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义务观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权利义务

[论文摘要]大学生不仅应有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平和修养，而且应具有正确的权利义务观。然而，当前不少大学生的权利义务观存在错位，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因此，必须加强对大学生的权利义务观教育，培养大学生的权利义务意识。

大学生，作为社会中文化层次较高者的代表群，也理应是知识义化水平和修养，即文明层次较高的代表群。从法律角度讲，应该是有相当的宪法意识，权利义务观比较明确的公民。然而，当前大学生、大学校园中缺乏基本宪法意识、权利义务观的“不规范”现象却时有发生。例如，吃饭挤窗口，听课听报告小话喳喳，课堂内外不尊敬师长，消费铺张——着装、佩饰、食品、娱乐都是企求“现代化或趟现代化”的享受，考试作弊等等。大学生权利义务观的缺位与越位，导致高校的管理成本和风险日益增加，正常的办学秩序受到影响，家长负担居高不下，不堪重负，高校培养机制与社会需求发生冲突。冈此，面对中国社会的急速转型，当代大学生应持有何种权利义务观是在依法治国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的今大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之一。

1大学生的权利和义务

1.1权利义务的概念及特点

所谓权利，就是国家通过法律规定对法律关系主体可以自主决定作出某种行为的许可和保障。所谓义务，就是国家通过法律规定，对法律关系主体的行为的一种约束手段。它或者表现为要求人们必须根据权利的内容作出一定的行为，或者表现为要求人们不得作出一定的行为。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表现在以下方面：

在我国，公民对税收根据的认识是建立在传统的“国家分配论”基础之上的。“所谓赋税就是政府不付任何报酬而向居民取得的东西”，以此为理论依据的税收被定义为“国家以其政治权力为依托而进行的无偿性分配”。在此理论指导下，区别税与非税标志的税收“三性”（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被过分强调，成为割裂政府与公民之间权利义务平等对应关系的利器。国家成为只享有征税权力而无须承担任何代价或回报的权力主体，公民成为担负纳税义务而无权索取任何回报的义务主体。尽管现实生活中政府实际在积极履行其社会职能，公民也在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但税收理论上的误导，直接影响了纳税人行使权利的积极意识和政府课税中对纳税人权利的应有尊重。更为有害的是，这直接导致脱离权利的“应尽义务论”在我国税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盛行。

从立法上看，现行宪法仅仅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却缺乏“纳税人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的相应条款。这也成为不少理论界同仁将纳税人直接称呼为“纳税义务人”的依据。我国税法中对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虽有许多规定，但对纳税人的权利以及税务机关如何为纳税人服务却规定得不够充分，税务机关行使职权在执法程序上也不够完备、规范，致使一些税务人员随意执法、滥用职权、随意侵犯纳税人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有关纳税人权利的规定散见于《税收征管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国家赔偿法》等不同的法律法规中，一般纳税人难以真正把握，自我保护意识较弱。再加之我国的税收宣传一向以应尽义务论为主调，着重宣传公民应如何纳税、纳好税、不纳税应承担哪些不利后果等，而对纳税人享有哪些权利以及如何行使这些权利却强调得不够。这一方面造成我国纳税人行使权利的集体无意识状态，另一方面也使得税收执法部门因缺少权利人的监督而弱化依法行政，反过来则进一步加深了纳税人权利地位的失落。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格局已初步建立，与之极不相称的却是纳税人权利暗弱和意识不明的现状，这极大地阻碍了依法治税方略的推进。在各经济主体的利益边界日益明晰、利益驱动机制日趋强化的今天，只讲义务而不讲权利的义务论已得不到认同。税收作为“维系一个民族命运的大血脉”（马克思语），没有纳税人真切的认同和参与，是难以畅行的。因此，彰显纳税人权利、重塑纳税人意识都应成为当前依法治税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似乎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

一是更新税收理论。在对税收根据的认识上，我们不妨吸收西方“利益交换论”的合理内容，以“税收是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费用，体现了国家与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的观点更新传统的税收理论。承认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就是一种利益的“等价”交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并不是无偿的，政府是在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前提下才取得税收的，以培养纳税人的权利主体意识。

二是完善纳税人权利立法。首先在宪法中应补充有关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原则规定，使纳税人合法权益的维护获得直接的宪法依据；其次，加快制定税收基本法，在基本法中明确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是税法的立法宗旨和法律原则，同时规定纳税人所应享有的一系列基本权利。最近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在这方面有了很大改进，今后应继续改进和完善。

三是改进税收宣传。首先要改进宣传内容，既要宣传纳税是公民应尽的义务，也要宣传纳税人在尽义务的同时享有的种种权利和利益；既要宣传税收法律法规，也要宣传税收的本质和原理，使纳税人明白税收不仅是国家的税收，更是全体公民自己的税收，从根本而言，纳税人是在为自己纳税。其次，要改进宣传方式，将新《税收征管法》等法律法规中有关纳税人的权利汇集成册，以手册、指南的形式免费散发给纳税人。国家在适当的时候，也应制定我国的《纳税人权利宣言》，使之妇孺皆知。健全税法公告制度，完善各种类型的咨询服务。需要强调的是，新时期的税收宣传应与税收文化相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必将派生出一种全新的税收文化氛围，它和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有一个由碰撞到融合的过程，税收必须去直面这种文化交锋，从中寻找新的文化基点，借助文化传播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培养纳税人更为牢固也更为健全的税收权利意识和税收道德意识。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际，是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同时也是一种法制经济．作为商品经济，它强调等价有偿；作为法制经济，它重视权利义务。

在依法治国的时代，每个社会成员都无不受到国法的调整，党员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党员担当着不同的角色，从政党属性看是党员，从国家属性看是公民，从社会属性看可能是某些社会团体的成员，从职业属性看又是某些企业，事业或机关的成员。党有党法，国有国法，社会团体有章程，企事业机关也都有各自的规章制度。党法、国法、章程和规章等不同的社会规范为其成员规定了不同的权利义务。所以，每个党员可能同时享有几种不同的权利，履行几种不同的义务。

然而，每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同时具有两种权利义务，即党纪党规等党法所规定的党员权利义务和法律法规等国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义务。因为党法和国法对党员和公民的思想层次和道德水平的要求不同，党员权利义务与公民权利义务的产生依据，适用主体和性质等很不相同。公民权利义务一般强调等价有偿，而党员权利义务一般强调无私奉献。

因此，作为一个党员公民有时必然会面临着相互矛盾的选择。特别是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共产党员如何看待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义务?亦即共产党员应当树立怎样的权利义务观?本文拟就这一问题浅谈一孔之见。

二、模范履行公民义务是对党员的起码要求

当前对于权利义务一致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公民享有权利同时要履行义务，权利义务是不可分离的，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二、某些行为同时具有权利和义务的双重性质，即一个行为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例如劳动，受教育等；三、权利和义务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可以调动公民履行义务的积极性，积极的履行义务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更好的行使权利的环境。

权利义务一致原则在我国各个部门法中均有体现。但是对这一原则的适用各部门法中的着重点却不尽相同。在民商法律规范中，权利义务一致原则更多体现为权利义务互为前提，即公民要想享有一定的权利必须先履行相应的义务。并且在在这当中，权利义务的范围是可以通过意思自治协商确立的。例如在买卖合同中，买方要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必须先支付相应的对价，卖方要想取得价款必须提供等价的货物。但是在宪法中，权利义务一致原则更多的体现为某一行为权利义务的双重性。并且这是具有强制性的。我们熟知的受教育，劳动等，这既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同时也是每个公民必须履行的义务。在其他诸如刑法等部门法中，权利义务一致原则重点体现在其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这一层面上。权力机关或者受权机关可以通过一些法律法规确定公民的权利，但是同时对其有些权利的行使加以限制，如此公民既广泛的享有权利，又通过义务限制公民权利的滥用，如此便可以保证公民有一个和谐的环境行使所享有的权利，这种自由激发了公民履行义务的积极性。

我认为权利义务一致原则的含义应该是有权利就该有义务，并且权利与义务的范围应该是相应的，偏重任一方，权利义务都是不一致的。为了能够达到保障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的目标，权利义务的范围应该是法定的。那么实践中，权利义务一致原则在社会保险制度中的适用状况又如何呢？在社会保险制度中贯彻此原则是否有必要呢？若有必要，又应该怎样贯彻呢？

一、社会保险中权利义务一致原则的适用现状

“社会保险制度是有法律规定的专门机构负责实施、面向劳动者建立、通过向劳动者及用人单位筹措资金建立专项基金，以保证劳动者在失去劳动收入的后获得一定程度收入补偿的制度”。在我国，社会保险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这五种。

从其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社会保险关系中权利义务主体包括国家授权的行政机关和劳动者及用人单位三方，他们的权利义务主要集中表现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缴费义务和劳动者在出现社会保险事由时享受收入补偿的权利。从整体上看，保险方与被保险方的权利义务是相对的，权利义务是一致的。但是具体到社会保险关系中的各个主体，权利与义务确又是不尽一致的。（一）社会保险办理机构的权利义务基本是一致的。国家授权的实施机关有向劳动者及其雇主筹措资金的权利，在劳动者出现保险事由时，其必须为劳动者提供相应的保险金，其既有权利又有义务，权利义务基本上是一致的。（二）用人单位的权利义务是不一致的。用人单位必须履行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并缴纳相应费用的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依法办理社会保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草案》的规定，用人单位在为其雇佣的劳动者办理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时应当承担相当比例的保险费用，办理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时则应为其缴纳全部的保险费用，此后，除了能够享受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力之外用人单位再无其他权利。（三）劳动者的权利义务也是不完全一致的。劳动者在此社会关系中更多的是享受社会保险权，其仅承担办理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及医疗保险时缴纳较低比例保险费的义务。其权利大于义务，因此其权利义务是不一致的。

立法设定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规定理想化的行政法律关系的模式，最终是为了使其得以实现；否则，这些设定或模式都是一纸空文。但行政法规定的行政法律关系的模式并不等于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更不等于行政法律关系的最后实现。

一、行政法律关系的两种产生形态

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是指因法定事由出现后，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之间按法定的权利义务模式（即行政法律关系模式）形成必然的权利义务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又可分为应有联系和实有联系两种情况。应有联系是指当某种条件具备后，主体双方就自然形成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无论主体是否意识到，或者主体是否承认它。如公民一旦取得达到应缴纳税款的收入，税收机关就与之自然形成应有的法定征纳税关系，无论公民是否知道或承认自已有应纳税的义务，或者无论税收机关是否已主张公民必须缴纳税收。实有联系是指当某种条件具备后，主体双方在自然形成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主张这种联系。实有联系是有意识、有行为的联系，是人们付诸实际的联系。在这里，将两种联系分开是有重要实践意义的。应有联系是实有联系的基础；但应有联系是理想状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理论上的联系。有时它可以实现，如公民在双方权利义务自然形成后主动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有时它可能永远得不到实现，如公民不知自已已得到的收入应当纳税，税务机关也不知公民已有这一收入；或者公民知道自已的收入应当纳税，但没有申报致使税收机关不知道，由于税收机关不知道而未予主张和处理，这就使双方应有的权利义务关系只具理论意义，而实际上无法实现。实有联系是人们有意识、有行为的联系，因而是人们积极要求实现的联系，通常它能最终得以实现。如一旦公民取得应纳税的收入，税务机关就告之应有的征纳税关系已经形成，积极主张自已的征税权利和公民纳税的义务，要求公民按法律规定履行纳税的义务，这种积极主张的行为使双方的权利义务联系成为实有的联系并促成其最终实现。显然，实有的权利义务联系比应有的权利义务关系更重要，也更有意义。

以上述两种联系的不同为标准，我们可以将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分成潜在的产生与实际的产生两种形态。

行政法律关系潜在的产生，就是人们之间形成的只是应有的权利义务联系，即在行政法规定的某种情况出现后，人们依法应当具有的权利义务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实际的产生，则是人们之间已经形成的实际性的权利义务关系。过去人们研究法律关系的产生时并不区分两者，似乎权利义务关系只要产生就万事大吉，结果导致不能细致观察权利义务的产生与权利义务的实现之间的不同过程，而且对促使权利义务关系的最终实现也不能产生积极的意义。

行政法律关系潜在的产生与实际的产生在要求上是不同的。

论文摘要：婚姻法修正案设立了探望权制度，填补了婚姻家庭制度的空白。法律规定，探望权是父母离婚后，未取得直接抚养权的父母的权利。但从探望权产生的法理基础父母子女关系即权利义务关系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探望权是非常态父母子女关系中存在的一项权利，不限于离婚父母；同时它不仅是父母的权利也是父母的义务，即子女也有要求父母探望的权利。探望权制度应在坚持以子女利益为重兼顾父母利益的原则下进一步完善。

对探望权的认识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一、探望权简析

（一）、探望权是未取得直接抚养权父母的权利

探望权是父母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父母享有的探望子女的权利，并要求取得直接抚养子女权利的一方，履行协助非直接抚养一方行使探望权的义务。

（二）、探望权应包括更丰富的内容

平衡论作为行政法的一种理论主张提出后，[1]一些学者一直在作完善这种理论的努力，力图使之有助于行政法理论的科学化并推动中国行政法制的进步。平衡论引起了行政法学界的关注，不少学者就平衡论作了一定的评价。这些理论上的探讨，有利于行政法的平衡理论进一步深化。由于平衡论尚不成熟，有些学者对这种理论，特别是对“平衡”及“平衡论”范畴不太了解，甚至有所误解。[2]故而，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两个核心范畴作进一步的界定、解释和补充。

一、关于法学领域的“平衡”范畴

在不同领域，“平衡”有不同的涵义。一般而言，平衡是指矛盾双方在力量上相抵而保持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矛盾双方的力量是此消彼长的，绝对静止的状态不可能存在，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绝对平衡的事物，平衡总是相对的。但是，不存在绝对平衡并不等于人们追求平衡并努力保持相对平衡是错误的。在一定意义上讲，平衡和平等、和谐、统一相一致，而后者正是人类追求的一般的价值目标。

平衡作为一个法学范畴，[3]较多地见于法理学和民商法学的论著。人们在阐述与法律的正义性和公平性有关的问题时，常常使用这个范畴。在美国学者赫克（PhilippHeck）的利益法学理论中，利益平衡便是他的学说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4]六十年代，日本学者加藤一郎提出了一种重要的法律解释方法论——利益衡量（平衡）论。[5]在较少涉及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私法领域，使用“平衡”范畴比较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因为私法所调整的是一种既平等又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平衡”较之“正义”、“公平”等范畴更为具体和形象。相比之下，在行政法领域“平衡”范畴的使用者要少一些。按照传统的行政法理论来看，在行政领域的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寻找某种平衡是难以想象的。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学者在他们的论著中涉及这个范畴。英国学者韦德（H.Wade）在分析英国行政和宪法的关系时指出：“全部行政法可以被认为是宪法的一个部门，它直接发源于法治和议会主权的宪法原则。行政法对于决定国家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的平衡作出很多贡献。”[6]韦德在解释行政法作用的同时，充分肯定了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保持平衡的宪政意义。日本学者小林节在其新著《宪法特别讲义》中专设一章“利益衡量论”，用以论述当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在司法审查中应如何进行利益平衡及平衡的标准等问题。[7]还有一些学者，如我国台湾的史尚宽、日本的南博方等也曾论及这个范畴。[8]

“平衡”范畴从私法领域进入行政法领域，并不是一个范畴借用的问题。一方面，这标志着人们正逐步接纳行政法理论的一种新的观念：无限度地控制行政权力或过于强调管理者的权力都是失之偏颇而与现代法制相悖的。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世界各国行政法在近几十年里发生的变革：消极行政的萎缩和积极行政的拓展；行政合同和行政指导逐步兴起；行政程序立法不断加强；立法、法律解释及适用中更多地考虑平衡因素；利益平衡逐步成为弥补制定法和判例法缺陷的重要方法等等。

“平衡”范畴被不同国家的不同学者用于不同的场合，其具体涵义是不相同的，公法的“平衡”范畴和私法的“平衡”范畴也不一致。基于“平衡”范畴的理论意义，十分有必要对行政法领域的“平衡”范畴加以界定和论证。

提要：从转型这一视角看，当代行政关系已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和，原因主要是：体制改革带来了我国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地位的重要变化，形成了相互关系上的许多转变；体制改革使政府转变职能，传统的行政关系得到根本性改变；由改革所带来的行政活动方式的变化也促成一系列与行政活动有关的社会关系的变动。行政关系的变动决定了行政法律关系在种类和运行方式上均有所变化。中国当代行政法律关系已不是过去那种单纯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而有了多样化的形式，具体包括：第一，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直接的管理关系；第二，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间接的宏观调控关系；第三，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服务关系；第四，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合作关系；第五，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指导关系；第六，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赔偿关系；第七，法律监督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监督行政关系。当代中国行政法律关系的发展变化，进而要求从上重新认识并概括行政法律关系的诸项特征，这些特征应当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恒定性与多样性；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对应但不对等性；行政法律关系中权力和权利运行的有限性；行政法律关系的及时变动性等。

关键词：中国行政法律关系发展变化

“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在指引人们的社会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联系”，（注：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页。）而行政法上的法律关系，则是行政法对由国家行政活动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予以调整后形成的行政主体与其他各方之间的法定权利义务关系。这类法律关系，过去曾被人们简单地认为只是行政法所确定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随着行政法的发展以及行政法理论研究的深化，这种单一的行政管理法律关系观念已被抛弃，我国行政法学界开始从新的视野上概括行政法意义上的法律关系，认为它们包括“行政法律关系和监督行政法律关系”（注：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这两大基本类型。这一认识和表达比以前大大进了一步，它将监督行政关系这一客观存在的法律关系层面展示在人们面前，使人们对行政法上的法律关系在内容上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但是，对于充分反映和说明中国社会转型和改革对行政法律关系所带来的发展、变化来说，这还是不够的。这里，本文进一步就当代中国行政法律关系的变化发展、多样化形式及其特征等作一探讨。

一、改革与当代中国行政法律关系的发展

在当代中国，行政法律关系与过去相比实际上已有了十分明显的发展变化，这要从中国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这一巨大的社会变革来作观察。

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使基于行政活动而产生的社会关系有了剧烈的变动，改革所带来的行政活动内容、方式的转变，使一些新型的社会关系得以形成，这使行政法有了新的调整对象。“从发生的观点来看，那种可以有条件地称之为现实的、事实上的‘法之前’或‘法之外’的社会关系，对于法律关系具有首要的、始初的意义。”（注：（苏）C.C.阿列克谢耶夫著，黄良平、丁文琪译：《法的一般理论》（下册），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463页。）“法律关系就其原型来说是社会的经济关系、家庭关系、政治关系等，这是法律关系原初的属性。”（注：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为了稳定和发展改革成果，引导社会的正确发展方向，重新认识并对某些社会关系定位，需要行政法对这类新的社会关系及时作出确认，以形成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的法律关系形式，旧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行政法律关系则应当被废弃或更改。我国今天的行政法律关系，正经历着这一重大的变化和发展：

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是在刚刚结束了十年动乱，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性才开始被人们认识到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下制定出来的。由于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长期实行人治形成的各种制度及其思想观念还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清算和改变；依然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个人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体性地位还无法真正地确立；历史上长期的封建专制形成的国家主义思想还在事实上支配着我们的行动，公民基本权利本位的观念还无法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因此，现行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虽然在总结了教训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完善，如将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由过去规定在国家机构之后改变为国家机构之前，以显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关系上公民权利的重要性；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更加详细具体，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新的权利，如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对公民应尽的义务作了更加具体的规定，以体现权利义务的一致性，表明二者之间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等。[1]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当时这种完善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是非常有限的。现在，实际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上，我们的民主法治制度建设有了长足进展；经济上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正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法律上，我们的立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许多领域基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无法可依的状况，实现了有法可依；文化上，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和逐步深入，以义务为本位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现代的民主、法治、人权等意识日益地为社会民众所接受和认同；对外方面，我们经过艰苦的努力，加入了WTO，使我们的发展与国际社会的进步联系在一起。我们已经批准了《公民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正在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重要的国家人权公约的批准，意味着在对人权的保护方面，我们要承担国际义务，要向国际标准靠拢。所有这些，最终会导致我国的社会已经或将要发生巨大的变化，确切地说就是引起我们的社会发生转型，即有过去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由国家和社会的一体化向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转变，公民社会将得到发育和成长。所有这些变化，从根本上来看，都是围绕着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和加强这个核心展开的，都体现着人的自由的实现，因而也都需要以维护人权为根本价值的宪法给予积极的回应。而宪法对人权的维护，集中地通过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并保障这些权利义务的实现来体现。因此，这就要求宪法在回应我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对其产生的影响时，应当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体系进行大的完善。

所谓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完善，自然是以现行宪法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存在着不足为前提的。这种不足，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本权利体系不完整。这种不完整，表现为这样一些方面：首先是各国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一些重要的基本权利在我国的宪法公民基本权利中没有给予确认，如迁徙自由、个人的财产权、罢工自由、新闻自由等。其次是对基本权利的规定过于简单，对各种基本权利包括的内容、尤其是在哪些方面应当给予最低限度的保障，没有作出一个明确的规定，给人一种空洞无物之感，这在无形之中既降低了基本权利保障的可操作性。

因此，在进行宪法修改时，要对现行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进行大幅度的完善。这种完善应当从这样几个方面进行：首先是对过去取消的罢工自由、迁徙自由加以重新审视和检讨，结合新的形势需要给予恢复；其次是根据我国当前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考虑到我国在批准和加入《公民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应承担的国际义务，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给予必要的扩充，确认公民在政治方面的知情权、创制权、复决权；社会生活方面的隐私权、环境权；经济生活方面的契约自由、营业自由；表达方面的新闻自由等权利。最后是对各种基本权利的内容在宪法中给予必要的规定，特别是哪些方面应给予保障，哪些方面应受到限制，在宪法中做出原则性的规定，以便为立法机关的立法提供根据。

第二、基本权利义务规定在价值取向上有义务本位之嫌。按照经典的宪法学理论，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是为了对抗国家权力而存在的，一方面，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构成了国家权力作用的界限，国家权力的运用不能侵犯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国家还要承担起保障宪法基本权利实现的义务，对受到侵犯的基本权利提供有效的救济。从这个意义上讲，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在价值取向上应当是权利本位的。虽然从法理上讲，任何的权利都不是绝对的，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基本权利也不能例外。但由于基本权利具有的本源性、不可剥夺性、不可转让性，使得国家对基本权利承担的保障义务更加重要和突出。一般情况下，对基本权利应当以保障其充分实现为原则，对基本权利的限制以必要和合理为前提。因此，各国宪法在基本权利中都规定国家在保障基本权利的实现方面应承担什么义务。而在我国的现行宪法中，对国家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享有和实现方面应承担什么义务、遵循什么原则没有做出规定，体现不出基本权利具有的对抗国家权力的功能。更为关键的是，不要求国家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上承担任何义务或责任，却明确要求公民在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特别是要求公民在行使权力自由时，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权利和自由。这一规定，从一般的意义上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将这一规定放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在精神上充满着义务本位的伦理性文化的国家中，无疑地是伦理文化的那种义务本位价值取向在法律上的表现，非常明显地体现了义务本位的价值取向，国家可以根据这些规定，非常容易地来限制甚至是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使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在实际上成为具文。另外，这一规定也反映出，我们在思想上非常注重对公民滥用基本权利的防范，却始终未能对国家权力侵犯公民基本权利所具有的危害性给予足够重视，更没有注意从制度上给予必要的防范。

在修改宪法时，应当在要求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统一性的同时，对国家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实现方面应承担的责任做出要求，尤其是要在制度上注意对国家权力给公民基本权利造成的侵犯所产生的危害加以必要的防范。这样才能使公民基本权利真正具有对抗国家权力的功能，不至于在客观上使宪法的规定成为国家限制公民基本权利有效行使的根据。

1医患法律关系主体的复合性

1.1医方主体的复合性：医患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医患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在医患法律关系中依法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从医患之间的医疗服务合同角度来看，医患合同关系的主体就是医疗机构和患者。也就是说，医疗服务合同中，只有医疗机构和患者才有资格成为主体，患者的关系人不是医疗服务合同的主体，医疗机构内的医务人员也不能成为医疗服务合同的主体。但是，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作为医患法律关系的主体的医方又不仅仅指医疗机构，还包括医护人员，医疗服务合同虽然是患方与医疗机构为主体一方所签定，而不是与医疗机构内的一个或几个医务人员之间建立了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医务人员不能以合同主体的身份参与医疗服务合同。但是，医务人员又是代表医院向患者方履行义务的实际执行者。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执业医师法》的有关规定，医务人员在医疗服务过程中独立承担着自身的义务和享有相应的权利，依法对自已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医疗机构和其自身内部的医务人员之间又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相对于患方，医务人员也不仅仅是个人，而是不同专业人员分工合作有序组成的群体。因此，医患法律关系中的医方是医疗机构与其所属的医务人员依照法律和医疗机构的内部章程组成的复合主体。二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互相依托有序组织共同向患方主体承担义务。1.2患方主体的复合性：虽然医疗服务合同是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所签定，但作为患方的医患法律关系主体也绝不仅仅是患者，还包括其关系人。《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执业医师法》第二十六条也规定，“医师应当向患者或其家属介绍病情，但应注意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医师进行实验性临床医疗，应当经医院批准并征得患者本人或者其家属同意。”可见，患者的关系人同样是在医患法律关系中享有一定权利并承担一定的义务的主体之一，只不过在患方群体中处于次要地位。同时，患者在接受医疗服务过程中，其部分权利和义务是由其家属享有或承担的。但根据上述规定，患者的关系人又享有法律所赋予的独有的权利和义务，只不过相对于患者的权利义务而言处于从属地位，或者说是由患者的权利义务派生而来。当然，患方这种复合性主体是以患者为中心的[2]。

2医患法律关系客体的复杂性

医患法律关系的客体[3]即医患双方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也就是由医方提供而患方所需求的医疗、预防、保健“产品”，从现在习惯性的观点和公认的医疗服务合同的概念出发，本文姑且仍称之为“医疗服务”。医疗服务这个客体既是患方与医方建立医疗服务合同的目的所在，也是医患不和谐时双方争议的焦点所在。说他是“产品”，只能算是一个比喻，因为作为医患法律关系客体的医疗服务实际上包含了法律关系客体的所有种类，从现代医学的要求来看，甚至还超出了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所有形式。而且对每一例患者而言，医方都必须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为其“量身定做”，而不能预先生产出来去供给患者的需求。因此，从法理学的角度阐述医患法律关系的复杂性，目前在学术界还没有令人信服的权威论述，笔者亦只能做一个肤浅的探讨，以期能抛砖引玉。就笔者看来，作为医患法律关系客体的医疗服务至少有以下特点：2.1成分的多元性：对每一名具体的患者而言，医疗服务都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中既有物（如药品、器材等），也有行为，如医务人员对患者的躯体施以手术、注射等行为，还有非物质的财富如对患者作出的诊断、开具的处方等，它融合了医务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智慧。因此，医患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一种由多种元素构成的复合体。由此可见，医疗服务这个客体不仅包含了法理学上法律关系客体的所有种类，而且是各种类型客体按照医学科学的原理的有机结合。按照最近的社会学和医学人文学对临床医学的要求，这个客体还将包括人文关怀等社会因素。如一个外科患者到医院以后，需要医方首先给予检查、分析、作出诊断、提出治疗方案，进而实施治疗方案，还可能要对患者进行麻醉、手术、注射治疗行为等等。这一系列过程和已经包含了法理学上法律关系客体的物、行为、非物质财富三种类型的全部。在这个过程中，医方的医务人员并非是机械地给予患者这些自然属性的客体就足够了，还必须尽可能地给予患者本人以人文关怀，这一点也不仅仅是道德对医方的要求，而是法律赋予医方的义务，医方必须把它作为医患法律关系的客体提供给患者。这点从《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就已经体现，并且按照现代医学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来看，将来的法律修定还将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要求。2.2鲜明的个体性：医方提供给每一位患者的医疗服务必须是与患者个体情况相符合，因为患者个体之间各种情形是千差万别的，即使不同患者患同一种疾病，医方也必须在掌握患者年龄、性别、是否存在并发症、体质上的差异，解剖生理上的变异等诸多的差别的基础上制定出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才能适合于具体的患者，这不仅是医学科学的要求，也是法律的要求。2.3作用的二重性：医疗服务作用的二重性是指它在为患者解除病痛的同时又会给患者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患者就医需要医方提供的医疗服务主要是为其解除病痛、恢复健康。但事实上，医疗服务产品的每一种类型在具备治疗作用的同时，也对患者的躯体或多或少伤害作用：如放射线损伤、药物不良反应、手术的创伤等等。就算最轻的注射行为也会在患者的躯体上留下小小的针孔。2.4结果的或然性：患者就医的目的在于由医方提供的医疗服务使其取得解除疾苦、恢复健康的结果。但人体的复杂性和医学发展的局限性决定了医疗服务的结果不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医方只能借助医学知识和技术提供尽可能符合医学科学原理和患者具体情况的医疗服务推动患者的疾病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但绝不可能保证患者的病情必然向恢复健康的方向发展。这是医学上客观存在的不确定性。即使随着医学科学的不断发展和疾病诊治手段的不断改进而使疾病的诊断治愈率不断提高，也只能使患者疾病向恢复健康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增加，但绝不可能预期到理想结果是必然的，而相反在患者接受医疗服务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有可能出现不可预知的意外和风险。这一点正是患方的高期望值与医学科学实际之间存在的差距，导致医患关系不和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2.5时空的差异性：这个特点的含义在于，在不同的时间，或者同一时间的不同地点的医疗机构，甚至同一医疗机构的不同医护人员，对相同疾病的患者提供的医疗服务也可能存在差异。这不但是由于医学不断发展新的诊治手段取代传统方法的结果，也有不同医疗机构的客观医疗条件不同因素所致，还有因为医务人员之间业务技术水平的差异的原因。如同样是胆囊结石疾病，在腹腔镜问世前则完全行开放法手术治疗，而到了当代则两种方式并存。就在同时代的当今，乡镇医院对此可能只能开腹手术，但在二级医院则可能使用腹腔镜方式手术。同一个医院的不同医师使用腹腔镜手术时，有的可能使用三孔法完成手术，而有的则要使用四孔法、两孔法完成手术；不同医师实施开腹手术的切口也有长短之别或右上腹部直切口与右肋缘下斜切口人路的不同。而上述的所有情形都是医方提供给患者的合法的医疗服务客体[4]。

3医患法律关系内容的广泛性

医患法律关系的内容就是指在医疗服务过程中，医患双方主体依法各自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冈。一般来讲，法律关系主体双方中一方的权利就是对方的义务。在医患法律关系中，最基本的权利义务就是医方有义务提供给患者所需求的医疗服务，患方依法享有医方所提供的符合法律规定质量的医疗服务并有按规定向医方支付医疗费的义务。这是医疗法律关系内容的核心。以此为基础，法律又赋予双方与这一基本权利义务紧密联系的其他一系列相关权利义务，这些权利义务不再像这一基本权利义务那样，对医患双方互为权义主体，体现出医患法律关系内容的不对称性和层次性。患方的权利更为广泛，而医方的权利基本是为患方的权利实现而设定。3.1患方的权利义务：对于患方而言，这些权利义务是由其基本权利义务派生而来，但却又是更高一层次的权利义务，如患者的就医选择权、平等医疗权、知情同意权、秘密保护权、拒绝治疗权、被陪护探视权和如实提供疾病信息、遵守医疗秩序和医方的管理规范等义务。患者的关系人也具有一定的权利义务如知情同意权陪护探视权以及如实提供患者疾病信息，遵守医疗秩序、配合医务人员医疗工作等义务。陪护探视权是患方与其关系人基于身份关系而设定，但在患者就医过程中仍然需要医方的义务支持才能实现。3.2医方的权利义务：医方有使患方上述权利实现的义务，但作为医患法律关系一方主体之一的医疗机构，主要是通过一系列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组织纪律以及赋予其一定职责来支持和约束医务人员的行为来保障患方权利的实现，医务人员在医疗服务过程中享有一系列的权利如疾病调查权、诊断权[5]等等，以及保证患者上述各项权利实现的义务。医务人员在医患法律关系中的权利的层次性尤其显著：首先，是为保障患者权利实现而使医务人员必须具有的权利。如《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疾病调查权、诊断权、医学处置权、出具相应的医学证明文件权、选择合理医疗、预防、保健方案权等。医学研究权、医学继续教育权等虽然也是医务人员的权利，但同样是为保障患者权利的实现而设定，因此也可以说，这些权利同样也是医务人员的义务，因为医务人员只有通过医学研究、继续教育来提高专业本领才能更好地向患方履行义务。一般来讲，权利是可以放弃的，但医务人员的这部分权利是不允许放弃的。比如诊断权，医务人员对于来就诊的患者而放弃自己的诊断权，患者的权利就不能实现，医务人员就是失职，医务人员如果有关放弃了这些权利，就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可以说，这类由法律规定的所谓医护人员的权利实际上是医务人员的义务。其次，是医务人员自身利益方面的权利。《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执业医师具有获取工资报酬和津贴，享受国家规定的待遇的权利。这是医务人员自身利益的权利的明确规定，即合法的工资待遇权。当然这也并非医务人员特有的权利，而是医务人员作为公民和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当然这项权利对于劳动改造的服刑人员是没有的。第三，是医务人员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了医师“在执业活动中，人格尊严、人身安全不受侵犯。”这是《执业医师法》明确赋予医师的又一项属于医务人员自身利益的权利，但其实也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只要医师也是宪法规定中的公民，当然毫不例外地享有这些权利，《执业医师法》再把这条规定具体化，体现了对医务人员这项基本人权特别保障的立法意图。但遗憾的是没有规定具体的保障措施，所以近年来医务人员的这项权利屡遭侵犯。当然，保障医务人员的这项权利同样也有为保障患者的各项权利实现的目的。因为假如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则无法去履行义务而使患方实现权利的。可见，对于医患法律关系而言，无论医护人员的权利还是义务都是以患者的权利实现为目的，无论医护人员的权利还是义务都是其自身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