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民族主义情结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9 23:43:15

民族主义情结

民族主义情结范文篇1

一、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近代从西方传来的一种社会思潮。它最初发韧于17世纪的西欧；也有人认为民族主义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以后推广到整个欧洲，并经过美国的独立战争扩展到美洲，到了20世纪，则风靡到全世界每个国家，其主要标志就是民族国家的兴起。

中国古代只有家族、宗族和种族的概念，而没有民族的概念，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是晚近才出现在社会话语中。长久以来中国处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依靠黄河、长江和其它内陆河流的浇灌，很早就产生了稳定自足的先进农业文明，自然而然地发展出一种「华夏中心主义」的环宇观念。中国人一直以为，中国及其周边对中华文明向化之地即全部世界。直到1840年前后，中国还是以「天朝上国、君临天下」的态度去面对世界、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19世纪40年代以后，西方列强纷纷入侵中国。腐败守旧的清王朝在列强的新式战法和坚船利炮的攻击下，屡战屡败，不断割地赔款，国家危机日益深化，被动地卷入了近代化的潮流中。正如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教授所指出的：中国的巨变并非始于自觉，而是在19世纪末叶西方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轰击下开始的。中国现代化是中国在西方兵临城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劣势下被逼而起的自强运动，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所遭受的最大屈辱，过去100年是中国屈辱的世纪。天朝之败于西夷，是一屈辱；一败再败，国将不国，则是大屈辱；败于西夷，而又必须学于西夷，更是屈辱之至。故而，中国百年来之现代化运动，实为雪耻图强的运动。[1]

中国近代以来的屈辱史与她所拥有的号称5,000年辉煌灿烂的古代历史形成了鲜明对照。这在中国人──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社会精英──的心理上造成了严重挫伤和沉重压力，使国人在情感与行为上很容易趋向极端──从妄自尊大到极度自卑、盲目排外。这一点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我在国外访问时与许多西方学者交换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成因，谈到这个情结时他们大都感到困惑不解。[2]但是，理解这一情结对于认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以及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的感情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今之论者，多将辛亥革命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发端，而笔者以为，其实还可追溯至此前10余年发生的义和团运动。1899年至1900年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以贫苦农民、佣工、赤贫无产者等社会底层民众为主体，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在清政府的暗中支持（实为利用）下，到处焚毁洋教堂，破坏铁道和电线，攻击外国传教士和教徒，直至围攻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处死德国公使。最后，由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相勾结，义和团在八国联军的武力进剿下被镇压下去了。这一发生在百年前的大规模、跨省域的民众运动将矛头直指帝国主义的入侵，明显具有爱国、反帝的性质，对此后的民间民族主义的勃兴起了直接的催生作用，对民族心理形成的影响也是长久的。

但正如陈勤等人指出的，义和团运动的负面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其「扶清灭洋」的口号表明它与清朝专制统治者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二是其具有狂乱、盲目、非理性的排外主义色彩；三是其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中带有传统民间文化特别是戏曲文化与降神附体的民间宗教迷信的浓厚色彩，显得极为原始。[3]此论提出的前2种现象至今仍像幽灵一样，在中华大地和互联网上到处游荡，而第3种现象则在民间仍广有市场。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帝国的腐朽统治，中华民国于1912年1月1日成立，奠定了民族国家的基本政治架构。革命的主要领袖孙中山早在1903年就师法美国前总统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思想，提出了全新的政治主张──三民主义，其要义之一即民族主义。孙氏提出的民族主义的初始含义主要是反满，以推翻以满清贵族为首的专制政权，即所谓「驱逐鞑虏、复兴中华」。这主要是为了顺应当时的革命需要，但明显存在着大汉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倾向。孙中山后来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在辛亥革命后提出了「五族共和」原则以资补救。他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4]其后于1920年又加以修正：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应该把我们中国的所有各民族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5]孙中山还在1921年提出了民族自决原则，并将其载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存在着一些严重失误，如将血统当作民族形成的首要因素、混淆了国族与民族的区别、晚年力主「大亚洲主义」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主持「巴黎和会」，中国在外交上遭到失败，日本取代德国强行获得在山东的特权，因而爆发了「」。为解救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并主张社会、政治和文化革命，从西方引进「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以唤醒民众、救亡图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最重要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经此一役国人形成了现代民族意识。如果说「」主要是民族精英的动员，抗日战争则是全民族的总动员。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亡国的危险，中国这个总体上仍属前现代的落后农业大国众志成城，「地无分南北，人无分长幼」，动员起全民的力量，集合起规模空前的数百万军队，与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苦战8年，最后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有力支持下终于取得了百年来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全面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民族主义情结从此得以寄托。[6]

以上对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形成之简要的纵向历史回溯意在说明，民族主义发生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其特性与功能或与其它民族相似，但也有源于文化积淀的成份，大致可分为消极性与积极功能两类。

中国民族主义的消极特性之一即妄自尊大。传统文化以为中国即天下，乃世界之中心，视其它国家为「蛮夷」「化外」，认定它们应对中国「向化」、朝贡，即所谓「中央之国，四方来仪」。这种文化令国人的潜意识中深藏着天朝情结及妄自尊大心态。孙中山曾指出：中国为世界最古之国，承数千年文化，为东方首出之邦。未与欧美通市以前，中国在亚洲之地位，向无与之匹敌者。即间被外族入寇，如元清两代僭主中国，然亦不能不奉中国之礼法。而其他四邻之国，或入贡称藩，或来朝亲善，莫不仰慕中国之文化，而以中国为上邦也。中国亦素自尊大，目无他国，习惯成自然，遂成为孤立之性。[7]鲁迅也一针见血地说过：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就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8]时至今日，仍有国人坚持认为：中华文明至高无上，可以拯救世界、人类；至于西方的科学发明、民主、法制，则中国古已有之；甚或以为21世纪应是中国的世纪等。

其二为「排外情结」。中国传统中的文化排外主义与文化自大主义是一对孳生兄弟。

表现为以正统自居、闭关自守、孤芳自赏，排斥一切外来事物，蔑视国外先进的东西，抗拒世界主流文明。从义和团运动中可以明显看到掺杂在爱国主义精神中的这种成份的落后性、反动性和破坏性。[9]

其三可曰国民劣根性。历经2,000多年专制主义的摧残，国人的性格中颇多不健康成份，尤其是缺乏同情心、理解心及对公共事务的兴趣与热情，过多考虑私人利益。梁启超说过：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10]他对国人的私德评价也不高，曾制作一「历代民德升降表」，显示国人的私德从春秋至20世纪初总体上趋于下降。[11]孙中山和陈独秀亦直斥国人为「一盘散沙」。鲁迅对国民自私、愚昧、冷漠的劣根性更是痛心疾首并无情揭露。他指出：中国人是十足的毫无血性的欣赏残酷的动物。杀头，有之已属不幸，但更不幸的是杀头在中国居然可以当成古董似的，可供看客们玩赏、过瘾和作乐，而国民却乐此不疲，在生命的悲哀处看出快乐和满足，在头颅和鲜血中得到娱悦和享受。[12]国民劣根性植根之深，由「911」恐怖大屠杀后许多国人幸灾乐祸即可见一斑。

中国民族主义之消极特性实为中国追求现代化与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主要障碍。但它也有一些积极功能。其一是可聚合民族、抵御外侮。民族主义是强化民族自尊心、自强心和自信心的最有力工具，有助于争取与维护民族独立，号召国民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民族主义提倡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可在社会中造就一种奋发向上、团结一心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凝聚力。当国家面临外敌入侵时，只有民族主义能很快动员起全民族的各种力量与资源，形成统一的民族意志，同仇敌忾、不怕牺牲、共御外侮，抗日战争即为典范。其二是有助于恢复和保存丰富而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丰富社会的价值资源和文化生活。它在这一传统因受到长期清洗和毁损而几近消灭之际[13]，主张维护本民族历史、文化、语言甚至物产上的独特性。其三是鼓励民族自强。中国文化中素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传统。近代以来，由于长期经受专制政体的暴虐统治与帝国主义的掠夺，中国积贫积弱，国民生活困苦不堪。广大民众及各界精英无不渴望民富国强，振兴中华遂成为民族精神之核心，而振兴之道是实现现代化则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现代化目标不仅涵盖工业、农业、国防、科技之现代化，亦包括政治、社会、文化与人的全面现代化。在走向全面现代化的进程中，民族主义比任何其它意识形态具有更大的社会动员力，可有效凝聚民心，充份调动各种社会资源。故而我们应对中国的民族主义秉持理性、清醒的态度，克制其消极性，发扬其积极功能，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与民主化。二、中国「新民族主义」的崛起

2年前在一次国外的学术会议上与会学者指出：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崛起的一波民族主义浪潮与「」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浪潮之主题并无多少差别，两者都是追求富强；但与「」时期的民族主义相比，新一波民族主义面临不同的制度文化背景，具有不同的意义，故可将90年代后崛起的民族主义称为「新民族主义」。

与「」时的民族主义相比，「新民族主义」在内政上显出保守主义特性；前者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激烈批判，而后者则对现存体制高度认同，但在国际关系上具有相当之进取性，主张改变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要在国际事务中发出不同凡响的声音，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争取更多的权力和权益，建立一个符合中国民族主义情怀和国家利益的国际新秩序。[14]

目前「新民族主义」并非统一的观念体系，其内容及成份相当芜杂，官方与民间的认知也有相当差异。官方的民族主义定位为爱国主义，其主张是，人民既然爱国就应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在民间则表现为呼唤中国要强大、要反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宰世界。近年来知识界有部份人认为，民族主义有排外之嫌，宜以爱国主义代之。在诸多民族主义论调中，最激进的是「说不」派，他们在代表作《中国可以说不》一书中大声疾呼：我们的青年应拥有这种自豪感，我们要准备打仗。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15]有人甚至提出，在新的极权主义统治这个世界后，李白诗中那「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侠客精神乃未来人类的唯一拯救。[16]不难看出，他们的极端主张与本.拉登和塔利班的「圣战」理念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新民族主义崛起的原因很多，除前述历史渊源外，笔者以为还有以下几点。第一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失败与重建合法性的需要。对执政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共而言，意识形态乃统治合法性之重要基础。官方意识形态主要由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简称共社集爱）4部份组成；共产主义为意识形态正确性之依据，社会主义是阶段性理论纲领，集体主义是组织控制的依据和伦理基础，爱国主义则是凝聚人心的口号和旗帜。它曾在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巩固并强化了中共的，使广大民众包括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真心以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但中共执政的历史结果及社会的变迁已宣告这种意识形态的失败。首先，《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共产主义宗旨是消灭私有制、剥削和资本主义，但以共产主义理念为统治合法性基础的中共，如今却正大力发展私有制、纵容剥削、实行「权贵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理念事实上已弃如敝履。其次，社会主义理念之3大基本特徵（「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17]在当下的中国已变得面目全非，民营经济和私有企业异军突起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计划经济已为市场经济所取代，按劳分配则由按要素分配或按资本份配所取代。苏联及东欧的转型也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消亡和20世纪全球性社会主义大试验的失败。再次，在目前人们价值观念嬗变与崇尚个人主义的时代，集体主义也不再被大多数人所奉行。由于意识形态的失败直接导致信仰和信任危机以及政权的合法性危机，执政党不得不对官方意识形态修修补补，以继续维系其合法性。而在「共、社、集」都已失效的现实面前，唯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还具有相当号召力。所以鼓动爱国主义就成为执政党修补意识形态的最佳选择。

以意识形态工具从事社会和政治动员往往采取煽情方式，而煽情的有效手法即制造一种「乌托邦」信念，此乃官方民族主义宣传的重要特点。不管官方民族主义宣传所构造的「乌托邦」如何虚幻，只要它能有效地吸引民众并造成信从者的入魔状态[18]，宣传者就会乐此不疲地煽动下去。美国康乃尔大学安德生教授（Anderson）认为，通常意义上的官方民族主义，是指国家掌权者因害怕地方分离主义可能瓦解民族国家，而以人为制造出来的民族主义作为维系民族国家整合的意识形态。但中国的官方民族主义与此含义不同，它被称为爱国主义，主要是指在执政党的威权统治下抵御外部势力的挑战，以捍卫执政党及其政权的合法性。因此，中共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爱国必须爱党」，这突显出中国式官方民族主义的性质，它完全服务于执政党重塑合法性的政治策略。「新民族主义」的崛起还与传媒被长期垄断下的舆论误导有关。执政党一向视大众传媒为意识形态宣传工具，并通过其党务宣传部门高度垄断、「严防死守」，由此导致了「舆论」的高度一律。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几乎全部掌控在党的手中，连互联网也受到严密管制。个别媒体稍稍开放一点就受到严厉惩戒，2001年以来已有《南方周末》、《书屋》、《南方都市报》、《信息时报》、《北京青年报》、《国际金融报》、《广州日报》等一批媒体受到整肃。[19]这种状况导致被《宪法》称为「国家主人」的民众无法享有最基本的知情权。长期的信息操纵与「舆论导向」可以产生一种社会控制力，使人们的思想和情绪发生偏移。「六四」之后的意识形态宣传目标是，对内「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外「防止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并把「爱国主义」教育列为「五热爱」之首。

所谓的「反自由化及和平演变」所针对的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六四」后中国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而美国一直坚持人权外交政策，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对立极为尖锐，执政党把美国视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尽管出于对美国实力的考虑，中共政权在外交上不敢真正与美国翻脸，但在国内的舆论造势上却通过垄断言论的权力极尽「妖魔化」美国之能事。美国在国内外的每一点失误或问题都被放大为其制度的缺陷，或夸张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恶果。

中国的主流媒体一直向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灌输对美国的仇恨，甚至不惜歪曲和捏造历史，声称远在列强瓜分中国的时代美国就是、而且一直是世界上唯一「亡我之心不死」的超级霸权。这样就利用制造舆论的力量达到了通过正当组织动员达不到的阴暗目的。[20]许多迹象表明，执政党长期操纵舆论、控制信息、强制性灌输洗脑，已在民间造就出自发性的反美民族情绪；民族振兴被人为地与强化政权的权威捆在一起，增强国力军力与反对美国霸权互为表里，中国正加速向狭隘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演变。「911」之后部份国民的歇斯底里发作，正是中共多年的怨妇腔调和仇恨教育、支持或默许无赖国家和伊斯兰「圣战」等外交政策、特别是反美仇美的意识形态灌输、控制「舆论导向」和剥夺民众知情权等做法所导致的必然恶果。[21]

「新民族主义」的崛起也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国力增强有关。多年来中国经济维持了较快的增长，2000年GDP跃居世界第七位，外汇储备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2001年获准加入了WTO，还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这些指标与事件大大刺激了国人及海外华人的民族自豪感，强化了「大中国情结」。在此背景下，一些知识精英提出了「大中国」构想，以「政治中国」（指拥有国家主权的、有领土界定的中国）为中心，以「经济中国」（指世界各国的华人经济、商业纽带所连接的共同体）为基础，以「文化中国」（指有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地区）为，视21世纪为「太平洋的世纪」，而在环太平洋国家中则中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22]

当然，国内也有学者对「新民族主义」的主张和表现持怀疑态度，并直斥为伪民族主义。例如朱智勇即指出：真正的民族主义应该具有价值层面的信仰与绝对的忠诚，而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其实十分稀缺，至少在汉民族中比较少；国人历来是非常注重私利与讲求现实的，从古到今为了某种价值而忠诚信守者一向不多；在于己无害的情况下，人人都可以表达或渲泄一下民族情绪，一旦出现某种风险的时候，许多人会立即逃之夭夭或噤若寒蝉；而当有某种好处如出国留学、国外定居、外企任职时，则趋之若骛、去无反顾。因此，这种所谓的民族主义是很不可靠和多变的，并没有多少真实的力量，与其说是「新民族主义」，不如说是伪民族主义。[23]

确实，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托派」（指参加英语托福考试）人数呈直线上升之势，许多在校学生声讨完美国霸权之后立即投入「托福」考试，千方百计地争取到美国留学[24]；申请到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定居的人数也在迅速增加。王力雄在论述「911」事件时也指出：西方国家不应被中国的民族主义表象所迷惑。当前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只是一种足球流氓式的宣泄──为己方球队加油助威和起哄辱骂对方球队而已──没有真值得世界畏惧的威胁。真正的民族主义是一种信仰，是要像「911」死士那样为之舍生取义的；而经过百年「翻饼」最终坠入全民逐利的中国，早已失去信仰立足的基础，起哄时可以个个踊跃，上战场则会找不到人影。一旦中国进入一个信息开放、言论自由的多元社会，不再受的政治煽动和洗脑，中国今日展现在世界面前的不可理喻，很快就会发生变化。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不是中国人民的问题，而是中国专制权力的问题。要避免未来中国成为世界的「黄祸」，唯有改变中国的专制权力。[25]

三、「健康的民族主义」与「病态的民族主义」

「911」事件发生后，国内的反映并不都是幸灾乐祸的，有一批知识界及其他方面的人士公开发表声明谴责恐怖主义罪行[26]。国内颇有影响的报刊如《财经》、《南风窗》、《南方周末》等都发表了谴责恐怖主义的文章。[27]例如，《财经》杂志全体同仁呼吁：面对敌视一切文明一切种族一切社会的邪恶，全世界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明，联合起来！[28]《南风窗》杂志的国际问题观察员写道：恐怖主义不仅挑战某个政府，更挑战了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今天是美国人，明天可能是俄罗斯人、法国人、埃及人、巴西人、中国人。在无辜的的亡灵面前，恐怖分子的主义和真理显得非常狭隘、苍白、野蛮。「911」事件使全世界有了一个明确的共同敌人：恐怖主义。[29]反观那些「叫好者」，却鲜有署真名发表意见的，谈事实讲道理的也不多，绝大多数是匿名在网上乱骂一气。这种对垒分明的现象或许昭示着国人的分野。虽然不能肯定双方营垒中的每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但至少他们都自认为是爱国者。分歧在于何谓爱国？爱什么国？人权与主权孰先孰后？对自由、民主、正义等基本价值取何态度？

尽管世界上出现了象欧盟、东盟、独联体等各种形式的国家联合的趋势以及成立全球政府的呼声，但在可预见的将来，国际社会可能仍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因此不同国家的民族情感和民族主义仍将各有所托。既然在全球化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背景下，独特的历史和当下的局势令国人的民族情感与民族主义不断提升，就十分有必要厘清两种不同性质的民族主义，以便能以一种比较恰当的态度去对待世界。

笔者以为，可把民族主义区分为「健康的民族主义」和「病态的民族主义」两种，两者之间泾渭分明。在价值标准方面，「健康的民族主义」会主张人权是第一位的价值，人权高于一切；而主张（国家）主权是第一位的价值、主权高于一切的则属「病态的民族主义」。

在理念取向上，「健康的民族主义」会主张中道、宽容、多元；「病态的民族主义」则主张极端、强制、一元。在对外关系上，「健康的民族主义」会主张和平共处，吸收先进思想与事物，反对恐怖主义；「病态的民族主义」则惟我独尊，排斥外来事物，同情恐怖主义。在内政事务上，「健康的民族主义」主张人民主权，自由优先，重视民生；「病态的民族主义」则主张国家至上，实行专制，服从强权。当然，对现实的分析比这种概念上的区分要复杂得多，譬如某些倾向极端民族主义的人也宣称他们拥护民主，其真心如何倒也不难分辩，只须看他对待国内专制统治与政治权力的态度即可了解。

国内有不少人因长期受舆论宣传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有某些「病态民族主义」的观念，这本身并不可怕，大多数人在拥有知情权后会逐步转变自己的观念。危险在于某些具有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权势人物或权势集团，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可能煽动和利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把本国人民和人类社会引向灾难，就象二战时的德、意、日法西斯一样。希特勒用来欺骗与奴役德国人民、建造第三帝国、对外侵略扩张、并把全世界引向战争和灾难的主要工具就是民族社会主义。[30]纳粹党人也曾提出「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口号。希特勒还说：个人是短暂的，民众是永存的；如果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在个人的神化之中必定导致民众的毁灭，在必要时，民族社会主义则不惜牺牲个人来保护民众。[31]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也是用国家、爱国的概念来煸动民族沙文主义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则利用天皇权威和忠君爱国思想推行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朱庭光等编写的《法西斯体制》一书[32]汇集了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深入阐释了法西斯体制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到米洛舍维奇、拉登、塔利班及世界上其它极权势力的影像。「病态的民族主义」一旦被政治狂人操纵就会演变成极端性、恶质化的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对人类文明造成毁灭性的后果，20世纪的2次世界大战已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911」恐怖事件再一次提醒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定要对「病态的民族主义」与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保持高度警惕！健康的民族主义」首先是开放、温和、理性、尊崇个人自决权的民族主义。它对外强调与其它文明的和平共处，并学习和吸收各种有益的成份充实自己；对内它接受多元的价值和文化，主张巩固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架构，不致演变为盲目的排外主义。在经济和文化的国际交流与竞争中，任何国家只有勇敢地打开大门，师人之长、弃己之短，摆脱宗法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的束缚，才能真正富强起来，从而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对一个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说，英勇反抗外国侵略固然是爱国，维护与外国的和平相处关系、开放自己的国家、促进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本国的社会进步，同样体现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是更为复杂和艰巨的任务。[33]中国100多年来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奉行专制主义的统治者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后的20多年里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先进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引进各种稀缺资源，结果是一改「一穷二白」的面貌，使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的综合实力得到很大提升。对外坚持开放、对内坚持改革、努力发展经济、实行宪政民主，是古老的中华民族焕发新生与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舍此别外它途。

「健康的民族主义」还是珍视自由与和平的民族主义。它与「病态的民族主义」的价值观截然不同，会高度珍视自由与和平的崇高价值，如同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诗中所表达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和平与自由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任何形式的暴力在破坏和平的同时也在摧毁自由的基础，若针对无辜平民使用暴力、剥夺他人的自由与生命，更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在当今世界上，恐怖主义与极权主义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已成为自由与和平的主要敌人，对后者构成了致命威胁；一旦恐怖主义和极权主义者掌握了核武器或生化武器之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大搞「超限战」，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毁灭性的危险。因此，各国「健康的民族主义」应在维护自由与和平的道义基础上联合起来，结成强大的国际力量，共同制止恐怖主义与极权主义对自由与和平的危害。

「健康的民族主义」还是自觉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民族主义。世界主流文明已经历几百年的发展，汲取了几千年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决不仅是某一些国家和地区人们智慧的结晶，也是整个人类几千年发展的积累和结晶。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曾经遭遇到一系列挑战，而对于这种挑战的回应，大多已以经验、特别是以制度安排的形式积累起来。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建立一种能合理配置资源又具有自我发展动力的经济体制，如何建立一种以法治精神与法律体系为基本框架的社会生活的运行机制，如何建立一种能有效地管理国家并制衡权力、克制腐败的宪政民主政治，如何在保证社会总体进步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自由，如何建立一种使科学和理性的精神能正常发育和存在的人文环境，面对这一系列任务，迄今为止除了国际社会公认的现代文明以外，还没有另一种文明能提供更成功的系统经验和制度框架。如果采取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排斥世界主流文明，鼓吹意识形态化的「乌托邦」，显然是没有前途的。[34]

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果被导向健康的、开放的、追求自由民主和现代化的道路，那将是中国与世界的幸运。反之，中国的民族主义若被导向病态的、极端的、恶质化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方向，则将是中国与世界的灾难，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了。

中国人啊！一定要用心去辨识和选择。

【注释】

民族主义情结范文篇2

一、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

其二为「排外情结」。中国传统中的文化排外主义与文化自大主义是一对孳生兄弟。

确实，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托派」（指参加英语托福考试）人数呈直线上升之势，许多在校学生声讨完美国霸权之后立即投入「托福」考试，千方百计地争取到美国留学[24]；申请到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定居的人数也在迅速增加。力雄在论述「911」事件时也指出：西方国家不应被中国的民族主义表象所迷惑。当前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只是一种足球流氓式的宣泄──为己方球队加油助威和起哄辱骂对方球队而已──没有真值得世界畏惧的威胁。真正的民族主义是一种信仰，是要像「911」死士那样为之舍生取义的；而经过百年「翻饼」最终坠入全民逐利的中国，早已失去信仰立足的基础，起哄时可以个个踊跃，上战场则会找不到人影。一旦中国进入一个信息开放、言论自由的多元社会，不再受的政治煽动和洗脑，中国今日展现在世界面前的不可理喻，很快就会发生变化。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不是中国人民的问题，而是中国专制权力的问题。要避免未来中国成为世界的「黄祸」，唯有改变中国的专制权力。[25]

三、「健康的民族主义」与「病态的民族主义」

中国人啊！一定要用心去辨识和选择。

【注释】

[1]金耀基，「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历史──提供一个理解中国百年来现代史的概念架构」，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至第9页。

[2]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夫妇在《创造一个新的文明》一书中写道：许多高科技社会的人们很难理解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动机，他们狂热的爱国主义激情使人费解。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3]陈勤、李刚、齐佩芳，《中国现代化史纲──无法告别的革命》，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

[4]《孙中山文集》上卷，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485页。

[5]转引自张磊的《孙中山思想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页。

[6]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页。

[7]孙中山，《建国方略》，见《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7页。

[8]转引自沙莲香主编的《中国民族性》（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9]王培元，「华夏中心主义的幻灭与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产生」，《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页。

[10]《梁启超选集》，「新民说」第5节「论公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3页至214页。

[11]出处同上，见「论私德」一节。

[12]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66页至267页。

[13]刘军宁，「民族主义四面观」，《知识分子立场》，出处同注[9]，第13页。

[14]1999年11月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和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召开了一次讨论台海两岸民族主义的学术会议。参见林佳龙、郑永年主编的《民族主义与两岸关系──哈佛大学东西方学者的对话》，新自然主义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4月出版。

[15]宋强、张藏藏、乔边等，《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中华工商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41页。

[16]引自李白的「侠客行」一诗，见房宁、王小东、宋强所着《全球化阴影下的中

国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375页。

[17]参见《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524页。

[18]徐迅，《民族主义》，第54页。

[19]见2001年11月12日《报刊文摘》、2001年第11期《传媒》等报导。

[20]林秉贤，《社会心理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页。

[21]刘晓波，「垄断舆论和灌输仇恨的恶果」，《争鸣》（香港），2001年11月号。

[22]徐迅，《民族主义》，第153页。

[23]这是朱智勇在与笔者的一次讨论中提出的观点，此观点尚未正式发表。

[24]有人在网站讨论中披露，1998年6月29日克林顿到北大发表讲演时，当面抨击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几位学生代表如今多数都在美国生活，其中词锋最利的一位女生据说已嫁给美国人，成为身体力行的「国际主义者」。

[25]王力雄，「武器消灭不了仇恨」，《开放》（香港），2001年11月号。

[26]如包遵信、刘晓波、任不寐等人发起的「致布什总统和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先后有1000多人签名；还有朱学勤、徐友渔、秦晖等人也发表了声明。

[27]还有很多发出正义声音的人士与媒体，在此不一一列举。

[28]《财经》（北京），2001年10月号。

[29]庄礼伟，「9.11事件与全球变迁」，《南风窗》（广州），2001年11月。

[30]德国纳粹法西斯主义的德文原文是Nationalsozialismus，中文即民族社会主义（缩写是Nazismus，故音译为纳粹主义）。

[31]引自朱庭光主编的《法西斯体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1页。

[32]出处同上。

民族主义情结范文篇3

一、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主持「巴黎和会」，中国在外交上遭到失败，日本取代德国强行获得在山东的特权，因而爆发了「」。为解救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并主张社会、政治和文化革命，从西方引进「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以唤醒民众、救亡图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最重要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经此一役国人形成了现代民族意识。如果说「」主要是民族精英的动员，抗日战争则是全民族的总动员。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亡国的危险，中国这个总体上仍属前现代的落后农业大国众志成城，「地无分南北，人无分长幼」，动员起全民的力量，集合起规模空前的数百万军队，与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苦战8年，最后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有力支持下终于取得了百年来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全面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民族主义情结从此得以寄托。[6]

其二为「排外情结」。中国传统中的文化排外主义与文化自大主义是一对孳生兄弟。

二、中国「新民族主义」的崛起

「新民族主义」的崛起还与传媒被长期垄断下的舆论误导有关。执政党一向视大众传媒为意识形态宣传工具，并通过其党务宣传部门高度垄断、「严防死守」，由此导致了「舆论」的高度一律。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几乎全部掌控在党的手中，连互联网也受到严密管制。个别媒体稍稍开放一点就受到严厉惩戒，2001年以来已有《南方周末》、《书屋》、《南方都市报》、《信息时报》、《北京青年报》、《国际金融报》、《广州日报》等一批媒体受到整肃。[19]这种状况导致被《宪法》称为「国家主人」的民众无法享有最基本的知情权。长期的信息操纵与「舆论导向」可以产生一种社会控制力，使人们的思想和情绪发生偏移。「六四」之后的意识形态宣传目标是，对内「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外「防止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并把「爱国主义」教育列为「五热爱」之首。

确实，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托派」（指参加英语托福考试）人数呈直线上升之势，许多在校学生声讨完美国霸权之后立即投入「托福」考试，千方百计地争取到美国留学[24]；申请到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定居的人数也在迅速增加。

王力雄在论述「911」事件时也指出：西方国家不应被中国的民族主义表象所迷惑。当前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只是一种足球流氓式的宣泄──为己方球队加油助威和起哄辱骂对方球队而已──没有真值得世界畏惧的威胁。真正的民族主义是一种信仰，是要像「911」死士那样为之舍生取义的；而经过百年「翻饼」最终坠入全民逐利的中国，早已失去信仰立足的基础，起哄时可以个个踊跃，上战场则会找不到人影。一旦中国进入一个信息开放、言论自由的多元社会，不再受的政治煽动和洗脑，中国今日展现在世界面前的不可理喻，很快就会发生变化。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不是中国人民的问题，而是中国专制权力的问题。要避免未来中国成为世界的「黄祸」，唯有改变中国的专制权力。[25]

三、「健康的民族主义」与「病态的民族主义」

「健康的民族主义」首先是开放、温和、理性、尊崇个人自决权的民族主义。它对外强调与其它文明的和平共处，并学习和吸收各种有益的成份充实自己；对内它接受多元的价值和文化，主张巩固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架构，不致演变为盲目的排外主义。在经济和文化的国际交流与竞争中，任何国家只有勇敢地打开大门，师人之长、弃己之短，摆脱宗法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的束缚，才能真正富强起来，从而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对一个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说，英勇反抗外国侵略固然是爱国，维护与外国的和平相处关系、开放自己的国家、促进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本国的社会进步，同样体现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是更为复杂和艰巨的任务。[33]中国100多年来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奉行专制主义的统治者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后的20多年里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先进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引进各种稀缺资源，结果是一改「一穷二白」的面貌，使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的综合实力得到很大提升。对外坚持开放、对内坚持改革、努力发展经济、实行宪政民主，是古老的中华民族焕发新生与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舍此别外它途。

中国人啊！一定要用心去辨识和选择。

【注释】

[2]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夫妇在《创造一个新的文明》一书中写道：许多高科技社会的人们很难理解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动机，他们狂热的爱国主义激情使人费解。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3]陈勤、李刚、齐佩芳，《中国现代化史纲──无法告别的革命》，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

[4]《孙中山文集》上卷，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485页。

[5]转引自张磊的《孙中山思想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页。

[6]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页。

[7]孙中山，《建国方略》，见《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7页。

[8]转引自沙莲香主编的《中国民族性》（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10]《梁启超选集》，「新民说」第5节「论公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3页至214页。

[11]出处同上，见「论私德」一节。

[12]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66页至267页。

[13]刘军宁，「民族主义四面观」，《知识分子立场》，出处同注[9]，第13页。

[15]宋强、张藏藏、乔边等，《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中华工商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41页。

[16]引自李白的「侠客行」一诗，见房宁、王小东、宋强所着《全球化阴影下的中

国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375页。

[17]参见《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524页。

[18]徐迅，《民族主义》，第54页。

[19]见2001年11月12日《报刊文摘》、2001年第11期《传媒》等报导。

[20]林秉贤，《社会心理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页。

[21]刘晓波，「垄断舆论和灌输仇恨的恶果」，《争鸣》（香港），2001年11月号。

[22]徐迅，《民族主义》，第153页。

[23]这是朱智勇在与笔者的一次讨论中提出的观点，此观点尚未正式发表。

[25]王力雄，「武器消灭不了仇恨」，《开放》（香港），2001年11月号。

[26]如包遵信、刘晓波、任不寐等人发起的「致布什总统和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先后有1000多人签名；还有朱学勤、徐友渔、秦晖等人也发表了声明。

[27]还有很多发出正义声音的人士与媒体，在此不一一列举。

[28]《财经》（北京），2001年10月号。

[29]庄礼伟，「9.11事件与全球变迁」，《南风窗》（广州），2001年11月。

[30]德国纳粹法西斯主义的德文原文是Nationalsozialismus，中文即民族社会主义（缩写是Nazismus，故音译为纳粹主义）。

[31]引自朱庭光主编的《法西斯体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1页。

[32]出处同上。

民族主义情结范文篇4

关键词：陈序经全盘西化整体主义世界主义进化论民族主义

陈序经(1903～1967年)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西文化论战上．他所主张的“全盘西化论”，既不是一时冲动的表现。也不是为了标新立异。立足于陈序经的文化学理论来探讨其全盘西化论及民族主义情结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角度。

一、文化整体主义与文化世界主义

“整体主义”是陈序经文化学理论所持的基本观点。陈序经坚持文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文化本身上是分开不得，所以它表现出的各方面。都有连带及密切的关系”Ilj，但是为了研究上的主观方便，人们对文化进行结构分析。从东西方文化各自是一个整体出发，陈序经自然得出全盘西化的结论：“要格外努力去采纳西洋的文化，诚心诚意地全盘接受它，因为它自己本身上是一种系统，而它的趋势，是全部的，而非部分的。”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固然具有整体性，但是文化同样具有可分析性。组成文化系统的各个要素一方面是相互联系、和谐地构成一个有机体，但是“一个文化系统的落后过时，固然与组成它的文化要素有关，但根本的原因在于其结构的不合理。”[2](P399)要破除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结构，并不意味全盘抛弃构成文化体系中的各个要素，因为中国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已经积淀形成了跨时代的、适应现代社会价值的个性特征。不惟独中华民族，事实上“每个民族都会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贯穿于各时代的、为各个时代的人们所接受的、作为传统而保持下来的个性特征。”[3](P260)

中西文化本来各自独成一体，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受到了合乎时展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陈序经从此出发．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代表着世界文化的发展潮流，中国要摆脱民族危机和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全面学习西方文化，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西方现代化模式看作是世界各民族文化未来发展、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标准和模式，结果在文化理论上陷入了文化世界主义或西文中心主义的泥潭之中。陈序经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接触最终将产生一种世界文化，所谓“世界文化”，实质是指西方文化。尽管在逻辑上不能将“世界化”等同于“西化”，不能将“西化”等同于“现代化”。但是在西方文化控制下的近现代世界，“西化”实际上成为“世界化”、“现代化”的代名词。如陈序经强调所说，“在实质上，在根本上，所谓趋为世界化的文化，与所谓代表现代化的文化，无非就是西洋文化。”一句话，“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西方文化代表了世界文化，指示了传统文化发展的现代方向，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要实现现代化，不得不采纳西方文化。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主张主动、尽快、彻底地全面吸收现代西方文明成就，以适应时代的潮流，摆脱民族危机步入强国之林，体现了陈序经体察中西文化后的一种世界眼光。

但是。无论是文化整体主义还是文化世界主义，在理论上都否定了文化的民族性和独特性，片面地突出了文化的时代性、普适性。不同的文化不仅具有共通性，而且具有差异性。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时代性差异和民族性差异。陈序经事实上否定了文化内在的民族性差异。一方面，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的外在工具，它在不断地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但是另一方面，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基础，特别是决定民族精神层面和价值心灵层面的文化观念，更不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立即发生改变。如学者指出，文化中“决定民族精神的层面，则往往表现出巨大的传统惰性力，并不随着其他层面的变化而立即改变，只有通过物化结构和时代精神层面的几度变迁或强烈冲击，才能逐渐变化，并且不可能完全更新。”册文化的民族特点对于民族的认同、凝聚具有很大的价值，而陈序经却没有看到这一历史事实。

二、进化论对整体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影响

陈序经的文化进化理论主要来自斯宾塞，他说：“进化论的根本观念，是先有天体，然后有生物；有了生物，然后有心理与社会现象，这是无论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嗍㈣从文化发展的方向来看，文化的进化，是由低到高，由简到繁；由纷乱浑漠的形态，而变为明确特殊的形态；由散漫和少数部分的结合，而变为密切与多数部分的结合；是从为欲望的满足而趋于有目的的要求。在文化的进化发展中，突变的意义十分重大。这个“突变”就是“全盘西化”。生物学的进化论的观点是他主张全盘西化论的根本原因。

在进化论的视野下，陈序经认为西方文化顺应了时代环境的变化，代表着现代文明，而中国文化却依然是落后的农业文明，不合乎时展的要求，必然会被时代所淘汰。他批评了当时中西文化观上的复古派，指责复古派“以为环境时代是不变的．所以圣人立法，可以施诸万世而用于四海：他们却忘却了圣人之所以为圣人，都不过是这种时代和环境的出产品!”

进化论是近代以来激进主义思潮的根本世界观和价值观在进化论的指导下，西方文化代表的是现代与进步，中国文化代表的是传统与落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是水火对立的关系，要现代就必须彻底否弃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者，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已经包含了全盘西化的价值趋向。指出中西文化“二者分野，俨若鸿沟。既无同化之功，亦鲜融合之效。”19](P253)陈独秀说：“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Bol(唧’在进化论的基础上．陈序经得出了要现代化必须全盘西化的结论：“假使中国要做现代世界的一个国家。中国应当彻底采纳而且必须全盘适应这个现代世界的文化”陈序经全盘西化论“这种全面反传统的文化观念实际上是承接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只不过是更为极端罢了。”

三、陈序经的理论表述和理论动因

历来的论者一般都指责全盘西化论者缺乏“民族主义”这一维度。赵立彬在《崇洋心理和全盘西化思潮》一文中，指出全盘西化论所依托的社会心理基础之一就是崇洋心理。为了澄清这一问题，在这里，首先要作一种区分：理论表述中的主义和理论动因中的主义。尽管陈序经在理论表述中，激烈地反传统．没有民族主义这一维度，但是他在理论动因这方面却表现出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结。

当全盘西化论被别人指责是鄙视自己的民族文化时，陈序经反驳说：“我们以为我们的文化和西洋的文化的差别，即只有程度的不同．而非种类的各异，则我们全盘采纳西洋文化．不过是做进一级的文化生活，安能较蔑视轻鄙自己的文化。……从文化的各个方面看去，我们样样都不如人，不外是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可知全盘西化，并非鄙视自己的文化。”(叼而且，“进一步来说，所谓全盘西化，正所以重视我们的文化。我们已经说过．中国之趋于全盘西化，不过是时间的长短问题．我们若不自己赶紧去全盘西化．则必为外人所胁迫而全盘西化。然后者的真义，却叉不外是变印度、菲律宾第二。到了这时，种族且虞蹈着美洲印第安人和中国之苗人黎人，遑论过去固有的文化。设使我们而能自己赶紧全盘西化，再从而发展扩大，则不但我们自己占有世界文化的优越地位，就是我们祖宗在历史上所做过的成就和得到的光荣．也赖我们而益彰。则今日外人所以因鄙视我们的文化．而鄙视我们祖宗的文化，也能因他日之重视在世界文化所占之重要位置，而重视及我们的祖宗与其文化。”嘲(’在这里，陈序经由过去彻底否定传统民族文化转而重视民族文化的发展．以避免“变印度、菲律宾第二”，其观点前后紧张、矛盾关系显而易见。

陈序经又是如何消除全盘西化论与其民族主义情结之间内在的紧张呢?他认为民族意识的培养不是靠对传统文化的维护，而是要靠全盘西化，因为全盘西化有助于新的民族意识的产生。陈序经说：“我们既不承认西洋的民族意识是先天的，而是文化所形成的；那么中国民族意识之所以没有发展，也非先天的，而是中国固有文化所形成的。想有足以生存于现代世界的民族意识，消极方面．就是要放弃过去的固有文化，以及其所形成的颓靡不振的民族意识。积极方面．就要全盘彻底地西化。能够全盘彻底地西化，就是激起一种新的民族意识而适宜于现代的世界。”嘲㈣”陈序经为了让全盘西化论摆脱民族虚无主义的批评．他在文化理论上主张文化与民族是一种外在的关系，对文化持一种工具主义的态度。

民族主义情结范文篇5

关键词:民族主义；中国形态；发展现状民族主义诚然是当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文化现象之一。伴随冷战终结和全球化进程加深,在形形色色理论与思潮中,民族主义以其内在的强大力量,逐步成为多数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和合法性根据,成为目前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前沿。但到底何谓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起源、功能和发展趋势又怎样?理论争议与分歧却日渐增多。在我国,民族主义社会现实与学术探讨也相距甚远,直到20世纪末,与民族情绪一再高涨相呼应,理论研究才渐次突破传统束缚,然迄今仍未就民族主义与当代中国形态进行系统的归纳与必要的界定,总体水平还相对粗疏。如何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学术成果,在日益全球化与不断现代化背景中,从具体历史差异性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建构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的理性民族主义,无疑是值得进一步研讨的重要课题。

一、民族主义基本内涵

长期以来,人们尝试着从不同视角阐释民族主义。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是一民族的绝大多数普遍表现并要求普及到它的所有成员中去的一种精神状态；它承认民族国家是政治组织的理想形式,承认民族是一切文化创造力和经济福利的源泉。因此个人对他的民族是极端忠诚的,因为在他看来民族是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并为自己的幸福创造了可能性。”[1]厄内斯特·盖尔纳则将民族主义视作政治原则和政治合法性理论,主张“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在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某一个国家中,族裔的疆界不应该将掌权者与其他人分割开─这一偶然性在该原则制定时早已被正式排除了。”[2]1-2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却将民族主义定义为“个人或集团表现出来的一民族全体成员的意识,或希望促进一民族自由、强盛和繁荣的意识,不管是自身所属的民族还是别的民族。”[1]在国内,王逸舟指出“民族主义表达了一种强烈的、通常已经意识形态化了的族际情感。”[3]徐迅把民族主义概括成“对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特别是指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即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特别强调促进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利益,以对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4]40余建华等视之为“心理意识、观念形态,及社会实践和群众运动的统一体”[5]。坚持“民族主义是对本民族文化、语言、宗教、心理、习俗和生活方式的认同,这一认同使某一民族殊异于周围其他民族。”[6]“就其本来的含义而言,是指一种思想感情,一种对于操有共同语言和具有共同历史传统的集团即民族的忠诚以及对它的命运的关注。但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则是思想、学说和运动的统一。”[7]

尽管上述定义各有侧重,但基本可归纳为两类:一是仅将民族主义当作某种思想观念；另一则把民族主义界定成意识状态与社会运动的有机统一。事实上,民族主义既然是种“主义”,毕竟不能直接等同于“运动”,虽然主义与运动密不可分,主义可能演化成运动,运动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主义。因此,民族主义更应视为某种思想情结或政治思潮,即“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情感基础上的一种思想观念,它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对本民族的一种热爱与忠诚,对民族统一,独立和强大,即生存与发展的追求和理想。”[8]当然,也不应排斥从实际运动中深入分析民族主义。

从历史纵向考察,民族主义发韧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欧洲,伴随民族国家构建和现代国际关系演变而遍及全球。由于社会条件、文化传统,及价值诉求的差异与不同,各国民族主义发生、发展过程不尽相同,但无一例外均依托于民族与国家两载体。厄内斯特·盖尔纳因此强调“我们给民族主义所下的定义,是建立在两个迄今尚未界定的术语上的:国家和民族。”[2]4故着眼于民族内涵的拓展与国家形式的演变,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角度重新概括既存民族与国家的共同本质,是民族主义理论建构的必要前提。

现代意义的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期,斯大林提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9]以当今世界民族具体实况剖析,该民族概念的严谨性与普适性值得商榷,但其仍较完整且科学地展示了民族的现代内涵———较旧民族形态而言,现代“民族是历史上在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的文化和共同民族意识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10]其中,“确定一个人们的共同体是否形成了民族,最深层、最主要的特征在于,看其是否形成了以共同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认同意识为核心的、该共同体所特有的观念文化系统。”[11]216现代国家也截然区别于自然国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国家是社会中掌握着合理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力的那个机构。”[2]4是以主权为核心的政治性组织,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主权独立性、领土统一性、权力世俗性和民族单一性。但现实民族国家在国家的民族构成及其与国家政权结合上,与理想模式并不完全一致。一是建立国家的民族成份往往无法绝对同质,在一国疆域内生活的民族常常不止一个。目前全球仅200多个国家与地区,而大小民族却有3000个,跨界民族与民族人口流动极为普遍。二是执掌国家权力的民族状况也各具特色,国家形式亦不相雷同。一般地说,如果处于民族构成优势地位的主体民族支配并主导国家政治生活,即为单一民族国家,而若所有民族在国内政治上一律平等,共同执掌政权,就称作多民族国家。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

现代民族和民族国家相辅相成。民族国家是定义现代民族的最主要依据,现代民族又是民族国家及其意识形态与价值体系的定义域。“民族国家是政治单位,通过共同的价值、历史和象征性行为表达集体的自我意识。在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国家是某种特殊的集体身份。”[2]31-33现代民族概念形成的历史动因就在于证明现代国家这种集体身份；而“‘民族’这一概念规定了政治权力的范围,规定了什么人在什么范围、以什么形式要求包括国家权力在内的政治权力。如果没有‘民族’这一概念,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权力都不可想象。”

多数研究还表明,追求民族繁荣和国家强盛系民族主义本质核心,民族主义发生发展的内驱力在于解答现代化命题。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推向全球,农业社会渐次让渡于工业文明,传统民族和自然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面临着某种痛苦的转型“,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如何也不会再退回到其与现代化相遇之前的状态”[12]5,都必须正视自身在世界体系和国际交往中的地位与作用；而维持相对有利态势的关键在于尽快实现现代化和更加现代化。所谓现代化是指“人类近期发展进程中社会急剧转变的总动态”[13]8,包括“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以及文化等方面的进步及其相应的历史过程”[4]10及“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4]14。始于18世纪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呈动态发展,各国现代化具有不同特色———或以实现工业化为方向,或以向知识时代过渡为目标。

二、民族主义中国形态

由民族主义基本内涵涉及的相关视阈切入,民族主义在中国兴起的最重要标志是:“中华民族”概念的现代化及与之几乎同步的中国民族国家的创建。

关于中国现代民族,费孝通曾明确“将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11亿人民。它所包括的50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4]作为“多元一体”民族实体的物质及思想基础,“最重要的就是贯通各民族心灵的伟大精神———中华民族精神”[11]3-6,即当代中国的民族直接指向具有强大内聚力的中华民族,而非该共同体的组成部分(民族单位)———占总人口90%以上的汉族或其他55个少数民族。

值得注意的,一是民族单位的个性问题。特别是跨境民族,即境内民族在境外有同族或境外民族在境内有分支。如云南26个民族中就有20个跨境分布；新疆几大少数民族在境外也均有分支；而俄罗斯、蒙古、朝鲜、哈萨克等境外同族甚至还是某主权国家的主体民族。毫无疑问,曾经具有相同血脉与相似心理积淀,即共同个性的族群会天然地相互关注,但内在的文化同质性却在各自成长过程中,因历史地理的分割而逐步弱化。尤其是民族国家出现后,一国主权管辖下各民族的互动融合,新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国家认同正极大地消解着传统的民族个性意识,逐步成为人群凝聚的新核心。实际上,由于没有共同地域,尽管泛民族主义者不断鼓吹,跨境民族原有的文化一致性虽不至于彻底消亡,但被不同主权所侵蚀和掩盖,国别标签成为族群皈依的首选已不可避免。二是中华民族共性的外延。目前约有三千万中国人及其后裔散布世界各地,受地域限制,外迁华人已成为境外其他主权国家民族共同体的有机构成,不再属于中国现代民族的内在范畴———尽管他们也声称是炎黄子孙,聚居地他民族亦将其视作亚裔华族。但因与我域内各族具有相似血缘和基本一致的文化认同,我国内民族情绪仍较易波及境外华人,而其处境也会不自觉地成为我们关心的特殊焦点。像印度尼西亚1998年再度发生针对华人的暴行,不但中国政府高度关注,而且中国人民与全球华人还共同抗议。

民族国家作为民族主义的另一核心概念,其创建意味着民族与国家的结合,民族对国家政权的掌握。在中国,伴随着中华民族觉醒,通过反思19世纪40年代后百年屈辱,经历了从大一统天下格局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快速转变。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率先引入并阐发了“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国家理念,缔造了按现代国家规则运作,体现领土、人民、主权三位一体的中华民国。但经由军阀混战、全民族抗日与国共内战,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才真正结束了“家天下”式的自然国家形态,实现了政治统一、文化一致、组织科学等民族国家建构的系列目标。中国民族主义从此才获得与现代文明相一致的崭新面貌,进而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真正意义上中国现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综上所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系以对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与忠诚为基础,围绕着中国如何尽快现代化而展开的思想情结或政治思潮。这种观念形态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国近现代曲折历程的必然反映。中国民族主义类似东方大多数民族主义,导源于西方殖民扩张的被动应对。在此之前,即使存在传统的民族意识和朴素的民族感情,也有来自儒家文化的危机观念和强大社会凝聚力,但尚缺乏真正意义上民族主义形成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力量。直到19世纪中叶自然经济逐步瓦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规模移植,中国社会变革不断深化,接受西式教育的新阶级、新阶层成长壮大,将欧洲思想意识和本土精神理念结合起来,在前仆后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围绕“救亡图存”,才把民族主义推向中国历史前台,从而缔造了一个全新的中国。而中国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借鉴外来模式并迅速扩张或更换现存结构。”[12]6“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地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13]17由于直接从学习发达国家现代化成果切入,在客观上跨越了西方用二、三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前期积累与准备,这决定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内在的不平衡性与民族主义发展的复杂程度。

三、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现状

徐迅看到“进入九十年代,中国民族主义同世界总趋势同步,即放弃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直接诉诸民族主义情绪中国出现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潮流,向传统文化的回归,是一系列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转型的结果。”[4]150-151然未能系统地展示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宏观态势。倘以现实运动透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已大致呈现出性质相异的三种趋势:

其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思潮。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中华民族百年救亡图存的历程确切表明,正是在爱国主义感召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齐心协力,艰苦创业,才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压迫,赢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社会主义祖国才以崭新的雄姿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华民族百年救亡图存的历程还确切表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是有机统一的,必须发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可见,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主流取向是正确的,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也是显著的。

其二,以片面倾向为特征的非主流思潮。民族主义的片面倾向在当代中国集中表现为时隐时现的民族保守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前者的本质在于民族自大,变相甚至无限夸大自身成就与优越性,过份贬低他民族与文明,完全排斥和拒绝外来文化。如以近年经济发展和大国地位鼓吹“中国中心论”等就沾有此嫌。后者则恰恰相反,不仅全面否定本民族特性,完全抹杀中华文明优点,而且对以社会主义实现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彻底丧失信心,一味崇洋媚外,企图全盘西化。像《河殇》宣扬的“蓝色文明优势论”与海外“民运”散布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等。而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站在狭隘立场上,以非“扬弃”的态度对待古今中外文明,已经且将反复被证明是中国社会变革与前进的绊脚石,尤其是民族虚无主义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又极易将实践导入极端。

其三,以极端走向为标志的反主流思潮。以无共同文化或忠诚为借口,企图分裂国家主权,破坏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极端化的内在实质。显然,极端民族主义已不再满足于对现实的民族与国家进行局部改造,相反,却致力于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主流思潮,解构既存的民族共同体,进而创建新的民族国家。倘以载体分析,民族主义极端化在当代中国主要有两类:一是主体民族的分裂,目前最棘手的是“台独”问题。二是少数民族的分立情绪和分离行径,如达赖集团的阴谋等。值得警惕的是,台独、藏独与疆独等分裂势力以及海外“民运”等非法组织自1989年以来,已经沆瀣一气,勾结国际反华势力共同歪曲和颠覆社会主义祖国,致力于从内部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但“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15]国家完全统一和民族复兴崛起是全世界亿万炎黄子孙的共同期盼,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坚信,任何抵制与破坏这种历史潮流的倒行逆施都终将彻底覆灭。

概而言之,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主流及其导向是健康的,作用是积极的。但是,我们也要正视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呈现出的主流以外的各种非理性倾向,尤其不应忽视极端民族主义及其危害,必须进一步探索导致民族主义消极趋向及国内民族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而所谓民族问题,即围绕发展与进步,在民族产生到消亡进程中,因差异而导致民族内部和不同民族在社会生活各领域发生的矛盾。在当代中国,民族问题主要包含两个层次:一是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在西方强势压迫下,所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的危机和挑战；二是由历史地理等因素导致的境内各民族及民族内部差异,主要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矛盾。从总体上看,我国民族问题与民族主义非理性倾向是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目前“主要表现在‘八对矛盾交织在一起’。即: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交织在一起；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交织在一起；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交织在一起；优秀的传统文化与落后的生活方式交织在一起；合法的民族宗教活动与非法的民族宗教活动交织在一起；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交织在一起。”[16]而涉及主权与领土完整、人权等国际纠纷,则加剧了我民族问题与民族主义消极化的复杂程度。

参考文献

[1]安东尼·D·史密斯.论民族与民族主义[J].民族译丛,1986(1).

[2]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2.

[3]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96.

[4]徐迅.民族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5]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M].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13.

[6]朱素梅.极端民族主义与恐怖主义[J].世界知识,1999(14).

[7]陈林.善御之自强,不善御之自伤———民族主义对世界的冲击[J].世界知识,1996(7).

[8]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7-8.

[9]刘锷,何润.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纲要[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3∶5.

[10]张达明.论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历史地位、局限性及其修改问题[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5).

[11]伍雄武.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凝聚新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12]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1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7.

[14]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9∶3.

民族主义情结范文篇6

我一直觉得对于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全面的陈述而被别人断章取义，是一件让人很不开心的事。既然要讨论民族主义的问题，就要先厘清民族主义到底是什么。怎样定义民族主义呢？我觉得民族主义是一个由政治、意识形态、心理上的故土观念等因素构成的综合体，它常常是跟本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神话传说以及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的。简单的说，我不否定民族主义，但我认为挂在很多人嘴边的“民族主义”其实骨子里是一种“伪民族主义”或者“狭隘的民族主义”。本文所讨论的正是这样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

在民族主义逐渐占据众多人头脑的时候，反思自己的民族，反思自己的国家，是非常重要的。指责别人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先从自己开刀？曾经带着这样的想法，我开始了反思和阅读，愈是深入地阅读和思考，愈是对自己曾经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冒冷汗。下面就几个我所关注的问题，谈一下想法：

一、民族主义与戾气

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在这100年里，受了很多外民族的欺负。百年悲情，无从排解。这种民族主义的悲情该导向何方？是谦虚地向列强学习，还是用“将一切凌辱过我们的都打碎”的豪迈，生活在自己编造的大中华的迷梦里？

走出迷梦，就一定要对“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时代”做出准确的把握和洞悉。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勇于拿出手术刀和透镜，只有敢于直面这一团血肉模糊、糜烂斑斑的脏器，才有可能期许一个健康的未来。实际上，这是一个“当今世上欲望最多道德最少”（王力雄语）的民族，并且是一个“科技和文化全面落后”的民族；这样一个充满着戾气的民族正处在这样一个大转变时代：它的政权正在由非理性向趋于理性过渡。

在这样一个大转变的时代里，这个民族所面对的是一个商业社会。除了利益以外，我们并没有多少非功利的支撑点。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宪政的秩序，才有可能抚平今天中国社会当中根深蒂固的戾气，让这个当今世界上“欲望最多道德最少”的民族沉静下来，开始心平气和的挣钱。一旦中国人从“欲望多道德少”的状态中安静下来，大家都去平心静气地赚钞票的时候，加上华人特有的勤劳和质朴，我们才有可能达到那个自由民主富强的目标。（一个旁证是，在华人世界中，港澳台以及新加坡，或者还可以勉强加上沪京粤，凡是“开阜”和“西化”较早并且比较彻底的地方，凡是工业文明比较发达的地方，它的民众素质均要稍高于其他地方。）

民族心理病要用什么去治疗？我想药方可以开得多种多样。但民族主义却是一付毒火攻心的猛药，这付药不会给民族带来心平气和，只会带来虚火中烧，然后毒火攻心。

二、民族主义与公民的道德底线

这就不得不提到教育问题。我们国家的教育是有缺陷的，所以我们才会在这个社会转型的尴尬的时代常常感到自身的尴尬和胸闷。中国当今的教育以及媒体上的舆论宣传，充斥着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和煽动，但正如李钧先生发表在《中国教育报》上的《在精神上成人》一文所述：我们国家的教育体系中关于人性、人权、人的尊严、生命的可贵、和平、宽容、反暴力、反恐怖、民族和解、人类共处、化解仇恨等等品格的教育的缺失，是极端严重的。这种教育上的让人失望的现状，正是弥漫在青年中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得以滥觞的根源。

我们缺的什么？用余杰的话来说，我们缺的是：“法理意义上的‘公民素养’，伦理意义上的‘道德底线’，文化意义上的‘道德情怀’和心灵意义上的‘爱的能力’”。我们学习了知识，学习了被传播的固有的不可质疑的条条框框，却没有学到“人为什么是人”的答案。教育没有这些内容，新闻又尽是一面之词，我们怎么能够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做出人性和理性的回应呢？所以，当我看到“为美国人受恐怖袭击而叫好喝采”的思维充斥着国人的头脑时，当我看到举国上下都在摩拳霍霍准备以武力向小岛上的同胞开火的时候，当我看到生活中的角角落落都被泛政治化并被导向民族主义的视角时，当我看到这些东西在国内是如此的有市场时，我丝毫不感到意外。我感觉自己也是这可怜的同胞中的一员。我们所受的教育注定了我们的思想，我们彼此又有什么不同呢？无非是愈清醒愈痛苦，愈清醒愈绝望罢了。

归根结底，我们缺少的是为自己活，为自己争个人权力的意识。缺少了这些东西，一个国家永远都不能够挺拔振奋。然而，在网络中，在任何的讨论平台上，在现实的生活里，“对我们的敌人（即我们反对的东西）也怀有爱”，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我们一直生活在意识形态的语境之中，我们一直生活在大中华的迷梦里，我们一直生活在高举一样东西，打碎另一样东西的环境里，以至于我们手上反对它们的武器也是它们的。我们的身上难免会有我们所受教育的浸淫的影子。一个自绝于人类文明的主流脉搏之外，感受不到任何“个人的觉醒”的民族，注定将要承受无边无际的苦难。

三、民族主义是一件煽动和利用的最好伪装

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表达就是：“民族主义是否应该被无限拔高”？我对此常常是保持警惕的。我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件最好的外衣，里面装着的是少数权贵和既得利益群体借助“爱国”将老百姓变成炮灰的实质。勿庸置疑，基本上，我们都是爱国的。我也爱国。但是，请注意，爱国不能爱得糊涂。因为，国家可以分成三重意义，即文化意义上的，疆域意义上的，政权意义上的。你爱的是哪一个呢？

对于爱国，我还是希望“打铁先要自身硬”，不是不要爱国，而是先爱自己再爱国。什么时候中国人把心态调整成随时可以为自己的利益振臂高呼赤膊上阵而不是躲藏在人群中作阿Q式的奴才，中国才有希望。如果“勇气”仅仅是写在纸上的、挂在口边，那么这种“勇气”并不伟大。有一个流传很广的笑话：在苏联的斯大林时代，一个美国人与一个苏联人见面了。两人都说自己的国家更民主，美国人举例说：“当然我们美国更民主，我们能够在白宫门口去游行示威，痛骂罗斯福。”苏联人哈哈大笑说：“那算什么，我们能够直接进入克里姆林宫，当着斯大林的面痛骂罗斯福。”看，这就是勇气的差距。很多民族主义者，吆喝起来都是能耐，骂起人来都是勇士，听见枪声一响呼啦一下跑得比兔子都快，在地铁上专坐“老弱病残孕专座”，看见小偷把眼睛闭上，遇到流氓生怕殃及自己，闯红灯，乘公车不排队，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连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都克制不住，这样的人即使整天高喊着“大中华”、“日他个小日本”，也是个大倭瓜而已。

实际上，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豪情太泛滥了，而正义感、爱的观念和公民意识却少之又少。

遍望所有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集权国家，任何官方都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有益于专制和集权统治的曲解。我倾向于，这些问题的发生，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结构上的问题也难辞其咎。这种结构上的问题使得对统治有利的部份被摘取和夸张，对统治不利的部份被回避和抹杀。极端民族主义者们对待自由主义思想，对待西方先进的政治文明也一样继承了这种回避和曲解的手法。然而，这一次，却并不成功。

极端民族主义者们只抨击来自外国的自由民主理念，不批评同样是来自外国的马克思主义和。其实，我们国家官方从来都不是一味迎合这些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而是只在对官方有利的方面迎合他们。迎合的例子，比如坠机事件，比如炸馆事件。而反对的例子，要推911事件。那一次，中国官方就与高涨的民间喝采声相反，谴责恐怖主义，慰问和同情遇难的平民。其实，这些民族主义者们自己也是糊涂的，他们没有一套明晰的世界观，只是借着年纪轻的冲动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瞎跑。这些在前面领路的其实就是一些御用的犬儒。这些犬儒们自己也不确定，哪一次的献媚会成功，哪一次会被主子反踢一脚。这些犬儒们最大的爱好就是饶有趣味的揭露西方自由民主的虚伪性，而对自己国家里现实和民间的疾苦充耳不闻。西方社会的现实绝不是不可批判和揭露的，相反，批判西方社会的排头兵，从来都是西方自己的左翼知识分子。这些有良知、有正义感的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却从来没有因为任何缺陷和黑暗就连带着否定自由民主的理想。这是他们与何新这样的中国犬儒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

四、要“爱国”，更要“批判理性”

基本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些东西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基本情感，并且在很多时候，这些东西确实能够焕发出强韧的民族力量；但另一方面，这些东西也是先天不足的，这些东西无法成为国民的精神信仰和至尊价值。一旦，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互相缠绕成了一种至尊的价值信仰，就必定会诱发出全民族的恶魔性，值得警惕。

现在有一股潮流，似乎不对西方说一声“不”，就不算“爱国”；基于国内现实的任何理性“批判”的声音，都是不“爱国”的。

这些受挫心理和义和团情结彻底的障住了很多国人的耳目，使他们无视来自西方的普世价值的存在，却把精力用来批判那些对国内现实的“批判者”。借用他们的思路，我也要问问这些新左的爱国的民族主义者们：中国今天仍有一亿人口每天仅挣一美元（甚至不到8块钱）而活着，他们得到的民族主义者的帮助有多少？而义愤填膺的爱国者们却有过剩的精力去声援（在嘴上！！）南联盟、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人民，因为他们在美国霸权主义的魔掌下呻吟。我要告诉这些人，即便是这些地方的人也比中国某些地方的老百姓过得好一些。其实，说白了，只要跟“仇家”美国有关的，就一概排斥，这才是他们这些人的准则。可见，民族主义者们也是“爱憎分明”的。然而可笑的是，他们给别人的同情通常换来困窘和尴尬。南联盟的人民推翻了自己的“民族英雄米洛舍维奇”，各位可以去问问南联盟的老百姓他们还愿意回到过去吗？伊拉克的独裁者如今已经倒台了，亲手拉到萨达姆雕像的就是巴格达的老百姓，他们会愿意回到萨达姆独裁和专政的魔掌下吗？

“民族主义”和“不理性”往往是双胞胎，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缺少了“批判理性”，就一定会陷入全民族的幼稚和偏狭。借用金刚先生的话来说：“西方世界里，‘与国家机器斗争’是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天职。‘批判理性’是资产阶级最优秀的政治遗产。”这是一句异常清醒的话。我们的民族主义者和新左们最缺乏的也正是这个“批判理性”。中国人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批判理性”吗？当然不是。可惜的是，“批判理性”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总是会沦为浪花余沫。

比如，柏杨说“中国人是丑陋的”，鲁迅说“我要刨祖坟”，胡适说“我要扒粪”。这就是批判理性。我们的民族主义者和新左们也喜欢抓住别人的一句话责难不休。即便是对鲁迅和胡适这样的大家，你要是抓住他的一句话去诘难，那也很可能得手。但他们悲天悯人的责任感是自豪的民族主义者们所无法企及的。言论自由是一个基本的底线，但有了这些随便说话的自由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深度的理性和自省，哪怕是绝望也好，这些东西才能造就我们美好的未来。

对这种“爱国”和“说不”的共鸣追根溯源，就不能回避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文化受挫心理，以及义和团情结。这与前面谈到的“民族主义与戾气”是相似的。对一些美好事务的追求只是因为来自西方，就一概被妖魔化了。当这种情绪走火入魔，任何“理性批判”的声音都会被淹没。“批判理性”的缺失背后当然还有一只舆论宣传的手。何清涟曾经有一段著名的话：

“只要比较中美两国最重要的报纸《人民日报》与《纽约时报》就不难看出。读者若只阅读这两家报纸的本国新闻，一定会得出如此印象：美国社会问题丛生，而中国则是一个几乎没有社会问题的‘美好世界’。而这种‘谎话重复一万遍就成了真理’的‘戈培尔定律’所产生的历史后果已显现出来：一些国人对‘’时期的报纸深信不疑，那些连毛后的政府都承认有不少虚假成份的数据，竟然被个别中国学者用来证明‘’时期的伟大经济成就。如果说，‘’及‘’前的政府只会愚蠢地使用政治高压与专政手段强迫人们说谎，那么这些年来政府的政治智慧已有所‘提高’，它不但学会用利益手段控制国内传媒与学术界，还将这一手段用之于控制国际社会欲与之交往者。”

民族主义情结范文篇7

一、民族主义基本内涵

长期以来,人们尝试着从不同视角阐释民族主义。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是一民族的绝大多数普遍表现并要求普及到它的所有成员中去的一种精神状态;它承认民族国家是政治组织的理想形式,承认民族是一切文化创造力和经济福利的源泉。因此个人对他的民族是极端忠诚的,因为在他看来民族是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并为自己的幸福创造了可能性。”厄内斯特·盖尔纳则将民族主义视作政治原则和政治合法性理论,主张“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在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某一个国家中,族裔的疆界不应该将掌权者与其他人分割开─这一偶然性在该原则制定时早已被正式排除了。”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却将民族主义定义为“个人或集团表现出来的一民族全体成员的意识,或希望促进一民族自由、强盛和繁荣的意识,不管是自身所属的民族还是别的民族。”在国内,王逸舟指出“民族主义表达了一种强烈的、通常已经意识形态化了的族际情感。”徐迅把民族主义概括成“对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特别是指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即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特别强调促进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利益,以对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余建华等视之为“心理意识、观念形态,及社会实践和群众运动的统一体”。坚持“民族主义是对本民族文化、语言、宗教、心理、习俗和生活方式的认同,这一认同使某一民族殊异于周围其他民族。”“就其本来的含义而言,是指一种思想感情,一种对于操有共同语言和具有共同历史传统的集团即民族的忠诚以及对它的命运的关注。但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则是思想、学说和运动的统一。”

尽管上述定义各有侧重,但基本可归纳为两类:一是仅将民族主义当作某种思想观念;另一则把民族主义界定成意识状态与社会运动的有机统一。事实上,民族主义既然是种“主义”,毕竟不能直接等同于“运动”,虽然主义与运动密不可分,主义可能演化成运动,运动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主义。因此,民族主义更应视为某种思想情结或政治思潮,即“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情感基础上的一种思想观念,它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对本民族的一种热爱与忠诚,对民族统一,独立和强大,即生存与发展的追求和理想。”当然,也不应排斥从实际运动中深入分析民族主义。

从历史纵向考察,民族主义发韧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欧洲,伴随民族国家构建和现代国际关系演变而遍及全球。由于社会条件、文化传统,及价值诉求的差异与不同,各国民族主义发生、发展过程不尽相同,但无一例外均依托于民族与国家两载体。厄内斯特·盖尔纳因此强调“我们给民族主义所下的定义,是建立在两个迄今尚未界定的术语上的:国家和民族。”故着眼于民族内涵的拓展与国家形式的演变,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角度重新概括既存民族与国家的共同本质,是民族主义理论建构的必要前提。

现代意义的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期,斯大林提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以当今世界民族具体实况剖析,该民族概念的严谨性与普适性值得商榷,但其仍较完整且科学地展示了民族的现代内涵———较旧民族形态而言,现代“民族是历史上在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的文化和共同民族意识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其中,“确定一个人们的共同体是否形成了民族,最深层、最主要的特征在于,看其是否形成了以共同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认同意识为核心的、该共同体所特有的观念文化系统。”216现代国家也截然区别于自然国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国家是社会中掌握着合理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力的那个机构。”是以主权为核心的政治性组织,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主权独立性、领土统一性、权力世俗性和民族单一性。但现实民族国家在国家的民族构成及其与国家政权结合上,与理想模式并不完全一致。一是建立国家的民族成份往往无法绝对同质,在一国疆域内生活的民族常常不止一个。目前全球仅200多个国家与地区,而大小民族却有3000个,跨界民族与民族人口流动极为普遍。二是执掌国家权力的民族状况也各具特色,国家形式亦不相雷同。一般地说,如果处于民族构成优势地位的主体民族支配并主导国家政治生活,即为单一民族国家,而若所有民族在国内政治上一律平等,共同执掌政权,就称作多民族国家。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

现代民族和民族国家相辅相成。民族国家是定义现代民族的最主要依据,现代民族又是民族国家及其意识形态与价值体系的定义域。“民族国家是政治单位,通过共同的价值、历史和象征性行为表达集体的自我意识。在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国家是某种特殊的集体身份。”现代民族概念形成的历史动因就在于证明现代国家这种集体身份;而“‘民族’这一概念规定了政治权力的范围,规定了什么人在什么范围、以什么形式要求包括国家权力在内的政治权力。如果没有‘民族’这一概念,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权力都不可想象。”

多数研究还表明,追求民族繁荣和国家强盛系民族主义本质核心,民族主义发生发展的内驱力在于解答现代化命题。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推向全球,农业社会渐次让渡于工业文明,传统民族和自然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面临着某种痛苦的转型“,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如何也不会再退回到其与现代化相遇之前的状态”5,都必须正视自身在世界体系和国际交往中的地位与作用;而维持相对有利态势的关键在于尽快实现现代化和更加现代化。所谓现代化是指“人类近期发展进程中社会急剧转变的总动态”8,包括“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以及文化等方面的进步及其相应的历史过程”10及“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始于18世纪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呈动态发展,各国现代化具有不同特色———或以实现工业化为方向,或以向知识时代过渡为目标。

二、民族主义中国形态

由民族主义基本内涵涉及的相关视阈切入,民族主义在中国兴起的最重要标志是:“中华民族”概念的现代化及与之几乎同步的中国民族国家的创建。

关于中国现代民族,费孝通曾明确“将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11亿人民。它所包括的50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作为“多元一体”民族实体的物质及思想基础,“最重要的就是贯通各民族心灵的伟大精神———中华民族精神”3-6,即当代中国的民族直接指向具有强大内聚力的中华民族,而非该共同体的组成部分(民族单位)———占总人口90%以上的汉族或其他55个少数民族。

值得注意的,一是民族单位的个性问题。特别是跨境民族,即境内民族在境外有同族或境外民族在境内有分支。如云南26个民族中就有20个跨境分布;新疆几大少数民族在境外也均有分支;而俄罗斯、蒙古、朝鲜、哈萨克等境外同族甚至还是某主权国家的主体民族。毫无疑问,曾经具有相同血脉与相似心理积淀,即共同个性的族群会天然地相互关注,但内在的文化同质性却在各自成长过程中,因历史地理的分割而逐步弱化。尤其是民族国家出现后,一国主权管辖下各民族的互动融合,新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国家认同正极大地消解着传统的民族个性意识,逐步成为人群凝聚的新核心。实际上,由于没有共同地域,尽管泛民族主义者不断鼓吹,跨境民族原有的文化一致性虽不至于彻底消亡,但被不同主权所侵蚀和掩盖,国别标签成为族群皈依的首选已不可避免。二是中华民族共性的外延。目前约有三千万中国人及其后裔散布世界各地,受地域限制,外迁华人已成为境外其他主权国家民族共同体的有机构成,不再属于中国现代民族的内在范畴———尽管他们也声称是炎黄子孙,聚居地他民族亦将其视作亚裔华族。但因与我域内各族具有相似血缘和基本一致的文化认同,我国内民族情绪仍较易波及境外华人,而其处境也会不自觉地成为我们关心的特殊焦点。像印度尼西亚1998年再度发生针对华人的暴行,不但中国政府高度关注,而且中国人民与全球华人还共同抗议。

民族国家作为民族主义的另一核心概念,其创建意味着民族与国家的结合,民族对国家政权的掌握。在中国,伴随着中华民族觉醒,通过反思19世纪年代后百年屈辱,经历了从大一统天下格局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快速转变。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率先引入并阐发了“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国家理念,缔造了按现代国家规则运作,体现领土、人民、主权三位一体的中华民国。但经由军阀混战、全民族抗日与国共内战,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才真正结束了“家天下”式的自然国家形态,实现了政治统一、文化一致、组织科学等民族国家建构的系列目标。中国民族主义从此才获得与现代文明相一致的崭新面貌,进而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真正意义上中国现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综上所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系以对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与忠诚为基础,围绕着中国如何尽快现代化而展开的思想情结或政治思潮。这种观念形态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国近现代曲折历程的必然反映。中国民族主义类似东方大多数民族主义,导源于西方殖民扩张的被动应对。在此之前,即使存在传统的民族意识和朴素的民族感情,也有来自儒家文化的危机观念和强大社会凝聚力,但尚缺乏真正意义上民族主义形成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力量。直到19世纪中叶自然经济逐步瓦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规模移植,中国社会变革不断深化,接受西式教育的新阶级、新阶层成长壮大,将欧洲思想意识和本土精神理念结合起来,在前仆后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围绕“救亡图存”,才把民族主义推向中国历史前台,从而缔造了一个全新的中国。而中国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借鉴外来模式并迅速扩张或更换现存结构。”6“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地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17由于直接从学习发达国家现代化成果切入,在客观上跨越了西方用二、三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前期积累与准备,这决定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内在的不平衡性与民族主义发展的复杂程度。

三、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现状

徐迅看到“进入九十年代,中国民族主义同世界总趋势同步,即放弃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直接诉诸民族主义情绪中国出现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潮流,向传统文化的回归,是一系列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转型的结果。”150-151然未能系统地展示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宏观态势。倘以现实运动透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已大致呈现出性质相异的三种趋势:

其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思潮。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中华民族百年救亡图存的历程确切表明,正是在爱国主义感召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齐心协力,艰苦创业,才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压迫,赢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社会主义祖国才以崭新的雄姿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华民族百年救亡图存的历程还确切表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是有机统一的,必须发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可见,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主流取向是正确的,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也是显著的。

民族主义情结范文篇8

一、英雄主义叙事

英雄主义是国家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英雄主义是人类社会由野蛮向文明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具有集体意识的精神价值观，它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国家特色，有强烈的历史感、时代感和人格的震撼力”［5］。英雄主义具有集体主义特征，代表国家的理想，承载国家的意识形态。英雄具有榜样的力量，是民族理想的表征，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符号代码，能唤起整个社会对其奋斗目标的认同，社会群体通过对英雄的认同进而认同英雄身上承载的国家意识形态。1．新英雄形象的塑造。电影《战狼2》的英雄主义叙写特征，首先体现在对英雄人物冷锋的塑造上。影片开场，冷锋在回国的轮船上遭遇海盗袭击。面对海盗入侵，曾是军人的冷锋挺身而出，从游轮的甲板跳入海中，在水下赤手空拳与海盗展开殊死搏斗，打败海盗，解救了整船人的生命。这凸显了冷锋作为超级英雄的能力，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气概。之后，由于要为女友复仇，冷锋踏上非洲的土地，卷入非洲国家叛乱之中。冷锋原本可以安全撤离，但曾经身为军人的经历使他产生保护受难同胞的使命感。他孤身一人勇闯硝烟弥漫的战场，到战乱区解救即将被屠杀的同胞和难民，与雇佣军和叛军展开生死大战，从而树立了孤胆英雄的形象。由个人复仇到拯救同胞，冷锋完成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升华。为正义而战、为民族而战、为国家而战这些英雄主义的特征在冷锋身上得以彰显。惊险的打斗场面、重型武器的熟练使用、坚韧的意志力等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冷锋作为新时代英雄的智勇双全和坚韧不拔。新英雄冷锋，唤起大众深藏于心的英雄情结，引发大众对具有正义、勇敢、牺牲等特质的英雄代表人物的呼唤，唤醒人们对具有社会责任感、国家使命感的英雄思想的认同。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对新时代新英雄的塑造是以强大的祖国为后盾的，冷锋的义无反顾、奋勇前行是在祖国的支持下实施的。当英雄冷锋面对蜂拥的敌军、呼啸的子弹、死亡的威胁时，来自祖国军队的炮弹呼啸而至，准确地击中敌军，国家的强大让英雄具有了时代自信与民族豪情等新英雄特质。2．对传统英雄叙事视点的突破。电影的英雄主义叙事还体现在对传统英雄叙事视点的突破上。《战狼2》突破了传统华语电影中民族悲情英雄的叙事视点，构建了新时代背景下能引发民族自豪感的新英雄叙事视点。在传统的功夫电影中，电影中的英雄往往在近代中国的失败和屈辱中奋起，饱含民族悲情。20世纪50年代，中国功夫电影迅速崛起。传统功夫电影《精武门》《霍元甲》《黄飞鸿》等塑造了一批强身救国的英雄形象，这些传统英雄背负着沉重的包袱，往往身处困境，通过武术较量获得象征性的胜利，成为具有时代特征的悲情英雄。比如李小龙、李连杰、甄子丹等演员在电影领域的成功都离不开悲情英雄的塑造。他们演绎的英雄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时代背景下，即使在武术上取胜也大多难逃死亡或隐姓埋名的命运，电影充满了悲情与伤感。《战狼2》中的英雄冷锋则不需要背负传统英雄的沉重包袱，他背靠世界新格局下日益强大的中国，摆脱了传统功夫电影的悲情与伤感，展现了充满民族自豪感的新英雄形象。其中“一朝是战狼，终身是战狼”的战狼精神是新时代英雄的特质，面对受难的同胞与非洲难民，冷锋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与传统悲情英雄的被动反抗不同，冷锋更多是主动选择保护。比如他所说的“我就是为他们而生的”，充分体现了时代英雄的豪情与自信。《战狼2》新英雄叙事还体现在对新时代英雄群像的塑造上。当国家和同胞有需要时，我国的军人总是义无反顾地站出来，牢记军人的职责与使命，就如同电影里所说的“一朝是军人，终身是军人”。军人的职责和使命在退役军人冷锋、何建国和海军舰长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延续了革命英雄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他们以生命为人民保驾护航，体现了新时代新英雄群体的特质。

二、民族主义叙事

民族主义情结范文篇9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

世纪之交，回顾百年曲折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对国际格局影响最为深远的全球性事件莫过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两极格局的崩溃，有惊人相似的是，两次事件导致了两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前者瓦解了殖民体系，导致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的增生；后者则使一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走向分裂，并在局部地区造成了激烈的动荡与冲突。

现代民族主义起源于17、18世纪的欧洲，已是学界不争的事实。[1]而本世纪两次民族主义浪潮的主体却都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还与强大的全球化趋势相逆反。对此，人们自然会生发出这样的疑问：它正常吗？

正如吉登斯洞察的那样：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必定聚集在话语意识和"活生生的经验"之间的交叉地带。[2]那么，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民族主义的话语意识到底是如何吸引了发展中国家？又是怎样一些活生生的经验使发展中国家与民族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呢？

简要考察民族主义的历史发展就可以发现，欧洲的民族主义是在封建社会的母胎中孕育而来，是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发展合乎逻辑的原生物；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则是在反对欧洲和其他殖民大国统治的暴力斗争中产生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前者的影响和派生物。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民族主义一旦在发展中国家生根，就很容易滋长蔓延，赢得政治、文化精英和大众的普遍认同。

要解释这一现象，首先必须弄清楚民族主义的核心话语，即主导的价值取向。

按照盖尔纳的说法，民族主义最基本的信念是"政治与民族的单元应该同一"[3]，就是国家与民族同一。实现一族一国的理想模式，是民族主义最初在欧洲兴起时最激动人心的主张。

海恩斯写道，民族主义这个词出现在欧洲之后，大致有四种涵义：第一，作为一种历史进程的民族主义，在这一进程中，民族主义成为创建民族国家政治联合体的支持力量；第二，作为一种理论的民族主义，它是提供给实际历史过程的理论、原则和观念；第三，民族主义包含着一种政治行动，如特定的政治党派的行动；第四,民族主义是一种情感，意指一个民族的成员对本民族国家有着超越于其他的忠诚。[4]

可见，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以"民族自决"为核心价值的奇怪的混合物：它既可能是系统的理论，足以为实际的民族成长提供原则和观念，也可能仅是一种强烈甚至狂热的族际情感，吸引着族民个体的忠诚与报效热情；既可能是严密整合的政治运动，也可能仅是运动的口号或象征；既可能是族民团结的真实感受，也可能是制造出来的心理幻觉。

民族主义在核心价值观上的统一性和在表现形式上的多样化，使得它可以被不同的领袖人物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赋予不同的意义内涵而达到不同的政治目标，换言之，单纯而又复杂的民族主义因其宽泛而成为最"有用"的意识形态话语。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原先对立的两大阵营土崩瓦解，不仅是发达国家失去了明确的敌人，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因为对抗张力的消失而使曾经居于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衰微败落，导致了文化价值的缺位，民众迫切需要新的思想统帅和生活意义的寄托。在这时，民族主义蕴涵的捍卫本民族利益、争取本民族自决的核心价值取向很容易就迎合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需求，而"民族主义生成的团结精神和集体义务在文化衰退的环境中有着很强的动员能量"[5]，于是，民族主义呼之即出，成为统治的合法性依据和社会动员与控制的工具。

勒纳精辟地分析道，民族主义成为发展中国家主要的凝聚力和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在进入现代化的"门槛"之中时，原先的社会支撑物和社会结构发生崩溃，这使人们充满了压力和痛苦。民族主义做为进入现代化"痛苦门槛"的一种表达，它起到两种功用，一是授予人们尊严与保持社会稳定，二是为现代化提供动力，并最终在实践中解决这种痛苦。[6]

对于先行一步的欧洲民族国家以及紧随其后的美、日等国，尽管也还存在或多或少的民族利己倾向，但总的来说，民族主义已基本实现了古典的终结，正在走向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化潮流。因为，全球化的进程实际上是把西方主宰的国际经济秩序通过市场化和政治变革而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张、推展的过程，它就是西方占支配和主导地位的经济秩序和体系的国际化。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由于控制了经济贸易规则和制度安排的渠道，进而可以凭借其技术和资金的全面优势，进一步促进资本物品和服务的跨国流动，通过在国际上降低交易成本，达到以自由贸易方式重组全球资源和市场的目的，并获得收益最大化。事实也是如此，最热衷推进全球化的美国，也就是在世界体系中最有"霸权"和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所以，努力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国门，削弱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才是发达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心所在。为此，他们大力倡导和实践的是全球化。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是对全球化的抗拒与反动。

尽管民族主义被当做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在具体的做为中，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就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实践。

概括而言，从世界经济体系来看，冷战结束以后，国与国之间被意识形态遮掩的经济利益对立与冲突就鲜明地呈现出来，民族主义被广泛地应用于在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中谋求本国的利益，这时它是国家利己主义的代名词，我们称其为经济民族主义；从国家内部来看，由于多民族间的发展不平衡，族民与国民的身份认同时常发生断裂，追求本民族政治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就有产生的内在动力，而它的结果则往往表现为统一国家实体的瓦解，这时它是种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名词，我们称其为政治民族主义；而在更深层也更抽象的文化层面，"文明的冲突则是世界范围内的部落冲突"[7]，文化民族主义倾向也在发展中国家以各种方式展开。

以下我们分别做一简单的阐述：

1、经济民族主义

经济民族主义的中心思想就是经济活动要为——而且应该为国家建设的大目标（或国家的整体利益）服务，它认为民族国家是个人和团体（公司、利益集团）最大的现实福利单元。因此，经济民族主义把掌握本国经济命运、自主行使经济主权看得至关重要，并认为由此方可达成民族国家的勃兴。

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最初突出的表现在拉美国家。拉美地区作为天主教的移民殖民地，各国有共同的语言（巴西除外），共同的宗教信仰，以及无法区别的混血血统。自19世纪"门罗主义"宣称"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直到现在，拉美的民族主义情感主要是针对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对其内部事务的控制，带有一种自卑又自强的烙印。A·赖丁就曾经论述过，"墨西哥的民族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求生存的本能。"[8]那些尚未取得现代化或发达地位的拉美国家，"对于控制本国自然资源和经济命运的企图越来越警觉，并认识到这种必要性。这一现象的特点就是经济民族主义，它直接反映了这些国家经常抱怨的那种看法，他们虽然取得了政治主权与独立，但是在经济上仍然是殖民地。"[9]

这种经济民族主义论调与依附论紧密相关。依附论者认为，在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之中，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长期难以摆脱贫穷落后的境地，就是因为它们严重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和市场。以至于A·阿明提出了如下著名论断："不应为国际合作与相互依存高唱赞歌。最好还是劝告第三世界国家采取孤立政策。"[10]

实际上，经济民族主义是一种在发展阶段上各个国家取得政治独立后必然产生的结果，即一个民族在完成自己取得独立的历史任务后，必须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经济才能使自己真正地站起来。近来，已经有学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把包含了经济优先、国家干预与市场经济的巧妙结合、倡导儒家传统文化等要义的东亚发展战略统称为东亚经济民族主义，并把它当做东亚经济成功的奥秘所在。[11]

2、政治民族主义

我们把具有强烈政治目的性（主要是分解或构建新的独立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民族主义纳入这一范畴。显而易见，这是民族主义兴起的初衷与出发点。自欧洲体系形成以来的五百年中，民族主义曾持久地服务于"追求国家身份"这一政治实践的目标。

发展中国家由于处于各种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政治民族主义的影响和作用也就不尽相同，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争取独立的挽救民族危亡式的应急型政治民族主义在各国都已经基本结束。拿二战后期与90年展中国家的两次政治民族主义浪潮相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主要是殖民地国家反抗宗主国争取民族解放，而后者则集中表现为多民族国家内部非主体民族争取主体地位或平等权利的抗争，它使得若干曾经统一甚至强大的多民族国家（如前苏联）从内部裂解。

应该说，存在于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际冲突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现代化的进程起步较晚，资本主义发展明显不足，严重阻碍着这些国家形成统一的社会体系和社会意识，缺乏强有力的粘合剂将国内各族体凝聚在一起，使民族国家构建与族体发展之间产生尖锐矛盾。[12]这些矛盾尖锐到国家无法调解的地步时，就会产生破坏性很强的民族主义运动。

具体来讲，前苏联、东欧地区的民族主义浪潮既有本国政策失误的原因，也有大国干预或操纵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说，是对原有民族中心主义的反动。在战后半个世纪里，苏联、捷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都极力强调主体民族的作用，导致大俄罗斯主义、大捷克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大罗马尼亚主义的抬头，从不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逐渐滑到同化主义的深渊。显然，在经济发展尚未达到相应水平，片面推行民族同化，是促发民族分离的主要原因。借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可以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在一个较大的地区共同体内，某些地区先发展起来，形成"中心"，后发展地带就成为"边缘"。中心与边缘常常发生改变其从属和受剥夺地位的努力。如果"边缘"的处境长期得不到改善，其谋求独立、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愿望就会不断增强，而在这个过程中，当"边缘"的不满和破坏性力量超过体系的承受力时，就常常表现出民族或国家的裂解。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民族平等互利、共同进步的合理要求，但它的暴力倾向也给世界尤其是当事民族的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只有当居于主体地位的民族充分认识到族际冲突的危险，并致力于政策的调整修正，使这种不平衡有所缓解，从不同走到同，民族间的分裂和对抗才可能被缓和所取代。

在非洲，大多数"民族国家"不是生长出来的，而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其疆界的划定完全是按殖民者的利益来决定的一个个"制图学单位"[13]。在几何线条的边界版图上，纵横交错着跨部族的国家和跨国家的部族。国家对社会与民族的整合能力非常虚弱，起主导作用的是强大的部族。非洲国家的部族化，已到了"把国家这块糕切成片片"的程度[14]。非洲的悲剧在于人们对部族的忠诚远超过对国家的忠诚，没有一种足以把各个部族凝聚起来的民族文化，政治民族主义于是变态为部族或种族主义。近来非洲中部的一些国家（如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安哥拉、利比里亚、索马里）不断发生各种族之间的大规模血腥屠杀，就是这种"人造国家"的后遗症的显现。在国家独立以前，只靠对压迫者的仇恨就足以动员起民众解放的热望，但以此来管理一个独立的国家却显得远远不够。值得注意的是，在非洲国家的政治民族主义中，完全要求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并不多，其具体的指向和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可能连当事者自己也不十分清楚，因此，这类冲突也就愈演愈烈，而问题的解决似乎也就遥遥无期。

在中东，政治民族主义冲突主要是以宗教信仰和石油资源等经济利益等为支撑点。"80年代和90年代，伊斯兰国家的整个趋势是反西方的。这部分地是伊斯兰复兴运动，以及对所谓的西方毒化穆斯林社会作出反应的自然结果。"[15]民族主义与宗教情绪之间，由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实践而显出其深刻的联系。民族主义一旦插上宗教狂热的"翅膀"，其来势就十分猛烈。宗教和种族问题的复杂交错，加上美国等大国的干预和操纵，使中东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制造了不少恐怖主义的事件，并给中东的和平进程营造了障碍。

在中国，自80年代以来，当原有意识形态作为国家与社会共同体的凝聚力功能淡出之后，政治领导人也开始注重从民族主义中汲取更多的国家凝聚力资源。[16]一些排斥和敌视中国的做法，激活了中国人近代以来"自卫-应激型民族主义"的历史情结。但是，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还远未成形，一位美国学者的看法可以作为参考："只要经济发展顺利，只要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未来看上去光明，开放将占主流，反常的民族主义情绪只能在大众娱乐中满足一些情感需要，而在实际生活中无甚吸引力。如果正好相反，当下的经济扩张情况恶化，如果中国人的抱负成为泡影，全套的高度民族主义情绪随时可供做更严肃的考虑。"[17]

3、文化民族主义

文化民族主义的主要任务是要保持和发展本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主张以民族的文化个性和文化传统为纽带，强化族民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有学者给出文化民族的三个特征：①文化民族以文化整合、文化标识而显形；②文化民族是一种非暴力、非军事扩张的民族；③文化民族具有推崇文化的内涵。由此衍生的文化民族主义"反映了一种认为本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精神高于优于别人的居高临下的态度。"[18]

在当代，主流话语"现代化"其实就是"西化"的代名词，强大的民族也多数是依托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的西方政治民族，因此，文化民族主义的主张与实践，主要出现在发展中国家。阿帕杜莱睿智地指出，"今天，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19]

面对先进的西方文化的入侵和冲击，面对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强大的文化同化力量，如何保持个性，避免被文化霸权吞噬，已经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生存的重大问题，连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都有被"文化殖民"的深切忧虑。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赶超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是不得不做的必然选择，但在具体的道路上却常常面临或者放弃民族传统文化以跟随潮流，或者固守传统对抗西化的两难处境，文化民族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复兴，并且表达着东西方文化冲突与抗拒这一持久不衰的主题。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和思想家们试图通过挖掘传统文化的资源，培植起本民族的文化与精神禀赋，来挑战日益嚣张的西方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诸如"好莱坞化"和"可口可乐化"），以保持或恢复民族自尊心，获取政治号召力。与经济民族主义反对经济侵略相似，文化民族主义者反对的是"文化殖民"。在这里，"作为主权的''''道德成分''''，民族主义象征提供了一个政治话语的核心。"[20]纠缠了中国人一百多年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命题当然也贯穿了文化民族主义的主线，而90年代以来在东亚掀起了对"新儒家"的重视也可被纳入文化民族主义的范畴。

虽然在缺乏政治、经济吸引力的情况下，首先从文化上确立起民族的认同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方式。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因为几乎抵挡不了全球性的消费主义和没有边界的大众传媒而显得有些虚弱和矫情。

综上所述，民族主义成为90年展中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价值根源，是发展中国家基于理性做出的选择。但由于当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缺陷，它更趋向于保守而不是开放，趋向于回顾过去而不是前瞻未来，趋向于破坏而不是建设，趋向于民族自利而不是全球共荣，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显然不能长久地做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价值。

面向新的世纪和新的世界发展趋势，只有积极参与，勇于创新，才能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命运，最终走上国家繁荣和民族兴旺之路。

注释：

[1]参见徐迅著《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2][5][20]安东尼·吉登斯著《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65、259、265页。

[3]欧内斯特·盖尔纳著《民族与民族主义》，康乃尔大学1983年版，第1－5页。

[4]J·H·海恩斯著《民族主义论文集》，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26年版，第6页。

[6]参见帕尼尔·勒纳著《正在逝去的传统社会》，格林科公司1962年版，前言。

[7][15]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236页。

[8]A·赖丁著《遥远的邻居：墨西哥人的肖像》，美国诺普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8页。

[9]S·坦塞著《拉丁美洲的经济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1980，P8。

[10]G·A·阿明："依附性发展"，载《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11]参见陈峰君："论东亚成功的综合要素：东亚经济民族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夏季卷。

[12]宁骚先生把这些矛盾归纳为五个方面，即：国族语言与民族语言、国民文化与民族文化、权力垄断与权力分享、国土开发与利益分配、国家的经济现代化与族体发展要求。参见宁骚："论民族冲突的根源"，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夏季卷。

[13]三好将夫："没有边界的世界？从殖民主义到跨国主义及民族国家的衰落"，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87页。

[14]阿尔蒙德著《当代比较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736页。

[16]参见萧功秦："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载《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4期。

[17]J·安格尔著《中国民族主义》，纽约1996年版，导论。

[18]王逸舟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页。

民族主义情结范文篇10

[关键词]互联网;民族主义;网民

近年来互联网兴起了民族主义。在2008年春少数藏独分子企图破坏奥运的骚乱中，西方媒体的歪曲和虚假报道遭到了中国网民大规模和猛烈的回击，乃至出现了中国“新民族主义”（也称“新爱国主义”）的惊呼。其实，自从互联网在中国发展以来，网上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比较浓烈。在一系列涉及中国的重大事件中，网络上都毫无例外地掀起了民族主义的大潮。网络上为什么会出现民族主义？这需要从技术、社会和政策等多方面进行解析。

一、网络民族主义的技术基础

网络民族主义难以界定。在英语中，与网络民族主义相对应的有webnationalism、e-nationalism、onlinenationalism、nationalismonthenet等[1]。但在中文里，网络民族主义最直白的解释无疑是“网络＋民族主义”的有机结合。毫无疑问，没有网络，也就无所谓网络民族主义。因此，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是产生网络民族主义的技术基础。

网络为民族主义的表达提供了新的途径。过去，民族主义的言论只能通过报刊、电视等媒介表达。然而，这些媒介的容量是有限的，相应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官方、社会上层和知识精英手中。普通民众很少有公开表达的机会，甚至也缺乏相应表达的技能。因此，过去普通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很难用“言论”表达，只能偶尔用“行动”表达，诸如游行示威等，而且这些激烈的行动只能出现在很少的、特殊的时期。互联网的发展扩展了民众的话语权，为他们提供了直接、廉价和方便的表达途径，从而使蕴藏在普通民众之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得以通过网络自主地表达出来。

互联网发掘了民众尤其是知识层和年轻人所蕴含的民族主义资源。相对而言，知识层和年轻人在使用互联网方面有比较优势，他们有条件上网，容易接受新事物，也有较强的表达能力和表达欲求。并且他们还是社会中比较富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群体。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多是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体和先锋的。网络民族主义也是这样，知识层中的一些人具有较强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试图进行理论升华和系统化地论证。过去他们只能在学术圈子里讨论，或出版纸质书刊，影响的范围是有限的，而现在知识层中一些有代表性的民族主义的文章和论点可通过网络被广泛传播或争论。青年思维活跃，一般而言总是各种社会思潮积极的参与者、追随者、传播者和实践者。从组成来看，学生和工薪阶层构成了网络民族主义的人员主体。香港凤凰卫视的资深评论员杨锦麟甚至这样写道：新一代的“愤青”尤其是在学的“愤青”们，是目前网络民族主义的主要构成成分[2]。当然，网络民族主义不仅限于知识层和年轻人，参与到其中的网民千千万万，他们来自五湖四海。

网络是虚拟的空间，存在诸多的应用形式，网站、论坛、博客等都是民族主义发表和传播的重要途径。一些著名的主流网站成为网络发表和传播民族主义的主要阵地。如人民网的“强国论坛”等就是网络发表和传播民族主义的重要平台。“强国论坛”等长期位居网站点击率排行榜的前列，在中文网络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以民族主义为主旨的专门网站，有些网站已初步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这些网站能聚集较多的网民，形成浓烈的民族主义气氛。至于网民个人开设的博客等则是数不胜数，许多网民借此转载或表达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以上这些网络空间成为民族主义者的聚散地，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地，民族主义行动的协调地。

当今世界，那些至今仍处于分裂状况、尚未建立独立国家或附属于其他国家且受到歧视和不公待遇的民族，都比较热衷在网络上宣扬民族主义。网络民族主义最集中和具体的体现就是名目繁多的网站[3]。例如，打开库尔德斯坦的网页，除了看到所谓的“库尔德斯坦”地图外，有一段话非常醒目：“印欧先民的后裔在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毗邻的山地丘陵中已生活了数百年，这个地区就是‘库尔德斯坦’。现实中，库尔德人被世人以怀疑的目光看待。他们生活在异族的土地上，不得不屈从外界压力而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他们被要求学习土耳其语、伊朗语或阿拉伯语，似乎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找到自我。这种带有鲜明民族危机感的告白在其他民族主义网站上也随处可见。除库尔德人外，亚美尼亚、马其顿、威尔士、苏格兰、巴勒斯坦、阿尔巴尼亚、爱尔兰、法国的布里多尼和科西嘉、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和巴斯克、俄罗斯的车臣等，所有这些地区的民族主义者都纷纷开设了网站。当然，网络民族主义不仅存在于非独立民族中，在独立国家和大国及大民族中也同样盛行。

互联网的技术特征还型塑了网络民族主义特点。传统上，人们的政治参与都是具有一定组织性的，无论是正式组织或是非正式组织。然而，网络是非中心、无组织的，个体网民日益成为网络行为的主体。网络上的民族主义的表达，也不是一种有目的、有组织的行为，具有自发性和非组织性。网络传播中还普遍使用匿名制，还存在一些特有的规律现象。网络上最有影响的声音一般不是最理性、最客观的声音，往往是哪些言辞最激烈、最极端的声音。这些使得网络民族主义具有激进和情绪化的倾向。如网上乱扣“汉奸”帽子的谩骂、诉诸战争武力的煽动等，屡见不鲜。而在传统的媒介如报纸和电视上，出现这些极端的言论几乎是不可能的。网络民族主义所带有的自发性、情绪化等特征都可以从技术方面追溯到源头。

二、网络民族主义的现实依托

网络空间虽然是虚拟的，但虚拟言行总是现实的这样或那样的观照或反映。网民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民众，其所表达的民族主义无疑深深根植于社会现实之中。

网络民族主义直接源于重大事件的刺激。激烈的网络民族主义都是基于严峻的现实冲突的。在印度和巴基斯坦、韩国和日本、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等因利益分配、领土或历史问题而产生矛盾或冲突时，民族主义都在网络上迅速蔓延。中国互联网发展较晚，大约是1997年后才形成气候。在这之后，中国互联网上的每次民族主义大潮都与重大的国际事件相关联。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掀起了第一次网络民族主义大潮，人民网随即开设了“抗议北约暴行论坛”，这个论坛就是后来著名的“强国论坛”的前身。从这之后，大陆对岸的台独言行、日本不承认侵华罪行和首相屡次参拜靖国神社、美国在南海撞我战机等重大事件，都在互联网上激起一波又一波的民族主义大潮。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藏独分子和国际反华势力借机进行干扰和破坏，再次激起了中国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网络民族主义情绪时强时弱，其起伏与这些事件的发展密切关联。一旦这些事态趋于平静，网络上相关的情绪也变得缓和了。

网络民族主义直指对中国民族利益和尊严的现实威胁。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族主义不同，中国的民族主义没有宗教色彩，也不因价值观和血缘方面的差异而树敌。中国民族主义所针对的主要是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损害中国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事件。激发网络民族主义大潮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都是由于中国国家的尊严和利益受到了蔑视和伤害。中国网民的民族主义主要指向国际列强和国内分裂势力。众所周知，美国以当今世界霸主姿态到处插手国际事务。在苏联解体后，美国加剧了对中国的遏制和打压。中国当今在国际上遭遇的伤害，很多直接或间接来自美国。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炸，是美国所为；中国战机在南海机毁人亡，也是美国所为；台独、藏独的分裂行径，背后都有美国因素。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也是近代以来对中国伤害最深的国家。日本在历史遗留问题包括教科书、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屡屡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正因为如此，美日成为中国网民的众矢之的是毫不奇怪的。当然，别的国家只要伤害到中国，也同样为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所指，无论是20世纪末期一些国家曾经出现的排华现象，还是2008年一些西方国家在奥运火炬传递中的所作所为，都遭到了中国网民的痛击。在内部，网络民族主义直指台独、藏独势力等。国家统一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近代以来屡遭列强分裂的困扰早已成为中国人民沉重的心结。对于台独和藏独势力试图分裂国家这些关涉中国国家主权和声誉的分裂活动，网民自然保持了高度的敏感，并且予以严厉的抨击。总之，中国网络民族主义所指都是事关中国国家利益和尊严及民族复兴等问题的。

网络民族主义是对“中国威胁论”的反击。中国初步崛起之后，“中国威胁论”不时冒出，并且在一些国家有一定市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实际上也是一些国家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当今实力最强的美国，在网络上也有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曾有美国网民上书国会，要求阻止中国公司收购美国石油企业。在“中国威胁论”升温之中，美国一些与中国威胁论有关的词汇也日渐流行，这其中包括“中国道歉者（sinapologists）”、“拥抱熊猫（panda-huggers）”等等。英文中panda-hugger的解释是：这个贬义成分居多的新词由tree-hugger演变而来，tree-hugger是指那些关注森林环保，甚至以抱树的方式来表示捍卫森林决心的环保人士，而pandahugger则衍生为那些认为中国不会构成军事威胁的分析家或学者[4]。在中国遭到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非议和攻击之时，中国网民出现捍卫自身利益的民族主义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网络民族主义是对中国崛起的呼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当今中国的GDP居世界第4位，并且将在可以预见的近期内超过德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对东亚周边事务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非洲事务中也正在扩大影响，并且通过联合国或其他形式对广泛的国际事务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新世纪的诸多事例表明，中国正在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大国，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是这种影响的标志之一。中国的崛起大大激起了国人及海外华人的民族自豪感，有关“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之类的欢呼时有所闻。在这样的情形下，民族自信和自尊的复苏是自然而然的。中国网民这时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复兴型民族主义。复兴型民族主义所包含的内容多种多样，其中最普遍的是对政权问题的关注和对恢复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民族尊严的强调[5]。如果说在针对美国、日本以及台独和藏独势力时，中国网民表现出激烈的民族主义，那么在其他方面，诸如在“港澳回归”、“申奥”、“入世”等中国崛起标志性的重大事件中，中国网民则是温和的民族主义。他们以集体化的欢呼，表现出为民族崛起而激动的情绪。

三、网络民族主义的政策折射

如果说网络民族主义的有无来自于现实基础，那么网络民族主义的强弱则受到政策取向的影响。

网络民族主义与国家的战略意识形态取向有关。中国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列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但是中国社会极其复杂故不能仅以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要求社会上所有的人。特别是在对外事务中，过于强调这些意识形态有时并不合适。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中，爱国主义也是其中的组成部分，而爱国主义本来就包括了民族主义。的确，民族主义是最富有情感魅力的天然政治资源，时效性最持久、成本最小、收益最大。民族主义是一种能够化解国内社会矛盾，增强民族凝聚力，并产生一定号召力的意识形态。中国通过宣扬爱国主义而规范并引导着国人的行为取向，增强着国民民族身份的认同。特别是20世纪末期以来，面对国际风云变幻，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对内的凝聚力和对外的抵抗力，而这些大背景无疑有利于孕育中国民众的网络民族主义。

网络民族主义与有关规范言论表达的政策尺度有关。中国依照法律和政策对各种言论进行规范，其中包括了互联网上的言论。在互联网上，如果出现与现行规章相抵触的言论，就会被网站或有关方面删去或制止。网络上的民族主义言论一般针对外部势力，相对而言敏感性弱一些，也较能受到网站的默许而存在。比如具有较强民族主义的“强国论坛”就属于中国官方《人民日报》所办的网站。有的学者指出，总的看来中国网上表达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对外表现为网络民族主义，对内表现为网络批判现实主义[6]。因此，在后者受到应有约束的情况下，民族主义言论就在网上显得突出了。一些网民也迎合了这种政策尺度，因而在民族主义方面大胆放言。另外，由于网络的国际性，国外许多人包括海外华人在网络上也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倾向，他们的言论更不受政府的约束，而内外交汇在一起则形成了中文网络的民族主义浪潮。

中国长期的爱国主义教育孕育了网络民族主义的文化传统。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历史和现实的压力以及屈辱感常弥漫在国人的心头，如同其他落后国家一样，民族主义成为中国反抗西方列强和号召民众的重要思想武器。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经过辛亥革命、到今天，民族主义已经在中国民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中国的历史教育主要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民族主义在新的时代总能获得它的新生，总是能赢得最广大的民心。中国近百年的历史遭遇、深重的屈辱与挫折使中国人有一种沉淀于心理深层的民族复兴情结，从而在心里方面构成了现今网络民族主义的深层基础。

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左右了网络民族主义的强弱。20世纪80年代中国加快改革开放，需要向西方学习经济、技术，国际环境也相对较好，在这种形势下，民族主义的市场受到限制。不仅如此，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全盘西化论调以及崇洋媚外的现象。然而，在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大形势和中国的外在环境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国际上民族主义风起云涌，在东西方意识形态的斗争开始淡化之后，各国的民族主义却愈演愈烈。以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为开端，在亚非欧结合部的中东欧、巴尔干、中东、北非洲形成了一条民族矛盾的地震带，并逐步向西欧、北美、东亚、南亚等世界其他地区蔓延和扩展，并波及全球。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施压。中国进一步发展和开放之后，与其他国家的利益纠葛也不可避免地增多。在此情况下，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转浓，并且通过相对放任的互联网表达出来是不足为奇的。当然，现今经济全球化正在向纵深发展，中国已经深深地融入到经济全球化之中，中国还要继续加大对外开放，因此理性地处理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大势所趋。就总体和长远而言，偏激的民族主义在中国会越来越失去市场，网络民族主义不会出现越来越强的前景。

参考文献

[1]王军.试析当代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2)：22-29.

[2]杨锦麟.民族主义：壮怀何种激烈？[J].南风窗，2003(20)：14-15.

[3]向洋.网络民族主义：并不虚拟[J].世界知识，2005(4)：61-63.

[4]王晋燕.美国网络愤青看中国崛起[J].环球,2005(18)：5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