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思想范文10篇

民族思想范文篇1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反生态思想;消解

关于文化的研究，学界一直都存在雅与俗、良与莠、先进与落后、精华与糟粕、积极与消极等既对立又统一的哲学范畴。相较而言，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则缺少辩证分析的色彩。目前，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集中在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体系的解读、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价值评价及建构途径的探讨方面。〔1〕随着时代的发展，多元化的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有些仍然是能够引领时代前进的旗帜，而有些却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倡导的理念相悖。因此，辩证分析西部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的“糟粕”无论对少数民族文化自身的传承与发展，还是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工作都有重要意义。

一、辩证分析西部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消解其文化中反生态思想的首要步骤

早在2010年就有学者探讨过《辩证分析法在文化研究中的运用》问题，文章认为，“只有对本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以及外国文化进行辩证的、历史的、系统分析，才能科学认识文化的本质，把握文化规律，为我国文化建设提供正确指导。”〔2〕相比较而言，目前学术界对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却主要集中在其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上，而忽视了文化在不同时代而表现出来的不足之处。不科学的研究方法必然会得出有失偏颇的结论，在其对待方式上也必然会全盘吸收。因此，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否能够对当地的生态文明建设发挥科学的引领作用，首先取决于我们是否真正认识了它的本质，是否分清了它的构成成分。为此，必须采取辩证分析的研究方法，从诸多的文化现象中分解出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进而才能采取相应的措施让它们尽可能发挥正面的、积极的作用。首先，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优秀的、先进的生态文化进行科学引领，而错误的反生态思想只会把人们引向歧途。“生态文明是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是以生态文化为基础的人类处理整个生态系统的积极成果。”〔3〕80“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先导，是因、在先;生态文明是生态文化发展的实践产物，是果、在后。”〔4〕西部地区各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是当地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先导”，不同民族的生态文化共同为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形成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观、伦理观及政绩观、消费观和发展观。因此，“蕴含在民族和宗教文化中的生态文明理念是生态文明发展的内在原动力。”〔5〕在西部地区，虽然民族不同，文化有别，但其生态文化的本质是共通的，那就是它要求人们在“生态优先”的原则下开发西部，在保证天蓝、地绿、水净的前提下发展西部，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保护西部。而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不良成分则无法发挥这些积极的作用，相反，会把我们的行为引向保护自然的对立面，使我们成为自然的敌人。其次，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素质的提升，需要有生态文化中正面的生态思想的引领和负面的反生态思想的警示。所谓生态素质，就是人们在认识和处理生态环境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的、心理的、技能的以及道德的综合素质。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丰富的生态环境保护的知识，形成了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遇到环境问题能自觉地采取恰当的方法处理就是一个具有较好生态素质的人。生态素质不是人们与生俱来的，需要后天的教育和培养。西部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含有丰富的生态思想，挖掘并整理这些民族生态文化，对其中的“良莠”成分加以甄别，并在生态素质教育中充分、合理地利用这些知识，将有助于人们加深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了解，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掌握生态保护的技能，同时通过反生态思想的梳理，可以警示人们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在生活中做到远离那些不利于生态环境的行为，做到自觉保护生态环境，为西部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做贡献。再次，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也需要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进行甄别和扬弃。在对待文化发展的态度上，我国一贯遵循“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的基本原则。但这一原则缺少科学研究这一重要环节。“倘若没有科学的研究和规划作为开发的基点，利用就可能失之盲目和无序，文化开发不仅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还有可能造成文化资源的浪费与破坏。”〔6〕研究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就是要挖掘其中优秀、进步、符合生态文明时代需要的“精华”，以便于人们去保持、继承和发扬;同时，甄别其中有害的、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糟粕”，帮助人们去批判、改造以致于摒弃。最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体系的全面建构，需要补充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生态思想的有益成分，而对于那些不符合时代需要的内容，则要及时加以修正或摒弃。“生态文明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既离不开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反思与超越，也离不开对社会现实的关照和探索。”〔7〕生态文明理论体系的建构，应该是“基于自然———人———社会‘三维化’的，由微观、中观、宏观和宇观四个层次共同构建的方法论体系”〔8〕，它需要世界人民携起手来，不分种族、不分地域，不分国度、不分民族，齐心协力共同建设我们的地球家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作为我国大家庭中的成员，有义务、也有责任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体系的构建做出贡献，而那些不利于生态环境的反生态思想则要从生态文明理论体系中及时剔除。综上所述，突破原有的研究方法，辩证分析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梳理出其中的反生态思想，对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开发、利用、传承与创新都有重要意义。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不断丰富和发展能够为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活动提供科学的指导，而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又为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使其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更富有时代特征。

二、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反生态思想及其特征

“生态文化中既包含文明、进步、科学、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知识，也可能包含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知识。”〔9〕ⅴ那么，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化形式，我们如何从有利于生态环境和不利于生态环境这两个方面来区分这些具体的生态文化呢?以什么标准进行区分?它们又具有哪些重要的特征呢?本文从文化与环境互动的角度入手，对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的上述问题作出回答，以此加深人们对于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认识。“生态文化是指各民族的文化体系中所包含的有关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环境的各种认识、经验和技能，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获得并56逐渐积累起来的。”〔9〕ⅴ生态文化属于事实判断的范畴，本无所谓好坏、优劣之分，但当生态文化与它所主导的实践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后果联系起来之后，在价值指向上，它就有“正面”和“负面”、“精华”和“糟粕”的区分了。因为只有正面的、优秀的生态思想，才可以培养人们形成生态保护的价值观念、指导人们进行正确的生态保护实践;而负面的、违背生态保护理念的文化往往会把人们的实践活动引向错误的方向，最终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钟伯清把这种有破坏生态系统平衡的民俗称为反生态民俗，他认为“凡是对生态系统维持其自身的平衡不利或破坏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行为、思想，都是反生态的。”〔10〕按照这一标准，我们可以根据生态文化的具体内容，即人们对待生态环境的态度、行为等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结果而将其区分为“生态思想”和“反生态思想”。其中的生态思想，是指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对生态系统维持自身平衡发挥正面的、积极作用的文化成分，也就是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精华”;与之相对应的反生态思想则是指那些破坏人与自然和谐、对生态系统维持自身平衡发挥负面、消极作用的文化成分，即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的“糟粕”。生态文化是人类的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也是一种新的文化选择，具有十分广泛的内容，囊括了科技、伦理、哲学、文艺、美学、宗教、教育等文化形式。〔3〕142－155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其对待人与自然的观点也体现在本民族的哲学、伦理、科技、教育、文艺、美学、宗教等不同的文化形式当中。那么，如此丰富的体系，用什么标准来确定哪些是生态思想，哪些是反生态思想呢?笔者认为，最根本的要看这种文化所主导的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结果是有利还是不利;是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还是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把自然当做朋友，还是把自然当做掠夺、征服的对象。“文化精华与文化糟粕是文化的基本因素和两大界面，是文化涵盖及派生的相对峙的基本范畴。”〔11〕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中华文化，还是不同民族的民族文化，都只能是“文化精华”与“文化糟粕”的统一体。当然，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也不例外，是由其中的“精华”———生态思想和“糟粕”———反生态思想共同构成。因此，生态思想、反生态思想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反生态思想是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它不仅具有文化的一般特征，还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一是相对独立性。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生态思想与反生态思想的区分，是立足于当前各个民族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所做出的简单区分。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生态思想，还是反生态思想，都体现在各民族文化的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中，诸如政治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从这个角度而言，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生态思想与反生态思想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这里的“独立”不是“孤立”，而是“自立”“自主”的意思。“由于这种独立性的客观性质，所以这种判断和归纳往往具有人类的共通性，……当然，这种‘文化精华与糟粕’的独立性虽有人类共通性的特点，但它仍然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绝不是永恒或绝对的。”〔12〕二是历史性。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产生的，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实现自身的发展与变迁。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但同时又要受到历史和时代的影响和制约。西部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西部地区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积累下来的有关人与自然环境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的总汇，这种“总汇”正在伴随着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发生着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变化。本文中所谓生态思想与反生态思想的区分，是基于目前人们对于生态环境的观念而对业已形成的生态文化做出的区分，具有鲜明的生态文明时代的特征。“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就难以对某些文化现象作出精华与糟粕的鉴别和判定。这就决定我们应当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内来判定文化的精华与糟粕。”〔11〕三是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反生态思想与其中的生态思想相互渗透、相互包含，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任何文化一经产生便伴随着其自身的发展与变迁。文化是一个整体，不可能以任何人为的方式将其不合理的成分剥离出文化的范畴，只能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让其自身实现进化、不断优化、不断适合时代的发展。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也一样，其中的生态思想与反生态思想本身融为一体，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产生了一些促使其发生变迁的因素，使得原本对于生态有利的思想转化为对生态有破坏性的思想，有些在生态文化的外在表现上逐渐弱化甚至逐渐从文化体系中慢慢消失。因此，66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生态思想与反生态思想原本就是一个整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出现了促使二者分化的因素和条件。如果我们适当改变外部条件，对不利于环境的价值观、伦理观和消费观等加以引导，修正那些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成分，进而加以弘扬，他们就会重新为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发挥正面作用。

三、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滋生反生态思想的原因分析

文化现代化如同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一样，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而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变迁。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难免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文化变迁，究其原因，不外乎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从内部因素来看，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自身的演化与发展是产生生态思想与反生态思想分化的内在动因。“文化作为社会基本样态的综合反映，具有非常稳定的自组织系统，在没有外来文化影响和外来文化注入的情况下，特定民族或特定社会的基本文化价值体系会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但文化的自组织系统也会随社会的发展在自身矛盾运动的推动下不断实现自我完善、自我更新、自我超越。”〔13〕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综合表现，也是一个稳定的自组织系统，即使没有外来文化的冲突或碰撞，也会随着社会矛盾的变化而不断自我完善、自我更新、自我超越。这种变迁对于文化自身来说是客观的、中立的，但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讲，就有可能出现生态思想与反生态思想的分化。从外部因素来看，有四个方面的因素不容忽视。其一是自然环境的变化。干旱、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是当前西部地区的主要特征，相比古代“沃野千里，谷稼殷积”、“闾阎相望，桑麻翳野”的景象已经大有不同。生态环境的变化，迫使生活在当地的人们不得不举起“保护生态”的旗帜，那些原本属于本民族自然的放牧、人口繁衍等生产、生活方式，在新的历史时期都不得不重新审视，一旦超过生态环境承载的能力就变成“反生态”的生活方式。因此，当前的自然环境需要人们有更高的生态保护意识、更强的生态保护责任和更科学的生态保护技能，否则，可能就会成为破坏环境的刽子手。其二是生产方式的变化。西部地区很多少数民族在进行耕种的时候对土地进行适度的开发，并采取各种形式减少与神灵的冲突。例如，佤族人在耕种的过程中，为了使土地上的森林在砍伐之后获得复生的机会，他们在连续使用一块土地两年后就会放荒8－10年。〔14〕但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开发力度的增加和人口数量的增多，人们逐渐缩短了土地轮歇周期和范围，致使所有的轮歇土地都变成了永久的固定耕地，很多甚至被开发成种植经济作物的土地。这些生产方式的变化，使得原来对于土地的敬畏意识变得淡漠，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甚至在做着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事情，从而转变为反生态思想。其三是思维方式的变化。在哈尼族的传统观念中，人类与自然万物“同源共祖”，视土地为自己的亲人和伙伴。〔15〕但是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人定胜天”和无神论思想的主导下，非理性的“大炼钢铁”除了使很多森林遭到砍伐，连同哈尼族凭借万物有灵的神灵信仰保留下来的寨神林和风景林也未逃脱厄运。这种以牺牲自然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思想观念，不仅在哈尼族中间盛行，在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文化中也不少见，它改变了人们衡量自然价值的标准，使得年轻一代逐渐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因此，很多民族传统文化中神灵信仰的文化结构在经历经济观念变化的过程中正在一步步陷入危机。思维方式的变化，促使很多少数民族文化中对自然有利的精华的内容逐渐淡化，随之产生的是一些对社会发展不利的思想。最后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从目前关于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成果来看，很多学者梳理出来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都是与该民族的生产力水平偏低、科学技术不发达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人类文化也随之发生一定程度的变迁。随着人类建筑技术的提升、交通工具的改进，一些原生态、零污染的生活方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交通方式。有些地方为了追求经济利益，采用现代化的开采方式开采当地的矿产资源，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人们带来福利的同时，也提高了人们掠夺自然、控制自然的能力，走向与自然对立的一面。

四、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反生态思想的消解对策

民族思想范文篇2

一、和平解放西藏等地，实现祖国统一

新中国成立时，西藏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仍未得到解放。迅速解放这些民族地区，是彻底解放全国各族人民的需要，是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完成祖国大陆统一大业的需要。

在解放西藏等民族地区问题上，将其作为我们党的一个重大的斗争任务和当前的总方针加以高度重视，表现了一定要解放西藏等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坚定原则立场。他说，“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1］，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2］。完全相信西藏人民对祖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相信他们对新中国的热爱，把西藏人民的爱国心作为制定解放西藏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他说，“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2］。在党和政府的多方工作和的亲切关怀以及西藏进步人士的努力下，1951年5月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在北京正式签字。这标志着帝国主义企图制造“”、分裂中国阴谋的破产，它对捍卫祖国统一，巩固国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5月24日，给达赖喇嘛发去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高度评价了协议的签订，表达了他对西藏各族人民的美好祝愿。他说：“这个协议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民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1］。

二、消除民族隔阂，实现各民族紧密团结

各民族紧密团结联合，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原则之一。坚持民族团结的原则，阐述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少数民族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民族团结与反对民族主义的关系，提出了“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等思想，并肯定了新中国的团结友爱的民族关系。

把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攸关的高度。1957年2月，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论断：“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3］。他还把“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作为最重要的标准，列入了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行是非的六条标准的第一条。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少数民族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他一再强调指出：“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3］。“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的经济是不行的。”

敏锐地洞视到了当时在我国还严重存在着的阻碍民族团结的不利因素，认为这种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破坏活动；二是历史造成的严重的民族隔阂；三是人民内部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他说，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在人民中散布谣言，企图离间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合作，这是我们前进的一大障碍。对此，必须提高警惕。他还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1］。对大汉族主义，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他在许多场合和文件中，反复严肃批判了大汉族主义，深刻分析了其表现形式、严重危害和思想本质。他认为，只有根除大汉族主义思想，才能消除民族隔阂，实现相互信赖、平等团结。他说：“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各地所发现的问题，都证明大汉族主义几乎到处存在。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时机进行教育，坚决克服党内和人民中的大汉族主义，那是很危险的。在许多地方的党内和人民中，在民族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的残余的问题，而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问题”［1］。“不尊重少数民族干部，包办代替、强迫命令；不认真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不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自以为是、看不起人家，说人家怎么样落后，侵犯少数民族利益，甚至侮辱、歧视少数民族，诸此等等都是大汉族主义的表现。”“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3］。

为了加强民族团结，还提出了消除民族隔阂，疏通民族关系的各项对策。

首先，是深刻批判和坚决反对民族主义，而重点是大汉族主义。他说，“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3］。

其次，对各民族干部群众加强民族政策教育，注意检查民族关系，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说：“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3］。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要给以严肃的批评和教育，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纠正错误的思想和作风。同时，在报纸上根据事实，多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判，以教育党员和人民。

第三，加强相互交流，增进友谊。他提出，中央要派出懂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同胞怀抱着满腔同情心的同志，率领访问团，前往民族地区访问，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和解决问题。派到民族地区的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必须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须严守纪律，要以自己为少数民族服务的实际行动来消除历史造成的民族隔阂。与此同时，要组织少数民族各界人士到内地各处参观学习，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沟通理解和团结友爱。

关于民族团结的思想，对建立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它能有效地保障少数民族享受管理本民族本地区内部事务的权利，并能有力地促进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是使之从无到有得以形成发展的第一人。建国初期，他在有关报告和指示中多次论及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概括起来，其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强调要认真贯彻执行《共同纲领》的有关规定，把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他说，要“认真在各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1］。二是强调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民族区域自治，不断取得新的成就。1956年1月，他在给达赖喇嘛的电报中，希望达赖在“领导西藏人民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和进行各种建设的工作上，取得重大的成就”；在给班禅额尔德尼的电报中又希望班禅“为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做出重大的贡献”［4］。三是认为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牵涉面广，情况复杂，必须统筹安排。1950年9月，他在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批语中说，这个问题，牵涉很广，有的须成立省一级的自治政府，有的须成立县一级或区一级的自治政府，“疆域划分，人员配备，政策指导，问题甚多，须加统筹”［2］。

对民族区域自治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把它纳入《共同纲领》和《宪法》之中，使之法律化和制度化。曾把《共同纲领》称之为“伟大而正确的《共同纲领》”［1］。《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5］。这样，民族区域自治就作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法律上确立了其重要地位。1954年9月，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问世，它是在亲自主持领导下制定的，他多次审阅了起草中的宪法，并进行了多处重要修改，写了不少批语。该宪法系统总结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经验，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了比较完备的规定，明确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内容，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性质和地位，以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原则。这样，民族区域自治就作为国家的政治制度，在新中国的根本大法中得到确认，使之由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政策转变为国家制度。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的实践雄辩地证明，只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才能充分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才能不断增强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才能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繁荣，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把金钥匙。四、慎重稳妥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成立之后，有步骤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各少数民族繁荣兴旺的必由之路。但是，各民族地区情况不同，问题复杂，必须采用特殊的灵活的措施和步骤。为此，提出了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坚决而稳步地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原则。

和全国人民一道，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少数民族人民在政治上获得平等地位之后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深切地体察少数民族的愿望，热情地肯定和支持了他们的要求。他说：“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并强调民族地区“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3］。在党中央和的关怀下，少数民族人民发挥高昂的革命积极性，先后完成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为了顺利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正确的工作方针和原则。其主要内容，一是根据各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有快有慢，有先有后，有步骤地进行；二是要慎重稳妥地进行，要善于等待，不要性急，不要鲁莽行事，严禁强迫命令；三是要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进行，其他任何人都不要包办代替。他说，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1］。“少数民族地区分不分土地，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西藏地区现在谈不上分地，将来分不分，由你们自己决定，并且由你们自己去分，我们不代你们分”［1］。在提出的这些工作方针和原则的指导下，各民族地区大多采用和平的方式，稳步地摆脱了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跨跃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顺利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避免了社会变革中的巨大动荡，使民族地区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五、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促进各民族繁荣兴旺

建国初期，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极端贫苦，经济建设十分落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及时提出了把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把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的正确主张。

认为，帮助少数民族恢复和发展经济不仅是经济工作，而且是关系到民族工作成败的根本。他在谈西藏工作方针时说，在西藏我们惟靠生产和贸易这两条基本政策，才能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只要我们对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25］。

对少数民族人民团结奋斗，自力更生，改变家乡面貌寄予厚望。1949年10月，他为新疆和平解放给各界人士的贺电中，号召新疆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为共同建设人民民主的新新疆而奋斗”［2］。他在给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西藏各界人士的许多信函、电报中，殷切希望“整个西藏一年一年地兴旺起来”，祝愿西藏日渐繁荣，西藏僧俗人民的生活日加改善，藏族的前途日加光明，祖国的边防日加巩固。他号召各民族地区，“努力生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之上，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6］。

十分重视由中央和内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认为这是整个国家的利益。他说，“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3］，“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1］。还从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在我国现实社会中重要地位的高度，进一步阐述了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强调指出：“不要以为只是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也很大地帮助了汉族”［1］。各少数民族在中国的历史上都做过贡献，他们加入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1］。

的民族经济思想，在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中还将发挥长远的理论指导作用。

六、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培养和使用大批的少数民族干部

大量地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在民族干部问题上，不仅指出了其重要性，而且具体地提出了其数量、结构，以及培养途径等。

在民族干部的数量上，主张大批地培养和使用。早在1949年11月，他就明确指出：“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请你们注意这一点，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1］。次年6月，他又指出：“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1］。在这里反复使用“大量”、“大批”、“一定”等文字，表明了他对大量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问题的高度重视和迫切的心情。

在民族干部的结构上，强调了党政干部、专业人才和上层人士三个方面。他指出，各民族地区除政府部门外，党的组织中也要有民族干部，要培养出少数民族出身的党的书记。1956年7月，他在一个会议上说：“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的党员干部，逐步以少数民族干部来代替汉族干部。当然，不是说汉族干部走得一个也没有，而是说不要去代替他们办事。”“县、州、区的少数民族干部要逐年增加，少数民族中要出书记”［7］。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即将开始之际，又及时地提出了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各方面专业人才的任务。他说，少数民族不仅要有行政干部，要出党的书记，要有军事干部、文化教育干部，还要有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以及各方面的人才［7］。他还说，各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4］。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提出了注意区别对待，政治上做适当安排，政策上做必要让步，生活上给予切实保障，思想上帮助其进步的方针。1953年，他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强调说，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和宗教人物，要肯定他们是可以改造的。要采取一切适当办法把可以改造的人都改造过来［7］。不仅提出了团结、教育、改造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方针，而且在这方面起了表率作用。他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人结为朋友，时常关心他们的工作、思想和生活，频频地给他们写信、致电，不断鼓励他们为建设新西藏、建设祖国，为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取得新成就，做出新贡献。

在民族干部的培养途径方面，主张放手使用民族干部，不要包办代替，让少数民族干部在工作实践中得到锻炼提高，同时要组织他们到内地参观学习，使他们增长知识，开扩眼界。他尤其重视发展民族教育事业，把创办民族院校、民族干部训练班，作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主要途径之一。早在1949年11月他就提出，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等省的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的地方的党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5］。不久，他在关于解放西藏问题的一封电报中又指出，“训练藏民干部极为重要”，“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作出计划”［2］。1954年4月，他在给班禅额尔德尼的一封信中还说：“西藏每年有些人来内地参观是很好的。此外，每年还可以选送一些青年来内地学习，长期学习和短期学习都好。因为这样可以更多地培养一些建设西藏的民族干部”［8］。在的关怀下，1950年11月政务院批准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决定为了大量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北京设立中央民族学院，并在西北、西南、中南等地分别设立民族学院。实践证明，发展民族院校，发展民族教育事业，是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各类人才的最有效的途径。

综上所述，在建国初期为正确解决中国民族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这对我们党和政府制定新中国的基本的民族纲领和政策，从容不迫、得心应手地解决当时以及后来错综复杂的国内民族问题，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建国以来文稿.第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3〕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建国以来文稿.第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5〕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6〕人民日报.1952—12—8.

民族思想范文篇3

每一个民族都有它所不能离开的特殊自然环境。这个环境也就从多方面给予这民族以莫大的影响。单就气候一项来说，比方俄罗斯那样苦寒的地方，人们时时感到受自然环境的压迫，郁积于心，结果就形成勇猛阴鸷的民族性。也许因为终年蛰伏的时候多，在屋子里静坐凝思，从炉边闲话中，许许多多的计谋便容易打好稿子。在印度则不然，终年炎热，精力蒸发，人们露宿的时候多，仰观星斗，近听恒河，而感觉生灭无常，生命渺小，于是崇拜宇宙发生印度教及佛教的思想。中国的气候是温带性的，它的文化始自黄河大平原，然后至于长江流域。温带的气候，没有酷热严寒，因此养成趋向中和的民族性，中和的思想便容易发达。

说到中国与外界的接触，在印度的佛教未进入中国以前，可以说很少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因中国以前接触的均是文化较低落的民族，如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他们往往是受中国文化所沐浴，受我们的同化。印度的佛教在汉末已进入中国，至唐代为止，所予中国文化的刺激最大。但佛教文化也是和平的思想，而不见阴险残暴的成分。随后到了明末万历年间（三五○年前），西洋思想也与中国接触了。当时西方正是伽利略、牛顿的时代，耶稣会的教士们，带着新兴的科学思想来到中国。他们的目的，本为传教，但为了适合中国的传统思想并博得宫廷的欢心，他们一方面不反对中国崇拜祖先的习俗，认为是慎终追远，一方面将天文、数学的理论，天文的仪器，乃至日用的钟表等进贡到中国的朝廷。教士中竟有屈身作钟表匠的，希望得朝廷的信任。那时最有名的教士如利马窦、南怀仁、汤若望等很为一班朝野所欢迎，汤若望并且主持了中国的钦天监。只可惜传教士中，对于传教的手段，内部发生矛盾，有的认为前面一派人士的作风是离经叛道，更不当涉足宫廷，因此跑到教皇那面去告状。同时明末以后，清朝的大君之中，雍正是最反对西洋教士的。他自己是个喇嘛教徒，即位以后，即将那些教士赶跑，这一段时间，前后不到百年。一直要到鸦片战争后，中国方与西方科学思想再度接触。不然的话，中国的科学化要早三百年。

现在我们再来看中国文化的遗产。上古已古不谈，因没有确靠的材料，比方说尧典舜典都不是当时的作品，是假的。为了求材料的可靠起见，我们最好从周秦诸子说起，按时代的递嬗，来看思想的变迁。分时代本不容易，例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可谓是划时代的，但这个时代的思想虽然有大的改变，却不是一切都变，还有它未变的成份。我们讨论到中国的思想，姑且按下面几个时期来划分：

一、诸子时期这一个时期是从西周起至董仲舒主独尊儒术前为止，乃学子最发达的时期。西周三百年是个封建时代，到东周以后，虽然仍为封建，但已经不是定于一尊，而变成霸权争雄的局面了。所谓霸权，争的是执牛耳，即是盟主，因为各邦国会盟的时候，必杀牛歃血为盟，由盟主执着牛耳去杀牛，因此通常称盟主为执牛耳。因霸权鼎盛，社会上合纵连横之说遂兴。各邦国的君主，皆欲收罗人心，招养士子，以为己用，最大的士子如苏秦，竟作到六国的宰相。上面所说的纵横家，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他尚有儒家、墨家、法家、道家、农家、兵家、名家、阴阳家等。最要紧的，却是儒道墨法四家。儒家的代表人物首推孔子。孔子在中国恰和释迦牟尼在印度、苏格拉底在希腊一般，同在一个时代，而这个时代又都是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文化最发达的时候。孔子注重私人讲学，没有采用宗教式的组织。道家则不然，除广收门徒，开有讲座外，还含有宗教式的组织兼以实行。但道家并非道教，道教是张道陵所创，是世俗的迷信。冯友兰先生曾将中国道家分为三派，一为杨朱式之道家，一为庄周式之道家，一为老子经典派之道家。至于道家之是否为老子所创，尚是疑问，不过老子确有其人，比孔子老，孔子曾问礼于他。四家之中墨家是主兼爱非攻的，代表人物是墨子。法家的巨子是韩非，申不害，法家盛于秦，秦始皇就是以法家统一中国的。如商鞍就是法家。这四大家在中国此后的时代思想中，均有他们的成份。其他如公孙龙的名家，许行的农家，孙膑的兵家，都可惜没有充分的发展，不然中国的逻辑学、农学、兵学，早就该有很有系统的学说成熟。

自秦以后，汉初名君中，高祖崇尚法家，萧何定律，他便是个法律专家。汉高祖溺儒冠，对儒家不感兴趣。文帝尚黄老。武帝思想很复杂，后来他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学时代便告结束了。

二、儒学奠定时期自汉武帝独崇儒术，至东汉末年为止，可称为儒学奠定时期，儒学在这时成了官定的国学，政府设有五经博士，经成为一种专门研究的学问。特别是儒家的经典，细细推敲研究，分别今古，成为汉学。汉学到郑康成马融，遂集其大成。

三、佛学时期佛教输入中国，始于汉末，盛于唐。汉末以后，中国进入大动乱的时代，经三国东晋而历五胡十六国，连年战伐，群情彷徨，受离乱之苦，又痛受北方异族的残杀、文人无力恢复，只知对面而泣。过去所谈的孔子之学，一时无从实现，人人想退而求个安身立命的归宿。因此与老庄之学接近的佛学，这时介绍到中国来遂大受欢迎。中国通称汉明帝梦金神而求佛，其实不然。明帝以前即有人拜佛，宫中亦有信徒，而佛像是在释迦牟尼死后五百年方兴，汉明帝虽然是做梦，也不能梦到个金佛像，因这时根本没佛像。佛教输入中国后，当时的佛学大师如法雅、道安、支遁等，皆以老庄的思想来诠释佛义，鸠摩罗斯也是个在中国宣扬佛教的得力人物。黄老之学与佛学合流，而蔚为思想的主流。但彼时谈佛教，谈的是禅机，重讨论，尚清谈，实际上未必个个笃信佛教。译述的经典，尚未成熟。以后经南北朝而唐，到唐玄奘自印度回去，大乘佛教在中国乃特盛。译述的经典也日益加多，由过去生粗的认识，进而至深邃的研究。佛学和老庄的思想，笼盖了一切。中国和印度的佛教有其不同之点，中国的佛教里，自己创造的成份很多，有些派别，在中国有的，印度没有，即使印度有的，而解释又各不同。中国有所谓十大派十三派，如唐三藏的法相宗、天坛宗便是自家所创。其中首重哲理的探讨，而于宗教的迷信部分却很少，只有密宗与净土宗算是有迷信的意味。

四、理学时期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对佛老之学的一种反动，早在唐代佛老之学最盛的时候，已经在酝酿中了。本来儒学在唐代还是相当尊重，国家选拔人才，亦以儒学为准。到了唐末宋初古典派的儒家兴起，便力倡排斥佛老之学，先有韩李，后有欧阳修。唐至北宋这一段时期，也可以说是中国在自己创造佛教。冯友兰先生称这一派的人为新儒家，他们将儒学里面缺少的形而上学部分，加以补充，因孔子只讲人伦、社会、教育，不谈性理与天道。孔子不是不懂形而上学，他说过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就是性理之学。不过他不讲，他有另外的一种境界。宋儒吸收了佛教思想中的形而上学部分，融化后拿来补充儒学，成功了性理之学。他们决不承认理学是佛教的思想。理学之中又分程朱与陆王两派别。此一时期自宋至明为止。

五、朴学时期明末清初，中国思想上又发生了大的变动。此时中国已开始与西洋接触，耶稣会的教士将新兴的科学思想介绍到中国来，而又因受满族统治，革命的民族思想也发生了。由于西洋科学思想的接触，乃不再谈性理之学。如颜习斋、李恕等，均讲实用之学，研究数学与地理学。在儒学部分终而变为考据之学，用极严谨的归纳法来考据经典。而欧洲的学者如培根，却是拿科学的归纳法去研究自然。在反对异族统治的部分，在思想上变成了民主主义，如黄宗羲的原君原臣，反对专制，比卢梭的民约论，早了一百余年。这一时期的思想讲实讲考据，故又称朴学。至于此后的思想，由于鸦片战争，西洋思想再度进入中国，便进入到科学思想的时代了。

以上是中国思想变迁的大概情形。就中国本身的文化遗产而言，儒道墨法四家之中，可惜墨家法家早衰，只剩有儒道两家。道家因为加上了佛家的力量，故道家也成了中国思想中的重要部分。每一时代所着重的地方虽有不同，但思想的主流，总是少不了这几家的学说。

根据已经讲过的自然环境，文化遗产，外来影响，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中国民族思想的特质。

一、尚人伦中国思想最重人与人的关系，是人本主义的思想。这个思想是儒家发达得最厉害，孔子讲仁、讲忠恕之道，所谓仁，便是将人的性格发出去，忠的意思是推己及人，恕的含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处处都着重人与人的关系，要在好的人伦关系之上，建立一最发达最平衡的社会。孔子亦讲重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民无所措手足。”因为当时名实不符，他希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尽其道。君有君应尽的责任，臣有臣当守的本分。父对子的慈爱，非为物质的目的，而系出于本心的慈蔼天性。子的孝父，亦不是为报酬、为名誉，是出于纯真。孔子还讲义。行而宜之谓义，尤其对朋友的关系重在义。其次也讲礼，讲智，他提倡人们从仁义礼智上去求发展。孔子以古来的思想，加上自己的理想，发挥人性想建设一个最和谐最美善的人伦关系。

二、去玄学中国思想少玄学的部分。孔子是见鬼神而远之，他的儒家思想里不谈宗教，只谈哲学的真理，伦理的哲学。他不否认宗教，不反对祭祀，祭祀是慎终追远，明德归厚。他所指的天命，也不是天父或神，而是真理。

三、集大成这一传统也来自孔子，所谓集大成主义、是融和一切。培根讲求知的方法，有蜘蛛式的吐丝法，蚂蚁的搬积法，蜜蜂式的采蜜法，孔子却讲集大成法，因为这样，中国便容易接受外来的思想。在西洋，哥白尼的地动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比人和猿猴同一祖先，均引起西洋人猛烈的反对。1922年美国有一中学教员，即因讲进化论，而被辞退。在中国却没有。中国很乐意吸收他人好的思想。

四、与自然融合中国的思想家，觉得人是自然系统中的一部分，与自然合而力一，只有在整个自然的中间，方可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西洋讲征服自然，印度讲崇拜自然，中国则从了解自然之中，与自然合一。中国也有讲征服自然的，如荀子：“大天而颂之，孰若执天命而用之。”此天乃自然之天，但此说未盛行，中国的自然科学因此不能发达。

五、主容忍此一思想的特质，可以从对宗教的容忍上看出来。中国从来没有宗教的残杀，历史上确曾有过魏武帝、唐武帝、周武宗，三武杀僧侣的事情，但都是因为牵涉到政治的问题。如唐武帝杀僧侣，因为佛教徒要叛乱。至于韩愈、李德裕排斥佛老，所排斥的是佛教的组织，是因为僧侣不生产，并非在思想上反对佛老的哲学。而韩愈的至友之一还是个和尚。至于今日中国西北的回教问题，那更是政治的关系。

民族思想范文篇4

一、和平解放西藏等地，实现祖国统一

新中国成立时，西藏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仍未得到解放。迅速解放这些民族地区，是彻底解放全国各族人民的需要，是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完成祖国大陆统一大业的需要。

在解放西藏等民族地区问题上，将其作为我们党的一个重大的斗争任务和当前的总方针加以高度重视，表现了一定要解放西藏等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坚定原则立场。他说，“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1］，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2］。完全相信西藏人民对祖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相信他们对新中国的热爱，把西藏人民的爱国心作为制定解放西藏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他说，“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2］。在党和政府的多方工作和的亲切关怀以及西藏进步人士的努力下，1951年5月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在北京正式签字。这标志着帝国主义企图制造“”、分裂中国阴谋的破产，它对捍卫祖国统一，巩固国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5月24日，给达赖喇嘛发去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高度评价了协议的签订，表达了他对西藏各族人民的美好祝愿。他说：“这个协议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民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1］。

二、消除民族隔阂，实现各民族紧密团结

各民族紧密团结联合，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原则之一。坚持民族团结的原则，阐述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少数民族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民族团结与反对民族主义的关系，提出了“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等思想，并肯定了新中国的团结友爱的民族关系。

把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攸关的高度。1957年2月，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论断：“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3］。他还把“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作为最重要的标准，列入了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行是非的六条标准的第一条。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少数民族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他一再强调指出：“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3］。“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的经济是不行的。”

敏锐地洞视到了当时在我国还严重存在着的阻碍民族团结的不利因素，认为这种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破坏活动；二是历史造成的严重的民族隔阂；三是人民内部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他说，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在人民中散布谣言，企图离间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合作，这是我们前进的一大障碍。对此，必须提高警惕。他还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1］。对大汉族主义，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他在许多场合和文件中，反复严肃批判了大汉族主义，深刻分析了其表现形式、严重危害和思想本质。他认为，只有根除大汉族主义思想，才能消除民族隔阂，实现相互信赖、平等团结。他说：“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各地所发现的问题，都证明大汉族主义几乎到处存在。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时机进行教育，坚决克服党内和人民中的大汉族主义，那是很危险的。在许多地方的党内和人民中，在民族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的残余的问题，而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问题”［1］。“不尊重少数民族干部，包办代替、强迫命令；不认真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不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自以为是、看不起人家，说人家怎么样落后，侵犯少数民族利益，甚至侮辱、歧视少数民族，诸此等等都是大汉族主义的表现。”“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3］。

为了加强民族团结，还提出了消除民族隔阂，疏通民族关系的各项对策。

首先，是深刻批判和坚决反对民族主义，而重点是大汉族主义。他说，“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3］。

其次，对各民族干部群众加强民族政策教育，注意检查民族关系，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说：“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3］。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要给以严肃的批评和教育，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纠正错误的思想和作风。同时，在报纸上根据事实，多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判，以教育党员和人民。

第三，加强相互交流，增进友谊。他提出，中央要派出懂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同胞怀抱着满腔同情心的同志，率领访问团，前往民族地区访问，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和解决问题。派到民族地区的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必须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须严守纪律，要以自己为少数民族服务的实际行动来消除历史造成的民族隔阂。与此同时，要组织少数民族各界人士到内地各处参观学习，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沟通理解和团结友爱。

关于民族团结的思想，对建立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它能有效地保障少数民族享受管理本民族本地区内部事务的权利，并能有力地促进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是使之从无到有得以形成发展的第一人。建国初期，他在有关报告和指示中多次论及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概括起来，其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强调要认真贯彻执行《共同纲领》的有关规定，把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他说，要“认真在各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1］。二是强调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民族区域自治，不断取得新的成就。1956年1月，他在给达赖喇嘛的电报中，希望达赖在“领导西藏人民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和进行各种建设的工作上，取得重大的成就”；在给班禅额尔德尼的电报中又希望班禅“为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做出重大的贡献”［4］。三是认为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牵涉面广，情况复杂，必须统筹安排。1950年9月，他在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批语中说，这个问题，牵涉很广，有的须成立省一级的自治政府，有的须成立县一级或区一级的自治政府，“疆域划分，人员配备，政策指导，问题甚多，须加统筹”［2］。

对民族区域自治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把它纳入《共同纲领》和《宪法》之中，使之法律化和制度化。曾把《共同纲领》称之为“伟大而正确的《共同纲领》”［1］。《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5］。这样，民族区域自治就作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法律上确立了其重要地位。1954年9月，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问世，它是在亲自主持领导下制定的，他多次审阅了起草中的宪法，并进行了多处重要修改，写了不少批语。该宪法系统总结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经验，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了比较完备的规定，明确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内容，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性质和地位，以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原则。这样，民族区域自治就作为国家的政治制度，在新中国的根本大法中得到确认，使之由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政策转变为国家制度。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的实践雄辩地证明，只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才能充分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才能不断增强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才能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繁荣，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把金钥匙。

四、慎重稳妥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成立之后，有步骤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各少数民族繁荣兴旺的必由之路。但是，各民族地区情况不同，问题复杂，必须采用特殊的灵活的措施和步骤。为此，提出了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坚决而稳步地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原则。

和全国人民一道，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少数民族人民在政治上获得平等地位之后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深切地体察少数民族的愿望，热情地肯定和支持了他们的要求。他说：“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并强调民族地区“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3］。在党中央和的关怀下，少数民族人民发挥高昂的革命积极性，先后完成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为了顺利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正确的工作方针和原则。其主要内容，一是根据各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有快有慢，有先有后，有步骤地进行；二是要慎重稳妥地进行，要善于等待，不要性急，不要鲁莽行事，严禁强迫命令；三是要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进行，其他任何人都不要包办代替。他说，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1］。“少数民族地区分不分土地，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西藏地区现在谈不上分地，将来分不分，由你们自己决定，并且由你们自己去分，我们不代你们分”［1］。在提出的这些工作方针和原则的指导下，各民族地区大多采用和平的方式，稳步地摆脱了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跨跃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顺利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避免了社会变革中的巨大动荡，使民族地区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五、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促进各民族繁荣兴旺

建国初期，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极端贫苦，经济建设十分落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及时提出了把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把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的正确主张。

认为，帮助少数民族恢复和发展经济不仅是经济工作，而且是关系到民族工作成败的根本。他在谈西藏工作方针时说，在西藏我们惟靠生产和贸易这两条基本政策，才能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只要我们对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25］。

对少数民族人民团结奋斗，自力更生，改变家乡面貌寄予厚望。1949年10月，他为新疆和平解放给各界人士的贺电中，号召新疆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为共同建设人民民主的新新疆而奋斗”［2］。他在给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西藏各界人士的许多信函、电报中，殷切希望“整个西藏一年一年地兴旺起来”，祝愿西藏日渐繁荣，西藏僧俗人民的生活日加改善，藏族的前途日加光明，祖国的边防日加巩固。他号召各民族地区，“努力生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之上，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6］。

十分重视由中央和内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认为这是整个国家的利益。他说，“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3］，“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1］。还从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在我国现实社会中重要地位的高度，进一步阐述了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强调指出：“不要以为只是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也很大地帮助了汉族”［1］。各少数民族在中国的历史上都做过贡献，他们加入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1］。

的民族经济思想，在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中还将发挥长远的理论指导作用。

六、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培养和使用大批的少数民族干部

大量地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在民族干部问题上，不仅指出了其重要性，而且具体地提出了其数量、结构，以及培养途径等。

在民族干部的数量上，主张大批地培养和使用。早在1949年11月，他就明确指出：“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请你们注意这一点，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1］。次年6月，他又指出：“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1］。在这里反复使用“大量”、“大批”、“一定”等文字，表明了他对大量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问题的高度重视和迫切的心情。

在民族干部的结构上，强调了党政干部、专业人才和上层人士三个方面。他指出，各民族地区除政府部门外，党的组织中也要有民族干部，要培养出少数民族出身的党的书记。1956年7月，他在一个会议上说：“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的党员干部，逐步以少数民族干部来代替汉族干部。当然，不是说汉族干部走得一个也没有，而是说不要去代替他们办事。”“县、州、区的少数民族干部要逐年增加，少数民族中要出书记”［7］。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即将开始之际，又及时地提出了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各方面专业人才的任务。他说，少数民族不仅要有行政干部，要出党的书记，要有军事干部、文化教育干部，还要有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以及各方面的人才［7］。他还说，各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4］。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提出了注意区别对待，政治上做适当安排，政策上做必要让步，生活上给予切实保障，思想上帮助其进步的方针。1953年，他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强调说，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和宗教人物，要肯定他们是可以改造的。要采取一切适当办法把可以改造的人都改造过来［7］。不仅提出了团结、教育、改造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方针，而且在这方面起了表率作用。他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人结为朋友，时常关心他们的工作、思想和生活，频频地给他们写信、致电，不断鼓励他们为建设新西藏、建设祖国，为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取得新成就，做出新贡献。

在民族干部的培养途径方面，主张放手使用民族干部，不要包办代替，让少数民族干部在工作实践中得到锻炼提高，同时要组织他们到内地参观学习，使他们增长知识，开扩眼界。他尤其重视发展民族教育事业，把创办民族院校、民族干部训练班，作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主要途径之一。早在1949年11月他就提出，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等省的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的地方的党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5］。不久，他在关于解放西藏问题的一封电报中又指出，“训练藏民干部极为重要”，“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作出计划”［2］。1954年4月，他在给班禅额尔德尼的一封信中还说：“西藏每年有些人来内地参观是很好的。此外，每年还可以选送一些青年来内地学习，长期学习和短期学习都好。因为这样可以更多地培养一些建设西藏的民族干部”［8］。在的关怀下，1950年11月政务院批准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决定为了大量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北京设立中央民族学院，并在西北、西南、中南等地分别设立民族学院。实践证明，发展民族院校，发展民族教育事业，是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各类人才的最有效的途径。

综上所述，在建国初期为正确解决中国民族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这对我们党和政府制定新中国的基本的民族纲领和政策，从容不迫、得心应手地解决当时以及后来错综复杂的国内民族问题，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建国以来文稿.第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3〕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建国以来文稿.第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5〕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6〕人民日报.1952—12—8.

民族思想范文篇5

一、和平解放西藏等地，实现祖国统一

新中国成立时，西藏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仍未得到解放。迅速解放这些民族地区，是彻底解放全国各族人民的需要，是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完成祖国大陆统一大业的需要。

在解放西藏等民族地区问题上，将其作为我们党的一个重大的斗争任务和当前的总方针加以高度重视，表现了一定要解放西藏等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坚定原则立场。他说，“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1］，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2］。完全相信西藏人民对祖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相信他们对新中国的热爱，把西藏人民的爱国心作为制定解放西藏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他说，“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2］。在党和政府的多方工作和的亲切关怀以及西藏进步人士的努力下，1951年5月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在北京正式签字。这标志着帝国主义企图制造“”、分裂中国阴谋的破产，它对捍卫祖国统一，巩固国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5月24日，给达赖喇嘛发去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高度评价了协议的签订，表达了他对西藏各族人民的美好祝愿。他说：“这个协议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民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1］。

二、消除民族隔阂，实现各民族紧密团结

各民族紧密团结联合，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原则之一。坚持民族团结的原则，阐述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少数民族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民族团结与反对民族主义的关系，提出了“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等思想，并肯定了新中国的团结友爱的民族关系。

把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攸关的高度。1957年2月，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论断：“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3］。他还把“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作为最重要的标准，列入了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行是非的六条标准的第一条。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少数民族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他一再强调指出：“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3］。“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的经济是不行的。”

敏锐地洞视到了当时在我国还严重存在着的阻碍民族团结的不利因素，认为这种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破坏活动；二是历史造成的严重的民族隔阂；三是人民内部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他说，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在人民中散布谣言，企图离间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合作，这是我们前进的一大障碍。对此，必须提高警惕。他还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1］。对大汉族主义，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他在许多场合和文件中，反复严肃批判了大汉族主义，深刻分析了其表现形式、严重危害和思想本质。他认为，只有根除大汉族主义思想，才能消除民族隔阂，实现相互信赖、平等团结。他说：“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各地所发现的问题，都证明大汉族主义几乎到处存在。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时机进行教育，坚决克服党内和人民中的大汉族主义，那是很危险的。在许多地方的党内和人民中，在民族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的残余的问题，而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问题”［1］。“不尊重少数民族干部，包办代替、强迫命令；不认真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不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自以为是、看不起人家，说人家怎么样落后，侵犯少数民族利益，甚至侮辱、歧视少数民族，诸此等等都是大汉族主义的表现。”“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3］。

为了加强民族团结，还提出了消除民族隔阂，疏通民族关系的各项对策。

首先，是深刻批判和坚决反对民族主义，而重点是大汉族主义。他说，“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3］。

其次，对各民族干部群众加强民族政策教育，注意检查民族关系，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说：“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3］。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要给以严肃的批评和教育，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纠正错误的思想和作风。同时，在报纸上根据事实，多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判，以教育党员和人民。

第三，加强相互交流，增进友谊。他提出，中央要派出懂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同胞怀抱着满腔同情心的同志，率领访问团，前往民族地区访问，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和解决问题。派到民族地区的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必须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须严守纪律，要以自己为少数民族服务的实际行动来消除历史造成的民族隔阂。与此同时，要组织少数民族各界人士到内地各处参观学习，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沟通理解和团结友爱。

关于民族团结的思想，对建立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它能有效地保障少数民族享受管理本民族本地区内部事务的权利，并能有力地促进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是使之从无到有得以形成发展的第一人。建国初期，他在有关报告和指示中多次论及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概括起来，其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强调要认真贯彻执行《共同纲领》的有关规定，把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他说，要“认真在各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1］。二是强调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民族区域自治，不断取得新的成就。1956年1月，他在给达赖喇嘛的电报中，希望达赖在“领导西藏人民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和进行各种建设的工作上，取得重大的成就”；在给班禅额尔德尼的电报中又希望班禅“为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做出重大的贡献”［4］。三是认为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牵涉面广，情况复杂，必须统筹安排。1950年9月，他在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批语中说，这个问题，牵涉很广，有的须成立省一级的自治政府，有的须成立县一级或区一级的自治政府，“疆域划分，人员配备，政策指导，问题甚多，须加统筹”［2］。

对民族区域自治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把它纳入《共同纲领》和《宪法》之中，使之法律化和制度化。曾把《共同纲领》称之为“伟大而正确的《共同纲领》”［1］。《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5］。这样，民族区域自治就作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法律上确立了其重要地位。1954年9月，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问世，它是在亲自主持领导下制定的，他多次审阅了起草中的宪法，并进行了多处重要修改，写了不少批语。该宪法系统总结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经验，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了比较完备的规定，明确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内容，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性质和地位，以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原则。这样，民族区域自治就作为国家的政治制度，在新中国的根本大法中得到确认，使之由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政策转变为国家制度。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的实践雄辩地证明，只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才能充分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才能不断增强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才能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繁荣，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把金钥匙。四、慎重稳妥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成立之后，有步骤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各少数民族繁荣兴旺的必由之路。但是，各民族地区情况不同，问题复杂，必须采用特殊的灵活的措施和步骤。为此，提出了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坚决而稳步地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原则。

和全国人民一道，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少数民族人民在政治上获得平等地位之后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深切地体察少数民族的愿望，热情地肯定和支持了他们的要求。他说：“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并强调民族地区“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3］。在党中央和的关怀下，少数民族人民发挥高昂的革命积极性，先后完成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为了顺利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正确的工作方针和原则。其主要内容，一是根据各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有快有慢，有先有后，有步骤地进行；二是要慎重稳妥地进行，要善于等待，不要性急，不要鲁莽行事，严禁强迫命令；三是要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进行，其他任何人都不要包办代替。他说，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1］。“少数民族地区分不分土地，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西藏地区现在谈不上分地，将来分不分，由你们自己决定，并且由你们自己去分，我们不代你们分”［1］。在提出的这些工作方针和原则的指导下，各民族地区大多采用和平的方式，稳步地摆脱了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跨跃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顺利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避免了社会变革中的巨大动荡，使民族地区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五、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促进各民族繁荣兴旺

建国初期，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极端贫苦，经济建设十分落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及时提出了把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把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的正确主张。

认为，帮助少数民族恢复和发展经济不仅是经济工作，而且是关系到民族工作成败的根本。他在谈西藏工作方针时说，在西藏我们惟靠生产和贸易这两条基本政策，才能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只要我们对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25］。

对少数民族人民团结奋斗，自力更生，改变家乡面貌寄予厚望。1949年10月，他为新疆和平解放给各界人士的贺电中，号召新疆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为共同建设人民民主的新新疆而奋斗”［2］。他在给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西藏各界人士的许多信函、电报中，殷切希望“整个西藏一年一年地兴旺起来”，祝愿西藏日渐繁荣，西藏僧俗人民的生活日加改善，藏族的前途日加光明，祖国的边防日加巩固。他号召各民族地区，“努力生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之上，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6］。

十分重视由中央和内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认为这是整个国家的利益。他说，“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3］，“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1］。还从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在我国现实社会中重要地位的高度，进一步阐述了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强调指出：“不要以为只是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也很大地帮助了汉族”［1］。各少数民族在中国的历史上都做过贡献，他们加入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1］。

的民族经济思想，在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中还将发挥长远的理论指导作用。

六、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培养和使用大批的少数民族干部

大量地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在民族干部问题上，不仅指出了其重要性，而且具体地提出了其数量、结构，以及培养途径等。

在民族干部的数量上，主张大批地培养和使用。早在1949年11月，他就明确指出：“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请你们注意这一点，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1］。次年6月，他又指出：“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1］。在这里反复使用“大量”、“大批”、“一定”等文字，表明了他对大量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问题的高度重视和迫切的心情。

在民族干部的结构上，强调了党政干部、专业人才和上层人士三个方面。他指出，各民族地区除政府部门外，党的组织中也要有民族干部，要培养出少数民族出身的党的书记。1956年7月，他在一个会议上说：“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的党员干部，逐步以少数民族干部来代替汉族干部。当然，不是说汉族干部走得一个也没有，而是说不要去代替他们办事。”“县、州、区的少数民族干部要逐年增加，少数民族中要出书记”［7］。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即将开始之际，又及时地提出了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各方面专业人才的任务。他说，少数民族不仅要有行政干部，要出党的书记，要有军事干部、文化教育干部，还要有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以及各方面的人才［7］。他还说，各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4］。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提出了注意区别对待，政治上做适当安排，政策上做必要让步，生活上给予切实保障，思想上帮助其进步的方针。1953年，他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强调说，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和宗教人物，要肯定他们是可以改造的。要采取一切适当办法把可以改造的人都改造过来［7］。不仅提出了团结、教育、改造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方针，而且在这方面起了表率作用。他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人结为朋友，时常关心他们的工作、思想和生活，频频地给他们写信、致电，不断鼓励他们为建设新西藏、建设祖国，为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取得新成就，做出新贡献。

在民族干部的培养途径方面，主张放手使用民族干部，不要包办代替，让少数民族干部在工作实践中得到锻炼提高，同时要组织他们到内地参观学习，使他们增长知识，开扩眼界。他尤其重视发展民族教育事业，把创办民族院校、民族干部训练班，作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主要途径之一。早在1949年11月他就提出，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等省的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的地方的党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5］。不久，他在关于解放西藏问题的一封电报中又指出，“训练藏民干部极为重要”，“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作出计划”［2］。1954年4月，他在给班禅额尔德尼的一封信中还说：“西藏每年有些人来内地参观是很好的。此外，每年还可以选送一些青年来内地学习，长期学习和短期学习都好。因为这样可以更多地培养一些建设西藏的民族干部”［8］。在的关怀下，1950年11月政务院批准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决定为了大量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北京设立中央民族学院，并在西北、西南、中南等地分别设立民族学院。实践证明，发展民族院校，发展民族教育事业，是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各类人才的最有效的途径。

综上所述，在建国初期为正确解决中国民族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这对我们党和政府制定新中国的基本的民族纲领和政策，从容不迫、得心应手地解决当时以及后来错综复杂的国内民族问题，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建国以来文稿.第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3〕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建国以来文稿.第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5〕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6〕人民日报.1952—12—8.

民族思想范文篇6

MaoZedong/earlyyearsafterthefoundingofnewChina/thoughtsaboutethnicminorities/greatachievements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8575（2001）01—0028—06

新中国建立初期，即1949年10月到1957年12月，是我国民族事业发展最健康的时期之一。党和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迅速解放各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面貌和各项建设事业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在这过程中，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系列民族思想和理论观点，并在各地区民族工作中卓有成效地得到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和平解放西藏等地，实现祖国统一

新中国成立时，西藏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仍未得到解放。迅速解放这些民族地区，是彻底解放全国各族人民的需要，是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完成祖国大陆统一大业的需要。

在解放西藏等民族地区问题上，将其作为我们党的一个重大的斗争任务和当前的总方针加以高度重视，表现了一定要解放西藏等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坚定原则立场。他说，“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1］，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2］。完全相信西藏人民对祖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相信他们对新中国的热爱，把西藏人民的爱国心作为制定解放西藏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他说，“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2］。在党和政府的多方工作和的亲切关怀以及西藏进步人士的努力下，1951年5月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在北京正式签字。这标志着帝国主义企图制造“”、分裂中国阴谋的破产，它对捍卫祖国统一，巩固国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5月24日，给达赖喇嘛发去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高度评价了协议的签订，表达了他对西藏各族人民的美好祝愿。他说：“这个协议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民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1］。

二、消除民族隔阂，实现各民族紧密团结

各民族紧密团结联合，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原则之一。坚持民族团结的原则，阐述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少数民族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民族团结与反对民族主义的关系，提出了“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等思想，并肯定了新中国的团结友爱的民族关系。

把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攸关的高度。1957年2月，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论断：“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3］。他还把“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作为最重要的标准，列入了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行是非的六条标准的第一条。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少数民族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他一再强调指出：“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3］。“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的经济是不行的。”

敏锐地洞视到了当时在我国还严重存在着的阻碍民族团结的不利因素，认为这种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破坏活动；二是历史造成的严重的民族隔阂；三是人民内部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他说，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在人民中散布谣言，企图离间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合作，这是我们前进的一大障碍。对此，必须提高警惕。他还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1］。对大汉族主义，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他在许多场合和文件中，反复严肃批判了大汉族主义，深刻分析了其表现形式、严重危害和思想本质。他认为，只有根除大汉族主义思想，才能消除民族隔阂，实现相互信赖、平等团结。他说：“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各地所发现的问题，都证明大汉族主义几乎到处存在。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时机进行教育，坚决克服党内和人民中的大汉族主义，那是很危险的。在许多地方的党内和人民中，在民族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的残余的问题，而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问题”［1］。“不尊重少数民族干部，包办代替、强迫命令；不认真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不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自以为是、看不起人家，说人家怎么样落后，侵犯少数民族利益，甚至侮辱、歧视少数民族，诸此等等都是大汉族主义的表现。”“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3］。

为了加强民族团结，还提出了消除民族隔阂，疏通民族关系的各项对策。

首先，是深刻批判和坚决反对民族主义，而重点是大汉族主义。他说，“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3］。

其次，对各民族干部群众加强民族政策教育，注意检查民族关系，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说：“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3］。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要给以严肃的批评和教育，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纠正错误的思想和作风。同时，在报纸上根据事实，多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判，以教育党员和人民。

第三，加强相互交流，增进友谊。他提出，中央要派出懂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同胞怀抱着满腔同情心的同志，率领访问团，前往民族地区访问，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和解决问题。派到民族地区的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必须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须严守纪律，要以自己为少数民族服务的实际行动来消除历史造成的民族隔阂。与此同时，要组织少数民族各界人士到内地各处参观学习，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沟通理解和团结友爱。

关于民族团结的思想，对建立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它能有效地保障少数民族享受管理本民族本地区内部事务的权利，并能有力地促进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是使之从无到有得以形成发展的第一人。建国初期，他在有关报告和指示中多次论及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概括起来，其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强调要认真贯彻执行《共同纲领》的有关规定，把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他说，要“认真在各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1］。二是强调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民族区域自治，不断取得新的成就。1956年1月，他在给达赖喇嘛的电报中，希望达赖在“领导西藏人民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和进行各种建设的工作上，取得重大的成就”；在给班禅额尔德尼的电报中又希望班禅“为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做出重大的贡献”［4］。三是认为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牵涉面广，情况复杂，必须统筹安排。1950年9月，他在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批语中说，这个问题，牵涉很广，有的须成立省一级的自治政府，有的须成立县一级或区一级的自治政府，“疆域划分，人员配备，政策指导，问题甚多，须加统筹”［2］。

对民族区域自治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把它纳入《共同纲领》和《宪法》之中，使之法律化和制度化。曾把《共同纲领》称之为“伟大而正确的《共同纲领》”［1］。《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5］。这样，民族区域自治就作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法律上确立了其重要地位。1954年9月，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问世，它是在亲自主持领导下制定的，他多次审阅了起草中的宪法，并进行了多处重要修改，写了不少批语。该宪法系统总结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经验，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了比较完备的规定，明确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内容，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性质和地位，以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原则。这样，民族区域自治就作为国家的政治制度，在新中国的根本大法中得到确认，使之由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政策转变为国家制度。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的实践雄辩地证明，只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才能充分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才能不断增强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才能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繁荣，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把金钥匙。

四、慎重稳妥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成立之后，有步骤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各少数民族繁荣兴旺的必由之路。但是，各民族地区情况不同，问题复杂，必须采用特殊的灵活的措施和步骤。为此，提出了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坚决而稳步地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原则。

和全国人民一道，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少数民族人民在政治上获得平等地位之后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深切地体察少数民族的愿望，热情地肯定和支持了他们的要求。他说：“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并强调民族地区“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3］。在党中央和的关怀下，少数民族人民发挥高昂的革命积极性，先后完成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为了顺利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正确的工作方针和原则。其主要内容，一是根据各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有快有慢，有先有后，有步骤地进行；二是要慎重稳妥地进行，要善于等待，不要性急，不要鲁莽行事，严禁强迫命令；三是要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进行，其他任何人都不要包办代替。他说，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1］。“少数民族地区分不分土地，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西藏地区现在谈不上分地，将来分不分，由你们自己决定，并且由你们自己去分，我们不代你们分”［1］。在提出的这些工作方针和原则的指导下，各民族地区大多采用和平的方式，稳步地摆脱了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跨跃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顺利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避免了社会变革中的巨大动荡，使民族地区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五、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促进各民族繁荣兴旺

建国初期，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极端贫苦，经济建设十分落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及时提出了把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把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的正确主张。

认为，帮助少数民族恢复和发展经济不仅是经济工作，而且是关系到民族工作成败的根本。他在谈西藏工作方针时说，在西藏我们惟靠生产和贸易这两条基本政策，才能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只要我们对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25］。

对少数民族人民团结奋斗，自力更生，改变家乡面貌寄予厚望。1949年10月，他为新疆和平解放给各界人士的贺电中，号召新疆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为共同建设人民民主的新新疆而奋斗”［2］。他在给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西藏各界人士的许多信函、电报中，殷切希望“整个西藏一年一年地兴旺起来”，祝愿西藏日渐繁荣，西藏僧俗人民的生活日加改善，藏族的前途日加光明，祖国的边防日加巩固。他号召各民族地区，“努力生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之上，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6］。

十分重视由中央和内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认为这是整个国家的利益。他说，“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3］，“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1］。还从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在我国现实社会中重要地位的高度，进一步阐述了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强调指出：“不要以为只是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也很大地帮助了汉族”［1］。各少数民族在中国的历史上都做过贡献，他们加入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1］。

的民族经济思想，在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中还将发挥长远的理论指导作用。

六、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培养和使用大批的少数民族干部

大量地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在民族干部问题上，不仅指出了其重要性，而且具体地提出了其数量、结构，以及培养途径等。

在民族干部的数量上，主张大批地培养和使用。早在1949年11月，他就明确指出：“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请你们注意这一点，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1］。次年6月，他又指出：“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1］。在这里反复使用“大量”、“大批”、“一定”等文字，表明了他对大量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问题的高度重视和迫切的心情。

在民族干部的结构上，强调了党政干部、专业人才和上层人士三个方面。他指出，各民族地区除政府部门外，党的组织中也要有民族干部，要培养出少数民族出身的党的书记。1956年7月，他在一个会议上说：“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的党员干部，逐步以少数民族干部来代替汉族干部。当然，不是说汉族干部走得一个也没有，而是说不要去代替他们办事。”“县、州、区的少数民族干部要逐年增加，少数民族中要出书记”［7］。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即将开始之际，又及时地提出了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各方面专业人才的任务。他说，少数民族不仅要有行政干部，要出党的书记，要有军事干部、文化教育干部，还要有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以及各方面的人才［7］。他还说，各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4］。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提出了注意区别对待，政治上做适当安排，政策上做必要让步，生活上给予切实保障，思想上帮助其进步的方针。1953年，他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强调说，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和宗教人物，要肯定他们是可以改造的。要采取一切适当办法把可以改造的人都改造过来［7］。不仅提出了团结、教育、改造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方针，而且在这方面起了表率作用。他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人结为朋友，时常关心他们的工作、思想和生活，频频地给他们写信、致电，不断鼓励他们为建设新西藏、建设祖国，为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取得新成就，做出新贡献。

在民族干部的培养途径方面，主张放手使用民族干部，不要包办代替，让少数民族干部在工作实践中得到锻炼提高，同时要组织他们到内地参观学习，使他们增长知识，开扩眼界。他尤其重视发展民族教育事业，把创办民族院校、民族干部训练班，作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主要途径之一。早在1949年11月他就提出，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等省的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的地方的党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5］。不久，他在关于解放西藏问题的一封电报中又指出，“训练藏民干部极为重要”，“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作出计划”［2］。1954年4月，他在给班禅额尔德尼的一封信中还说：“西藏每年有些人来内地参观是很好的。此外，每年还可以选送一些青年来内地学习，长期学习和短期学习都好。因为这样可以更多地培养一些建设西藏的民族干部”［8］。在的关怀下，1950年11月政务院批准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决定为了大量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北京设立中央民族学院，并在西北、西南、中南等地分别设立民族学院。实践证明，发展民族院校，发展民族教育事业，是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各类人才的最有效的途径。

综上所述，在建国初期为正确解决中国民族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这对我们党和政府制定新中国的基本的民族纲领和政策，从容不迫、得心应手地解决当时以及后来错综复杂的国内民族问题，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收稿日期：2000—07—06

【参考文献】

〔1〕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建国以来文稿.第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3〕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建国以来文稿.第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5〕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6〕人民日报.1952—12—8.

民族思想范文篇7

一、和平解放西藏等地，实现祖国统一

新中国成立时，西藏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仍未得到解放。迅速解放这些民族地区，是彻底解放全国各族人民的需要，是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完成祖国大陆统一大业的需要。

在解放西藏等民族地区问题上，将其作为我们党的一个重大的斗争任务和当前的总方针加以高度重视，表现了一定要解放西藏等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坚定原则立场。他说，“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1］，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2］。完全相信西藏人民对祖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相信他们对新中国的热爱，把西藏人民的爱国心作为制定解放西藏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他说，“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2］。在党和政府的多方工作和的亲切关怀以及西藏进步人士的努力下，1951年5月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在北京正式签字。这标志着帝国主义企图制造“”、分裂中国阴谋的破产，它对捍卫祖国统一，巩固国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5月24日，给达赖喇嘛发去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高度评价了协议的签订，表达了他对西藏各族人民的美好祝愿。他说：“这个协议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民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1］。

二、消除民族隔阂，实现各民族紧密团结

各民族紧密团结联合，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原则之一。坚持民族团结的原则，阐述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少数民族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民族团结与反对民族主义的关系，提出了“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等思想，并肯定了新中国的团结友爱的民族关系。

把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攸关的高度。1957年2月，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论断：“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3］。他还把“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作为最重要的标准，列入了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行是非的六条标准的第一条。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少数民族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他一再强调指出：“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3］。“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的经济是不行的。”

敏锐地洞视到了当时在我国还严重存在着的阻碍民族团结的不利因素，认为这种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破坏活动；二是历史造成的严重的民族隔阂；三是人民内部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他说，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在人民中散布谣言，企图离间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合作，这是我们前进的一大障碍。对此，必须提高警惕。他还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1］。对大汉族主义，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他在许多场合和文件中，反复严肃批判了大汉族主义，深刻分析了其表现形式、严重危害和思想本质。他认为，只有根除大汉族主义思想，才能消除民族隔阂，实现相互信赖、平等团结。他说：“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各地所发现的问题，都证明大汉族主义几乎到处存在。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时机进行教育，坚决克服党内和人民中的大汉族主义，那是很危险的。在许多地方的党内和人民中，在民族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的残余的问题，而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问题”［1］。“不尊重少数民族干部，包办代替、强迫命令；不认真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不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自以为是、看不起人家，说人家怎么样落后，侵犯少数民族利益，甚至侮辱、歧视少数民族，诸此等等都是大汉族主义的表现。”“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3］。

为了加强民族团结，还提出了消除民族隔阂，疏通民族关系的各项对策。

首先，是深刻批判和坚决反对民族主义，而重点是大汉族主义。他说，“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3］。

其次，对各民族干部群众加强民族政策教育，注意检查民族关系，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说：“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3］。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要给以严肃的批评和教育，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纠正错误的思想和作风。同时，在报纸上根据事实，多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判，以教育党员和人民。

第三，加强相互交流，增进友谊。他提出，中央要派出懂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同胞怀抱着满腔同情心的同志，率领访问团，前往民族地区访问，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和解决问题。派到民族地区的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必须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须严守纪律，要以自己为少数民族服务的实际行动来消除历史造成的民族隔阂。与此同时，要组织少数民族各界人士到内地各处参观学习，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沟通理解和团结友爱。

关于民族团结的思想，对建立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它能有效地保障少数民族享受管理本民族本地区内部事务的权利，并能有力地促进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是使之从无到有得以形成发展的第一人。建国初期，他在有关报告和指示中多次论及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概括起来，其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强调要认真贯彻执行《共同纲领》的有关规定，把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他说，要“认真在各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1］。二是强调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民族区域自治，不断取得新的成就。1956年1月，他在给达赖喇嘛的电报中，希望达赖在“领导西藏人民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和进行各种建设的工作上，取得重大的成就”；在给班禅额尔德尼的电报中又希望班禅“为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做出重大的贡献”［4］。三是认为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牵涉面广，情况复杂，必须统筹安排。1950年9月，他在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批语中说，这个问题，牵涉很广，有的须成立省一级的自治政府，有的须成立县一级或区一级的自治政府，“疆域划分，人员配备，政策指导，问题甚多，须加统筹”［2］。

对民族区域自治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把它纳入《共同纲领》和《宪法》之中，使之法律化和制度化。曾把《共同纲领》称之为“伟大而正确的《共同纲领》”［1］。《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5］。这样，民族区域自治就作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法律上确立了其重要地位。1954年9月，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问世，它是在亲自主持领导下制定的，他多次审阅了起草中的宪法，并进行了多处重要修改，写了不少批语。该宪法系统总结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经验，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了比较完备的规定，明确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内容，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性质和地位，以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原则。这样，民族区域自治就作为国家的政治制度，在新中国的根本大法中得到确认，使之由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政策转变为国家制度。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的实践雄辩地证明，只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才能充分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才能不断增强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才能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繁荣，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把金钥匙。

四、慎重稳妥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成立之后，有步骤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各少数民族繁荣兴旺的必由之路。但是，各民族地区情况不同，问题复杂，必须采用特殊的灵活的措施和步骤。为此，提出了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坚决而稳步地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原则。

和全国人民一道，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少数民族人民在政治上获得平等地位之后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深切地体察少数民族的愿望，热情地肯定和支持了他们的要求。他说：“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并强调民族地区“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3］。在党中央和的关怀下，少数民族人民发挥高昂的革命积极性，先后完成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为了顺利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正确的工作方针和原则。其主要内容，一是根据各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有快有慢，有先有后，有步骤地进行；二是要慎重稳妥地进行，要善于等待，不要性急，不要鲁莽行事，严禁强迫命令；三是要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进行，其他任何人都不要包办代替。他说，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1］。“少数民族地区分不分土地，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西藏地区现在谈不上分地，将来分不分，由你们自己决定，并且由你们自己去分，我们不代你们分”［1］。在提出的这些工作方针和原则的指导下，各民族地区大多采用和平的方式，稳步地摆脱了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跨跃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顺利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避免了社会变革中的巨大动荡，使民族地区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五、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促进各民族繁荣兴旺

建国初期，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极端贫苦，经济建设十分落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及时提出了把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把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的正确主张。

认为，帮助少数民族恢复和发展经济不仅是经济工作，而且是关系到民族工作成败的根本。他在谈西藏工作方针时说，在西藏我们惟靠生产和贸易这两条基本政策，才能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只要我们对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25］。

对少数民族人民团结奋斗，自力更生，改变家乡面貌寄予厚望。1949年10月，他为新疆和平解放给各界人士的贺电中，号召新疆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为共同建设人民民主的新新疆而奋斗”［2］。他在给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西藏各界人士的许多信函、电报中，殷切希望“整个西藏一年一年地兴旺起来”，祝愿西藏日渐繁荣，西藏僧俗人民的生活日加改善，藏族的前途日加光明，祖国的边防日加巩固。他号召各民族地区，“努力生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之上，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6］。

十分重视由中央和内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认为这是整个国家的利益。他说，“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3］，“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1］。还从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在我国现实社会中重要地位的高度，进一步阐述了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强调指出：“不要以为只是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也很大地帮助了汉族”［1］。各少数民族在中国的历史上都做过贡献，他们加入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1］。

的民族经济思想，在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中还将发挥长远的理论指导作用。

六、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培养和使用大批的少数民族干部

大量地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在民族干部问题上，不仅指出了其重要性，而且具体地提出了其数量、结构，以及培养途径等。

在民族干部的数量上，主张大批地培养和使用。早在1949年11月，他就明确指出：“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请你们注意这一点，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1］。次年6月，他又指出：“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1］。在这里反复使用“大量”、“大批”、“一定”等文字，表明了他对大量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问题的高度重视和迫切的心情。

在民族干部的结构上，强调了党政干部、专业人才和上层人士三个方面。他指出，各民族地区除政府部门外，党的组织中也要有民族干部，要培养出少数民族出身的党的书记。1956年7月，他在一个会议上说：“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的党员干部，逐步以少数民族干部来代替汉族干部。当然，不是说汉族干部走得一个也没有，而是说不要去代替他们办事。”“县、州、区的少数民族干部要逐年增加，少数民族中要出书记”［7］。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即将开始之际，又及时地提出了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各方面专业人才的任务。他说，少数民族不仅要有行政干部，要出党的书记，要有军事干部、文化教育干部，还要有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以及各方面的人才［7］。他还说，各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4］。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提出了注意区别对待，政治上做适当安排，政策上做必要让步，生活上给予切实保障，思想上帮助其进步的方针。1953年，他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强调说，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和宗教人物，要肯定他们是可以改造的。要采取一切适当办法把可以改造的人都改造过来［7］。不仅提出了团结、教育、改造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方针，而且在这方面起了表率作用。他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人结为朋友，时常关心他们的工作、思想和生活，频频地给他们写信、致电，不断鼓励他们为建设新西藏、建设祖国，为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取得新成就，做出新贡献。

在民族干部的培养途径方面，主张放手使用民族干部，不要包办代替，让少数民族干部在工作实践中得到锻炼提高，同时要组织他们到内地参观学习，使他们增长知识，开扩眼界。他尤其重视发展民族教育事业，把创办民族院校、民族干部训练班，作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主要途径之一。早在1949年11月他就提出，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等省的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的地方的党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5］。不久，他在关于解放西藏问题的一封电报中又指出，“训练藏民干部极为重要”，“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作出计划”［2］。1954年4月，他在给班禅额尔德尼的一封信中还说：“西藏每年有些人来内地参观是很好的。此外，每年还可以选送一些青年来内地学习，长期学习和短期学习都好。因为这样可以更多地培养一些建设西藏的民族干部”［8］。在的关怀下，1950年11月政务院批准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决定为了大量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北京设立中央民族学院，并在西北、西南、中南等地分别设立民族学院。实践证明，发展民族院校，发展民族教育事业，是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各类人才的最有效的途径。

综上所述，在建国初期为正确解决中国民族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这对我们党和政府制定新中国的基本的民族纲领和政策，从容不迫、得心应手地解决当时以及后来错综复杂的国内民族问题，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收稿日期：2000—07—06

【参考文献】

〔1〕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建国以来文稿.第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3〕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建国以来文稿.第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5〕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6〕人民日报.1952—12—8.

民族思想范文篇8

[关键词]；民族精神思想；实践基础；主要内容；表现载体和形式

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在毕生的奋斗中，始终围绕民族复兴这一主题，不断形成和丰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精神。

一、民族精神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一生最辉煌的实践就是领导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华民族从落后与衰败中走出来，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以对民族的无限热爱、博古通今的渊博学识、经天纬地的卓越才华、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伟大实践之中高扬民族精神的旗帜，为建立新中国凝聚起了战无不胜、无坚不摧的精神伟力，同时也为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的历史转换中，中华民族追求独立与解放的精神诉求随着时代和现实的变换而不断凸现。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爱好和平、团结统一、勤劳勇敢和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发扬开来，融之于轰轰烈烈的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推翻反动统治的斗争实践之中，并在其中不断培育和塑造着崭新的民族精神。深知精神力量对于革命事业的巨大推动作用。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不同表现形式分别进行具体而明确的论述，并多次号召和强调要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精神。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探寻中国革命道路的关键时期。在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深入考察并准确分析了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实情，并在此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探索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在遵循和弘扬实事求是精神的基础上，领导中国共产党最终探索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因遭受外敌侵略而面临生存危机，突出强调了民族团结凝聚、勇于反抗、不畏牺牲的顽强民族意志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民族自强精神。从革命经验及社会发展规律出发，认为屡经灾难和战争考验的中华民族必定拥有不畏牺牲、自强不息直至最终胜利的伟力。因此，他强调：“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他坚信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解放战争时期，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以中华民族坚忍不拔、刚毅无畏的精神鼓舞人民军队的士气。他相信人民军队的伟大革命精神，指出它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号召革命军队发扬愚公移山精神，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人民军队取得军事斗争的阶段性胜利时，号召军队继续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在革命胜利的前夜，又提出了要保持两个“务必”，这既是对中国革命成功经验的概括总结，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精神的继承与弘扬。

新中国的成立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代人艰苦卓绝地努力和坚持不懈地探索，在付出了千万优秀儿女的宝贵生命之后才赢得了这个事业的成功。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对于中华民族的重大历史意义时，满怀豪情地指出：“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落伍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新中国的成立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得中华民族这个饱经沧桑的伟大而古老的民族一举摆脱了百年的屈辱与束缚，扬眉吐气，重新凝聚起来，找回了一度失落的自尊、自信与自豪，再次站到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和智慧书写崭新历史篇章的新起点上，它全面激活并大大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为它的进一步弘扬和培育创造了前提条件。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中华民族首次作为一个民族整体团结和凝聚起来，成为一个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民族大家庭，使中华民族百年来追求民族繁荣和复兴的梦想获得了最根本同时又是最重要的保障，使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和谐而又顺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新中国成立之后，随之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中华民族的又一场伟大实践，它有别于此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但同时又与之紧密衔接。它同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一样，也是一项充满开拓性和创造性的民族伟业，激发了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使全民族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努力推进。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也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不断弘扬和培育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场所和发展舞台，为中华民族的不断成长和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二、民族精神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弘扬了我国的民族精神，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一生倡导与践行的民族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从来就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风雨同舟、自强不息的强大精神支柱，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人民历来把国家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无数志士仁人，以爱国为崇高之志，以报国为终身之责，认为“天下之本为国”，强调“以国家之务为己任”。在漫长的军事、政治生涯中，爱国主义与民族尊严始终是考虑和处理问题的心理因素和价值取向。为了新中国的独立和富强，为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把自己、自己的家庭与祖国的振兴富强，与人民的解放幸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要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就必须在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赶上并超过西方发达国家。他提出要破除对西方的迷信，要去掉民族自卑心理，西方资产阶级能做到的，东方无产阶级也一定能做到。在处理国际关系上，始终坚持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在任何时候都坚决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中国人民的利益，维护祖国的统一，从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决不做任何有损国家主权的事情。他不仅敢同帝国主义侵略、干涉进行斗争，而且敢同霸权主义作斗争。

2．践行实事求是精神。实事求是是民族精神的又一重要内容，这一精神是立身处事的基本原则。无论是其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程，还是深奥而又抽象的思维方式，抑或是丰富而又浪漫的想象力，总是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紧密地结合着。从青年时代起就注重社会调查，注重实事求是，他从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日起，就注重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在反对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说：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唯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民族到解放之路。他在自己的实践和理论活动中，对实事求是进行了唯物而辩证的解释，并赋予了新的内容。他在1941年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周围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的这一精辟论述，言简意赅地指出实事求是的实质，集中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要求。经的提倡和阐释，实事求是精神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座右铭。的一生，始终贯穿着实事求是的民族精神，不仅有理论，而且自己注重身体力行；不仅是在决策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事上如此，就是在普通的小事上他也是这样。他之所以能够把握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摧毁政权，就是因为他能够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人民群众指明了一条解放之路、幸福之路，这是对弘扬我国民族精神作出的重要贡献。如果说，过去我们搞革命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精神，那么现在我们搞改革开放，搞现代化建设，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样要靠实事求是精神。

3．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是推动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动力。这种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自古以来就受到广大有识之士的重视和倡导。《孟子·告天下》中强调：“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在中国，自古以来，自爱、自立、自强的人都是受尊敬的，自暴自弃的人是被认为没有出息的。几千年来，这种独立自主、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影响着整个民族文化和精神，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动力。继承和弘扬了这种优良传统，一直倡导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他说：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革命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代价，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他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号召共产党人要做艰苦奋斗的模范。他提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儿，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股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进行到底。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理论。在领导下，中国人民从未向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屈服过，也从未拿原则作交易来换取别人的施舍，在建国后的十几年里，领导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胜利地渡过重重难关，卓有成效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发奋图强，在较短的时间里，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研制和爆炸原子弹、氢弹，发射导弹、人造卫星，扬了国威，振奋和弘扬了民族精神。4．首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天下为公，公而忘私，国而忘家”，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所在。“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是一句脍炙人口的古训。作为人民领袖的，把这一精神发展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这正是作为无产阶级领袖与以往封建君主之间的天壤之别，他始终把人民大众真正视为创造历史的动力和新中国的主人，把自己永远置身于人民公仆的位置上。在与人民的关系上，始终把全国乃至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奋斗的终身目标。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一直把相信人民群众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他从人民群众中汲取了无穷的智慧，又依靠这些智慧去领导群众翻身得到解放。的一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是伟人，却又是人民的儿子；他是领袖，但又永远置身于人民之中。无论是在艰苦创业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治国安邦的和平建设时期，始终如一地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他要求共产党人、革命干部要努力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以人民利益为第一生命；要大公无私，克己奉公，埋头苦干；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还重；要做一个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5．坚持自强不息精神。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古语中早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说法。中华民族历来倡导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批判地继承了民族的自强精神，并使这一精神得到了拓展和弘扬。他在1919年8月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中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号召人们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敢作敢为。认为，人生就是要搏击奋斗。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在看来，奋斗就是人生的主题。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在困难面前从来没有屈服低头，而是顽强拼搏，自强不息，奋斗不止，对革命前途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心。

三、民族精神思想的表现载体与形式

民族精神总是与每一历史时期的民族任务紧密相连，总因代代英雄豪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个性心理特点的不同而各领风骚。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内容和形式辩证统一的观点，培育和倡导以地名、事件、行业、人物、数字等冠名的民族精神表现形式与载体，使之成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桥梁，密切党群关系的纽带，沟通人们思想和心灵的渠道。

1．以地名和事件冠名的民族精神。一生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为争取国家独立和人民幸福，辗转各地，经历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大事，同时，也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民族精神。一是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从“齐声唤，前头提了张辉瓒”的欢呼，到游击战争十六字字诀的运用；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寄语，到“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回答；从朱毛挑粮背米上山、不坐轿子、不吃粉丝的佳话，到“红军中官兵夫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饮食起居不同”的佳联；从“红米饭，南瓜汤”、“干稻草，金丝被”为主旋律的革命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到不畏“茅草要过火，石头要挨刀，人要换种”的革命英雄主义，充分体现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品质，再现了中国革命实现第一次伟大历史性转折后的壮丽景象。二是苏区精神。苏区精神是党首次在局部区域执政中产生的高尚品格和朴实作风。从“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在红色武装割据中“创造第一等工作”；从“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山歌，到“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口碑；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论断，到“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警示，充分体现了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深入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的风范，再现了中国革命走上正确道路的万千气象。三是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党成熟后魅力无穷的精神境界。从中央党校“实事求是”的校训，到《解放日报》“深入群众，不尚空谈”的题词；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到“团结—批评—团结”的作风；从“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号召，到“军民鱼水情”的洋溢，充分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髓，再现了思想蔚然成风的清新风貌。

民族思想范文篇9

新中国建立初期，即1949年10月到1957年12月，是我国民族事业发展最健康的时期之一。党和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迅速解放各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面貌和各项建设事业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在这过程中，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系列民族思想和理论观点，并在各地区民族工作中卓有成效地得到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和平解放西藏等地，实现祖国统一新中国成立时，西藏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仍未得到解放。迅速解放这些民族地区，是彻底解放全国各族人民的需要，是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完成祖国大陆统一大业的需要。在解放西藏等民族地区问题上，将其作为我们党的一个重大的斗争任务和当前的总方针加以高度重视，表现了一定要解放西藏等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坚定原则立场。他说，“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1］，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2］。完全相信西藏人民对祖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相信他们对新中国的热爱，把西藏人民的爱国心作为制定解放西藏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他说，“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2］。在党和政府的多方工作和的亲切关怀以及西藏进步人士的努力下，1951年5月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在北京正式签字。这标志着帝国主义企图制造“”、分裂中国阴谋的破产，它对捍卫祖国统一，巩固国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5月24日，给达赖喇嘛发去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高度评价了协议的签订，表达了他对西藏各族人民的美好祝愿。他说：“这个协议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民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1］。二、消除民族隔阂，实现各民族紧密团结各民族紧密团结联合，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原则之一。坚持民族团结的原则，阐述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少数民族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民族团结与反对民族主义的关系，提出了“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等思想，并肯定了新中国的团结友爱的民族关系。把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攸关的高度。1957年2月，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论断：“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3］。他还把“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作为最重要的标准，列入了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行是非的六条标准的第一条。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少数民族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他一再强调指出：“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3］。“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的经济是不行的。”敏锐地洞视到了当时在我国还严重存在着的阻碍民族团结的不利因素，认为这种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破坏活动；二是历史造成的严重的民族隔阂；三是人民内部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他说，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在人民中散布谣言，企图离间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合作，这是我们前进的一大障碍。对此，必须提高警惕。他还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1］。对大汉族主义，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他在许多场合和文件中，反复严肃批判了大汉族主义，深刻分析了其表现形式、严重危害和思想本质。他认为，只有根除大汉族主义思想，才能消除民族隔阂，实现相互信赖、平等团结。他说：“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各地所发现的问题，都证明大汉族主义几乎到处存在。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时机进行教育，坚决克服党内和人民中的大汉族主义，那是很危险的。在许多地方的党内和人民中，在民族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的残余的问题，而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问题”［1］。“不尊重少数民族干部，包办代替、强迫命令；不认真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不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自以为是、看不起人家，说人家怎么样落后，侵犯少数民族利益，甚至侮辱、歧视少数民族，诸此等等都是大汉族主义的表现。”“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3］。为了加强民族团结，还提出了消除民族隔阂，疏通民族关系的各项对策。首先，是深刻批判和坚决反对民族主义，而重点是大汉族主义。他说，“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3］。其次，对各民族干部群众加强民族政策教育，注意检查民族关系，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说：“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3］。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要给以严肃的批评和教育，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纠正错误的思想和作风。同时，在报纸上根据事实，多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判，以教育党员和人民。第三，加强相互交流，增进友谊。他提出，中央要派出懂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同胞怀抱着满腔同情心的同志，率领访问团，前往民族地区访问，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和解决问题。派到民族地区的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必须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须严守纪律，要以自己为少数民族服务的实际行动来消除历史造成的民族隔阂。与此同时，要组织少数民族各界人士到内地各处参观学习，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沟通理解和团结友爱。关于民族团结的思想，对建立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它能有效地保障少数民族享受管理本民族本地区内部事务的权利，并能有力地促进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是使之从无到有得以形成发展的第一人。建国初期，他在有关报告和指示中多次论及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概括起来，其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强调要认真贯彻执行《共同纲领》的有关规定，把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他说，要“认真在各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1］。二是强调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民族区域自治，不断取得新的成就。1956年1月，他在给达赖喇嘛的电报中，希望达赖在“领导西藏人民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和进行各种建设的工作上，取得重大的成就”；在给班禅额尔德尼的电报中又希望班禅“为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做出重大的贡献”［4］。三是认为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牵涉面广，情况复杂，必须统筹安排。1950年9月，他在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批语中说，这个问题，牵涉很广，有的须成立省一级的自治政府，有的须成立县一级或区一级的自治政府，“疆域划分，人员配备，政策指导，问题甚多，须加统筹”［2］。对民族区域自治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把它纳入《共同纲领》和《宪法》之中，使之法律化和制度化。曾把《共同纲领》称之为“伟大而正确的《共同纲领》”［1］。《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5］。这样，民族区域自治就作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法律上确立了其重要地位。1954年9月，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问世，它是在亲自主持领导下制定的，他多次审阅了起草中的宪法，并进行了多处重要修改，写了不少批语。该宪法系统总结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经验，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了比较完备的规定，明确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内容，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性质和地位，以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原则。这样，民族区域自治就作为国家的政治制度，在新中国的根本大法中得到确认，使之由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政策转变为国家制度。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的实践雄辩地证明，只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才能充分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才能不断增强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才能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繁荣，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把金钥匙。四、慎重稳妥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新中国成立之后，有步骤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各少数民族繁荣兴旺的必由之路。但是，各民族地区情况不同，问题复杂，必须采用特殊的灵活的措施和步骤。为此，提出了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坚决而稳步地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原则。和全国人民一道，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少数民族人民在政治上获得平等地位之后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深切地体察少数民族的愿望，热情地肯定和支持了他们的要求。他说：“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并强调民族地区“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3］。在党中央和的关怀下，少数民族人民发挥高昂的革命积极性，先后完成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为了顺利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正确的工作方针和原则。其主要内容，一是根据各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有快有慢，有先有后，有步骤地进行；二是要慎重稳妥地进行，要善于等待，不要性急，不要鲁莽行事，严禁强迫命令；三是要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进行，其他任何人都不要包办代替。他说，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1］。“少数民族地区分不分土地，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西藏地区现在谈不上分地，将来分不分，由你们自己决定，并且由你们自己去分，我们不代你们分”［1］。在提出的这些工作方针和原则的指导下，各民族地区大多采用和平的方式，稳步地摆脱了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跨跃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顺利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避免了社会变革中的巨大动荡，使民族地区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五、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促进各民族繁荣兴旺建国初期，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极端贫苦，经济建设十分落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及时提出了把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把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的正确主张。认为，帮助少数民族恢复和发展经济不仅是经济工作，而且是关系到民族工作成败的根本。他在谈西藏工作方针时说，在西藏我们惟靠生产和贸易这两条基本政策，才能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只要我们对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25］。对少数民族人民团结奋斗，自力更生，改变家乡面貌寄予厚望。1949年10月，他为新疆和平解放给各界人士的贺电中，号召新疆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为共同建设人民民主的新新疆而奋斗”［2］。他在给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西藏各界人士的许多信函、电报中，殷切希望“整个西藏一年一年地兴旺起来”，祝愿西藏日渐繁荣，西藏僧俗人民的生活日加改善，藏族的前途日加光明，祖国的边防日加巩固。他号召各民族地区，“努力生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之上，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6］。十分重视由中央和内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认为这是整个国家的利益。他说，“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3］，“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1］。还从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在我国现实社会中重要地位的高度，进一步阐述了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强调指出：“不要以为只是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也很大地帮助了汉族”［1］。各少数民族在中国的历史上都做过贡献，他们加入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1］。的民族经济思想，在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中还将发挥长远的理论指导作用。六、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培养和使用大批的少数民族干部大量地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在民族干部问题上，不仅指出了其重要性，而且具体地提出了其数量、结构，以及培养途径等。在民族干部的数量上，主张大批地培养和使用。早在1949年11月，他就明确指出：“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请你们注意这一点，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1］。次年6月，他又指出：“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1］。在这里反复使用“大量”、“大批”、“一定”等文字，表明了他对大量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问题的高度重视和迫切的心情。在民族干部的结构上，强调了党政干部、专业人才和上层人士三个方面。他指出，各民族地区除政府部门外，党的组织中也要有民族干部，要培养出少数民族出身的党的书记。1956年7月，他在一个会议上说：“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的党员干部，逐步以少数民族干部来代替汉族干部。当然，不是说汉族干部走得一个也没有，而是说不要去代替他们办事。”“县、州、区的少数民族干部要逐年增加，少数民族中要出书记”［7］。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即将开始之际，又及时地提出了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各方面专业人才的任务。他说，少数民族不仅要有行政干部，要出党的书记，要有军事干部、文化教育干部，还要有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以及各方面的人才［7］。他还说，各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4］。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提出了注意区别对待，政治上做适当安排，政策上做必要让步，生活上给予切实保障，思想上帮助其进步的方针。1953年，他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强调说，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和宗教人物，要肯定他们是可以改造的。要采取一切适当办法把可以改造的人都改造过来［7］。不仅提出了团结、教育、改造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方针，而且在这方面起了表率作用。他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人结为朋友，时常关心他们的工作、思想和生活，频频地给他们写信、致电，不断鼓励他们为建设新西藏、建设祖国，为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取得新成就，做出新贡献。在民族干部的培养途径方面，主张放手使用民族干部，不要包办代替，让少数民族干部在工作实践中得到锻炼提高，同时要组织他们到内地参观学习，使他们增长知识，开扩眼界。他尤其重视发展民族教育事业，把创办民族院校、民族干部训练班，作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主要途径之一。早在1949年11月他就提出，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等省的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的地方的党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5］。不久，他在关于解放西藏问题的一封电报中又指出，“训练藏民干部极为重要”，“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作出计划”［2］。1954年4月，他在给班禅额尔德尼的一封信中还说：“西藏每年有些人来内地参观是很好的。此外，每年还可以选送一些青年来内地学习，长期学习和短期学习都好。因为这样可以更多地培养一些建设西藏的民族干部”［8］。在的关怀下，1950年11月政务院批准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决定为了大量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北京设立中央民族学院，并在西北、西南、中南等地分别设立民族学院。实践证明，发展民族院校，发展民族教育事业，是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各类人才的最有效的途径。综上所述，在建国初期为正确解决中国民族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这对我们党和政府制定新中国的基本的民族纲领和政策，从容不迫、得心应手地解决当时以及后来错综复杂的国内民族问题，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收稿日期：2000—07—06【参考文献】〔1〕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建国以来文稿.第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3〕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建国以来文稿.第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5〕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人民日报.1952—12—8.〔7〕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上）［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8〕建国以来文稿.第四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民族思想范文篇10

[关键词]；民族精神思想；实践基础；主要内容；表现载体和形式

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在毕生的奋斗中，始终围绕民族复兴这一主题，不断形成和丰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精神。

一、民族精神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一生最辉煌的实践就是领导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华民族从落后与衰败中走出来，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以对民族的无限热爱、博古通今的渊博学识、经天纬地的卓越才华、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伟大实践之中高扬民族精神的旗帜，为建立新中国凝聚起了战无不胜、无坚不摧的精神伟力，同时也为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的历史转换中，中华民族追求独立与解放的精神诉求随着时代和现实的变换而不断凸现。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爱好和平、团结统一、勤劳勇敢和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发扬开来，融之于轰轰烈烈的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推翻反动统治的斗争实践之中，并在其中不断培育和塑造着崭新的民族精神。深知精神力量对于革命事业的巨大推动作用。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不同表现形式分别进行具体而明确的论述，并多次号召和强调要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精神。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探寻中国革命道路的关键时期。在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深入考察并准确分析了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实情，并在此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探索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在遵循和弘扬实事求是精神的基础上，领导中国共产党最终探索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因遭受外敌侵略而面临生存危机，突出强调了民族团结凝聚、勇于反抗、不畏牺牲的顽强民族意志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民族自强精神。从革命经验及社会发展规律出发，认为屡经灾难和战争考验的中华民族必定拥有不畏牺牲、自强不息直至最终胜利的伟力。因此，他强调：“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他坚信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解放战争时期，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以中华民族坚忍不拔、刚毅无畏的精神鼓舞人民军队的士气。他相信人民军队的伟大革命精神，指出它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号召革命军队发扬愚公移山精神，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人民军队取得军事斗争的阶段性胜利时，号召军队继续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在革命胜利的前夜，又提出了要保持两个“务必”，这既是对中国革命成功经验的概括总结，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精神的继承与弘扬。

新中国的成立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代人艰苦卓绝地努力和坚持不懈地探索，在付出了千万优秀儿女的宝贵生命之后才赢得了这个事业的成功。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对于中华民族的重大历史意义时，满怀豪情地指出：“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落伍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新中国的成立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得中华民族这个饱经沧桑的伟大而古老的民族一举摆脱了百年的屈辱与束缚，扬眉吐气，重新凝聚起来，找回了一度失落的自尊、自信与自豪，再次站到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和智慧书写崭新历史篇章的新起点上，它全面激活并大大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为它的进一步弘扬和培育创造了前提条件。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中华民族首次作为一个民族整体团结和凝聚起来，成为一个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民族大家庭，使中华民族百年来追求民族繁荣和复兴的梦想获得了最根本同时又是最重要的保障，使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和谐而又顺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新中国成立之后，随之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中华民族的又一场伟大实践，它有别于此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但同时又与之紧密衔接。它同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一样，也是一项充满开拓性和创造性的民族伟业，激发了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使全民族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努力推进。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也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不断弘扬和培育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场所和发展舞台，为中华民族的不断成长和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二、民族精神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弘扬了我国的民族精神，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一生倡导与践行的民族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从来就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风雨同舟、自强不息的强大精神支柱，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人民历来把国家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无数志士仁人，以爱国为崇高之志，以报国为终身之责，认为“天下之本为国”，强调“以国家之务为己任”。在漫长的军事、政治生涯中，爱国主义与民族尊严始终是考虑和处理问题的心理因素和价值取向。为了新中国的独立和富强，为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把自己、自己的家庭与祖国的振兴富强，与人民的解放幸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要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就必须在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赶上并超过西方发达国家。他提出要破除对西方的迷信，要去掉民族自卑心理，西方资产阶级能做到的，东方无产阶级也一定能做到。在处理国际关系上，始终坚持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在任何时候都坚决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中国人民的利益，维护祖国的统一，从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决不做任何有损国家主权的事情。他不仅敢同帝国主义侵略、干涉进行斗争，而且敢同霸权主义作斗争。

2．践行实事求是精神。实事求是是民族精神的又一重要内容，这一精神是立身处事的基本原则。无论是其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程，还是深奥而又抽象的思维方式，抑或是丰富而又浪漫的想象力，总是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紧密地结合着。从青年时代起就注重社会调查，注重实事求是，他从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日起，就注重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在反对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说：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唯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民族到解放之路。他在自己的实践和理论活动中，对实事求是进行了唯物而辩证的解释，并赋予了新的内容。他在1941年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周围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的这一精辟论述，言简意赅地指出实事求是的实质，集中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要求。经的提倡和阐释，实事求是精神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座右铭。的一生，始终贯穿着实事求是的民族精神，不仅有理论，而且自己注重身体力行；不仅是在决策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事上如此，就是在普通的小事上他也是这样。他之所以能够把握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摧毁政权，就是因为他能够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人民群众指明了一条解放之路、幸福之路，这是对弘扬我国民族精神作出的重要贡献。如果说，过去我们搞革命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精神，那么现在我们搞改革开放，搞现代化建设，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样要靠实事求是精神。

3．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是推动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动力。这种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自古以来就受到广大有识之士的重视和倡导。《孟子·告天下》中强调：“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在中国，自古以来，自爱、自立、自强的人都是受尊敬的，自暴自弃的人是被认为没有出息的。几千年来，这种独立自主、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影响着整个民族文化和精神，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动力。继承和弘扬了这种优良传统，一直倡导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他说：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革命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代价，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他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号召共产党人要做艰苦奋斗的模范。他提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儿，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股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进行到底。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理论。在领导下，中国人民从未向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屈服过，也从未拿原则作交易来换取别人的施舍，在建国后的十几年里，领导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胜利地渡过重重难关，卓有成效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发奋图强，在较短的时间里，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研制和爆炸原子弹、氢弹，发射导弹、人造卫星，扬了国威，振奋和弘扬了民族精神。4．首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天下为公，公而忘私，国而忘家”，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所在。“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是一句脍炙人口的古训。作为人民领袖的，把这一精神发展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这正是作为无产阶级领袖与以往封建君主之间的天壤之别，他始终把人民大众真正视为创造历史的动力和新中国的主人，把自己永远置身于人民公仆的位置上。在与人民的关系上，始终把全国乃至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奋斗的终身目标。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一直把相信人民群众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他从人民群众中汲取了无穷的智慧，又依靠这些智慧去领导群众翻身得到解放。的一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是伟人，却又是人民的儿子；他是领袖，但又永远置身于人民之中。无论是在艰苦创业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治国安邦的和平建设时期，始终如一地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他要求共产党人、革命干部要努力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以人民利益为第一生命；要大公无私，克己奉公，埋头苦干；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还重；要做一个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5．坚持自强不息精神。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古语中早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说法。中华民族历来倡导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批判地继承了民族的自强精神，并使这一精神得到了拓展和弘扬。他在1919年8月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中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号召人们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敢作敢为。认为，人生就是要搏击奋斗。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在看来，奋斗就是人生的主题。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在困难面前从来没有屈服低头，而是顽强拼搏，自强不息，奋斗不止，对革命前途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心。

三、民族精神思想的表现载体与形式

民族精神总是与每一历史时期的民族任务紧密相连，总因代代英雄豪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个性心理特点的不同而各领风骚。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内容和形式辩证统一的观点，培育和倡导以地名、事件、行业、人物、数字等冠名的民族精神表现形式与载体，使之成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桥梁，密切党群关系的纽带，沟通人们思想和心灵的渠道。

1．以地名和事件冠名的民族精神。一生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为争取国家独立和人民幸福，辗转各地，经历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大事，同时，也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民族精神。一是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从“齐声唤，前头提了张辉瓒”的欢呼，到游击战争十六字字诀的运用；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寄语，到“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回答；从朱毛挑粮背米上山、不坐轿子、不吃粉丝的佳话，到“红军中官兵夫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饮食起居不同”的佳联；从“红米饭，南瓜汤”、“干稻草，金丝被”为主旋律的革命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到不畏“茅草要过火，石头要挨刀，人要换种”的革命英雄主义，充分体现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品质，再现了中国革命实现第一次伟大历史性转折后的壮丽景象。二是苏区精神。苏区精神是党首次在局部区域执政中产生的高尚品格和朴实作风。从“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在红色武装割据中“创造第一等工作”；从“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山歌，到“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口碑；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论断，到“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警示，充分体现了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深入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的风范，再现了中国革命走上正确道路的万千气象。三是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党成熟后魅力无穷的精神境界。从中央党校“实事求是”的校训，到《解放日报》“深入群众，不尚空谈”的题词；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到“团结—批评—团结”的作风；从“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号召，到“军民鱼水情”的洋溢，充分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髓，再现了思想蔚然成风的清新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