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范文10篇

民族主义范文篇1

（一）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及其在近、现代的流变

从其起源上看，中国的民族主义乃是早熟的华夏民族之政治和文化上的“大一统”（“大”在这里是动词，表“重视”和“尊崇”之意）与其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即在政治和文化“大一统”的现实和观念的背景上，一方面主要针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形成了“尊王攘夷”的政治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基于对周边各族群之居高临下的无比的文化优越感和自信心，同时又形成了“平天下”的文化民族主义－－所谓亡国与亡天下之辨，就建立在这种带有浓烈世界主义色彩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按照这种“泛中华”的文化民族主义，“亡国”固然可悲，但“亡天下”之悲尤甚於“亡国”。因为即使国家亡了，中国固有的文物制度和伦理道德犹可倡明於天下，这才是古代以“平天下”为职志的士大夫们的真正“本份”和最高理想！如果说，“尊王攘夷”是前现代、即君主时代东西方民族主义所共有的一种异化了的表现形式（“尊王”成为民族统一的象征），那么，“平天下”的文化民族主义则是古代中国所独有的。孔子所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便一语道尽了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所独具的和平主义性格及其所富含的宽容和建设精神。它以弱水般的“阴柔”补充了体现於“攘夷”的“阳刚”，赋予华夏民族的民族生命以特别的坚韧性，使之即便在身处逆境甚至亡国的环境下，犹能在“平天下”的神圣使命和坚定信念的支持下，忍辱负重，在与其它民族的共处和交往中，通过对本民族文化始终不渝地执着、传布和发扬光大来保存自己，发展自己，终于在上下几千年的艰苦历程中，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即以华夏族群为主体凝聚而成的汉族；华夏文明因而也才能够成为迄今整个古代世界硕果仅存的一种文明！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於近代的终结，直接地起因於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冲击。洪秀全以“拜上帝”取代了“尊王”，从而使他那种彻底反传统和民族复仇的革命民族主义披上了“西化”的外衣；而曾国藩之卫道的文化民族主义，一方面是对洪秀全这种粗糙不堪的“西化”的一种本能的疯狂反动，同时也是为他自己在当时已极不得人心的“尊王”而扯起的一块遮羞布。只有当孙中山先生以“民权”和“民族平等”改造了古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即以“建立共和”代替了“尊王”，进而从政治和文化两方面为古代的民族主义注入“民族平等”的观念，并将後者推广於国际间的民族关系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才真正获得了与现代文明相一致的崭新面貌！

孙先生的这一贡献，集中地体现於他在从民国建立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这一期间逐步形成的关於以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缔造或建设统一的中华民族的理想中。然而由於外患深重，内乱不已，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不得不主要集中於革命（指暴力革命，下同）的或破坏的一面，即以对外反帝、对内反分裂和反割据为其主题。在此後长约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民族主义虽然被东西方之间激烈的意识形态之争所掩盖和冲淡，但是经由台湾的反苏反共和“”，以及中国大陆的反帝反霸和“一定要解放台湾”所透露出来的民族主义的意向和情绪，无论是对外或是对内，依然是对抗性、破坏性的。

（二）新霸权主义：中国大陆民族主义思潮的国际背景

随着冷战的结束，民族主义思潮在世界各地、其中也包括在中国大陆的兴起，已经成为一个令全球瞩目的热点问题。由於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关涉到两大强国－－中、美之间的关系及其未来走向，关系到正在崛起的中国在未来的国际社会可能扮演的角色，加之台海危机在全球所引起的强烈震动和西藏问题在国际间拥有很高的“知名度”，所以，它引致人们特别的关切，也是非常自然的。近几年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大陆的兴起，显然首先是一种与官方意识形态的进一步衰落相伴随的现象。在这种意义上，它对官方的意识形态无疑具有某种代偿功能的作用。这一点显而易见，无需赘言。那麽，其国际背景如何？它是否可看作一种短暂的“泡沫”现象？其性质和趋向怎样？我们又应当采取甚麽样的对策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与以前诸时代相比，国际政治的轴心问题在後冷战时生了甚麽样的变化。所谓冷战时代，其实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称霸世界，分割世界，相互争夺势力围的霸权主义时代。与之相比，後冷战时代似可称作新霸权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国际政治的主体呈现出多极化的趋势，原来的美苏两极霸权正在被以美国为龙头的发达国家之“共和霸权结构”所代替；核武器虽然仍具有相当大的威摄力量，但其研制、生产、使用和输出（扩散）等等，已在保证西方国家享有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高尖技术的常规武器日益上升为构成发达国家之军事优势的最重要的因素；与此同时，由於苏联的解体，俄国的自顾不暇和中国大陆的孤掌难鸣，使得发达国家可以更加得心应手地利用美英法在国际关系领域的政治优势，通过对国际组织的操纵，以合法的形式更加自如地运用和发挥其所拥有的军事和经济优势，来扩大自身的利益，直至把它们自认为合适的安全政策和经济政策强加给别国，达到操纵甚至包办国际安全事务和经济事务的目的。正如亨廷顿所说：“全球政治和安全事务实际上由美、英、法一手操纵，世界经济事务则是美、德、日说了算。这些国家相互间保持密切接触，排斥较弱小和大多数非西方国家。联合国安理会或国际货币基金会所做反映西方利益的决定，都披上反映世界社团利益决定的外衣。”（1）局部战争当然还是解决国际冲突的重要方式，但政治游戏或政治交易及自由贸易，已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赖以谋取自身利益的最为重要的国际角逐方式。与上述种种变化相对应，各种国际组织和自然资源也越益成为国际争夺的“抢手货”。君不见，不仅日本和德国，甚至连南非都跃跃欲试，想要挤进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行列吗？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现在几乎已无人不晓，“‘世界社团’这个词组已代替‘自由世界’，成为使反映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利益的行动获得合法性的冠冕堂皇的词藻”（2）。至于由近几年各国之间，如日本与韩国，西腊与土耳其，南海周边诸国以及中日之间围绕领土和海洋经济专属区等等而发生的频繁争执所显示出来的资源争夺在後冷战时期的特殊重要意义，更是众所周知的不争的事实。读者从各时代的下列对比中不难清楚地看出这些深刻的变化：时代

国际政治主体基本角逐手段基本角逐方式

争夺对象殖民主义西欧

民族国家

军事战争

殖民地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军事战争

资本输出

市场霸权主义美、苏

核武与意识形态核竞赛和冷战意识形态市场新霸权主义美、日、西欧政经军优势

政治和自由贸易国际组织和资源

以上的分析和对比表明，与冷战时代相比，後冷战（後霸权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虽然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霸权仍然存在。这种霸权的特点是：“西方其实是利用国际组织、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掌握世界，借此保持西方优势，保护西方利益，并促进西方政治和经济价值。”（3）中国、特别是中国大陆,作为一个正在崛起而崭时又处於发展中的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即便撇开它在意识形态领域与西方国家的尖锐对立不计，它也不可能不首当其冲地成为西方霸权挤压和排斥的对象！这在美国断然拒绝全面销毁核武器，同时又软硬兼施，千方百计地诱迫中国政府签署足以保证美国维持其绝对核武优势的全面核禁试条约，以及在中国大陆究竟是以发达国家、还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参加世贸组织的问题上，已经暴露得清楚无遗。而且，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固然对台湾的防务暂时有好处；然而美国的对台战略原则，却明显是基于对中国这一潜在劲敌的遏制。特别应当注意的是，美国通过延续《日美安保条约》，扩大日美安全体系的防御围和在一九九六年初与澳大利亚签署《国防合作条约》，已经大体完成了旨在对中国大陆实行遏制的战略部署。联想到“围堵中国”的呼声，突然在英美雀声四起，那既不是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後，也不是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处於停滞状态和国民经济发生严重滑坡现象的一九九零和一九九一年，而不迟不早，恰好是在中国大陆因展开新一轮经济改革而使国民经济突飞猛进，获得了令世界震惊的巨大成就，从而显示出其综合国力正在急速攀升，且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一九九叁年－－两相对照，实在也迫使人们不得不深长思之！诸如此类的现象，使许多中国人在关注乃至支持西方国家就人权问题而与大陆当局持续进行激烈争执的同时，也注意到前者与中国大陆之间实际存在、且更为深刻的多方面的利益冲突。这便提示他们，对於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日本的新霸权主义，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惕！近几年中国大陆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就其国际背景来说，正可以看成是对这种新霸权主义的一种情绪化的反应。另一方面，冷战虽已结束，但世界历史却并没有像福山所预言的那样走向终结，因为今日的世界究竟还不是、也不可能是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的一统天下！不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否能够完全正确地解释後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关系的实质，但是，只要留心一下俄国出现的泛斯拉夫主义思潮，中亚、中东猖狂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所谓亚洲价值论等等，相信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冷战结束以後，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不仅存在，而且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确有上升的趋势。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近年来在大陆本土腾然而起的文化民族主义，乃是一部分中国知识份子对於由冷战的结局所引致、且几乎遍及全球的那股特别强劲的西化浪潮的一种回应。

（叁）从革命的民族主义转向建设的民族主义

以上所述表明，中国大陆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绝不是毫无来由、毫无根据，而仅凭当局的“呼风唤雨”就可召之即来的！否则，人们讨论和研究这种现象，或批或褒，岂不都是在庸人自扰？别忘了，那些对目前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持彻底批判态度的人不是都在说，北京当局早已失尽了民心，丧失了对民众的号召力吗？怎麽突然一下子，它居然有如此这般的法术，竟能无风起浪，掀起这麽大一股思潮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足见，把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仅仅归诸北京当局的煽动，实在只是一种太过简单化的作法。而且，我们对这股思潮，也不应采取“斗争哲学”的立场，即认为既然北京当局支持之鼓励之，我们就理所当然地必须坚决反对！不过应当明确，肯定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存在，并承认它具有某种合理性，这并不意味着主张对这股思潮持完全肯定和顺应的态度。因为观察近几年在中国大陆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可知，除其中的国学热而外，其余种种差不多均带有相当强烈的对抗性和破坏性，或者说，仍然都停滞或局限於“革命民族主义”的畴！那种“工具性民族主义”（即以民族主义作为“反和平演变”的手段）和在民间日益高涨的“反美”情绪，自不待说；就是一时尚未形成气候和带有“西化的反西方主义”色彩的“後学热”，也不例外。然而事实是，至少在目前和今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於拥有核武的中国来说，外患的威胁并不存在；而且，包括台独和藏独势力在内，不仅没有任何一种分离势力能够发动大规模的内战，就是台独势力有一天幸在台湾得手，它也未必敢于贸然宣布独立。因此，这种对抗性、破坏性的革命民族主义对外显然没有必要；即使用来对付国内以藏独为代表的“族国主义”和以台独为代表的“部落主义”，至少在目前也不是最好的选择！如果说，鉴于国际上新霸权主义的兴起和各种文明之间冲突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国内分离势力的抬头，以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应对，这确有其某种必要性和合理性的话，那么，我们亦应当扬弃这种对抗性和破坏性的革命民族主义，而选择建设的民族主义！所谓建设的民族主义，可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其内涵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叁个领域。就“对内”来说，建设的民族主义可集中为一点，就是主张以宪政民主国家的形式，把目前分裂分治的台海两岸（因香港已回归中国，澳门的回归也指日可待，本文不就统一问题对港澳进行讨论）统一起来，并在政治统一、经济整合与国内各民族、各族群的文化平等存在、自由交流以至相互融合的基础上，逐步缔造统一的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应当指出的是，这里，我们首先以宪政民主排除了任何一种专制制度。从原则上说，这同时也排除了“大一统”政治文化传统中所内含的与中央集权、乃至极权统治密切相联的那一方面。不言而喻，原西藏那种政教合一和领主统治的制度亦被排除了出去。我们同时也排除了以藏独为代表的族国主义和以台独为代表的地方分离主义。作出上述种种“排除”，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从根本上消除那些导致对抗性、破坏性民族主义情绪的政治分歧，从而为从制度设计或制度安排上解决两岸的对峙、大陆内部的民族纠纷及建设中华民族，留下必要的妥协空间或回旋余地。很明显，如果有关各方象现在这样在统独问题上一味固执己见，甚至变本加利，那么，依笔者之见，“和平统一”就必将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美妙幻想，即使大陆将来有一天实现了符合西方标准的政治民主化，两岸和汉藏关系的走向也未必乐观，其间的对峙或冲突更未必能迎刃而解！须知，民主不是万能的；与民族独立密切相连的所谓外部自决，也绝不是多民族的民主国家用以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唯一原则和方式。令人欣慰的是，北京当局一再宣示，坚持以和平统一为其对台政策的基本原则，这实际也是大陆多数民众的愿望；台湾正在逐步全面落实民主制，台北当局亦反复声明，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放弃国家统一的目标；达赖喇嘛最近则多次公开表示，他并不主张，并且愿意在西藏实行高度自治的原则基础上，与北京当局进行对话和谈判。可见，无论是出于对民心向背、国际道义形象的顾计，或是出於对彼此之间力量对比这一严酷现实的考量，相关各方的“代表”，没有那一个敢于公开否弃和平统一的道路！因此，照理说，只要相关各方能够秉持相互谅解和妥协的精神，通过谈判协商，折冲调和，即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实现中国的政治统一，并不是不可能的。现在的问题是：第一，台海两岸在意识形态和与之相应的立国精神，以及基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上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而在中国大陆政治改革长期严重滞後的条件下，这些差异还呈现出某种日益拉大的趋势。这在客观上不可能不被台独和藏独势力利用来影响台湾人、藏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第二，台北当局现行的大陆政策、特别是它所推行的“务实外”，交也常常难与台独势力划清界限。这几乎是所有大陆民众和海外大陆知识者对其公开声明的统独立场始终不够信任的根本原因。第叁，北京和台北，均未能充分客观地认知、务实地评估和全面地利用当前两岸之间“分裂分治而不对等”的基本格局，这不仅使两岸当局之间的互动难以摆脱冷战对峙的僵局，同时也拖住了两岸民间和准官方层面上相互交流发展的步伐，使之迟迟未能走上良性互动的轨道。以上诸项，笔者在拙作《两岸关系与世纪之争》（4）中业已述及，这里不再详述。第四，台独和藏独势力根本无视於国际政治的现实和十二亿大陆人民生存和发展的战略利益，而只是依据他们自己对“民族自决”（或“人民自决”）的片面理解（仅仅抓住了所谓外部自决），试图仰赖外国势力来肢解和分裂中国。极个别附和“藏独”的汉族人士，亦往往摆出一副深得“民族自决”真传的教师爷架式，似乎只凭他们对汉藏关系和民族自决的概念、法理及其实施过程的困难和效果的那点连一知半解都不到的知识，就足以为中国大陆的十几亿芸芸众生指点迷津，动员这十几亿人跟着他们一起去彻底地革“大一统”的命（天晓得，他们是从哪里获得了此种可立马儿扫除万里尘埃，澄清玉宇的法术？！）。殊不知，他们这种对民族传统彻底革命的精神和气魄，若与当年为了削弱西方列强而力倡“民族自决”的列宁和斯大林相比，连“小巫见大巫”的水准都不到。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只顾标榜道义，而试图避开各民族之间实际利益的协调来解决民族冲突的主张，只不过是一种完全不切实际的空洞口号而已。它或许可以在海外哗众取宠於一时，但对解决两岸之间和汉藏之间的矛盾，不仅不会有任何益处，反而只能“火上加油”，进一步激化其间的矛盾！“经济整合”主要是指应当逐步建立包括大陆、台湾和港澳在内的国内统一市场。我们提出这一主张，首先是鉴于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的历史经验,即所有西欧诸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当初都是从国家的政治统一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为起点的。第二，西欧共同体的经验和当前区域性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也提示我们：当代全球的经济虽然已经显露出某种一体化的趋势，但是，这种趋势并没有减缓作为经济实体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一般而言，规模较大的经济实体，其应变和竞争的能力也比较强；若其规模太小，则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其生存和发展都将遭遇更大的困难。这也是西欧共同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得以建立的基本原因。考虑到台湾、港澳和大陆经济的高度互补性及其政治统一的必然趋势，参照西欧和北美的经验以及上述几方面近十多年来经贸往来日益热络的事实和未来走向，可以说，逐步推动大陆和台、港、澳之间的经济整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海外许多有识之士关於“中华经济圈”的构想，其实正与此不谋而合。当然，就其最终的目标来看，“经济整合”并不限于“中华经济圈”的水平，後者只是前者的“初级阶段”而已！但是很明显，任何水平上的经济整合，都有助于两岸的政治统一和国内各民族以及各族群在文化上的相互认同乃至融合。毫无疑问，在未来宪政民主的中国，国内各民族和各族群固有的文化，应当获得一律平等的地位。然而，归根到底，所谓平等是指机会的平等。这在文化政策上，主要就表现为既不允许任何一种文化享有独尊的地位，也不允许强制剥夺任何一种文化存在的权利。纵然如此，谁也无法保证各民族和各族群的文化都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实际地占有平等的势位，并长久地存活下去。因为第一，各民族的平等绝不可能抹杀掉汉族在人口和文化影响（尤其是它的同化能力）上的绝对优势。第二，除非你自外于现代化的过程，否则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得不接受现代化的挑战，并通过应战来验证自己是否具有继续存在的能力。而要想在当代中国自外於现代化的潮流，显然几乎是不可能的。若看一看台湾“九族”青年一代之无可挽回的文化蜕化现象，再留心一下近几年国内远在雪域高原的藏族青年为经商而学习汉语和英语的报道，对此将会有很深的印象！

民族主义范文篇2

在美国，民族主义是一个肮脏的字眼，人们公开鄙弃之，认为民族主义与旧世界的狭隘和自视优越相关。但是，这些怀疑美国民族主义观念的人士乐意承认，美国人总体而言是非常爱国的。当要求他们解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别时，这些怀疑论者也许会不情愿地承认二者之间区别细微，并无实质性差别。政治学者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来证明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别，他们将爱国主义等同于对国家的忠诚，而将民族主义定义为种族—民族优越感的情绪。实际上，就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心理及行为表现而言，二者之间难以区分，它们对政策的影响亦然如此。

民意测验组织的定期调查显示，在西方民主国家中，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最强烈。芝加哥大学的研究者指出，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攻击之前，90%接受民意测验的美国人同意这样的说法：“我更愿意成为美国的公民，而不是其他国家的一员。”38%的人支持这样的观点：“如果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像美国人，则世界更加美好。”(“9·11”恐怖袭击之后，同意以上观点的人分别上升为97%和49%。)美国密歇根大学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TheWorldValuesSurvey)的测验结果与此相近，70%以上的被调查者宣称他们对自己作为美国人“非常自豪”。与此相对照，在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包括法国、意大利、丹麦、英国和荷兰，只有不到一半的被调查者对他们的国籍“非常自豪”(参看下表)。

民族自豪感(对自己国籍“非常自豪”的民众比例)

国家1990年1999—2000年

英国5349

丹麦4248

埃及未调查81①

法国3540

墨西哥5680

荷兰2320

菲律宾未调查85①

波兰6871

美国7572

越南未调查78①

①2001年调查数据。

资料来源：世界价值观调查公司。

美国人不仅对自己的价值观非常自豪，而且认为这些价值观是普世性的。根据皮欧全球态度调查公司(ThePewGlobalAttitudes)的调查结果，79%接受民意调查的美国人同意“美国观念和习俗在全球推广是有益的”；70%的人说他们“喜爱美国的民主观念”。即使在作为自由主义和民主另一个堡垒的西欧，这些观点也并非普遍共享。皮欧公司发现，在西欧国家中，只有不到40%接受民意测验的人赞同美国观念和习俗的传播，不到50%的人喜爱美国的民主观念。

美国人所秉持的美国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优越的信念在其社会、文化和政治实践中展现无遗，几乎不可能忽略它们：学校每天举行的爱国宣誓(ThePledgeofAllegiance)仪式，运动赛事之前通常要奏国歌，无处不在的美国国旗等。与其他国家一样，民族主义情绪不可避免地渗透到美国政治之中。候选人利用焚烧国旗、国家安全等高度敏感的话题来攻击对手没有爱国之心。

为什么这样高度民族主义化的社会一贯自视为没有民族主义?这一悖论的根源在于保持美国民族主义长盛不衰的势力。科技成就、军事力量、经济财富和无可匹敌的全球政治影响力无疑将造就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但是，导致美国民族主义真正与众不同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其诸多表现方式非常自然，不着人为痕迹。

美国民族主义最强大的源泉之一是公民自愿，普通民众愿意通过个人主动或公民团体提供公共物品。自19世纪早期法国哲学家托克维尔以降，外国观察家无不惊诧于美国活力的渊源。托克维尔指出，“年龄不等、身份不同、性格各异的所有美国人都组成团体”，他称许美国人依靠自身力量而非政府来解决社会问题。

推动美国社会生活发展的基层活动同样使得美国民族主义充满活力、引人向往，因为绝大多数确保美国民族主义长盛不衰的制度和活动是民间的，而非政治性的；各种仪式是自愿参加的，而非强制推行的；这些价值观被民众欣然接受，其中并无人为灌输。在世界其他地方，政府在促进民族主义中的作用必不可少，其民族主义常常是精英阶层进行政治操纵的产物，因此必然存在人为性质。但在美国，尽管政治家个人常常试图利用民族主义获得政治收益，但政府的不介入引人注目。例如，美国联邦法律并未规定在公立学校背诵爱国誓词，或要求在赛事之前唱国歌，或强迫在个人所有的建筑物上悬挂国旗。

爱国誓词的历史对美国独特的民族主义形式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诠释。浸礼会牧师弗朗西丝·贝拉米(FrancisBellamy)在1892年撰写了誓词初稿，美国三大公民团体(国家教育协会、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美国革命之女”)创立、改进和推广了背诵爱国誓词的仪式。后来，联邦政府参与进来。但直到1942年，国会才正式宣布赞同爱国誓词；直到1954年，在宗教组织哥伦布骑士会(TheKnightsofColumbus)(注：美国天主教徒1882年建立的国际互助慈善团体——译者注。)的压力之下，国会才对誓词文字进行修改，加上了“在上帝保佑之下”的字样。

实际上，利用政府权力强行促进民族主义制度化的任何企图都会遭到强烈的抵制，因为民众普遍怀疑政府会侵犯美国个人的自由权利。20世纪30年代，一些学校的董事会试图使爱国誓词仪式变成义务性的，耶和华见证会(TheJehovahsWitness)对此发动挑战，并诉诸法律。该宗教团体认为，爱国誓词迫使孩子们崇拜伪神。此后八年间，禁止焚烧国旗修正案在美国国会两次遭到否决。

在美国，促进民族主义是私人事业。在其他社会特别是那些威权主义政权执政的国家里，政府调配各种资源，从政府控制的媒体到警察、到“爱国价值观”的宣传。在庆祝国庆节时，这些国家的政府会特地组织大型的阅兵典礼，展示其精锐部队和最新式武器装备。(据称，1999年北京举行盛大阅兵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花费数亿美元之巨。)然而，尽管美国拥有令人生畏的高科技武器，但这种政府主办的、纵欲式的民族主义表现在美国的独立日庆祝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当然，美国人也在7月4日举行庆祝游行和观看烟火，但这些活动大多是公民团体组织的，当地的工商团体提供了部分经费。

此中包含着美国民族主义生命力与持久性的根源：对普通大众而言，公民自愿的主导作用——而非政府强制——使得民族主义情绪更加纯真、富有吸引力与合法性。美国民族主义的表现如此寻常，不着斧凿痕迹，除非外人甚至难以觉察。

政治信条

美国民族主义隐身于平淡无奇之中。但即使美国人意识到民族主义的存在，他们也并不视之为民族主义。这是因为，美国的民族主义与其国外姻亲不同宗不同种，并具有如下三大特征：

其一，美国民族主义基于政治理想，而非文化或种族优越感。这一概念非常适合仍然自视为文化和种族大熔炉(MeltingPot)的美国社会。正如乔治·W·布什总统在去年7月4日演讲中指出的，“没有美国种族，只有美国信念”。在美国人看来，这一政治信念的至高无上是不证自明的。

美国政治制度、政治理想与其实践成就相结合，使美国人坚信他们的价值观应该是普世性的。反之，当美国人受到威胁时，他们将对自身的攻击首先视为对其价值观的攻击，美国精英与民众对“9·11”恐怖主义袭击的诠释可谓明证，绝大多数美国人理解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即这些袭击体现了对美国民主自由和民主制度的攻击。

其次，美国民族主义是胜利诉求的，而非悲情诉求的。在绝大多数国家里，昔日外来强权造成的悲痛刺激着民族主义情绪。在印度、埃及等曾经遭受殖民统治的国家里，民族主义最为强烈。但是，美国的民族主义与这种遭受侵害的民族主义截然相反。美国的民族主义源自开国以来战争与和平中的诸多胜利；而一系列民族屈辱和惨败构织着遭受侵害的民族主义。胜利诉求的民族主义者庆祝他们的积极成就，对悲情诉求的民族主义者的哀鸣甚少同情。

最后，美国民族主义向前看，而大多数国家的民族主义恰恰相反。那些坚信美国价值观和制度优越感的人士并不停留在历史荣耀之上(尽管这些荣耀构成了美国民族特性的核心)。相反，他们向前看，认为本土和外国的未来都会更加美好。这种动力使得美国民族主义充盈着传教士精神和短暂的集体记忆。这种向前看和普世性的观点与其他国家种族—民族主义的向后看、排他性的观点发生冲突势在必然。在中东地区，十字军东征(TheCrusades)以来西方军事入侵的记忆萦绕不去，它们对美国“解放”伊拉克人民计划的怀疑是情不自禁的。就中国而言，而中国政府和人民将台湾视为脱离的省份，美国支持台湾自然是双边关系中最有争议的问题。长期以来，失去台湾——不管是1895年日本的割占还是1949年国民党的盘踞——被视为民族赢弱和屈辱的标志。

美国民族主义的独特之处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最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国家之一在应对海外民族主义时如此笨拙。美国民族主义第二个悖论的最佳例证是越南战争。美国普世性政治价值观(越南战争时期的反共主义)、美国实力的必胜信仰与短暂的民族记忆相结合，导致美国制定了与越南人的民族主义相冲突的灾难性政策。抵抗外国(中国和法国)统治界定了越南人民的民族经历，他们压倒一切的目标是独立和统一，而不是在东南亚推行共产主义。

不同民族主义的冲突

美国其他国家

基于普世理想(民主、法治、基于种族特性、宗教、语言和地理

自由市场)和制度(分权)

普通民众自愿的产物；民众政府精英培育，国家机构(警察、军

欣然接受价值观和仪式，没队、国有媒体)推动

有人为强制灌输

胜利诉求的，源自战争与悲情诉求的，源自一系列民族屈辱和

和平中的胜利惨败

向前看，短暂的集团记忆向后看，停留在昔日荣耀和历史

和传教士精神积怨之上

在与几个高度民族主义的国家打交道时，美国很少关注民族主义在确保这些敌对国家政权、赋予其合法地位方面的作用。美国对待这些国家的政策或者漠视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如菲律宾和墨西哥)，或者一贯坚持美国民族主义的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偏见，夸大竞争对手(如中国和古巴)所倡导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对抗性。埃及前总统纳赛尔秉持后殖民地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拒绝与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或苏联阵营建立战略联盟，华盛顿官员对此困惑不解，他们无法想象在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斗争中一个国家可以保持中立。这种心态在当今的回响，就是美国在反恐战争中“或者与我们一起或者反对我们”的最后通牒。

美国仍然不能有效地应对海外民族主义，导致了如下三个直接后果：第一也是较次要的是，美国的麻木不仁在外国政府及其人民之间引起了强烈的怨恨情绪；第二显然也是最严重的，这种麻木不仁的政策产生了事与愿违的恶果，当美国力图削弱外国敌对政权时尤其如此。毕竟，民族主义是堪与民主自由主义力量抗衡的少数原始思想之一。以当前富有戏剧性的朝鲜半岛核危机为例，南韩年轻一代的民族主义情绪勃兴，他们把制造麻烦的北方邻居视为亲戚而非恶魔，这是华盛顿在应对平壤边缘政策时未曾考虑在内的。与以前事例类似，在这些情况下，美国的政策往往与盟国人民的看法相去甚远，且导致事与愿违的后果，即推动盟国人民支持美国所反对的政权。最后，鉴于民族主义推动着美国的政策，其他国家必然认为美国的海外行为是伪善的。当美国以捍卫本国主权为名削弱全球制度(如《京都议定书》、国际刑事法庭和《全面禁试条约》等)时，这种伪善尤为突出。美国拒绝多边协议也许在国内得分，但在外国人看来，美国人普世辞令、其信奉的理想与美国看来决心在海外追求狭隘国家利益的行径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长此以往，这种行为必将侵蚀美国的国际信誉与合法性。

如果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地理位置和距离上不是这样隔离，关于民族主义的观点冲突也许不会这样严重。实际上，地理隔离并未削弱美国人政治理想普世性的信念。美国建立在如下原则之上：即所有人民(并非仅仅美国人)被赋予“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这种信念薪火相传，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世界建立在四大自由之上的观点到乔治·W·布什的“人类尊严不可商榷的需求”。

民族主义范文篇3

民族主义又是当代所有意识形态中最不依赖繁琐理论的意识形态，所以它传播地域广、最能抓住普通民众的心。民族主义是一种最简单、然而又是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它在理论的系统性上最薄弱，因而最容易被没有受过理论训练的普通人所接受。有人说，不懂民族主义，就根本无法理解近现代的世界。在中国，渐受青睐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引起了学术界本身和外部世界的密切关注和不休的争论。面对这种情形，本文拟从比较民族主义的长处和民族主义的隐忧、分析民族主义的性格和民族主义的出路等四个方面谈谈笔者对民族主义的一些看法。

1.民族主义的长处与优势

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承认并伸张每个民族的自决权，认为每个民族都有权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情绪与运动往往发韧于传统与现代、及本土与异域碰撞之际。民族主义核心内容是反对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正是在二十世纪一浪高过一浪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众多的弱小民族，摆脱了异族统治和殖民统治，走上了独立自治的道路。追求民族自决，反对异族统治也正是中国近现代一切革命的重要依据和目标。

民族主义是强化民族自尊心、自强心和自信心的最有力的工具，有助于民族独立，唤起人们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民族主义提倡英雄主义、塑造荣誉感和牺牲精神，可以在社会中造就一种向上、奋进、自强、团结一心，甚至是同仇敌忾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义的最强有力的功能之一就是制造民族认同，因而有利于提高成员的归属感和民族凝聚力。

民族主义有利于保存民族的文化传统，丰富一个社会的价值资源和文化生活。民族主义强调每一个民族，或者说强调自己民族在历史、语言、文化甚至物产上的独特性，因而有利于保存多样而丰富的人类文化遗产。对中国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义有助于恢复和保存丰富而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特别是在这一传统由于受到长期的清洗和毁灭而几至失堕之际。这样，长期被强制地与民族文化传统隔离开来的中国人有机会重温、复兴自己的文化传统。民族主义强调对民族特性和民族传统的认同与尊重，这就为政治统治提供了某种合法性基础。在现代社会，每个国家的统治合法性都建立在某种强势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然而，或是由于受到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挑战，或是由于本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道德文化的变迁，为统治提供合法性的主导意识形态会走向衰败。这时，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由于旧的意识形态的衰败而造成的合法性真空，从而可以维持统治秩序的稳定，并用民族主义情绪来抵挡外来意识形态的冲击。民族主义的这方面功能正是其在冷战后的世界大范围崛起的重要原因。

2.民族主义的短处与隐忧

然而，民族主义自身的种种缺陷，其所隐含的种种危险也许就恰恰孕育在民族主义的上述种种长处和优点之中。

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冲突与动荡的滥觞。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情绪，而非一套系统的学说。民族主义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是诉诸人类放荡不羁的情绪，而不是诉诸人类那点本来就十分有限的理性秉赋。诉诸情绪化的非理性会酿成社会不稳定，极端自卑会导致盲目自大，过分夸大本民族种族在文化传统、价值观方面的优越性。极端的民族主义或压制少数民族，或制造分离运动，促成多民族国家的分裂，易把爱国主义变成军国主义，导致盲目排外和肆意扩张。民族主义是危害国际安全的、最不稳定的、最难以控制的因素，民族主义的情绪极易在不同的民族间挑起仇恨和不和。实际上，据统计，自十九世纪以来到冷战结束以后，绝大多数的国内国际冲突的背后都有民族主义的幽灵。高扬的民族主义战旗下常常是累累白骨、尸横遍野，民族主义成了发动战争、挑起冲突的最佳籍口。为希特勒的行径提供意识形态正当性的正是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Socialism）；甚至连日本拼凑大东亚共荣圈的借口也是为了维护整个东亚的民族利益，免受西方列强的蹂躏。在当今世界的每一堆堆战火旁，几乎都可以发现狂舞的民族主义幽灵。所以，在某种意义上，选择了民族主义就意味着选择了血与剑。“一族一国”的民族主义理想火花在世界各地燃起了一簇簇闪烁着刀光剑影的狼烟。

民族主义的价值基础是文化和价值相对主义。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弱小民族往往用本民族价值观和文化传统来抵抗大民族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而高举民族主义的强大民族则往往视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是唯一可取的，并把他们强加给弱小民族。所以，民族主义反对多元文化、排斥普世价值，导致文化和道德的不宽容，给政治专制铺垫了道德文化基础。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在德国的希特勒和众多的独裁者身上看到的，不讲原则的爱国主义往往蜕变为为专制统治张目的爱领袖主义。

民族主义强调族国的绝对主权，排斥个人自治，从而极可能压制、剥夺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造就对内对外都不受约束的绝对专制的政治主权。在民族主义看来，人类最重要的生存单位是民族（国家）和种族，一切其他的生存单位，特别是个人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只有不计代价的本民族成员的个人牺牲才能换来民族利益的实现，即以割股啖肉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的眼里，个人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都是微不足道的。为了维持民族的生存，无论要个人承担什么样的牺牲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旺盛的民族主义情绪必然妨碍民主化和改革进程。民族主义并不必然导致专制，但很容易为专制主义所利用，因为它主张权力和资源的集中，鼓吹反普世的价值相对主义，具有很大的感性号召力，而其本身又无系统的理论体系，故极易被随意解释和滥用。它常常要求人民奉献出最高的忠诚，承担最大的牺牲。所以，民族主义的意外后果之一就是追求民族利益的良好愿望，反而造成了本民族成员承担了极大的个人牺牲。民族主义作为弱势民族的飞来器，不仅很难打到别人，反容易伤着自己。一心想杀尽洋人的义和拳“勇士们”反而最后多半却做了自己政府官兵的刀下鬼。

民族主义具有某种复古的倾向。这种复古不仅有继承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面，也更有复活其糟粕的一面。从中国目前的滥修坟墓到塔利班学生武装强制喀布尔的妇女重戴面纱的现象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这种复古主义倾向隐藏的的另一个更重大的隐忧是用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来抵挡外部先进的思想、制度和文化的冲击，对竞争对手实现富强的深层原因闭而不见，把强国富民的法宝视作“敌人”的专利而避之不及。这样的民族主义越多，对手就越强大，自己就弱小。所以，民族主义常常是抬高“敌人”，打击自己的最有力的利器。

3.民族主义的性格

一个民族是一个整体，因为其成员拥有共同的意志、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文化和疆界，追求一个共同的目的。民族主义认为人类天然地分成不同的民族，民族不仅是一个政治单位，而且更是一个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共同体。因此，一个民族是一个活着的有机体，像个人一样有自己的意志和命运，有权用自己的意志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一个民族的政治领袖的首要职责就是维持本民族的统一和认同，领导本民族，实现共同的民族大业。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是近代的、西方的产物，是自由主义和其他普世主义激进意识形态的副产品，但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对它们的反动。民族主义作为一种非独立性的意识形态，没有经济主张，没有共同的政治经济主张，没有具体地提出一个社会的组织方式。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首先就应回答一个社会应该如何组织，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及道德文化体制应该是什么。尽管民族主义主张民族的独立与自决，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却是依附性的，是单腿的跛足意识形态，永远无法自立，只能作为其他意识形态的补充。那些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人不再要以为自此就和西方的东西一刀两断了，因为他们手中的民族主义武器仍然是在西方发明的泊来品。

民族主义的旺盛景观，常常给人留下深刻的映象。然而，这种旺盛，就像许多疯长的爬蔓植物一样，不是来自于其自身的独立性，而是来自于其寄生性。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大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一种奇妙的伴生关系。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均是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视放之全人类皆准的普世价值绝对高于具体民族的殊别价值。而民族主义则认为本民族的价值才是最高的价值。所以，民族主义与这两种意识形态在灵魂深处是格格不入、水火不容的。在英国、美国这类自由主义传统极其深厚的国家，几乎从未发生过波澜壮阔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中国，在意识形态的教条化达到顶峰的时期，民族遗产、民族文化、民族习俗等所有带有民族烙印的东西都被视作通向共产主义道路的障碍须除之务尽。由此可以断言，民族主义与这两种意识形态中任何一种的结盟只能是权宜性的，而且这种结盟只有在后两者处于虚弱状态时才有可能。没有其他意识形态的虚弱，就没有民族主义的旺盛。强大的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都不可能与民族主义共戴一天。

在很大程度上，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分歧大于其与自由主义的分歧。共产主义对民族主义者的告诫是：“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你们失去的只是你们的习俗和传统，但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自由主义则并不要求人们放弃自己的民族个性。而且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以自决为自己的核心原则之一。民族主义侧重民族自决，自由主义侧重个人自决。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只承认民族自决权，不承认个人自决权；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在把个人的自决权摆在最高位置的同时，却有条件地承认民族自决权。这里的前提条件有二：1、任何民族自决都必须建立在个人自决的基础之上；2、尽可能地诉诸法律及和平、理性的手段来实行民族自决。在这两个前提下，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有共处的余地，而且能够在很好地尊重各民族特性的同时化解民族主义的危害。

4.民族主义的出路

尽管民族主义的理论对现实的解释有极大的商榷余地，民族主义情绪的存在却是千真万确的。不承认这种真实情感的存在是没有道理的。不要担心民族主义会被彻底消灭掉，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民族主义者，因为每个人都有浓淡程度不同的民族情怀，都带有一定民族文化传统的烙印。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民族主义不是有与无的问题，而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换句话说，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出路不是要不要民族主义的问题，而是要多少民族主义和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的问题。

在当代，可取的民族主义是开放的、温和的、理性的、尊崇个人自决权的民族主义。它对外其它观念价值开放，并通过相互补充来提供行为准则；对内它也接受多元的价值和文化，在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架构内发挥作用，因而不致变成盲目的排外主义。民主国家的民族主义不易走极端，因为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受到了法治的限制。由于民主国家的统治者的权力是受到制衡的，故他们通常不愿意、也不可能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追求个人的绝对权力。

民族主义被赋予的重要功能就是它能提供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义究竟可以提供多大的不可替代的社会凝聚力呢？民族主义的确能提供某种社会凝聚力，但这种凝聚力往往游离于两个极端，即要么微乎其微，要么过于强大到动员人们去作出愚蠢的举动，或在社会中凝聚成专横的权力。因而，在如何利用民族主义来获得凝聚力时，应非常慎重。

在高扬的民族主义旗帜上，常常写满了“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类让人不容置疑的字眼，以证明民族主义是服务于这些“神圣”的利益的。然而，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后，民族主义的诉求往往掩盖了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重大制度偏差。它不仅可能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尊严，不利于实现国家的富强，甚至常常为专制统治作伥，充当抵挡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的盾牌。弱小民族只有求变求通才能改变自己弱者的地位。排外仇外不仅不是爱国，反而可能导致卖国。晚清当局以民意可用的借口纵容义和拳导致进一步的丧权辱国就是明证。那么，出路又何在呢？究竟应该如何维护民族利益、如何维护国家的独立与尊严呢？以下的思路或许为我们提供了某种有益的答案：

在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竞争中，任何国家都只有勇敢地打开大门，师人之长，弃己之短，摆脱宗法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的束缚，才能真正实现富强，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因此，对一个贫弱国家说来，英勇反抗外国侵略固然是爱国，维护与外国的和平相处关系，开放自己的国家，促进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本国的社会进步，同样体现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是更为复杂和艰巨的任务。相反，愚蠢地排外，或者有意无意地为文化和经济的交流设置这样那样的障碍，不管其主观动机多么善良，口号多么神圣庄严，客观效果都是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时甚至因此错过重要机遇而千古留憾。（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75页）。

民族主义范文篇4

民族主义又是当代所有意识形态中最不依赖繁琐理论的意识形态，所以它传播地域广、最能抓住普通民众的心。民族主义是一种最简单、然而又是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它在理论的系统性上最薄弱，因而最容易被没有受过理论训练的普通人所接受。有人说，不懂民族主义，就根本无法理解近现代的世界。在中国，渐受青睐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引起了学术界本身和外部世界的密切关注和不休的争论。面对这种情形，本文拟从比较民族主义的长处和民族主义的隐忧、分析民族主义的性格和民族主义的出路等四个方面谈谈笔者对民族主义的一些看法。

1.民族主义的长处与优势

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承认并伸张每个民族的自决权，认为每个民族都有权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情绪与运动往往发韧于传统与现代、及本土与异域碰撞之际。民族主义核心内容是反对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正是在二十世纪一浪高过一浪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众多的弱小民族，摆脱了异族统治和殖民统治，走上了独立自治的道路。追求民族自决，反对异族统治也正是中国近现代一切革命的重要依据和目标。

民族主义是强化民族自尊心、自强心和自信心的最有力的工具，有助于民族独立，唤起人们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民族主义提倡英雄主义、塑造荣誉感和牺牲精神，可以在社会中造就一种向上、奋进、自强、团结一心，甚至是同仇敌忾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义的最强有力的功能之一就是制造民族认同，因而有利于提高成员的归属感和民族凝聚力。

民族主义有利于保存民族的文化传统，丰富一个社会的价值资源和文化生活。民族主义强调每一个民族，或者说强调自己民族在历史、语言、文化甚至物产上的独特性，因而有利于保存多样而丰富的人类文化遗产。对中国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义有助于恢复和保存丰富而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特别是在这一传统由于受到长期的清洗和毁灭而几至失堕之际。这样，长期被强制地与民族文化传统隔离开来的中国人有机会重温、复兴自己的文化传统。民族主义强调对民族特性和民族传统的认同与尊重，这就为政治统治提供了某种合法性基础。在现代社会，每个国家的统治合法性都建立在某种强势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然而，或是由于受到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挑战，或是由于本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道德文化的变迁，为统治提供合法性的主导意识形态会走向衰败。这时，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由于旧的意识形态的衰败而造成的合法性真空，从而可以维持统治秩序的稳定，并用民族主义情绪来抵挡外来意识形态的冲击。民族主义的这方面功能正是其在冷战后的世界大范围崛起的重要原因。

2.民族主义的短处与隐忧

然而，民族主义自身的种种缺陷，其所隐含的种种危险也许就恰恰孕育在民族主义的上述种种长处和优点之中。

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冲突与动荡的滥觞。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情绪，而非一套系统的学说。民族主义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是诉诸人类放荡不羁的情绪，而不是诉诸人类那点本来就十分有限的理性秉赋。诉诸情绪化的非理性会酿成社会不稳定，极端自卑会导致盲目自大，过分夸大本民族种族在文化传统、价值观方面的优越性。极端的民族主义或压制少数民族，或制造分离运动，促成多民族国家的分裂，易把爱国主义变成军国主义，导致盲目排外和肆意扩张。民族主义是危害国际安全的、最不稳定的、最难以控制的因素，民族主义的情绪极易在不同的民族间挑起仇恨和不和。实际上，据统计，自十九世纪以来到冷战结束以后，绝大多数的国内国际冲突的背后都有民族主义的幽灵。高扬的民族主义战旗下常常是累累白骨、尸横遍野，民族主义成了发动战争、挑起冲突的最佳籍口。为希特勒的行径提供意识形态正当性的正是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Socialism）；甚至连日本拼凑大东亚共荣圈的借口也是为了维护整个东亚的民族利益，免受西方列强的蹂躏。在当今世界的每一堆堆战火旁，几乎都可以发现狂舞的民族主义幽灵。所以，在某种意义上，选择了民族主义就意味着选择了血与剑。“一族一国”的民族主义理想火花在世界各地燃起了一簇簇闪烁着刀光剑影的狼烟。

民族主义的价值基础是文化和价值相对主义。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弱小民族往往用本民族价值观和文化传统来抵抗大民族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而高举民族主义的强大民族则往往视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是唯一可取的，并把他们强加给弱小民族。所以，民族主义反对多元文化、排斥普世价值，导致文化和道德的不宽容，给政治专制铺垫了道德文化基础。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在德国的希特勒和众多的独裁者身上看到的，不讲原则的爱国主义往往蜕变为为专制统治张目的爱领袖主义。

民族主义强调族国的绝对主权，排斥个人自治，从而极可能压制、剥夺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造就对内对外都不受约束的绝对专制的政治主权。在民族主义看来，人类最重要的生存单位是民族（国家）和种族，一切其他的生存单位，特别是个人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只有不计代价的本民族成员的个人牺牲才能换来民族利益的实现，即以割股啖肉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的眼里，个人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都是微不足道的。为了维持民族的生存，无论要个人承担什么样的牺牲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旺盛的民族主义情绪必然妨碍民主化和改革进程。民族主义并不必然导致专制，但很容易为专制主义所利用，因为它主张权力和资源的集中，鼓吹反普世的价值相对主义，具有很大的感性号召力，而其本身又无系统的理论体系，故极易被随意解释和滥用。它常常要求人民奉献出最高的忠诚，承担最大的牺牲。所以，民族主义的意外后果之一就是追求民族利益的良好愿望，反而造成了本民族成员承担了极大的个人牺牲。民族主义作为弱势民族的飞来器，不仅很难打到别人，反容易伤着自己。一心想杀尽洋人的义和拳“勇士们”反而最后多半却做了自己政府官兵的刀下鬼。

民族主义具有某种复古的倾向。这种复古不仅有继承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面，也更有复活其糟粕的一面。从中国目前的滥修坟墓到塔利班学生武装强制喀布尔的妇女重戴面纱的现象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这种复古主义倾向隐藏的的另一个更重大的隐忧是用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来抵挡外部先进的思想、制度和文化的冲击，对竞争对手实现富强的深层原因闭而不见，把强国富民的法宝视作“敌人”的专利而避之不及。这样的民族主义越多，对手就越强大，自己就弱小。所以，民族主义常常是抬高“敌人”，打击自己的最有力的利器。

3.民族主义的性格

一个民族是一个整体，因为其成员拥有共同的意志、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文化和疆界，追求一个共同的目的。民族主义认为人类天然地分成不同的民族，民族不仅是一个政治单位，而且更是一个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共同体。因此，一个民族是一个活着的有机体，像个人一样有自己的意志和命运，有权用自己的意志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一个民族的政治领袖的首要职责就是维持本民族的统一和认同，领导本民族，实现共同的民族大业。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是近代的、西方的产物，是自由主义和其他普世主义激进意识形态的副产品，但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对它们的反动。民族主义作为一种非独立性的意识形态，没有经济主张，没有共同的政治经济主张，没有具体地提出一个社会的组织方式。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首先就应回答一个社会应该如何组织，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及道德文化体制应该是什么。尽管民族主义主张民族的独立与自决，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却是依附性的，是单腿的跛足意识形态，永远无法自立，只能作为其他意识形态的补充。那些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人不再要以为自此就和西方的东西一刀两断了，因为他们手中的民族主义武器仍然是在西方发明的泊来品。

民族主义的旺盛景观，常常给人留下深刻的映象。然而，这种旺盛，就像许多疯长的爬蔓植物一样，不是来自于其自身的独立性，而是来自于其寄生性。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大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一种奇妙的伴生关系。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均是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视放之全人类皆准的普世价值绝对高于具体民族的殊别价值。而民族主义则认为本民族的价值才是最高的价值。所以，民族主义与这两种意识形态在灵魂深处是格格不入、水火不容的。在英国、美国这类自由主义传统极其深厚的国家，几乎从未发生过波澜壮阔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中国，在意识形态的教条化达到顶峰的时期，民族遗产、民族文化、民族习俗等所有带有民族烙印的东西都被视作通向共产主义道路的障碍须除之务尽。由此可以断言，民族主义与这两种意识形态中任何一种的结盟只能是权宜性的，而且这种结盟只有在后两者处于虚弱状态时才有可能。没有其他意识形态的虚弱，就没有民族主义的旺盛。强大的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都不可能与民族主义共戴一天。

在很大程度上，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分歧大于其与自由主义的分歧。共产主义对民族主义者的告诫是：“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你们失去的只是你们的习俗和传统，但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自由主义则并不要求人们放弃自己的民族个性。而且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以自决为自己的核心原则之一。民族主义侧重民族自决，自由主义侧重个人自决。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只承认民族自决权，不承认个人自决权；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在把个人的自决权摆在最高位置的同时，却有条件地承认民族自决权。这里的前提条件有二：1、任何民族自决都必须建立在个人自决的基础之上；2、尽可能地诉诸法律及和平、理性的手段来实行民族自决。在这两个前提下，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有共处的余地，而且能够在很好地尊重各民族特性的同时化解民族主义的危害。

4.民族主义的出路

尽管民族主义的理论对现实的解释有极大的商榷余地，民族主义情绪的存在却是千真万确的。不承认这种真实情感的存在是没有道理的。不要担心民族主义会被彻底消灭掉，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民族主义者，因为每个人都有浓淡程度不同的民族情怀，都带有一定民族文化传统的烙印。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民族主义不是有与无的问题，而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换句话说，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出路不是要不要民族主义的问题，而是要多少民族主义和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的问题。

在当代，可取的民族主义是开放的、温和的、理性的、尊崇个人自决权的民族主义。它对外其它观念价值开放，并通过相互补充来提供行为准则；对内它也接受多元的价值和文化，在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架构内发挥作用，因而不致变成盲目的排外主义。民主国家的民族主义不易走极端，因为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受到了法治的限制。由于民主国家的统治者的权力是受到制衡的，故他们通常不愿意、也不可能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追求个人的绝对权力。

民族主义被赋予的重要功能就是它能提供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义究竟可以提供多大的不可替代的社会凝聚力呢？民族主义的确能提供某种社会凝聚力，但这种凝聚力往往游离于两个极端，即要么微乎其微，要么过于强大到动员人们去作出愚蠢的举动，或在社会中凝聚成专横的权力。因而，在如何利用民族主义来获得凝聚力时，应非常慎重。

在高扬的民族主义旗帜上，常常写满了“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类让人不容置疑的字眼，以证明民族主义是服务于这些“神圣”的利益的。然而，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后，民族主义的诉求往往掩盖了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重大制度偏差。它不仅可能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尊严，不利于实现国家的富强，甚至常常为专制统治作伥，充当抵挡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的盾牌。弱小民族只有求变求通才能改变自己弱者的地位。排外仇外不仅不是爱国，反而可能导致卖国。晚清当局以民意可用的借口纵容义和拳导致进一步的丧权辱国就是明证。那么，出路又何在呢？究竟应该如何维护民族利益、如何维护国家的独立与尊严呢？以下的思路或许为我们提供了某种有益的答案：

在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竞争中，任何国家都只有勇敢地打开大门，师人之长，弃己之短，摆脱宗法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的束缚，才能真正实现富强，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因此，对一个贫弱国家说来，英勇反抗外国侵略固然是爱国，维护与外国的和平相处关系，开放自己的国家，促进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本国的社会进步，同样体现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是更为复杂和艰巨的任务。相反，愚蠢地排外，或者有意无意地为文化和经济的交流设置这样那样的障碍，不管其主观动机多么善良，口号多么神圣庄严，客观效果都是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时甚至因此错过重要机遇而千古留憾。（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75页）。

民族主义范文篇5

（一）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及其在近、现代的流变

从其起源上看，中国的民族主义乃是早熟的华夏民族之政治和文化上的“大一统”（“大”在这里是动词，表“重视”和“尊崇”之意）与其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即在政治和文化“大一统”的现实和观念的背景上，一方面主要针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形成了“尊王攘夷”的政治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基于对周边各族群之居高临下的无比的文化优越感和自信心，同时又形成了“平天下”的文化民族主义－－所谓亡国与亡天下之辨，就建立在这种带有浓烈世界主义色彩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按照这种“泛中华”的文化民族主义，“亡国”固然可悲，但“亡天下”之悲尤甚於“亡国”。因为即使国家亡了，中国固有的文物制度和伦理道德犹可倡明於天下，这才是古代以“平天下”为职志的士大夫们的真正“本份”和最高理想！如果说，“尊王攘夷”是前现代、即君主时代东西方民族主义所共有的一种异化了的表现形式（“尊王”成为民族统一的象征），那么，“平天下”的文化民族主义则是古代中国所独有的。孔子所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便一语道尽了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所独具的和平主义性格及其所富含的宽容和建设精神。它以弱水般的“阴柔”补充了体现於“攘夷”的“阳刚”，赋予华夏民族的民族生命以特别的坚韧性，使之即便在身处逆境甚至亡国的环境下，犹能在“平天下”的神圣使命和坚定信念的支持下，忍辱负重，在与其它民族的共处和交往中，通过对本民族文化始终不渝地执着、传布和发扬光大来保存自己，发展自己，终于在上下几千年的艰苦历程中，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即以华夏族群为主体凝聚而成的汉族；华夏文明因而也才能够成为迄今整个古代世界硕果仅存的一种文明！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於近代的终结，直接地起因於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冲击。洪秀全以“拜上帝”取代了“尊王”，从而使他那种彻底反传统和民族复仇的革命民族主义披上了“西化”的外衣；而曾国藩之卫道的文化民族主义，一方面是对洪秀全这种粗糙不堪的“西化”的一种本能的疯狂反动，同时也是为他自己在当时已极不得人心的“尊王”而扯起的一块遮羞布。只有当孙中山先生以“民权”和“民族平等”改造了古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即以“建立共和”代替了“尊王”，进而从政治和文化两方面为古代的民族主义注入“民族平等”的观念，并将後者推广於国际间的民族关系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才真正获得了与现代文明相一致的崭新面貌！

孙先生的这一贡献，集中地体现於他在从民国建立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这一期间逐步形成的关於以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缔造或建设统一的中华民族的理想中。然而由於外患深重，内乱不已，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不得不主要集中於革命（指暴力革命，下同）的或破坏的一面，即以对外反帝、对内反分裂和反割据为其主题。在此後长约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民族主义虽然被东西方之间激烈的意识形态之争所掩盖和冲淡，但是经由台湾的反苏反共和“”，以及中国大陆的反帝反霸和“一定要解放台湾”所透露出来的民族主义的意向和情绪，无论是对外或是对内，依然是对抗性、破坏性的。

（二）新霸权主义：中国大陆民族主义思潮的国际背景

随着冷战的结束，民族主义思潮在世界各地、其中也包括在中国大陆的兴起，已经成为一个令全球瞩目的热点问题。由於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关涉到两大强国－－中、美之间的关系及其未来走向，关系到正在崛起的中国在未来的国际社会可能扮演的角色，加之台海危机在全球所引起的强烈震动和西藏问题在国际间拥有很高的“知名度”，所以，它引致人们特别的关切，也是非常自然的。近几年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大陆的兴起，显然首先是一种与官方意识形态的进一步衰落相伴随的现象。在这种意义上，它对官方的意识形态无疑具有某种代偿功能的作用。这一点显而易见，无需赘言。那麽，其国际背景如何？它是否可看作一种短暂的“泡沫”现象？其性质和趋向怎样？我们又应当采取甚麽样的对策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与以前诸时代相比，国际政治的轴心问题在後冷战时生了甚麽样的变化。所谓冷战时代，其实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称霸世界，分割世界，相互争夺势力围的霸权主义时代。与之相比，後冷战时代似可称作新霸权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国际政治的主体呈现出多极化的趋势，原来的美苏两极霸权正在被以美国为龙头的发达国家之“共和霸权结构”所代替；核武器虽然仍具有相当大的威摄力量，但其研制、生产、使用和输出（扩散）等等，已在保证西方国家享有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高尖技术的常规武器日益上升为构成发达国家之军事优势的最重要的因素；与此同时，由於苏联的解体，俄国的自顾不暇和中国大陆的孤掌难鸣，使得发达国家可以更加得心应手地利用美英法在国际关系领域的政治优势，通过对国际组织的操纵，以合法的形式更加自如地运用和发挥其所拥有的军事和经济优势，来扩大自身的利益，直至把它们自认为合适的安全政策和经济政策强加给别国，达到操纵甚至包办国际安全事务和经济事务的目的。正如亨廷顿所说：“全球政治和安全事务实际上由美、英、法一手操纵，世界经济事务则是美、德、日说了算。这些国家相互间保持密切接触，排斥较弱小和大多数非西方国家。联合国安理会或国际货币基金会所做反映西方利益的决定，都披上反映世界社团利益决定的外衣。”（1）局部战争当然还是解决国际冲突的重要方式，但政治游戏或政治交易及自由贸易，已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赖以谋取自身利益的最为重要的国际角逐方式。与上述种种变化相对应，各种国际组织和自然资源也越益成为国际争夺的“抢手货”。君不见，不仅日本和德国，甚至连南非都跃跃欲试，想要挤进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行列吗？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现在几乎已无人不晓，“‘世界社团’这个词组已代替‘自由世界’，成为使反映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利益的行动获得合法性的冠冕堂皇的词藻”（2）。至于由近几年各国之间，如日本与韩国，西腊与土耳其，南海周边诸国以及中日之间围绕领土和海洋经济专属区等等而发生的频繁争执所显示出来的资源争夺在後冷战时期的特殊重要意义，更是众所周知的不争的事实。读者从各时代的下列对比中不难清楚地看出这些深刻的变化：时代

国际政治主体基本角逐手段基本角逐方式

争夺对象殖民主义西欧

民族国家

军事战争

殖民地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军事战争

资本输出

市场霸权主义美、苏

核武与意识形态核竞赛和冷战意识形态市场新霸权主义美、日、西欧政经军优势

政治和自由贸易国际组织和资源

以上的分析和对比表明，与冷战时代相比，後冷战（後霸权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虽然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霸权仍然存在。这种霸权的特点是：“西方其实是利用国际组织、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掌握世界，借此保持西方优势，保护西方利益，并促进西方政治和经济价值。”（3）中国、特别是中国大陆,作为一个正在崛起而崭时又处於发展中的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即便撇开它在意识形态领域与西方国家的尖锐对立不计，它也不可能不首当其冲地成为西方霸权挤压和排斥的对象！这在美国断然拒绝全面销毁核武器，同时又软硬兼施，千方百计地诱迫中国政府签署足以保证美国维持其绝对核武优势的全面核禁试条约，以及在中国大陆究竟是以发达国家、还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参加世贸组织的问题上，已经暴露得清楚无遗。而且，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固然对台湾的防务暂时有好处；然而美国的对台战略原则，却明显是基于对中国这一潜在劲敌的遏制。特别应当注意的是，美国通过延续《日美安保条约》，扩大日美安全体系的防御围和在一九九六年初与澳大利亚签署《国防合作条约》，已经大体完成了旨在对中国大陆实行遏制的战略部署。联想到“围堵中国”的呼声，突然在英美雀声四起，那既不是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後，也不是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处於停滞状态和国民经济发生严重滑坡现象的一九九零和一九九一年，而不迟不早，恰好是在中国大陆因展开新一轮经济改革而使国民经济突飞猛进，获得了令世界震惊的巨大成就，从而显示出其综合国力正在急速攀升，且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一九九叁年－－两相对照，实在也迫使人们不得不深长思之！诸如此类的现象，使许多中国人在关注乃至支持西方国家就人权问题而与大陆当局持续进行激烈争执的同时，也注意到前者与中国大陆之间实际存在、且更为深刻的多方面的利益冲突。这便提示他们，对於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日本的新霸权主义，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惕！近几年中国大陆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就其国际背景来说，正可以看成是对这种新霸权主义的一种情绪化的反应。另一方面，冷战虽已结束，但世界历史却并没有像福山所预言的那样走向终结，因为今日的世界究竟还不是、也不可能是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的一统天下！不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否能够完全正确地解释後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关系的实质，但是，只要留心一下俄国出现的泛斯拉夫主义思潮，中亚、中东猖狂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所谓亚洲价值论等等，相信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冷战结束以後，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不仅存在，而且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确有上升的趋势。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近年来在大陆本土腾然而起的文化民族主义，乃是一部分中国知识份子对於由冷战的结局所引致、且几乎遍及全球的那股特别强劲的西化浪潮的一种回应。（叁）从革命的民族主义转向建设的民族主义

以上所述表明，中国大陆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绝不是毫无来由、毫无根据，而仅凭当局的“呼风唤雨”就可召之即来的！否则，人们讨论和研究这种现象，或批或褒，岂不都是在庸人自扰？别忘了，那些对目前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持彻底批判态度的人不是都在说，北京当局早已失尽了民心，丧失了对民众的号召力吗？怎麽突然一下子，它居然有如此这般的法术，竟能无风起浪，掀起这麽大一股思潮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足见，把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仅仅归诸北京当局的煽动，实在只是一种太过简单化的作法。而且，我们对这股思潮，也不应采取“斗争哲学”的立场，即认为既然北京当局支持之鼓励之，我们就理所当然地必须坚决反对！不过应当明确，肯定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存在，并承认它具有某种合理性，这并不意味着主张对这股思潮持完全肯定和顺应的态度。因为观察近几年在中国大陆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可知，除其中的国学热而外，其余种种差不多均带有相当强烈的对抗性和破坏性，或者说，仍然都停滞或局限於“革命民族主义”的畴！那种“工具性民族主义”（即以民族主义作为“反和平演变”的手段）和在民间日益高涨的“反美”情绪，自不待说；就是一时尚未形成气候和带有“西化的反西方主义”色彩的“後学热”，也不例外。然而事实是，至少在目前和今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於拥有核武的中国来说，外患的威胁并不存在；而且，包括台独和藏独势力在内，不仅没有任何一种分离势力能够发动大规模的内战，就是台独势力有一天幸在台湾得手，它也未必敢于贸然宣布独立。因此，这种对抗性、破坏性的革命民族主义对外显然没有必要；即使用来对付国内以藏独为代表的“族国主义”和以台独为代表的“部落主义”，至少在目前也不是最好的选择！如果说，鉴于国际上新霸权主义的兴起和各种文明之间冲突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国内分离势力的抬头，以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应对，这确有其某种必要性和合理性的话，那么，我们亦应当扬弃这种对抗性和破坏性的革命民族主义，而选择建设的民族主义！所谓建设的民族主义，可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其内涵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叁个领域。就“对内”来说，建设的民族主义可集中为一点，就是主张以宪政民主国家的形式，把目前分裂分治的台海两岸（因香港已回归中国，澳门的回归也指日可待，本文不就统一问题对港澳进行讨论）统一起来，并在政治统一、经济整合与国内各民族、各族群的文化平等存在、自由交流以至相互融合的基础上，逐步缔造统一的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应当指出的是，这里，我们首先以宪政民主排除了任何一种专制制度。从原则上说，这同时也排除了“大一统”政治文化传统中所内含的与中央集权、乃至极权统治密切相联的那一方面。不言而喻，原西藏那种政教合一和领主统治的制度亦被排除了出去。我们同时也排除了以藏独为代表的族国主义和以台独为代表的地方分离主义。作出上述种种“排除”，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从根本上消除那些导致对抗性、破坏性民族主义情绪的政治分歧，从而为从制度设计或制度安排上解决两岸的对峙、大陆内部的民族纠纷及建设中华民族，留下必要的妥协空间或回旋余地。很明显，如果有关各方象现在这样在统独问题上一味固执己见，甚至变本加利，那么，依笔者之见，“和平统一”就必将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美妙幻想，即使大陆将来有一天实现了符合西方标准的政治民主化，两岸和汉藏关系的走向也未必乐观，其间的对峙或冲突更未必能迎刃而解！须知，民主不是万能的；与民族独立密切相连的所谓外部自决，也绝不是多民族的民主国家用以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唯一原则和方式。令人欣慰的是，北京当局一再宣示，坚持以和平统一为其对台政策的基本原则，这实际也是大陆多数民众的愿望；台湾正在逐步全面落实民主制，台北当局亦反复声明，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放弃国家统一的目标；达赖喇嘛最近则多次公开表示，他并不主张，并且愿意在西藏实行高度自治的原则基础上，与北京当局进行对话和谈判。可见，无论是出于对民心向背、国际道义形象的顾计，或是出於对彼此之间力量对比这一严酷现实的考量，相关各方的“代表”，没有那一个敢于公开否弃和平统一的道路！因此，照理说，只要相关各方能够秉持相互谅解和妥协的精神，通过谈判协商，折冲调和，即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实现中国的政治统一，并不是不可能的。现在的问题是：第一，台海两岸在意识形态和与之相应的立国精神，以及基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上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而在中国大陆政治改革长期严重滞後的条件下，这些差异还呈现出某种日益拉大的趋势。这在客观上不可能不被台独和藏独势力利用来影响台湾人、藏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第二，台北当局现行的大陆政策、特别是它所推行的“务实外”，交也常常难与台独势力划清界限。这几乎是所有大陆民众和海外大陆知识者对其公开声明的统独立场始终不够信任的根本原因。第叁，北京和台北，均未能充分客观地认知、务实地评估和全面地利用当前两岸之间“分裂分治而不对等”的基本格局，这不仅使两岸当局之间的互动难以摆脱冷战对峙的僵局，同时也拖住了两岸民间和准官方层面上相互交流发展的步伐，使之迟迟未能走上良性互动的轨道。以上诸项，笔者在拙作《两岸关系与世纪之争》（4）中业已述及，这里不再详述。第四，台独和藏独势力根本无视於国际政治的现实和十二亿大陆人民生存和发展的战略利益，而只是依据他们自己对“民族自决”（或“人民自决”）的片面理解（仅仅抓住了所谓外部自决），试图仰赖外国势力来肢解和分裂中国。极个别附和“藏独”的汉族人士，亦往往摆出一副深得“民族自决”真传的教师爷架式，似乎只凭他们对汉藏关系和民族自决的概念、法理及其实施过程的困难和效果的那点连一知半解都不到的知识，就足以为中国大陆的十几亿芸芸众生指点迷津，动员这十几亿人跟着他们一起去彻底地革“大一统”的命（天晓得，他们是从哪里获得了此种可立马儿扫除万里尘埃，澄清玉宇的法术？！）。殊不知，他们这种对民族传统彻底革命的精神和气魄，若与当年为了削弱西方列强而力倡“民族自决”的列宁和斯大林相比，连“小巫见大巫”的水准都不到。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只顾标榜道义，而试图避开各民族之间实际利益的协调来解决民族冲突的主张，只不过是一种完全不切实际的空洞口号而已。它或许可以在海外哗众取宠於一时，但对解决两岸之间和汉藏之间的矛盾，不仅不会有任何益处，反而只能“火上加油”，进一步激化其间的矛盾！“经济整合”主要是指应当逐步建立包括大陆、台湾和港澳在内的国内统一市场。我们提出这一主张，首先是鉴于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的历史经验,即所有西欧诸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当初都是从国家的政治统一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为起点的。第二，西欧共同体的经验和当前区域性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也提示我们：当代全球的经济虽然已经显露出某种一体化的趋势，但是，这种趋势并没有减缓作为经济实体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一般而言，规模较大的经济实体，其应变和竞争的能力也比较强；若其规模太小，则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其生存和发展都将遭遇更大的困难。这也是西欧共同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得以建立的基本原因。考虑到台湾、港澳和大陆经济的高度互补性及其政治统一的必然趋势，参照西欧和北美的经验以及上述几方面近十多年来经贸往来日益热络的事实和未来走向，可以说，逐步推动大陆和台、港、澳之间的经济整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海外许多有识之士关於“中华经济圈”的构想，其实正与此不谋而合。当然，就其最终的目标来看，“经济整合”并不限于“中华经济圈”的水平，後者只是前者的“初级阶段”而已！但是很明显，任何水平上的经济整合，都有助于两岸的政治统一和国内各民族以及各族群在文化上的相互认同乃至融合。毫无疑问，在未来宪政民主的中国，国内各民族和各族群固有的文化，应当获得一律平等的地位。然而，归根到底，所谓平等是指机会的平等。这在文化政策上，主要就表现为既不允许任何一种文化享有独尊的地位，也不允许强制剥夺任何一种文化存在的权利。纵然如此，谁也无法保证各民族和各族群的文化都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实际地占有平等的势位，并长久地存活下去。因为第一，各民族的平等绝不可能抹杀掉汉族在人口和文化影响（尤其是它的同化能力）上的绝对优势。第二，除非你自外于现代化的过程，否则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得不接受现代化的挑战，并通过应战来验证自己是否具有继续存在的能力。而要想在当代中国自外於现代化的潮流，显然几乎是不可能的。若看一看台湾“九族”青年一代之无可挽回的文化蜕化现象，再留心一下近几年国内远在雪域高原的藏族青年为经商而学习汉语和英语的报道，对此将会有很深的印象！

民族主义范文篇6

一民族主义的定义与分类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定义都涉及到极为广泛的层面，民族主义也不例外。在预测民族主义的未来趋势时，回顾对民族主义的性质的争论是十分有益的。

欧内斯特·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政治原则，它坚持政治与民族的单位必须一致”；并断言，没有现代的国家政权，就没有民族主义问题（注：欧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ErnestGellner,NationsandNationalism)，康乃尔大学1983年版，第1—5页。）。汉斯·科恩则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心理状态，即个人对民族政权的忠诚高于一切。这种心理状态是同生养他的土地、本地的传统以及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权威等等联系在一起的（注：汉斯·科恩：《民族主义：它的含义与历史》(HansKohn,Nationalism:ItsMeaningandHistory)，纽约1961年版，第1-8页。）。哈维丁·凯却认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创造出来的东西，是现代国家政权在近代初期欧洲西部地区的特殊的环境下长期行使权力而产生的（注：哈维丁·凯：《历史、阶级与民族国家》(HareyKaye,History,Classes&N-ation-state)，伦敦1988年版，第138页。）。汉亭·昂格的看法是，民族的概念就如同自由的概念一样，是一个光辉的字眼，并指出那些不合乎自由原则的所谓民族主义根本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虽然民族主义情绪早就存在，但只是到18-19世纪才发展成为要求每个民族都建立本民族的政权的政治原则（注：伊利·凯多尔：《民族主义》(ElieKedourie,Nationalism)，纽约1961年版，第1、15-18页。）。而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等人的论述，民族主义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是一种对自己民族的偏爱。民族主义是可以分为进步与反动的两种类型的，但从本质上讲，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民族观的核心，因而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逐步消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0页；《列宁全集》第22卷，第319页。）。

可见，民族主义是一个外延和内涵都相当复杂的概念。正因如此，如果对民族主义的含义缺乏基本的共同理解，就无法对民族主义的未来走向进行有意义的预测。事实上，每一个学者都是在从不同的角度剖析民族主义的本质，强调民族主义的某一重要特征，因而，对民族主义的定义客观上已经分为了几个大类，而在研究中，人们总是习惯于将各种含义不同的“民族主义”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和论述，这就使人很难在一个共同的基点上相互理解对方的观点。为避免这种语焉不详现象的出现，我们可以按各个学者强调的不同重点而将民族主义大致地分为以下几类。

（一）政治民族主义

政治民族主义就是把强调民族主义的政治属性放在第一位，这是民族主义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分类，实际上也是民族主义兴起的最显著的特征，其基本目标就是要求建立一个属于本民族的国家和政府，它与“追求国家身份”的政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很多学者实际上也是将民族主义的这种政治属性放在第一位来进行论证的。“民族主义并不是简单地指民族情感，而是指旨在促进社会生活的一体化，并通过群众动员来决定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注：C.梯利：《欧洲革命(1492-1992)》(C.Tilly,EuropenRevelution1492-1992)，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民族主义是“那种认为民族—国家具有伟大价值的群体意识，这一群体意识保证完全效忠于民族—国家。这一群体赞同民族—国家保持统一、独立和主权，以及追求某种广泛的相互可以接受的目标。”（注：E.B.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页。）这些观点，都反映了将民族主义的政治属性放在第一位，而将其他的属性放在其次来考虑的倾向。由于政治民族主义追求着具体的建立主权国家的目标，所以很自然地带有分裂和暴力的倾向，在各类民族主义中，政治民族主义也是最有破坏力的一种。（二）经济民族主义

经济民族主义是与政治民族主义相对而言的，一般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指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在50-60年代倡导的以经济独立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那些尚未取得‘现代化’或发达地位的国家，对于控制本国自然资源和经济命运的企图越来越警觉，并认识到这种必要性。这一现象的特点就是经济民族主义，它直接反映了这些国家经常抱怨的那种看法：它们虽然取得了政治主权与独立，但在经济上仍然是殖民地。”（注：S.坦塞：《拉丁美洲的经济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页。）更为偏激的观点则是，经济民族主义是“某一政治制度对其地理疆界范围内的经济资源的开发，实行国家或私人控制的过程。它是国内资源由本国经济控制取代外国或多国经济控制的过程”（注：詹姆斯·帕崔斯：《拉丁美洲从依附到革命》，纽约1973年版，第197页。）。实际上，经济民族主义是一种在发展阶段上各个国家取得政治独立后必然产生的结果，即一个民族在完成自己取得独立的历史任务后，必须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经济才能使自己真正地站起来。由于迄今为止，从宏观上看，现代民族主权国家仍是世界各国公民各种资源和财富分配的基本单位，因此，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方面的民族主义也仍然十分强烈。但与政治民族主义略有不同的是，它一般不会引发暴力和战争，而多数以贸易战或经济摩擦之类的形式出现。

（三）文化民族主义

文化民族主义是指民族主义中那些强调要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因素，它主张以同质性的文化传统为纽带，力图建立民族认同的文化空间单位，并进而达到巩固或分解政治实体的结果。一些学者认为文化民族主义有如下三个特征：文化民族以文化整合、文化标志而显形；文化民族是一种非暴力非军事扩张的民族；文化民族具有“推崇文化”的内涵。由此而衍生的文化民族主义“反映了一种认为本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精神高于优于别人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注：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页。）。文化民族主义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中往往有不同的反映。一般而言，处于发展的低级阶段的文化民族主义，往往带有很强烈的防卫心理，由于在经济和政治等方面无法与更为发达的国家进行比较，只能以一种文化方面的“优越感”来保持或恢复民族自尊心。所以，落后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在脆弱的心理防线后面掩盖着的往往是一种自卑，是一种无法在其他方面与发达国家进行较量的自卑。相反，发达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则是以另一种方式出现，那就是利用自己的经济和政治优势进行各种形式的文化“输出”，即所谓的“文化殖民”。因此，文化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的表现形式与前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相比，具有很大的区别。但总的来讲，文化民族主义一般也不会引发暴力和战争。只有当它与政治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时，才会具有破坏性的威力。

当然，无论何种民族主义，都具有民族主义最基本的一些特性，但由于所强调的层面不同，因而其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也有很大的不同。也可以这样认为，一个民族的民族主义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重点，而围绕着这些重点，民族主义也就往往强调自己不同的层面。也正因如此，我们在分析和预测民族主义的发展前景时，把握各类民族主义的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特点，就十分必要了。

二各类民族主义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的不同表现

在对民族主义进行了这样简要的分类后，我们就可以对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的不同表现进行归类和分析了。

首先，从政治民族主义的层次分析，它是发展起步阶段所产生的一种主要的社会现象，它所追求的民族国家实体的建立，往往带来剧烈的震荡。按西方学者的观点，民族与国家是两个相互交错但并不相同的概念。民族主要强调种族、心理和文化的特征，而后者则纯粹是一个法律和政治的概念。要使这两者完全吻合，即在一个法律和政治实体的国家中，只能有同一种族、文化、语言乃至宗教都完全一致的国家公民，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是日本这样一个被认为是单一民族的国家，也仍然存在着一些数量极少的少数民族。然而，建立现代独立的民族国家，又是一个民族在迈向现代社会过程中的一个几乎无法回避的问题。于是，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各个民族为了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而引发了一次次激烈的冲突。最初为欧美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地扩展到了整个世界。因而，一些学者认为民族主义与国家增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注：时殷弘：《民族主义的国家增生效应和暴力冲突倾向》，载《南京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专题简报》第三号，第9-10页。）。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可以说政治民族主义占据了主要的位置（当然并不排除其他种类的民族主义所起的作用），同时，在世界各地能引发最激烈冲突的事件也几乎都与政治民族主义有关。所以，在谈到民族主义的暴力倾向时，应该说主要是指政治民族主义。实际上，只要民族主义没有发展到要求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一步，矛盾就不会激化到使用暴力的程度。也就是说，引发各地暴力冲突乃至战争，使得国际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是政治民族主义。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完成了民族国家创建的过程，并且其政治经济发展逐渐出现趋同的趋势，所以政治民族主义的色彩已经淡化。与世界其余地区相比，这一地区不仅没有因为民族主义问题引发激烈的冲突，相反倒是开始出现了区域性联合的趋势，如欧共体近年来的发展趋势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这里，民族主义并没有消亡，但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民族主义主要体现为一种文化上的特色与自豪感，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并不过多地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甚至还有利于社会向更高层次上的发展。比如法国近年来为了振兴法语在世界法语区的影响，就大量地投资资助各地举办各类的法语学校。不管其主观用意如何，在客观上促进了世界各民族在文化上的相互沟通和了解。当然，欧共体中的经济民族主义倾向仍然十分强烈，但这也主要体现在贸易和其他纯经济的领域内，如欧共体内部关于对英国疯牛肉的进口问题以及美国与欧共体的贸易争端等等。但总的来讲，这类争端已经不会再以战争的方式出现，这一点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因此，可以说，在发达国家，纯粹的政治民族主义已经退居其次，而文化和经济的民族主义开始占据了中心的位置。也正因如此，民族主义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已不大可能再引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其次，发展中国家由于处于各种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各类民族主义的影响和作用也不尽相同，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争取独立的挽救民族危亡式的应急型民族主义在各国都已经基本结束。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历史、种族和地理的因素，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冲突仍很激烈。这其中的原因，第一是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本身就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如非洲一些国家，其疆界的划定完全是按殖民者的利益来决定的。因此，这些国家本身就缺乏社会的整合性，近来非洲中部的一些国家发生各种族之间的血腥屠杀，就是这种“人造国家”的后遗症的显现。其二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较为落后，而同一国家中地区差别又很大，如果这些差别正好与种族的居住区域相同，就很容易引发冲突。如60年代尼日利亚伊博人与北部落后地区民众所引发的冲突，严重地阻碍了国家的发展（注：维基·兰德尔与罗宾·西奥博尔德：《政治变化与低度发展》(VickyRandellandRobinTheobald,PoliticalChangeandUnderdevelopment)，伦敦1985年版，第47页。）。然而，除极少数国家外，发展中国家各种地区冲突中的民族主义主要为各种经济利益和宗教信仰等问题为支撑点，完全要求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冲突却不多，其具体的指向也不是十分明确，比如近年来非洲中部一些国家的大规模种族屠杀，其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可能连当事者自己也不十分清楚，正因如此，这类冲突也就越加激烈，而问题的解决似乎也就遥遥无期。

再次，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民族主义是一种发展阶段上的问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有不同的表现。最先建立民族国家的国家，都先后在世界上建立了自己的某类业绩，由于不同民族都试图建立自己的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产生了若干民族国家，这种民族国家的建立一般都造成了原有国家的分裂和强烈的暴力。在这一发展阶段上，政治民族主义为先导，同时也混合着文化民族主义，对建立民族主权国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于这类民族主权国家是资本主义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单位，是现代化的“带步人”，所以，在发展的初期，建立这种类型的民族国家是完全必要的。但总的来看，随着世界经济水平的总体发展，这类民族主义所造成的分裂效应在逐步减弱。不仅发达国家出现了区域性的联合趋势，如欧共体，而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尝试着相互的联合，如北美地区，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就开始了区域性的经济联合，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的逐步起飞后，也开始了区域性的联合，如东盟和拉丁美洲国家，大家都在寻求一种经济合作的有效途径，以前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尽管没有消除，然而在发展经济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下，其他的矛盾应该说都退居次要的位置了。从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尽管在世界各地由于发展的程度和阶段不同，但以考虑经济发展利益为主要特征的民族主义已开始在世界各国上升为一种主导型的意识形态，经济民族主义已逐步成为民族主义的主要形式，而政治民族主义则开始退居次要的地位。当然，由于政治与经济的密切关系，各种政治手段也可以调用来为经济目的服务，而这更突出了以经济为中心的特点。21世纪民族主义发展的若干趋势

在对民族主义进行了分类并对其各种分类在发展阶段上的表现作了概括性的分析后，我们就可以对21世纪的民族主义发展作一个较为客观的预测了。

第一，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大体上可以这样认为，政治民族主义已逐渐衰退，所以，以政治民族主义为旗帜而进一步引起一些多民族国家分裂的趋势已不再是世界发展的主流。事实上，一些多民族国家“共同体”（即其疆界内）内部的长期发展能够逐步融合原有民族间的一些裂痕，使其即使要想分离，也十分困难。如前苏联的解体，尽管由于一些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仍在引起一些冲突，但大部分独联体国家由于在过去长期发展中所具有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联系及其利益的一致性而不可能与俄罗斯脱钩，最近，白俄罗斯和中亚一些国家，都开始了与俄罗斯在各方面的紧密合作并主张在某些方面恢复到前苏联的水平。这就证明在一个长期发展的共同体中，政治民族主义情绪所引起的分离行为已经受到了很多方面的制约，而不可能如同19世纪和20世纪中期那样由一些政治领袖人物可以以民族主义为旗帜而轻易地将群众动员起来了。

第二，与此相对应的是经济民族主义会成为民族主义发展的主流。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规模，这是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一再证明了的。“一般来说，技术方面的经济效果决定实际生产单位的规律，……在技术的规模经济大的地方，其典型的生产单位的规模也相应在较大。”（注：J.哈维：《现代经济学》，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页。）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规模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政策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甚至一些由于国土原因而影响规模经济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等，都不得不将自己的大量资金转入跨国公司的发展，以使其形成规模效应。政治民族主义所引起的国家分裂已经使很多原来的较大的国家解体而分成了更小的国家，当其规模已经不适应经济的发展时，其分裂的势头将会受到遏制。从20世纪的实践看，大部分需要分裂并有能量分裂的多民族国家已经分裂到了它的基本底线，也就是说进一步的分裂已经直接危及了人们基本的经济利益，所以，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分裂的余地已经很小。相反，由于经济发展的共同利益，一部分国家已经开始了新的组合。

民族主义范文篇7

一民族主义的定义与分类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定义都涉及到极为广泛的层面，民族主义也不例外。在预测民族主义的未来趋势时，回顾对民族主义的性质的争论是十分有益的。

欧内斯特·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政治原则，它坚持政治与民族的单位必须一致”；并断言，没有现代的国家政权，就没有民族主义问题（注：欧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ErnestGellner,NationsandNationalism)，康乃尔大学1983年版，第1—5页。）。汉斯·科恩则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心理状态，即个人对民族政权的忠诚高于一切。这种心理状态是同生养他的土地、本地的传统以及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权威等等联系在一起的（注：汉斯·科恩：《民族主义：它的含义与历史》(HansKohn,Nationalism:ItsMeaningandHistory)，纽约1961年版，第1-8页。）。哈维丁·凯却认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创造出来的东西，是现代国家政权在近代初期欧洲西部地区的特殊的环境下长期行使权力而产生的（注：哈维丁·凯：《历史、阶级与民族国家》(HareyKaye,History,Classes&N-ation-state)，伦敦1988年版，第138页。）。汉亭·昂格的看法是，民族的概念就如同自由的概念一样，是一个光辉的字眼，并指出那些不合乎自由原则的所谓民族主义根本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虽然民族主义情绪早就存在，但只是到18-19世纪才发展成为要求每个民族都建立本民族的政权的政治原则（注：伊利·凯多尔：《民族主义》(ElieKedourie,Nationalism)，纽约1961年版，第1、15-18页。）。而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等人的论述，民族主义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是一种对自己民族的偏爱。民族主义是可以分为进步与反动的两种类型的，但从本质上讲，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民族观的核心，因而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逐步消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0页；《列宁全集》第22卷，第319页。）。

可见，民族主义是一个外延和内涵都相当复杂的概念。正因如此，如果对民族主义的含义缺乏基本的共同理解，就无法对民族主义的未来走向进行有意义的预测。事实上，每一个学者都是在从不同的角度剖析民族主义的本质，强调民族主义的某一重要特征，因而，对民族主义的定义客观上已经分为了几个大类，而在研究中，人们总是习惯于将各种含义不同的“民族主义”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和论述，这就使人很难在一个共同的基点上相互理解对方的观点。为避免这种语焉不详现象的出现，我们可以按各个学者强调的不同重点而将民族主义大致地分为以下几类。

（一）政治民族主义

政治民族主义就是把强调民族主义的政治属性放在第一位，这是民族主义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分类，实际上也是民族主义兴起的最显著的特征，其基本目标就是要求建立一个属于本民族的国家和政府，它与“追求国家身份”的政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很多学者实际上也是将民族主义的这种政治属性放在第一位来进行论证的。“民族主义并不是简单地指民族情感，而是指旨在促进社会生活的一体化，并通过群众动员来决定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注：C.梯利：《欧洲革命(1492-1992)》(C.Tilly,EuropenRevelution1492-1992)，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民族主义是“那种认为民族—国家具有伟大价值的群体意识，这一群体意识保证完全效忠于民族—国家。这一群体赞同民族—国家保持统一、独立和主权，以及追求某种广泛的相互可以接受的目标。”（注：E.B.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页。）这些观点，都反映了将民族主义的政治属性放在第一位，而将其他的属性放在其次来考虑的倾向。由于政治民族主义追求着具体的建立主权国家的目标，所以很自然地带有分裂和暴力的倾向，在各类民族主义中，政治民族主义也是最有破坏力的一种。

（二）经济民族主义

经济民族主义是与政治民族主义相对而言的，一般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指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在50-60年代倡导的以经济独立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那些尚未取得‘现代化’或发达地位的国家，对于控制本国自然资源和经济命运的企图越来越警觉，并认识到这种必要性。这一现象的特点就是经济民族主义，它直接反映了这些国家经常抱怨的那种看法：它们虽然取得了政治主权与独立，但在经济上仍然是殖民地。”（注：S.坦塞：《拉丁美洲的经济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页。）更为偏激的观点则是，经济民族主义是“某一政治制度对其地理疆界范围内的经济资源的开发，实行国家或私人控制的过程。它是国内资源由本国经济控制取代外国或多国经济控制的过程”（注：詹姆斯·帕崔斯：《拉丁美洲从依附到革命》，纽约1973年版，第197页。）。实际上，经济民族主义是一种在发展阶段上各个国家取得政治独立后必然产生的结果，即一个民族在完成自己取得独立的历史任务后，必须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经济才能使自己真正地站起来。由于迄今为止，从宏观上看，现代民族主权国家仍是世界各国公民各种资源和财富分配的基本单位，因此，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方面的民族主义也仍然十分强烈。但与政治民族主义略有不同的是，它一般不会引发暴力和战争，而多数以贸易战或经济摩擦之类的形式出现。

（三）文化民族主义

文化民族主义是指民族主义中那些强调要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因素，它主张以同质性的文化传统为纽带，力图建立民族认同的文化空间单位，并进而达到巩固或分解政治实体的结果。一些学者认为文化民族主义有如下三个特征：文化民族以文化整合、文化标志而显形；文化民族是一种非暴力非军事扩张的民族；文化民族具有“推崇文化”的内涵。由此而衍生的文化民族主义“反映了一种认为本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精神高于优于别人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注：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页。）。文化民族主义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中往往有不同的反映。一般而言，处于发展的低级阶段的文化民族主义，往往带有很强烈的防卫心理，由于在经济和政治等方面无法与更为发达的国家进行比较，只能以一种文化方面的“优越感”来保持或恢复民族自尊心。所以，落后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在脆弱的心理防线后面掩盖着的往往是一种自卑，是一种无法在其他方面与发达国家进行较量的自卑。相反，发达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则是以另一种方式出现，那就是利用自己的经济和政治优势进行各种形式的文化“输出”，即所谓的“文化殖民”。因此，文化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的表现形式与前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相比，具有很大的区别。但总的来讲，文化民族主义一般也不会引发暴力和战争。只有当它与政治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时，才会具有破坏性的威力。

当然，无论何种民族主义，都具有民族主义最基本的一些特性，但由于所强调的层面不同，因而其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也有很大的不同。也可以这样认为，一个民族的民族主义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重点，而围绕着这些重点，民族主义也就往往强调自己不同的层面。也正因如此，我们在分析和预测民族主义的发展前景时，把握各类民族主义的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特点，就十分必要了。

二各类民族主义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的不同表现

在对民族主义进行了这样简要的分类后，我们就可以对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的不同表现进行归类和分析了。

首先，从政治民族主义的层次分析，它是发展起步阶段所产生的一种主要的社会现象，它所追求的民族国家实体的建立，往往带来剧烈的震荡。按西方学者的观点，民族与国家是两个相互交错但并不相同的概念。民族主要强调种族、心理和文化的特征，而后者则纯粹是一个法律和政治的概念。要使这两者完全吻合，即在一个法律和政治实体的国家中，只能有同一种族、文化、语言乃至宗教都完全一致的国家公民，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是日本这样一个被认为是单一民族的国家，也仍然存在着一些数量极少的少数民族。然而，建立现代独立的民族国家，又是一个民族在迈向现代社会过程中的一个几乎无法回避的问题。于是，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各个民族为了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而引发了一次次激烈的冲突。最初为欧美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地扩展到了整个世界。因而，一些学者认为民族主义与国家增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注：时殷弘：《民族主义的国家增生效应和暴力冲突倾向》，载《南京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专题简报》第三号，第9-10页。）。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可以说政治民族主义占据了主要的位置（当然并不排除其他种类的民族主义所起的作用），同时，在世界各地能引发最激烈冲突的事件也几乎都与政治民族主义有关。所以，在谈到民族主义的暴力倾向时，应该说主要是指政治民族主义。实际上，只要民族主义没有发展到要求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一步，矛盾就不会激化到使用暴力的程度。也就是说，引发各地暴力冲突乃至战争，使得国际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是政治民族主义。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完成了民族国家创建的过程，并且其政治经济发展逐渐出现趋同的趋势，所以政治民族主义的色彩已经淡化。与世界其余地区相比，这一地区不仅没有因为民族主义问题引发激烈的冲突，相反倒是开始出现了区域性联合的趋势，如欧共体近年来的发展趋势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这里，民族主义并没有消亡，但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民族主义主要体现为一种文化上的特色与自豪感，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并不过多地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甚至还有利于社会向更高层次上的发展。比如法国近年来为了振兴法语在世界法语区的影响，就大量地投资资助各地举办各类的法语学校。不管其主观用意如何，在客观上促进了世界各民族在文化上的相互沟通和了解。当然，欧共体中的经济民族主义倾向仍然十分强烈，但这也主要体现在贸易和其他纯经济的领域内，如欧共体内部关于对英国疯牛肉的进口问题以及美国与欧共体的贸易争端等等。但总的来讲，这类争端已经不会再以战争的方式出现，这一点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因此，可以说，在发达国家，纯粹的政治民族主义已经退居其次，而文化和经济的民族主义开始占据了中心的位置。也正因如此，民族主义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已不大可能再引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其次，发展中国家由于处于各种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各类民族主义的影响和作用也不尽相同，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争取独立的挽救民族危亡式的应急型民族主义在各国都已经基本结束。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历史、种族和地理的因素，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冲突仍很激烈。这其中的原因，第一是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本身就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如非洲一些国家，其疆界的划定完全是按殖民者的利益来决定的。因此，这些国家本身就缺乏社会的整合性，近来非洲中部的一些国家发生各种族之间的血腥屠杀，就是这种“人造国家”的后遗症的显现。其二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较为落后，而同一国家中地区差别又很大，如果这些差别正好与种族的居住区域相同，就很容易引发冲突。如60年代尼日利亚伊博人与北部落后地区民众所引发的冲突，严重地阻碍了国家的发展（注：维基·兰德尔与罗宾·西奥博尔德：《政治变化与低度发展》(VickyRandellandRobinTheobald,PoliticalChangeandUnderdevelopment)，伦敦1985年版，第47页。）。然而，除极少数国家外，发展中国家各种地区冲突中的民族主义主要为各种经济利益和宗教信仰等问题为支撑点，完全要求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冲突却不多，其具体的指向也不是十分明确，比如近年来非洲中部一些国家的大规模种族屠杀，其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可能连当事者自己也不十分清楚，正因如此，这类冲突也就越加激烈，而问题的解决似乎也就遥遥无期。

再次，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民族主义是一种发展阶段上的问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有不同的表现。最先建立民族国家的国家，都先后在世界上建立了自己的某类业绩，由于不同民族都试图建立自己的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产生了若干民族国家，这种民族国家的建立一般都造成了原有国家的分裂和强烈的暴力。在这一发展阶段上，政治民族主义为先导，同时也混合着文化民族主义，对建立民族主权国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于这类民族主权国家是资本主义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单位，是现代化的“带步人”，所以，在发展的初期，建立这种类型的民族国家是完全必要的。但总的来看，随着世界经济水平的总体发展，这类民族主义所造成的分裂效应在逐步减弱。不仅发达国家出现了区域性的联合趋势，如欧共体，而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尝试着相互的联合，如北美地区，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就开始了区域性的经济联合，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的逐步起飞后，也开始了区域性的联合，如东盟和拉丁美洲国家，大家都在寻求一种经济合作的有效途径，以前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尽管没有消除，然而在发展经济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下，其他的矛盾应该说都退居次要的位置了。从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尽管在世界各地由于发展的程度和阶段不同，但以考虑经济发展利益为主要特征的民族主义已开始在世界各国上升为一种主导型的意识形态，经济民族主义已逐步成为民族主义的主要形式，而政治民族主义则开始退居次要的地位。当然，由于政治与经济的密切关系，各种政治手段也可以调用来为经济目的服务，而这更突出了以经济为中心的特点。

三21世纪民族主义发展的若干趋势

在对民族主义进行了分类并对其各种分类在发展阶段上的表现作了概括性的分析后，我们就可以对21世纪的民族主义发展作一个较为客观的预测了。

第一，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大体上可以这样认为，政治民族主义已逐渐衰退，所以，以政治民族主义为旗帜而进一步引起一些多民族国家分裂的趋势已不再是世界发展的主流。事实上，一些多民族国家“共同体”（即其疆界内）内部的长期发展能够逐步融合原有民族间的一些裂痕，使其即使要想分离，也十分困难。如前苏联的解体，尽管由于一些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仍在引起一些冲突，但大部分独联体国家由于在过去长期发展中所具有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联系及其利益的一致性而不可能与俄罗斯脱钩，最近，白俄罗斯和中亚一些国家，都开始了与俄罗斯在各方面的紧密合作并主张在某些方面恢复到前苏联的水平。这就证明在一个长期发展的共同体中，政治民族主义情绪所引起的分离行为已经受到了很多方面的制约，而不可能如同19世纪和20世纪中期那样由一些政治领袖人物可以以民族主义为旗帜而轻易地将群众动员起来了。

第二，与此相对应的是经济民族主义会成为民族主义发展的主流。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规模，这是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一再证明了的。“一般来说，技术方面的经济效果决定实际生产单位的规律，……在技术的规模经济大的地方，其典型的生产单位的规模也相应在较大。”（注：J.哈维：《现代经济学》，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页。）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规模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政策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甚至一些由于国土原因而影响规模经济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等，都不得不将自己的大量资金转入跨国公司的发展，以使其形成规模效应。政治民族主义所引起的国家分裂已经使很多原来的较大的国家解体而分成了更小的国家，当其规模已经不适应经济的发展时，其分裂的势头将会受到遏制。从20世纪的实践看，大部分需要分裂并有能量分裂的多民族国家已经分裂到了它的基本底线，也就是说进一步的分裂已经直接危及了人们基本的经济利益，所以，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分裂的余地已经很小。相反，由于经济发展的共同利益，一部分国家已经开始了新的组合。

民族主义范文篇8

探究反美主义更深层的根源，应该从反省美国民族主义开始。但是，美国对此内省反应冷淡，因为这意味着美国的国家性格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美国民族主义存在如下两种悖论：第一，尽管美国是一个拥有强烈民族主义的国家，但它自己并不视之为民族主义；其次，尽管美国社会中存在强烈的民族主义，但美国决策者非常不重视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力量，在应对海外民族主义时既不敏感又缺乏技巧。

对民族主义的价值视而不见

在美国，民族主义是一个肮脏的字眼，人们公开鄙弃之，认为民族主义与旧世界的狭隘和自视优越相关。但是，这些怀疑美国民族主义观念的人士乐意承认，美国人总体而言是非常爱国的。当要求他们解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别时，这些怀疑论者也许会不情愿地承认二者之间区别细微，并无实质性差别。政治学者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来证明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别，他们将爱国主义等同于对国家的忠诚，而将民族主义定义为种族-民族优越感的情绪。实际上，就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心理及行为表现而言，二者之间难以区分，它们对政策的影响亦如此。

民意测验组织的定期调查显示，在西方民主国家中，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最强烈。芝加哥大学的研究者指出，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攻击之前，90％接受民意测验的美国人同意这样的说法：“我更愿意成为美国的公民，而不是其他国家的一员。”38％的人支持这样的观点：“如果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像美国人，则世界更加美好。”（“9€1”恐怖袭击之后，同意以上观点的人分别上升为97％和49％。）

美国人不仅对自己的价值观非常自豪，而且认为这些价值观是普世性的。根据皮欧全球态度调查公司（ThePewGlobalAttitudes）的调查结果，79％接受民意调查的美国人同意“美国观念和习俗在全球推广是有益的”；70％的人说他们“喜爱美国的民主观念”。即使在作为自由主义和民主另一个堡垒的西欧，这些观点也并非普遍共享。皮欧公司发现，在西欧国家中，只有不到40％接受民意测验的人赞同美国观念和习俗的传播，不到50％的人喜爱美国的民主观念。

美国人所秉持的美国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优越的信念在其社会、文化和政治实践中展现无遗，几乎不可能忽略它们：学校每天举行的爱国宣誓（ThePledgeofAllegiance）仪式，运动赛事之前通常要奏国歌，无处不在的美国国旗等。与其他国家一样，民族主义情绪不可避免地渗透到美国政治之中。候选人利用焚烧国旗、国家安全等高度敏感的话题来攻击对手没有爱国之心。

为什么这样高度民族主义化的社会一贯自视为没有民族主义？这一悖论的根源在于保持美国民族主义昌盛不衰的势力。科技成就、军事力量、经济财富和无可匹敌的全球政治影响力无疑将造就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但是，导致美国民族主义真正与众不同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其诸多表现方式非常自然，不着人为痕迹。

美国民族主义最强大的源泉之一是公民自愿，普通民众愿意通过个人主动或公民团体提供公共物品。自19世纪早期法国哲学家艾立克斯€德€托克维尔以来，外国观察家无不惊诧于美国活力的渊源。托克维尔指出，“年龄不等、身份不同、性格各异的所有美国人都组成团体”，他称许美国人依靠自身力量而非政府来解决社会问题?

推动美国社会生活发展的基层活动同样使得美国民族主义充满活力、引人向往，因为绝大多数确保美国民族主义昌盛不衰的制度和活动是民间的，而非政治性的；各种仪式是自愿参加的，而非强制推行的；这些价值观被民众欣然接受，其中并无人为灌输。在世界其他地方，政府在促进民族主义中的作用必不可少，其民族主义常常是精英阶层进行政治操纵的产物，因此必然存在人为性质。但在美国，尽管政治家个人常常试图利用民族主义获得政治收益，但政府的不介入引人注目。例如，美国联邦法律并未规定在公立学校背诵爱国誓词，或要求在赛事之前唱国歌，或强迫在个人所有的建筑物上悬挂国旗。

爱国誓词的历史对美国独特的民族主义形式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诠释。浸礼会牧师弗朗西丝€贝拉米（FrancisBellamy）在1892年撰写了誓词初稿，美国三大公民团体（国家教育协会、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美国革命之女”）创立、改进和推广了背诵爱国誓词的仪式。后来，联邦政府参与进来。但直到1942年，国会才正式宣布赞同爱国誓词；直到1954年，在宗教组织哥伦布骑士会（TheKnightsofColumbus）的压力之下，国会才对誓词文字进行修改，加上了“在上帝保佑之下”的字样。

实际上，利用政府权力强行促进民族主义制度化的任何企图都会遭到强烈的抵制，因为民众普遍怀疑政府会侵犯美国个人的自由权利。20世纪30年代，一些学校的董事会试图使爱国誓词仪式变成义务性的，耶和华见证会（TheJehovah’sWitness）对此发动挑战，并诉诸法律。该宗教团体认为，爱国誓词迫使孩子们崇拜伪神。此后八年间，禁止焚烧国旗修正案在美国国会两次遭到否决。

在美国，促进民族主义是私人事业。此中包含着美国民族主义生命力与持久性的根源：对普通大众而言，公民自愿的主导作用€€而非政府强制€€使得民族主义情绪更加纯真、富有吸引力与合法性。美国民族主义的表现如此寻常，不着斧凿痕迹，除非外人甚至难以觉察?

政治信条

美国民族主义隐身于平淡无奇之中。但即使美国人意识到民族主义的存在，他们也并不视之为民族主义。这是因为，美国的民族主义与其国外姻亲不同宗不同种，并具有如下三大特征：

其一，美国民族主义基于政治理想，而非文化或种族优越感。这一概念非常适合仍然自视为文化和种族大熔炉（MeltingPot）的美国社会。正如乔治·W·布什总统在去年7月4日演讲中指出的，“没有美国种族，只有美国信念”。在美国人看来，这一政治信念的至高无上是不证自明的。

美国政治制度、政治理想与其实践成就相结合，使美国人坚信他们的价值观应该是普世性的。反之，当美国人受到威胁时，他们将对自身的攻击首先视为对其价值观的攻击，美国精英与民众对“9·11”恐怖主义袭击的诠释可谓明证，绝大多数美国人理解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即这些袭击体现了对美国民主自由和民主制度的攻击。

其二，美国民族主义是胜利诉求的，而非悲情诉求的。在绝大多数国家里，昔日外来强权造成的悲痛刺激着民族主义情绪。在印度、埃及等曾经遭受殖民统治的国家里，民族主义最为强烈。但是，美国的民族主义与这种遭受侵害的民族主义截然相反。美国的民族主义源自开国以来战争与和平中的诸多胜利；而一系列民族屈辱和惨败构织着遭受侵害的民族主义。胜利诉求的民族主义者庆祝他们的积极成就，对悲情诉求的民族主义者的哀鸣甚少同情。

其三，美国民族主义向前看，而大多数国家的民族主义恰恰相反。那些坚信美国价值观和制度优越感的人士并不停留在历史荣耀之上（尽管这些荣耀构成了美国民族特性的核心）。相反，他们向前看，认为本土和外国的未来都会更加美好。这种动力使得美国民族主义充盈着传教士精神和短暂的集体记忆。这种向前看和普世性的观点与其他国家种族——民族主义的向后看、排他性的观点发生冲突势在必然。在中东地区，十字军东征（TheCrusades）以来西方军事入侵的记忆萦绕不去，它们对美国“解放”伊拉克人民计划的怀疑是情不自禁的。

在与几个高度民族主义的国家打交道时，美国很少关注民族主义在确保这些敌对国家政权、赋予其合法地位的作用。美国对待这些国家的政策或者漠视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如菲律宾和墨西哥），或者一贯坚持美国民族主义的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偏见。埃及前总统纳赛尔秉持后殖民地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拒绝与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或苏联阵营建立战略联盟，华盛顿官员对此困惑不解，他们无法想象在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斗争中一个国家可以保持中立。这种心态在当今的回响，就是美国在反恐战争中“或者与我们一起或者反对我们”的最后通牒。

美国仍然不能有效地应对海外民族主义，导致了如下三个直接后果：第一也是较次要的是，美国的麻木不仁在外国政府及其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怨恨情绪；第二显然也是最严重的，这种麻木不仁的政策产生了事与愿违的恶果，当美国力图削弱外国敌对政权时尤其如此。毕竟，民族主义是堪与民主自由主义力量抗衡的少数原始思想之一。以当前富有戏剧性的朝鲜半岛核危机为例，南韩年轻一代的民族主义情绪勃兴，他们把制造麻烦的北方邻居视为亲戚而非恶魔，这是华盛顿在应对平壤边缘政策时未曾考虑在内的。与以前事例类似，在这些情况下，美国的政策往往与盟国人民的看法相去甚远，且导致事与愿违的后果，即推动盟国人民支持美国所反对的政权。

最后，鉴于民族主义推动着美国的政策，其他国家必然认为美国的海外行为是伪善的。当美国以捍卫本国主权为名削弱全球制度（如《京都议定书》、国际刑事法庭和《全面禁试条约》等）时，这种伪善尤为突出。美国拒绝多边协议也许在国内得分，但在外国人看来，美国人的普世辞令、信奉的理想与美国看来决心在海外追求狭隘国家利益的行径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长此以往，这种行为必将侵蚀美国的国际信誉与合法性。

民族主义范文篇9

在欧洲大部分国家中，从现代时期之始，君主国家（princelystate）就取代了中世纪的等级制度（estatesystem）。君主制国家的唯一政治观念就是统治者的利益。路易十四著名的格言"朕即国家"就最精炼地表达了此一观念，这种观念在欧洲三大帝国宫廷一直延续到晚近的剧变为止。魁奈的学说尽管引发了新的国家观念，不是较少有人知道他早在写作他的巨著前就提出了一句格言：Pauvrepaysan,Pauvreroyaume;pauvreroyaume,pauvreroi.。在他看来，仅仅揭示国家的富裕繁荣有赖于农民的富裕繁荣是不够的，他一直认为，还必须揭示出：只有当农民富足之后，国王才能富裕起来，由此他证明了采取措施提高农民福利的必要性。国家（所应约束）的目标恰恰应该是君王。

与君主制国家相抗衡，18世纪和19世纪，自由的理念勃然兴起，使古代共和与中世纪自由城市的政治思想复苏。它与monarchomachs之反对君主连结在一起；它以英国的先例为榜样，英国的君主在十七世纪就已经彻底失败；它利用一整套哲学、理性主义、自然法来战斗，它通过文学征服了群众，使之完全服膺于这套理念。专制君主最终屈服于自由运动的进攻，从而出现了君主立宪制，出现了共和国。

君主制国家是没有自然边界的，不断增加家族的财产是君王们的理想，每一位君主都努力奋斗试图使自己留给后代的土地广于他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土地。不断获取新的领地，直到遇上另一位同样强大甚至比他更强大的对手为止，这就是国王的使命。他们对于土地的贪婪，使他们根本不知边界为何物，每一君王的行为及捍卫君主制国家理念的文献中的观点都能证明这一点。最重要的是，此一原则威胁着所有弱小国家之生存，它们之所以还能维持生存，则应归功于大国之间彼此嫉妒，这些大国高度警惕着不想让任何一个变得更强大。这就是欧洲均衡的概念，构成了它们之间一次又一次的合纵连横。小国被毁灭也有可能不危及这一均衡，比如瓜分波兰。君主们看待国家的方式，跟地产主看待其森林、牧场、农地的眼光没有任何不同。他们出售国土、也交换国土（即为了"使边界更齐整"），而这些土地上的居民的统治权也随之变换。根据这种解释，共和国就是一种无主财产，任何人只要有能力就可以占有它。这种政策到19世纪达到了顶峰：1803年的《神圣罗马帝国代表议定书》，拿破伦的国家制度，维也纳会议的决定，都是如此。

在君王们看来，土地和人民无非就是君主所有权的对象而已：前者构成了主权的基础，而后者则是土地所有权的附属物。对于生活在"他的"土地上的人民，君王们要求其服从和忠诚；他把人民差不多就当成自己的财产。而把他和他辖下之每个人连结起来这一契约（bond）也是使所有人连接为一体的唯一途径。专制统治者认为他的臣民之间自行组成任何社会组织都是危险，因此他总是努力打碎臣民中一切传统的团结合作关系，只要不是根据他所颁布的国家法令设立、只要不利于新的社会组织之形成，甚至连俱乐部，都不得存在；同时他也不允许不同地区的臣民感觉到作为一个君主统治下的臣民的那种同志情谊。不过，当然，君王们撕裂了构成其臣民的贵族、资产阶级和农民中间的一切阶级联系，使整个社会陷入原子化，从而也为新的政治情感的兴起创造了前提条件。臣民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于认为自己并不是什么狭窄小圈子的成员，而是一个人，是民族的一员，是国家和世界的一个公民，从此开辟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

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与君主制正相反，反对君主对土地的贪欲和用领土讨价还价。这种理论首先发现，国家与民族的合一（coincide）是理所当然的，由此而形成了大不列颠--典型的自由国家，法国--为自由而战斗的经典之作。这种情况看起来是理所当然，自由主义国家理论也就未在此多费笔墨，因为国家与民族本来就是一致的，也没有必要改变它，当然就不存在什么问题。

领土边界问题头一次成为问题，是在自由观念的力量抓住德国和意大利的时候。当时在这两国及波兰，在卑劣的专制君主后面，还有一个不存在统一的国家这样一个巨大的阴影。所有的日耳曼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伟大政治目标：从君主统治下解放他们的人民。这使他们第一次实现了政治思想的统一，从而保持了行动一致。人们穿越海关和宪兵把守的边界张开双臂迎接统一。君主的反自由同盟所面对的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之联合。

君主制的臣服原则是尽可能地把更多土地囊括到自己的统治之下，自由学说则争取人民自决权原则，随之而来的就是人权原则[14]。任何人民或人民中的一部分都不得被违反他们的意愿置于他们所不情愿的政治联合中。那些志在建设国家、具有自由精神的人作为一个整体，形成了一个政治性民族；patrie,Vaterland成为他们所栖息之国家的名称；爱国者成为自由精神的代名词[15]。从这一意义上看，法国人在推翻了波旁王朝的专制统治之时、在继续反抗君主联盟以保卫他们刚刚获得的自由之时，才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民族。日耳曼、意大利人之所以形成民族思想，恰是因为外国君主组成神圣同盟阻挠他们建立一个自由国家。这种民族主义的矛头所指并不是外国人，而是同样压制外国人民之专制君主。意大利人最憎恶的并不是日耳曼人，而是波旁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波兰人所憎恨的不是日耳曼人或俄国人，而是沙皇、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只是由于暴君所依赖的军队是外国的，所以斗争才采取了反对外国人的口号。然而即使加里波第的战士在战场上也冲奥地利士兵喊："回到阿尔卑斯山那边去，我们就是好兄弟！"[16]在他们中间，每个为自由而战的民族可以不可思议地融洽相处。所有人都为希腊人、塞尔维亚人、波兰人追求自由的斗争而欢呼。在"年轻的欧洲"，自由斗士是不分民族团结为一体的。

民族性原则最初并不是指向其它民族的利剑，它是针对暴君的。

因此，非常重要的是，民族性原则与世界公民心态之间没有任何冲突[17]。自由的理念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主义的。自由的观念是革命性的，因为它要求消除一切与其原则不相符合的统治，但它也是和平主义的[18]。一旦所有的人民获得自由，战争的基础又何所立足？政治自由主义是与鼓吹人民中间利益之结合的经济自由主义同时生发的。

如果我们想理解马克思以降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创造性的国际主义，我们也必须牢记这一点。自由主义在其反对君主国家的专制统治的斗争中，也是世界主义者。恰恰因为君主们联合起来抵制新的精神，于是各国人民也团结起来反抗各国君主。如果《共产党宣言》号召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与资本主义斗争，那么，它是根据这样一个所谓的事实得出这一口号的：所有国家的资本主义剥削都是一体的。然而世界主义并不是自由主义追求民族国家的对立面，也不是资产阶级纲领的对立面，因为资产阶级也是这种意义上的国际性的。《共产党宣言》强调的重点并不在于"所有国家"这个词，而在于"无产阶级"这个词。所有国家处于同一地位、具有相同思想的人必然会联合起来，这被看成是某种理所当然之事。如果仔细考察这一说教的含义，就会发现其唯一与假冒的民族主义不一致的地方就是，后者把传统制度的每种变化当作侵害正当民族个性的行为予以反对。

自由与平等这些新的政治观念首先在西方获胜，英国和法国成为其它欧洲国家的政治榜样。然而，如果自由主义者呼吁实行外国的制度，那么，旧势力的抵制就必然会利用排外主义这样的陈词滥调。德国和俄国的保守分子就曾经用这样的论点抵制自由观念：它是外国的东西，不适合本国人民。这里民族价值被滥用于政治目的[19]。然而，把外国民族作为整体加以反对或反对其单个成员，是毫无意义的。

因此，只要论及各国人民的关系，民族原则首先就是完全和平的。民族原则，作为一种政治理想，是与人们和平共处相一致的，而作为一种文化理想的赫尔德的民族主义也是与他的世界大同主义相一致的。只是经过了一定时间后，只反对君主而不针对人民的和平的民族主义，才演变为军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然而只是在现代国家原则从西方成功地地传播到东方、落实到各民族混居地区之后，才发生这种蜕变的。

的如果我们观察旧的和平形态的民族原则的第二个假定的发展，此一原则的意义就尤其清楚地凸现出来。首先，民族原则所包含的只是拒斥一切独裁霸权（overlordship），当然也包括外国对自己的独裁霸权；它要求自决、自治。然而后来，它的内容扩充了；其口号不仅包括"自由"，还包括"统一"。然而民族统一的愿望，最初也是完全和平的。

如前所述，这种统一愿望的一个源泉就是对历史的记忆。人们的目光从惨淡的现实转回到美好的过去。这一过去显示的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图景在每个人眼里未必都像在德国人或意大利人眼里那样宏伟壮美，不过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还是有足够吸引力的。

然而，统一的观念并非仅仅是一种浪漫情怀，它对政治现实也很重要。蕴涵于统一中的力量才能战胜压迫者的联盟。一个统一的国家中的一致性提供了人们维系其自由的最重要的保证。在这儿，民族主义并不与世界大同主义相对立，因为统一的国家并不希望与邻国冲突，而是希望和平与友谊。因此，我们又一次看到，在自由和自治已经获胜的地方，统一观念并不能发挥破坏国家和创建国家的力量（state-destroyingandstate-creatingpower），似乎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力量。至今瑞士就很少受到民族统一观念的诱惑。在瑞士，分离倾向最少的是德裔瑞士人，这一点非常容易理解：只有在这儿他们能获得自由，而在德国独裁统治下他们只有服从。然而，瑞士境内的法国人以及整体上来说意大利人，也都觉得他们在瑞士非常自由，因此，他们根本就没有与他们的同胞实现民族统一的愿望。

不过对于民族统一国家，还需要考虑到第三点。毫无疑问，当今已经发展到在整个国际范围进行劳动分工的阶段，这就需要法律、通信、交通设施等等方面更大范围的统一，这种要求将越来越大，经济将进一步被塑造为某种世界性经济。当经济联系仍然停留在早期阶段，基本上很少扩张到村庄范围以外，那么政治组织的形式很自然地就是存在于整个世界的无数分散的小司法和行政区域。军事和外交政策利益是个例外，但它也毕竟不能迫使所有地方都统一、构成大帝国--即便是在封建时代甚至在专制主义时代，这些因素尽管也发挥作用，但也也一直没有引导形成民族国家--不具备法律和行政同意所必须的环境。只有在经济关系开始越来越多地超越省界、国界、最后是洲界，世界性统一才变得有必要了。

自由主义要求经济的充分自由，通过把经济与国家分离，试图解决与贸易发展不相适应的政治安排差异的困境。自由主义致力于尽可能实现法律的一体化，归根到底是实现世界的法律统一。但它并不相信，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得创造出大帝国或是某种世界帝国。自由主义仍坚持此它对待国家边界问题的立场。各国人民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协调各国的法律，据此原则，应反对一切违背他们的意愿的行动。这一点使自由主义与所有那些主张为了经济目的用强制手段创造一个大国家的观点划清界限。

不过，从政治现实考虑，我们首先必须处理国家的存在问题，面对各国抵制国际贸易自由、反对创造超国家的法律所引起的困境。因此，让人羡慕不已的是，分散在很多国家的爱国者无不重视民族统一。他们要求追随他们的榜样。他们用与自由主义信奉者不同的眼光看待问题。在日耳曼联邦组成的德国，已经把法律与司法部门、通信与交通设施以及整个行政管理一体化的必要性看作是当务之急。透过各个国家内部的革命也能创造出一个自由的德国；因此，并不必然需要统一。但是由于他们喜欢统一的国家，于是就套用政治现实主义者的说词，声称为了从根本上实现自由，有必要建立被压迫者同盟以反抗压迫者的同盟[20]，而且为了在统一中寻找到维护自由的力量，更有必要团结一致。除此而外，贸易的需要也推进了统一。贸易已不能再允许法律、货币体系、通信和交通等等领域中的分裂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在所有这些领域中，时代要求一体化，甚至是超越国家边界。人民已经为这些领域实现世界统一做好了初步准备，那么，难道不应该首先在德国境内实现其他国家已经实现的目标--创造一个德国民法作为未来的世界法律的典范、创造德国刑法作为预备阶段的世界刑法、创造德国铁路联盟、德国货币体系、德国邮政体系？而所有这一切，将确保德国统一国家的形成。因此，自由人的纲领不能把自己仅仅局限于"拍卖30个君王的王冠"；仅仅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要求，也必然要求创建一个统一的国家。

因此，追求国家统一的斗争已经包含了对民族性原则的新解释的精髓，而这将使和平的自由主义民族性原则蜕变为好战的运用武力政策的民族主义，即导向帝国主义。

注释：

[14]Cf.Sorel,Nouveauxessaisd''''histoireetdecritique(Paris:1898),pp.99ff.

[15]Cf.Michels,"ZurhistorischenAnalysedesPatriotismus,"Archivf黵SozialwissenschaftundSozialpolitik,vol.36,1913,pp.38ff.,402f.;Pressens?"L''''id閑dePatrie,"Revuemensuelledel''''蒫oleAnthropologiedeParis,vol.9,1899,pp.91ff.

[16]Cf.RobertMichels,"ElementezurEntstehungsgeschichtedesImperialismusinItalien,"Archivf黵Sozialwissenschaft,vol.34,1912,p.57.

[17]Cf.Seipel,NationundStaat(Vienna:1916),pp.11f.footnote;Meinecke,loc.cit.,pp.19f.

[18]Cf.Michels,"Patriotismus,"loc.cit.,p.403.

民族主义范文篇10

肖邦的创作可分为4个时期，即华沙时期、华沙起义时期、在巴黎的全盛时期、晚期。

华沙时期的创作除少数作品外，在肖邦的整个创作中不占很重要的地位。但是，它是肖邦一生创作的起点，其中已经闪耀着民族感情和民族风格的光辉。就是这个时期，肖邦深深的受到了民族解放思想和文学浪漫主义的影响。奠定了他作为一个民族主义音乐家的基础。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作品是1830年作的两部钢琴协奏曲：《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一钢琴协奏曲》

华沙起义时期，肖邦的创作出现了一个飞跃。《b小调谐谑曲》写于逗留维也纳时期。起义激起的爱国热情同对祖国亲人的思念交织在一起，构成一首既严峻又温存的音诗。《c小调练习曲》（别称《革命练习曲》），《d小调前奏曲》则写于得知华沙沦陷之后，激愤、悲痛之情同严整洗练的艺术形式之间达到高度完美的统一，成为肖邦早期音乐创作中的杰作。

在巴黎的全盛时期的创作中，深刻的民族内容、富于独创性的艺术形式和娴熟的音乐风格使他的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创作涉及到钢琴音乐的各种体裁，波洛奈兹舞曲是肖邦在这个时期创作中民族精神体现得最为强烈的体裁。《降A大调波洛奈兹舞曲》是同类体裁乐曲中性格最刚毅、豪迈，气势最宏伟、磅礴的一首。它的主题具有果断、刚健的节奏，热情豪迈的旋律以及明亮的大调式和声，体现着不屈不挠的民族英雄豪杰的形象。

晚期的创作呈现出明显的衰退趋势。《g小调马祖卡舞曲》、《f小调马祖卡舞曲》是肖邦最后的两部作品。前者是一首亲切、温存的歌，表达了对生活的最后一点眷恋；后者在淡淡的哀愁中倾诉着对故国和亲人的最后思念。

肖邦是一个民族音乐家，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体现了他的爱国热情。在舒曼的文章中就有一句话："……肖邦的作品是藏在花丛中的大炮。"在他的作品中，不仅有爱国的热情在，还有民族音乐因素在。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他思想上的爱国上，在他的创作中也有明显的体现--真挚、热情、柔和、宽广如歌的，这正符合和了斯拉夫民间音乐的特点。还有就是我们在肖邦的音乐作品中不难发现他常常使用了对旋律各式各样的变奏。较多的使用变体发展，这也是波兰民间音乐的一大特点。

《降A大调波洛乃兹》OP.53，作於1842年，钢琴曲，是肖邦所作16首波兰舞曲之一，是与波兰民族解放斗争相联系的英雄性作品。据说此曲奔马节奏写成的对比性中段，描写了1683年英勇抗击入侵者的波兰国王约翰．勃比埃斯基的骑兵队。该骑兵队曾击败横行欧洲的土耳其人，保卫了祖国，也拯救了欧洲。故又称《骠骑兵波兰舞曲》。又据说：萧邦在作此曲时，由於倾注了他的全部爱国激情和对波兰历史的无限缅怀，竟仿佛听到了波兰先辈们的脚步声，眼前出现了他们全副武装地愈走愈近的幻影，吓得萧邦逃离自己的创作室。由此可见，这首乐曲是具有鲜明的形象和强烈的感染力的。

《降A大调波洛乃兹》，斩钉截铁的节奏，朝气勃勃的音调，表现出这支军队威武雄壮的阵容、勇敢坚定的品格。

乐曲开始有一小段引子，引子的第一拍是中低音区四个bE，用双手八度强有力同时奏出，这轰然一响，足以使听众的心被吸附住，从此，直到曲终再也无法离开。当我们在震动之后还未及定神时，三条半音阶平行地向上卷起，又猛然顿住，以后是各种不协和音，不同节奏交替，在情感的海洋里到处掀起巨浪。戏剧性的紧张度愈演愈烈，直到觉得气都透不过来时，第一个、也是全曲最重要的、反复出现的英雄主题，才豪迈、昂扬地奏出，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这个主题段落稍有变化地重复一次，音乐的意境也随着更上一层楼。在高潮处，仿佛可以听到刀枪剑戟的撞击声。之后是一段由低谷逐步向上冲击的音乐。冲击得到暂时胜利后，引出一段不长的有抒情色调的感情浓重的音乐，仿佛战斗间歇中的某种感触。

然后音乐进入整个曲式的中段。任何人听了这段音乐，都会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这是骑兵在奔驰：左手八度的固定音型，象征马蹄声由远而近。右手的旋律，是战士们勇往直前，所向披靡的声调。骑兵的壮观场面过后，经过过渡，控制，减速，音乐奇妙地落到一个单纯、弱奏的D音上，引出一段难以形容的旋律，流畅、委婉、有一丝哀伤、有一缕温情、还很高贵，又象梦幻的境界，与千军万马、气吞山河的气势形成强烈的对比。

音乐在这个"远离战场"的意境中流动、徘徊了较长时间，好象流连忘返。终于，音乐流入中音区，低音区，哀伤、温情、梦幻都隐去了，情绪再度激昂起来，斗争的火焰重新燃起，英雄刚毅的第一主题赫然而出，这也是主要主题的最后一次再现。尾声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在胜利的欢呼、凯旋中结束全曲

以上所提到的特点只是体现了肖邦音乐的民族性，但是他最重要的旋律创作特点却是在音乐中声乐性和器乐性完美的结合。

《c小调叙事曲》是奏鸣快板曲式，但处理非常自由。引子的意义，看来和幻想波罗乃兹舞曲的前奏相同，是讲故事人的一段从容不迫的开场白，它以忧伤询问的音调结束。主部主题是一支沉思，忧郁又带有史诗性色彩的平静的旋律。

展开部头几小节怀有警觉的沉静，很快地就转变为惊慌的呼喊。副部主题的出现是浪漫派（尤其是李斯特）引以为特征的音乐形象变形的出色范例。在展开部的第二部分里，旋律失去了明确的轮廓，成为势不可挡的滚滚波涛。

以副部开始的再现部并没有立刻带来平静，在这里，副部情调离它本来的抒情温柔的性质仍然很远。只是在结束部里才逐渐恢复平静。主部主题仍像原来那样真挚、忧伤。但平静的气氛只延长了几小节，旋风般的尾声又重新把听众卷入狂风暴雨般的激情和悲剧性冲突的气氛里。

肖邦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他把浪漫主义的时代风格和爱国主义的精神内容紧密地融合在音乐作品中，成为十九世纪欧洲乐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肖邦的作品代表着"黄金时代"的浪漫主义音乐，同时，又具有强烈的波兰民族气质和情感内容，在欧洲音乐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于润洋：西方音乐通史[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

[4]夏默：交响音乐赏析[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00。

[5]张洪岛：欧洲一呢于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

[6]李应华：西方音乐史略[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