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型无形资产十篇

权力型无形资产篇1

【关键词】文化创意类企业，无形资产，资产评估，实物期权法

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渐渐失去了优势，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已经亮起了红灯。2012年中共十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发展新型文化产业，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确保到2020年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可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是我国迫在眉睫的任务。有别于传统企业，文化创意类企业属于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的核心资产往往是无形资产，因此，准确有效地评估企业的无形资产，有助于开拓无形资产的收益潜力、促进企业提高竞争能力，并对进一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化创意企业无形资产的特点与内容

1、文化创意类企业的特点。不同的国家对文化创意类产业有不同的界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高度法治的美国，一切创造力产生的产品都是有知识产权的，比如美术、舞蹈、歌曲都是有版权的，未经授权其他人不能抄袭。因此他们把相关行业基本叫做“版权产业”。由此看来，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其实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力创造出有价值的产物，通过法律授予相应的产权变成产品，再通过资本运作创造价值，因此文化创意产业其本质就是一种“创意经济”，其核心竞争力就是以知识类财产权利客体形式而存在人自身的创造力。

2、无形资产的概念。严格地说，“无形资产”是会计学的定义，经济学界往往称其为知识资产或智力资本，它泛指各种非物资形态的未来收益要求权。在无形资产的体系内，涉及到三类非物质形态的财产权： 一是主要包括知识、技术、信息等无形资产利益，其权利形态包括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等； 二是资信类财产权利。该类财产主要是经营领域中的商业人格利益，其权利形态包括商誉权、信用权、形象权等； 三是特许类财产权。该类财产权利有主管机关或社会组织所特别授予的资格优惠、特权等法律利益所构成，其权利形态即是特许经营权等。

3、文化企业无形资产的特殊性及其原因。首先，文化创意类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知识类财产权利为主的无形资产价值占总资产价值的比重较大，形成了文化创意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文化创意类企业正是通过增加知识类财产权利的比重以及提高其质量来获得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并得到进步和发展。其次，文化创意类企业无形资产的收益是通过对其所有的创意产品的传播权、复制权而获得的。与实物资产相比，其经济寿命和获利能力会受到宏观政策调控、新技术的开发上市、市场竞争程度、需求的价格弹性以及媒体的价值观干扰等各方面的影响而表现出较大的不稳定性。最后，目前法律制度为保护无形资产的独创性，严格禁止非持有人无偿取得和使用该项无形资产，使得无形资产具有独占性。由于无形资产的独创性和独占性，市场上很难找到其替代品，因而也没有相近的市场价格可供参照。这使得其不便于在市场上交易，因而其市场价值的确定也十分困难。

二、文化创意类企业无形资的评估方法及其局限性

我国现行无形资产价值评估方法主要有重置成本法和收益现值法。

（一）重置成本法。重置成本法是从有形资产的评估方法中借用过来的，它的思路是通过分析来计算无形资产的重置成本的构成、数额以及相应的成本率来确定无形资产的价值。这种方法对无形资产的评估并不完全适用。首先，成本法无法揭示无形资产的真正价值。其次，以成本法计量无形资产价值不符合资产的本质特征。资产是能为企业未来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若无形资产按历史成本计量，会导致其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的严重背离。而且无形资产的研发成本与其带来的经济利益并不相关，有些无形资产的研发费用较低，却能带来超额经济利益；而有些无形资产虽然花费很高，但可能由于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使其价值急剧贬值。

（二）收益现值法。无形资产价值评估收益法是目前应用较广泛的方法，主要包括年金模型和分段法形式，其中年金模型在有形资产的评估中已被反复使用，再次不再赘述，现主要介绍下分段模型：

模型一，分段法形式： 。上式中：P为评估值，Rt为未来第t年的资产预期收益；i为折现率；A'为远期年金；m为明确的收益预测期限；n为收益期限。

模型二，远期预测收益呈增长趋势的分段法形式：

P=。上式中：P为评估值，Rt为未来第t年的资产预期收益；i为折现率；g为年收益增长率；A'为远期年金；m为明确的收益预测期限；n为收益期限。

收益法在无形资产价值评估中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 折现率的确定存在主观因素，很难获得一个真正准确并且贴合现实的折现率。其次，收益法应用的假设前提是拥有无形资产的企业经营持续稳定， 未来现金流可预期。收益现值法从无形资产所能带来收益的角度来考虑，在评估过程中往往只考虑收益上升阶段， 而将平稳阶段和下降阶段合在一起用平稳阶段收益值来代替（ 并设其值不变） 。这样做显然使得评估值偏大， 不符合公正性和准确性原则。

三、实物期权法

鉴于上述两种现行的无形资产评估方法都存在一定的弊端，近年来实物期权理论开始迅速发展，所谓“ 实物期权”， 是以期权概念定义的实物资产的选择权， 指投资者所拥有的、在进行长期投资决策时能根据在决策当时尚不明确的因素改变行为的权利。实物期权理论目前在无形资产价值评估中应用最多的是专利权价值的评估， 下面也主要以专利权价值评估为例探讨实物期权理论在无形资产价值评估中的应用。专利权可看成是基于其风险投资公司资产的经营性看涨期权。投资者不必立即决定该专利项目是否立即实施， 可通过进一步观察市场等待机遇来看该专利项目是否可进行延迟投资， 以改进自己最初对项目各期现金流量的评价结果，这就可运用延迟投资期权的理论。

延迟期权赋予投资者在今后某个时刻进行项目投资的权利， 而其执行价格为规划的投资金额。当市场环境变化不定时， 决策者可以选择等待而不是立即投资。假定初始时刻为0， 在以后的任一时刻t ， 该项目预期可实现的各期现金流的现值之和为Vt ， Vt 此时相当于期权标的物的价格， 期权内在价值为max （ Vt - I ， 0） 。这意味着Vt > I 是执行该期权的必要条件： 即可以投资I 。需要注意的是Vt不是0 时刻项目评价的结果， 而是对0 时刻评价的修正。它充分反应了投资者在等待过程中所获得的最新信息， 因而大大减少了不确定性。下面以一个实例来说明如何构建基于延迟期权的专利权评估方法。

设某公司拟开发某种新专利产品， 所需投资为4750 万元。预计市场看好时， 产品寿命期内各期现金流贴现到第1 年末的现值为6750 万元， 如果产品不被市场看好， 则现金流价值只有2250 万元。假定市场看好和看淡的概率均为0.5， 又设贴现率为20% ， 无风险收益率为8%， 按传统的DCF（ 贴现现金流量法） 该项目所产生的期望现值为（ 6750× 0.5+ 2250×0.5） / 1.2= 3750 万元， 故NPV = - 1000 万元。该项目不可投资， 但用实物期权思想， 则可能出现转机：假定上述项目的决策可以延期1 年做出， 其他条件不变。这样该项目相当于一个以项目净现金流价值为标的资产， 项目投资支出为执行价格， 到期日为1 年的买权。在1 年后， 项目净现金流价值假定有两种状态， 即V+ 和V- 。同时考虑到资金的机会成本， 所需投资为l'= （ 1 + r ） I ， 则相应的价值分别为：E+ =max（ 0，V+-l'） ，E- = max （ 0， V--l'） 。此处， I =4750 万元， V+= 6750 万元， V-= 2250 万元， l'= （ 1+ 0.08） × 4750 =5130 万元。故 E+= 1620 万元，E- = 0 万元。运用二叉树模型求出上涨因子u = 1.8， 下跌因子d =0.6。于是p = [ （ 1+ r ） - d ] / （ u - d ） =0.4。得到延迟期权的当前价值为E = [pE++（1-p）E-] / （ 1+ r ） = 600 万元。因为延迟期权的价值E 等于项目的净现值NPV ， 加上延期决策的价值Vd ， 即E = NPV + Vd 。所以Vd = E - NPV = 1600 万元这一价值被传统的DCF 方法忽略了。可见， 若加上了可延期决策这一灵活性， 项目的价值是1600 万元， 因而是可以采纳的。

上面论述的是实物期权理论在专利权价值评估中的应用， 这些方法对其它类型无形资产价值评估同样具有应用价值。在文化创意类企业里，知识类财产权利等无形资产举足轻重，实物期权理论方法可以应用于无形资产转让、无形资产抵（ 质） 押贷款等经济行为中的无形资产价值评估等，是对现有评估方法体系的重要补充。

参考文献：

[1]郑文文.创意产业价值链价值传递机理研究[D].上海： 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2009.

权力型无形资产篇2

一、人力资源与传统无形资产的价值源泉不同

传统无形资产之所以具有价值，能够成为资产交易和评估的对象，是因为它能够给产权主体带来超额收益。这种收益的取得在于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上对该无形资产的垄断（即排他性）使用而给产权主体带来成本降低或收入增加的好处。它的存在能使人力资源载体的劳动更多或更快地得到市场的承认，促使人力资源价值得以实现。可见，传统无形资产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同样发挥着一种条件作用，只不过这种条件作用与材料、设备等有形资产所发挥的条件作用有所不同而已。

人力资源的价值虽然也在于它能给企业带来未来的收益，但这种收益的源泉在于人力资源的具体运用，即人力资源载体的劳动。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一过程中，物力资源（包括传统无形资产）发挥的只是条件作用。同时，人力资源价值的提升还可以增加个别无形资产的价值，比如产品或服务质量的不断提高可以增加商标的价值。可见，人力资源价值是企业价值的根本，人力资源载体——劳动者的劳动是一切价值的真正源泉。

二、人力资源与传统无形资产的载体及特征不同

虽然人力资源与传统无形资产都是没有实物形态的资产，都必须依附于一定的载体而存在，但是，两者所依附的载体及载体的特征具有明显的差异。

传统无形资产，或者作为一种智力成果（如专利技术、技术秘密等），或者作为一种权利（如特许经营权、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等），或者作为一种关系（如客户关系、供应商关系），必须依附于特定的企业或特定企业中的机器、设备、生产线等硬件才能发挥作用。简言之，传统无形资产的载体是“死的”、“物化的”，载体对无形资产效力的发挥程度不具有能动作用。

而作为人力资源的知识、技能、能力则不同，它们所依附的载体是“活生生”的“人”。只有通过人的具体劳动，人力资源才能发挥作用。然而，人是有需求、有思维、有情感的高级动物，人以怎样的态度劳动将最终决定人力资源作用发挥的程度，即人力资源载体——人对人力资源效力的发挥程度具有能动作用。

三、人力资源与传统无形资产在收益不确定性根源方面存在差异

对于传统无形资产中专利技术等技术型无形资产来说，如果技术进步较快，出现更为先进的技术，则该技术型无形资产的相对竞争力将下降，导致企业所占市场份额降低、收益下降。同时，即使技术型无形资产有明确的法律保护期限，但随着技术进步，其实际受益期也将缩短。所有这些原因导致了技术型无形资产上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对于传统无形资产中特许经营权等权利型无形资产上的未来收益来说，会随着企业产品或服务质量及竞争力的变化而变化。对于传统无形资产中客户关系等关系型无形资产来说，其未来收益的升降则取决于未来关系处理的好坏，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之间关系的协调实际上主要是经济利益的协调与分割，如果与客户或供应商的相对关系发生变化，那么这种关系所带来的收益也将发生波动。由此可见，传统无形资产上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主要受市场竞争（技术竞争、质量竞争或利益竞争）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于企业外部。

人力资源的未来收益除了受劳动者心理、生理方面的影响外，更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企业的管理水平、管理风格、领导方式、企业文化，特别是激励机制。企业管理风格、领导方式发生变化，或者企业对劳动者的激励机制发生变化，都会对劳动者的积极性产生影响。在人力资源运用过程中，劳动者或竭尽所能或在不同程度上有所保留，这样就造成了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由此可见，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于企业内部。

四、人力资源与传统无形资产价值变动规律不尽相同

传统无形资产的价值受技术、市场供求关系以及企业发展战略的影响较大。一般来说，随着科技的发展，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型无形资产的价值会不断降低，而且企业只能被动地面对该资产价值降低的事实；权利型无形资产（特许经营权、土地使用权等）的价值会随资源稀缺性的增强而不断提升；关系型无形资产在企业发展战略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价值的提升主要靠企业自身的主动维护，当企业发展战略发生变化时，比如经营方向改变，这些无形资产对于企业的有用性程度降低，其价值会随之降低，此时需要考虑采取对外转让或许可使用的策略来减少这种损失。可见，大部分传统无形资产价值是企业无法左右的，要由市场来评价和决定。

人力资源价值也具有动态变化性，但在这种变化过程中，企业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比较大。如前所述，人力资源的未来收益受管理水平、激励机制等若干因素的影响，这些都是企业自身可以主动改进、完善的。另外，企业可以根据发展需要，有目的地进行人力资源投资，从而适当提升人力资源的价值。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企业人力资源价值的变化呈一种不断提升的趋势，而且这种变化是企业主观努力的结果。当然，在生理规律的作用下，人力资源价值会呈“钟型”曲线变化，即随着人的衰老，其价值会逐渐降低。但是，我们从企业管理的角度讨论，所关心的是在“钟型”曲线峰值以左的那段时期人力资源价值及其变动情况，“钟型”曲线峰值以右那段时期的变动一般是难以左右和回避的，是由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决定的。

五、结论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人力资源与传统无形资产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后者在本质上是物力资源的特殊形态。若将人力资源简单划归为无形资产，则可能会导致人们在经营过程中忽略人力资源的特殊性，用管理物力资源的手段去管理人力资源，陷入过去那种对人力资源进行“事务性管理”的误区，影响人力资源效力的发挥，最终影响企业的经营效果。

权力型无形资产篇3

[关键词] 品牌品牌知识产权新型工业化

品牌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它所蕴涵的信息性、科技性、创新性符合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要求，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品牌知识产权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逐渐成为企业争相占领的制高点。

一、新型工业化理念下的品牌知识产权

“品牌”一词在社会生活和政策领域中广泛使用，有学者从语源学和语义学的角度，认为“品牌”与“商标”是同义词，“品牌”的狭义与“商标”的狭义相同，“品牌”的广义与“商标”的广义相同；但是，“品牌”与“商标”的法律地位不同，“商标”是法律术语，是我国商标法律制度保护的客体，而“品牌”并非法律术语，未见于我国现行任何法律之中。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并采用既包括商标的外在形态，更强调商标内涵的广义的“商标”为论述的前提。

知识产权是无形资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指知识产品所有人对其智力创造成果依法享有的权利，我国《民法通则》和有关科技法律规定，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发明权、发现权和其他科技成果权。以“品牌”的广义与“商标”的广义相同为前提，品牌知识产权即商标权，是知识产权中的工业产权之一。保护商标专用权是我国商标法的核心内容，它保证了商标注册人的绝对使用权和禁止权。

上述讨论是基于法学范畴的，在经济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学）范畴，在新型工业化理念下，品牌知识产权有其独特的意义。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因此，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要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归根结底是要把知识创新放在战略的高度。这就需要尊重自主知识产权、鼓励知识创新，以“品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品牌知识产权产生于对企业的科学技术、创新成果或经营模式、企业文化等的尊重与保护，因此，品牌知识产权作为一种产权，具有排他性、可分割性、可转让性、有限性和行为性等产权的基本属性。同时，品牌知识产权对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减少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调解资源配置有重要作用。此外，品牌知识产权有助于转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工业的科技含量，以无形资本带动有形资产进入市场，是新型工业化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

二、品牌知识产权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中的角色

新型工业化强调三次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以及人口、资源、环境之间关系的协调。品牌知识产权作为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一，品牌知识产权是新型工业化的“拥护者”。品牌知识产权建立在高技术水平、高创新能力的基础之上，通过对知识及劳动成果的尊重与保护来引导人力、物力等资源向“高、好、低、少、优”的方向流动，以引导工业发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第二，品牌知识产权是新型工业化的“护卫者”。新型工业化的顺利进行需要良好的市场环境来支持。知识产权的出现及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赋予品牌知识产权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能力。品牌知识产权通过对权利主体、客体、内容的界定，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保护，这就使品牌的经营与竞争环境法制化。同时，品牌这一无形资产运作的法制化必然带动产业实体运作的法制化，最终维护了新型工业化的市场环境;第三，品牌知识产权是新型工业化的“加速器”。品牌的出现推动了人类经济发展进入高级阶段，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也需要品牌及品牌知识产权的推动力。品牌是企业最具竞争力的无形资产，品牌知识产权能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企业的竞争力，因此，打造品牌、获得品牌知识产权成为企业获胜的关键。

三、品牌知识产权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中作用的发挥

如前所述，在新型工业化理念下，品牌知识产权既有法学意义，又有经济学意义。因此，品牌知识产权的作用不仅限于法律意义上对品牌知识产权的保护，它还具有更高层次的经营价值。就我国的现实而言，要充分发挥品牌知识产权在新型工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必须将“保护”与“经营”结合起来，拓宽品牌知识产权的作用空间。

品牌知识产权战略的最低层次是保护品牌知识产权，而保护的首要环节是商标注册。尽管我国的《商标法》在修订过程中逐渐重视对未注册商标和驰名商标的保护，但国内外商标被抢注的案例不胜枚举，因此，提高品牌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是发挥品牌知识产权作用的首要环节。

权力型无形资产篇4

【摘 要】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作为全球第三次资本扩张的利器——无形资产，对社会财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断增强，对企业的价值贡献度愈加显著，甚至居于支配性地位。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无形资产的理论研究进行梳理与归纳，在厘清与无形资产相关概念关系的基础上，从法学、经济学、会计学等相邻学科的视角对无形资产的边界予以界定，以便为无形资产的进一步深化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 无形资产； 边界限定； 知识产权； 智力资本

一、引言：资本在全球的第三次扩张激发了无形资产的活力

从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潮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资本又一次走出国门，实现全球的第三次扩张①。与以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和19世纪末以电力的发明和重化工业为中心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为标志的两次资本扩张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以电子计算机、激光、生物技术等先进科技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资本又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它的第三次扩张。这一次的资本扩张不是用坚船利炮和武力打开世界市场的大门，而是充分依靠知识资产、知识产权、市场资产、人力资源和组织资产等无形资本实现扩张，无形资产紧密配合有形资本进入世界市场，在世界市场范围内配置资源和进行价值创造，其扩张的速度和所产生的效果已经超过了前两次资本扩张。如微软、可口可乐等就是典型的例证。但问题是，什么是无形资产？无形资产与相关资产的边界如何界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无形资产本身的内涵发生了哪些变化，其外延又有哪些延伸？无形资产到底是如何为企业价值进行贡献等问题，需要从理论上予以澄清。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对无形资产的边界予以限定，并对相关概念的关系予以厘清。

众所周知，任何事物由于其质的规定性，都有相应的内涵和外延，以保持该事物的独立性与稳定性。如果某事物的外延过小，无疑不利于对该事物的全面认识和把握；相反，如果事物的外延过大甚至无限大，势必侵犯其他相关领域，甚至异化为另一事物。目前，人们对无形资产的认识既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又存在限定范围过窄的问题。因此，科学而合理地界定无形资产的边界，维护无形资产的严谨性与严肃性，对无形资产理论的进一步深化研究和应用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法学、经济学、会计学对无形资产内涵的初步界定

无形资产作为财产的一种类型，最早源自法学对财产的研究②。奴隶社会的罗马法把财产分为“动产”和“不动产”。在罗马法的条文中，尚无“无形财产”的明确规定，但是从公元二世纪罗马法学家盖尤斯（gaius）所著的《盖尤斯法学原理》（institutes of gaius）一书中，已经出现“无形财产”的雏形。该书第一次把民法分为“人法”、“财产法”、“债法”三个部分，在财产法中，则明确地把财产分为“有形财产”与“无形财产”两部分。在无形产权的取得方式上，盖尤斯认为，无形产权的取得方式与有形的不动产及动产都不同，既不能凭借时效取得，也不能通过传统的买卖方式取得③。1890年，美国法院通过审理明尼苏达铁路委员会减低铁路运费一案时，宣布这是一种“财产剥夺”行为，虽然所剥夺的不是有形体的财产，但它是无形的财产——规定价格的权利。通过这次宣判，美国最高法院赋予“财产”这一概念以新的涵义，即在原先那些“有形”财产的意义上，增加了“无形”财产的意义。于是，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无形资产”概念被司法实践所承认，以后在一系列其它经济纠纷案中进一步得到强化。

经济学对无形资产的研究，更多侧重把无形资产作为一类生产要素来解释经济增长，而并不关心无形资产的具体存在形式和范围。尽管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就在其名著《国富论》中阐述了把国民所有的有用能力当作资本的思想，马歇尔（marshall）和费雪（fisher）进一步把知识也纳入资产的范畴，即无形资产，但无形资产真正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则是随着无形资产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显现而被明确。所以，经济学家把无形资产纳入生产函数，来解释经济增长现象。当今社会财富和经济的增长主要受无形资产的驱动，开始成为社会的共识（葛家澍，杜兴强，2004）④。

无形资产概念在微观经济领域中的运用，受到会计和资产评估活动的推动。作为反映和计量微观经济主体经济活动过程及成果的工具，会计不仅关注无形资产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功能发挥和价值贡献，而且关注无形资产的具体存在形式和范围。关于无形资产概念的定义，早期主要借助于列举无形资产的内容。如美国会计学家哈特菲尔德1927年就提出：无形资产的涵义是指专利权、版权、秘密制作法和配方、商誉、商标、专营权及其他类似的资产。然而，列举无形资产的各项内容的这种定义方法既没有说明无形资产的特征，也没有表述无形资产的本质，就连哈特菲尔德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国旅美学者杨汝梅（众先）先生在其1926年出版的专著《无形资产论》（good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 assetes）中，把无形资产定义为，特定企业所具有额外收益能力之表示，无形资产的价值，依据企业盈利之剩余，将其超过之数，依照相当利率，化为资产的价值是也。⑤这一定义揭示了无形资产能为其主体带来超额收益能力的本质特征。以后的定义大多以此为基础，对无形资产的内涵和范围进行拓展。

三、经济发展与无形资产边界的动态演变

前已述及，对无形资产的边界限定，法学、经济学和会计学等相邻学科对此有不同的界定，但都是从其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展开的。前者通过关注无形资产的基本特征，以区别于有形资产，后者则列举实际运用中无形资产的具体存在形式和范围。虽然无形资产这一术语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但对无形资产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不同学科和学者出于不同的关注焦点和研究目的，对无形资产的定义有不同的认识和见解。

经济学提供了关于资产的广义解释，强调资产是一种稀缺的资源，表现为一定时点的财富存量，由一定数量的物质资料和权利构成，并着眼于资产的内在经济价值，强调其能为主体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迈克尔·波特将无形资产称为“高等生产要素”和“特殊生产要素”，认为相比属于“通常生产要素”和“一般生产要素”的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对企业竞争更具决定意义。有形资产如何利用以及利用的成效，取决于企业无形资产积累和开发利用的状况，受到无形资产的制约⑥。romer（1986），lucas（1988）等人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人力资本等无形资产具有显著的外部性，与实物资产边际报酬递减特征不同，技术、人力资本等无形资产的外部性往往使得企业的经济活动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点。巴鲁·列弗在所著的《无形资产：管理、计量和呈报》一书中指出，将成本效益原理用于无形资产的分析就是无形资产的经济学涵义，无形资产和实物资产、金融资产一样都是遵循最基本的成本效益均衡经济学规律，并把无形资产分为发明创造（创新活动）型无形资产、组织资本型无形资产和人力资本型无形资产⑦。

尽管会计学的理论大多建立在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但与经济学从生产要素观点理解无形资产不同，会计学领域更多的是从资产的定义出发来理解无形资产内涵。格林沃尔德主编的《现代经济词典》中将“资产”定义为：由企业或个人拥有并具有价值的有形的财产或无形的权利。资产之所以对拥有它的主体有用，或是因为它是未来事业的源泉，或是由于它可以用于取得未来的经济利益。因此，无形资产作为资产的一种类型，也同样具有效用性、稀缺性和未来收益性特征。受会计计量和信息披露功能影响，会计学关于无形资产的理解和认识，更强调其具体存在形式和范围。美国著名会计学专家西德尼·戴维森（1983）在其主编的《现代会计手册》中认为：无形资产没有公认的定义，因而常常用实例来解释，无形资产是指专利权、版权、秘密制作法和配方、商誉、专营权以及其它类似的财产。⑧a.nikolai和d.bazley（1991）在其《中级会计学》中指出：有形资产是以可以看到和触摸的物质实体为特征的。然而，无形资产是不具物质实体却一般从法定或合同权利中形成的资产。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有着某些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为使用而拥有而不是为投资而拥有，它们都有大于一年的寿命，它们都依据其可以为拥有者带来的收益而确定其价值，它们都将在其收益获得期内被消耗掉⑨。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将无形资产定义为：用于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出租或管理而持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资产。无形资产应满足可辨认性、对资源的控制性和未来经济利益性。其中，强调可辨认性旨在区别于商誉⑩。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认为：无形资产指没有物质实体的经济资源，其价值是由其占有权及其他未来利益所决定的；但货币性资源（如现金、应收账款和投资等）不认为是无形资产。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fasb的前身）将无形资产归类为一项特定资产，并将无形资产划分为可确指（identifiable）无形资产和不可确指（unidentifiable）无形资产两类。凡是具有专门名称，可单独取得、转让或出售的无形资产，称为可确指的无形资产，如专利权、商标权等；那些不可辨认、不可单独取得，离开企业整体就不复存在的无形资产，称为不可确指的无形资产，如商誉。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商誉和无形资产》中将无形资产定义为“无形资产指无实物形态、性质上属于非货币性的固定资产。我国1993年颁布实施的《企业财务通则》中，将无形资产定义为：无形资产是指企业长期使用而没有实物形态的资产，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特许经营权、商誉等。《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2000）进一步把无形资产定义为：企业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出租给他人或为管理目的而持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非货币性长期资产，通常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版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特许权和商誉等⑾。而《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2006）则把无形资产定义为：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主要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特许权等。因商誉的存在无法与企业自身分离，不具有可辨认性，不在无形资产准则中规范。⑿

再从相邻的资产评估学来看，资产评估侧重于强调无形资产的未来经济利益，而并不注重其取得成本是否可确指。《国际评估准则评估指南—无形资产》指出，无形资产是以其经济特性而显示其存在的一种资产。无形资产不具有实物形态，但为其拥有者获取了权益和特权，而且通常为其拥有者带来收益。该评估准则还根据无形资产产生的来源，把无形资产分为权利类（rights）、关系（relationships）类、组合类无形资产（grouped intangibles）、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等四大类无形资产。权利类无形资产是由书面或非书面契约的条款产生的，对于契约方具有经济利益，如供货合同、销售合同以及其它的特许授权；关系类无形资产通常是非契约性的，能短期存在但对于关系方具有巨大的价值，如员工的组合、与顾客的关系、与供应商的关系、与分销商的关系等；组合类无形资产是指从无形资产总体价值中减去可确指无形资产的评估价值后所剩余的部分。与组合类无形资产相关的有顾客光顾率、超额收入和剩余价值等，组合类无形资产通常被称为商誉；知识产权是无形资产中的一个特殊类型，通常受法律保护，未经授权不得使用，如品牌名称和商号、著作权，专利权，商标，商业秘密或非专利技术等。

我国财政部2001年7月颁布的《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对无形资产的界定与会计准则基本一致，认为，无形资产是指特定主体所控制的，不具有实物形态，对生产经营长期发挥作用且能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它可分为可确指无形资产和不可确指无形资产。前者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特许权等；后者是指商誉。但这一定义仅给出了无形资产所包含的范围的一般框架，而对非专利技术、特许权所包含的具体存在形式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从上述定义中可以发现，资产评估学与会计学对无形资产的界定也略有差别。比如：会计学主要是以企业主体为调整对象，强调无形资产的持有主体为企业，而资产评估中无形资产的主体既可能是企业，也可能是企业以外的其他主体，因此特别强调特定主体所控制。

比较不同国家，不同学科领域对无形资产的经济含义的探讨，我们可以发现，无形资产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的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是受社会经济活动日益复杂和企业竞争日趋激烈的影响，不仅凸现无形资产的重要性，而且不断产生新型的无形资产，例如现代企业竞合关系、虚拟经营及网络化发展，使得客户关系、供销网络等成为获得超额盈利能力的重要要素⒀。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对无形资产关注和研究的深入，社会法律规范的变化，信息技术的发展，大量过去无法满足无形资产定义要求的无形资源能够被特定经济主体固化和控制，过去不可辨认的无形资产被独立确认并计量。例如，《专利法》、《商标法》的颁布，使得专利、商标从商誉中分离出来，权利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计算机、通信系统的发展，电子商务的出现，使得网络系统具有了独立确指的条件。

四、无形资产的边界拓展及具体存在形式的界定

无形资产范围的动态演变分析表明，人们对无形资产内涵的理解已达成共识，但无形资产所包含的具体存在形式和范围则更具动态性。对无形资产具体存在形式和范围的界定，大多采用分类列举方式。虽然列举方式无法穷尽无形资产的具体存在形式，但从这些研究中可以发现无形资产范围的动态扩展及其变化趋势，并对传统会计关于无形资产范围的界定的完善起到促进和修正作用。王广庆（2004）指出，目前我国无形资产准则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无形资产的确认范围过窄，应当拓展无形资产内容⒁。马德林、朱元午（2005）对近两年我国无形资产研究做了总结评述后指出，目前国内对传统无形资产会计研究基本的结论之一就是无形资产范围应当扩大⒂。

唐雪松（1999）认为，知识经济对于无形资产计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计量范围和计量基础两方面。一方面，知识经济导致无形资产种类和数量急剧扩大，使得目前的无形资产计量范围受到冲击。具体来说，无形资产的范围将扩充到知识资本的范畴，包括市场资产如企业品牌、长期客户关系等，知识产权如专利权，人力资产如员工业务能力，以及组织管理资产如企业文化、融资关系等⒃。另一方面，是无形资产计量基础的选择。为此，经济学家和会计学家有着不同的理解。经济学家看重内在经济价值，强调资产为企业能够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偏于资产计量的产出价值基础。而会计学家则更偏重于资产的实际计量价值，认为形成无形资产的交易或事项所依据的金额是无形资产计量的基础，偏于投入价值基础。

吉全贵（2001）将无形资产按性质分为五类⒄：一是智力成果及应用类无形资产。主要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非专利技术、管理诀窍、现代电子信息网络等。该类无形资产的共同特征都是开发智力获得的成果并将其应用于生产经营等经济实践。二是特种权利类无形资产。特种权利，是指政府或某种人（如组织、企业、企业集团等）特别授予享受这些特权利益主体的各种特种权利和优惠条件。如税收减免优惠、土地使用优惠、外汇管制放松以及其他各种优惠政策、便利条件、特许经营权等。三是组织关系类无形资产。主要是指各种经济利益主体在组织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中与其他国家、地区、往来经济单位所形成的良好经济关系网络。该种经济关系网络多是由于长期合作而形成的工作默契关系，也有的是通过合约加以规定的。属于此类的无形资产主要有经济利益主体的经济决策专家网、采购网络、销售网络及其与其他相关经济主体之间的稳定而协调的经济关系，企业内部稳定与和谐的组织和人事关系。四是信誉类无形资产。是指特定经济利益主体在组织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方面取得了卓越成果和优异成绩而赢得社会、同行、客户的高度评价和赞赏。如驰名商标、获得的各种奖牌、荣誉证书，长期形成的一定的知名度。应该指出的是，商誉不是一种单纯性质的无形资产，不能简单地将其包括在信誉类，它是企业形象的综合代表。五是其他类无形资产。指以上四类无法包括但又具备无形资产特征的其他各种经济资源。

汤湘希（1997，2004）认为，无形资产应是不具有实物形态，却能为企业长期带来收益的法律或契约所赋予的特殊权利、超收益能力的资本化价值以及有关特殊经济资源的集合。此种定义强调特殊经济资源也是一种无形资产，例如税收减免优惠、土地使用优惠以及其他各种优惠政策、便利条件⒅，并进一步引入知识资本、人力资源等理论把无形资产分为经典无形资产、边缘无形资产、组合无形资产、合力无形资产等四类⒆。经典无形资产，即现行会计核算体系中包括的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特许权等，这类无形资产的表现形态主要是知识产权，而且其使用价值可以由多个主体使用和重复使用；边缘无形资产，如土地使用权，这类无形资产的表现形态更类似于固定资产，其使用价值只能是单一主体使用，或使用价值具有独占性；组合无形资产，其表现形态为商誉，按照目前一般公认的会计理论，商誉是超额利润的价值表示，不能离开某一特定主体而存在；合力无形资产，即企业核心竞争力，其表现形态是企业通过各种技术、技能和知识进行整合而获得的能力，它与商誉的共同点都是不能离开某一特定主体而存在。

喻晓宏等（2005）把无形资产划分为市场类无形资产、知识产权类无形资产、组织管理类无形资产等三类⒇。市场类无形资产，指一个企业通过其所拥有的与市场相关联的无形资产而可能获得的潜在利益的总和，包括品牌的信誉（如企业品牌、服务品牌），与客户的关系（如销售网、分销渠道、长期客户），合同（如特许经营权协定、专利使用权协定、经常性合同等）；有助于生产、销售的资格认证（如is09000质量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信用等级评定等类似项目）。知识产权类无形资产，指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和科学实验等创新过程中所发明创造的高新技术和技术诀窍而形成的精神产品的一种产权形式，包括专利权、版权、计算机软件、技术秘密、商业秘密等；组织管理类无形资产，指企业管理层在组织、协调、管理、沟通等方面存在的优势而可能获得的潜在利益。如企业文化、企业管理方法、信息技术交流、网络工作系统、融资关系等要素。

孙艳霞（2006）将无形资产划分为人力型无形资产、智力型无形资产、市场及顾客型无形资产、组织管理型无形资产等四类（21）。人力型无形资产，指有利于实现企业发展目标和员工素质提高的无形资产。如员工教育状况、业务技能、创新精神、对知识的运用能力等。智力型无形资产，指人们通过智力劳动形成成果的无形资产。如专利、商标权、电脑软件等。市场及顾客型无形资产，指企业与市场、顾客之间形成的无形资产。如市场营销网络、顾客忠诚度等。组织管理型无形资产，指企业在组织、管理、协调等方面存在的优势，将带来未来经济利益超额增收。如企业管理方法、资本运营能力。

我国台湾学者大多将无形资产等同于智慧资本，认为智慧资本是一种隐藏在企业内部、无形但却能创造价值与持续保持竞争优势的无形资产。包括人力资本、创新资本、流程资本和关系资本等四类（22）。

上述研究表明，无形资产的边界在逐步拓展。其具体存在形式与范围，除了专利权、著作权（版权）、非专利技术（秘密制作法和配方）、商誉、特许权（专营权）等这些国际公认的经典无形资产外，随着社会经济活动发展而出现一些新兴的无形资产。尽管从会计确认与计量角度而言，囿于传统的会计确认和计量规则，许多在经济学上已经确认的无形资产，在会计学中则因无法计量和记录而游离于会计报表之外，诸如良好的企业形象、高素质的员工队伍、企业的公共关系网络、企业的营销网络等等，但是现代会计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开发出一些新型的计量模式，如斯堪的那维亚智力资本模型，智力资本计分板、平衡计分卡等，这些模式用以反映和揭示新型的、日益重要的无形资产类型，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会计上的这一难题。

总的看来，从会计学的角度而言，扩展无形资产的确认范围已是大势所趋，在现有的会计理论框架下，除经典无形资产外，人力资产（或人力资本）、智力资产、市场资产和顾客资产应纳入会计核算体系，予以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同时，使法学、经济学、会计学等相邻学科对无形资产质的规定性具有相同的边界限定。

五、对无形资产具体存在形式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在基于前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欧盟2003年的关于无形资产计量和报告实践的研究报告中关于无形资产存在形式的调查问卷为指导，设计了相关问卷进行实地调研。共发出问卷300份，回收201份，回收率约为67%，其中有效问卷195份。调查对象既有企业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又有会计和评估中介机构从业人员，其工作与企业无形资产的管理实践高度相关。因此，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有效问卷的具体构成情况如表1所示（23）。

我们根据无形资产的广义定义，列举了一些我国当前会计准则未予以确认的无形资产。被调查对象认为诸如品牌、各种资质、人力资本等无形资源应被纳入无形资产范畴，其认同度和相应的比例如表2所示。

从表2的调查结果可知，被调查者中有84.08%的人认为无形资产中应包括广告、品牌、顾客名册、分销渠道等营销类无形资产，所占比重最大；其次为资质类和客户类无形资产，占到了72.64%；再次为客户类无形资产，占到了64.68%；第四为人力资本类无形资产，占到了54.23%；第五为组织资本类无形资产，占到了52.74%；最后是生产运作类无形资产，占到了45.77%。

上述结果反映，实践中对营销类无形资产的认识比较一致，且该类无形资产在我国企业受关注的程度比较高。尽管当前无形资产会计准则对各种生产资质、认证、许可证等不作为无形资产给予确认，但调查中该类无形资产的认可率比较高。

对人力资本类、生产运作类和组织资本类的无形资产应纳入无形资产，其认同度还较低（不足60%），说明我国企业当前在人力资本和生产运作控制体系方面的重视不够。在国外有关无形资产的研究文献中，人力资本和组织资本已成为无形资产的重要内容，但从我们的调查结果中分析，这类无形资产被选择的比例并不很高。究其原因可能是这些无形资产形成的原因较为复杂，或者难以被企业所控制。比如集合劳动力，非竞争协议等，在我国商业实践中尽管已出现相关的诉讼案例，却仍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但从实地调查的总体结果来看，无形资产边界的扩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客观上也要求会计上扩大无形资产的核算范围。

六、与无形资产相关概念的关系辨析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智力资本、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等与无形资产具有密切关系的概念应运而生，这些资产或资本越来越成为企业营运的生产要素或价值贡献的主体，它们与无形资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经济学和会计学的角度而言，资产（assets）与资本（capital）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就一般的表述而言，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产是能够为主体带来收益的资源。但多数学者在研究无形资产、智力资本、人力资产等相关范畴时，未将“资产”、“资本”与“资源”等概念严格区分，而是经常混用，有的称知识资本或知识资产、智力资本或智力资产、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等。从其本质来看，无论采用何种称谓，所使用的都是资产的“收益”属性概念。本文在此也不过多地区分“资产”或“资本”，也是强调其“收益”的性质。

（一）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

智力资本理论来源于知识管理，故不少学者将智力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等同于知识资本（knowledge capital）。智力资本的概念由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于1969年首次提出，经过日本学者弘之伊丹（1980年）、美国学者戴维·提斯（1986年）、美国学者斯图尔特（1994年）、沙利文（1998年）等的系统研究后认为，智力资本是一种独特的资产，没有其他的公司具备和它完全一样的技能、能力、知识、创新成果、知识体系、专利、商标、版权和商业秘密等。斯图尔特将知识资本概括为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结构性资本（structural capital）和顾客资本（customer capital），简称h－s－c结构。沙利文将智力资本进一步划分为人力资本、客户资本、股东资本、文化资本、关系资本、组织资本、结构资本、流程资本和经济资本（沙利文，2002）。我国著名会计学家余绪缨教授把智力资产分为隐性智力资产和显性智力资产两大类。显性的智力资产，还可大致地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个体化的由人才的超常才智物化在某种物质性载体如书稿、光盘、实物中的显性智力资产，如版权、专利权、专有技术、计算机软件等。另一类是组织化的由较长期的集体经营而形成的独特优势。包括市场资产、基础性结构资产和企业文化。虽然不同学者对智力资本的具体构成要素上划分有所差异，但对其本质的认识基本一致。

（二）人力资本与智力资本

关于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和与他同时代的雅各布·明瑟尔、加里·贝克尔、爱德华·丹尼森、f·h·哈比森等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舒尔茨（schultz，1975）认为，人力资本是指体现在人的身上的各种知识和能力，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的收入，其范围包括天生具有的才能和后天获得的能力，还包括运用和继续传授这些知识的能力、运用知识时间和身体状况，它是相对于物质资本或非人力资本而言的。从企业的角度看，人力资本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能力：生产能力、科研创新能力、资源配置能力。简而言之，人力资本是指企业的员工所具有的各种技能、知识与健康水平，是企业知识资本的重要基础，代表企业解决问题的个人能力。这种能力以潜含的、未编码的形式附着于员工个人，作为人力资本的载体，员工个人对其自身人力资本具有完全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当人力资本经过编码化为企业的知识资产，即正式注册的企业技术、专利、品牌和商标等时，员工个人便失去了对其原有人力资本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韩经纶，2002）。一般认为，智力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当然也有学者如谭劲松（2001）等认为，智力资本其实是人力资本的核心，主要指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科技人才和具备资源配置能力的企业家身上所体现的资本，它并不等于人力资本。这里，智力资本体现的是狭义的概念。

（三）无形资产与知识产权

相对而言，作为法律概念的知识产权得到的共识则较多。知识产权源于18世纪的法国，1791年法国第一部专利法起草人德布孚拉首先使用“工业产权”一词来概括精神财产专有权，后来比利时法学界把一切来自智力活动的权利概括为“知识产权”。刘春田在其著作《知识产权》中认为，知识产权是指智力成果的创造人或工商业标记的所有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统称。现有的研究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知识产权是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能囊括无形资产的全部，两者不能简单地等同。

简而言之，上述相关资产的关系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汤湘希（2004）认为，智力资本、知识资本与人力资源是对无形资产的发展和继承。它们的内容既有相通之处又有交叉。相通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具有能带来经济效益的长期使用的没有实物形态的经济资源；交叉之处在于知识资本与智力资本无实质性差异，人力资本是智力资本的核心内容。

二是相关概念具有等效的关系。于玉林（2005）认为，在学术界，无形资产、智力资产、知识资产、人力资源和无形资本、知识资本、智力资本、人力资本等几个概念，是从不同方面对同一内容进行研究而经常出现的，在会计学的研究中，一般较多地使用无形资产或无形资本的概念，在经济学的研究中一般较多地使用知识资本或知识资产的概念，在管理学的研究中一般较多地使用智力资产和智力资本的概念。它们是同义词，这些概念所指的本质涵义都是相同的。

三是知识资产是无形资产的延伸关系。黄申（2006）以法学的视角，从知识产权的角度，对无形资产与知识资产进行分析比较后认为，用知识资产代替无形资产这一概念更能体现无形资产的本质。

可以说，无形资产涵盖了智力资本，而广义的智力资本又涵盖了人力资本，狭义上智力资本又只是人力资本的一部分。它们之间具有明显的交叉性和包容性特征。

当世界经济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产业发展形态也随之由资本密集型（以物质资本为主体）向劳动密集型（以人力资本为主体）发展，进一步过渡到知识密集型（以智力资本为主体）。无论是人力资本，还是智力资本，都是从本质上表达无形资产的内涵，它们都是企业形成无形资产的源泉。企业只有重视人力资本或者智力资本的投入，才会产生源源不断的无形资产，提高自身竞争力。

七、基本研究结论

无形资产，因其不具有实物形态而得名，但并非所有不具有实物形态的资产都可界定为无形资产。通过上述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几点明确的结论：

（一）无形资产从其历史发展演进过程来看，可以分为经典无形资产、边缘无形资产、组合无形资产和合力无形资产等四类

其中，经典无形资产，即现行会计体系中已经确认的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版权）等。边缘无形资产，是指具有无形资产的某些特性，但不具有无形资产的典型特征的资产，且多来源于国家的特殊政策或行政许可。包括土地使用权、特许权（如专营权、各种政府授予的资质、采矿权、取水权等）、政府给予的各种优惠政策等。组合无形资产，即商誉。虽然《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2006）不再涵盖商誉，但并不否认商誉的无形资产性质。合力无形资产，即企业核心竞争力资产，它是企业拥有的各种资源和能力经协同作用而产生的合力。包括前已述及的人力资产、市场资产、组织资产等多种资源。在会计处理时，可以采用层次分析法将其价值予以量化和与其他资产的贡献予以分割（24）。

（二）无形资产的边界必须进行合理的限定

既不能囿于现行会计准则偏窄的限定，也不能任其“泛化”。在现行社会经济背景条件下，将人力资产、智力资产、市场资产、组织资产进行会计确认既是时代的要求，同时在会计上也具有可行性。与此同时，经济学、管理学和资产评估学等相邻学科对无形资产的边界应适当统一，即无形资产内涵应具有同一性。从涵盖的关系上可界定为：无形资产>智力资产（知识资产、智慧之本）>知识产权>人力资产（源）>市场资产>组织资产。即是说，无形资产中最核心的是智力资产（知识资产，或称智慧之本），知识资产中受法律保护的部分形成知识产权，未形成知识产权的部分则衍生为人力资产、市场资产和组织资产等。

（三）应改进现行无形资产信息的披露方式和内容

之所以法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对无形资产这一相同的命题有不同的解释，主要是因为受制于现行财务会计体系的约束。尤其是现行财务会计报告披露的主要是仅从会计角度而言的可计量的无形资产存量信息，其信息含量和传递的信号并不完全具有相关性。为此，可以借鉴财务报告的“彩色”（25）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即无形资产会计信息含量应包括如下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核心层。在会计报表列报时充分披露符合所有确认标准的无形资产信息。

第二层次：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揭示目前可靠性尚嫌不足，但符合部分会计确认标准的无形资产信息。如人力资产、市场资产、组织资产等。

第三层次：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说明那些目前尚不完全符合资产的可定义性而具备其它信息特征的无形资产信息。比如，重要的研究开发活动及其投入概况等。

第四层次：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所有无法进入以上三个层次的其它相关无形资产项目。由于只要求具备相关性，所以其披露方法可以灵活，原则是最大限度地反映出该部分资产的状态。

总之，无形资产的边界限定及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是无形资产研究领域的一大难题，本文通过上述的梳理与总结，并提出一些看法，目的是为进一步研究无形资产的价值贡献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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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马传兵：经济全球化与无形资本的扩张，《理论前沿》2003年第2期。

② 参见王海粟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无形资产减值测度研究”研究报告，2006。

③ b.尼古拉斯（nieholas）著：《罗马法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roman law），1967年牛津英文版，第105－123页，转引自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论》，第40－第41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④ 葛家澍、杜兴强：无形资产的相关问题：综述与探讨（上），《财会通讯》，2004（9）：10－12。

⑤ 杨汝梅著，施仁夫译：《无形资产论》，立信出版社（1926年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杨汝梅先生对无形资产的定义，是将商誉等同于无形资产，并未对无形资产进行准确定义。

⑥ 转引自施本植：无形资产：不可等闲视之，《上海经济研究》，1996年第6期。

⑦ 巴鲁·列弗著：《无形资产—管理、计量和呈报》，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年，第25页。

⑧ sidney davidson：handbook of accounting，third edition，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83。

⑨ a.nikolai and d.bazley：intermediate accounting，pws-kent publishing company，boston，1991。

⑩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国际会计准则第38号—无形资产》，1998年10月1日。

⑾ 将土地使用权作为无形资产，是我国相关会计规范的一种显著特征，能否将土地使用权界定为无形资产，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土地使用权并不具有一般无形资产的主要特征，我们将其界定为“边缘无形资产”。参见汪海粟、王同律、汤湘希：《国有无形资产资本化问题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等有关著述。

⑿ 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应用指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⒀ 随着人们对无形资产认识的加深，“关系、人力、制度以及“综合协同力”作为新时代的无形资产要素，已经成为企业价值创造不可缺少的能量源。参见：谢志华、郑职权：无形资产价值：创造与实现，载《会计之友》，2006年第20期。

⒁ 王广庆：对我国无形资产准则的一些思考，《会计研究》，2004年第5期。

⒂ 马德林、朱元午：无形资产会计研究中的问题与改进，《会计研究》，2005年4期。

⒃ 唐雪松：知识经济对无形资产计量的影响，《会计研究》，1999年第2期。

⒄ 吉全贵：论无形资产范畴，《理论与现代化》，2001年第1期。

⒅ 汤湘希：论无形资产范围的界定，《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7第1期。

⒆ 汤湘希：无形资产会计研究的误区及其相关概念的关系研究，《财会通讯》，2004年第7期。

⒇ 晓宏等：对知识经济下无形资产性质与内容的探讨，《企业技术开发》，2005年第5期，第84页。

（21） 孙艳霞：无形资产的范围界定及其计量，《科技咨询导报》，2006年第2期。

（22） 参见政治大学郑丁旺教授“台湾智慧资本的发展概况”，2007海峡两岸现代会计论坛演讲稿以及施志成：“智慧资本、智慧资本附加值与企业绩效之整合分析——以台湾资讯电子业为例”《2006 toyota管理论文奖得奖论文集》（2006）。

（23） 具体调查过程与详细结果分析，可参阅王海粟等：“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无形资产减值测度研究”研究报告，2007。

权力型无形资产篇5

关键词：技术型无形资产；营业收入；增长率；产学研合作

作者简介：王巍（1989-），男，河南驻马店人，贵州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吴毓斌（1990-），男，河南许昌人，贵州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贵州 贵阳 550025）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17-0190-02

一、背景介绍

党的十明确指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优劣直接关系到企业能否保持长期的技术领先。

二、提出假设

以往的研究绝大多数从上市公司年报中手工整理出R&D资金，忽略了R&D投入产出效率的问题。本文则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表附注的无形资产中，手工整理出专利、专有技术、软件等技术型形资产，作为R&D资金投入的替代变量，着重研究技术型无形资产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同时，对于无形资产中的土地使用权、特许经营权等各类使用权，将它们归为垄断型无形资产。[1]考虑到公司之间的差异，本文决定选取营业收入增长率作为衡量公司成长能力的指标，着重研究技术型无形资产投入和营业收入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假设1：技术型无形资产的投入和营业收入增长率之间显著正相关。

国有企业在土地使用权、特许经营权、债权转股权和政府部门的支持方面，均拥有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较为明显的优势。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国有企业技术型、垄断型无形资产的投入和营业收入增长率之间显著正相关。

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对于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培养应用型人才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外部分发达国家通过政策便利鼓励产学研合作，形成所谓“美国模式”、“德国模式”等。[2]刘凤朝等通过研究国内“985”高校，运用复杂网络的方法，得出企业、高校和研究院所之间专利合作的网络特征以及网络演化特征。[3]本文引入哑元变量UNIVERSITY表征校企联系，公司十大股东中存在高校或者研究院所则为1，否则为0。

假设3：拥有校企关系的企业技术型无形资产投入和营业收入增长率之间显著正相关。

三、实证研究

1.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6—2011年沪深两市A股主板制造业为研究样本，之所以选取制造业，因为通过前期比较发现该行业披露数据较为完整，校企联系企业较多。剔除最终控制人不详和资产负债表附注中无形资产披露不全的公司，针对连续变量，剔除极端值样本，最终得到符合条件的公司356个，其中第一控制权为国有的210个，十大股东中有高校或研究所的41个。以上数据均来至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

2.变量定义和模型设计

考虑到时滞性的影响，用逐步回归的方法构造模型，变量定义见表1。

3.结果及分析

篇幅所限，仅列出显著性水平在10%以下的结果（见表2）。

经过以上回归结果，不难发现：

（1）固定资产的投入可以显著提高营业收入增长率，企业加大对固定资产的投入对成长能力的提高有利。同时，从固定资产投入当年起三年内均与营业收入增长率显著正相关，说明固定资产投入具有见效快、持续时间长的优点。

（2）技术型无形资产滞后1年与营业收入增长率显著正相关，说明对于我国制造业而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获取专利、专有技术等技术型无形资产可以为企业带来成长能力的提升。假设1得到了验证。

（3）国有企业技术型无形资产和垄断型无形资产均滞后1年与营业收入增长率显著正相关，表明我国国有企业可以借助与政府的联系取得企业所需的各种资源，进而提高自身成长能力。假设2得到了验证。

（4）校企合作企业技术型无形资产和营业收入增长率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我国校企合作企业未能充分利用和高校或科研院所的“血缘”关系，彼此合作不密切，未能取得规模化的成果。假设3未能得到验证。

4.稳健性检验

四、结论和建议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制造业，着重从企业创新和产学研合作的角度分析当前我国制造业的现状，希望能够为当前困扰我国制造业的外需萎缩、内需不足等结构性问题提出若干建议。

第一，固定资产从投入当年起三年内均与营业收入增长率显著正相关，说明固定资产投入收效快、持续时间长，企业加大固定资产投入对于长期发展有利，特别是希望提高成长能力的公司，应该重视固定资产投入。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我国制造业重视硬设施、忽视软条件的传统理念，我国制造业应该在传承固定资产投入的基础上加大研发投入，兼顾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投入。

第二，技术型无形资产和营业收入增长率滞后1年显著正相关，表明我国制造业通过加大研发投入获得专利、专有技术等技术型无形资产可以提高其成长能力。因此，我国制造业中规模较大的企业为保持长期竞争优势，应该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取得技术进步产；规模较小的企业为扩大市场份额，更应该提高研发水平，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寻求进步。

第三，虽然我国制造业技术型无形资产与营业收入增长率之间滞后1年正相关，但后续若干年不再具有相关关系，说明目前我国制造业在技术性研发方面“短视性”明显，企业重视短期效益，忽视长期影响。

第四，国有企业技术型无形资产和垄断型无形资产的投入滞后1年可以显著提高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形成的以产权为基础的联系，可以为国有企业获得稀缺资源和政策便利，进而提高其成长能力。

第五，校企合作企业技术型无形资产投入和营业收入增长率之间不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表明我国制造业企业未能充分利用和高校、科研院所的联系，合作研发产出未能有效提高企业成长能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学研合作已是大势所趋，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局限于静态的相对成本比较，而是扩展到动态的网络联系和学习型组织。产学研合作不仅为企业带来新的生产技术，而且通过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可以为企业输送大量技术研发人员，提高研发能力。与此同时，企业通过建立产学研合作能够将技术创新、科技研发的理念注入到企业文化中去，培养学习型组织。

参考文献：

[1]郝颖，刘星.政府干预、资本投向和结构效率[J].管理科学学报，2011，（4）：52-73.

权力型无形资产篇6

〔摘要〕资本市场既有智慧告诉我们，任何一项商事组织或融资工具的创新与成长，均植根于本土法律环境，有着独特的演进路径，依赖于配套制度的动态修正，难以孤立地论其优劣。作为推动资本市场融资与企业创新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否存在一种最优商事组织形态的追问，必须理性地回归到商事组织形态的基本原理，客观地审视我国既有商事组织立法体系配套机制的中国元素，观察历经市场验证的域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载体的变迁轨迹，而非简单化地给出一个终局不变的答案，或许是走出中国特色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商事组织立法体系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商事组织形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公司；有限合伙；信托

〔中图分类号〕df4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6-0078-06

引言

若从2006年我国第一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立法《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同时期修订的《公司法》与《合伙企业法》起算，短短六年期间，我国已经建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商事组织形态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初步勾勒出公司型、有限合伙型和信托（契约）型三大组织形态，力图以“后发优势”完成域外近百年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商事组织形态生长过程。在立法体系长足发展，各类型组织形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繁荣成长的表象之下，衍生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实践操作中的法律困境与商事组织学理层面的分歧。“何种商事组织形态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最优组织形态”成为实务界和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基于有限合伙在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领域广泛应用，流行说法纷纷认为，有限合伙已经成为私募股权基金最优组织形态。WWw.133229.coM①而基于本土信用体系薄弱，主管机构则持有不同观点，认为公司型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最优组织形态。②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一种组织化的投资机构，基金组织形态的选择对于参与群体任何一方均意义深远，而学理研究的目标并非简单化地给出终局不变的单一答案。本文试图回归到商事组织形态的基本原理，客观地审视我国既有商事组织立法体系的中国元素，分析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运行中各利益主体的诉求，借鉴历经市场验证的域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立法体系变迁的背景与过程，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为中心，观察我国三种商事组织形态的生长。立足于保有各商事组织形态利益安排的差异性，消解公司、有限合伙、信托因既有法律制度缺陷而造成的失衡，为商事主体提供可供选择的组织形态清单，这一清单类似于法律公共产品，不仅有选择空间，且成本适度从而富有竞争力。而采取何种商事组织形态，则由商事主体根据自身利益博弈结果自愿选择，以此满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本身的内在需求。

一、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三种组织形态困境观察

纵向浏览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商业组织形态的比重与走向，发现在2007年《合伙企业法》修订案实施后，虽然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了较大幅度增长，但是总量所占数量比例较少，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而除2006年经国务院特批成立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外，信托（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鲜有出现。根据国家发改委备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数据统计：公司型创业投资企业大约占据总数量95%左右的比重；有限合伙型创业投资企业占比为3.8%。参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司、中国投资协会创业投资专业委员会 《中国创业投资行业发展报告2011》，中国计划出版社，2011年，9页。三种商事组织形态不均衡的发展，恰恰是对本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生长法律环境的映射，沉淀三种组织形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现实运行中面临的困境，助力于明确立法修订及完善工作的靶向。

（一）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税收困境

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我国最早出现并相对成熟的组织形态，尤其是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初期，对于增强出资人信心，培育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产业的成熟和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指以公司作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组织形态，而基金本身取得独立法人资格。实际上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即是多个投资者采用集合投资的方式共同投资所成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商事组织。在公司型基金中，投资者以出资额为限对基金承担有限责任，而基金则以全部资产为限对自身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公司组织因其对出资人的保护、完善的治理结构、成熟的救济措施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而对于私募股权基金出资人与管理人在“控制权-受益权”、“投资效益-报酬激励”的特别诉求，可以通过“意思自治”约定而成的《公司章程》以及《委托管理协议》中实现。

然而，公司型组织形态被人诟病最多的是其“双重征税”制度，与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相比，二者的差别在于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税收差异。有限合伙企业实施“穿透税率”，也就是说，在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层面不发生企业所得税。而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需要按照2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向出资人分配利润时如果出资人为公司，则需要再次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如果出资人为个人时需要缴纳5%—35%的个人所得税，由此，一次投资行为产生了两次征税的事实。

对此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2007年2月15日联合了《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第1条规定，创业投资企业可按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该税收优惠政策出台目的在于消除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存在的“双重征税”问题，但是在实际应用中收效微弱。由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特别是创业投资基金主要针对初创期的高新技术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属于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行为，在实务操作中，成功投资案例回报率常常是初始投资总额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仅按照投资额的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对于成功的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仍然摆脱不了“双重征税”的困境。

（二）信托型（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移植困境

信托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引进我国后，由于我国法律制度环境和信用机制，导致信托型基金异化为“契约型”基金。而唯一采取契约型组织形态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在实务操作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正常运行，在此之后，几乎没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采取契约型组织形态。

症结在于：第一，契约型组织形态产生的较大的成本导致出资人知情权受限，基金出资人为降低道德风险过度干涉管理人的自主管理权，导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丧失制度价值。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的出资人与基金管理人之间无法建立高度信义关系，基金出资人几乎全部进入基金管理公司，成为基金管理公司股东，参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日常投资决策，私募基金管理人名存实亡。第二，由于信托型（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没有法律主体资格，导致其对外进行股权投资，只能以基金管理公司名义进行，由此形成了“隐名出资”的问题。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已经完成的对外投资中，其中一项是对成都商业银行的股权投资，而根据我国现行法律

规定，银行的股东必须连续盈利3年，显然渤海产业投资基金不符合法律规定，最后经银监会特批后，方完成成都商业银行股权投资。

由于上述原因，在实践操作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出资人和管理人通过订立信托契约发起设立基金，基金管理人作为显名基金资产所有人，负责基金的管理操作，获得收益后出资人根据信托契约取得投资收益。对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出资人而言，一旦选择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从法律物权归属上就意味全部资金已经归基金管理人所有。基金管理人如果因为自身事务出现债务困境，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资产必然遭受损害。同时，由于我国目前司法中商事审判原则并未确立，所以即便出资人及时采取诉讼救济手段，也仅能适用民事赔偿原则得到微弱的补偿，无法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资产以及其收益获得有效、全面的司法保护。1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给出资人带来的巨大风险以及出资人为应对该风险而对基金管理人投资决策权利的侵占，导致了继渤海产业投资基金之后，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领域，鲜有人问津信托（契约）型商事组织形态。

（三）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信义困境

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有限合伙型基金），即由投资者与基金管理人签订有限合伙协议而共同设立，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不参与基金的管理运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基金承担有限责任；基金管理人作为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直接管理基金的投资运作，并对基金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一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类型。由于该组织形态将有限合伙人（出资人）排除在投资决策机制之外以及“穿透税制”的特性，使其从产生之日起便与风险投资行为伴生，时至今日成为现代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重要类型之一，特别是在股权投资产业最为发达的美国，有限合伙制已经成为主导的基金组织形态。

然而2007年至今，我国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实践运行效果与立法预期出现了差距。如有限合伙人（出资人）和普通合伙人（管理人）信息严重不对称、普通合伙人资质难以确认、无限责任实现路径不清晰等等。由于对普通合伙人（管理人）配套约束制度的缺失，导致“出资人”和“出智人”失去了平衡，扩大了成本，动摇了有限合伙制度中的出资人与管理人的信任基础，限制了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持续发展。

我国《合伙企业法》尚无普通合伙人信义义务的完整规范，无法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进一步影响了有限合伙型基金的运作效益。在实务中常常看到由注册资本100万的基金管理公司担任无限合伙人，管理上亿资产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此规避有限合伙企业中普通合伙人（基金管理人）的无限连带责任，尤其是掌握实际决策权的高级管理人员个人无限连带责任的追诉，巨大的利益和薄弱的归责机制之间的失衡必然导致基金管理人的逆向选择频发。

二、回归商事组织形态法学原理分析与组织形态功能性比较观察

法学应回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面对三种组织形态在我国私募股权投资领域发展困境，回归到商事组织形态的法学原理角度观察，并对三种组织形态功能差异性给予准确定位，有针对性地消解因法律制度的缺陷造成的公司、有限合伙、信托商事组织法律制度的失衡。

（一）商事组织形态法学原理的分析

良好的商事组织立法体系需要实现以下目标：其一，考虑到不同的商事主体的需求。由于从事商事主体的资产规模、决策机制、风险控制的要求不同，立法者在倾听多方利益参与群体各自内在情况的基础上，提供不同的组织形式，以满足不同商事主体进入商事交易的诉求；其二，不同的组织形式间成本适度。基于商事主体所从事商事活动的规模以及对市场造成的外部影响的差异，立法者需要平衡不同组织形式之间的成本，使其商事交易的成本适度，避免由于对于组织形态不同选择产生交易成本的偏离，保证各类型组织形态的适度竞争性；2其三，为不同商事判断能力的商事主体提供法律关怀。兼顾风险认知与教育薄弱的弱势金融产品受众的公平权益，明确权利义务以及责任的边界，为其提供最低法律保障，确保商事交易的相对稳定。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形态功能性比较观察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一种商事企业，可以把其法律组织形态界定为，按照法定构成要件和程序设立的，独立参与商事法律关系并享有商事权利、承担商事义务和责任的结构组织形态。从既有的法律空间看，可以承载或可供选择的企业形态有三种，即公司制、信托契约型与有限合伙制。“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投资基金，投资者即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股东，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依法对外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因其在管理与税收方面的优势而备受私募基金的青睐，有限合伙中的有限合伙人对企业承担有限责任，普通合伙人享有企业的管理权，对外代表企业从事商事活动，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契约型私募股权基金”基金持有人以其持有的基金份额为限对基金承担责任，但持有该基金份额的管理人按基金契约承担无限责任的除外。基金持有人和基金管理人之间按照所签订契约处置基金资产，由基金管理人行使基金财产权，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关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形态的比较，参见北京大学周丹博士论文《私募股权基金的主要组织形态——有限合伙研究》，2007年，69-74页；张胤：《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组织形态选择研究》，《金融经济》2009年第24期，125-126页；厦门大学何德凌博士论文：《中国私募股权投资组织形态的选择》，2008年，25-28页。

公司、有限合伙、信托（契约）三种商事组织形态对于“控制权的争夺”、“利润分配的机制”、“基金运行的成本”、“管理人声誉的保有”四个功能性方面给予差异性的安排，正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出资人和管理人在选择组织形态时权衡的标尺。而最终选择何种组织形态，取决于出资人与私募基金管理人力量博弈，也有赖于立法者提供的清单中各商事组织形态的运行成本、风险分担是否安排适度，以及本土信用环境的成熟与否。

三、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商事组织形态立法体系的完善路径

良好的立法者并非提供单一商事组织形态，而是倾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运行中各利益主体的诉求，立足于保有各组织形态的竞争力，均衡运行成本、控制权及利润分配机制，为商事主体提供可供选择的差异性的组织形态清单，同时努力提升本土信用环境的成熟。而商事组织形态最终的选择权应该交由利益相关者根据自身利益博弈结果自愿选择，以此满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本身的内在需求。但如果立法者提供的商事组织形态在“控制权的争夺”、“利润分配的机制”、“基金运行的成本”、“管理人声誉的保有”四个功能性方面明显失衡，也会扼杀商事组织形态之间合理的竞争力，导致商事主体被迫选择单一商事组织形态后，再通过内部契约重新校正。这有违于商事立法节约谈判成本、便捷交易的初衷，增大了交易成本。

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商事组织形态的成长可以说是我国商事组织立法体系生长的一个缩影，这一历程中难免存在立法零散与市场经验不足的欠缺，经由观察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商事组织发展的困境和梳理私募股权基金商事组织立法体系

经验，可以归结以下几点基本理念和具体立法建议：

（一）商事组织形态立法体系完善的基本理念

其一，私募股权基金商事组织形态的选择，必须理性回归到商事组织形态的基本原理。良好的商事组织形态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充分考虑到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满足不同商事主体进入商事交易的诉求，照顾到多方利益参与群体各自内在的情况，以此提供不同的商事组织形态，差异化的决策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其次，不同的商事组织形式之间应该成本适度，避免由于对于组织形态不同选择产生交易成本的偏离；最后，为不同商事判断能力的商事主体提供法律关怀，提供最低法律保障，保障商事交易秩序安全。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对于商事组织形态的选择取决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出资人与管理人，即“出资者”与“出智者”博弈的结果，需要根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出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基金管理人的信用等级，组织形态的运营成本等方面最终确定。目前既有的公司型、有限合伙型、信托（契约）型的商事法律组织立法清单充分满足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内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但是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三种组织形态功能的充分展现，需要依赖系统化的法律体系和完善的信用机制环境，只有在良好的法律和信用体系下，组织形态才能保障私募股权按投资基金内在价值诉求的实现，否则将会导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背负着先天性缺陷而步履蹒跚，不仅不利于其功能的发挥，还可能引发潜在的风险。

其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形态递进式的演化路径及其所占比重变化，受制于其所在资本市场的传统商事理念、行业成熟度、信用环境、法律体系的变化，立法者必须基于对本土商事环境的全面深刻观察，结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发展阶段，及时对商事活动中的试错予以纠正，美国立法者针对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业绩报酬的限制和双重征税制度分别进行了修正。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小企业投资促进法》修正案，创造性地对于集中进行中长期股权投资，同时投资者人数超过14人的公司制私募股权基金，取消了最初的限制实行业绩报酬的条款制约。1997年美国国税局制定了“打勾规则”（check-the-box rule），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终于获得与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平等的税收待遇。以确保能够为商事主体提供一份满足不同商事主体需求、成本适度、给予不同商事判断能力的商事主体提供法律关怀的商事组织形态清单，确保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健康发展。

权力型无形资产篇7

    一、无形资产计量上存在的问题

    无形资产的本质特点是“无形”,这一特点导致它的价值可能分布在零至很大的区间。并且其价值本身和价值变动的频率和幅度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些都会进一步导致对其进行会计确认、计量、报告和管理的难度。

    在传统的农业和工业经济下,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在企业中所占的比例也相当大。但在知识经济环境下,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中所占比例日趋增加,有的已占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会计若仍抱着稳健性原则的大旗,无疑会使企业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实际价值严重背离,导致会计信息严重失真,同时也违反了客观性和重要性会计原则。

    二、无形资产计量缺陷带来的影响

    (1)难以满足高科技行业无形资产所占比重不断提高的客观要求

    在现行会计理论中,企业资源主要是指有形资产,虽然也不排除无形资产,但由于各种原因,无形资产在企业资源中始终只占次要地位。而当前,企业在研发和销售阶段的巨大投入实质上主要是对无形资产的投入。这些资源是决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资源,也是决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不正视这一事实,仍将无形资产特别是人力资源排除在企业资产之外,不加以反映和核算,显然是与客观经济规律相背离的。

    (2)不能准确体现知识经济时代扩大无形资产确认范围的现实要求

    传统会计体制下,无形资产的确认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要求以事项的发生为依据,这就使得无形资产在确认时遇到困难:企业外购和接受外部投资所形成的无形资产可以确认,而自创无形资产不能予以确认(只认可);但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由知识创新所带来的企业价值增加和获得超额利润的能力成为一种较普遍的现象。无形资产地位的提高使得人们必须重新审视传统的确认方法,扩大其确认范围,使无形资产能够得到如实和充分的反映。

    (3)没有将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会计纳入财务会计系统

    目前,会计只承认知识产品(如专有技术等)的价值,没有确认人力资源的价值。在未来,人力资源会计将变得十分重要。人力资源应被纳入现代财务会计系统,成为现代企业会计所要核算和监督的内容,进一步完善人力资源的核算方法,建立人力资源核算的账户体系。将多种计量模式有机结合,用以计量人力资源的价值;进一步明确人力资本的价值,人力资本所有者具有收益权,应参与企业剩余利润的分配。

    (4)难以满足知识经济条件下无形资产计价方法多样化的要求

    无形资产开发是企业长期战略的体现,是对未来进行的战略投资。由于知识和技术的不断创新,无形资产的现实价值及其所能提供的未来经济收益是不断变化的,而历史成本恰恰不能反映无形资产的这种变化。因此,我们不可能完全套用有形资产的历史成本计量方式来对无形资产进行计量。所以,应根据无形资产的特点,采用不同的计价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反映知识型企业的价值。

    三、知识经济下无形资产的计量会计计量

    是会计人员运用一定的计量模式,以货币为主要计量手段,并产生以货币定量信息为主的会计信息处理过程。实质是确定无形资产的入账价值,无形资产未来价值的计量也要遵循这一特定标准:可验证性,不同的会计人员对同一项无形资产进行计量应得到相同的结果,其中结果可以互为验证。一致性,无形资产的计量所使用的方法要前后保持,不能随意变更,若需变更,要将变更的原因、情况在财务报告中说明。

    企业价值是企业未来获利能力的资本化现值。在知识经济的今天,无形资产在企业经营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形资产的价值成为企业价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财务计量方法应用于无形资产计量

    (1)、确定无形资产的价值实现值。无形资产的价值实现值是指企业无形资产的真正转化价值。实际的无形资产价值可以高于或低于该数值,我们可将该数值理解为企业市场价值与净资产价值(股东权益)之间的差额。

    (2)、确定无形资产的内部构成。采用财务数据与非财务发数据相结合的方法来确定企业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即那些对企业未来绩效增长发挥重要作用的无形资产。假定A公司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从人力资产、市场关系型资产与结构型资产三个方面来分析,并建立了一套无形资产指标体系。属于人力资产方面的无形资产有:员工竞争力、员工忠诚度、员工经验值、员工技能、创新能力;属于市场关系型资产方面的无形资产主要有:客户信息库、客户交往时间、客户类型、客户潜力、客户满意度;属于结构型资产方面的无形资产有:组织结构、组织进程、企业软件、企业数据库、合作者关系网;属于人力资产与结构型资产共有方面的无形资产有:组织学习能力、组织文化、组织科技;属于人力资产与市场关系型资产共有方面的无形资产有:客户关系;属于市场关系型资产与结构型资产共有的无形资产有:价值链、品牌、商标;属于三部分共有的无形资产有:综合关系、知识产品、专利技术、信息数据。

    (3)、根据实际经验确定无形资产各构成部分的权重。企业的高层领导应当在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分析企业价值创造的过程,研究各类无形资产的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从而设定每类无形资产的权重。

    2、实物期权法应用于无形资产计量传统的决策方法(如:现金流量折现方法和决策树方法)对投资者的决策都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实际的市场上,公司投资所面临的环境是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和竞争性。如果遵循这些传统的投资方法的结论,经常会导致错误的投资决策或者使得投资者失去一些有利的投资机会。例如:在新经济时代,一些公司经常要投资于一些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例如风险投资家在项目的种子期选择相应的项目进行投资;投资一些还没有产生正的现金流的投资项目)等,我们已经无法利用传统的投资决策分析工具解释这些现实的经济现象。

权力型无形资产篇8

党的十八报告明确指出要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促进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把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指拥有少数科技人才的企业，它们拥有一定的自主知识产权专有技术或先进知识，通过初期的科技投入开展创新活动，为客户提品或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独特的创新性和灵活性，同时对资金的需求也是巨大，然而由于其规模小、实力弱、抗风险能力差以及固定资产缺乏等原因，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1］。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紧箍咒”的问题势，必会影响其发展和壮大。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小企业间的竞争已由传统的机器、产房和设备等有形财产的竞争转变为无形财产尤其是知识产权的竞争［2］。无论是产品创新还是产业转型，中小企业赖以生存的往往都是科技含量高的产品或服务，这些产品或服务在帮助中小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也成为了中小企业的一项资本。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是指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将其合法拥有且到现在为止仍有效的专利权、注册商标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经过专业评估机构评估后作为质押物，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贷到资金，并按期偿还本金和利息的一种融资模式［3］。目前该融资模式已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试点后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交通银行、兴业银行等商业银行纷纷开展此类业务，融资规模在不断扩大。

2重庆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的发展

重庆作为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西部地区的金融中心，其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2013年重庆市中小企业数量达到34.4万户，这些中小企业提供了70%以上的就业岗位，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占到全市GDP总值的40%左右，创造高附加值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贡献尤为明显。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知识产权在科技型企业的地位也在逐渐上升。2008年以来，重庆市专利申请数在不断增加，截止到2013年，重庆市专利申请数已达4.7万件。在掌握大量知识产权的同时，重庆市科技型中小企业也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缺乏问题，不像大型企业拥有固定的资产以及其它类型的中小企业可以将有形资产进行抵押融资，科技型中小企业最大的资本就是“知本”。继2009年重庆银行率先试水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后，重庆三峡银行、招商银行重庆分行等几家银行陆续与重庆市知识产权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促进知识产权与金融资源的有效融合。为了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重庆市于2010年成立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该公司目前已完成20多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约合2亿元。2012年9月北碚区建立两江知识产权投融资平台，成为重庆市首个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综合平台。该平台通过引入北京连城评估公司和重庆三峡银行，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方便快捷的“一站式”综合服务。经过系列的考察调研，三峡银行推出了知识产权“评估+担保”的贷款模式，真正为重庆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开辟了一条长期稳定的无形资产融资的道路;与此同时，政府还承诺为贷款企业给予最多50%的贴息。同月，重庆市成功建立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数据库，收录了全市380家企业的1200件实用新型产品和120件发明专利的信息。另外，平台也与全市190多家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有30多家进入数据库的企业正在进行积极对接，争取获得贷款。数据库中的资料信息将按权限对更多银行、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及知识产权部门等开放。

3重庆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实践

重庆三华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华工业)创建于1992年，是一家集汽车、通用汽油机、柴油机等铝合金部件的研发和制造于一体，具有自营进出口权的高新科技型中小企业。该公司2007年通过ISO9001:2000和ISO/TS16949:2002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连续8年被其老客户百力通(重庆)发动机公司、重庆建设、隆鑫、华伟联龙等大型集团评为“先进配套企业”、“新产品开发先进企业”等，产品远销欧美、日本等国家。公司技术中心还在2010年被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认定为省级技术中心。公司现有员工700余名，厂区占地面积6万m2，固定资产1.8亿元，年销售收入2.5亿元。三华工业在重庆北碚区有20多年的历史，2011年决定搬到同兴工业园的新厂房并且开始进行产品转型，急需资金增加生产线。以前公司贷款大多是通过土地、房产作抵押，甚至还尝试向租赁公司借过款，利率高达12%，这些融资方法贷得的资金量少，而且融资成本高。2011年在得知可以将知识产权进行质押融资后，他们开始尝试这一新型的融资。具体操作流程如下:(1)2011年9月中旬，三华工业向重庆三峡银行递交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申请表，欲将其新型发动无缸套缸体专利技术作为质押物进行融资;(2)三峡银行收到三华工业申请后，首先对其提交的资料进行核实，然后对其资信状况、还款能力等进行贷款前调查与分析并形成贷前报告，对初审符合贷款条件的项目与连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签订《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合作协议》，要求评估公司对拟用于质押的专利技术进行初评;(3)连城评估派出专家组对三华工业的新型发动无缸套缸体专利技术进行评估，在综合考虑公司各项财务指标以及专利技术的市场前景后，认为这项专利技术的价值为2800万元，并编写《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评估报告》;(4)连城评估将评估结果通知给三华公司，并将《评估报告》递交给三峡银行;(5)在取得知识产权《评估报告》后，三峡银行将三华公司推荐给重庆科技融资担保公司，并与担保公司的工作人员一同设计反担保措施:以三华公司的专利技术作为主要担保方式，同时以该公司某股东个人位于江北经济开发区的一处房产为抵押，以及公司主要股东为无限责任担保为补充担保，一并提供给重庆科技融资担保公司申请反担保;(6)三峡银行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便发放给三华工业2000万元的贷款;(7)贷款发放后，三峡银行协助三华工业按政府相关政策获得担保费和利息50%的补贴。具体见图1所示。随后在2012年，三华工业产品订单增加，又急需资金扩生产线，该公司再次通过连城资产评估公司估值以及重庆科技融资担保公司担保用几项专利加2.8万m2土地从三峡银行贷款1780万元。

4重庆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存在的问题

以知识产权资产作为融资渠道已经成为全球趋势，重庆在这条路上走得很早，却也走得很慢。5年多来，30多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仅3亿多元，比起京津沪等地年超过10亿元的融资贷款总额，重庆还相距甚远。按照重庆企业现拥有的中国驰名商标54个、市著名商标1192个以及500多家企业拥有核心专利技术等知识产权拥有量进行测算，发现这些无形资产至少可以质押融资上百亿元，大量的知识产权资产仍在“沉睡”。银行担忧风险过高、融资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不强，以及无形资产估值难等原因成为重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启动5年但成效依然不容乐观的原因。

(1)就商业银行而言，因为担忧风险过高而缺乏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积极性。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发展初期风险较大，而在贷款融资方面银行更偏向于拥有固定可靠收益的企业［4］。像知识产权这种无形资产，企业一旦无法偿还贷款，将会很难变现，比如注册商标会因企业经营不善而飞速贬值;再加上科技型中小企业存在经营管理不成熟、不规范等问题，使得银行难以获得准确的财务状况，从而大大影响银行发放贷款的积极性。目前只有三峡银行、招商银行重庆分行、汉口银行重庆分行3家银行在重庆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

(2)就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普遍缺乏知识产权意识以及对质押融资业务模式的不了解。重庆市大部分科技型中小企业还没有把专利权和商标权等无形资产作为企业最重要的资产来经营，知识产权管理尚未制度化和规范化;另外，连城评估有限公司在重庆接触的10多个失败案例表明，大多数中小企业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流程不熟悉，有的企业拿着专利证书就想进行评估融资，对融资贷款资料的收集和准备还不够。

(3)就评估机构而言，知识产权价值难以评估和确认。知识产权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价值直接关系到银行的贷款额以及风险控制，评估过高会给银行带来巨大的风险，过低又会使得企业放弃贷款。做了多笔专利质押融资的三峡银行就表示，一些尚处于萌芽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专利还没投产但其市场估值期望却很高，最后评估出来远远低于它们的期望，从而放弃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目前重庆缺乏专门从事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机构，虽然引进了连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但对于银行和企业而言，请外地资产评估机构来评估，除了评估操作起来不是很方便，业务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4)就市场而言，知识产权处置起来比较难。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能够实现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知识产权能够顺利变现，当科技型中小企业无法还贷时就需要将知识产权变现来偿还。与固定资产不同的是。知识产权的价值体现在未来的收益，它受到技术、市场、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6］。重庆现在还没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这使得知识产权的处置不能像机器、厂房等有形资产一样快速地进行处置。另外，知识产权的交易信息比较封闭，不够公开，大大影响其变现能力。

5相关建议

就目前重庆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现状而言，远不能满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需求，要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克服理论与实践方面的问题与困难，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1)建立本土知识产权评估机构，培养专业的知识产权评估人才。由市知识产权局以及本地商业银行参与成立专业评估机构，可以避免因外来评估机构的离开而带来的不利影响。知识产权质押的评估人才多是由审计人员担任，它们的评价主要是基于企业报表，计价原则是历史成本，很难反映知识产权的时效性，因此可以通过培训、讲座、研讨等形式提高相关人员的工作水平以及增加他们的评估技巧，从而培养知识产权评估专业人才队伍。

(2)帮助科技型中小企业转变理念，促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在谋求发展时不仅要重视自身产品的研发，还要强化知识产权的经营与应用，只有意识到知识产权也是一项资本后，才能有效地盘活资产，解决融资困境，提升自身实力。政府以及银行要向科技型中小企业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方式，帮助它们了解该业务，推动全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发展。

(3)提高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补贴，设置贷款风险补偿基金。重庆市政府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设立了知识产权融资贴息专项资金，通过提高利息补贴来降低融资成本，调动银行和中小企业对知识产权贷款工作的积极性。通过设置知识产权贷款银行风险补偿基金，在中小企业无法偿还债务时给予银行一定的风险补偿，鼓励和推动银行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

权力型无形资产篇9

科技型民营企业是以科技人员为主体，主要从事技术开发及技术密集型产品研制生产业务的民营经济实体。在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方针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背景下，民营科技企业发展迅猛。目前，我国科技型民营企业已超过14万家，职工超过1200万人，科技人员的比例超过30%。2005年民营科技企业资产总额达到63120亿元，年收入超过61200亿元，其中超过10亿元的企业有874家。以联想、华为为代表的一批有较强竞争力的民营科技企业在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生产出大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表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和良好的发展势头。

民营科技企业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现，已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生力军和区域经济新的重要增长点，推动着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首先，科技型民企是我国高新技术发展的主要载体；其次，科技型民企已成为技术进步和创

新的中坚；再次，发展民营科技企业有利于推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一、科技型民营企业财务管理的特点

我国科技型民企的财务管理大多仍停留在传统意义上，即以货币资本、实物资本为主从事理财活动，偏重财务资本运营，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者财务管理观念淡薄、管理水平低、缺乏科学性，已不能适应高新技术产业以知识资本作为生产核心要素的本质要求。

（一）产权不明晰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民营科技企业，普遍存在产权关系不清晰的问题，无法按照规范的股份制企业方式运作（如上市、内部持股等），发展明显受到影响。

（二）财务风险控制薄弱

民营科技企业的生产经营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面临技术、人才、市场、财务、产业化以及知识产权被侵犯等诸多风险。由于内控机制不健全，内部控制薄弱，财务管理效果不佳，在财务风险控制上也存在不足。

（三）无形资产比重大

以美国为例，许多高科技企业无形资产已超过其总资产的60%。在微软公司，没有堆积如山的原材料、没有大规模的厂房与设备，企业拥有的主要资源是人的智慧，拥有的产品是软盘及其中包含的知识，表面看没有传统超大型企业的特点，其企业价值却远远超过了众多巨型企业。

（四）人力资本是核心资源

以华为为例，由于公司把人力资源看成价值创造的首要因素，确立了“人力资本增值目标优先于财务资本增值目标”的理念，不断吸纳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造就了一支能适应高技术领域市场竞争的人才队伍。在我国通讯产品市场被跨国公司垄断的严峻形势下，华为研制出数十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讯设备，在强手林立的市场中抢得市场份额，成为科技型民企的一面旗帜。

二、创新科技型民营企业的财务管理

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势头良好，但由于其先天不足，“短命”的较多。有关数据显示，国外科技型企业10年的生存率仅有5%－10%。只有在不断提升产品科技含量的同时创新科技型民营企业的财务管理，才是残酷的市场竞争条件下民营科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之道。

（一）建立财务风险管理机制

建立财务风险管理机制，其核心是完善财务控制制度。有效的财务控制可以保护企业财产安全、保证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和财务活动的合法性。首先，科学确定财务工作组织结构，按相互牵制的原则将财务业务划分，赋予各自相应的权责，使之相互制约。其次，将价值管理与实物管理有机结合起来，财务部门在对企业经营价值循环进行反映和监督的同时，要紧密结合实物管理，避免扩大不良差异和产生差错。再次，建立科学合理的资金结构，减少资金使用成本，降低财务风险。

（二）完善无形资产管理

科技型企业竞争的焦点是无形资产。依据稳健性原则，现行的财务计量范围过于狭窄，未包括许多符合无形资产性质的项目，而且是采用历史成本法来计量无形资产。从功能特征看，采用收益法更能准确反映无形资产的价值。计算公式为：无形资产的收益现值＝收益贴现值×收益期。无形资产的收益现值是从未来预期收益的角度对无形资产现时价值予以量化，可以较为客观地观察和确认无形资产未来一定时期的价值。因此，客观准确地确定无形资产的未来收益，是评估无形资产价值的关键。

（三）实行人力资源会计

科技型企业对人力资源的投入相当大，需要有一套科学的计量方法对其投入和产出效率进行计量。人力资源会计就是从传统会计学中分离出来的、专门对经济组织的人力资源进行反映和监督的会计，包括成本会计和价值会计两部分。人力资源成本项目包括取得成本、开发成本、使用成本和替代成本四类。人力资源价值会计不以投入价值而以产出价值作为人力资源价值的计价基础，不仅对人力资源已经创造的价值进行计量，而且对未来可能创造的价值进行计量，将企业拥有或控制的人力资源潜在的或现实的价值数量化、信息化。实行人力资源会计为科技型民企加强人力资本的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权力型无形资产篇10

【关键词】无形资产；评估标准；投资收益；期权定价

对于什么是无形资产，国内外对其的定义方法有比较法和列举法。如无形资产是有形资产的对称，是无物质实体的资产；是以知识形态存在的某种特权或权利；是能为企业带来超额盈利能力的资本化价值；是企业净资产超过有形净资产的余额等均是从比较法的角度予以定义，而如美国的哈特菲尔德于1927年提出的无形资产的涵义是指专利权、版权、秘密制作法和配方、商誉、商标、专营权及其他类似的资产则开创了列举法定义无形资产的先河。之后又有不同学者对其不断的完善。

1.我国无形资产评估的现状

我国无形资产评估尚处于初级阶段, 人们对无形资产的价值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 到2005 年底, 全国中外合资企业163 500 多家, 其中登记无形资产评估的仅60 家, 绝大多数企业都未对无形资产进行评估。实际上, 无形资产在国外经济发达国家非常重视, 像美国、日本这样的经济强国,不少企业无形资产在资产总量中的比重往往超过50%, 有的甚至超过几倍、几十倍, 美国可口可乐、万宝路这些名牌产品, 其品牌价值都在300 亿美元以上, 可以说美国的经济支柱主要是由几百家名牌产品构成的, 日本的经济发展也主要是有三菱、松下等名牌企业。因此, 如何对待无形资产, 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成熟程度、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尺度。

2.传统评估标准及其缺陷分析

2.1收益现值标准

收益现值法，又称收益法，该法适用于以投资或转让为目的的无形资产评估，因为无形资产之所以能被用来投资或转让，在于它能够给拥有者带来超额收益――垄断利润和超额利润。也就是说，现值在这里被视为无形资产的评估价值，而且，现值的确定依赖于未来预期收益。从资产购买者的角度出发，资产购买者购买产权所付的代价不应高于该项产权或具有相似风险因素的同类产权未来收益的现值。

2.2重置成本标准

成本法，又称重置成本法，具体来讲，就是根据重新购建与被评估资产相同或类似的全新资产的全部重置成本在现行市价条件下所需的费用，并在此基础上扣除被评估资产。即按照评估无形资产全新状态的重置成本减去功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

2.3现行市价标准

市场法是指利用市场上同样或类似资产的近期交易价格，经过直接比较或类比分析以估测资产价值的各种评估方法的总称。从市场法的涵义中可以发现，市场法是资产评估中若干评估思路中的一种也是实现该评估思路若干评估技术方法的集合。市场法中的具体评估方法可分为两大类直接比较法和类比调整法。直接比较法是指利用参照物的交易价格及参照物的某一基本特征直接与评估对象的同一基本特征进行比较而判断评估对象价值的一类方法。

2.4清算价格标准

清算价格是指企业由于破产或其他原因，要求在一定期限内将企业的资产变现，在清算之日预期出卖资产可收回的快速变现价格。清算价格评估法是以清算价格为标准，对被评估资产进行评估的一种方法。使用该方法的前提是：①以具有法律效力的破产处理文件或抵押合同及其他有效文件为依据；②整体资产或单项无形资产在市场上可以快速出售变现；③所卖收入足以补偿一年出售资产而附加的支出总额。

3.积极引入并推广新的评估标准――期权定价标准

3.1无形资产的期权特性

将期权模型运用到无形资产评估里的前提条件是无形资产具有实物期权特性，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拥有无形资产就获得了一项权利，由于无形资产具有超额收益性及垄断性的特点，企业拥有无形资产本身就是为了得到由它产生的未来的高收益，而无形资产没有实物形态，不能独自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企业取得无形资产后必须和其他有形资产相结合，为有形资产而进行的投资就是期权的标的资产，而无形资产是一种选择权。随着市场进一步明朗，标的资产的价值进一步确定，企业可以选择是否进行后续投资、是否扩大投资或终止已经发生的投资。因此，企业拥有无形资产就获得了是否进行某项投资或利用已有资源的权利，具有期权的选择特性。

第二，拥有无形资产的企业只在对应资产的价格在未来发生有利变化时行使期权，进行进一步的投资，而当对应资产的价格在未来发生不利变化则放弃执行，企业损失有限。

第三，企业获得无形资产，目的是进行后续投资获取投资收益。这种投资就是无形资产期权的标的资产。因投资项目是远期，所以要经受各种来自内部和外部的风险，这就使得投资项目的价值具有波动性。当投资项目的预期价值高于执行价格时，企业就投资获利；否则放弃投资，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正是投资项目价值的波动性才使无形资产具有价值，并且波动性越大，无形资产的价值越高，这符合期权标的资产的性质。可见，无形资产使企业有机会获得未来的现金流，或者说是未来发展潜力的价值，这相当于在未来支付投资获取收益的实物期权，可以视作美式看涨期权进行估价（两者比较见下图）。同时它为企业的市场垄断创造了更多的权力和灵活性，这也具有明显的期权特征。因此，可以把企业买进的某项无形资产看作是看涨期权，其买入价就是期权价格，使该项目能运行并产生收益的投资总额为该期权的执行价格，销售所产生的收益的现值则为期权标的资产的市场价格。

3.2期权模型运用于无形资产评估的优势所在

第一，更为全面地体现无形资产投资成本，因为既包括传统评估方法中考虑到的无形资产开发扩张现值和其忽略掉的无形资产实现价值时与其物化的有形资产现值。

第二，充分考虑了无形资产收益的风险性与无形资产价值的相关性。在实物期权模型中，通过引入复制组合收益的波动率。来反映无形资产带来的超额收益的风险特征，不仅反映了产品的收益的波动水平，而且也刻画了产品持有收益的变动幅度，从而充分反映了无形资产收益的风险与价值变化的相关性，而传统评估方法如收益现值法，用固定的收益率来表示无形资产的收益状况，没有考虑到收益的波动性。

第三，兼顾了无形资产决策柔性的价值。从对无形资产的实物期权的特征分析中，我们发现，无形资产的价值主要体现于无形资产决策柔性的价值中。传统评估方法忽视了管理者根据环境变化调整项目的弹性，当环境变化时取消无形资产项目或扩张项目的情况没有予以考虑。利用实物期权方法进行定价，可以反映出无形资产在具体的市场环境中做出的灵活决策的价值特性。

第四，具有更为灵活的可操作性。与传统的评估方法相比，实物期权模型在操作上更具有灵活性。传统的评估方法基于经营可持续性、充分的历史成本信息、可类比条件等假设和限制，在评估中往往具有不适应性，而实物期权模型只要确定了无形资产的实物期权特征及相应的评估参数，就能够进行简便易行的操作。

第五，可以进行无形资产期权价格的敏感性分析，以掌握无形资产的风险特征、投资策略和风险管理。

当然，运用期权定价模型对上述无形资产进行估价也存在一些缺陷，如很多情况下，标的资产是不明确的，或没有交易市场的，这就会造成估计其价值的波动率的困难，而波动性是期权定价模型中所要求的参数。尽管如此，利用实物期权对企业的无形资产进行评估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在传统的估价方法基础上运用期权定价模型不失为一种有益的补充和创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