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观范文10篇

权利观范文篇1

权利被认为是做某种事情的资格（entitlement）或正当性。在常见的讨论中，权利一般被分为法律权利（legalrights）和道德权利（moralrights）。前者被归结为正式的法律和行为规则，具有强制性；后者被认为是一种道德的主张或哲学观点。人权（humanrights）和早期的自然权利（naturalrights），均属于道德权利的范畴，尽管现在也经常被引申为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内容。

对权利的认识和阐述有两种不同的角度。对权利的上述基本划分（即法律权利和道德权利的划分），都包含了这两个不同的角度：积极的（positive）权利观念和消极的（negative）权利观念。消极权利观念划出一个行为不受限制的领域，约束他人，尤其是约束政府不要侵占"我"的领地，那是“我”的权利范围。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公民自由如言论自由等，多属于这种权利观念。这种权利观念在实践上要求政府和我们的同类不要干涉我们，让我们自己好生呆着（leaveusalone）。积极的权利观念要求别人，特别是政府给我们提供资源和支持，因而，要求政府和我们的同类要对我们承担责任。社会和福利方面的权利，如受教育权利，社会受益等权利，多属于这个范畴。这种积极的权利观念在实践上要求政府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提供服务，保障社会资助。

权利观念起源于17和18世纪，最早来自自然权利（naturalrights）或天赋权利（God-givenrights）的思想，特别被社会契约论者所广泛使用。自然权利观念是个人权利观念的表述，是权利观念最早的理论形态。早期的西方思想家洛克（JohnLocke,1632-1704）、霍布斯（ThomasHobbes,1588-1679）、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78）等都是它的阐发人。自然权利（或称之为个人权利观念）被提出来是要解决社会政治的一个根本问题：政治共同体的起源和基础是什么？这个问题也就是：政治服从的根据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服从公共权力？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要解决一个政治合法性的问题。由于神学的解释不被认可和采纳，于是人们就需要找到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社会契约理论就给出了这样的解释。那么，公共权力的行为规则是什么？它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西方思想家认为这就是上帝赋予我们的生来就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当初被称之为“自然权利”，今天被称之为“人权”（人之为人的权利）。这些权利在今天有的成为法律（即前面提到的“法律权利”）被规定了下来，有的还没有成为法律，而只是作为一种道义力量存在（即前面提到的“道德权利”）。

从历史的角度看，国际范围内权利观念的发展经历了"三代"：第一代"权利"指传统的自由权（trditionalliberties）和公民权（privilegesofcitizens），如宗教宽容，免受专制逮捕，自由言论、自由选举等权利。第二代“权利”指社会经济权利，如受教育权利，居住、健康、选择职业和保持最低生活标准（adequateatandardofliving）的权利（这被认为是较为激进的主张，但基本上还属于个人权利观念的范畴）。第三代“权利”指向社团（communities）和群体，包括少数民族语言权、民族自治权、维持整体环境和经济发展权等。如果说第一和第二代权利基本属于个人权利观念范畴，那么，第三代权利则过渡为团体权利观念（grouprights）。

从自然权利观念产生到现在，关于权利问题上的争论，主要不是围绕要不要权利或权利到底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展开，而是围绕什么权利该优先（priority）和它的含义究竟是什么而展开的。这是左中右不同政治派别在权利问题上的分歧所在。自由主义者从消极权利观念出发，把权利视为个人抵御专制政府的手段；“新右派”（NewRight）人士由于认为福利供给和经济干预会助长个人依赖性而大力谴责积极权利观念。今天，团体权利观念又得到了发展。代表社会少数派利益的人也加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要求平等对待受到歧视或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人，包括妇女、同性恋者、残疾人、儿童等。也有人要求对某些群体给以特别权利，如妇女避孕和堕胎的权利，坐轮椅的残疾人便利行动的权利。生态主义者则进一步将人权扩大至非人类的范围，要求给动物和植物以权利。随着社会文明化程度的提高，这些权利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认可，而且也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作为施政原则而加以执行。当然，对上述权利观念提出质疑也大有人在。例如功利主义者认为权利观念是无法验证的哲学主张（坚持说公共服从的基础是功利计算，政府的原则不是权利标准，而是功利最大化原则）。保守派和一些社群主义者（communitarians）认为，倡导权利观念的文化会导致利己主义，会削弱社会道德规范。

权利观范文篇2

[论文摘要]大学生不仅应有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平和修养，而且应具有正确的权利义务观。然而，当前不少大学生的权利义务观存在错位，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因此，必须加强对大学生的权利义务观教育，培养大学生的权利义务意识。

大学生，作为社会中文化层次较高者的代表群，也理应是知识义化水平和修养，即文明层次较高的代表群。从法律角度讲，应该是有相当的宪法意识，权利义务观比较明确的公民。然而，当前大学生、大学校园中缺乏基本宪法意识、权利义务观的“不规范”现象却时有发生。例如，吃饭挤窗口，听课听报告小话喳喳，课堂内外不尊敬师长，消费铺张——着装、佩饰、食品、娱乐都是企求“现代化或趟现代化”的享受，考试作弊等等。大学生权利义务观的缺位与越位，导致高校的管理成本和风险日益增加，正常的办学秩序受到影响，家长负担居高不下，不堪重负，高校培养机制与社会需求发生冲突。冈此，面对中国社会的急速转型，当代大学生应持有何种权利义务观是在依法治国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的今大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之一。

1大学生的权利和义务

1.1权利义务的概念及特点

所谓权利，就是国家通过法律规定对法律关系主体可以自主决定作出某种行为的许可和保障。所谓义务，就是国家通过法律规定，对法律关系主体的行为的一种约束手段。它或者表现为要求人们必须根据权利的内容作出一定的行为，或者表现为要求人们不得作出一定的行为。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表现在以下方面：

1.1.1权利义务内容的现实性。首先，权利义务的内容受社会现实物质条件的制约。也就是法律规定什么权利、什么义务、多少权利、多少义务都与现实物质条件相适应。其次，权利义务的实现程度也受社会现实物质条件的限制。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的实现需要政治、经济、法律的保障，权利义务的实现程度应与社会现实物质条件相适应，脱离社会现实条件的权利是难以实现的。

1.1.2权利和义务具有相对性。权利和义务作为法律内容中的一对矛盾，是相对而言的，这种埘应性既表现在权利义务之间，也表现在权利义务实现的过程中。权利义务之间的相对性，首先是指权利义务同时存在，相互依存，不可分割，互为前提。也就是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每一项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必然对应着相应的义务和权利，法律规定义务正是为了实现权利。公民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权利义务之间的相对性还指权利义务互为界限，也就是超过权利界限行使权利的行为是没有履行义务;超过义务界限的义务履行要求是侵犯权利的行为。权利义务的界限是南法律明确规定的，任何公民都应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行使权利，超过这个界限就会因没有履行法定义务而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任何公民也都只有在法律规定的范嗣内履行义务，当被要求超过法定界限履行义务时则有权利拒绝。除权利义务之间具有相对性外，每一公民实现权利的结果可能有所不同，这是因为权利义务的实现结果与公民的个体条件具有相对性。

1.1.3权利义务的平等性。权利义务平等是法治社会法律的一项基本原则，它的主要含义是：每一法律关系的主体都有权利也都有义务;法律对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平等的适用;法律为法律关系的主体设定的权利义务是基本均衡的。这种权利义务的均衡是一个平衡一不平衡一平衡的动态过程。

1.2大学生享有的权利和义务

当代大学生享有的权利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作为公民所享有的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及其他法律规定的权利。基本权利主要有：第一，平等权，是指大学生作为公民平等地享有不受任何差别对待，要求国家同等保护的权利。第二，政治权利和自由，包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第三，监督权，包括批评建议权、控告、检举权等。第四，宗教信仰自由，是指大学生都有按照自己的意愿信仰与不信仰宗教的自由。第五，人身自由，包括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第六，大学生的财产权。

二是作为受教育主体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所享有的权利，包括：第一，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权，这是大学生作为受教育者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它是指大学生享有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的权利。这项权利是大学生接受教育和完成学习任务的主要途径。第二，获得学金权，是指大学生享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的权利。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获得物质帮助权在大学生身上的具体体现。这项权利能帮助家庭贫闲的学生完成学业，而小敛使他们冈家庭贫困而辍学，失去受教育的机会。获得学金权是学生的一项权利，凡符合规定条件的大学生都有权申请，学校和教师不得拒绝。第三，获得公正评价权，是指大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享有要求教师、学校对自己的学业成绩和品行进行公正评价并客观真实地记录在成绩档案中，在完成相应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权利。第四，申诉起诉权.是指大学生享有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而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行为，提出申诉或依法提起诉讼的权利。第五，其他权利，是指《教育法》允许大学生享有的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权利。

大学生应履行的义务也相应地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作为普通公民应履行的义务，另一方面是作为受教育主体在受教育过程中应尽的义务。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高校为规范学生日常行为而制定的校规校纪，虽然属于法律的范畴，亿对大学生而言，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所有大学生都负有遵守本校校规校纪的义务。

2当代大学生权利义务观存在的偏差

2.1偏差的表现

应该说，当代大学生权利义务观的主流是好的，面对自身基本权利，如人身自由权、受教育权、个人基本事务自主决定权等，大学生的权利意识都是很强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仍有不少大学生在对权利义务观的认识上存在偏差，主要表现在：

2.1.1大学生权利“觉醒”，具有明显的自利倾向。在权利觉醒的时代，就大学生来说，有受教育的权利，学校不能简单地以学生违反校规而随便予以开除;大学生有自南选择是否住校的权利，学校能以方便集中管理为由禁止学生到校外租房;大学生有达到婚龄选择自南结婚的权利，学校不能以结婚妨碍他人和影响学业为由禁止在校学生结婚等等。合理的利益诉求、正常的主张是权利的应有之义，是大学生正当权利的回归。但是，面对自身利益的不合理“诉求”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一些大学生往往表现出很强的弹性，埘现有法定权益扩大化。有些大学生以自己为中心渊低自己的道德甚至法律底线，提出对于国家、社会、家庭的“非份”要求和不合理的利益主张，即便自己的行为与现有法律和社会必须的合理的基本道德底线相抵触，危及社会公共利益，违反公序良俗。

2.1.2大学生义务“休眠”，应有的义务观没有树立。目前一些大学生在权利“越位”的同时，又存在义务和责任的“缺位”。不少大学生还没有建立起应有的义务观，头脑中缺乏应有的义务和责任意识，认为享受权利是理所当然，负责任是社会和学校的事，尽个人义务是傻瓜，甚至认为校纪校规妨碍了个人自由和权利。近几年发生的一系列在校生意外伤害案件纠纷，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基于这种错误认识导敛的。一大学生不仅认为父母应该承担其读书期间的费用，而且对拿父母的钱高消费一点不心疼，没有形成应有的自立和责任意识。

2.2偏差产生的原因

造成大学生权利义务观的偏差，由以下原因造成：

2.2.1教育模式上的问题导致大学生未能将义务内化于心。从法理角度看，讲法律就是讲权利义务，而权利义务又是通过一个个行为模式(法律条文)来具体体现的，因而学法律就容易导致只学法律条文。这种“行为模式”教育，由于忽视了“意识”，没有把国家、法律、个人的关系作为一个公民必须弄清领会的东两来灌输、强化于学生的思想中，从而使学生在自己与国家、法律的关系上认识模糊小清，甚至一无所知。所以，学生在接受认识法律的过程中，其行为就总是表现出一定的幼稚性、暂时性和不稳定性。

2.2.2家长权利义务观的错位导致大学生只单纯注重自身权利。现在的大学生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家长从小把自己的孩子视为家庭的重点照顾对象，对自己子女往往是有求必应。尤其是在子女考上大学以后，宁可自己在家省吃俭用，也不能在外“苦”了孩子。为了孩子，家艮放弃了自己应该享受的权利，全方位替孩子尽义务，长此以往孩子把只享受权利不尽义务看成理所当然的事情，这种错位的权利义务观导致他们上大学之后仍一味地将自己视作权利主体，而忽视了自身应承担的义务。

3加强大学生正确权利义务观教育

大学生应是典型的“四有”人才。具有正确的权利义务观既是青年学生整体素质的题中之义，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人才同有的要求。为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必须从以下方面着手：

3.1依托法律课教学，有针对性地对大学生进行正确权利义务观教育，培养大学生健康理性的权益和责任意识

当前，大学生中独生子女多、自我意识强，主人翁意识较弱、责任感不强。面对这种实际，大学生法制教育的侧重点必须放在公民责任感和义务意识的培养上。为此，必须改变法律课教学的模式，小能简单地讲述法律条文，而应注重在教育中关于“为什么”的释疑，帮助克服行为的盲目性，使受教育者知其“所以然”。要尽可能把行为模式上升到更高的层次，运用法律知识和理论剖析“为什么”，使受教育者深刻理解国家的、社会的、个人的“法定的、应有的权利义务”，并南此正确把握它们在法律上的关系，使“感觉”深化为“理解”，进而内化为自觉的行为。

3.2创新高校管理体制，促进大学生权利义务观合理转型

随着依法治围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就要求高校学生管理制度要不断创新。当前，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冈此，高校必须更新理念，构建符合法律规定、尊重大学生权益的规章制度。一方面.学校在行使教育管理权时，首先考虑的应当是如何“处置”受教育者，而应当是这样处置是否合法，是否会侵犯受教育者的权利，真正将受教育者作为一个平等的法律主体来对待。同时，在具体的管理行为中，要实现程序正义，并疏通大学生权利主张渠道，实施学生权利救济，保障学生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学校要依法严格管理，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既不能过于强调学生应的义务，漠视学生的权利，也不能过分强调学生的权利，放弃对学生必要的教育和管理。

3.3转变家庭教育的方式，建设有利于大学生权利义务观良性构建的社会环境

权利观范文篇3

【内容提要】权利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利现象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利理念体现着个体与整体的统一、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它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类整体的解放和彻底的精神自由。

【英文摘要】Rightinnaturecomesfromthecollisionamongindividuals.Marxismconsidersthephenomenonofrightisconcreteandhistorical.Andthesocialistrightideareflectstheunificationofindividualandcollectivityaswellasofrightandobligation.IntheendtheMarxistviewofrightaimsatthefreedomofhumanspiritandtheliberationofhumanasawhole.

【关键词】权利/自由/马克思主义

right/freedom/Marxism

【正文】

毋庸置疑，“权利”作为对人的主体性价值的肯定与阐释，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赖以存在的一个实质性要素。它既是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基本价值追求，也是社会文明演进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力量和条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人的权利意识获得了普遍的提升。但是，如何在信仰弱化和价值多元的冲击下，树立一种既体现时代精神又符合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权利观念，却是我国社会目前一个亟待解决的严肃课题。

一、权利概念的政治哲学释义

严格地说，现代意义上的权利是一个纯粹的法学用语。不过，从概念的来源与演变的角度观之，它却与政治学一直有着密切的关联。法国近代思想家托克维尔曾言：“权利的理念不过是运用于政治世界的美德。”［1］（P190）可见，权利概念一直是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进行梳理，我们会发现思想史上的权利概念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条线索：一是对权利的“形而上”解释，它注重权利的哲学释义，来源于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其影响一直波及到近代的启蒙思想家。另一是对权利的“形而下”解释，它注重权利的法律释义，古罗马的法学家开创了这一传统，后世演化为近代法学的正统思想。两条线索实际上反映的是人们思考问题的角度的不同。前者关注的是权利的性质和原则，可称为“应然的权利”或“道德的权利”；后者则侧重权利的内容和条件，可称为“实然的权利”或“法定的权利”。如果暂时忽略这一分歧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把握，上述两种权利概念实际上则是相通的。权利的形而上解释为权利的现实内容提供了道德支持，它是法定权利的逻辑前提；权利的形而下解释则是人们主体性价值的现实肯定，它是权利理想的具体化。因为道德在逻辑上先于法律。没有法律可以有道德，但没有道德就不会有法律。［2］（P35）

道德权利的说法被启蒙思想家演绎为“天赋人权”的理念，他们将权利视为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但是与其说天赋人权理论说明了权利的起源，不如说它规定了权利的某种性质，即权利的信念包含着对人之为人的平等尊重以及对人的主体性价值的普遍肯定。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道德的和应然的权利似乎更容易让人们所接受。因为权利的来源只能是人类社会本身而不可能是超自然的力量；权利的内容也只能是具体的而不可能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利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即权利不过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法律形式。统治阶级利用法律确认人们的某种权利并赋予它以强制性的保护，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统治秩序。因此，权利现象的出现从根本上导源于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它从来都是历史的和具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利的本质就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一种确认和调节机制。权利现象的存在即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利害冲突的尚未解除。

政治哲学是人们认识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的特定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分析权利问题应该从三个层面入手。首先，权利的起源，即权利是“天赋”的还是“人赋”的，实际上说的是权利与公共权力的关系问题。其次，权利的内涵，即权利的价值指向，实际上说的是权利与自由的关系问题。最后，权利的条件，即权利的实现方式，实际上说的是权利与义务亦即个体与整体的关系问题。上述三个层面构成了权利问题分析的核心框架，它所涉及的内容是任何一种权利思想都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根据回答的不同，我们则可以窥视权利观念背后所隐含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信念的不同。

二、资产阶级权利观的历史局限

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进步意义在于：它以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将社会成员从不平等的宗法等级关系中解放出来，在人与人之间人格平等的意义上，赋予每个个体以平等的权利。正如恩格斯所说：“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大厦的基石。”［3］（P210）民主制度的根本特征，在于其以规定权利的方式确立了一种为多数人所享有的人与人之间人格平等意义上的权力结构。但是，资产阶级的权利观只是从抽象和形式的意义上论证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在理论上则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

首先，在权利的起源方面，资产阶级坚持权利天赋的观点，这种说教在客观上渲染了权利的永恒性质。在天赋权利的背后是这样的信念：人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和普遍平等的，权利的性质和内容可以超越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制约，而只与人的某种抽象属性发生关系。由于权利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产物，因而，主张权利永恒就是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是从来就有并永远存在的。这种观点否认了权利的阶级性质和具体特征，从而进一步否定国家的阶级本质。资产阶级的权利观念与公共权力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冲突。他们认为权利是自然的、永恒的，本身即为目的。这种信念不仅赋予权利以先验的、最高的价值，也相应地限定了公共权力的性质和作用范围。洛克曾提出在自然状态下，人人享有自然的权利，这种自然权利不仅是法律权利的来源，而且是政治权力的渊源。［4］（P5）为了不构成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公共权力只能在消极的意义上保护个人的自由不受他人和社会的侵犯。如果从作用机制的角度来看，任何权利的成立都必须以特定的强制力的存在为前提，只有通过国家权力的积极作用才能为公民创造更广泛、更实在的权利空间。这种观点成为西方“第二代人权”即“积极的权利”理论的思想基础。西方社会权利观念的这种变化，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自由价值理想与国家学说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理论作用的直接后果，导致了个人与国家的日益分离、对立以及资产阶级个人欲望的无限膨胀。

其次，在权利的内涵方面，资产阶级的权利观追求的是感性和个体的自由。权利是对人的自由范畴的制度性规定，它体现的是人作为主体的自我需要和自我满足。因此，权利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必然也是人的自由能力与范围的不断变化和发展过程。资产阶级权利观所体现的自由内涵，是一种以私有财产权为核心的、人与人之间竞争的自由。它在逻辑上将人的生存权视为人的一切权利的前提和基础，而生存权的内核又被规定为个体对私有财产的占有。这就是说，私有财产权是作为人的存在方式而被赋予的。这样的权利规定的不过是个体之间的一种形式上的平等竞争资格，它意味着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将是以物质利益为内容的对立与竞争。恩格斯说：“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5］（P20）这种权利的实质，是赋予个体以公共权力保障下的与他人的竞争的自由，它不仅是个体的，而且是排他的，也必然是以剥夺他人自由的方式实现的。马克思指出：“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人权。”［6］（P324）从这个意义上说，资产阶级权利观所体现的自由实际上是一种以人对物的竞争为内容、以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为特征的人对自然的自由。这与动物间的物竞天择的自由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此，它是人类自由发展的低级阶段。随着人类对自然的自由能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必然要求以一种对自由的全新理解来取代资产阶级的自由观念，即以社会整体占有生产资料及合作生产作为人类征服自然的基本形式，从而在改造外在自然的自由关系的基础上，实现人对自身自然的自由关系的根本变革，建立一个使每个个体的自由能力都能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

最后，从权利的条件来看资产阶级权利观体现的是个体与整体的对立，反映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就是强调权利而忽视义务。基于人格平等的原则，资产阶级一方面要以规定每个个体在形式上对公共权力的平等所属关系，以体现个体之间在社会关系中的平等；另一方面要以此为基础将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意志上升为全社会的意志——法律，然后再通过公共权力的强制作用，保障每个个体的自由在遵守竞争规则前提下的互不侵犯。因此，个体所获得的权利以及这种权利所体现的自由并不是以社会整体自由为前提的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个体向社会履行的义务也不过是为这种排他性自由的实现而提供的一个必要的前提，即维系社会整体的存在和基本的社会竞争秩序。资产阶级权利观在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方面奉行以权利为目的、以义务为手段的“权利本位”原则。它不仅是一个立法的指导原则，而且是一种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方式的强势社会信念。这种信念直接导致了个体与个体以及个体与社会整体的分裂与对立。个人一味地追求自己的权利，寻求个人自由的最大实现，却忽视了作为其自由实现条件和空间的社会整体的价值。从最基本的法律关系角度讲，权利与义务永远是一对对应的范畴，片面强调权利而忽视义务必然造成权利实现机制的扭曲。相应地重视义务意味着对人以社会方式的存在、并通过由不确定的他人所构成的社会整体来实现个人权利的辩证关系的肯定。对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7］（P734）在这个意义上而言，资产阶级权利观所造成的对立，其根源就在于这个社会本身是一个不能代表所有个体利益的“虚幻的共同体”。

三、马克思主义权利观的内在逻辑与自由内涵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最终理想：“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8］（P491）所谓权利只是人类在尚未以社会整体的形式摆脱自然的束缚的条件下，通过公共权力的强制力对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进行调节的一种历史产物。因而在消灭了一切私人占有和阶级剥削，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社会里，权利也将随着公共权力的消亡而退出历史舞台。以权利为代表的一切有阶级社会的强制性的自由关系都将被人与人之间平等和谐的道德自由关系所代替。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利的逐渐消亡在本质上标志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和人类精神自由的充分展现。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利问题的根本原理，它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揭示了权利现象的本质和命运。

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利的消亡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尚存在着一个需要政治、需要权利的过渡性社会形态，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利内涵是由其根本性质决定的。由于这个社会尚不能以完全平等的形式为每个个体的自由发展提供充分的物质与文化条件。因此，这一阶段仍然需要以规定权利与义务的方式来规范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以权利方式所体现的自由，还是一种有限的自由。“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9］（P21）

与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观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权利从来都是历史的、具体的，而不是天赋的、抽象的，它是由这个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结构决定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10］（P12）但是，权利的这种相对性并不妨碍社会主义社会公民权利的普遍性和真实性。从暂时的、局部的角度来看，每个特定的个体在社会经济关系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别，并由此使得每个个体所真实享有的权利内容和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当个人在其各自的社会位置上向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时，即意味着他正在用自己的努力来缩小与他人之间的利益差距，从而为其自身的权利创造着进一步实现的基础。也正是在这种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国家权力才能真正以社会整体利益代表的角色促进每个社会成员的权利的实现。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利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有在社会整体利益首先实现的基础上，个人的权利才能有实现的可能和可靠的保障。

在权利的内涵方面，马克思主义权利观的进步意义，在于它以整体的自由代替了资产阶级的个体的自由，以精神的自由超越了资产阶级的感性的自由。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P18）人性不是抽象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具体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自由也是多层次的、不断发展的。在资产阶级那里，人性则是固定的、单一的，其实质就是将经验获得的人的自然的一面抽象化和普遍化了。这种片面认识不仅造成了人类社会愈加广泛的社会冲突，而且在更严重的意义上造成了人类自由理想的逐渐失落。近代的功利主义就是将感性的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和动力源泉，一切社会关系都被迫依照感性的功利原则展开和设计。在这里，自由被简化为“弱肉强食”，价值则被贬低为“欲望的奴隶”。马克思主义权利观的超越性，在于它将自由理解为人类道德的完善和精神的解放，这既是人类自由的本质，也是人类自由发展的最高境界。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感性的自由，相反，它认为感性的自由是人类实现自由理想的前提，但它不是人类自由理想的全部内容和最终目的。社会主义赋予个人权利的目的，就是在人类社会整体自由能力尚未达到“按需分配”的情况下，通过公共权力的强制手段规定公民个人的感性自由的范围和彼此之间的合理界限。以马克思主义的理想观之，这种自由无疑是暂时的。人们将在现有权利框架体系内，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提高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从而推动包括感性自由在内的人类自由水平的普遍提高。可见，马克思主义权利观既肯定了感性自由的合理性，又提出了人类自由不断发展、最终实现道德完善和精神解放的超越性。

马克思主义自由理想是社会整体自由与个体自由的辨证统一。人类自由理想的实现最终将归结为全体个体自由程度的普遍提高，而且这一过程是通过社会整体自由的发展而实现的。它首先表现在社会整体对于自然界的自由能力的提高是每个个体获得感性自由解放的前提，任何个别的、非普遍的对于物质自由的占有关系最终都无助于社会整体自由理想的实现，而且它的过度发展还会危及到个体间自由的普遍性。因此，人类通过社会整体实现对自然的自由的方式而获得平等的物质自由，是人类摆脱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束缚的基本前提。离开了社会整体自由的发展任何个体的自由都将成为一句空谈。在这种个体与整体相统一的关系中，每个个体对社会所做的贡献是社会整体自由能力的发展源泉；而社会整体自由的发展又将为每一个体的自由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在强调个体与整体利益的一致性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坚持权利义务并重的原则。资产阶级权利观单纯地强调个人的权利，认为社会只是个人实现权利的手段。这种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理论实际上为极端个人主义的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马克思主义主张权利与义务并重的原则，实际上包含两重含义。首先，马克思主义并非只注重个人奉献而忽视个人的权利。因为人的本质是特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结构，就有什么样的人。在社会主义阶段，个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是客观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是这一阶段人的本质的主要表现，它也构成了这一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所以，尊重个人的权利，实际上就是对个人的主体能动性的承认与激励。只有每个个体充分发挥自己的自由能力，社会整体自由的发展才能成为可能。

其次，马克思主义在注重个人合理的权利要求的同时，更注重个人对社会的义务，这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理论的根本区别之一。对义务的重视在本质上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存在方式和个人自由实现途径的认识已经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与资产阶级的“原子式”的社会理解方式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永远都是社会中的人，社会整体的存在是个人存在及其权利实现的根本方式。“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10］（P84）因此，马克思主义主张个人对社会尽义务的“集体主义”原则，这是社会得以存在并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当然，强调个人奉献的结果，可能会造成某些个人利益得失的事实差别，但这与资产阶级在竞争中所必然造成的利益得失是有根本区别的。前者是以暂时的利益损失换来了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并最终通过社会整体利益的提高而在更大的程度上促进个人利益；而后者对于这种利益损失没有根本的关照，它只是认同并放任这种事实不平等的发生。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利内涵与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权利内涵的本质区别。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所倡导的社会整体自由的价值，是人类真正以“类”的形式平等地成为自然的主人的根本标志，也是人类在驾驭外在自然和自身自然的基础上，彻底实现自由本质的惟一完整形式。如果说，在人类自由发展的进程中，资本主义的权利观完成了从混沌的整体主义向自我意识觉醒的个人主义的跨越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的权利观则使个体与整体的利益在集体主义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这种统一将使权利这种确定人类自由关系的政治方式获得最终的扬弃。权利现象的消亡，意味着人类的自由正逐渐摆脱强制规范模式的藩篱而获得自为的发展空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一战斗格言的深刻意蕴。

【参考文献】

［1］公共论丛：自由与社群［M］．北京：三联书店，1998．

［2］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4］洛克．政府论：（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权利观范文篇4

right/freedom/Marxism

【正文】

中图分类词：D03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34（2001）01—0077—06

毋庸置疑，“权利”作为对人的主体性价值的肯定与阐释，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赖以存在的一个实质性要素。它既是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基本价值追求，也是社会文明演进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力量和条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人的权利意识获得了普遍的提升。但是，如何在信仰弱化和价值多元的冲击下，树立一种既体现时代精神又符合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权利观念，却是我国社会目前一个亟待解决的严肃课题。

一、权利概念的政治哲学释义

严格地说，现代意义上的权利是一个纯粹的法学用语。不过，从概念的来源与演变的角度观之，它却与政治学一直有着密切的关联。法国近代思想家托克维尔曾言：“权利的理念不过是运用于政治世界的美德。”［1］（P190）可见，权利概念一直是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进行梳理，我们会发现思想史上的权利概念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条线索：一是对权利的“形而上”解释，它注重权利的哲学释义，来源于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其影响一直波及到近代的启蒙思想家。另一是对权利的“形而下”解释，它注重权利的法律释义，古罗马的法学家开创了这一传统，后世演化为近代法学的正统思想。两条线索实际上反映的是人们思考问题的角度的不同。前者关注的是权利的性质和原则，可称为“应然的权利”或“道德的权利”；后者则侧重权利的内容和条件，可称为“实然的权利”或“法定的权利”。如果暂时忽略这一分歧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把握，上述两种权利概念实际上则是相通的。权利的形而上解释为权利的现实内容提供了道德支持，它是法定权利的逻辑前提；权利的形而下解释则是人们主体性价值的现实肯定，它是权利理想的具体化。因为道德在逻辑上先于法律。没有法律可以有道德，但没有道德就不会有法律。［2］（P35）

道德权利的说法被启蒙思想家演绎为“天赋人权”的理念，他们将权利视为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但是与其说天赋人权理论说明了权利的起源，不如说它规定了权利的某种性质，即权利的信念包含着对人之为人的平等尊重以及对人的主体性价值的普遍肯定。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道德的和应然的权利似乎更容易让人们所接受。因为权利的来源只能是人类社会本身而不可能是超自然的力量；权利的内容也只能是具体的而不可能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利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即权利不过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法律形式。统治阶级利用法律确认人们的某种权利并赋予它以强制性的保护，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统治秩序。因此，权利现象的出现从根本上导源于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它从来都是历史的和具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利的本质就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一种确认和调节机制。权利现象的存在即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利害冲突的尚未解除。

政治哲学是人们认识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的特定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分析权利问题应该从三个层面入手。首先，权利的起源，即权利是“天赋”的还是“人赋”的，实际上说的是权利与公共权力的关系问题。其次，权利的内涵，即权利的价值指向，实际上说的是权利与自由的关系问题。最后，权利的条件，即权利的实现方式，实际上说的是权利与义务亦即个体与整体的关系问题。上述三个层面构成了权利问题分析的核心框架，它所涉及的内容是任何一种权利思想都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根据回答的不同，我们则可以窥视权利观念背后所隐含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信念的不同。

二、资产阶级权利观的历史局限

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进步意义在于：它以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将社会成员从不平等的宗法等级关系中解放出来，在人与人之间人格平等的意义上，赋予每个个体以平等的权利。正如恩格斯所说：“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大厦的基石。”［3］（P210）民主制度的根本特征，在于其以规定权利的方式确立了一种为多数人所享有的人与人之间人格平等意义上的权力结构。但是，资产阶级的权利观只是从抽象和形式的意义上论证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在理论上则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

首先，在权利的起源方面，资产阶级坚持权利天赋的观点，这种说教在客观上渲染了权利的永恒性质。在天赋权利的背后是这样的信念：人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和普遍平等的，权利的性质和内容可以超越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制约，而只与人的某种抽象属性发生关系。由于权利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产物，因而，主张权利永恒就是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是从来就有并永远存在的。这种观点否认了权利的阶级性质和具体特征，从而进一步否定国家的阶级本质。资产阶级的权利观念与公共权力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冲突。他们认为权利是自然的、永恒的，本身即为目的。这种信念不仅赋予权利以先验的、最高的价值，也相应地限定了公共权力的性质和作用范围。洛克曾提出在自然状态下，人人享有自然的权利，这种自然权利不仅是法律权利的来源，而且是政治权力的渊源。［4］（P5）为了不构成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公共权力只能在消极的意义上保护个人的自由不受他人和社会的侵犯。如果从作用机制的角度来看，任何权利的成立都必须以特定的强制力的存在为前提，只有通过国家权力的积极作用才能为公民创造更广泛、更实在的权利空间。这种观点成为西方“第二代人权”即“积极的权利”理论的思想基础。西方社会权利观念的这种变化，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自由价值理想与国家学说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理论作用的直接后果，导致了个人与国家的日益分离、对立以及资产阶级个人欲望的无限膨胀。

其次，在权利的内涵方面，资产阶级的权利观追求的是感性和个体的自由。权利是对人的自由范畴的制度性规定，它体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其影响一直波及到近代的启蒙思想家。另一是对权利的“形而下”解释，它注重权利的法律释义，古罗马的法学家开创了这一传统，后世演化为近代法学的正统思想。两条线索实际上反映的是人们思考问题的角度的不同。前者关注的是权利的性质和原则，可称为“应然的权利”或“道德的权利”；后者则侧重权利的内容和条件，可称为“实然的权利”或“法定的权利”。如果暂时忽略这一分歧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把握，上述两种权利概念实际上则是相通的。权利的形而上解释为权利的现实内容提供了道德支持，它是法定权利的逻辑前提；权利的形而下解释则是人们主体性价值的现实肯定，它是权利理想的具体化。因为道德在逻辑上先于法律。没有法律可以有道德，但没有道德就不会有法律。［2］（P35）

道德权利的说法被启蒙思想家演绎为“天赋人权”的理念，他们将权利视为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但是与其说天赋人权理论说明了权利的起源，不如说它规定了权利的某种性质，即权利的信念包含着对人之为人的平等尊重以及对人的主体性价值的普遍肯定。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道德的和应然的权利似乎更容易让人们所接受。因为权利的来源只能是人类社会本身而不可能是超自然的力量；权利的内容也只能是具体的而不可能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利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即权利不过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法律形式。统治阶级利用法律确认人们的某种权利并赋予它以强制性的保护，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统治秩序。因此，权利现象的出现从根本上导源于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它从来都是历史的和具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利的本质就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一种确认和调节机制。权利现象的存在即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利害冲突的尚未解除。

政治哲学是人们认识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的特定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分析权利问题应该从三个层面入手。首先，权利的起源，即权利是“天赋”的还是“人赋”的，实际上说的是权利与公共权力的关系问题。其次，权利的内涵，即权利的价值指向，实际上说的是权利与自由的关系问题。最后，权利的条件，即权利的实现方式，实际上说的是权利与义务亦即个体与整体的关系问题。上述三个层面构成了权利问题分析的核心框架，它所涉及的内容是任何一种权利思想都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根据回答的不同，我们则可以窥视权利观念背后所隐含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信念的不同。

二、资产阶级权利观的历史局限

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进步意义在于：它以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将社会成员从不平等的宗法等级关系中解放出来，在人与人之间人格平等的意义上，赋予每个个体以平等的权利。正如恩格斯所说：“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大厦的基石。”［3］（P210）民主制度的根本特征，在于其以规定权利的方式确立了一种为多数人所享有的人与人之间人格平等意义上的权力结构。但是，资产阶级的权利观只是从抽象和形式的意义上论证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在理论上则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

首先，在权利的起源方面，资产阶级坚持权利天赋的观点，这种说教在客观上渲染了权利的永恒性质。在天赋权利的背后是这样的信念：人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和普遍平等的，权利的性质和内容可以超越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制约，而只与人的某种抽象属性发生关系。由于权利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产物，因而，主张权利永恒就是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是从来就有并永远存在的。这种观点否认了权利的阶级性质和具体特征，从而进一步否定国家的阶级本质。资产阶级的权利观念与公共权力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冲突。他们认为权利是自然的、永恒的，本身即为目的。这种信念不仅赋予权利以先验的、最高的价值，也相应地限定了公共权力的性质和作用范围。洛克曾提出在自然状态下，人人享有自然的权利，这种自然权利不仅是法律权利的来源，而且是政治权力的渊源。［4］（P5）为了不构成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公共权力只能在消极的意义上保护个人的自由不受他人和社会的侵犯。如果从作用机制的角度来看，任何权利的成立都必须以特定的强制力的存在为前提，只有通过国家权力的积极作用才能为公民创造更广泛、更实在的权利空间。这种观点成为西方“第二代人权”即“积极的权利”理论的思想基础。西方社会权利观念的这种变化，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自由价值理想与国家学说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理论作用的直接后果，导致了个人与国家的日益分离、对立以及资产阶级个人欲望的无限膨胀。

其次，在权利的内涵方面，资产阶级的权利观追求的是感性和个体的自由。权利是对人的自由范畴的制度性规定，它体现的是人作为主体的自我需要和自我满足。因此，权利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必然也是人的自由能力与范围的不断变化和发展过程。资产阶级权利观所体现的自由内涵，是一种以私有财产权为核心的、人与人之间竞争的自由。它在逻辑上将人的生存权视为人的一切权利的前提和基础，而生存权的内核又被规定为个体对私有财产的占有。这就是说，私有财产权是作为人的存在方式而被赋予的。这样的权利规定的不过是个体之间的一种形式上的平等竞争资格，它意味着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将是以物质利益为内容的对立与竞争。恩格斯说：“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5］（P20）这种权利的实质，是赋予个体以公共权力保障下的与他人的竞争的自由，它不仅是个体的，而且是排他的，也必然是以剥夺他人自由的方式实现的。马克思指出：“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人权。”［6］（P324）从这个意义上说，资产阶级权利观所体现的自由实际上是一种以人对物的竞争为内容、以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为特征的人对自然的自由。这与动物间的物竞天择的自由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此，它是人类自由发展的低级阶段。随着人类对自然的自由能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必然要求以一种对自由的全新理解来取代资产阶级的自由观念，即以社会整体占有生产资料及合作生产作为人类征服自然的基本形式，从而在改造外在自然的自由关系的基础上，实现人对自身自然的自由关系的根本变革，建立一个使每个个体的自由能力都能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

最后，从权利的条件来看资产阶级权利观体现的是个体与整体的对立，反映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就是强调权利而忽视义务。基于人格平等的原则，资产阶级一方面要以规定每个个体在形式上对公共权力的平等所属关系，以体现个体之间在社会关系中的平等；另一方面要以此为基础将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意志上升为全社会的意志——法律，然后再通过公共权力的强制作用，保障每个个体的自由在遵守竞争规则前提下的互不侵犯。因此，个体所获得的权利以及这种权利所体现的自由并不是以社会整体自由为前提的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个体向社会履行的义务也不过是为这种排他性自由的实现而提供的一个必要的前提，即维系社会整体的存在和基本的社会竞争秩序。资产阶级权利观在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方面奉行以权利为目的、以义务为手段的“权利本位”原则。它不仅是一个立法的指导原则，而且是一种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方式的强势社会信念。这种信念直接导致了个体与个体以及个体与社会整体的分裂与对立。个人一味地追求自己的权利，寻求个人自由的最大实现，却忽视了作为其自由实现条件和空间的社会整体的价值。从最基本的法律关系角度讲，权利与义务永远是一对对应的范畴，片面强调权利而忽视义务必然造成权利实现机制的扭曲。相应地重视义务意味着对人以社会方式的存在、并通过由不确定的他人所构成的社会整体来实现个人权利的辩证关系的肯定。对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7］（P734）在这个意义上而言，资产阶级权利观所造成的对立，其根源就在于这个社会本身是一个不能代表所有个体利益的“虚幻的共同体”。

三、马克思主义权利观的内在逻辑与自由内涵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最终理想：“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8］（P491）所谓权利只是人类在尚未以社会整体的形式摆脱自然的束缚的条件下，通过公共权力的强制力对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进行调节的一种历史产物。因而在消灭了一切私人占有和阶级剥削，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社会里，权利也将随着公共权力的消亡而退出历史舞台。以权利为代表的一切有阶级社会的强制性的自由关系都将被人与人之间平等和谐的道德自由关系所代替。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利的逐渐消亡在本质上标志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和人类精神自由的充分展现。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利问题的根本原理，它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揭示了权利现象的本质和命运。

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利的消亡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尚存在着一个需要政治、需要权利的过渡性社会形态，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利内涵是由其根本性质决定的。由于这个社会尚不能以完全平等的形式为每个个体的自由发展提供充分的物质与文化条件。因此，这一阶段仍然需要以规定权利与义务的方式来规范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以权利方式所体现的自由，还是一种有限的自由。“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9］（P21）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与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观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权利从来都是历史的、具体的，而不是天赋的、抽象的，它是由这个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结构决定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10］（P12）但是，权利的这种相对性并不妨碍社会主义社会公民权利的普遍性和真实性。从暂时的、局部的角度来看，每个特定的个体在社会经济关系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别，并由此使得每个个体所真实享有的权利内容和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当个人在其各自的社会位置上向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时，即意味着他正在用自己的努力来缩小与他人之间的利益差距，从而为其自身的权利创造着进一步实现的基础。也正是在这种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国家权力才能真正以社会整体利益代表的角色促进每个社会成员的权利的实现。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利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有在社会整体利益首先实现的基础上，个人的权利才能有实现的可能和可靠的保障。

在权利的内涵方面，马克思主义权利观的进步意义，在于它以整体的自由代替了资产阶级的个体的自由，以精神的自由超越了资产阶级的感性的自由。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P18）人性不是抽象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具体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自由也是多层次的、不断发展的。在资产阶级那里，人性则是固定的、单一的，其实质就是将经验获得的人的自然的一面抽象化和普遍化了。这种片面认识不仅造成了人类社会愈加广泛的社会冲突，而且在更严重的意义上造成了人类自由理想的逐渐失落。近代的功利主义就是将感性的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和动力源泉，一切社会关系都被迫依照感性的功利原则展开和设计。在这里，自由被简化为“弱肉强食”，价值则被贬低为“欲望的奴隶”。马克思主义权利观的超越性，在于它将自由理解为人类道德的完善和精神的解放，这既是人类自由的本质，也是人类自由发展的最高境界。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感性的自由，相反，它认为感性的自由是人类实现自由理想的前提，但它不是人类自由理想的全部内容和最终目的。社会主义赋予个人权利的目的，就是在人类社会整体自由能力尚未达到“按需分配”的情况下，通过公共权力的强制手段规定公民个人的感性自由的范围和彼此之间的合理界限。以马克思主义的理想观之，这种自由无疑是暂时的。人们将在现有权利框架体系内，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提高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从而推动包括感性自由在内的人类自由水平的普遍提高。可见，马克思主义权利观既肯定了感性自由的合理性，又提出了人类自由不断发展、最终实现道德完善和精神解放的超越性。

马克思主义自由理想是社会整体自由与个体自由的辨证统一。人类自由理想的实现最终将归结为全体个体自由程度的普遍提高，而且这一过程是通过社会整体自由的发展而实现的。它首先表现在社会整体对于自然界的自由能力的提高是每个个体获得感性自由解放的前提，任何个别的、非普遍的对于物质自由的占有关系最终都无助于社会整体自由理想的实现，而且它的过度发展还会危及到个体间自由的普遍性。因此，人类通过社会整体实现对自然的自由的方式而获得平等的物质自由，是人类摆脱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束缚的基本前提。离开了社会整体自由的发展任何个体的自由都将成为一句空谈。在这种个体与整体相统一的关系中，每个个体对社会所做的贡献是社会整体自由能力的发展源泉；而社会整体自由的发展又将为每一个体的自由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在强调个体与整体利益的一致性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坚持权利义务并重的原则。资产阶级权利观单纯地强调个人的权利，认为社会只是个人实现权利的手段。这种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理论实际上为极端个人主义的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马克思主义主张权利与义务并重的原则，实际上包含两重含义。首先，马克思主义并非只注重个人奉献而忽视个人的权利。因为人的本质是特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结构，就有什么样的人。在社会主义阶段，个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是客观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是这一阶段人的本质的主要表现，它也构成了这一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所以，尊重个人的权利，实际上就是对个人的主体能动性的承认与激励。只有每个个体充分发挥自己的自由能力，社会整体自由的发展才能成为可能。

其次，马克思主义在注重个人合理的权利要求的同时，更注重个人对社会的义务，这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理论的根本区别之一。对义务的重视在本质上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存在方式和个人自由实现途径的认识已经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与资产阶级的“原子式”的社会理解方式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永远都是社会中的人，社会整体的存在是个人存在及其权利实现的根本方式。“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10］（P84）因此，马克思主义主张个人对社会尽义务的“集体主义”原则，这是社会得以存在并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当然，强调个人奉献的结果，可能会造成某些个人利益得失的事实差别，但这与资产阶级在竞争中所必然造成的利益得失是有根本区别的。前者是以暂时的利益损失换来了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并最终通过社会整体利益的提高而在更大的程度上促进个人利益；而后者对于这种利益损失没有根本的关照，它只是认同并放任这种事实不平等的发生。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利内涵与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权利内涵的本质区别。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所倡导的社会整体自由的价值，是人类真正以“类”的形式平等地成为自然的主人的根本标志，也是人类在驾驭外在自然和自身自然的基础上，彻底实现自由本质的惟一完整形式。如果说，在人类自由发展的进程中，资本主义的权利观完成了从混沌的整体主义向自我意识觉醒的个人主义的跨越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的权利观则使个体与整体的利益在集体主义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这种统一将使权利这种确定人类自由关系的政治方式获得最终的扬弃。权利现象的消亡，意味着人类的自由正逐渐摆脱强制规范模式的藩篱而获得自为的发展空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一战斗格言的深刻意蕴。

收稿日期：2000—07—26

【参考文献】

［1］公共论丛：自由与社群［M］．北京：三联书店，1998．

［2］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4］洛克．政府论：（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权利观范文篇5

【提要】权利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利现象是具体的、的；主义社会的权利理念体现着个体与整体的统一、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它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类整体的解放和彻底的精神自由。

【英文摘要】Rightinnaturecomesfromthecollisionamongindividuals.Marxismconsidersthephenomenonofrightisconcreteandhistorical.Andthesocialistrightideareflectstheunificationofindividualandcollectivityaswellasofrightandobligation.IntheendtheMarxistviewofrightaimsatthefreedomofhumanspiritandtheliberationofhumanasawhole.

【关键词】权利/自由/马克思主义

right/freedom/Marxism

【正文】

毋庸置疑，“权利”作为对人的主体性价值的肯定与阐释，已经成为社会赖以存在的一个实质性要素。它既是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基本价值追求，也是社会文明演进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力量和条件。随着市场体制的建立，人的权利意识获得了普遍的提升。但是，如何在信仰弱化和价值多元的冲击下，树立一种既体现精神又符合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权利观念，却是我国社会一个亟待解决的严肃课题。

一、权利概念的释义

严格地说，现代意义上的权利是一个纯粹的法学用语。不过，从概念的来源与演变的角度观之，它却与政治学一直有着密切的关联。法国近代思想家托克维尔曾言：“权利的理念不过是运用于政治世界的美德。”［1］（P190）可见，权利概念一直是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进行梳理，我们会发现思想史上的权利概念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条线索：一是对权利的“形而上”解释，它注重权利的哲学释义，来源于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其一直波及到近代的启蒙思想家。另一是对权利的“形而下”解释，它注重权利的释义，古罗马的法学家开创了这一传统，后世演化为近代法学的正统思想。两条线索实际上反映的是人们思考的角度的不同。前者关注的是权利的性质和原则，可称为“应然的权利”或“道德的权利”；后者则侧重权利的内容和条件，可称为“实然的权利”或“法定的权利”。如果暂时忽略这一分歧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把握，上述两种权利概念实际上则是相通的。权利的形而上解释为权利的现实内容提供了道德支持，它是法定权利的逻辑前提；权利的形而下解释则是人们主体性价值的现实肯定，它是权利理想的具体化。因为道德在逻辑上先于法律。没有法律可以有道德，但没有道德就不会有法律。［2］（P35）

道德权利的说法被启蒙思想家演绎为“天赋人权”的理念，他们将权利视为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但是与其说天赋人权说明了权利的起源，不如说它规定了权利的某种性质，即权利的信念包含着对人之为人的平等尊重以及对人的主体性价值的普遍肯定。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道德的和应然的权利似乎更容易让人们所接受。因为权利的来源只能是人类社会本身而不可能是超的力量；权利的内容也只能是具体的而不可能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利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即权利不过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法律形式。统治阶级利用法律确认人们的某种权利并赋予它以强制性的保护，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统治秩序。因此，权利现象的出现从根本上导源于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它从来都是历史的和具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利的本质就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一种确认和调节机制。权利现象的存在即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利害冲突的尚未解除。

政治哲学是人们认识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的特定的价值观和论。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权利问题应该从三个层面入手。首先，权利的起源，即权利是“天赋”的还是“人赋”的，实际上说的是权利与公共权力的关系问题。其次，权利的内涵，即权利的价值指向，实际上说的是权利与自由的关系问题。最后，权利的条件，即权利的实现方式，实际上说的是权利与义务亦即个体与整体的关系问题。上述三个层面构成了权利问题分析的核心框架，它所涉及的内容是任何一种权利思想都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根据回答的不同，我们则可以窥视权利观念背后所隐含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信念的不同。

二、资产阶级权利观的历史局限

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进步意义在于：它以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将社会成员从不平等的宗法等级关系中解放出来，在人与人之间人格平等的意义上，赋予每个个体以平等的权利。正如恩格斯所说：“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大厦的基石。”［3］（P210）民主制度的根本特征，在于其以规定权利的方式确立了一种为多数人所享有的人与人之间人格平等意义上的权力结构。但是，资产阶级的权利观只是从抽象和形式的意义上论证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在理论上则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

首先，在权利的起源方面，资产阶级坚持权利天赋的观点，这种说教在客观上渲染了权利的永恒性质。在天赋权利的背后是这样的信念：人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和普遍平等的，权利的性质和内容可以超越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制约，而只与人的某种抽象属性发生关系。由于权利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产物，因而，主张权利永恒就是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是从来就有并永远存在的。这种观点否认了权利的阶级性质和具体特征，从而进一步否定国家的阶级本质。资产阶级的权利观念与公共权力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冲突。他们认为权利是自然的、永恒的，本身即为目的。这种信念不仅赋予权利以先验的、最高的价值，也相应地限定了公共权力的性质和作用范围。洛克曾提出在自然状态下，人人享有自然的权利，这种自然权利不仅是法律权利的来源，而且是政治权力的渊源。［4］（P5）为了不构成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公共权力只能在消极的意义上保护个人的自由不受他人和社会的侵犯。如果从作用机制的角度来看，任何权利的成立都必须以特定的强制力的存在为前提，只有通过国家权力的积极作用才能为公民创造更广泛、更实在的权利空间。这种观点成为西方“第二代人权”即“积极的权利”理论的思想基础。西方社会权利观念的这种变化，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自由价值理想与国家学说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理论作用的直接后果，导致了个人与国家的日益分离、对立以及资产阶级个人欲望的无限膨胀。

其次，在权利的内涵方面，资产阶级的权利观追求的是感性和个体的自由。权利是对人的自由范畴的制度性规定，它体现的是人作为主体的自我需要和自我满足。因此，权利概念的形成与过程必然也是人的自由能力与范围的不断变化和发展过程。资产阶级权利观所体现的自由内涵，是一种以私有财产权为核心的、人与人之间竞争的自由。它在逻辑上将人的生存权视为人的一切权利的前提和基础，而生存权的内核又被规定为个体对私有财产的占有。这就是说，私有财产权是作为人的存在方式而被赋予的。这样的权利规定的不过是个体之间的一种形式上的平等竞争资格，它意味着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将是以物质利益为内容的对立与竞争。恩格斯说：“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5］（P20）这种权利的实质，是赋予个体以公共权力保障下的与他人的竞争的自由，它不仅是个体的，而且是排他的，也必然是以剥夺他人自由的方式实现的。马克思指出：“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人权。”［6］（P324）从这个意义上说，资产阶级权利观所体现的自由实际上是一种以人对物的竞争为内容、以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为特征的人对自然的自由。这与动物间的物竞天择的自由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此，它是人类自由发展的低级阶段。随着人类对自然的自由能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必然要求以一种对自由的全新理解来取代资产阶级的自由观念，即以社会整体占有生产资料及合作生产作为人类征服自然的基本形式，从而在改造外在自然的自由关系的基础上，实现人对自身自然的自由关系的根本变革，建立一个使每个个体的自由能力都能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

最后，从权利的条件来看资产阶级权利观体现的是个体与整体的对立，反映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就是强调权利而忽视义务。基于人格平等的原则，资产阶级一方面要以规定每个个体在形式上对公共权力的平等所属关系，以体现个体之间在社会关系中的平等；另一方面要以此为基础将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意志上升为全社会的意志——法律，然后再通过公共权力的强制作用，保障每个个体的自由在遵守竞争规则前提下的互不侵犯。因此，个体所获得的权利以及这种权利所体现的自由并不是以社会整体自由为前提的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个体向社会履行的义务也不过是为这种排他性自由的实现而提供的一个必要的前提，即维系社会整体的存在和基本的社会竞争秩序。资产阶级权利观在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方面奉行以权利为目的、以义务为手段的“权利本位”原则。它不仅是一个立法的指导原则，而且是一种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方式的强势社会信念。这种信念直接导致了个体与个体以及个体与社会整体的分裂与对立。个人一味地追求自己的权利，寻求个人自由的最大实现，却忽视了作为其自由实现条件和空间的社会整体的价值。从最基本的法律关系角度讲，权利与义务永远是一对对应的范畴，片面强调权利而忽视义务必然造成权利实现机制的扭曲。相应地重视义务意味着对人以社会方式的存在、并通过由不确定的他人所构成的社会整体来实现个人权利的辩证关系的肯定。对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7］（P734）在这个意义上而言，资产阶级权利观所造成的对立，其根源就在于这个社会本身是一个不能代表所有个体利益的“虚幻的共同体”。

三、马克思主义权利观的内在逻辑与自由内涵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最终理想：“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8］（P491）所谓权利只是人类在尚未以社会整体的形式摆脱的束缚的条件下，通过公共权力的强制力对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进行调节的一种产物。因而在消灭了一切私人占有和阶级剥削，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社会里，权利也将随着公共权力的消亡而退出历史舞台。以权利为代表的一切有阶级社会的强制性的自由关系都将被人与人之间平等和谐的道德自由关系所代替。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利的逐渐消亡在本质上标志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和人类精神自由的充分展现。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利的根本原理，它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揭示了权利现象的本质和命运。

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利的消亡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尚存在着一个需要、需要权利的过渡性社会形态，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利内涵是由其根本性质决定的。由于这个社会尚不能以完全平等的形式为每个个体的自由发展提供充分的物质与文化条件。因此，这一阶段仍然需要以规定权利与义务的方式来规范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以权利方式所体现的自由，还是一种有限的自由。“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9］（P21）

与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观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权利从来都是历史的、具体的，而不是天赋的、抽象的，它是由这个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结构决定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10］（P12）但是，权利的这种相对性并不妨碍社会主义社会公民权利的普遍性和真实性。从暂时的、局部的角度来看，每个特定的个体在社会经济关系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别，并由此使得每个个体所真实享有的权利和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当个人在其各自的社会位置上向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时，即意味着他正在用自己的努力来缩小与他人之间的利益差距，从而为其自身的权利创造着进一步实现的基础。也正是在这种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国家权力才能真正以社会整体利益代表的角色促进每个社会成员的权利的实现。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利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有在社会整体利益首先实现的基础上，个人的权利才能有实现的可能和可靠的保障。

在权利的内涵方面，马克思主义权利观的进步意义，在于它以整体的自由代替了资产阶级的个体的自由，以精神的自由超越了资产阶级的感性的自由。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P18）人性不是抽象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具体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自由也是多层次的、不断发展的。在资产阶级那里，人性则是固定的、单一的，其实质就是将经验获得的人的自然的一面抽象化和普遍化了。这种片面认识不仅造成了人类社会愈加广泛的社会冲突，而且在更严重的意义上造成了人类自由理想的逐渐失落。近代的功利主义就是将感性的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和动力源泉，一切社会关系都被迫依照感性的功利原则展开和设计。在这里，自由被简化为“弱肉强食”，价值则被贬低为“欲望的奴隶”。马克思主义权利观的超越性，在于它将自由理解为人类道德的完善和精神的解放，这既是人类自由的本质，也是人类自由发展的最高境界。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感性的自由，相反，它认为感性的自由是人类实现自由理想的前提，但它不是人类自由理想的全部内容和最终目的。社会主义赋予个人权利的目的，就是在人类社会整体自由能力尚未达到“按需分配”的情况下，通过公共权力的强制手段规定公民个人的感性自由的范围和彼此之间的合理界限。以马克思主义的理想观之，这种自由无疑是暂时的。人们将在现有权利框架体系内，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提高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从而推动包括感性自由在内的人类自由水平的普遍提高。可见，马克思主义权利观既肯定了感性自由的合理性，又提出了人类自由不断发展、最终实现道德完善和精神解放的超越性。

马克思主义自由理想是社会整体自由与个体自由的辨证统一。人类自由理想的实现最终将归结为全体个体自由程度的普遍提高，而且这一过程是通过社会整体自由的发展而实现的。它首先表现在社会整体对于自然界的自由能力的提高是每个个体获得感性自由解放的前提，任何个别的、非普遍的对于物质自由的占有关系最终都无助于社会整体自由理想的实现，而且它的过度发展还会危及到个体间自由的普遍性。因此，人类通过社会整体实现对自然的自由的方式而获得平等的物质自由，是人类摆脱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束缚的基本前提。离开了社会整体自由的发展任何个体的自由都将成为一句空谈。在这种个体与整体相统一的关系中，每个个体对社会所做的贡献是社会整体自由能力的发展源泉；而社会整体自由的发展又将为每一个体的自由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在强调个体与整体利益的一致性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坚持权利义务并重的原则。资产阶级权利观单纯地强调个人的权利，认为社会只是个人实现权利的手段。这种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实际上为极端个人主义的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马克思主义主张权利与义务并重的原则，实际上包含两重含义。首先，马克思主义并非只注重个人奉献而忽视个人的权利。因为人的本质是特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结构，就有什么样的人。在社会主义阶段，个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是客观作用的必然结果，是这一阶段人的本质的主要表现，它也构成了这一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所以，尊重个人的权利，实际上就是对个人的主体能动性的承认与激励。只有每个个体充分发挥自己的自由能力，社会整体自由的发展才能成为可能。

其次，马克思主义在注重个人合理的权利要求的同时，更注重个人对社会的义务，这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理论的根本区别之一。对义务的重视在本质上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存在方式和个人自由实现途径的认识已经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与资产阶级的“原子式”的社会理解方式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永远都是社会中的人，社会整体的存在是个人存在及其权利实现的根本方式。“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10］（P84）因此，马克思主义主张个人对社会尽义务的“集体主义”原则，这是社会得以存在并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当然，强调个人奉献的结果，可能会造成某些个人利益得失的事实差别，但这与资产阶级在竞争中所必然造成的利益得失是有根本区别的。前者是以暂时的利益损失换来了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并最终通过社会整体利益的提高而在更大的程度上促进个人利益；而后者对于这种利益损失没有根本的关照，它只是认同并放任这种事实不平等的发生。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利内涵与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权利内涵的本质区别。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所倡导的社会整体自由的价值，是人类真正以“类”的形式平等地成为自然的主人的根本标志，也是人类在驾驭外在自然和自身自然的基础上，彻底实现自由本质的惟一完整形式。如果说，在人类自由发展的进程中，资本主义的权利观完成了从混沌的整体主义向自我意识觉醒的个人主义的跨越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的权利观则使个体与整体的利益在集体主义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这种统一将使权利这种确定人类自由关系的政治方式获得最终的扬弃。权利现象的消亡，意味着人类的自由正逐渐摆脱强制规范模式的藩篱而获得自为的发展空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一战斗格言的深刻意蕴。

【】

［1］公共论丛：自由与社群［M］．北京：三联书店，1998．

［2］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M］．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4］洛克．政府论：（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权利观范文篇6

【关键词】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功利权利诚信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从硬性和软性条件两方面来分析统治艺术。硬性条件主要包括国家类型、军队种类等基础性的配备；软性条件主要是指君主的道德观，尤其是其中涉及到的诚信问题。马基雅维利认为，一切从结果出发，为了达到目的，无价值判断的手段是必要的。

《君主论》中的诚信观

马基雅维利用一个经典的狮子与狐狸优势互补的比喻，表明了《君主论》的诚信观：“因为狮子会落入猎人的陷阱，而狐狸则抵御不了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只狐狸以便于及时发现陷阱，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于吓跑豺狼。”即狮子和狐狸各有所长，君主既要有狮子的权力又要有狐狸的智谋。而这里的智谋，最主要是谈君主的守信之道：“如遵守信义将对自己不利，或者使自己当初做出这个承诺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英明的君主就可以也不应该遵守信义。”①可见，马基雅维利在诚信上遵循的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辩证法。

但真正主导《君主论》诚信观的灵魂的还是马基雅维利的专制集权思想。马基雅维利实际上是一个人治论者，他将君主的意志和利益凌驾于民众之上，即使是平衡利益和维持公平的法律也只是君主手中维持有效统治的工具。而他的理论基础，就是性恶说。马基雅维利断言：“人的本性总是忘恩负义的，是变化多端、弄虚作假、怯懦软弱、生性贪婪的。”即人性是恶的，因而不可以完全信任：“当你对他们有好处时，他们完全是你的人。”但是这种完全的臣服并不是由始至终不变的：“当真正的需要离得很远时，他们表示愿意为你流血，奉献自己的财产，牺牲自己的生命，牺牲他们的孩子；但当危险临头时，他们选择背弃你。”②这段对人性的阐述，基于其趋利避害的心理，提出臣民在对君主的忠诚方面也是采取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法，即当他们的需要在君主那里无法得到满足时，也会成为口头诚信、实际背叛的人。马基雅维利由此反证了自己的诚信观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通过《君主论》的诚信观看其功利思想与权利观

《君主论》中的诚信观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君主的诚信，是规则而非原则。马基雅维利首先以生活为例提出“实然状态”和“应然状态”是两种不同的状态，即人们实际的生活是“实然状态”，人们认为应当如何生活是“应然状态”。并且提出了“实然状态”的重要性：“一个人要是不切实际地想当然行事，那么，他不但无法保持现有状态，还会导致毁灭。”③也就是说，马基雅维利将不符合道德的行为作为“实然状态”，并且提倡君主在必要的时候要选择不完全符合道德的行为。而这种实然的不道德行为的选择趋向，在《君主论》的诚信观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即君主的诚信，不再是应当无条件适用的原则，而是在符合相应条件时才需要遵守的规则，而这个条件则视君主和国家的利益而定。第二，君主的诚信，是表里不一的。马基雅维利在谈论君主守信之道时，为了让君主采纳其伪诚信的观点，层层铺垫伪诚信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首先从历史角度提出，不守信更可能获得成功：“那些建立过丰功伟绩的君主们并不看重守信，而是懂得如何耍花招、玩阴谋诡计以使人晕头转向，并最终他们战胜了那些诚实守信的人。”④然后，又从神话的角度提出，因为君主的先师是半人半兽，则君主行事应当含有兽性，继而顺势提出“君主必须知道如何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成为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最后，分别从人性本恶和结果主义的角度，来消除君主可能因伪诚信行为而产生的罪恶感和不被认可的后顾之忧。

由上文所述的两个特性可知，《君主论》中的诚信观实际是一种特殊的马基雅维利式的诚信观，而其只考虑君主的利益，只从结果出发来判断君主行为的做法，则蕴含着一种功利性的思想。这种功利观与18世纪末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杰瑞米·边沁的功利主义，存在着某种契合。“功利原理是指这样的原理：它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减少利益有关者之幸福的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此种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⑤这种诚信观的判定标准，就是目的的达成或结果的完成。即只要君主每次关于是否忠于诚信的判断都站在国家利益和君主统治的角度上来进行，那么就可以判定君主每次的行为不论是坚持守信还是违背诺言都是必须且合理的。因而，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马基雅维利的为了最大化的谋求意大利利益的诚信观是正确的。但是，我们所有的逻辑推理都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就是推理的公式即功利主义本身是正确且正义的。事实上，这种功利主义思想存在着不可避免的诟病，是非正义的。因为它原则上仍然同意社会利益较之个人利益的优先地位，且对社会的不平等呈消极态度。并且，功利主义思想对个人利益的漠视，直接导致的问题不只是精准的分配机制的缺失、社会利益无法量化和平均分配，也使得社会目标和价值取向被机械累计和统一捆绑，存在着被有心人利用的可能性，这时就不单是个体和社会多元化发展的被替代，甚至可能造成整个社会的秩序紊乱和发展障碍。

就《君主论》诚信观的功利性指导思想对个体权利的漠视和不尊重而言，究其根源，是在于其对个体权利的不正确认知。首先，《君主论》的诚信观对权利的定义理解不全面。霍布斯和很多学者一致认为，权利是“个人用他自己的判断和理性认为最适合的手段做事情的自由。”⑥这个界定中存在着两个看似悖论的要素：个人自己的判断和理性、做事情的自由。前者强调了权利的正当性判断，而后者强调了权利的自由属性。由此分析《君主论》的诚信观下君主的特权和民众的附加义务可知：君主的特权违背了对权利的正义性判断，而民众的附加义务则违背了权利的自由属性。其次，《君主论》的诚信观对权利的内容理解不全面。例如在谈到君主需要表现出伪诚信的一面时，马基雅维利通过这样的说辞来让君主放宽心：“人人都可以看见你表现得怎样，但是只有很少人能确切知道你的真实情况，但这一小部分了解你的人无力反对多数人的意见，因为国家最高权威保护的是多数人。”⑦由此可见，马基雅维利是通过规避大多数民众的法定知情权，来保障了君主特权行使的无虞。

《君主论》中诚信观的启示

对《君主论》中诚信观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发现其中极端的功利思想和对个人权利的漠视，反思其对个人和社会可能的威胁和损害。从而，有利于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和个人目标的实现。

首先，过程和目的同样重要，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应当并存。而具体到司法实践环节，就体现为既要注重法律程序又要注重法律裁判。因为，自古就有的为追求结果而忽视过程的倾向，导致现实中的法律程序，在很长时间内形同虚设。而这种忽视，如果是无意的，导致的可能是当事人的利益得不到应有的维护；但如果是有意的，则存在着当事人被他人或组织、团体利用，从而有沦为手段和工具的可能性。而在这种状况下，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的地位遭到威胁，继而可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崩盘。

其次，权利需要维护，权利应当同时满足正义和自由两个要素。而在具体社会实践中，则要避免出现过度维权的状况。例如，当消费者与经营者协商索赔事项时漫天要价，并以找媒体曝光来威胁经营者，导致双方矛盾激化。对于这种法律已有规定的事项，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下，按照合法、合情、合理的原则进行必要的赔偿和补偿。如果是法律尚未规定的事项，就应当按照法律原则、参照相关条文来处理。

第三，承认个体的独立性、多元化的价值观，以免出现某些个人、组织、团体假借公共利益谋取非法利益的情况。罗尔斯认为，如果不承认个人的独立自主性，机械地以个人目标的累加作为社会的目标和准则，就容易出现整个社会被绑架的情况。

第四，注重整个社会公共德行的宣传、培养和发展。具体表现为在社会中进行更多有关公共道德、优良美德的宣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对个体权利的尊重、价值的重视；而个体在得到自身物质与精神满足的同时，在环境的影响下，会更尊重他人的权利、道德行为的价值、公共德性的发展。

注释

①[意]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69～70页。

②周志武：“马基雅维利与韩非子政治思想之比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

③[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58页。

④刘南燕：“论功利主义的症结所在”，《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2008年第28期。

⑤[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97页。

权利观范文篇7

从立法上看，现行宪法仅仅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却缺乏“纳税人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的相应条款。这也成为不少理论界同仁将纳税人直接称呼为“纳税义务人”的依据。我国税法中对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虽有许多规定，但对纳税人的权利以及税务机关如何为纳税人服务却规定得不够充分，税务机关行使职权在执法程序上也不够完备、规范，致使一些税务人员随意执法、滥用职权、随意侵犯纳税人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有关纳税人权利的规定散见于《税收征管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国家赔偿法》等不同的法律法规中，一般纳税人难以真正把握，自我保护意识较弱。再加之我国的税收宣传一向以应尽义务论为主调，着重宣传公民应如何纳税、纳好税、不纳税应承担哪些不利后果等，而对纳税人享有哪些权利以及如何行使这些权利却强调得不够。这一方面造成我国纳税人行使权利的集体无意识状态，另一方面也使得税收执法部门因缺少权利人的监督而弱化依法行政，反过来则进一步加深了纳税人权利地位的失落。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格局已初步建立，与之极不相称的却是纳税人权利暗弱和意识不明的现状，这极大地阻碍了依法治税方略的推进。在各经济主体的利益边界日益明晰、利益驱动机制日趋强化的今天，只讲义务而不讲权利的义务论已得不到认同。税收作为“维系一个民族命运的大血脉”（马克思语），没有纳税人真切的认同和参与，是难以畅行的。因此，彰显纳税人权利、重塑纳税人意识都应成为当前依法治税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似乎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

一是更新税收理论。在对税收根据的认识上，我们不妨吸收西方“利益交换论”的合理内容，以“税收是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费用，体现了国家与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的观点更新传统的税收理论。承认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就是一种利益的“等价”交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并不是无偿的，政府是在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前提下才取得税收的，以培养纳税人的权利主体意识。

二是完善纳税人权利立法。首先在宪法中应补充有关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原则规定，使纳税人合法权益的维护获得直接的宪法依据；其次，加快制定税收基本法，在基本法中明确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是税法的立法宗旨和法律原则，同时规定纳税人所应享有的一系列基本权利。最近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在这方面有了很大改进，今后应继续改进和完善。

权利观范文篇8

关键词：行政补偿思想；财产权利观；历史变迁；溯源

制度的形成往往源渊于思想的启蒙。制度的变迁往往也是思想嬗变的结果。行政补偿制度-作为一种财产权利保障制度-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行政补偿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结果。本文尝试以财产权利观的历史变迁为视角，追溯行政补偿思想萌芽的历史源渊。

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自然法思想与绝对财产权利观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了生产者的相互隔离，人民只有盲目地被迫服从于政府权力，服从于长官，服从于皇帝。国家主权是不受限制的、至高无上的，人民对国家应绝对服从。家国合一、君权至上的思想观念、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使人民对于任何自身权利的被剥夺、被蹂躏的事实很少从法的角度去考虑是非。国家违法侵犯人民合法权益都不会赔偿，更无因合法行为所造成损失的补偿了。（注释1）从而，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是无财产权可言的，当然也就不会有基于财产权保障的行政补偿制度可言。如偶有零星的补偿，也只能被视为统治者施恩于民，而非人民私权利的内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开放的经济摧毁了封建社会的行政特权观念，催化了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新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从而才为基于尊重财产权的行政补偿思想的萌芽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18世纪初至19世纪末，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巩固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尚未摆脱封建专制统治阴影的笼罩，深感丧失自由和财产的恐惧。因此，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大都在宪法之中明确规定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宪法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虽然滥觞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但其思想源头却可溯及源远流长的自然法思想。自然法思想的代表人物洛克首次创造了劳动价值理论，从而使财产权成为一种先于国家而存在的自然权利。人的劳动产生了财富，并赋予劳动者以自由享用的权利；只要合理使用并不产生浪费，任何人的财产权都不应被剥夺或侵犯。洛克还指出，在纯粹的自然状态下，每一个人的生命、自由与财产（注释2）都不受他人的损害和侵犯。可是这种人人都可执行的自然法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混乱和不安全。因此，人们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政府，并把一些权力交给它。而政府的首要目的就是保护财产。财产之所以得与生命、自由同等列为个人重要之权利，是因为，财产既是个人谋生并改善生存条件的手段，也是他免于压迫和奴役的基本保障。（注释3）洛氏甚至还认为：“最高权力，未经本人同意，不能取去任何人的财产的任何部分。”（注释4）

洛克的思想无疑契合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特权的要求，因此，受到了普遍欢迎，并为后来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广泛借鉴。同时，洛克的学说还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法律文件所确认。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已经作为“不证自明”的真理，宣称财产（还有生命、自由）是“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具有划时代意义的1789年的法国《人与公民权利宣言》第2条庄严地向全世界宣示：“任何政治社会的目的，皆是保护人的自然与不可战胜之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压迫之抵制”，同时在第17条特别宣称：“财产权是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同年国民公会第一次会议明确宣布“个人和财产受国家法律保护”。1793年3月18日，国民公会又颁布法律，规定对所有“提议制定破坏不动产或工商户财产、土地的其他法律”的人处以死刑。（注释5）而18世纪中叶英国的一位老首相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也曾这样形容过财产权对人的神圣性：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房子甚至会在风雨中飘摇，但是英王不能踏进来，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闯进这间门槛已经破损的房子。这就是常常被引为经典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宪政寓言。

二、“天赋人权是毫无根据的”-社会连带思想与相对财产权利观

近代宪法对财产权的保障，与对合同自由的法律保障彼此配合，共同作用，打破了封建主义的经济桎梏，奠定了近代自由国家、市民社会以及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的基础，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私人财富的激增，并最终迎来了17、18世纪的近代文明。但是，不到一个世纪，所有的人都目睹了这套体系的瓦解。其中的核心概念-个人的天赋权利-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毫无限制的自由竞争的经济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资本垄断以及贫富的两极分化，自由竞争的极端化制造了可以摧毁自由竞争制度本身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特别是1929年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以及此后带来的长期的经济大萧条暴露了自由市场自由调节的不可靠性。与此相适应，宪政学家开始对过去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说法进行反思，转而认为“财产权的含义来自国家对它的定义”（注释6）不存在先验和绝对的财产定义，财产内涵和职能必须根据社会和经济发展加以调整。“每个基本权利，似乎在本质上，都含有内在的可限制性”，（注释7）私人财产之使用、收益、处分受到政府管制，实属无可避免。（注释8）倡导“社会连带主义”的法国宪法学家莱昂。狄骥就指出：“人不可能仅仅因为自己是一种社会存在而自然地获得某种天赋权利。作为个体的人仅仅是一种知性的造物。权利的概念是以社会生活的概念为基础的。因此，如果说人享有某些权利，这些权利只能来自他所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环境，他不能反过来将自己的权利凌驾于社会之上。”“天赋的权利-这种主张是毫无根据的；它无法得到任何直接的证据的支持。它是一种关于人性的纯粹的形而上学的命题。它只是一种语言表达方式而已，却不具有任何科学的或实证的价值。”（注释9）事实上，“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注释10）权利总归是有限（limited）或有条件的（conditional）。所谓“有限”的权利保障范围，就是指个人权利的范围或空间具有一定的界限，超过这个界限就不受宪法或法律保护。“无限”（unlimited）的权利范围是指个人权利不受任何条件或法律的约束。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最基本的生命权都不是无限的，至少今天还有许多国家对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处以死刑。宪法也不可能保障无限的个人权利，因为人类社会的生存空间是有限的，因而一个人权利的膨胀必然迟早会影响到其他人的权利。法律也并不创造无限或绝对的权利。

三、“财产权伴随着义务”-宪法规定国家财产征用权

“法律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现代市场经济替代近代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其重心便由传统的个人自由权转移到以社会利益为内容的‘社会权’”。（注释11）许多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或多或少地采行社会改良主义的方式，企图在维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相对限制私人财产权，强调公共福利，从而实现了从近代自由国家向现代社会福利国家的转型。（注释12）事实上，即使是极力主张财产私有的亚里士多德也并不主张极端的私有制。他认为“‘产业私有而财物公用’是比较妥善的财产制度”。（注释13）也就是说亚氏还是考虑到了公民的社会福利。在现代社会国家里，私人财产权利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不再是绝对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财产权这一法律概念-作为稳定和安全的象征-已然发生了近乎解体的变化”、财产权“已丧失了其传统的宪法地位：私有财产权不再是个人权利与政府权力之间的界限了。”“美国政治思想中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在理论上所具有的持久的和一贯的修辞力-尽管其含义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法律实践中那种神圣性也受到了侵犯。”（注释14）德国学者基尔克认为：“私有财产绝对不是一个绝对的权利，一个无义务性的财产权，将‘毫无前途’可言。”（注释15）财产权利观的这种剧烈变化直接反映到了宪法条文之上。自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以来各国宪法都抛弃了私人财产权绝对、不受任何限制的理念，转而倡导对私人财产权进行必要的限制。如魏玛宪法第153条第1款规定：“财产权，受宪法之保障。其内容及限制，由法律规定之”；第3款规定“财产伴随着义务。其行使必须同时有益于公共福利。”此乃具有现代意义的财产权宪法保障制度的嚆矢。（注释16）德国宪法法院还在一则案例中这样表明态度：“法院必须记住：议会不仅有责任保护个人利益，而且还有义务在保证公共利益的必要程度上去约束个人权利，它必须努力带来个人自由领域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公正平衡。”（注释17）二战后各国宪法则更扩充了此项原则的精神，对私有财产给予了更多的限制或课以更多的义务。从各国宪法规定来看，在现代社会国家里，私人财产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要受到以下一些限制：

第一，财产权“伴随着义务”，即财产所有人有使用其财产的义务，否则得由有使用能力之人使用其财产。

第二，财产权受“公共福利”的制约，即财产权的行使须同时有助于公益达成。

第三，财产权的内容“由法律规定”。（注释18）正如克鲁泽所言，在现代社会，财产权的无条件的不可剥夺性只能是一句豪言壮语，在革命的狂热和宪法的曙光中，人们很容易在屋项上为它呐喊，但是事后冷静下来，真要实践它却几乎是不可能的。（注释19）当财产权神圣、绝对的神话被打破时，宪法便赋予政府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私人财产进行征用的权力。（注释20）基于这种宪法授权，无论财产所有者是否愿意，政府均可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强制取得私人之财产。“财产权是政府权力的界限，但这种界限却是政府自己划定的。”（注释21）那种认为财产权是自由之基础和对政府之限制的观念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流传久远的神话传说，“政府不能拿走属于我的东西”的时代一去不返。（注释22）

四、“无正当补偿便不能剥夺”-财产征用补偿思想的形成

接下来的问题是，公共利益又可以说是令法学家最感困惑的不确定概念之一。（注释23）公共利益作为一个正面价值评断的概念，“必须以一个变迁之社会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因素及事实，作为考量该价值的内容。尤其，在民主及法治国家，对于公益价值之决定，更须以法的角度来予以充实。”（注释24）国家不能仅仅根据一个抽象的“公益”（注释25）就随意地剥夺个人的基本权利。执法机关也不得任意要求个人利益服从自称的公共利益。

然而，“实际上‘公用’（注释26）一词长期以来被界定的如此之宽泛，因而几乎不再是什么屏障了。”人们现在“所关心的不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而是补偿的计算和理由”“什么样的行为如此严重地干预了财产权以至构成了征用”（并因此要求补偿）的问题反过来变成了如下问题，即“我们认为对什么样的行为应给予补偿，并因而称之为征用？”（注释27）这一转换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唯一的问题已变成补偿问题。易言之，虽然各国一般都规定政府征用公民财产必须出于“公益”的目的，但是宪法制约的松弛，往往导致行政征用制度“养成”过度追求公益的性格。因此，人们只好转而更加关注比较实际的“补偿”问题了。“无正当补偿便不能剥夺（noexpropriationwithoutjustcompensation）”的原则，在任何实行法治的地方都得到了承认。这项原则实际上是法律至上原则的不可分割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正义的要求所在。

五、结语

财产权利观的历史变迁决不是行政补偿思想得以形成的唯一历史因素，但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由上文所述可知，行政补偿思想的形成与财产权利观的历史变迁具有不可分割的历史勾连性。行政补偿思想正是在公民的财产权利从无到有、从绝对的到相对的历史转换过程中萌芽并最终形成的。行政补偿归根到底是一种对公民财产权利进行保障的制度。因此，在根本不存在公民财产权利观念的前资本主义时期绝不会产生行政补偿的思想。另外，行政补偿思想的产生又与国家征用权力的行使密不可分。在现代法治国家，征用与补偿可以被视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唇齿相依，互不分离。在自然法盛行、强调绝对财产权利的资本主义时期，由于国家对公民财产的征用权力受到限制，从而，行政补偿思想仍然缺少萌芽的合适土壤。只有在现代社会国家里，财产权利由绝对走向相对，国家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积极动用征用权-作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行政补偿思想才应运而生。

注：高景芳（1974-），男，河北河间人，河北科技大学讲师，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1参见彭诵：《论建立行政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载《中国煤炭经济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2但是，洛克时代的政论家们一般均把“财产”（property）理解为一种广泛地囊括了estate（包括土地、不动产、财物、社会地位）乃至生命、身体、才能、自由等东西的概念。（参见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页注18.）

3[英]洛克著，叶启芳等译：《政府论》（下），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2-53页。

4[英]洛克著，叶启芳等译：《政府论》（下），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6页。

5[法]莱昂。狄骥著，王文利等译：《宪法学教程》，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页。

6[美]埃尔斯特等编，潘勤等译：《宪政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00页。

7陈新民著：《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3页。

8参见法治斌著：《人权保障与释宪法制》，月旦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242页。转引自王太高：《征用补偿的宪法基础》，载《学术论坛》2002年第4期。

9[法]莱昂。狄骥著，郑戈、冷静译，《公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2、24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

11汪习根著：《法治社会的基本人权-发展权法律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页。

12参见董炯著：《国家、公民与行政法-一个国家-社会的角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以下。这一转型有其客观原因。即过度自由竞争造成的混乱后果，客观上需要一个超脱于所有自由竞争主体扼制垄断的协调执行官，需要一个维持基本社会公正而免于社会崩溃的社会产品分配者。生产高度社会化和科技进步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又需要一个执行共同社会事务的组织者。上述角色都历史性地由国家承担起来。

1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55页。

14[美]埃尔斯特等编，潘勤等译：《宪政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9、281页。

15转引自陈新民著：《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0页注74.

16林来梵：《针对国家享有的财产权-从比较法角度的一个考察》，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

17参见张千帆著：《西方宪政体系》（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7页。

18参见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页。

19[美]路易斯·亨金等编，郑戈等译：《宪政与权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56页。

20实际上，近现代宪法规定政府基于公益目的可以行使征用权，是基于现实需要而非法学家闭门造车的结果。无论在自由放任时期的自由法治国家阶段，还是在国家主动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社会法治国家阶段，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承担着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能。在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场合，政府活动不可能一概通过私法的物权变动完成。譬如，建设大型基础设施需要使用土地，如果政府与土地所有权人逐一谈判、签订合同取得土地，将由于高昂的交易成本而严重削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因此，政府应该拥有强制取得的权力。

21[美]埃尔斯特等编，潘勤等译：《宪政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00页。

22笔者认为，所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从来不曾在事实上存在过。因为，有说服力的是征税。征税将不可避免地侵犯到财产权的绝对性。而没有哪个组织起来的社会用不着征税就能运转。

23有学者总结，我国法学上的公益观经历了四个重要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是基于国家高权的观念，按照公益高于私益的原则限制人的权利。第二阶段是基于国家保护人民的自由、权利的理念，压缩公益的量和度。第三阶段是基于生存权及尊严生活的理想，国家积极追求公益。第四阶段则是基于德国、日本法西斯专制统治的痛苦经验，以及苏联全能国家模式最终崩溃的惨痛教训，在很大程度上向第二阶段回归，重新强调公益的局限性；同时保留第三阶段的一些成果，关注社会权，可以视为第二、第三阶段的调和。参见李累：《论法律对财产权的限制-兼论我国宪法财产权规范体系的缺陷及其克服》，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2期。

24陈新民著：《德国行政法学基础理论》（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页。

25公共利益一般可做两种理解：普遍的公共利益和特殊的公共利益。普遍的公共利益意指为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具有普遍的利益，如国防安全、社会秩序、环境卫生、教育劳动，等等。特殊的公共利益则是在一定范围内不特定多数人所享有的共同利益，如一个行业内成员共享的利益、一个地域范围内居民共享的利益。行政补偿涉及的公共利益概念，有的属于前者，有的则属于后者。

权利观范文篇9

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际，是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同时也是一种法制经济．作为商品经济，它强调等价有偿；作为法制经济，它重视权利义务。

在依法治国的时代，每个社会成员都无不受到国法的调整，党员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党员担当着不同的角色，从政党属性看是党员，从国家属性看是公民，从社会属性看可能是某些社会团体的成员，从职业属性看又是某些企业，事业或机关的成员。党有党法，国有国法，社会团体有章程，企事业机关也都有各自的规章制度。党法、国法、章程和规章等不同的社会规范为其成员规定了不同的权利义务。所以，每个党员可能同时享有几种不同的权利，履行几种不同的义务。

然而，每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同时具有两种权利义务，即党纪党规等党法所规定的党员权利义务和法律法规等国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义务。因为党法和国法对党员和公民的思想层次和道德水平的要求不同，党员权利义务与公民权利义务的产生依据，适用主体和性质等很不相同。公民权利义务一般强调等价有偿，而党员权利义务一般强调无私奉献。

因此，作为一个党员公民有时必然会面临着相互矛盾的选择。特别是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共产党员如何看待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义务?亦即共产党员应当树立怎样的权利义务观?本文拟就这一问题浅谈一孔之见。

二、模范履行公民义务是对党员的起码要求

有的同志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员也应讲等价有偿，无私奉献的提法过时了，好好履行公民义务就不错了。可以肯定，有些党员，甚至是党的干部腐化堕落，违法犯罪，当然是没有履行一个普通公民的义务。但是，认为模范履行公民义务就是一个好党员也是不准确的。

第一，任何共产党员都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义务。《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从法律上讲，党员是普通的中国公民，而不是“特殊公民”。作为公民，在法律面前都一律平等，任何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同时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义务。党员自然也不例外。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第二，仅仅是一般意义上履行公民义务还不能成为一名党员，共产党员要模范地履行公民义务。因为中国共产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土。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要起先锋模范作用，体现在法律上就是要模范地履行公民义务，也就是要自觉地严格地履行公民义务，这只是对共产党员的起码要求。

第三，党员的义务标准不是局限于模范地履行公民义务，而是自觉地履行党员义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有无私奉献的思想境界。“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成为遵守国家法规，遵守劳动纪律、工作纪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的模范。”《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不妨举一个发生在俄国但同样适用于中共党员的例子来说明。1992年，在西伯利亚十分艰苦的环境中，有一个火车司机忘我奋战两昼夜，为核定燃料耗量做出了不少贡献，有关部门为他写了请功材料。当时担任交通人民委员会的捷尔任斯基一边看事迹材料一边嘉许地点头称道。末了，问道：“他是共产党员吗?”有关负责人回答：“是的，是个很好的党员。”“那就什么也不需要了。”捷尔任斯基说；“因为他只是履行了一个党员应尽的义务。”这个案例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党员义务与公民义务的区别。

三、党员行使公民权利要以履行党员义务为前提

有的同志认为，市场经济强调公民的权利义务，党员的公民权利为宪法和法律所保护，不受任何限制。笔者认为党员行使公民权利要以履行党员义务为前提。

作为一名公民，依法可以享有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生命健康权，因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时的补偿权。作为一名党员公民理所当然地也享有这些自由和权利。必须承认，党员的这些公民权利与《党章》规定的党员义务，如执行党的决定，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一切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等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如何处理这种冲突则是共产党员权利义务观的主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严峻考验。

有些党员在政治上、经济上犯了错误，其重要原因固然是没有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同时也与这些党员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员义务与公民权利的冲突有关。如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有些党员也加入了非法组织，参与了集会、游行、示威活动，有的党员还以为这是在行使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一方面，这些党员违反了党纪党规的规定：“少数人闹事，党员必须按照党的政策向他们进行宣传解释，慎重处理，使事态平息，对他们提出的某些合理要求，要说服和帮助他们通过正常的途径解决。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怂恿、支持和参加闹事。”（《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另一方面，这些党员没有认识到共产党是执政党，若政府工作没有做好，全党包括每一个党员都负有一定的责任。再如有些党员还组织、参与宗教团体的活动。一般说来，党员也不得组织、参加宗教团体，尽管我国现行宪法赋予公民宗教信仰的自由。至于少数民族党员中由于历史因素和工作需要等原因，还有少数党员信仰宗教或参与某些宗教活动，这只是特殊政策允许下的例外情况。还有些党员与非党群众斤斤计较，“发奖金分角不让，分房子寸土必争”，这也是片面强调行使公民权利，而忘记了履行党员义务。党员务必牢记：“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经济领域必须重视和运用价值规律，讲等价交换，但决不能把商品交换的原则引入党内政治生活。”

四、市场经济浪潮对党员权利义务观的冲击

国法赋予公民从事个体和私营企业的权利，个体经营者中有党员，并且在稳定物价和为人民服务方面起到了模范作用。但是，党的政策并不提倡和鼓励党员辞去公职而从事个体经营。至于私营企业，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一段时期，党组织曾经不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并对已是党员的私营企业主依照党章提出了特殊要求，规定做不到这些特殊要求的，不能再当党员。当然，现在私营企业主入党已经不是问题了。至于自由选择职业，也是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国家允许人才合理流动。但是，党员在调动工作时要受到党员义务的限制，即必须执行党组织决定，服从组织分配。也就是要正确处理党员公民的“职业生涯”与共产党员的“革命事业”的关系。当前进行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我党来说是史无前例的事业，改革开放中的政策难免出现空隙。在这里值得探讨的是，共产党员能否参与证券交易投机和商品期货交易投机?可以说，没有投机就没有股票交易和商晶期货交易，若允许党员购买股票和参与期货交易，就无法避免党员进行投机。笔者认为作为非党公民钻政策空于发财致富，很难说违反国法。但是，作为党员在依法参与竞争时，应当积极协助党组织克服困难，健全制度，填塞滑洞，而不应只顾个人发财。即使是依靠诚实劳动和合法所得致富了，也要关心和帮助其他群众共同致富。

五、党员义务并没有限制党员的公民权利

有的同志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党员义务妨碍了党员的公民权利，做党员不合算了。这种观点也不全面。应当承认，要想个人发财，经济上合算，就不要做共产党员。但是，这不等于说是党员义务妨碍了党员的公民权利。

首先，党员义务的许多内容是共产主义道德的要求，共产主义道德作为一种先进的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具有指导和促进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原理的具体运用。当然，这并不是要夸大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目前，我党也没有要求全体人民都能达到共产主义道德水平，只是要求共产党员应该做到或者作为努力的方向和目标。“我们共产党员最基本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推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不断前进，使社会主义和井产主义更快地实现。”

其次，《党章》规定，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和党报党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问题的讨论，对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和倡议。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所以党员参与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讨论实质上就是对国家事务的讨论，因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言论权。

再次，党员履行党员义务是出于个人自愿。从按理上讲，在不妨害他人的合法利益和个人自愿的前提下，公民的某些权利是可以放弃的。从建党原则上讲，不承认党的章程，不自愿申请入党的人，永远不会成为中共党员。可见，党员入党是党组织和个人双向选择的结果。因此，共产主义道德观也就是每个党员的自觉选择。所以，党员义务的履行并没有限制公民权利的行使。

六、行使党员权利是每个党员的神圣职责

也有的同志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员忙于经济活动，只要履行党员义务就行了，至于党员的权利就不要行使了，并且认为只尽党员义务不行使党员权利是党性强的表现。这种党员权利观值得商榷。持这种观点的人没有弄员权利的性质以及党员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

第一，从政治学原理上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这只是受人民委托，履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党员权利是为了发挥党员的积极作用，维护党的利益，完成党的任务所必须享有的政治权利，而不是什么个人权利，更不是个人的特权，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责任，具有不可放弃性的特点。从这种意义上讲，不行使党员权利就是政治失职行为。

第二，从建党实践上讲，我们党从建党开始，就十分重视党员的义务和权利。在党的七大以前，《党章》在许多条文中都包括了党员应尽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利的内容。党的七大、八大通过的《党章》则分别用专门条文明确规定了党员的义务和权利。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系统地科学地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党的建设经验，对党员义务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的同时，对党员权利做出了更充分、更完备的规定，从而使两者在党的利益的基础上统一了起来。

第三、从党员权利与党员义务关系上看，党员义务和党员权利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统一整体。用马克思的名言来说就是：“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履行党员义务和行使党员权利，都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都是为了巩固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党的任务和最终目标。如果不履行党员义务，就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去行使党员权利。反之，如果不能正确行使党员权利，也就不可能履行好党员义务。从这种意义上讲，只履行党员义务不行使党员权利并不是党性强的表现，只有在严格履行党员义务的同时，又充分行使党员权利，才是党性强的表现。

权利观范文篇10

从法治的实践意义上说,法律创制是法治建设的起点和法律发展过程的第一个步骤。所谓权利创制,就是在立法过程中将权利作为法律规范产生的主要形式和基本内容,并以权利观念为指引,引领法律的创制活动。在法律发展中研究权利的创制问题,不但要求法律的创制活动要承认权利的制度合理性与道德合理性,而且要求法律的发展与人们的权利要求相一致,实现法律发展的形与神统一、表与里统一、制度与精神统一。

一、权利创制是法律发展取得精神性进步的重要标志

从精神进步视角思考法律发展的内在逻辑不难发现,权利创制或者说在法律中扩大权利的内容与形式是人类法律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但在制度层面上以规范的形式不断宣告着人类在自由方面的节节胜利,同时在精神层面上不断书写着人类免于迫害与强制的自我解放的重大成功。在这两个方面,权利都以其特有的道德评判能力和价值规训能力一次次重塑着法律的形象。人们不但在法律中找到了自主自立和自决的自由定在,同时,法律也在其规范形式与规范内容上由传统的限制与强迫向着自由与独立迈进。权利在法律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和革命性胜利,实际上都是人类精神的伟大胜利。这种胜利一方面昭示了人类自我意识和自我精神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浓缩了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在这样宏大的、波澜壮阔的法律发展历史中,我们看到了权利作为一个川流不息的价值体系[1](P277)对法律发展和进步所起到的重大的精神作用。这种精神性进步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它不断促使法律扩大对于主体的保障范围和保障形式,不断扩大人们自由的领域以及权利的救济途径和救济方式,进而回应人们客观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和精神利益追求的多样化。从法律发展的历史上,权利在法律精神上取代义务的重大胜利,同样也是人类肯定自身价值和地位的重要表现。权利的法律进步说明,只要人类更多地追求自身的自由,或者说人类只要认为自身存在着更大的不自由,就需要更多地从法律上来维护自身的权利。从实践的观点看,权利制度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进步与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和特质。黑斯蒂指出:权利在时间和空间中获得发展。由于它是在实践中予以实现的,所以,它有自己的历史。它的本质在变化中仍保留自己的特征。这一本质有一个逐渐实现的过程。[2](P21)权利本质在法律创制过程中不断自我实现的过程,表现出了如下的内在逻辑。

(一)法律对权利的创制是主体自我价值不断被确认和肯定的过程从心理学上说,法律发展对于自我价值的弘扬与肯定,或者说在法律上不断扩大权利主体的范围,体现了人类心智的不断成熟与自我超越。回顾法律发展的历史,在西方,从宗派到教会的运动,再到寡头政治的严酷的法律[3](P41),从对行为主体的强制性规范与限制到不断实现主体的自我解放与行为自由,法律发展在个体的意义上实现了从道德强制向道德承认的转变。对主体自我价值的这种肯定,宛如弗洛伊德解释人的成长的心理发展成熟的五阶段,因为在人类自我规训的历史中,法律总是将人类的成长与教育置于强制与权力意志之下。法律对于大多数人的自由往往更多地习惯于采取强迫与规制的方式,其与成年家长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传统社会中,家长式文化不承认或者不愿承认民众的独立价值和独立人格,立法者更看重的是服从和秩序。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把这样的法律秩序描述为压制型法,这是法律发展的低级阶段[4](P28),因为压制型法对被统治者的利益漠不关心,国民的地位既不安稳,又很脆弱[4](P31),虽然并非每种权利要求都能在法律中获得完全的维护,也非每种利益都能被法律予以充分、平等的承认与保护。但是,压制型法并不能对国民的权利产生足够的尊重,而是把所有的利益置于危险之中,特别是对那些不为现行的特权和权力体系所保护的利益来说,更是如此[4](P32)。在传统法律秩序框架下,这种压制还常常被冠以国家利益为名的理由,从而强化社会的整体服从,使少数统治者的阶级制度正义化。在这样的制度创制过程中,法律总是将无特权者的奴役与限制制度化,具体方式是,不但在法律上强化奴隶的非人格化、强迫奴仆的劳作、强化债务人和佃户的义务履行,而且法律还不断地强化人身依附性立法的规范创制,普通人的权利完全被蔑视或者剥夺。在前者,传统法律以财产控制达到对人控制的目的。伦纳说:法律上的财产控制成了事实上的人对人的控制。,,我们看到,所有权因此承担了某种新的社会功能。在没有规范上的变化和没有集体意识出现的情况下,一种事实上的权利被加置于个人对有形物的绝对支配上。这种权利不是建立在特定法律条款的基础上。它是一种控制权,是发出各种命令并实施它们的权力。,,我们还看到,这种对权力和劳工关系的调整,对于整个资产阶级法律学说来讲仍然是隐蔽的,因为他们的法律学说只是意识到其最形式、最一般、也是最外在的局限,即,它的基础是雇佣契约。[5](P16-114)而在后者,法律则是通过把人身依附制度化与正当化。普通民众成为国家的被监护人,他们既没有法律上的主体地位,也不享有任何规定给权利主体的任何权利,他们事实上成为了无价值的主体。就主体自我价值的实现来说,传统社会压制型法律创制并没有把绝大多数主体当做真正的权利主体,而是作为压制的对象,这一点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和主体自我价值承认的成长历程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与矛盾。由现代大工业生产和复杂社会交往与社会互动形成的自我觉醒与自主意识的提升,以及互相承认、互相尊重的平等观念与民主法治观念,动摇了压制型法律创制的现实基础和精神基础。人的价值需要在法律上获得承认、尊重和肯定,人的自由与权利需要法律的确认、维护和保障,约束与限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次要考虑的事情,一切以人为中心的启蒙进路说明了这种法律创制现代型转变的价值取向,那就是要肯定人的权利在立法中的核心位置。当然,现代法律强调肯定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并不是要无限放大权利对于法律创制的精神作用和价值引导功能,而是表明了人们观念的进步类型。它同时意味着也应当意味着人的权利并不是无限的,人的权利总是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一致,与人类的精神进步的水平相一致。没有任何超价值观存在,当然也没有任何超历史的权利观念。权利的发展对于法律来说并不是无限的,而是受制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客观制约。权利在法律发展历史中的张扬仅仅表明了人类价值在法律制度上的胜利。

(二)权利创制在法律上的进步也意味着国家权力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日渐衰退如果说传统社会的法律权威的维护主要是依赖国家权力的话,那么现代法治强调的有限政府、权力制衡、程序正义等等观念则体现了对于传统国家专制权力的高度不信任和理论反抗,因此法治在现代的理论话语中总是意味着依法治国或者依法行政,因为权力如果没有法律的规制,就极容易导致滥用。在现代法治观念中,用法律约束权力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任何权力都来源于法律才能获得合法性或正当性,或者说权利产生于法律的授权;二是权力只有用于维护和保障权利的目的才能是合法有效的,或者说权力存在和行使的目的是权利。从这一点说,将权力置于法律的监督下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因此,在考虑法律创制时,现代立法者与传统立法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对权力在法律上进行了与以往不同的制度性安排,那就是对于权力总是采取一种规制和防范的态度,即使是用以维护主体权利和自由的目的创制或者规范权力,也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不能僭越。这样的法律创制,一方面造成了权力在法律上规制性条款的不断增多、权利的条款和内容不断扩大的局面,另一方面造成了权力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不断减少、权利的诉求在现实中日渐增多的趋势。实际上,这两个方面又是内在统一的,因为任何强化权力的做法都有可能直接导致权利和自由的减少和义务的增加,相反,如果以法律规制的方式设定权力或者以服务于权利、保障权利的目的和方式进行权力的创制,则对于权力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实现乃至对于权力的良好社会影响的形成都有着至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权利创制带来了主体自觉义务和责任意识的不断增强所谓主体自觉义务和责任意识,是指主体在享有权利的同时自觉履行其在法律上的义务,自觉承担法律要求主体承担的责任,使义务的履行和责任的承担作为权利实现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保证,这在法律的现实层面上,实现了权利、义务和责任的高度统一。把义务与责任创制作为主体权利得以实现的基本保证,意味着首先要承认权利在道德和制度上的首要地位,因为如果不在道德和制度上肯定权利的首要地位和首要价值,则很难给主体带来更多的能动守法和自愿守法的道德动力或者制度动力,我们可以把这种动力看作是法律规范给主体施加的制度影响,它推动主体能动地通过法律实现自身的利益、主张或某种诉求。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权利机制带来的动力看作是法律效力的规范动力的基本表现。另一方面,义务和责任在法律上的机制则提供相反的作用力,它们指引或限制着主体的行为形式,从而给主体形成一定的规范压力,要求主体为或者不为一定的行为,使主体服从法律的规制。这两种作用力的结合,构成了法律现实效力的基础。主体一方面主动运用权利机制获得自由,另一方面通过自觉履行义务和责任为自由的获得创造更大的空间,因为只有主体自觉履行义务和责任,才能使其他主体更好地实现自身的权利,这意味着权利、义务和责任在法律上必须实现高度的统一,否则良好的法治秩序就难以形成。所以,通过对法律上权利的创制,不但使权利获得应有的道德位置和规范位置,也使主体通过这种规范性承认获得了内在的道德动力和规范压力,二者的合力推动着主体自觉、自愿地履行守法的义务和承担法律责任。

二、权利创制是法律创制的首要内容

以往的法律创制更多地关注权力权威的保持与秩序的形成,忽视利益的保障与自由的实现,在法律上呈现出义务本位的立法形态。在法律发展的过程中,随着自由、民主、人权等意识的增强,开始把权利创制作为立法考量的重要因素甚至是首要因素来对待。任何缺乏权利创制或任何限制剥夺权利的法律创制,都应当慎重为之,否则就会招致民众的反对,以至于法律缺乏正当性与合理性。在法律创制中首先考虑权利创制,必须把握三点。

(一)把人权作为法律创制程序的基本价值作为权利的最一般形式,人权不但成为这个时代最具有影响力的世界性的政治语言,也成为评判现代政治的最有力的道德标准,甚至被一些学者称为当今唯一得到普遍接受的政治与道德观念[6](前言)。自1948年5世界人权宣言6发表以来,人权成为各种国际条约、区域性国际公约等国际法律文件最醒目的主题和基本内容,各主权国家在各自的宪法中也尽可能把人权保障作为最基本的法律内容肯定下来,人权成为这个法律全球化、法律多元化时代法律乐章中的最强音。在法律发展过程中,法律在创制过程中不断强调人权的重要价值与地位,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主要观念。人们主张,必须遵循严格的立法程序,把人的权利创制作为法律创制程序的基本价值之一。无论在法律内容设计还是在立法程序的实现过程中,人权既要被作为法律内容的重要部分体现在法律文本之中,也要在具体的法律程序中体现人权这一要素,既是衡量法律是否文明的标准,也是判断法律合法性的重要依据。现代社会,人权不但是法治的重要目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指标和谋求社会安定、和谐的重要方法。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权一度是谋求人的政治解放、思想独立、行动自由的目标和指南,是反对封建专制、宗教迫害的思想武器,在当代也理应成为确立政府统治合法性的具体标准之一,是进行法律创制的重要指导性原则。一个国家能否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保障人权,在多大程度上得以保障人权,是否把保障人权作为国家的重要任务和使命,是衡量政府法治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标准。人权意味着国家法律和政府行为应该以确认、保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利益作为目标,更不得妨碍和侵犯人民大众的基本权利和利益,是政府得以行使各项权力的基本原则。法治的重要内容就在于,在承认和保护个体权利的前提下,通过设立、配置调整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权利义务来保障社会的有序发展。[7]这样,人权双重优势的发挥,才能有效保证社会政治秩序的安定与和谐。与此同时,人权作为反抗性的武器,它使人们不但敢于与侵犯自己人权的行为作斗争,也可以鼓舞人们向旧世界、旧秩序、旧环境、旧势力宣战的勇气和信心,为维护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思想武器。

(二)把利益平衡机制作为法律的权利创制的重要方面法律创制全面涵盖了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利益诉求,平衡各种利益冲突。一般说来,法律创制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度性内容,涵盖了国家、社会、个人等各方面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与价值愿望,体现了制度本身的涵盖性与包容力。在权利创制中重视利益平衡机制,一是在法律创制时充分认识利益对于权利的影响和意义,将利益平衡理解为法律发展过程中权利创制的前提。利益并不是法律意识的构成因素,而是法律所要反映、表现、调整的客体。[8]法的创制者在立法活动开始时,把他们对利益的分析、认识和把握上升为法律意识,进而指导他们对法的创制活动。立法旨在公平合理地分配与调节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与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和国家利益,以协调社会秩序、平衡利益关系、解决利益矛盾、避免利益冲突。利益对法的创制的这种影响,实际上使立法者在制定法律规则时,决定什么样的利益应通过法律创设权利的方式予以调整,而什么样的利益需要道德、习惯或宗教等其他社会规范来调整。二是对不同层次和复杂多样的利益区别对待是法律发展过程中权利创制的必然要求。博登海默指出,立法者总是运用一定的价值判断来对多种利益进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对利益进行立法的安排,而法律上所体现的利益关系恰恰是立法者进行制度化利益评价(valuationofinterests)的结果。换言之,立法者对待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中的某种利益的相对重要性按照一定先后位序进行安排的时候,必须进行必要的价值判断:一般安全方面的利益是否优越于财产保护和最大限度自我发展方面的个人利益呢?保护自然资源方面的社会利益是否就高于充分运用私有财产,如开发石油财产方面的个人利益呢?[9](P399)他指出,人虽然不能依据哲学的方法对那些应当得到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利益做出一种普遍有效的权威性的位序安排,但在法学理论领域里并不意味所有的利益都处在同一水平地位之上。立法者一般可以就利益的价值位序进行基本的安排,例如生命的利益一般高于财产的利益,健康的利益高于享乐的利益,战时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利益等等。但为了子孙后代而保护国家的自然资源则优于个人或群体对这些资源的开发的利益,因而生态上的利益平衡对于立法者在上述的利益位序进行考虑时成了一个特例。就这个特例而言,博登海默也指出,期望立法者能建立一套长期有效的刚性的法律平衡利益的价值位序是很有限的,因为历史充满了偶然性。但是,我们必须强调,权利创制过程中立法者对利益进行价值的排序和评价并不总是进行一般的常识性的判断,他们一方面要考虑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对利益进行历时态的客观衡量,即判断哪些利益应当成为将来予以保护的对象,这些是法律的预测性的要求,另一方面,立法者受自身权益的制约,也会产生借法扩权的倾向,即立法者总是带有一定的利益倾向进行立法的。我们坚持这两个方面的观念实际上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我国的立法机关在创制法律规范的活动中,就是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平衡各种利益关系,协调利益矛盾与冲突,把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作为法的创制的最高准则,把人的权利作为社会主义立法的重要原则,体现立法上的以人为本,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与人权的高度统一。三是在法律的权利创制活动中开拓和疏通利益信息的渠道。立法者必须及时掌握日益多样的利益主张和利益发展的趋向,迅速做出立法回应。疏通已有的利益信息渠道,并开辟新的渠道。[1](P338)权利创制过程中,立法者需要运用各种信息渠道特别是现代的信息手段获取人们新的利益需要或权利需求,并通过疏通旧有的信息渠道如人民代表大会等手段,广泛发挥社会利益集团如企业家协会、消费者协会、妇联、工会等人民团体的作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其利益表达最终上升为法律的权利性保护,从而使法律的权利创制体现社会正义与公平,防止利益失衡而导致的社会无序状态。

(三)将权利救济制度作为法律的权利创制的首要内容考虑在英美国家,人们一直强调法律发展过程中救济对于权利的重要意义。救济先于权利是英美法律发展的重要文化观念之一。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是这种文化观念下的重要法律原则,也是指引英美法系国家法律发展的文化心理原则。按照这一原则,要通过法律实现人们的权利,就必须设定一定的救济程序以保护人们的权利。没有救济可依的权利是虚假的,犹如花朵戴在人的发端是虚饰。花朵可以为人添美,但虚假的权利只能是伪善。[11](P368)所以,人们的权利的实现途径必定是通过向法院寻求司法保护,通过司法救济才能实现权利。这种观念在大陆法系国家也同样存在,只不过人们对于权利救济的理解不是主要通过司法程序,而是相信立法程序。比如在法国,人们认为,法律是一整套权利义务的体系,其职责在于保障权利。它把从属于每一个人的权利看作是一个人独享的法律之权。实现这些权利的最好办法首先就是制定各种明确的法律原则、而不是去找法院。[11](P371)可见,大陆法系的法国与英美法系在权利实现的救济途径上是不同的,英美把这种努力看做是法院(法官)的职责,而法国则把它当做立法者的使命。虽然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权利实现的救济途径的制度设计、理性认识上有差别,但他们都认为权利救济对于权利实现的必要性。社会的各种政治组织或社会组织,都在不同社会状况和价值观的约束下,不断地运用各种条件、动员各种资源实现自身的权利。[11](P337)两大法系对权利救济途径的不同选择只不过表明其在实现权利的具体方式上有差别,实际上二者对权利实现的优先性并没有任何不同。所以,遵循这种思维进路,在任何社会中,权利的救济对于权利的实现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实现权利这一根本目标,权利救济是法律发展过程中进行权利创制时不可或缺的原则和保障。强调权利救济制度是法律发展过程中权利创制首要内容还意味着,其一,权利的实现优于权利的救济,它是法治的目标和最终归宿。法治的人文关怀之焦点在于对现实生活之中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的价值、人格和尊严的充分尊重,其秩序追求与规范和制度设置均以为宗旨和目的。[12](P184)法治在现实条件下关注个人的权利,目的在于实现个人的权利,尊重人的价值、人格和人的尊严。没有人的权利的实现的法治,只能是一种暴力的秩序。其二,在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的各种救济途径中保护人的权利,是权利与主体利益得以实现的具体途径。目前,我国立法的缺陷之一就是地方、部门保护主义明显,法律法规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立法者对本地区、本部门利益的保护性倾向,缺少对人的权利实现的关注。在司法和执法层面上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完全听命于既定的法律规则,同样也缺乏对人的权利实现的关注。任何权力的享有只有在以人的权利的实现作为其执法、司法的第一要素时,法治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所以,任何救济制度的设立,都应当是实现人的权利的。其三,救济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权利,即当实体权利受到侵害时从法律上获得自行解决或请求司法机关及其他机关给予解决的权利。[11](P358)所以对实体性权利的救济,不过是在权利实现过程中通过程序化活动而呈现的权利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权利受到侵害或权利在实现过程中遇到阻碍而寻求法律的保护所选择的具体途径和方式。从结果上看,救济是冲突或纠纷的解决,即通过救济的程序使原权利得以恢复或实现。救济具有双重特性:在本质上,它是权利主体所取得的一种合法权利,一个人若被剥夺了救济权,也就意味着他已丧失了-第一权利.,在功能方面,它是-第一权利.实现的保障,通过冲突的解决,为权利提供一种程序化的机制。[11](P358)此外,在创制各项具体的法律制度时,还必须通过高超的立法技术实现各种法律规范的协调统一,以实现权利义务责任、程序性规范与实体性规范的高度内在协调。无论对于法律创制中直接的权利型法律制度的创制,还是义务型、责任型、权义复合型等法律制度的创制,都要考虑权利在各种类型法律制度中的作用和功能,考虑主体在相关法律制度中的地位和价值,使其主体的利益和自由能够得以充分的实现。把权利创制作为法律创制的基本内容,实际上是立法时尊重人、保护人、以人为本精神的具体体现。

三、法律发展过程中影响权利创制的因素

法律发展过程中存在制约权利创制实现的各种现实性因素,包括客观方面的因素、主观方面的因素以及权利存在自身的限制性因素。

(一)法律发展过程中影响权利创制的客观性因素事实上,纵观人类法律发展的历史,存在着大量的影响权利创制的客观性因素。这些客观因素包括一定的经济物质条件、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社会生活环境、国家体制和制度等因素。例如,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难以实现人与人之间权利平等,这是因为当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条件决定了不存在一切人权利平等的客观因素,正如马克思指出,在中世纪,权利、自由和社会存在的每一种形式都表现为一种特权。[13](P381)梅因的5古代法6一书描述了这种等级特权的基本特征:罗马法中的人权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权利,只能是属于一个特定的人的一切权利。[14](P12)正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一定的经济文化条件影响了权利的实现,虽然某些权利对于人类发展与人类进步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但由于这些客观性因素的限制,这些权利在某一国家的某一时期是难以实现的,如中国当前的迁徙自由权和生育自由权。在这些客观因素方面,一定的物质经济条件或生产生活方式与生活环境,是影响权利创制的客观性制约条件。这些条件有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的权利诉求往往形成于这样的物质条件下,并打上这种物质经济条件、生产生活方式或者生活环境的烙印,例如生存权利、生命权利就带有这种条件的影响。客观因素对于法律发展过程中权利创制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法律上的权利形式不过是一定物质形式或者精神要求的体现,无论是政治性权利、经济性权利、社会性权利还是以保护人身自由、精神自由的个人性权利,它们都以承载着一定的物质利益或者精神利益为内容,在现实表现上,这些利益总是依附于一定的具体的物质形式或者精神要求的形式,它们以一定的具体权利要求的形式表现出来。[15]

(二)法律发展过程中影响权利创制的主观性因素法律创制主体对于权利的态度也是制约法律发展过程中权利创制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说来,法律创制主体(或者说立法者)对权利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就会有什么样的立法形式。例如,以男权为本位的封建立法时代,法律创制主体以男性为特权主体的姿态,在立法过程中把男性主体身份特权化、等级化,漠视对于女性主体的权利保护与资格承认;又如,法西斯德国践踏人权的纳粹法律,利用民族主义为欺骗民众的幌子,为实施种族主义的反人权法律做借口,将其他种族划为劣等民族,其做法都是这种权利态度在法律创制上的体现。它表明,立法者如果存在对于权利主体或权利内容的任何方面的歧视与偏颇,都可能在具体的立法实践中构成对于权利的侵害,造成主体范围过小、权利内容过少的权利创制局面。因此,法律创制主体或者说立法者在主观上对待权利的态度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法律创制主体对于权利的态度大致包括主体的权利认知观念、对待权利的道德倾向和态度以及对权利的理性判断能力,这些因素是法律创制主体对待权利创制的心理结构或心理构成要素。权利认知是权利创制的前提,主体只有认知权利的重要性,才可能在立法中考虑权利的内容与形式,把权利作为法律创制的重要内容。对待权利的道德倾向是权利创制的重要因素,对待不同权利的不同倾向有时会严重影响到权利的制度构造,例如对待安乐死权、同性恋者的权利、动物的权利等问题的态度,主要取决于这样的心理及道德倾向问题,与一定的道德观念、宗教心理、传统观念有一定的关系。权利的理性判断能力是权利创制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权利创制的过程就是使合理的权利诉求合法化的过程,要使一项道德的或事实上的权利合乎法律的规定,法律创制的主体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在法律上支持这样的权利诉求,任何所谓新型权利的法律认同也都建立在这样一种合理性原则基础上的,法律创制者的这种所谓合理性意义上的权利态度是进行权利论证的必要条件。

(三)权利存在自身的限制性因素权利是一种存在。无论作为事实上的还是价值上的,权利存在总能揭示出人们实际的某种利益需求和价值诉求。但正如人类自身存在的多样性一样,权利存在本身也构成了对于权利创制的限制性因素。一方面,具体权利存在的现实性是制约权利创制的形式性因素。从现实说,任何需要通过法律上实现或保障的权利如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文化权利以及与人身相联系的各种应有权利,都可以具体化为某种具体的权利诉求形式,要么以财产为内容,要么以一定的行为或主张或资格表现出来,在现实上可以有形化方式再现于法律程序之中的利益诉求,我们可以通过法律的形式将之固定下来,赋予其一定的法律权利形式,进而使其合法化与正当化。但是,某种可能被具体化的这种权利样式,必然要以原有的权利类型为基础,否则无法在实际的立法中实现其价值。例如,现实中的财产利益,通常在法律上也以财产权的方式来实现(如物权,以物为载体),现实中的精神利益也在法律上往往以精神性权利的方式来创制和维护(著作权以作品为载体),只有在现实中无法实际实现上述利益时,才考虑在法律上以其他形式对之予以保护(人格权要以财产与人格两种保护方式来实现)。这样,权利才能在现实中具有可操作性。另一方面,权利价值存在的相对性是制约权利创制的精神性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对待权利的价值观念是生发于权利本身,又通过人们的观念系统加工进而回馈于权利本身的价值判断。它是人们对权利的主观性认识的产物。一方面它要以权利事实和权利存在为基础,另一方面它又以一定的权利判断或权利观点表现出人们的权利态度和倾向,实际上是人们对于权利的某种价值性理解,是人们的价值观在权利问题上的映射。在权利的价值观上,存在着自由价值观、秩序价值观等观点的冲突与对接。西方有关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的论争与分野表明了不同价值观上的权利取向。事实上,无论是对权利采取放任的还是限制的价值立场,都表明了一定价值观对于权利创制的实际影响,我们也总是能够在现实的立法上找到不同权利价值观的影子。

四、衡量法律发展中权利创制的基本标准

在法律发展过程中衡量法律创制是否符合权利创制的基本要求,主要是看法律创制是否坚持了以下几个法律原则:一是权利创制的主体性原则;二是尊重的伦理原则;三是权利合理性原则;四是程序性权利优先原则。

(一)权利创制的主体性原则所谓权利创制的主体性原则,它要求在法律创制各种规范时要将人作为法律的重要主体,真正在立法上体现人的主体地位,使人的独立、人的自主、人的尊严不受侵犯,肯定人的主体价值,彰显人的自然意义与社会意义,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同时,权利创制的主体性原则也要求,法律规范的创制要充分实现人民的立法意愿与立法要求,实现主体的法律由主体创制,体现民主立法的精神与宗旨。广大民众必须有充分的立法意愿表达权、立法过程参与权、立法规范创制权、立法活动监督权与立法结果否决权。民众对于立法过程所享有的各项权利从本质上是人民主权原则在法律创制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在程序上表现为主体有权利依法采取法律创制的具体形式,即凡涉及主体权利的事项要征求主体的意见。

(二)尊重的伦理原则所谓尊重的伦理原则,就是要求法律创制中以尊重主体的权利和自主地位为基本的伦理诉求,否认那种只承认服从和义务的伦理,强调人人平等的伦理观念。它意味着尊重成为道德的第一前提,每个人都与他人有同等的地位,每个人的存在都与他人的存在具有同样的价值。把人对人的尊重作为法律创制考虑的第一伦理,一方面是反对历史上长时期存在的等级伦理秩序观念的结果。历史上存在的等级秩序伦理,实际造成的人歧视人、人压迫人、人迫害人的人间惨剧比比皆是,这是不符合人类文明要求的,需要把人与人的平等与尊重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第一伦理,借以逐步消除人类自身的伦理困境与等级压迫,实现人类和谐。另一方面,把人对人的尊重作为法律创制的第一伦理,是构造新的社会秩序与文明形式的现实需要。人类文明成长到二十一世纪,除了人类自身固有的恶性顽疾需要克服、改正外,人类制造的现代化文明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现代性危机也使自身不断意识到纠正自身行为偏差的重要性。拯救人类的德性成为当代人不得不面临的重大伦理课题。当前,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伦理?这是摆在当代人面前的重大伦理课题,也是重大的现实课题。我们强调尊重的伦理,就是强调在人对人的尊重的基础上,将自身的尊严与他人的尊严同等对待,关键在于克己。与此同时,我们也同样强调人对自然的尊重、人对生态和环境的尊重。人同样也是自然的一分子,人类尊重自然与生态实际上是为后代人留有美好的环境,是尊重后代人,因而这种尊重也是一种代际平等观念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权利是建立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共处基础上的和谐共生、利益共存。人们只有充分尊重他人、充分保护自然,才能实现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给自己权利,首先是给他人以权利、给后人以权利。人的权利与社会、自然是高度统一的,尊重他人、尊重自然也是尊重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