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范文10篇

权力范文篇1

一、客观分析权力监督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1、监督客体：横向监督中的“盲区”与纵向监督中的“断层”导致监督范围不全。

尽管当前的监督机制从理论上讲涵盖了所有的监督客体，但事实上由于某些权力过于集中，监督的有些环节出现空档，使本应该受到监督的权力得不到真正的监督。一方面，上下级监督中存在“盲区”。特别是在对各级“一把手”的监督问题上，上级监督受时空限制，难以了解到实情，是“雾里看花”；下级监督因自身受制于被监督者，无法监督到位，因而更是“隔山观景”。这种对包括“一把手”在内的掌权者“上级监督不到、下级监督不了”的问题目前仍比较突出。另一方面，监督机关自身存在监督“断层”。拥有监督权的人大、纪检、监察、审计等机关，由于监督权存在局限性与独立性，自身监督不现实，上级监督同样难以到位，因而群众不得不产生“谁来监督你”的疑虑。由于对权力的监督存在许多“盲区”和“断层”，有些地方和部门的“当权者”长期处在监督的“真空”状态，导致腐败。成克杰、程维高等就是这种“真空”下的典型。

2、监督主体：权力的分散与独立行使职权的弱化导致监督力度不大。

目前，我国纪检、检察、监察等部门监督主体的多重领导体制存在着许多的控制、约束和分权的缺陷，不利于排除各方面的干扰，独立行使职权，减弱乃至化解了有效监督的力量。地方各级纪委的工作是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下开展的，因而对同级党委的监督存在很大难度，对下级党组织的监督又存在空间上的距离，且以少数监督多数，实在难以到位。监察机关在与纪委合署办公的情况下，行政监察职能受到一定影响和制约，难以独立行使监察权。审计机关开展的审计监督同样受到外界多方因素的制约，对审计结果的处理权限十分有限。检察机关仅仅偏重对构成犯罪的腐败案件的查办，“不告不查”的办案原则致使主动监督的职能根本不存在。作为民主监督与群众监督的主体——人民群众，由于监督权难以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开展监督的积极性。

3、监督载体：监督形式的简单性与监督内容的封闭性导致监督渠道不畅。

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权力领域违纪、犯罪的手段越来越高明，随着法律、制度的不断修订和完善，对于认定违纪、犯罪的严谨性要求也越来越高，而监督部门的监督形式并没有明显改进。一是涉及监督的法律法规不完善，缺少全面的、全方位的配套监督制度。监督者在履行监督职能时，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和制度保证。权力执行者的自由裁量权在幅度、范围上存在随意性，导致权大于法、权大于纪。二是缺乏切实可行、彻底到位的全方位监督形式。目前监督的形式主要还是通过走访调查、征求意见、民主生活会、离任审计、执法监察等有限的方式和手段，而真正意义上能够发挥作用的离任审计、执法监察等方式却因多方面因素限制而难以全面展开到位。三是对权力监督的内容涵盖狭窄。如偏重对事后监督而忽视事先、事中监督，偏重对结果的监督而忽视对决策和执行过程的监督，偏重对权力执行者的工作、经济方面的监督而忽视其社交、生活方面的监督。

4、监督效能：处理不到位及结果不透明导致监督作用不佳。

监督的目的在于强化权力运行的透明度，确保权力运行的公正、公平，杜绝权力运行过程中的腐败行为。因而对权力监督结果必须依法依纪运用到位，对通过监督发现的违法违纪问题的处理必须公开透明，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监督的效能。但现实中对监督结果的运用并不十分到位。对发现的违法违纪问题的处理，有的以收代罚，单位出现重大经济问题、退回违纪违规资金或交少量罚金而免于纪律处分或法律处罚；有的以纪代法，干部违纪违法后，以党纪政纪处分代替法律处罚；有的以情代罚，凭单位或个人与监督部门的感情与关系，减免处罚。以上种种情形，导致监督结果的运用出现严重偏差，致使监督应有的作用无法发挥，无形中助长了权力运行过程中的腐败。与此同时，对监督结果运用的透明度不高，各种宣传媒介对监督过程、监督结果等极少报道，或报喜不报忧，群众知晓率低。对权力运行过程中产生的腐败行为，往往只在造成严重影响和结果处理到位后才有报道，一般性问题的处理往往只有党委、纪检、组织等少数部门知晓，群众难以了解真相。

二、正确审视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

1、监督体制不顺，监督部门受制于权力部门。

在现行的监督体制下，由于监督体制没有理顺，对权力实施监督的监督部门受制于权力部门，监督难以真正到位。一是经费、人事的管理权受限。监督部门的经费来源于本级财政，人事管理、干部的提拔任用由本级党政组织管辖，对监督结果的处理权限也受到本级党政组织的制约，从而削弱了监督力度。二是监督部门条块分割，相互配合不到位。具有监督职能的部门大都自成一体，相互联系不够，监督资源共享率差，协作配合力度不够。三是作为社会监督的新闻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方式在当前的监督体制下，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2、监督渠道不畅，监督权缺乏可靠保障。

在当前的监督体系中，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及平行监督过程中，都存在各种障碍因素，监督渠道无法畅通。上级精神到了下级后走样，可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群众的意见、建议难以反映或被采纳，对权力决策者和执行者难以发挥作用；民主评议、民主生活会等流于形式，难以发挥真正意义的监督功能。群众举报遭到打击、下级反映问题遭到报复、监督部门履行职能遭到冷遇等现象时有发生，监督权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可靠保障。

3、监督法律法规不健全，权法对峙严重。

目前关于监督的专门性法律尚为空白，涉及监督的法律法规、党内制度也不完善，依法开展监督工作缺乏法律支柱。受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影响，许多人崇尚权力的思想根深蒂固，“民不与官斗”已成思维定势，在检举、揭发、指证掌权者的违法违纪问题中，只要不涉及个人切身利益，都不愿“惹火烧身”，即使反映问题也不找法律而是找党政部门，而且问题最终还是由权力部门去解决，造成事实上的权法对峙。

三、积极探索强化权力监督的有效途径

1、建立配套的监督管理体制。

建立监督制约机制离不开改革。“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建立与制约权力相配套的监督体制，一是要自中央到地方设立专门的反腐败领导机构，并管理对权力的监督。二是改革当前的纪检监察等部门的多重领导体制，实行监督主体与客体在权力关系上的剥离，并赋予纪检、监察、检察、审计等监督机关最终处置权和否决权。三是调整部门职能分工，合理划分职责权限，形成部门之间，单位之间平行交互监督制约的机制。

2、健全系统的监督法律法规体系。

当前，《党内监督条例》的出台为开展党内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依据，但一部监督条例尚未上升到监督法律的层面，也达不到健全整个监督法律体系的目的。必须依据法律的系统性和层次性的要求，在《党内监督条例》之外，制定以《权力监督法》为主体，以《公务员管理法》、《财产申报法》、《公民检举法》、《舆论监督法》为分支的监督法律法规体系。同时要在党内健全权力监督制度，不断完善重大事项报告、任期经济责任审计、诫勉制度，并建立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八小时以外干部监管等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强化以法制权、以纪制权。

3、构建纵横交错的监督网络。

要在目前已经基本形成的以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为主的内部监督体系，以新闻舆论监督、群众监督为主的外部监督体系的基础上，着重强化三个方面的监督：一是加大纪检监察、审计等专门机关的监督力度，加强对行政权力及其运行的监控，尤其对容易发生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部门和环节进行重点监督检查，防止权力越执和滥用。二是加强舆论监督，依法确立新闻舆论监督地位，发挥新闻舆论监督公开性、快捷性的特点，对权力决策者和权力执行者的违纪违法行为及时进行曝光。三是加强群众监督，建立保障人民群众开展监督的权利和渠道，如进一步建立健全科学的群众举报制度，特邀监察员制度、民主评议制度等。

权力范文篇2

一、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的制度，解决好预防职务犯罪“能不能”的问题

有人把权力比作一条大河，当它在河道里时，美好又有用；当它溢到岸上，便迅猛不可挡，能冲走前方的一切，带来的可能是毁灭和灾难。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权力需要有制度制约。权力好比河流，制度好比堤坝，如果堤坝达不到应有高度或不坚固，河流就会带来祸患。当前，我们在加强职务犯罪监督制约的制度建设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无章可依”问题，对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不够，防范措施滞后于形势发展，出现一些制度上的空档；比如“执章不严”问题，讲感情不讲原则，讲私情不讲党性，或者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还比如“有章不依”问题，不按规矩办事，对上级明令禁止的东西，置若罔闻，我行我素，等等。实践证明，制度具有普遍适用性、规范性和强制性，是加强权力监督制约的带根本性的基础工作。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必须重视制度建设。一要增强制度的系统性。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和事物发展的规律，不断延伸规章制度，使其形成纵横交织的严密体系，力求措施在前、防范在先。要健全公开办事制度，无论什么事项，只要不涉及保密问题，都要坚持条件、标准、程序、政策、结果“五公开”，以公开求公正；要健全岗位轮换制度，对在一个工作岗位时间较长的人员要进行横向或纵向调整；要健全预防职务犯罪责任制，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参与，形成齐抓共管的预防职务犯罪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二要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要切实解决好有关制度规定的“粗线条’问题，把上级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章制度，变成符合本单位特点的实施细则，对办理有关事项的条件、规则、程序、纪律等各个环节，都提出明确的标准和要求，使行使权力和监督权力都有据可依。三要增强制度的严肃性。在制定有关制度规定的同时，还要制定出确保制度规定落实的制约措施，尤其对违反制度规定的人和事，坚决查清，严肃处理。

二、要增强权力主体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解决好预防职务犯罪“愿不愿”的问题

自我监督是监督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自我监督既是监控自身行为的警戒器，又是提高自身思想品德层次的催生剂。世界上所有的人没有不被监督的，都在被监督之中，只不过有的自觉，有的不自觉。不自觉的人受到监督后感到不舒服，出了问题受到处分又后悔。所以，应该使每个人都感到既在监督别人，也要接受别人监督，提高接受监督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使大家认识到，虚心地、真诚地接受监督和批评，不仅是一种美德，而且是增强免疫力的内在力量，是抵御各种诱惑、保持不败的重要保证，也是人格魅力的一种具体表现。当掌握权力而没有监督和制约时，虽然一时感到“舒服”，但容易得意忘形，自我放纵，滥用权力，难免陷入迷途，甚至自毁前程，身败名裂。所以，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对权力主体来说，必须增强自觉接受监督制约的意识。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坚决摒弃权力的私有化、商品化，决不允许把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防止和克服各种职务犯罪的行为。要有很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在其位、谋其政、司其职、尽其责，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和期望。要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自觉抵制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腐蚀和影响，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切实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作为国税部门，各级干部都拥有一定的权力，更要从讲政治的高度认识和加强权力的监督制约，千万不能摆架子，甚至错误地认为主动接受监督会降低身价。要经常按照党章和党纪政纪条规对照检查，经常从胡长清、成克杰等反面教材以及身边发生的典型案例中汲取教训，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使自己已经发生的问题得到及时发现和改正。

三、要创造有利于权力监督制约的环境和氛围，解决好预防职务犯罪“敢不敢”的问题

对职务犯罪进行监督制约是涉及个人切身利益的敏感问题，容易出现感情代替原则、人情大于法律的现象。为此，一要营造人人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舆论氛围。当前在监督中普遍存在着“好人主义”现象，对职务违法违纪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相互之间讳言“监督制约”。这种不良风气，助长了权力的滥用，影响了预防职务犯罪的正常开展。因此，要从对党的事业、国税建设和个人发展进步负责的态度出发，以整风精神严肃认真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造成人人讲原则，人人讲纪律，人人讲监督的浓厚氛围。二要营造层层照章办事的行政氛围。预防职务犯罪大量的要依靠各级领导班子来实现。领导机关既要加强对下级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又要在正确用权上为下面做表率，在一些敏感、热点事情上给下级解难题。特别是“一把手”，要敢于坚持原则和标准，以工作绩效和品德作风论优，该提醒的及时提醒，该调整的及时调整，放弃不必要的顾虑，对下级的问题，绝不能寻找借口予以迁就袒护。下级也要敢于坚持原则，严格按制度规定办事，不怕得罪人，不能从小团体和个人利益出发，做违反上级规定的事。三要营造违纪必究的法纪氛围。按规定执行纪律，既是对当事人的关心爱护，也是对其他同志的警示和教育。有人片面看待纪律处分，犯了错误不是主动承担责任，而是想方设法推诿开脱，致使问题越来越严重。一些单位的问题之所以三令五申仍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做到令出法随，执纪失之于软、失之于宽。因此，既要重视抓好教育，也要重视执行纪律，充分发挥法纪的监督制约作用。

权力范文篇3

关键词：防范；权力腐败；措施；思想道德

Abstract:ThelookingoverancientandmodernsinChinaandabroad,corruptaretheauthoritymovementoutofcontrol,theunbalancedresult.“corruptisradicallytheauthoritycorruption”.Theso-calledauthorityiscorrupt,whatreferstoiswieldstheauthoritycertaininstitutionsorthecadredepartsfromthepublicauthoritythenatureandtheprinciple,theauthorityprivatization,therelations,theprivilege,thecommercialization,orthecliqueseeksthepersonalgainforindividual.Theauthoritycorruptessenceisthepublicauthorityisabused.Therefore,theguardauthoritycorruptionbesidesleadsinexpensivelybyGermany,raisesinexpensivelybythesalary,whatismostbasicisthroughstrengthensthesurveillance,thelegislativerestrictionauthority,preventsthepublicauthoritytoabuse.

keyword:Guard;Authoritycorruption;Measure;Thoughtmorals

一、以德倡廉，筑起“不想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

当前，在社会转型期，由于道德理想的迷失、道德观念的错位、道德准则的失范，引起道德行为的失序。这种失序反映在政治生活方面便是权力的腐败，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现象严重。深究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行为主体的道德内约松散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所谓道德内约松散，是指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道德行为的主体摆脱了自己应遵守的各种道德规范约束的现象。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政治伦理建设，就是要以德倡廉，强化政治行为主体的道德内约，使政治行为主体筑起“不想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从而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在加强政治伦理建设时，我们要弘扬优良的德政传统，唤醒权力主体的自律意识，培育廉洁自律的政治氛围。具体来说，就是要弘扬儒家“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为民富民的民本意识，继承我们民族、我们党的公正、廉洁、自律等观念，以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朴素等精神，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意识，从而淡化权欲，诚心为民，廉洁公正，克己奉公，举贤任能，为戒徇私，开拓创新，善于进取。加强政治伦理建设，目的是要以德倡廉，强化公职人员的廉政、勤政意识，引导公职人员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塑造一批廉政、勤政的道德楷模，发挥榜样的影响和辐射作用，通过树立公职人员廉洁公正的道德形象来形成全社会廉洁的风气，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二、以监督保廉，建立“不能腐败”的权力运行机制

监督是指享有监督权的主体依法对社会生活的管理者以及社会管理运行进行监督检查、惩戒和制约的行为，其本质是对权力的监督制约，防止权力的滥用。它是实现国家权力系统内在稳定的必要机制，是防范权力腐败的根本性措施之一。

实践证明，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有效的监督就不会有对腐败现象的真正遏制。权力腐败的实质是滥用权力，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反映了对权力的失控失监。改革开放以来，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能乘隙而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力度不够大，从而致使某些党员干部视党纪为“摆设”，视政令为“白条”，把中央的三令五申当成耳边风，你禁你的，他干他的。

近几年来，围绕加强监督机制建设虽然作了大量的工作，但从全局来看，还缺乏一个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完善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缺乏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和措施。例如，有的监督部门互相摩擦、互相制肘，使监督作用互相抵消，降低了监督的整体功能；有时对同一社会行为实行多头监督、重复监督，浪费了人力物力，影响了监督的效率；留有大量的监督“真空”，使社会运行过程不能受到有效的监督；现有的一些准则、规定、制度在数量上不算少，但对权力腐败的约束力很小，远未达到法律上应达到的强制性程度。此外，监督机构分散，缺乏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整体配合差，领导关系与监督关系合二为一，难以发挥应有的制约力和整体监督效能。上述种种原因，造成制约权力的机制较“软”、较“虚”，致使一部分掌握实权的权力机关和权力行使者，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监督，有的甚至处于失监的状态，从而导致个人或集体违纪案件不断发生。

因此，为了确保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我们必须加强监督机制建设，以监督保廉，从而建立一个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权力运行机制，塑造一个勤政、廉洁、高效的人民政府形象。当前，我们要完善监督机制，尤其是要加强监督机制的总体协调，强化以权力互相制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监督机制，建立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权威性的监督机构。

首先，要加强监督机制的总体协调。目前，我国的状况是监督机构分散，关系没有理顺，缺乏统一协调。我们要通过明确划分各种监督机制的功能和责任，重视监督系统的层次性和明确划分不同层次监督机制的职责权限，加强监督的总体规划和避免各种监督机制的相互碰撞，进而使各种监督机制既能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又能发挥监督系统的整体功能，增大监督系统的合力。这就要求我们要切实加强人大、政协对党政机关的监督；要重视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使“举报箱”、“举报电话”、“领导接待制度”等监督措施真正发挥作用；要强化职能部门的监督，使得同级党委及其成员的监督检查名副其实，切实解决一些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防止个人说了算和个人专断；要全面推广和落实“两公开一监督”制度；要把群体监督的威力性与舆论监督的曝光性有机结合起来。总之，正如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在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要切实加强各级党组织和纪律检查机关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加强人民群众、各派和无党派人士对我们党的监督，建立健全党内和党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监督制度”，从而形成强有力的监督网络，发挥监督的整体效能。

其次，要强化以权力互相制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监督机制。从反腐败斗争中揭露出来的大量违法违纪案件看，许多腐败分子作案手段并不高明，但却为所欲为，畅通无阻，屡屡得手，一个突出的原因就是有些单位和部门疏于防范和管理，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监督不到位，制约不得力。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核心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关键是干部权力不能太大、太集中。不能把具有相互制约的职责和权力集中于一个部门或一个人，权力应进行适度分解和有效的制约，改变一个人说了算的权力结构。对掌管人、财、物等容易产生腐败、滋生不正之风的重要岗位、环节和部位，在定期进行岗位轮换的同时，还要加强岗位内部的制约机制建设，强化业务和分工的制约，制订必要的权力运行程序，不经过有关权力运行的制约程序，权力就不能生效，形成互相制约的权力格局。也就是说，要以权制权，即通过在个人、群体和不同机构中合理配置权力，达到权力的相互启动与适度分散及平衡。当一种权力的行使超过其合法限度时，就会引起相关权力的自行制约与限制，这样一种权力制衡机制应包括规定权力实施的程序和标准、权力行使各个环节上的互相制衡、政务公开、财产申报、离职审查和地域交流等制度。

最后，要建立具有相对独立性、高度权威性的监督机构。我国和国外监督实践证明，要实施有效的监督约束，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高度权威性的监督机构。这一机构应具有相对独立性并拥有充分的自主权，依照法律法规行使其独特的监督使命，才能有效地防止和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加强监督，“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①

一些反腐败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其专门廉政机构都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直属总统（总理）负责，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一定的自主权；二是拥有足够而且广泛的权力。例如，香港的廉政公署，独立性强，职、权、责三者比较协调统一，采取惩治、防范和教育三管齐下的肃贪措施，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赢得了香港民众的普遍信任，其成效与经验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再如新加坡的反贪污调查局，局长由总统任命，其地位、身份、权力均有严格的法律保障。该机构权力极大，可以随时查阅和冻结违法嫌疑者的银行帐户，开其保险柜，窃听电话，直到搜查、逮捕。在新加坡，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一般公务人员，均不能以种种借口而成为法外公民。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我们可以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具有我国特色的做法。一是把现有的纪检、监察、审计合并到反贪局中，直接隶属中央领导，不受地方政府管辖，其经费及物资设备由特定的专门渠道拨足，干部的任免及福利待遇由上一级机关负责。从而建立一个统一高效、独立性强的监督机关。二是赋予更大的权限，增强监督手段。也就是说，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监督实践的新特点的要求，所建立的以纪检、监察、审计、反贪局四位一体的新的监督机构，必须把这四个部门的职能和手段统一起来，赋予新的监督机构以纪检监察权、侦查权、审计权、拘留权和刑事起诉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合力，发挥综合监督效能。三是敢于冲破“关系网”、“地方保护主义”等重重阻碍，排除干扰，对一切有损于党和国家利益的违法违纪行为敢查敢管，努力提高和维护反腐保廉机构的权威性。

从现行的体制来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实行的是双重领导体制受上一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地方党委、政府的双重领导，起主要作用的是同级党委和政府。由于经费和物资装备及干部的职务任免、福利待遇、离休安置等切身利益问题由当地党委、政府管理，而地方党委又是同级纪委的监督对象，因此便出现了监督客体领导监督主体，监督主体依附于监督客体的状况，这在客观上使监督者难以履行监督职能，缺乏执纪的自主性、独立性，使纪检监察工作容易受到权力的干扰和关系网的阻挠，尤其是涉及到当地利益或个别领导者的权益时更为突出。这种状况大大削弱了职能监督本身的力度。

三、以俸养廉，提供“不愿腐败”的经济条件

“不愿”，就是分配公平，公职人员有一份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因此谁也不愿意为贪小便宜而失去较为丰厚的工作报酬和生活保障。

历史与现实表明，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政府腐败，重要根源之一就是那些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因为收入太低无法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平而不得不利用其工作之便谋取私利。从表面上看，低工资政策好象缩短了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达到了反对特权和实现公正的目的。其实则正好相反，它反而助长了特权思想和各种不公正行为。在大多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滥用特权、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等行为正好成为低工资的一种合理而不合法的补充。而反腐败比较成功的一些国家，如新加坡政府则坚决摒弃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那种貌似反对特权，实际产生更多特权的低工资政策，对政府工作人员实行比较优惠的工资政策，让他们得到比私人部门稍高的收入。这样，一方面可以促使优秀人才流进政府机构，另一方面，较高的工资收入和其他福利可以使一般公务员能够靠其正当的工资收入来维持中等或中等以上的体面生活，使他们较少有生活上的压迫感和危机感，从而能尽忠职守，比较能够抵制一些物质利诱。因为，在物质利诱面前，公务员必须权衡一下是否值得为一时的眼前利益而牺牲自己的“金饭碗”。所以说，通过法律和规范把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和退休后的优厚待遇规范化、制度化，这是公务员廉洁奉公的思想作风得以培植和强化的物质基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劳动给以较高的工资收入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分配公正原则的。国家公职人员较高的社会角色地位与较高的薪金收入之间的一致性有助于在这一阶层中形成“社会公正”的判断，只有当他们有了“社会公正”的判断后，才有可能对自己承担角色的道德、义务、责任和规范产生认同，而认同是他们对自我行为进行约束的前提，否则，他们会把越轨行为作为对“社会不公”进行补偿的手段。薪金越低，与其社会角色地位越不相符，寻求“补偿”的动机就越强烈。

所以，在一个存在分化的市场经济社会里，没有高薪是难以养廉的。但高薪只有与严格、完善的法制相结合才能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行为产生真正有效的影响。因为，高薪与严格、完善的法制相结合，实际上是加大了国家公职人员的成本和风险。在生活风险日益增加的当今社会，国家一方面给公职人员较稳定、较好的生活福利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国家又通过有效的法律监督其行为和财产收入，一旦发现有越轨行为，不仅会失去得到的一切，而且还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以俸养廉，提供“不愿腐败”的经济条件。

四、以法护廉，创造“不敢腐败”的法律环境

惩治腐败，建设廉政，是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需要运用教育的、行政的、法律的多种手段，才能取得成效。而在这诸多的手段中，法律无疑是最为有效的手段。

过去，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突击搞运动、说服教育和道德规范，通过把外在的价值标准内化为人们的价值取向，对人们的行为有重大影响。但这种影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此外，一般政策性规定所起的作用也有限。十几年来，各级党政机关、各行各业的反腐倡廉的文件、通知等数不胜数，腐败之风并无收敛之迹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不论说服教育还是道德约束，都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为后盾，一般政策性规定的强制力也十分有限。而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规范，它不仅有说服教育和道德规范（不少法律条例本身就是道德规范）的功能，也有内化的特性。可以使只顾个人需要而不顾法律的规范要求的行为受到惩处。但是，由于我们缺少执法守法的传统，致使法制建设严重滞后，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所以，一方面造成人们思想的极度混乱，对一些现象失去了辨别是与非、罪与非罪、违法与合法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使当前的反腐败斗争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和手段。

为此，我们必须加强廉政法制化建设，树立法律权威，把廉政建设的立足点放在不以个人品质和意志为转移，从而保证社会控制、廉政建设的制度化、经常化和有序化。正如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廉政建设时所说：“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②当前，加强廉政法制化建设，关键是要完善立法，严格执法。

首先，要大力加强和完善廉政立法。也就是说，要以法律形式明确界定是非，用客观标准确认廉政、腐败的内含和外延，用法律规定衡量国家公务人员是否违背人民的意志，是否有违法乱纪、徇私舞弊等腐败行为。廉政立法的目的在于规范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行为，这是将廉政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的前提条件和重要环节。

为了完善廉政立法，我们应当根据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尽快制定《廉政法》、《反贪污贿赂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经济活动实名法》、《党内监督条例》、《党纪处分条例》等，以便把廉政建设以及监督机关的职能、权力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明确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禁止做的，违反了就要受到什么样的处罚，使公职人员有必须遵守的具体规范，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衡。除了重视制定有关事后惩戒性的法规外，更要加强事前预防性法规的制定，逐步建立起一套严密的、严格的廉政法律法规体系。

不可否认，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制定了许多政策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其十几个补充规定、《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等一百多个法律、法律性文件以及政策性文件之中。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就总体而言，属于法律规定的不多，政策性的规定占据主要地位；缺乏整体性和配套性；应急性多，稳定性少；惩罚性规定较多，预防性规定较少；原则性强，操作性差。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廉政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不能适应反腐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

其次，要严格执法。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运用它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护和发展正常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因此，再好的法律，如果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实现也会失去存在的价值。一般意义上的法的实施，一方面要求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必须守法。另一方面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及其公务人员严格执行法律，适应法律，从而保证法的实现。这就要求我们破除“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的传统认识，坚持教育惩处并重，把惩处腐败分子作为从严治党、从严治政、从严治“长”的重要措施来抓。

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针对这一时期腐败现象的新特点，我们认为惩处的重点部门应是领导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惩处的重点内容是贪赃枉法、贪污受贿、敲诈勒索、以权谋私、金融诈骗、挥霍人民财产、腐化堕落等行为；惩处的重点对象是违法违纪的党政领导干部和搞权钱交易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违法违纪案件。在惩治腐败的过程中，我们要严格执纪执法，绝不允许存在“空档”、“特区”，不能搞上下有别，内外有别。对于违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同样，对于违反法律的，也不管是什么人，一律严惩。既要实行法纪、党纪、政纪严惩，又要实行经济制裁，使其财、位、权三空，够不上纪律处分的，要变动其岗位，改变其谋私的条件和环境，借以有效地警戒后人，使之望贪却步。

权力范文篇4

一、抓学习教育，增强领导干部反腐倡廉意识。

领导干部的日常学习和教育，对增强反腐倡廉意识，虽然难以做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又是不可或缺的。这既是领导干部的一项政治责任，又是预防腐败行为发生的关键环节。我们在开展的“抓源头、促清廉”的活动中，先后组织了副处级以上的干部参加省厅纪委统一安排的廉政教育和警示教育基地的参观展览活动，到革命老区“地下航线”红色教育基地听老支书上党课，组织观看《反腐警示录》电教片，还利用党委中心组的学习安排，组织领导干部学习《领导人员从政清廉若干规定》、《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等内容。

我们还在全所各个党支部的范围内，认真开展中央纪委部署的“六个一”教育活动。重点开展了以学党章、知荣辱为主要内容，以“树新风、促和谐”为主题的教育活动。针对每个时期反腐倡廉的工作要求和特点，我们每个季度向各位领导干部推荐一篇廉政的教育文章或劳教系统内的典型案例，深入开展“读书思廉”活动，做到警钟长鸣。此外，还结合省政法委布置开展的“高举旗帜、忠诚履职、树立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形象”的主题教育活动和**市开展的“**发展我知道、服务发展当先锋”的主题教育活动，有针对性地落实好学习教育内容。做到制度与文化、惩治与预防有机地结合起来学习，做到廉政警钟常敲，反腐之经常念。

二、抓制度建设，提高领导决策的法制化水平。

抓权力分解，铲除权钱交易的土壤。按照省司法厅党委“六个不直接分管”和省劳教局党委“对重大事项进行监督的实施办法”，我们牢牢抓住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关键”内容，落实执行“一把手”不直接分管干部人事、财务、建设工程、大宗物资采购、生产管理和执法工作。对“一把手”的权力实行有效地制约，在领导班子内部建立了相互监督和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为我所各项工作健康有序地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落实执行好“三重一大”工作的集体决策规定，重大事项“一把手”末位表态和劳教企业领导人员“七不准”的规定。正因为这些规定的执行比较到位，确保了我所权力的顺利分解和有效运作。

抓权力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依据省劳教局、劳教所、科室、大队四级办事机制的程序、规定和内容，我所分别成立了所务、政务公开领导小组、执法工作奖惩审批委员会和“三重一大”工作研究决策执行机构，推行集体“阳光审批”。过去分散在各职能处室和各基层大队的零散审批事项，现都集中统一集体研究办理，纪检监察部门始终做到事前、事中、事后全程参与，让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行，大大提高了执法工作公平、公正、公开的办事效率。

抓权力规范，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建设。我所在对权力进行制约的基础上，责成政工人事、管理执法、生产财务等重点部门，紧密结合部门的实际工作，针对容易发生的失职行为、渎职行为和腐败问题的关键环节，修订和完善了各项制度规定，强化相关处室权力的相互制约与监督，把完善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寓于各项重要决策和工作的部署之中，创建制约权力运行的可操作性的制度。

三、抓监督力度，确保重点工作顺利开展。

加强领导干部的监督力度。首先，认真监督检查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党委决定的执行情况，监督民主集中制及领导班子议事规则落实的情况，凡属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决定。其次，加强了对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召开的协调和督促，在班子成员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达到顾全大局，求同存异，共谋事业发展的目的。最后，检查落实了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述职述廉、民主评议等制度的执行情况。

加强重点工作的监督力度。一是对干部的选拔任用进行监督。依据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规定，对选拔任用干部工作进行全过程的监督，确保选拔任用干部在程序上、在廉洁上不出现问题，并对新任用的领导干部进行廉洁自律方面的谈话教育，以增强他们为警清廉和廉洁从政的意识。二是对所内指挥中心和劳教习艺综合楼等工程的招投标活动进行监督。坚持从投标方资格审核到业主标底的制定，从开标会议到专家评标全过程的实施监督，确保招投标的公开、公正、公平。三是对工程建设和资金管理使用实施监督。从立项、资金拨付、使用情况的全过程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苗头性的问题及时指出并要求认真整改。四是加强审计监督，抓好每个季度的财务报销个案的审核抽查，确保财务各项制度落实到位。五是对本所的生产经营管理的监督，重点对生产项目的洽谈、合同的签订和资金的回笼是否按规定审批和办理进行监督。六是对劳教执法工作中的日常考核、班组长选用、奖惩、准假、所外就医、所外执行等工作办理的程序和执行的结果，进行全程参与监督，确保公正文明执法，维护好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

四、抓深化改革，不断研究和探索有效的预防机制。

权力范文篇5

——关于“政治发展与政府创新”诸多热点问题的研讨综述

当前我国政治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什么？进一步推动政治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地方政府创新蓬勃发展的动力来自哪里？这些问题在近日召开的“政治发展与政府创新”学术研讨会(由北京市政治学行政学学会和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联合举办)上都得到了深入探讨。现将有关内容综述如下。

当前我国政治发展仍处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过渡的艰难过程中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政治形态向现代政治形态转型的过程中，我国的政治发展呈现出以下特征:国家与社会由原来的一体化到二分；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主要不是建立在强力基础上的人治，而是建立在权利基础上的法治；公共权力从私人理性向公共理性迈出初步步伐；政治体系内部的结构功能在逐步调整，部分实际权力在由党内向政府转移；政治体制的制度化、法律化程度在提升，政治体系的规则化水平在提升；在利益分化、利益冲突加剧，社会多元化情况下，公民的自主程度在发展，公民政治参与的数量扩张，但质量还较低。

与会者认为，虽然我国的政治发展呈现出以上诸多方面的可喜变化，但总的来说，当前我国正处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攻坚阶段。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举世瞩目，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腐败现象蔓延，社会贫富差距扩大趋势明显，政治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瓶颈。

有学者分析指出，回顾我国的政治发展历程，我国经历了由1954年宪法确立的两权分立到实际政治过程的权威主义，再到目前向民主化回归的循环式发展过程。总的来说，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一个“至关紧要的时期”，这是一个利益博弈的时代，因此，也处在权利与权力博弈的时代。总体态势是，权利与权力明显地不平衡，公共权力过度扩张，因越位和缺位而侵权，权利往往处在被侵犯的境地。中国政治发展仍然处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过渡的艰难过程中。

当前我国政治发展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中国的民主模式

与会者认为，当前我国政治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中国的民主模式。中国从1949年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来就独创了自己的民主新模式，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长期稳定的领导，实行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虽然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基本确立，但是还很不完善。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其中，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前提是党的领导，保证是依法治国。但由于受照搬苏联模式和我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做到三者的有机统一，实际上实行的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模式。党的领导由前提变成核心，由党代表甚至代替人民当家作主，缺少法律制度保证，以至犯了很多错误，造成了很多灾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历史经验，端正思想路线，提出要实行党政分开。因此，当前迫切需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促使民主模式逐步完善。

关于中国政治发展路径的思考

对于如何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中国的政治发展，与会者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有益的见解。

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包括党内民主、党际民主、人民民主三个方面。因而，完善民主模式，加快中国政治发展，可以从上述三个方面着手。

有学者指出，有序政治参与的不断拓展，有利于推动我国的政治发展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过渡。有序政治参与可以有许多渠道和途径。当前，开发我国政党制度的潜能是拓展有序政治参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从执政党角度看，要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尊重党员权利，调动广大党员有序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克服眼下普通党员往往容易被边缘化的状况；认真贯彻落实2005年和2006年关于我国政党制度和人民政协的两个5号文件精神，畅通体制内有序政治参与渠道。

有学者专门对我国政治发展中的执法趋利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当前贯彻落实反腐倡廉战略方针、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执法趋利。执法趋利严重危害社会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敌。乱象根治的途径:在政法机关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尤其是公平正义的理念；站在反腐败的战略高度来审视执法的种种乱象；彻底解决司法机关吃“皇粮”的问题。

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来自哪里

与会者认为，近几年来，地方政府创新活动在学术界的推动下，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地方政府创新之所以能蓬勃发展，客观方面的原因是当前我们的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还存在着许多弊病，与政府改革的要求、与理想的状态之间还存在着极大的差距，从而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主观方面的原因是在政府内部存在着创新的动力。总的说来，政府在政治体制方面改革的动力是不足的，这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涉及两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即政治风险和利益损失。当前地方政府对于政府工作进行局部的、微观的创新的动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地方和基层政府领导层的社会责任感；二是地方和基层政府对政绩的追求；三是上级机关的推动；四是学术界和媒体的推动；五是人民群众的压力。

以往的“运动型”政府治理模式亟待革新

与会者认为，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的治理模式呈现出“运动型”的特征。这种“运动型”治理模式的逻辑根源在于对传统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对自上而下行政体制的遵循以及任期内政绩的驱动。在社会转型期，“运动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因行政成本高、治理效果差，易违背法治原则、滋生官僚主义作风，破坏自发形成的秩序等弊端，已无法对复杂多变、日益专业化的公共事务做出有效处置，从而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政府治理危机。因此，必须实现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变“运动型”的治理为“可持续型”治理。

权力范文篇6

纵观古今中外，腐败都是权力运行失控、失衡所致。“腐败的根本是权力的腐败”。所谓权力腐败，指的是执掌权力的某些机关或干部背离公有权力的性质和原则，把权力私有化、关系化、特权化、商品化，为个人或小团体谋私利。权力腐败的实质是公有权力被滥用。因此，防范权力腐败除了以德倡廉、以俸养廉外，最根本的是通过加强监督、立法制约权力，防止公共权力被滥用。

一、以德倡廉，筑起“不想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

当前，在社会转型期，由于道德理想的迷失、道德观念的错位、道德准则的失范，引起道德行为的失序。这种失序反映在政治生活方面便是权力的腐败，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现象严重。深究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行为主体的道德内约松散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所谓道德内约松散，是指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道德行为的主体摆脱了自己应遵守的各种道德规范约束的现象。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政治伦理建设，就是要以德倡廉，强化政治行为主体的道德内约，使政治行为主体筑起“不想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从而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在加强政治伦理建设时，我们要弘扬优良的德政传统，唤醒权力主体的自律意识，培育廉洁自律的政治氛围。具体来说，就是要弘扬儒家“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为民富民的民本意识，继承我们民族、我们党的公正、廉洁、自律等观念，以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朴素等精神，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意识，从而淡化权欲，诚心为民，廉洁公正，克己奉公，举贤任能，为戒徇私，开拓创新，善于进取。加强政治伦理建设，目的是要以德倡廉，强化公职人员的廉政、勤政意识，引导公职人员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塑造一批廉政、勤政的道德楷模，发挥榜样的影响和辐射作用，通过树立公职人员廉洁公正的道德形象来形成全社会廉洁的风气，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二、以俸养廉，提供“不愿腐败”的经济条件

“不愿”，就是分配公平，公职人员有一份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因此谁也不愿意为贪小便宜而失去较为丰厚的工作报酬和生活保障。

历史与现实表明，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政府腐败，重要根源之一就是那些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因为收入太低无法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平而不得不利用其工作之便谋取私利。从表面上看，低工资政策好象缩短了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达到了反对特权和实现公正的目的。其实则正好相反，它反而助长了特权思想和各种不公正行为。在大多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滥用特权、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等行为正好成为低工资的一种合理而不合法的补充。而反腐败比较成功的一些国家，如新加坡政府则坚决摒弃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那种貌似反对特权，实际产生更多特权的低工资政策，对政府工作人员实行比较优惠的工资政策，让他们得到比私人部门稍高的收入。这样，一方面可以促使优秀人才流进政府机构，另一方面，较高的工资收入和其他福利可以使一般公务员能够靠其正当的工资收入来维持中等或中等以上的体面生活，使他们较少有生活上的压迫感和危机感，从而能尽忠职守，比较能够抵制一些物质利诱。因为，在物质利诱面前，公务员必须权衡一下是否值得为一时的眼前利益而牺牲自己的“金饭碗”。所以说，通过法律和规范把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和退休后的优厚待遇规范化、制度化，这是公务员廉洁奉公的思想作风得以培植和强化的物质基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劳动给以较高的工资收入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分配公正原则的。国家公职人员较高的社会角色地位与较高的薪金收入之间的一致性有助于在这一阶层中形成“社会公正”的判断，只有当他们有了“社会公正”的判断后，才有可能对自己承担角色的道德、义务、责任和规范产生认同，而认同是他们对自我行为进行约束的前提，否则，他们会把越轨行为作为对“社会不公”进行补偿的手段。薪金越低，与其社会角色地位越不相符，寻求“补偿”的动机就越强烈。

所以，在一个存在分化的市场经济社会里，没有高薪是难以养廉的。但高薪只有与严格、完善的法制相结合才能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行为产生真正有效的影响。因为，高薪与严格、完善的法制相结合，实际上是加大了国家公职人员的成本和风险。在生活风险日益增加的当今社会，国家一方面给公职人员较稳定、较好的生活福利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国家又通过有效的法律监督其行为和财产收入，一旦发现有越轨行为，不仅会失去得到的一切，而且还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以俸养廉，提供“不愿腐败”的经济条件。

三、以监督保廉，建立“不能腐败”的权力运行机制

监督是指享有监督权的主体依法对社会生活的管理者以及社会管理运行进行监督检查、惩戒和制约的行为，其本质是对权力的监督制约，防止权力的滥用。它是实现国家权力系统内在稳定的必要机制，是防范权力腐败的根本性措施之一。

实践证明，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有效的监督就不会有对腐败现象的真正遏制。权力腐败的实质是滥用权力，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反映了对权力的失控失监。改革开放以来，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能乘隙而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力度不够大，从而致使某些党员干部视党纪为“摆设”，视政令为“白条”，把中央的三令五申当成耳边风，你禁你的，他干他的。

近几年来，围绕加强监督机制建设虽然作了大量的工作，但从全局来看，还缺乏一个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完善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缺乏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和措施。例如，有的监督部门互相摩擦、互相制肘，使监督作用互相抵消，降低了监督的整体功能；有时对同一社会行为实行多头监督、重复监督，浪费了人力物力，影响了监督的效率；留有大量的监督“真空”，使社会运行过程不能受到有效的监督；现有的一些准则、规定、制度在数量上不算少，但对权力腐败的约束力很小，远未达到法律上应达到的强制性程度。此外，监督机构分散，缺乏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整体配合差，领导关系与监督关系合二为一，难以发挥应有的制约力和整体监督效能。上述种种原因，造成制约权力的机制较“软”、较“虚”，致使一部分掌握实权的权力机关和权力行使者，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监督，有的甚至处于失监的状态，从而导致个人或集体违纪案件不断发生。

因此，为了确保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我们必须加强监督机制建设，以监督保廉，从而建立一个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权力运行机制，塑造一个勤政、廉洁、高效的人民政府形象。当前，我们要完善监督机制，尤其是要加强监督机制的总体协调，强化以权力互相制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监督机制，建立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权威性的监督机构。

首先，要加强监督机制的总体协调。目前，我国的状况是监督机构分散，关系没有理顺，缺乏统一协调。我们要通过明确划分各种监督机制的功能和责任，重视监督系统的层次性和明确划分不同层次监督机制的职责权限，加强监督的总体规划和避免各种监督机制的相互碰撞，进而使各种监督机制既能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又能发挥监督系统的整体功能，增大监督系统的合力。这就要求我们要切实加强人大、政协对党政机关的监督；要重视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使“举报箱”、“举报”、“领导接待制度”等监督措施真正发挥作用；要强化职能部门的监督，使得同级党委及其成员的监督检查名副其实，切实解决一些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防止个人说了算和个人专断；要全面推广和落实“两公开一监督”制度；要把群体监督的威力性与舆论监督的曝光性有机结合起来。总之，正如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在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要切实加强各级党组织和纪律检查机关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加强人民群众、各派和无党派人士对我们党的监督，建立健全党内和党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监督制度”，从而形成强有力的监督网络，发挥监督的整体效能。

其次，要强化以权力互相制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监督机制。从反腐败斗争中揭露出来的大量违法违纪案件看，许多腐败分子作案手段并不高明，但却为所欲为，畅通无阻，屡屡得手，一个突出的原因就是有些单位和部门疏于防范和管理，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监督不到位，制约不得力。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核心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关键是干部权力不能太大、太集中。不能把具有相互制约的职责和权力集中于一个部门或一个人，权力应进行适度分解和有效的制约，改变一个人说了算的权力结构。对掌管人、财、物等容易产生腐败、滋生不正之风的重要岗位、环节和部位，在定期进行岗位轮换的同时，还要加强岗位内部的制约机制建设，强化业务和分工的制约，制订必要的权力运行程序，不经过有关权力运行的制约程序，权力就不能生效，形成互相制约的权力格局。也就是说，要以权制权，即通过在个人、群体和不同机构中合理配置权力，达到权力的相互启动与适度分散及平衡。当一种权力的行使超过其合法限度时，就会引起相关权力的自行制约与限制，这样一种权力制衡机制应包括规定权力实施的程序和标准、权力行使各个环节上的互相制衡、政务公开、财产申报、离职审查和地域交流等制度。

最后，要建立具有相对独立性、高度权威性的监督机构。我国和国外监督实践证明，要实施有效的监督约束，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高度权威性的监督机构。这一机构应具有相对独立性并拥有充分的自主权，依照法律法规行使其独特的监督使命，才能有效地防止和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加强监督，“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①

一些反腐败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其专门廉政机构都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直属总统（总理）负责，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一定的自主权；二是拥有足够而且广泛的权力。例如，香港的廉政公署，独立性强，职、权、责三者比较协调统一，采取惩治、防范和教育三管齐下的肃贪措施，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赢得了香港民众的普遍信任，其成效与经验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再如新加坡的反贪污调查局，局长由总统任命，其地位、身份、权力均有严格的法律保障。该机构权力极大，可以随时查阅和冻结违法嫌疑者的银行帐户，开其保险柜，，直到搜查、逮捕。在新加坡，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一般公务人员，均不能以种种借口而成为法外公民。

从现行的体制来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实行的是双重领导体制受上一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地方党委、政府的双重领导，起主要作用的是同级党委和政府。由于经费和物资装备及干部的职务任免、福利待遇、离休安置等切身利益问题由当地党委、政府管理，而地方党委又是同级纪委的监督对象，因此便出现了监督客体领导监督主体，监督主体依附于监督客体的状况，这在客观上使监督者难以履行监督职能，缺乏执纪的自主性、独立性，使纪检监察工作容易受到权力的干扰和关系网的阻挠，尤其是涉及到当地利益或个别领导者的权益时更为突出。这种状况大大削弱了职能监督本身的力度。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我们可以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具有我国特色的做法。一是把现有的纪检、监察、审计合并到反贪局中，直接隶属中央领导，不受地方政府管辖，其经费及物资设备由特定的专门渠道拨足，干部的任免及福利待遇由上一级机关负责。从而建立一个统一高效、独立性强的监督机关。二是赋予更大的权限，增强监督手段。也就是说，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监督实践的新特点的要求，所建立的以纪检、监察、审计、反贪局四位一体的新的监督机构，必须把这四个部门的职能和手段统一起来，赋予新的监督机构以纪检监察权、侦查权、审计权、拘留权和刑事起诉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合力，发挥综合监督效能。三是敢于冲破“关系网”、“地方保护主义”等重重阻碍，排除干扰，对一切有损于党和国家利益的违法违纪行为敢查敢管，努力提高和维护反腐保廉机构的权威性。

四、以法护廉，创造“不敢腐败”的法律环境

惩治腐败，建设廉政，是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需要运用教育的、行政的、法律的多种手段，才能取得成效。而在这诸多的手段中，法律无疑是最为有效的手段。

过去，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突击搞运动、说服教育和道德规范，通过把外在的价值标准内化为人们的价值取向，对人们的行为有重大影响。但这种影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此外，一般政策性规定所起的作用也有限。十几年来，各级党政机关、各行各业的反腐倡廉的文件、通知等数不胜数，腐败之风并无收敛之迹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不论说服教育还是道德约束，都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为后盾，一般政策性规定的强制力也十分有限。而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规范，它不仅有说服教育和道德规范（不少法律条例本身就是道德规范）的功能，也有内化的特性。可以使只顾个人需要而不顾法律的规范要求的行为受到惩处。但是，由于我们缺少执法守法的传统，致使法制建设严重滞后，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所以，一方面造成人们思想的极度混乱，对一些现象失去了辨别是与非、罪与非罪、违法与合法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使当前的反腐败斗争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和手段。

为此，我们必须加强廉政法制化建设，树立法律权威，把廉政建设的立足点放在不以个人品质和意志为转移，从而保证社会控制、廉政建设的制度化、经常化和有序化。正如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廉政建设时所说：“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②当前，加强廉政法制化建设，关键是要完善立法，严格执法。

首先，要大力加强和完善廉政立法。也就是说，要以法律形式明确界定是非，用客观标准确认廉政、腐败的内含和外延，用法律规定衡量国家公务人员是否违背人民的意志，是否有违法乱纪、徇私舞弊等腐败行为。廉政立法的目的在于规范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行为，这是将廉政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的前提条件和重要环节。

不可否认，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制定了许多政策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其十几个补充规定、《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等一百多个法律、法律性文件以及政策性文件之中。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就总体而言，属于法律规定的不多，政策性的规定占据主要地位；缺乏整体性和配套性；应急性多，稳定性少；惩罚性规定较多，预防性规定较少；原则性强，操作性差。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廉政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不能适应反腐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

为了完善廉政立法，我们应当根据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尽快制定《廉政法》、《反贪污贿赂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经济活动实名法》、《党内监督条例》、《党纪处分条例》等，以便把廉政建设以及监督机关的职能、权力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明确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禁止做的，违反了就要受到什么样的处罚，使公职人员有必须遵守的具体规范，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衡。除了重视制定有关事后惩戒性的法规外，更要加强事前预防性法规的制定，逐步建立起一套严密的、严格的廉政法律法规体系。

其次，要严格执法。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运用它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护和发展正常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因此，再好的法律，如果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实现也会失去存在的价值。一般意义上的法的实施，一方面要求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必须守法。另一方面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及其公务人员严格执行法律，适应法律，从而保证法的实现。这就要求我们破除“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的传统认识，坚持教育惩处并重，把惩处腐败分子作为从严治党、从严治政、从严治“长”的重要措施来抓。

权力范文篇7

【关键词】权力/制约/监督/权利/列宁

【正文】

工人阶级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后，如何保证公共权力为人民谋利益而不被他用，怎样防止“人民的公仆”变成凌驾于人民之上的“主人”，这是新生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列宁在晚年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这便使得他对苏维埃政治体制的忧虑加重了。由于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政治体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日益暴露出来，并且可能会发展成为威胁整个“肌体的健康”的“毒瘤”。为了根除政治“顽疾”，他开始致力于权力制约机制的探索。

一、权力的集中需要权利的制约

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深入地研究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主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初构想。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文集中体现了他的社会主义民主理想。依据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民主制的理论，他提出未来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应当比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优越得多。

具体而言，这种新型的民主制度应该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工人代表组成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当然会‘制定条例和监督机构的行政’，可是这个机构却不会是官僚的机构。工人在取得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构打碎，把它彻底摧毁，完全粉碎，而用仍然由这些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为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办法。(1)不但实行选举，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1]。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组织形式应该是这样的：首先，实行的是议行合一的政体。其次，旧的国家机器应该被彻底打碎。在新的社会里没有警察和常备军，没有庞大的官僚体系，取而代之的是工农群众组成的‘廉价’的政府。最后，公职人员由普选产生并受人民监督。在他所构想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能够直接管理国家，那里每一个人都参加对社会事务的管理。由于每一个人都暂时变成“官僚”，因而人人都不能成为“官僚”。

革命刚刚胜利，列宁就着手将社会主义民主制的思想付诸实践。然而美好的理想一接触到俄国落后的现实条件，就只能向现实妥协。

第一，庞大的国家机器代替了理想中的“廉价政府”。旧的国家机器被打碎后，旧的官僚体系并没随之瓦解，相反却被沿用下来。这和列宁的预想完全不同，他激烈地批评当时的苏维埃国家机关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大杂烩……”，“是我们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受下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我们的国家机关，除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比较认真改造过的旧机关的残余。这些机关仅仅在外表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看来，仍然是一些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2]为了使新生的社会主义“婴儿”能够在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就需要加强无产阶级的专政力度。一方面建立和强化国家安全机构，另一方面要组建常备军。

第二，权力趋向集中。“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后的一段时期内，苏俄初步尝试过一些民主，例如实行委员制和普选。但是，战争使国内危机加重，这种有益的尝试只好结束了，并走向其反面：权力的过渡集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普选制被干部委任取代，1919年俄共“八大”决定，党的负责人是由党中央调配，党的地方工作人员由地方党组织调配。特殊情况下，本应由选举产生的职务也可以实行委任制。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干部委任制普遍实行起来。“十月革命”至1922年初，俄共（布）的各组织部通过委派制总共为20万党员和40万非党人员安排了工作。其二，党的最高权力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由于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日益加强，党中央的领导任务日渐繁重，为了提高工作效率，1919年3月俄共“八大”的会议决定在党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处理党的日常工作。1920年3月“十大”又进一步加强了书记处的工作，而1922年4月3日，在“十一大”一中全会上，决定正式设立总书记一职。

第三，人民群众文化素质偏低，不具备直接管理国家的能力。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工农群众当中文盲和半文盲居于多数。1919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八大所作的《关于党纲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并认为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这种状况。“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在纲领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

基于以上原因，列宁清楚地认识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理想的超前性，使得理想制度难以实现；现实的滞后性，决定了作为现实条件的产物的苏维埃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地带有各种落后现实的烙印。而权力过度集中所带来的弊端已经在当时的政治体制当中显现，列宁也注意到了它所造成的危害将是十分严重的。其一，权力向高层集中，容易导致个人的专断和党、国家的分裂，这是列宁在晚年最担心的问题之一。他十分坦率地指出：“党的代表大会选出十九人组成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而在莫斯科领导日常工作的是更小的集体，即所谓‘组织局’和‘政治局’。每局由中央全会选出五名中央委员组成，这样看来就成为真正的‘寡头政治’了。”[3]而当时斯大林是唯一身兼政治局委员、组织局主席和书记处总书记三职的中央委员。他与当时威望和地位仅次于列宁的“红军缔造者”——托洛茨基之间矛盾日深。列宁怀着深深的忧虑预感到两位“领袖”的矛盾可能会给党和国家带来分裂，一直希望避免这种分裂。其二，过度集权会导致官僚阶层重新凌驾于人民之上。国家拥有巨大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的机会却大大减少，这就为行政管理体系的官员们滥用权力大开了方便之门。他们重新凌驾于社会之上，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一旦这种行政官僚体制脱离人民群众的防范和控制，就会给人民的利益带来巨大的损害，所以必须使行政官僚机构处于人民的监督之下。

二、以“权利”制约权力

如何对权力日趋集中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创设社会主义的权力制约机制，是摆在苏俄领导人面前的重大难题。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有比较成熟的“权力制衡”体系，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国体和政体上的不同，所以这套体系并不适用于苏俄。另外，列宁一向对资本主义的“议会制”、“三权分立”深恶痛绝，他将议会称为资产阶级的“清谈馆”。苏维埃政权采取“议行合一”的组织形式，本身就是对三权分立的否定。基于以上原因，苏维埃俄国所要建立的权力制约机制应当是完全不同于“三权分立”制度的崭新模式。

列宁在其早期的民主思想的基础上，一方面总结了苏维埃建立初期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从人民群众的许多创举中得到启发，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权力制约提出了很多独创性的见解，并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他的探索始终围绕一个核心思想展开，这就是以“权利”制约权力。这里的“权利”是指人民的政治权利，主要是选举权、罢免权和监督权。这种制约机制的构想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权力运行的宗旨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有权通过一定的途径对权力的运行进行适当的制约。在这里，制约国家权力的主体是人民，制约的途径主要是“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

第一，从权力制约角度重新认识人民的政治权利。“十月革命”前，列宁就已经指出人民的政治权利的真实性和广泛性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特征。但是当时列宁侧重于从人民直接参与管理的角度来认识人民的政治权利，而没有更多考虑其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作用。

列宁晚年对俄国落后的现状有了更客观全面的认识之后，开始从其对国家权力制衡的角度来审视人民的选举权、罢免权、监督权。列宁强调，苏维埃俄国应“公开地挑选最优秀的经济建设人员，挑选专业的和一般的地方和全国的行政管理人员和组织人员”。[4]这种对公开性的强调是为了便于群众在人才选拔过程中行使其监督权。选举的公开是民主的前提，也是通过选举进行监督的前提。所以列宁提出：“没有公开性来谈民主，是可笑的。”[5]论及罢免权时，列宁认为：“只有承认和实现选举人对代表的罢免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民主”[6]。“苏维埃必须继续执行民主化的路线——实现罢免权”。这样才能有效地惩治贪污贿赂行为，防止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形成“最有害的隔阂”[7]。

在强调人民的选举权和罢免权的同时，列宁也十分关注人民的监督权。这是因为，第一，监督权有着直接的制约性，监督权是在选举权和罢免权基础上产生的，它可以通过检举、申诉、控告、质询等形式直接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不良行为进行监督制约。同时也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制约。而选举权与罢免权只能通过选举或罢免公职人员的方式，实现其制约、监督职能。第二，从程序上考虑，监督权行使起来要简便易行的多，且不受时间和特定程序的限制。而选举权和罢免权就不同，罢免权的程序最为繁琐，选举权力要受选举时间限制。所以列宁格外强调人民的监督权。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保证国家工作人员的清正廉洁，列宁认为应当使工人进入一切国家机关，让他们监督整个国家机构。通过群众的检举、批评、建议等监督功效，才能使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不敢滥用权力，如有滥用权力者也可以得到及时的纠正和查处。所以群众监督是反对官僚主义的有力武器。

第二，改组工农检察院。这是列宁为了实现其权力制约思想所进行的最主要的实践活动，也是其晚年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最大胆的尝试。

按照列宁的权力制约的思想，在苏维埃俄国应当建立起一套自下而上的监督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党政合一、相对独立的最高监察机关。这个监督机构将由优秀的工人和农民组成。这个机关具有对党政最高权力机关进行监察的权威。它的工作人员要直接参加党政最高权力机关的决策、立法、执法活动，直接对党政机关的决策活动进行监督。这个监察机关还要监督最高权力机关的工作人员的公务和私人活动。列宁试图通过改组工农检察院，建立起这样一个理想的监督机构。

工农检察院是1920年在国家监察部的基础上成立的。1918年苏俄组建了国家监察部，同年5月决定在监察部下设中央控告检察局，其职能是接受审理群众对国家公职人员滥用职权、渎职、违法行为的控告检举。为了使群众监督更进一步地开展，列宁认为中央需要建立一个统一而独立的监督机构，以便使群众参加党和国家的最高监督机关的监察工作，工农检察院由此应运而生。成立伊始，工农检察院吸纳了许多工农群众，其职能是通过检察和调查的方法对一切国家管理机关、经济机关和社会团体实行监督，同一切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因循守旧行为作斗争。监督和检察中央、地方苏维埃政府对国家法律、法令和法规的执行情况。由于种种原因，工农检察院不仅没有达到列宁预想的目标，反而成了没有丝毫威信的机关。列宁认为，苏维埃国家机关整个说来受旧的精神的束缚和渗透最严重，而工农检察院尤为严重，“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察院这个机关搞的更坏的机关了。”[8]因此改组工农检察院，就被提到工作日程上来。

对工农检察院的改组是从两个方面入手的。一是统一事权，合并机构；二是扩大工农群众在整个工作人员中所占的比重。合并后的工农检察院具有监督党政最高机关的地位和权威。为了保证监督机关的群众性，列宁又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七十五个至一百个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当选者也像一般中央委员一样，应该经过党的审查，因为他们也将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9]

第三，在实践中，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完善群众监督制度的举措。

首先，加强了群众监督的合法性和公开性。一方面为了使群众监督有法可依，苏维埃俄国制定了有关监督的法令、法条。列宁着手起草过第一个有关监督的法令即《工人监督条例》，全俄工人监督总委员会和地方工人监督委员会就是根据这一条例建立起来的。为了保障群众民主监督的真正实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罢免权的法令，规定选民有权对其选出的代表进行罢免。另一方面，增加国家政务活动的透明度，使群众能够真正地进行公开监督。其次，要采取切实措施，保护群众的监督权。为此列宁要求各级苏维埃机关对于群众的批评、建议、检举、控告、指令要及时处理，作出交待。同时对于群众的检举、揭发，严禁打击报复，如有打击报复者要给予严惩。1919年6月，有个叫布拉托夫的人曾因给列宁写申诉书而遭地方当局的逮捕，列宁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即给诺夫哥罗德执行委员会拍去电报，严厉指出：“春天，布拉托夫之被捕是因为他向我申诉的原故。我警告你们，我要为这件事逮捕省执行委员会和肃反委员会的主席及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10]1921年12月，当他得知人民委员会委员接待室转给苏维埃各机关的控告信和申诉书没有得到及时答复和处理时，便给中央苏维埃各机关的领导人写信，向他们提出警告：“如果再继续以这种方式办事，人民委员会接待室有权向公职人员追究责任，不管他是什么级别。”[11]

列宁去逝以后，斯大林掌握了党政的最高权力。权力的高度集中，逐渐成为斯大林体制的基本特征。同时，权力的制衡机制不断遭到削弱。党的十七大决定党和国家的监督机构重新分开，十八大又决定党的监委与同级党委平行变成其下属机构，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工作，这样监察工作的地位就下降了，随着地位的下降，监察机构的权限也缩小了，失去了制定和监督制定党的政策的权力，变成了只检察党风、党纪、追究和处理违纪党员的机关；监察机关的领导人由选举产生改为委派同级党委领导成员担任，普通工农分子不再被吸收进各级监察机关，参加监察工作了。

监督权力的不断削弱，使高度集中的权力走向极端，最终演变成个人专权，终于导致了三十年代斯大林“大清洗”的历史悲剧。苏联以自己的历史验证了这一规律：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受制约的权力同样会走向腐败，走向专横。

三、启示

列宁的晚年是带着深深的忧虑和困惑离开人世的。因为他已经发现了可能引发危机的关键问题，他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建议和革除弊端的思路，但由于健康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探索没有能够继续下去。列宁及列宁的后继者始终未能在苏联建立起一套完备的权力分配和权力制约体系。为什么在社会主义苏联高度集中的权力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制约？除了客观条件和人为因素之外，还有其深层的原因。

其一，从历史的、文化的层面剖析，俄国是一个缺少民主与法制传统的国家。近代以后，俄国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始终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统治者大都崇尚武力和暴政，缺少真正的开明之风。近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又仅仅局限在中上层知识分子中间，并未深入大众。而这个国家的小生产者又如大海，小生产者的政治心理是十分不成熟的，因为他们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处于分散的、共同受某一权威力量支配的社会关系之中，长期以来，缺少权利意识，同时又对权威有一种依赖心理。所以一方面是缺少民主素质，民智未开的群众；一方面是集权思想根深蒂固的统治者，这样的政治文化正是产生独裁者和集权体制的温床。

其二，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由于种种原因，法制建设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革命领袖的个人权威对政治影响很大，这使得人治之风盛行，法治基础脆弱。以言代法，以权乱法的现象普遍存在。列宁曾经长期流亡西方，他有着极高的民主素养和良好的民主作风。但即使如此，他本人在进行权力制约的探索活动中，也多用人治的手段来推行其政策，没有用法治的力量来维护其改革成果。这样就导致了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结局。长期以来，苏共名义上是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更多的是集中，很少有民主。与民主相伴相生的是法制，与集中相伴相生的是人治。所以随着权力的日趋集中，人治之风日盛一日。列宁在世时未能纠正的弊端，从斯大林一直延续至戈尔巴乔夫，始终未能革除。

其三，建立党政合一的监察机构，这种构想本身就有一定的缺陷。党政合一本身容易使执政者与国家权力机关之间，权责不明。一方面，会出现以党代政的情况，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就会削弱。另一方面，党内部本身就有至上而下监督的体系，这种体系运作得好，可以使执政党加强自我免疫的功能，而合并之后，这种体系受到影响。此外，把党置于既是民主监督主体，又是监督客体这样的位置，加大了实践当中监督的难度。党的机关不能代替国家机关，履行属于国家机关职权范围的权力，党的意志也只有通过一定的法定程序，才能上升为国家的法律。所以权力制约体系只有纳入国家权力体系，才能真正制度化。

高度集中的权力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其后果是致命的。首先会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严重扭曲。其次，使执政党逐渐脱离群众，滋生腐败，从内部开始蜕变，以至完全丧失战斗力。最后，由于集权导致党的腐败和蜕变，使党、政府在群众中的威望和影响力彻底丧失，直至亡党亡国。

苏联剧变期间，有学者曾对苏共代表搞过社会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劳动人民利益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工人利益的占4%，而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仅占11%，但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就占85%。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新权贵，大多数既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黑市倒爷，而是原苏共党内的各级官员。所以国外学者指出苏联剧变，从一定意义上讲，是这伙人发动的自我政变。

把列宁晚年对权力制约机制的探索和苏联七十多年的兴亡史结合起来考察，我们发现，列宁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同时也留下了需要继续探索的难题：如何在社会主义法制保障下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如何制定一套自下而上的有效监督机制，制衡权力，以根除腐败和集权，防止执政党的蜕化和变质。这些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因为这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执政党建设依然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3]列宁选集：第3卷〔M〕,265,265．

[2][4]列宁全集：第30卷〔M〕,278,279．

[5]列宁全集：第41卷〔M〕,272．

[6]列宁全集：第33卷〔M〕,108．

[7]列宁全集：第34卷〔M〕,143．

[8]列宁文稿：第4卷〔M〕,449．

[9]列宁选集：第4卷〔M〕,203．

权力范文篇8

把权力视为区别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的权利，理解为超社会组织体或特权者享有的一种垄断性的政治上的强制力，是从古至今人们的一种普遍观念。卢梭的“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和“国家权力不可分割”理论就是由此引伸而来的。([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3版(修订本).2003.[p31-35])。一个国家，一片领土，一个整体意义上的人民及一个权力是同义语，也等同于统一的国内法律秩序及其效力和实效。([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p283])与此紧密相关的就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方式是将其参加社会管理的权力授予自由选举而产生的代表，代表人民制定法律，人民据法而过一种法律生活。选举是这种权力观的重要原则，建立以普选制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判定社会文明进化的首要标志，一个尽量消极的政府是维持这种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条件。选举在国家权力制度配置体系中的地位及其政治属性决定了这种权力观的主要特质是政治性的，法律不过是民主的制度化。

但是，到二战前后，萌发于资产阶级革命初期的宪政理论得到长足，强调用法律限制权力、防止歧视和专断、为政府行为设定实质性界限、建立以法治为核心理念的民主制度成为民主政治的更为根本的标杆。这种理论的核心是“以法律确定国家权力并对国家管理者进行限制，使政治权利得到法律的控制，通过法律或者说通过宪法的认可再把权力转化为合法的权威。”(信春鹰.宪法的发展.宪法比较（李步云主编）.法律出版社，1998[p127])权力有限是这种理论的核心，它有三个明显特征：（1）权力合法性的依据是法律认可；（2）政治权利只有采取法律形式才具有合法性；（3）保护民主与人权的手段不仅仅采用一般化的权力限制——选举制度和权力分立制衡制度，更重要的是在权力实际运行中形成公民权利对权力的约束机制。

在当代社会中，权力有限论的核心归结为权力和权利均衡论，它包含七个方面的基本涵义：（1）权力和权利总量均衡；（2）权力为权利提供保障和服务；（3）权力主体特定；（4）权力的职能具体化；（5）权力操作技术规程化；（6）权力的界限明晰化；（7）权力运行程序化。其中，权力按国家职能分工配置、权力受限制或防止权力恣意行使是权力有限论的根本。二权力有限论的理论形态

权力有限论源自古希腊罗马的国家职能分工理论。它经古代到中世纪的发展，到现代社会，经过了一个对权力的外部强制到内部制衡再到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制度化过程。这个过程中权力完成了抽象权力向具体权力、政治上的强制力向法律化权力、权力权利化的演进。

1.权力的国家职能分工理论

国家权力统一行使可以达到国家运行效率最大化，这既是古代国家积累的国家经验也是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给近代国家的箴言。其实，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为了维护国家机构高效率运行，必须按照社会分工的客观要求对国家进行职能划分。而且国家职能按其属性划分为若干组成部分，并由不同的国家机构代为实施，可以维护社会总体上的正义价值([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9[p1])。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认为权力作为现实的实现特定国家职能的手段，运作总是具体的，权力无法脱开具有个体利益追求的“人”而自我执行。不进行职能划分的国家仅仅是理论上的抽象国家而不是现实存在和运行的国家。可见，效率最大化是国家权力配置的根本原则，权力功能主义从近代国家建立时起就已经深深地嵌入了确保国家机器按照特定价值目标运行的法律实践中了。所以，凯尔森讲到国家分权时，把权力理解为国家的职能，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职能。([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p283])

按照国家职能分工理论，国家权力配置体系是国家职能分工的对应体系，国家职能履行的范围特定决定了国家权力的有限性。国家职能特定化为限制权力提供了根本前提。国家职能按社会分工的要求以效率原则进行适当分工，并交由不同国家机构去执行，使每一种国家职能都有了特定的活动目标和界限。然后，按照职能→权力对称结构进行权力配置，每一项职能都有相应的权力相对应，每一项国家权力都执行着特定的国家职能，由此构建起了对应国家职能系统的国家权力体系。这样，权力不再是抽象的政治术语，而具有了确定的、具体的法规范品质，已经具有了上升为法律规范的可能性。

国家权力按国家职能形式的效率化要求配置成为国家权力由政治强制力向法律技术转化的关键环节，它使整体意义上的国家权力转化为一种可分配的资源和按一定技术规程可操作的规范。正是国家职能与权力的配对配置关系，完成了权力运作由政治政策向法律规范的跨越，细分国家职能的系统工程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事业。权力代表的国家职能的界限决定权力的界限，权力的界限决定特定的代行权力人的职权界限：“‘权力’一词一直被用来指拥有以强力或以说服来获得特定目的的能力，指进行特定行为的法律权限，指立法、行政、司法的‘职能’，指政府机构或部门，或者指组成这些机构的人们。”([英]M.J.C维尔.宪政与分权.三联书店，1997[p12])

2．权力有限论的内容

按照权力的国家职能分工理论，权力不过是国家职能的表现形式，是社会分工的国家形态。在权力有限论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种层进递伸的历史理论形态。

一是整体意义上的权力限制论。即一般意义上的人民主权论，是人民权力的同义语，认为权力体现国家和人民之间的政治关系。虽然权力是国家职能的表现，但是权力根本上是人民授予的，是权利派生的，整体意义上国家权力应当等于全体公民个人权利的总和。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权力的合法性取决于权力的人民性。人民主权论的完整形态是近代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公意，它派生了一系列制约国家权力的外生制度，如选举制度等。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社会无法摆脱的传统政治强制力权力观的影子，是政治强制力权力观的近代形态。

二是分权论。分权的国家理论最早产生于古希腊，到古罗马时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思想。它分为两种情形：（1）等级分权，即代表贵族利益的元老院和代表一般自由民（平民）的最高执政官之间的权限划分。名义上作为隶属于最高执政官的咨询机构的元老院通过实施对最高执政官的财政监督等形成了对最高执政官的实际约束，这是社会划分为贫富不同的阶层在国家权力内部的反映，它在整个奴隶社会和中世纪都被视为正当的、合法的内部权力分工形式。它本身构成对权力的限制，是近代洛克、孟德斯鸠等思想家“以权力限制权力”思想的真正来源。

（2）分类分权，即把具体的、合法情况下合理确定的国家统治职能交由不同的国家机构及其职能部门去行使。在罗马，世俗权力和僧侣权力泾渭分明，按职能要求对执政官的权力进行“分割”并由不同的执政官去执掌，它本身是基于社会客观条件对国家职能分工要求的产物，重在于对国家职能的“分割”，并没有形成权力制肘的设置初衷。

可见，从分权理论的起源上看，分权完全是社会分工——直接表现为国家职能分工的结果。这种将权力的等级分权和分类分权结合在一起的“合作性国家”明显具有把权力的分离、限制和制度性结构相衔接的趋势。([德]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p50])到近代，经过孟德斯鸠、卢梭等人揉和两种分权形式的长处，形成了西方国家系统的公法理论和国家理论。分权理论的核心是三权分立，它实质上是在国家权力体系内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创制了一种民主机制，主旨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它派生了一系列制约国家权力的内生制度，如权利分立和制衡制度等。

三是权力与权利均衡论。分权是和权力限制相辅相成的。当权力按照国家职能分工划分时，就形成对权力的限制，就不再是不受限制的整体意义上的那个“人民权力”而是法律上的权力，对权力限制的链条也会随着权力具体化的加深而进一步细分。经过对权力的第二层级——分权的限制，国家职能为不同的国家机构或职能部门所承担，权力也相应有了具体的享有者，并转化为承担者的职权。相对于国家和整体意义上的人民，职权是一种必须依法承担的实体义务；相对于其他权力的享有者，职权体现为一种权限——命令权的合法性和遵循适当程序的必要性。无论在哪个角度上，职权承担者都无权任意处分职权。因为，它不是对个人负责，而是对全体人民和国家整体负责。但是，权力如果不能转化为一种操作技术的话，同样不能产生现实支配力，权力特定化为职权仅仅是为权力转化为实践操作技术提供了基本前提条件和满足了国家职能按社会分工要求运行的基本条件。“权力无以自行”，国家机构或职能部门的职权最终还得由其雇员去行使，雇员成为实质上的权力执行人。职权进一步具体化为国家机构或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和公民、社会组织的法律关系。因此，权力具体执行国家职能时，权力就操持在了有利益偏好的个人手中，构成直接威胁公民个人权利的手段，对权力的限制也就显得十分现实和必要。权力也就完全脱开政治学的视阈，进入法律的视野。然而，雇员有其个人利益，是个人利益的载体；雇员在代行公共职权时，发生个人利益和公共权力的混同或权力权利化的情形就不可避免。权力本身就是“或控制他人行为的力量”([美]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98[p107]),一旦掌握在个人手中就可能成为个人谋取私利的手段，甚至发生借权力侵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现象。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一切限制权力、防止权力腐败的努力最终都落到了这个层面上，所有防止权力滥用的法律制度，如行政诉讼制度、国家赔偿制度等等，都是为此而设，都意在于为职权设定羁束义务——包括实体义务和程序义务及相应的责任。因为，对权力整体意义上的限制和分权仅仅是为防止权力腐败提供保障，抽象的权力是不能直接导致腐败的恶果的。只有具体的权力与具体的权利相对峙时，权力才可能成为权利的手段，权力也才可能承受义务、责任之重。可见，从权力产生实效的最终环节上看，权力限制最终要归结为权力执行人员的职权特定化和具体化。权力和权利均衡论的核心自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民权论，它既坚持分权理论，又将抽象的人民主权论进一步具体化、制度化，将限制权力的事业深入到权力产生实效的最终环节，以权利制约权力，把权力根本上看作是特定主体在其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这也正是权力有限论的本质所在。

三权力有限论下领导干部应当树立的权力观

1．我国主流的权力观

我国传统是以家族来理解国家的，社会组织内人们的地位是按人生来的地位、等级式地划分的(冯友兰.简史.新世界出版社，2004[p22]),国家权力采取类似于家庭的等级分权模式。因此，流行和占主流地位的权力观是权力的强制力的观点，缺乏权力有限的观念，尤其缺乏从职权特定化、具体化角度认知权力的观念。因此，从政治强制力权力观角度审视领导干部应当树立的权力观是不可或缺的角度。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政治强制力权力观的主流地位都未根本动摇。主要的代表性观点有：（1）权力是一种管理关系。“权力是一种以法的形式固定的对社会各方面的管理关系，它反映的是一定的政治生活。”(张循理.利益论九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p29])（2）权力是一种不得不服从的力量，而不论这种服从是由于何种原因引起。它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潜在的：“权力，是一种现实的或潜在的并且可以延伸的支配力量。”(时运生.论公权私用、滥用的动机和条件.政治与.1996.1[p4])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意志的，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权力是特定主体将他的意志强加于他物，使之产生一种压力继而服从的能力。”(林喆.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法律出版社，1997[p1])（3）权力是源于特定主体的职权的强制力。“权力是指特定主体（包括个人、组织和国家）在其职责范围内拥有的对社会或他人的强制力量和支配力量”。(卓泽渊.法.法律出版社，1998[p114])这些观点虽然提法各异，但根本上都把权力界定为政治强制力，只讨论一般意义上的主权或整体意义人民权力，把权力的外延范围作了一般缩略，缺乏一般抽象向形而下的感性实践层面转化的机制，使得权力的讨论难以跳出政治学的圈子，很难形成发达的权力理论。

2.权力有限论下领导干部应当树立的权力观

从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坚持正确的权力观”的提法的侧重面上看，其所谓的正确的权力观不排除“权力是政治强制力的观点”，但不包括等级分权意义上的权力观，主要指的是各级国家机构或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行人员，在其职责范围内如何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力的问题，它主要就是从权力有限论意义上讲的。具体包括四个方面的：

首先，从权力是政治强制力的角度看，领导干部应当树立权力主权观和民族观。作为政治强制力的权力首先指的是国家主权，任何个人都不是权力的主体，国家才是唯一的权力的主体，个人无随意处分权力的资格；领导干部代行权力的行为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牵涉国家主权、民族和国家利益的行为。由此，领导干部代行权力产生的义务和责任也是国家义务和国家责任，而不是个人义务和个人责任；领导干部代行权力时要严格区分权力和领导干部作为公民享有的权利的界线，也应严格区分代行权力产生的义务、责任和领导干部个人行使公民权利产生的义务、责任的界线。权力者，国之器也，当谨慎事之，勿以其利而据为己有，勿以其害而怠行。否则，轻者遗害及人，重者危邦亡国。

其次，从人民主权论角度来看，领导干部要树立“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观念。人民主权是近宪政国家的重要原则。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宣布：“政府的正当权力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宣称：“整个国家主权的本源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权力与人民的关系也作过很多阐述，认为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委托”(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p305]),国家权力是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p279])。恩格斯在谈到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时说：“人民拥立国君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而不是为了毁灭自由，这是……全部公法的基本原则。”列宁也指出民主共和制的本质是“全体人民享有全部权力”。(列宁.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9[p524])我国《宪法》第2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3条又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可见，从权力产生根源上看，领导干部代行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整体上应受人民权力的限制，任何国家权力相对于人民权力都仅仅是一种执行权，既使在具体执法中法律授予代行权力人自由裁量权也不能否定其执法的性质；整个国家的权力配置应当和公民权利的总量保持大体平衡；领导干部在行使权力时应树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观念，始终不应当忘记权力的人民性。权力为人民所给，当受人民监督，为人民服务。权力者，人民之公意也，为民所授，当为民所用。

第三，从分类分权意义看，领导干部要树立权力是国家职能分工的结果的观念，摒弃宗派主义和部门利益至上的思想。分权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有制度，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存在过分权，只是由于社会的程度不同从而对社会分工的要求不同，导致国家职能分工和相应的权力配置深度不同而已。我们当然要摒弃在近代社会以前的等级分权，但我们没有理由排斥按国家职能分工要求的分类分权。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论述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制度时也肯定了分权思想的进步意义，认为分权只不过是为了简化和监督国家机构而实行的日常事务的分工，是一种监督国家机构、防止独裁专制的民主政治形式。(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p274])事实上，我国的国家权力配置体系也并没有否定分类分权制度，国家权力也是按照国家职能的效率原则进行配置的，国家机构的职能分工和权力运行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本身就是一个明证。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一种新型的权力的分类分权模式，它没有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原则，而是在承认了按国家职能分工配置权力资源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增加了权力配置的深度和广度，否定分权的对立意义而还原出分权的社会分工内涵，建立起的一种议行合一的权力分工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权力监督原则取代了权力分立原则，与此相应的按照权力执行的职能进行必要的分权来预防部门利益滋长和权力滥用的必备措施也不再是孟德斯就所说的权力制衡机制——“用权力制约权力”([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p154]),而是赋予了广大人民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人民检察和监督机构、社会团体组织和舆论媒体广泛的监督权，如批评权、建议权、控告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申诉权、检举权、罢免权、抗诉权等等，并形成一切国家机关向人民代表大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和各国家机关之间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分权制度。尽管说议行合一的权力分工模式还有许多有待完善的方面，但是这一模式的设计理念对广大领导干部树立什么样的权力观的要求还是明确的：（1）任何国家机关的权力都是按照国家职能分工配置的，是有界限的，不得越权行事；（2）权力只有职能分类的差别，没有等级之分，权力性质的不同是因社会分工使然；（3）没有绝对独立的权力和至上的部门利益，只有受监督的权力和人民的利益；（4）任何权力的设置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实施国家职能的效能，没有国家职能依据的权力为不正当之权力，未经人民同意或法律明文授权不得行使；（5）没有不受监督的权力，对权力的监督无处不在。总之，国家职能乃权力设置之依据，社会分工为权力存在之根本，权力无贵贱，皆系民愿，理当必为民所细察也。第四，从职权特定化、具体化的意义上来看，领导干部要树立义务、责任观念和服务意识。权力细化至有关国家机关时，权力就已经转化为一种法律形态，即职权了。当进一步落实至权力代行人手中时，权力就已经完全具备了一切公民权利的情态，很容易和权力代行人的个人利益混同，权力的道德风险骤然升级，权力设置的一切价值目标和权力以何种方式实施、以何种程度的实现，都孤赌于权力代行人的个人人格，权力的一切脆弱特性都显现出来了。这也是权力转化为一种实践操作技术的代价。我们通常所说的权力腐败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出现的，至少当一种国家基本制度已经定型为制度的情况下，一切反对权力异化的斗争都是围绕它展开的。可以说，这个意义上的权力观就是狭义上的权力观。

职权特定化、具体化是权力运行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为关键的环节，它对领导干部权力观的要求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要求，而是对具体代行国家权力的领导干部本人的具体要求。在这个环节上权力不再是抽象的国家形态，它完全被具体化、个性化和权利化了，成为直接权力代行人个人权利和权力相对人权利的手段，权力完全转化为和权利相同的“个体行为”和个人形态。因此，一切适用于公民个人行使权利的审慎方式同样适用于权力代行人，即权力代行人必须以行使自己权利之审慎行使其职权，此为权力代行人行使权力之基本要求。这就是有学者所谓的“国家权力向公民权利的转化或回归”。(童之伟.公民权利、国家权力对立统一关系论纲.中国法学，1995.6[p22])可见，在职权特定化、具体化意义上的权力是和权利相对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外都不乏有人把权力和权利联系起来认识或者纯粹把权力理解为权利来对待的学者和法律专家。(把权力和权利联系起来认识，认为权力和权利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在我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比较流行，这方面有影响的主要论著和文章有：郭道晖.试论权利与权力的对立统一.法学，1990.4.[p1-6]；程燎原、王人博.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p187-191]；童之伟.公民权利、国家权力对立统一关系论纲.中国法学，1995.6.[p14-22]；张文显.二十世纪西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p507]；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和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p340-345]；林喆.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法律出版社，1997.[p189-190]；吕世伦、文正邦.法哲学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p555-562]；等等。把权力理解为权利的现象在英美法系很常见，如，[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6.[p78]；英美权威法律词典《布莱克法律词典》第1189-1190页关于“权利”含义的五个层次的解释，也包含这样的观念；等等。)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对领导干部权力观的要求也是侧重于在这方面讲的。

从权力和权利相对的意义上看，领导干部应当从权利相对应的义务的角度定位权力，提升服务意识，树立权力的义务观念和责任观念。具体包括：（1）权力相对，义务绝对，有无权力的义务但无无义务的权力；（2）严格区分职权和个人权利的界限，不得借权谋私；（3）法有明文不得违，法无明文非自由；(4)可能存在运行中的绝对的权利，但只有受限制的运行中的权力，权利是对权力的约束，权力是保障相对人权利实现的手段，不得成为代行权力人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5）程序优先，权力运行的程序规则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6）权力操作设置应当保持适度分散，不能过分集中，保持权利与权力的和谐与均衡；（7）权利本位，权利至上，低位使用权力；（8）依法用权、依法治权，不与民争利，不依权谋私，亦不以权为本部门争名；（9）权、义、责统一，树立法治信念，有错必改，有责必究。总之，所谓权力，生于民意，操于吏手，守于理法之间，关乎民生重计，义、责相随，当敬而用之。

四结束语

权力范文篇9

一．“权力”概念综述

权力在词源上对应的拉丁语或英语词汇大致上有两种取向，一种认为是拉丁语中的“Potere”，原意为“能够”，或具有作某事能力，后派生出英文“Power”。另一种认为“权力”一词出于拉丁语“Autorias”，一是指意识和法令，二是指权威，由此派生出“Authority”这个英语单词。在本文中，取的更多的是前者“Power”的含义，特别在后文中会论述到韦伯对权力和权威的详细区别时，我们会发现在汉语中，权力这个词对两个含义是兼而有之的。

在汉语中“权”原指测定物体重量的器具，后引申为动词，衡量、揣度之意。现在把权力引申为“一个人依据自身的需要影响乃至支配他人的一种力量”。无论是《现代汉语词典》还是《社会学词典》都将权力作为一种力量来看待。[2]但在《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却将权力视为一种关系，是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是另一个人或其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这些辞书上对“权力”似是而非的解释并不能令我们满意，历代学者大家对此都有自己的看法。

1．从亚里士多德到罗素

对权力最早的论述，不得不追述到亚里士多德那里。亚里士多德曾说，主人只是这个奴隶的主人，他并不属于这个奴隶；奴隶则不仅使其主人的奴隶，还完全属于其主人。这种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其基础是奴隶根本不能获得实现其自身目标所需要的资源，因而依附于主人对一切暴力手段的垄断。[3]这种依赖关系的建立，就是权力关系的形成了。

而对权力最先下了明确定义的，应该是哲学家罗伯特·罗素，他认为权力是故意作用的产物，当甲能够故意对乙的行为产生作用时，甲便具有对乙的权力。[4]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或预见效果的能力。这个定义明确了权力在实施过程中的方向性和有意性，说明权力是一方指向另一方，并且故意为之的结果，这两者正确与否我们姑且不论，但它确实阐明了权力的一部分含义，只是过于表面化。

罗素又进一步将权力分为“对人的权力和对事物或非人类生活方式的权力”[5]。对人的权力是我们通常所能感受的，但对物是否也存在权力呢？我们应先明确，罗素这里所指的事物应该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实体的物，比如动物、植物或者无生命的桌子等，人和这些东西之间应不存在所谓的权力关系，如果真的存在，那么就意味着人类拥有了对动物无限的权力，只要技术手段允许，对地球上的所有生物植物矿物，人都有了不可节制的生杀夺予的权力，这与其称之为“权力”，不如称为“强力”，因为它和老虎吃野兔的弱肉强食并没有什么分别。将权力概念称为影响力术语的达尔曾说，“在政治分析中，影响力术语通常限于人类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罗素定义中“物”的另外一个应有的含义，即由人组成的各类组织之间，权力是存在的，并且这将成为后文分析的重点。所以本文中权力的定义出发点是以人或以人作为核心的组织为主客体的。

在治人之权中，罗素又把它分为影响个人的权力和有关组织的权力。影响个人的权力有三种，一是对他身体的直接的物质的权力，二是以奖赏和惩罚引诱得来的权力，三是舆论的力量。组织形式权力的种类有三，一是军队、警察形式对身体强制性的权力，二是经济团体利用奖赏和惩罚的鼓励或威慑，三是学校、教会、政党的舆论。

提到权力，还必须说到一个鼎鼎大名的意大利人——马基雅维里。这个被莎士比亚称为“凶残的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家，将人类看的愚不可及，总有填不满的欲望、膨胀的野心，总是受利害关系的左右，自私自利。人民有屈从权力的天性，君主需要的是残酷，而不是爱。人应当在野兽中选择狮子和狐狸，象狮子那样残忍，象狐狸那样狡诈。马基雅维里有句名言：“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这种将权力的作用发挥到极致的“马基雅维里主义”与中国古代的韩非子的“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统治者要掌握绝对的权力”的言论倒有几分相似。

2．韦伯的定义

到了近现代，权力的相关研究蜂拥而起，有学者从马克思的观点出发，把权力看作是阶级的产物；有学者认为韦伯提出的定义更具实践意义，权力是意向性的；也有学者在权力中看到冲突和矛盾。

首先我们要提到的，就是马克斯·韦伯的经典定义：权力，就是一个或若干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即使遇到参与活动的其他人的抵制，仍能有机会实现他们自己的意愿的能力。简言之，就是一种A迫使B实施B不受强迫本不会去实施的行动的能力。韦伯的定义强调了权力关系中的压迫性和反抗性，强调个人意愿对他人行为的影响是权力的核心。罗伯特·舒茨也同意韦伯所下的定义似乎更有道理，“权力将表明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的能力或潜力，即在某种社会制度内对于其他人存亡所系的问题规定条件、做出决定，即采取行动的能力或潜力”[6]。也有学者持相近的观点，认为权力就是个体促使他人执行其个人指示和命令的能力。[7]

但也有学者对韦伯关于权力总带有强制性的说法持怀疑和保留态度。罗伯特·比尔施达特认为，威胁本身就是权力。权力是使用暴力的能力，而不是真正使用；是实施制裁的能力，而不是真正实施。[8]其实，这也是权力定义中争论比较大的一个焦点，即权力到底是一种威慑力，还是一种经现实验证了的能力。甲方拥有了能迫使乙方去作本不愿不做的事的能力，但这种权力没有在现实中使用过，这算不算权力？从实证的角度来看，甲方拥有的这种能力在没有显现出来之前，是不为人所知，即无法进行测量的，只有当甲乙双方中的某一方受到这种能力的感知，运用了权力，权力才得以显现，比如甲利用自己作为上级的地位来向乙传递了某种信号，迫使乙向他送礼。但也会有另外一种情况，甲方没有进行任何的暗示，而乙方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去向他的上级甲送礼，这是不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呢？当然，这并不符合韦伯定义中权力的强制性的一面，这是韦伯定义的缺陷，但这确实也是一种权力，这是由甲方的自身潜在的资源（包括地位、身份、财富等）引起的。

3．帕森斯的定义

帕森斯在对韦伯的定义进行研究后，指出韦伯的权力定义有两个明显的漏洞，第一是这个定义中已包含了冲突和对抗的假设，A克服了B的反对，就意味着B为了A的利益而牺牲了自己的利益，但这忽略了权力关系可以是一种互惠关系的可能性，权力可能是一种有助于AB双方都实现其各自目标的手段。[9]第二是把权力中相互作用的特性转变为权力主体的属性，只将权力作为一种人的能力进行考察，这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作为结构功能论的创始人，帕森斯认为系统是在经验现象的复合体中存在相互依存的确定关系，社会系统为满足社会功能的需求，形成了四个重要的子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而政治系统生产一种资源，即权力或职权，它以此来交换经济系统生产的资源。因此，帕森斯把权力视为一种系统资源。“当根据各种义务与集体目标的关系而使这些义务合法化时，在如果遇到顽抗就理所当然会有靠消极情境之采取强制实行的地方，权力是一种保证集体组织系统中个单位履行有约束力的义务的普遍化能力。”[10]可见，在帕森斯那里，权力是一种约束能力，这种能力的体现就在于当权力的实施遇到阻力时，它能够用消极制裁来使其得以继续实施下去。有学者将帕森斯的定义简化为“权力是坚持其某些职责以造福于整个社会制度的能力”[11]，这无疑放大了帕森斯结构功能论的一面，体现了帕氏定义的部分精华。但我们也应看到，帕森斯在论证了韦伯的疏漏之处后，自己的定义似乎也只是部分的解决了第一个漏洞，对于第二个，帕氏定义也没能给出一份满意的答案，仍将权力作为一种行动主体的能力来处理。

4．达尔的定义

在如何为权力这种“使他人产生预期的行为”的能力下一个较完善的定义上，多数权力理论是从行为学的角度出发的，他们所关注的是某人或某一群体的行为对他人或其他群体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及其程度。许多组织行为理论家的定义或多或少都受到达尔的影响，在权力的相关文献中，达尔的定义也是被引用最多的。

达尔首先批判了以往权力分析中的三个谬误，一是权力硬块理论，将权力视为单一的、坚硬的、打不碎的硬块，要么有权，要么没权；二是权力同资源混淆，用金钱代替权力；三是权力与报酬和剥夺混淆，将权力定义为其结果的报酬和剥夺的分配。[12]

达尔在《现代政治分析》中将权力等一系列相关概念，糅合成一个综合性概念：影响力术语，用于表述权力的概念。达尔受到韦伯的极大影响，提出权力并不是个人所拥有的什么，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并进而提出了权力的定义：“甲对乙拥有权力是指甲能使乙做乙本来不一定去做的事。”[13]权力是使行为发生变化的直接原因，没有权力的存在，这种行为本不会发生。如果将社会中的各个组织作为各个单位关系子集，在这些单位中，“一个以上的单位的行为在某些条件下依赖于另一些单位的行为”[14]，这种依赖关系就是权力在起着作用。达尔举例说，如果某人站在马路上命令车辆都左拐或右拐，车辆都不会执行他的命令，而警察就有这种权力。H·西蒙将达尔的定义归为：A的行为引起B的行为。这个简单明了的定义淡化了原先韦伯和帕森斯定义中强制性的一面，强调了权力作为两者间关系的一面，这为后来组织理论对权力的研究起了很大的影响。

5．组织社会学的定义

在达尔之后的诸多组织社会家在其基础上，纷纷对权力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法国著名的组织理论大师克罗齐耶对达尔关于权力研究进行了概括：A对于B的权力，是A在与B的协商中使交换期限对自己有利的一种能力。权力是一方在与另一方的关系中获得对自己有利的交换条件的能力，权力关系就可以被认为是双方参与的一种交换关系和协商关系。[15]

克罗齐耶认为达尔的定义中存在三方面的矛盾：一，双方自觉自愿的、而且蕴含着互相矛盾的权力关系与那种在一方或另一方，或在双方同时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施加的不自觉的权力之间存在着何种不同。二，A对于B行使权力的能力，会随着行动的变化而变化，而且经验也告诉人们，对措施进行统一标准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种权力都是具体的。三，权力关系不仅是具体的，而且是相互的。[16]这三方面的矛盾，归结起来就是对权力定义中传统的重视冲突性以及方向性的一种反思。权力关系中不仅仅可以有冲突，也可以有妥协和协商，“A与B的权力关系中蕴含着一种重要因素，即协商的因素，使得双方的每一次关系都要求互相的交互和适应”。[17]但这种在协商的因素调节下，权力呈现出双向性，而非韦伯和帕氏定义中一方强加给另一方的单向强制性，即A对B有权力，B对A也可以有权力。不过，既然要构成权力关系，权力双方的关系仍是不平衡的，虽然双方都能在权力实施中找到自己的利益，“B同意去做A要求他做的这件事，B必须要在这件事中找到他的利益”，但如果两者拥有获取利益的相同手段的话，权力也就无从存在于这两者之间了。

克罗齐耶进一步深入了权力概念的研究，在回答“权力何以产生”这个问题上，他的回答并没有超越前人许多，他说：“具有势力的人必须具有行使势力的能力和愿望。”在克罗齐耶看来，权力之所以能产生，首先是权力关系的一方有“势力”，这里的势力我们不妨理解为自身的权力符号资源，但有了这种资源还不够，还要有行使它的能力和愿望。这个问题我们在讲述韦伯的定义时，已经说到有学者曾经批判过韦伯定义中将权力仅仅定义为能力的缺陷性，权力也可以是一种威慑力，即使自己并没有主观的意愿和希望，但自身符号资源本身就在告示其他人一些信息，起到了自己本没有或不愿意看到的作用。换言之，在这里，权力关系的构成不是权力主体的主观行为，而是权力客体的刻意迎奉造成的。

同时，其他的组织理论学者也对组织中权力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巴卡拉克和巴拉兹认为达尔的定义中所犯的正是他指责的精英们犯过的同样的错误：他们关于权力的假设（即只有在具体的决策过程中才能观察到权力的存在）预先决定了他们的发现和结论。[18]

在此之后，又有学者指出，个人在行使权力时可能并未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决策。这种非有意的行为的后果意味着，个体可以单凭他在组织机构中的地位而对他人行使权力，而未必需要有意识的决策过程。而权力的行使可通过培养他人的需求来达到。换言之，甲不单单是要乙去做她本不一定会做的事，而是通过让乙产生某种愿望并积极地追求这一目的来为甲的利益服务，但这种服务未必有利于乙。这种观点较之克罗齐耶的权力中存在协商因素的观点，有相似的地方，即对先前的认为存在冲突是使用和考察权力的前提条件和假设的简单论断进行了反驳，对权力关系中可能存在的各种情况进行了分析。哈贝马斯也曾说，虚假的一致意见必定是使用权力的结果。这句话需要反过来讲，即权力的后果可以导致意见的一致和双方的互利。权力产生时，未必会伴随着不满和压制，使用权力者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方法来使事实上的权力接受者对现状表示理解，对权力的实施过程表示接受，而不发生或尽量较少不满情绪，尽管这里的手段和方法有时可能是一种欺骗和瞒哄，但正是这种不对称信息交流过程成为了权力关系得以产生的前奏。

此时的权力研究者已经越来越认识到权力中未必会有强制的成分，有人提出“权力是驱使他人，怂恿他人，说服和鼓动他人从事某种行为以达到某个目标的能力”。[19]在权力关系中，领导者可以通过人际影响使下属完成其个人和组织目标，这种能力就是权利的表征。领导者在一定的情境中影响群体和个体的活动，以实现组织目标。权力实施一方运用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强制的、压迫手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权力关系很少是建立在强制基础之上的。“下层人员要想得到生活资料，必须依赖于上层人员，但下层人员可以根据上层人员占有资源的不同，有选择地依赖上级。”[20]M·福柯认为，权力在本质上不是压迫性的，而是通过社会规范、政治措施来规劝和改造人的一种手段。而拉斯韦尔把权力当作参与决策这个事实，决策是涉及严厉制裁的某些政策。

更有学者普费弗提出，权力是组织的有系统的财产。要在组织中行使权力，必须有三个前提条件：首先必须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组织成员的行为必须彼此相互关联，互相影响；从而使各个成员的需求必须通过与其他成员的相互作用方能实现。这一条件事实上为潜在的冲突埋下了伏笔。其次，必须存在性质不同或彼此互不相容的目标，从而产生不同旨趣的竞争。最后，资源的匮乏迫使怀有不同目标的组织成员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彼此展开竞争。

此时的权力研究已经开始关注组织中资源问题与权力之间的复杂联系，“权力取决于对资源的控制和资源的相互依存情况”。伯恩斯在《领袖论》中就提出“权力=动机+资源”的公式，“无论从任何方面和内容来讲，权力的基本作用都是一样的。当权者用他们的权力基础内的资源来实现他们的动机，其他人的动机和资源依靠他们行使的权力来实现。”[21]运用权力就是运用自身资源达到某种目的的过程，有学者就从这点出发，认为权力是“某一主体凭借和利用某种资源能够对客体实行价值控制致使客体改变行为服从自己，以实现主体意志、目标或利益的一种社会力量和特殊的影响力”。[22]而这个目的又往往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但绝非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去获取资源，个人自身的资源决定他的权力大小，反过来又决定了他获得进一步获取资源的能力大小，对资源的控制是权力的内在实质，“权力关系产生于相互依赖，它改变资源的占有关系”[23]，这种类似于马太效应的权力生成过程，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我们也应看到，仅仅从资源的角度出发来看待权力，必然要犯和前人相同的毛病，对管理中权力分配的任何实际分析都需要对各个成员的目标进行多方面的理解和思考。

6．马克思主义：权力是阶级实现其利益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这个权力研究的流派中显得有些独树一帜，和其他学者的论点大不相同，所以只好把他单列出来。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每当马克思或者恩格斯在提到权力或权威的概念时，他们总是在阶级关系领域内探讨这些概念”[24]。阶级，已经成为了讨论马克思的话语语境的基础。马克思认为，阶级关系就是权力关系。权力表示结构对处于“斗争”中的各个阶级的时间之间的冲突关系的影响，“权力标志着一个社会阶级实现其特殊的客观利益的能力”[25]。

权力又是如何成为阶级斗争中的产物的呢？在一本自称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探讨权力的《权力社会学》中，作者罗德里克·马丁论证道，无论何种权力关系都产生于相互依赖，这些关系会改变为实现自己的目的所需要的、以及自己只能通过非利己性活动而获得的资源。而技术和短缺会导致“急需性”，急需性和财产继承会导致对所需资源的控制；对各种资源和目标的控制会导致依赖；依赖和有限的潜力会导致权力关系。这个推论的过程的起点是技术，正好符合了马克思说过的“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的论调。当然，作者自己也辩解说，技术不是决定权力关系的基础，技术和权力是互为影响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阶级社会中的公共权力渊源于原始社会氏族制度中的道德权利和习惯权利，而正是公共权力的出现及由此产生的法律，才有了法定权力和法定权利。关于权力和权利的辨析，后文会有详细的讨论。“任何阶级唯有夺得了自己的法定权力，才有可能在法律上确立本阶级的广泛的权利。”[26]

7．其他学者的定义

关于权力的研究著作和文献实在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其中不乏理论大家的身影，而人文科学又不同于自然科学重积累传递，虽然也会借鉴前人的经验和研究，如前面所述的从韦伯到帕森斯，再到达尔等等，但更多的往往是各家说各家的道理，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比如丹尼斯·朗在《权力论》提出的较为有名的观点：权力是把它视为对外部世界产生效果的事件或动原。作为产生效果的能力，权利可以赋予该动原以意向性，即使在行动中并不显露这种能力。[27]托马斯·戴伊认为，权力是担任某种职务的人在作决定时具有的能力或潜力，而这种决定却能影响这个社会制度中的其他一些人。

社会交换理论的倡导者布劳提出了，权力是“个人或集团通过威慑力量不顾反对而把意志强加于他人的能力，这种威慑或采取扣押应定期付给的报酬的形式，或采取惩罚的形式，因这两种形式实际上就是消极制裁”。[28]这个定义实际上与韦伯的定义十分相似，仍没有逃出权力具有强制性的桎梏。不过他运用交换理论论证权力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力”：一是交换中甲方对乙方提供服务的依赖程度；二是在何种程度上甲方认定乙方服务的价值比乙方认定甲方所能提供的任何东西的价值更多一些。这两种力的大小决定了甲乙双方之间权力的大小。[29]这个观点已部分的触及到权力是存在于权力双方之间的某种关系，只不过布劳还没有认识到权力也可以呈现出某种双向性的特征。

布劳在《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中提出，个人或群体可以通过四种方式获得独立型：互换；一种必要的服务可从替代来源获得；运用强制力量迫使别人拿出必要的利益或服务的能力；抑制对这些利益的需要。如果人们不能满足这四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某一个能提供他们需要的人就获得了支配他们的权力。权力源于单方面提供有价值的服务从而交换不平衡，即如果某人有规律地提供给他人在别处不能随时获得的必需的服务，而其他人单方面的依赖则迫使他们服从这个人的要求，一旦它停止继续满足其需要，权力关系就产生了。[30]

与布劳观点相近的学者颇多，如法国管理学家法约尔认为，权力是下达命令和强使别人服从的力量。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克特·W·巴克说，“权力是在个人或集团的双方或多方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或价值冲突的形势下执行强制性的控制”[31]。持这种权力即控制力的论点的学者不少，如汉斯·摩根索就说，权力是人对其他人的思想和行动的控制。

但也有部分奇异新颖的解释，W·J·巴克利把权力看作一种信息流，认为在最抽象的层次上是一种对接收者代表着非利己活动的信息流。也有学者运用沟通理论，称权力是“在其他地方有限的正熵中保持负熵的能力”[32]。这种标新立异的概念不过是用一个新壳，借用几个新鲜的名词而已，并没有对权力作出更新更好的理论解释。现代学者，如安东尼·吉登斯和米歇尔·福柯则把权力视为产生效果或结果的高度一般化的能力。这个解释虽有新意，却也不能令人满意。二．与权力相关的一些概念

1．权力和权利

与权力意思最接近，且很容易混淆的一个词就是“权利”。这两个词读音完全一样，许多人搞不清他们的区别，甚至不少学者的文章里也出现“权利”“全力”不分的现象。《现代汉语词典》给出的权利解释是：公民或法人依法行使的权力和享受的利益（跟“义务”相对）。这个解释偏重的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含义，法学中权利主要指人们依法享有并受到法律承认并保护的利益、权能；其次，这个解释用“权力”这个本就争议很大的词语来解释“权利”，只会使我们更加难以理解两者间的差别。

正因为权力与权利之间存在不少相同点，所以一直以来人们才会两两不分，在汉语中，当我们说“我有什么什么权力/权利”的时候，从来不会仔细去想一想我说的这个“权力/权利”所对应的语境合不合理。同样的一句话“我有权利/权力知道这件事”，如果是发生在上级对下级说话时，这就是由于上级的身份地位引起的“权力”关系，而如果是某个顾客就产品问题对营业员说的话，那么就应当是法律赋予消费者的“权利”。权利和权力的区别就在于：首先，权利的享有者是自然人，是生而有之的。只要是公民，就能够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而自然人享有的权力是依靠自身的知识、能力、技术等素质获取的，并具有支配他人或物的能力。其次，权利的实现方式是内向的，直接用于保护自己。权力的实现方式外向的，主要是支配他人。最后，二者的制裁措施不同。权利被侵犯后，主要依靠法律手段予以制裁，因为它的源头是法律。权力虽然也受法律保护，但绝大多数侵犯权力的行为马上就受到权力的制裁，因为权力具有强制性，本身具有制裁措施。[33]

同时，权力和权利间的相互易转化性也使得人们难以分辨它们，这二者相互渗透，权利能够权力化，即私权利转化为公权力，比如公民选举代表，行使他们的权利，而这些代表就有了行使他人权利的“权力”；此外，权力也可以权利化，化公为私，以权易利，放弃公权，谋取私利就属于典型的案例。权力和权利的属性有本质区别，有学者认为，权利存在于市民社会，权力存在于政治国家，与此对应，权力是保障政治社会（国家）独立性的规范标志，权利是保障市民社会独立性的规范标志。[34]

2．权力和权威

前文已提到过，韦伯在对权力给出定义的同时，也提出了另一个重要概念，即权威。韦伯对权力和权威作了区分，认为“权力是不管人们是否反对强使人们服从的能力，而权威意味着人们在接受命令时是出于自愿的。权力属于个人品格，而权威则和等级制度中的社会作用或地位有关”。[35]权力体现了强制的一面，而权威就呈现出协调的一面。韦伯在权力定义上的不足，在权威上得到了补充。从现代对权力的研究来看，现在权力的定义已经吸取了韦伯“权威”所涵盖的内容。有人认为，权威是权力制度的影响作用，是法律表述的道德内容，是使人信服的力量或自愿的服从。[36]

达伦多夫作为社会冲突论的代表人物，对权力和权威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说：权力是一种实际影响他人的能力，尽管它不一定合法。权威则是有一种合法的上下从属关系所赋予的要求他人服从的可能性。权力与个人的实际人格相联系，权威则永远与社会地位或角色联系在一起。权威是在合法性的基础上，使某个人的具有一定内容的命令将被既定个人执行的可能性。[37]他将权力看作人的为所欲为的欲望指引下可以达到的能力，而权威则是在合法的制度框架内运用自身力量来达到目的的某种可能性。达伦多夫进而提出，权威必须包含上下级关系，又命令或禁止的形式存在，而命令一方有权做出规定，但对权威又有着明确的规定，合乎法律或风俗习惯体系的约束。达伦多夫一再提到，权威不同于权力，不是随意而为的。那么反过来说，权力就可以随意而为了？

将权力与权威进行区分，自然有他们的好处，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下运用不同的概念。但从目前人们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上来看，做这样的区分，实际意义不大，人们在使用权力时，实际要想说的很可能就是韦伯权威定义中的涵义。不如对权力概念在做一次更为清晰的界定，帮助我们理解到底什么才是“权力”。

3．权力主体和权力客体

权力关系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权力的两极，虽然权力研究发展到现在，已经有学者提出权力可以是双向的，但双方的关系仍是不平衡的，如果都具有相同的能力，也就不成其为权力了。不平衡的结果就是权力关系中存在主体和客体，主体是权力的施行者，客体是权力的接受者，权力是非对称的，“一种权力的存在意味着一个集体的文化体制建立起了正式的不平等关系，把统治他人的权力赋予某些人，并强迫被统治者服从后者。”（迪韦尔热）[38]

随之而来的是权力主体和客体的认定问题，什么才能称得上是权力主体？这个问题前文稍有提及，但未展开，首先权力主体不应该是非人类的动物植物矿物等物体，达尔就说过应该把权力研究限于人类之间的话，权力具有明显的社会性，是一种人对人的关系，而非人对物。但同时，又有一种不是人，也不是典型意义上的“物”的存在，就是通常讲的“组织”，即行使某种权力的机构、集团或者公民团体。组织可以视为权力的载体，但人在组织中通过职位和身份这些资源来掌握和行使权力，所以离开人的主动行为，权力还是会落空。因此，权力主体是指掌握和行使权力的人或组织。

权力客体又是什么？权力客体的作用就在于，它的存在使得权利得以实施，如果没有客体，权力主体的权利就无从落实，而被架空了。权力客体具有客观特性，是以实体形式存在的，这就涉及到一个敏感的问题，即精神活动是否是权力客体。从客观性的角度看，它不能成为权力客体，因为它是无形不可见的。“如果要对精神活动行使权力，也必须以精神活动的外在表现的客观行为为标准。”[39]所以，权力客体是权力主体行使权力所指向的对象，这个对象包括人、由人构成的组织形式以及人的行为。

4．权力主体和权力来源

权力主体和权力来源不一定会完全吻合。在很多情况下，权力主体与权力来源是不同的，权力主体只是作为权力源体的代表者来行使权力。

权力可以来源于个人、组织、人民。[40]来源于个人的权力可能是出自于此人的身份、地位、掌握的资源等，当然也包括这个人的人格和思想，韦伯就曾说“超凡魅力并不简单的是领袖人格的一种属性，它是一种社会关系”，人格魅力可以成为个人的资本，即使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它也会对他人发挥某些意想不到的作用。所以当权力来源于个人且此人不代表任何其他人时，权力主体和权力来源重叠。但需要说明的是，也有人将暴力手段作为个人权力的来源看待。“在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中，出现许多支配性或冲突性权力关系格局。”[41]当某人手上握着把刀，逼我拿出钱包的时候，他拥有权力吗？这可以说是权力，充其量可以称为暴力，权力的低级形态。权力作为人与人的某种关系的本质，暴力只能给智慧的人类带来更多的毁灭，如果权力就仅仅是简单的暴力行为的话，人类将倒退到最原始的蛮荒时代。

权力的第二个来源是组织，组织是许多个人的结合，他们结合在一起希望通过共同的活动来争取利益或达到目标。权力来源是组织，权力的主体可以是个人，比如组织的负责人，也可以是组织本身。权力的第三个来源是人民，具体来讲是来自人民的权利，但权力主体往往不是人民，因为人民作为一个群体来说，太过庞大，比如我国的人大代表，以及国家领导人的权力来源都是来自于人民。三．总结：权力是什么？

1．权力的历史根源

人类在原始社会阶段，就已经存在权力关系形式，原始人食物的获取和资源的处置，对部落的迁移和统一行动、内部冲突的调整以及仇杀，都需要有公认的权威来作出决定和采取协调行动。权力在部落中逐渐生成。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讨论的那样，权力中的不平等性最先在家庭中得到体现，母系社会中，妇女享有高度的尊敬和威望，达到统治的程度。到氏族社会末期，父系家庭出现，就又出现了丈夫奴役妻子的现象。因此，原始社会的权力是沿着血缘关系的两种基本形式——家庭关系和氏族关系发展而来，由母权制度转化为父权制度，而氏族的管理者就转变为国家权力机构。

但这仅仅是原始社会的权力雏形，仍没有触及到权力的根源，即现代社会中常见的权力关系因何而起。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给出了一种答案，人们通过未经事先商定的某种契约形式来形成一种结合形式，“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集体，这就产生了一个道德与集体的共同体，即国家或主权者”[42]。每个人都让出一部分权利，由某人或某些人组成的机构来管理这些权利，这部分人就拥有了权力。为什么每个人要让出权利？因为个人权利的最大化就将意味着全体权利的最小化，好比在没有规则的动物世界（部分智商稍高些的灵长类中，人类学家也发现了规则的存在）里，没有法律风俗的约束和头领的管理，那么在最原始的情况下，就是最强壮最勇猛的动物能够获得稍微长久些，但也无法保证不被其他同类打败，而且这是必然的，这就好像一个“狼群社会”，弱肉强食就是生存规则，生活在这样社会中的人类自然感到朝不保夕的威胁和恐惧，并且结果往往是任何个体都得不到好处。于是，一种试图使每个个体都能相对和平相处，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规则逐渐产生了。人们订立规则，就是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出让给了法律或者准法律（如风俗习惯等）。而人们推举首领，选出管理者，来管理他们，是出让自己的权利给这个集体中大多数人都信任的人。这些出让权利的人都说好了么？没有。但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让他们缔结了这种关系，就好比签署了一份契约。“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是约定，全体人民转让自己的自由就成为某个国王的臣民。”[43]而这份契约就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保护每个结合着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结合的个人有只不过是在服从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的自由”，人们订立契约是为了“自存”，虽然契约使得个人失去了所谓的自然权利，但放弃自然权利给他们带来的不是自由的束缚，而是更多的自由和平等，“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44]。并且，人们是以法律和道德习俗的平等来代替了自然造成的不平等（比如上帝并没有给每个人同样强健的体魄）。由此而产生了权力，但由于权力正是产生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基础上，所以只有合法或合乎社会规范的权力，人们才应该去服从。

权力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雏形，而后到了奴隶社会，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依赖关系，是权力的一种极端形式，“奴隶为了自己的生存，要依赖于奴隶主，奴隶确确实实是奴隶主的工具”[45]。这种关系主要呈现出强制性的一面，奴隶主垄断了他的权力所依附的暴力手段，所以奴隶不得不受到控制。而到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强制仍然没有消失，但有了明显的减弱，在封建社会地主垄断了土体资源，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成为新的垄断资源。并且此时，权威得以补充进来，我们在前文已经介绍过韦伯和达伦多夫对权威的详细论述，这使得下级在权力关系中，逐渐能够认可其自身地位，并使权力关系合法化。“在资本主义社会，服从绝不仅是以宿命的态度接受不可抗拒的统治的结果，它至少有一部分是出于同意的。”[46]

2．权力是什么？

根据上文对权力概念的梳理，我想尝试着对权力提出自己的一些粗陋的观点。

首先，权力的主体是人或组织，客体是人、组织或行为，这在上文已经谈到过，这里就不赘述了。

其次，权力需要依赖资源。这个资源是权力得以产生的土壤，是获取权力的最原初的资本，可以是有形的，比如财富，也可以是无形的，比如知识。“自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要有这种资源，而自我只有靠非利己活动才能获得这种资源。”[47]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谈论权力所依赖的资源的时候，需要对资源作一个界定。正像前面说过的那样，暴徒手中的匕首就不是资源，它带来的是一种低级形态的权力——暴力。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中说，权力是用暴力、财富、知识，使人按照一定的方式行事。他将分为：暴力形式的低质权力、财富形式的中质权力、知识形式的高质权力。

虽然卢梭认为只有合法的权力人们才应该服从，但并非所有的权力都是合法，大多数情境下运用的资源在通常情况下应该是合法的，这个法可以是明文法律，也可以是所谓的准法律，即现实生活中约定俗成的规则。此处，情境对资源的影响很大，匕首在切肉的时候，是一把切肉的刀，在杀人的时候，就成为凶器。不合法的资源导致了不合法的权力，这些非法的权力中也不都是些低级的暴力，比如上级运用职位身份这个资源向下级讨要财物，这就是我们常见的利用职务权力受贿，显然是非法的。因此，大部分的权力是制度化的，即在制度允许范围内的。在任何社会中，特别是现代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必然既有制度化的权力，也有尚未制度化的权力。

再次，权力关系的形成可以是权力主体强制客体的后果，也可以是客体对主体主动回应的结果。有人提出，权力有三个不同的基础：强制、权威和权势。[48]强制是客体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迫不得已接受主体要求的形式。而权威则是一种合法化的权力形式，客体心甘情愿的接受这种权力关系。权势就是因主体自身资源的影响，在主体自己没有意识到或错误的传递出信息后，造成了客体主动建立起这种权力关系。强制是严重不对称的依赖关系，权威和权势则是依从的主要基础，并且依赖关系相对平衡。

最后，权力关系的双方是互为的，权力不是简单由一方单向地流向另一方。正像有人将权力说成信息流一样，这种权力流也可以在权力关系双方间互相流动。但在具体的某个权力实施过程中，必然因两者的资源分布不平均，而导致一方对另一方拥有权力。

权力既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关系，这是由它本身的丰富内容造就的。当权力是某人或某组织的一种能力时，我们会说“他有什么样的权力”，但这种能力可能并没有显现出来，这是由我们对这个人或组织拥有的资源，进行推测的后果。而当我们说“他对某人实施了什么样的权力”时，这时权力就成了一种关系，一种使权力双方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关系。

因此，我认为，当甲方因其自身资源因素，导致乙方去做了在其他情景下本不会去做的事时，甲乙双方构成的关系即为权力。参考书目

认识权力，陆德山，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1月

权力与自由，袁祖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

政治权力论，王爱冬，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

国家、权力与街区空间——当代中国街区权力研究导论，朱健刚，中国社会学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权力社会学，罗德里克·马丁著，丰子义、张宁译，三联书店，1992年6月

权力社会学，卢少华、徐万珉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

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希腊）尼克斯·波朗查斯著，叶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方政治学名著提要，俞可平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

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谢立中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

组织社会学及其决策分析，李有梅著，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

何谓权力？——郭道晖权力学说评述，林，政治与法律1999年第2期

有效的领导者及其权力的行使，(美国)坎杰米、富阔、佩恩，应用心理学1997年第3卷第2期

三种权力制约机制及其比较，侯健，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权力范文篇10

[关键词]公共权力道德监督社会中介力量

公共权力是一柄“双刃剑”，是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高悬在每个人的脑门之上。英语中有这么一句话：Thegovernrnentcandoeverything！意思是说：“拥有公共权力的政府可以做任何事情”；或者译作“政府的公共权力可以面向任何人”。权力本质上是一种凝聚和体现公共意志的力量，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需要而形成的。然而，权力本身具有极强扩张性，掌权者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限度为止，因此对权力的限制与制约成为实现宪政的基本要求。

一、权力的公共性

从权力的来源来看，它是起源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需要，因而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凝聚和体现公共意志的力量，是人类社会和群体组织有序运转的指挥、决策和管理能力。

权力是一种特殊的力量，而且是属于人类社会所独有的力量，它区别于包括人的身体在内的一切自然力。因为，一切属于自然界的因素，它的力量就是它本身，它除了它自身之外，是不可能借用、占有和整合出一种超越自己自然能力的力量来的。而人则不同，人的身体等自然的存在物，往往成为一种群体的、社会的力量的承载体。而且，他所承载起的力量几乎是不可度量的。个人之所以会有这种能力，是因为掌握权力的人受到了社会制度的支持，是一定的社会组织体系的代表，由他掌握的权力所显示出的力量，是一定的社会制度所规范和鼓励的力量，是一定的社会组织体系根据它所在的社会制度原则整合出的力量，是一定范围内的社会个体的力量的系统综合。

一切权力都是公共权力。尽管权力存在、适用的范围是不同的，但它在自己所适用的范围内是属于公共范畴的。也就是说，权力作为一种组织起来的力量，在其组织范围内是归属于整个组织的，每一个组织成员都分享着这种权力。所以，权力必须是服务于整个组织的整体利益的，在组织成员之间利益要求发生矛盾的情况下，它应当在矛盾中发现其背后所包含着的那些具有共同性的利益。如果权力发挥积极作用的话，那么它不仅在组织成员个体的利益要求之间发现共同利益并加以维护之，而且会主动地促进共同利益的生成。同时，作为权力主动性的进一步延伸，它会在组织整体的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寻找平衡点，从而在促进组织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组织成员个体利益的最大化。

然而，权力最容易成为脱缰野马。掌握权力的人总是借助权力的力量而把自我凌驾于权力的作用范围之上，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则表现为凌驾于社会之上。在阶级社会中，由于社会分裂为两大对抗阶级，公共意志被统治阶级的意志所侵蚀、所取缔和取代，从而使权力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一种工具，成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一种体现。但是，为了谋求阶级统治的合法性，为了保证阶级统治能够为全社会所接受，统治阶级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公共利益，在一些特定条件下让代表着阶级意志的权力服从公共意志。不过，这种应然与实然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在权力问题上的体现，因而是阶级社会中的根本矛盾。在世界各国的封建社会阶段，我们都可以看到统治者在维护权力方面所施用的方略：在实践上适当照顾到公共利益，以求公众对阶级统治的接受和拥护；在理论上则极力淡化和抹杀权力的公共性，虚构出权力神授的神话，从而增强了权力作为一种神秘力量的神圣性以及权力凌驾于公众之上、压迫和支配社会公众的合理性。

近代社会，当启蒙思想家们揭开了权力的神秘面纱之后，权力的公共性被发现了。因而，关于权力问题上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的矛盾对立成了政治学家们极力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近代社会关于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关于民主的呼唤、对公民参与的重视，以及通过法律来规范行政行为等等，都是出于维护权力公共性的考虑。但公共权力被私人占有，被用于谋取私利的状况仅仅在法律制度的约束中表现出了程度上的区别，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发生改变。社会主义社会，权力的来源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在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权力关系格局中，发号施令和服从号令均以是否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否体现其意志为准则。因此，社会主义的权力运作和行使应该具有以往任何社会的权力所不可能有的群众基础和科学依据，使权力的公共性获得了制度保障。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存在着权力腐败的问题，这种腐败虽然不是以制度支持为特征的，而在表现方式上却与以往的制度条件下的情况一样，是一种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行为。

在我国，无论是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与权力的公共性相一致的观念并未建立起来，人们习惯于用传统社会中的思维方式来认识权力，习惯于按照传统社会中权力运行的方式来运用权力，习惯于用权力所代表的公共力量来增强或炫耀掌握权力的行政人员的力量，文化、教育、科技等等都套用行政级别就是最好的明证。在阶级社会，统治者把权力变成阶级统治的工具或组织压迫的力量的做法本身已经是对权力公共性质的背叛，沿着这一背叛的思路走下去，自然会逻辑地导向统治阶级中“掌握权力的个体”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结果。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理论上的规定和制度上的设计，都彻底告别了权力私有的逻辑导向，但却无法根除以权谋私的行为发生。因此，为了确保公共权力的公共性，还需要有一场观念革命，需要建立起与公共权力的科学依据、制度保障相统一的权力公共性观念，以及贯穿着这种观念的道德规范体系，让权力在运行中接受公共行政道德的规范和约束。

二、以德制权

在人类早期的公共权力诞生过程中，公共权力的拥有者多数就是德才兼备的人：首先他必须是孔武有力的，这样才能率领他的部族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搏斗，维持部族的生存和繁衍；其次，他必须是道德高尚的，在部族任何一个成员没有吃饱的情况下他不能进食，在部族任何一个成员没有一个合适的居所的情况下他不能安寝。到了人类有文字后，人们对道德与权力的关系认识的更清晰：“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礼记·中庸》）”；“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礼记·中庸》）天之所以成为崇拜的对象，是因为有德；君主若要与天地共享人们的尊敬，就必须以自己的德行明昭天下，方可得到人们衷心的拥戴。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及其思想家总是极力倡导以德来约束权力，并试图建立起道德信仰，以求唤醒当权者的知耻之心，并促使他们在对身后名誉的追求中实现人格的升华，从而在行使手中的权力时，能够主动地使自己的行为合乎道德标准。

权力来源于社会公众，但是掌握权力的人是极少的一部分人。这些人的道德行为和道德风貌不仅为社会大众所关注，而且直接对社会大众起示范效应和导向功能，也就是说官德和官风影响和引导着民德和民风。孔子在：《论语·颜渊篇》中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又在《论语·子路篇》中说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论语·为政篇》中讲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事实上，从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的治乱更替中，我们能够发现，哪个朝代的官德淳厚、官风清廉，那个朝代的民风就淳朴、社会就安宁，风气就开化，经济发展的就比较快，社会进步也比较快。相反，“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国语·齐语篇》）”；“桀以奢亡，纣以淫败。（《国语·齐语篇》）”这说明，官德官风是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统治者的道德是赢得民心和民意的重要法码，对统治的稳固和国家的治乱兴衰有着直接的影响。

“引礼入法、礼法结合”。礼是我国有数千年的特有的社会现象，其功能在于“别贵贱”、“序尊俾”确定“尊尊、亲亲、长长、男女有别”的宗法等级秩序，具有“因俗制宜”的功能和精神威慑力量，因而成为治国者重要的统治手段。礼的等差性与法的特权性相一致，礼法结合，以礼夸张恤民的仁政，以法渲染治世的公平，以礼入法使法律道德化，以法附礼使道德法律化。在数千年简单落后的农业社会中，这种礼法结合的治理方式确实有效地推动着社会的运转。然而“引礼入法、礼法结合”过于依赖礼与德，使得行政机构简单粗糙和行政技术落后，使之在形态上只能是“人治”，未能培育出现代技术理性精神，留下来令人痛恨的“官僚主义”、“官本位制”，至今贻害不能完全清除。

如此看来，在强大的并且不断得到强化的“官本位”意识面前，我们仅仅依靠软弱无力的道德教化想要约束脱去缰绳的权力野马，无异于缘木求鱼。过多的宣传“以德制权”、过分地鼓吹道德教化的功能，无异于助纣为虐。我们必须另辟蹊径，树立“主权在民”和“人性恶”的观念，总结和借鉴民主国家的经验教训，建立权力分立的制度设计来实现权力的制约与平衡。

三、以权制权

以权制权，严格地将，或者按照宪政的要求，是建立在“天赋人权”、“主权在民”和“人性恶”的认识基础上、是建立在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自治）、国家和社会分权，制定宪法赋予议事机构以立法权、赋予司法机关独立的司法权和行政机关的行政权，人民通过定期的公开选举行使国家权力。即通过三权分立（甚至五权分立）的制度设计来实现权力的制约与平衡。但是在我国目前的过渡时期，这还很难做到。下面要讲的是适应过渡期需要而设置的监督权。

1、以独立、客观、公正、公开的监督权制约公共权力运行

腐败，从本质上讲，就是掌握一定公共权力的主体，以公共权力为资本，背离公共利益目标，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简言之，就是以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根本在于以有效的监督权力监督和制约公共权力运行，从源头上割断公共权力与私利之间的脐带。

其一，这是由公共权力谋取利益的最有效性所决定的。公共权力是组织集体劳动、协调公共生活的基本手段，是权威性分配稀缺资源的基本工具，是谋取利益的最有效杠杆。在公共领域，人们对利益的追逐，往往转化为对公共权力的追逐，公共权力成为人们追逐利益的重要手段。因此，以私利为目的的权力追逐，必然伴随着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根本在于以权力监督和制约权力运行，从源头上制止和治理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现象。

其二，这是由公共权力对人的腐蚀作用所决定的。绝对的公共权力必然使人腐化。英国著名史学家阿克顿勋爵认为：“权力容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化。”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更为直截了当地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凡是运用不科学、不规范、失去监督或监督失灵的公共权力，都极容易偏离公共利益，导致腐败。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根本在于以权力监督和制约权力运行，从源头上防止和治理公共权力对人的腐蚀作用。

其三，这是由公共权力非公共运用对于形成以权谋私思想观念的决定性作用所决定的。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固然受其他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和制约，但归根结底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以权谋私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固然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等腐朽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侵蚀有关，但归根结底是由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所决定的，是对以权谋私这一社会存在的反映。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一方面，必须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党性锻炼，防止和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以权谋私等腐朽、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牢固树立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价值观，构筑广大干部强有力的反腐倡廉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必须以权力监督和制约权力运行，从源头上治理和控制以权谋私这一社会存在对于人们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的影响。

2、监督制约公共权力的基本要求

监督主体的独立性。这是以监督权制约公共权力运行的本质要求。没有独立性，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监督和制约主体，无法履行监督和制约权力运行的职责。这种独立性主要表现为组织机构依法设置的独立性、工作人员依法任命的独立性及监督和制约活动依法进行的独立性。而目前，我们的监督和制约主体受监督和制约客体的直接领导，相对独立性不强，难以对被监督者形成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监督和制约力量的对等性。监督和制约主体与监督和制约客体只有地位对等、力量对等，才能各司其职，实施有效监督和制约。如果监督和制约主体的力量明显弱于监督和制约客体的力量，主体就无法有效对客体实施监督和制约。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监督和制约力量不平衡，监督和制约主体弱于监督和制约客体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

监督和制约客体的公开性。公开，是主体对客体实施有效监督和制约的前提和基础。在主体相对独立、主体与客体的力量对等的情况下，客体的公开程度与主体对客体监督和制约的有效程度成正比。没有公开性，就没有主体对客体监督和制约的有效性。

监督和制约手段的强制性。强制性，是保证监督和制约主体权威的重要前提。没有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手段，无法有效实现权力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当然，客体对主体的“合作”是相当重要的，但有效监督和制约不能以客体是否“合作”为前提，不管客体是否愿意接受这种监督和制约，都应坚定不移、强而有力地实施监督和制约。

3、增强权力监督和制约客体的公开性

推进政务公开，建立和健全政务公开制度，确保政务公开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凡适宜于公开的政务全部公开。广泛、深入推进财产公开，推行财产申报登记制度，使之成为预防和发现官员谋取不正当财产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4、增强权力监督和制约手段的强制性

严格把好用人关口。吏治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滋生和助长其它腐败的主要根源。因此，要不断创新干部选任制度，建立健全以公开为基本前提的推荐机制、以民主为基本格局的考察机制、以竞争为基本特征的选拔机制，使群众参与、民主监督、“赛场选马”有机结合起来；要坚决剥夺失控权力，及时依法依纪调离、降职、免职、辞退违法违纪人员，必要时可实行“终身追究”，取消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增大腐败行为的经济、政治成本；要严格追究选人用人失察的责任，包括推荐责任、考察责任和决策责任等。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法律法规最具有强制性。要加快制订和实施《监督法》、《反腐败法》、《新闻法》等法律，明确划分反腐败的程序和范围，具体确定对腐败者的惩罚措施，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监督和制约作用。

四、用“第三部门”力量制约公共权力

在政府不受限制的地方，只有臣民、草民，而没有公民。而中国要迈入公民社会，特别重要的是公民社会的自我管理制度。培育会计师协会、律师协会、真正意义上的工会、农会、商会、绿色环境保护组织等社会“第三部门”就格外重要了。

“第三部门”也有称为“非政府组织”，主要指在政府部门和以赢利为目的的市场部门之外的“非赢利部门”，它与政府部门、市场部门共同构成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政府的职责是“以强制求公益”，市场则是“以志愿求私益”，而第三部门则被定位为“以志愿求公益”。它是自由公民的联合体。按照P·F·德鲁克的说法，第三部门“提供社会变迁，造就脱胎换骨的人类”。第三部门是提供各式服务或从事各种活动的原动力，可以追溯到一种基本的意识形态，即“促成社会上每一个人生活品质的最高水准”（M·E·威纳）。第三部门有着共同的使命：它是一种社会承诺，是一种向善的变迁，是一种公平正义社会的实现，也是一种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环境和平共存，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愿望。

非政府组织由于不具有政治目的，因而有别于政党，被称为是一个文化、科技、社会或慈善组织。非政府组织的主要特点就是他们是群众性或大众化的。非政府组织是人民与政府进行沟通的一个重要环节，将人民的需求和期待传达给政府官员，然后又帮助政府负责人完成部分直接与人民生活休戚相关的事务。在有些国家，非政府组织直接负责数项与人民有关的方案和计划的实施。以此来削减政府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此外，非政府组织利用不属于政府的特权，还可以监督政府和政府负责人的活动。非政府组织通过发表声明和举行抗议集会等形式，对部分政府负责人的不正确行为或工作提出批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性的社团革命”悄然兴起，背景是现代福利国家危机和全球性环境危机，引起人们对“帮助人们自助”和“参与式发展”的关注。鉴于从东方到西方都存在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人们认识到政府做不了、干不好的事和市场不愿做、做不了的事，第三部门是一个理性选择。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拉蒙教授通过对41个国家的比较研究，认为“全球性社团革命”对20世纪晚期的意义，如同19世纪晚期民族国家的兴起。

只有社会组织成长壮大起来了，政府才可能真正尽可能多地退出民众的日常生活。可是，目前中国每万人拥有的社团数量为1.45家，这一比例同埃及比较接近，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社团总量不足，大大制约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也制约了中国社会管理现代化进程。我们在从“全能政府”向“法治政府”的过渡中，将会越来越深刻地领会到“第三部门”的重大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

当然，我们在发展第三部门的过程只中应该注意到，第三部门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民意，但它们在民意代表方面有很多局限性。第三部门是民间社会的组织，其公开宣称的使命和价值观，可以是公益性的，或者是服务于特定的人群。但在现实生活中，非政府组织能否真正代表民意，以及在多大程序上能成为民意的代表，是很不确定的。如果一个非政府组织是由其成员实行民主管理的，那么充其量，该组织只具有代表其组织成员的利益和愿望的授权。由于很多非政府组织并没有健全的民主管理，个别领导人往往能对其起支配作用，况且政府、资本等各种力量是一些非政府组织建立和维持的主要推动力，所以，尽管非政府组织的确可以反映某种来自民间的呼声，但对其是否反映某种真实的民意以及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反映民意，却是要作具体分析和判断的。

此外，尽管非政府组织本意是为人民服务，同样也尽力为人民办好事，但是，仍有各种不良因素威胁着非政府组织，政府力量经常影响着它，资本力量经常侵袭着它，非政府组织中有时发生经济腐败问题。有时，有些非政府组织也做一些违背自己原则的事。如：拿人民的利益与别人做交易或内部展开竞争和权力争斗等。

总的来说，第三部门或者说非政府组织是当今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社会支柱，而且随着第三部门的逐渐自我完善，它将成为制约公共权力滥用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汪进元、冯家亮.限制行政权力的路径选择.行政与法.2005年第2期

[2]陈敏昭.法治从控制政府权力开始.2005

[3]约翰·达尔伯格·阿克顿.《自由与权力》.孤独书斋

[4]（英）洛克.《政府论》.瞿菊农、叶启芳译.

[5]（英）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郑之骧校.素心学苑

[6]（美）埃尔斯特.宪政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三联书店出版.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