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特性范文10篇

民族特性范文篇1

1.将德育放在首位是德国、日本教育的民族特性之一。德国、日本两国教育历来重视德育，将德育放在首位。日本早在1879年，天皇便颁布《修订教育令》，确定以修身为“本”，知识为“末”的原则，使独立的德育课程——修身科的口授学时占总授课学时比重由1.5%上升至10%，在各科中跃居第一[1](P293)。虽然二战后一度实行主智主义教育路线，但在1971年，日本颁布教育改革令，强调把德育放在首位，重点抓[2](P295)。此后，日本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文件都重申这一思想，使德育主导的思想在社会上形成共识。

为了进一步贯彻这一思想，一方面，日本政府对学校德育实行全面干预，有一整套管理体制：从教育部、德育研究机构、研究会、地区教育机构、学校辅导组到班主任。1963年起文部省相继在全国各都、道、府、县指定一批中小学为德育实践学校，按地区联合组成道德教育共同推进学校，直接受文部省及所在政府教育委员会具体指导。这些学校中又一般由几所联合成立德育委员会，其下，各校又设有德育研究会，研究具体的学校德育教材、方法、各种活动安排、出现的问题以及不同时期的德育重点等[3](P138)。日本国立研究所以及都、道、府、县等教育行政机构及教科所或教研会中也都设有专门的德育领导和研究机构。另一方面，从1958年起，日本中小学每周开设一节道德课，称“道德时间”，正规教材由文部省制定，除正规教材外，文部省还编有一套收有几百篇文章的德育乡土教材。

德国学校是从教会教育机构中演化而来，学校德育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德育首位的思想也由来已久。1870年德国统一后，宪法就规定宗教教育为核心课程，学校德育主要由宗教教育承担，教会管理宗教课事宜。1889年威廉二世教令，要求德国学校把“畏神”和“热爱祖国”的教育放在首位[1](P166)。后来由于希特勒上台后强化反动政治教育，一度使德育与军国主义宣传划等号，法西斯德育路线对战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唯智育主义二战后一度在西德盛行。但、暴力等问题促使人们不断反省德育问题，许多州（如巴伐利亚州）纷纷对德育做出决定，州宪法明文规定德育的重要性，指出学校不仅传授知识，更重要的应塑造人的个性和心灵，教育学生尊重宗教，爱国爱民。

德国对德育的重视方式与日本的政府主导型截然不同，德育实行教育分权制，两德统一后仍然如此。学校德育以宗教教育为根本，在各方面都突出宗教信仰和教会的作用，宗教课是中小学的必修科目，全权由教会包办，校长都不得干涉过问，至上性可见一斑。此外，德国人认为，思想行为教育是一个综合工程，强调将德育贯穿于一切教学工作之中，除宗教课、伦理课、社会课等德育科目外，要求其他课程也应担负德育任务（从操作层面看，大众学校实行的教师包班制，一个教师上十门课左右，对教师把德育与其他教学相联系也十分有利）。

2.重视本民族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教育是德国、日本德育的特征之一。日本德育重视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教育。明治维新以前，各种教育（如家庭、私塾、平民乡学、大学寮等）都以灌输伦理道德为核心，对百姓进行严格而广泛的封建神道、儒道和武士道的三重道德熏陶，推崇天皇崇拜、仁义忠孝、跷勇、坚忍、重名轻死、崇拜军刀、舍身正果等价值观；明治维新时，在吸收西方科技和文明的同时，仍以封建道德作为学校德育的基本内容，培养掌握现代技术的封建臣民武夫；此后，实际执行的军国主义教育路线使西方技术与皇道国粹更牢地合壁一体，在致力于富国强兵的知识技能传授的同时，以培养天皇忠顺的臣民为目标，最终，“忠君爱国”的军国主义德育成为战犯的帮凶。1947年，日本修正了教育基本法，抛弃了推崇了50年的武士道军国主义德育路线，以培养国民热爱真理与正义，尊重个人价值，富有自主精神，身心健康，爱好和平为宗旨。此后，经过若干次改革，德育目标明确规定要使日本人“具有自主性”，推崇尊重个人、尊重个性、自由、纪律、自我责任等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价值观，与此同时，尤其注重传统道德价值观，如忠孝、家族和皇道等观念巧妙在与“建设家乡”，“为大和民族利益”等口号结合起来，再配以其它的感性材料（包括英雄史），教育效果很强。需要指出的是，日本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对天皇敬爱和日本国崇拜的情调以及美化侵略战争和战犯的态度，已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

德国自19世纪70年代统一后，虽然形成了全国普通国民教育体系，但德育中的宗教特色仍然很浓厚，价值以一般教义为基础，遵循宗教价值观，敬神、畏神、服从、纪律、忠诚、责任、仁爱等道义型价值取向是其体现，而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是功利型的，信奉的是竞争、利益、尊严、责任、效率、自由等，经过冲突与磨合，战后，德国德育目标强调要培养人的尊严、克己、乐于助人、理解他人，强调对公民进行诸如诚实、坦率、互助、给予、仁爱、不自私、责任感、相互谅解协调等健全人格的质素教育，现代社会所需的完善人格教育与其传统文化特质有机结合起来了。当然，两次大战期间德国实行法西斯德育，所鼓吹的以对暴力的崇拜和对权威的盲从为特征的“特种日耳曼民族”观在今天西方极右势力有所抬头的背景下有死灰复燃之象，应当引起人们的警惕。

二、民族特性通过德育进一步被强化

1.德国、日本德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民族精神，两国人民民族认同感强烈。日本学校德育内容主要是文部省制定的道德条目为主，每一德目都有详尽说明，特别强调德育与各科及课外活动配合，除正规教材外，还鼓励教师依据这些德目自编教材，因此，德育实际是由德育课以及历史、地理、公民、政治经济、家庭技术等等社会科和社会实践课程、生活指导课、劳动课等共同承担。日本德育内容虽然十分丰富，但德育的核心目标却十分明确，旨在培养民族精神，这是日本学校德育最突出的特色。1990年后，日本将德育目标表述为：“将尊重人的精神和对生命的敬畏观念贯彻于家庭、学校及社会的具体生活中，为创造有个性的文化及发展民主社会及国家而努力，进而培养对和平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的具有自主性的日本人，以培养作为基石的道德情操为目的”[1](P298)。其核心有二：一是培养人的尊严，一是培养日本人，其根本实质是培养懂得廉耻、服从国家意识、拥有民族优越感的“高大”日本人，使全体日本人树立起民族意识。日本民族精神之精髓——勇于进取、百折不挠、忠精团结、舍身奉献等德性教育浓浓地渗透于各门德育课程及活动之中。由于日本德育是全民德育，家庭、学校、社区各自承担切实可行的教育任务，因此，“高大”日本人教育很有成效，日本人民民族认同感极强，以身为日本人而自豪。

德国德育除宗教课、伦理课外，道德观念教育也渗入所开设的大量社会科之中，如，地理、历史、教育、社会、劳动、家政、经济等。此外，从宗教仪式到各种庆典仪式，甚至到课堂装饰（悬挂耶稣蒙难的大十字架），无处不体现出道德的教化。虽然德国学校德育因各州具体的德育要求不同而目标有别，没有统一的文字表述。但二战后，德国德育的基本目的是以宗教为根本，陶冶“精神与人格”[1](P171)，除培植学生的宗教信仰外，注重培养人的尊严、克己、责任感、乐于助人，对真善美的感受性，民主精神和爱国爱民以及德意志精神，其中培养学生具有“德意志”精神是德国德育的核心目标。德意志民族以气质高贵、尊严、责任感、思维严谨周密著称于世。德育根本目的是要培植民族精神，树立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灌输爱国教育。为实现这一目标，尤其重视德国史、德国地理等教学，在各种德育教材中强调介绍德国民族英雄和民族著名科学家在国际上的贡献，而在培养人的尊严、责任感上，德国德育对法西斯主义的态度与日本的形成鲜明地对比。某种意义上说，德国德育是相当成功的，人们在与德国或德国人的交往中，总会感觉到他们对工作、对祖国表现出的由衷的献身精神，爱国主义、民族认同感表现十分突出。

2.德国、日本德育的功效之一是民族特性突出。德国、日本德育的成效人们是有目共睹的，这主要表现在两国民族特性鲜明，甚至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都表现出本民族的特色。

大和民族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倾向于从集体道德观看人生、订行为准则，突出群体意识，国民的同舟共济的意识浓厚，这是德育的成效。日本德育强调合作的集体主义原则，重点培养、炼塑群体共存共荣的精神，集体主义价值观教育表现在方方面面，如，中小学德育大纲中有“关于集体与社会”的道德条目（从低年级到高年级按循序渐进的原则制订具体的教学要点）[2](P201)，通过讲解、讨论、辩论等各种方式在“道德时间”进行教育，还渗透到其它社会学科的教学和特别活动（类似我国的第二课堂）、学生会活动、俱乐部活动、全校性活动（如国庆、校庆、文化祭、音乐会、校运会等）等活动之中，甚至在学生守则中都能体现出集体主义的德育理念，如，日本兵库县立神户高冢高中学生守则中对着装（细致到鞋袜颜色、校服的换装时间、毛衣颜色及式样……）、礼貌用语等都有细致、详尽规定[1](P309)，集体主义观念深入人心。

日本人讲求群体协作的民族特性如此鲜明，以至于在当今社会表现出独特的市场经济模式：协作型市场经济，它体现在企业间的相互协作及企业内部的团结合作，员工以工厂企业为家，而且，公司企业名气越大，越注重公司精神教育，像松下公司从厂家到管理机构、培训中心以及技工学校和研究机构，都非常注重“产业报国、光明正大、奋斗向上、礼貌谦让、适应形势、感恩报德”的“松下精神”教育[1](P461)。重视集体的企业文化建设被不少人认为是日本成为经济巨人的秘密武器。

日尔曼民族国家意识强烈，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整体主义观念普遍被接受，这与道德的教化是分不开的。德国德育在运作中表现出人性型特点，专注于对上帝的虔诚和对人性的磨练，体现了克己、互助、严谨、责任感、关爱、不自私、给予、发展相互谅解协调关系等特征，这些德性普遍被推崇，重视社会公平就会成为必然。

德国人重视社会公平，从而在市场经济运行中，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性的市场经济模式：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德国造成了毁灭性灾难，而联邦德国的迅速崛起，被视为战后西方经济发展的奇迹，其主要原因，就是实行了由德国经济学家L·艾哈德（LudwigErhard1897～1977）倡导的“适应社会的自由市场经济”，简称为“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主要特点就是要把市场上的自由竞争与社会平衡结合起来，个人利益与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的统一，讲求效率、强化竞争的同时，又讲求公正、减少两极分化，提倡社会公平，注重社会保障，体现出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平原则。不难看出，德国人克己、互助、服务社会和人群等良好品行，对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形成和推行起了基础作用，而德国人的诚实、坦率、尊严、不自私、责任感、理解他人等品行也体现在方方面面，譬如说对二战中法西斯行径的反思与忏悔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赞赏，为其经济的发展减少了不少外部阻力。

【参考文献】

[1]冯增俊.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3.

民族特性范文篇2

一、道德教育中民族特性突出

1.将德育放在首位是德国、日本教育的民族特性之一。德国、日本两国教育历来重视德育，将德育放在首位。日本早在1879年，天皇便颁布《修订教育令》，确定以修身为“本”，知识为“末”的原则，使独立的德育课程——修身科的口授学时占总授课学时比重由1.5%上升至10%，在各科中跃居第一[1](P293)。虽然二战后一度实行主智主义教育路线，但在1971年，日本颁布教育改革令，强调把德育放在首位，重点抓[2](P295)。此后，日本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文件都重申这一思想，使德育主导的思想在社会上形成共识。

为了进一步贯彻这一思想，一方面，日本政府对学校德育实行全面干预，有一整套管理体制：从教育部、德育研究机构、研究会、地区教育机构、学校辅导组到班主任。1963年起文部省相继在全国各都、道、府、县指定一批中小学为德育实践学校，按地区联合组成道德教育共同推进学校，直接受文部省及所在政府教育委员会具体指导。这些学校中又一般由几所联合成立德育委员会，其下，各校又设有德育研究会，研究具体的学校德育教材、方法、各种活动安排、出现的问题以及不同时期的德育重点等[3](P138)。日本国立研究所以及都、道、府、县等教育行政机构及教科所或教研会中也都设有专门的德育领导和研究机构。另一方面，从1958年起，日本中小学每周开设一节道德课，称“道德时间”，正规教材由文部省制定，除正规教材外，文部省还编有一套收有几百篇文章的德育乡土教材。

德国学校是从教会教育机构中演化而来，学校德育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德育首位的思想也由来已久。1870年德国统一后，宪法就规定宗教教育为核心课程，学校德育主要由宗教教育承担，教会管理宗教课事宜。1889年威廉二世教令，要求德国学校把“畏神”和“热爱祖国”的教育放在首位[1](P166)。后来由于希特勒上台后强化反动政治教育，一度使德育与军国主义宣传划等号，法西斯德育路线对战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唯智育主义二战后一度在西德盛行。但、暴力等问题促使人们不断反省德育问题，许多州（如巴伐利亚州）纷纷对德育做出决定，州宪法明文规定德育的重要性，指出学校不仅传授知识，更重要的应塑造人的个性和心灵，教育学生尊重宗教，爱国爱民。

德国对德育的重视方式与日本的政府主导型截然不同，德育实行教育分权制，两德统一后仍然如此。学校德育以宗教教育为根本，在各方面都突出宗教信仰和教会的作用，宗教课是中小学的必修科目，全权由教会包办，校长都不得干涉过问，至上性可见一斑。此外，德国人认为，思想行为教育是一个综合工程，强调将德育贯穿于一切教学工作之中，除宗教课、伦理课、社会课等德育科目外，要求其他课程也应担负德育任务（从操作层面看，大众学校实行的教师包班制，一个教师上十门课左右，对教师把德育与其他教学相联系也十分有利）。

2.重视本民族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教育是德国、日本德育的特征之一。日本德育重视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教育。明治维新以前，各种教育（如家庭、私塾、平民乡学、大学寮等）都以灌输伦理道德为核心，对百姓进行严格而广泛的封建神道、儒道和武士道的三重道德熏陶，推崇天皇崇拜、仁义忠孝、跷勇、坚忍、重名轻死、崇拜军刀、舍身正果等价值观；明治维新时，在吸收西方科技和文明的同时，仍以封建道德作为学校德育的基本内容，培养掌握现代技术的封建臣民武夫；此后，实际执行的军国主义教育路线使西方技术与皇道国粹更牢地合壁一体，在致力于富国强兵的知识技能传授的同时，以培养天皇忠顺的臣民为目标，最终，“忠君爱国”的军国主义德育成为战犯的帮凶。1947年，日本修正了教育基本法，抛弃了推崇了50年的武士道军国主义德育路线，以培养国民热爱真理与正义，尊重个人价值，富有自主精神，身心健康，爱好和平为宗旨。此后，经过若干次改革，德育目标明确规定要使日本人“具有自主性”，推崇尊重个人、尊重个性、自由、纪律、自我责任等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价值观，与此同时，尤其注重传统道德价值观，如忠孝、家族和皇道等观念巧妙在与“建设家乡”，“为大和民族利益”等口号结合起来，再配以其它的感性材料（包括英雄史），教育效果很强。需要指出的是，日本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对天皇敬爱和日本国崇拜的情调以及美化侵略战争和战犯的态度，已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

德国自19世纪70年代统一后，虽然形成了全国普通国民教育体系，但德育中的宗教特色仍然很浓厚，价值以一般教义为基础，遵循宗教价值观，敬神、畏神、服从、纪律、忠诚、责任、仁爱等道义型价值取向是其体现，而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是功利型的，信奉的是竞争、利益、尊严、责任、效率、自由等，经过冲突与磨合，战后，德国德育目标强调要培养人的尊严、克己、乐于助人、理解他人，强调对公民进行诸如诚实、坦率、互助、给予、仁爱、不自私、责任感、相互谅解协调等健全人格的质素教育，现代社会所需的完善人格教育与其传统文化特质有机结合起来了。当然，两次大战期间德国实行法西斯德育，所鼓吹的以对暴力的崇拜和对权威的盲从为特征的“特种日耳曼民族”观在今天西方极右势力有所抬头的背景下有死灰复燃之象，应当引起人们的警惕。

二、民族特性通过德育进一步被强化

1.德国、日本德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民族精神，两国人民民族认同感强烈。日本学校德育内容主要是文部省制定的道德条目为主，每一德目都有详尽说明，特别强调德育与各科及课外活动配合，除正规教材外，还鼓励教师依据这些德目自编教材，因此，德育实际是由德育课以及历史、地理、公民、政治经济、家庭技术等等社会科和社会实践课程、生活指导课、劳动课等共同承担。日本德育内容虽然十分丰富，但德育的核心目标却十分明确，旨在培养民族精神，这是日本学校德育最突出的特色。1990年后，日本将德育目标表述为：“将尊重人的精神和对生命的敬畏观念贯彻于家庭、学校及社会的具体生活中，为创造有个性的文化及发展民主社会及国家而努力，进而培养对和平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的具有自主性的日本人，以培养作为基石的道德情操为目的”[1](P298)。其核心有二：一是培养人的尊严，一是培养日本人，其根本实质是培养懂得廉耻、服从国家意识、拥有民族优越感的“高大”日本人，使全体日本人树立起民族意识。日本民族精神之精髓——勇于进取、百折不挠、忠精团结、舍身奉献等德性教育浓浓地渗透于各门德育课程及活动之中。由于日本德育是全民德育，家庭、学校、社区各自承担切实可行的教育任务，因此，“高大”日本人教育很有成效，日本人民民族认同感极强，以身为日本人而自豪。

德国德育除宗教课、伦理课外，道德观念教育也渗入所开设的大量社会科之中，如，地理、历史、教育、社会、劳动、家政、经济等。此外，从宗教仪式到各种庆典仪式，甚至到课堂装饰（悬挂耶稣蒙难的大十字架），无处不体现出道德的教化。虽然德国学校德育因各州具体的德育要求不同而目标有别，没有统一的文字表述。但二战后，德国德育的基本目的是以宗教为根本，陶冶“精神与人格”[1](P171)，除培植学生的宗教信仰外，注重培养人的尊严、克己、责任感、乐于助人，对真善美的感受性，民主精神和爱国爱民以及德意志精神，其中培养学生具有“德意志”精神是德国德育的核心目标。德意志民族以气质高贵、尊严、责任感、思维严谨周密著称于世。德育根本目的是要培植民族精神，树立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灌输爱国教育。为实现这一目标，尤其重视德国史、德国地理等教学，在各种德育教材中强调介绍德国民族英雄和民族著名科学家在国际上的贡献，而在培养人的尊严、责任感上，德国德育对法西斯主义的态度与日本的形成鲜明地对比。某种意义上说，德国德育是相当成功的，人们在与德国或德国人的交往中，总会感觉到他们对工作、对祖国表现出的由衷的献身精神，爱国主义、民族认同感表现十分突出。

2.德国、日本德育的功效之一是民族特性突出。德国、日本德育的成效人们是有目共睹的，这主要表现在两国民族特性鲜明，甚至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都表现出本民族的特色。

大和民族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倾向于从集体道德观看人生、订行为准则，突出群体意识，国民的同舟共济的意识浓厚，这是德育的成效。日本德育强调合作的集体主义原则，重点培养、炼塑群体共存共荣的精神，集体主义价值观教育表现在方方面面，如，中小学德育大纲中有“关于集体与社会”的道德条目（从低年级到高年级按循序渐进的原则制订具体的教学要点）[2](P201)，通过讲解、讨论、辩论等各种方式在“道德时间”进行教育，还渗透到其它社会学科的教学和特别活动（类似我国的第二课堂）、学生会活动、俱乐部活动、全校性活动（如国庆、校庆、文化祭、音乐会、校运会等）等活动之中，甚至在学生守则中都能体现出集体主义的德育理念，如，日本兵库县立神户高冢高中学生守则中对着装（细致到鞋袜颜色、校服的换装时间、毛衣颜色及式样……）、礼貌用语等都有细致、详尽规定[1](P309)，集体主义观念深入人心。

日本人讲求群体协作的民族特性如此鲜明，以至于在当今社会表现出独特的市场经济模式：协作型市场经济，它体现在企业间的相互协作及企业内部的团结合作，员工以工厂企业为家，而且，公司企业名气越大，越注重公司精神教育，像松下公司从厂家到管理机构、培训中心以及技工学校和研究机构，都非常注重“产业报国、光明正大、奋斗向上、礼貌谦让、适应形势、感恩报德”的“松下精神”教育[1](P461)。重视集体的企业文化建设被不少人认为是日本成为经济巨人的秘密武器。

民族特性范文篇3

一、道德教育中民族特性突出

1.将德育放在首位是德国、日本教育的民族特性之一。德国、日本两国教育历来重视德育，将德育放在首位。日本早在1879年，天皇便颁布《修订教育令》，确定以修身为“本”，知识为“末”的原则，使独立的德育课程——修身科的口授学时占总授课学时比重由1.5%上升至10%，在各科中跃居第一[1](P293)。虽然二战后一度实行主智主义教育路线，但在1971年，日本颁布教育改革令，强调把德育放在首位，重点抓[2](P295)。此后，日本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文件都重申这一思想，使德育主导的思想在社会上形成共识。

为了进一步贯彻这一思想，一方面，日本政府对学校德育实行全面干预，有一整套管理体制：从教育部、德育研究机构、研究会、地区教育机构、学校辅导组到班主任。1963年起文部省相继在全国各都、道、府、县指定一批中小学为德育实践学校，按地区联合组成道德教育共同推进学校，直接受文部省及所在政府教育委员会具体指导。这些学校中又一般由几所联合成立德育委员会，其下，各校又设有德育研究会，研究具体的学校德育教材、方法、各种活动安排、出现的问题以及不同时期的德育重点等[3](P138)。日本国立研究所以及都、道、府、县等教育行政机构及教科所或教研会中也都设有专门的德育领导和研究机构。另一方面，从1958年起，日本中小学每周开设一节道德课，称“道德时间”，正规教材由文部省制定，除正规教材外，文部省还编有一套收有几百篇文章的德育乡土教材。

德国学校是从教会教育机构中演化而来，学校德育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德育首位的思想也由来已久。1870年德国统一后，宪法就规定宗教教育为核心课程，学校德育主要由宗教教育承担，教会管理宗教课事宜。1889年威廉二世教令，要求德国学校把“畏神”和“热爱祖国”的教育放在首位[1](P166)。后来由于希特勒上台后强化反动政治教育，一度使德育与军国主义宣传划等号，法西斯德育路线对战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唯智育主义二战后一度在西德盛行。但、暴力等问题促使人们不断反省德育问题，许多州（如巴伐利亚州）纷纷对德育做出决定，州宪法明文规定德育的重要性，指出学校不仅传授知识，更重要的应塑造人的个性和心灵，教育学生尊重宗教，爱国爱民。

德国对德育的重视方式与日本的政府主导型截然不同，德育实行教育分权制，两德统一后仍然如此。学校德育以宗教教育为根本，在各方面都突出宗教信仰和教会的作用，宗教课是中小学的必修科目，全权由教会包办，校长都不得干涉过问，至上性可见一斑。此外，德国人认为，思想行为教育是一个综合工程，强调将德育贯穿于一切教学工作之中，除宗教课、伦理课、社会课等德育科目外，要求其他课程也应担负德育任务（从操作层面看，大众学校实行的教师包班制，一个教师上十门课左右，对教师把德育与其他教学相联系也十分有利）。

2.重视本民族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教育是德国、日本德育的特征之一。日本德育重视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教育。明治维新以前，各种教育（如家庭、私塾、平民乡学、大学寮等）都以灌输伦理道德为核心，对百姓进行严格而广泛的封建神道、儒道和武士道的三重道德熏陶，推崇天皇崇拜、仁义忠孝、跷勇、坚忍、重名轻死、崇拜军刀、舍身正果等价值观；明治维新时，在吸收西方科技和文明的同时，仍以封建道德作为学校德育的基本内容，培养掌握现代技术的封建臣民武夫；此后，实际执行的军国主义教育路线使西方技术与皇道国粹更牢地合壁一体，在致力于富国强兵的知识技能传授的同时，以培养天皇忠顺的臣民为目标，最终，“忠君爱国”的军国主义德育成为战犯的帮凶。1947年，日本修正了教育基本法，抛弃了推崇了50年的武士道军国主义德育路线，以培养国民热爱真理与正义，尊重个人价值，富有自主精神，身心健康，爱好和平为宗旨。此后，经过若干次改革，德育目标明确规定要使日本人“具有自主性”，推崇尊重个人、尊重个性、自由、纪律、自我责任等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价值观，与此同时，尤其注重传统道德价值观，如忠孝、家族和皇道等观念巧妙在与“建设家乡”，“为大和民族利益”等口号结合起来，再配以其它的感性材料（包括英雄史），教育效果很强。需要指出的是，日本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对天皇敬爱和日本国崇拜的情调以及美化侵略战争和战犯的态度，已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

德国自19世纪70年代统一后，虽然形成了全国普通国民教育体系，但德育中的宗教特色仍然很浓厚，价值以一般教义为基础，遵循宗教价值观，敬神、畏神、服从、纪律、忠诚、责任、仁爱等道义型价值取向是其体现，而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是功利型的，信奉的是竞争、利益、尊严、责任、效率、自由等，经过冲突与磨合，战后，德国德育目标强调要培养人的尊严、克己、乐于助人、理解他人，强调对公民进行诸如诚实、坦率、互助、给予、仁爱、不自私、责任感、相互谅解协调等健全人格的质素教育，现代社会所需的完善人格教育与其传统文化特质有机结合起来了。当然，两次大战期间德国实行法西斯德育，所鼓吹的以对暴力的崇拜和对权威的盲从为特征的“特种日耳曼民族”观在今天西方极右势力有所抬头的背景下有死灰复燃之象，应当引起人们的警惕。

二、民族特性通过德育进一步被强化

1.德国、日本德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民族精神，两国人民民族认同感强烈。日本学校德育内容主要是文部省制定的道德条目为主，每一德目都有详尽说明，特别强调德育与各科及课外活动配合，除正规教材外，还鼓励教师依据这些德目自编教材，因此，德育实际是由德育课以及历史、地理、公民、政治经济、家庭技术等等社会科和社会实践课程、生活指导课、劳动课等共同承担。日本德育内容虽然十分丰富，但德育的核心目标却十分明确，旨在培养民族精神，这是日本学校德育最突出的特色。1990年后，日本将德育目标表述为：“将尊重人的精神和对生命的敬畏观念贯彻于家庭、学校及社会的具体生活中，为创造有个性的文化及发展民主社会及国家而努力，进而培养对和平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的具有自主性的日本人，以培养作为基石的道德情操为目的”[1](P298)。其核心有二：一是培养人的尊严，一是培养日本人，其根本实质是培养懂得廉耻、服从国家意识、拥有民族优越感的“高大”日本人，使全体日本人树立起民族意识。日本民族精神之精髓——勇于进取、百折不挠、忠精团结、舍身奉献等德性教育浓浓地渗透于各门德育课程及活动之中。由于日本德育是全民德育，家庭、学校、社区各自承担切实可行的教育任务，因此，“高大”日本人教育很有成效，日本人民民族认同感极强，以身为日本人而自豪。

德国德育除宗教课、伦理课外，道德观念教育也渗入所开设的大量社会科之中，如，地理、历史、教育、社会、劳动、家政、经济等。此外，从宗教仪式到各种庆典仪式，甚至到课堂装饰（悬挂耶稣蒙难的大十字架），无处不体现出道德的教化。虽然德国学校德育因各州具体的德育要求不同而目标有别，没有统一的文字表述。但二战后，德国德育的基本目的是以宗教为根本，陶冶“精神与人格”[1](P171)，除培植学生的宗教信仰外，注重培养人的尊严、克己、责任感、乐于助人，对真善美的感受性，民主精神和爱国爱民以及德意志精神，其中培养学生具有“德意志”精神是德国德育的核心目标。德意志民族以气质高贵、尊严、责任感、思维严谨周密著称于世。德育根本目的是要培植民族精神，树立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灌输爱国教育。为实现这一目标，尤其重视德国史、德国地理等教学，在各种德育教材中强调介绍德国民族英雄和民族著名科学家在国际上的贡献，而在培养人的尊严、责任感上，德国德育对法西斯主义的态度与日本的形成鲜明地对比。某种意义上说，德国德育是相当成功的，人们在与德国或德国人的交往中，总会感觉到他们对工作、对祖国表现出的由衷的献身精神，爱国主义、民族认同感表现十分突出。

2.德国、日本德育的功效之一是民族特性突出。德国、日本德育的成效人们是有目共睹的，这主要表现在两国民族特性鲜明，甚至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都表现出本民族的特色。

大和民族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倾向于从集体道德观看人生、订行为准则，突出群体意识，国民的同舟共济的意识浓厚，这是德育的成效。日本德育强调合作的集体主义原则，重点培养、炼塑群体共存共荣的精神，集体主义价值观教育表现在方方面面，如，中小学德育大纲中有“关于集体与社会”的道德条目（从低年级到高年级按循序渐进的原则制订具体的教学要点）[2](P201)，通过讲解、讨论、辩论等各种方式在“道德时间”进行教育，还渗透到其它社会学科的教学和特别活动（类似我国的第二课堂）、学生会活动、俱乐部活动、全校性活动（如国庆、校庆、文化祭、音乐会、校运会等）等活动之中，甚至在学生守则中都能体现出集体主义的德育理念，如，日本兵库县立神户高冢高中学生守则中对着装（细致到鞋袜颜色、校服的换装时间、毛衣颜色及式样……）、礼貌用语等都有细致、详尽规定[1](P309)，集体主义观念深入人心。

日本人讲求群体协作的民族特性如此鲜明，以至于在当今社会表现出独特的市场经济模式：协作型市场经济，它体现在企业间的相互协作及企业内部的团结合作，员工以工厂企业为家，而且，公司企业名气越大，越注重公司精神教育，像松下公司从厂家到管理机构、培训中心以及技工学校和研究机构，都非常注重“产业报国、光明正大、奋斗向上、礼貌谦让、适应形势、感恩报德”的“松下精神”教育[1](P461)。重视集体的企业文化建设被不少人认为是日本成为经济巨人的秘密武器。

日尔曼民族国家意识强烈，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整体主义观念普遍被接受，这与道德的教化是分不开的。德国德育在运作中表现出人性型特点，专注于对上帝的虔诚和对人性的磨练，体现了克己、互助、严谨、责任感、关爱、不自私、给予、发展相互谅解协调关系等特征，这些德性普遍被推崇，重视社会公平就会成为必然。

德国人重视社会公平，从而在市场经济运行中，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性的市场经济模式：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德国造成了毁灭性灾难，而联邦德国的迅速崛起，被视为战后西方经济发展的奇迹，其主要原因，就是实行了由德国经济学家L·艾哈德（LudwigErhard1897～1977）倡导的“适应社会的自由市场经济”，简称为“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主要特点就是要把市场上的自由竞争与社会平衡结合起来，个人利益与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的统一，讲求效率、强化竞争的同时，又讲求公正、减少两极分化，提倡社会公平，注重社会保障，体现出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平原则。不难看出，德国人克己、互助、服务社会和人群等良好品行，对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形成和推行起了基础作用，而德国人的诚实、坦率、尊严、不自私、责任感、理解他人等品行也体现在方方面面，譬如说对二战中法西斯行径的反思与忏悔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赞赏，为其经济的发展减少了不少外部阻力。

【参考文献】

[1]冯增俊.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3.

民族特性范文篇4

一、道德教育中民族特性突出

1.将德育放在首位是德国、日本教育的民族特性之一。德国、日本两国教育历来重视德育，将德育放在首位。日本早在1879年，天皇便颁布《修订教育令》，确定以修身为“本”，知识为“末”的原则，使独立的德育课程——修身科的口授学时占总授课学时比重由1.5%上升至10%，在各科中跃居第一[1](P293)。虽然二战后一度实行主智主义教育路线，但在1971年，日本颁布教育改革令，强调把德育放在首位，重点抓[2](P295)。此后，日本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文件都重申这一思想，使德育主导的思想在社会上形成共识。

为了进一步贯彻这一思想，一方面，日本政府对学校德育实行全面干预，有一整套管理体制：从教育部、德育研究机构、研究会、地区教育机构、学校辅导组到班主任。1963年起文部省相继在全国各都、道、府、县指定一批中小学为德育实践学校，按地区联合组成道德教育共同推进学校，直接受文部省及所在政府教育委员会具体指导。这些学校中又一般由几所联合成立德育委员会，其下，各校又设有德育研究会，研究具体的学校德育教材、方法、各种活动安排、出现的问题以及不同时期的德育重点等[3](P138)。日本国立研究所以及都、道、府、县等教育行政机构及教科所或教研会中也都设有专门的德育领导和研究机构。另一方面，从1958年起，日本中小学每周开设一节道德课，称“道德时间”，正规教材由文部省制定，除正规教材外，文部省还编有一套收有几百篇文章的德育乡土教材。

德国学校是从教会教育机构中演化而来，学校德育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德育首位的思想也由来已久。1870年德国统一后，宪法就规定宗教教育为核心课程，学校德育主要由宗教教育承担，教会管理宗教课事宜。1889年威廉二世教令，要求德国学校把“畏神”和“热爱祖国”的教育放在首位[1](P166)。后来由于希特勒上台后强化反动政治教育，一度使德育与军国主义宣传划等号，法西斯德育路线对战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唯智育主义二战后一度在西德盛行。但、暴力等问题促使人们不断反省德育问题，许多州（如巴伐利亚州）纷纷对德育做出决定，州宪法明文规定德育的重要性，指出学校不仅传授知识，更重要的应塑造人的个性和心灵，教育学生尊重宗教，爱国爱民。

德国对德育的重视方式与日本的政府主导型截然不同，德育实行教育分权制，两德统一后仍然如此。学校德育以宗教教育为根本，在各方面都突出宗教信仰和教会的作用，宗教课是中小学的必修科目，全权由教会包办，校长都不得干涉过问，至上性可见一斑。此外，德国人认为，思想行为教育是一个综合工程，强调将德育贯穿于一切教学工作之中，除宗教课、伦理课、社会课等德育科目外，要求其他课程也应担负德育任务（从操作层面看，大众学校实行的教师包班制，一个教师上十门课左右，对教师把德育与其他教学相联系也十分有利）。

2.重视本民族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教育是德国、日本德育的特征之一。日本德育重视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教育。明治维新以前，各种教育（如家庭、私塾、平民乡学、大学寮等）都以灌输伦理道德为核心，对百姓进行严格而广泛的封建神道、儒道和武士道的三重道德熏陶，推崇天皇崇拜、仁义忠孝、跷勇、坚忍、重名轻死、崇拜军刀、舍身正果等价值观；明治维新时，在吸收西方科技和文明的同时，仍以封建道德作为学校德育的基本内容，培养掌握现代技术的封建臣民武夫；此后，实际执行的军国主义教育路线使西方技术与皇道国粹更牢地合壁一体，在致力于富国强兵的知识技能传授的同时，以培养天皇忠顺的臣民为目标，最终，“忠君爱国”的军国主义德育成为战犯的帮凶。1947年，日本修正了教育基本法，抛弃了推崇了50年的武士道军国主义德育路线，以培养国民热爱真理与正义，尊重个人价值，富有自主精神，身心健康，爱好和平为宗旨。此后，经过若干次改革，德育目标明确规定要使日本人“具有自主性”，推崇尊重个人、尊重个性、自由、纪律、自我责任等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价值观，与此同时，尤其注重传统道德价值观，如忠孝、家族和皇道等观念巧妙在与“建设家乡”，“为大和民族利益”等口号结合起来，再配以其它的感性材料（包括英雄史），教育效果很强。需要指出的是，日本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对天皇敬爱和日本国崇拜的情调以及美化侵略战争和战犯的态度，已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

德国

自19世纪70年代统一后，虽然形成了全国普通国民教育体系，但德育中的宗教特色仍然很浓厚，价值以一般教义为基础，遵循宗教价值观，敬神、畏神、服从、纪律、忠诚、责任、仁爱等道义型价值取向是其体现，而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是功利型的，信奉的是竞争、利益、尊严、责任、效率、自由等，经过冲突与磨合，战后，德国德育目标强调要培养人的尊严、克己、乐于助人、理解他人，强调对公民进行诸如诚实、坦率、互助、给予、仁爱、不自私、责任感、相互谅解协调等健全人格的质素教育，现代社会所需的完善人格教育与其传统文化特质有机结合起来了。当然，两次大战期间德国实行法西斯德育，所鼓吹的以对暴力的崇拜和对权威的盲从为特征的“特种日耳曼民族”观在今天西方极右势力有所抬头的背景下有死灰复燃之象，应当引起人们的警惕。

二、民族特性通过德育进一步被强化

1.德国、日本德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民族精神，两国人民民族认同感强烈。日本学校德育内容主要是文部省制定的道德条目为主，每一德目都有详尽说明，特别强调德育与各科及课外活动配合，除正规教材外，还鼓励教师依据这些德目自编教材，因此，德育实际是由德育课以及历史、地理、公民、政治经济、家庭技术等等社会科和社会实践课程、生活指导课、劳动课等共同承担。日本德育内容虽然十分丰富，但德育的核心目标却十分明确，旨在培养民族精神，这是日本学校德育最突出的特色。1990年后，日本将德育目标表述为：“将尊重人的精神和对生命的敬畏观念贯彻于家庭、学校及社会的具体生活中，为创造有个性的文化及发展民主社会及国家而努力，进而培养对和平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的具有自主性的日本人，以培养作为基石的道德情操为目的”[1](P298)。其核心有二：一是培养人的尊严，一是培养日本人，其根本实质是培养懂得廉耻、服从国家意识、拥有民族优越感的“高大”日本人，使全体日本人树立起民族意识。日本民族精神之精髓——勇于进取、百折不挠、忠精团结、舍身奉献等德性教育浓浓地渗透于各门德育课程及活动之中。由于日本德育是全民德育，家庭、学校、社区各自承担切实可行的教育任务，因此，“高大”日本人教育很有成效，日本人民民族认同感极强，以身为日本人而自豪。

德国德育除宗教课、伦理课外，道德观念教育也渗入所开设的大量社会科之中，如，地理、历史、教育、社会、劳动、家政、经济等。此外，从宗教仪式到各种庆典仪式，甚至到课堂装饰（悬挂耶稣蒙难的大十字架），无处不体现出道德的教化。虽然德国学校德育因各州具体的德育要求不同而目标有别，没有统一的文字表述。但二战后，德国德育的基本目的是以宗教为根本，陶冶“精神与人格”[1](P

171)，除培植学生的宗教信仰外，注重培养人的尊严、克己、责任感、乐于助人，对真善美的感受性，民主精神和爱国爱民以及德意志精神，其中培养学生具有“德意志”精神是德国德育的核心目标。德意志民族以气质高贵、尊严、责任感、思维严谨周密著称于世。德育根本目的是要培植民族精神，树立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灌输爱国教育。为实现这一目标，尤其重视德国史、德国地理等教学，在各种德育教材中强调介绍德国民族英雄和民族著名科学家在国际上的贡献，而在培养人的尊严、责任感上，德国德育对法西斯主义的态度与日本的形成鲜明地对比。某种意义上说，德国德育是相当成功的，人们在与德国或德国人的交往中，总会感觉到他们对工作、对祖国表现出的由衷的献身精神，爱国主义、民族认同感表现十分突出。

2.德国、日本德育的功效之一是民族特性突出。德国、日本德育的成效人们是有目共睹的，这主要表现在两国民族特性鲜明，甚至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都表现出本民族的特色。

大和民族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倾向于从集体道德观看人生、订行为准则，突出群体意识，国民的同舟共济的意识浓厚，这是德育的成效。日本德育强调合作的集体主义原则，重点培养、炼塑群体共存共荣的精神，集体主义价值观教育表现在方方面面，如，中小学德育大纲中有“关于集体与社会”的道德条目（从低年级到高年级按循序渐进的原则制订具体的教学要点）[2](P201)，通过讲解、讨论、辩论等各种方式在“道德时间”进行教育，还渗透到其它社会学科的教学和特别活动（类似我国的第二课堂）、学生会活动、俱乐部活动、全校性活动（如国庆、校庆、文化祭、音乐会、校运会等）等活动之中，甚至在学生守则中都能体现出集体主义的德育理念，如，日本兵库县立神户高冢高中学生守则中对着装（细致到鞋袜颜色、校服的换装时间、毛衣颜色及式样……）、礼貌用语等都有细致、详尽规定[1](P309)，集体主

义观念深入人心。

日本人讲求群体协作的民族特性如此鲜明，以至于在当今社会表现出独特的市场经济模式：协作型市场经济，它体现在企业间的相互协作及企业内部的团结合作，员工以工厂企业为家，而且，公司企业名气越大，越注重公司精神教育，像松下公司从厂家到管理机构、培训中心以及技工学校和研究机构，都非常注重“产业报国、光明正大、奋斗向上、礼貌谦让、适应形势、感恩报德”的“松下精神”教育[1](P461)。重视集体的企业文化建设被不少人认为是日本成为经济巨人的秘密武器。

日尔曼民族国家意识强烈，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整体主义观念普遍被接受，这与道德的教化是分不开的。德国德育在运作中表现出人性型特点，专注于对上帝的虔诚和对人性的磨练，体现了克己、互助、严谨、责任感、关爱、不自私、给予、发展相互谅解协调关系等特征，这些德性普遍被推崇，重视社会公平就会成为必然。

德国人重视社会公平，从而在市场经济运行中，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性的市场经济模式：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德国造成了毁灭性灾难，而联邦德国的迅速崛起，被视为战后西方经济发展的奇迹，其主要原因，就是实行了由德国经济学家L·艾哈德（LudwigErhard1897～1977）倡导的“适应社会的自由市场经济”，简称为“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主要特点就是要把市场上的自由竞争与社会平衡结合起来，个人利益与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的统一，讲求效率、强化竞争的同时，又讲求公正、减少两极分化，提倡社会公平，注重社会保障，体现出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平原则。不难看出，德国人克己、互助、服务社会和人群等良好品行，对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形成和推行起了基础作用，而德国人的诚实、坦率、尊严、不自私、责任感、理解他人等品行也体现在方方面面，譬如说对二战中法西斯行径的反思与忏悔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赞赏，为其经济的发展减少了不少外部阻力。

【参考文献】

[1]冯增俊.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3.

民族特性范文篇5

品牌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民族、地域、时间的概念，其构成要素是多元而复杂的。就宏观而言由于民族、地域、文化环境的不同，品牌的内容和特征也有很大差异；就微观而言，品类、企业和消费需求差异，对品牌的构成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品牌概念内涵演进的轨迹取决于文化环境、地域环境和市场环境。现今的品牌理论发源于西方，这一理论建构和话语形式都完全是西方化的。我国业界在引进西方品牌理论的时候，往往忽视了我国品牌生成的民族性与地域性特征，将西方品牌理论到中国企业来生搬硬套，导致了许多的失误。虽然不同国家的品牌有其共性的一面，但是更有民族的个性一面。现有的品牌理论往往只强调了品牌的共通性而忽视了其内在的差异性。

任何一个品牌的生成与发展首先是民族和历史的，对任何一个时期的品牌的理解，都不能脱离其具体的文化环境和历史环境。以日本最早的著名百年老店三越百货为例，三越百货从1611年开始创办，迄今日本历史最悠久的商店，也是日本最知名的百货店品牌。日本著名的品牌专家八卷俊雄教授认为，三越是日本最早的系统化的、商业化的自觉的品牌建构活动，比西方的品牌建构活动要早得多，从品牌的核心价值的确立到品牌的传播和视觉识别系统都非常完备。因此，植根于东方文化和商业土壤之中的中、日等亚洲国家的品牌建构方式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三越百货和其他日本的百货店一样，最早的业态都是“前厂后店”形式的“劝工场”，这一业态主要来自于中国。在江户时代，这种业态主要集中在“吴服店”、“汉方药铺”、餐饮店和手工作坊等行业。到了20世纪初的明治后期，随着西方文化进入日本，三越、白木屋、松岛屋等传统业态的品牌百货店受到了很大冲击与挑战。“劝工场”开始向现代百货店业态转变。日本学者宫野力哉在《百货店“文化志”》中指出：欧美的百货店业态是三越所追求的目标，也成为了三越品牌的宣言。三越品牌的内涵自然也由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品牌理念，实现了向现代文化为基础的品牌理念的跨越。三越、白木屋等企业在具体表现形态上，首先把业态名称由过去的“吴服店”改为“百货店”。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东京都各大报纸刊发新闻，报道三越吴服店改为欧美的“百货店”（DepartmentStore）的形态。这也是日语汉字中最早“百货店”名称的语源。

三越百货的品牌内涵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不仅是名称的改变，而且是有具体的品牌文化内涵和现代的营销业态作支撑的。它率先采用了欧美百货店的陈列贩卖形式。日本的陈列贩卖最初是由外国人在京都引入的。明治二十年（1887年）高岛屋京都店开始采用陈列贩卖形式。三越百货是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在大阪店开始实施陈列贩卖的。其次，三越百货在引进西方百货业态作为改造品牌内涵的同时，还把引进西方文化也作为其新的品牌内涵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以百货店为依托经常举办美术展览。三越和高岛屋等知名品牌公司都专门设置了“美术部”，专事各种展览事宜。在日本早期美术馆还比较少的情况下，三越、高岛屋这些知名品牌百货公司，在很大程度上代行了美术馆的职能。对于消费者来说，则是对三越品牌的新内涵的一个重新认识的开始。再次，最重要的是三越经营的商品由传统的商品转向了现代的商品，不仅有传统的手工产品，也有西方引进的工业产品。可见，品牌的转型与重构为三越品牌改造注入了全新的内涵。

中国传统品牌是以“中华老字号”为代表的。字号是中国特有的品牌文化。实际上，字号不完全等同于品牌的内涵，把中华老字号翻译为英语ChinaTimed-Brand，即中华历史悠久的品牌意思并不十分准确，而日语翻译为“中华老铺”则比较贴切。其主要原因是最初西方的品牌是以产品名称为基础命名的，因此商标注册是产品品牌的注册，而不是企业名称的注册。我国的商标注册管理曾以此为基础，结果导致了很大的混乱，如“银泰”既是一个产品商标，又是一个商号，但却属于不同的企业所有，带来了很多的法律纠纷。中国的字号是以企业名称为基础命名的，其核心功能是对企业的识别而不是对产品的识别，字号识别背后的品牌价值则是企业的信用和企业的秘传技艺。这种字号品牌的建构方式构成了中华老字号品牌核心价值的根基。

二、品牌意义理解的多因性与复杂性

汉语中广告学意义上的品牌概念是从英语的Brand一词移译而来。这并不意味着原来中国没有品牌概念，更不意味着中国缺乏品牌运用的历史。事实上，中国的品牌运用的历史极其久远。就日本而言，按照八卷俊雄先生的说法，日本的品牌广告从十七世纪的松坂屋就开始了。松坂屋从名称到标志设计都极有鲜明的风格并沿用至今。而日本早期的文化主要是从中国传播而来的。因此，中国的品牌应用的历史则更早，至少早宋代就有了成型的品牌活动。

从历史来看，品牌概念的形成和演化是极其复杂和漫长的，远非今天所认为的主要是由市场因素决定的。品牌概念和特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乃至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内涵或表现特征，也决定了构成品牌内涵的因素各不相同，有文化、历史的原因，也有市场和法律的原因。按照一些学者的看法，品牌最原始的形态产生于古埃及时期法老墓中刻印铭文的瓦，以此表明法老的等级。中国的品牌来源有两大脉络，一是来自民间在家族作坊的“字号”，如前所述的“胡庆余堂”等；一是产生于官方对产品质量管理的需要的法定标记，如产品款识。宋代起制作官窑的瓷器要标明产地甚至窑口，如“大明宣德年制”、“乾隆年制”等，明代建造南京城墙的砖也必须刻有制作者或制作工场的标记，明清为宫廷制作的丝绸也都要有生产工坊的标识，以此作为品牌识别和追究质量的依据。这些都不是由于市场或传播的原因催生了早期的东方品牌形态。但是，在这些早期的品牌形态中已经完全具备了品牌作为识别标志的特征。

品牌生成的地域性、民族性和历史性的差异，导致了品牌概念在词典学或语意学上与品牌实践的解释有很大差异。前者解释的出发点是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语意内涵，后者解释的出发点是当下应用的语意内涵。当人们用词典学的品牌概念来对应实践中的品牌概念的时候，往往会发现中间有很大的语意分歧。这并不意味着词典学的品牌概念与实践中的语意毫无联系，而是说词典学的解释往往是更侧重语意的来源和人们的一般的理解。而品牌实践中则注重的是品牌的现实运用的理解和当下品牌概念的最新发展。但是，我们都不能忽视不同品牌产生的地域和民族因素对品牌特征的影响。

三、中日的招牌广告与品牌建构

中国和日本很早之前就有了招牌形式的品牌广告。一般认为，中国的最早的广告产生于宋代，如果以招牌形式的广告而言，中国的广告起源要早得多，起码在魏晋三国时期，通常有牌匾、招牌、牌号的用法，古时指商铺悬挂于店外或名示于包装物上的店家标志和名称。有了招牌的广告形式。日本的八卷俊雄教授指出：“在日本，广告与媒体是同时产生的。原始的媒体是旗帜、招牌、揭示牌等。701年日本最早的律令大宝律制定后，在修改养老律令时，有一个‘关市令’。其中规定：‘凡上市者，每店必须立标志牌题写行名。’”八卷先生的“广告与媒体是同时产生的”这段话很有启发性，即“招牌”既是广告和品牌，又是媒体和传播形式。由此可见，最初的商业广告形式就是以招牌、牌匾形式为主的广告，这也是最原始的品牌广告，或者说最早的商业广告是从

品牌广告开始的。

中国和日本都非常注重招牌广告的形式，除了悬挂在店铺外的旗帜、店头的牌匾、包装物上的符号、店内的装饰品，甚至店员的衣着等，无不体现出“招牌”的特点。顾客每每去店铺，店家往往要用“招牌菜”、“招牌师傅”、“招牌产品”等冠以“招牌”名头的东西来吸引顾客，发挥促销的作用，并由此传播店家的影响，提升知名度和美誉度，培养顾客的忠诚度。因此，招牌既是传播的媒体，又是传播的内容。就物质形态而言，招牌往往是以旗帜、牌匾、包装物为信息载体的，通过这些载体将信息昭示于人；就信息形态而言，招牌上必然要刊载店家的名号或产品名称，以利顾客识别。但是，招牌作为品牌传播的形态，往往是由实而虚的过程，即从最初的物理的符号形态向意识形态转化，从外在形式的识别向品质与观念的认同的转化。“品质”与“招牌”，正是内在质量与外在形式的统一，由此构成了品牌的内涵。如果以此意思来对应英语的“品牌”翻译，可谓极其贴切生动，恰有异曲同工之妙。

民族特性范文篇6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分类特点

中国的民族民间舞蹈是从古代的俗乐发展而来，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由综合性向独立性，由实用性向自娱性的发展阶段。各族民间舞蹈由于生理机能、生存环境、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在表现形态上也体现出不同的风格样貌。李雪梅老师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以地域环境来界分中国民间舞蹈的文化形态为六大类型区：秧歌舞蹈文化区、花鼓舞蹈文化区、藏族舞蹈文化区、西域乐舞舞蹈文化区、蒙古族舞蹈文化区、铜鼓舞蹈文化区。这种分类主要考虑到分布地域、自然界山河的阻隔、单一地形区的封闭、气候与景观的差异、人口的迁徙、历史的变迁等因素，同时兼顾了民间舞蹈的风格特点在空间的分布范围，具有科学性、合理性的特点。北京舞蹈学院罗雄岩教授按照舞蹈文化的特殊性，从动态形象入手，对各种文化因素进行比较研究后，在《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教程》中提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按“五种文化类型”加以综合划分，从文化内涵上分为：农耕文化型、草原文化型、海洋文化型、农牧文化型、绿洲文化型。五种文化类型中的每种类型舞蹈都包涵着各自特有的文化因素和古代文化的遗存，研究中应对它们逐一地进行探索和比较研究，又要考虑到其它类型对本民族的影响。北京舞蹈学院于平教授以语言为参照，依据历史文献认为中国的民族舞蹈应分为四大色块：汉语色块（农耕文化）、澳泰色块（苗瑶语族和壮侗语族）、藏缅色块（西南青藏高原及部分云贵高原）、阿尔泰色块（满•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中特殊的文化标志之现象

这些特殊的动态标志（符号与信息）所形成的文化现象，就是非语言文字文化，即“人体文化”，要探索这些人体文化，必须从特殊的标志中探索其文化背景。笔者通过对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标志的分析和研究，找到了一些相似点。1.“一鹰三态”同在牧区生活的蒙古族、藏族和塔吉克族都把鹰作为英雄的象征，但其舞蹈中对鹰的形象塑造存在着形态和气质上的明显差异。由于蒙古族生活在辽阔的大草原上，视野开阔、心胸宽广，广大牧民以苦为乐、四海为家的豁达、乐观和面对恶劣气候环境所表现出的坚强不屈的气势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在舞蹈中注重突出鹰的勇猛、矫健，体现勇往直前的精神面貌。藏族人民以生活在山区为多，与鹰生活的距离较近，他们认为鹰是一种神鸟，栖息在人迹罕至的高险岩端，与天接近，与神为伍，具有神力与灵性。而藏族中举行天葬的习俗也是来源于鹰可以把死者灵魂带往天上的原因。故此，藏族的鹰舞中富有人性，具有高贵、稳重的品格，体现出强健、稳重、豪放的形象。由于塔吉克族居住在帕米尔高原丝绸古道，在其民间舞蹈中不同程度的保存有古西域乐舞的文化特性，在鹰舞中模仿鹰的气势、神态，对鹰的跳跃，由低到高的连续旋转，都显得无比轻捷、洒脱，表现出对鹰的崇敬、羡慕的心理。2.“两种孔雀”同是喜爱孔雀，视孔雀为吉祥、幸福、美丽象征的傣族和藏族，在用舞蹈表现孔雀时，其手法和内容有着巨大的差异。傣族主要是用道具舞的形式来表现孔雀的优美动态或扮演孔雀公主等优美动人的神话故事，伴奏用象脚鼓、铙与铓锣；而藏族不用道具，常以歌舞的方式互问互答，展袖起舞，赞颂为人们驱灾降福的神鸟。3.“一顺边”的美感“一顺边”的美感是高原农牧文化型民间舞蹈的主要特征之一，它融会在各种民间舞蹈的动律和舞姿之中，形成了别致的舞蹈美。一顺边指的是手和脚同出一侧所形成的“一顺儿”，即俗话说的“顺拐”。一顺边的美大有讲究，虽然都是从腰部为主动，伸延而成独特的动律，但又有“钟摆式”、“三道弯”、“波浪式”之分；有徒手或持道具而舞之分；还因民族服饰之不同，而形成各种特色。例如：羌族民间舞蹈的基本动律是“胴体转动式”的“一顺边”；傣族妇女因着筒裙，形成S型“三道弯式”的“一顺边”；苗族妇女因戴银饰和着百褶裙，形成“钟摆式”的一顺边；布依族的“铙钹舞”、傣族的“象脚鼓舞”，是男子持道具表演“大波浪式”的“一顺边”；藏族、彝族的民间舞蹈多是“波浪式”的“一顺边”；塔吉克族民间舞蹈则是弧形、直线交织式的“一顺边”等。4.“三道弯”体态“三道弯”体态是一种舞姿造型，不同的出胯程度和方位、在我国民间舞蹈中，三道弯的体态运用极为丰富，在多个民族中均有体现，如山东的胶州秧歌、陕北秧歌、东北秧歌、安徽花鼓灯、云南花灯、傣族舞蹈、朝鲜族舞蹈中都有纷繁复杂的三道弯舞姿造型，但其做法和所表达的含义都有各自的特点。5.“民族性”标志同为喜水、尚洁的民族，但由于民族审美心理和民族性格之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形象和意境。傣族舞蹈所体现的是水的绵延、涟漪波动，膝部均匀地屈伸、颤动，形成安详、舒缓的动律，舞姿柔美、清新。朝鲜族舞蹈则强调呼吸的运用，感情含而不露，内韧外柔，潇洒、典雅，体现了水的清澈，泉水的涌动。上述数例，当然不是形成这种体态与心理的唯一因素，但作为这些特殊的标志却是研究这一民族的劳动生活、民族精神、审美心理以及探索其文化本质的重要线索。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其实质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传承，民间舞蹈是一个深邃的文化载体，一个民族不同时代的某些文化因素，会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标志保存在其舞蹈中，当人们跳起这种舞蹈时，它就成为传统舞蹈形式美的组成部分，舞蹈表演者的动态形象和气韵，是可看到、感受到的文化标志，而形成这种气韵和审美心理的诸多因素，则是不易被发现、被理解的深层文化。作为从事民间舞蹈研究的人而言，必须加强民间舞蹈文化的学习，充分了解不同民族舞蹈的文化特性，找到各民族舞蹈的标志性的精髓，才能更好的表现民族精神，传承优秀的民间舞蹈文化。

本文作者：鲁恩雄工作单位：周口师范学院音乐舞蹈学院

民族特性范文篇7

关键词：舆论民族特性大众媒介

法国18世纪史学家及文艺评论家丹纳（Taine,H）在谈到一个地区人的精神面貌和舆论特征时，将种族（追溯历史）、时代（具体环境）和制度（包括风俗）视为考察的三个主要因素。依据这种考察方法，我们中华民族在这块古老的广袤无垠的土地上经历了五千年的风风雨雨，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赋予中国人独特的民族性格和舆论特性。民族是人们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形成的共同体。民族性格（亦称民族心理状态，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状态，是一个民族在社会经济、生产生活方式与自然地理环境的特点在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它不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往往通过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社会风尚、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以及对祖国、人民的热爱与对乡土的眷恋等形式，表现出本民族的爱好、兴趣、性格、气质、传统、能力、情操和自豪感。因此，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是离不开民族文化而单独存在的。

舆论是“公众对其关心的人物、事件、现象、问题和观念的信念、态度和意见的总和，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并对有关事态的发展产生影响。”[1]在舆论的形成过程中，“绝大多数的舆论都是在一定的文化圈、民族圈和宗教圈的范围内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化与道德传统的印记”。[2]所以我们首先必须承认舆论的民族特性，正如一个民族性格的形成一般，舆论的民族特性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传统习俗力量。李普曼在谈到固定的成见对人们意见表达的影响时也提出了“舆论基本上就是对一些事实从道德上加以解释和经过整理的一些看法”。[3]舆论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是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这种带有主观的精神形态，使舆论在传统文化与道德的深沉影响下，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性，且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稳定性。目前，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由此而带动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价值观的多元化等给人们造成强大的冲击，同时电子媒介的普及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使舆论的不断形成、发展、消失变得司空见惯。面对舆论的瞬息变化，以及舆论的自发性、盲目性，党和政府认识到对舆论进行正确引导的重要性，确保舆论向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发展。大众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和拟态公众的双重角色，承担着“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职能。因此，研究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为媒体更好的实施舆论监督提供平台，最终推动民主政治的进程。

一、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

1、至上而下的舆论传播速度快，渠道畅通。

中国几千年封建大一统的历史，强调皇权至上，等级制度的森严以及对万民的控制。皇权及其附属的王公贵族的特权对老百姓可以随意践踏，任意侵犯。这种皇权、特权对百姓私权的长久压迫，造成老百姓对个体权力的麻木，对皇权和特权或者说公权的畏惧，形成君言民顺的惯性。配合这种皇权制度的教育体制，对一般读书人施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奴性教育，在民间则是一种愚民教育、一种不尚武的教育。中央集权、极权专制、愚民政策、践踏天赋人权、不平等、非理性的种种愚妄，等等，成为两千年来国家管理的唯一定式或模式。到了现代，虽然封建王朝划上了句号，但新政权的制度设计，并不是从保证百姓的私权出发，依然是从统治万民、维护统治出发。中国没有民主传统，民间百姓没有对话欲望、对话权力、对话渠道。民国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由于历史、文化、军事等诸多因素很快瓦解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新闻媒体从一开始就被定为党的喉舌和思想文化宣传工具，成为一种与政治相连的意识形态。大众传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担当的不是舆论代言人的角色，不是社会的公器，而是作为国有资产，完全体现媒体拥有者的立场和意志。即使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大众媒体在“下情上达”功能的基础上主要还是担负“上情下达”的重要任务，特别是在大的原则和方针上。大众传媒为舆论进行议程设置时，会自觉的把国家、政府的指导方针放在第一位，为舆论提供反映主流意识的标准化意见，承担着以国家意志即意识形态教化民众的职责。而大众在几千年的皇权至上、个人权威及社会等级制度的影响下，其心理结构中的核心——信念系统对媒介提供的标准化意见普遍自发地形成定势，从而进一步影响其态度的形成和意见的表达。这种固定成见“其特点是它在运用理智之前就已存在；是观念的一种形式，在形成理智之前，它就对我们的意识施加了一定的影响”。[4]此固定成见形成的集体思维使大众习惯了时刻把自己的看法想法去同主流意识形态的舆论"对錶"，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会在“沉默的螺旋”中消失或者湮没在主流舆论中。国家权力机关和民众个体向来从政治地位上就是上和下、尊和卑的关系，即使社会主义的中国通过法律的形式将两者等量齐观，平等待之，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仍在现实里像一只无形的手拔高一方压矮一方。

由我国民族心理特性导致的由上至下的舆论传播的快速及畅通易于形成舆论一律，而舆论一律是言论自由的大忌。《国语》中《诏公谏弭谤》一文就有记载：“厉王虐，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从中国的古老故事周厉王弭谤起，企图舆论一律的戏剧在历史上搬演了不知多少次。在“”期间，新闻媒体沦为的御用工具。相当一部分人认语录、认派别而不认亲人。人们不再信任直接经验，而是听命于那些享有话语霸权的集团。明明是暴行，却称之为"革命行动"；明明是交通中断、停工停产、打、砸、抢、批斗、游街，全国一片混乱，却叫做"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在那个缺乏言论自由的年代，人们对“以言治罪”的恐惧及特有的顺从惯性，使不少人对“说”或“说什么”多了一种骨子里的谨慎。而舆论是由声音和话语汇聚而成的，但只有经传播且具有一定规模效应的公众话语才能形成公众舆论。言论自由的主旨就是形成舆论多元的良性状态，舆论一律则是言论自由这一宪政理念的天敌和大忌，万马齐喑式的“舆论一律”必然会窒息言论自由理念。

社会等级制度引发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意见价值的评判标准不是意见本身，而是意见发言人的社会地位。“名言”往往是沾了“名人”之光才“一鸣惊人”，带有明显的话语霸权色彩，其实不少“名言”都可以出自平民百姓之口，因而对所谓“名言”的迷信不过是对所谓“名人”的膜拜的表征而已。我国大众媒介对名人的关注，一方面固然是利益的趋使，另一方面就是传统习俗的力量。从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到社会各界的精英，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被媒介无形的拔高。如果盲目地任由个人的社会地位作为意见的评判标准，而不是用客观、冷静、批判的态度来分析，那么李普曼提出要由“局内人”统治“局外人”的理论假设恐怕就会实现，最终在话语权上走向少数人的专政。目前，不少媒体提倡“平民视角”与“平民意识”，力图向创造历史的主体和生活主体回归，普通老百姓的事迹和言语也受到关注，但总体来说，大众媒体的宠儿仍然是在“名人”的身上。[page_break]2、人际舆论过剩导致针对市民的舆论容易勃兴，而有关国家大事以及涉及公共利益的舆论相对过弱。

中国人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缺乏公共精神的民族。林语堂说得很直白：“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心系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种只顾效忠家族的心理实即为扩大的自私心理。”除了对公共的物质的东西漠不关心外，这种缺乏公共精神还表现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即对公共的政治意识不闻不问，显得异常冷漠。十九世纪，美国传教士明恩溥通过在中国二十多年的观察，也发现了几乎相似的现象。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中还举了一个例子：1851年，道光皇帝死了，外国人很关心道光的三个儿子中由谁来继承皇位，继位后政策会有什么变化。在小酒馆里，几个外国人试图同酒馆里的中国人讨论这个问题。但中国人说，干嘛去费精神想那些无聊的推测呢？那是大臣们的事。咱们瞎琢磨政治，那才叫傻呢。平民百姓是如此，百姓中的精英——读书人也是如此，“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便说明了这点。

中国人为什么缺乏维护公共事物，关心公共事物的精神呢？“我们时常想到，中国政府在本质上是一个家长制的政府，要求臣民顺从听命。”[5]明恩溥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自汉朝以来，历朝政府依据的文化基础都是由西汉确立的“王道”——儒家学说，儒教是一门“入世”学说，它提供的“入世”途径则是“古之欲明明得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大学》）。这种文化的核心是国如家，国只是家的外延和扩大，治国的才能是在治家的过程中学习到的。在共和之前的中国，政府就等于家族，家族就等于国家，三者之间浑然一体，很难区分，“朕即天下，天下即朕。”政府是家长制，最大的家长是“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家长制”的最大特点，正如林语堂所言，“只顾效忠家庭的心理”极其强烈。所以就是政府自己，所有政策的出发点也是“忙于照顾家长自己”，使自己的“江山”传于后世而不衰，而不是考虑公众的利益，兴办公益事业，为“臣民”提供一个平等、公正、自由、宽松的生存环境。当一个政府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基业万世”，当所有的“臣民”都在修炼“治家”的功夫时，可想而知，家族以外的公共精神也就所剩无几了。政府考虑的是他的江山能拥有多久，而“民众的态度则与政府的态度十分对应。所有的人都认为，只有自己的个人财产不受损失，就不必去关心或者没有责任去关心公共财产。”[6]中国人公共精神的缺乏，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孔子曾经在《论语》中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表达了人们对公共事物的态度：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我们看来，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是结果，而在极大程度上是中国人对不属于自己责任的事情不感兴趣的原因。”[7]回想一下，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深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影响。在这种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人，缺乏公共精神是丝毫也不奇怪的。

由此可见，中国人公共精神的丧失，是文化培养的结果。在一种缺乏公共精神的文化中，是长不出公共精神的。在当代中国，我们曾经试图来培养中国人的公共精神。但采用的是经济手段和文化的绝对化。在经济上施行的是“一大二公，甚至走到了“吃公社食堂”的极端。而在政治观念上，与这种绝对公共经济相伴，提出了“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的观念，甚至造就出一批新的道德典型——为了捞取被洪水冲走的一根木头而”英勇“献身的英雄。事实证明，这种抹杀和无视民众个性的方法同无限扩大民众私心的做法，同样造就不出真正的公共精神来。真正的公共精神的培养，首先是要使民众树立起良好的公共环境下发展个性的意识，使民众“不在其位，也谋其政”。

与此相对的便是人际舆论的相对过剩，针对市民的舆论容易勃兴。舆论是社会的净化器，是终古不老的法律。在信息传播方式多元化的今天，“舆论不仅仅是人们对于公共事物的想象，它有时也侵入私人生活的领域”。[8]特别是当个人或集体的行为有悖于传统的价值观或道德时，更容易引起长期的舆论发生。中国是一个以德治国的社会，对人和事往往从伦理道德的层面上来判断是非。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传统的道德观念包括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道德观念在经济原则的冲击下受到强烈的震撼。所谓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便是道德与舆论的力量在金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的最恰当的描述。比如舆论长期以来对“看客文化”的谴责。当年鲁迅先生在那篇著名的小说《坟》里，深刻指出了民族劣根性中的“看客文化”：那些脖子伸长了像鸭一样的老百姓，漠然地看着革命者夏瑜为了民众争取自由和民主被砍头的场景，至今仍然不断的在现实生活中一次又一次的重演，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事经常发生。归根到底，这仍是传统文化“熏陶”的结果。

3、较重视舆论的一致性，敌视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意见。

我国传统上是一个国家权力大于社会权力、地方权力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担当起社会资源的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全能角色，长期以来国家与社会不分，市场经济不发达，未孕育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没有形成成熟的制约国家权力的社会权力。尽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力图重塑自身的职能形象，逐步转换为社会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避免其职能的“越位”、“错位”和“缺位”，但目前的现状仍然是国家权力过强，社会权力、地方权力相对而弱，社会权力和地方权力还不能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在舆论宣传上国家要求社会和地方要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特别是在大的指导原则和方针上更是亦步亦趋。独特的国情，再加上长期以来受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和思维模式影响太严重，对不同意见和声音，特别是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意见较为敌视。舆论的一致性被看作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团结的必要因素。

但我们也要认识到，伴随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舆论一律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还了。在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意识形态诉求仍然占主流话语系统的同时，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呈现多元化格局，各种生活观念和方式得到追求和认可。“主旋律”之外的舆论是不一的，但舆论不一律的存在并不代表对各种意见本身的肯定。比如文艺界近几年先后出现的倍受争议的美女作家卫慧和“宁当‘妓女作家’也不当‘美女作家’”的九丹，她们的作品和以及观点，受到人们的普遍批评和唾骂，陆文夫先生在苏州举行的“吴文化和现代化”研讨会上，针对目前有关文化热点话题发表言论时说道“九丹——道德沦丧，是一种文化倒退”。这种对新生事物和意见的敌视是在非主流意识形态上对舆论不一致的表现。[page_break]二、我国舆论民族特性的形成因素

1、传统思维方式的缺陷。

舆论自身是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信念在个人的心理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这里的信念是指人们在接触外界之前，头脑里已经存在的关于现实世界的图像、信条、价值观，在李普曼那里称为“固定成见”。他写道：“不管我们认识什么熟悉的东西，我们都会借助于我们脑子里已经有的形象”，“我们的一些信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将看到什么”。[9]所以一种特定的舆论环境，总是同一定的思维方式相联系。“如果说公众的信念系统是舆论环境相对稳定的内核，那么思维方式是形成这一内核的形成机制。”[10]思维方式总是带着鲜明的时代和民族特征。因此分析我国国民思维方式的民族特征，有助于对我国舆论特性的认识。

我国民族思维方式的缺陷表现为非批判的思维方式以及缺乏实证分析的精神。非批判的思维方式即唯书唯上，“只言片语的最高指示，人们竟能以洋洋万言对它作传教般的阐述，寥寥数言的经典引据，人们却连篇累牍地注释它和论证它，而不考察其本身的前提如何”。[11]这种缺陷是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小农依附心理以及道德本位的思维方式的集中反映。它导致人们对皇权及偶像的盲目崇拜和逆来顺受，引发“十年动乱”中对的个人崇拜。即使在今天，这种思维方式仍占主导地位。无论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还是公众舆论的“把关人”，大众媒体普遍缺乏一种批判的态度和实证的精神。公众在对大众媒体进行的议程设置上依然缺乏冷静思考的姿态。在舆论形成的过程中，大众意见的汇集与趋同受媒体的影响严重，舆论的多元化受到阻碍，不利于我国民主进程的建设。

2、中国民众（包括新闻工作者）公民意识的欠缺。

公民意识，是在西方公民社会学说的主要话语，指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意识，其核心是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即公民关注公共事务、监督权力运作、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小农经济、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政策、“言禁”、“报禁”制度，人民的权利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被无情剥夺和压制；在近现代中国，由于军阀专制统治和社会动乱频繁，民主化进程屡遭中断，致使公民社会资源十分匮乏，不仅没有产生系统的公民社会理论，公民社会的实践更是举步维艰，公民意识更是无从谈起。公民意识的缺乏使现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走上一条极为艰难曲折的路。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开始有了“当家作主”的意识，但是封建遗毒的长期浸染，加之极不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和权力运作的高度集中化，公民意识始终没有扎下根来。著名学者李慎之指出，“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改革开放的公民意识尽管从总体上有可显著的增长，但从社会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相比，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仍然处于很不发达和很不自觉的阶段。

公民意识的缺乏大大的妨碍了我国公共领域的建设和质量的提升。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最初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论及城邦制时提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所谓的公共领域就是指社会意见和思想观念自由表达和交流的公共空间，借助这一空间，民意和民智得以汇聚，道德信仰得以建立，文化传统得以继承，也借助这一空间，公民表达了他们的利益诉求和权利诉求，实施对政府和其他一切权力机构的监督。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指出，公共领域尤其是大众传媒构建的公共领域的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一种对话机制，——通过对话，社会公众对公共决策进行质询和批评，监督权利部门的运行，并借此达成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而我国由于公民意识的历史性缺乏，使由大众媒介构成的公共领域无法有效的以公众舆论的形式与代表国家的官方进行沟通和对话，进而实现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

3、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和社会监督体系的不完善

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现阶段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经济制度的发展，严重制约了公共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我国权力运作的现行体制和机制还是高度集权机制，党和政府的职能过大，权力运行过程封闭和不透明，缺乏内部制约和监督机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监督体系无法真正建立，公共权力的运作体制的民主化和法制化受到阻碍。新闻媒体在没有独立的政治地位的前提下，“社会公器”的权利和义务不能充分履行，新闻媒体在报道什么、如何报道等方面仍旧没有完全自主的权利，实质上剥夺了媒体开辟公共领域的主体性和主体资格。大众媒体对行政的依附特点，决定了大众媒体对公众舆论的把关原则，导致弱势舆论与非主流舆论的疏忽与流失，不利于舆论的多元化。[page_break]三、研究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形成健全的舆论，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的进程。梁启超指出，舆论是政治、政体之基础，他在1910年2月20日发表的《国风报序列》中写道，“立宪政治者，质言之则舆论政治而已。地方自治诸机关以及谘议局、资政院，乃至将来安全独立之国会，凡其所讨论设施，无一非舆论之返照。”[12]他同时指出，舆论若要对民主政治有所贡献，必须将自身转变和成长为健全的舆论，而健全舆论之形成，则有赖于向导者和民众之诸种心理条件。可见，研究我国国民的心理特征，探究舆论的民族特性，有目的的引导健全舆论的形成，可推动我国民主政治的进程。

2、有利于舆论监督的有效进行。这里指的舆论监督的是一个扩大化概念，是“舆论监督（马克思称之为‘广泛而无名的’）、媒介监督和某种程度的媒介履行公共政治权力被混淆起来的统称”。[13]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舆论监督”的概念连续四次出现在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表明我国政府和国家对舆论作为第四种权力的重视。反思形成我国舆论民族特性的因素，增强公众和新闻工作者的公民意识与批判精神，使我国的舆论既是公民社会监督公权和遏制权力腐败的“利剑”，又堪称保障和庇护公民私权不受非法侵蚀、限制和侵犯进而维系公民社会自身高度的独立性和自治性的“盾牌”。

3、有利于大众媒介与舆论的互动。首先是大众媒介对舆论的导向问题。“报纸或许不能直接告诉人们怎样想，却能告诉人们想什么”，[14]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理论在一定范围内是有效的。陈力丹在《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一书中分析了舆论作为一种自在的社会信息形态的不同表现及相应的舆论引导，这是从微观层次上对不同的舆论进行不同的引导。在宏观上，舆论作为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精神状态，除了自身的自发性、盲目性带来的缺陷，还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优势和劣势。大众媒介如果能针对其特性进行引导，有利于舆论的理性化、多元化。舆论一方面通过大众媒介合理表达自己的声音，一方面克服国民的惯性思维，多一点冷静，少一些冲动；多一点理智，少一些盲目。这样，舆论与大众媒介才能形成良性互动，构建一个成熟的公共领域。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便有了舆论活动，但舆论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在我国还有待研究和发展。对于我国的特殊国情而言，研究舆论不但要在学理的层面进行深入探讨，还应结合具体社会结构与环境，在实践层面上推动舆论学的发展，达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因此研究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无论是在学理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具有现实意义。由于舆论的发展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形态的发展具体样式、政治经济架构等制度性资源以及民众的民主意识，不同阶段的舆论有不同的形态。研究我国舆论的特性，不仅仅只停留在民族的角度，还应有多层次、多方面的视野，使舆论学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样欣欣向荣。[page_break]注释：

[1]《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孟小平，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P.36.

[2]《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陈力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P.56.

[3]《舆论学》，李普曼，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P.82.

[4]《舆论学》，李普曼，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P.63.

[5][6][7]《中国人的性格》，明恩溥。

[8]《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孟小平，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P.34

[9]《舆论学》，李普曼，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P.77.

[10][11]《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孟小平，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P.86.

[12]《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P.559.

[13]《关于舆论监督的几个认识问题》，陈力丹，网站名：力丹做学问

[14]《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赛弗林、坦卡特，福建人民出版社译本，P.262.

参考书目与网页：

1、《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陈力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2、《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孟小平，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

3、《舆论学》，李普曼，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4、《新闻舆论研究》，王雄，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5、《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哈贝马斯，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6、《新闻舆论与新闻文化》，秦志希，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7、《艺术哲学》，丹纳，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8、《吾国与吾民》，林语堂，宝文堂书店，1988年版。

9、《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张岱年，上海出版社，1989年版。

10、《中国人的性格》，明恩溥。

11、《关于舆论监督的几个认识问题》，陈力丹网站名：力丹做学问

民族特性范文篇8

关键词：舆论民族特性大众媒介

法国18世纪史学家及文艺评论家丹纳（Taine,H）在谈到一个地区人的精神面貌和舆论特征时，将种族（追溯历史）、时代（具体环境）和制度（包括风俗）视为考察的三个主要因素。依据这种考察方法，我们中华民族在这块古老的广袤无垠的土地上经历了五千年的风风雨雨，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赋予中国人独特的民族性格和舆论特性。民族是人们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形成的共同体。民族性格（亦称民族心理状态，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状态，是一个民族在社会经济、生产生活方式与自然地理环境的特点在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它不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往往通过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社会风尚、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以及对祖国、人民的热爱与对乡土的眷恋等形式，表现出本民族的爱好、兴趣、性格、气质、传统、能力、情操和自豪感。因此，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是离不开民族文化而单独存在的。

舆论是“公众对其关心的人物、事件、现象、问题和观念的信念、态度和意见的总和，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并对有关事态的发展产生影响。”[1]在舆论的形成过程中，“绝大多数的舆论都是在一定的文化圈、民族圈和宗教圈的范围内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化与道德传统的印记”。[2]所以我们首先必须承认舆论的民族特性，正如一个民族性格的形成一般，舆论的民族特性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传统习俗力量。李普曼在谈到固定的成见对人们意见表达的影响时也提出了“舆论基本上就是对一些事实从道德上加以解释和经过整理的一些看法”。[3]舆论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是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这种带有主观的精神形态，使舆论在传统文化与道德的深沉影响下，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性，且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稳定性。目前，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由此而带动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价值观的多元化等给人们造成强大的冲击，同时电子媒介的普及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使舆论的不断形成、发展、消失变得司空见惯。面对舆论的瞬息变化，以及舆论的自发性、盲目性，党和政府认识到对舆论进行正确引导的重要性，确保舆论向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发展。大众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和拟态公众的双重角色，承担着“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职能。因此，研究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为媒体更好的实施舆论监督提供平台，最终推动民主政治的进程。

一、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

1、至上而下的舆论传播速度快，渠道畅通。

中国几千年封建大一统的历史，强调皇权至上，等级制度的森严以及对万民的控制。皇权及其附属的王公贵族的特权对老百姓可以随意践踏，任意侵犯。这种皇权、特权对百姓私权的长久压迫，造成老百姓对个体权力的麻木，对皇权和特权或者说公权的畏惧，形成君言民顺的惯性。配合这种皇权制度的教育体制，对一般读书人施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奴性教育，在民间则是一种愚民教育、一种不尚武的教育。中央集权、极权专制、愚民政策、践踏天赋人权、不平等、非理性的种种愚妄，等等，成为两千年来国家管理的唯一定式或模式。到了现代，虽然封建王朝划上了句号，但新政权的制度设计，并不是从保证百姓的私权出发，依然是从统治万民、维护统治出发。中国没有民主传统，民间百姓没有对话欲望、对话权力、对话渠道。民国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由于历史、文化、军事等诸多因素很快瓦解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新闻媒体从一开始就被定为党的喉舌和思想文化宣传工具，成为一种与政治相连的意识形态。大众传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担当的不是舆论代言人的角色，不是社会的公器，而是作为国有资产，完全体现媒体拥有者的立场和意志。即使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大众媒体在“下情上达”功能的基础上主要还是担负“上情下达”的重要任务，特别是在大的原则和方针上。大众传媒为舆论进行议程设置时，会自觉的把国家、政府的指导方针放在第一位，为舆论提供反映主流意识的标准化意见，承担着以国家意志即意识形态教化民众的职责。而大众在几千年的皇权至上、个人权威及社会等级制度的影响下，其心理结构中的核心——信念系统对媒介提供的标准化意见普遍自发地形成定势，从而进一步影响其态度的形成和意见的表达。这种固定成见“其特点是它在运用理智之前就已存在；是观念的一种形式，在形成理智之前，它就对我们的意识施加了一定的影响”。[4]此固定成见形成的集体思维使大众习惯了时刻把自己的看法想法去同主流意识形态的舆论"对錶"，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会在“沉默的螺旋”中消失或者湮没在主流舆论中。国家权力机关和民众个体向来从政治地位上就是上和下、尊和卑的关系，即使社会主义的中国通过法律的形式将两者等量齐观，平等待之，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仍在现实里像一只无形的手拔高一方压矮一方。

由我国民族心理特性导致的由上至下的舆论传播的快速及畅通易于形成舆论一律，而舆论一律是言论自由的大忌。《国语》中《诏公谏弭谤》一文就有记载：“厉王虐，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从中国的古老故事周厉王弭谤起，企图舆论一律的戏剧在历史上搬演了不知多少次。在“”期间，新闻媒体沦为的御用工具。相当一部分人认语录、认派别而不认亲人。人们不再信任直接经验，而是听命于那些享有话语霸权的集团。明明是暴行，却称之为"革命行动"；明明是交通中断、停工停产、打、砸、抢、批斗、游街，全国一片混乱，却叫做"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在那个缺乏言论自由的年代，人们对“以言治罪”的恐惧及特有的顺从惯性，使不少人对“说”或“说什么”多了一种骨子里的谨慎。而舆论是由声音和话语汇聚而成的，但只有经传播且具有一定规模效应的公众话语才能形成公众舆论。言论自由的主旨就是形成舆论多元的良性状态，舆论一律则是言论自由这一宪政理念的天敌和大忌，万马齐喑式的“舆论一律”必然会窒息言论自由理念。

社会等级制度引发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意见价值的评判标准不是意见本身，而是意见发言人的社会地位。“名言”往往是沾了“名人”之光才“一鸣惊人”，带有明显的话语霸权色彩，其实不少“名言”都可以出自平民百姓之口，因而对所谓“名言”的迷信不过是对所谓“名人”的膜拜的表征而已。我国大众媒介对名人的关注，一方面固然是利益的趋使，另一方面就是传统习俗的力量。从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到社会各界的精英，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被媒介无形的拔高。如果盲目地任由个人的社会地位作为意见的评判标准，而不是用客观、冷静、批判的态度来分析，那么李普曼提出要由“局内人”统治“局外人”的理论假设恐怕就会实现，最终在话语权上走向少数人的专政。目前，不少媒体提倡“平民视角”与“平民意识”，力图向创造历史的主体和生活主体回归，普通老百姓的事迹和言语也受到关注，但总体来说，大众媒体的宠儿仍然是在“名人”的身上。2、人际舆论过剩导致针对市民的舆论容易勃兴，而有关国家大事以及涉及公共利益的舆论相对过弱。

中国人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缺乏公共精神的民族。林语堂说得很直白：“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心系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种只顾效忠家族的心理实即为扩大的自私心理。”除了对公共的物质的东西漠不关心外，这种缺乏公共精神还表现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即对公共的政治意识不闻不问，显得异常冷漠。十九世纪，美国传教士明恩溥通过在中国二十多年的观察，也发现了几乎相似的现象。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中还举了一个例子：1851年，道光皇帝死了，外国人很关心道光的三个儿子中由谁来继承皇位，继位后政策会有什么变化。在小酒馆里，几个外国人试图同酒馆里的中国人讨论这个问题。但中国人说，干嘛去费精神想那些无聊的推测呢？那是大臣们的事。咱们瞎琢磨政治，那才叫傻呢。平民百姓是如此，百姓中的精英——读书人也是如此，“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便说明了这点。

中国人为什么缺乏维护公共事物，关心公共事物的精神呢？“我们时常想到，中国政府在本质上是一个家长制的政府，要求臣民顺从听命。”[5]明恩溥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自汉朝以来，历朝政府依据的文化基础都是由西汉确立的“王道”——儒家学说，儒教是一门“入世”学说，它提供的“入世”途径则是“古之欲明明得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大学》）。这种文化的核心是国如家，国只是家的外延和扩大，治国的才能是在治家的过程中学习到的。在共和之前的中国，政府就等于家族，家族就等于国家，三者之间浑然一体，很难区分，“朕即天下，天下即朕。”政府是家长制，最大的家长是“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家长制”的最大特点，正如林语堂所言，“只顾效忠家庭的心理”极其强烈。所以就是政府自己，所有政策的出发点也是“忙于照顾家长自己”，使自己的“江山”传于后世而不衰，而不是考虑公众的利益，兴办公益事业，为“臣民”提供一个平等、公正、自由、宽松的生存环境。当一个政府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基业万世”，当所有的“臣民”都在修炼“治家”的功夫时，可想而知，家族以外的公共精神也就所剩无几了。政府考虑的是他的江山能拥有多久，而“民众的态度则与政府的态度十分对应。所有的人都认为，只有自己的个人财产不受损失，就不必去关心或者没有责任去关心公共财产。”[6]中国人公共精神的缺乏，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孔子曾经在《论语》中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表达了人们对公共事物的态度：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我们看来，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是结果，而在极大程度上是中国人对不属于自己责任的事情不感兴趣的原因。”[7]回想一下，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深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影响。在这种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人，缺乏公共精神是丝毫也不奇怪的。

由此可见，中国人公共精神的丧失，是文化培养的结果。在一种缺乏公共精神的文化中，是长不出公共精神的。在当代中国，我们曾经试图来培养中国人的公共精神。但采用的是经济手段和文化的绝对化。在经济上施行的是“一大二公，甚至走到了“吃公社食堂”的极端。而在政治观念上，与这种绝对公共经济相伴，提出了“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的观念，甚至造就出一批新的道德典型——为了捞取被洪水冲走的一根木头而”英勇“献身的英雄。事实证明，这种抹杀和无视民众个性的方法同无限扩大民众私心的做法，同样造就不出真正的公共精神来。真正的公共精神的培养，首先是要使民众树立起良好的公共环境下发展个性的意识，使民众“不在其位，也谋其政”。

与此相对的便是人际舆论的相对过剩，针对市民的舆论容易勃兴。舆论是社会的净化器，是终古不老的法律。在信息传播方式多元化的今天，“舆论不仅仅是人们对于公共事物的想象，它有时也侵入私人生活的领域”。[8]特别是当个人或集体的行为有悖于传统的价值观或道德时，更容易引起长期的舆论发生。中国是一个以德治国的社会，对人和事往往从伦理道德的层面上来判断是非。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传统的道德观念包括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道德观念在经济原则的冲击下受到强烈的震撼。所谓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便是道德与舆论的力量在金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的最恰当的描述。比如舆论长期以来对“看客文化”的谴责。当年鲁迅先生在那篇著名的小说《坟》里，深刻指出了民族劣根性中的“看客文化”：那些脖子伸长了像鸭一样的老百姓，漠然地看着革命者夏瑜为了民众争取自由和民主被砍头的场景，至今仍然不断的在现实生活中一次又一次的重演，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事经常发生。归根到底，这仍是传统文化“熏陶”的结果。

3、较重视舆论的一致性，敌视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意见。

我国传统上是一个国家权力大于社会权力、地方权力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担当起社会资源的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全能角色，长期以来国家与社会不分，市场经济不发达，未孕育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没有形成成熟的制约国家权力的社会权力。尽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力图重塑自身的职能形象，逐步转换为社会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避免其职能的“越位”、“错位”和“缺位”，但目前的现状仍然是国家权力过强，社会权力、地方权力相对而弱，社会权力和地方权力还不能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在舆论宣传上国家要求社会和地方要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特别是在大的指导原则和方针上更是亦步亦趋。独特的国情，再加上长期以来受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和思维模式影响太严重，对不同意见和声音，特别是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意见较为敌视。舆论的一致性被看作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团结的必要因素。

但我们也要认识到，伴随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舆论一律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还了。在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意识形态诉求仍然占主流话语系统的同时，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呈现多元化格局，各种生活观念和方式得到追求和认可。“主旋律”之外的舆论是不一的，但舆论不一律的存在并不代表对各种意见本身的肯定。比如文艺界近几年先后出现的倍受争议的美女作家卫慧和“宁当‘妓女作家’也不当‘美女作家’”的九丹，她们的作品和以及观点，受到人们的普遍批评和唾骂，陆文夫先生在苏州举行的“吴文化和现代化”研讨会上，针对目前有关文化热点话题发表言论时说道“九丹——道德沦丧，是一种文化倒退”。这种对新生事物和意见的敌视是在非主流意识形态上对舆论不一致的表现。二、我国舆论民族特性的形成因素

1、传统思维方式的缺陷。

舆论自身是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信念在个人的心理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这里的信念是指人们在接触外界之前，头脑里已经存在的关于现实世界的图像、信条、价值观，在李普曼那里称为“固定成见”。他写道：“不管我们认识什么熟悉的东西，我们都会借助于我们脑子里已经有的形象”，“我们的一些信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将看到什么”。[9]所以一种特定的舆论环境，总是同一定的思维方式相联系。“如果说公众的信念系统是舆论环境相对稳定的内核，那么思维方式是形成这一内核的形成机制。”[10]思维方式总是带着鲜明的时代和民族特征。因此分析我国国民思维方式的民族特征，有助于对我国舆论特性的认识。

我国民族思维方式的缺陷表现为非批判的思维方式以及缺乏实证分析的精神。非批判的思维方式即唯书唯上，“只言片语的最高指示，人们竟能以洋洋万言对它作传教般的阐述，寥寥数言的经典引据，人们却连篇累牍地注释它和论证它，而不考察其本身的前提如何”。[11]这种缺陷是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小农依附心理以及道德本位的思维方式的集中反映。它导致人们对皇权及偶像的盲目崇拜和逆来顺受，引发“十年动乱”中对的个人崇拜。即使在今天，这种思维方式仍占主导地位。无论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还是公众舆论的“把关人”，大众媒体普遍缺乏一种批判的态度和实证的精神。公众在对大众媒体进行的议程设置上依然缺乏冷静思考的姿态。在舆论形成的过程中，大众意见的汇集与趋同受媒体的影响严重，舆论的多元化受到阻碍，不利于我国民主进程的建设。

2、中国民众（包括新闻工作者）公民意识的欠缺。

公民意识，是在西方公民社会学说的主要话语，指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意识，其核心是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即公民关注公共事务、监督权力运作、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小农经济、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政策、“言禁”、“报禁”制度，人民的权利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被无情剥夺和压制；在近现代中国，由于军阀专制统治和社会动乱频繁，民主化进程屡遭中断，致使公民社会资源十分匮乏，不仅没有产生系统的公民社会理论，公民社会的实践更是举步维艰，公民意识更是无从谈起。公民意识的缺乏使现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走上一条极为艰难曲折的路。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开始有了“当家作主”的意识，但是封建遗毒的长期浸染，加之极不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和权力运作的高度集中化，公民意识始终没有扎下根来。著名学者李慎之指出，“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改革开放的公民意识尽管从总体上有可显著的增长，但从社会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相比，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仍然处于很不发达和很不自觉的阶段。

公民意识的缺乏大大的妨碍了我国公共领域的建设和质量的提升。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最初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论及城邦制时提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所谓的公共领域就是指社会意见和思想观念自由表达和交流的公共空间，借助这一空间，民意和民智得以汇聚，道德信仰得以建立，文化传统得以继承，也借助这一空间，公民表达了他们的利益诉求和权利诉求，实施对政府和其他一切权力机构的监督。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指出，公共领域尤其是大众传媒构建的公共领域的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一种对话机制，——通过对话，社会公众对公共决策进行质询和批评，监督权利部门的运行，并借此达成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而我国由于公民意识的历史性缺乏，使由大众媒介构成的公共领域无法有效的以公众舆论的形式与代表国家的官方进行沟通和对话，进而实现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

3、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和社会监督体系的不完善

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现阶段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经济制度的发展，严重制约了公共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我国权力运作的现行体制和机制还是高度集权机制，党和政府的职能过大，权力运行过程封闭和不透明，缺乏内部制约和监督机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监督体系无法真正建立，公共权力的运作体制的民主化和法制化受到阻碍。新闻媒体在没有独立的政治地位的前提下，“社会公器”的权利和义务不能充分履行，新闻媒体在报道什么、如何报道等方面仍旧没有完全自主的权利，实质上剥夺了媒体开辟公共领域的主体性和主体资格。大众媒体对行政的依附特点，决定了大众媒体对公众舆论的把关原则，导致弱势舆论与非主流舆论的疏忽与流失，不利于舆论的多元化。三、研究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形成健全的舆论，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的进程。梁启超指出，舆论是政治、政体之基础，他在1910年2月20日发表的《国风报序列》中写道，“立宪政治者，质言之则舆论政治而已。地方自治诸机关以及谘议局、资政院，乃至将来安全独立之国会，凡其所讨论设施，无一非舆论之返照。”[12]他同时指出，舆论若要对民主政治有所贡献，必须将自身转变和成长为健全的舆论，而健全舆论之形成，则有赖于向导者和民众之诸种心理条件。可见，研究我国国民的心理特征，探究舆论的民族特性，有目的的引导健全舆论的形成，可推动我国民主政治的进程。

2、有利于舆论监督的有效进行。这里指的舆论监督的是一个扩大化概念，是“舆论监督（马克思称之为‘广泛而无名的’）、媒介监督和某种程度的媒介履行公共政治权力被混淆起来的统称”。[13]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舆论监督”的概念连续四次出现在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表明我国政府和国家对舆论作为第四种权力的重视。反思形成我国舆论民族特性的因素，增强公众和新闻工作者的公民意识与批判精神，使我国的舆论既是公民社会监督公权和遏制权力腐败的“利剑”，又堪称保障和庇护公民私权不受非法侵蚀、限制和侵犯进而维系公民社会自身高度的独立性和自治性的“盾牌”。

3、有利于大众媒介与舆论的互动。首先是大众媒介对舆论的导向问题。“报纸或许不能直接告诉人们怎样想，却能告诉人们想什么”，[14]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理论在一定范围内是有效的。陈力丹在《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一书中分析了舆论作为一种自在的社会信息形态的不同表现及相应的舆论引导，这是从微观层次上对不同的舆论进行不同的引导。在宏观上，舆论作为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精神状态，除了自身的自发性、盲目性带来的缺陷，还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优势和劣势。大众媒介如果能针对其特性进行引导，有利于舆论的理性化、多元化。舆论一方面通过大众媒介合理表达自己的声音，一方面克服国民的惯性思维，多一点冷静，少一些冲动；多一点理智，少一些盲目。这样，舆论与大众媒介才能形成良性互动，构建一个成熟的公共领域。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便有了舆论活动，但舆论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在我国还有待研究和发展。对于我国的特殊国情而言，研究舆论不但要在学理的层面进行深入探讨，还应结合具体社会结构与环境，在实践层面上推动舆论学的发展，达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因此研究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无论是在学理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具有现实意义。由于舆论的发展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形态的发展具体样式、政治经济架构等制度性资源以及民众的民主意识，不同阶段的舆论有不同的形态。研究我国舆论的特性，不仅仅只停留在民族的角度，还应有多层次、多方面的视野，使舆论学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样欣欣向荣。注释：

[1]《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孟小平，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P.36.

[2]《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陈力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P.56.

[3]《舆论学》，李普曼，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P.82.

[4]《舆论学》，李普曼，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P.63.

[5][6][7]《中国人的性格》，明恩溥。

[8]《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孟小平，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P.34

[9]《舆论学》，李普曼，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P.77.

[10][11]《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孟小平，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P.86.

[12]《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P.559.

[13]《关于舆论监督的几个认识问题》，陈力丹，网站名：力丹做学问/

[14]《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赛弗林、坦卡特，福建人民出版社译本，P.262.

参考书目与网页：

1、《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陈力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2、《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孟小平，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

3、《舆论学》，李普曼，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4、《新闻舆论研究》，王雄，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5、《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哈贝马斯，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6、《新闻舆论与新闻文化》，秦志希，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7、《艺术哲学》，丹纳，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8、《吾国与吾民》，林语堂，宝文堂书店，1988年版。

9、《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张岱年，上海出版社，1989年版。

10、《中国人的性格》，明恩溥，/jishi/other/zgrdxg/xu.html。

11、《关于舆论监督的几个认识问题》，陈力丹网站名：力丹做学问/

民族特性范文篇9

1.研究背景：

1.1新媒体发展依存于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现代科技的不断前进，推动了数字电影、数字动画及数字电视等新媒体的快速发展。随着人们精神需求及审美需求的不断提高，传统民间艺术越来越受到普通大众的关注与青睐。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为新媒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根基。因此，新媒体的传播内容也应随时代需求不断更新与充实，汲取并创新民间艺术，促使其自身前进发展。

1.2动画创作需要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元素当今各国的动画创作者们都在积极探索并制作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动画作品。在历史和时代潮流的推动下,创作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动画影片成为了动画创作者们所必须面临的问题。民间艺术元素是一个国家及民族文化特征的集中体现，也是一部动画作品表达创作的关键所在。因此，要想制作一部优秀的动画作品，必须汲取自身文化的精髓，将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元素运用于动画作品的创作与表达之中。

1.3中国民间艺术发展的客观需求民间艺术不仅需要保留其精华，更要借助动画等载体不断推广并丰富自我。具体来讲，我们应将民间艺术元素广泛的应用于动画影片创作当中。这不仅有利于动画影片风格及形式的推陈出新，也利于民间艺术元素的再加工与再创造，推动民间艺术与时俱进的前进发展。

二、民间艺术元素在动画创作中的表现方法

2.1民间艺术与动画创作的关系中国民间艺术和动画存在着普遍而又广泛的联系。一方面，民间艺术影响着动画作品的艺术价值与思想内涵。另一方面，动画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利于民间艺术的保护与宣扬。具体来讲，民间艺术不管从内容还是形式上将为动画创作注入了更多的创作灵感与创作元素。它可以借助动画这一载体向观众进行展现与表达，更好的表达并丰富自我。

2.2民间艺术与动画创作的契合元素

2.2.1通过传统民间故事进行动画创作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传统民间故事是中华文化的载体之一。在动画创作中，可以选取中国传统民间故事对其进行了改编与修饰，通过故事寓意来宣扬中华传统美德及传统文化1。一方面，传统民间故事的运用使动画作品具有了中国意义的思想及内涵，便于作品主题的升华。另一方面，传统民间故事也通过动画这一表现形式得到了艺术性的再加工与再塑造，有助于让更多人了解并认识中国传统民间文化。

2.2.2通过皮影戏进行动画创作皮影戏是一种综合了戏曲、绘画、雕刻等艺术形式为一体的民间艺术。它对动画设计中的人物造型及场景设计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2。美国梦工厂制作的动画影片《功夫熊猫2》的开篇部分便将中国皮影元素与动画创作相结合，良好的画面处理配以民族化的人物造型，很好的烘托了影片氛围及大环境，为影片的开篇叙述起到了增砖填瓦的作用。从该片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皮影戏对动画创作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我们应加大皮影戏对动画创作的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2.2.3通过民间剪纸艺术进行动画创作剪纸艺术早在建国初期便被创作者们引入了动画制作。1958年，在万古蟾的带领下，一批动画爱好者们创作了中国第一部彩色剪纸动画片《猪八戒吃西瓜》，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之后，我国又创作了具有水墨风格特点的《鹬蚌相争》等作品，也都得到了国际上的一致认可与高度评价。但在“”和“”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影响下，中国动画的发展一度滞缓，剪纸艺术在动画领域的创作与探究也陷入了尴尬局面。但在改革开放的浪潮推动下，剪纸艺术在动画领域的探究再次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民间剪纸艺术也成为了新一代动画创作者们的灵感来源。

2.2.4通过民间音乐进行动画创作在民族音乐创作中，中国传统乐器是其不可或缺的载体。笙、箫、笛子、二胡等，均能表达和体现浓郁的中国民族特色。创作者通过对不同民族乐器的组合演奏，可以创作出震撼心灵的音乐作品。把民族音乐作为动画影片的背景配乐，可以从听觉上营造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大环境，帮助观众置身其中，全方位感受作品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氛围。

2.2.5通过书法艺术进行动画创作一提到书法,更多的人认为它属于文人艺术的范畴及领域。可在我国民间生活中，书法同样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它遍布于普通劳动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书法作品可以用来装饰和欣赏，在中国的传统春节中，人们用红纸书写春联，贴在家中房门及墙壁上，以增添节日喜庆氛围。鉴于书法的民族意味及特点，动画影片创作可以将其引入场景设计及后期字幕制作，以此凸显民族特色，为创作一部具有中国民族艺术风格的动画作品锦上添花。

三、本文研究的意义及作用

1.提高动画作品的价值及民族特性民间艺术元素在动画创作中的良好运用将提高影片的文化价值、观赏价值及商业价值上。与此同时，具有民族特征的动画作品有利于保护并推广本土文化，赢取更大的市场空间，从国际竞争上提高自身的软实力。

民族特性范文篇10

关键词：新疆少数民族民居装饰艺术

新疆地处祖国的西北边陲，聚居着十三个主体少数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各个民族之间有着包括语言、宗教、信仰、性格、爱好、习惯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传统，因此民居建筑的用材、结构、形式、工艺、装饰以及空间划分使用等，都表现出鲜明的民族个性，形成了各民族独特的传统和风格，其中以维吾尔族的民居建筑装饰最具特色。

一、新疆少数民族民居的造型特征

1.新疆伊犁民居的装饰造型特征

伊犁得名于伊犁河，最早见于《汉书》，史称伊列、伊丽、伊里等名。清乾隆年间定名伊犁。伊犁地处新疆的西部边陲，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等国接壤，这里资源充裕，水土光热资源丰富。是新疆农、牧、林业和旅游业的重要基地之一。当地的居民因地制宜、因材制宜地创造了独特的民居造型装饰，其特点是：建筑大量采用木材、生土，辅以芦苇、麦草、砖块、石灰等土产材料。利用高台基、厚墙、平顶、厚门等形式，将各种用房并列地安排呈一字形，大多数民居建筑以一明一暗或一明两暗为基本单元。居住用房通常为三间，进门一间为明室，是过渡性空间，左边的暗室为主卧室，也承担着客厅的功能，右边的暗室为次卧。在三间之外还建有贮藏室和厨廊，也有的民居房间较多，各室分布于前后两列，并安排挡风的门厅，其内部各室或互相套门相连，或以内廊相连。虽有外廊但整个平面显示了较强的封闭性。

伊犁民居中的大墙面基本都朴实无华，偶尔将扶壁住线凸出以变化。但也平直挺拔无一装饰，但在窗眉、檐口、墙角柱、廊柱等地方都加以细雕精凿，借此显示自己的特色。

2.新疆吐鲁番民居装饰造型特征

吐鲁番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东部，天山支脉博格达峰南麓，吐鲁番盆地中部。地势北高南低中间凹，火焰山自西而东横贯盆地中部，山前是戈壁、中部是低洼平原，南部山丘、戈壁、荒漠三种类型兼有。水资源有天山水系、火焰山水系、坎儿井水系等。属典型温带大陆性气候，气候干燥少雨，太阳辐射强，夏季高温多风，同时又处于格里木大沙漠之边缘，远离海洋，也是我国最热的地区，以“火洲”著称。在此居住的人们用坎儿井引水灌溉，创造了片片绿洲，并利用火焰山周围高强度微红色的粘土资源创建了土拱、土墙的半地下层、二层土民居建筑，有效地抵挡了烈日高温的侵袭，同时也形成了中国西部新疆特有的土建筑民居文化。

在建筑艺术方面主要分为两种造型与风格：土拱平房式和土木楼房高棚架式。土拱平房式装饰风格的主要房屋集中在一起布置，房间不受日照朝向的影响，也没有某种宗教、礼仪等方面对建筑房间布局的限制。庭院内的建筑因地制宜，随经济力量和生活习惯的需要而建造，布局十分灵活而合理。一般在院落的中部或后部布置主要房间，主要房屋前的室外空间常设一宽大的土高台，供人们日常的生活、聊天使用。入口大门沿街、巷设在庭院的一角或中间，杂务间设于庭院的一侧或一角。而葡萄晾房多设于杂务间或入口大门的上部。这类民居的主要建筑和次要房间常围合成封闭式庭院。

土木楼房高棚架式装饰风格是吐鲁番民居中独特的建筑组成之一。庭院呈内向性半开敞式，由围墙和建筑围合，院内建筑主次分明，它和主房的檐廊、室内空间共同融为一体，构成了吐鲁番民居里的独特的舒适安逸的居住环境。高棚架棚盖一般架设在房屋之间的院子上空。单独设立于主体房屋的前檐部位。高棚架四面临空，既遮阳又通风，它高而宽敞，无论太阳在何方向，也都能留下一片阴凉的天地，高棚架给吐鲁番民居的建筑造型艺术增添了鲜明的地方特色。

柱廊是吐鲁番民居建筑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柱廊一般位于建筑的二层，是户外起居生活的重要场所。由于当地基本不下雨，屋面无需排水，居住建筑中大量的错层、半错层土阳台形成了千姿百态、此起彼伏的土建筑外廊空间。

吐鲁番的民居建筑是一种不受宗教礼仪限制的民居土建筑，是人们根据自己的想法去营造的一种氛围空间。这里的民居不但延袭了1500多年前交河、高昌古城的土建筑文化历史，而且经过长期的改造和修缮，使之成为了更符合现代人居住环境要求的建筑。

3.新疆喀什民居装饰造型特征

喀什位于新疆的西南部，西倚帕米尔高原，东临塔克拉玛干大沙淇。它历史悠久，古称“疏勒”，这里既是我国最早信仰佛教的地区之一。也是较早接受伊斯兰教的地区，因此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吸收综合了中原汉族建筑和阿拉伯伊斯兰教的建筑风格。其特点是按地形和宅基地形状自由灵活布局，不讲求对称和中轴线，以客厅为主在其一侧或两侧布置卧室、厨房等附属用房。由于喀什地区地形高低的变化，主次房间高度不一，形成了建筑体型轮廊的高低错落。当地居民为了充分利用空间，多把二、三层房间向外悬挑扩大，或在巷道上搭建过街楼，并在屋顶围立栏杆形成屋顶院落。民居的装饰重点是庭院的外廊和客厅室内，外廊是人们的室外活动空间，因此外廊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支撑外廊的柱子分为柱头、柱身、柱裙三部分，两柱中间为双拱，卷角部作透空花饰，双拱卷中间悬吊木雕石榴。以“阿以旺”“阿克赛”为中心的户外场所及外廊布局，形成宅院的内向性格。轻外部环境而重室内装饰，外廊、顶棚、门窗，多用木雕，饰以藻井和色彩艳丽的彩画。装饰手法细腻，内容丰富。

二、新疆少数民族民居装饰技巧特征

在新疆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多元文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新疆少数民族民居装饰特征在融合了其他民族装饰文化特征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逐步形成以木雕、石膏雕花、彩绘、刻花砖、拼花等多种元素的装饰习俗。装饰纹饰美观、结构精巧、变化无穷，以几何图形、植物、花卉以及维吾尔书法等现实生活中常见的实物为主，如巴旦木、石榴、石榴花。体现出本民族在物质生产、精神生活需要和民族审美情趣上多层次、多元化的民居装饰艺术特征。

1.木雕装饰。木雕是喀什民居的重要装饰手段，构图、部位、刀法都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木雕的处理手法有花带、组花、透雕、贴雕等。花带通常以二方、四方连续为多，以中断、交错等手法来取得构图上的韵律变化。其图案缜密，几何纹样严谨对称，植物花卉自由灵活，题材以杏、桃、葡萄、桑、石榴、荷花等为主。刀法的表现方式有阴线刻、浅浮雕、综合刀法。浅浮雕的特点是图案性强。透雕是将木板上的花纹图案以外的部分去掉，形成透空，以虚面烘托图案。花纹的表面可呈平面，可呈起伏，效果玲珑秀丽。贴雕有两种，一种是将花纹图案贴于平板上，形成浅浮雕状；另一种是将雕凿成的多种形体拼贴成立体或凹凸的装饰。木雕装饰多用材料本色或略加素色，也有用彩色装饰的。木雕装饰，应用广泛、装饰性强，构图、部位、刀法都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具有很强的表现性，它可以使建筑装饰凸现出来。

2.石膏雕花装饰。通常有石膏组花、石膏花带、镂空石膏花等形式。主要用于庭院前廊端部和室内外窗间墙壁等处。有圆形、拱券形、多边形。拱券纹饰是以明确的中轴线作对称性花纹或以铭文美术字为主题，由花卉、蔓藤、卷草等组成密集复杂重叠交错的对称图案。花卉、植物、几何纹饰等作边框陪衬，看上去像一幅完整的装饰图画。石膏花带是用各种几何图案、植物花卉或两者并用构成，按二方连续方式并列、重复、循环、交错等纹饰手法组合，造型完美、主次分明。镂空石膏花饰，不仅用在室外的装饰柱、外墙，也用于室内的窗眉、壁龛等处。石膏雕花使用的颜色大多是石膏本色，它玲珑空透、轻盈洁白、典雅绚丽。石膏组花和石膏花带，无论是几何图形、经文图案或是花卉草藤，都是以纹饰的形态表现。石膏雕花纹饰刀法细腻流畅、刚健清晰，高低、重叠、交错、起伏，有强烈的立体感、质感，在阴影下给人素雅明丽、清爽宜人的美感，更增添了纹饰艺术的感染力。彩画多用于客厅和外廊的顶棚边缘，外廊檐下。花纹题材多种多样，有时也和木雕一起使用。

3.砖饰。砖饰也就是所说的拼花砖工艺，是指经过锯、切、打磨后的黄色砖拼贴成各种图案，装饰门柱、门洞壁面和门斗的檐等部位。砖饰有拼砌砖花饰、异型砖、砖雕、透空雕花砖等几种，其中异型砖是拼花砖的主要构件，有方形、长方形、半圆、三角、梯形、平行四边形、梭形、S形等，多达数十种。拼砌的图案有上百种之多，常见的如：八角形、八瓣菱形、人字甲形等。维吾尔族工匠以高超的技艺，用砖相互穿插、交错、重叠、拼砌组合成各种平面和立体的几何图案和花饰，在光影衬托下，精致的砖花图案，显得十分雅致，富于层次性。过去拼花砖主要用在装饰清真寺等宗教公共建筑上。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加工程序复杂的拼花砖也普遍成为民居的装饰，因为它不带宗教色彩，仅为一个拼花装饰，成为新疆民居装饰的普遍材料，这种装饰手法获得十分优异的艺术效果。南疆的米黄色砖制作的拼花砖饰和花带装饰效果是新疆民居建筑装饰艺术的典范。

三、深刻体现新疆文化的鲜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