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暴利范文10篇

企业暴利范文篇1

［关键词］垄断暴利原因对策

*序*

在我们今天的经济生活中，我国的垄断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得大大超过平均利润的高额利润——暴利，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并成为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对这一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经济现象，国家正在采取一些措施着手解决，如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在部分行业试行价格听证会等。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一些研究，有些学者也发表了一些很有独到见解的文章和建议。归纳起来看，一是对暴利问题的研究涉及面比较宽泛，如曾繁华先生《暴利问题及对策研究》课题所述那样。但是，对当前最突出的问题——行政垄断及自然垄断企业的垄断暴利问题，在研究遏制其发展方面还欠深入、具体，还没有一个比较详细、深刻、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也没有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报告供政府决策参考。二是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不同场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比较激烈的抨击，呼吁政府有关部门重视并采取措施解决，但是没有对之进行系统、深入地揭示。三是政府有关部门采取了部分措施，如对一些垄断企业从组织上进行分解、重组，在部分行业试行价格听证会等，但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效果并不明显。有些暴利现象的发展态势，大有变本加厉之势。问题不在于垄断组织是否存在，而在于垄断企业是否攫取垄断暴利，垄断企业获得的利润是否合理。更重要的是垄断企业所获利润用于何处。鉴于对这一热点问题的研究状况，我们认为有必要、也应该系统地分析产生暴利现象的原因，并且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出遏制此现象进一步发展的有力措施，以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一、垄断企业暴利现象产生的原因

1、行政垄断是垄断暴利产生的根本原因

①行政垄断是指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及经济管理职能部门，在转型期内滥用职权，排斥、限制、妨碍或消除企业间的合法竞争的不正当行为。是政府干预市场的一种突出表现，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

②行政垄断之所以是暴利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行政垄断主要集中在原来政府的行业管理部门，由于转型、特别是体制改革而被取消后新组建的企业。这种“变脸”来的企业，在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全面的、唯一的的行政性垄断，今天仍然霸占着某种商品或服务的经营活动，排除或阻挠其他经济成份的介入，限制了竞争或者根本不允许竞争。经营利润和收益全部留置本行业内部，不许其他企业分享，这是垄断暴利产生的根本原因。

2、政府管理失职，是造成垄断暴利的重要原因。我国的垄断企业，大都是原先政府有关专门经济管理职能部门转变而来。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政企合一”部门，既有企业的性质，又有政府的特征。这些企业与政府关系紧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这种暴利行为，政府有关部门不是不知道，也不是没有措施进行制裁，只不过是有关政府部门碍于情面，推三诿四，听之任之。明知其丰厚的暴利已经激起众怒，但就是不采取行动进行管理。更有甚者，助纣为虐，制定相关政策文件保护垄断企业的暴利的实现，并使其合法化。这是暴利现象存在和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政府部门人为地提高市场门槛，对部分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让垄断企业垄断经营，不允许其它经济成分介入，形成事实上的垄断，这是暴利产生的又一个原因。

3、法制不健全，反垄断、反暴利立法滞后是产生垄断暴利现象的社会原因。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有一条比较成熟的经验，就是依法治国，特别是在维护相对公平竞争方面，有比较完善的反垄断法、反暴利法等，有健全的执法、司法程序，对暴利现象的制裁力度很大，从而维护了市场经济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秩序。相比之下，我国至今没有一部反垄断反暴利的法规。虽然有一部《反不正当竞争法》，但是条文中对垄断于暴利问题涉之不多，也没有可操作性，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去甚远。再加上原来计划经济模式的运行惯性，很容易使垄断企业失去约束，进而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择手段。即便做得过甚，也无须承担法律责任（有相关的法律条款吗？！），当然更受不到相应的惩罚与处理。政府也只能在舆论压力下，向垄断企业提出软弱无力的整改要求。这是垄断暴利产生的社会原因。

此外，垄断企业的不合理定价机制是产生垄断暴利的直接原因；经营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产生垄断暴利的主观原因。

二、垄断企业攫取暴利的方式和途径

“垄断高价”是摄取暴利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1、垄断高价是行政垄断企业为其经营的商品和服务所制定的远远高于其生产价格的市场价格。这是垄断暴利产生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2、垄断高价之所以能够成为攫取暴利的方式和途径，其得益于：一是垄断企业经营的业务是独门生意，别无它店，某些产品和服务目前仍然是紧缺的、供不应求的市场状态。二是《价格法》执行不力，违法定价也无人追究。于是就胆大妄为，乱定价、乱提价。三是价格的制定没有标准，一般都是利用行政手段定价，这是形成垄断高价的又一条件。四是在不合理、不合法、随意定价的情况下，还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文件，强制推行，这使垄断高价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和掠夺性。

3、强制消费者在接受其商品和服务的同时，捆绑、搭配销售其他商品和服务，是垄断暴利产生的又一渠道。多数垄断企业在独占自己经营业务的同时，还要以捆绑、搭配的方式向用户推销其它产品和服务，而这种产品或服务的价格远远高于市场价格。用户一旦提出疑义，就以停止主营业务相要挟，强迫用户接受。这是垄断暴利形成的又一途径。这种行为可以说是一种强盗逻辑在在市场上的表现。它严重地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是对反垄断的公然挑衅，对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大的危害。

4、利用垄断地位，收取不合理的费用，是产生垄断暴利的手段之一。我国的部分垄断企业，在向消费者提供产品或服务之前，先向消费者索取相当数量的不合理费用，如电信部门收取的电话初装费、选号费，电力部门收取的线路改装费，热力公司、煤气公司收取的初装费，等等。还没有向消费者提供任何服务，就先索取费用，实际上就是借助垄断地位强行勒索，为小团体攫取暴利。

三、遏制垄断暴利的对策和思路

1、调整结构，强化市场机制，限制和消除行政垄断。①真正地实行政企分开，使企业从行政机关的附属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彻底打破政企合一、官商合一的行业垄断状态。还企业以本来面目：企业就是牟利组织，它不能既是企业，又代表政府；既行使政府职能，又要超额利润。②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允许非国有的其它资金投资于垄断行业，消除人为的市场壁垒与限制，建立多元的市场竞争主体，从体制和结构上形成竞争态势，达到抑制行政垄断的目的。③强化市场竞争机制的功能。市场经济要求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只承认实际效果。因此，每个市场参与者都要反对垄断。制定公开、透明的市场经济法规体系。“没有合适的法律和制度，市场就不会产生任何体现价值最大化意义上的效率”（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第79页）。保证每个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公平、合法的竞争，制裁打击不正当竞争。

2、短期内，在对垄断企业进行分割和拆除前，加强对垄断企业所经营的商品和服务的定价的监督和控制，堵塞漏洞防止暴利的产生。首先，建立针对垄断企业商品和服务的监控系统，对其定价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和控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防止既成事实，侵害消费者的权益。其次，明确垄断企业商品、服务的定价标准尺度，必须以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为基础，以“成本价格”加“平均利润”作为其市场价格基础，然后再加减反映市场供求波动的幅度，形成最终的价格。制止垄断企业毫无依据的乱提价。再次，严格执行“价格法”。垄断企业经营的商品和服务的定价必须合法，必须符合法律程序的规定，同时依法制裁垄断暴利行为。

3、政府依法加强对垄断企业的管理，加大对垄断暴利的整治力度。①近期来，政府对垄断企业加大了管理力度，并相继采取了一些措施，从体制和结构上进行了重组和改革，确实有一定的成效，但与社会公众的期望相差太远。应该继续深入地进行改组、分割，使之不再具有垄断地位。②依法严惩垄断行为。从体制上对垄断行业进行重组只是反垄断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对垄断行为进行严厉惩处，依法没收非法暴利，并处以双倍的罚款。这样，才能够在惩发垄断中，真正地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高效的统一市场体系。

企业暴利范文篇2

序言

一、垄断企业暴利现象产生的原因

1.1行政性垄断是垄断暴利产生的根本原因

1.2政府管理失职，是造成垄断暴利的重要原因

1.3法制不健全，反垄断、反暴利立法滞

后是产生垄断暴利现象的社会原因

二、垄断企业攫取暴利的方式和途径

2.1垄断高价是攫取暴利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2.2捆绑、搭配销售是垄断暴利产生的又一渠道

2.3不合理收费是产生垄断暴利的手段之一

三、垄断的再认识

3.1垄断与竞争行影相随

3.2市场性垄断

3.3自然垄断

3.4强权垄断(行政性垄断)

3.5反垄断的认识障碍

3.6结论

四、遏制垄断暴利的对策和思路

4.1调整结构，强化市场机制，限制和消除行政性垄断

4.2强化监督和控制

4.3依法管理

4.4健全法制

五、参考文献

附：课题组成员简介

正文

序言

在我们今天的经济生活中，我国的垄断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得大大超过平均利润的高额利润——暴利，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并成为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对这一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经济现象，国家正在采取一些措施着手解决，如颁布实施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在部分行业试行价格听证会，正在研究制定反垄断法等。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一些研究，有些学者也发表了一些很有独到见解的文章和建议。归纳起来看，一是对暴利问题的研究涉及面比较宽泛，如曾繁华先生《暴利问题及对策研究》课题所述那样。但是，对当前最突出的问题——行政性垄断及自然垄断企业的垄断暴利问题，在研究遏制其发展方面还欠深入、具体，还没有一个比较详细、深刻、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也没有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报告供政府决策参考。二是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不同场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比较激烈的抨击，呼吁政府有关部门重视并采取措施解决，但是没有对之进行系统、深入地揭示。三是政府有关部门采取了部分措施，如对一些垄断企业从组织上进行分解、重组，在部分行业试行价格听证会等，但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效果并不明显。有些暴利现象的发展态势，大有变本加厉之势。问题不在于垄断组织是否存在，而在于垄断企业是否攫取垄断暴利，垄断企业获得的利润是否合理。更重要的是垄断企业所获利润用于何处。鉴于对这一热点问题的研究状况，我们认为有必要、也应该系统地分析产生暴利现象的原因，并且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出遏制此现象进一步发展的有力措施，以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一、垄断企业暴利现象产生的原因

1、行政性垄断是垄断暴利产生的根本原因

行政性垄断是指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政府及经济管理职能部门，在社会转型期内滥用职权，排斥、限制、妨碍或消除企业间的合法竞争的不正当行为。是政府干预市场的一种突出表现，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具有垄断地位或特征的企业多数集中在基础产业中，这些产业具有前期投资大、沉淀成本高、回收期长等特点。80年代以前，这些产业本身就是由政府直接控制或间接控制的。改革开放初期，这类企业还被赋予“事业单位企业经营”。当我们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这类企业借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地利与成熟的关系网，以独立市场主体的身份开始在市场上追逐“利润最大化”。如果以平等、公开、合理、公正的手段与方式获取利润本未可厚非。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这些企业的资本是国家无偿拨付的，流动资金是靠国家优惠政策从国营商业银行借贷的，其产品或服务是靠国家政策特许获得的；这些企业拥有国家赋予的行业管理或监督管理其他企业的执法权、市场规则的制定权、解释权；他们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大大高于其他行业或国外同行业的平均价格，尤其是近年来，在国内需求不旺、其他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持续走低的情况下，垄断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价格却逆流而上，以高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速度增长！加大了其他行业的运行成本与负担；垄断高价抑制了市场需求，限制了居民购买力；垄断暴利转化为内部员工的高工资、高福利，扩大了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使基尼系数提高；脆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不断地遭到来自垄断企业的破坏与威胁。

客观地讲，我们并不想把垄断企业说得一无是处。从历史上看，这些企业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曾经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在今天他们却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和实现社会公正的羁绊。因此，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这些民营企业能够很好发挥作用的地方，就都应当由民营企业来搞；而那些民营企业不愿干、干不好或不应干的领域才是国家或政府垄断应当发挥作用的地方。开放竞争性市场，不但有利于打破垄断，而且有利于解决我国经济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对于形成健康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高效廉洁的政府都有着重要意义。

行政垄断之所以是暴利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行政垄断主要集中在原来政府的行业管理部门，由于转型、特别是体制改革而被取消后新组建的企业。这种“变脸”来的企业，在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全面的、唯一的的行政性垄断，今天仍然霸占着某种商品或服务的经营活动，排除或阻挠其他经济成份的介入，限制了竞争或者根本不允许竞争。经营利润和收益全部留置本行业内部，不许其他企业分享，这是垄断暴利产生的根本原因。

2、政府管理失职，是造成垄断暴利的重要原因。

我国的垄断企业，大都是原先政府有关专门经济管理职能部门转变而来。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政企合一”部门，既有企业的性质，又有政府的特征。这些企业与政府关系紧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这种暴利行为，政府有关部门不是不知道，也不是没有措施进行制裁，只不过是有关政府部门碍于情面，推三诿四，听之任之。明知其丰厚的暴利已经激起众怒，但就是不采取行动进行管理。更有甚者，助纣为虐，制定相关政策文件保护垄断企业的暴利的实现，并使其合法化。这是暴利现象存在和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政府部门人为地提高市场门槛，对部分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让垄断企业垄断经营，不允许其它经济成分介入，形成事实上的垄断，这是暴利产生的又一个原因。

3、法制不健全，反垄断、反暴利立法滞后是产生垄断暴利现象的社会原因。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有一条比较成熟的经验，就是依法治国，特别是在维护相对公平竞争方面，有比较完善的反垄断法、反暴利法等，有健全的执法、司法程序，对暴利现象的制裁力度很大，从而维护了市场经济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秩序。相比之下，我国至今没有一部反垄断反暴利的法规。虽然有一部《反不正当竞争法》，但是条文中对于垄断暴利问题涉之不多，也没有可操作性，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去甚远。再加上原来计划经济模式的运行惯性，很容易使垄断企业失去约束，进而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择手段。即便做得过甚，也无须承担法律责任（有相关的法律条款吗？！），当然更受不到相应的惩罚与处理。政府也只能在舆论压力下，向垄断企业提出一些软弱无力的整改要求，避过了风头又恢复了老样子，谁也奈何他不得。这是垄断暴利产生的社会原因。

此外，垄断企业的不合理定价机制是产生垄断暴利的直接原因；经营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产生垄断暴利的主观原因。

二、垄断企业攫取暴利的方式和途径

“垄断高价”是摄取暴利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1、垄断高价是行政垄断企业为其经营的商品或服务所制定的远远高于其生产价格的市场价格。这是垄断暴利产生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垄断高价之所以能够成为攫取暴利的方式和途径，其得益于：一是垄断企业经营的业务是独门生意，别无它店，某些产品和服务目前仍然是紧缺的、供不应求的市场状态；二是《价格法》执行不力，违法定价也无人追究。于是就胆大妄为，乱定价、乱提价；三是价格的制定没有标准，一般都是利用行政手段定价，这是形成垄断高价的又一条件；四是在不合理、不合法、随意定价的情况下，还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文件，强制推行，这使垄断高价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和掠夺性。

2、强制消费者在接受其商品和服务的同时，捆绑、搭配销售其他商品和服务，是垄断暴利产生的又一渠道。多数垄断企业在独占自己经营业务的同时，还要以捆绑、搭配的方式向用户推销其它产品和服务，而这种产品或服务的价格远远高于市场价格。用户一旦提出质疑，就以停止主营业务相要挟，强迫用户接受。这是垄断暴利形成的又一途径。这种行为可以说是一种强盗逻辑在在市场上的表现。它严重地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是对反垄断的公然挑衅，对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大的危害。

3、利用垄断地位，收取不合理的费用，是产生垄断暴利的手段之一。我国的部分垄断企业，在向消费者提供产品或服务之前，先向消费者索取相当数量的不合理费用，如电信部门收取的电话初装费、选号费，电力部门收取的线路改装费，热力公司、煤气公司收取的初装费，等等。还没有向消费者提供任何服务，就先索取费用，实际上就是借助垄断地位强行勒索，为小团体攫取暴利。

三、垄断的再认识

我们对垄断的最初认识完全是贬义的，是从那些空洞的政治教科书的说教中得知的。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垄断只可能发生在“贫穷”、“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社会。那种肤浅而又偏激的认识影响了我们许多年。当我们切身感受到行政性垄断带给我们的不便、不快、以至于愤怒的时候，我们才开始静下心来认真反思垄断问题。

1、垄断与竞争行影相随

客观地讲，垄断与竞争是两个相辅相成、形影不离的经济现象，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所特有的经济现象。只要有市场就有竞争就有垄断，有垄断就会有竞争。竞争的基础就是垄断。如为了竞争首先要占有一定量的生产要素。竞争是从高度分散的竞争走向高度垄断的竞争，市场结构的垄断程度越来越高。垄断的根本原因就是竞争。随着一种垄断地位的确立，人们就会发明或发现新的替代品、以及新的观念、新的需求和新的供应，进而威胁到原来的垄断者直至替代其垄断地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没有永远的垄断者，只有社会产品和服务的不断完善与繁荣，价格的持续降低，社会公正不断实现。

然而，事实上垄断与竞争并非总是形影不离。一种是竞争抛弃垄断：完全竞争。完全的竞争在西方经济学中也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另外一种情况，强权会造成垄断与竞争的分离，垄断抛弃竞争。前者产生效率而可能不顾公平；后者往往借口社会公平、公众利益、国家利益、以及其他一些高尚的意识形态口号人为地配置资源，到头来既缺乏效率又失去了公平，还浪费了资源。事实证明，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形态中和现有的技术水平上，任何对市场中的竞争与垄断的人为割裂都是徒劳的。

垄断是一种排他性的占有。这种占有能够给占有者带来超额利润或回报。只不过这种占有还具有区域性、部分性及暂时性等特点。垄断的区域性是指某种垄断在此地具有垄断地位，异地、或放置在更广阔的范围里却不具有垄断性；垄断的部分性是指某个垄断组织的垄断地位只是在某些生产要素或某些产品、服务上具有垄断性；垄断的暂时性是指一切垄断都有其时限性，不可能永久占据垄断地位。君不见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曾经有多少达官贵人、王朝好汉一次次地宣布这块土地所有权归他们；然而那些达官贵人、王朝好汉们一个个地都化做了泥土，这块土地也不曾增加一分或减少一分，而所有权却不知几易其手！从垄断的形成机制上看，垄断可以划分为三类：市场性垄断、自然垄断和行政性垄断。

2、市场性垄断是各个市场主体经过拼搏后而获得的暂时性地位。“商场竞争的胜出者可能凭实力和策略，一时之间将所有竞争对手赶出市场”（周其仁《竞争，垄断和管制》）。例如抢先注册的发明、专利技术，以及著作权、版权、品牌、商标等工业产权和合法取得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权等，都属于市场性垄断。这种垄断非但不应反，在一定时期内还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在经济发达国家，正是政府保护了这类垄断才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当然这种保护也是有限的，以不影响他人的主权行使为前提。比如某个客商在其拥有经营管理权的路段上为了增加收费而随意地埋设地雷，这种行为不但不予保护，而且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保护市场性垄断，实际上就是保护各个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不但要保护供应者，更要保护消费者；不但要保护国有企业，更要保护非国有企业。政府或法律倾向或偏袒任何一方，都会造成经济秩序的混乱和资源的浪费。因此必须通过法律确认所有人的平等地位，至少在形式上平等地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如果没有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就失去了前提和保障。

3、自然垄断是由于行业自身性质“自然”决定的，在经济学中必须根据行业自身的特点来定义它。传统经济理论用平均成本持续下降定义自然垄断。在非自然垄断行业中，单个企业随着产量的增长，其生产成本（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先下降后上升，存在一个最佳经济规模。自然垄断行业则不然。在自然垄断行业中，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持续低于平均生产成本，平均成本随产量的增长持续下降，以致于单一企业生产所有产品的成本小于多个企业分别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之和。如果在自然垄断行业中存在多个生产厂商，将提高企业生产成本，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所以，在自然垄断行业中，最有利的状态是一家企业垄断地提供所有产品和服务。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对自然垄断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鲍莫尔和威利格（1982）用部分可加性重新定义了自然垄断。假设在某个行业中有多种不同产品，多个生产厂商，其中任何一个企业可以生产任何一种或者多种产品。如果单一企业生产所有各种产品的成本小于多个企业分别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之和，该行业的成本就是部分可加的。如果在所有有关的产量上企业的成本都是部分可加的，该行业就是自然垄断的。换言之，即使平均成本上升，只要单一企业生产所有产品的成本小于多个企业分别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之和，由单一企业垄断市场的社会成本依然最小，该行业就是自然垄断行业。平均成本下降是自然垄断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如电力、管道煤气、电信、供水、环境卫生设施和排污系统、固体废弃物的收集和处理系统、大坝、灌渠、公路、铁路、城市交通、海港、水运和机场等具有自然垄断性。

自然垄断行业具有前期投资高、沉淀成本高、回收期长、以及相对较低的可变运营成本、较低的边际成本，持续增加产量可以不断摊薄固定成本，从而持续降低平均成本等特点。

然而人们经过仔细研究后发现，自然垄断行业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垄断性的基础网络和竞争性的服务。如信息网络、电力网络、铁路网络等。依附于基础网络的服务部分，是完全可以市场化的。

自然垄断性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发生变化。第一，在一般情况下，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大有可能使单个企业的最佳生产规模相形见绌，从而使自然垄断行业失去自然垄断性。第二种情况是技术进步能够扩大企业的最佳生产规模，使原本竞争性的领域产生垄断。第三种情况是替代技术或替代品的出现使细分的行业之间出现竞争。

自然垄断行业可以通过将垄断性的网络部分的剥离而增加市场竞争，从而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与优化。例如，将电信网络的建设与维护剥离出来，由一个非赢利性的组织专门从事网络的规划、建设、维护与更新。电信运营商与网络只是一个赁租关系，定期按其所提供服务的流量大小交纳租赁费。所有运营商的租赁费形成基础设施的更新改造基金。任何一个商人都可以租赁网络向消费者提供电信服务。这样做，既可以减少重复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又可以降低门栏，便于开放电信市场，提高竞争，提升服务质量，降低服务价格。目前的电信运营商仍然是自己建设网络、经营网络，因而在我们居住的小区里，既有原电信局架设的电话线路，也有网通公司新架设的通信电缆，还有铁通公司架设的通信电缆，有线电视公司架设的电视线路，联通公司也在积极准备铺设电缆。再加上电力公司架设的电力线，真可谓线路密布，形同蛛网。而实际上各个公司的网络利用率都不是很高。除了有线电视的利用率在80%左右外，原电信局的线路利用率大约60%（架设较早），网通的网络利用率不足40%，铁通的网络利用率不足30%。这些网络和网络技术并没有升级，只是简单的重复和资源浪费。有些线路由于风吹雨淋日晒、年久失修即将报废。

实际上能够称为自然垄断的行业是很少的。

4、行政性垄断又可以称为强权垄断。它可以分为非法强权垄断和合法强权垄断。前者指利用武力在市场上的强买强卖或收取保护费，由于它的非法性很快就会遭到其他市场主体的反对和政府的打击，因而只能发生在阴暗的角落里。而后者是利用合法的行政权力决定对一个行业或一个领域的进入，并决定产品或服务的价格甚至产量所形成的垄断。行政性垄断的管理职能都非常强，并且拥有相应的行政管理手段以实现其职能。比如民航总局，拥有规定机票价格的权利，审批营运航线以及投入运力的权利，并对直属航空公司有人事权；信息产业部，有发放牌照的权利，有定价权；石油、电力等部门都是行政性垄断公司。行政性垄断的通病是政企不分，机构庞大，效率低下，资源浪费。

至于由少数厂商的合谋行为导致的行为垄断，我们认为可以归属于强权垄断。具有相当市场力量的寡头企业生产该行业的大部分产量。寡头市场的潜在危险是寡头企业通过形成卡特尔组织或默契合谋联合操作市场，提高价格，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扭曲资源配置、阻碍创新、服务质量改善和技术进步。尽管在一次性博弈中，企业间的卡特尔和默契合谋是难以维持的，但在多次重复博弈中，卡特尔协议和默契合谋是可以维持的。寡头市场的另一种可能是，少数占主导地位的企业通过“价格战”消灭竞争对手，最终实现对市场的垄断。寡头企业也可能通过设置进入障碍阻止潜在进入者的进入。寡头企业反竞争行为的可能性与市场的集中度有关。市场的集中度越高，卡特尔协议和默契合谋越容易维持。因此，反不正当竞争的一个重要措施是通过限制单个企业的规模来降低市场集中度。不过，限制企业规模也可能导致规模经济的损失。

5、反垄断的认识障碍

反垄断妨碍发展规模经济。

生产过于分散造成的过度竞争和生产过于集中导致的垄断，对于建设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都是不利的。长期以来，各国政府一直力求在规模效益和竞争效益、反垄断和防止过度竞争之间寻求某种平衡。在我国，由于企业“小、散、乱”的问题在许多行业普遍存在，严重影响市场的集中度和企业的竞争力，培育大企业、大集团自然成为有关政府部门的优先选择，发展规模经济也因此成为某些人拒绝讨论反垄断问题的“挡箭牌”。规模经济由于其具有较低的投入和较高的产出而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之一。规模经济来自经济规模，但是只有在生产分工的专用性、生产经营的不可分性、维度效益、服务设施的共享性等方面具有优势的经济规模，才能形成规模经济。我们也不反对有意识地引导促成规模经济，但是我们始终反对不顾经济规律的拉郎配、乱撮活。我们前面谈过，反垄断实际上是反对强权垄断，反对利用垄断地位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暴利，我们不反对企业的垄断地位。事实上反对强权垄断、反对行政性垄断，将更有利于企业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有利于企业的市场化重组，真正地形成规模经济。

反垄断妨碍国有企业改革，不利于我国企业的国际性竞争。

这种看法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反对强权垄断、反对行政性垄断正是为了国有企业能够轻装上阵，摆脱政府的翼护与羁绊，以一个独立法人的姿态，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之所以产生这种糊涂认识，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滞后、存在深层次矛盾有关。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深层次矛盾，主要是指体制性结构的不合理。无论是作为宏观层面的政府改革，反反复复，时进时退；还是作为微观层面的国有企业改革，步履艰难，尚未突破，其体制性的结构矛盾都起主要作用，并处于十分突出的地位。我国经过20年的渐进式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这主要表现在，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框架已基本形成。例如：第一，我国已初步形成多元化的市场竞争主体，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已确立为一项基本的经济制度；第二，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逐步取得主导地位，无论是国民经济的总体市场化程度，还是产品的市场化程度，要素的市场化程度，都有了相当的发展；第三，政府宏观调控的工具和方法已发生重要变化，政府职能在逐步向适应市场经济的方向转变。这充分表明，过去20年我国以着力塑造市场经济主体和形成市场机制为重点的基础性改革已取得决定性进展，我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已发生实质性变化，并使我国的经济运行进入市场约束的新阶段。由于以往的基础性改革并没有解决旧体制中的深层次矛盾，使得新旧体制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和矛盾十分突出。这主要是：第一，行政性资源配置方式和行政性垄断还占有一定比重；第二，与市场经济主体多元化相适应的制度化、法律化建设还严重滞后；第三，尽管在某些体制方面有所突破，但体制结构性矛盾还仍然十分突出。这些矛盾和问题在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还比较普遍地存在。从现实情况出发，体制性的结构矛盾越来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最为突出的因素。

6、结论：

市场性垄断是市场经济中秩序的一种表现，它体现的是社会公正，应该受到法律和政府的保护；具有自然性垄断的行业实际上是少之又少的，即便是具有自然垄断性，也应该将垄断性的基础设施部分与依附于其上的服务性部分分开，促进市场化竞争，以拓展经济空间；而行政性垄断或强权垄断，不论是现在或者是将来，都是舆论抨击和法律制裁的对象。

四、遏制垄断暴利的对策和思路

1、调整结构，强化市场机制，限制和消除行政性垄断。

①真正地实行政企分开，使企业从行政机关的附属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彻底打破政企合一、官商合一的行业垄断状态。还企业以本来面目：企业就是牟利组织，它不能既是企业，又代表政府；既行使政府职能，又要超额利润。政企分开一直是改革的重要目标，但政企不分仍然是目前改革中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国有企业改革或整个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都同政府管理经济的制度模式相联系。在进一步的改革进程中，是强化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力，还是放松行政管制，打破行政垄断，使政府从以直接干预经济为主的职能，向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的职能目标转变。这些问题不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国有企业改革或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就很难有多大进展。在当前，打破行政性垄断对扩大国内需求有特殊作用。如，近两年，与许多工业品价格下降相反，服务品价格不断上涨，幅度超过10%。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服务业长期以来形成的行政垄断的局面还未根本改变，服务业改革的步伐相当缓慢。实践一再说明，无论是国有公共部门的改革，还是国有企业的改革，都是同政府体制的职能转换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强调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但不解决各种党政行为和行政手段对企业的干预，这种治理结构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建立的。

②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允许非国有的其它资金投资于垄断行业，消除人为的市场壁垒与限制，建立多元的市场竞争主体，从体制和结构上形成竞争态势，达到抑制行政垄断的目的。我们应该借WTO的强劲之风，同时对内对外扩大改革开放，尤其是近期内要加速对内开放，降低或放弃市场准入方面的所有制限制，扩大国内非国有经济成分进入各大产业市场的范围。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并使之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是我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却存在许多制度性障碍。如，产权保护问题、市场准入问题、融资渠道问题等。近两年，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一定成效，但到目前为止，积极的财政投资未能明显地带动非国有经济的投资，民间资本尚未真正启动。例如在1998年，国有投资增长19.6%，私人投资仅增长6.1%，集体投资则下降3.5%。这说明，发展非国有经济，根本的出路在于克服制度性障碍，为非国有经济发展创造空间。这在我国即将兑现加入WTO的承诺下，更具迫切性。

③强化市场竞争机制的功能。市场经济要求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只承认实际效果。因此，每个市场参与者都要反对垄断。制定公开、透明的市场经济法规体系。“没有合适的法律和制度，市场就不会产生任何体现价值最大化意义上的效率”（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第79页）。保证每个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公平、合法的竞争，制裁打击不正当竞争。

2、短期内，在对垄断企业进行分割和拆除前，加强对垄断企业所经营的商品和服务的定价的监督和控制，堵塞漏洞防止暴利的产生。首先，建立针对垄断企业商品和服务的监控系统，对其定价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和控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防止既成事实，侵害消费者的权益。其次，明确垄断企业商品、服务的定价标准尺度，必须以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为基础，以“成本价格”加“平均利润”作为其市场价格基础，然后再加减反映市场供求波动的幅度，形成最终的价格。制止垄断企业毫无依据的乱提价。再次，严格执行“价格法”。垄断企业经营的商品和服务的定价必须合法，必须符合法律程序的规定，同时依法制裁垄断暴利行为。

3、政府依法加强对垄断企业的管理，加大对垄断暴利的整治力度。①近期来，政府对垄断企业加大了管理力度，并相继采取了一些措施，从体制和结构上进行了重组和改革，确实有一定的成效，但与社会公众的期望相差太远。应该继续深入地进行改组、分割，使之不再具有垄断地位。必须对原来行政性垄断的产业部门，首先由政府实施大刀阔斧的重组，形成一个大体可操作的竞争性框架，然后再经过市场性重组的手段，实现改革目标。没有政府主动充当第一推动力，打破既得利益的传统格局、形成竞争性市场的过程将极其漫长。用行政手段重组行政性垄断产业部门的时候，还要防止：本来为了达到彻底消除市场禁入而实施的行政性重组，反而由于行政性手段本身的问题而造成新的行政性垄断。

②依法严惩不正当竞争行为。从体制上对垄断行业进行重组只是反不正当竞争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严厉惩处，依法没收非法暴利，并处以双倍的罚款。这样，才能够在惩罚不正当竞争中，真正地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高效的统一市场体系。

4、健全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依法治理垄断暴利行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必然要求能够反映市场发展规律的法律制度及时出台，从而保证市场经济能够在法制的轨道上健康发展。时至今日，我们虽出台了多部法律法规，但是，保证市场参与者平等竞争的法规，尤其是建立在平均利润率规律基础上的“反垄断法”、“反暴利法”却迟迟不能出台。这是造成市场垄断、缺乏竞争、垄断企业凭借其地位采取不正当手段攫取暴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建议尽快出台“反暴利法”和“反垄断法”，为有效遏制垄断暴利现象提供法律武器，以便在对垄断暴利行为进行惩治时有法可依。

五、参考文献

1、曾繁华《暴利问题及对策研究》（1998）

企业暴利范文篇3

字数:4668字

内容提要：暴利在现行法律法规中是明确禁止的，却对暴利的界定还没有合理有效的解释，也缺乏广泛适用的应对措施。本文从经济学层面对暴利的形成进行案例分析，在法律层面对暴利加以尝试性的界定，继而提出暴利的市场和法律应对措施。本文认为判定暴利的关键是过程不当而非目的不当，暴利行为的根本特征是违背市场交易的自由原则，产生暴利的主要行为是欺诈和垄断，应根据具体情况通过市场途径或法律救济做出应对。

关键词：暴利过程不当意愿价格欺诈垄断

一、作为出发点的实例分析

《价格法》第14条第（七）项将“暴利”一说明确写入。然而，暴利是什么，现行法律和法理均未给出确定合理的解释，这势必带来执法上的困难。在去年年初闹得沸沸扬扬的首都国际机场商品价格暴利事件中，虽然外界一再对其离谱的定价大加批评，相关行政部门也介入干预，但价格仍难以平抑，一重要原因即由于现行法律限制，价格主管部门只能对国际机场商家未明码标价等不正当行为勒令改正，而对其自主定价行为没有适当办法协调。出于这样的疑问，本文试图对商家暴利的法律认定做一探讨。

通常，不同行业、不同商品和服务一般用利润率衡量暴利，某种商品或服务的利润率达到50％乃至100％以上就可能被称为暴利，而一般认为现代市场竞争条件下，10％的利润就已属高利润。从这样一个经验性标准出发，进入以下实例分析。

2002年7月4日，有顾客在杭州某大型超市店购买唐纳兹牌268g规格高钙西湖藕粉一袋，标价为一般价格10元，会员促销价7．2元（即持有会员卡的顾客可按此价格购买）。第二天打电话至生产该种西湖藕粉的厂家，问明该产品出厂价为5．5元。售价几乎是其采购价的两倍，如此大的差价，即使再考虑其相应的运输、库存等成本，其成本利润率也应在50％以上。是否据此就能判定该商品的定价存在暴利呢？要明确的是尽管前文屡次提及暴利，但这种“暴利”更多意义上是日常的夸张说法，并无严格的经济学和法律依据，仅仅用利润率这样的表面数据判断暴利存在与否显然是不严谨和不合理的。一种商品或服务的定价是否存在暴利或者即使存在暴利是否就需法律干预和禁止，需要对价格形成的内部结构进行经济学层面的分析和法律层面的判定。

对该个案价格做一些初步的经济学分析，就会对暴利之说产生疑问。一个大型超市往往有着优雅的购物环境，提供停车场和免费客车接送等较健全的配套服务，再加上清洁、保安等相关费用，其经营成本相对较高。这些固定成本和费用都会计入商品价格的核算中。而对是否平均摊入所有种类商品企业则有不同做法。假如平摊也产生如此大差价，即所有商品定价都很高，就表明经营成本过高，难以为继。在经营成本适当的情况下，如果商家初始定价时通过一定方法确知某些类商品是畅销品且价格弹性较低，从而在成本核算时将这些成本和费用更多地摊付在这些商品上，其定价便会相应提高，若摊付商品相当集中，这些商品价格就会显得过高；另一方面，那些非畅销品和价格弹性较高，因摊入的成本费用较少甚至没有，价格降低，有助于扩大销售。这种会计方法在成本并无提高的情况下增加了利润，其中来自高定价商品的利润是否属于暴利和合法的呢？

当然，接下来要问的是，高定价是否能成交？大卖场型超市销售量巨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为采购大量商品者降低搜寻成本。如果大卖场能提供足够多品种、规格、品牌的商品，使消费者在不增加搜寻成本的情况下找到自己的目标商品，并且消费者对品质的看重胜于价格，前述高定价即可成交。从另一角度可认为是为消费者节省的搜寻成本转化入商品的价格。

然而，是否合法的问题仍没解决。法律和政策设计者往往会抱着公益的目的，比如，倒卖黄牛票在美国一些地方就被认为是违法的，门票经纪人常常被警察逮捕和罚款。至于法律的干预是否有效率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包括法律应该介入哪些地方，如何介入，采取什么样的调控措施。

二、暴利概念的法律认定

《价格法》有如下规定：

“第十四条经营者不得有下列不正当价格行为：……

（七）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牟取暴利。……”

与此相关的主要法规是国家计委颁布的《制止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其对暴利的界定是某一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水平不得超过同一地区、同一期间、同一档次、同种商品或者服务的市场平均价格的合理幅度，差价率不得超过平均差价率的合理幅度，利润率不得超过平均利润率的合理幅度，否则所获利润即为暴利。

需要说明的是，《规定》颁布于1995年，其后未做过修订，而这八年来我国的市场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时效性和法律效力明显滞后。

除了国家计委颁布的《规定》和部分省市制定的基本相同的这类规定，再加一部由国家计委颁布的《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外，《价格法》第14条第（七）项的配套法律法规显得相当不健全，而且这些法律法规对经营者定价行为的规定与市场经济原则不是很融洽。市场经济中商家定价的基本依据是如何通过正当的途径实现利润最大化，只要能找到价格的自愿接受者（不是受到欺骗）并且获得预期水平利润就可维持高价；在成本核算上，虽然《会计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有禁止“随意改变费用、成本的确认标准或者计量方法，虚列、多列、不列或者少列费用、成本”的规定，但在定价行为上（如上例），即使不做那样的会计处理，同样可以高定价，每种商品成本价的处理只是为了财务上的清晰，除非涉及到偷漏税问题才是明确违法的，而事实上其总成本并未虚增，而利润增加，纳税反会更多。总之，价格形成的内部机制是复杂的，通过价格、利润率这样的指标界定暴利是不合理的。

根据《价格法》第14条第（七）项，法律明确禁止的是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牟取暴利，而非对获取暴利本身禁止。市场经济中商家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竞争性市场上形成的“暴利”法律一般不应干预。而这种合理的“暴利”也不应称为暴利。因此，对暴利的认定应该是由过程不当，而非目的不当。法学界对暴利界定的一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这种逻辑。它认为暴利的形式要件有价外索价、价格欺诈、哄抬物价、强迫交易和其他价格欺诈方法五种，但同时认为实质要件是《规定》中市场平均价格、平均差价率或平均利润率的合理变动幅度的标准，暗含的关系即实质要件必然是形式要件的各种行为导致的，最后判定暴利的关键仍是所谓的实质要件。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价格法》第十四条禁止了数种不正当的价格行为，包括相互串通操纵价格、散布虚假消息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等，《规定》第八条也列举了几种非法牟利行为，这些行为都可能产生很大利润，这些利润就属于暴利。而垄断作为产生暴利最重要的原因，在《价格法》和其他现行法律法规中均无明确条文规定，我国至今未出台反垄断法，这使得对当前许多垄断导致的暴利行为缺乏执法依据。

除垄断之外，尽管某些法律、法规禁止了一些会产生暴利的非法行为，但不可能列举出所有的非法牟利行为，有些行为也许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合法本身却极不合理。要对暴利的内涵加以严格的法律认定，需要清楚暴利行为的特征和危害。以此原则对暴利做出如下定义：

暴利是市场不完全竞争条件下，某种商品或服务的经营者利用信息优势对交易对方进行欺诈，诱使其接受某一价格，或者依据某种强势地位包括对权力、地位等稀缺性资源的占有，强制性地抬高销售价格或压低采购价格，使交易对方被迫接受该价格，从而获取的高于某一水平的利润，致使消费者剩余被掠取，社会福利水平和市场运行效率降低。

暴利的实质要件在此体现为价格作为市场交易合约的约束条件非双方自主形成，其中一方的意愿价格被强制扭曲，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性的①。但仅满足实质要件仍不足以判定为暴利，仍要求形式要件的满足。形式要件是达到一定的利润水平，这在不同行业存在不同标准。很多情况下，行为过程本身就是非法的，即根据“本身违法原则”判定，如欺诈，无论是否获得暴利，都需要法律干预，获得了暴利则危害更严重。另一些情况下，行为本身合法，如一些自然垄断行业，如果企业滥用垄断地位则可能造成糟糕的结果，这就要根据“合理的原则”判定。再如出租者收取很高摊位租金，经营者定价高得离谱，消费者因为无其他选择对象仍不得不接受。可见，即使行为过程合法，也需要对这种暴利进行干预。

三、暴利的市场和法律对策

暴利问题的应对，很大程度上依靠价格的调控和监督。我国向来对关系国计民生、自然垄断性强或对社会、人民群众关系重大的商品和服务及公共事业服务的价格进行不同程度的行政管制，对市场价格则赋予各级物价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价格检查监督权及相应的行政处罚权，《价格法》还规定了新闻单位价格舆论监督、行业组织价格自律、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及消费者对价格行为监督举报。但总体而言政府行为过重，而在一些领域执法部门又显得无能为力。下面将根据暴利定义分情况讨论暴利的对策。

首先是利用信息优势诱使消费者接受高价，主要是价格欺诈，撒布虚假信息哄抬物价和非垄断基础上的价格歧视等行为，因为它们都利用了信息不对称，隐性扭曲了价格接受者的意愿价格。《价格法》对价格欺诈有明确规定，国家计委去年公布了价格欺诈的十种表现形式。然而因为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很难辨别价格欺诈，尤其难以知道成本等生产信息，常常“被宰被骗”。价格欺诈普遍发生于普通商品和服务交易中，波斯纳认为消费中的欺诈比商业交易中更严重，原因是在利害关系小的领域中更难设计出有效的法律救济措施，若等价格欺诈发生后再做调查和处罚，会造成资源很大的浪费，效率往往也不高。所以较好的方法是打破信息不均衡，增强消费者自我辨别价格欺诈的能力。

企业暴利范文篇4

在《2003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的调查报告中，殡葬业第一次露面，跻身三甲，殡葬业被定位暴利，一度引起社会各界较大震动。所以，有必要对殡葬业的市场特性及相关的暴利问题做些指指点点。

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是找不到“暴利”这个概念的，我认为对暴利也很难进行科学量化定义，因为暴利是内在蕴涵着很浓烈的主观感情判断的一个词汇，不太适宜用于科学的分析。所谓暴利行业在老百姓印象中一般来说可能就是：这个行业来钱太快、太易，行业的利润率太高。因此，所谓的暴利说白了就是高额利润或高额利润率。

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暴利行业的产生是市场功能失灵的表现。我不能无保留地认同这个观点，这个观点的成立有区域限制。在一般的有关经济学原理的教科书中都可以查得到如下或类似的词句：市场按其在决定价格方面的作用不同区分为四种不同的结构类型，即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完全垄断市场。从长期看来，除完全竞争与垄断竞争行业外，其它情况下都可以出现超额利润，在短时期中，完全竞争行业和垄断竞争行业也有可能存在着超额利润。完全竞争市场是一种理想的市场结构，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对应到，垄断竞争市场倒是一种较常见的市场形态，所以，在现实世界里，垄断一直是或多或少存在着，要彻底肃清垄断是不现实的。

一个行业或市场具有完全竞争的性质，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条件：（1）人数很多的小规模卖者和买者；（2）产品是同质的；（3）自由进入和退出该行业；（4）完全的信息或知识。垄断竞争行业与完全竞争行业的唯一重要差别在于第二点，即垄断竞争行业中的每个厂商的产品不是同质的，而是存在着差别，但这些有差别的产品之间又具有很高的替代性。寡头垄断或寡占行业的特点是一个行业中为数不多的几家垄断厂商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寡占行业是生产高度集中的一种行业。当一个行业只有一家厂商时，不存在丝毫的竞争因素，这个行业被称为完全垄断行业，对应的市场被称为完全垄断市场。垄断权力的基础，一般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1）某些产品需要大量固定设备投资，规模经济十分显著，大规模生产可使成本大大降低；（2）法律赋予某产品生产的专利权；（3）一家厂商控制了其产品的基本原料的来源。

那么，殡葬业市场是隶属于哪个类型的市场呢？这不是个一目了然的问题。乔宽元师曾点拨我说：对殡葬业市场类型的归属定位，应建立在对殡葬市场做细分的基础之上，信哉斯言。

据此，试依照业务内容的不同，对殡葬业作如下五个部分的划分：殡仪馆（包括火化场）、殡葬用品制造单位、殡葬用品销售单位、中介服务机构、公墓。

首先来看殡仪馆（包括火化场）的市场特性。殡仪馆业的特性与铁路、电力、煤气、自来水等公益事业非常类似，技术上要求有大规模生产才会有较高的效率，因此，殡仪馆具有自然垄断行业的性质。另外殡仪馆有很高的进入和退出成本，强化了殡仪馆业的垄断性。因为，殡仪馆业有很强的负外部效应，即乔师所提出的“负魅场成本”概念，所以居民群体会强烈反对在其周边区域建设新的殡仪馆，这个成本来自于社会、来自于风俗文化，不是来自于行政，这表达的是高进入成本；从退出的角度看，因设备资产的专用性，殡仪馆退出后，其设备资产很难转到其他行业，其土地资源也很难用于其他用途，所以退出的成本也很高。自然垄断的属性和高进入退出成本属性决定了殡仪馆业拥有较强的垄断属性，前者是内在的，后者是外在的。双重属性的存在，要求政府所采取的最佳政策是直接规制企业价格。长期以来，政府对接尸费、火化费、遗体冷藏费等基本收费标准进行严格控制，费用的调整需要经过物价部门的审批，据了解，至少就上海地区，这类收费对于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殡仪馆来说是亏本的。

从经济学理论上看，殡葬用品制造业和销售业按其市场类型应归属到完全竞争或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中。这两个市场垄断程度不高，也不应该高，若政府对这两个市场采用行政垄断手段，不仅将降低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且会降低消费者的福利。因此，自2004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行政许可法》，取消了有关涉及殡葬的四个方面的审批，尤其是取消了对制造、销售殡葬设备、殡葬专用品的单位和制造销售寿衣、花圈的单位开业的前置审批，放开了这两个市场，这是明智之举。

但是放开了市场，是否就意味着不再存在暴利呢？也不是，因买卖双方信息的不对称，也将导致暴利的存在。信息不对称主要是源于殡葬用品消费的特殊性，该类消费基本是一次性消费，很难重复，或者说两次消费的间隔时间很长，这样的特征决定了消费者对殡葬用品知识了解、掌握得很少，进一步说可能就根本不愿意去掌握这些信息，因为付出的信息成本所换来的收益，很有可能并不能弥补信息成本。再加上消费的快速性特点和需求弹性低的特点，所以暴利存在的可能性仍然很大。殡葬中介服务业的情况也同样如此。

那么，对于上述三类市场有可能出现的暴利，应怎么解决呢？我想根本的措施还是应加强市场的规范和治理。

企业暴利范文篇5

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旅行社——阳光下的“暴利”行业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旅行社的数量增长迅速。（如表1所示（注：戴斌、杜江：《旅行社管理》[M]，2001年。））

表11991年～2001年旅行社的发展状况

旅行社总数各类旅行社组成情况

时间

（家）一类二类三类

1991170972729908

199226491708671612

199332381647032371

199443842697163399

199538263606652801

199642523596183275

时间旅行社总数（家）国内旅行社国际旅行社

199749863995991

1998622249101312

1999732660701256

2000899377251268

20011071693971319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旅行社的数量只在1995年、1996年时稍有下降，以后都呈迅速上升趋势，以至到2001年时旅行社数量达到了1万多家。旅行社数量上升如此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多数人认为旅行社是一种“暴利”行业，受其高额利润的诱惑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全民办旅行社”的热潮，旅行社成为各行业投资的热点。但1997年以前旅行社的数量还不是特别多，市场处于供小于求的状态，竞争还不太激烈，旅游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因此旅行社的利润率比较高，成为人们所共知的“暴利”行业，那么旅行社的“暴利”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

1.较高的旅游报价是其“暴利”的主要来源

在供小于求的卖方市场下旅行社的报价都很高，在20世纪90年代初大部分都是公费旅游，旅游者也就不考虑它的价格问题了。有些旅行社的短线一日、二日游的利润能达到10%左右，中长线的旅游利润会更高些达到20%左右，经营国际业务的旅行社利润则更大，有的竟能达到40%～50%。

2.旅行社从虚假宣传中牟取“暴利”

有些旅行社为了招徕更多的客源就降低某些线路的报价，但旅行社在宣传时只宣传了价格，并没有标明住宿标准和服务标准，因此旅行社在降价的同时也降低了服务标准，欺骗了旅游者。一些门票价格比较高的旅游景点改成了自费项目，降低服务标准还体现在苛扣餐饮标准和住宿标准上，原来15元／人的正餐却被旅行社自订为10元／人，那5元／人的差价自然就装进了旅行社的腰包。在住宿上也由二星级酒店的标准间改为了住农家，这样每晚每人30～50元的住宿费省下了。

3.旅行社从旅游交通、餐饮、住宿、景点门票的折扣上寻求“暴利”

旅行社由于长期为铁路和航空公司输送客源，因此他们之间在车票、机票的折扣上也达成了协议。铁路和航空公司根据每年旅行社为其输送的客源数量制定一定的折扣标准。有些旅行社能得到六折、五折的折扣车票，有的旅行社甚至能得到三折、四折的车票。而旅行社报给旅游者的票价则是全价，这当中巨大的差额又成了旅行社的利润。

各饭店也在餐饮和住宿上给了旅行社一部分折扣，这些折扣也一般在三～五折徘徊，相比来说景点门票的折扣不算太大，一般都为五～八折。这些折扣旅行社起初都没有让利给游客，而把它作为了旅行社的一项收入，因此旅行社的利润大增。

4.旅行社从旅游景点、住宿、餐饮、购物中获取大量回扣

一些旅游景点、旅游饭店和旅游商店为了招徕顾客，除了给旅行社一定的折扣价格外还根据旅行社为其提供的游客人数和游客的消费能力给旅行社或导游人员一定比例的回扣。另外旅行社为了以较高的报价争取到客源就把利润的一部分以回扣的形式付给旅游组织者，以刺激旅游组织者为其提供更多的客源，以便其获得更多的回扣。（注：苗学玲：“对旅游业回扣现象的反思”[J]，《旅游学刊》，2001年第5期。）

二、“暴利”对旅行社业的负面影响

如此多的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暴利”的行为必然会对旅行社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旅行社从业人员素质低，管理水平有限，影响了旅游社的发展

“暴利”使众多的人认为旅行社是一个投资少、见效快的赚钱行业，又由于旅游市场还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调控体系，因此开办旅行社的门槛比较低，对人员素质要求也不太高，所以旅行社大量涌现。相当多的从业人员不具备专业素质，他们大多对于此行业没有很深的了解，不熟悉相关的业务，水平参差不齐，直接影响了服务质量的提高，并影响到了整个行业的发展。

大多旅行社业主对旅游业的认识不全面，在资金和人力方面的投入力度不够，因此成为旅游批发商的旅行社为数有限。大多数旅行社处于无明确自身特色的状况，只能和只想根据其所具备的条件做点业务，能收容就收容，能组团就组团，而不考虑未来的发展和前途。（注：方红：“国内旅行社为何‘暴利’转‘微利’[J]，《旅游管理》，2001年第5期。）

2.不正当竞争严重扰乱了市场体系

随着旅行社数量的增加出现了许多为谋取暴利而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如：黑车、黑社、野导、超范围经营、非法变相转让许可证、虚假旅游业务广告、私拿私授回扣等现象。有些旅行社部分经营收入不入账、不开发票等，给国家的税收造成巨额的损失，也严重影响了旅行社的正常、健康发展。

3.旅游线路单一，形成了单一的价格竞争手段

目前，旅行社的数量虽不断增加，但缺乏管理人才，也不注重对新产品的开发，所以现有旅行社对外销售的产品几乎都是团体包价观光旅游这一种产品。线路大多限于几个热点城市，档次除选用的饭店、交通工具有所差别外其他项目基本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竞争也日益激烈，不少旅行社为了争夺市场份额把降价作为主要手段。还对旅游者进行不切实际的宣传，造成了旅游者的不满，影响到了组团的选择。因此虽然旅行社的数量大增，所占市场份额却越来越少。旅行社的利润也在不断下降，“暴利”的最终结果使各旅行社进入了大打价格战的“微利”时代。

三、进入“微利”时代的旅行社的现状

近年来，世界各地的旅游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旅行社的数量不断增加，为了争夺市场份额都把降价作为争夺客源的主要手段。

20世纪90年代末的法国，紧随新边界旅行社，知名度、营业额位居第二的是一家叫德格利夫的旅行社。它深知吸引客户的首先是价格，其次才是质量和内容。德格利夫销售的产品价格比普遍的市场价格一般要低30%～40%。其价格如此低的原因在于这家旅行社销售的是别家旅游企业在指定时间段内尚未售出的产品，如剩余机票、剩余高档饭店房间等。他们与客户达成低廉的价格协议，然后通过其电脑网络向旅游者进行再度销售，旅游者可以在最后时刻购买它的产品，同时在价格上也享受了较大幅度的优惠。试想一下，住五星级的酒店付三星级的价钱，坐头等舱却付公务舱的价钱，这种吸引力有多大！德格利夫充分利用旅游者对价格的敏感，成功地促成了旅游产品的二度销售。

我国也有众多旅行社为争夺市场份额把降价作为主要手段。有些入境游接团费竞定为零团费，有的甚至不收费还有钱退还。2002年冬季，上海旅游市场突然刮起了强劲的“海南双飞”降价风。自12月中旬以后其价格连破1600元、1500元、1400元大关，甚至跌破1300元的行业公认最底线。要知道一张去海南的单程机票就要1520元，后来有所调整，但也在1360～1400元之间徘徊。虽然价格大幅下降，但接待标准却和以前完全一样，致使许多市民纷纷投团游海南。引发这一价格大战的原因是淡季客源急剧下降，航空公司为了保住市场份额，加大市场促销力度。上海一些有实力的旅行社利用“包机”的特殊政策，以最低的“包机价”拿下机票，同时与海南的饭店、车队、景点、旅行社达成一致协议各方让利。导致了这一轮空前的“低价”战和海南旅游热潮。所谓旅行不打没有利益的战争，1300元也肯定有赚。其奥秘就在：海南旅行社不在“接团价”上打算盘，而是全部让利给游客，来回的包机机票打到三四折，旅行社实行“跑量”。宾馆、用车也可享受半价，甚至更低。旅行社把这部分“优惠”全部让利给游客。如此算来即使1300元的绝低卖价也仍有“微利”可图。海南旅行社这一做法带动了各行各业的发展，从“大旅游”思路出发，对宾馆、车队、景点大有好处。游客潜水、海上游艇、观歌舞、去夜总会歌舞厅得自行掏钱，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当地旅行社从“定点商场”购物的客人消费中也有“好处”可得，这样就算“接团价”上赚不到钱，在其他方面也是有“财路”可进的。（注：孙一飞：“1330元真能游海南吗？”[N]，《中国旅游报》，2003年1月12日。）

旅行社在削价竞争的漩涡中利润率越来越低。据有关资料统计1993年的平均利润率为11.79%，到1996年时竟下降到了2.72%。2000年全国旅行社的平均利润也不到3%，到2002年竟出现了全行业亏损的现象。旅行社之间为了争夺利润，早期通过降低消费标准，减少景点数目等来弥补损失，后来旅游者投诉的压力使旅行社只好采用较为隐蔽的手法把损失转嫁给游客，如向导游收取人头费、减少停车过高速路费的报销金额、从购物点索取按人头计算的联营费、取消或压低导游的工资。

另外旅行社的经营成本主要由酒店、交通、餐饮、景点门票组成。这些服务的价格由合作单位决定，旅行社本身无法控制，但合作单位都是根据旅行社的年订购量来制定价格的，订量越高，价格折扣就越大。也就是说，规模越大，组团成本也就越低，降低价格使组团量大增，规模效益也就应运而生了。

四、“微利”对旅行社业的负面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降价竞争有利于净化旅行社市场目前多、小、散、乱、弱的局面，造就一批大企业。这种降价竞争也能给游客带来一定的实惠。但对于旅行社来说在降价的同时为保住利润只能采用降低餐饮标准、减少旅游景点、压缩旅游时间、增加购物次数等经营方式，或靠各种回扣和人头费来充当利润率，甚至部分社还通过苛扣旅游保险费来增加收入。这种无序的价格竞争会造成旅游市场的混乱。一些旅行社的地接价常常亏本，他们只能从购物中来补亏了。有些有实力的旅行社还可以在包机中有一定的利润，而小旅行社只能单靠购物了。于是一天走三四个购物景点，或者加一些有高额回扣的景点。导游和司机为增加回扣把一天中的最佳时间用在了跑购物点上，景点只是走马观花地大致看一遍，严重损害了旅游者的利益，影响了旅游业整体接待质量，使服务大打折扣。

有些旅行社为了降低成本聘请无底薪的临时导游，这就很难保证导游员的文化素质水平。有些导游素质低，服务意识差，严重影响了服务质量，容易引起客人投诉。

无序的价格竞争使旅行社停留在较低的服务水平上，无法满足人们对度假、探险等旅游的高级需求。低价竞争的结果会导致人们对旅游服务企业的不信任，“无利”、“微利”只会让旅行社永远停留在保温饱的水平上，不可能投资培训员工，开发新的旅游产品，提高旅游服务质量，更不可能留住高素质人才，严重影响了旅行社业的发展，那么，旅行社的出路在哪里呢？

五、旅行社良性发展的出路

目前中国旅行社数量多、规模小、产品结构不完善、市场竞争手段比较单一，以价格竞争为主，非价格竞争手段为辅。旅行社地区分布呈非均衡状态，旅行社业的平均利润率呈逐渐下降趋势。旅行社对外依存度较高，对旅游服务供应部门缺乏调控能力，旅游社业内部企业规模呈现两极化发展趋势。旅行社必须走出降价竞争的恶性循环，把工作中心放在提高旅游产品质量，多开发一些新的旅游线路，扩大客源市场，加强人才储备等手段上来，找出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1.走出单一的价格竞争误区，开发新的旅游产品，提高旅行社的总体竞争力

目前我国旅行社产品比较单一，长期以来形成了团体、全包价、文化观光旅游一统天下的局面，各旅行社挤在团体业务的独木桥上大打价格战已走进了死胡同。旅行社要想有所发展，必须要加大创新力度，对商务旅游、购物旅游、农业旅游、保险旅游、探险旅游等市场前景广阔的旅游产品继续加快开发工作，不断推出新产品。

旅行社在加大产品创新力度的同时也要在服务及营销策略上不断创新，同时不拘一格引进人才，加强人才的储备。人力、人才是旅行社业最大、最主要的资本。入世后国际旅行社的进入，在高薪、高新科技的吸引下，留住人才对旅行社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下更好地生存发展显得格外重要。另外要加强人员的培训，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

2.深化旅行社的体制改革，加强与市场经济接轨

旅行社要发展就要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观念，加强市场经济意识，改变传统的数量发展型模式，不断提高旅行社的经济效益，改变国有旅行社一统天下的局面。对国有旅行社进行股份制改造，大力发展合资旅行社和私营旅行社。转换经营机制、激发活力、壮大实力，否则旅行社将没有出路。同时还要加强对一些黑社、野导的打击力度，制定更加完善的法律法规，维护旅行社业的正常秩序。

3.旅行社应实行网络化、电脑化经营

目前我国旅行社仍固守着一部传真、两部电话在做生意，仍然在翻着商情广告，发着传真报价，其管理层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网络对旅行社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所以没有花太多的精力去搞网络建设，而新世纪的中国旅游市场需要旅行社高效、准确地满足中国以至世界各地游客的需求。旅行社要争取走电脑化、网络化经营的道路，这是未来旅行社发展的趋势。旅行社经营手段的电脑化、网络化已放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不管食、住、行、游、购、娱，也不管大、中、小型旅行社，以至两三人的小型代售处都必须将电脑化、网络化作为刻不容缓的一种基本设施。旅行社要在很短的几分钟内就能为散居千里、万里之外的游客提供咨询、售票、组团、出游等服务。没有电脑，旅行社的运作就将成为一句空话。电脑网络运作将大大提高旅行社招徕客人、开拓市场的能力，能组合成“网络舰队”，以最低的成本、最高的效率、最正确的定位，保证快捷无误地运作。

近年来，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国内旅游业绩连续4年居全国同业第一位，这是和其建立全国性的电脑网络分不开的。2001年它又投资在30多个大城市建立了全国性的散客网络，在解决散客出游难方面又一次体现出信息技术在旅游市场竞争中的最大优势。这一网络可使从不同地方出发的个别散客，能够在同一旅游地组成同一团队。到目前为止，春秋国旅已在全国140多个城市电脑联网、联合经营，其中有产权联系的已达到了20多家。与其他国家一样，未来的中国旅行社将凭借网络化、电脑化得以更快的发展。（注：尹德娟：“入世在即，旅行社以便应变六法”[J]，《旅游管理》，2001年第4期。）

4.建立旅行社行业协会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和社会分工的日益明晰，特别是入世后，旅行社企业无论是继续扩大市场还是争取企业自身的发展，都难以通过企业的单打独斗来实现。因此，惟有各旅行社在合作中共求发展才能一同将市场做得更大，形成多赢局面。而建立联合体，如旅行社行业协会则是当前企业紧密合作的一种有效形式。目前，我国已经有了全国性的旅行社协会，它不仅可以在规范协会成员从业行为，维护全体旅行社的合法利益方面发挥作用，同时也对全行业形成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自律、自护机制发挥积极的作用。行业协会组织是旅行社行业成长和市场发展的自然结果，其实质是介于政府主管部门和企业之间的市场中介组织。协会对外加入世界性的旅行社联合组织，对内使各级协会相互联系，形成网络，并对其会员社提供信息、培训、协作、代表企业向政府反映其利益等项服务，以增加对其成员旅行社的吸引力。

5.实行企业联合与资产并购

企业联合与资产并购是一种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资本运营手段，它能实现核心竞争能力在企业之间传递和在企业之间协同效应下产生新的竞争优势，旅游企业采用横向并购能够使生产规模扩大，获得规模效益。

在旅行社结构升级、大中小型旅行社联合中，大型旅行社要进一步发挥它在旅行社产品开发、旅游服务采购、旅游市场拓展、旅游接待以及资金、信息、人才和抵御风险等方面的优势，实现规模经济。而实现优势的途径是要明确与中小型旅行社的分工，按照大型旅行社集团化、中型旅行社专业化、小型旅行社通过制形成网络化的目标模式。由大型旅行社负责产品开发、市场开拓和旅游接待。而销售业务则主要由数量众多的中小社。这样大型旅行社就可以把全部资源集中于三块相互联系的旅游业务中，提高自身和整个行业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的力度，提高整体接待质量，同时可以避免很多分散的重复劳动和相应的过度竞争而导致的资源浪费。通过旅行社的结构调整，大中小型旅行社的联合经营最终改变整个行业利润率逐年下降的局面。

在资产并购方面中国旅行社总社走在了各旅行社的前面。中旅总社将坚持以旅行社为主业的投资原则，以旅游产品经营为根基，通过强化员工培训、质量管理、营销管理等产品经营工作来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中旅总社自身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借助资本运营的手段和重组上市的契机，优化资源配置，快速做强做大。同境内外战略合作伙伴携手打造中国旅行社行业的龙头企业，长期能够实现与国际跨国经营的大型旅游企业比肩抗衡。截至2002年10月，中旅总社已相继完成对河北、大连、内蒙古、江苏、湖北、广西中旅等国内13家旅行社的控股、并股、重组及改制，同时在境外对瑞典中国旅行社完成整体收购，并已与德国TUI旅游集团就在北京设立合资旅行社达成初步协议。近两三年来，中旅总社并购、重组、改制的13家旅行社使中旅总社的营业收入增长了70%，利润增长超过30%。（注：陈映璇、钮键军：“中旅掀起并购潮”[J]，《中国旅游报》，2003年2月12日。）

企业暴利范文篇6

目前，我国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经济实现形式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资源税，按应税产品的产量和规定的单位税额计征；（2）资源补偿费，按矿产品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征收；（3）采矿权使用费和探矿权使用费，按采矿区或勘探区块面积逐年缴纳。征收的其它税还包括所得税、增值税等。其中只有采矿权、探矿权使用费额度较小。争议不大，资源税、资源补偿费与增值税等都存在较大争议。

1.资源税。煤炭资源税目前征收力度过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对煤炭的需求日益扩大，尤其是2003年以来。煤炭供求不平衡导致煤价一路上扬。调查显示：1999年全国煤炭价格平均为77.44元／吨，2003年上升到138.89元，吨。而最近两年更是上升到300元/吨以上。与之对应的是我国煤炭资源税，自1984年以来，整整20年没有变动，采取从量定额的征收方式，平均税额仅为0.5元，吨。虽然2005年5月，我国上调了八省区的煤炭资源税税率，上调幅度在每吨2元到4元不等，但是仅占当前价格不到1%.目前我国资源税征收方法是从量征收，固定税额，而未能与煤炭资源的可采储量挂钩。企业不必为未被开采的煤炭负责，而以实际开采量征税。这直接导致了我国煤炭资源开采率极低，资源浪费严重。按规定。煤矿回采率最低不应小于75%，然而据调查，我国国有煤矿的资源回采率为45%左右，乡镇和个体煤矿在15%-20%.在中国人均煤炭可采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55.4%的情况下。建国以来至2003年，中国累计产煤350亿吨，但煤炭资源消耗量却超过1000亿吨，被浪费的煤够我国使38年。

2.资源补偿费。我国资源补偿费根据销售收人征收。由于1994年颁布《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之前，已经开征了增值税和资源税，煤炭企业税负已经过重，导致资源补偿费仅为销售收人的1.18%，而国外矿业发达国家体现资源所有者权益的权利金一般在8%一lO%.这样低的税率，无法体现国家对煤炭资源的所有权。相对于其他税种反而显得无足轻重，甚至被认为是重复收税、乱收费。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用途不同，前者目的主要在于“级差调节”。使各煤炭企业能公平竞争，后者目的在于体现国家对煤炭资源的所有权益，主要用于补偿勘探投资。但是由于两者都是普遍征收，且税额都不是很高，资源税级差调节的效果也不明显。容易让企业认为是重复征税，引发不满。

3.增值税。主要有三点：（1）我国自1994年起颁布了新的税制改革，增值税率从原来的3%提高到现在的13%，这相当于把煤炭业视作一般的制造业，无法体现煤炭作为耗竭性资源的本质；（2）目前煤炭企业普遍抱怨税负过重。这主要由增值税引起的。（3）采掘业是高风险高投入的行业，具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效应，然而大多数小煤矿实行包税制，现行税制对其影响不大，大型煤矿相对小煤矿税负高很多。国家应该从政策上适当扶持大型煤炭企业。

4.税收分配。目前地方政府通过允许集体或者其他性质的小企业采矿的形式，以税收和管理费来获得利益。但中小煤矿开采代价往往是环境破坏严重、事故频发、回采率极低。地方政府为了保证财政收入、体现政绩经常“睁只眼闭只眼”。此外，地方和中央在资源税、资源补偿费的税率设定及用途方面还存在争议：地方政府对当地情况最为熟悉，但是若由其设定税率无法确保国家的利益；而税收的分配问题也会影响到地方政府对征收及监督工作的积极性。

5.国有资产流失。以石油为例，近几年油价飙升，石油企业利润纷纷大幅提高，国外政府通过征收资源暴利税，分享了超额利润中的70%一80%；而在中国，三大石油集团的利润从1998年的100多亿元飙升至现在的1000多亿元，三大石油集团被海外投资者控股10%左右，相当于大量国有资产流人海外投资者手中。最近煤炭价格也不断上扬。从1998年100多元／吨上升到目前300多元，吨，国家对煤炭行业制定相关的有效措施刻不容缓。

6.环境破坏。据专家估计，如果将煤炭开采过程中造成的资源、环境成本纳入煤炭成本，那么每吨煤炭成本将增加50元。廉价的资源不但导致滥挖滥采、开采浪费。还导致国家利益受损。如焦炭出口量占世界贸易量比例很高，由于国家对焦炭资源只征收极低的资源补偿费，还不考虑环境成本，使生产成本很低，实际上补贴了那些焦炭使用国，他们低价买到焦炭，却把污染和事故留给了我国。

二、国外煤炭税收制度简介

国外通常把采矿业作为一个独立产业来对待，通过财政税收政策实现对产业的宏观调控，并各自形成一套有效、稳定的矿业税收制度。充分考虑采掘业的特殊性与环境多样性，既体现了国家对可耗竭资源的所有权，也对采矿业初期的巨大投入及风险进行一定鼓励性补

偿。

各国征收的矿业税收主要有所得税、财产税、权利金、矿业权（指探矿权和采矿权）使用费、环境补贴、资源暴利税、耗竭补贴等。

所得税是以收入减去成本再扣除允许抵扣的部分费用作为税基，乘以所得税税率得到的。所有盈利企业都必须缴纳。

财产税是世界许多国家（如美国）税制中的辅助税种，划入地方税，税基为财产评估价值，一般有三种方式：售价比较法，由多个类似财产进行售价比较得出的评估价值；收入法，由产生收入财产所有未来收益的折现值的评估法；成本法，适用于新建和特殊目的的财产。

权利金是矿业特有的税种，开采人向资源所有人支付一定费用以获得开采其不可再生资源的权利。征收方式主要有：按产量或销售量计算。或者按所开采的矿产储量计算。征收税率各不相同。一般由政府设定统一标准。

矿业权使用费是企业按年度、面积向国家缴纳的矿业出让金。企业遵守一系列规定后，有偿获得指定区域的探矿权或采矿权。若矿产地为国家出资勘探形成。则还需要额外补偿国家投资的勘探费用。各矿业发达国家普遍采用此法。

环境补贴在美国等国实行，是针对某些矿山征收的税种，用于补贴开采矿产对当地环境带来的外部成本，一般针对规模较大或环境破坏比较严重的矿山。某些地区还针对水资源或其他环境资源征收专门税种。

资源暴利税目前仅在澳大利亚等少数国家推行。若资源价格大幅上升，可能会使矿业企业获得远高于其它行业的超额利润。该利润主要是由于资源本身稀缺性所导致。而非企业自身管理或运营出色，因此，国家作为资源所有者，通过征收资源超额利润税分享这部分超额利润。

耗竭补贴在美国等国实行。国家在征税时返还一部分税款以补贴企业用于寻找替代能源或开发新矿以替代日益耗竭的旧矿。主要有两种计算方法：成本耗竭补贴法，用单位成本乘以日销售量得出成本耗竭；百分比耗竭补贴，不同矿产品采用不同百分比，以矿产的毛收入为基数扣减。

三、煤炭税收制度改革建议

1.设立权利金。我国应该取消资源税及资源补偿费，而采取国际上比较通行的权利金制度来体现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最好的办法是以储量征税，并将赋税与资源回采率挂钩，实行分级征收。资源回采率越低，税率越高。如果能够使我国资源回采率从平均水平的30%左右提高至国际一般水平的75%，以全国2006年煤炭总产量约23.8亿吨计算，可以避免浪费52.4亿吨煤，以全国2006年原中央财政煤炭企业商品煤平均售价301.55元计算，相当于节约15801.22亿元。提高税率至国际上的平均水平为8%一10%，同时采取浮动税率，并和资源价格绑定，可以避免因价格疯涨而使国家利益蒙受损失。

2.降低增值税。我国目前把煤炭业看作一般的产业，征收税率为13%的增值税。无法体现煤炭作为耗竭性资源的本质，也使煤炭行业实际税负高于一般加工和制造业。国外矿业发达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都没有将增值税作为煤炭征税的主要手段。因此，应该将增值税作为权利金的补充，在征收权利金的基础上。视具体情况确定增值税税率使得煤炭行业税负达到国内一般行业水平。并且加大对高新技术设备等的抵扣。以鼓励煤炭企业更新技术。降低对资源的浪费。

3.设立资源暴利税。借鉴某些矿业发达国家的做法。设立资源暴利税。将资源价格大幅上升而产生的大部分超额收益纳为国有。实际操作上以销量为基数乘以具体税额，税额的设定应主要参照资源的市场价格，适当参照国内其他行业的平均利润水平。资源暴利税标准应每过几年重新核准一次，但是除非价格发生重大变化，应确保该标准的稳定性，不断变化的制度会给投资者不好的印象。

4.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总的指导思想为前期优惠、鼓励技术革新、鼓励寻找替代能源、鼓励产业集中。在前期勘查及开发阶段应适当鼓励，对勘查和开发支出的税收实行优惠处理（加速折旧、扣减、资本化、当期摊销等）；对可以提高生产技术的设备引进等也实行上述优惠以鼓励技术革新；实行耗竭补贴，在每个纳税年度中从净利润中扣除一部分给衰老煤矿，用于寻找新矿体，减轻煤炭结构调整和衰老矿区转产的负担；采取措施整顿行业，提高产业集中度，通过税收减免等措施扶持那些表现优秀的大型企业。

5.设立环境税。目前我国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征收环境税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刻不容缓，应至少开征水资源税、森林草场资源税和土地资源税。还可开征空气污染等税目。计税依据应以实际生产、使用或排放量为基数，从量定额课税。税率总的原则应该从高，但不宜太复杂，对不同地区、不同企业采取差别税率。为了鼓励保护环境，可以每年从环境税中返回部分给表现突出的企业。

企业暴利范文篇7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特别是加入WTO后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渗透，使得殡葬业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表现越来越突出，特别是殡葬行业的暴利，使得百姓不堪一死，岂不让人苦笑、悲哀。因此，笔者尝试利用税收的经济调节作用，从税收的角度来规范殡葬行业的管理，弱化其暴利程度，使其走上健康有序的发展道路。

一、问题的提出

新中国的殡葬业，是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殡葬业废墟中发展起来的，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拥有上万多名职工的新兴特殊服务行业。然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特别是加入WTO后，WTO的原则使传统的中国殡葬服务业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殡葬业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表现越来越突出，人民群众对殡葬服务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殡葬服务机构因违规违纪和服务事故被媒体曝光的越来越多，特别是殡葬行业的暴利，使得百姓不堪一死，岂不让人苦笑、悲哀!因此，研究殡葬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探索改革的道路。当然，殡葬业的改革是需要各级政府及全体公众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因此，笔者尝试利用税收的经济调节作用，从税收的角度来规范殡葬行业的管理，弱化其暴利程度，使其走上健康有序的发展道路。

二、理论依据

（一）和谐社会理论。所谓和谐社会，其本质内涵是文明、公平、公正、共富、共享、安定、有序和团结，核心是公正，而公正是一种“均衡”或“应得”——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得到与其行为相应的待遇。显然，只有每个人都得到了他应得的东西，或者这个社会达到了某种均衡的状态，和谐才是可以期待的。而当前殡葬业的暴利现象，使得百姓“怕死”——当前的丧葬费用高的远远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能力。这种现象是与和谐社会格格不入的，因此弱化殡葬业的暴利非常必要。

（二）税收产权理论。税收从表面上看，其课税对象为所得、商品和财产，但税收真正的目的物是产权。因此，公共部门可以依据产权是否存在确定税收边界。在产权明晰存在的地方，税收或税收权力应当介入，否则，会导致税收真空；在产权不存在或不明晰存在的地方，税收或税收权力就不应当介入，否则就导致税收或税收权力滥用。因此，针对殡葬业这个特殊行业，应以税收产权理论为依据，调整殡葬行业税收政策，以规范当前混乱的殡葬市场，实现殡葬行业的自我发展。

三、制定殡葬业合理发展的税收政策思路

（一）殡葬业税收政策调整的原则

1、从实际出发原则。调整殡葬行业税收政策必须根据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既不能被某些条条框框所束缚，也不能盲目抄袭别国的税收政策模式，在此基础上，丰富殡葬方面的税收理论，完善殡葬行业税收政策体系，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2、公平公正原则。调整殡葬业税收政策一定要体现公平原则。所谓公平，就是要丧主、殡葬服务机构、殡葬监察机构合理承担各自责任原则。

3、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调整殡葬业税收政策应该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一方面保证国家殡葬业税收政策能够贯彻执行，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服务收费方面体现公益性；另一方面服务价值又通过市场经营来体现，通过建立完善的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经营机制，实现殡葬行业的自我发展。

（二）制定殡葬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思路

1、实现殡葬管理部门政企分开，淡化管理部门作为殡葬业的经营主体，提高殡葬服务行业的效率。殡葬管理部门的职能同政府其他部门的职能是一致的，主要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如规范殡葬市场秩序、保护殡葬消费者的权益，进行调查研究、协调指导，对相关殡葬的税负、价格、赔偿、执业资格、准入审批等的政策进行协调等行政职能服务；殡仪服务公司负责直接与丧属洽谈，根据丧属的合理需求提供系列化服务，也就是“量体裁衣”，而不像我们现在普遍采用的由丧属在现有服务项目中选择的方式；然后，殡仪服务公司再同殡仪馆联系，可以提供接运遗体、整容、化妆、防腐、悼念等服务，殡仪馆可设置在城区内，方便丧属进行治丧活动；最后，再到近郊的火葬场火化遗体，继而选择公墓安葬或是采用其他方式处理骨灰。丧属只需同殡仪服务公司洽谈好，其他环节由殡仪公司进行联系。

2、根据殡葬业主体服务单位的性质，调整并制定税收政策，达到公平殡葬。殡葬业一般包括殡仪馆（服务中心）、火葬场、骨灰公墓。火葬场是公益性事业单位，殡仪服务的过程就是政府部门履行殡葬管理职责的过程，其性质就具有政治性、公益性和公共服务性，建议继续对具有公益性质的殡葬服务机构给予免征营业税、所得税的特别待遇。殡葬服务产业市场化以后，对以盈利为目的的殡葬服务机构要有别于公益性质的殡葬服务机构。国家的税负政策应该注意到这种区别，可以考虑征收火葬税。对火化以外的殡仪服务部分应待条件成熟后，逐步调整现有的税收政策，根据殡仪服务的特点，制定税收政策，确定税种、税率，使殡仪服务规范化。骨灰公墓可分两类：一类是经营型的；一类是公益型的。对经营性的公墓应征税，但应考虑墓地所在地区的各种有关土地方面的税，以这些为依据实行有差别的公墓税，使贫者能够正常安葬，富者得以厚葬。公益性公墓应免税。对殡葬设备、丧葬用品制定行业标准，以行业标准进行征税，对比较敏感的骨灰盒市场销售可考虑建立丧葬用品超市，进行整体市场管理，保证殡葬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

3、制定墓葬方面的税收政策，引导其合理发展。全国各地公墓迅速发展，每年消耗的土地数量非常可观，因此国家通过制定法规限定墓穴面积、限定墓穴的使用周期，在必要时应该征收限制消费的墓地税金；同时，通过税收政策鼓励开发利用不占地或少占地的骨灰安置方法，海葬、树葬、塔葬、壁葬和室内葬；鼓励各地殡仪馆自觉限制木制棺木的使用，转向采用再生和速生材料的替代材料制作棺材。随着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作用的正常发挥，资源在殡葬活动中的消耗才会自觉地维持在适当的水平上。

4、出台网络殡葬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开办网上虚拟墓地。网上虚拟墓地是人们利用互联网建立的一个可供追忆故人的虚拟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可将已故亲人的生平资料制作成信息，通过各种网络手段，向故人祭拜和悼念。相比传统的墓地祭拜，网上祭奠内容更丰富，也更加个性化。整个祭扫过程中有清幽淡雅的背景音乐，充分表达对故人缅怀之情。肃穆又朴质的环境，深沉又清雅的格调，使网上公墓成为一个追忆故人的温情荡漾的地方。因此，出台这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引导殡葬行业朝着现代的文明理念方向发展，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5、对无主尸骸、城市低保以及五保户应考虑免费，农民优惠火化等，以体现出殡葬改革的公益性质。这一部分支出可以由财政直接资助或者间接资助，即制定殡葬企业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殡葬企业对城市低保以及五保户和农民的殡葬问题实行特殊的殡葬价格政策，实现公平殡葬。

参考文献：

企业暴利范文篇8

[关键词]金融危机投机经济平衡监管

2007年在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成目前这场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世界实体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距离上次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仅仅十年。纵观世界经济，为什么全球或局部性的金融危机反复出现？为什么它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它的根源到底在哪里？人类应该如何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减轻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本文将就以上问题展开论述，探讨金融危机的根源，进而寻找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一家之言，欢迎批评指正！

一、经济生物链和经济生态平衡

在自然科学领域，自然界的生物链和生态平衡的概念已经被人们广泛的认识和接受。一旦自然界的生物链和生态平衡被打破，带来的是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本文认为：在经济领域，也存在着一种经济生物链和经济生态平衡，一旦经济生物链和经济生态平衡被打破，必然带来经济灾难或金融危机。经济运行的规律与自然界运行的规律在很多层面是相通的。

我们先来看一个自然界最简单的生物链模型：在草原上，生活着狮子和羚羊，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开始点，处于生物平衡的状态。假设狮子的数量开始上升，那么在一定时间内，羚羊开始减少，草原开始茂盛，结果就是狮子被饿死，羚羊获得更多发展空间，草原开始减少；随着羚羊数量增加，草原开始减少，狮子也获得更多食物开始增加；当草原开始减少，羚羊会随之减少，其后是狮子因食物不足而减少；羚羊减少后，草原又开始增加……狮子、羚羊和草原之间正是在反反复复的增加和减少的过程中建立了一种动态的平衡，在自然界，很难找到绝对的平衡。假设狮子过度发展，最终吃光了羚羊，或羚羊过度发展，吃光了草原，结果就是一起毁灭，这就是自然界的危机。

经济活动的运行规律如同自然界一样，存在着一种动态的平衡，各个环节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当某个环节过度发展，最终会对其他环节产生影响，而严重的失衡状态就是我们谈到的危机。经济本身的波动是一种正常现象，各个环节不同步发展也是客观现象，但是当某个环节的发展超出正常波动的范围，则最终会打破经济原有的平衡状态，表现出来就是经济或金融的危机状态。以金融、房地产、其他实体经济为例，当金融和地产的过度发展最终挤占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透支了实体经济的血液之后，最终金融和地产也会因为缺乏真正的血液而崩溃，这就是目前经济的危机状态。

二、金融危机的根源

经济危机的直接表现就是金融泡沫的破裂后表现出来的某些行业严重过剩某些行业严重不足的经济不平衡的危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是相伴而生的，金融危机是经济危机的最直接和外在的一种表现形式，经济危机则是金融危机的一种后果和本质所在。所以本文在论述时没有加以详细的区分。

下面简单探讨一下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本文认为，金融危机发生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金融活动中的过度投机行为，而政府在监管信用交易（投机交易）方面的缺位加速了危机的爆发。

1.金融危机的直接根源：过度投机。投机活动无处不在，但是最容易发生在哪里呢？“资本惧怕没有利润或利润过于微小的情况。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会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它们。走私和奴隶贸易就是证据。”通过这段话不难看出，哪个行业利润高，哪个行业就容易产生投机行为，利润越高，投机产生的风险就越大。

经济中的某个行业如果处于利润过高的状态，根据西方经济学中“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必然会有很多资本包括投机资本流如该行业，其结果就是造成该行业的过剩和其他行业的短缺，这种局面如果维持时间过长的话，经济的不平衡状态会逐步加剧直到出现该行业因为严重过剩企业大量破产的局面，最终造成银行大量坏账，进而波及其他行业，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

高额的利润诱发过度投机行为。我们从一些数据来看一下金融业和地产业的高利润状况。根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数据，美国房价2004年平均涨幅为11％，2005年平均涨幅为13％，美国2000年到2006年全国房价平均价格上涨了90%，其增长速度均超过同期利率回报水平；在国内金融界，2007年11位金融高管年薪过千万；2007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前10名中，涉足地产的达到6位，前4名均涉足地产。从这些数据中不难看出，金融业和地产业的利润程度，如此高额的利润岂能不诱发资本的逐利行为？其行业投机程度由此可窥见一二。

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此次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其起源都是金融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这恰好反映出一个问题：金融业和地产业在危机爆发前存在着利润过高和规模过度膨胀的情况。可以说，过度投机使这些高利润甚至是暴利行业过度膨胀，最终助长了经济危机的发生。

在自然界，如果某个物种过度发展，便有可能影响到其他物种的发展，进而可能引发生态危机。在经济领域同样如此，过度投机使某些行业的发展超出了正常的规模，同时其他行业得不到充分的发展空间，最终使经济失衡导致危机的发生。

2.金融危机的深刻根源：信用交易失控。为什么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容易成为经济危机的重灾区，或者说，为什么在金融业和地产业更容易产生投机呢？投机需要大量的资本来支撑，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杠杆交易成了投机者最好的工具。正是因为在金融和地产领域广泛存在着杠杆交易，才使得这两个行业成为投机活动的重灾区。

我们知道，在实体经济中，交易1美元，就需要实实在在掏出1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投机即使存在，也很难掀起大风大浪，但是，在很多的金融活动的杠杆交易中，投资10美元的东西实际出资只需要不到1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暴利是很容易出现的，杠杆越高，投机活动就越密集，最终，疯狂投机打破了原有的经济平衡状态，当资本获利撤出或市场出现严重过剩后，问题或危机也就随之而来。

举例来说明：目前，世界上许多投资银行为了赚取暴利，采用20～30倍杠杆操作，假设一个银行A自身资产为30亿，30倍杠杆就是900亿。也就是说，这个银行A以30亿资产为抵押去借9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假如投资盈利5％，那么A就获得45亿的盈利，相对于A自身资产而言，这是150％的暴利。反过来，假如投资亏损5％，那么银行A赔光了自己的全部资产还欠15亿。相关资料表明：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高盛、摩根斯坦利等著名美国投资银行及其交易对手出现的流动性危机，都是源于高财务杠杆率支配下的过度投机行为。美国投资银行平均表内杠杆率为30倍，表外杠杆率为20倍，总体高达50倍。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杠杆率则高达62.5比1。

虽然银行可以通过保险等手段转嫁风险给保险公司或基金公司，但是过高的风险总是要有人来承担，保险公司或基金公司也存在因为承担不了风险而破产的可能性。所以说，这个金融链条看似完美，但是一旦有哪个环节因为不堪重负倒下的话，受损害的是整个经济的运行。

为什么房地产行业也容易发生危机呢，按揭贷款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一个不好的作用，三成首付、两成首付甚至零首付都是变相的杠杆交易。当杠杆交易失去控制，必然会产生大量的不良债务和虚假的投机需求，给实体经济带来根本性的破坏。所以政府对杠杆交易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当任何一种经济承担了它本身不能承受的风险，这种经济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就始终存在。

三、金融危机的防范及应对措施

1.抑制人为垄断，维护经济的平衡。经济中的垄断行为是高利润的源泉。作为政府来讲，防范经济运行中出现垄断行为是防止经济出现不平衡的重要手段。政府应该在经济中引入更多的竞争来防止经济出现垄断行为。同时还应该立法防止经济中可能出现的串通合谋囤积等不正当竞争行为所引发的人为垄断行为。一旦经济中某环节出现垄断行为，要么效率低下遭人诟病，要么就是借助垄断地位疯狂攫取，而且由于其处于垄断地位，在危机来临时缺乏必要的缓冲，极容易诱发连锁反应，对经济产生强烈的破坏。美国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就是典型的例子，如果该行业有更多的竞争者，至少可以给经济提供足够的缓冲，避免或延缓危机的发生。

垄断企业借助其垄断地位，很容易使其处于一种无法破产的地位，这样便造成一种局面：经济景气时股东赚取高额的盈利，危机时则要动用全体纳税人的钱来拯救。这就是经济中经常面临的道德风险问题。也就是说，当你把某种经济风险全部交给市场中的一个经济体承担时，如果这个经济体本身无法承担这样的风险，那么就存在着道德风险，这种危险最终还是要由政府和纳税人来承担。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就有必要主动承担并监管这种风险，否则的话风险机制就形同虚设。

自由竞争也会导致生产过剩，但是自由竞争产生的生产过剩还不足以形成经济危机，因为任何经济都有波动性，这种波动的幅度在健康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但是当垄断行为大大加剧了经济过剩，使其有可能超过经济本身的承受能力，造成经济危机。

2.控制信用交易、监管信用交易。(1)严格控制按揭贷款的发放。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此次金融危机，均含有房地产业过度发展的因素，这其中，按揭贷款的发放是诱发房地产行业过度发展的重要因素。银行为了追求利润，先是放贷给放贷给生产者，当消费不畅时，又放贷给消费者。银行按揭贷款的发放对于刺生产激消费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人为放大了房地产的生产和消费。这种做法最终为经济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促使某一能够获得资本的行业过度发展，另一方面为投机者提供了一个自买自卖，假交易套取银行资金的窗口，通过过这个窗口，投机者几乎轻而易举把风险转嫁给银行自身，这和借钱给赌徒几乎没有区别。(2)认真监管期货交易及其资金来源。期货交易是投机交易的重灾区，中国已经有很多企业甚至是大型国有企业从事期货交易巨额亏损的例子。中航油、中信泰富、东航和国航等企业在期货交易领域均出现过巨额亏损，甚至威胁到企业的生存。所以,抑制企业的投机冲动监管企业投机行为也是维护经济稳定一个重要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本文认为最重要的是政府应加强企业财务制度的建设，防范企业投机冲动，尤其是借贷资金或挪用资金进行投机的冲动，切实保护企业运行的安全。

3.建立危机应对机制。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通常的拯救危机的措施主要有减税、政府出资救市等，这些做法很容易遭到用全体纳税人贴补少数投资者的非议，而且是以牺牲政府其他方面支出或者扩大财政赤字为代价，提高了纳税人负担，降低了政府的信用，影响了其行动能力，严重的甚至会拖垮政府，冰岛政府破产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本文认为政府应该改变这种做法，建立一套应对危机的长效机制。具体设想如下：

政府对高利润行业或垄断行业征收投机税或暴利税，税收的主要部分用于建立危机应对基金，交由国家专门机构采用稳健保守的方式管理该基金，以便在危机来临是能够提供最大程度的缓冲，为化解危机争取时间。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首先，分级征收投机税或暴利税的目的是调节各行业之间的利润，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投机对正常经济产生的破坏作用；其次，当危机真正来临时，政府可以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去应对危机；再者，专门机构还可以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探索一套稳定经济的管理模式。

四、结论

金融危机是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中的过度投机行为和信用交易的失控。政府不应该将经济危机风险交给市场去承担，而应主动监管金融风险，并征收投机税或暴利税建立危机应对基金，抑制过度投机行为，维护经济稳定，探索危机应对的长效机制。

企业暴利范文篇9

关键词房地产市场暴利寻租土地产权

1房地产暴利的根源

先看商品房价格。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出现过热，通过治理于1996年实现“软着陆”后，经济开始进入紧缩期，加上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出口贸易严重受阻，整个产品市场低迷，物价总水平一路下滑。商品房市场也不例外，空置率很高。为治理经济紧缩，政府宏观调控的总方针是扩大内需，并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启动房地产市场，政府采取了取消房地产开发中的部分收费并降低贷款条件，对购房户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并实行首付按揭等优惠政策，刺激住房需求，收到了明显效果，逐渐出现购销两旺的景象。然而，进入本世纪以来，房价上升已超出了需求等正常因素拉动的合理范围，成几倍的疯涨，一路飙升到绝大多数城市居民不可能承受的程度。究其原因，归纳起来，就是地方政府、商业银行与房地产开发商结成的利益联盟的利益追求导致房价疯涨。其中，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和少数官员的“寻租”动机是最主要原因，它使房地产暴利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包括房地产商在内的投机性和投资群体是推动房价狂涨的核心力量，并成为暴利的主要获得者；商业银行是房价高位运行的支撑力量，它不仅向自购住房者提供了按揭贷款，而且为许多炒房者以综合消费贷款等形式提供首付款，从而造成一个庞大的炒房族，在房市上兴风作浪。

再看商品房成本费用。商品房开发成本，主要是建筑材料费用和土地购买费用。建筑材料购价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承建商不太可能由此获得很大好处。但是，土地这个基本要素却使开发商大获其利。在我国的土地产权制度中，除国家掌握一些国有土地外，绝大部分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联系，农民个人只有使用权。长期以来，当国家建设项目需要征地时，就由市、县、乡政府出面，只与土地所有权的代表即村委会交涉，农民个人完全被排除在外。这一作法自然而然地被运用到房地产开发征地中，出于前面所述的原因，征地实际上就是开发商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易，由于部分官员“寻租”，土地价格被压得很低，使开发商以较少的费用获得了土地。四川省自贡市的红旗乡，从1992~1999年征用农民土地7700多亩，当时失地失业农民所得到的补偿费用仅按每人8000元计发，这些以国家建设为名征用的土地又基本上转手到一些政府官员主持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到2004年4月有一块71亩的土地竟然以每亩60万元的起价拍卖出去。由此例可以推断，仅靠土地买卖，就有大笔财富流入开发商手中。而且征购土地的资金绝大部分不是开发商的自有资金，而是从商业银行获得的贷款，由于这种贷款的实际利率很低，又可以使开发商聚集一笔财富。有资料显示，截止2004年4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约8800亿元，其中银行贷款7200亿元，占投资总额的82%。抛开房价疯涨不说，从2002年以来，我国通胀率约为4%，开发商贷款的银行利率仅5%~6%，其实际利率还不到2%，这种资金成本是极低的。因此，每年就有几十亿、上百亿的资金通过银行转移到开发商手中。总之，由于土地购价低和资金成本低，使得房地产开发总的成本费用较低，与商品房价格畸高形成鲜明的反差。在这种收益成本状况下，房地产暴利的产生就容易理解了。

2房地产暴利的危害

首先，加剧了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一些房地产开发商进入房地产领域，多则十年少则几年就成为百万、千万乃至亿万富翁。事实上他们原来并无多少资本，但为什么能在短期内暴富呢？有的学者归纳出一个“暴富流程图”：制定圈地计划→摆平土地批租方→最低首付资金→取得可套取银行贷款的土地手续→用承建单位资金做到正负零→获取银行抵押贷款→预售期货房→基本完成收益周期。正是在这个暴富流程中，开发商摄取大量社会财富，成为最富有的群体之一。在房地产商暴富的同时，社会有关群体的利益必然受到严重损害：一是失地农民，他们得到很少的补偿费，其中少数人可能从事其他营生，而大多数人陷入贫困，因为失去了土地这个赖以生存的基础；二是被拆迁的城市居民，他们得到的拆迁补偿费远远不够支付高房价，要么无限期租房过度“坐吃山空”，要么到远郊购房受车马劳顿之苦；三是现在住房条件很差急于购买新房的城市工薪阶层，他们的收入有限，在高得离奇的房价下面临两难选择，要么维持现状望房兴叹，要么咬牙交纳首付后在还本付息的重压下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

在中国，房地产被公认为是造就富人最多的暴利行业，也是引发民众上访最多、损害国家利益最多的行业。我国计划经济时推行的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是一种以政权形式实行的不平等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但其目的是为了积累国家工业化建设资金，人民群众能够接受。但是，现阶段住房与土地的价格“剪刀差”却是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大量社会财富流入少数人手中，而失地农民以及城市自住购房居民与被拆迁居民则处于受掠夺的境地，这是当前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根源之一。近几年群众上访集中的八个问题中就有农民失地和居民拆迁这两个问题，群众反映征地纠纷、违法占地等问题的占信访接待部门受理总量的70%以上，国家信访局2002年受理土地征用信访4116件，大部分聚集在失地失业上。

其次，浪费土地资源，危及国家粮食安全。据新华记者2004年6月24日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向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报告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检查土地管理法的实施情况时说，全国开发区多达6015个，规划面积3.5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5310多万亩，其中相当数量是耕地，而且有的还是高产农田；开发区规划面积已超过现有城镇建成区面积的总和。截止2003年初，在建和拟建的大学城46个，占地面积超过40万亩，到2004年6月在建和拟建的高尔夫球场306个，遍及全国26个省市，占地48.8万亩，其中也占用了不少耕地，有的地方以建大学城和高尔夫球为名，大搞房地产开发。另据国土资源部统计，近几年因建设用地、房地产开发和结构调整等共占用优质良田1300万亩。这条消息，使笔者想到三个问题：一是真的需要那么多的大学城、高尔夫球场和商品房吗？在目前我国中低收入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有多少人可以享受打高尔夫球这种奢侈消费？这不是在浪费资源吗？二是我国以占世界耕地总面积9%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总人数22%的人口，耕地资源十分紧缺，但却有大片良田被无理占用，实在令人不解。我们就以1300万亩来计算，至少造成1300万农民失去土地，每年少产粮食品店130亿斤，相当于3600万人一年的口粮。如果任占田之风发展下去，那么，我国粮食还有安全可言吗？三是包括房地产开发商在内的利益联盟的逐利行为什么会毫无顾忌呢？据国土资源部有关资料显示，从1999~2002年，每年平均有13.7万件土地犯罪案件，不到一年工夫，2003年11月就上升到16.8万件。但是，前4年中平均要有1512个，2003年要有1787个土地犯罪案件才有一个人受到刑事处分。也就是说，被作为刑事犯罪判决的概率还不到两千分之一。这种收益很大而风险很小的勾当自然使那些暴利获得者感到值得一搏。最后，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致使经济效率低下。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市场经济有好的市场经济，也有坏的市场经济，中国应当建好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何来好坏之分？但实际上就是有好坏之分，拉美一些国家在经济转型中由于权力介入市场，导致腐败盛行，贫富分化，经济效率低下，经济发展停滞，的确已经陷入坏的市场经济。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型期，由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央政府始终把握住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方向，并不断强化对腐败的惩治和对贫困群体的扶持，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基本上在健康的发展。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尤其是一些市、县、乡政府的执政能力，的确令人堪忧。少数官员借用政府权力寻租，与一些不法商人结成利益集团对弱势群众进行掠夺。坏的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掠夺经济。我们已明显地看到掠夺的迹象，近几年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和大量国有企业低价出售致使农民失地和工人下岗等现象就说明社会财富和国有资产被少数人掠夺了。这种掠夺导致的主要结果，一是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近几年各地屡屡发生的群体抗争事件和京城中信访村的规模只增不减就是佐证；二是贫富分化加剧，使得经济效率低下，发展到十分严重程度时可以摧毁经济发展的基础。近些年来，中央政府扩大内需的种种努力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就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个问题。

3房地产暴利的治理

首先，完善国家调控政策，降低商品房出售价格。目前国家出台的房价调控政策矛头主要指向投机性炒房者，而不是房地产开发商，只注意到交易过程控制，而未管住两端。因此，国家应制定商品房最高限价政策，以保护广大消费者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控制某种产品或劳务价格不合理上涨，政府采取限价政策是一种通常的做法。如二战以后美国旧金山市政府就对房屋租金实行限价长达45年。至于最高限价如何确定，则要根据各地不同情况而定。总价格主要应该包括土地购置费、建安费用、政府规定的税费与合理的利润额。实施限价政策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要对开发及交易过程发生的费用进行严格审计和监督，否则定价又会过高，审计和监督成本应从开发商上缴税费中列支，不应增加购房人的负担；二是利润率的确定要合理。房地产业的利润率究竟有多高，一些开发商公开声称只有10~15%。但据新华社2005年5月25日报道，有的开发商自曝“实际利润率都在25%以上”，并继而坦言：“没有高利润，谁做房地产”。由此可见，说房地产暴利并非冤枉，可压缩的利润空间还很大。笔者认为，房地产业平均利润率维持在10%比较合理，即当前房价下调15%是可行的。因为中国居民对商品房的潜在需求很大，降价后这种潜在需求就能变为现实需求，使市场出现购销两旺的局面。这样一来，满足了购房户的需求，地方政府追求的GDP至少不会减少，开发商也可获得正常的利润回报。也就是说降低房价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可以形成“多赢”局面。公务员之家

其次，管住土地源头，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房地产开发的基础要素是土地，近些年房地产市场混乱，暴利得逞，首先是因为政府没有管好土地这个源头。由于土地尤其是耕地是极为稀缺不可再生的资源，所以要把土地管理作为整顿房地产市场的重中之重来抓。第一，要进一步严格建设用地的审批制度，一切必须建设的项目用地的审批权收归国务院；第二，立即停止兴建大学域、高尔夫球场，在建的下马，拟建的取消。商品房建设原则上不再新征土地，尤其不准征购耕地，以改造老城区为主，而且不准破坏文化遗产和古城风貌；第三，进一步规范土地征购交易行为，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目前，城市市区和郊区的国有土地已基本上纳入规范管理，土地批租已实行挂牌、招标、投标程序，因而比较公开透明和公正。但是，农村中归农民使用土地，一旦被开发商看中，农民的合法权益就会丧失。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土地由村官、乡官们“代表”他们“处置”给开发商了。因此，要想保住农民的土地，或是要让农民获得合理的土地收益，必须赋予农民所有权。但是，这是涉及立法的重大问题，在学术界这也是一派之言，笔者倾向于这种观点。

最后，追查“原罪”，彻底根除房地产市场“蛀虫”。以上所讲的是今后应该怎么办，对近些年已经发生的少数官员贪赃枉法和一些开发商行贿拉干部下水的丑恶行径应该怎么办呢？是下不为例还是彻底清查，笔者认为应该追查“原罪”，绝不轻饶。其原因：一是若不这样做对那些失地农民和被拆迁未得到妥善安置的城市居民就很不公平，是掠夺来的财富应该归还被掠夺者，此乃天经地义；二是平息民怨，提升政府的公信力；三是消除卖方垄断，重建公平有序的竞争市场，提高经济效率。当前房市价格虽然涨幅下跌，买卖双方都持观望态度，就足以说明房市卖方垄断十分顽固，利益集团对巨额垄断利润的追求，使他们敢于蔑视公众的抱怨和对抗政府的政策。因此，若不追查“原罪”，依靠法律手段来打破这种卖方垄断和利益联盟，任何市场手段都是难以凑效的。当然，这样做是有风险的，主要取决于各级政府对形势的判断和决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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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报，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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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0)

3刘建华.关于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若干问题

的探讨[J].中国物价，2005(7)

企业暴利范文篇10

一、扩大需求：依赖国际市场不如立足国内

当今国家间的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竞争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但追根究底，不同经济体之间竞争的目的，是要进入并占领对方的市场。中国经济要持续稳定增长，扩大需求是必然的选择，因此，参与国际竞争乃可选之策。但需要讨论的是，中国扩大内需的重点应放在哪里？是更多地依赖国际市场，还是把扩大“内需”作为重点？

回顾二战后的世界经济史，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所有在战后迅速致富的国家，都是世界市场的受益者。1945年二战刚结束时，欧洲各国经过战争后均损失惨重，其经济重建需要从美国购置大量的设备，但存在相当大的资金缺口。美国当时施行的“马歇尔计划”为欧洲的重新崛起提供了初始资金，但“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的重建资金支持仅是一个开端，源源不断的后续资金，主要靠的是欧洲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美国以其巨大的国内市场，为战后的欧洲提供了丰富的资金来源。日本的复兴与欧洲走的是同样的道路。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面积狭小，国内市场容量有限。即便在二战之前，日本也并不是很发达。但日本的成功就在于把握住了世界市场的每一个机会，从中东进口石油，向世界出口产品。在不到40年的时间，日本作为曾经的战败国变成为世界第一大债权国。其他的像“亚洲四小龙”，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虎”，也都是靠出口导向型战略逐步取得成功的。

但是，成功的经验并不是总能够适用。1997年以前，众多经济专家均认为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然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打破了这一预言，东南亚的繁荣和兴旺并未持续，金融危机给这些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破产、失业、收入的下降和人民生计的窘迫。事实上，任何成功的模式，都有其辅助条件。二战后的世界格局，是一个“冷战”的时期。为让其盟友尽快富裕起来，以分担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美国慷慨地对其盟友开放了国内市场。但当时美国经济的强大，以致于可以不附加任何条件地援助其盟友。欧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是因此而成功的。

然而这些经济体的成功带来了新的问题。美国很快发现，那些曾经依靠其援助和开放国内市场来发展经济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逐渐发达后，不再需要美国的保护，并且要与美国展开竞争。此后，美国的策略开始转变，对市场准入提出了越来越多的附加条件。而前苏联的解体，又加速了这一转变的进程。欧洲通过加快共同市场的建设，努力缓解了这一转变的冲击，而亚洲却没有作出有效的反应，不得不面对越来越缩小的市场空间。过去使其成功的条件不复存在，曾经成功的模式，也就不再能够发挥作用。

当今世界中，美国、欧盟和日本是三大经济巨人，它们中有两个在亚太地区。因此，中国要走向世界，首先必须融入亚太地区。而这种融入必须正视一个问题，就是亚太地区畸形的贸易结构。畸形结构的一极是日本，另一极是美国，前者长期保持着巨额的贸易顺差，而后者则是巨额的逆差。位于两极之间的国家，大多都是通过对美国的顺差，以获得美元，同时进口日本生产的产品，以扩大日本的顺差。问题在于，任何一个国家承受逆差和顺差的能力，都有一个限度，美国和日本也不例外。

可以设想，如果有一天美国无力承担巨额逆差，则亚太地区的贸易，必将面临崩溃的局面。事实上，东南亚金融危机，已经显示出类似的迹象。

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大量的资金流入，亚太地区实现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但迫于越来越大的赤字压力，美国不能同比例地增加进口，日本虽然保持巨额的顺差，却又不放开国内市场，东南亚的产品面临的市场空间越来越小。产品不能顺利出口，不能获得外汇，而这些东南亚国家长期积累的巨额对外借款又面临着还款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爆发金融危机自然就不可避免。

亚太地区畸形的贸易结构必须改变，但什么时候能够形成新的结构，以及新的贸易结构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尚难以预测。但可以肯定，新的贸易结构的形成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在新的格局形成之前，亚太地区的经济将是不稳定的。因此，中国不应该把经济发展的重心依托在出口上。与其通过廉价出口换取外汇，不如立足国内，扩大内需。况且现阶段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万亿美元。而外汇长期闲置，又是另一种经济损失。因此，通过动用部分外汇储备，增加进口，不仅可以平衡外汇收支，而且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改善贸易结构。

而且，中国作为一个规模庞大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不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是依靠国外市场来出售所生产的产品，所需要的国际市场规模很难得到满足，因此，依靠外部拉力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很难实现。当年日本的经济总量不大的时候，美国曾轻而易举地把它推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然而现在，全世界都进口日本的产品，却还是不能改变日本经济衰退的现状。这是因为现在日本的经济总量太大了，已经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够拉动它。

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进程，可能成为欧洲未来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日本对二战的态度，无法赢得周边国家的信任，因此，它也就无法在亚洲扮演德国在欧洲那样的角色。问题是：一方面，美国已经不能支撑整个世界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亚太地区，如果出口导向型战略成功的条件再现，唯一可能的“火车头”只能是日本。但从日本以往的表现看，其承担这一角色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出口导向型战略已很难再适用。

在经济全球化时期，市场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谁掌握了市场，谁就占据着最有力的竞争地位，拥有制定市场规则的权利。ISO9000系列标准之所以由欧洲人来制定，就是因为欧洲是相关产品的最大购买者，它掌握着这些产品的最大市场。中国的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希望进入中国市场。如果中国对自己国内的巨大市场视而不见、弃之不顾，而是一味去国外寻求市场空间，则一旦国外的市场未能占领，再重新考虑重视国内市场的时候，则巨大的国内市场很可能已经被别的国家侵占。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应轻视出口，而是在现阶段的特定情况下，中国的策略要进行调整，中国经济要持续稳定增长，必须不断地扩大需求；而且政府要改善国际收支平衡，重点也必须摆在国内需求上。

二、国有资产转让：既要大胆更要规范透明

关于国有资产转让，是一个敏感而又见仁见智的话题。学界之所以存在分歧，是由于各自看问题的角度不同造成的。比如对“人性”的假定，角度不同，观点便会有很大的差异。几年前笔者曾撰文介绍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定”，引发了很多不同的观点。但如果离开了“经济人假定”，经济学的推理便失去了基础，亦没有更好的方式可以取代这个假定。

因此，这里分析国有资产转让，仍然从经济人假定出发，重点讨论三个问题：第一，国企产权为何要转让？第二，资产转让如何定价？第三，产权交易所的功能是什么？这三个问题相互关联，也相对独立。

首先是国有产权为何要转让的问题。归总的答案是改善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率。回顾改革的历程，国企改革起步于利改税，而后改行承包制，再走股份制改造道路，其间既试验过西方的模式，也试验过中国自身的方法，但效果均不理想。推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产权主体缺位。这里并不是说国有资产没有确定的所有者，相反，根据政府相关文件的规定，国有资产属全民所有。但问题在于，虽然国有资产归全民所有，却并不是由全民支配。事实上，国有资产的支配权掌握在各级政府手里，而政府作为全民的人，再授权给企业经营管理者。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经营者只对政府负责，而真正的所有者，却变成了局外人。

如果企业经营者能以全民福祉为重，恪尽职守，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便不会出现委托－问题。但问题在于，按照假设，企业经营者是经济人。经济学理论表明，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经济人要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同样存在有人们花钱办事的四种类型：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求节约又讲求效果；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求节约不讲求效果；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求效果不讲求节约；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求节约又不讲求效果。这样的例子在现实中并不鲜见。而国有企业的企业经营者恰好对应第四种方式，则不难理解国有企业中更容易出现委托－问题。

实际上，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20多年，至今所取得的成效仍然不大，其关键的原因，即在于国家独资或一股独大。股份制改革以前，经营者用国家的资金办国家的工厂；股份制改革后，经营者则用国家的股份办国家的公司。二者都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事”，都没有动力注重节约和效果，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有企业表面上在改革，而事实上其内在的机制仍没有改变。近年来，非公经济迅猛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正是因为它是“花自己钱办自己的事”，有既讲节约又讲效果的机制。可见，国有企业要转变现有机制，建立新的机制，就需要打破国家一股独大的局面，让非公资本加盟。如果非公资本遭遇屏障，不能投资国有企业，则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不能多元化，企业机制就难以转变。从这个角度看，国有资产转让是合理的。

其次是国有资产转让的定价问题。这个问题已在学界讨论了很长时间，争论的焦点是，国有资产到底该以什么样的价格转让？有学者批评当下国有资产流失，其基本的理由是国资转让价低于账面净值。尽管事实上确实存在国资流失的现象，但需要澄清的是，低于账面净值转让资产，并不一定是国有资产流失。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作为佐证。假如某人5年前花16万元买一辆家用轿车，使用寿命20年，每年折旧5%，使用5年后，折旧4万元，净值有12万元；若按里程寿命20万公里算，车已经行驶了5万公里，每公里折旧0.8元，恰好折旧4万元，净值也是12万元。然而5年后以10万元的价格转让，却无人问津。后来不得已按6万元的价格转手，虽然心中不免遗憾，但毕竟此时6万元已是市场的最高价，事实上，这就并未造成资产的流失。

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市场价格是供求均衡时的价格。按净资产转让国有资产，只是卖方的供给价（成本价），而需求价则由买方决定。如果国有资产供不应求，需求者多于供给者，则成本价就是市场价格，此时若转让价格低于净值，必然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而情况不同，结论显然也会不同。如果国有资产供大于求，转让价格则转由需求方确定，此时即使需求价格低于净值，也并不能认为是国有资产流失。那么，站在供求双方的角度，资产的市场价格应该怎么确定呢？这可以从经济学经典论述中找到答案。

美国经济学家费雪在1930年出版的《利息理论》中指出，资产价格是预期收入的贴现。比如某人花10万元种了一片果园，现在他准备把果园卖掉，则果园的价格应该怎么确定？从销售者立场看，自然不希望少于10万。但费雪认为，果园的市场价格，并不决定于其前期成本，起关键作用的有两点：一是预期收益，二是贴现率。假定果园预期年收益为8000元，贴现率（按银行利率）为10%，果园的价格就是8万元。若贴现率不变，而假定年收益为1.5万元，则果园的价格为15万元。假设一个买主手里有10万元，若存入银行年平均利息是1万元，他便不会花10万元去购买年收益只有8000元的果园。反过来，若果园的年收益是8000元，而银行利率为10%，则卖者也不会以低于8万元的价格出售果园。

最后是产权交易所的功能。从最表层的角度看，产权交易所只是一个交易平台。但从深层考虑，它其实也是一种竞价机制。在产权交易所这个平台中，不仅资产的买卖可以达成，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众多的买家在这里竞价。前面说过，资产价格是预期收益的贴现。但预期收益是未来收益，具有不确定性；而且资产为不同的人使用，预期收益也千差万别。若无买方竞价，让买卖双方直接成交，就难保国有资产转让不会造成资产流失。

这里同样可以用果园的例子来说明。同样一片果园，张先生经营预期年收益仅8000元，但若由李先生打理，预期年收益是1万元。预期收益不同，资产贴现就会差别很大。按贴现率10%计算，张先生出价8万元，而李先生会出价10万元。假如不存在产权交易所，李先生可能得不到果园出售的消息，也就不会有人与张先生竞买，则张先生就可以8万元买下果园。若这个果园属于国家所有，张先生还可能以给予回扣的诱惑来说动事主，按低于8万元的价格成交。

上述情况表明，产权交易所不仅是一个交易平台，而且也是一个竞价机制。尤其在现阶段大量国有资产参与转让的条件下，它能防微杜渐，防止贪污腐败现象的产生。当下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产权交易所虽是新生事物，但承担着重要的任务，亟待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有序进行三、社会保障空账：提高保费率不如划转国有股

近年来，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从总体上说力度比较大，但也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些困难皆源于缺乏资金。没有资金，社会保障便不能真正落实。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近10年才建立起来的，一些老职工以前没有参与保险，他们的保险账户里没有资金，但现在进入老年后，健康状况变差，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却苦于没有养老金、医疗费等。而若在社会保障基金总体数额不变的情况下，把这些老职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必然会降低那些本就在体系中的人的保障水平。

现阶段中国的社会保障基金收不抵支，上述问题即是其主要原因。从道理上讲，没有参与保险的人，就不应该领取保险金。但如果据此指责那些老职工，既不通情理，也不公平。这是因为造成这样的情形，并不是他们个人的原因，而是一个历史问题。众所周知，以前中国实行的是低工资政策，所发放的工资其实只能算作基本生活费，而其余大部分利润都上缴国家，用于新项目的建设。按照当时的政策，职工先把资金上缴给政府，将来由政府负责职工的生活和养老问题。建国后的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实行这样的做法，因此职工对此深信不疑，也愿意拿低工资。然而，等到这批职工退休，国家改变了政策，政府不再负担他们的生活和养老，而是交由社会保险机构负责，问题在于国家并没有为他们而专门拨款给社会保险机构，从而导致各方面均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现阶段政府的对策，主要是通过调补来应对，即是从其他人的社保资金中抽取一部分用于这些老职工，再用另外的人的社保资金补上缺口。这种方式在短期内可以凑效，能够解燃眉之急。但从长期来看，随着矛盾的积累，将会导致较为严重的问题。尤其是随着中国的人口日趋老龄化，年轻人的比例下降，老年人的比例上升，将来本身没有参保也需要由社会保险负责的人会越来越多，而参保的人的比例却在下降，此时，再用这种调补的方式，则将面临无资金可调的局面。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之初，就在统筹账户之外，设计了个人账户。主要出于两个目的：第一，明确个人在医疗保障中的责任，即个人要为自己的账户缴一部分费用；第二，通过明确个人账户属于个人所有，促使个人主动约束不合理的医疗消费。而且，将来即使统筹账户里的资金不足，至少个人账户这一块可以得到保障。这个设计思路本身是正确的，但由于老职工的问题没解决，国家不得不将在职职工个人账户里的资金，调出来先补贴这些老职工。其结果是打破了制度设计的初始规则，还造成了一个较大的资金缺口等待弥补。而且，个人账户名义上虽有不小的结余，实际上却近乎于一个“空账”。据有关专家估算，仅就养老金账户，空账就达8000亿之多。至于是否有这么大的缺口，未经证实，但存在较严重的问题是确定无疑的。

关于如何弥补这个缺口，有不少专家提出可以通过提高保险费费率来实现。但这一提议遇到了很多反对的声音。原因在于，现在企业的负担已经很重了，不算各种收费，仅社会保险费一种，国家文件明确规定要求上缴的，就接近工资总额的30%，如果再考虑各种补充保险，很有可能超过35%，有些地方甚至超过40%。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提高费率，无疑又会给企业施加沉重的压力，甚而可能导致企业破产倒闭。特别是保险费以人头工资为基数计取，由于国有企业冗员多，负担重，更是难以支撑，现阶段这个问题已经开始显现。如某国有大型企业，效益一直不好，虽然尽了很大努力，欠费仍高达1亿多元。按照政府出台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该企业不仅要补足欠款，还要接受处罚。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当地社保机构却相当为难，因企业确实困难，强行收缴，无异于逼其破产；而若企业破产，先不考虑其他问题，3万多职工就很难安置。而若这些职工又都去领社会保险，会带来更大的问题。因此，按照上述思路，势必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因为没钱支付保险金，所以提高保险费；但费率提上去，很多企业可能不得不面临破产倒闭，结果是缴保险费的人更少，领保险金的人更多。而这样，资金缺口会更大，问题会更严重。

有鉴于此，近来政府有意将国有企业在国内发行的股票，划转10%以弥补社保资金不足。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方法可以达到治本的效果。其优点在于，它不仅能偿还历史的欠账，而且有利于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的国有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大多数都不合理，不仅一股独大，而且流通盘较小。事实上，国有企业上市，筹资只是一个方面的目的，重要的是转换机制。但依靠现在的股权结构，很难改变机制。所以从长远看，国有股减持具有其他方式不可替代的优点，能够有助于解决机制转换的问题。而把国有股的一部分用以补充社会保险，既可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又可以及时补上历史欠账。因此，政府应及早研究，尽快出台国有股划转方案。

四、房地产市场：重点不是反暴利而是改善供给

在房地产市场方面，近来各界普遍对房产商抬高房价持反对声音。同时，不断有人要求公布开发成本、反对房地产暴利等。消费者希望房价回落，可以理解。但如果希望通过公布开发成本来打压房价，则并不是正确的应对措施。

根据经济学理论，价格并不完全取决于成本，即是说，低成本商品并不一定只能卖低价。日常生活中，低成本高售价并不少见。笔者曾在一家成衣厂参观，原来一件衬衣不过百元，后与港商合资，打上某著名衬衣商标后，价格陡涨至500多元。而事实上其成本并没有同比例提高。

事实上，按成本加成定价，需要存在一个前提，即商品短缺，供不应求。经济学理论指出，商品的市场价格要由供求双方共同确定。但若从供给者一方看，定价时必然会考虑成本，价格低于成本便不会供给商品。问题在于，如果厂商按成本加成定价，若消费者不购买，价格便没有起到实质作用。反过来，假若商品奇缺，购买者众多，价格必然会上涨，此时厂商也不会考虑仅按照成本来定价。

据笔者推测，要求公布开发商成本，其言下之意在于当下房地产价格相对于它的成本过高了，政府应该反暴利。而问题在于，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来界定价格高出成本多少才能算是暴利。假使把利润超出成本30%视为暴利，则超过这一水平的，可能远不只房地产一个行业。高科技行业如生物制药，传统产业如餐饮业，也都有可能高出这一比例。而且，若不允许企业获得高的利润，科技创新便缺乏动力，企业便较少去改进技术、提高效率。

这一点可以通过例证说明。假设有甲乙两个木匠，甲手艺较差，做一个书柜需时两天；而乙手艺精湛只需一天。若劳动力的日成本为100元，每个书柜木料成本100元，那么同样做一个书柜，甲的成本300元，乙的成本200元。再假定书柜市价是400元，那么甲的利润率为33%；乙的利润率为100%。那么在此情形下，政府是否应该对乙采取反暴利措施呢？如果反暴利，乙必然会放慢进度，做一个书柜也花两天这对社会来说，无疑是效率的损失。

再则，笔者不赞成反暴利，还因为担心这样会滋生腐败现象。正如上面提及的，由于“暴利”无从界定，则“反暴利”很可能成为权力创租的借口。关键在于，法律未对“暴利”进行明确的界定，则不可避免要由监管部门来界定。如此，企业就很有可能去寻租。事实上这是有前车之鉴的。早在20多年前，政府曾对价格进行过管制，也反过暴利，结果助长了很多腐败现象。

房价居高不下的症结不在暴利，而在供求的不均衡。供求原理指出，当商品供不应求时，其价格将上涨；而供过于求时，价格则下跌。中国房价不断上涨，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房屋供给不足。假如房地产市场有求必应，房价上涨的现象便不会出现。譬如，电冰箱、电视机的价格难以上涨，就是因为这些产品供应充足。当年广东本田轿车刚上市时，也曾经供不应求，出现价外加费，价格高涨的局面，后来随着生产量逐年增加，价格便逐渐下降。

因此，供应充足的商品，其价格不可能持续上涨。但据有关统计数据指出，国内房地产市场目前空置率达到26%，积压面积过亿平方米，这说明房屋并不短缺。既然如此，房地产价格为什么还会持续上涨，而不会下降呢？即高空置与高房价并存，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但事实上，其中的原因并不难理解。由于政府控制建房用地，开发商为了获取利润，大多选择投资建设高端住宅。而普通公众买不起高端住宅，买得起的普通住宅又缺乏供给。因此，从整体上看，国内房地产市场仍然是供不应求。

问题在于，既然高端住宅过剩，其价格为何一直居高不下？究其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普通住房短缺。因为中低档房供不应求，需求过多，拉动房价上涨，于是高端房也就水涨船高。二是消费者买涨不卖跌。从开发商的角度看，如果让房价下跌，消费者很可能会持币观望，这对原本过剩的高端房，更难有市场，所以开发商宁愿房屋空置，也不愿降价出售。三是人们对买房有乐观预期。公众普遍认为，房产将来会增值。既然收益看涨，房价便不可避免被高估。

以上三个原因仅是表层原因，而深层原因或者说更重要的则是体制方面的两个原因：一是土地垄断价格太高。开发商即使不出售房屋也能靠土地占用或转手来获取利润。二是银行软约束。开发商经审批获得土地后，依靠土地向银行抵押贷款。即便房屋不能顺利出售，而不能按期还贷，银行也很少以催还贷款为由逼迫开发商破产清算。开发商在不存在破产风险的情况下，自然不会降价出售房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