存在。作为民主监督与群众监督的主体——人民群众，由于监督权难以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开展监督的积极性。

3、监督载体：监督形式的简单性与监督内容的封闭性导致监督渠道不畅。

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权力领域违纪、犯罪的手段越来越高明，随着法律、制度的不断修订和完善，对于认定违纪、犯罪的严谨性要求也越来越高，而监督部门的监督形式并没有明显改进。一是涉及监督的法律法规不完善，缺少全面的、全方位的配套监督制度。监督者在履行监督职能时，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和制度保证。权力执行者的自由裁量权在幅度、范围上存在随意性，导致权大于法、权大于纪。二是缺乏切实可行、彻底到位的全方位监督形式。目前监督的形式主要还是通过走访调查、征求意见、民主生活会、离任审计、执法监察等有限的方式和手段，而真正意义上能够发挥作用的离任审计、执法监察等方式却因多方面因素限制而难以全面展开到位。三是对权力监督的内容涵盖狭窄。如偏重对事后监督而忽视事先、事中监督，偏重对结果的监督而忽视对决策和执行过程的监督，偏重对权力执行者的工作、经济方面的监督而忽视其社交、生活方面的监督。

4、监督效能：处理不到位及结果不透明导致监督作用不佳。

监督的目的在于强化权力运行的透明度，确保权力运行的公正、公平，杜绝权力运行过程中的腐败行为。因而对权力监督结果必须依法依纪运用到位，对通过监督发现的违法违纪问题的处理必须公开透明，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监督的效能。但现实中对监督结果的运用并不十分到位。对发现的违法违纪问题的处理，有的以收代罚，单位出现重大经济问题、退回违纪违规资金或交少量罚金而免于纪律处分或法律处罚；有的以纪代法，干部违纪违法后，以党纪政纪处分代替法律处罚；有的以情代罚，凭单位或个人与监督部门的感情与关系，减免处罚。以上种种情形，导致监督结果的运用出现严重偏差，致使监督应有的作用无法发挥，无形中助长了权力运行过程中的腐败。与此同时，对监督结果运用的透明度不高，各种宣传媒介对监督过程、监督结果等极少报道，或报喜不报忧，群众知晓率低。对权力运行过程中产生的腐败行为，往往只在造成严重影响和结果处理到位后才有报道，一般性问题的处理往往只有党委、纪检、组织等少数部门知晓，群众难以了解真相。

二、正确审视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

1、监督体制不顺，监督部门受制于权力部门。

在现行的监督体制下，由于监督体制没有理顺，对权力实施监督的监督部门受制于权力部门，监督难以真正到位。一是经费、人事的管理权受限。监督部门的经费来源于本级财政，人事管理、干部的提拔任用由本级党政组织管辖，对监督结果的处理权限也受到本级党政组织的制约，从而削弱了监督力度。二是监督部门条块分割，相互配合不到位。具有监督职能的部门大都自成一体，相互联系不够，监督资源共享率差，协作配合力度不够。三是作为社会监督的新闻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方式在当前的监督体制下，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2、监督渠道不畅，监督权缺乏可靠保障。

在当前的监督体系中，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及平行监督过程中，都存在各种障碍因素，监督渠道无法畅通。上级精神到了下级后走样，可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群众的意见、建议难以反映或被采纳，对权力决策者和执行者难以发挥作用；民主评议、民主生活会等流于形式，难以发挥真正意义的监督功能。群众举报遭到打击、下级反映问题遭到报复、监督部门履行职能遭到冷遇等现象时有发生，监督权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可靠保障。

3、监督法律法规不健全，权法对峙严重。

目前关于监督的专门性法律尚为空白，涉及监督的法律法规、党内制度也不完善，依法开展监督工作缺乏法律支柱。受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影响，许多人崇尚权力的思想根深蒂固，“民不与官斗”已成思维定势，在检举、揭发、指证掌权者的违法违纪问题中，只要不涉及个人切身利益，都不愿“惹火烧身”，即使反映问题也不找法律而是找党政部门，而且问题最终还是由权力部门去解决，造成事实上的权法对峙。

三、积极探索强化权力监督的有效途径

1、建立配套的监督管理体制。

建立监督制约机制离不开改革。“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建立与制约权力相配套的监督体制，一是要自中央到地方设立专门的反腐败领导机构，并管理对权力的监督。二是改革当前的纪检监察等部门的多重领导体制，实行监督主体与客体在权力关系上的剥离，并赋予纪检、监察、检察、审计等监督机关最终处置权和否决权。三是调整部门职能分工，合理划分职责权限，形成部门之间，单位之间平行交互监督制约的机制。

2、健全系统的监督法律法规体系。

当前，《党内监督条例》的出台为开展党内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依据，但一部监督条例尚未上升到监督法律的层面，也达不到健全整个监督法律体系的目的。必须依据法律的系统性和层次性的要求，在《党内监督条例》之外，制定以《权力监督法》为主体，以《公务员管理法》、《财产申报法》、《公民检举法》、《舆论监督法》为分支的监督法律法规体系。同时要在党内健全权力监督制度，不断完善重大事项报告、任期经济责任审计、诫勉制度，并建立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八小时以外干部监管等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强化以法制权、以纪制权。

3、构建纵横交错的监督网络。

要在目前已经基本形成的以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为主的内部监督体系，以新闻舆论监督、群众监督为主的外部监督体系的基础上，着重强化三个方面的监督：一是加大纪检监察、审计等专门机关的监督力度，加强对行政权力及其运行的监控，尤其对容易发生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部门和环节进行重点监督检查，防止权力越执和滥用。二是加强舆论监督，依法确立新闻舆论监督地位，发挥新闻舆论监督公开性、快捷性的特点，对权力决策者和权力执行者的违纪违法行为及时进行曝光。三是加强群众监督，建立保障人民群众开展监督的权利和渠道，如进一步建立健全科学的群众举报制度，特邀监察员制度、民主评议制度等。

权力监督范文篇2

一、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的制度，解决好预防职务犯罪“能不能”的问题

有人把权力比作一条大河，当它在河道里时，美好又有用；当它溢到岸上，便迅猛不可挡，能冲走前方的一切，带来的可能是毁灭和灾难。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权力需要有制度制约。权力好比河流，制度好比堤坝，如果堤坝达不到应有高度或不坚固，河流就会带来祸患。当前，我们在加强职务犯罪监督制约的制度建设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无章可依”问题，对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不够，防范措施滞后于形势发展，出现一些制度上的空档；比如“执章不严”问题，讲感情不讲原则，讲私情不讲党性，或者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还比如“有章不依”问题，不按规矩办事，对上级明令禁止的东西，置若罔闻，我行我素，等等。实践证明，制度具有普遍适用性、规范性和强制性，是加强权力监督制约的带根本性的基础工作。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必须重视制度建设。一要增强制度的系统性。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和事物发展的规律，不断延伸规章制度，使其形成纵横交织的严密体系，力求措施在前、防范在先。要健全公开办事制度，无论什么事项，只要不涉及保密问题，都要坚持条件、标准、程序、政策、结果“五公开”，以公开求公正；要健全岗位轮换制度，对在一个工作岗位时间较长的人员要进行横向或纵向调整；要健全预防职务犯罪责任制，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参与，形成齐抓共管的预防职务犯罪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二要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要切实解决好有关制度规定的“粗线条’问题，把上级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章制度，变成符合本单位特点的实施细则，对办理有关事项的条件、规则、程序、纪律等各个环节，都提出明确的标准和要求，使行使权力和监督权力都有据可依。三要增强制度的严肃性。在制定有关制度规定的同时，还要制定出确保制度规定落实的制约措施，尤其对违反制度规定的人和事，坚决查清，严肃处理。

二、要增强权力主体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解决好预防职务犯罪“愿不愿”的问题

自我监督是监督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自我监督既是监控自身行为的警戒器，又是提高自身思想品德层次的催生剂。世界上所有的人没有不被监督的，都在被监督之中，只不过有的自觉，有的不自觉。不自觉的人受到监督后感到不舒服，出了问题受到处分又后悔。所以，应该使每个人都感到既在监督别人，也要接受别人监督，提高接受监督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使大家认识到，虚心地、真诚地接受监督和批评，不仅是一种美德，而且是增强免疫力的内在力量，是抵御各种诱惑、保持不败的重要保证，也是人格魅力的一种具体表现。当掌握权力而没有监督和制约时，虽然一时感到“舒服”，但容易得意忘形，自我放纵，滥用权力，难免陷入迷途，甚至自毁前程，身败名裂。所以，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对权力主体来说，必须增强自觉接受监督制约的意识。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坚决摒弃权力的私有化、商品化，决不允许把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防止和克服各种职务犯罪的行为。要有很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在其位、谋其政、司其职、尽其责，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和期望。要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自觉抵制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腐蚀和影响，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切实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作为国税部门，各级干部都拥有一定的权力，更要从讲政治的高度认识和加强权力的监督制约，千万不能摆架子，甚至错误地认为主动接受监督会降低身价。要经常按照党章和党纪政纪条规对照检查，经常从胡长清、成克杰等反面教材以及身边发生的典型案例中汲取教训，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使自己已经发生的问题得到及时发现和改正。

三、要创造有利于权力监督制约的环境和氛围，解决好预防职务犯罪“敢不敢”的问题

对职务犯罪进行监督制约是涉及个人切身利益的敏感问题，容易出现感情代替原则、人情大于法律的现象。为此，一要营造人人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舆论氛围。当前在监督中普遍存在着“好人主义”现象，对职务违法违纪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相互之间讳言“监督制约”。这种不良风气，助长了权力的滥用，影响了预防职务犯罪的正常开展。因此，要从对党的事业、国税建设和个人发展进步负责的态度出发，以整风精神严肃认真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造成人人讲原则，人人讲纪律，人人讲监督的浓厚氛围。二要营造层层照章办事的行政氛围。预防职务犯罪大量的要依靠各级领导班子来实现。领导机关既要加强对下级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又要在正确用权上为下面做表率，在一些敏感、热点事情上给下级解难题。特别是“一把手”，要敢于坚持原则和标准，以工作绩效和品德作风论优，该提醒的及时提醒，该调整的及时调整，放弃不必要的顾虑，对下级的问题，绝不能寻找借口予以迁就袒护。下级也要敢于坚持原则，严格按制度规定办事，不怕得罪人，不能从小团体和个人利益出发，做违反上级规定的事。三要营造违纪必究的法纪氛围。按规定执行纪律，既是对当事人的关心爱护，也是对其他同志的警示和教育。有人片面看待纪律处分，犯了错误不是主动承担责任，而是想方设法推诿开脱，致使问题越来越严重。一些单位的问题之所以三令五申仍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做到令出法随，执纪失之于软、失之于宽。因此，既要重视抓好教育，也要重视执行纪律，充分发挥法纪的监督制约作用。

权力监督范文篇3

一、抓学习教育，增强领导干部反腐倡廉意识。

领导干部的日常学习和教育，对增强反腐倡廉意识，虽然难以做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又是不可或缺的。这既是领导干部的一项政治责任，又是预防腐败行为发生的关键环节。我们在开展的“抓源头、促清廉”的活动中，先后组织了副处级以上的干部参加省厅纪委统一安排的廉政教育和警示教育基地的参观展览活动，到革命老区“地下航线”红色教育基地听老支书上党课，组织观看《反腐警示录》电教片，还利用党委中心组的学习安排，组织领导干部学习《领导人员从政清廉若干规定》、《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等内容。

我们还在全所各个党支部的范围内，认真开展中央纪委部署的“六个一”教育活动。重点开展了以学党章、知荣辱为主要内容，以“树新风、促和谐”为主题的教育活动。针对每个时期反腐倡廉的工作要求和特点，我们每个季度向各位领导干部推荐一篇廉政的教育文章或劳教系统内的典型案例，深入开展“读书思廉”活动，做到警钟长鸣。此外，还结合省政法委布置开展的“高举旗帜、忠诚履职、树立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形象”的主题教育活动和**市开展的“**发展我知道、服务发展当先锋”的主题教育活动，有针对性地落实好学习教育内容。做到制度与文化、惩治与预防有机地结合起来学习，做到廉政警钟常敲，反腐之经常念。

二、抓制度建设，提高领导决策的法制化水平。

抓权力分解，铲除权钱交易的土壤。按照省司法厅党委“六个不直接分管”和省劳教局党委“对重大事项进行监督的实施办法”，我们牢牢抓住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关键”内容，落实执行“一把手”不直接分管干部人事、财务、建设工程、大宗物资采购、生产管理和执法工作。对“一把手”的权力实行有效地制约，在领导班子内部建立了相互监督和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为我所各项工作健康有序地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落实执行好“三重一大”工作的集体决策规定，重大事项“一把手”末位表态和劳教企业领导人员“七不准”的规定。正因为这些规定的执行比较到位，确保了我所权力的顺利分解和有效运作。

抓权力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依据省劳教局、劳教所、科室、大队四级办事机制的程序、规定和内容，我所分别成立了所务、政务公开领导小组、执法工作奖惩审批委员会和“三重一大”工作研究决策执行机构，推行集体“阳光审批”。过去分散在各职能处室和各基层大队的零散审批事项，现都集中统一集体研究办理，纪检监察部门始终做到事前、事中、事后全程参与，让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行，大大提高了执法工作公平、公正、公开的办事效率。

抓权力规范，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建设。我所在对权力进行制约的基础上，责成政工人事、管理执法、生产财务等重点部门，紧密结合部门的实际工作，针对容易发生的失职行为、渎职行为和腐败问题的关键环节，修订和完善了各项制度规定，强化相关处室权力的相互制约与监督，把完善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寓于各项重要决策和工作的部署之中，创建制约权力运行的可操作性的制度。

三、抓监督力度，确保重点工作顺利开展。

加强领导干部的监督力度。首先，认真监督检查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党委决定的执行情况，监督民主集中制及领导班子议事规则落实的情况，凡属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决定。其次，加强了对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召开的协调和督促，在班子成员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达到顾全大局，求同存异，共谋事业发展的目的。最后，检查落实了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述职述廉、民主评议等制度的执行情况。

加强重点工作的监督力度。一是对干部的选拔任用进行监督。依据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规定，对选拔任用干部工作进行全过程的监督，确保选拔任用干部在程序上、在廉洁上不出现问题，并对新任用的领导干部进行廉洁自律方面的谈话教育，以增强他们为警清廉和廉洁从政的意识。二是对所内指挥中心和劳教习艺综合楼等工程的招投标活动进行监督。坚持从投标方资格审核到业主标底的制定，从开标会议到专家评标全过程的实施监督，确保招投标的公开、公正、公平。三是对工程建设和资金管理使用实施监督。从立项、资金拨付、使用情况的全过程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苗头性的问题及时指出并要求认真整改。四是加强审计监督，抓好每个季度的财务报销个案的审核抽查，确保财务各项制度落实到位。五是对本所的生产经营管理的监督，重点对生产项目的洽谈、合同的签订和资金的回笼是否按规定审批和办理进行监督。六是对劳教执法工作中的日常考核、班组长选用、奖惩、准假、所外就医、所外执行等工作办理的程序和执行的结果，进行全程参与监督，确保公正文明执法，维护好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

四、抓深化改革，不断研究和探索有效的预防机制。

权力监督范文篇4

权力必须始终用来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这是我们党对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一贯要求，也是各级党组织和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此有许多精辟而深刻的论述，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用精练的语言向全党鲜明地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和“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但是，也有少数党员干部，“为谁服务”却成了问题，有的认为“谁领导我，我就为谁服务”，把对上级负责与对人民群众负责割裂开来；有的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却搞所谓“公私兼顾”；有的甚至“一朝权在手，便把私来谋”，搞以权谋私，陷入腐败泥坑。由此可见，领导干部只有解决好“过去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当做什么，将来身后应该留点什么”等根本问题，才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做到为党和人民掌好权、用好权。

记者：历史经验一再表明，权力一旦失去制约和监督，必将导致腐败。如何加强对权力运行全过程的监督，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

夏赞忠：权力的运行是动态的，要保证权力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正常运行，有效防止权力的蜕变和滥用，就必须加强对权力运行全过程的监督，包括对权力的授予、行使和运行结果等环节的监督。一是要对权力的授予过程加强监督。权力的授予主要体现在对干部的选拔、任用、调配等环节上。当前要严格执行中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坚决纠正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严肃查处跑官要官、卖官鬻爵等消极腐败行为。二是要对权力的行使过程加强监督。当前要着重抓住那些容易滋生腐败的领域和环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财政管理体制、投资体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防范权力行为的非正常干预。三是要对权力的运行结果加强监督。要建立完善科学公正的干部政绩考察评判机制，注意克服好人主义、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消极影响。要进一步健全和落实执纪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坚决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

第一，党员领导干部要强化监督意识，自觉接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首先，要大力肃清封建特权思想影响，自觉接受监督。有的领导干部不愿接受监督，甚至一听到“监督”就有一种本能的反感，这是十分错误的，是封建特权思想影响的突出反映。每个党员领导干部都要牢记权力是人民给的，要视监督为帮助、支持和关爱，主动把自己置于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之下。其次，要正确对待群众的信访举报和批评建议，主动接受监督。领导干部对群众的反映、批评和意见，要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能因为信访举报和群众批评意见中有不实之词，甚至有错误之处，就拒绝接受批评和监督。相反，应当引导群众正确行使民主权利，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及时化解矛盾、改进工作，把群众的批评和监督纳入健康的轨道。再次，要努力克服好人主义思想的影响，积极参与监督。当前，有的同志对参与监督顾虑重重，或者怕遭打击报复、怕“引火烧身”、怕“拔出萝卜带出泥”而不敢监督；或者怕反映问题破了面子、得罪人而不愿监督；也有的由于不了解有关程序和规定，想监督而不会监督。凡此种种，导致一些地方和单位好人主义盛行，明哲保身吃香，监督制约乏力。每个党员领导干部既是被监督者，同时又是监督者。作为被监督者，应该自觉接受监督；作为监督者，对其他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的行为都有权利、有义务进行监督。“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只有去掉私心杂念，才能一身正气，无私无畏，积极参与批评和监督。

第二，要进一步完善权力结构，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党内，通过全委会听取常委会的工作报告，扩大在市、县进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发挥党代表在党代会闭会期间的作用等举措，进一步发挥了党代会和全委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作用；通过向全委会报告工作，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任职回避、党政领导干部辞职等制度，进一步规范了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的权力和责任；通过建立健全巡视制度、全面实行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等举措，进一步强化了监督权，加大了对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监督的工作力度。在政府机关，坚持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原则，明确提出了把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作为政府工作的三项基本准则，并以此来部署和开展行政工作。各地区各部门在规范权力运行方面也进行了不少有益探索，有许多新鲜经验。要继续按照中央的要求，进一步健全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和把关、又相互配合和协调的权力结构，使不同性质的权力由不同部门行使，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有效地防止滥用权力行为的发生。

第三，要认真贯彻党内监督条例，努力提高监督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各级党组织要按照党内监督条例的要求，积极探索发挥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和党代会代表监督作用的途径、方法。要建立健全民主评议领导干部制度、谈话诫免制度和经济责任审计制度，依法实行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领导干部一定要严格执行党内监督的有关制度和规定，自觉向党组织如实报告重大事项，按规定述职述廉，不仅要严格要求自己，还要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要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尤其要严格执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制度。凡属方针政策性的大事，凡属全局性的问题，凡属重要干部的推荐、任免和奖惩，都要集体讨论作出决定。

第四，要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全面实行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加强和改进对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在前几年实行巡视工作的基础上，**年5月以来，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根据中央的要求，组建并派出5个巡视组，巡视了10个省，目前正在对5个省进行巡视。今年初又派出两个金融巡视组，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巡视。许多省区市也先后建立了专门巡视机构，认真开展巡视工作。各巡视组对发现的苗头性问题，及时向有关领导干部打招呼，起到了防微杜渐的作用，较好地改善了对中、高级干部监督乏力的状况。中央纪委、监察部按照中央的部署，从**年起全面实行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实行统一管理后，派驻机构把加强监督作为第一位的职责，切实加强对驻在部门领导班子、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党委要切实加强对纪律检查机关的领导，重视和支持纪律检查工作，关心和爱护纪律检查干部。各级纪律检查机关作为党的专门监督机关，要模范地遵守党纪国法，自觉接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领导，自觉接受党组织、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第五，要认真贯彻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切实保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民主监督权利。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也是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基础。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充分保障党员权利，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中央已正式颁布实施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条例》坚持把发展党内民主作为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基础，对党员参与党内监督的各项权利、各级党组织的保障职责、保障措施和纪律责任等都作了具体规定，为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学习贯彻实施《条例》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发展党内民主的极端重要性，切实保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民主监督权利，在党内形成积极倡导监督、大胆实施监督、支持保护监督的浓厚氛围。

要把党内监督与国家专门机关监督结合起来，支持和保证人大、政府专门机关、司法机关依法履行监督职能。一要支持和保证各级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要通过人大行使立法权和监督权，行使咨询、调查、弹劾和罢免的权力，制定和完善约束公共权力、规范政府行为、惩治和预防腐败行为的国家法律和地方性法规，加强对“一府两院”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二要支持和保证政府专门机关履行法定职能，依法进行监督。要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对于行政执法行为的每一个具体环节都进行规范，减少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随意性。要发挥行政监察、审计等职能部门的作用，进一步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行政监察法规定了监察机关的基本职责，就是保证政令畅通、维护行政纪律、促进廉政建设、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要按照这五个方面的要求，积极开展廉政监察、执法监察和效能监察，更加扎实有效地推进行政监察工作。要加强监督检查，保证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和措施的贯彻落实。坚持依法行政，切实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严肃党纪政纪，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加强效能建设，促进勤政高效。深化体制机制制度改革，进一步规范行政行为，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防止暗箱操作，使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受到人民群众和社会的广泛监督，有效防范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三要支持和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监督。要通过严格执法，坚决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不能把法律当作摆设，更不能在法律面前搞因人而异。无论是哪一级的干部，只要是违反法律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追究。同时，要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强化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防止司法腐败。

权力监督范文篇5

失去应有监督的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22次受贿677万余元。结果，被判处无期徒刑，没收赃款人民币661万元、美元1.99万元，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失去应有监督的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以一句“名言”流传至今：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有什么能管得着的了。胡建学说得如此直白大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地方和部门对“一把手”的权力行使，缺乏起码监督的实际情况。

失去应有监督的四川简阳市原市长王善武，虽然尽可以在别人面前充大爷，但在行贿者面前却只能当孙子。一个行贿老手在酒酣之际，竟拿王善武作赌注：叫他15分钟到，王善武就不敢16分钟来。于是，当场拨电话，“不一会儿，王善武就匆匆赶来。”

失去应有监督的吉林省靖宇县原县委书记李铁成，在以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命名的县，大行收受红包礼金之风。据调查，向其送红包礼金，全县乡局单位无一“空白”，全县科乡级以上干部无一“死角”。有一年收的红包礼金，就相当于靖宇县当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二点三。

因此，建立与完善执政权力的监督机制，特别是对高层权力、高级干部的监督机制，是消除权力腐败，保持执政廉洁的重要途径。

赋予监督职能以权力约束权力。“以权力约束权力”，这是一个具有哲学理念的权力监督思路。赋予监督机构独立的监督职能，其实质是监督机构以监督主体的地位独立行使监督权力。这一职能的核心是独立性。要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赋予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构、政府的行政监察机构、司法系统的检察院和法院的独立监督职能。其中包括：监督机构具有与同级党政权力机构相对平等的权力主体地位；人事任免除需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官员外，其他人员的人事任免由监督机构独立行使任免权；财务经费管理与同级财政脱钩，由上一级财政按年度纳入预算，由监督机构系统内纵向划拨管理使用；独立行使执纪办案、刑事立案、司法审判等权力。保证监督机构独立行使对各级干部，包括高级干部的监督职能。

权力监督范文篇6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政府权力;监督;公众参与

非营利组织,英文全称是Non-ProfitableOrganization(简称NPO),或者是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简称NGO),也叫ThirdSector(非营利组织)。就是我们日常所称的“民间组织”或“社会团体”。它指的是那些具有组织性、非政党性、民间性、非营利性、志愿性、自治性的致力于公益事业的社会中介组织,是介于政府组织与经济组织之外的非政治组织形态。

国际社会对非营利组织的概念界定有多种不同的方式,从结构运作上界定、从法律法规上界定、从特殊目的上界定、从子类构成上界定,等等。对NPO的各种概念界定,由于其所观察的角度及侧重点不同,可能会导致其所涵概的内容相差较大,那么对NPO认识上的差异就更是在所难免了。综合学术界的各种不同界定,笔者认为非营利组织就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它的目标通常是支持或处理个人关心或者公众关注的议题或事件。非营利组织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从艺术、慈善、教育、政治、宗教、学术等等。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形成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行政体制改革中诞生的新生事物。它们是在我国由命令式的中央计划经济向以市场导向为主的混合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在由单一的集权式治理方式向民主化实践的方式过渡的过程中应运而生并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政府依法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监督,反过来非营利组织又有监督政府的权利,对政府行为进行约束。这种监督方式完善了行政权力的监督机制,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我国非营利组织监督政府权力的功能性分析

1、促进了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非营利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利益组织,它存在的基本价值之一是促进其成员的公共利益。参与党政机关的决策,尽可能地影响党政机关的政策,使之有利于自己的组织和成员,是达到这一价值的重要手段。非营利组织在对行政权力监督的过程中,代表所在的组织或行业向决策部门反映问题、提出要求,促使权力机关制定相应的政策或措施,应决策机关的请求,对某些专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发表意见,而有一些党政机关在制定和实施某些政策时,通常也会向相关的非营利组织进行政策咨询,听取其意见,对政策作出修改或调整。例如,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第一次会议在修改宪法之前,因为修改条款中涉及到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定性问题,各级商会十分积极地认真地对相关条款进行了研究和商讨,并通过种种途径向人大和党政权力机关表示修改宪法和相关经济政策以提高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强烈愿望。

2、对政府行为构成了有力的制约

非营利组织的有效监督使政府的权力和行为受到了一定的制约。改革开放前,对政府行为和权力的制约主要来自政府内部的权力制衡,外部监督非常薄弱,随着非营利组织的大量生长、规模的日益扩大,政府开始受到来自外部的制约。一些非营利组织在发现本地或本部门的政策明显不合理或违反国家法律后,有组织地抵制这些政策,在许多情况下政府迫于非营利组织的压力往往能够改变原来的政策。非营利组织越是强大的地方,政府的压力就愈大。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在村民委员会十分健全和有力的村,乡镇干部违法乱纪的现象就要比其他村少得多。

3、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政治沟通能力

善治的实质在于政府与公民的良好合作,但这种合作并不总是直接的,相反常常需要一个中介组织的协调,非营利组织就是这样一个中介。非营利组织在实施监督的过程中,一方及时把其成员对政府的要求、愿望、建议、批评集中起来,转达政府;另一方面,又把政府的政策意图和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转达其成员。非营利组织在这一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过程中,推动了政府与公民的合作,促进了善治。作为中国农民最重要的非营利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其主要的职责之一,便是通过各种方法,动员其成员参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的选举和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政府权力的改革既需要内部的动力,更需要外部的动力。在推动政府改革的外部动力中既有来自公民个人的,也有来自非营利组织的,而且后者通常要比前者更强大。

二、我国非营利组织对政府权力监督的主要方式

1、新闻媒体监督。新闻媒介的监督是非营利组织对政府权力监督的重要工具,其监督方式主要有报道、评论和调查,对有损人民利益的决策或事件进行曝光。西方许多政治家认为,舆论自由的存在和舆论工具的多样化将会增加对自由的捍卫,公共讨论本身就是对政府专横地使用权力的最好制约。虽然新闻监督本身并不具有制裁力,但却具有动员群众的实际能力。1999年,汕尾市市长徐尚武向广东省农电检查组这样郑重表示:到年底一定要把3.8元的电价降到1元以下。引人关注的是,为使这个目标得以实现,汕尾在全省首次提出了搞新闻“曝光”的办法,为农电价格下调保驾护航。国家、地方、集体及个人皆有投资,价格高、产权复杂的汕尾市农电网,一直是全省农电“两改一同价”工作的难点,但这次汕尾动起了真格,全市各新闻单位都开设了专栏,对农电改革工作进行跟踪报道。汕尾市一位负责人说:“新闻监督是无所不在的,下面的县、区想打马虎眼也不行!”

2、质询、调查、投不信任票等方式。非营利组织对政府某项决策,以个人或集体名义,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向政府部门主要官员提出询问和质问,要求即席或书面答复,防止政府官员运用权力进行非法或错误的决策行为。2004年,针对怒江大坝工程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众多环保组织对中央政府提出质询,最核心的力量是北京的“绿家园”和“云南大众流域”这两个民间环保组织,这些非营利组织的呼吁和推动,中央领导人批示,暂时搁置了一度如箭在弦的怒江大坝工程。非营利组织的活动和声音极大地影响了中央政府的决策,这是一个标志性的、甚至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3、代表特定群体公众与政府进行交涉。非营利组织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他们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站在人民的最前面对政府进行监督,政府有损群众利益的任何决策或滥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危害人民利益的任一行为,都能激起非营利组织及人民群众的抗议性举动,这样会迫使政府改变决策,从而有效地进行监督。2004年由于认为规费等营运成本太高,成都市青白江的112辆出租车司机要求相关部门尽快提高出租车价格。在与当地政府交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结果后,百余辆出租车停止营运,聚集在青白江区新广场,当地交通局表示,相关部门的领导已与出租车司机代表就涨价一事进行协商。

4、听证会。我国非营利组织中的一些组织能参与政府的政策决定,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重要的意见向政府进行反映,使其成为立法的根据,维护人民利益的同时又能对政府决策实施监督。《立法法》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的过程中,应当广泛地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参加与本行业有关的立法听证是行业组织参与政府决策的主要方式。光明日报北京2003年7月15日电,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价格听证会,听取消费者、经营者及专家学者代表对《民航国内航空运输价格改革方案》的意见。来自全国各地的15名代表们陆续提出了很有分量的质询。一些代表认为,现在民航社会平均成本中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国内航油价格每吨高出国际800元到1000元,机票销售费用过高等。他们的建议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三、完善我国非营利组织对政府权力监督的机制

1、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

对中国的政治传统来说,最致命的缺陷就是从来没有公域与私域明确划分的实践和观念。从现代的政治实践来看,对人民生活、社会正常运行的过多干预等众多弊病,都是因为二者的范围没有明确界定,但在一个现代性的政治生活中,这两个领域的明确区分不仅是一国公共领域现代性的标志,更是一国公共权力理性而科学地活动的基础。只有从权力和职能上明确限定政府,减少其直接管理和微观管理职能,推进权力社会向能力社会的转变,从单向控制的行政体制向协商合作管理机制转变,将行业性、社会性和公益性事务尽可能交给非营利组织,才能一方面强化政府自身的宏观调控,维护社会公平和公正;另一方面让非营利组织独立发展,完善其自身建设,使得非营利组织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机制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空间,从而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力度。

2、提高非营利组织的监督意识

我国目前非营利组织的内部发展严重不成熟,与政府之间的隐性关系使成员的监督意识不强。非营利组织应大力加强其自身管理。非营利组织必须充分发挥作用,有所为才能有所发展,应与时俱进,尽快塑造成专业化、职业化、规范化的民间组织并能真正发挥实际作用的民间组织,提高成员的自我能力,加强对政府权力监督的强化意识。大多数非营利组织及其领导人在处理与政府关系的过程中,应把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作为自己工作中的—项内容,而不是更多地强调争取政府的支持,与政府进行合作,甚至将自己直接看作政府的附属体和延伸物,过分强调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保持一致,协助政府进行管理,不能给政府添乱子、找麻烦,要充分认识它本身所应具有的独立地位以及对政府权力所具有的监督作用,在这种正确观念支配下,非营利组织对政府的监督制约关系将会日见成熟。

3、加强非营利组织的自身建设,增强其监督能力

协助非营利组织建立健全自律机制,规范非营利组织行为。建立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我服务的自律机制是非营利组织管理工作走向成熟的标志。政府在有计划有目的的培育和发展非营利组织的同时,还要指导非营利组织逐步建立自律机制。通过建立非营利组织章程审核制度,规范章程,帮助非营利组织建立和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内部管理制度。同时,通过政府的行政监督、社会监督和新闻舆论,规范非营利组织的行为,促进非营利组织走向成熟,以确保非营利组织对政府权力的反监督能力的加强。

4、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保障非营利组织的监督权利

要加大法制建设力度,完善管理非营利组织的法律体系。首先要针对非营利组织进行专门立法,将非营利组织纳入法制轨道,满足发展的合法性和持续性要求,其次要从法律上确认非营利组织的公益地位,明确其公益责任,保障非营利组织的监督权利,还要从法律上对非营利组织的不规范行为进行制裁,以维护非营利组织作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者的公正形象,提高人们对非营利组织的信任,从而确保非营利组织实行监督的顺利进行,权利得到保障。从监督权力配置上来看,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关于非营利组织对政府监督制约的权力的规定应相应扩大,操作性需要加强,应给予非营利组织实质性的权力来实现对政府的有效监督。

总之,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对我国政府权力的监督也在初步实行,但仍处于起步阶段,自身发展的缺陷导致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存在严重的不足。随着我国政治改革的推进,带来了社会力量的不断壮大,权力的天平不断向社会领域倾斜,非营利组织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力要素,再者经济生活的市场化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制度空间,我国非营利组织对政府权力的监督体制将会越加成熟。

参考文献:

[1]王名等:中国社团的兴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萧新煌:非营利部门组织与运作，台北，巨流出版社,2000。

[3]陈飞:论行政司法运行的道德保障机制，湖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9期。

[4]李珍刚:当代中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互动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权力监督范文篇7

[论文摘要]加强权力监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建立和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度,不断强化权力监督机制,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成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最终达到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的目的。因此,权力监督既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支柱,又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内容。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要求最为完善、最为有效地保护人民的权利,但社会主义的公共权力不会由于社会制度的先进性而自动免除被变异的风险。在现有的条件下,人民还不可能实现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国家权力是以层层委托的方式运行的。要把社会主义的公共权力在人民中间落到实处,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就必须使人民对国家权力及其具体的运行具有监督制约能力。同时,现代法治与权力监督具有连动性,一方面权力监督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另一方面现代法治是权力监督最有效的力量。权力监督作为现代法治的核心内容,不仅要求不同的国家权力分别由不同主体行使,以权制权,相互制衡,而且绝对排斥政府的专断、特权和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如果违背权力行使规范错误地行使权力,就要被纠正或处罚,其实质是对权力运用的制约,是对权力消极作用的遏制。因此,权力监督既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支柱,又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内容。

一、权力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支柱

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民主并不直接地表现为所有的人民个体都去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而是将这种权力委托给人民中最能为实现人民意志和愿望的优秀分子代表自己去行使这种权力,在我国即表现为先通过选举的形式产生出人民代表,再由代表选举人民的公仆。另一方面,如果人民选出的代表和代表选出的公仆不能按照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行使权力或违背人民的意志、甚至损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则可以通过罢免的形式收回委托的代表权和国家事务管理权。因此,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权力监督,没有权力监督支撑的民主则是虚伪的民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必须不断加强权力监督,这是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支柱。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由于初级阶段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还不高,我们的民主还只能以间接的形式为主,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通过人民自己实现人民管理国家”,[1]也达不到“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管理国家”[2]的理想境界特别是中国有13亿人口,要让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组织全体社会成员直接行使国家权力既不现实也不可能,而只能将其委托给民选机构——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人民代表大会又将各种具体的权力委托给各级国家机关,各级国家机关又层层委托给各级组织和个人,这样无论就权力的产生还是权力的运行,都产生了层层委托和关系,即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权力的行使是基于人民的同意和委托,人民通过选举出真正符合民意的代表组成全国及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再由此产生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人民将自己的权力委托给政府,政府就应向人民负责,忠于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人民把权力交给公职人员行使,就理所当然地有权对公职人员行使权力的过程及其结果实行监督。

腐败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它总是依附于一定的权力而存在,而又背离权力委托者意愿的行为。一些民选机构和代表在当选之初,知道注意倾听民众的呼声,按民意办事,但时间一长,则在管理实践中出现了把自己的意志当作人民意志的现象,甚至把自己意志强加于民;国家权力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又加速了权力蜕变的过程,人民公仆就变成了人民的主宰,开始了以权谋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机关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国家权力机关,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宰。”[3]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要求最为完善、最为有效地保护人民的权利。独裁和专制不是社会主义,以权谋私、权力滥用也不是社会主义。但这种性质的权力不会由于社会制度的先进性而自动免除了被变异的风险性。凡是不受监督和制约的公共权力,必然被滥用而导致腐败。过去,我们习惯于将国家机关设定为理想的公仆政府,将国家公职人员设定为道德高尚、尽忠职守的人,不注重监督的制度化、法律化。结果,腐败现象不断蔓延。所以,只有将公共权力置于一个有效制约的机制下,不断加强对公职人员行使权力的监督,才能使公共权力正常合理地运作,才能保证公仆为实现人民意志和愿望而尽职尽责,才能保证各级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正确地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促使其做好“公仆”而不蜕变为“主人”,才不至于使掌权人因滥用权力而导致民主制度的破坏,避免公仆以公权谋私利,最终达到遏制以至根除腐败的目的。这是实现人民主权的需要,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支柱。

二、权力监督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内容

法治在制度上起始于法律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从一开始它就意味着控权制度的存在和权力制衡原则的被遵守,制约公共权力、保护公民权利是法治的本质。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内容,也是反对公权私化抑制腐败的根本途径。

现代法治充分认识到权力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力量,具有强大的控制力、支配力和强制力,能对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不仅强调政府要维护和执行法律,更强调政府本身要做服从法律的楷模,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主要特征。现代法治关注的焦点是有效地制约、合理地运用公共权力。现代法治的价值与基本功能是对国家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主要体现在:第一,预防性功能。保证权力运行符合人民利益这一正确方向,防止权力所有者与权力行使者关系错位,以至损害“主人”利益。第二,惩治性功能。确立权力行使者的行为规范,明确界定其职责范围,依法追究权力行使者权力腐败的责任。第三,协调性功能。协调人们的各种社会需求,调整权力结构。三方面归结为一点,最根本的就是约束权力行使者正确行使权力,即要求权力行使者不能随心所欲地、为所欲为地行使手中执掌的权力,必须按权力行使规范使用权力,如果违背权力行使规范,错误地行使权力,就应该被纠正,这纠正的过程就是权力监督。

法治与权力监督具有连动性,一方面权力监督是法治的核心,另一方面法治是权力监督最有效的力量。权力监督作为法治的核心内容,不仅要求不同的国家权力分别由不同主体行使,以权制权,相互制衡,而且绝对排斥政府的专断、特权和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其实质是对权力运用的制约,是对权力消极作用的遏制。腐败是以公共权力为资本、背离公共利益目标、为个人或集团谋取物质利益与非物质利益的行为,其本质是以公权谋私利。这时,公共权力虽然还保持着公共权力的外表并且仍处于其他公共权力的联系中,由于缺乏权力监督,已经丧失公共性。因此,失去权力监督的腐败,既依附于一定的权力而存在,又是一种权力的异化现象。腐败分子将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资本加以运用,利用权力的强制作用,使公权私化,变为其攫取资本、谋取私利的工具。不加制约的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

腐败是怎样产生的呢?公权变异一般要经过这样的过程:第一,公权与职务相分离。职务是为履行特定的权力而设置的。正常情况下,职务是不能用来交换的,不能做与职务无关的事。当窃权者获得职务,做出职务的限制范围之外的事,这就出现了公权与职务的分离。第二,公权与主体相分离。公权的个人主体是形式主体,若个人主体违背公意,那么,公权的形式主体与所代表的那个真实的主体发生分离,真实主体的意志被剥夺。权力摆脱了既定的主体,执行着个体意志,成为可以转让获利的稀缺资源。第三,公权与客体相分离。公权有着特定的客体,有特定的服务范围。与公众群体主体分离后的公权,转到个人主体手中,被当作神奇的增值物,听命于个人主体的私利要求,改变了特定对象物。第四,公权与职能相分离。公权的职能成为满足窃权者私欲的手段。第五,整个权力体系发生了变异。随着公权与主体、客体、职务、职能的分离,公权发生了剧烈的变异,这时,抽象的公权形式依然存在,具体的公权实质性被转移,私权彻底侵蚀、毒化了公权。公权代表的公共利益被完全背叛了。可见,失去权力监督与制约,腐败就会产生。

长期以来,由于人治的传统影响,我们在分析和处理政治问题时,总是特别强调“人”的因素,而忽视了“制度”方面的因素,对权力的授予和行使也是这样。过去,我国习惯于依靠思想教育,习惯于依靠道德的力量来维护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廉洁性。这种权力监督确实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诚然,对掌权者来说,通过经常性的思想道德教育,加强道德自律,使其具有较强的抵御外界腐蚀能力,对于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无疑是必要的。但人的自我约束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在不同环境影响下差别也很大,菲律宾反贪局一著名人士把腐败模式概括为:“腐败=权力+缺乏控制力+机会”这个模式说明,权力行使者在物质利益驱动和客观环境诱惑下,很容易出现以权谋私。仅仅依靠建立在对掌握和行使权利者的良知和个人品质的充分信任基础上的道德约束、良心约束,终究难以奏效。一旦当权者道德防线崩溃,权力必将走向腐败。恩格斯指出:“人来源于动物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摆脱得多些或者少些,在于兽性和人性程度上的差异。”[4]因此,单靠掌权者的自我约束,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权力监督才是治理腐败的关键。事实上,人治是作为法治的对立面出现的,人治与法治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有没有法律,而在于法与人的关系,法与权的关系。在法治条件下,法高于人,法控制权,法决定掌权者的命运;而在人治条件下,则人高于法,权大于法,掌权者决定法的命运。切实改变过多的“人治”因素,改变“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状况,防止滥用权力,最有效的方法是以监督权力制约国家权力。今天,我们迫切需要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加强对国家权力的有效监督。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1月,第366页

[2]《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49页

权力监督范文篇8

一、完善机关权力运行监督机制的必要性

1、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历经26年，到目前基本实现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当前我们的改革已进入了新的攻坚阶段。这一时期，改革的总体要求和目标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力争到201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的高速发展，迫切要求政府改革管理体制，提高管理职能，为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这其中，各党政机关、职能部门能否有效“监管到位”，及时制止越轨行为，引导整个社会依法经营，正是这关键中的关键。因此，保障机关权力运行的合法性，完善机关权力运行的约束机制，强化机关权力运行的监督，避免可能发生的权力滥用就成为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2、是保证党政干部队伍廉洁奉公的迫切要求。

2003年2月，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提出：“现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导致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反腐败的斗争的形势仍然严峻的，反腐败斗争的任务仍然是繁重的。”1由此“三个仍然”和近年来腐败高发的势头，我们不难发现：腐败之所以产生，不仅仅是简单地用“个人道德伦丧”就可以概括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存的制度有漏洞。“已属于制度性缺陷腐败，即现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严重缺陷和各类管理制度的种种漏洞不断制造和滋生各种腐败，并使腐败日益盛行。”2我们不能将制度缺陷所造成的恶果由一个人来承担，因为腐败不只是一个人的事，更多的是由于经济转型制度不健全造成的。因此，无论是从保证政府职能的高效运作，还是从爱护广大党员干部出发，都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机关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

3、是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内在要求。

惩治腐败是**年邓小平对我们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政治交代”3，也是我们党长期以来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随着对党的执政地位以及反腐败问题认识的深化，从十六大开始，我们党逐步形成了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构成防止和惩治腐败的合力的思想理念，明确了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年1月《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颁发就明确提出，要建立起思想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建成完善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在这一体系中，教育、制度、监督三者互为联系，紧密依存，缺一不可。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监督是对权力使用、责任履行、工作成果及遵守法律制度规范的情况进行检查和督促。监督作为一种广范围的考察与督促，是制度得以执行、责任得以履行、各种机体得以有效维持与运行的关键所在。因此，要建立健全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就必然要求建立一个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

二、当前机关权力运行监督存在的局限性

1、机关权力运行的制度规定存在缺陷，可操作性不强。

首先，权力配置的不合理造成监督不力或者无法监督。党政机关的每个部门、每个单位都有与之相应的职责和权力，这些职责和权力的履行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和威信，关系到一个部门，一个地方的发展。然而，正是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职责和权力却往往缺乏必要的、有效的监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权力配置的不合理。

由于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不合理的配置，导致出现机关权力运行监督的软肋。一直以来我们部分党政机关，特别是执法部门机关都设有纪检监察机构，如纪检组和监察室，担负着本部门、本单位的监督重任，从监督者的知情能力来看，这种设置是合理的。然而这些纪检组和监察室大都隶属于本部门、本单位，人权、财权均掌握在部门领导手中。试想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对本单位、本部门的监督还能保证做到强有力吗？不用说对“一把手”的监督，就是对一般执法人员的监督也只能顺从于本单位领导意图。而在很多情况下，领导出于自身的职责程度和政绩考虑，对于本单位、本部门出现的问题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尽可能地“内部处理”。这在一些条管部门中问题显得尤为突出。监督不是行为人的道德内约，而是外在的强制，因此，它客观上要求监督主体与客体不能共存于一个组织单元之中，而要有超然的独立地位。

其次，一些法律、法规的模糊规定导致难以监督。现行法律、法规，规章，条例中有关自由裁量的范围，幅度弹性过大，使公务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容易受到判断标准、感情取向、甚至是权钱交易等外在因素影响，造成执法中的滥用职权和显失公正。如《税收征管法》第六十条规定：“纳税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4但并未明确，何谓情节轻，何谓情节重，更未明确什么情况下应当取上下限的哪个值，同时也并未规定执法者应就其处罚向当事人做出合理的解释说明，这就使执法者即使是滥用职权也可以规避惩罚。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机关权力运行直接关系到百姓的部分。一方面，自由裁量权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是执法者必需的权限；另一方面，自由裁量权的灵活性又造成它极易被滥用，甚至其滥用的权力可堂而皇之地处于监督之外，处于惩罚之外，至此，自由裁量权的过大导致了监督的空白点和难点。

2、机关权力运行监督法制化程度低，缺乏公信力。

民主是腐败的天敌，对权力进行民主监督，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主张。长期以来我们建立起的民主监督体系不可谓不完备，但在实践过程中，这些监督却难以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究其原因，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们的民主监督缺乏相应法律制度的保障。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5。20多年来，我们确实在许多领域制定完善了相关的法律规定，但是，在关于权力监督的问题上，我国至今为止没有一部专门的、较为完备的监督法。

此外，权力运行过程亦缺乏有效的程序制约和保障。目前行政审批程序、办事程序存在不规范、不健全的问题，而有关法律法规相对滞后，大多属于内部规章，对执行者缺乏强有力的约束。在执法部门中，无证执法，不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已是普遍现象。正是由于机关权力的行使缺乏相应的程序性的法律规定，致使在很大程度上对机关权力运行的监督无法可依，无章可循，无法落实。并进而使得监督缺乏公信力。

3、现有的监督机制在实践中遭遇难题，缺乏权威性。

建国以来，我们逐步建立起由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党内监督、舆论监督、政协和派监督等所构成的民主监督体系。从理论上来看这一体系是完备的，但在现行体制下，在现有的监督机制下，这些形式的监督，其作用的发挥往往是非常有限的。

长期以来我们的党政监督存在着体制性的障碍，专门的监督机构缺乏应有的地位和独立性。不仅是纪检监察机关实行双重领导，既要接受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的领导，又要接受同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同时在现行体制下，我们的司法监督、人大监督在实际监督过程中也同样受到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掣肘，而我们的舆论监督更是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撑。作为舆论监督的重点对象——各级掌管重权的党政领导干部，恰恰是新闻媒体的领导，因此，一些新闻媒体专打“落水狗”也就不足为怪。在此情形下，监督机构的权威缺失已经成为必然。

三、完善机关权力运行监督机制的几点思考

1、合理配置权力，科学制定权力运行程序。

西方的分权制度是资本主义国家实现权力监督制约的根本方式。虽然我们不必、也不宜照搬西方的分权制，但我们可以从中借鉴其理性的一面，对机关权力如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进行适度的分解。调整部门职能分工，合理划分职责权限，对一些掌管人、财、物等容易产生权力滥用的重要岗位，强化业务分工和制约，实行定期轮岗。增强各部门之间、人员之间相互对岗位职责，权力运行的知情能力，形成部门之间、人员之间相互监督制约的机制，构建起内在的，相互制约的监管体系。

长期以来，我们关注的只是机关权力运行结果的公正性，只注重对权力运行结果的监督，而忽略了权力运行过程的合法性，忽视对权力运行过程的监督。实际上，在实践中，程序的合法性是相当重要的，它甚至直接导致权力运行结果的是否公正。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从治标到治本，从事后监督到事前监督的转变，更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对权力的运行过程，程序合法性的监督力度，切实保障权力的正确行使。因此，必须尽快建立并不断完善机关权力运行规范，明确职责范围、办事程序，形成环环相扣、权责明确的工作机制，使掌握权力的机关工作人员只能在法律限定的范围、程序、程度上行使职权。

2、防止暗箱操作，提高权力运行透明度。

监督者对被监督者行为的知情权力和能力是直接关系监督成效的关键所在。而被监督者公开其行为信息则是监督者提高知情能力的重要途径。“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权力运行过程及结果的公开，既是权力监督制约的前提，也是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关键。

**年以来，我们党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在一些单位试行公开办事制度、办事结果，依靠群众进行监督即“两公开一监督”制度。这一制度对提高权力运行透明度，加强人民群众和社会对权力的监督制约、预防和减少权力的滥用，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事实证明，这一制度在实践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有待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加强：

第一、建立全局观念，全面实行“公开”制度。这个“全面”，一是指实行“公开制度”的部门、单位的全面性；二是指“公开制度”所涉及内容的全面性。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对运用行政权力办理的与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各类事项，只要不属于党和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都要向社会公开。

第二、尽快出台具体的、操作性强的制度规定，避免“公开”浮于表面，流于形式。一些党政机关之所以在党务、政务公开的实际操作中，想公开就公开，不想公开就不公开；想公开什么就公开什么，不想公开就秘而不宣，关键就在于缺少相关的制度规定，或已有的制度规定言辞模糊、可操作性不强。因此，应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规定，就党政机关必须公开的内容、形式作出明确的、具体的说明。目前，被列入国务院立法规划之中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草案已起草完成，同时，一部以《政务信息公开法》为名称的法律，也已被纳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之中。

第三、通过严格相关的惩处措施，强化“公开”的执行和落实。制度制定出来以后，还有赖于人的遵守，否则制度只能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一纸空文。长期以来，各机关部门也出台了不少条例和规章制度，但其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各机关部门往往只重视条例规章的出台，而忽视了对违规者事后的惩处。因此，对于出台的制度规定，还须多问几个怎么办，既不按规定执行怎么办，违规后没有处罚怎么办？这就要求必须严格惩处措施，只有严格查处才能保证制度的落实。“非典”效应就是一个很好的启示，非常情况促使公众更关注他们的知情权，促使党和国家加大对重大疫情、灾情隐瞒不报或虚报的处罚力度，更促使了各级党政机关对重大疫情、灾情的预报及处理情况的公开。

种种情况表明，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权力运行公开制度，才能有效提高权力运行透明度，防止暗箱操作，才能使机关权力运行全程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的广泛监督，有效防止权力的滥用。

3、理顺监督机制，切实保障各监督主体充分协调发挥作用。

权力监督范文篇9

关键词：公共权力；制约；监督；体制；机制

中图分类号：D26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88（2003）12－0066－06

根据省纪委“关于落实省重点课题‘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研究’调研方案”的安排，我们课题组承担了“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对防止腐败、促进政治文明建设的作用意义”子课题。今年5月我们赴厦门、泉州、漳州、莆田、福州、南平等设区市及其辖区内部分县（市、区）机关、乡镇、社区，通过召开座谈会、实地考察、走访干部群众，以及向上述地区党政机关干部发放调查问卷（共发出1600份，收回有效问卷1560份，回收率为97．5％）等形式进行调研。在此基础上形成以下看法：

一、当前我省在对权力制约和监督方面的探索和成效

一是对权力的本质和权力制约的必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传统观点认为，腐败与私有制相伴而生，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权力腐败问题。问卷调查表明，大多数干部群众已经不再盲目认同这样的观点，他们对权力的本质和腐败的根源，有了更加理性的思考和认识。在问卷调查中有82．6％的人认为产生腐败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掌握权力的人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91．5％的人认为防止腐败最有效的手段是推进民主化进程，建立完善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建立政务公开、运作透明的权力运行机制。同时，我们发现，多数领导干部能够从国家兴亡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高度来认识权力制约问题，普遍认为应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从体制和机制上确保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能够正常有效地进行。

二是推行政务公开，实施“阳光工程”，取得一定成效。福州市从2000年起，在国有资产转让、城市资源开发、干部选拔、政府采购、市政建设等领域，贯彻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让政府权力运行处于“阳光”之下，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各地还结合自身情况，利用多种载体，把政务公开作为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南靖县和溪镇的政务公开范围广、内容实，举凡重大决策、机构人事、评优评先、财税征收、土地审批、救济款发放、企业承包、征地拆迁、计划生育、工程投标等，一律上墙公布或举行听证会。同时，把政务公开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监督结合起来。安溪县的政务公开贯穿于决策——结果的全过程，并首创了“点题公开”的做法，直面群众提出的热点问题。应该肯定，“阳光工程”和政务公开通过构建外部刚性约束机制，使行政权力的运作得到了比较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在现有体制下不啻为防范腐败的有效途径。

三是党政机关内部的廉政制度逐步完善。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依靠制度反腐败”已经从一种思想认识，变为各级党政机关的自觉行动。各地普遍建立了领导干部任前廉政勤政教育制度、廉政谈话制度、廉政档案制度、述职报告制度、诫勉谈话制度和党政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等。在干部选任上，实行干部考察预告制度，干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主评议制度，干部任前公示制度、届中届末考察制度等。有些部门和单位，还实行了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公示制度、财务收支责任连签、互签制度，规范了会议、庆典和公务接待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实施，较好地规范了权力的运行和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

四是深化财政资金管理体制改革，探索源头治腐的新路子。在传统的财政资金运行模式下，部门各自为政，财政预算单位的财务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大量预算外资金没有纳入财政监管范围，国家财经纪律难以执行，“小金库”屡禁不止，单位财务不同程度地存在“暗箱操作”现象，财政资金大量流失，成为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温床。对此，不少地方加大财政改革力度，对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全方位的财政监管，以堵住腐败的源头。南平市从2000年9月起大力推行以会计集中核算为主的会计委派制、政府采购、非生产性国有资产管理、清理整顿行政事业单位银行帐户等改革。他们把分权制衡原则引入改革，如将政府采购部门分解为“政府采购办”和“政府采购中心”，划清各自的职能，改变了过去“裁判员”和“运动员”往往一身二任的状况；在预算编制改革中，实行预算编制、执行、监督三分离制度，形成了有效的制约机制。漳州市于2001年8月成立市级会计核算中心，实现了会计服务和会计监督的有机结合。在中心运转的1年多时间里，就取消各部门、单位的银行帐户520个，减少会计人员50．6％（仅此一项每年可节省财政资金300多万元）。厦门市推行党政机关干部统一津贴制度，有效地减弱了公共权力部门化的倾向，遏止了各部门、单位变着法子搞“创收”，私设小金库的现象。由于创新了财政资金管理制度，强化了财政监管的功能，有效地预防和遏制了财务收支中的各种违法违纪行为，走出一条源头治理腐败的新路子。

二、目前我省在权力制约和监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原因

（一）在权力制约和监督上存在观念障碍，导致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认识误区

在这次问卷调查中，问到对“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个命题的看法时，55．3％的人认为“不完全正确”，8．9％的人认为“错误”，只有35．8％的人认为“正确”。这表明多数被调查者对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导致腐败这一规律存在着模糊的认识。在调研座谈中不少同志指出，对权力的双重性，特别是权力所具有的扩张性、腐蚀性的认识还不到位，因此，在对权力制约和监督上往往存在着重思想教育、轻制度建设，强调自律、忽视他律等问题。究其原因：

1、权力至上观念的影响及法治观念淡漠。在我国由于受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影响，权力至上的观念根深蒂固，思想文化上缺乏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传统。重人治、轻法治的观念。至今在我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依然存在，如官僚主义、家长制作风、长官意志、特权思想和官本位观念等等。在问卷调查中，当问到“您认为宪法和法律对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行使公共权力的制约作用如何”时，70．5％的被调查者认为“有点作用但不起重要作用”，10．4％的人认为“基本无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公共权力运行中得不到法律法规有效制约，甚至大于法律的状况。正是在权力至上观念作用下，导致权力不受制约，一些掌权者用个人意志代替法律，以言代法；更有甚者，视权力为私有物，搞权钱交易等等，从而产生腐败现象。

2、对掌握公共权力者必须受制约和监督还存在认识不清的问题。在调研中许多同志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薄弱，认为监督是出难题，挑毛病、找岔子。问卷调查也显示，有54．6％的人对领导干部在行使权力中自觉接受监督的情况表示不满意。其实，政治社会的存在决定了公共权力是必要的，它可以提供公共安全和公共服务，可以提供一种可控的和有序的自由。然而公共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恩格斯指出：“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样的例子不但在世袭的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内也同样可以看到。”1（P12）因此，只要国家还存在，社会公仆就有变成社会主人的可能性，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能抛弃国家，工人阶级自己的公仆也有官僚化为“主人”的可能。18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有一句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2（P154）因此，对掌握公共权力的人来说，阻止其滥用权力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建立能够有效制约或监督权力运行的一系列制度。但在我国，儒家文化中的贤人政治，“人人皆尧舜”的思想导致人们对掌权者的人性、德性予以充分的信任，认为各级官员都是国家道德的楷模。因而注重官员的道德自律与思想认识提高，忽视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这么一种旨在防止专断集权、腐败和越轨行为的制度设计。

3、对于共产党掌握的公共权力也必须受制约和监督的认识还不到位。共产党掌握公共权力必须为人民谋利益，这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但是党的理论要求我们党掌握了公共权力应当为人民谋利益的这种应然性，并不能等同于实践中的实然性。从近几年腐败案件不断发生，涉案人员的级别不断升级，金额不断攀升的情况就足以说明，共产党执掌了公共权力，同样必须建立有效的制约监督机制，否则照样出问题。

（二）在权力制约和监督中存在体制障碍，导致权力制约和监督领域内存在“特区”

在调研座谈中，大家普遍认为目前对权力运作的制约和监督仍然很难，特别是对“一把手”的制约和监督更难。如对“一把手”监督的问卷调查中，39％的人认为“很难，根本无法监督”；52．1％的人认为“能监督，但比较难”，共有91．1％的被调查者认为“一把手”难以监督，这表明在对“一把手”的监督上存在“特区”。产生上述问题，我们认为：

1、领导体制问题。这一问题突出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正如邓小平曾指出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3P328－329。在调研座谈中，许多同志认为邓小平当年提出的权力过分集中的几种表现，至今仍严重存在着。分析其原因，大家认为，一是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仍根深蒂固；二是我们党在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传统仍延续着；三是现行的“议行合一”领导体制导致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位一体，权力高度集中。

2、监督体制问题。这方面的主要问题是监督体制的设置不符合监督的内在规律。在调研座谈中，不少同志认为：现行监督体制理不顺，监督者受制于被监督者，使监督难以有效实施。从党内监督体制来看，现行的双重领导体制，是以横向领导为主，纵向领导为辅。各级纪委既是同级党委的被领导者，又是同级党委的监督者。这样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监督权在行使过程中纵向上的失控和横向上的失衡。正如有的同志指出：上对下监督，情况不了解，无法监督；下对上监督，情况了解，不敢监督。当问“您认为目前纪检的领导体制（双重领导体制）对同级党委成员的监督作用如何”时，认为“有一定作用，但不起重要作用”的占64．7％，认为“不能发挥作用”的占21．5％，二者相加为86．2％。由此可见，现行的监督体制，在确保监督权的行使与到位方面存在着根本的缺陷。

3、公共权力运作中制衡机制缺乏问题。不少同志提出，目前既存在由于领导体制不合理导致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同时还存在权力运作过程中，因为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而产生的权力腐败问题。因此，要从制度安排上解决好权力的分解分化问题。在本次问卷调查中，对深圳市政府机关试行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对分离相互制约的做法进行评价时，认为“很好可以推广”的占39．3％，认为“这是改革方向但要稳妥推进”的占47．8％，二者相加为87．1％，说明大多数被调查者对公共权力运行过程中的适度分解，互相制约是赞同的。

（三）在权力制约和监督上存在机制障碍，导致权力运行过程中社会监督的盲区

问卷调查问到“你认为群众对公共权力的行使能起到监督作用吗”时，认为“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很有限”的占67．7％，认为“根本不能”的占23．1％，即90．8％的被调查者认为群众对公共权力的行使不能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当问“你认为我国新闻媒体对权力的监督作用如何”时，72．7％的人认为“有点效果，但不大”，17．3％的人认为“基本无效”。这表明公民权利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很有限的。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权利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机制存在障碍。

考察人类社会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有以下几种：（1）以权力制约权力，这属于权力制约和监督的体制安排；（2）以道德制约权力，这是通过掌权者的道德自觉而产生的自律对权力的约束；（3）以权利制约权力，这是属于权力运行过程中的社会监督。这一监督的实质是民主的监督，是公民作为监督主体的根本性监督。

调研中大家认为，宪法和法律规定公民享有的权利，在现实中难以落到实处，关键在于实现上述权利缺乏相应的机制而无法付诸实践。

1、缺乏对政府机构和官员进行有效监督的信息来源机制。在调研中，大家认为，权力运作的透明度不高，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即便实行政务公开，也存在着公开的内容不彻底，公开的范围受限制，公开的程序不规范等问题。广大群众对政府权力运作过程不知情、也难以有效参与和监督。

2、缺乏自主性、公开化的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和政治参与机制。当前我国一元化、动员型的政治体系和参与结构仍在延续，还不能允许各种利益主体以独立自主的群团方式对政府施加影响。为保持政府对社团的直接控制，每个社团都要挂靠在某一政府主管部门之下，这种状况使各种群众组织和团体的自主性较差，不能有效地聚合和表达组织成员的利益。因此，公民所享有的结社权和参与权就无法转化为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的有效力量。

3、缺乏使公民的言论自由权转化为制约监督公共权力的有效力量的舆论监督机制。目前，新闻媒体绝大多数是国家事业单位，主要的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报纸都是中央和地方领导机关的机关报，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所有新闻媒体都在各级党委宣传部门的统一领导下工作，这与新闻媒体应当充分履行对公共权力实施舆论监督的职责存在一定的矛盾。

4、缺乏使公民通过选举、撤换和罢免公共权力掌握者的权利，来实现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机制。现在的干部体制仍是上级领导和机关决定干部的政治前途和命运，而群众对干部职务升降的参与决定权十分有限，难以形成有效的民意压力。

由于上述在公共权力制约和监督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我们认为，加强对权力制约和监督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诸多问题，必须提高对此问题的理论认识，增强紧迫感和自觉性。

三、进一步提高对权力制约和监督重大意义的理论认识

（一）加强对权力制约和监督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

权力制衡思想首先是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提出来的，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因为权力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4P170，它一开始就隐含了同公民意志和利益相脱离的可能性，它本质上是一种支配他人的力量。权力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具有无限扩张的倾向，一旦超出一定的界限和范围，就会侵犯公共的利益和公民的权利。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历程表明：权力制衡是防止权力被滥用和权力腐败的铁的规律，它不姓资也不姓社，是政治文明的制度之魂。权力制衡体制的构建就是给权力这匹野马上了制度之鞍，使掌权者能够循着权力授予者的意愿行使手中的权力。因此，加强对权力制约和监督，构建科学的权力制衡体制，是跳出历代王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周期率的制度之路，也是政治文明的制度保障。

（二）加强对权力制约和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

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人类政治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政治社会中，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公共权力的构成形式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对权力问题的分析，往往只注意权力掌握在谁手里。一般认为，权力掌握在好人手里就会做好事，掌握在坏人手里就会做坏事，对权力的双重性认识不足。从近年来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看，权力不论掌握在谁手里，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必将导致权力的滥用而产生腐败。因此，只有将公共权力置于一个有效制约的体制下，才能正常合理的运作，才不致于使掌权者因滥用权力而导致民主制度的破坏。在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但权力的易腐性和扩张性往往容易使掌权者违背权力授予者即人民的意愿行使手中的权力，这将导致掌权者个人意志代替人民的意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因此，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政治文明的本质所决定。

（三）加强对权力制约和监督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

我国政治文明的标志是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法律化、规范化、程序化。但治理国家不可能让所有公民都掌握公共权力，只有把公共权力的管理职能委托给某些特定的人和机构，让他们依照法律规定代行管理国家的权力。因此，在我国要实现依法治国，首先就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使权力的运行置于广大人民的制约和监督之下，以确保党和政府及各级领导干部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履行人民赋予的权力，体现人民的意志。

（四）加强对权力制约和监督是从严治党，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治本之策

我们党的性质以及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所以屡禁不止，一个关键问题是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对权力监督不力。从这几年查处的党员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案件看，大多数是群众举报或查办其他案件时牵带出来而获得线索的，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软弱乏力，对干部行使权力缺少制约。强化权力制约和监督是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治本之策，要通过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确保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正确行使权力。

四、加强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对策思考

在调研座谈中，许多同志认为，当前公共权力运行中出现的越轨和失范现象，最基本的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这与调查问卷反映出的看法是相同的，有82．6％的人认同“腐败产生的最重要原因是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监督”。与此相关联，大多数同志认为预防权力越轨，防止腐败最有效的手段是“建立完善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问卷调查中有91．5％的人认同此看法。根据这一判断，我们认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里，必须着重在构建有利于权力制衡的体制机制、健全完善有效的权力监督体制机制上下功夫。

（一）构建有利于权力互相制衡的体制和机制，制约权力运行

正是由于权力具有双重性，是一把“双刃剑”，同时也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在理念上对公共权力必须受制约这一规律的认识存在误区。因此，党的十六大报告特别强调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

首先，要完善权力的授予机制，强化对权力代行者产生方式的制约。在我国，权力所有者是全体人民，权力代行者是受托于人民的掌权者。当前完善权力授予机制应着重解决好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在权力授予关系上必须保障权力所有者对权力代行者的选择权。为此，要完善党和国家的选举制度，改变目前不同程度存在着选举形式化的倾向，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实行党代表、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要进一步扩大各级党代表、人民代表和领导人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要改革候选人提名方式，更加注重民意和公认度，要引入候选人的竞争机制等等，真正体现出权力所有者与权力代行者之间的授权关系，切实体现大多数选举人的意志，最大限度地把权力代行者的选择权控制在权力所有者手中，从而形成最基本的权力制约。二是在“一把手”的权力授予上应有明确的边界和限制，以解决目前“一把手”权力过大，难以监督的问题。要对“一把手”的权力进行科学配置，在此基础上慎重地授权，不搞事事“一把手负总责”，使其权力无限扩张，难以制约；要对“一把手”的权力范围进行科学界定，如对重大事项决定权和重大项目、大额度资金的审批权、重要人事任免权等作出明确具体的界定，并通过法规制度予以确立；要建立“一把手”权力与责任相配套的授权机制，权力越大，责任越重，一旦决策或权力运作失误，不仅要追究行使该项权力当事人的直接责任，而且要追究“一把手”的领导责任。

其次，要建立合理的分权机制，强化对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制约。在调研座谈中，不少同志认为在现行体制下，权力运行中适当的分权，形成相互的制衡很重要，如厦门市地税局和海沧开发区的同志认为，近几年他们单位没有发生一起领导干部滥用权力案件，关键在于他们对权力进行适当的分解和较科学的配置，由此形成的权力制约机制，有效地防止了滥用权力。我们认为，必须抓住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换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契机，推进合理分权机制的建立，使权力子系统之间相互独立、且互相牵制，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状况。在设置任何一项权力时，都应配置相应的权力制约措施，以防止滥用权力。通过权力的适当分解和科学配置，使一个地方（部门、单位）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分离开来，形成互相制衡的机制；使一级党政领导班子内部职权有明确的边界，将权力限制在一定范围，防止个人专断、大权独揽。与分权机制相配套，还要建立严格的权力运行程序，对权力运行中涉及的各个环节，制定具体可操作的规范，如该集体研究的必须经过集体研究才能决定，该用票决作出决策的必须进行票决，该公示的必须公示，等等，有了明确具体的程序性规定，权力运行才能规范，才不易越轨。

再次，要建立依法制权的机制，强化对权力运行合法性及其后果的制约。宪法和法律是人民意志的根本体现，我国的一切政党、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因此，依法制权，就是要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授权做什么就只能做什么，一旦越权违规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在这次问卷调查中，认为宪法和法律对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行使公共权力的制约“有点作用，但不起重要作用”的占70．5％，认为“基本无用”的占10．4％。这一判断折射出目前宪法和法律在权力制约方面所起的作用很有限，也反映出我国在规范公共权力如何运作方面的立法滞后，这与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的要求有较大的距离。为此，要在制定规范制约权力运行的法律法规方面加快进度，尽快制定和完善有关行政实体法和程序法等，明确规定权力的授予范围、方式，权力运行的程序和界限，确保权力的合法性、权威权、规范性；尽快出台《监督法》，明确规定监督的主体、对象、权限、内容和方法，保证监督依法进行；还要制定《党政领导干部廉政法》、《反贪法》等，规范领导干部行为，一旦权力在运行中出现越轨滥用的异常状况，能够及时有效地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纠正，将权力滥用的负效应控制在最小范围，同时依照法规予以严厉制裁，以产生警示和威慑作用。

（二）健全完善有效的权力监督体制和机制，规范权力运作

监督就是对权力运作进行监察和督查，它侧重单向运行，是监督主体向监督客体发出的行为，主要是通过一种外在的强制实现对掌权者的约束。因此，有效的监督体系，要求监督的空间范围是全方位的，监督的时间延续是全过程的，监督的机构是相对独立的，监督的形式是多样且能形成合力的。

——创新监督体制，强化专门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一要理顺党内监督体制。建立与同级党委平行的党内监督机制，实行党的各级纪委直接受上一级纪委领导并对其负责的垂直领导体制，重点解决同级地方党委及其班子成员的监督问题。这次调查问卷问到“你认为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是否可以实行垂直领导体制”？认为“可以”的占50．0％，认为“可以，但有一定条件”的占45．7％，二者相加为95．7％，这么高的认同率反映出绝大多数党政干部的看法，建议可先在一些省市进行试点，以取得实践经验。

二要建立隶属于人大的专门监督机构。如在各级人大常委会设立监察委员会或监察专员，重点加强各级人大对“一府两院”及其领导成员的监督。同时，要制定配套的监督法规，明确监督的具体权限、组织形式、程序和手段，明确质询、弹劾、调查、罢免等的实施方法和程序，使人大专门监督机构的监督法律化、程序化、规范化，以保障人大在国家权力制约和监督中的最高地位。

三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打破法院按行政区划设置的格局，以及法官的任免、财政开支、人员配备等一系列问题均受制于同级党委和政府的状况。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监督职能。

——推进“阳光体制”建立，强化社会公众和舆论监督的力度

建立“阳光体制”的核心在于政府公共权力运行的透明化。政府作为国家行政机构运作的人，能否代表公众有效地履行管理国家的职能，必须受到委托人——公众的监督。由于委托人在国家行政机构运作中是局外人，这种监督能否有效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透明度。因此，各级政府必须进一步推进和规范政务公开制度，建立确保公共权力运行和官员状况透明度的相关制度，除少数确需保密的部门、事项外，政府均应向社会公众公开各类办事程序、各项重大决议及各项重大事件；应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或规定）》，建立政府信息网络，将政府信息上网，使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最大化，以确保公民的知情权，方便群众了解政府的运作，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应建立官员离任或退休前离岗普审制度，审计的内容包括有无违法违纪行为，任期实绩以及个人的财产状况等，并将审计结果在一定的范围公开。

在推进“阳光体制”建立的同时，要强化社会公众和舆论对政府监督的力度。人民群众以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形式介入国家管理的政治参与过程，是具有根本意义的权力监督。要扩大人民群众在公共事务中的参与程度，切实发挥人民代表大会、职工代表大会、村民大会等的作用，从制度上保证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要充分利用协商对话、举报制度、民主评议等方式，要建立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为人民群众参与监督提供便捷的通道，真正发挥社会公众监督所具有的广泛性、公开性和自觉性的作用；还要进一步发挥派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作用。应充分利用派社会联系面广、影响大的特点，创造更多的条件和机会，使派能够更好地参政议政，能最大限度地对公共权力进行多方位、多层次的监督。

要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新闻舆论监督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新闻媒介为载体，以反映公众的呼声、提供舆论信息为手段，对党和国家机关及国家公职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强化新闻舆论的监督，既是人民群众享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表现形式，又是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权力监督的重要途径。为此，要抓紧制定《新闻法》等有关舆论监督的法规，明确规定新闻媒体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充分保障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权、报道权、批评权、评论权等，使新闻媒体能依法履行监督职能；要加快新闻媒体社会化的进程，根据法律来管理各类媒体，只要不违法，便允许其存在和发展，使新闻媒体真正成为“政府镜鉴、人民喉舌”；要充分利用新闻舆论在监督方面所具有的“低成本高效率”，“公开、及时、有效”的特点，切实发挥新闻舆论对被监督者所形成的无形的巨大心理压力和政治压力的作用。使舆论监督成为制约公共权力规范运作，遏制腐败现象蔓延，代表人民心声的有力工具。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法国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深．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权力监督范文篇10

一、客观分析权力监督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1、监督客体：横向监督中的“盲区”与纵向监督中的“断层”导致监督范围不全。

尽管当前的监督机制从理论上讲涵盖了所有的监督客体，但事实上由于某些权力过于集中，监督的有些环节出现空档，使本应该受到监督的权力得不到真正的监督。一方面，上下级监督中存在“盲区”。特别是在对各级“一把手”的监督问题上，上级监督受时空限制，难以了解到实情，是“雾里看花”；下级监督因自身受制于被监督者，无法监督到位，因而更是“隔山观景”。这种对包括“一把手”在内的掌权者“上级监督不到、下级监督不了”的问题目前仍比较突出。另一方面，监督机关自身存在监督“断层”。拥有监督权的人大、纪检、监察、审计等机关，由于监督权存在局限性与独立性，自身监督不现实，上级监督同样难以到位，因而群众不得不产生“谁来监督你”的疑虑。由于对权力的监督存在许多“盲区”和“断层”，有些地方和部门的“当权者”长期处在监督的“真空”状态，导致腐败。成克杰、程维高等就是这种“真空”下的典型。

2、监督主体：权力的分散与独立行使职权的弱化导致监督力度不大。

目前，我国纪检、检察、监察等部门监督主体的多重领导体制存在着许多的控制、约束和分权的缺陷，不利于排除各方面的干扰，独立行使职权，减弱乃至化解了有效监督的力量。地方各级纪委的工作是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下开展的，因而对同级党委的监督存在很大难度，对下级党组织的监督又存在空间上的距离，且以少数监督多数，实在难以到位。监察机关在与纪委合署办公的情况下，行政监察职能受到一定影响和制约，难以独立行使监察权。审计机关开展的审计监督同样受到外界多方因素的制约，对审计结果的处理权限十分有限。检察机关仅仅偏重对构成犯罪的腐败案件的查办，“不告不查”的办案原则致使主动监督的职能根本不存在。作为民主监督与群众监督的主体——人民群众，由于监督权难以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开展监督的积极性。

3、监督载体：监督形式的简单性与监督内容的封闭性导致监督渠道不畅。

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权力领域违纪、犯罪的手段越来越高明，随着法律、制度的不断修订和完善，对于认定违纪、犯罪的严谨性要求也越来越高，而监督部门的监督形式并没有明显改进。一是涉及监督的法律法规不完善，缺少全面的、全方位的配套监督制度。监督者在履行监督职能时，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和制度保证。权力执行者的自由裁量权在幅度、范围上存在随意性，导致权大于法、权大于纪。二是缺乏切实可行、彻底到位的全方位监督形式。目前监督的形式主要还是通过走访调查、征求意见、民主生活会、离任审计、执法监察等有限的方式和手段，而真正意义上能够发挥作用的离任审计、执法监察等方式却因多方面因素限制而难以全面展开到位。三是对权力监督的内容涵盖狭窄。如偏重对事后监督而忽视事先、事中监督，偏重对结果的监督而忽视对决策和执行过程的监督，偏重对权力执行者的工作、经济方面的监督而忽视其社交、生活方面的监督。

4、监督效能：处理不到位及结果不透明导致监督作用不佳。

监督的目的在于强化权力运行的透明度，确保权力运行的公正、公平，杜绝权力运行过程中的腐败行为。因而对权力监督结果必须依法依纪运用到位，对通过监督发现的违法违纪问题的处理必须公开透明，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监督的效能。但现实中对监督结果的运用并不十分到位。对发现的违法违纪问题的处理，有的以收代罚，单位出现重大经济问题、退回违纪违规资金或交少量罚金而免于纪律处分或法律处罚；有的以纪代法，干部违纪违法后，以党纪政纪处分代替法律处罚；有的以情代罚，凭单位或个人与监督部门的感情与关系，减免处罚。以上种种情形，导致监督结果的运用出现严重偏差，致使监督应有的作用无法发挥，无形中助长了权力运行过程中的腐败。与此同时，对监督结果运用的透明度不高，各种宣传媒介对监督过程、监督结果等极少报道，或报喜不报忧，群众知晓率低。对权力运行过程中产生的腐败行为，往往只在造成严重影响和结果处理到位后才有报道，一般性问题的处理往往只有党委、纪检、组织等少数部门知晓，群众难以了解真相。

二、正确审视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

1、监督体制不顺，监督部门受制于权力部门。

在现行的监督体制下，由于监督体制没有理顺，对权力实施监督的监督部门受制于权力部门，监督难以真正到位。一是经费、人事的管理权受限。监督部门的经费来源于本级财政，人事管理、干部的提拔任用由本级党政组织管辖，对监督结果的处理权限也受到本级党政组织的制约，从而削弱了监督力度。二是监督部门条块分割，相互配合不到位。具有监督职能的部门大都自成一体，相互联系不够，监督资源共享率差，协作配合力度不够。三是作为社会监督的新闻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方式在当前的监督体制下，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2、监督渠道不畅，监督权缺乏可靠保障。

在当前的监督体系中，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及平行监督过程中，都存在各种障碍因素，监督渠道无法畅通。上级精神到了下级后走样，可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群众的意见、建议难以反映或被采纳，对权力决策者和执行者难以发挥作用；民主评议、民主生活会等流于形式，难以发挥真正意义的监督功能。群众举报遭到打击、下级反映问题遭到报复、监督部门履行职能遭到冷遇等现象时有发生，监督权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可靠保障。

3、监督法律法规不健全，权法对峙严重。

目前关于监督的专门性法律尚为空白，涉及监督的法律法规、党内制度也不完善，依法开展监督工作缺乏法律支柱。受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影响，许多人崇尚权力的思想根深蒂固，“民不与官斗”已成思维定势，在检举、揭发、指证掌权者的违法违纪问题中，只要不涉及个人切身利益，都不愿“惹火烧身”，即使反映问题也不找法律而是找党政部门，而且问题最终还是由权力部门去解决，造成事实上的权法对峙。

三、积极探索强化权力监督的有效途径

1、建立配套的监督管理体制。

建立监督制约机制离不开改革。“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建立与制约权力相配套的监督体制，一是要自中央到地方设立专门的反腐败领导机构，并管理对权力的监督。二是改革当前的纪检监察等部门的多重领导体制，实行监督主体与客体在权力关系上的剥离，并赋予纪检、监察、检察、审计等监督机关最终处置权和否决权。三是调整部门职能分工，合理划分职责权限，形成部门之间，单位之间平行交互监督制约的机制。

2、健全系统的监督法律法规体系。

当前，《党内监督条例》的出台为开展党内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依据，但一部监督条例尚未上升到监督法律的层面，也达不到健全整个监督法律体系的目的。必须依据法律的系统性和层次性的要求，在《党内监督条例》之外，制定以《权力监督法》为主体，以《公务员管理法》、《财产申报法》、《公民检举法》、《舆论监督法》为分支的监督法律法规体系。同时要在党内健全权力监督制度，不断完善重大事项报告、任期经济责任审计、诫勉制度，并建立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八小时以外干部监管等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强化以法制权、以纪制权。

3、构建纵横交错的监督网络。

要在目前已经基本形成的以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为主的内部监督体系，以新闻舆论监督、群众监督为主的外部监督体系的基础上，着重强化三个方面的监督：一是加大纪检监察、审计等专门机关的监督力度，加强对行政权力及其运行的监控，尤其对容易发生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部门和环节进行重点监督检查，防止权力越执和滥用。二是加强舆论监督，依法确立新闻舆论监督地位，发挥新闻舆论监督公开性、快捷性的特点，对权力决策者和权力执行者的违纪违法行为及时进行曝光。三是加强群众监督，建立保障人民群众开展监督的权利和渠道，如进一步建立健全科学的群众举报制度，特邀监察员制度、民主评议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