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机关范文10篇

权力机关范文篇1

一、权力机关的直接撤销权和间接撤销权(一)直接撤销权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撤销本级人民政府作出的不适当决定、命令采取直接撤销的方式，它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撤销的行政行为是抽象行政行为，这与行政机关通过行政复议和人民法院通过行政诉讼撤销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一样。第二，通过撤销行政机关抽象行政行为的结果──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而达到撤销该行为的目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本身并不是行为，但撤销这些规范性文件，制定、该文件的行为被否定，被撤销。(二)间接撤销权权力机关不仅有直接撤销抽象行政行为的权力，而且有间接撤销的权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交付的被认为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国务院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和规章，提出报告。”对于国务院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直接撤销，不存在间接权力的问题。但对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命令、指示和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和规章，宪法和其他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依据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十三款、第十四款的规定：“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其撤销权直接由国务院行使。换言之，人大常委会通过对国务院各部委及省级人民政府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若发现其同宪法、法律相抵触，即转交国务院，由国务院撤销这些规范性文件，从而撤销国务院各部委及省一级人民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似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各部委及省一级人民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只有审议权而无撤销权。如果真如此，则会削弱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力度。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各部委及省一级人民政府所作的抽象行政行为有撤销的权力，这种撤销权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间接撤销的方式。理由有二：首先，依据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六款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国务院的工作。这种监督当然是一种全面监督，即对国务院行使职权的监督。而国务院撤销各部委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以及地方各级行政机关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是其行使职权的表现，是其份内的工作。因此，全国人大通过直接监督国务院的工作而达到间接监督国务院各部委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目的。其次，如果只承认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有审议权，而无撤销权，撤销权仅掌握在国务院手中，那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认为应予撤销的国务院各部委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及省级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和规章，国务院对此可有三种选择，即撤销、改变和不撤销。若国务院作后两种选择，全国人大常委会此时可责令国务院撤销，否则，权力机关的监督作用就没能充分发挥。但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宜直接撤销。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在行使一种间接撤销抽象行政行为的权力。直接撤销权和间接撤销权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权力机关针对同级人民政府的抽象行为作出，是权力机关针对下级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作出的。二者均是权力机关撤销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间接撤销权是权力机关监督审议权的自然延伸。直接撤销权和间接撤销权的划分，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人大监督政府的广度和深度。二、权力机关撤销抽象行政行为的标准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当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规章、决定、命令与宪法、法律相抵触或者不适当时，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即可撤销它们。因此，权力机关撤销抽象行政行为的标准有两个：一是抽象行政行为的结果与宪法、法律相抵触；二是抽象行政行为的结果不适当。正确把握这两个标准，是权力机关撤销抽象行政行为的关键。(一)不“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标准与宪法、法律相抵触而被权力机关撤销的抽象行政行为的结果有两类：一类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一类是国务院各部委的命令、指示和规章以及省一级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和规章。其中前一类是权力机关直接撤销权的范围，后一类是权力机关间接撤销权的范围。鉴于这些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的机关是较高层次的行政机关，即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委和省一级人民政府，他们均有相当程度的独立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权力，立法者在此采取了宽松但明确最低限度的原则，即只要这些行政规范性文件不与宪法、法律相抵触，就不会被权力机关撤销。“与宪法、法律相抵触”是一个相对单一的标准，且似乎较好掌握，上述行政机关在作出抽象行政行为时限制较少，应该可以很好地行使自己的职权。但事实上行政法规、规章、决定、命令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情况并不鲜见。由此看来，必须对“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标准有一个清楚正确的认识。一般说来，与宪法、法律相抵触有以下两种表现形式。1.与宪法、法律的精神原则相违背。任何行政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宪法、法律的精神和原则，这是最起码的要求。违背宪法、法律的精神和原则的情况有两种：一是整体违背，二是部分违背，但无论哪种，均应视为与宪法、法律相抵触。2.与宪法、法律的具体内容相抵触。这种表现形式较常见，具体有三种：一是超越宪法或法律的内容，另立条款；二是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与宪法、法律的规定相反；三是宪法或法律对某一事项的处罚种类和限度作了规定，而该行政规范性文件就同一事项规定了过重或过轻的处罚等等。

(二)“不适当”的标准相对于“与宪法、相抵触”而言，“不适当”更富有弹性，范围更宽泛。根据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鉴于作出这一类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政府是相对较低一级的行政机关，立法者将“不适当”作为撤销这些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标准。由于“不适当”的宽泛性，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命令就要受到更多的约束和限制，作出抽象行政行为必须更为谨慎。显然，将“不适当”作为地方各级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的撤销标准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这是因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数量众多，事务繁杂，面对不断变化的情况，地方各级政府要经常性地作出某些行政决定和命令。这一类行政决定和命令调整着大量的社会关系，且地方政府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如若不对其行为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势必造成行政规范性文件泛滥。抽象行政行为不同于某一具体行政行为，一旦有负面作用，其不是小范围的，而是区域性的。但若对“不适当”标准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适当”标准运用不当，就会阻碍地方政府行政职权，影响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不适当”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1.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在一般场合，“不适当”是指在合法的前提下出现不适当、不公平、不合理的情况，因此，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并不是“不适当”的表现形式。但在此，对不适当不能这样理解，因为地方组织法第八条第十一款和第九条第九款中并没有“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规定，只规定了不适当才撤销，如此一来，岂不是地方政府的行政决定和命令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却不能被撤销了？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更应撤销，因此，该条款中的不适当应包括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换言之，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属于不适当的范围。2.显失公平。即行政决定和命令为了某种利益或达到某种目的而给某一方造成明显不利影响或一定程度的损害，即行政决定和命令的内容明显不平衡。如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给私人利益造成明显不利影响；为了实现某种公共利益而致使另一公共利益明显受损；要求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履行的义务与其所享有的权利明显不平衡；规定的处罚与该行为所应承担的责任明显不相当等等。3.没有积极意义。即行政决定和命令不违法且不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损害或不利影响，但该决定和命令也没有积极作用或作用较小，既无公益意义也无私益意义。这种行政决定或命令一般是为了完成某种指标、任务而附庸风雅，也有可能是受权力欲的驱使而作出。该行政决定和命令一经实施，必会造成行政资源的浪费，行政机关工作效率低下。因此，应将其归入“不适当”之列，权力机关应予撤销。4.脱离实际。即行政决定和命令的内容脱离实际情况。具体说来，有两种情形：第一，行政决定和命令的内容无法实现。由于没有考虑到人力、物力、资源、技术等因素，超出了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承受能力，其目标实现的条件不成熟，致使行政决定和命令达不到预期的目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般是对行政决定和命令缺乏可行性论证。应当承认，行政决定和命令脱离实际在当前一定程度上还存在，这也是行政机关工作上的一种失误。第二，行政决定和命令的内容得不偿失。即行政决定和命令要实现的目标价值比起为了实现该目标价值所付出的代价要小。如为了实现一定利益而耗费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为了实现一定的公共利益而牺牲更大的公共利益等。无论行政决定和命令出现上述哪一种情形，都是行政决策者没有考虑到相关因素，没有认真做好论证，其结果必然是给国家和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脱离实际”是行政决定和命令“不适当”的又一个表现。

权力机关范文篇2

第一，对法官应提出特殊的职业道德要求。法官作为维护正义和稳定的重要力量，其承担的职责强大，可谓“公堂一言断胜负，朱笔一落命攸关”，对法官的职业道德显然不可仅采用一般公民的道德标准。如一般公民只需成为一个守法的公民即可，而法官不仅应守法而且要严格执法、在办案中，不畏权势、不徇私情、不谋私利、清正廉洁。再如一般公民可以自由出入歌厅、舞厅、酒吧等各种合法的娱乐场所，而法官出入这些场所应受到限制，不可丧失和降低法官的尊严。一般公民可以合法地兼职，法官的兼职要受到严格的限制。总之，正如美国《司法行为准则》所规定的，法官以及司法的行为不得“使人们对其作为一名法官的公正的裁判能力提出合理怀疑”，不得“贬低司法机关的形象”，有损法官的尊严。因此，应当制订《法官的职业道德准则》，对法官提出比一般公民的职业道德更多的职业道德要求，这是由法官特殊职业本身决定的。

第二，制订《法官职业道德准则》是反腐倡廉、公正司法的需要。同志在中纪委第八次会议上指出：“吏治上的腐败，司法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滋生和助长其他高级的根源。”[1]因此要建立职业道德准则，对法官的廉洁公正必须提出更多的要求。使法官做到为人表率、艰苦朴素、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高风亮节，无私才能无畏，公正才有权威。法官不仅要廉洁公正，而且在平时的举止言行、仪表仪容等方面都尽可能地体现的严谨端正、庄重严肃等形象。

第三，制订《法官职业道德准则》是落实法官惩戒、辞退等制度的重要措施。对法官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惩戒，首先必须要明确法官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在《法官职业道德准则》要区分强制性的规则（mandatorystandards）和鼓励性的规则（aspirationalstandards），即一些行为是法官必须要做的，违反这些规则将产生具体的责任后果。而有一些行为准则是鼓励法官努力做的，但法官违反这些准则，不一定受到制裁。[2]例如要求法官的仪容仪表要庄重严肃、端正文雅，这也是法官的职业道德，但法官违反这一准则不一定受到惩戒，但《法官职业道德准则》应尽可能鼓励法官达到该行为标准。总之，只有建立《法官职业道德准则》，才能具体落实法官的惩戒、辞退等制度。

二、法官不得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人

司法权的本质和存在的意义在于其独立性和公正性，法官必须保持居中的、公正的地位才能作出公正的裁判。如果法官可以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人，难免会接受当事人及其人的请客送礼，这不仅会导致司法的腐败，贿必然造成裁判不公。据此，我国法官法第30条明确规定，法官不得“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人，接受当事人及其人的请客送礼”，否则应受惩戒。

然而，从实践来看，法官法的上述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的遵循，某些法官违反该规定，亦未受到应有的惩戒。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某些陈旧的审判方式仍然给法官私自会见的当事人及其律师提供了机会。如根据传统的法院审判方式，法院应当主动收集证据并举证，因此在开庭前，法官可以收集、调查证据为由而私自地会见当事人及其律师。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违反上述规则的惩戒程序（如申诉程序、受理机构等），因此该规则也很难适用，尤其需要指出的，在极少数法院，某些法官不仅私自会见当事人，甚至与当事人及其人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同吃同住同行，简称为“三同”。对此现象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领导曾三令五申予以禁止，但该现象并没有完全遏止，甚至在某些地方有发展的趋势，并成为诱发司法腐败，“权钱交易”的因素。[3]

法官不得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人，接受当事人及其人的请客送礼，更不得与当事人实行“三同”，这是法官应遵循的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为了促使法官严格遵循这一准则，除了需要完善惩戒程序以外，必须要加快审判方式改革的步伐，改变原有的陈旧的审判方式，禁止法官在开庭前会见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法官原则上也不应主动收集证据，如果在特殊情况下确有收集的必要，也必须在公开的场合、在有人监督的情况下才能会见当事人及其人。

法官绝不应当接受当事人的宴请，不得应当事人及其律师、亲友的邀请出入歌厅、舞厅、夜总会等场所。法官在任何时候，违反这一规定都应受到惩戒。当前，必须严格禁止“三同”行为。“三同”实际上是司法腐败的表现，因为“有的人不仅仅满足于包吃、包住、包行，还要包看电影，包逛公园、包进舞厅，极个别人甚至带上家属，办案旅游，兼而得之……更有甚者，借‘三同’之机向当事人索贿受贿，枉法裁判，滑进违法犯罪的泥潭”。[4]我认为，如果法官接受一方当事人的宴请与娱乐活动，甚至与一个当事人有“三同”行为，另一方面当事人有确凿的证据主审法官有上述行为，则不仅有权要求对该法官予以惩戒，而且有权要求更换法官或者要求对该案进行重审，这是当事人根据公正的程序所应获得的权利。

三、法官不得从事营利性的兼职活动

为了保证法官独立公正廉洁地行使审判权，各国法律都严格禁止法官从事营利性的兼职活动，更不允许法官从事经商和投机性的买卖活动。如《西班牙法典》第404条规定，法官执行职务时不得直接或间接在其辖区内从事一切投机买卖、商业活动或商业行为，违者应处以停止权利，并处以西币54元至2万5千元罚金。美国《司法行为守则》严格禁止法官以及司法外的盈利性活动，但法官可以从事有助于法律、法律制度和司法的完善的兼职活动。我国法官法第30条也严格禁止法官“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第14条规定法官“不得兼任律师”，作出这些规定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法官如果从事营利性的兼职活动，必然会卷入各种利益关系之中，且极易受各种的诱惑和腐蚀，根本不可能保证司法的廉洁公正。

问题在于，对于“营利性的经营活动”应当作出准确的定义，我认为下列行为应将于“营利性的经营活动”，包括：从事以盈利为目的经商活动和炒股行为；担任公司和企业的股东、董事；兼任律师或法律顾问，从中获取报酬。

为当事人介绍或指定律师，或为当事人及其人提供职责以外的服务，从中获取报酬；法官一些担任某个企业和公司的股东和董事，应当主动提出辞去法官职务。当然，这并不是说法官不得从事任何兼职活动并从中获取报酬，法官可以任教授，可以讲学、著书立说，从事有利于法治建设的公益活动。

四、法官的行为必须检点

法官要判别是非、伸张公道、主持正义，如果自已行为不端正，如何判别他人的是非曲直呢？所以，行为检点，是社会对法官应提出的基本的要求，也是法官的基本职业道德，行为不检点的人，根本不能担任法官。以美国为例，在美国历史上11位受弹劾的法官中，几乎一半受弹劾者是因为行为不检点。如参议院弹劾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塞谬尔·蔡司的理由之一是其经常在庭审中和庭后对当事人大发脾气。对联邦地区法官约翰·皮克林（JohnPlckering）弹劾的理由是“不当使用司法程序，行为不检点、酗酒”。法官要公正执法，具有权威性，必须在举止言行方面严谨端正、一举一动都要保持法官的尊严。受人敬重。为此，法官不得长期酗酒，甚至在开庭前酗酒，不得经常出入有损法官尊严的各种娱乐场所、不得参与哪怕是轻微的行为，不得利用公款大吃大喝、挥霍浪费，法官行为严重不检点，将严重损害司法的尊严，因此，应受到惩戒，甚至应被清理出法官队伍。

五、法官的回避制度

为了防止法官利用职权徇私情，甚至滥用职权，各国法律都规定了法官的回避制度。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均规定，如涉及到与法官本人具有是利害关系的案件，可能影响到案件的公正审理的，法官都应当回避。回避制度乃是公正程序的重要内容。我国法官进一步规定了任职回避制。根据该法第15条：法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关系的，不得同时担任同一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以及上下相邻两级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实行任职回避制，可以有效的防止各种裙带关系及派系争斗、相互倾轧的权力之争，有助于加强对审判工作的监督，为法官的清正廉洁的执法创造有利条件。

然而，我国法官法中仅规定了任职回避，而没有规定地区回避制。所谓地区回避，又称籍贯回避，是指具有特定职务的法官的任职地点应避开本籍。[5]由于中国几千年农业社会的传统习惯，导致人们的亲属观念，地域观念极为严重，尤其在广大农村，家族的，宗族的、本土的观点和意识十分浓厚。如果某人在某地出生长大，又在本地出任法官，难免与本地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熟悉本地环境和习惯，也可能对某些案件处理不无帮助，但由于各种人际关系过于复杂和亲密，加上乡土和地域意识的影响，难免使法官受人际关系的影响，难免办“关系案”、“人情案”。目前，执法环境较差，“案子一进门，两头都找人，”各方面的亲朋好友找上门来，法官作为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很难完全做到不为亲友说情所动，很难杜绝一切“说情风”。尤其是如果法官因受人情和亲情驱使，徇私枉法，出入人罪，则对社会的危害是严重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建立地区回避制，尽可能使本地的法官不在本地任职。同时应当实行法官是期交流和轮换制，以保障司法的廉洁公正。

还需要指出的是，法官因退休、离职、辞职等原因离开法院以后，在一定时期不得到原任职法院担任各类案件的诉讼人和辩护人，这也是回避制的重要内容，应当予以推行。

法官的职业道德法则一旦建立，必须采取各种措施监督促该法则的实施。法官也应自觉地接受人大和广大人民群众有监督，严格按照职业道德法则行为，维护司法的形象和信誉。

[注释]

[1]“从队伍建设抓起”，载《人民司法》1998年第5期。

[2]参见StephenGillers，Regulationoflawyers，Little，BrownandCompany，1977.

[3]参见孙耀刚：“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司法审判体制的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1998年博士学位论文。

权力机关范文篇3

第一，对法官应提出特殊的职业道德要求。法官作为维护正义和稳定的重要力量，其承担的职责强大，可谓“公堂一言断胜负，朱笔一落命攸关”，对法官的职业道德显然不可仅采用一般公民的道德标准。如一般公民只需成为一个守法的公民即可，而法官不仅应守法而且要严格执法、在办案中，不畏权势、不徇私情、不谋私利、清正廉洁。再如一般公民可以自由出入歌厅、舞厅、酒吧等各种合法的娱乐场所，而法官出入这些场所应受到限制，不可丧失和降低法官的尊严。一般公民可以合法地兼职，法官的兼职要受到严格的限制。总之，正如美国《司法行为准则》所规定的，法官以及司法的行为不得“使人们对其作为一名法官的公正的裁判能力提出合理怀疑”，不得“贬低司法机关的形象”，有损法官的尊严。因此，应当制订《法官的职业道德准则》，对法官提出比一般公民的职业道德更多的职业道德要求，这是由法官特殊职业本身决定的。

第二，制订《法官职业道德准则》是反腐倡廉、公正司法的需要。同志在中纪委第八次会议上指出：“吏治上的腐败，司法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滋生和助长其他高级的根源。”[1]因此要建立职业道德准则，对法官的廉洁公正必须提出更多的要求。使法官做到为人表率、艰苦朴素、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高风亮节，无私才能无畏，公正才有权威。法官不仅要廉洁公正，而且在平时的举止言行、仪表仪容等方面都尽可能地体现的严谨端正、庄重严肃等形象。

第三，制订《法官职业道德准则》是落实法官惩戒、辞退等制度的重要措施。对法官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惩戒，首先必须要明确法官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在《法官职业道德准则》要区分强制性的规则（mandatorystandards）和鼓励性的规则（aspirationalstandards），即一些行为是法官必须要做的，违反这些规则将产生具体的责任后果。而有一些行为准则是鼓励法官努力做的，但法官违反这些准则，不一定受到制裁。[2]例如要求法官的仪容仪表要庄重严肃、端正文雅，这也是法官的职业道德，但法官违反这一准则不一定受到惩戒，但《法官职业道德准则》应尽可能鼓励法官达到该行为标准。总之，只有建立《法官职业道德准则》，才能具体落实法官的惩戒、辞退等制度。

二、法官不得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人

司法权的本质和存在的意义在于其独立性和公正性，法官必须保持居中的、公正的地位才能作出公正的裁判。如果法官可以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人，难免会接受当事人及其人的请客送礼，这不仅会导致司法的腐败，贿必然造成裁判不公。据此，我国法官法第30条明确规定，法官不得“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人，接受当事人及其人的请客送礼”，否则应受惩戒。

然而，从实践来看，法官法的上述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的遵循，某些法官违反该规定，亦未受到应有的惩戒。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某些陈旧的审判方式仍然给法官私自会见的当事人及其律师提供了机会。如根据传统的法院审判方式，法院应当主动收集证据并举证，因此在开庭前，法官可以收集、调查证据为由而私自地会见当事人及其律师。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违反上述规则的惩戒程序（如申诉程序、受理机构等），因此该规则也很难适用，尤其需要指出的，在极少数法院，某些法官不仅私自会见当事人，甚至与当事人及其人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同吃同住同行，简称为“三同”。对此现象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领导曾三令五申予以禁止，但该现象并没有完全遏止，甚至在某些地方有发展的趋势，并成为诱发司法腐败，“权钱交易”的因素。[3]

法官不得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人，接受当事人及其人的请客送礼，更不得与当事人实行“三同”，这是法官应遵循的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为了促使法官严格遵循这一准则，除了需要完善惩戒程序以外，必须要加快审判方式改革的步伐，改变原有的陈旧的审判方式，禁止法官在开庭前会见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法官原则上也不应主动收集证据，如果在特殊情况下确有收集的必要，也必须在公开的场合、在有人监督的情况下才能会见当事人及其人。

法官绝不应当接受当事人的宴请，不得应当事人及其律师、亲友的邀请出入歌厅、舞厅、夜总会等场所。法官在任何时候，违反这一规定都应受到惩戒。当前，必须严格禁止“三同”行为。“三同”实际上是司法腐败的表现，因为“有的人不仅仅满足于包吃、包住、包行，还要包看电影，包逛公园、包进舞厅，极个别人甚至带上家属，办案旅游，兼而得之……更有甚者，借‘三同’之机向当事人索贿受贿，枉法裁判，滑进违法犯罪的泥潭”。[4]我认为，如果法官接受一方当事人的宴请与娱乐活动，甚至与一个当事人有“三同”行为，另一方面当事人有确凿的证据主审法官有上述行为，则不仅有权要求对该法官予以惩戒，而且有权要求更换法官或者要求对该案进行重审，这是当事人根据公正的程序所应获得的权利。

三、法官不得从事营利性的兼职活动

为了保证法官独立公正廉洁地行使审判权，各国法律都严格禁止法官从事营利性的兼职活动，更不允许法官从事经商和投机性的买卖活动。如《西班牙法典》第404条规定，法官执行职务时不得直接或间接在其辖区内从事一切投机买卖、商业活动或商业行为，违者应处以停止权利，并处以西币54元至2万5千元罚金。美国《司法行为守则》严格禁止法官以及司法外的盈利性活动，但法官可以从事有助于法律、法律制度和司法的完善的兼职活动。我国法官法第30条也严格禁止法官“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第14条规定法官“不得兼任律师”，作出这些规定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法官如果从事营利性的兼职活动，必然会卷入各种利益关系之中，且极易受各种的诱惑和腐蚀，根本不可能保证司法的廉洁公正。

问题在于，对于“营利性的经营活动”应当作出准确的定义，我认为下列行为应将于“营利性的经营活动”，包括：从事以盈利为目的经商活动和炒股行为；担任公司和企业的股东、董事；兼任律师或法律顾问，从中获取报酬。

为当事人介绍或指定律师，或为当事人及其人提供职责以外的服务，从中获取报酬；法官一些担任某个企业和公司的股东和董事，应当主动提出辞去法官职务。当然，这并不是说法官不得从事任何兼职活动并从中获取报酬，法官可以任教授，可以讲学、著书立说，从事有利于法治建设的公益活动。

四、法官的行为必须检点

法官要判别是非、伸张公道、主持正义，如果自已行为不端正，如何判别他人的是非曲直呢？所以，行为检点，是社会对法官应提出的基本的要求，也是法官的基本职业道德，行为不检点的人，根本不能担任法官。以美国为例，在美国历史上11位受弹劾的法官中，几乎一半受弹劾者是因为行为不检点。如参议院弹劾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塞谬尔·蔡司的理由之一是其经常在庭审中和庭后对当事人大发脾气。对联邦地区法官约翰·皮克林（JohnPlckering）弹劾的理由是“不当使用司法程序，行为不检点、酗酒”。法官要公正执法，具有权威性，必须在举止言行方面严谨端正、一举一动都要保持法官的尊严。受人敬重。为此，法官不得长期酗酒，甚至在开庭前酗酒，不得经常出入有损法官尊严的各种娱乐场所、不得参与哪怕是轻微的行为，不得利用公款大吃大喝、挥霍浪费，法官行为严重不检点，将严重损害司法的尊严，因此，应受到惩戒，甚至应被清理出法官队伍。

五、法官的回避制度

为了防止法官利用职权徇私情，甚至滥用职权，各国法律都规定了法官的回避制度。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均规定，如涉及到与法官本人具有是利害关系的案件，可能影响到案件的公正审理的，法官都应当回避。回避制度乃是公正程序的重要内容。我国法官进一步规定了任职回避制。根据该法第15条：法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关系的，不得同时担任同一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以及上下相邻两级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实行任职回避制，可以有效的防止各种裙带关系及派系争斗、相互倾轧的权力之争，有助于加强对审判工作的监督，为法官的清正廉洁的执法创造有利条件。

然而，我国法官法中仅规定了任职回避，而没有规定地区回避制。所谓地区回避，又称籍贯回避，是指具有特定职务的法官的任职地点应避开本籍。[5]由于中国几千年农业社会的传统习惯，导致人们的亲属观念，地域观念极为严重，尤其在广大农村，家族的，宗族的、本土的观点和意识十分浓厚。如果某人在某地出生长大，又在本地出任法官，难免与本地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熟悉本地环境和习惯，也可能对某些案件处理不无帮助，但由于各种人际关系过于复杂和亲密，加上乡土和地域意识的影响，难免使法官受人际关系的影响，难免办“关系案”、“人情案”。目前，执法环境较差，“案子一进门，两头都找人，”各方面的亲朋好友找上门来，法官作为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很难完全做到不为亲友说情所动，很难杜绝一切“说情风”。尤其是如果法官因受人情和亲情驱使，徇私枉法，出入人罪，则对社会的危害是严重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建立地区回避制，尽可能使本地的法官不在本地任职。同时应当实行法官是期交流和轮换制，以保障司法的廉洁公正。

还需要指出的是，法官因退休、离职、辞职等原因离开法院以后，在一定时期不得到原任职法院担任各类案件的诉讼人和辩护人，这也是回避制的重要内容，应当予以推行。

法官的职业道德法则一旦建立，必须采取各种措施监督促该法则的实施。法官也应自觉地接受人大和广大人民群众有监督，严格按照职业道德法则行为，维护司法的形象和信誉。

[注释]

[1]“从队伍建设抓起”，载《人民司法》1998年第5期。

[2]参见StephenGillers，Regulationoflawyers，Little，BrownandCompany，1977.

[3]参见孙耀刚：“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司法审判体制的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1998年博士学位论文。

权力机关范文篇4

规章的活动。由于行政立法主体的多层次性和立法内容的广泛多样性，因而，在实际生活中出现了行政机关所立之法相互矛盾、相互重叠的现象，甚至出现了行政机关超越自己的立法权限进行立法、所立之法和国家的宪法、基本法律相抵触的现象，直接给公民和有关组织的权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为了防止行政机关滥用立法权，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必须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本文着重从权力机关入手，对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从原因、模式、监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国行政立法监督的完善等几个方面作了探讨。

关键词：行政立法行政立法的监督权力机关

一、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的原因

(一)防止行政机关越权立法和监督用立法权

国家行政机关从属于国家权力机关，是受权机关，本身并没有固定的立法权，故所有行

政立法都应该是授权立法、其立法主体只能是我国宪法、组织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立

法主体，其立法权限不能超越授权机关所授予的权限，其所立法之范围不能超越授权机在所

授予之范围，否则便属于越权立法和滥用立法权。在我国，具有行政立法权的机关是国务院、

国务院各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

准的较大的市。除此之外的其他机关都不具有行政立法权，因而不具有行政立法主体资格。

我国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可以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宪法》第90条第2款规定：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命令、指示和规章。这一规定就说明，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委的行政立法权来源于宪法和法律，是基于宪法和法律的授权而产生的，没有宪法和法律根据就不能进行立法活动。然而，在行政立法的实践中，由于立法主体繁多，如国务院有近30个部委，全国有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28个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18个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都具有行政立法权。这些立法主体处于不同部门、不同地域、不同级别，在进行行政立法的过程中必然从本部门、本地域范围内利益来考虑如何进行立法，缺少纵向与横向的协调性。如果不对其立法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其结果可能会出现如下情况：一是超越了自己的立法权限进行立法；二是所立之法与宪法或法律相抵触；三是出现部门之间所立之法，不同地区之间所立之法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现象；四是所立之法规范的对象超出了本部门所管辖之范围。前两种情况必然导致所立之法无效和被撤销，后两种情况会导致立法、执法的混乱。这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为止”。因而只有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包括以整个立法过程的监督，才能防止行政机关越权立法和滥用立法权。

(二)有利于规范立法程序，使行政机关立法规范化。

行政立法程序是行政立法主体依法定权限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所应遵循步骤、方式

和顺序，是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制定、修改、废止行政法规利规章的活动程序。在行政

立法实践中，行政立法程序一般包括规划、起草、征求意见、审查、通过、与备案等几

个步骤。但是由于立法主体繁多，各立法机关立法人员的素质也不一样，机关领导对立法活

动的重视程度也有所不同，在实践立法过程中，不遵循立法程序，所立之法不规范，质量不

高的现象很普遍。例如，在规划阶段一些地方政府不从整国民经济和发展计划考虑，而只考虑本地区的利益；在起草中缺少有关业务专家和法律工作者的参与；在征求意见阶段只征求主管领导的意见而忽视公民、社会组织甚至专家意见等等。这样制定出的法必然是不健全、不完善、质量不高，缺少可操作性。鉴于此，国务院于2001年底颁布了《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02年1月1日施行。它专门规定了行政法规制定程序的有关事项。该《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根据宪法、立法法、国务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这就明确规定了该条例的目的。该《条例》第五条对行政立法的语言规范作了规定。第五条规定，行政立法应当备而不繁，逻辑严密、条文明确、具体，用语准确、简洁、具有可操作性。该《条例》第十七条对审查事项作了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国务院法制机构主要从以下方面对行政法规送审稿进行审查：(1)是否符合宪法、法律的规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2)是否符合本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3)是否与有关行政法规协调、衔接；(4)是否正确处理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对送审稿主要问题的意见；(5)其他主要审查的内容。《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明确规定了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审查监督的有关事项使我国行政机关的立法程序进一步走向了规范化。

(三)有利于保护公民和有关组织的合法权益

由于行政机关所立之法是国家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的人和不特定的事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则，具有普遍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如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委制定的行政规章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的效力，省、自治区、直辖市内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在本行政区内具有普遍效力，故一旦它们违法或不适当，将会对公民和有关组织的权益造成广泛的和严重的损害。由于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方处于不对等地位，即行政主体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行政相对方处于弱势地位，因此行政立法一旦存在缺陷，将直接损害行政相对方的权益。故必须对行政机关所立之法进行监督和审查。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的过程，既是维护行政主体权威和尊严的过程，又是保护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的过程。事前的监督可防止公民和有关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事后的监督可以使受到损害的公民和有关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救济。

二、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的监督

由于行政立法是基于授权而产生的，因而制定严格的授权法必定是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的最有效的形式。我国没有统一的授权法，但《立法法》的出台在某方面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在国外，为了有效地控制行政立法，多数国家的立法机关还规定了严格的监督控制方式来达到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的目的。下面分别论述：

(一)国外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监督的概况

在国外，有权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的机关主要是议会或国会。其主要方式主要是将有关文件提交议会或国会来达到监督授权立法的目的。在美国，美国宪法及其后的修正案或其他联邦法律，并没有直接规定国会如何监督行政机关所的命令。美国国会最初采用“立法否决”方式来监督行政命令。所谓立法否决指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命令根据国会的授权，它必须在一定期限内没有被国会的任何一院或两院否决，该行政命令才具有效力。这就是说国会在授予行政机关制定命令的同时保留了批准或否决行政机关根据行使授权的行为的权力。但是美国最高法院在1983年的一案件中，推翻了立法否决方式的合宪性。法院认为，国会保留立法否决权是违反宪法的，因而是无效的。现在美国国会主要是利用直接调查权，以明确行政命令是否侵犯立法权。在英国，议会制定的法律对

授权立法可能作出的规定有三种：第一，母法可能规定，法律文件一旦制定，就应当提交议会两院或者提交下院。第二，母法可能会规定，法定文件应不发服从议会的批准决定程序。英国议会对法定文件有两种批准程序，按照第一种批准程序，法定文件立即生效，但它是否继续有效，要靠议会两院的后来批准决定。按照第二种批准程序，法定文件以草案形式提交给议会，在议会没有作出批准决定前不得生效。第三，法定文件可能根据议会的消极决定程序而得到制定。这种程序也有两种形式：第一种程序是法定文件在提交议会时即具有效力，但要受议会两院撤销程序控制，第二种程序是法定文件以草案形式提交议会，如果议会在一定期限内没有撤销提交的法定文件，则法定文件生效。在德国，议会监督授权立法的方式都规定在授权母法中，其主要审查方式有四种：第一，提交议会。德国的某些法律规定行政机关有义务将依本法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送交议会；第二，听证权之保留。即立法机关在母法中规定，行政机关依本授权法授权所制定的行政法规，在没有经过议会听证程序前，不得公布：第三，废弃请求权之保留，即立法机关关于母法中的规定，行政机关有义务将依据本法之授权所制定的行政法规，于公布后送交议会审查，议会保留事后请示行政机关废弃命令的权力：第四，同意权之保留，即立法机关在母法中规定，行政机关依据本法制定的行政法规应先送交议会，在议会同意后才能生效。

(二)我国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的监督

在我国，中央一级的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在地方主要指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就行政立法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国务院及国务院各部委的立法过程，同时也有权监督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及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的立法过程。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监督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立法过程。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大有权监督该市人民政府的立法过程。

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的监督形式有两种：

1、事前监督。指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立法活动在所立之法效力之前所进行的监督。这是最主要的立法监督形式，主要针对授权立法而言的。可以从以卜几个方面考虑：①行政机关是否具备行政立法主体资格。只有具备行政立法主体资格，才能进行相应的行政立法活动。我国具备行政立法主体资格的有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及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②是否在立法权限范围内行使立法权。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立法权，必须是在授权范围内进行，不能超越法律所规定的权限范围。同时授权应是有严格的限制，不能无限制的授权，否则造成行政权力的极度扩张，最终导致行政专横。⑧是否遵循相应的立法程序。严格的立法程序是正确进行行政立法的有效保障。按照立法程序进行立法，既能防止受领导者个人意志的影响，又可使立法程序规范化。一般而言，如果遵循程序正义，则其结果也是止义的。国务院2001年底颁布的“亍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专门对立法程序问题作了规定。④内容是否违背宪法和法律。行政立法属授权立法，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因而其内容不得有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之处，否则无效。这是行政立法过程中最易出现问题的地方，特别是地方政府在立法过程中易出现此类情况，一旦出现则属实质违法，因而无效。⑤上下级行政机关所立之法是否矛盾和冲突。在我国，地方国家行政所立之法不得与国务院所立之法相抵触，否则无效。

2、事后监督。事后监督是指对已经生效的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在适用过程中，对其合宪性和合法性产生怀疑而进行审查监督的过程。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事后监督的主要

形式是审查行政立法行为，撤销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或规章。这里应考虑几个问

题：一是如果行政法规或规章出现了与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情况，由谁先提出的问题。笔者

认为，第一，权力机关可依职权主动提出。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如果发现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委所制定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如果有与宪法或法律相抵触或违背的情况，可依职权主动撤销，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如发现地方各级政府的地方性法规有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时，也可依职权主动撤销。第二，行政相对方如果发现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情况，可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地方人人常委会进行审查。第二，国务院如果发现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门规章与法律相抵触，可依职权主动撤销。二，针对已被撤销的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法规、规章，已经依照该法规、规章作出的生效裁决，该如何处理。有两种意见，一是该裁决继续有效，二是撤销原裁决，重新作出裁决。笔者认为，如果该裁决已经执行，应作出继续有效的决定，如果还未执行，则应撤销原裁决，重新处理。

三、目前我国行政立法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1、缺少具体的监督形式

我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授权法，故而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完善的法律监督体系，有关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的法律规定只存在于少量的法条之中。如在向国务院各部委的授权中，规定了需要经过国务院的批准，在向地方的授权中，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在向国务院授权时，规定国务院根据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对于这些法条授权，由于没有具体而详细的规定细则，缺乏可操作性，因而在实际中很难起到监督作用。

2、权力机关在行政立法监督中处于消极地位。

依据宪法，全国人人常委会有权对行政立法的整个过程进行监督，可依职权主动撤销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规章。然而在实践中，全国人人常委会很少积极主动地履行监督职责，即使是我国目前仅有的监督形式，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没有很好地利用。例如在备案制度中，要求对授权立法进行必要的审查，审查其是否有与宪法、法律相抵触之处。但从实践来看，全国人人常委会并未进行有效监督，事实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本没有行使过自己的监督权利。

四、我国行政立法监督的完善

针对目前我国行政立法监督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可考虑以下措施：

1、制定切实可行的授权法。通过立法的形式，把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的监督固定下来。在该法中，应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国务院、地方人大及常委会对地方政府，国务院对国务院各部委的授权，从授权的时间，授权的范围，授权的方法及授权应注意的事项等方面作山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2、完善备案制度。行政机关依据所授权限制定山行政法规斤，要在一定时间内报送授权机关进行备案。国务院制定出行政法规，要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国务院各部委制定出部门规章，应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地方各级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应当报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通过备案制度，权力机关可以有效地对行政立法中山现的问题进行监督。如果权力机关发现备案有瑕疵，应当立即进行纠正。这里应注意的是必须明确规定备案期限，才能有效地起到监督作用。

权力机关范文篇5

规章的活动。由于行政立法主体的多层次性和立法内容的广泛多样性，因而，在实际生活中出现了行政机关所立之法相互矛盾、相互重叠的现象，甚至出现了行政机关超越自己的立法权限进行立法、所立之法和国家的宪法、基本法律相抵触的现象，直接给公民和有关组织的权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为了防止行政机关滥用立法权，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必须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本文着重从权力机关入手，对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从原因、模式、监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国行政立法监督的完善等几个方面作了探讨。

关键词：行政立法行政立法的监督权力机关

一、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的原因

(一)防止行政机关越权立法和监督用立法权

国家行政机关从属于国家权力机关，是受权机关，本身并没有固定的立法权，故所有行

政立法都应该是授权立法、其立法主体只能是我国宪法、组织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立

法主体，其立法权限不能超越授权机关所授予的权限，其所立法之范围不能超越授权机在所

授予之范围，否则便属于越权立法和滥用立法权。在我国，具有行政立法权的机关是国务院、

国务院各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

准的较大的市。除此之外的其他机关都不具有行政立法权，因而不具有行政立法主体资格。

我国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可以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宪法》第90条第2款规定：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命令、指示和规章。这一规定就说明，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委的行政立法权来源于宪法和法律，是基于宪法和法律的授权而产生的，没有宪法和法律根据就不能进行立法活动。然而，在行政立法的实践中，由于立法主体繁多，如国务院有近30个部委，全国有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28个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18个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都具有行政立法权。这些立法主体处于不同部门、不同地域、不同级别，在进行行政立法的过程中必然从本部门、本地域范围内利益来考虑如何进行立法，缺少纵向与横向的协调性。如果不对其立法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其结果可能会出现如下情况：一是超越了自己的立法权限进行立法；二是所立之法与宪法或法律相抵触；三是出现部门之间所立之法，不同地区之间所立之法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现象；四是所立之法规范的对象超出了本部门所管辖之范围。前两种情况必然导致所立之法无效和被撤销，后两种情况会导致立法、执法的混乱。这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为止”。因而只有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包括以整个立法过程的监督，才能防止行政机关越权立法和滥用立法权。

(二)有利于规范立法程序，使行政机关立法规范化。

行政立法程序是行政立法主体依法定权限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所应遵循步骤、方式

和顺序，是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制定、修改、废止行政法规利规章的活动程序。在行政

立法实践中，行政立法程序一般包括规划、起草、征求意见、审查、通过、与备案等几

个步骤。但是由于立法主体繁多，各立法机关立法人员的素质也不一样，机关领导对立法活

动的重视程度也有所不同，在实践立法过程中，不遵循立法程序，所立之法不规范，质量不

高的现象很普遍。例如，在规划阶段一些地方政府不从整国民经济和发展计划考虑，而只考虑本地区的利益；在起草中缺少有关业务专家和法律工作者的参与；在征求意见阶段只征求主管领导的意见而忽视公民、社会组织甚至专家意见等等。这样制定出的法必然是不健全、不完善、质量不高，缺少可操作性。鉴于此，国务院于2001年底颁布了《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02年1月1日施行。它专门规定了行政法规制定程序的有关事项。该《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根据宪法、立法法、国务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这就明确规定了该条例的目的。该《条例》第五条对行政立法的语言规范作了规定。第五条规定，行政立法应当备而不繁，逻辑严密、条文明确、具体，用语准确、简洁、具有可操作性。该《条例》第十七条对审查事项作了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国务院法制机构主要从以下方面对行政法规送审稿进行审查：(1)是否符合宪法、法律的规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2)是否符合本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3)是否与有关行政法规协调、衔接；(4)是否正确处理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对送审稿主要问题的意见；(5)其他主要审查的内容。《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明确规定了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审查监督的有关事项使我国行政机关的立法程序进一步走向了规范化。

(三)有利于保护公民和有关组织的合法权益

由于行政机关所立之法是国家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的人和不特定的事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则，具有普遍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如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委制定的行政规章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的效力，省、自治区、直辖市内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在本行政区内具有普遍效力，故一旦它们违法或不适当，将会对公民和有关组织的权益造成广泛的和严重的损害。由于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方处于不对等地位，即行政主体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行政相对方处于弱势地位，因此行政立法一旦存在缺陷，将直接损害行政相对方的权益。故必须对行政机关所立之法进行监督和审查。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的过程，既是维护行政主体权威和尊严的过程，又是保护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的过程。事前的监督可防止公民和有关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事后的监督可以使受到损害的公民和有关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救济。

二、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的监督

由于行政立法是基于授权而产生的，因而制定严格的授权法必定是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的最有效的形式。我国没有统一的授权法，但《立法法》的出台在某方面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在国外，为了有效地控制行政立法，多数国家的立法机关还规定了严格的监督控制方式来达到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的目的。下面分别论述：

(一)国外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监督的概况

在国外，有权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的机关主要是议会或国会。其主要方式主要是将有关文件提交议会或国会来达到监督授权立法的目的。在美国，美国宪法及其后的修正案或其他联邦法律，并没有直接规定国会如何监督行政机关所的命令。美国国会最初采用“立法否决”方式来监督行政命令。所谓立法否决指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命令根据国会的授权，它必须在一定期限内没有被国会的任何一院或两院否决，该行政命令才具有效力。这就是说国会在授予行政机关制定命令的同时保留了批准或否决行政机关根据行使授权的行为的权力。但是美国最高法院在1983年的一案件中，推翻了立法否决方式的合宪性。法院认为，国会保留立法否决权是违反宪法的，因而是无效的。现在美国国会主要是利用直接调查权，以明确行政命令是否侵犯立法权。在英国，议会制定的法律对授权立法可能作出的规定有三种：第一，母法可能规定，法律文件一旦制定，就应当提交议会两院或者提交下院。第二，母法可能会规定，法定文件应不发服从议会的批准决定程序。英国议会对法定文件有两种批准程序，按照第一种批准程序，法定文件立即生效，但它是否继续有效，要靠议会两院的后来批准决定。按照第二种批准程序，法定文件以草案形式提交给议会，在议会没有作出批准决定前不得生效。第三，法定文件可能根据议会的消极决定程序而得到制定。这种程序也有两种形式：第一种程序是法定文件在提交议会时即具有效力，但要受议会两院撤销程序控制，第二种程序是法定文件以草案形式提交议会，如果议会在一定期限内没有撤销提交的法定文件，则法定文件生效。在德国，议会监督授权立法的方式都规定在授权母法中，其主要审查方式有四种：第一，提交议会。德国的某些法律规定行政机关有义务将依本法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送交议会；第二，听证权之保留。即立法机关在母法中规定，行政机关依本授权法授权所制定的行政法规，在没有经过议会听证程序前，不得公布：第三，废弃请求权之保留，即立法机关关于母法中的规定，行政机关有义务将依据本法之授权所制定的行政法规，于公布后送交议会审查，议会保留事后请示行政机关废弃命令的权力：第四，同意权之保留，即立法机关在母法中规定，行政机关依据本法制定的行政法规应先送交议会，在议会同意后才能生效。

(二)我国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的监督

在我国，中央一级的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在地方主要指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就行政立法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国务院及国务院各部委的立法过程，同时也有权监督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及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的立法过程。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监督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立法过程。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大有权监督该市人民政府的立法过程。

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的监督形式有两种：

1、事前监督。指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立法活动在所立之法效力之前所进行的监督。这是最主要的立法监督形式，主要针对授权立法而言的。可以从以卜几个方面考虑：①行政机关是否具备行政立法主体资格。只有具备行政立法主体资格，才能进行相应的行政立法活动。我国具备行政立法主体资格的有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及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②是否在立法权限范围内行使立法权。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立法权，必须是在授权范围内进行，不能超越法律所规定的权限范围。同时授权应是有严格的限制，不能无限制的授权，否则造成行政权力的极度扩张，最终导致行政专横。⑧是否遵循相应的立法程序。严格的立法程序是正确进行行政立法的有效保障。按照立法程序进行立法，既能防止受领导者个人意志的影响，又可使立法程序规范化。一般而言，如果遵循程序正义，则其结果也是止义的。国务院2001年底颁布的“亍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专门对立法程序问题作了规定。④内容是否违背宪法和法律。行政立法属授权立法，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因而其内容不得有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之处，否则无效。这是行政立法过程中最易出现问题的地方，特别是地方政府在立法过程中易出现此类情况，一旦出现则属实质违法，因而无效。⑤上下级行政机关所立之法是否矛盾和冲突。在我国，地方国家行政所立之法不得与国务院所立之法相抵触，否则无效。

2、事后监督。事后监督是指对已经生效的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在适用过程中，对其合宪性和合法性产生怀疑而进行审查监督的过程。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事后监督的主要

形式是审查行政立法行为，撤销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或规章。这里应考虑几个问

题：一是如果行政法规或规章出现了与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情况，由谁先提出的问题。笔者

认为，第一，权力机关可依职权主动提出。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如果发现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委所制定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如果有与宪法或法律相抵触或违背的情况，可依职权主动撤销，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如发现地方各级政府的地方性法规有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时，也可依职权主动撤销。第二，行政相对方如果发现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情况，可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地方人人常委会进行审查。第二，国务院如果发现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门规章与法律相抵触，可依职权主动撤销。二，针对已被撤销的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法规、规章，已经依照该法规、规章作出的生效裁决，该如何处理。有两种意见，一是该裁决继续有效，二是撤销原裁决，重新作出裁决。笔者认为，如果该裁决已经执行，应作出继续有效的决定，如果还未执行，则应撤销原裁决，重新处理。

三、目前我国行政立法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1、缺少具体的监督形式

我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授权法，故而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完善的法律监督体系，有关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的法律规定只存在于少量的法条之中。如在向国务院各部委的授权中，规定了需要经过国务院的批准，在向地方的授权中，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在向国务院授权时，规定国务院根据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对于这些法条授权，由于没有具体而详细的规定细则，缺乏可操作性，因而在实际中很难起到监督作用。

2、权力机关在行政立法监督中处于消极地位。

依据宪法，全国人人常委会有权对行政立法的整个过程进行监督，可依职权主动撤销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规章。然而在实践中，全国人人常委会很少积极主动地履行监督职责，即使是我国目前仅有的监督形式，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没有很好地利用。例如在备案制度中，要求对授权立法进行必要的审查，审查其是否有与宪法、法律相抵触之处。但从实践来看，全国人人常委会并未进行有效监督，事实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本没有行使过自己的监督权利。

四、我国行政立法监督的完善

针对目前我国行政立法监督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可考虑以下措施：

1、制定切实可行的授权法。通过立法的形式，把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的监督固定下来。在该法中，应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国务院、地方人大及常委会对地方政府，国务院对国务院各部委的授权，从授权的时间，授权的范围，授权的方法及授权应注意的事项等方面作山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2、完善备案制度。行政机关依据所授权限制定山行政法规斤，要在一定时间内报送授权机关进行备案。国务院制定出行政法规，要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国务院各部委制定出部门规章，应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地方各级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应当报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通过备案制度，权力机关可以有效地对行政立法中山现的问题进行监督。如果权力机关发现备案有瑕疵，应当立即进行纠正。这里应注意的是必须明确规定备案期限，才能有效地起到监督作用。

3、完善批准制度。批准制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监督方式，在我国立法过程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应当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各部委制定规章应当报国务院批准；地方政府制定地方性法规应经地方人大常委会批准。但在实践中出现了不经审查就批准，使审查流于形式，监督制度形同虚设。因此目前应完善批准制度，使之真正起到监督作用。

权力机关范文篇6

第一，对法官应提出特殊的职业道德要求。法官作为维护正义和稳定的重要力量，其承担的职责强大，可谓“公堂一言断胜负，朱笔一落命攸关”，对法官的职业道德显然不可仅采用一般公民的道德标准。如一般公民只需成为一个守法的公民即可，而法官不仅应守法而且要严格执法、在办案中，不畏权势、不徇私情、不谋私利、清正廉洁。再如一般公民可以自由出入歌厅、舞厅、酒吧等各种合法的娱乐场所，而法官出入这些场所应受到限制，不可丧失和降低法官的尊严。一般公民可以合法地兼职，法官的兼职要受到严格的限制。总之，正如美国《司法行为准则》所规定的，法官以及司法的行为不得“使人们对其作为一名法官的公正的裁判能力提出合理怀疑”，不得“贬低司法机关的形象”，有损法官的尊严。因此，应当制订《法官的职业道德准则》，对法官提出比一般公民的职业道德更多的职业道德要求，这是由法官特殊职业本身决定的。

第二，制订《法官职业道德准则》是反腐倡廉、公正司法的需要。同志在中纪委第八次会议上指出：“吏治上的腐败，司法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滋生和助长其他高级的根源。”[1]因此要建立职业道德准则，对法官的廉洁公正必须提出更多的要求。使法官做到为人表率、艰苦朴素、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高风亮节，无私才能无畏，公正才有权威。法官不仅要廉洁公正，而且在平时的举止言行、仪表仪容等方面都尽可能地体现的严谨端正、庄重严肃等形象。

第三，制订《法官职业道德准则》是落实法官惩戒、辞退等制度的重要措施。对法官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惩戒，首先必须要明确法官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在《法官职业道德准则》要区分强制性的规则（mandatorystandards）和鼓励性的规则（aspirationalstandards），即一些行为是法官必须要做的，违反这些规则将产生具体的责任后果。而有一些行为准则是鼓励法官努力做的，但法官违反这些准则，不一定受到制裁。[2]例如要求法官的仪容仪表要庄重严肃、端正文雅，这也是法官的职业道德，但法官违反这一准则不一定受到惩戒，但《法官职业道德准则》应尽可能鼓励法官达到该行为标准。总之，只有建立《法官职业道德准则》，才能具体落实法官的惩戒、辞退等制度。

二、法官不得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人

司法权的本质和存在的意义在于其独立性和公正性，法官必须保持居中的、公正的地位才能作出公正的裁判。如果法官可以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人，难免会接受当事人及其人的请客送礼，这不仅会导致司法的腐败，贿必然造成裁判不公。据此，我国法官法第30条明确规定，法官不得“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人，接受当事人及其人的请客送礼”，否则应受惩戒。

然而，从实践来看，法官法的上述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的遵循，某些法官违反该规定，亦未受到应有的惩戒。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某些陈旧的审判方式仍然给法官私自会见的当事人及其律师提供了机会。如根据传统的法院审判方式，法院应当主动收集证据并举证，因此在开庭前，法官可以收集、调查证据为由而私自地会见当事人及其律师。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违反上述规则的惩戒程序（如申诉程序、受理机构等），因此该规则也很难适用，尤其需要指出的，在极少数法院，某些法官不仅私自会见当事人，甚至与当事人及其人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同吃同住同行，简称为“三同”。对此现象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领导曾三令五申予以禁止，但该现象并没有完全遏止，甚至在某些地方有的趋势，并成为诱发司法腐败，“权钱交易”的因素。[3]

法官不得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人，接受当事人及其人的请客送礼，更不得与当事人实行“三同”，这是法官应遵循的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为了促使法官严格遵循这一准则，除了需要完善惩戒程序以外，必须要加快审判方式改革的步伐，改变原有的陈旧的审判方式，禁止法官在开庭前会见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法官原则上也不应主动收集证据，如果在特殊情况下确有收集的必要，也必须在公开的场合、在有人监督的情况下才能会见当事人及其人。

法官绝不应当接受当事人的宴请，不得应当事人及其律师、亲友的邀请出入歌厅、舞厅、夜总会等场所。法官在任何时候，违反这一规定都应受到惩戒。当前，必须严格禁止“三同”行为。“三同”实际上是司法腐败的表现，因为“有的人不仅仅满足于包吃、包住、包行，还要包看电影，包逛公园、包进舞厅，极个别人甚至带上家属，办案，兼而得之……更有甚者，借‘三同’之机向当事人索贿受贿，枉法裁判，滑进违法犯罪的泥潭”。[4]我认为，如果法官接受一方当事人的宴请与娱乐活动，甚至与一个当事人有“三同”行为，另一方面当事人有确凿的证据主审法官有上述行为，则不仅有权要求对该法官予以惩戒，而且有权要求更换法官或者要求对该案进行重审，这是当事人根据公正的程序所应获得的权利。

三、法官不得从事营利性的兼职活动

为了保证法官独立公正廉洁地行使审判权，各国都严格禁止法官从事营利性的兼职活动，更不允许法官从事经商和投机性的买卖活动。如《西班牙法典》第404条规定，法官执行职务时不得直接或间接在其辖区内从事一切投机买卖、商业活动或商业行为，违者应处以停止权利，并处以西币54元至2万5千元罚金。美国《司法行为守则》严格禁止法官以及司法外的盈利性活动，但法官可以从事有助于法律、法律制度和司法的完善的兼职活动。我国法官法第30条也严格禁止法官“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第14条规定法官“不得兼任律师”，作出这些规定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法官如果从事营利性的兼职活动，必然会卷入各种利益关系之中，且极易受各种的诱惑和腐蚀，根本不可能保证司法的廉洁公正。

在于，对于“营利性的经营活动”应当作出准确的定义，我认为下列行为应将于“营利性的经营活动”，包括：从事以盈利为目的经商活动和炒股行为；担任公司和的股东、董事；兼任律师或法律顾问，从中获取报酬。

为当事人介绍或指定律师，或为当事人及其人提供职责以外的服务，从中获取报酬；法官一些担任某个企业和公司的股东和董事，应当主动提出辞去法官职务。当然，这并不是说法官不得从事任何兼职活动并从中获取报酬，法官可以任教授，可以讲学、著书立说，从事有利于法治建设的公益活动。

四、法官的行为必须检点

法官要判别是非、伸张公道、主持正义，如果自已行为不端正，如何判别他人的是非曲直呢？所以，行为检点，是对法官应提出的基本的要求，也是法官的基本职业道德，行为不检点的人，根本不能担任法官。以美国为例，在美国上11位受弹劾的法官中，几乎一半受弹劾者是因为行为不检点。如参议院弹劾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塞谬尔·蔡司的理由之一是其经常在庭审中和庭后对当事人大发脾气。对联邦地区法官约翰·皮克林（JohnPlckering）弹劾的理由是“不当使用司法程序，行为不检点、酗酒”。法官要公正执法，具有权威性，必须在举止言行方面严谨端正、一举一动都要保持法官的尊严。受人敬重。为此，法官不得长期酗酒，甚至在开庭前酗酒，不得经常出入有损法官尊严的各种娱乐场所、不得参与哪怕是轻微的行为，不得利用公款大吃大喝、挥霍浪费，法官行为严重不检点，将严重损害司法的尊严，因此，应受到惩戒，甚至应被清理出法官队伍。

五、法官的回避制度

为了防止法官利用职权徇私情，甚至滥用职权，各国都规定了法官的回避制度。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均规定，如涉及到与法官本人具有是利害关系的案件，可能到案件的公正审理的，法官都应当回避。回避制度乃是公正程序的重要。我国法官进一步规定了任职回避制。根据该法第15条：法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关系的，不得同时担任同一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以及上下相邻两级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实行任职回避制，可以有效的防止各种裙带关系及派系争斗、相互倾轧的权力之争，有助于加强对审判工作的监督，为法官的清正廉洁的执法创造有利条件。

然而，我国法官法中仅规定了任职回避，而没有规定地区回避制。所谓地区回避，又称籍贯回避，是指具有特定职务的法官的任职地点应避开本籍。[5]由于几千年农业社会的传统习惯，导致人们的亲属观念，地域观念极为严重，尤其在广大，家族的，宗族的、本土的观点和意识十分浓厚。如果某人在某地出生长大，又在本地出任法官，难免与本地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熟悉本地环境和习惯，也可能对某些案件处理不无帮助，但由于各种人际关系过于复杂和亲密，加上乡土和地域意识的影响，难免使法官受人际关系的影响，难免办“关系案”、“人情案”。，执法环境较差，“案子一进门，两头都找人，”各方面的亲朋好友找上门来，法官作为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很难完全做到不为亲友说情所动，很难杜绝一切“说情风”。尤其是如果法官因受人情和亲情驱使，徇私枉法，出入人罪，则对社会的危害是严重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建立地区回避制，尽可能使本地的法官不在本地任职。同时应当实行法官是期交流和轮换制，以保障司法的廉洁公正。

还需要指出的是，法官因退休、离职、辞职等原因离开法院以后，在一定时期不得到原任职法院担任各类案件的诉讼人和辩护人，这也是回避制的重要内容，应当予以推行。

法官的职业道德法则一旦建立，必须采取各种措施监督促该法则的实施。法官也应自觉地接受人大和广大人民群众有监督，严格按照职业道德法则行为，维护司法的形象和信誉。

[注释]

[1]“从队伍建设抓起”，载《人民司法》1998年第5期。

[2]参见StephenGillers，Regulationoflawyers，Little，BrownandCompany，1977.

[3]参见孙耀刚：“论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司法审判体制的改革”，中国社会院法学所1998年博士学位论文。

权力机关范文篇7

关键词：行政立法行政立法的监督权力机关

一、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的原因

(一)防止行政机关越权立法和监督用立法权

国家行政机关从属于国家权力机关，是受权机关，本身并没有固定的立法权，故所有行政立法都应该是授权立法、其立法主体只能是我国宪法、组织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立法主体，其立法权限不能超越授权机关所授予的权限，其所立法之范围不能超越授权机在所授予之范围，否则便属于越权立法和滥用立法权。在我国，具有行政立法权的机关是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除此之外的其他机关都不具有行政立法权，因而不具有行政立法主体资格。

我国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可以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宪法》第90条第2款规定：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命令、指示和规章。这一规定就说明，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委的行政立法权宪法和法律，是基于宪法和法律的授权而产生的，没有宪法和法律根据就不能进行立法活动。然而，在行政立法的实践中，由于立法主体繁多，如国务院有近30个部委，全国有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28个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18个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都具有行政立法权。这些立法主体处于不同部门、不同地域、不同级别，在进行行政立法的过程中必然从本部门、本地域范围内利益来考虑如何进行立法，缺少纵向与横向的协调性。如果不对其立法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其结果可能会出现如下情况：一是超越了自己的立法权限进行立法；二是所立之法与宪法或法律相抵触；三是出现部门之间所立之法，不同地区之间所立之法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现象；四是所立之法规范的对象超出了本部门所管辖之范围。前两种情况必然导致所立之法无效和被撤销，后两种情况会导致立法、执法的混乱。这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为止”。因而只有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包括以整个立法过程的监督，才能防止行政机关越权立法和滥用立法权。

(二)有利于规范立法程序，使行政机关立法规范化。

行政立法程序是行政立法主体依法定权限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所应遵循步骤、方式和顺序，是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制定、修改、废止行政法规利规章的活动程序。在行政立法实践中，行政立法程序一般包括规划、起草、征求意见、审查、通过、与备案等几个步骤。但是由于立法主体繁多，各立法机关立法人员的素质也不一样，机关领导对立法活动的重视程度也有所不同，在实践立法过程中，不遵循立法程序，所立之法不规范，质量不高的现象很普遍。例如，在规划阶段一些地方政府不从整国民经济和发展计划考虑，而只考虑本地区的利益；在起草中缺少有关业务专家和法律工作者的参与；在征求意见阶段只征求主管领导的意见而忽视公民、社会组织甚至专家意见等等。这样制定出的法必然是不健全、不完善、质量不高，缺少可操作性。鉴于此，国务院于底颁布了《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1月1日施行。它专门规定了行政法规制定程序的有关事项。该《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根据宪法、立法法、国务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这就明确规定了该条例的目的。该《条例》第五条对行政立法的语言规范作了规定。第五条规定，行政立法应当备而不繁，逻辑严密、条文明确、具体，用语准确、简洁、具有可操作性。该《条例》第十七条对审查事项作了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国务院法制机构主要从以下方面对行政法规送审稿进行审查：(1)是否符合宪法、法律的规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2)是否符合本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3)是否与有关行政法规协调、衔接；(4)是否正确处理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对送审稿主要问题的意见；(5)其他主要审查的内容。《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明确规定了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审查监督的有关事项使我国行政机关的立法程序进一步走向了规范化。

(三)有利于保护公民和有关组织的合法权益

由于行政机关所立之法是国家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的人和不特定的事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则，具有普遍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如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委制定的行政规章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的效力，省、自治区、直辖市内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在本行政区内具有普遍效力，故一旦它们违法或不适当，将会对公民和有关组织的权益造成广泛的和严重的损害。由于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方处于不对等地位，即行政主体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行政相对方处于弱势地位，因此行政立法一旦存在缺陷，将直接损害行政相对方的权益。故必须对行政机关所立之法进行监督和审查。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的过程，既是维护行政主体权威和尊严的过程，又是保护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的过程。事前的监督可防止公民和有关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事后的监督可以使受到损害的公民和有关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救济。

二、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的监督

由于行政立法是基于授权而产生的，因而制定严格的授权法必定是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的最有效的形式。我国没有统一的授权法，但《立法法》的出台在某方面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在国外，为了有效地控制行政立法，多数国家的立法机关还规定了严格的监督控制方式来达到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的目的。下面分别论述：

(一)国外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监督的概况

在国外，有权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的机关主要是议会或国会。其主要方式主要是将有关文件提交议会或国会来达到监督授权立法的目的。在美国，美国宪法及其后的修正案或其他联邦法律，并没有直接规定国会如何监督行政机关所的命令。美国国会最初采用“立法否决”方式来监督行政命令。所谓立法否决指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命令根据国会的授权，它必须在一定期限内没有被国会的任何一院或两院否决，该行政命令才具有效力。这就是说国会在授予行政机关制定命令的同时保留了批准或否决行政机关根据行使授权的行为的权力。但是美国最高法院在1983年的一案件中，推翻了立法否决方式的合宪性。法院认为，国会保留立法否决权是违反宪法的，因而是无效的。现在美国国会主要是利用直接调查权，以明确行政命令是否侵犯立法权。在英国，议会制定的法律对授权立法可能作出的规定有三种：第一，母法可能规定，法律文件一旦制定，就应当提交议会两院或者提交下院。第二，母法可能会规定，法定文件应不发服从议会的批准决定程序。英国议会对法定文件有两种批准程序，按照第一种批准程序，法定文件立即生效，但它是否继续有效，要靠议会两院的后来批准决定。按照第二种批准程序，法定文件以草案形式提交给议会，在议会没有作出批准决定前不得生效。第三，法定文件可能根据议会的消极决定程序而得到制定。这种程序也有两种形式：第一种程序是法定文件在提交议会时即具有效力，但要受议会两院撤销程序控制，第二种程序是法定文件以草案形式提交议会，如果议会在一定期限内没有撤销提交的法定文件，则法定文件生效。在德国，议会监督授权立法的方式都规定在授权母法中，其主要审查方式有四种：第一，提交议会。德国的某些法律规定行政机关有义务将依本法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送交议会；第二，听证权之保留。即立法机关在母法中规定，行政机关依本授权法授权所制定的行政法规，在没有经过议会听证程序前，不得公布：第三，废弃请求权之保留，即立法机关关于母法中的规定，行政机关有义务将依据本法之授权所制定的行政法规，于公布后送交议会审查，议会保留事后请示行政机关废弃命令的权力：第四，同意权之保留，即立法机关在母法中规定，行政机关依据本法制定的行政法规应先送交议会，在议会同意后才能生效。

(二)我国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的监督

在我国，中央一级的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在地方主要指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就行政立法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国务院及国务院各部委的立法过程，同时也有权监督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及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的立法过程。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监督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立法过程。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大有权监督该市人民政府的立法过程。

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的监督形式有两种：

1、事前监督。指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立法活动在所立之法效力之前所进行的监督。这是最主要的立法监督形式，主要针对授权立法而言的。可以从以卜几个方面考虑：①行政机关是否具备行政立法主体资格。只有具备行政立法主体资格，才能进行相应的行政立法活动。我国具备行政立法主体资格的有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及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②是否在立法权限范围内行使立法权。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立法权，必须是在授权范围内进行，不能超越法律所规定的权限范围。同时授权应是有严格的限制，不能无限制的授权，否则造成行政权力的极度扩张，最终导致行政专横。⑧是否遵循相应的立法程序。严格的立法程序是正确进行行政立法的有效保障。按照立法程序进行立法，既能防止受领导者个人意志的影响，又可使立法程序规范化。一般而言，如果遵循程序正义，则其结果也是止义的。国务院底颁布的“亍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专门对立法程序问题作了规定。④内容是否违背宪法和法律。行政立法属授权立法，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因而其内容不得有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之处，否则无效。这是行政立法过程中最易出现问题的地方，特别是地方政府在立法过程中易出现此类情况，一旦出现则属实质违法，因而无效。⑤上下级行政机关所立之法是否矛盾和冲突。在我国，地方国家行政所立之法不得与国务院所立之法相抵触，否则无效。

2、事后监督。事后监督是指对已经生效的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在适用过程中，对其合宪性和合法性产生怀疑而进行审查监督的过程。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事后监督的主要形式是审查行政立法行为，撤销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或规章。这里应考虑几个问题：一是如果行政法规或规章出现了与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情况，由谁先提出的问题。笔者认为，第一，权力机关可依职权主动提出。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如果发现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委所制定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如果有与宪法或法律相抵触或违背的情况，可依职权主动撤销，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如发现地方各级政府的地方性法规有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时，也可依职权主动撤销。第二，行政相对方如果发现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情况，可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地方人人常委会进行审查。第二，国务院如果发现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门规章与法律相抵触，可依职权主动撤销。二，针对已被撤销的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法规、规章，已经依照该法规、规章作出的生效裁决，该如何处理。有两种意见，一是该裁决继续有效，二是撤销原裁决，重新作出裁决。笔者认为，如果该裁决已经执行，应作出继续有效的决定，如果还未执行，则应撤销原裁决，重新处理。

三、目前我国行政立法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1、缺少具体的监督形式

我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授权法，故而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完善的法律监督体系，有关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的法律规定只存在于少量的法条之中。如在向国务院各部委的授权中，规定了需要经过国务院的批准，在向地方的授权中，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在向国务院授权时，规定国务院根据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对于这些法条授权，由于没有具体而详细的规定细则，缺乏可操作性，因而在实际中很难起到监督作用。

2、权力机关在行政立法监督中处于消极地位。

依据宪法，全国人人常委会有权对行政立法的整个过程进行监督，可依职权主动撤销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规章。然而在实践中，全国人人常委会很少积极主动地履行监督职责，即使是我国目前仅有的监督形式，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没有很好地利用。例如在备案制度中，要求对授权立法进行必要的审查，审查其是否有与宪法、法律相抵触之处。但从实践来看，全国人人常委会并未进行有效监督，事实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本没有行使过自己的监督权利。

四、我国行政立法监督的完善

针对目前我国行政立法监督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可考虑以下措施：

1、制定切实可行的授权法。通过立法的形式，把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的监督固定下来。在该法中，应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国务院、地方人大及常委会对地方政府，国务院对国务院各部委的授权，从授权的时间，授权的范围，授权的方法及授权应注意的事项等方面作山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公务员之家

2、完善备案制度。行政机关依据所授权限制定山行政法规斤，要在一定时间内报送授权机关进行备案。国务院制定出行政法规，要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国务院各部委制定出部门规章，应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地方各级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应当报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通过备案制度，权力机关可以有效地对行政立法中山现的问题进行监督。如果权力机关发现备案有瑕疵，应当立即进行纠正。这里应注意的是必须明确规定备案期限，才能有效地起到监督作用。

权力机关范文篇8

行政行为的撤销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还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因此有必要对权力机关撤销行政行为的问题深入探讨。

一、权力机关的直接撤销权和间接撤销权

(一)直接撤销权

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撤销本级人民政府作出的不适当决定、命令采取直接撤销的方式，它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撤销的行政行为是抽象行政行为，这与行政机关通过行政复议和人民法院通过行政诉讼撤销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一样。第二，通过撤销行政机关抽象行政行为的结果──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而达到撤销该行为的目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本身并不是行为，但撤销这些规范性文件，制定、该文件的行为自然被否定，被撤销。

(二)间接撤销权

权力机关不仅有直接撤销抽象行政行为的权力，而且有间接撤销的权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交付的被认为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国务院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和规章，提出报告。”对于国务院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直接撤销，不存在间接权力的问题。但对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命令、指示和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和规章，宪法和其他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依据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十三款、第十四款的规定：“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其撤销权直接由国务院行使。换言之，人大常委会通过对国务院各部委及省级人民政府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若发现其同宪法、法律相抵触，即转交国务院，由国务院撤销这些规范性文件，从而撤销国务院各部委及省一级人民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似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各部委及省一级人民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只有审议权而无撤销权。如果真如此，则会削弱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力度。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各部委及省一级人民政府所作的抽象行政行为有撤销的权力，这种撤销权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间接撤销的方式。理由有二：首先，依据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六款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国务院的工作。这种监督当然是一种全面监督，即对国务院行使职权的监督。而国务院撤销各部委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以及地方各级行政机关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是其行使职权的表现，是其份内的工作。因此，全国人大通过直接监督国务院的工作而达到间接监督国务院各部委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目的。其次，如果只承认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有审议权，而无撤销权，撤销权仅掌握在国务院手中，那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认为应予撤销的国务院各部委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及省级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和规章，国务院对此可有三种选择，即撤销、改变和不撤销。若国务院作后两种选择，全国人大常委会此时可责令国务院撤销，否则，权力机关的监督作用就没能充分发挥。但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宜直接撤销。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在行使一种间接撤销抽象行政行为的权力。

直接撤销权和间接撤销权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权力机关针对同级人民政府的抽象行为作出，是权力机关针对下级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作出的。二者均是权力机关撤销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间接撤销权是权力机关监督审议权的自然延伸。直接撤销权和间接撤销权的划分，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人大监督政府的广度和深度。

二、权力机关撤销抽象行政行为的标准

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当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规章、决定、命令与宪法、法律相抵触或者不适当时，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即可撤销它们。因此，权力机关撤销抽象行政行为的标准有两个：一是抽象行政行为的结果与宪法、法律相抵触；二是抽象行政行为的结果不适当。正确把握这两个标准，是权力机关撤销抽象行政行为的关键。

(一)不“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标准

与宪法、法律相抵触而被权力机关撤销的抽象行政行为的结果有两类：一类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一类是国务院各部委的命令、指示和规章以及省一级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和规章。其中前一类是权力机关直接撤销权的范围，后一类是权力机关间接撤销权的范围。鉴于这些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的机关是较高层次的行政机关，即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委和省一级人民政府，他们均有相当程度的独立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权力，立法者在此采取了宽松但明确最低限度的原则，即只要这些行政规范性文件不与宪法、法律相抵触，就不会被权力机关撤销。“与宪法、法律相抵触”是一个相对单一的标准，且似乎较好掌握，上述行政机关在作出抽象行政行为时限制较少，应该可以很好地行使自己的职权。但事实上行政法规、规章、决定、命令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情况并不鲜见。由此看来，必须对“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标准有一个清楚正确的认识。一般说来，与宪法、法律相抵触有以下两种表现形式。

1.与宪法、法律的精神原则相违背。任何行政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宪法、法律的精神和原则，这是最起码的要求。违背宪法、法律的精神和原则的情况有两种：一是整体违背，二是部分违背，但无论哪种，均应视为与宪法、法律相抵触。

2.与宪法、法律的具体内容相抵触。这种表现形式较常见，具体有三种：一是超越宪法或法律的内容，另立条款；二是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与宪法、法律的规定相反；三是宪法或法律对某一事项的处罚种类和限度作了规定，而该行政规范性文件就同一事项规定了过重或过轻的处罚等等。

(二)“不适当”的标准

相对于“与宪法、法律相抵触”而言，“不适当”更富有弹性，范围更宽泛。根据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鉴于作出这一类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政府是相对较低一级的行政机关，立法者将“不适当”作为撤销这些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标准。由于“不适当”内容的宽泛性，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命令就要受到更多的约束和限制，作出抽象行政行为必须更为谨慎。显然，将“不适当”作为地方各级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的撤销标准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这是因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数量众多，事务繁杂，面对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情况，地方各级政府要经常性地作出某些行政决定和命令。这一类行政决定和命令调整着大量的社会关系，且地方政府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如若不对其行为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势必造成行政规范性文件泛滥。抽象行政行为不同于某一具体行政行为，一旦有负面作用，其影响不是小范围的，而是区域性的。但若对“不适当”标准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适当”标准运用不当，就会阻碍地方政府行政职权，影响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不适当”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1.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在一般场合，“不适当”是指在合法的前提下出现不适当、不公平、不合理的情况，因此，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并不是“不适当”的表现形式。但在此，对不适当不能这样理解，因为地方组织法第八条第十一款和第九条第九款中并没有“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规定，只规定了不适当才撤销，如此一来，岂不是地方政府的行政决定和命令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却不能被撤销了？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更应撤销，因此，该条款中的不适当自然应包括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换言之，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属于不适当的范围。

2.显失公平。即行政决定和命令为了某种利益或达到某种目的而给某一方造成明显不利影响或一定程度的损害，即行政决定和命令的内容明显不平衡。如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给私人利益造成明显不利影响；为了实现某种公共利益而致使另一公共利益明显受损；要求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履行的义务与其所享有的权利明显不平衡；规定的处罚与该行为所应承担的责任明显不相当等等。

权力机关范文篇9

行政行为的撤销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还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因此有必要对权力机关撤销行政行为的问题深入探讨。

一、权力机关的直接撤销权和间接撤销权

(一)直接撤销权

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撤销本级人民政府作出的不适当决定、命令采取直接撤销的方式，它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撤销的行政行为是抽象行政行为，这与行政机关通过行政复议和人民法院通过行政诉讼撤销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一样。第二，通过撤销行政机关抽象行政行为的结果──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而达到撤销该行为的目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本身并不是行为，但撤销这些规范性文件，制定、该文件的行为自然被否定，被撤销。

(二)间接撤销权

权力机关不仅有直接撤销抽象行政行为的权力，而且有间接撤销的权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交付的被认为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国务院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和规章，提出报告。”对于国务院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直接撤销，不存在间接权力的问题。但对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命令、指示和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和规章，宪法和其他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依据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十三款、第十四款的规定：“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其撤销权直接由国务院行使。换言之，人大常委会通过对国务院各部委及省级人民政府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若发现其同宪法、法律相抵触，即转交国务院，由国务院撤销这些规范性文件，从而撤销国务院各部委及省一级人民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似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各部委及省一级人民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只有审议权而无撤销权。如果真如此，则会削弱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力度。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各部委及省一级人民政府所作的抽象行政行为有撤销的权力，这种撤销权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间接撤销的方式。理由有二：首先，依据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六款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国务院的工作。这种监督当然是一种全面监督，即对国务院行使职权的监督。而国务院撤销各部委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以及地方各级行政机关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是其行使职权的表现，是其份内的工作。因此，全国人大通过直接监督国务院的工作而达到间接监督国务院各部委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目的。其次，如果只承认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有审议权，而无撤销权，撤销权仅掌握在国务院手中，那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认为应予撤销的国务院各部委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及省级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和规章，国务院对此可有三种选择，即撤销、改变和不撤销。若国务院作后两种选择，全国人大常委会此时可责令国务院撤销，否则，权力机关的监督作用就没能充分发挥。但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宜直接撤销。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在行使一种间接撤销抽象行政行为的权力。

直接撤销权和间接撤销权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权力机关针对同级人民政府的抽象行为作出，是权力机关针对下级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作出的。二者均是权力机关撤销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间接撤销权是权力机关监督审议权的自然延伸。直接撤销权和间接撤销权的划分，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人大监督政府的广度和深度。

二、权力机关撤销抽象行政行为的标准

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当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规章、决定、命令与宪法、法律相抵触或者不适当时，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即可撤销它们。因此，权力机关撤销抽象行政行为的标准有两个：一是抽象行政行为的结果与宪法、法律相抵触；二是抽象行政行为的结果不适当。正确把握这两个标准，是权力机关撤销抽象行政行为的关键。

(一)不“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标准

与宪法、法律相抵触而被权力机关撤销的抽象行政行为的结果有两类：一类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一类是国务院各部委的命令、指示和规章以及省一级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和规章。其中前一类是权力机关直接撤销权的范围，后一类是权力机关间接撤销权的范围。鉴于这些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的机关是较高层次的行政机关，即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委和省一级人民政府，他们均有相当程度的独立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权力，立法者在此采取了宽松但明确最低限度的原则，即只要这些行政规范性文件不与宪法、法律相抵触，就不会被权力机关撤销。“与宪法、法律相抵触”是一个相对单一的标准，且似乎较好掌握，上述行政机关在作出抽象行政行为时限制较少，应该可以很好地行使自己的职权。但事实上行政法规、规章、决定、命令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情况并不鲜见。由此看来，必须对“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标准有一个清楚正确的认识。一般说来，与宪法、法律相抵触有以下两种表现形式。

1.与宪法、法律的精神原则相违背。任何行政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宪法、法律的精神和原则，这是最起码的要求。违背宪法、法律的精神和原则的情况有两种：一是整体违背，二是部分违背，但无论哪种，均应视为与宪法、法律相抵触。

2.与宪法、法律的具体内容相抵触。这种表现形式较常见，具体有三种：一是超越宪法或法律的内容，另立条款；二是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与宪法、法律的规定相反；三是宪法或法律对某一事项的处罚种类和限度作了规定，而该行政规范性文件就同一事项规定了过重或过轻的处罚等等。(二)“不适当”的标准

相对于“与宪法、法律相抵触”而言，“不适当”更富有弹性，范围更宽泛。根据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鉴于作出这一类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政府是相对较低一级的行政机关，立法者将“不适当”作为撤销这些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标准。由于“不适当”内容的宽泛性，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命令就要受到更多的约束和限制，作出抽象行政行为必须更为谨慎。显然，将“不适当”作为地方各级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的撤销标准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这是因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数量众多，事务繁杂，面对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情况，地方各级政府要经常性地作出某些行政决定和命令。这一类行政决定和命令调整着大量的社会关系，且地方政府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如若不对其行为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势必造成行政规范性文件泛滥。抽象行政行为不同于某一具体行政行为，一旦有负面作用，其影响不是小范围的，而是区域性的。但若对“不适当”标准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适当”标准运用不当，就会阻碍地方政府行政职权，影响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不适当”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1.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在一般场合，“不适当”是指在合法的前提下出现不适当、不公平、不合理的情况，因此，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并不是“不适当”的表现形式。但在此，对不适当不能这样理解，因为地方组织法第八条第十一款和第九条第九款中并没有“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规定，只规定了不适当才撤销，如此一来，岂不是地方政府的行政决定和命令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却不能被撤销了？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更应撤销，因此，该条款中的不适当自然应包括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换言之，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属于不适当的范围。

2.显失公平。即行政决定和命令为了某种利益或达到某种目的而给某一方造成明显不利影响或一定程度的损害，即行政决定和命令的内容明显不平衡。如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给私人利益造成明显不利影响；为了实现某种公共利益而致使另一公共利益明显受损；要求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履行的义务与其所享有的权利明显不平衡；规定的处罚与该行为所应承担的责任明显不相当等等。

权力机关范文篇10

行政管理论文

在我国，有权撤销行政行为的机关有行政机关、人民法院和权力机关，这些机关和它们各自的撤销权限构成了行政行为撤销的体系。由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以及《行政复议条例》第四十二条第四款分别就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复议机关）撤销行政行为（此处为具体行政行为）作了具体规定，因此在行政行为撤销体系中，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撤销行政行为的问题相对比较明确。虽然宪法和相关的法律也有权力机关撤销行政行为的规定，但线条相对较粗，内容分散，人们对其也关注甚少。

行政行为的撤销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还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因此有必要对权力机关撤销行政行为的问题深入探讨。

一、权力机关的直接撤销权和间接撤销权

(一)直接撤销权

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撤销本级人民政府作出的不适当决定、命令采取直接撤销的方式，它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撤销的行政行为是抽象行政行为，这与行政机关通过行政复议和人民法院通过行政诉讼撤销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一样。第二，通过撤销行政机关抽象行政行为的结果──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而达到撤销该行为的目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本身并不是行为，但撤销这些规范性文件，制定、该文件的行为自然被否定，被撤销。

(二)间接撤销权

权力机关不仅有直接撤销抽象行政行为的权力，而且有间接撤销的权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交付的被认为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国务院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和规章，提出报告。”对于国务院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直接撤销，不存在间接权力的问题。但对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命令、指示和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和规章，宪法和其他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依据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十三款、第十四款的规定：“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其撤销权直接由国务院行使。换言之，人大常委会通过对国务院各部委及省级人民政府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若发现其同宪法、法律相抵触，即转交国务院，由国务院撤销这些规范性文件，从而撤销国务院各部委及省一级人民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似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各部委及省一级人民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只有审议权而无撤销权。如果真如此，则会削弱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力度。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各部委及省一级人民政府所作的抽象行政行为有撤销的权力，这种撤销权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间接撤销的方式。理由有二：首先，依据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六款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国务院的工作。这种监督当然是一种全面监督，即对国务院行使职权的监督。而国务院撤销各部委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以及地方各级行政机关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是其行使职权的表现，是其份内的工作。因此，全国人大通过直接监督国务院的工作而达到间接监督国务院各部委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目的。其次，如果只承认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有审议权，而无撤销权，撤销权仅掌握在国务院手中，那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认为应予撤销的国务院各部委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及省级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和规章，国务院对此可有三种选择，即撤销、改变和不撤销。若国务院作后两种选择，全国人大常委会此时可责令国务院撤销，否则，权力机关的监督作用就没能充分发挥。但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宜直接撤销。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在行使一种间接撤销抽象行政行为的权力。

直接撤销权和间接撤销权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权力机关针对同级人民政府的抽象行为作出，是权力机关针对下级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作出的。二者均是权力机关撤销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间接撤销权是权力机关监督审议权的自然延伸。直接撤销权和间接撤销权的划分，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人大监督政府的广度和深度。

二、权力机关撤销抽象行政行为的标准

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当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规章、决定、命令与宪法、法律相抵触或者不适当时，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即可撤销它们。因此，权力机关撤销抽象行政行为的标准有两个：一是抽象行政行为的结果与宪法、法律相抵触；二是抽象行政行为的结果不适当。正确把握这两个标准，是权力机关撤销抽象行政行为的关键。

(一)不“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标准

与宪法、法律相抵触而被权力机关撤销的抽象行政行为的结果有两类：一类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一类是国务院各部委的命令、指示和规章以及省一级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和规章。其中前一类是权力机关直接撤销权的范围，后一类是权力机关间接撤销权的范围。鉴于这些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的机关是较高层次的行政机关，即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委和省一级人民政府，他们均有相当程度的独立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权力，立法者在此采取了宽松但明确最低限度的原则，即只要这些行政规范性文件不与宪法、法律相抵触，就不会被权力机关撤销。“与宪法、法律相抵触”是一个相对单一的标准，且似乎较好掌握，上述行政机关在作出抽象行政行为时限制较少，应该可以很好地行使自己的职权。但事实上行政法规、规章、决定、命令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情况并不鲜见。由此看来，必须对“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标准有一个清楚正确的认识。一般说来，与宪法、法律相抵触有以下两种表现形式。

1.与宪法、法律的精神原则相违背。任何行政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宪法、法律的精神和原则，这是最起码的要求。违背宪法、法律的精神和原则的情况有两种：一是整体违背，二是部分违背，但无论哪种，均应视为与宪法、法律相抵触。

2.与宪法、法律的具体内容相抵触。这种表现形式较常见，具体有三种：一是超越宪法或法律的内容，另立条款；二是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与宪法、法律的规定相反；三是宪法或法律对某一事项的处罚种类和限度作了规定，而该行政规范性文件就同一事项规定了过重或过轻的处罚等等。

(二)“不适当”的标准

相对于“与宪法、法律相抵触”而言，“不适当”更富有弹性，范围更宽泛。根据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鉴于作出这一类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政府是相对较低一级的行政机关，立法者将“不适当”作为撤销这些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标准。由于“不适当”内容的宽泛性，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命令就要受到更多的约束和限制，作出抽象行政行为必须更为谨慎。显然，将“不适当”作为地方各级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的撤销标准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这是因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数量众多，事务繁杂，面对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情况，地方各级政府要经常性地作出某些行政决定和命令。这一类行政决定和命令调整着大量的社会关系，且地方政府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如若不对其行为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势必造成行政规范性文件泛滥。抽象行政行为不同于某一具体行政行为，一旦有负面作用，其影响不是小范围的，而是区域性的。但若对“不适当”标准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适当”标准运用不当，就会阻碍地方政府行政职权，影响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不适当”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1.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在一般场合，“不适当”是指在合法的前提下出现不适当、不公平、不合理的情况，因此，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并不是“不适当”的表现形式。但在此，对不适当不能这样理解，因为地方组织法第八条第十一款和第九条第九款中并没有“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规定，只规定了不适当才撤销，如此一来，岂不是地方政府的行政决定和命令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却不能被撤销了？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更应撤销，因此，该条款中的不适当自然应包括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换言之，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属于不适当的范围。

2.显失公平。即行政决定和命令为了某种利益或达到某种目的而给某一方造成明显不利影响或一定程度的损害，即行政决定和命令的内容明显不平衡。如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给私人利益造成明显不利影响；为了实现某种公共利益而致使另一公共利益明显受损；要求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履行的义务与其所享有的权利明显不平衡；规定的处罚与该行为所应承担的责任明显不相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