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范文10篇

民族国家范文篇1

一、对民族国家宪法产生的来自外部的影响

在过去的20世纪中，世界上大多数宪法都或多或少实质性地受到了其他国家宪法的影响。一些国家的宪法对于其他国家宪法，不论在价值观念上，还是在制度设计等方面都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为了进一步探讨这种影响的性质以及其合理性，此次大会对影响民族国家宪法的外部因素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

多数与会者承认，共同的法律习惯会影响民族国家的宪政。在欧洲，目前，宪法中的人权保护必须要根据外部的影响来进行。通常来说，来自宪法的外部影响首先影响的是宪法的制定过程；其次会涉及到宪法的改革；再次与日常的宪法解释相关。目前主要发生在人权、法治领域。德国学者认为，对民族国家宪法的外部影响，在欧洲，20世纪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德国、意大利受法国的影响；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受共产主义宪法的影响；第三阶段是欧盟法律的影响。美国学者指出，考虑这个问题首先要看个人因素，以美国为例，主要应当研究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个人的语言影响和知识背景。一般来说，在美国最高法院形成判决的过程中是缺少社会学影响的，在解释宪法的过程中，宪法受到外部的影响是个性化的。意大利学者指出，不同国家的宪法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也是变动的，没有固定和统一的模式。以意大利宪法和西班牙宪法为例，1947年意大利宪法确立了地区主义，吸收了1931年的西班牙的经验，到1978年西班牙宪法又吸收了意大利的经验。1978年西班牙宪法，受到了瑞士、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宪法的影响。阿根廷学者指出，阿根廷宪法很显然受到了美国宪法的影响，但是，并不意味着阿根廷宪法就要一字一句地学习美国。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个判例所确立的原则，阿根廷最高法院并没有完全学习。但是，阿根廷的行政法学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如果宪法的结构学习了外国经验，那么，解释的方式也应当一样，分权体制不可能通过另外一种途径来进行解释，否则就应当修改宪法。不过，阿根廷的宪法之父在考虑联邦制度和单一制度的时候，没有简单地考虑这个问题，而是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包括允许省制定宪法；刑法、民法等由议会制定。采取了集中性的联邦制度。所以说，对民族国家宪法的外部影响也不是绝对的，要有自己的特色。还有的与会者指出，对民族国家宪法的外部影响比较明显的一般涉及到战后重新制定的宪法，如二战后德国、日本宪法，都明显带有占领宪法的特征。

关于对民族国家宪法的外部影响的性质和作用，一些与会者提出应当加以细化。外部影响的种类也是不一样的，一般情况下，民族国家在制定和修改宪法的时候，会参照许多国家的宪法，因此，所谓的外部影响都是有所选择的。此外，超国家组织的法律对成员国的宪法的限制不能视为一种正式意义上的外部影响，真正的外部影响应当是民族国家可以加以选择和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加以吸收的。法国学者也强调，所有的宪法都应当发现一些新东西。一般来说，自由主义的宪法是宪法模式的基础。总之，与会者认为，在认识外部影响的意义时，应当把主动吸收和被动接受这两种形式区分开来。前者是在主权范围内的，后者已经超出了主权的范围。

二、公民的跨国权利

随着国家主权概念的不断变化，对传统的公民概念也提出了挑战。例如，在欧洲，欧盟成员国的公民在其他成员国享有该成员国公民的各项权利，除了不享有跨越国境的自由以及不受成员国宪法控制之外。由此便带来了宪法学理论上有关公民的新的课题。此次大会围绕着公民身份的性质以及公民的跨国权利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与会者特别强调，少数民族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以及非公民与人权的关系应当加以关注。荷兰学者认为，公民身份应当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少数民族这个用语是国际法意义上，主要是指生活在民族国家中的少数人。在荷兰，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任何人都享有表达自由，这里的主体不仅仅限于公民，而且还包括了所有生活在荷兰的人。法国学者指出，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只有选举权是以公民身份来享有的，其他的是一般性的人权。但是，在实践中，许多被称为普遍人权的权利一直是受到限制的，如经济权利和劳动权利，缔约国没有保护非公民的责任。但是，这个问题也是不断发展的，近来出现的唯一的问题就是进出境的自由，因为这个自由会涉及到恐怖主义的问题。目前在理论上还不能作为一种不加限制的人权来加以保护。英国学者指出，在英国，参加选举不论是否英国公民，或者是外来的公民，前提是必须是一定地区的居民。但是，符合条件的居民是有法律规定，在一战后曾经允许中国人、日本人作为英国的居民，但是，在许多领域是禁止被雇佣的。所以，有居住权并不意味着能够随意在国内流动。在英国，只有出生在英国，父母是英国人的，才是英国公民。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英国有许多具有国籍的人却没有相关的政治权利。日本学者认为，在日本，目前国民与公民在法律上已经没有身份上的差异，只是外国人的权利问题仍然需要加以研究。外国人的权利这个概念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些权利是否是本国公民不能享有的呢？如果是本国公民可以享有，讲外国人的权利这个概念就没有什么特殊的人权保护的价值。

此外，还有与会者指出，目前在许多国家宪法中已经开始重视将对基本人权的保护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区分开来，这种区分方式对于更好地保护基本人权是很有好处的。但是，在实践中，非公民在某些方面可能更容易行使公民权利，而某些基本人权却很难得到保护。所以说，将宪法权利划分为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利来明确地加以不同形式、

不同层次的法律保护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定，不能一概而论。

三、自决权

自决权目前是国际法上的一个概念，但是，在民族国家宪法中如何来规定自决权，以及自决权会涉及到个人和集体什么样性质的权利，为了实现自决权是否可以允许在一个民族国家的主权范围内允许分离权的存在等等，这些问题在传统的宪法学中没有得到很好地诠释，此次大会作为一个重点主题加以讨论，引起了各国学者普遍的关注。

许多与会者认为，自决权不是一个宪法学意义上的概念，只是国际人权法和国际法所规定的，主要是来解决殖民地问题，所以，不能随意将自决权的概念引入民族国家的宪法中作为宪法的价值基础。有的与会者指出，即便是作为一个国际法上的概念，自决权也没有什么统一的内涵，目前的现状是有的行使自决权获得了独立，并被国际社会所承认，如前苏联、东帝汶；有的是被国际社会明确否定了可以行使自决权的，如西藏、美国的德克萨斯；有的存有不同看法的，如魁北克、苏格兰等。所以，自决权问题目前不应当纳入到民族国家宪法体系中。

有的与会者认为，自决权与民主价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决权的实现是民主价值的体现。民主与自决权是一件事情，不过，民主原则并没有给出在一个独立国家中的自决权的界限。有的与会者主张，自决权应当属于自由问题，属于要反抗压迫，获得自由。自决权的获得有两种途径：一是基于军事实力；二是要有国际法和国内法上的依据。自决权不能简单地与民主原则等同起来，自决权行使的结果也不等于民主原则的体现，自决权应当在法治的原则下成为一项权利，或者国际法意义上的或者是国内法意义上。作为一项权利，应当以民主的方式行使，但民主的形式并不是自决权行使的唯一形式。首先必须要有法律上的依据。不能仅仅依据民主原则来确定自决权的合法性。民主要解决的是生活的组织方式问题，自决权要解决的是生活的状态问题。两者之间具有价值功能上的差异。此外，与会者还对土著人的权利进行了讨论，但一般认为土著人要行使自决权也是很困难的，因为涉及到领土，这会涉及到相关民族国家的主权问题。

总之，与会者没有将自决权视为一个已经成熟了的宪法学概念，而且多数与会者认为不能将自决权简单地视为民主价值的要求，更不应当轻易地将自决权的概念引入民族国家的宪法中来加以保护。从自决权中不可能简单地推论出分离权。

四、宪法制定的国际限制

宪法主要是依托于民族国家主权而存在的。但是，却经常和日益受到外部的限制，特别是最近新制定的大多数宪法必须要与国际标准直接或间接地相一致。而国际条约或者是影响也会对一些相关国家制定新的宪法产生影响。此次大会重点讨论了宪法的正当性和有效性的效果以及在宪法制定过程中国际限制与国内需要之间的相互平衡关系。

有的与会者以国际人权法与国际贸易法之间的矛盾为例，认为目前存在的国际法体系常常出现一些矛盾性的制度要求，而国际法体系自身又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这种矛盾的结果往往会使得民族国家在制定宪法的时候遇到麻烦。这一方面的案件就能很好地反映这种价值矛盾。如法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从遵守欧洲人权公约的要求出发限制美国和加拿大出口的一些牛类产品，但是，美国和加拿大却以法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违反WTO的规则为名，通过WTO争议解决机制起诉法国等国家。这个案件很好地暴露了现行国际法体系中所蕴涵的保障人权的价值矛盾。

来自欧洲的一些与会者认为，就宪法制定的国际限制来说，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情势更加紧迫。因为根据欧盟法律的要求，欧盟的法律高于成员国的法律，当然也包括成员国的宪法；欧盟法院的决定也高于成员国法院的决定。从这些要求来看，事实上，对于欧盟成员国来说，宪法制定目前是实实在在地受到欧盟法律的限制的。但是，有的欧洲学者不同意这种笼统性的看法。他们认为，欧洲人权法院判决的效力不是通过直接的司法限制来实现，而是经过欧洲理事会的部长会议来协调解决的。尽管在实际中，成员国都会自觉地按照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的要求来修改相关的国内法律，甚至是宪法的某些条款，但是，从宪法制定的程序和正当性来看，各成员国宪法关于人权的规定并不是直接地受到欧洲人权公约和欧洲人权法院的限制，当然，个别国家自愿接受限制的除外。而欧盟的法律与欧洲人权公约更是不一样。欧盟法律一般不涉及人权事项，所以，尽管欧盟法律具有高于成员国法律的地位，但是，这不意味着欧盟成员国的宪法就受到欧盟法律的完全限制。欧盟成员国宪法中的大量的事务不在欧盟法律的限制范围之内。

一些欧洲与会者还就欧盟法律对成员国宪法的限制中存在的理论问题提出了质疑。有的与会者提出，欧盟宪法的制定并不是以民主为基础的，如果成员国以全民公决的方式来否定其中某些决定的话，那么，欧盟法律对成员国宪法的限制就是成问题的。至少在理论上很难加以说明。此外，象在德国，在宪法里规定，对于军事问题的条款是不能修改的，而对其他条款就可以受到欧盟法律的影响。这种宪法制度实际上排斥了欧盟法律的强制性的影响力度。还有的与会者指出，不应当将欧盟法律对成员国的影响看成是一种对宪法制定的国际限制。因为欧盟法律本身就是成员国国内法的一部分。所谓的构成对一国宪法的国际限制因素应当是那些民族国家不得不被动接受的，如二战后德国宪法、日本宪法受到的国际限制以及目前伊拉克正在起草的宪法所受到的限制。

宪法制定的国际限制涉及到宪法制定的主权基础，是与一国宪法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具有不同性质的问题。从各国与会者对该问题的总体认识来看，对宪法制定所面临的国际限制的性质和作用并没有作太多的研究，对于这个问题的意义认识深度也不够，是一个处在继续讨论中的问题。

五、不成文宪法的规则与原则

不成文宪法的规则与原则在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中有不同的含义。通常来说，在大陆法系中，不成文宪法的原则是否存在是存有疑问的，而在普通法系中，不成文宪法的原则则构成了宪法制度的基础。

此次大会上，来自普通法系的宪法学者与来自大陆法系的宪法学者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地探讨。加拿大学者认为，在普通法系中，法院在审理宪法案件的过程中，应当主动地去寻找宪法原则，这些宪法原则是宪法规则的基本来源。就加拿大的经验来说，在司法审查中，一般公认的不成文宪法的原则有两点：一是法治原则；二是政治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原则。来自波兰的学者对于宪法审判中的不成文宪法原则也进行了分析，并指出既然宪法将审查宪法案件的权力交给了宪法法院或者是普通法院，那么，宪法法院或普通法院就应当在审理宪法案件的过程中善于发现那些在成文的宪法条文中所没有明示、但却实实在在地支撑着成文宪法规则的那些原则。这些看不见的宪法原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原则的正当性也是很容易在现代宪法的制度框架内来加以解决的。即既然宪法法院有审判宪法案件和解释宪法的权力，那么，这种权力当然也包含了宪法法官在审判宪法案件或解释宪法的时候去发现和创造有关的宪法原则。

当然，也有许多与会者不同意波兰学者的看法，认为将宪法原则的发现权力和创造权力赋予宪法法官，不管是成文宪法制度下，还是在不成文宪法制度下，都是与人民主权原则不相一致的。在一个实行宪政的国家，宪法的原则是比较固定和清晰的，而且随着各国宪法审判实践的不断完善，已经形成了比较好的宪法原则体系，没有必要将发现和创造宪法原则的权力在制度上授予宪法法官，那样就会违背宪法制度的民主价值基础。

六、宪法制定与民主

制定和修改宪法的程序为了获得正当性或被接受，一般会以某种方式涉及到人民主权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是以一般立法机构或者是通过特殊的制宪机构的方式来制定和修改宪法。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是通过人民直接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来行使。此次大会对宪法制定与民主的关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重点问题主要涉及到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宪法制定与修改是否要以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二是全民公决的形式在制定和修改宪法的过程中是否具有完全的正当性；三是正在起草的欧洲宪法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宪法等。

关于宪法制定与修改是否要以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多数与会者持赞同意见。认为现代宪法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以人民主权为原则，所以说，凡是不经过人民同意的，不论是宪法，还是其他形式的公共政策，都不具有正当性，所以，宪法制定和修改必须充分体现民主的价值，特别是多数人的意志。但是，也有一些与会者持不同的意见，认为宪法主要反映了一种法治的价值，所以，只要是符合法治原则要求的正当程序都可以作为宪法制定和宪法修改的正当性基础，不需要民主价值的介入，只是这种正当程序必须要具有公开性和公平性。宪法不是民主原则的简单反映，而是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的有机结合。

关于全民公民形式在制定和修改宪法的过程中是否具有完全的正当性，有的与会者表示赞同，有的与会者提出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表示赞同的意见认为，全民公决形式是实行多数人意志的途径，也是民主价值完善性的表现形式，所以，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应当尽可能地将法律制度建立在比较健全的民主制度基础之上，重大的决策和制度要以全民公决的形式来实现。全民公决是多数人原则的要求。持不同意见的观点认为，全民公决这种民主形式只是民主原则的一种体现，它可以使得多数人概念的正当性更加充实，但是，也存在一些价值方面的问题，一是全民公决只是一种执行性的公决，而不是创制性的公决，所以，公决的内容和程序很容易受到非民主价值的影响；二是全民公决由于参与的社会公众不占绝对性的多数，所以，全民公决的结果很难就说是多数人意志的体现；三是许多重要事项因为全民公决的弊端而受到影响，如一些欧洲国家由于过度依赖全民公决形式，使得它们失去了加入欧盟的最佳时机，实际上这种形式并没有给社会上的多数人真正带来什么好处。

对于正在起草的欧洲宪法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宪法，欧洲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欧洲宪法无论如何是一种宪法意义上的宪法，因为它本身在起草的过程中，文本的名称就叫做“欧洲宪法”，所以说，将欧洲宪法不视为宪法是说不通的。另一种意见认为，宪法一般要以民主原则为基础，但是迄今为止，在欧洲，欧洲公民这个概念还是理论上的，在实际中很难制度化。在没有公民意志作为基础的情况下，欧洲宪法只能是一种国际法意义上的条约。也有一种折衷的观点主张，2003年度在意大利主持下的欧洲宪法没有获得通过的主要原因还不在于缺少民主原则，关键的问题是欧洲宪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欧盟的性质问题，所以，不论从宪法学理论上，还是在欧盟的制度设计上，都存在很多需要进一步加以讨论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欧洲宪法的起草暂时遭到搁浅也未必不是一件慎重的事情。

总的来说，与会者对宪法制定的价值基础的讨论已经不完全拘泥于对民主价值的关注，还注意到法治价值在宪法制定和修改中的正当性构建作用。另外，宪法制定和修改要注意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停留在传统的价值框架内或者是拘泥于对概念的穷根究底。

七、比较宪法的影响与作用

关于比较宪法的影响和作用，在传统宪法学中已经有很好的论述。但是，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以及宪政思想的普及化，比较宪法的影响和作用再一次受到了各国宪法学者的关注。

在此次大会上，各国宪法学者从实践和理论两个不同的层面讨论了比较宪法的重要意义。

对于宪法以及基于宪法而产生的现代宪政，许多与会者结合20世纪世界各国的宪法制度建设和宪政实践的经验指出，宪政作为一种代表了当今世界主流价值思潮的治国理念，其核心的价值就是在追求和平和秩序的基础之上，来实现政治制度的最大的安全性、稳定性和有效性。从一些国家宪政建设的教训来看，宪政制度能否在实践中获得肯定，除了在理论上要建立健全和完善的有关宪政制度的合理安排之外，关键还在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家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和高尚的品格来实践宪政。离开了政治家真诚地接纳和实践宪政价值，是不可能真正地推动宪政运动的发展的。

从理论上来看，比较宪法的影响和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对于这种影响和作用的性质和程度，与会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的与会者认为，在比较宪法学研究领域，各国宪法学者就象“宪法旅行者”一样，对于各国的宪法制度和宪政学说的了解通常是走马观花，很难融合到所接触到的事物和情景中去，因此，比较宪法也不过是宪法学者在研究各国宪法制度以及宪政学说时获得的一点印象，对于各国宪法制度和宪政学说的把握很难摆脱研究者的主观爱好和选择偏好。有的与会者将比较宪法比如为“宪法超市”，里面有品种繁多、琳琅满目的制度、学说和思想，宪法学者只是各取所需，并没有固定的影响和作用模式。但是，也有些与会者对比较宪法在理论和学术上的意义作了充分地肯定。如法国学者指出，

1978年法国宪法委员会确立欧洲共同体法律在行政法院审判中的优位性。宪法委员会还作出了修改其决定的决定，使得法律能够更好地符合欧洲人权法院判决的要求。这些举动都是比较宪法产生的影响。印度学者指出，从1970年以来，印度最高法院开始从比较法的角度来吸收其他国家法院的判决和相关的解释，包括马来西亚、欧盟、美国等。比较宪法的影响和作用并不一定是整体性的，可以通过一个一个具体的案件来不断来学习外部经验，来解决国际社会之间的冲突。宪法如果离开了公平的程序要求，只可能成为一个概念。有的欧洲学者还强调，在欧洲人权法院判决中的原则不仅是欧洲人权法院审判的原则，也应当是成员国法院的审判原则。成员国在考虑欧洲人权法院的审判原则时通常是要考虑其他欧洲理事会国家是怎么样来贯彻欧洲人权法院的审判原则的。这不能不说是比较宪法的一个重要的影响。

不过，在论及到比较宪法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的性质时，美国学者认为，任何国家在保护权利的时候都会设定相应的法律界限，所以，比较宪法上的依据只能是一种参考。以美国最高法院为例，美国最高法院对外国经验的接受与欧洲国家不一样。从整体上说，外国的经验在美国的法院中没有拘束力。如欧洲的死刑废止问题，在美国法院就无法得到支持。对于普通法体系来说，一般情况下，法官是不会主动参照国外经验的，只是象英国的法院在涉及到有关英联邦国家的案件时会适当参照相关国家的法律规定。

总之，在比较宪法的影响和作用问题上，各国学者提出的基本观点是宪政要真正地在实际生活中得到实现，主要取决于各国政治家的智慧和品格，特别是有没有真正实现宪政的决心和勇气；而在理论上，对外国宪法制度和宪政学说的研究和借鉴可以是不同层次的，通常来说，不存在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强迫接受，各国宪法学者在作比较宪法研究的过程中总是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来借鉴和运用那些符合自身特点的经验。

八、宪政与全球治理

现代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全球化的不断加剧颠覆了传统宪法学上的一些概念。许多国际组织和超国家组织的出现，居民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跨国家的种群要求集体自治以及私人对信息和财产的国际管理等，这些概念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都需要修正传统宪法学意义上的主权概念。但是，目前在国际社会中，对国家主权的强化也是一种发展趋势。所以，面临着这种充满矛盾的发展趋势，如何通过开展国际合作来解决这些非传统化的概念和现象显得特别重要。

民族国家范文篇2

[关键词]晚清;“五四”新文学;中国形象;重塑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进入了危机时代。曾在农耕文明时代创造过辉煌的古老中国,无论是从整体的综合国力,还是在所展示的形象上,几乎是一落千丈。如,刘铁云在1903年发表于《绣像小说》半月刊上的《老残游记》,就把大清帝国比作一艘行在“太平洋”上即将沉没的“危船”,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曾朴的《孽海花》也以“沉陆”的意象,寓意晚清中国的衰败。这种由衰退而带来的“古老而又落后”的形象,一直缠绕在国人的心头,形影相随、挥之不去。晚清以降,“先进的中国人”就一直在思考如何重塑新“中国形象”的问题。可以说,自龚自珍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吁以来,近代中国的先驱者们就一直在为新的国家形象定位。魏源撰写的《海国图志》,以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方式唤起国人,兴利除弊、师夷制夷、增强国力、重塑形象。黄遵宪在《己亥杂诗》中以歌咏工业文明象征——轮船火车、电话电报等方式,展开了对新民族国家的大胆想象。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新中国未来记》,更是鲜明地勾勒出了未来新中国形象的美好蓝图。可以说,晚清以降,对“中国形象”的重塑,寄寓了第一代“先进中国人”对建构与工业文明时代相吻合的新中国形象的激情、想象和企盼,同时从中也传达出近代中国在被迫驶入现代化发展轨道之后,渴望摆脱贫困,迈入富裕、富强、自由、先进的民族之林的心理欲求。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晚清以来的这种重塑新民族国家形象的企盼和想象,在得到进一步强化的同时,也带有一种对重塑新“中国形象”的现代忧思,凸显出如何以反叛、批判的现代思想,建构与以自由为核心理念的现代文明相一致的新“中国形象”的思想和文化诉求。

一

晚清之后,分别在“道德”、“形上”和“存在”等层面出现的意义危机,作为一种失去依附和归宿的精神迷失,开始在人们的心理上蔓延。从文学表意上来说,“先进的中国人”企盼在倡导“我手写我口”的自由表达中,试图谋求对“中国形象”进行新的定位,以唤起民族新生的主体自觉。假如说近代意义上的“国家”(State)定义及其形象,在中国古代社会还不是那么明晰,那么,自16世纪以后,在西方观念中所形成的“国家”定义及其形象,在晚清便与中国传统的“国家”(National)观念和形象融为一体。张之洞在著名的《劝学篇》中,就提出了“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的主张。尔后,严复翻译《天演论》,以“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进化理念,倡导国家的变革,以求古老中国的新生。以进化论所引发的近代“革命论”的思想,其直接的指向就是西式共和国的国家形象定位。梁启超则更是通过文学想象的方式,提出了“对于中国国家新的风貌的想象”[1](P7)。出于对“暴力革命”的恐惧和对国家未来的执著,梁启超大力阐扬西式的“革命”(Revolution),即主张以和平的、渐进的社会变革方式,获得新的民族国家形象的定位。在《夏威夷游记》中,梁启超提出“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主张,在后来提倡“小说界革命”中,则把“小说”(文学)的地位提高到了“新国”、“新民”、“新风尚”的层面,也即通过文学想象的方式,重塑新的“中国形象”,以展示被现代文明逐渐唤醒的族走向主体自觉的态势。

晚清对“中国形象”重塑的文化诉求,在文学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表现。1902年11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新创刊的《新小说》杂志上发表了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只有五回,未完成)。这篇被称为“中国早期的未来小说”,以写实的方式展现了以“世博”①为代表的未来“中国形象”的想象。小说描述道:“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的“正月初一日”,中国民众举行维新五十周年大庆典,“其时正值万国太平会议新成”,为此,梁启超对上海世博会的设想也由此展开:“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中,“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而此时,“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孔子的旁支裔孙孔弘道老先生”,则在博览会上“开设了《中国近六十年史》讲座”,讲述清末时期爱国志士黄克强等人的救国事迹②,并向世人描述未来中国新的形象和美好的未来。显然,梁启超在小说中所描述的“上海博览会”,想象出各国专家学者、大学生数万赴会的场景,所展示的也使他通过小说的虚构方式,实现融入世界的强国之梦。这种以“世博”为实指的想象方式,重塑“中国形象”的文学创作,在晚清文学界逐渐成为一种潮流。③

1905年,以创作谴责小说而闻名的吴沃尧(吴?人)发表了小说《新石头记》,虚构了贾宝玉参观世博、坐潜水艇的诸多情节。小说写贾宝玉再度入世,巡遍中国,努力寻求民族救亡图存和新生之道。第四十回以《入梦境文明先兆,新石头演义告成》为题,写贾宝玉被友人唤醒,告知中国立宪已成,且发展神速:“不到几时,中国就全国改观了。此刻的上海,你道还是从前的上海么?大不相同了。治外法权也收回来了,上海城也拆了,城里及南市都开了商场,一直通到制造局旁边。吴淞的商场也热闹起来了,浦东开了会场,此刻正在那里开万国博览大会。”于是,二人径奔上海世博会,“一出门外便是会场,各国分了地址,盖了房屋,陈列各国货物。中国自己各省也分别盖了会场,十分热闹,稀奇古怪的制造品,也说不尽多少。”在1910年,陆士谔创作了题为《新中国》的小说,继续了梁启超、吴?人的中国举办“世博”的想象:

长虹般的铁桥,横卧波心……一时渡过了桥,只见洋房鳞次栉比,马路八达四通,往来车马,像穿梭一般,哪里是浦东!40年前的南京路,也不过这样繁盛。只恨车行的太快,来不及玩赏市景。

小说的结尾,陆士谔记下了他和妻子这样的一段对话:

妻子说:“这是你痴心梦想久了,所以,才做这奇梦。”

丈夫说:“休说是梦,到那时,真有这景象,也未可知。”

妻子又说:“我与你都在青年,瞧下去,自会知道的。”

丈夫说:“我把这梦记载出来,以为异日之凭证。”

晚清文学中,“中国形象”的定位和重塑,大都是围绕“新”(“未来”)的轴心来展开的,不仅在宏大层面上构筑“新中国”的形象之美,同时也开始强调要落实在“新民”——对民族个体形象塑造之上,如同蔡元培1904年创作的《新年梦》中所写的“中国一民”那样:“那个将偷东家东西,盗卖给外人的‘冒牌的管帐人’最终被驱逐,国家也实行了新政,击败列强,走向富裕、文明,百姓生活安康、美满”。尔后,陈天华的《狮子吼》(未完成)、颐琐的《黄绣球》、静观子的《六月霜》、张肇桐的《自由结婚》等小说,基本上都是围绕“新中国”形象而展开想象,以重塑未来中国新的形象。

美国学者维尔•杜伦在《东方的文明》一书中,曾以“私塾”为对象描绘古老中国的这样一副形象:“教师的主要教具为《四书五经》、《唐诗》和一根教鞭。”显然,尽管这种静穆而缺乏动感的“中国形象”还带有某种朴素之美,但其农耕性质的文明形象,与工业文明的价值标准和审美理想是不相符合的。晚清文学在受到以工业革命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冲击,力图改变这种古老、朴素、呆板、单一的“中国形象”,努力使之与世界潮流接轨。可以说,晚清文学中,“中国形象”的想象与重塑是在西方“他者”(theOther)的冲击、压迫和激发中萌生的,“他者”的直接参照是比较明显的。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将晚清文学对“中国形象”重塑所作的努力,置于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语境中来审视,仍然不难看出其自身严重的思想局限性。这主要表现为:以西方“他者”为蓝本描绘新的“中国形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文学创新的思想维度和动力,但仍然没有跳出晚清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体与用”、“道与器”和“师夷与制夷”思想藩篱的束缚,被动性的“模仿”式学习的痕迹也非常明显。也就是说,晚清文学大都还是停留在试图以现代的方式,重新使中国恢复到以往鼎盛强大的国力时代的心态,而不是真正地迈向以自由为核心的现代文明标准和思想理念。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思想启蒙的“民主”、“科学”、“平等”等现代文明因子,还未能整体植入晚清思想界和文学界。无论是对新中国未来和形象的美好企盼,还是对中国融入世界的高度关注,晚清文学都未能获得价值观念和审美理念的现代性转变,未能完成从文学思想、理念到内容、形式的现代性质的根本转变。

二

当然,晚清文学对“中国形象”的想象和重塑,预示了未来新中国的发展前景。这是一个关于未来“中国形象”的美好勾画,开始体现出具有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国家观念和形象的雏形,但也反映了近代中国在面对工业文明时代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冲击时的骚动不安和急功近利的心态。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宣告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的解体,新的共和制国家——中华民国正式成立。这种源自西方观念以政体为特点的国家(State)形象,摆脱了晚清的虚构和想象,已变成现实间的真实存在。这种情景反映在民国初期的文学创作中,其特点一方面仍然是继续晚清以来渴望建立新的民族国家为主导的思想意识,努力重塑一种与西方以现代性为内核相吻合的新“中国形象”;另一方面则由于共和制政体国家建立初期的不确定性,使之在重塑“中国形象”当中,更多掺和着一种彷徨、迟疑、忧思等无序性、非理性的复杂与多元的心理体验。如同章培恒等指出的那样:“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清王朝的覆灭,并不意味着封建制度的自然瓦解,它是外力压迫、由此提前发生的政治革命、反清排满的民族主义三种力量重合的结果。在中国的土地上,远未来得及产生足以支撑民主共和国制度的经济结构、社会阶层和思想文化。”[2](P648)正是这种复杂的因素,导致了民国初期文学对“中国形象”重塑的模糊性。同时,其审视和认知的视角更多带有“自者”性质,其重塑转变的标志之一,就是“中国形象”重塑的视角,开始从“外部视角”转变为“内部视角”。

据记载,1909—1913年间,法国人阿尔伯肯恩(AlbertKahn,1860～1940)先后两次来到中国,共拍摄了两千多张关于中国的照片,内容以北京的古城建制、街道店铺、小商小贩、交通工具、服装服饰、庙会娱乐居多,镜头聚焦也多是以老人、家长为核心的中国家庭,如端坐中央的父亲、不拘言笑的妇女、少年老成的孩子,等等。其中,他还拍摄了近1个小时的影片,内容涉及哈尔滨、沈阳、北京、上海、青岛等地,记录清末民初中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文化古迹和风土人情[3]。可以说,由西方“他者”留下的民初“中国形象”影像,乃多是中国人的麻木、痛弱、愚昧……然而,这实际上也是民国初期文学“中国形象”的具体表情,是民国初期作家以“自者”视角,重塑“中国形象”的取材内容。

如果说晚清自“小说界革命”以来所出现的各种类型的小说,在一片对未来中国热烈企盼的同时,也开启了展现中国长期积弱积贫现实的“另一只眼睛”的透视,展现出“中国形象”的另一种现实状况,那么,到民国初期,“中国形象”的文学表现则更多元化、多样性。如李涵秋的小说《广陵潮》④,就具有一种自我审视的色彩。范伯群指出:“《过渡镜》的历史背景是从英人犯我广东写起,历经上书变法、百日维新、武昌起义、洪宪帝制、张勋复辟,以‘五四’前夕的抵制日货、国民演讲大会为结束。”[4](P120)作者试图在一幅广袤的历史风云变幻中,展现“中国形象”的真实境况。小说写了许多家庭的悲欢离合。在这动荡的年代,已获得“国民”身份的每一个中国人,仍然逃脱不了神秘命运的主宰,但实际上,所有人的命运虽不可捉摸,甚至烙上神秘的因果报应色彩,最终都仍然是与这个新生但又充满“不确定性”的“国家”脱不了干系,如第八十七回云麟所说的那样:“其实国亡了,他的身子还能保得住么?”不过,李涵秋后来的小说创作,一改他早先以“宏大叙事”方式展现“中国形象”的路径,而以日常生活细节的来进行描述与展示。在始作于1917,标称为“爱国小说”的《战地莺花录》小说创作中,作者就描述了林、赵、方、刘、陶、缪等几个家庭的生活,展现出由家庭儿女之情而产生的人际关系。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将“宏大叙事”中的“中国形象”,以一种日常化的方式展现出来,也显得更为真实和贴切。

对民国初期“中国形象”的展示,引发了诸多作家的创作认同。朱瘦菊(海说梦人)创作的小说《歇浦潮》,以在近代“异军突起”的上海都市为场景,展现这个“十里洋场”中的中国社会众生相。平襟亚(网蛀生)创作的《人海潮》,轰动一时。小说以江南大水灾为叙事线索,描述苏州灾民到上海的民不聊生的场景和境遇,前十回写苏州农村的场景,后四十回写苏州灾民到上海去后那种“哭的、笑的、叹的、忧的”的人生场面。包天笑的小说《甲子絮谭》,也是写苏州人来上海的“颠沛流离的人生”。当时民国虽然建立,但整个国家还是处在军阀混战地步,江浙一带军阀混战,导致了江南“难民流”、“灾民流”。难民(灾民)们大量地涌入当时“繁华一极”的大都市——上海,满以为上海是“黄金遍地”,到处可拾金,但到了上海之后则发现这里并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一座单开间两层的石库门房子要住十多户人家,常常要为生活琐事爆发相互之间的“战争”——抢劫、偷盗、绑票等凶杀案频频发生,军阀的荒淫无耻、战争的残酷,等等都得到了展现。

不言而喻,无论是从外国人“他者”摄制影像中所展现的一个贫弱不堪的“中国形象”,还是到民国初期作家从“自者”的视阈对“新生的国家”的形象展示,人们看到的乃是文明的衰落、社会的混乱、人性的扭曲、国民的堕落、精神的萎靡……将民国初期文学对“中国形象”的描述和展示,置于近现代中国处于社会、文化、文明等综合转型的时代语境来审视,也就不难看出“中国形象”长期以来的积弱积贫镜像。正是这种“中国形象”的刺激,引发了民国初期文学对“中国形象”重塑的一种忧思,突出表现在南社的诗词及李叔同的诗文、苏曼殊的小说创作中。

南社在反清、反袁(袁世凯)的斗争中的表现是众所周知的,其诗词创作对新的“中国形象”的想象和重塑也是宏大层面完成,所唤起的自然也是民族的主体觉醒,如同柳亚子在纪念南社成立所写的一首七言律诗中叙述的那样:“莫笑过江典午鲫,岂无横槊建安才;登高能赋寻常事,要挽银河注酒杯。”然而,进入民国之初的南社诗词创作,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慷慨悲凉、歌哭无端的风格,看似豪放之中则又透露出一种隐约忧思的“幽婉”之气,传达出对民国前景的担忧。陈去病在《哭钝初》中所表露的,是当时许多革命党人对民国前景的幻灭、悲愤、忧思和痛苦之情。早期也是南社成员的李叔同,其多才多艺的天赋曾经给他带来“盛极一时”的辉煌,但民国的建立,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新的精神振奋,那首“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杯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的《送别》曲,以“长亭”、“古道”、“芳草”、“晚风”、“夕阳”等婉约、纤细的意象,传达出离别之苦的忧伤,唱出对人生有限的无奈,那“酒尽梦寒”的无言结局,的确是揪人心肠,其中深藏着的乃是一种企求彻底解脱的“出家”意味。

苏曼殊创作的六部小说《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未完成稿)、《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几乎都带有一种浓郁的个人对民族国家的伤感之情。这位被称为“情僧”的民国初作家,在“情”字上做足了文章,其特点是以个人主体失落的方式,展现出民族国家意义层面的深度忧伤,使他的小说所展示出来的“中国形象”蒙上了一种浓浓的忧思色彩。他从“入世”到“出世”,从关注民族国家的命运转向个人内心的深刻体验,他实际上是用“浪漫的个性超越了他腐朽的思想,表现出个体生命于此中发出的绝叫,促成了中国的苏醒”[5](P271),也如同杨义所指出的那样:“曼殊小说将个人情感悲哀上升为宗国之忧,落笔别有诗人风致,‘明洁隽逸’,在凄婉哀切之处透露出一种青春气息,迥异于林纾的‘沉沉暮气’和鸳鸯蝴蝶派的‘馥馥脂粉气’,具有反对封建名教、唯美主义、理想主义之色彩。”[6](P55)

由对新的民族“国家”的集体想象式的形象重塑,到对“个人”主体失落的形象重塑,民国初期文学对“中国形象”的展示,实际上也是对晚清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重塑的一种反拨,一方面成为促发国猛醒的催化剂,开启思想文化启蒙之先河;另一方面也承上启下,沟通中外,为“五四”新文学在“民主”、“科学”的现代性维度上,重塑“中国形象”作了一种铺垫。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弃医从文”的心理变迁,“五四”新文学作家对“中国形象”的创新塑造,也正是源于民国初这种积弱积贫的“中国形象”的心理刺激。

三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尽管有着中国文化,特别是晚清以来文化变革的理路,但它的主要驱动力还是来自西方文化。陈独秀明确指出:我们只有认定“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才“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7]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五四”新文学对“中国形象”的重塑,在民国初所出现的不确定的模糊性以及以个人主体对应国家主体的层面上,进一步明确了在“民主”和“科学”尺度中进行重塑的理路,以便使“中国形象”更具与世界发展潮流相一致,能够真正地展现出受到“五四”新文化的召唤而被激活的民族新生的主体觉醒。

在这种创作理念的指导下,“五四”新文学对“中国形象”的重塑理路,既不像晚清那样热情冲动,也不像民国初期那样忧伤哀婉,而是试图在更为广阔的现代性视野中,获得对如何重塑“中国形象”的现代性意义的建构。在这当中,既有企盼旧中国像“凤凰涅?”一样浴火重生,以获“永远不死”之新生形象的讴歌,也有对“老中国”、“弱中国”等历史前行中背面形象的勾画。这种多元维度的形象重塑,不仅增添了“五四”新文学重塑“中国形象”的丰富性,也使“五四”新文学更具现代性思想的深度。

具体地说,“五四”新文学对“中国形象”的重塑,主要分为三种路径而展开:一是以激情浪漫的抒情方式展现“中国形象”的新风貌,如郭沫若及其“创造社”、“太阳社”的创作;二是以现实理性的思索方式展现“中国形象”的现实境况,如鲁迅及其“文学研究会”等写实主义作家的创作,三是以叩问忧思的自省方式展现“中国形象”的背面特征,如郁达夫及其自叙传作家的创作。

郭沫若在《女神》中,以鲜明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重塑了“凤凰涅?”后的“像爱人一般”的“青春中国”形象:“我们更生了,我们更生了。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这种更生了的“中国形象”是“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的“小我”(个人主体)和“大我”(民族国家主体)的融合。显然,这仍然是唤起民族主体觉醒的现代性理路,宏大、开阔、豪迈,富有进取心、充满激情、感召力强,其“强者”姿态的重塑和展示,使“五四”新文学的“中国形象”富有一种青春气息。

鲁迅对“老中国儿女”的那种心理感知,表现在“中国形象”的重塑上,则是一种深邃的理性思索。他以“特立独行”的思想深刻性,形象地将具有“四千年”而一直标榜“仁义道德”的历史比作为“吃人”,这是迄今为止通过文学文本所展示出来的“古老中国”最为深刻的形象展示。鲁迅把他深藏在内心深处,经过反复思考和生命体验的思想认识,化为一个个鲜活的文学形象,展现出一个真实的中国境况,并由此揭示出“病态社会”和“病态人们”的疾苦,希望能够引起社会“疗救的注意”,达到改造国民性、重塑“中国形象”的目的。鲁迅给自己文学创作规定的任务是:以文学为点燃“国民精神的火化”,通过文学“画出沉默的、现代的国民魂灵”,并以此为桥梁,沟通国民彼此隔膜的心灵,唤醒仍在“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昏睡的国民,促进民族的自我反省与批判。鲁迅揭示出了“老中国儿女”在文明更替中的矛盾困境,其广阔意义在于揭示一个在长期封闭环境中演化而来的农耕文明,其实并没有为容纳一种新的、陌生的文明而作好从容准备的心理与文化根源。在历史表象的背后,仍然是千百年来亘古不变、习惯成自然的文化心理性格。在近代中国被迫开放而置于世界性的冲击之中,国民更加显得无奈、惶惑,显然,鲁迅的“中国形象”聚焦,不是有关贫苦国民在物质层面,也不是在一般的政治经济层面上所受的剥削与压迫,而是在精神上长期以来遭受封建专制和家族礼教的迫害与心理变异。不论是《祝福》、《故乡》、《孔乙己》,还是《阿Q正传》,鲁迅描绘的都不是历史悠久的中国之“阳光灿烂”,也不是民国诞生之后的“欢心鼓舞”,而是“内骨子里依是旧的”老中国儿女们劣根性的本质写真。

郁达夫笔下的“中国形象”与鲁迅、郭沫若的路径大不相同,尽管也是以自我浪漫抒情的方式展现“中国形象”,但却是以一种历史行进的背面形象,“弱者”(“零余者”)形象,传达出获得新生之后的中国在迈向现代文明进程中的种种艰难性和曲折性。以《沉沦》为例,小说重点是写主人公——“我”——“留日学生”,在受到来自民族压迫、社会迫害的双重压力之下的心理苦楚。“我”的最后沉沦,虽然有自身的心理和性格因素,但更多的还是“弱中国”所带来的无法排斥的精神压迫感。公务员之家

郁达夫的“中国形象”重塑,充满了一种时代的感伤之美,并夹杂着一种时代性的颓废、忧郁和消沉的情绪。不过,这种以时代“弱者”形象来揭示整个民族在“新”、“旧”转换时期的心理郁结,从中也表达出了转型时期中国所遭遇的种种困惑,并昭示人们在现代化一路高歌的行进中,如何面对行进中的“弱者”生存境况以及从中所展现出来的历史前进中的艰难性与曲折性问题。应该说,郁达夫的创作主旨同样也是意在唤起民族新生的主体觉醒。

综上所述,“五四”新文学中,对“中国形象”的重塑,不是像晚清那样注重显性层面的宏大形象重塑,也不是民国初期那种处于过渡转换时期的模糊、伤感与不确定,而是注重在深层次的意识层面,唤起整个国民对新的民族国家形象的心理认同,以构建新的“中国形象”的心灵大厦,并向人们昭示:现代中国在走向富裕的同时,还应高度注重现代文明的重建,即建立与“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等为核心价值相吻合的“文明中国”形象。

从晚清到“五四”新文学的“中国形象”重塑之演化,人们不难发现,虽然“中国形象”充满一种复杂性的演化,个中的原因也尽管一言难以穷尽,但有一点则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晚清以来对“中国形象”的重新定位点,一直都是在“师夷制夷”和“民主、科学”之间徘徊。如果说,“师夷制夷”的工具理性色彩十分明显,那么,如何在“民主”、“科学”等多少还带有一部分价值理性的指向中,重塑带有终极意义色彩的“中国形象”,以唤起整个民族新生的主体觉醒,真正突破对新的民族国家形象定位的旧思维藩篱,这也将是中国新文学面对现代中国迈入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所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即“世界博览会”(WorldExhibitionorExposition,简称WorldExpo),又称“万国博览会”(UniversalExposi-tion,简称UniversalExpo)。

②小说中所写的做了“大中华民主国”第二代大总统的黄克强,据考证,也即辛亥革命功臣黄兴。

③1851年,在英国举办的万国工业产品博览会,标志着人类大规模的文明交流新形式的出现。此时,英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得以充分彰显,英国形象也得以重塑,并进一步增强了英国人的信心和自豪感。这种工业革命取得的巨大文明成就,也大大激发了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对未来“中国形象”进行新的定位和重塑的热情与想象。

④《广陵潮》原名《过渡镜》,从光绪戊申(1908)开始写作,宣统己酉(1909)起至宣统辛亥(1911)8月19日(武昌起义爆发)止,发表在汉口《公论新报》上,仅载到五十二回。民国三年(1914)春,钱芥尘建议更名为《广陵潮》在上海《大共和日报》上连载,后再转到《神州日报》连载,直至民国八年(1919)共发了八十回,后来出单行本时才补齐。这部小说共一百回,近百万字,白话章回体,但不再夹入诗词,小说叙事格局也吸收了诸多新小说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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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范文篇3

中国的民族国家战略也是在现存主权国家框架内形成的。而且，作为一个有着双重“身份”的大国（既拥有灿烂而漫长的前现代文明史，又曾在近代遭受列强欺侮），百年来中国人对民族国家的理解和民族国家战略的实施打上了极其鲜明的时代烙印。那么，在世界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的今天，面向未来的中国民族国家战略的价值前提应该是什么？如何理解中国国内的民主政治建设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对新的人类文明观的界定是站得住脚的，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外交”、“内政”政策又当作何调整？本文愿意就回答这些问题作出尝试。

一、全球治理：政治哲学视野中的人类新文明观

“全球治理”何以可能？根据何在？

俞可平曾把全球治理界定为“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各国公民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民主协商和合作，其核心内容应当是健全和发展一整套维护全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包括处理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全球规则和制度。”作为一个描述性定义，这个界定还是比较准确而全面的。“治理”与“统治”不同，统治带有强制特征，治理则更多地指某种协商活动；统治的主体只能是政府，治理的主体则带有多元性（政府、非政府性民间组织、公民个人都可以成为协商主体）。治理又可分为“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治理是国内治理在国际范围中的延伸。”

最后这句引文显然需要进一步讨论。事实上，当我们谈“国内治理”是一种治理时，我们已经预设了某种民主政体的存在。因为只有在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统一于一个政治架构时，非强制的、以参与为特征的协商机制才可能建立起来并发挥效用。同时还应指出，民主政治架构下的国内治理，并不排除强力的运用，只要这种运用符合一国公共利益的最高要求。“全球治理”就不同了。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全球统一的公共权力机构，还没有一个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相统一的全球政治架构；构成全球治理之国家角色的政府亦并不全是民主政府，这个事实意味着在以政府名义参与的全球治理活动中，政府的行动不一定代表该国公民的集体意志；更重要的是即便假设所有的国家都实行了民主政治，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全球治理就会按照合乎人类理性的最高要求顺利进行，因为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的可能冲突并没有被消除。

不妨举个例子。污染和环境破坏是当今令全世界都感到头痛的问题，但对污染的治理“国内”场合和“国际”场合却有很大的不同。在“国内”场合，对一条河流的污染治理也会遇到重重困难，河流上游城市对污染源的控制通常并不热心，因为这种控制不会使自己直接受益，反倒要由自己支付成本。但中央政府作为全国的公共权力机构可以采取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要求、引导、在必要时命令地方政府服从全局，哪怕牺牲某些地方的局部利益。而在“国际”场合，人们发现很难真正解决诸如空气污染物的越境排放、有毒废料的国际运输、濒危动植物种群的减少、全球臭氧层的衰竭等问题，因为此类问题都是跨出国界以外的地区性乃至全球性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力单独解决之，也不愿意单独承担之。在联合国框架内形成的某些国际协议对协议签署国有一定约束力，但联合国没有权力命令哪一个主权国家在制止生态污染方面采取行动，尽管这种行动肯定有利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从理论上说，面对跨国问题时民族国家的本能选择，符合M•奥尔森所谓“集体行动的逻辑”。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强调没有人愿意付出成本在个人收益极小甚或负收益的情况下去增进所有人都会受益的公共利益。奥尔森曾以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个体厂商行为为例说明这个道理。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中，所有同一行业的企业对更高的产品出售价格有共同的利益，因为在这样的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肯定是一个统一的价格，除非这个行业中的其他企业也提高价格，否则单个企业不可能获得一个更高的价格；同时，这些同行企业对产品产出又有相对抗的利益，因为每一个企业都希望卖出尽可能多的产品以谋求本企业利润的最大化，直到其商品售价低到接近其产品的生产成本为止。而当所有企业都增加生产时，势必导致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和商品售价的行业性下降，从而导致整个行业的集体性损失。这是一个两难。有意思的是面对这个两难，企业通常会作出的选择。显然，没有哪个企业会主动停止自身的，通过提高个别劳动生产率、降低本企业商品售价而实施的牟利行为，尽管他们清楚地知道此类行为的后果是与整个行业的共同利益背道而驰的。一方面，企业会算这样一笔账：在完全竞争中每个单个企业是如此之小，以致可以忽略它的产出的增加对全行业价格的影响。另一方面，即便单个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行为会导致全行业的无形损失，但就本企业而言，行业损失分摊到自己身上的份额和利润最大化行为给本企业带来的收益相比，是无足轻重的。反过来说，一个企业如果因为预见到了行业产出的增加会导致价格的下跌而主动限制自己的产出，它蒙受的损失会更大，因为在别人不会作出相同的举动的情况下实施如此“愚蠢”的行为，只会大大降低本企业的利润和利润率。

这是一个清楚的、关于企业利害的计算。本企业利益是全部计算围绕的核心。即便当计算的结果只是有利于本企业而显然对全行业的公共利益有损害时，按照这个计算实施行动仍然是所有企业的本能选择。

现在，让我们把“企业”换成“国家”，道理似乎是同样的。国与国既有利益一致的一面（地区的或全球的共同利益），也有利益不一致、乃至冲突的一面（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竞争往往构成这种冲突的背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学派都强调国家利益在理解国际关系构成和演变中的基础地位。现实主义视国际社会为一个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社会，在这种状态中，每个国家都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求得生存和发展，所谓国际关系不过是追求“国家权力”和国家间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博弈。新现实主义虽然提出了体系结构的新概念，强调国家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安全而不是权力，但在民族国家中心论这个根本点上，新现实主义和传统的现实主义却是完全一致的。问题在于，当自私的国家行为同样遵循“集体行动的逻辑”时，它也不可避免地会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

总之，如果说“是利益而非理想，直接支配着人们的行动”乃是理解国与国关系的箴言，那么“在无政府状态下，民族国家之间不会有真诚的互信”就将是一个可怖而又真实的结论。然则我们又如何理解今天的全球治理？在一个霍布斯式的国际语境中，在一个有条件利他主义和无条件利己主义成为支配性原则的国家行为框架内，全球治理是可能的么？如果我们沿着霍布斯的逻辑继续往下走，以协商而非强制为特征的全球治理就是不可理解的；面对奥尔森已经揭示的集体行动的困境，我们很难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而如果全球治理是可能的，那势必意味着除了自私的国家利益构成国际关系演变的重要动力外，肯定还有另一种力量在发挥着作用。那么，这种力量是什么？它的基础又在哪里？

我们需要某种历史哲学，需要某种能够对迄今为止的集体人类行为和个体人类行为之动力学基础进行批判性检视和反思的哲学人类学。为了使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获得一个更坚实、更具有历史纵深感的理论平台，我们必须暂时离开那些具体的实践性话题，而把注意力集中于更具哲学性的抽象问题的阐述。

一个理解框架：哲学人类学关于人性的基本设定和社会进化的一般逻辑

哲学人类学（philosophicalanthropology）代表着一系列从整体意义上研究人、理解人的哲学努力。这种努力在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那里获得了早期的、同时又是权威性的历史形式。哲学人类学要揭示人的自然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形而上本质，并反过来为所有关于人的具体科学提供统一基础。

我赞成哲学人类学的这一基本学术定位。在本文中，我将通过生物性和社会性这两个哲学人类学元规则的引入，为人类社会进化和当今全球治理的历史可理解性提供更为基础的人类学平台。

人类的产生是生物进化的结果，生物性是人性的自然之根。这是一般常识都承认的东西。本文所理解的生物性则不但指人作为类在种系发生学上的那个原点，而且――更重要的――乃是指人的一种本体性存在状态及其规定。作为本体论界说，“生物性”并不是一个自然科学概念，而是哲学人类学概念；但这个概念的抽象，又离不开百年来进化理论与生命科学提供的日益丰富、日益系统化的经验科学事实。

人的行为的自私性是本体意义上人之生物性的最普遍、最外在化的表现。就个体而言，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经验都会验证这一点：当自己的所欲、所求与别人的所欲、所求发生矛盾或冲突时，我们会本能地产生追逐自身所求的心理意向，哪怕这种追求可能要以他人利益的牺牲为代价。人性恶是对这种现象的哲学概括。我在这里尤其想强调“意向”这个概念：说自私是人的心理“意向”或自然“意向”，表明“自私”与“不自私”并不全是主观选择的结果，也不全是逻辑判断的结果，而是有某种“前逻辑”的东西存在着，并发挥着作用。这是某种“深层结构”，是一般思维行程由以构成的自然基础，是一种以本能形式存在的东西。不管人类文明已经进步到如何“现代”的水平，我们仍然可以从人类个体乃至团体（包括国家）的基本行为模式中窥见到它的存在。

总之，生物性是人之本性的一部分，它不但代表着人类与自己的自然起点之间的联系，代表着自然强加给人的一种力量，而且作为一种现实的、活生生的要素，它还制约着人类的行为，并以主观可感知的方式激发人的行为动机，使人类行为凸显其“自私的”、“为我的”乃至“唯利是图”的特征。千百年来，无论哪一个种族，哪一块地域，人类经过无数次繁衍和生命的代际相传，这个基本的事实却从未有所改变。所以，我们必须把它理解为某种内在于人的东西，是人的本体意义上的存在状态之一，也是历史演变的内在动力之一。

然而，仅有生物性，我们肯定不足以解释历史，甚至历史一天也不会存在。因为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并非离群索居，而是社会性的集体合作。如果人们的行为只有“自私的”、“为我的”、只尚竞争不善互助、甚至具有狼一样凶残好斗本质的单一向度，则这个逻辑的推演结果只能是人类自身的毁灭。人类的合作也不能仅仅在蚂蚁或蜂群合作的意义上去理解，因为后者仍然是基于纯粹生物学力量的本能行为，是通过自然选择实现的生物进化过程中的一种适应，或者，用康德的话来说，是纯粹服从自然界法则的结果。人类的社会性与此有本质的不同。构成人的社会性的根本点是人的理性，这既是一种只有人才能实施的文化创造行动，同时又是该行动的产物，是文明积淀――也即人类文化创造成果的代际累积――的产物。语言和经由恩格斯阐述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劳动乃是文明创造之所以可能的重要支点，正是它们使人类摆脱了纯粹由自然因果律支配的普通生物界，而成为这个宇宙里特立独行的一族。理性认知能力、理性判断能力、理性交往能力都是成熟人类个体之社会性的重要表征，社会性使人类学会合作，学会抑制自己的自然冲动，学会理性地反观自身、反观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从而通过自己的行动去创造自由。社会性还使人类学会创设各种各样的制度设施以调节、整合人类的物质再生产和文化再生产，整合体现在这些再生产过程中、并使之由以进行的各类人际关系，使人类个体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由此，我们必须说，社会性也是某种内在于人的东西，是人的重要的本体性存在方式。

我把生物性和社会性理解为社会进化之哲学人类学的“元规则”，其意是指它们构成了历史运动之可见系列的更深层次的规则系统，是在历史背后起作用的更为根本性的东西。它们代表着历史深处最为隐秘的力量；除它们之外，我们不可能再发现其他始基性力量的存在。元规则系统构成历史解释的始基点，所有有关历史运动的现象描述的规则都可以从这个元规则系统中找到最终根据。当然，鉴于人的双重本性问题的复杂性，有些命题尚未得到足够的证明，这使本文关于哲学人类学元规则的论说仍带有某种假设（或假定）性质。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据此进行下一步的研究。判断一个学术命题的价值和可靠性，很重要的是看它的逻辑可接受性和科学可延展性，看它在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概念问题时所拥有的战略价值。我深信，就人类发展的社会进化本质课题来说，哲学人类学关于双重人性存在的元规则论说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武器。

社会进化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全人类普适的发展过程，它的基本逻辑有二：第一，既然是普适的，它对全世界所有民族都适用；各民族历史演进的具体差异无非是以正面（遵从）、或反面（扭曲）的特殊性证明社会进化本身的普遍性。第二，既然称“发展”，社会进化是有方向的，但又是生成性的，社会进化本身并无任何预定的或前定的目标。换言之，我所理解的“社会进化之一般逻辑”遵从黑格尔的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但拒绝黑格尔―马克思式的历史目的论。

社会进化的两大驱动原则：利益原则和公共理性原则

社会进化在三个结构领域内进行：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整合结构。前两个领域变革的驱动力主要立基于利益原则，社会整合领域变革的驱动力则立基于公共理性原则。为了方便下面的讨论，这里需要就利益范畴和公共理性范畴给出一个简明的界定，然后我们将回到民族国家和全球治理的主题。

“利益”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是一个关键性、枢纽性术语，本文前面已经使用过它。在目前这个讨论阶段，我们可以把利益界定为表现为个人或团体动机的、人们在政治行为或经济行为中意欲追求的东西。抽象的、非历史的个体单独性存在，无利益范畴可言，利益总是预设了行为目标即包含一致一面、又包含冲突一面的某个范围的人类群体的存在。人们对自身利益、首先是物质利益的追求乃是文明进化的根本原动力。

在以民主体制为特征的现代民族国家政治领域内，利益范畴既与公民权利相联系，又和公共权力的合理运作相关。利益表现为公民权利，说明利益获得了合法形态，这是近代史上的重大进步；但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往往没有止境，且一旦利益与权力挂钩，以侵犯他人合法利益为特征的非法牟取利益的行为就会扩散开来，成为社会癌变过程的开始。为了防止公共权力被权力的本性所腐蚀，监督、制约公共权力受托者的行为，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也为了根绝权力腐化势将给社会伦理造成的破坏性、甚至毁灭性后果，建构一套系统的制度安排以规范现代政治行为就成为必然。数百年来，特别是最近100年来人类的政治实践史已经为此积累了极为丰富、亦相对成熟的经验。民族国家范畴内的宪政民主体制就是这些经验的结晶。在经济领域内，利益范畴主要体现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可以把这个逻辑大体归结为四个方面：自主行动的个人，以谋取利润为目标的行为动机，实现利润手段的合理化以及由此必然导致的竞争体系。读者从中不难体会到马克斯•韦伯所谓“价值合理性”向“目的合理性”的转变，这的确是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在经济结构变迁意义上的巨大分野。这个转变造就出迥然不同于古代社会的现代经济行为主体，也造就出迥然不同于古代社会的现代利益格局。

从哲学人类学的本体层面看，作为本体逻辑的利益范畴一方面凸显了政治、经济行为中人的“自私的”自然本性的始基性存在，凸显了这种本性作为推动社会发展动力的巨大功能，同时也凸显了以现代制度形式呈示的人之理性、社会性对生物自然本性的制约和超越。不过，鉴于政治、经济领域之现代制度设计仍然必须遵循“以权力制约权力、以利益制约利益”的目的合理性原则，社会性在这两个领域对生物性的克服都必须建立在承认后者的存在为真、且须加以利用的基础上。因此，这是一种“扬弃”。社会发展通过现代政治、经济制度设计所实现的人性超越，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是立基于自然本性的社会性之超越。

公共理性原则是与利益原则并存的另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或范畴是通过公民的社会交往行为予以体现的。毫无疑问，社会交往行为要以公民的个人权利为基础，但公民权利通过社会交往行为所要表达的，却不再仅仅是公民个人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诉求，而是某种超越了一己利益的公共意愿或意志。一篇大学讲演、一部小说、一台艺术作品的公演，只要它传达了此时此地公众的所思所想，并符合了、代表着这个社会向前发展的内在要求，作品本身就被赋予某种“形而上”的品格，发表作品的个人也在同时完成了某种转换：这部作品既是个人的声音，又是公共的声音；且首先是作为公共的声音，它才能真正引起社会共鸣。这样，公共理性范畴赋予社会交往行为的逻辑是：公民个人意志直接表现为公共意志，公共意志直接通过掌握了时代脉搏与社会发展趋向的个人意志加以表达，而不再借助那些体现了“历史的狡猾”之历史运作特征的中介形式。

公共理性同样表征人的社会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公共理性的本体论根据就是人的社会性。然与政治、经济领域中的情形不同，现代公民社会之公共理性由以确立的哲学人类学元规则，不再是立基于生物性的社会性，而是直接以社会性之本真面貌出现的社会性。换言之，社会性通过公共理性所表达的，乃是人的道德的、价值的、精神的存在。这些东西作为人的本体存在，具有更为根本的独立意义。不妨做个比较：在制度经济学家的理解中，一个社会的健全的伦理道德准则是使社会稳定、经济制度富有活力的粘合剂。要想取得较低交易成本的经济市场和有效的政治市场，则需要有诚实的、合乎理性的、“好的”道德行为准则。这些说法固然都不错，但它们基本上是一种功能性的论证，而非本体论论证。我要说的则是，人的社会性在本体论意义上本身就是独立自足的，它的功能性特征只能导源于其本体论特征，而不是相反。

就公共理性的内在逻辑言，公民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不仅是作为个体的主体，而且是作为互主体关系中的主体，作为民主宪政社会中的一员，参与公共领域的事务。换言之，当一个公民不是作为谋取经济利益的经济人或谋求政治权力的政治人，而是作为与纯然个体利益追求相对立的社会公共利益之伦理主体从事活动时，他的行为中所包含的本体的、理性的、自觉的社会性之本质就得到了明白无误的呈示。再重复一遍：这种社会性不再是立基于生物性的社会性，不再是虽代表文明的内在生长力量、但又不得不屈就于文明的历史形式的社会性，而是直接生发于道德理性积淀的社会性，是直接以自由法则立身、立言的社会性。

我以为，全球治理由以立基的、政治哲学视野中的人类新文明观，就建立在上述关于人的本体社会性的理解基础上。当然――前文已指出――社会进化既是有方向的，又是生成性的。下面，我们就将进入对民族国家问题的检视，全球治理中隐含的哲学人类学原则将会通过这种检视，以历史发生学的形式引申出来，

二、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性与有限性

“主权”与作为利益原则体现的现代民族国家

现代民族国家是人类群体生活的重要组织方式。“国家”是个政治学概念，“民族”则是文化学概念，“民族国家”意味着某个政治-法律共同体和种族-文化共同体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统一。

“主权”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构成要素。近代政治学意义上的主权说，由十六世纪的法国人让•博丹创立。他于1576年著《共和六书》，提出主权代表国家最高权力。鉴于当时的欧洲正是教会与君主争雄的时代，我国有的研究者指出当年博丹创主权说，其目的乃在为王权提供理论基础。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主权和领土、人口一起成为近现代国际关系框架内民族国家的三大组成要素，国家主权概念逐渐发展为国家间相互认可的核心。一般认为，国家主权有两大特性，一是主权的无限制性，一是主权的不可分割性。截止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20世纪中叶，国家主权的这两个属性都没有遇到根本的挑战。

从本文逻辑着眼，我更想强调的是主权所体现的民族国家范畴内的利益原则。民族国家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作为一个特定层次的人类利益共同体登上历史舞台的。无论在民族国家内部实行的是君主制还是民主制，它对外都会以一个统一的利益共同体的面貌出现。事实上，民族国家作为主权国家间关系的确立，通常都会有利于、而不是有悖于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认同。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建立的国家间关系框架在承认每个国家行动自主性的同时，也承认国家行为的自私性。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等人曾指出：

威斯特伐利亚模式描述了一种世界秩序的发展过程，在这种秩序里，存在着大大小小的领土性的、拥有主权的国家，在它们之间没有绝对的权威；国家在私下里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问题，如果有必要的话，也会使用武力手段；它们致力于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但实际上彼此之间的合作却是最低限度的；并且它们还努力想把自己国家的利益置于其他任何国家的利益之上；此外，它们都接受有效性原则的逻辑，那就是说，这个原则可能最后在国际社会得到了承认――合适性成为了合法性。

总之，这既是一个各自独立的、至少在形式上平等的由主权国家组成的社会，又是一个符合社会达尔文主义特征的、弱肉强食的社会。对利益的追逐是所有国家间关系博弈的永恒主题，不管它们表现为有限合作还是不间断的冲突。如果说，在民族国家内部，基于利益追逐而产生的公民之间的冲突还有公共权力机关作为它的仲裁者，那么在威斯特伐利亚模式框架内的国际社会场合，我们则看不到这样的仲裁者。文明必须借助野蛮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

征服者逻辑：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二律背反

200多年前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曾言：“美洲的发现，经由好望角去到东印度的通道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记载的两个最大的和最重要的事件。它们的影响已经是非常之大了；但在发现以后所经历的两三个世纪的短时期内，还不可能看出其影响的全部内容。人类的智慧不可能预见到，这些重大事件今后将给人类带来什么好处或什么不幸。”出言谨慎的斯密没有敢就地理大发现可能导致的政治后果作出明确判断。今天我们则可以断言，以地理大发现肇其始的，先是商人利益、后迅速演化为（上升为）民族国家利益的追逐者成为“未开化”地区的征服者，乃是把个体水平和民族国家水平上的利益原则贯彻到底必然会引出的结果。

纵观人类历史，不难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不同民族群体彼此相遇、发生关系时，民族群体只有利害的衡量，而鲜有克制自己利益冲动的道德理性。这似乎既可说明古希腊时代雅典的对外征服，也能说明近400年以降欧洲列强的扩张行径。据西方学者研究，现代国家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象米兰、弗罗伦萨和威尼斯这些城市国家的统治者都强调国家有独属于自身的利益。他们创造了国与国交往的外交程序，包括驻外大使的制度，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国家最“现代化”的行动则是他们的“帝国主义”的对外征服行动。后来在欧洲大陆崛起的专制王权国家继承了这个传统。民主制取代王权，并未改变“集权”的中央政府与国家“主权”同一的性质，也没有改变与“主权”概念相联系的国与国关系的性质，包括弱肉强食的征伐逻辑。

那么，这个史实意味着什么呢？它不但意味着“主权”与利益是结合在一起的，利益才是导致国与国之间冲突的根本原因，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一个对内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完全可能同时执行对外扩张的国家战略！从时间上看，西欧民族国家成长和殖民扩张的黄金时代是19世纪，而这个世纪又正好是欧洲民主走向成熟的世纪。这两个历史概念在时空上的重叠是意味深长的。有些人否认民主国家也会对外侵略、扩张，如著名的美国政治哲学家J•罗尔斯。在他的《万民法》中，罗尔斯强调自由人民与传统国家间的差异“在于正义自由人民将自己的基本利益限于合理性要求的范围之内”，因此，至少在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为了使自己的论证首尾一贯，罗尔斯竟断言对外扩张的古雅典并不是民主政体，而是由3.5万名男性议员统治大约30万人口的独裁政体！这种理解的任意性和非历史性确实有些令人吃惊。

对内实行民主制度和对外执行扩张战略的共存，是被称为制度现代化先行者的那些欧洲国家重要的国家现象，也是社会进化在政治领域内的一个明显悖论。本文将此称为“征服者逻辑”，该逻辑凸显了政治文明发展动力所内具的二律背反。这就是：一方面，当利益表现为权利和对权利的诉求时，利益推动了民主，促成了以昭示自由、平等、人权为核心的现代民主制的萌生与确立；另一方面，民主又在民族国家水平上强化了追逐利益的驱动力和实施这种追逐的能力，而据弱肉强食规则展开的“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掠夺，又与自由、平等、人权这些人类共有的普适价值相冲突。

这个二律背反的存在，证明了民族国家层面上确立利益标准所必然带来的局限性。虽然从历史哲学意义上讲，殖民者的经济图谋往往导致文明向不发达地区自然辐射的、不期然的社会后果，且至少出于建构更安全、更理想的投资环境之目的，“先进国家”也会注意乃至实施向“落后国家”的制度输出，从而――就象费希特所讲的那样――“间接地促进了整个人类的自我实现”，但就事情的直接起因言，以本国利益追逐为根本动力的经济扩张乃至领土扩张行为，毕竟有道德上罪恶的一面。征服者一方往往用自身经济、技术、组织建构的先进性证明征服是一种合理行为，是“有资格”进行“统治”的行为，其实，真正关键的东西还是利益。人类的相互征伐（不管发生在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还是发生在势均力敌的大国之间），都曾付出巨大的生命和物质财产代价。20世纪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代价的最近的、也是最为惨烈的例证。

民族主义问题种种

这一小节，我们来讨论主权国家框架内、与民族国家利益之争相联系的民族主义问题。

诚如前述，“民族”本来是一个文化学或文化人类学概念，这个概念承载了对拥有共同文化传统、使用同种语言、保留同样文化-宗教习俗的文化共同体的自然认同乃至于崇拜。艺术作品往往是呈示这种认同或崇拜的最佳媒介。西贝柳斯的《芬兰颂》、斯美塔那的《我的祖国》、冼星海的《黄河颂》都是表达“祖国”情结的优秀音乐作品。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对“祖国”的热爱，对“家”和“家乡”的热恋，对本民族的赞美，实际上是一种全人类的共通情感。当我们聆听到“弗尔塔瓦河”那优美无比的旋律时，作为中国人的我们也会产生由衷的感动之情。在这里，音乐所传达的审美的非功利性恰恰表达了全人类都有的对本土文化眷恋的纯真性。它可能是非理性的，但却绝对是真挚的。

民族主义则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概念。英国学者埃里•凯杜里指出：“民族主义是19世纪初产生于欧洲的一种学说。它自称要为适当的人口单位作出独立地享有一个自己的政府的决定、为在国家中合法地行使权力、为国际社会中的权利组织等，提供一个标准。简言之，该学说认为，人类自然地划分为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由于某些可以证实的特性而能被人认识，政府的唯一合法形式是民族自治政府。”根据这个定义，民族主义是和民族国家相联系的一种东西，民族主义赋予“民族”新的政治内含，它或是表现为已经存在的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并据此表征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或是表现为民族国家催生的社会运动而具有某种思想动员功能。而无论是上述情形中的哪一种，民族主义都会诉诸文化的同质性作为力量的源泉，同时也会诉诸民族情感中的非理性特质作为动员手段。

在为利益而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国际关系框架内，民族国家可以大体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先进的”（即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较前位置的）、并具有扩张倾向或者已经实行扩张政策的国家，一类是“落后的”（现代化的后来者）、且面临外来威胁或者已经被部分殖民化的国家。在扩张性国家中，其国内政治制度既有实行民主体制的，又有实行极权或威权体制的；而在面临外来威胁的国家中，绝大部分都保留着前现代的政治结构和文化传统，或者即便形式上已完成现代制度转型，骨子里仍然是专制主义。

与上述不同民族国家类型相联系的，是各种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

对于那些“先进的”、国内实行民主制度而又对外实行扩张政策的国家来说，其民族主义兼有自由主义的和帝国主义的特征。当民族主义表现为崇尚自由贸易、推进市场改革和经济全球化时，民族主义是体现自由主义原则的民族主义；当民族主义成为政府争夺海洋霸权和海外殖民地的动员手段时，民族主义又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事实上，欧洲的许多“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特别是大英帝国，其民族主义都有这样的双重特点。正是在这些国家身上，征服者逻辑获得了最典型的历史表现形式。

对于那些对内实行极权或威权统治、但又热衷于对外扩张的国家来说，它们的民族主义多带有沙文主义甚或种族主义的浓重味道，或干脆就发展为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19世纪的沙皇俄国和20世纪的德、意、日法西斯诸国都可以划入这个范畴。这些国家并不是现代化的排头兵，它们也曾面临更先进的民族国家的威胁；存在于这些民族灵魂深处的、有关本民族天生优越的非理性情感以及那种被认为极其神圣的对本民族的忠诚感被天才的独裁者所调动，其结果是，它们的对外扩张和追逐利益的行为往往更加赤裸裸，更加肆无忌惮，它们对弱势民族的伤害也更加深重。

最后，对于那些“落后”的、受到威胁的前现代国家或正在形成中的民族国家来说，民族主义当然首先是与民族自强相联系的一种动员力量。无论这些国家是因弱小而落后，还是因传统而落后，民族主义都会自然成为鼓舞人们奋斗的精神源泉。不过，事情还有更复杂的一面。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通常都会引起社会内部的结构紧张，外来文化的冲击往往会加剧这种紧张，甚至导致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很容易成为当政者手中的政治整合工具。统治者从来都会宣称自己是全民族利益的代表；乞灵于神圣的民族情感使之服务于自己的目的，是许多统治者的拿手好戏。

与此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落后国家的民族主义固然首先与追求民族解放或民族复兴相联系，但国家独立不一定就同时意味着国内公民的自由和独立。这里涉及熊玠所说的一个“历史嘲讽”，即非殖民化带来的自相矛盾的结果。“反殖民统治的力量的一个统一的信念是，只有在政治上独立，人们才能实现自尊；只有在领土上独立，国家才能构建发展的框架。但是正如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接近完成的非殖民化进程所见证的那样，在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国家地位的赢得既没有带来发展，也没有带来自尊。”这是就国家而言。就个人而言，“自治的允诺之一是，在政治独立的自由气氛中，个人将会在充分享受他们的人权中，得到包括自尊的满足。但是在曲折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后出现的后殖民时代国家中，国际法意义上的个人命运仍没有改进。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自决几乎被降为国家实现狭隘政治目的的工具，而不是把人民从强加的政治控制下解救出来的工具。”

这里，笔者还想就与“民族主义”关系密切的另一个概念“爱国主义”再写几行字。在常识性观念中，爱国主义向来是一个表征崇高的词汇。其实“爱国主义”不可泛泛而论。有本真的爱国主义，也有变了味的爱国主义，其性质要依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本身的性质而定。我以为，只有那种非功利的、纯粹与热恋自己的文化母体这样一种纯真感情相联系的爱国主义，才是本来意义上的爱国主义。与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相联系的爱国主义是勇敢的爱国主义。与沙文主义、种族主义相联系的爱国主义是邪恶的爱国主义。与专制主义和本土政治压迫相联系的、作为专制政权合法性论证和精神欺骗剂的“爱国主义”则是虚伪的爱国主义。与这种所谓的“爱国主义”相比较，那常常被压制的、对本土政治压迫的反抗，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显然，在现代民族国家框架内，“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一样都被打上了过于浓重的政治印记。

如何超越民族国家水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集体行动的逻辑”？

不管人们是否愿意，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由大约180个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共同体，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及法律平等，被视为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在社会进化意义上，民族国家作为较高层面的人类共同体之组织结构和精神建构原则，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现代公民权利概念、合法政府和有效管理概念、政教分离概念、民族文化和情感积淀成为“综合国力”之重要组成部分的观念，至少就起源或发生学语境言，都是和民族国家相联系的，也是在民族国家框架内发展起来的。有效的市场运作框架的确立同样离不开民族国家。即便是在最保守的意义上理解“市场守夜人”，政府同样要担当起市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保护者的职能；而在哲学人类学意义上，这些职能和相应制度安排所体现的，恰恰是人的本性中我们称之为立基于生物性的社会性的那一部分。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人的本真意义上的社会性的公共理性也是在民族国家这块园地里成长起来的。公民社会首先是民族国家范畴内的公民社会。“治理”作为某种理性的协商过程，作为公民、社会团体和政府双边或多边的谈判、交流过程，它的最初舞台就是民族国家本身。

一句话，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现代化（包括器物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两方面），都是在民族国家这个历史平台上造就的。

然而，一旦我们把视角转向民族国家间关系这个更广阔的国际领域，民族国家行为所体现的社会进化意义上的历史局限性或历史限定性就暴露了出来。当世界被看作是一个由若干单个政治实体（主权国家）所组成的、彼此都宣称没有高于自身主权的更高权力存在的、且各国都把自己的利益视为高于一切（捍卫自己的利益乃是民族国家之天职）的这样一个场景时，这不是一个霍布斯式的国际社会又是什么呢？诚然，现代国际法承认每个主权国家身份上的平等，但这并没有阻止、更不能否定征服者逻辑的存在和盛极一时。我们不妨重温一下霍布斯的教导：“自然使人在身心两个方面的能力十分相等，以致有时某人的体力虽则显然比另一个人强，或是脑力比另一个人敏捷；但这一切总加在一起，也不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大到使这个人能要求获得人家不能向他一样要求的任何利益……。”正是由于人类个体本质上能力的平等，“任何两个人如果想取得同一东西而又不想同时享用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他们的目的主要来自自我保全，有时则只是为了自己的欢乐；在达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彼此都力图摧毁或征服对方”。“由于人们这样相互疑惧，于是自保之道最合理的就是先发制人，也就是用武力或机诈来控制一切他所能控制的人，直到他看到没有其他力量足以危害他为止。”总之，“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摄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把“个人”换成“国家”，这段血淋淋的描写，难道不正是主权国家框架内民族国家间关系的真实写照？

对当今人类来说，成为问题的并不是是否承认国际关系领域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真，而是当人们遵循利益原则这个体现了我们这个物种的“自然法则”、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行事时，这个逻辑――就其展开后必然达到的终局而言――已经把人类整体带入毁灭。这绝不是耸人听闻。人类已经拥有足够的毁灭自身的能力，这是冷战时代美苏核竞赛留下的遗产。当文明整体都归于毁灭的时候，再谈什么“适者生存”难道还有意义么？

民族国家范文篇4

由于我们将不仅涉及一国内部的情况，也要涉及国与国的互动，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这两种情况作一区分。第一个区分是，在一国之内，是一个有政府的社会；而在国际上，由于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众多的民族国家实际上生存在一个无政府社会之中。第二个区分是，在一国之内，人民是可以自由迁徙的，而在国际上，人民是不能自由迁徙的。这两种区分将会使同一种行为或政策，在国内和国际上带来很不相同的结果。

自由主义经济学强调的经济自由，是遵循规则的经济自由，它将那种“以邻为壑”的行为排除在外，使得追逐自己利益的行动能够增进社会的福利。迄今为止，这种规则只有在存在着一个政府的条件下，才能近似地实现。因此当我们讨论国际问题时，我们显然应该注意“自由”含义的变化。我们的目的，是探寻一条形成规则的道路，以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行动达成互利的结果，否则损人利已的行动不仅导致不公正的财富分配，而且会与受害者的报复一起使全球（包括“以邻为壑”者）的福利下降。

在这场危机的多种角色中，我们选择了对冲基金、金融市场和民族国家作为主要的角色加以分析。有趣的是，这三个角色既是三种不同的制度，又代表了不同的人群。我们将在制度和人群的互动中展开对这场金融危机的探索。

一、民族国家与货币体系

一个货币体系就是一种制度，它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由民族国家提供。民族国家不过是政府这种制度安排在当今世界中的具体形式。因为迄今为止政府提供保护的人群还是以历史的、文化的、或生理的因素而划分开来的。那么，为什么货币体系是一种与民族国家范围相对应的公共物品，有什么因素阻止它成为一个世界一统的体系？在货币体系的运转中，政府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人类很早就发现了不足值货币的好处，因为它可以使人们摆脱贵金属的供给不足对经济发展的束缚。但一旦出现不足值货币，尤其是多种不足值货币，就有一种“劣币逐良币”的趋势，导致货币体系的不稳定。货币作为一种信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求币值的稳定。因此，政府垄断了货币的发行，以暴力为后盾保证币值的稳定。当货币形式演变为纸币后，就更需要政府的强制力和信用的保证。一旦人们接受了不足值货币，发行者就获得了一笔发行货币的利润，它等于货币的面值与货币制造成本之间的差额，通常称为铸币税。这个铸币税应该是该国人民的共同财富，如果该国政府放弃了货币发行，转而使用了另一国发行的货币，就等于放弃了该国人民应该享有的利益。这是为什么一个民族国家要自己发行货币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人民不能在国家间自由迁徙。假定全世界只使用一种统一的货币，国家间实行自由贸易，一个国家的货币供给则由它的贸易差额决定。贸易盈余会使通货增加，反之则减少（彼得．林德特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85，第360页）。由于各国之间的生产效率经常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中，可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某些国家保持贸易盈余，而其它国家忍受持续的赤字。后者会因为没有充足的货币供给而使经济发展受到压抑。由于资本将会追逐那些繁荣的地区或产业，货币与资本在国家间的自由流动，将会加剧不同国家间在货币供给方面的充裕和贫乏的差距（哈伯勒，1963，第434-481页）。但由于在今天的世界上，人民不能在国家间自由迁徙，国家间因货币供给的不同而产生的经济发展的差异，就不能通过人口的流动获得调整。因此一个民族国家有充足的理由，通过发行自己的货币，将货币供给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抽象地讲，货币供给的目标，是使得导致资源（尤其是劳动力）充分就业的所有潜在交易都借助于货币实现。达到这一目标，并不需要中央政府发行如此多的货币，而是依赖于金融市场。金融市场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股权市场，一类是债务市场（弗兰克·J·法博和弗朗哥·莫迪利亚尼，1998，第11页）。通过这两类市场以及它们之间的互补，金融市场将货币供给扩展到了一个社会的边际，即最后一个需要货币推动的交易，以及与该交易相关的生产活动。人们发现，以政府发行的货币为基础的债务具有足够高的信用，以至这些债务本身可以用作支付手段，因而债务本身就是货币。通过债务市场，债务在不断地被转手，也就在不断地执行着货币功能。特别地，银行体系的出现，以及银行多次循环地处理债务的方式，使一定数额的政府发行的基础货币被数倍地放大（康芒斯，1983，下册，第1-86页）。在另一方面，金融市场通过金融工具的交易，探测着货币供给的边界。在理想状态中，只要一个经济活动能够获得回报，且此回报至少不低于相当于自然利率（一个只反映时间价值的水平）的市场利率，通过债权债务的安排实现这一活动就是有效率的。因此，当市场利率等于边际生产率时，货币供给与经济活动（即货币需求）之间达到了均衡（?得⑺梗?983，第248-258页）。

当然在现实中，经济活动并不那么简单。现代以来的迂徊生产方式，使生产周期加长，风险因素增多。如果风险过大，债务市场就不能正常运转。因为不能清偿的债权债务不仅会破坏信用，而且会导致货币供给的收缩。针对这种情况，一方面，债务市场采用抵押的方式减少风险，另一方面，它将风险过大的经济活动的融资问题推向了股权市场。股权市场与债务市场的重大区别是，股权没有偿还问题，一旦风险过大造成亏损，不会象债务不能清偿那样引起货币供给量的收缩。如果没有股权市场，或者是一些风险较大的经济活动无法融资，或者是债务交易包含过大的风险，造成货币供给本身的不稳定。而如果没有债务市场，融资的成本则会太高，以至导致货币供给不足。因此股权市场是一个为风险较大的经济活动提供融资支持，同时又能避免因为风险过大导致的货币体系的不稳定的制度安排。在股权市场与债务市场之间，有一个恰当的比例，它将由两个市场的相对价格决定，因而两个市场的价格之间有着很敏感的关系。

将一个民族国家放在世界格局中去看，它的货币体系并不能保持完全的独立。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流动仍然会影响一国的货币供给。当一国的货币政策一定时，贸易差额将会增减货币供给；一笔外国的贷款也会产生货币乘数（如美元贷款在欧洲的作用一样，参看彼得．林德特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85，第443-448页）。这很自然将一国货币与它国货币联系在一起。如果将不同国家的货币看作是不同的商品，它们之间的相对价格（即汇率）也会与其它商品一样发生变化。一方面，它与发行货币的不同国家的国内的货币供给相关；货币供给水平的不同，可以用利率水平和通货膨胀水平（或两者之和的真实利率）来描述；另一方面，它与相关国的贸易差额相关。如果两国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汇率与利率之间也有着很敏感的关系。

对于一个民族国家的政府来说，该国货币体系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就是它应该提供的公共物品之一。一方面，由于金融市场可以放大货币供给的数额，同时探测出货币供给的边界，政府就应该推动金融市场的发育，并借助于它的力量。这使得货币体系运转得更为有效，从而使每一单位发行的货币发挥更大倍数的作用。另一方面，国际因素的作用并不确定。有时它会推动一国的经济发展（例如一段时期的贸易顺差），有时也可能抑制它的发展（如资本外逃），有时甚至会威胁一国货币体系的稳定（如国际游资的冲击）。政府在考虑货币政策时必须同时将国际因素考虑进来，并经常要辅之以贸易政策和外汇政策。政府所面临的悖论是，如果完全对外开放，让国际因素充分发挥作用，它的货币政策就会失效，并且会使该国的货币体系面临外部冲击的巨大风险；如果对国际因素做出某种管制，如设定固定汇率，它的国内宏观政策有时会处于两难境地。例如当出现贸易逆差时，政府一般要提高本国货币的利率才能使贸易恢复平衡，但这样一来，使由于贸易逆差本来就紧缩的货币供给进一步减少。因此在现代的国际经济学中，对一国政府采取怎样的汇率政策没有定论（彼得·林德特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85，第406-431页）。然而有一点是非常清?模褪且还幕醣姨逑挡唤鼋⒃谡⑿械挠梅杀Vさ幕醣一∩希倚枰ü髦终叩木暮腔び氲髡?/P>

二、金融市场与对冲基金

金融市场作为一种制度并不是抽象的，它是由一群人组成的。金融市场在货币体系正常运转中的重要作用，它改进资源在社会中配置的功能，都是通过人们追逐自己利益的过程完成的。近代以来，通过金融工具和金融组织的改进，例如融资的证券化和证券交易所的成立，金融市场不断地降低交易费用，从而使货币体系更为有效。这些改进所带来的利益，由金融业中人与其他人分享。

由于利益的驱动，金融市场有着强劲的创新动力。然而金融市场的利益并不总是与社会的利益相一致。例如，一家证券交易所的利益和它的交易量相关，交易量越大，它所收取的佣金越多。因此它有动力鼓励增大交易量的创新。但对于社会来说，并不是交易量越大越好，借贷过度和投资过度都会破坏经济的均衡。从经济学角度看，只有被证明对增进效率有好处的交易方式才能被接受，否则就接近于：它很像交易，但没有增进效率的功能。因此，一个成熟的国家会对金融创新采取谨慎的态度。当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推出第一张金融期货合约时，它的目的是创造更多的交易量。金融期货（financialfutures）和金融期权（financialoption）构成了七十年代以来的金融创新的主体，它们被统称为金融衍生工具（financialderivatives）。但这些金融创新，只是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认真甄别（公众听证会和调查）后，才获得了合法性（弗兰克·J·法博和弗朗哥·莫迪利亚尼，1998，第306页）。这些金融衍生工具获得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可以作为套期保值、规避风险的工具。从经济学角度看，规避风险有着改进效率的意义。

然而，当金融衍生工具与另一项金融组织创新结合起来以后，事情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与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一起发展起来的，是对冲基金（hedgefund）。顾名思义，它原本被用来进行套期交易，以规避风险。但一旦操作起来，一些对冲基金（以索洛斯的量子基金为代表）就逐渐发现金融衍生工具以前没有被发现的特点，它们可以利用这些特点去盈利。金融衍生工具（以期权为例）的第一个特点，是它可以以较少的资金撬动一笔较大的交易，当这笔交易足够大时，就可以影响价格（见图1）；第二个特点是，由于期权合约的买者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即在交割日时，如果该期权的执行价格（strikeprice）不利于期权持有者，该持有者可以不履行它（可参看洛伦兹·格利茨，1998，第193-198页）。这种安排降低了期权购买者的风险，同时又诱使人们进行更为冒险的投资（即投机）；第三个特点是，期权的执行价格越是偏离期权的标的资产的现货价格，其本身的价格越低（约翰．赫尔，1997，第161页），这给对冲基金后来的投机活动带来便利。

由于逐渐掌握了金融衍生工具的上述特点，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从套期交易的投资组合演变为这样一种投资策略，即通过大量交易操纵相关的几个金融市场，从它们的价格变动中获利。我们在上节的讨论已经指出，在不同的金融市场的价格之间，有着敏感的关系，这些关系早已被专业人士与经济学家发现，并经过经验修正和理论探索，将它们之间的关系表达为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近乎函数对应的数学公式。如关于股票市场的价格与货币市场的价格（利率）的关系，有如下表达：

Sm=(p/i)Sb

其中，Sm为股票的市场价格，p为利润率，i为利率，Sb则为股票的票面价格。同样，两种货币的利率和汇率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表达为：

ef(1+ia)=es(1+ib)

其中，ef代表远期汇率，es代表即期汇率；ia代表本国利率，ib代表外国利率。

可以认为，这种不同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公众知识，它们被写进了许多经济学的或金融学的教科书。只不过在以往，人们只是把这种关系归结为一种市场之间的自然的互动关系。能够利用这种关系的，主要是一国的中央政府。它可以通过调整利率来影响股市价格以及外汇市场。以索洛斯为代表的对冲基金的创新是，它们设想，如果在短期内迅速改变某一金融市场（如外汇市场）的价格，就有可能引起另一金融市场（如货币市场）的价格的相应变化。只要有恰当的投资组合，就可以利用这一变化以及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盈利。当然操纵价格的另一种结果，即由于价格大幅度变动导致的恐慌心理，会带来价格的进一步变动，也可以纳入到对冲基金的策略中。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为他们提供了操纵金融市场价格的手段。尽管现在没有哪个对冲基金公开了这种投资策略，但我们可以从它们的几个“经典战例”中看出来。例如，在1997年5月开始的对冲基金对泰国的攻击，就是一方面通过抛售泰铢现货与期权打压泰铢价格，另一方面早就购买了按未贬值的泰铢汇率计算的美元期权。这一投资组合成功的核心内容，就是泰铢的贬值。在另一个战例中，对冲基金一方面打压港元汇率，另一方面买入香港股票期权。当香港货币当局为了保持联系汇?识岣呃屎螅愀酃墒写蟮6猿寤鸬慕鹑谕痘叽庸善逼谌ㄖ写蠡袷找妗U庖徽嚼暮诵模峭ü谋涓墼懵矢谋淅省?/P>

当对冲基金从主要规避风险的机构演变为以操纵价格为手段的投机组织以后，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人们有必要对它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的、以至全球的福利做一审查。从经济学角度看，操纵价格的行为是没有效率的，因为第一，人为地操纵价格，扭曲了金融市场的价格信号，从而会误导资源的流向；第二，在短期内造成金融市场价格的大幅度涨落，会破坏货币体系的稳定，甚至会使其走向崩溃。一种经济学理论指出，稳定的价格体系比不太稳定的价格体系更有效率（彼得·林德特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85，第554-558页）。而货币体系的崩溃则会进一步导致实质经济的损失。从某种意义上讲，操纵行为（manipulation）与垄断行为很近似。垄断行为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操纵交易数量以改变价格，并从改变后的价格（即垄断价格）中获利。因此我们可以近似地将对冲基金对金融市场的操纵视为一种金融垄断。实际上，金融垄断行为与一般垄断行为一样，都是违背市场规则的行为。它至今没有被普遍谴责并被法律禁止的一个原因，是它与一般的、经典的垄断在表面上有所区别：（1）对冲基金作为一种企业，它直观的规模很小，而经典的垄断企业通常都是庞然大物；（2）它通过控制交易量操纵市场的时间是相对短暂的，而经典?穆⒍掀笠翟蛞叹嘟铣な奔洹?/P>

三、重商主义与世界货币

我们已经知道，贸易差额能够影响一国的货币供给，从而贸易政策同时具有货币政策的功能。在世界上只通行一种货币时，贸易政策就是唯一的货币政策。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近代以来一直长盛不衰的重商主义。在近代早期，国家之间的贸易以贵金属结算，因而可以视为只有一种货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民族国家若想获得支撑经济较快成长的货币供给，就要保持经常的贸易盈余。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快速崛起的国家总是成功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国家。重商主义贸易政策，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凯恩斯早就指出，重商主义有利于一国的经济成长，因为贸易顺差不仅导致海外投资增加，而且通过降低本国利率，增加了国内的投资（1963，第285-286页）。现代国际经济学也认定，贸易盈余直接就是货币供给的增加。

当然，获得更多的货币供给并不是重商主义政策的唯一原因。尽管自由贸易政策会给相关国家带来福利的增长，但这种福利主要表现为消费者剩余，即商品价格的下降，而无法积累和聚集起来形成所谓的“国力”。在一个存在着许多民族国家并且互相对峙的世界上，以货币（贵金属或外国的货币）为形式的、可以集中掌握和调动的财富，具有很高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含义，即它会在国与国之间的实力对抗中产生影响。反过来又可以“促进”贸易，以及保证本国货币的“坚挺”。另一方面，重商主义政策又可以保护本国工业，打击作为竞争对手的其它国家的工业，从而使该国处于更为优越的地位。所以近代以来相继崛起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了重商主义政策，从西班牙、英国、法国，到美国、日本和东亚四小龙。

然而问题是，如果所有国家都采取此一政策，也许谁也不可能获得持续的贸易盈余，重商主义政策就会失效。可以设想，重商主义政策之所以能够实行，必有另外一类国家并不实行这种政策，他们可以保持较长期间的贸易逆差。在近代早期，这类国家主要是在传统世界中相对繁荣和强大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度。到后来，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货币霸权”的国家，他们用本国的货币作为世界货币，支付贸易差额；接受货币的国家或者把它储备起来，或者将其用于对其它国家贸易的支付手段。随着货币形式的变化，这种世界货币的形式也在发展。在最初，是贵金属作为世界货币，它是由于某个国家，如西班牙突然发现了生产贵金属的矿藏；到后来，货币霸权与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的联系越来越多，如英国的崛起。这种货币霸权已经开始摆脱贵金属，它发现可以只用一定比例贵金属作为准备金，就可以发行数倍于此的货币量。因此，英镑作为世界货币，已经开始从其它国家的人民身上征收铸币税。但英镑最终没有摆脱金本位，它将世界货币的位置让给了美元。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元与金本位脱钩，最终仅仅依靠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作为保证。在这时，每一美元包含了比例很高的铸币税。由于有了铸币税收入，具有货币霸权的国家就会容忍贸易逆差。事实上，它向世界发行世界货币的途径，主要是通过贸易的逆差。在这时，出现了一种在重商主义国家与具有货币霸权国家之间的贸易均衡。

然而，从长期看，这种均衡是不稳定的。一方面，重商主义政策不能长期实行下去。它虽然会在一定时期内使一国的经济快速成长，却最终会带来该国的通货膨胀，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利率水平过低（资本过剩）。在这时，出口竞争力下降，经济增长停滞。另一方面，即使具有货币霸权的国家一般同时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但长期的贸易逆差也会削弱该国产业的竞争力，并有可能使该国最后衰落下去。在近代史中，既有成功实行重商主义，最后获得包括货币霸权在内的世界霸权的国家，如英国、美国，也有因重商主义政策之累最后衰落下去的国家，如西班牙；那些相继倒台的霸权国家，多是因为持续的贸易逆差最终导致了本国的产业衰落。因此，对于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国家而言，对它们最有利的选择，是在恰当的时候转变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同时努力使本国货币变成世界货币；对于那些具有货币霸权的国家而言，它的选择则应是努力降低本国的贸易逆差，同时用其它途径发行它的世界货币。

二战以后，美国成为具有货币霸权的国家，而日本以及一批亚洲国家，成为新兴的重商主义国家。主要依赖于美国的市场（即美国的贸易逆差），它们迅速地崛起。冷战的背景加强了这样一种格局。因为美国出于国际政治战略的考虑，向这些新兴重商主义国家做了更大的让步。但这些国家的崛起之快，使美国深感担忧。为了使美国的产业不至成为这些亚洲国家产业的牺牲品，符合美国利益的作法就是减少同这些国家的贸易逆差。因此，美国倡导的“自由贸易”除了有利于各国之外，包含对美国有利的一面。在另一方面，美国又不希望因此减少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向其它国家征收的铸币税。而另一个向世界“发行”美元的途径，就是美元贷款。所以，主张“资本自由流动”也就暗含了美国的利益。

从货币角度看，重商主义与货币霸权的均衡，又包含了一种货币之间的不均衡。尽管每个民族国家都有权发行自己的货币，但由于国家规模不同，经济实力不同，不同的货币之间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尤其是具有货币霸权的国家的货币，更是与其它一般国家的货币有着本质的区别。作为世界货币，它有着一般货币所不具有的“一般性”。这种一般性，就如同货币与一般商品相比的一般性。相对于美元，其它一般货币（除了几个强势货币，如马克，日元）都是“特殊的”。它们的“价值”，由美元来衡量。人们可以象用货币操纵某种物品的价格一样，用美元操纵某种一般货币的价格，却很难相反。因此，我们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发现，索洛斯等人用来攻击亚洲国家货币体系的材料是美元。

四、对冲基金对民族国家的攻击

作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对冲基金的经理的最佳选择，是打击那些最为脆弱，最容易被击垮的民族国家的货币体系。这样的民族国家具有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规模较小。如果一个金融市场的交易规模较小，对冲基金的一定量的货币就可以对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或者如果想达到一定程度的对价格的操纵，在较小的货币体系中，可以投入较少的资金，从而减少筹资的成本。第二个特点是，这些备选对象的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存在问题，如通货膨胀和贸易逆差；或者说，发动金融攻击的战略性的时机要选择一个国家的这样一个时期。第三，这些国家的企业或政府的财务状况存在问题，如利润率下降，资产负债率过高，以及存在债务风险。第四，在战术上，要选择债务即将到期的时刻。

总体来看，受到首批攻击的东南亚国家（或地区）恰是具备上述几方面特点的民族国家（或地区）。无论是泰国、香港、马来西亚，还是新加坡、菲律宾、韩国甚至印尼，其GDP（1996年）分别是美国的2.5%，2.1%，1.4%，1.3%，1.1%，6.6%和3.1%；其M1（1996年）分别是美国的3.3%，6%，1.7%，1.8%，1%，4.9%和2.6%（见图2）。经过相当长时期奉行重商主义政策，这些国家或地区（除新加坡外）已经进入了重商主义的晚期，国内物价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贸易出现逆差。1995年或1996年，泰国、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和印尼的贸易赤字占其GDP的比重分别为7.9%，11.6%，4.8%，2.4%，7.4%和3.1%。然而在长期的重商主义政策之下，企业主要从事向经济发达的国家出口的业务，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这一行列，导致竞争激烈；又由于冷战结束美国收紧对这些昔日盟国的贸易让步，致使利润率普遍下降。而这些企业在上升时期，由于采取模仿和学习的战略，市场风险较小，多采取债务融资的方式，导致了资产负债率处于较高水平。再由于政府多采取联系汇率或固定汇率政策，使多数企业没有有关外汇的风险意识，从而没有对自己的外汇债务进行套期保值。这一切，使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从1997年初开始，成为了对冲基金的最佳攻击目标。

应该承认，没有对冲基金的攻击，东南亚国家存在的上述问题也会得到市场和政府的调整。但这种调整会缓和得多。作为政府，它会小心翼翼地调整利率或出台适度的财政政策，调整汇率或关税率，以使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恢复平衡。然而，由于不适时地开放了金融市场，不仅使不够慎重的短期债权债务大量增加，更因为外汇贷款的涌入导致国内货币政策失效，使得政府失去调整本国经济的手段。例如在泰国，政府实行较紧的货币政策，但由于企业可以自由地借到利率比泰铢低得多的美元或日元，政府的货币政策并没能阻止物价的上涨，以及由此导致的贸易逆差（如泰国的情形，参见KiridaBhaopichitr,3/17/1999）。而对于对冲基金来说，对它们最有利的，不是对金融市场各种价格的微调，而是剧烈地动荡。因此，它们发起了攻击。

尽管在进行明显的攻击之前，对冲基金及其“盟军”要进行战略上的铺垫，关键的步骤还是在某一金融市场（多是外汇市场）上，以大量抛售的方式影响价格，使之朝着投资策略所预期的方向剧烈变化。在这时，或者政府会保卫现有的外汇制度，用提高本币利率的方式和入市操作的方式进行干预（如香港政府和泰国政府起初所做的那样）；或者放弃固定汇率制（如台湾、巴西等政府）。在前一种情况，利率的提高会导致股市的下跌；在后一种情况下，本币会大幅度贬值。无论出现哪种情况，只要对冲基金的策略预见到了，就可以获得收益。但这样做的结果从两个方面给该国的实质经济带来损害。第一，对冲基金的成功就是其它一些企业甚至是政府的损失。它们的损失可能直接使这些机构从财务上就陷于破产；第二，几个金融市场的价格（汇率，利率，股票价格）是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进行正常运转的重要参数，当这些重要参数发生变化后，经济机构的资产与负债的结构完全被打乱了，以至会在实际生产能力仍很健康的情况下变为财务上无法生存的组织。例如，本币的贬值等价于外汇债务的突然增大，会导致企业无法偿还到期债务，以至资不抵债；利率增高则引起财务成本上升，也会给企业造成亏损；而股票价格的下跌则会使那些以其它公司股票为资产的企业的资产缩水，从资产的方向导致资不抵债。

一旦一些企业或金融机构的到期债务无法清偿，其它没到期的债务也就变成了到期债务，导致它们走向破产。企业破产同时意味不能清偿所有债务，这就会导致它们的一些财务状况较差的债权人也走向破产，从而引起连锁反应。大量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破产，从两个方面加重着危机。从实质经济角度看，企业破产意味着原来被组合在一起的生产要素的解体，实际生产和服务的运转的中断，直接就是社会产出的减少；从货币角度看，企业尤其是金融机构的破产，债务的清偿，以及不能清偿的债务带来的对信用的破坏，会导致整个社会通货紧缩，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货币就是由债务构成的；在另一方面，因本币贬值而出现的大量资本外逃，也加重着本国的通货紧缩，因为在资本自由流动（或不完全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外国货币已经构成了本国的货币供给的一部分。实质经济的破坏会继续对已经恶化的金融市场产生影响。企业亏损增大和企业的破产直接会影响股市价格的下跌；本国经济的削弱又会进一步引致本国货币的贬值。进一步恶化的金融市场价格参数又会使企业雪上加霜。通货紧缩减少了本国的总需求量，恶化了企业的市场环境，从而进一步打击了实质经济。就这样，金融市场与实质经济之间形成了一个不断恶化的正反馈过程，使一国经济迅速跌向谷底。在极端的情况下，货币体系和实质经济的崩溃，会导致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甚至会导致一国（甚至是“大国”，如俄国）的政府财政破产。

可以看出，只有当对金融市场价格的扰动引起对实质经济和货币体系的破坏时，这些价格才会向对冲基金期望的方向持续地跌落。因此，被攻击的国家被破坏得越严重，对实施攻击的对冲基金越有利。其结果，是在对冲基金与民族国家之间的一次财富再分配。从分配的公正性角度看，如果我们认定对冲基金的这种行为接近于垄断，那么它所获得的收入则近乎垄断利润。正如经济学界所公认的那样，垄断利润是一种不公正的财富再分配。而现在在世界上占主流的经济学界之所以对这种收入较少谴责，不仅是因为对冲基金的操纵行为的垄断性质不易被察觉，而且因为它们的交易行为似乎符合市场惯例。在市场中，价格有涨落，交易者有输赢。人们之所以容忍一时的亏损，是因为他们认为从总体看，只要没有人操纵价格，不仅机会是均等的，而且市场作为一个配置资源的机制是有效的。但是，一旦有人操纵价格，不仅输赢的机会不均等，而且会导致对包括货币体系在内的市场本身的破坏，更谈不上提高市场的效率了。从经济学的价值观来看，既然没有效率，也就缺乏道德基础。因为这种行为导致的财富再分配，赢者的收入不仅以输者同等的损失，而且以输者更大的损失，以至其货币体系及经济机制的崩溃和失效为代价；从全球角度看，都是一种净的福利损失。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推论，表面看来公平的货币交易，可能会导致既损害效率、又破坏公正的结果来。布罗代尔曾指出，“货币是在本国和在国外剥削他人的一种手段，是加剧剥削的一种方式。”（1992，第522页）如果我们注意不同货币之间的重大区别，注意运用货币进行交易的不同方式，我们可以发现，货币交易可以变成一种掠夺的手段。如同上节所说的那样，美元作为一种世界货币，可以成为操纵其它货币价格的手段。借助于金融衍生工具，先进的信息技术，以及现代信用体系，对冲基金可以获得比以往的成本低得多的货币。用这种成本更低的货币去操纵市场，从一般居民或企业手中劫掠走成本较高的货币，就如同用一般货币去操纵一个特定商品的市场，从中获取暴利一样。

五、几种可能的后果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现在我们回到全世界的层次，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思考问题。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任由对冲基金进行操纵与投机，将会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不同民族国家和国际社会将有几种可能的选择，它们分别会产生什么影响？第二个问题是，不同的选择将会产生什么样的世界总福利，以及什么样的民族国家间的财富再分配？第三个问题是，在现在的国际政治格局下，人类能否达成一种导致世界总福利最大的解决方案？

包括自由放任，不同的民族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大约有四种可能的选择：（1）放任对冲基金的操纵与投机活动；（2）对跨国的金融活动设置严格的管制，包括设定固定汇率，限制货币与资本自由流动，取消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甚至取消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交易；（3）以操纵对抗操纵，即那些被对冲基金攻击的民族国家（或地区），也采取对冲基金操纵市场价格的办法，以抵消对冲基金的影响；这既包括政府也采用这一手段，如香港政府，也包括在民间发展对冲基金；（4）采取适当的政策手段，对操纵金融市场的行为加以约束，同时保证货币与资本的正常流动。

第一种选择的结果，是全球的金融崩溃与经济萧条。这是因为，一些对冲基金在投机上的成功，会吸引更多的资源进入这一领域；但同时会减少利用操纵市场牟利的成功率，因为这会减少这种投资策略的确定性。当较少的对冲基金操纵市场价格时，它的预期有着较高的确定性，因为操纵者比其他人更能“预见”价格的变动。然而当越来越多的对冲基金进入到这一领域后，它们的投资策略就会互相冲突。即使对冲基金分别在不同的市场上运作，由于市场之间是互相影响的，一个对冲基金在一个市场的“确定性地”操作，会成为另一个市场上另一个对冲基金的“不确定”因素。这使得对冲基金越来越难以盈利，并且越来越具有风险，最后可能导致从事市场操纵的对冲基金本身的垮台（如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几近破产）。当一些对冲基金走向破产，它们背后的商业银行也会因之遭受巨大亏损而倒台。这将会在社会中产生巨大的震撼及连锁反应，导致信用和货币体系的崩溃，进而影响实质经济，尤其是对冲基金最为发达的美国。当美国走向经济萧条后，全世界会在东亚、俄国和拉美危机的基础上，又受到致命的一击，从而最终走向世界性的经济萧条。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第二个与第三个选择其实都是对操纵与投机行为作出反应的选择，只不过前者是消极的反应，而后者是积极的反应。第二个选择的后果，一方面会减少外部因素对一国经济的冲击，使该国的货币体系保持独立，重新建立本国宏观政策的权威，另一方面也会切断正常的资本流动，阻碍了资源在更大范围的组合。如果各国都采取这一政策，则会使全球的金融体系解体，甚至瓦解国际的分工体系。第三个选择的结果，一方面会使那些采用与对冲基金类似的手段的政府部门和民间机构暴露在更大的风险之中（如香港政府入市博杀），也会加剧第一种选择所带来的金融与经济危机。

第四种选择的结果，则是较为积极的。一方面，对操纵行为的管制，抑制或消除了破坏货币体系的金融投机行为，阻止了世界走向金融崩溃和经济萧条；另一方面，又保证了货币和资本在国家间的正常流动，使世界仍然享有资源在更大范围的配置所带来的好处。

从世界总福利的角度看，第一种和第三种选择所带来的结果最差，因为世界的金融崩溃和经济萧条很显然降低了全世界的经济产出；第二种选择也不理想，因为它阻止了货币与资本在国家间流动所带来的资源配置的改善；第四种选择则会带来一个世界总福利的增量，因为它恰当地解决了货币流动与金融风险之间的矛盾。从财富在国家间的再分配角度看，第一种选择有利于金融部门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特别地，有利于具有货币霸权的美国，而不利其制造业具有竞争力的新兴国家与地区。因为第一，对冲基金投机活动的活跃，金融衍生工具交易量的增大，将会给金融部门（包括证券交易所，各种银行等）带来巨大收益；第二，对冲基金所获得的操纵收益，很自然地要汇回母国；第三，在重商主义国家与货币霸权国家的结构中，对冲基金对其它国家的货币掠夺，等于将重商主义国家通过贸易顺差积累的外汇储备，又通过货币投机的形式转移回货币霸权国家，减缓了重商主义国家对其产业的竞争压力；第四，由于许多国家的货币体系遭到破坏，美元在实际上被越来越多的人运用于美国之外的场合，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考虑，用美元替代本国的货币，即出现了一种美元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显然增加了全世界对美元的需求，从而增大了其它国家人民向美国交纳的铸币税。而第二种、第三种选择，则减少了给货币霸权国家带来的好处，也减少了其它国家受到的损害，但是以降低资本配置效率和增大金融风险为代价。毫无疑问，第四种选择，从短期看，显然不利于对冲基金发达、且具有货币霸权的国家，因为它抑制了这些国家按照第一种选择获得利益；但是从长远看，由于避免了世界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它将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然而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实行第四种选择却很困难。这是因为，第一，任何单个国家或地区实行这种政策，都会因为它们之间的竞争而受到削弱。由于金融中心之间，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争夺金融交易和资本的竞争，任何一个对货币和资本流动的管制措施，都会降低本金融中心和民族国家的“竞争力”。即使已经实施了某些管制的国家或地区，也会因为互相间的竞争而再度放松管制（如香港与新加坡之间的竞争，导致了香港金融当局又放松了管制措施，参见陈定远，1998）。第二，若想实现世界各国的统一行动，在一个没有世界政府的国际社会中，现实的作法是依赖于在经济政治处于主导地位国家的率先倡导。然而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那样，这些国家恰恰是从对冲基金的操纵和投机获得益处的国家，从而至少在短期内我们不能期望它们能够带领世界各国走上联合管制操纵行为的道路。

六、结语

（1）迄今为止，几乎所有所谓的“经济自由”，只有在存在着一个政府的情况下才能够近似地实现。在国际经济领域，我们无法保证一个经济活动（尽管被称为是“自由的”）的效率与公平，即真正意义的自由。因为在国际领域还没有一个世界政府。

（2）一个有效和稳定的货币体系是一种公共物品，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政府都有义务提供它，并通过制度和政策精心地呵护它。

（3）由于没有一个世界政府，自由贸易的理想从来没有在世界上实现过。国际贸易的均衡不是自由贸易的均衡，而是重商主义与货币霸权之间的均衡。

（4）对冲基金的核心策略，是在金融市场中操纵价格。这是一种近似于垄断的行为。所以以索洛斯为代表的对冲基金的经理们，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捍卫者而是破坏者。

（5）对冲基金通过金融投机的所得，不仅以被攻击的国家人民的损失为代价，甚至以这些国家的货币体系和实质经济的崩溃为代价。这导致世界福利的净损失，包括全球金融体系和实质经济遭受的损害。所以对冲基金施行的操纵行为是对被攻击国家和世界的犯罪。这种罪恶类似于为了获得象牙而杀死大象。

民族国家范文篇5

由于我们将不仅涉及一国内部的情况，也要涉及国与国的互动，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这两种情况作一区分。第一个区分是，在一国之内，是一个有政府的社会；而在国际上，由于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众多的民族国家实际上生存在一个无政府社会之中。第二个区分是，在一国之内，人民是可以自由迁徙的，而在国际上，人民是不能自由迁徙的。这两种区分将会使同一种行为或政策，在国内和国际上带来很不相同的结果。

自由主义经济学强调的经济自由，是遵循规则的经济自由，它将那种“以邻为壑”的行为排除在外，使得追逐自己利益的行动能够增进社会的福利。迄今为止，这种规则只有在存在着一个政府的条件下，才能近似地实现。因此当我们讨论国际问题时，我们显然应该注意“自由”含义的变化。我们的目的，是探寻一条形成规则的道路，以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行动达成互利的结果，否则损人利已的行动不仅导致不公正的财富分配，而且会与受害者的报复一起使全球（包括“以邻为壑”者）的福利下降。

在这场危机的多种角色中，我们选择了对冲基金、金融市场和民族国家作为主要的角色加以分析。有趣的是，这三个角色既是三种不同的制度，又代表了不同的人群。我们将在制度和人群的互动中展开对这场金融危机的探索。

一、民族国家与货币体系

一个货币体系就是一种制度，它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由民族国家提供。民族国家不过是政府这种制度安排在当今世界中的具体形式。因为迄今为止政府提供保护的人群还是以历史的、文化的、或生理的因素而划分开来的。那么，为什么货币体系是一种与民族国家范围相对应的公共物品，有什么因素阻止它成为一个世界一统的体系？在货币体系的运转中，政府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人类很早就发现了不足值货币的好处，因为它可以使人们摆脱贵金属的供给不足对经济发展的束缚。但一旦出现不足值货币，尤其是多种不足值货币，就有一种“劣币逐良币”的趋势，导致货币体系的不稳定。货币作为一种信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求币值的稳定。因此，政府垄断了货币的发行，以暴力为后盾保证币值的稳定。当货币形式演变为纸币后，就更需要政府的强制力和信用的保证。一旦人们接受了不足值货币，发行者就获得了一笔发行货币的利润，它等于货币的面值与货币制造成本之间的差额，通常称为铸币税。这个铸币税应该是该国人民的共同财富，如果该国政府放弃了货币发行，转而使用了另一国发行的货币，就等于放弃了该国人民应该享有的利益。这是为什么一个民族国家要自己发行货币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人民不能在国家间自由迁徙。假定全世界只使用一种统一的货币，国家间实行自由贸易，一个国家的货币供给则由它的贸易差额决定。贸易盈余会使通货增加，反之则减少（彼得．林德特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85，第360页）。由于各国之间的生产效率经常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中，可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某些国家保持贸易盈余，而其它国家忍受持续的赤字。后者会因为没有充足的货币供给而使经济发展受到压抑。由于资本将会追逐那些繁荣的地区或产业，货币与资本在国家间的自由流动，将会加剧不同国家间在货币供给方面的充裕和贫乏的差距（哈伯勒，1963，第434-481页）。但由于在今天的世界上，人民不能在国家间自由迁徙，国家间因货币供给的不同而产生的经济发展的差异，就不能通过人口的流动获得调整。因此一个民族国家有充足的理由，通过发行自己的货币，将货币供给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抽象地讲，货币供给的目标，是使得导致资源（尤其是劳动力）充分就业的所有潜在交易都借助于货币实现。达到这一目标，并不需要中央政府发行如此多的货币，而是依赖于金融市场。金融市场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股权市场，一类是债务市场（弗兰克·J·法博和弗朗哥·莫迪利亚尼，1998，第11页）。通过这两类市场以及它们之间的互补，金融市场将货币供给扩展到了一个社会的边际，即最后一个需要货币推动的交易，以及与该交易相关的生产活动。人们发现，以政府发行的货币为基础的债务具有足够高的信用，以至这些债务本身可以用作支付手段，因而债务本身就是货币。通过债务市场，债务在不断地被转手，也就在不断地执行着货币功能。特别地，银行体系的出现，以及银行多次循环地处理债务的方式，使一定数额的政府发行的基础货币被数倍地放大（康芒斯，1983，下册，第1-86页）。在另一方面，金融市场通过金融工具的交易，探测着货币供给的边界。在理想状态中，只要一个经济活动能够获得回报，且此回报至少不低于相当于自然利率（一个只反映时间价值的水平）的市场利率，通过债权债务的安排实现这一活动就是有效率的。因此，当市场利率等于边际生产率时，货币供给与经济活动（即货币需求）之间达到了均衡（?得⑺梗?983，第248-258页）。

当然在现实中，经济活动并不那么简单。现代以来的迂徊生产方式，使生产周期加长，风险因素增多。如果风险过大，债务市场就不能正常运转。因为不能清偿的债权债务不仅会破坏信用，而且会导致货币供给的收缩。针对这种情况，一方面，债务市场采用抵押的方式减少风险，另一方面，它将风险过大的经济活动的融资问题推向了股权市场。股权市场与债务市场的重大区别是，股权没有偿还问题，一旦风险过大造成亏损，不会象债务不能清偿那样引起货币供给量的收缩。如果没有股权市场，或者是一些风险较大的经济活动无法融资，或者是债务交易包含过大的风险，造成货币供给本身的不稳定。而如果没有债务市场，融资的成本则会太高，以至导致货币供给不足。因此股权市场是一个为风险较大的经济活动提供融资支持，同时又能避免因为风险过大导致的货币体系的不稳定的制度安排。在股权市场与债务市场之间，有一个恰当的比例，它将由两个市场的相对价格决定，因而两个市场的价格之间有着很敏感的关系。

将一个民族国家放在世界格局中去看，它的货币体系并不能保持完全的独立。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流动仍然会影响一国的货币供给。当一国的货币政策一定时，贸易差额将会增减货币供给；一笔外国的贷款也会产生货币乘数（如美元贷款在欧洲的作用一样，参看彼得．林德特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85，第443-448页）。这很自然将一国货币与它国货币联系在一起。如果将不同国家的货币看作是不同的商品，它们之间的相对价格（即汇率）也会与其它商品一样发生变化。一方面，它与发行货币的不同国家的国内的货币供给相关；货币供给水平的不同，可以用利率水平和通货膨胀水平（或两者之和的真实利率）来描述；另一方面，它与相关国的贸易差额相关。如果两国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汇率与利率之间也有着很敏感的关系。

对于一个民族国家的政府来说，该国货币体系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就是它应该提供的公共物品之一。一方面，由于金融市场可以放大货币供给的数额，同时探测出货币供给的边界，政府就应该推动金融市场的发育，并借助于它的力量。这使得货币体系运转得更为有效，从而使每一单位发行的货币发挥更大倍数的作用。另一方面，国际因素的作用并不确定。有时它会推动一国的经济发展（例如一段时期的贸易顺差），有时也可能抑制它的发展（如资本外逃），有时甚至会威胁一国货币体系的稳定（如国际游资的冲击）。政府在考虑货币政策时必须同时将国际因素考虑进来，并经常要辅之以贸易政策和外汇政策。政府所面临的悖论是，如果完全对外开放，让国际因素充分发挥作用，它的货币政策就会失效，并且会使该国的货币体系面临外部冲击的巨大风险；如果对国际因素做出某种管制，如设定固定汇率，它的国内宏观政策有时会处于两难境地。例如当出现贸易逆差时，政府一般要提高本国货币的利率才能使贸易恢复平衡，但这样一来，使由于贸易逆差本来就紧缩的货币供给进一步减少。因此在现代的国际经济学中，对一国政府采取怎样的汇率政策没有定论（彼得·林德特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85，第406-431页）。然而有一点是非常清?模褪且还幕醣姨逑挡唤鼋⒃谡⑿械挠梅杀Vさ幕醣一∩希倚枰ü髦终叩木暮腔び氲髡?/P>

二、金融市场与对冲基金

金融市场作为一种制度并不是抽象的，它是由一群人组成的。金融市场在货币体系正常运转中的重要作用，它改进资源在社会中配置的功能，都是通过人们追逐自己利益的过程完成的。近代以来，通过金融工具和金融组织的改进，例如融资的证券化和证券交易所的成立，金融市场不断地降低交易费用，从而使货币体系更为有效。这些改进所带来的利益，由金融业中人与其他人分享。

由于利益的驱动，金融市场有着强劲的创新动力。然而金融市场的利益并不总是与社会的利益相一致。例如，一家证券交易所的利益和它的交易量相关，交易量越大，它所收取的佣金越多。因此它有动力鼓励增大交易量的创新。但对于社会来说，并不是交易量越大越好，借贷过度和投资过度都会破坏经济的均衡。从经济学角度看，只有被证明对增进效率有好处的交易方式才能被接受，否则就接近于：它很像交易，但没有增进效率的功能。因此，一个成熟的国家会对金融创新采取谨慎的态度。当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推出第一张金融期货合约时，它的目的是创造更多的交易量。金融期货（financialfutures）和金融期权（financialoption）构成了七十年代以来的金融创新的主体，它们被统称为金融衍生工具（financialderivatives）。但这些金融创新，只是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认真甄别（公众听证会和调查）后，才获得了合法性（弗兰克·J·法博和弗朗哥·莫迪利亚尼，1998，第306页）。这些金融衍生工具获得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可以作为套期保值、规避风险的工具。从经济学角度看，规避风险有着改进效率的意义。

然而，当金融衍生工具与另一项金融组织创新结合起来以后，事情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与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一起发展起来的，是对冲基金（hedgefund）。顾名思义，它原本被用来进行套期交易，以规避风险。但一旦操作起来，一些对冲基金（以索洛斯的量子基金为代表）就逐渐发现金融衍生工具以前没有被发现的特点，它们可以利用这些特点去盈利。金融衍生工具（以期权为例）的第一个特点，是它可以以较少的资金撬动一笔较大的交易，当这笔交易足够大时，就可以影响价格（见图1）；第二个特点是，由于期权合约的买者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即在交割日时，如果该期权的执行价格（strikeprice）不利于期权持有者，该持有者可以不履行它（可参看洛伦兹·格利茨，1998，第193-198页）。这种安排降低了期权购买者的风险，同时又诱使人们进行更为冒险的投资（即投机）；第三个特点是，期权的执行价格越是偏离期权的标的资产的现货价格，其本身的价格越低（约翰．赫尔，1997，第161页），这给对冲基金后来的投机活动带来便利。

由于逐渐掌握了金融衍生工具的上述特点，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从套期交易的投资组合演变为这样一种投资策略，即通过大量交易操纵相关的几个金融市场，从它们的价格变动中获利。我们在上节的讨论已经指出，在不同的金融市场的价格之间，有着敏感的关系，这些关系早已被专业人士与经济学家发现，并经过经验修正和理论探索，将它们之间的关系表达为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近乎函数对应的数学公式。如关于股票市场的价格与货币市场的价格（利率）的关系，有如下表达：

Sm=(p/i)Sb

其中，Sm为股票的市场价格，p为利润率，i为利率，Sb则为股票的票面价格。同样，两种货币的利率和汇率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表达为：

ef(1+ia)=es(1+ib)

其中，ef代表远期汇率，es代表即期汇率；ia代表本国利率，ib代表外国利率。

可以认为，这种不同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公众知识，它们被写进了许多经济学的或金融学的教科书。只不过在以往，人们只是把这种关系归结为一种市场之间的自然的互动关系。能够利用这种关系的，主要是一国的中央政府。它可以通过调整利率来影响股市价格以及外汇市场。以索洛斯为代表的对冲基金的创新是，它们设想，如果在短期内迅速改变某一金融市场（如外汇市场）的价格，就有可能引起另一金融市场（如货币市场）的价格的相应变化。只要有恰当的投资组合，就可以利用这一变化以及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盈利。当然操纵价格的另一种结果，即由于价格大幅度变动导致的恐慌心理，会带来价格的进一步变动，也可以纳入到对冲基金的策略中。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为他们提供了操纵金融市场价格的手段。尽管现在没有哪个对冲基金公开了这种投资策略，但我们可以从它们的几个“经典战例”中看出来。例如，在1997年5月开始的对冲基金对泰国的攻击，就是一方面通过抛售泰铢现货与期权打压泰铢价格，另一方面早就购买了按未贬值的泰铢汇率计算的美元期权。这一投资组合成功的核心内容，就是泰铢的贬值。在另一个战例中，对冲基金一方面打压港元汇率，另一方面买入香港股票期权。当香港货币当局为了保持联系汇?识岣呃屎螅愀酃墒写蟮6猿寤鸬慕鹑谕痘叽庸善逼谌ㄖ写蠡袷找妗U庖徽嚼暮诵模峭ü谋涓墼懵矢谋淅省?/P>

当对冲基金从主要规避风险的机构演变为以操纵价格为手段的投机组织以后，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人们有必要对它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的、以至全球的福利做一审查。从经济学角度看，操纵价格的行为是没有效率的，因为第一，人为地操纵价格，扭曲了金融市场的价格信号，从而会误导资源的流向；第二，在短期内造成金融市场价格的大幅度涨落，会破坏货币体系的稳定，甚至会使其走向崩溃。一种经济学理论指出，稳定的价格体系比不太稳定的价格体系更有效率（彼得·林德特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85，第554-558页）。而货币体系的崩溃则会进一步导致实质经济的损失。从某种意义上讲，操纵行为（manipulation）与垄断行为很近似。垄断行为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操纵交易数量以改变价格，并从改变后的价格（即垄断价格）中获利。因此我们可以近似地将对冲基金对金融市场的操纵视为一种金融垄断。实际上，金融垄断行为与一般垄断行为一样，都是违背市场规则的行为。它至今没有被普遍谴责并被法律禁止的一个原因，是它与一般的、经典的垄断在表面上有所区别：（1）对冲基金作为一种企业，它直观的规模很小，而经典的垄断企业通常都是庞然大物；（2）它通过控制交易量操纵市场的时间是相对短暂的，而经典?穆⒍掀笠翟蛞叹嘟铣な奔洹?/P>

三、重商主义与世界货币

我们已经知道，贸易差额能够影响一国的货币供给，从而贸易政策同时具有货币政策的功能。在世界上只通行一种货币时，贸易政策就是唯一的货币政策。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近代以来一直长盛不衰的重商主义。在近代早期，国家之间的贸易以贵金属结算，因而可以视为只有一种货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民族国家若想获得支撑经济较快成长的货币供给，就要保持经常的贸易盈余。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快速崛起的国家总是成功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国家。重商主义贸易政策，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凯恩斯早就指出，重商主义有利于一国的经济成长，因为贸易顺差不仅导致海外投资增加，而且通过降低本国利率，增加了国内的投资（1963，第285-286页）。现代国际经济学也认定，贸易盈余直接就是货币供给的增加。

当然，获得更多的货币供给并不是重商主义政策的唯一原因。尽管自由贸易政策会给相关国家带来福利的增长，但这种福利主要表现为消费者剩余，即商品价格的下降，而无法积累和聚集起来形成所谓的“国力”。在一个存在着许多民族国家并且互相对峙的世界上，以货币（贵金属或外国的货币）为形式的、可以集中掌握和调动的财富，具有很高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含义，即它会在国与国之间的实力对抗中产生影响。反过来又可以“促进”贸易，以及保证本国货币的“坚挺”。另一方面，重商主义政策又可以保护本国工业，打击作为竞争对手的其它国家的工业，从而使该国处于更为优越的地位。所以近代以来相继崛起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了重商主义政策，从西班牙、英国、法国，到美国、日本和东亚四小龙。

然而问题是，如果所有国家都采取此一政策，也许谁也不可能获得持续的贸易盈余，重商主义政策就会失效。可以设想，重商主义政策之所以能够实行，必有另外一类国家并不实行这种政策，他们可以保持较长期间的贸易逆差。在近代早期，这类国家主要是在传统世界中相对繁荣和强大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度。到后来，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货币霸权”的国家，他们用本国的货币作为世界货币，支付贸易差额；接受货币的国家或者把它储备起来，或者将其用于对其它国家贸易的支付手段。随着货币形式的变化，这种世界货币的形式也在发展。在最初，是贵金属作为世界货币，它是由于某个国家，如西班牙突然发现了生产贵金属的矿藏；到后来，货币霸权与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的联系越来越多，如英国的崛起。这种货币霸权已经开始摆脱贵金属，它发现可以只用一定比例贵金属作为准备金，就可以发行数倍于此的货币量。因此，英镑作为世界货币，已经开始从其它国家的人民身上征收铸币税。但英镑最终没有摆脱金本位，它将世界货币的位置让给了美元。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元与金本位脱钩，最终仅仅依靠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作为保证。在这时，每一美元包含了比例很高的铸币税。由于有了铸币税收入，具有货币霸权的国家就会容忍贸易逆差。事实上，它向世界发行世界货币的途径，主要是通过贸易的逆差。在这时，出现了一种在重商主义国家与具有货币霸权国家之间的贸易均衡。

然而，从长期看，这种均衡是不稳定的。一方面，重商主义政策不能长期实行下去。它虽然会在一定时期内使一国的经济快速成长，却最终会带来该国的通货膨胀，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利率水平过低（资本过剩）。在这时，出口竞争力下降，经济增长停滞。另一方面，即使具有货币霸权的国家一般同时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但长期的贸易逆差也会削弱该国产业的竞争力，并有可能使该国最后衰落下去。在近代史中，既有成功实行重商主义，最后获得包括货币霸权在内的世界霸权的国家，如英国、美国，也有因重商主义政策之累最后衰落下去的国家，如西班牙；那些相继倒台的霸权国家，多是因为持续的贸易逆差最终导致了本国的产业衰落。因此，对于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国家而言，对它们最有利的选择，是在恰当的时候转变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同时努力使本国货币变成世界货币；对于那些具有货币霸权的国家而言，它的选择则应是努力降低本国的贸易逆差，同时用其它途径发行它的世界货币。

二战以后，美国成为具有货币霸权的国家，而日本以及一批亚洲国家，成为新兴的重商主义国家。主要依赖于美国的市场（即美国的贸易逆差），它们迅速地崛起。冷战的背景加强了这样一种格局。因为美国出于国际政治战略的考虑，向这些新兴重商主义国家做了更大的让步。但这些国家的崛起之快，使美国深感担忧。为了使美国的产业不至成为这些亚洲国家产业的牺牲品，符合美国利益的作法就是减少同这些国家的贸易逆差。因此，美国倡导的“自由贸易”除了有利于各国之外，包含对美国有利的一面。在另一方面，美国又不希望因此减少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向其它国家征收的铸币税。而另一个向世界“发行”美元的途径，就是美元贷款。所以，主张“资本自由流动”也就暗含了美国的利益。

从货币角度看，重商主义与货币霸权的均衡，又包含了一种货币之间的不均衡。尽管每个民族国家都有权发行自己的货币，但由于国家规模不同，经济实力不同，不同的货币之间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尤其是具有货币霸权的国家的货币，更是与其它一般国家的货币有着本质的区别。作为世界货币，它有着一般货币所不具有的“一般性”。这种一般性，就如同货币与一般商品相比的一般性。相对于美元，其它一般货币（除了几个强势货币，如马克，日元）都是“特殊的”。它们的“价值”，由美元来衡量。人们可以象用货币操纵某种物品的价格一样，用美元操纵某种一般货币的价格，却很难相反。因此，我们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发现，索洛斯等人用来攻击亚洲国家货币体系的材料是美元。

四、对冲基金对民族国家的攻击

作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对冲基金的经理的最佳选择，是打击那些最为脆弱，最容易被击垮的民族国家的货币体系。这样的民族国家具有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规模较小。如果一个金融市场的交易规模较小，对冲基金的一定量的货币就可以对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或者如果想达到一定程度的对价格的操纵，在较小的货币体系中，可以投入较少的资金，从而减少筹资的成本。第二个特点是，这些备选对象的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存在问题，如通货膨胀和贸易逆差；或者说，发动金融攻击的战略性的时机要选择一个国家的这样一个时期。第三，这些国家的企业或政府的财务状况存在问题，如利润率下降，资产负债率过高，以及存在债务风险。第四，在战术上，要选择债务即将到期的时刻。

总体来看，受到首批攻击的东南亚国家（或地区）恰是具备上述几方面特点的民族国家（或地区）。无论是泰国、香港、马来西亚，还是新加坡、菲律宾、韩国甚至印尼，其GDP（1996年）分别是美国的2.5%，2.1%，1.4%，1.3%，1.1%，6.6%和3.1%；其M1（1996年）分别是美国的3.3%，6%，1.7%，1.8%，1%，4.9%和2.6%（见图2）。经过相当长时期奉行重商主义政策，这些国家或地区（除新加坡外）已经进入了重商主义的晚期，国内物价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贸易出现逆差。1995年或1996年，泰国、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和印尼的贸易赤字占其GDP的比重分别为7.9%，11.6%，4.8%，2.4%，7.4%和3.1%。然而在长期的重商主义政策之下，企业主要从事向经济发达的国家出口的业务，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这一行列，导致竞争激烈；又由于冷战结束美国收紧对这些昔日盟国的贸易让步，致使利润率普遍下降。而这些企业在上升时期，由于采取模仿和学习的战略，市场风险较小，多采取债务融资的方式，导致了资产负债率处于较高水平。再由于政府多采取联系汇率或固定汇率政策，使多数企业没有有关外汇的风险意识，从而没有对自己的外汇债务进行套期保值。这一切，使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从1997年初开始，成为了对冲基金的最佳攻击目标。

应该承认，没有对冲基金的攻击，东南亚国家存在的上述问题也会得到市场和政府的调整。但这种调整会缓和得多。作为政府，它会小心翼翼地调整利率或出台适度的财政政策，调整汇率或关税率，以使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恢复平衡。然而，由于不适时地开放了金融市场，不仅使不够慎重的短期债权债务大量增加，更因为外汇贷款的涌入导致国内货币政策失效，使得政府失去调整本国经济的手段。例如在泰国，政府实行较紧的货币政策，但由于企业可以自由地借到利率比泰铢低得多的美元或日元，政府的货币政策并没能阻止物价的上涨，以及由此导致的贸易逆差（如泰国的情形，参见KiridaBhaopichitr,3/17/1999）。而对于对冲基金来说，对它们最有利的，不是对金融市场各种价格的微调，而是剧烈地动荡。因此，它们发起了攻击。

尽管在进行明显的攻击之前，对冲基金及其“盟军”要进行战略上的铺垫，关键的步骤还是在某一金融市场（多是外汇市场）上，以大量抛售的方式影响价格，使之朝着投资策略所预期的方向剧烈变化。在这时，或者政府会保卫现有的外汇制度，用提高本币利率的方式和入市操作的方式进行干预（如香港政府和泰国政府起初所做的那样）；或者放弃固定汇率制（如台湾、巴西等政府）。在前一种情况，利率的提高会导致股市的下跌；在后一种情况下，本币会大幅度贬值。无论出现哪种情况，只要对冲基金的策略预见到了，就可以获得收益。但这样做的结果从两个方面给该国的实质经济带来损害。第一，对冲基金的成功就是其它一些企业甚至是政府的损失。它们的损失可能直接使这些机构从财务上就陷于破产；第二，几个金融市场的价格（汇率，利率，股票价格）是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进行正常运转的重要参数，当这些重要参数发生变化后，经济机构的资产与负债的结构完全被打乱了，以至会在实际生产能力仍很健康的情况下变为财务上无法生存的组织。例如，本币的贬值等价于外汇债务的突然增大，会导致企业无法偿还到期债务，以至资不抵债；利率增高则引起财务成本上升，也会给企业造成亏损；而股票价格的下跌则会使那些以其它公司股票为资产的企业的资产缩水，从资产的方向导致资不抵债。

一旦一些企业或金融机构的到期债务无法清偿，其它没到期的债务也就变成了到期债务，导致它们走向破产。企业破产同时意味不能清偿所有债务，这就会导致它们的一些财务状况较差的债权人也走向破产，从而引起连锁反应。大量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破产，从两个方面加重着危机。从实质经济角度看，企业破产意味着原来被组合在一起的生产要素的解体，实际生产和服务的运转的中断，直接就是社会产出的减少；从货币角度看，企业尤其是金融机构的破产，债务的清偿，以及不能清偿的债务带来的对信用的破坏，会导致整个社会通货紧缩，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货币就是由债务构成的；在另一方面，因本币贬值而出现的大量资本外逃，也加重着本国的通货紧缩，因为在资本自由流动（或不完全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外国货币已经构成了本国的货币供给的一部分。实质经济的破坏会继续对已经恶化的金融市场产生影响。企业亏损增大和企业的破产直接会影响股市价格的下跌；本国经济的削弱又会进一步引致本国货币的贬值。进一步恶化的金融市场价格参数又会使企业雪上加霜。通货紧缩减少了本国的总需求量，恶化了企业的市场环境，从而进一步打击了实质经济。就这样，金融市场与实质经济之间形成了一个不断恶化的正反馈过程，使一国经济迅速跌向谷底。在极端的情况下，货币体系和实质经济的崩溃，会导致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甚至会导致一国（甚至是“大国”，如俄国）的政府财政破产。

可以看出，只有当对金融市场价格的扰动引起对实质经济和货币体系的破坏时，这些价格才会向对冲基金期望的方向持续地跌落。因此，被攻击的国家被破坏得越严重，对实施攻击的对冲基金越有利。其结果，是在对冲基金与民族国家之间的一次财富再分配。从分配的公正性角度看，如果我们认定对冲基金的这种行为接近于垄断，那么它所获得的收入则近乎垄断利润。正如经济学界所公认的那样，垄断利润是一种不公正的财富再分配。而现在在世界上占主流的经济学界之所以对这种收入较少谴责，不仅是因为对冲基金的操纵行为的垄断性质不易被察觉，而且因为它们的交易行为似乎符合市场惯例。在市场中，价格有涨落，交易者有输赢。人们之所以容忍一时的亏损，是因为他们认为从总体看，只要没有人操纵价格，不仅机会是均等的，而且市场作为一个配置资源的机制是有效的。但是，一旦有人操纵价格，不仅输赢的机会不均等，而且会导致对包括货币体系在内的市场本身的破坏，更谈不上提高市场的效率了。从经济学的价值观来看，既然没有效率，也就缺乏道德基础。因为这种行为导致的财富再分配，赢者的收入不仅以输者同等的损失，而且以输者更大的损失，以至其货币体系及经济机制的崩溃和失效为代价；从全球角度看，都是一种净的福利损失。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推论，表面看来公平的货币交易，可能会导致既损害效率、又破坏公正的结果来。布罗代尔曾指出，“货币是在本国和在国外剥削他人的一种手段，是加剧剥削的一种方式。”（1992，第522页）如果我们注意不同货币之间的重大区别，注意运用货币进行交易的不同方式，我们可以发现，货币交易可以变成一种掠夺的手段。如同上节所说的那样，美元作为一种世界货币，可以成为操纵其它货币价格的手段。借助于金融衍生工具，先进的信息技术，以及现代信用体系，对冲基金可以获得比以往的成本低得多的货币。用这种成本更低的货币去操纵市场，从一般居民或企业手中劫掠走成本较高的货币，就如同用一般货币去操纵一个特定商品的市场，从中获取暴利一样。

五、几种可能的后果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现在我们回到全世界的层次，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思考问题。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任由对冲基金进行操纵与投机，将会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不同民族国家和国际社会将有几种可能的选择，它们分别会产生什么影响？第二个问题是，不同的选择将会产生什么样的世界总福利，以及什么样的民族国家间的财富再分配？第三个问题是，在现在的国际政治格局下，人类能否达成一种导致世界总福利最大的解决方案？

包括自由放任，不同的民族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大约有四种可能的选择：（1）放任对冲基金的操纵与投机活动；（2）对跨国的金融活动设置严格的管制，包括设定固定汇率，限制货币与资本自由流动，取消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甚至取消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交易；（3）以操纵对抗操纵，即那些被对冲基金攻击的民族国家（或地区），也采取对冲基金操纵市场价格的办法，以抵消对冲基金的影响；这既包括政府也采用这一手段，如香港政府，也包括在民间发展对冲基金；（4）采取适当的政策手段，对操纵金融市场的行为加以约束，同时保证货币与资本的正常流动。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第一种选择的结果，是全球的金融崩溃与经济萧条。这是因为，一些对冲基金在投机上的成功，会吸引更多的资源进入这一领域；但同时会减少利用操纵市场牟利的成功率，因为这会减少这种投资策略的确定性。当较少的对冲基金操纵市场价格时，它的预期有着较高的确定性，因为操纵者比其他人更能“预见”价格的变动。然而当越来越多的对冲基金进入到这一领域后，它们的投资策略就会互相冲突。即使对冲基金分别在不同的市场上运作，由于市场之间是互相影响的，一个对冲基金在一个市场的“确定性地”操作，会成为另一个市场上另一个对冲基金的“不确定”因素。这使得对冲基金越来越难以盈利，并且越来越具有风险，最后可能导致从事市场操纵的对冲基金本身的垮台（如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几近破产）。当一些对冲基金走向破产，它们背后的商业银行也会因之遭受巨大亏损而倒台。这将会在社会中产生巨大的震撼及连锁反应，导致信用和货币体系的崩溃，进而影响实质经济，尤其是对冲基金最为发达的美国。当美国走向经济萧条后，全世界会在东亚、俄国和拉美危机的基础上，又受到致命的一击，从而最终走向世界性的经济萧条。

第二个与第三个选择其实都是对操纵与投机行为作出反应的选择，只不过前者是消极的反应，而后者是积极的反应。第二个选择的后果，一方面会减少外部因素对一国经济的冲击，使该国的货币体系保持独立，重新建立本国宏观政策的权威，另一方面也会切断正常的资本流动，阻碍了资源在更大范围的组合。如果各国都采取这一政策，则会使全球的金融体系解体，甚至瓦解国际的分工体系。第三个选择的结果，一方面会使那些采用与对冲基金类似的手段的政府部门和民间机构暴露在更大的风险之中（如香港政府入市博杀），也会加剧第一种选择所带来的金融与经济危机。

第四种选择的结果，则是较为积极的。一方面，对操纵行为的管制，抑制或消除了破坏货币体系的金融投机行为，阻止了世界走向金融崩溃和经济萧条；另一方面，又保证了货币和资本在国家间的正常流动，使世界仍然享有资源在更大范围的配置所带来的好处。

从世界总福利的角度看，第一种和第三种选择所带来的结果最差，因为世界的金融崩溃和经济萧条很显然降低了全世界的经济产出；第二种选择也不理想，因为它阻止了货币与资本在国家间流动所带来的资源配置的改善；第四种选择则会带来一个世界总福利的增量，因为它恰当地解决了货币流动与金融风险之间的矛盾。从财富在国家间的再分配角度看，第一种选择有利于金融部门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特别地，有利于具有货币霸权的美国，而不利其制造业具有竞争力的新兴国家与地区。因为第一，对冲基金投机活动的活跃，金融衍生工具交易量的增大，将会给金融部门（包括证券交易所，各种银行等）带来巨大收益；第二，对冲基金所获得的操纵收益，很自然地要汇回母国；第三，在重商主义国家与货币霸权国家的结构中，对冲基金对其它国家的货币掠夺，等于将重商主义国家通过贸易顺差积累的外汇储备，又通过货币投机的形式转移回货币霸权国家，减缓了重商主义国家对其产业的竞争压力；第四，由于许多国家的货币体系遭到破坏，美元在实际上被越来越多的人运用于美国之外的场合，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考虑，用美元替代本国的货币，即出现了一种美元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显然增加了全世界对美元的需求，从而增大了其它国家人民向美国交纳的铸币税。而第二种、第三种选择，则减少了给货币霸权国家带来的好处，也减少了其它国家受到的损害，但是以降低资本配置效率和增大金融风险为代价。毫无疑问，第四种选择，从短期看，显然不利于对冲基金发达、且具有货币霸权的国家，因为它抑制了这些国家按照第一种选择获得利益；但是从长远看，由于避免了世界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它将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然而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实行第四种选择却很困难。这是因为，第一，任何单个国家或地区实行这种政策，都会因为它们之间的竞争而受到削弱。由于金融中心之间，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争夺金融交易和资本的竞争，任何一个对货币和资本流动的管制措施，都会降低本金融中心和民族国家的“竞争力”。即使已经实施了某些管制的国家或地区，也会因为互相间的竞争而再度放松管制（如香港与新加坡之间的竞争，导致了香港金融当局又放松了管制措施，参见陈定远，1998）。第二，若想实现世界各国的统一行动，在一个没有世界政府的国际社会中，现实的作法是依赖于在经济政治处于主导地位国家的率先倡导。然而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那样，这些国家恰恰是从对冲基金的操纵和投机获得益处的国家，从而至少在短期内我们不能期望它们能够带领世界各国走上联合管制操纵行为的道路。

六、结语

（1）迄今为止，几乎所有所谓的“经济自由”，只有在存在着一个政府的情况下才能够近似地实现。在国际经济领域，我们无法保证一个经济活动（尽管被称为是“自由的”）的效率与公平，即真正意义的自由。因为在国际领域还没有一个世界政府。

（2）一个有效和稳定的货币体系是一种公共物品，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政府都有义务提供它，并通过制度和政策精心地呵护它。

（3）由于没有一个世界政府，自由贸易的理想从来没有在世界上实现过。国际贸易的均衡不是自由贸易的均衡，而是重商主义与货币霸权之间的均衡。

（4）对冲基金的核心策略，是在金融市场中操纵价格。这是一种近似于垄断的行为。所以以索洛斯为代表的对冲基金的经理们，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捍卫者而是破坏者。

（5）对冲基金通过金融投机的所得，不仅以被攻击的国家人民的损失为代价，甚至以这些国家的货币体系和实质经济的崩溃为代价。这导致世界福利的净损失，包括全球金融体系和实质经济遭受的损害。所以对冲基金施行的操纵行为是对被攻击国家和世界的犯罪。这种罪恶类似于为了获得象牙而杀死大象。

民族国家范文篇6

关键词：天下观念；民族意识；民族主义；民族国家

民族主义是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后的产物。作为一种与欧洲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相伴而生并联系在一起的进步社会思潮，民族主义反映了一种全新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念。它强调民族共同体的主体意识和集体归属感，强调个人对民族国家的自觉认同、高度忠诚与热爱，因而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民族共同利益，促进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世纪后期民族主义传人中国，之后迅速弥漫开来，许多有志之士在其影响之下对中国问题展开了认真思考，并提出了种种旨在复兴中华民族的方案。张君劢是一位虔诚的民族主义者，他的思想的所有方面都贯穿着民族主义的终极关怀；而他关于提高国人民族意识与建立民族国家的思考与见解，更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这也使其具有了与众不同的色彩。

一

张君劢关于中国问题的思考是从探讨国人的民族意识人手的，这种探讨使他注意到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那就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普遍缺乏那种用以维系本民族共同体之精神生命的民族观念或民族意识，以致身为中国人，却“不能完全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这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张君劢民族主义关注的焦点之所在。

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缺乏民族观念，连自己是“中国人”都不太清楚?在张看来这主要是由历史上占支配地位的“天下观念”所造成的。“几千年来的中国，所以支配人心者，只是一个天下观念”，致使“养成民族意识之环境，缺然不备”。

按照张君劢的看法，古代中国最初并无所谓“天下”观念，这一观念的形成是春秋以后的事。春秋时代，诸国林立，引起了人们对于一个统一的“天下”的向往，于是“天下”观念应时而生；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这一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中国古代也有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之说，此说严内外族群之界限，重华夏“中国”与“夷狄”之区分，似与民族观念接近，然其不过是“天下”观念之又一界说。因为“春秋之所谓内外，其标准为文德非种族”。按照文德这一标准，华夏与夷狄之间的种族界限并不重要，二者的分野只在是否认同和接受“中国”即汉族文化上。接受和认同汉族文化即具有了“中国人”的资格，否则即使身在“中国”，也只能是“夷狄”。此即所谓“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退为夷狄则夷狄之。”由于我们的祖先只注重文化的而非血统的、民族的等等因素，任何一个异族只要诚心接受我族文化，我们便视其为自家人，这便严重妨碍了国人民族意识的发展，以致长期以来，“吾国人民脑袋中充满者，乃‘天下’思想，而非民族思想。”在“天下”思想支配下，历史上的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个“天下”；历来的中国所代表的是近乎一个文明的开化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历史地看，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对于维系中国的国家统一并保持长久生命力也曾起过积极作用。如它“成就了以文化统一民族之运动；”促进了秦始皇的统一全国；在包括其在内的各种因素作用下，我国才有了如此辽阔的幅员、众多的人口以及悠久的历史。但这并不能掩盖其固有的弊端。由于“天下”观念的支配，由于民族观念的缺失，中国社会长期停留在古代状态，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最直接也是最严重的后果便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建国运动即张氏所谓“改建旧邦为近世国之运动”的失败。他指出，民族国家以民族与民族的对立、国与国的对立为前提，这就需要重视血统、种族等等的因素。但天下观念与此相反，“只把语言、正朔等[作]为唯一的标准，种族血统等如何概不计较”。这样一来，人们不仅无法感受到建立民族国家的必要，甚至连“民族”、“国家”这样的意识都难以具备。中国历史上之所以常常发生“异族篡窃华夏主权”，“甚至有异族为我族主人之事”，都是因此而起；某些人“对于强悍之外族，只知服从不知抵抗”，如昔日“吴三桂洪承畴称臣于清，今且有身为民国官吏，而不惜为满洲伪国为日本效奔走之劳者”，也无不与此有关。甚而大敌当前，一些人不惜拜倒在侵略者脚下，如“日人既占东三省，三省官吏自居于张邦昌，为之作伥，溥仪主政满洲，同于汉后主之面缚舆榇，为大臣者，皆昔之亡国大夫，卖主求荣之流耳。其尤令人感慨者，民国之士大夫，有自往满洲投效者，有在平津间，为之遥旗呐喊者，为一己之安富尊荣记，虽卖国而不惜，虽为人奴隶而不惜”。如此奴颜婢膝，卖国求荣，还谈什么对外抵抗!如此缺乏民族观念，“改建”运动焉有不败之理!

近代民族国家除了需要国人具有民族意识外，还需要形成“以国民为基本或以民为主之大义”，亦即民主意识。没有民主意识的民族国家，其近代性将大打折扣。在中国，民族观念的缺乏已如上述，民主意识的缺乏也同样明显，而这也同样来自“天下”观念的作祟。张指出，中国人历来强调文德标准，异族人只须认同和接受中国文化即可视为中国人，这表现了中国文化开放性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由于在天下观念支配下长期处于主导地位，未曾受到外部文化真正的挑战，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惰力”，养成了一种“自大自骄的神气”。这种骄气尤其在一班士大夫身上表现得最为显著。士大夫们以中国立国最古夸耀于世，自视其礼俗文化为天经地义，不愿接纳外来文化，稍有异议者便斥为“离经叛道”，于是就形成了所谓的“国拘”。“国拘”也曾出现于欧洲，但其为害之甚，“莫甚于百年来之吾国矣”。张写道：“拘于君臣大义之说也，乃不知欧洲有所谓民治或议会之制。拘于秦汉以来愚黔首之策也，乃不知有国民教育之必要。拘于轻徭薄赋之说也，乃不知为民生利而厚取之术。拘于耕田凿井也，则不复知精于制作之工与通万国有无之商。拘于量入为出之说也，则骇然于欧人预算上量出以为人之制。盖既有成见为之梗阻，他人之良法美意，在入国问俗者本可一览瞭然者，而在吾国人则虽见犹不见，虽闻犹不闻，达于数十年之久焉。国人既然如此受拘于自己的观念传统，则不仅近代民主意识无法养成，近代民族国家也无从谈起。

据张君劢讲，他在“九一八”以后一直思考着“中华民族有没有希望?是否还能生存?”的问题。张君劢的这一立足于民族主义的思考是独特的和有价值的。同时张氏将近代民族国家与民族意识联系起来进行思考也具有积极意义。因为任何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的建立，都需要其成员具有明确的民族身份确认和民族认同，具有对所属民族共同体的忠诚和奉献，这就是民族意识。只有具备了民族意识，人们才能效忠于自己所属的民族，效忠于身处其中的国家。这是民族国家合法性的文化来源。还有，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世界体系中的一部分，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要在这一世界体系中与其他民族国家发生关系。必须首先明确自己统一的民族身份，知道“我是谁”。一个不知道自己民族身份的国家根本无法以平等的资格和以近代国际通行的规则步入世界民族国家之林。据此，张氏指出中国近世建国运动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民族意识的缺失，有助于人们对近代中国历史之经验教训的总结。

二

既然问题出在国民意识上，那么问题的解决便须从此处下手。张说，“昔日以改革章制为言者，以为中国之病在枝叶，在手足。今日以民族生死为号召者，以为中国之病在根本，在心脏。盖章制云者仅为民族生活之一部，若其本体上不知力争上流，不求有所建树，虽按日提出一枝一叶之改革案，有何用处哉!”所以要想有所建树，就必须抛开枝叶，抓住根本，即“以民族生死为号召”，全面更新国民意识，使国人对国事“大彻大悟”。这才是“吾族起死回生之良剂”，才是“挽救中国”的根本之策。

为此，张君劢提出了培养“中华新民族性”的命题，并在此一命题下提出了自己的具体设想，而其中心乃在民族意识之养成。为达成这一目标，张氏认为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自教养人手开发人民的“心力”。“心力”是张君劢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他之所谓“心力”，包含“情”(民族情爱)、“知”(民族智力)、“意”(民族意志)三个要素，其中“情”指民族成员对自己所属民族的真诚热爱；“知”指一个民族所具有的形成自身独创性文化的意识及能力；“意”指一个民族所具有的共同意志，即英文中之Naionalwill(吾族之所欲)。张认为，由情、智、意三者构成的“心力”深藏于中华民族的每个成员之中，我们的任务就是想办法将其开发出来。因此要开发他们的心力，培养他们的民族意识，必须提高对他们的教养。此所谓“教”不是或主要不是指学校教育，而是社会教育，国民教育。“国家的强盛，惟有求之于国民自身。欲开发个人内蕴的力量，又惟有赖教育的力量以开发之。”张十分重视教育要面向社会。总之在张看来，培养民族意识之关键，“先则须从教养人手，俾三万万九千万人民，咸认识其为中华民族之人民”。“人民有教有养，民族情爱、民族智识乃能逐渐提高，其后乃由意志之统一，终则为行动之统一。如是民族可以自存，国家可以独立矣。”

第二，以学术创作对民族之情、知、意进行灌溉和培植。张君劢认为，从民族情感、民族理智的发生进而形成决定民族行为的民族意志，这是情、知、意三者的融合过程，它构成了民族建国的“大前提”。但是这种融合是既“非政府或警察之力所能强致”，也非仅靠一般意义上的国民教育所能实现的。证之以外国历史，英帝国发展之先，以莎士比亚、培根、密尔顿等为先导；法国之由大革命中脱颖而出，以笛卡尔、孟德斯鸠、卢梭等为前驱；德意志在统一之前，文艺上推崇哥德、席勒，哲学上推崇菲希德、黑格尔，还有李斯德之经济学，哥丁大学之自然科学，每每都说明了一个共同的道理，即情、知、意的融合，必须“有全国人所推崇之文艺与学说”为之“灌溉”，为之“培植”。同时，证之以近年来中国思想界的状况，什么君主、民主，大家庭、小家庭，旧道德、新道德，等等，各种主张上下参次，甚至互不相容，也证明欲将其统一，“惟有以本时代之吾国人自创一种哲学上、社会上、政治上之学说以资解决”。因此，张君劢在倡导对大多数国民施行基本教养的同时，力劝知识者们努力于“文艺上、哲学上、科学上之创作”；他并亲著《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一书，一方面作为其从事学术创作之具体实践，同时就此从理论上加以阐发。在他看来，民族建国和民族复兴的基础不能是分和争，应该是合与和。“合与和何由表示?曰理智上感情上意志上之融化”。他坚信“今后吾国哲学界诚有如康德辈之大创作，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界诚有如黑格尔、李斯德、洪蒲尔辈之大创作，文艺界诚有如但丁、歌德辈之大创作，有此种种，则全国思想有所折衷，人民情绪欣欣向荣，国论出于一致”。如此，民族建国之大业即“水到渠成”，民族复兴即可实现。

第三，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同时重视对外国经验的借鉴。张君劢认为，世界上没有相同的民族性，民族性总是具有各民族自身的特点。一个民族所以区别于另外一个民族，其原因不外乎此。同时民族性与民族的文化总是不可分割的，不同的文化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而不同的民族性又决定了民族文化的不同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种民族性，就存在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之中。但是如前所述，民族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民族情爱，而民族情爱不能没有民族自信。那么民族性是否可以说首先就表现于对本民族文化的一种信任或推崇呢?张君劢认为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他说，欧洲国家尽管语言、风俗、宗教相同，但它们为了表现出自己的民族性特点，仍然总是在文学、哲学等方面力求其异，为此尽量推崇自己民族的文化，推崇自己祖先的丰功伟业；即使一些国家虽其祖先毫无成绩可言，他们为了突出自己的民族性或民族优越性，也仍会想尽方法来表彰其祖先。因为道理很简单，“一国国民晓得他自己文化之优点，晓得他的文化与自己有利益，他自然会相信自己，自然会推崇自己”；而相信和推崇自己的民族文化，自然会有利于民族意识的提高，有利于民族情爱的建立，因而也有利于新的民族性的养成。

提高民族自信心要求重视民族文化，但这很容易走向一个极端，即“自骄自大”，将外来文化拒之门外。另外还有一个极端，即菲薄本民族文化，觉得自己“事事不如人”。这两种现象尤其是前者在近代以来屡见不鲜，而这是不利于自信心的真正提高的。张君劢认为，要改变这些现象，必须克服机械的、单一的思维方式，采取“一方加强自信力，一方尽量容纳外来文化”的方针。一方面，“我们民族要自己认清是世界上最优秀之民族。东亚文化是我们祖先一手造成的，其成绩实有过人之处”。认识到目前国势虽不振，但从过去推定将来，“相信我们民族一定有光明的前途。”同时对于自己过去的文化，也要进行“自我批判”，“应以现代为标准，对于历史上的事迹和人物加以一番选择工作“，通过选择，对“合于此标准者”加以表彰。

综上所述，张君劢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之下，提出了一套颇具特点的救国主张，这一主张的核心可以概括为：通过改造人们的思想观念，养成一切以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民族意识即新的中华民族性，并以此为基础建设近代民族国家，从而使中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不难看出，这是一种文化救国论。文化救国论并非张君劢的首创，在此之前特别是五四时期就因一些进步文化人的大力提倡而颇为风行。而在张君劢所处的年代，挽救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即进行现实救亡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最紧要的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是五四新文化人，暂时放下思想启蒙的课题而投身于政治救亡的现实运动，也就难以避免了。张君劢从五四时期走过来，他目睹了他的一些同龄人的历史转变，但他不愿意改变自己，他仍然坚持把思想启蒙摆在第一位。当然就张而言，他从一开始就与五四新文化人不尽相同。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人所进行的思想启蒙重点是呼唤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是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而张君劢所高举的是民族主义的旗帜，所呼唤的是以民族为本位的集体性民族意识的诞生。张君劢身上所体现的这些特点，一方面说明他对思想启蒙重要性之认识的少有执着，同时也反映出他并不打算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尽可能地使自己的主张与现实需要求得一致。但是尽管如此，张所从事的仍然是一种远离社会现实的文化救国工作，这种工作虽然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还是无法适应中国社会特定政治形势的需要。而一种工作一旦远离了社会需要，其影响也就十分有限了。

三

30年代，当日本帝国主义者不断入侵、民族危机空前加重的严峻时刻，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及爱国人士不约而同地逐渐将视线转向了民族问题。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应对时局之策，形成了各自的民族主义主张，其中最具影响者当数国、共两党。就国民党而言，出于对其执政党地位的考虑以及不可推卸的责任，它明确打出了“攘外”的旗号，只是“攘外”须以“安内”为前提。是为官方的民族主义。共产党是中国普罗大众的杰出代表，为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它主动提出变党派对立为党派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在共产党的旗帜上，不仅写着民族的独立，还写着人民的解放，这使它的民族主义同新民主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与官方民族主义判然有别。除此而外，在为数不少的中间党派当中，以张君劢为首的国家社会党，算是在民族问题上发声比较响亮的了。张的民族主义如前所述具有注重文化的特点，但在国共两党之间它却无法因此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性，因为它克服不了“民族”、“国家”、“阶级”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些拦在面前的理论障碍。在这些障碍面前，张的文化民族主义只好向官方的政治民族主义让步。

先看张如何认识“阶级”及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本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同时，不同的阶级又往往属于同一个民族，共同的民族属性可以使其成员具有共同的民族情感，当民族出现危难之时，这种民族情感可以转化成用以保卫民族利益的巨大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但是民族问题并不能完全取消阶级问题，出于不同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不同的阶级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常常出现重大差别。可见只要阶级存在，阶级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也就会存在，阶级问题不会因为民族问题突出而消失。然而张君劢却无法理解二者之间的这样一种辩证关系，他只愿接受民族的观点而不愿接受阶级的观点。因此他反复陈述民族观念强于阶级观念的道理，强调“民族观念是人类中最强的，阶级观念决不能与之相抗。无论是已往的历史，抑是目前的事象，凡民族利害一达到高度无不立刻冲破了阶级的界限”。同时他把“阶级说”说成是一种“以恨为出发点”的“恨的哲学”，认为在这种哲学支配下，整个社会“决得不着和协与平安”。为此他要求人们“必须以全力排斥这个恨的哲学。

民族国家范文篇7

关键词：民族国家；主权权利；知识产权；跨国保护

经济全球化给人类生活带来了积极的变化，使得原本在民族藩篱隔阂下的主权国家紧密联系，使散居各地的人们建立起彼此互通有无的“地球村”。全球化引起了人们思维方式的变革，信息的瞬时传播便利创新思想的相互借鉴，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仿制”、“贴牌”、“冒牌”甚至“抄袭”现象的泛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若要合作保护知识产权必然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

经济全球化给知识产权带来的巨大变化随处可见。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法伴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呈现嬗变之势。国际社会虽然缺乏国内那样有组织的政府，缺乏对所有民族国家行使权威的超国家组织，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国际社会是有法律秩序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国际法律体系是一个松散的、碎片化的规则集合体，不过，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拓展，知识产权国际统一法运动不断升级、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相关立法运动正深入到国内立法活动的传统领域。从知识产权的产生、效力到权利的期限，从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到超地域性、从知识产权的私权性、垄断性到公益性、社会化，从纯粹的私有财产权到与人类生命健康权的关联关系，等等，凡是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都存在知识产权国际统一立法的痕迹。国际知识产权法软性约束的形象正在被改观。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知识产权立法无法化解的三对矛盾：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普遍保护的需要、各民族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歧异与知识产权的有效性、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形成的主权冲突，均仍困扰着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保护事业，其中以主权为最大桎梏。

一、属地管辖权与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根据一国法律创设的专利权、商标权与著作权并不当然在其他主权者领土上被承认为权利。这是主权在知识产权领域最常见的注解。主权原本是一个国家政治学概念。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对主权的来源——公意——进行解说后，写道：“主权既然不外是公意的运用，所以就永远不能转让；并且主权者既然不过是一个集体的生命，所以就只能由他自己来代表自己；权力可以转移，但是意志却不可以转移”。由此，我们将主权的特性之一概括为“主权不可转让”。在卢梭的著作里主权是对政府与人民关系的诠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国际法上，主权是一个法律术语，是对并列存在的国家人格的高度抽象。所以，在国际法学者眼里主权对内是最高的、对外则是独立的。在一国之内，主权所及之处，没有较之更高的权威。主权对内、对外的两个方面中，以对内的向度为我们考察的基础。对于他国的知识产权在内国是否应当给予保护，需要求助于属地管辖权。

就此而论，主权不对知识产权的设权行为发生直接的调整与约束作用，是需要借助知识产权保护权为中介手段的，沿着“主权——管理权——知识产权”而起作用。传统国际法对主权进行二分结构的划分，分割为“属地管辖权”和“属人管辖权”。需要申明的是，此处的划分是人为的，是纯粹基于理论探索的方便。因为实质上主权是不可以分割的，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基于属地管辖权的措施主要表现为知识产权认可制度，比如，对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发明、商标是否予以承认、外国专利许可使用的地域范围、中国人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客体限制及审批，等等。属地管辖权的行使在不违反该管理者所属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知识产权条约与公约义务的时候，其效力是不容置疑的。

二、属人管辖权与知识产权保护

当论及属人管辖权的时候，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问题上，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是：主权者对位于主权者领土之内的和旅居非本国领土的“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依凭何种根据确立其随人所至的管辖权力?卢梭在论述主权权力的界限时写道：“如果国家，或者说城邦，只不外是一个道德人格，其生命全在于它的成员的结合，并且如果它最主要的关怀就是要保存它自身；那末它就必须有一种普遍的强制性的力量，以便按照最有利于全体的方式来推动并安排各个部分。正如自然赋予了每个人以支配自己各部分肢体的绝对权力一样，社会公约也赋予了政治体以支配它的各个成员的绝对权力。正是这种权力，当其受到公意指导时，就获得了主权这个名称”；“凡是一个公民能为国家所做的任何服务，一经主权者要求，就应该立即去做”。按照卢梭的理解，国家的各个成员有服从主权者管辖的义务，这是主权者对其公民行使属人管辖权的正当理由。在现代国际法的视野里，属人管辖权是国家主权对人管辖权力的自然衍生。也就是说，既然一国公民通过国籍的纽带与其母国发生政治的和法律的联系，那么，当位于本土之时，母国对之行使管辖，顺理成章。即使居于海外，也不得因地理距离的阻隔，而误认为主权权力因空间范围的阻滞而失去效力。对于法人，情形与自然人类似。当一国公司在海外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属人管辖权也对之当然发生控制、约束及保护作用。

具体到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而言，当一国自然人到海外发表著作，或一国的公司在境外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并使用在母国登记注册的商标或专利，比如中国温州某打火机公司在欧盟境内设立分厂，其使用在中国注册的商标的行为仍然要受到中国知识产权法律的管辖，也即属人管辖。至少，欧盟在考虑是否赋予其商标权效力时，必然要考虑到根据中国商标法创设的“既得权”问题。这也是为国际知识产权条约法规范与国际惯例所肯认的。其理由就在于此等知识产权主体与母国之间的“人身性质的”法律联系。

三、知识产权保护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

在分析知识产权保护活动的属地性和属人性的时候，我们是以主权可分为假设前提的。事实上，对主权作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的划分，是基于逻辑的需要，并非现实存在的可量化、可切割的权力的。再者，当我们分析知识产权保护管辖权的属性时，我们还隐含了一个推论：一国的属地管辖权与另一国的属人管辖权是平行的、不冲突的。这个推论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真实的情况是，当一个国家在其本土主张属地管辖时，其主权权力所及的对象同时包括了本国的和外国的知识产权持有者。换言之，一国的属地管辖权必然触碰另一国的属人管辖权，甚至有不可调和的危险。比如，对专利权人许可他人使用其专利所得报酬的税收征纳关系的调整，就会发生属地管辖与属人管辖的激烈碰撞。外国知识产权持有者根据税收来源地原则要向东道国承担所得税的缴纳义务，与之同时，它还是其母国的纳税人，要向其母国就同一所得承担纳税义务。在两个主权者没有达成意志的妥协与安排之前，这种管辖权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

如何协调知识产权跨国保护领域的管辖权冲突呢?这是现代国际知识产权法的谜题。就单个国家主权而言，它是在其领域范围之内的最高意志，是全体人民意志的联合；对外，主权则是主权者身份的表征，是此法律人格者区别于彼法律人格者的符号。于“平等者之间无管辖”，主权者的意志都具有最高的地位。因此，作为主权者意志的外化形式，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若发生冲突，唯一可行的方案是主权者意志的相互妥协、协调一致。鉴于此，国家之间的知识产权协议成为了最好的工具。双边的、区域性的或者全球性的知识产权条约在特定主权者之间将产生法律的约束力。若缺乏此类条约，在具体事项的管辖下不可避免地发生抵触与冲突。

四、结论

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是主权者意志在知识产权领域的自然延伸，是主权权力效力运行的自在空间。那么，保护知识产权的管辖权是否可以脱离孕育其效力的主权者而让渡给其他主权者或主权者之集体，统一加以行使呢?我们认为，此类权利是可以让渡的。因为代表公意的主权意志可以转换其表达形式。基于意志表达方式的可转化性，此类权利的可让渡性也就不难证立了。事实上，截至目前国际社会已经有了让渡护知识产权的若干先例。比如，欧盟成员国通过区域性条约的形式从组织成员手中受让了知识产权保护策的制定权。尽管欧盟获得的管辖权并非彻底的面的权力，但是它的成功运作至少表明了主权者意是可以转化表达形式而让渡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功推动并缔结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同样验证了一个命题：保护知识产权的权利完全可以经主权者意志的协调一致而向主权者集体让渡的。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说“保护知识产权之权利可让渡”，并非是指知识产权的保护权一定要经让渡才可产生其实效；再者，此类权利的让渡是有期限的、附条件的让渡，这种让渡是暂时的，并非永久的、不可回复的让渡。因为一个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可以选择退出该组织而收回其管辖权。比如，退出世界贸易组织而中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原成员国的约束力，或者自愿取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会员资格而不再承受其约束，等等。

民族国家范文篇8

关于“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一、知识与技能：

识记民族的基本含义、基本特征、民族区域自治的含义、民族自治机关的主要自治权、我国的主要宗教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含义；理解社会主义制度下新型民族关系的建立、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三个基本原则及其相互关系、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必要性；

二、过程与方法：

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说明我国处理民族关系三原则的正确性、根据我国国情和实践说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正确性和优越性，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能够从国内外的事例的比较中说明民族团结对维护国家统一、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培养学生分析、比较有关政治现象的能力。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

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知识、我国民族的基本概况，正确认识我国民族政策，拥护和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增强民族观念，增强维护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观念，积极学习科学理论，自觉抵制和反对各种迷信，努力树立科学世界观。

关于“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教材分析

一、本节结构：

本节"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设四个框题。

为了让学生了解我国民族概况、民族政策，第一个框题《民族及其基本特征》首先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的基本知识和观点。在此基础上，第二框题《我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伟大祖国》讲了我国民族概况，即讲我国历史和现实国情，同时也为第三、四框题"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政策"奠定了基础。

二、本节教学重点难点：

1、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

[原因分析]使学生掌握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理解和拥护党的民族政策，是本课的主要目的之一。

[理论剖析]1）随着我国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消灭，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已经铲除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根源，各民族之间已经建立起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各民族人民都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决定我们必须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三个基本原则。

2）民族平等是指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在我国，56个民族对我国历史发展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都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因此必须坚持民族平等原则。

3）民族团结是指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为反对共同的敌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凝聚力的强弱与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前途有密切关系，它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之一。因此，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也是哥哥民族的共同愿望。

4）各民族共同繁荣是指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等各项事业都得到发展，各民族自身得到发展进步，民族素质得到提高。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我国必须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原则，实现56个民族共同富裕、共同繁荣，才能最终实现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

5）民族平等是实现民族团结的政治基础，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前提条件，各民族共同繁荣又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物质保证，三者是互相联系的统一整体。

二、民族区域自治

[原因分析]这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它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体现，使学生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在当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同时，学生一般对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比较生疏，正确认识民族区域自治有一定的难度，因此作为本节的重点、难点。

[理论剖析]1）民族区域自治的含义：是指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驶自治权。

2）要注意四个方面：

第一、是我国的基本民族政策，也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体现了民族平等，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族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前提是国家统一领导。作为国家统一领导下的地方行政区域，必须服从中央统一领导，执行国家法律和大政方针，行使宪法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

第三、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享有民族自治权，这是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国家保证宪法、法律赋予的管理本民族地区自治权的实施。

第四、国家统一领导和享有民族自治权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任何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

3）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必要性：我国的历史特点和现实国情决定的。

第一、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第二、我国民族分布有自己的特点；

第三、只有联合起来，才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4）民族区域自治的优越性：

第一、有助于把国家的集中统一和少数民族自治结合起来；

第二、有助于把国家的方针政策同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特点结合起来；

第三、有助于把国家富强和民族繁荣结合起来；

第四、有助于把各民族人民热爱祖国的感情和热爱本民族的感情结合起来。

三、知识的内在联系：

1、国家、民族、宗教之间的内在联系

1）任便和国家都是由一定的民族组成的。一个国家只要存在两个以上的民族，就会存在民族问题；

2）每个民族一般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常常交织在一起；

3）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国家政治生活密切相关，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直接关系着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

4）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宗教政策，民族宗教政策体现了这个国家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民族利益也常常是促使不同国家相接近或互相敌对的基本原因。

2、民族区域自治和特别行政区的区别与联系

相同点：都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都是我国不可分割的地方行政区，享有一定自治权；与中央的关系都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

不同点：

（1）两者解决的问题不同。民族区域自治是根据我国的民族政策为解决民族问题而设置的，特别行政区是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为妥善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为实现解决祖国统一问题而设置的；

（2）1）两者实行地区不同。民族自治区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特定地区，特别行政区是在香港、澳门、台湾等特定地区；

2）两者权限不同。民族自治区有民族自治权，而特别行政区有"高度的自治权"；

（3）两者实行的社会制度不同。民族自治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

关于“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教法建议

一、民族及其基本特征

教师可通过展示我国部分少数民族的图片，或通过视频材料，在学生讨论的基础上导入新课关于“民族的形成”可采用议论、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关于“民族的基本特征”这部分内容教师应讲清三点：一是各自的含义及其之间的内在联系；二是讲清认识民族四个基本特征的意义；三是讲清民族与种族的关系，这部分内容可采用议、读、讲、练地步教学法。

二、我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伟大的祖国

可通过播放歌曲《56个民族56朵花》或《大中国》导入新课。关于“我国民族概况”的教学，可按照由具体到抽象的顺序，先引导学生讨论我国民族的分布特点，再讲述我国民族形成的历史，这部分内容教材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学生理解起来并不难，因此可采用直观教学法或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自学。

三、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

可采用录像导入法：播放关于波黑内战的录像导入新课。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建立”这部分内容的教学，可通过新旧中国的对比，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自学。关于“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这部分内容可采用自学阅读和讲授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可以分别从基本原则的含义、确立的原因、重要性以及三个基本原则之间的内在联系等方面进行分析，在教学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引导学生联系实际，通过学生自己列举熟悉的、有说服力的事例，深刻理解并领会“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

在讲民族平等原则时，首先要让学生明确，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

贯彻民族平等原则，在我国主要是指汉族和少数民族享有平等的权利。要分析，在我国各民族在享有权利方面已经实现了真正平等，但由于历史原因造成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还处于相对落后状况，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因而影响了平等权利的充分行使。所以，对少数民族要结帮助和照顾，采取一定的特殊政策。但这不是有没有平等权利的问题，而是充分不充分的问题。

关于民族团结，教学中可着重分析民族团结的重要性，特别是从加强民族团结对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人民的生活等方面加以分析说明，要学生从中体会，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正因为它和国家前途命运如此密切，也就成为当今世界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之一。只有民族团结，才能为一个国家发展与进步提供保证，才能增强国力。教师可结合原南斯拉夫等国家的例子加以说明和印证，从中体味民族团结的重要性。

关于各民族共同繁荣原则，应重点讲三点：（1）把坚持共同繁荣原则和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目标联系起来。社会主义本质是使全体人民最终过上富裕的生活，这就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达到共同繁荣。（2）我国各民族发展很不平衡，有的民族比较先进，民族素质提高较快，有的民族则和先进民族还有一定的差距，只有坚持共同繁荣原则才能最终达到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3）各民族共同繁荣才能为民族平等和团结提供保障。

最后，要把三原则联系起来，说明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中忽视了哪个原则，都会影响其他原则的贯彻，都会影响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的巩固和发展。

三、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

可以通过图表的方式，把民族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及经济特区加以比较，找出他们的异同，这样给学生一种直观生动的印象，有利于学生把握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提高他们的比较能力和辨证思维能力。

关系

民族区域自制

特别行政区

经济特区

不同点

目的

社会稳定，解决民族问题

和平统一祖国

发展经济，促进现代化建设

社会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

权限

可根据本地区、本民族的实际，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令、政策的自治权

拥有除外交、国防外的高度自治权

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特殊的经济管理政策

范围

主要是五大民族自治区

港、澳、台

主要是沿海开放城市

联系

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行政区

与中央都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都不是国家主权实体

民族区域自治是宪法规定的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政策，也是我国的重要政治制度。教学中要重点分析：

民族区域自治的含义。主要是讲清国家统一领导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关系。要明确，它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所以，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要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同时，国家要保证民族自治权的实施。教学中可根据学生容易将民族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混淆的情况，联系已经学过的“一国两制”内容，对两个概念的区别加以解释。特别行政区是解决国家统一，恢复香港、澳门主权的方针、政策。二者都是国家统一领导下的地方行政区域，但自治权的程度不同，内容不同，一是“一定的自治权”，一是“高度的自治权”、一是社会主义制度，一是资本主义制度。自治权也不是等于国家主权，自治权要在维护国家主权下行使。

民族区域自治适合我国国情，教学中可侧重分析教材提出的第一和第二点。可以将我国和原苏联的国情相比较，俄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建立的时间比我们短得多，大约只有400多年历史，俄国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50%，并且聚居比较集中，俄国少数民族地区资本主义比较发达，有的甚至超过了俄国东部地区。经过十月革命，许多民族实际上已经分离为不同国家，所以十月革命后，苏联采取了联邦制以便把各国联合起来。相比之下，我国的国情和原苏联不同，在我国，适宜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教材讲了四点。中心是正确地解决了国家统一和民族自治的关系，在讲完四点之后，教师可归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叙多年来，维护了国家统一和主权，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民族自身的发展，这也是我国没有发生大的民族纷争和冲突，保持社会稳定的原因。

在讲解民族自治区时,要有意识与经济特区、特别行政区进行比较，从而提高学生的是非能力及比较能力。

首先，比较它们的含义不同、范围不同、权限不同、实行的社会制度不同。

其次，他们之间存在相同点：一是都是马克思注意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二是与中央都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三是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行政区，享有一定的自治区。

关于“民族及其基本特征”的教学设计示例

复习提问

本书前言中提到，政治是阶级的大事，国家的大局，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那么，民族和宗教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有什么关系？我们了解我国的民族概况和宗教概况以及国家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有什么意义？（设计第一个问题目的在于让学生明白本课的地位，本课知识与上面学过的知识的联系，设计第二个问题的目的是调查研究，摸摸学生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情况，以备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

导入新课

今天我们学习第一个框题“民族及其基本特征”。

第四课我国的民族和宗教（板书）

第一框题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板书）

民族及其基本特征（板书）

（图画导入法）（教师展示我国部分少数民族穿着各民族服装的图片。展示图片的目的在于引导学生注意本节课将要学习的内容。）

提问：同学们能看出图中有哪些少数民族吗？（学生讲出其中的一些少数民族名称。）

民族是我们经常讲的一个词，什么是民族？并不是一下子能说清楚的。下面我们先看看民族是怎样形成的，民族有些什么基本特征。

或（趣例导入法）播放视频：南斯拉夫内战

组织学生讨论以下问题：南斯拉夫内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看了录象后你们有什么感想？

（教师在学生讨论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同学们的感想一定很多，我的感想也很多，但我最想说的是10个字：“一朝战火起，倒退几十年”，可见，“民族、宗教无小事”，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直接关系着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学习和掌握关于民族和宗教的知识就至关重要。从这节开始，我们将学习这些问题。

讲授新课

一、民族的形成（板书）

（这部分的知识可采用议论、讲授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在座的同学都属于我们56个民族中的一个，有谁知道民族是怎么形成的？

（学生发表看法）

关于民族的形成，教材作了简要概括，还用一段楷体字，具体说明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共同体如何一步步发展，最后形成民族的过程。请同学们在阅读了这段材料后来归纳民族是怎样形成的？

（学生发表看法）

媒体显示：民族产生示意图

（教师结合图表分析）在人类历史上，民族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原始社会里，基本的社会组织是氏族，那时并不存在民族。原始社会末期，由于金属工具的使用，生产力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提高了劳动效率，社会上有了剩余产品，于是产生了私有财产。从此，以掠夺财富为目的的部落战争频繁发生，亲近的各部落为了掠夺其它部落或者防御其它部落的掠夺，就联合起来结成部落联盟。部落联盟使各部落互相杂居，逐步融合，人们间的关系也由地域关系逐步取代血缘关系。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随着氏族制的解体，阶级和国家的产生，人们的共同体便由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发展为民族这种新的共同体。

我们通过了解民族的形成过程。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学生议论）

至少应该明确下面两个观点：

1、民族的含义：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板书）

需要说明的是，“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的表述，只是民族的一般含义，不是完整的民族定义，作为中学生我们掌握到这个层次就可以了。

2、民族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板书）

从民族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有一个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以后还会有一个逐步消亡的过程。

二、民族的基本特征（板书）

（这部分的内容可采用议、读、讲、练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首先，教师先展示某一个民族典型特征的画像让学生辨认，然后提出问题供学生思考：

①你是根据什么判断这个画像上的人是**族的？

②划分不同民族的依据是什么？是以他们的长相以及服饰为依据吗？为什么？

学生自由讨论、发言，教师引导：长相、服饰是可以反映不同民族特征的，但不能认为划分民族的依据就是长相服饰。长相服饰与划分民族的依据之间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长相、服饰属于民族的外部特征，民族的四个基本特征才是民族内在本质的东西，要正确划分不同的民族必须抓住其内在的特点和本质，现在请同学们结合这些问题阅读课本101页最后一段到10页倒数第二段。

（媒体显示）

下列各题分别反映了民族的哪些特征？

1、我国维吾尔族80%以上的人口住在新疆南部

2、在古代，蒙古部落过着游牧生活，以“黑车白帐”为家，逐水而居

3、“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4、藏族群众向客人敬献哈达，傣族群众要过泼水节

（学生阅读后归纳）民族具有四个基本特征，分别是：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

民族的四个基本特征：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板书）

（学生发言）民族的第一个特征是：共同的语言。是指民族内部用以彼此交流思想和互相往来而通用的语言。

（学生发言后教师分析）共同语言是一个民族稳定的重要特征。没有共同语言就不能共同从事生产，也不能实现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也就不能结成一个民族。语言促进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稳定。

在我国，民族识别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从语言的识别而确定的。比如汉族语言主要是汉字的定型和书面声韵的统一，这是从秦始皇统一文字又经两汉、三国、隋代的发展，成为至今通用的汉民族语言。蒙古语言是到14世纪初形成更准确的蒙语，成为至今通用的蒙文，从而促进了蒙古经济文化的发展。

（学生分析）“我国维吾尔族80%以上的人口住在新疆南部”反映民族的第二个特征：共同地域。因为共同地域是民族形成的前提，民族的其它特征都是以共同地域为基础形成的。

（学生分析）“在古代，蒙古部落过着游牧生活，以‘黑车白帐’为家，逐水而居”反映民族的第三个特征：共同经济生活。共同经济生活是人们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发生的密切的经济联系，这种经济上的联系，把本民族的人们结合为一个整体，并形成统一的民族市场。经济上的联系是人们聚拢在一起的纽带，也是民族其它特征形成的物质基础。

（学生发言）“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藏族群众向客人敬献哈达，傣族群众要过泼水节”反映了民族的第四个基本特征：共同的心理素质。是指一个民族的共同爱好、历史传统、风俗习惯、民族尊严等，主要表现在共同的民族文化和民族习俗方面。如“藏族群众向客人敬献哈达，傣族群众要过泼水节”。

（教师总结）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的物质生活条件、历史发展、地理环境等在精神面貌方面的反映，在民族的四大特征中，民族的心理素质是最具稳定性、代表性的，是最重要的因素。我们刚才观看的“南斯拉夫内战”、还有大家熟悉的海外“唐人街”，还有在我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时期为祖国做出贡献的海外华侨等，这些都说明：民族的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民族清洁既可以发挥经济作用，也可以造成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很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处理民族关系。

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对民族的凝聚力非常大，主要表现为都认为是本民族的一员，热爱自己民族的思想感情和对传统的风俗习惯的浓厚感情。俄国沙皇政府曾在西伯利亚搞了一个移民区，把一些波兰人强行移居到那里。日子一长，这些人已经不会说一句波兰话了，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波兰人，并且对俄罗斯人怀着波兰人的仇恨。又如我国的回民，是13世纪初叶大量迁入的阿拉伯、波斯、中亚人在不断和汉人、维吾尔人、蒙古人融合中逐惭形成的。东迁初期，通用职权拉伯语和波斯语，由于长期和汉人杂居，逐惭学习汉语、汉文。但共同的生活习惯和共同信仰成为维系其长期存在的牢固纽带。

民族的四个特征，在民族的发展过程中，有的已经不很明显了，每一个民族都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或与其他民族日益趋同，但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仍作为维系民族共同体的纽带而长期存在下来。这是因为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总要设法巩固其共同心理，总要强调一些和其它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赋予强烈的感情，甚至升华为民族的标志，把长期生活中形成的风格，经过艺术加工，加以宣扬，成为一见即知是某民族的特点。例如一看见献哈达，我们就知道这是藏族是了庄重的待客礼仪；看见泼水节，就知道是傣族的节日。所以，民风民俗是一个民族繁衍兴旺的标志，民族文化成为维系一个民族的精神纽带，一旦民族文化失去特色，被另一民族的文化所同化，势必削弱本民族的凝聚力，这对这一民族无疑是一个灾难，因此，尊重一个民族的民风民俗，就是对这个民族的尊重，珍惜本民族文化，就是热爱本民族的最好表现，就是对本民族的最热诚的贡献。

现在请同学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民族的同化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不幸的？

（学生讨论，可举例说明，教师做总结：从人类的进步的角度看，落后的民族被先进的民族所同化，恰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民族的四个特征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民族的这四个基本特征是有内在联系的。它们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在民族产生、形成过程中，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是首要的前提条件，它们共同语言和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提供了地理空间和物质基础。反过来，共同语言和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又促进了共同地域的巩固和共同经济生活的发展。

四个基本特征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板书）

（教师分析）四个基本特征是识别民族的基本依据。民族的四个基本特征是从民族形成的一般过程来说的，但是某一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其特征将会有变化，有些民族四个特征不一定齐备。同进，不同民族，也有不同程度上的共同性，这些都不影响四个基本特征作为识别民族的科学依据。

在学习和把握民族问题时，我们要注意民族和种族的区别。

（教师引导学生分析）

种族的特征是一种生理现象和自然现象，而民族则是一种社会现象。种族是个生物学概念，是以人的生理特征（如肤色、发色、眼色、体形等）为划分标志的不同人种，这些特征是在一定的地域内，长期适应自然环境而形成的，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民族则是一社会经济文化现象，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在同一种族里可以包含不同民族，如共同色人种中有汉族、蒙古族、朝鲜族等等；一个民族里面可以包含不同种族、如美利坚民族中有白人、黑人和黄种人。

小结：

教师引导学生作总结：

请同学们结合本堂课讲的内容，回去思考一下民族和阶级、国家的关系，下一堂课讲新课前请一些同学来回答。

复习巩固

一、单项选择题

1．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以为基础。（）

A、血缘关系B.氏族关系C.地域D.部落联盟

2．氏族是的产物。（）

A．私有制服B．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C．国家发展D．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

3．在民族的四个基本特征中，区别民族的最显著的特征是（）

A．共同语言B．共同地域C．共同经济生活D．共同心理素质

4．识别和划分民族的基本依据是（）

A．民族的四个特征B．生理遗传特征C．血缘关系D．地域关系

参考答案：

单选题：1.C2.D3.D4.A

关于“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国家”的社会调查

调查目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伟大民族。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在5千年辉煌文明史的缔造过程中，在抗击外强侵略、维护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斗争中，在反抗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斗争中，各族人民，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无论现代民族还是古代民族，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

活动一：调查我国各族人民奋勇抵御殖民主义侵略，共同保卫了祖国边疆的事例。

目标：通过对我国各族人民奋勇抵御殖民主义侵略，共同保卫了祖国边疆的事例的调查，了解少数民族对祖国统一与繁荣作出的巨大贡献。

提示：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着被殖民主义分割肢解的危难关头，我国各族人民与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粉碎了殖民主义妄图瓜分灭亡中国的阴谋。

完成表格一：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英勇抗敌的事例。

地区

抗敌的历史与人物

藏族地区

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民族

台湾的高山族

蒙古族地区

其他地区

活动二：调查分析各族人民如何共同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完成表格二：为祖国建立作出贡献的少数民族英雄人物及事迹

姓名

民族

事迹

活动三：历朝历代有哪些为中华民族的繁荣独立和富强作出巨大贡献、永留青史的中华英才。

完成图表：举例指出各民族有哪些功勋卓著，彪炳千古的英杰人物，各是什么民族。

诸子百家

（文学科学艺术家）

天之骄子（历朝明主、政治家、政治活动人士）

英烈丰功

（战将英豪）

名垂青史

（其他历史人物）

调查步骤：

1、全班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分组，每组负责一个课题的调查，同时，各组之间分工合作；

2、学生阅读教材有关内容，小组合作，利用各种渠道收集材料，了解有关情况。学生根据各自的调查结果和认识程度，填进表格内。

3、撰写探究报告和学习体会，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提出见解，并与同学交流。

对教师的建议

协助学生对获得的信息进行系统分析，及从信息中获得新认识

评价重点

1、学生是否对问题产生探究兴趣，并在活动中与同学合作，积极参与调查与讨论。

2、是否能有目的地收集资料，提出有事实依据的见解。

民族国家范文篇9

首先是一种理想

欧盟是什么？欧盟的理念是什么？它的权力有多大？这是我们在谈及欧盟这个话题时难以回避的问题。

可以比较肯定地说，欧洲联盟首先是一种理想。大欧洲建设者的理想是结束千百年来各国的分裂，实现欧洲的统一，建立欧洲联邦。欧洲共同体的创建者们从一开始便对传统的民族国家持否定态度，他们提出的舒曼计划宣告了一个新欧洲的诞生。半个世纪以来，欧洲一次次地向更高的整和层次迈进。

主导欧洲人从分散走向联盟的观念即所谓“欧盟的理念”，有人也称之为欧洲观念或欧洲主义。它是一种欧洲人处理民族国家关系问题的新观念，主旨是告别传统民族国家，不断创新、不断发展，构建联盟大厦。

欧盟既不等同于欧洲政府，也不等同于欧洲大市场。它处在介于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中间状态，有人称之为“似与不似间的矛盾统一体”。在欧盟条约的修订、共同外交与安全等关于国家主权的重大问题上，政府间会议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可以将欧盟机构视作一个现代国家的政府吗？人们大多难以持肯定态度。政府间谈判不能完全涵盖欧盟政治的复杂性，也不意味着欧盟已经成为一个等同于国家政府的实体。

1991年12月签署的《欧洲联盟条约》（又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开宗明义地写道：“最高缔约各方在他们之间建立一欧洲联盟”，而且按照辅从制原则的规定，欧盟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联合体。它尊重组成这一联盟的各个国家的民族特征，不要求成员国放弃国家主权。

值得注意的是，自1957年对于欧共体具有宪章意义的《罗马条约》签订以来，欧洲人联合组成的共同体作为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机构，其自主力度在不断加大，各机构间逐步形成了分权制衡的格局。近年来，随着超国家结构在欧盟事务中作用日益增强，旨在实现欧盟各机构间及其与成员国政府间权力平衡的机构改革，逐渐成为欧盟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欧盟已经逐步摆脱了20世纪60-70年代主要依赖政府间谈判的运作方式，正在以一个地位上与各成员国政府相对平等的政治实体的面目行使决策和管理欧盟事务的职能。到20世纪90年代初，欧盟机构对成员国政治的影响已不容忽视，成员国国内立法的75%—80%要事先与欧共体委员会商榷。

与此同时，对于投身于欧洲一体化的欧洲民族国家而言，其政府控制欧洲整合的能力陷入了一种被逐步削弱的状态。它们不得不在经济、社会、货币、司法等领域将部分管理权转移到欧盟机构。但是，这种权力的转让并不是主权的转移，而是成员国政府根据有关的条约，自愿地将部分管理职能转移到欧盟的超国家机构。从本质上说，这仍然是国际法中履行国家条约义务的行为，成员国政府在认为必要的时候，仍然拥有退出某项政策乃至欧盟的最终决定权。

何以成为欧洲民族国家的选择

建立“欧洲合众国”是近代以来欧洲各民族梦寐以求的理想，其根基是欧洲人对欧洲历史特性和自身经历所做出的理性反思，他们认为只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大欧洲”，才有可能解决对欧洲人至关重要的问题，即欧洲民族国家的存在和资本主义发展间的内在矛盾。

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是近现代欧洲历史框架的两大支柱，它们彼此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近现代欧洲的特性和力量的源泉。民族国家为欧洲资本主义提供了巨大的动力，资本主义则给欧洲带来令人瞩目的经济、科技和社会进步。但是，两者之间也充满了内在的、难以调和的矛盾。一方面，欧洲民族国家从本性出发需要不断追求至高无上的“国家主权”，同时，在现实中它们又难以摆脱彼此间深厚的依存关系而独立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依赖于民族国家，但它若求得自身的发展又难以不削弱民族国家。能否缓解、解决这一矛盾，不仅直接关系到欧洲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生存与发展，而且深刻地影响着欧洲的未来。

欧洲联盟的建立，是欧洲民族国家顺应欧洲民族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所做出的选择。民族主义的演进历程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发现自身特征，组成国家形态；强制消灭其他民族；重新发现自我，恢复旧日辉煌；自然消亡阶段。一些学者认为，战后欧洲民族主义正处于民族主义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的民族主义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是在向洲际主义转化。这种洲际主义既削弱了各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又在洲际范围内继承了民族主义的排他性。这就从客观上对欧洲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提出了新的要求。欧洲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表明，欧洲民族国家及其民族主义情感已陷于衰退之中。事实上，主导欧洲联盟前进的欧洲主义正是这种民族主义。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终结

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程，也是人们共同体从低级向高级不断递进的过程。人类社会从走出氏族、部落、部落联盟进入民族、民族国家经历了相当长的演进过程。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交往的范围、对象、方式和内容也在不断扩大、增多、更新和变化。诞生于近代的民族国家曾经拥有的辉煌和风姿正在淡然飘逝。今天，作为近代历史产物的欧洲单一民族国家群体已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纯粹的“民族国家”已屈指可数，多民族国家已经占据了当今世界国家群体的绝对多数，这是不争的事实。

尽管民族国家在一些人心目中似乎已经变成了“事过境迁”的“历史”，然而下结论说民族国家已经完全成为过去，应该不算准确的认识。如果认为欧盟出现便意味着民族国家终结也还为时过早。

应该承认，欧盟的建立事实上已经无言地诉说了民族国家的衰落，但它们不可能一下就都走向“终结”。至少在国家主权的让渡问题上的“讨价还价”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同时，从欧盟机构到成员国政府、非政府组织、个人，还不能马上接受新的欧洲认同，并处理这一新的认同与原民族国家认同间的关系。认同作为一种观念具有相对稳定性，其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在新观念取代旧观念的过程中，民族国家难以迅速退出历史舞台。

我们现在也还难以做出如下结论——欧盟作为一种超国家联盟将代表人类共同体未来发展方向。欧盟的未来还不能确定。重要原因如下：

首先，欧盟的政策存在着严重的功能缺陷，欧盟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组织缺陷。欧盟不是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是主权国家组成的联合体，尤其在执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尚停留在政府间合作状态，它也没有统一有力的军事力量。其次，欧盟组织上不能协调各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各国不愿将主权交给欧盟，欧盟所制定的政策缺乏基础。再次，体制上的缺陷使欧盟不具备独立行动的能力和对事态的控制力，对所制定的政策难以执行。

民族国家范文篇10

首先是一种理想

欧盟是什么？欧盟的理念是什么？它的权力有多大？这是我们在谈及欧盟这个话题时难以回避的问题。

可以比较肯定地说，欧洲联盟首先是一种理想。大欧洲建设者的理想是结束千百年来各国的分裂，实现欧洲的统一，建立欧洲联邦。欧洲共同体的创建者们从一开始便对传统的民族国家持否定态度，他们提出的舒曼计划宣告了一个新欧洲的诞生。半个世纪以来，欧洲一次次地向更高的整和层次迈进。

主导欧洲人从分散走向联盟的观念即所谓“欧盟的理念”，有人也称之为欧洲观念或欧洲主义。它是一种欧洲人处理民族国家关系问题的新观念，主旨是告别传统民族国家，不断创新、不断发展，构建联盟大厦。

欧盟既不等同于欧洲政府，也不等同于欧洲大市场。它处在介于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中间状态，有人称之为“似与不似间的矛盾统一体”。在欧盟条约的修订、共同外交与安全等关于国家主权的重大问题上，政府间会议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可以将欧盟机构视作一个现代国家的政府吗？人们大多难以持肯定态度。政府间谈判不能完全涵盖欧盟政治的复杂性，也不意味着欧盟已经成为一个等同于国家政府的实体。

1991年12月签署的《欧洲联盟条约》（又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开宗明义地写道：“最高缔约各方在他们之间建立一欧洲联盟”，而且按照辅从制原则的规定，欧盟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联合体。它尊重组成这一联盟的各个国家的民族特征，不要求成员国放弃国家主权。

值得注意的是，自1957年对于欧共体具有宪章意义的《罗马条约》签订以来，欧洲人联合组成的共同体作为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机构，其自主力度在不断加大，各机构间逐步形成了分权制衡的格局。近年来，随着超国家结构在欧盟事务中作用日益增强，旨在实现欧盟各机构间及其与成员国政府间权力平衡的机构改革，逐渐成为欧盟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欧盟已经逐步摆脱了20世纪60-70年代主要依赖政府间谈判的运作方式，正在以一个地位上与各成员国政府相对平等的政治实体的面目行使决策和管理欧盟事务的职能。到20世纪90年代初，欧盟机构对成员国政治的影响已不容忽视，成员国国内立法的75%—80%要事先与欧共体委员会商榷。

与此同时，对于投身于欧洲一体化的欧洲民族国家而言，其政府控制欧洲整合的能力陷入了一种被逐步削弱的状态。它们不得不在经济、社会、货币、司法等领域将部分管理权转移到欧盟机构。但是，这种权力的转让并不是主权的转移，而是成员国政府根据有关的条约，自愿地将部分管理职能转移到欧盟的超国家机构。从本质上说，这仍然是国际法中履行国家条约义务的行为，成员国政府在认为必要的时候，仍然拥有退出某项政策乃至欧盟的最终决定权。

何以成为欧洲民族国家的选择

建立“欧洲合众国”是近代以来欧洲各民族梦寐以求的理想，其根基是欧洲人对欧洲历史特性和自身经历所做出的理性反思，他们认为只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大欧洲”，才有可能解决对欧洲人至关重要的问题，即欧洲民族国家的存在和资本主义发展间的内在矛盾。

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是近现代欧洲历史框架的两大支柱，它们彼此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近现代欧洲的特性和力量的源泉。民族国家为欧洲资本主义提供了巨大的动力，资本主义则给欧洲带来令人瞩目的经济、科技和社会进步。但是，两者之间也充满了内在的、难以调和的矛盾。一方面，欧洲民族国家从本性出发需要不断追求至高无上的“国家主权”，同时，在现实中它们又难以摆脱彼此间深厚的依存关系而独立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依赖于民族国家，但它若求得自身的发展又难以不削弱民族国家。能否缓解、解决这一矛盾，不仅直接关系到欧洲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生存与发展，而且深刻地影响着欧洲的未来。

欧洲联盟的建立，是欧洲民族国家顺应欧洲民族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所做出的选择。民族主义的演进历程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发现自身特征，组成国家形态；强制消灭其他民族；重新发现自我，恢复旧日辉煌；自然消亡阶段。一些学者认为，战后欧洲民族主义正处于民族主义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的民族主义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是在向洲际主义转化。这种洲际主义既削弱了各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又在洲际范围内继承了民族主义的排他性。这就从客观上对欧洲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提出了新的要求。欧洲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表明，欧洲民族国家及其民族主义情感已陷于衰退之中。事实上，主导欧洲联盟前进的欧洲主义正是这种民族主义。

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终结

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程，也是人们共同体从低级向高级不断递进的过程。人类社会从走出氏族、部落、部落联盟进入民族、民族国家经历了相当长的演进过程。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交往的范围、对象、方式和内容也在不断扩大、增多、更新和变化。诞生于近代的民族国家曾经拥有的辉煌和风姿正在淡然飘逝。今天，作为近代历史产物的欧洲单一民族国家群体已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纯粹的“民族国家”已屈指可数，多民族国家已经占据了当今世界国家群体的绝对多数，这是不争的事实。

尽管民族国家在一些人心目中似乎已经变成了“事过境迁”的“历史”，然而下结论说民族国家已经完全成为过去，应该不算准确的认识。如果认为欧盟出现便意味着民族国家终结也还为时过早。

应该承认，欧盟的建立事实上已经无言地诉说了民族国家的衰落，但它们不可能一下就都走向“终结”。至少在国家主权的让渡问题上的“讨价还价”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同时，从欧盟机构到成员国政府、非政府组织、个人，还不能马上接受新的欧洲认同，并处理这一新的认同与原民族国家认同间的关系。认同作为一种观念具有相对稳定性，其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在新观念取代旧观念的过程中，民族国家难以迅速退出历史舞台。

我们现在也还难以做出如下结论——欧盟作为一种超国家联盟将代表人类共同体未来发展方向。欧盟的未来还不能确定。重要原因如下：

首先，欧盟的政策存在着严重的功能缺陷，欧盟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组织缺陷。欧盟不是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是主权国家组成的联合体，尤其在执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尚停留在政府间合作状态，它也没有统一有力的军事力量。其次，欧盟组织上不能协调各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各国不愿将主权交给欧盟，欧盟所制定的政策缺乏基础。再次，体制上的缺陷使欧盟不具备独立行动的能力和对事态的控制力，对所制定的政策难以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