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监督范文10篇

媒体监督范文篇1

关键词:媒体监督;媒体报道;司法公正;司法独立

一、舆论监督下司法过程中的各方主体心态

(一)当事人

案件的当事人无疑是最需要借助舆论的一方。在司法程序中，他们拥有最直接的利益和诉求，他们是最迫切的司法公正追求者。在实际的社会冲突中，公民个人面临国家的司法权力，难免处于弱势地位。公民需要表达对司法机构的不满时参与法治必然会吸引其他公共方式加强自己的力量。在传统模式中，公民将诉诸政治权威，例如使用信件和上访作为他们自己表达的渠道;现在，互联网和许多媒体为个体公民社会化的表达提供了另一条可行的现实途径。

(二)媒体

时至今日，媒体对司法的影响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传统媒体与司法的抗衡，日益发展的自媒体诸如各种关于法律的微信平台、微博俨然成为人们了解司法审判信息等的主要工具。相较于报刊杂志等的传统媒体报道，自媒体是一个几乎让人人都可以发声，自己亲身投入新闻创作成为撰稿人的新兴新闻传播方式。在这个沟通过程中，新闻制作人很少或几乎独立于编辑监督或正式的新闻制作过程。因此，在媒体和司法机构之间的关系中，只要允许公开审判并允许人们参加，知道案件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记者并通过媒体发表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媒体或传统媒体的声音，使用不当或缺乏限制都可能成为舆论干涉司法制度甚至影响司法公正和独立的诱因。媒体本身对于商业利益的追求使其在一个案件中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关注到其行业利益以此选定最惹人注目的焦点，然后找寻切入的角度从而追求轰动效应。

(三)司法机关

行使司法权是国家实现主权的主要途径之一。作为一个拥有国家权力的部门，司法机构显然是从职能设置角度追求的最高价值取向之一。首先，我们不可避免地需要追溯司法独立概念的根源，这本身就是基于类似的知识背景。由相同的培训方法和具有一致专业兴趣的专业团体发起，因此，司法独立和司法技能的专业化以及司法的专业化是相互因果关系。其次，在一个复杂的案例中，司法必须注意合法性而不是理性。每个案件都需要在回顾性证明的前提下完成。它不受威胁，诱惑，欺骗等的影响，必须通过交叉询问得以确定。在审判前和审判期间，司法工作本能地反对媒体的任何易感性报道，因为这些报道常常使法官先发制人。形成偏见或让法官必须考虑舆论的声音，形成判断的案件越公开，越是关注被告人的权力保护的尴尬局面。法官作为个体，他同样是社会人，他会受到整个社会传媒的舆论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法官个体难以忠实于法律，他同样也不能因为对法律保持忠诚，而个人支付制度不健全所带来的后果成本。

二、以立法推动媒体与司法的协调

伴随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微博直播庭审现场，微信推送案件热点分析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社会重大案件走向的主要方式之一，以媒体监督为核心的舆论监督也被称为继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后的“第四种权利”。用舆论监督推进社会事件的解决，以网络等新媒体的力量来寻求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已经成为重大司法案件中的常态化事务。如何缓和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冲突，协调司法独立与民意表达之间的关系，推进媒体与司法的良性互动，无疑成为现今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研究的问题。在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关于国家综合司法的论述摘录》中提出:“我们必须维护公平正义，努力使人民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到公平公正。同时，新闻媒体应加强对执法司法工作的监督，但必须支持执法和司法部门的正确行动。加强疑惑和疑虑的解决，并进行理性指导。”在全面依法治国，开启中国法治新时代时期，媒体与司法自然会走向互相开放的状态，然而这种状态应该是良性的。也就是说，通过立法，对媒体信息披露的必要限制，以及对媒体使用个人意见的必要限制。并通过对司法人员意见的必要限制，规范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推进“舆论监督”立法，实现监管主体与法律关系监督主体的框架平衡，是未来发展立法工作的重点。社会转型期，公共舆论的崛起是一道重要景观，然而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时代需要的是敬畏真相，敬畏良心;需要的是让法律的归法律，舆论的归舆论;需要的是让“有声者有力”，“让无声者有声”。

［参考文献］

［1］孙笑侠．司法的政治力学［J］．中国法学，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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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体监督的积极意义。1.媒体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所发挥的监督作用不可替代。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新闻媒体的最大职责是保证社会公众合法权益的顺利实现，因此新闻媒体要对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事项进行合法且合理的监督。新闻媒体的职责之一是宣传政府政策和国家大政方针，同时新闻媒体也要承担起反映社会公众心声，替人民说话这一职责。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离不开新闻媒体的监督。在报告中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福利的政党，因此只有共产党员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合法权益才能实现和得到保障。媒体监督是新闻媒体在反映群众心声的前提下，通过媒体的采访权、报道权等等来对党风廉政建设进行有效监督，从而有助于我国从严治党工作方针的落实和实现。2.媒体监督有利于间接实现审判公开。审判公开作为现代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标志着司法的民主化。贝卡利亚作为著名的刑法学家，曾在其著作中说到，“审判应该公开，犯罪的证据也应该公开以便使或许是社会唯一制约手段的舆论能够约束强力和欲望；这样，人民就会说，我们不是奴隶，我们受到保护。”媒体监督的最终归宿是保证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自由言论权的合法实现。因此，媒体有权利对司法机关甚至司法流程进行合法合理的监督。所以，司法部门在保证司法活动不受干扰的前提下，有义务接受媒体监督，更有义务主动配合媒体完成监督，因此媒体监督有利于审判公开。（二）过度的媒体监督即“媒介审判”及其危害。“媒介审判”这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由报纸审判这一概念衍生而来。西方学者李普曼认为，它是指媒体工作者所的新闻报道，形成并且引领某种错误的社会舆论，从而妨碍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恶劣行为[1]。1．媒介审判现象干扰司法审判独立原则。媒介审判具有很大的危害。新闻媒体放大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权，会对司法活动的正常运行造成干扰和破坏。比如，新闻媒体工作者会在不满足于做好本职工作的情况下，过度地对司法工作进行干涉，导致公众被错误的舆论所引导，从而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结合实际情况可以发现，新闻媒体工作者过度干涉审判独立的表现主要是：媒体过度介入会破坏司法活动的独立性、公正性、权威性，造成未审先判。媒介审判是过度的媒体监督，即媒体没有在合法且合理的前提下对司法机关进行监督，而是凭借不全面的核实和调查，主要依据道德情感标准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未审先判”。由于媒体拥有较强的影响力，从而会引起舆论对司法部门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造成干扰，因为新闻媒体通过有选择性、倾向性、不全面、不完全真实的报道所渲染出来的氛围和情绪影响广大受众，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较高的媒介素养，因此就会导致形成错误的社会舆论。媒体会借势继续鼓动受众，受众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严重干扰司法活动的正常运行，破坏审判独立，因而难以保证司法公正[2]。2．媒介审判现象违背司法公正原则。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法律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最终防线，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终防线。在司法过程中，审判人员应当独立行使审判权、审判人员根据法律所承认的证据断案，这是司法公正的内涵所在。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共同构成司法公正，前者是指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始终秉持公正的原则；后者指法院在坚持公正原则的前提下作出公正的审判结果。虽然媒体和司法机关的终极目标都是追求公平正义，但是两者所依据的原则不同，媒体依据的是道德情感；司法机关所依据的是法律。因此，媒体在追求道德公正的过程中有可能会践踏法律的公正。3．媒介审判现象损害司法机关的威信。我国一直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国家的象征是法院代表正义，法院同时也受到尊重。但是媒介审判造成的未审先判会严重损害法院的威信。一件案子本应以法院的审判结果告终，而媒介审判干扰了法院审判，分散了法院审判的影响力。我国一直致力于建设公平正义的法治国家，不仅司法机关要做到审判透明化，也要考虑社会公众的合理意见。因此当媒介审判造成错误的社会舆论时，社会公众发表大量的意见，作为法院就不得不考虑社会公众的意见，也需要给社会公众一个合乎情理的交代。

二、审判独立与媒体监督的平衡

（一）审判独立及其作用。司法独立是西方国家实现权力制衡的重要措施，是指除了国家的司法部门外，其他权力部门不可对司法权的正常运行进行干涉，即使是司法部门也要按照法定程序来有效且独立地行使司法权。各个国家的审判独立的内容存在很大差别。我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审判独立是一个很好的司法体制,它可以体现出法律程序的严谨性和公平性；审判独立能够保障司法机关包括法官等重要角色保持中立的态度，从而给审判带来公正、公平、平等，能够让每一个地位不同的人得到同等的对待，从而保障和维护各当事人的正当利益；审判独立能够减少不必要的纠纷，从而维护社会良好秩序的运行[3]。（二）有效的媒体监督可以促进审判独立。有效的媒体监督是指媒体监督合法合理适度，利用媒体的特殊职能和职责对司法部门进行有效的监督，在不违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及时告知社会公众案件的真实情况，不仅能够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同时也使社会公众成为监督司法运行的“眼睛”。从而可以保障司法公正，保障司法活动不受其他公权力的干扰，促其独立运行，这是有效的媒体监督。通过对有效的媒体监督进行定义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有效的媒体监督可以促进审判独立。因为媒体监督的最大特点就是公开性与透明性，另外还具有广泛性。媒体监督把司法活动的进程实时告知社会公众，让社会公众实时并及时地了解司法活动的相关司法程序，有了全社会眼睛的监督，可以有效遏制其他公权力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对司法权进行干扰和控制，也有利于遏制司法权的行使人滥用权力，使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保障司法机关在保持公正中立的情况下按照法律规定做出公正的司法判决，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人民做主的和谐社会。媒体监督的有效实施有利于社会公众自由言论权和知情权的实现。媒体通过把司法活动告知社会公众，让社会公众正确了解司法程序、审判独立的概念和作用，强化社会公众对审判独立这一法制观念的熟悉和肯定，号召社会公众同新闻媒体共同进行司法监督，保障审判独立，做到通过公众影响社会生活甚至历史的发展。新闻媒体介入监督司法活动，有利于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社会地位不同，受害人可能会处于劣势，这时他可以通过媒体，把他在司法活动中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等等如实告知社会公众，从而获得同情和支援，促使司法机关作出公正的判决，从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有效的媒体监督不仅可以促进审判独立，还保障了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4]。

三、如何构建媒介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合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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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法公开和媒体监督概述

(一)司法公开

司法公开,是指审判活动向社会公开,允许社会公众旁听,允许新闻媒介的采访报道[3]。有学者认为,审判公开在方式上有直接公开和间接公开之分。直接公开是指允许公民旁听法庭审理和宣告判决,间接公开是指允许新闻记者采访和报道。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我国的司法公开仅仅涉及到直接公开的部分,但是,媒体报道是实现审判公开的重要手段,甚至其实际功用要大于公民旁听。对此台湾学者林山田先生曾论述道:“由于现代大众传播工具之发达,使公开原则更能发挥监督国家刑事司法之功能,因为经由新闻记者在法庭之现场采访,以及就审理与审判内容所作之新闻报道,更使公开原则从早期之直接公开,转化为间接公开,除法庭现场直接公开外,尚有大众传播工具所提供之间接公开,而扩大公开原则所及之范围。故与事实相符,且于适当时机发表之新闻报道,自当符合公开之本旨,而为刑诉法所允许。”[4]可见,直接公开和间接公开在现代社会中的区分也逐渐模糊起来,使得明确的界限也显得没有必要。

(二)媒体监督

媒体监督,是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各种违法违纪行为特别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违法犯罪、渎职腐败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4]。“新闻舆论监督主要是由新闻媒介进行的法律监督,被视为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标志。它既是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具体形式,同时,通过新闻媒体,大众也可以监督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并且为广大人民群众宣泄自己的民主情绪提供了一个出口”[5]。现代法治国家中,司法权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是制衡立法权滥用、行政权扩张的关键力量,也承担着犯罪矫正、社会救济等其他职能。近年来,随着进行司法改革、促进司法公正的呼声日益强烈,加强对司法的监督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党的十五大报告特别指出,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5]。由于媒体报道是舆论的主导,舆论监督主要通过新闻媒体的监督来实现,因此媒体监督已成为我国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司法公开和媒体监督课题的意义

研究司法与媒体的关系从媒体诞生之日期就一直是比较热门的。但是,直到20世纪司法与媒体关系的问题才真正受到了今天这样的关注,新闻媒体日益成为“第四产业”且在当今社会富有影响力[6]。一方面,报纸经营者进行了疯狂的竞争。市场的秩序不断的调整,也使得媒体不断搜集些煽情的耸人听闻的消息。另一方面,所谓的“调查新闻”的出现完全转变了记者的角色。最后,也是最突出的是,电视成为了文化变革身后的推动力量[6]。当今社会,司法与媒体这两支社会重要力量的冲突已经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由于司法与媒体两界对多数问题缺少基本共识,缺少规制,相互间的关系除了共同推进民主、法治建设进程和社会正义的合作层面外,越来越表现出多样性,并处于既不稳定的状态[7]。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言论自由与司法尊严、新闻采访权与法庭秩序的冲突呈现出普遍化趋势并进一步加剧。所以,笔者试图通过对国际条约的评析、对其他主要国家的介绍来为中国的媒体立法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

二、司法公开和媒体监督的国际准则

(一)司法公开的国际准则考量

司法公开作为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诉讼原则,在联合国文件、地区公约、各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都有体现。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十条规定:“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世界人权宣言作为一种原则性的规定,基本没有可塑性,但是其内容却直接为后来签订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①和《欧洲人权公约》等一系列公约所参照援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第一款内容直接涉及到了司法公开的内容,主要强调以下几点:第一,公开审判是原则性的规定,无论是刑事诉讼还是其他类型的诉讼,所有人都有权接受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的审讯。第二,规定了公开审判的例外情况。原则之例外,乃是立法通行的技术手段。当考虑到特殊情况必须予以特殊考量的时候,法律对审判公开的原则也会作出限制。第三,判决的公开宣布及其例外。司法公开的内容广义上都包含有判决公开宣布,“不论是否公开审理,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8]。但是鉴于现代刑事诉讼的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的趋势,本条也精心周到地考虑到了少年利益和儿童监护权案件的特殊性,规定对于涉及此类内容的案件不宜公开宣判。这项规定是符合世界潮流且值得我们借鉴的。

(二)媒体监督的国际准则考量

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不仅受到各国的重视,同时也被有关国际公约或国际会议所关注。早在1948年,联合国《国际新闻自由公约草案•第三公约》把“妨碍法庭审判之公正进行”的新闻列为禁载,并规定了新闻媒体10项责任与限制。1966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和1994年世界刑法学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关于刑事诉讼中人权问题的决议》第十五条也涉及了媒体监督的相关内容。1994年8月18日到20日,在国际法学家协会的司法与律师独立中心的召集之下,4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的法学家和媒体代表,在西班牙的马德里相聚,主要研讨媒体与1985年联合国《司法独立基本规则》所确立的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发表了《关于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马德里准则》。《准则》强调表达自由(包括媒体自由)是每一个宣称是民主社会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媒体的权利和责任是收集和调查公共信息,对司法管理加以评论。评论司法的权利原则上不能受到任何特别的限制,但是以下情况除外:法律对限制作了事先的规定;基于对未成年人和其他特殊群体利益的需求;基于民主社会其他利益的考虑,如为了防止对被告人的严重偏见或者为了防止形成对证人的压力、对陪审员和被害人造成损害;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等等。

三、司法公开与媒体监督的关系

(一)比较法视野下的司法公开和媒体监督

拉德布鲁赫在《法学导论》中从历史的角度精辟地概括了司法公开的意义,他说:“所有原则,归根到底需要公开性,尤其是新闻和议会的监督予以保障。现代刑事程序重新采用了为纠问式程序所抛弃的中世纪刑事程序的公开性。司法的公开性不应仅仅为了监督。民众对法律生活的积极参与会产生对法律的信任,对法律的信任同时又是他们主动参与这类活动的前提:陪审法院、自治以及议会制。”[9]拉氏生活的时代是议会民主观念流行并逐渐深入人心的时代,和从17世纪开始就和司法公开缠绕在一起的新闻媒体相比,议会监督的出现使得原本复杂的司法与媒体的关系更加复杂。但是,在与旧的纠问式程序决裂后产生的司法公开原则,不仅使得法律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从而产生了熟悉到信任,从信任到参与这样一个良性的互动局面,共同推进着整个社会民主法治的进程。不过,最近一段时期依赖已经日益明显的是,刑事诉讼程序的公开性是一柄双刃剑:它不仅涉及国家对不法者进行国内判决的利益,也涉及保护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个人隐私的利益。因此,在诉讼规则中可以找到对公开性原则越来越多的限制,特别是为了保护被害人和证人,也为了少年被告人的利益。不过,大范围的恢复不公开的刑事诉讼程序现在还不曾被考虑[10]。一方面,对抗不公开刑事诉讼程序的不仅有关于刑事诉讼案件新闻报道的媒体利益,而且根据法治国家的观点,舆论的监督功能原则上也不能被放弃。另一方面,司法公开原则也不是主审程序的绝对恒定而不可动摇的基点,而是与其他重要的利益处于竞争关系———如防止未成年人过早的污点化———司法公开原则可能就必须为这些利益让路。因此,鉴于对保障被害人和证人私人隐私的个人利益的广泛考虑,限制因通过媒体所作的尤其是音像上的法庭审理报道而产生的不受监控的公开性,并不会产生根本性的程序体系上的质疑。原则上讲,各国中的司法与媒体的关系都明显地处于一种持续的随时面临狂风暴雨的危险之中,因为司法和媒体的核心就服务于相互冲突的需求。协调公众与个人的利益以及保护经常性处于冲突状态的基本权利都是些棘手的问题。这从《欧洲人权公约》第十条上明显可以看出:一方面,第十条保护言论自由的权利,认为这项权利包括“接受和透露信息与思想的权利而不受公共权威的干涉”;另一方面,第十条第二款规定“行使这些权利必须承担义务和责任”。从这些含意中可以看出,记者有客观报道的义务。在民主社会中可以对上述权利进行必要的限制,且这些限制旨在保护他人的名誉以及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和中立性。不同国家的法律差异有时会造成一种印象,即在这些冲突利益和媒体法律的关系之间作出必要的选择时问题重重。在刑事程序的预备阶段情况也是如此。在此阶段,对媒体最小程度的限制是必需的(但是有哪些限制种类?),且这些限制也预示着民主社会在审判阶段的公开性(但是什么样的公开性呢?)。同时,随着角色的完全混淆,极富争议的新的实践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境况,即现在我们来质问自己未来的司法是否将成为所谓的“媒体审判”的司法?尽管如此,所涉及利益之多样性和情形的复杂性使得这些限制措施尤其难以界定。首先,考虑到调查的效果,向公众公开从某些案件的结果来看对于保护社会和谐是必需的。此外,众所周知的那样,在一些类型化的案件以及在侦查程序的一些阶段中,公开性———或至少是一定程度的公开———是优点而非障碍。最后,媒体公开有时是政治压力的有效平衡手段。因此,一些人乐于指出“对于小猎物来说不必用鼓,但对于大的猎物来说当然要用喇叭”[6]。

(二)中国语境中的司法公开和媒体监督

在我国,司法过程所蕴含或暂时的丰富内容及司法过程本身所显示的刺激性,对于传媒来说具有永恒的吸引力,司法实践所衍生的事实与问题从来都是传媒关注的热点[11]。而传媒的广泛影响及其所体现的公众意识,使得司法机关一是无法漠视,二是力图积极利用而与之保持着一定热度的接触,形成两者之间的多重关系[7]。

1.媒体与司法的和谐关系

司法公正与媒体监督的最终价值都在于追求社会公正。媒体报道与监督是将公众利益放在首位,以追求社会正义为其主要的价值取向;而司法存在的本身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秩序,追求社会的正义[12]。比较媒体报道和监督的原则与司法活动的特性,我们会发现两者有许多共同之处,如追求真实、准确、时效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司法与媒体在最终价值的追求方面也是一致的,根本目标都是追求社会的公正与正义。这种积极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正确的媒体报道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

第二,媒体的报道有助于推定法院改革,促进生成科学合理的司法体制。

第三,媒体的介入有助于宣传法院业绩,树立法院形象,弘扬法治精神[7]。

具体来说,媒体对司法活动有关信息的搜集与传播是帮助大众行使知情权,由此公众能较好地对司法进行监督,促进更好地落实司法公开;同时,媒体监督下法官开庭审案会更加注意严格遵守法定程序,保护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当事人及其人的诉讼权利,实现程序公正。另一方面,法院也应当积极落实司法公开,不仅仅限制于法律规定的审判公开和宣判公开,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尝试性的探索直接向媒体公开。最近北京城区的几个法院就在几次重大案件的审理中,允许媒体记者进行现场直播、报道。这样,不仅可以弘扬司法的权威,树立良好的法治形象,也有利于和媒体之间形成良性互动,防止歪曲、不实的报道。

2.媒体与司法的紧张关系

积极的关系对面总是充满了紧张的冲突,甚至有时候是对抗性的,两者之中无论谁跨越了各自的界限,都会引起平衡的失调。媒体追求新闻自由的过程中可能对司法公开造成的损害,这种损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媒体对司法案件的不当报道和评论冲击了司法公开作为正当程序要求在司法领域的体现,司法公开给媒体渗透到正常的审判打开了缺口。在一项以记者、律师法官为对象的特殊人群调查中,发现有55.7%的人认为媒介不公正缘于偏听偏信,50.5%的人认为记者不懂法,38.5%的人认为记者滥加评论。正因为这种媒体不公冲击了司法公开,妨害了公正司法,导致了媒体与司法之间就个案认识不同的冲突。[13]

第二,媒体对司法裁判的抨击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媒体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主要的不是通过舆论的压力来完成的,而是通过触动对司法机关有影响力的上级党政领导,引起上级领导的关注并进行批示,指示有关司法机关严肃查处、即使处理等等来完成的”[14]。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司法判决的既判力、公信力下降,司法系统的权威性、民主性受到严重的质疑。

第三,媒体对个别司法人员的行为进行否定评价,导致司法公开成为破坏法院整体形象的窗口。司法公开的目的在于通过将法官的行为和案件审理的整个过程公之于众,让媒体揭露社会腐败,启动司法机构的惩治程序;同时揭露司法机机构及其成员在业务过程中的违法违纪行为,体现社会力量对这些行为的矫正能力,提供司法的公正性,从而从总体上树立起司法的正面形象。但是,另一方面,现实中有些媒体为了获得广大的关注,一味追逐经济利益,不惜歪曲报道某些法官的行为,往往小题大做、无限夸大、大肆渲染,使得本来无可厚非的行为在媒体的误导下成为公众指着的对象,进而破坏整个司法体系的形象。

综上所述,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既有统一性,又有冲突性;从媒体的职能看二者是报道与被报道的关系,从司法的职能看是限制和保护的关系;从媒体与司法的特性来看,二者是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媒体相对于司法权力而言是一种弱权利。司法公正的实现离不开媒体的监督,媒体只有介入司法才能发挥其监督职能,才能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12]。

四、媒体监督的最新发展以及完善意见

(一)媒体监督的最新发展

通过媒体报道实现间接公开,可以弥补审判场所、设施的不足,成为公民了解司法、监督司法的主要途径。但是现实之中,媒体报道却对司法公开带来了许多潜在的威胁,司法公开也没有为媒体报道提供了足够的保障。例如,2003年的湖南湘潭的黄静案充分显示出了媒体报道给司法公开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甚至可能影响了最后的判决结果②。1999年3月11日制定并公布了《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进一步规范了公开审判的范围。可以说,虽然法律法规从多角度、全方位对司法公开作出了较为系统的规定,对指导各级法院的审判实践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维护了广大公民的合法权益,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正当法律程序对司法的要求。其实,在一些经济条件比较的地区,法院为司法公开和媒体监督的具体运作还是提供了些良好的条件。1998年6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年满十八岁的我国公民持身份证即可进入该院旁听审判,新闻记者可以以对法律负责的态度报道公开审理的案件。1998年11月1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关于公民旁听审判案件的规定》和《关于新闻记者旁听采访公开审判案件的决定》,要求从同年12月1日开始,北京市各级法院对依法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审理[4]。与此同时,媒体监督也蓬勃发展起来。中央电视台1998年7月11日对十大电影厂提起的电影版权侵权损害赔偿案的法庭审理首次进行现场直播。在此之前或之后,地方新闻媒体,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也很热衷于报道审判活动,特别是各级电视台,一时间“庭审记实”、“现在开庭”、“法庭直播”等栏目成为公众关注的收视热点,电视直播庭审过程似乎成为法院公开审判、媒体监督司法的一种时尚。

(二)媒体监督的改善

1.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划清楚媒体报道与司法公开的界限。为防止“媒体审判”,须通过制定法律及规则尽可能地划清言论自由与司法独立的界限,其中完善审判公开制度是关键。公开审判制度在西方国家也存在公民(包括媒体)、法院与诉讼案件当事人的多重矛盾与冲突。通常的做法是审判公开为原则,秘密审判是例外。如在英美国家,对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只是设定它的条件,而并不采取列举的方式明确指出不公开审理的案件类型,这样做可以防止将不公开审理案件的范围扩大化,使媒体和司法机关更容易把握其间的界限。另外,在报道过程中,新闻单位在自愿的基础上,可以与法庭签署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用以指导媒体报道,限定报道的范围。这种协议就能有效防止“媒体审判”,同时又能使媒体得到法庭的配合,我们在规范相关制度时可以借鉴。

2.建立信任机制,形成媒体与司法的良性互动。新闻媒体的视野活跃在社会各个角落,他们自身应该是具有法律知识,能够文明出席法院审理程序。月度法院案卷并能有效地报道它所了解到的情况。关键在于媒体应该公正、客观的报道法院的行为,他们不应处于敌对的位置,因为这将影响向公众提供信息的质量[15]。受到道德准则的约束,法官对于尚未作出判决的案件所能提供的信息种类和数量有限。法官要保证刑事司法系统中的个人受到公正的审判。这就要求有时候导致法官作出限制新闻媒体进入的决定。这就需要建立媒体与法院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机制,在适当的场合媒体做到有进有退,报道妥帖恰当,成为维护司法公开的中坚力量。反过来说,法院日常也应主动和媒体沟通,就媒体报道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创造和谐稳定的公开平台,以实际行为落实司法公开的要求。

媒体监督范文篇4

（一）媒体监督道德化立场与司法行为理性化、中立化立场的差异媒体监督更多的是以社会道德为基本立场，以“社会正义捍卫者”的身份来评说司法行为，而且，道德较之法律有更广泛的认同基础，打“道德牌”也更容易激起民众的反响。但是，司法裁判对于事实的认定遵从严格的程序过程和严密的证据规范,一切不符合证据规则的事实资料将排除在司法裁判之外,法官只依靠证据来认定事实,因而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存在着差异。然而,这在法律上是正当的,因为法律强调人的理性与程序正义[6]。因此，媒体与司法的冲突实质上是道德与法律的冲突。（二）媒体报道情感宣泄大于理性分析，公众法律素养低，易受影响一方面无论记者、评论员在报道时多么刻意地保持中立的态度，他们都会在报道中影射某些个人观点。而这种立场一经大众媒介的传播方式表现，便会在不自觉中影响大众的判断力。公众很容易把新闻媒体对司法行为的认识与态度误认为是“法律事实”，这也是媒体影响司法活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公众对新闻媒体报道的事件，往往倾向于从大众情感、社会伦理和传统道德的角度出发，形成一个非法律职业化的实体性预判，然后对司法结果是否公正合理作出一个道德评判[7]。公民的道德评判与媒体的道德立场一致，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舆论，会对司法机关的审判产生巨大的冲击，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将受到严峻的考验。

平衡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冲突的若干建议

（一）完善法律，通过立法明确媒体监督司法的基本原则、范围、方式及不当监督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立法的缺失，是当前我国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发生冲突的基本原因之一。仅仅依靠现有的行业准则和一些规则去调整二者的关系，过于简略、说服力不强，所以经常会发生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冲突的事情。因此，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来解决这一问题是很有必要的，该部法律可以从媒体监督司法的基本原则、范围及不当监督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方面予以规定。比如应保障新闻自由，但是应对自由观公正原则。记者对案件报道时，要客观公正的进行报道和评价，不可偏袒任何一方。维护法律权威原则。新闻媒体在采访时应服从法庭的指挥，严格遵守庭审纪律，避免对审判的不当干扰。适度原则。对除法律规定不应该公开报道的，一律可以公开报道，但是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立法应该规定媒体监督司法活动的范围。明确监督范围是平衡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有效方法。法官一般不应该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以保持中立公正的形象。此外，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刑事审判中未成年人案件以及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不宜列入舆论监督范围。立法应该规定媒体监督司法活动不当所应该承担的后果。为了防止新闻监督被滥用，必须对新闻监督规范化、法制化。媒体有权报道和评论庭审活动，但如果报道失误，媒体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二）完善其他方面的制度1.法官应坚定自己的中立立场“审判应当是公开的”，“以使社会舆论能够制止暴力和私欲”[8]。媒体对案件的报道，是审判公开的一种方式，但媒体的报道，又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舆论的热潮。在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时，法官应坚定自己的中立立场，这不仅对法官的专业素养有着较高的要求，而且也对法官的心理素质有着严格的要求。法官面对舆论，要有坚持自己的判断力并且不受他人意见影响的魄力。正如丹宁勋爵所言“：从职业性质来说，一位训练有素的法官不会受他在报纸上读到的或在电视上看到的任何东西的影响”[9]。2.媒体应完善新闻报道审核机制并加强自律在完善新闻报道审核机制时，媒体应设立一个专门的审核部门，对每一期要的新闻予以法律层面上的审核，审核的目的主要是判断是否会干涉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内容有无违法，是否会对他人权利造成侵害，是否带有编辑或记者个人意见表述，是否会造成群众的抵触心理，对法院权威产生不利影响等。在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普遍不够强,法律的权威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的时候做出限制，“新闻自由必须向公平审判的公共利益让步，而在其他方面则不宜做过多限制”[10]。媒体在报道司法活动的过程中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果舆论监督不注意维护法院的权威，不注意正确的导向，将会破坏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导致国家司法权威的下降。这种审核主要是法律审，故应有专业的法律人士担任，要在报道前做好最后的把关。3.政府应畅通并完善网络参与渠道与制度规范政府应该积极履行引导公民理性参与网络的职责,使公民都能理性地看待网络世界中的事物，进而形成共同的社会价值观,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形成良好的网络环境。虽然我国已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规范网络的使用，但是我国的网络法律规范还不健全,为了进一步维护我国广大网民的合理利益，仍然需要不断地补充和完善。此外，鉴于互联网在我国的适用时间还不是很长，还没有形成相关的网络道德，因此政府应该履行职责，加大政策引导力度。创造出一个良好的互联网环境，使互联网真正惠及广大网民。

媒体监督范文篇5

一、媒体监督对刑事司法的积极影响

通常认为，媒体是公众的眼睛和耳朵，其在代表公众监督司法机关公正裁判方面具有特殊使命，例如在英国，媒体已于数百年前就开启了对法院裁判活动的报道，这些法治新闻报道不仅提高了公众对法律知识和裁判程序的了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监督了司法裁判的过程，防止司法过程的偏差以及出现的司法腐败等情形，媒体对法治新闻的报道及对司法裁判的监督对于维护英国的法治传统、教育公民遵守法律，起到了积极作用。①司法公正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也是我国当前依法治国提出的基本要求。刑事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在于内部的自律和外部的监督，而外部的有效监督显得尤为必要，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媒体的监督对于刑事司法公正的保证将起到积极作用，例如曾经引起全国广泛关注的呼格吉勒图案正是媒体监督作用的有效体现:1996年6月10日，年仅18岁的呼和浩特市卷烟厂职工呼格吉勒图以故意杀人罪被执行死刑，然而在案发9年后的2005年，真凶落网。此后，呼格吉勒图的父母持续9年上访，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5日宣判呼格吉勒图无罪。该案正是在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汤计坚守新闻良知，坚持追求社会正义的情况下，对这个18年的冤案予以了准确而翔实的报道。长达九年的呼吁与推动，才使得多年的这一冤案得以昭雪。媒体通过监督司法活动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而司法公正则是通过公开、公平、公正地审判来予以维护，但两者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和维护公民权益的重要手段。媒体强调的是道德与情感性的评价，追求的是一种观念上的平等，而司法活动追求的是法律上的公正。媒体介入司法活动后，司法过程便在社会公众的视野之下，这样司法活动中的事实认定、证据审查和法律适用等就置于阳光之下，媒体监督成为了保障法律正确有效实施的坚实力量。媒体的受众是广大的社会民众，由于能引起媒体关注的刑事司法活动中所涉及的都是“有争议、有悬念的故事”，因此容易引起社会民众融入各种情感式的关注，恰恰是这种社会民众的关注与媒体监督使得刑事司法活动免受腐败的侵袭和冤假错案的影响。与此同时，媒体监督下的司法活动的公开也有效堵截了外界对于司法活动的干预，对于司法活动的独立和司法审判的公正起到了积极的保障作用。另外，媒体监督还能有效纠正刑事司法不公现象，这缘于媒体对刑事司法不公问题的报道，有助于司法机关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及时查处刑事司法活动中的违规违纪和司法腐败行为，有益于提升司法队伍人员素质和加强司法机关队伍建设，对行业领域及组织机构行为规范的调整亦具有一定影响。②

二、媒体监督对刑事司法公正的负面效应

新闻自由与媒体监督所赋予的权利也可能促使虚假新闻的泛滥，这种虚构的新闻可能涉及消息来源本身虚构新闻事件以及记者自身作假，这可能助长犯罪或逃避法律责任，甚至出现将新闻媒体作为报复他人或者牟利的工具，如我国台湾地区台北地方法院“92年度”(2003年)自字第321号刑事确定判决显示:台湾的“中时晚报”记者戴某某，在明知某女性法官是依法将其涉嫌公共危险驾车的丈夫从警局带走的情况下，竟然捏造“法官劫囚”的耸动新闻报道并刊登于该晚报的头版上，最后依照加重诽谤罪该记者被判处有期徒刑5个月。这便是媒体有时为了引起关注而制造的所谓“噱头”，本案的焦点在于某女性法官是司法工作人员，这容易与司法公正的话题联系起来，因而这类媒体故意制造司法不公现象新闻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因为这不仅颠覆了媒体的基本价值立场，而且影响了人们对司法公正的印象。实际上，媒体监督刑事司法有时难免会变异为“媒体审判”，所谓“媒体审判”是指“媒体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量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④西方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是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裁判”(trialbynewspaper)，其源于英美法系的大陪审团制度，即如果媒体在法庭开始审判之前就针对案件本身以及当事人，基于一种普世道德价值观而进行大肆宣传和报道，直接或间接影响到陪审团成员就案件本身作出公正的判断，换言之，媒体审判或报刊审判实质是媒体通过媒介来发表焦点事件的意见，形成了某种舆论压力，从而形成了一种舆论场，进而对司法的公正性和独立性产生影响，例如在英国，有些媒体甚至为了提高其效益，想方设法地扩大报刊的发行量或提高其影响力，有媒体记者在做新闻报道时，不愿意对司法过程作全面而深入的报道，反而热衷于报道法院审判过程中出示的争议证据或者渲染吸引眼球的故事情节，甚至于将司法案件娱乐化。⑤从而影响到社会民众对于案件真实信息的获取以及对案情的真实性判断。我国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现实的情况是媒体对某一案件的过度渲染往往影响到了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例如在四川成都的孙伟铭酒驾致四死一重伤案发后，针对社会对该案的不同声音，新浪网在当时专门作了网络调查，标题是“你如何看待醉酒男子无证驾驶致4死1伤获死刑?”，调查民意结果显示:持“量刑恰当，该司机醉酒驾车、逃逸并无证驾驶，此判决有示范意义”的观点占66．6%;持“量刑过重，无证据证明该司机仇视社会，并故意驾车撞伤他人致死”观点的占30．2%;持“不好说”观点的占3．2%。⑥最终结果反映出大多数民众对于判处该案被告人孙伟铭死刑的支持。司法裁判是否要参考民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为有罪。”因此，媒体审判与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是相悖的，这不但侵犯了被告人的基本人身权利和合法权益，而且有碍司法诉讼程序和司法公正。由于媒体对某一案件的评价性难免带有方向性或倾向性，而大众对于个案的来龙去脉和细节证据的了解大都来自媒体或道听途说，这容易影响社会公众对某一焦点刑事案件的判断，尤其是大众的标准更倾向于道德伦理准则，当法律的公正与道德的正义产生矛盾时，社会公众便会更倾向于道德正义，并再次通过媒体将某一焦点案件与社会道德和民众感受结合起来，制造出更为强烈的舆论压力，这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最后的法院判决，乃至于损害到法律的正义。

三、结语

媒体监督范文篇6

近年来，媒体在揭露假冒伪劣产品、矿难和冤假错案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上，通过行使监督权，对事件的处理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情况并不是完全乐观的。在最近一段时间里，由于媒体行使监督权而引发的媒体名誉权官司屡屡见诸报端，这限制了我国刚刚起步的媒体监督权的发展。而我国的相关的司法机关在审理这类媒体监督权的案件时，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根据，出现无法可依的局面，导致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审理结果差距较大，一些合法的正当的媒体监督权不能得到我国有关法律的支持和保障。媒体监督权利是我国法律赋予的神圣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也没有权力剥夺。但是监督权需要相关法律的保护，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1媒体监督权力缺失的表现

1.1媒体监督的法律监督机制不健全

媒体与所有公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媒体。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2000余家公开发行的报纸、3000多家电视台、l000多家广播电台、近1000家期刊。但是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并没有媒体监督方面的直接法律。媒体监督处于无法可依的窘态，这给媒体监督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所以媒体监督有时候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甚至被滥用，扰乱正常的监督效果。媒体监督作为我国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在法律法规的保障下才能够健康发展，才能够取得有效的监督效果。

1.2媒体记者的监督权和采访权无法得到法律保证

按理说，媒体的记者只要依法履行其职权，被采访对象就有义务提供相关的信息和情况。但实际上，当记者要行使监督权利时，一些被监督的对象要么故意隐瞒真相，要么消极抵制，有些被监督对象甚至用暴力手段来对抗记者的采访，这给媒体监督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和障碍。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来维护媒体在行使监督权时自身的权利，因此导致记者在采访时被打伤，只能按照一般治安案件处理，极大地影响了正常的媒体监督行为。

2构建监督权法律保障体系

2.1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

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体监督功能在理论观念和法律规定上基本是完善的。通过借鉴国外的经验，充分分析我国的现状和国情，对媒体监督立法构建过程进行分析，构建监督权的法律保障体系。

2.1.1媒体监督的立法原则

西方发达国家在媒体立法中非常强调媒体自由，认为媒体自由是其作为媒体监督的必要前提。媒体自由作为自由的扩展，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立法中具有非常高的地位。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国会都不得制定“剥夺人民言论出版的自由”的法律。该法律规定成为美国处理媒体法律与道德的最高原则。按照美国媒介法学者的说法，在美国，媒体自由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概念，而且同时还是一种近似于宗教信仰的观念形态。其他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也把媒体自由看做是媒体立法的先决条件。

2.1.2媒体监督的立法模式

西方发达国家媒体在经济上比较独立，这就使得这些西方发达国家监督受法律保护的程度要比其他一些国家高很多，他们的立法模式也与其他国家与众不同。例如，在英国，国家通过制定一些零散的法律来规制媒体监督过程中出现的法律纠纷，如制定《诽谤法》来调整媒体监督权与公民名誉权之间的冲突。英国的法律在整体上规范了媒体监督权和监督对象，但还没有直接形成统一的媒体监督法。美国对媒体监督权的法律规定也同样有特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曾经确认了“新闻出版自由原则”，这为媒体的监督权利的行使提供了宪法保障。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也没有制定专门的媒体监督法律来规制媒体监督的权利和义务，但会有一些零散的机关法律规定来明确在行媒体监督权时所出现的问题。

2.2我国媒体监督权法律保障体系

2.2.1媒体监督的原则

在美国，没有成文的法典，所有的规定都是通过判例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在这些案例的基础上，美国法律界确认了三条舆论监督保护性原则，即公正评论、确有恶意、绝对权力。媒体自律也是美国监督机制中的重要环节。它减少了滥用自由的现象，减轻了媒体所面临的外部压力尤其是政府、立法机关的压力，为媒体赢得了相对宽松的生存环境。所以在英美很多国家都流传着“越自律越自由”的说法。这些原则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媒体监督的原则应贯穿于媒体监督的整个过程，它是媒体监督过程中必须要遵循的。我国的媒体监督应主要涉及自律性原则、合法性原则、公正性原则以及客观真实性原则。合法性原则是为了避免媒体监督对公民、法人名誉权的侵犯和对司法的干预；公正性原则是指媒体监督的主体应当确保监督过程的公正性；客观真实性原则要求媒体报道时要用事实来说话。而自律性原则是媒体必须通过自律做好本职的工作。

2.2.2媒体和记者权利与义务的规定

美国政府为了鼓励媒体行使监督权，提出了“实际恶意”的规则，从此媒体进行调查性报道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例如“水门”丑闻、“伊朗门”事件、克林顿性丑闻事件等，虽然媒体也不时地受到诽谤和指控，但其在法庭内外的败诉率却非常低。我国在制定媒体监督权法律保障体系时也要考虑到这些因素，媒体和记者的权利与义务是媒体监督法中的重要内容，主要应包括批评建议权、知情权和采访报道权等；主要义务应包括不得妨碍社会安定与国家利益的义务、不得侵犯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名誉权的义务，以及不得损害司法公正与司法独立的义务等。

2.2.3媒体监督权宪法保障体系

在我国，宪法还不能作为论罪科刑的依据，但在西方发达国家，法院可以直接适用宪法判案。以美国为例，美国的最高法院曾依据宪法对《纽约时报》诉讼警察主管的一起媒体侵权纠纷的案件中作出有利于《纽约时报》的宪法裁决。最高法院认为宪法应该保障公民在讨论公共事务时表达意见的自由，公务员应当接受人民大众广泛的批评。媒体在报道时肯定是会出现一些与事实出现偏差的报道，如果要求媒体报道必须与事实完全一致，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在媒体报道时总会出现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在美国，媒体具有“宪法特权”，这为媒体监督筑起了非常坚强的保护屏障，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做法是值得我国司法机关借鉴和学习的。

媒体监督范文篇7

关键词：媒体监督；公司治理；声誉机制；行政机制；信息传递机制

媒体是借助工具、载体、渠道、中介或技术等形式传播数据信息或用户获取相关信息的媒介，也指传送文字信息或声音信息等的工具和手段。媒体监督可以通过报纸、出版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手段高效快速地将各类违法犯罪、渎职和腐败行为等信息广泛传播，从而引起公众对事件的高度关注，产生社会效应，起到全民监督的作用。李焰和王琳(2013)提到媒体监督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可以追溯到1992年4月的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位股民发出的“广告”，该股民批评美国希尔斯董事会玩忽职守导致公司业绩下降，随后该公司董事会立即做出反应并表示接受批评和全面加强管理，之后该公司的股票价格上升。2014年，獐子岛“黑天鹅事件”受到央视等媒体的报道，让该集团受到中国证监会的关注，2018年该集团被证监局正式立案和被证券交易所发函询问，2020年该集团被警告和罚款60万。

1媒体对公司治理的监督职能

杨继东(2007)认为媒体与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部分：（1）研究媒体与资产价格的联系和影响；（2）研究媒体拥有除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以外的“第四权力”，在公司治理中越来越关键，媒体监督具有外部舆论监督作用。孔东明、刘莎莎、应千伟(2013)认为媒体的角色在机制上存在“监督”与“合谋”两种可能，但经过学者研究，媒体关注在中国上市公司行为的各个层面上一般体现了明显的监督治理功能。于忠泊和田高良等(2011)发现在非正式的外部公司治理机制中，媒体监督是其中的一种重要组成方式，这种非正式的治理机制不仅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还引起我国证监会的高度关注。Becker和Murphy(1993)研究发现媒体在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资本市场上，作为传播信息的中介，对于企业的信息披露、汇集与扩散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大程度地减少了信息搜集成本，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性，使人们更容易获取多样信息。杨继东(2007)认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体的报道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能力变得越来越强。罗伯特·希勒（2006）认为金融市场很自然地吸引了新闻媒体，因为至少股市可以以每日价格变化的形式持续提供新闻(罗伯特·J·希勒，2006)。媒体监督在资本市场中越来越关键，但是贺建刚等(2008)研究五粮液公司的大股东在有媒体监督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凭借对五粮液企业的控制权实现利益输送的新闻，发现媒体监督存在着一定的时效性。孟庆斌等(2015)认为媒体监督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对公司治理都能起到积极作用。那么媒体监督是通过什么样的传导机制才能最大程度上通过外部的监督对公司的内部治理发挥积极的影响？国内外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研究，通过收集查阅文献，得到媒体监督可能有三种机制影响上市公司治理，分别是声誉机制、行政机制、委托信息传递机制。

1.1媒体监督中的声誉机制

媒体监督中的声誉机制受到国外学者的广泛认可，Dyck和Zingales(2004)是最早研究声誉机制的学者，并对声誉机制进行了阐述，媒体可以引起政治家的关注和修改有关法律法规，也可以监督经理人的行为迫使经理人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维护自身声誉和公司声誉。徐莉萍和辛宇(2011)认为有关于声誉的信息在媒体的传播作用下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声誉信息流，进而形成声誉信息系统和网络，最终媒体能够保护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增加信息的透明度，降低成本。两位学者同时总结媒体能够引起外部公司治理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法律的关注，促进公司法等法律的修订和改善，从法律层面规范公司的治理，同时媒体能够影响管理者声誉和促进惩罚机制的完善，最终影响到公司声誉，达到监督作用。郑志刚等(2011)认为，负面媒体报道越多，关注的人就越多，就越能约束管理者，负面的媒体报道对经理人的声誉损害越大，受到更多舆论的管理者更有可能纠正在公司治理中的违规行为。李焰和王琳(2013)针对共同事件导致声誉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的不同个体而形成的群体组合，开拓性地创造出“声誉共同体”这一概念。比如一个事件背后的公司以及上级母公司、政府机关、中介机构等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组合就是一个声誉共同体。两位学者认为媒体监督的声誉机制的作用始终存在于公司治理中，但存在声誉机制效果大小的差别。两位学者进一步研究发现，负面报道会导致声誉共同体的出现，每个成员的声誉受损成本不一样，当违规收益小于声誉受损总成本和声誉受损个别成本时，成员出现纠错动力，收益越小于声誉受损成本，纠错动力越大，媒体监督起到的作用就越大。醋卫华等(2012)进行的媒体监督对公司治理作用的实证研究得出60.42%的问题公司在证监会对其进行调查前都遭受过媒体的质疑和负面报道，媒体作为公司治理的声誉共同体之一，为了赢得社会声誉和商业利益积极地扮演资本市场监督者的角色。

1.2媒体监督中的行政机制

但有学者认为，声誉机制在中国上市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有限。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提出由于我国的国有控股企业在公司所有权结构中比重较大和董事会根据公开、公平、合理的程序和完全自由竞争的方式设立的高管聘任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声誉机制作用有限。周开国等(2016)通过研究认为媒体监督对上市公司产生影响的机制主要是行政机制，而非声誉机制，提出要发挥社会声誉激励机制的作用，完善市场信用体系，增加声誉损害成本。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认为媒体能够消除行政部门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凭借舆论能力吸引上级行政部门的关注，导致行政机构介入调查，迫使企业改正违法行为，起到监督的作用。他们认为媒体监督在中国上市公司治理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深度报道有关严重侵害投资者利益相关公司的报道的治理工作效果更显著。一直以来，我国上市公司存在高管薪酬中“零薪酬”和“天价薪酬”等薪酬现象，杨德明和赵璨(2012)认为高管的高薪酬和低薪酬都在某种程度上引起社会的关注甚至引起轰动效应，媒体为了保持竞争力和地位，便会发掘、跟踪，将薪酬乱象作为负面新闻报道出来，能够发挥监督作用。同时，他们认为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的中国，媒体通过引起行政机制的介入，最容易引起媒体监督对公司治理起到积极作用。上市公司受到媒体的监督而被质疑和批评时，可能会采用更换会计师事务所重新出具审计报告的措施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来应对危机，戴亦一等(2013)提出这种应对措施会受到地方政府的监管，高质量的地方政府监管显著增加这种措施发生的频率和提高这种措施的可行性。但戴亦一等(2011)提出如果地方政府对媒体进行过多的管制，会极大地削弱媒体监督的效果，因为地方政府有可能出于保护地方性上市公司的目的进而干预媒体报道，导致媒体监督职能被扭曲。所以要保障媒体的监督效果，地方政府需要加强对公司的监管，减少对媒体报道的干预。

1.3媒体监督中的委托信息传递机制

罗进辉(2012)认为在社会股权结构高度分散的条件下，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产生了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第一类委托问题，加上随着公司的上市出现了大股东与小股东两种具有不同权利的所有者，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委托问题愈发凸显。公司治理要解决两种委托问题，关键就在于降低股东与经营者、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饶育蕾等(2010)提出媒体报道给社会公众提供了一条免费获取公司经营情况等信息的渠道，能够降低成本，快速、便捷、高效地引起投资者、股东的注意。徐莉萍和辛宇(2011)通过实证研究，媒体对公司的关注程度能够提升公司的治理环境和水平，对信息环境和信息质量的保证越有把握，从而让中小股东面临信息风险现象变少。罗进辉(201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高水平的媒体报道能够在大大降低成本的同时一定程度上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使得传媒可以在公司管治方面发挥监督作用。罗进辉等(2018)认为媒体报道水平高的公司，超额现金持有水平会降低，减少闲置资金被大股东侵占的可能性，缓解委托问题。胡国强等(2020)基于成本的角度研究媒体监督与上市公司管理者投资迎合行为，发现媒体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投资者迎合行为，这种抑制作用只存在于权威媒体和政策导向性媒体关注和监督下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或者问题严重的公司中。孟庆斌等(2015)在关于第二类委托问题中认为媒体可以起到监督控股股东的作用，通过增强社会媒体的曝光力度能使公司的控股股东重视企业自身的声誉，使大股东的利益与小股东的利益趋同从而减少对中小股东经济利益的侵占；相反，如果媒体与控股股东达成合谋，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之间利益的侵占程度会增加，从而加剧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矛盾，委托问题会变得严重。

1.4媒体监督在传导机制中的时效性

目前，媒体监督在公司治理中的时效性方面少有研究，且研究结论未达成一致。周开国等(2016)通过按年份分样本对两次违规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媒体关注度的提高能够有效降低公司的违规频率。刘志雄等(2017)通过实证研究白酒行业，发现媒体监督在此具有比较强的时效性，白酒行业受塑化剂事件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甚至消失，反而出现影响小幅扩大的趋势。相反，黄辉(2013)在对273家公司的915个媒体负面报道进行检验后得出媒体的负面报道在短时间内会引起较强的负面市场反应，但负面反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

2结语

媒体监督范文篇8

【关键词】司法独立；媒体监督；冲突；平衡

一、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之间的冲突

（一）司法独立对新闻自由具有一定的排斥性

司法权在本质上是一种判断权，法官是判断者。司法判断本身是一个以主观认识客观，以已知探求未知的活动，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司法判断关乎人之生死、权利之得失和义务之承担，因此必须是严密的、谨慎的和公正的；司法判断依赖于判断者的“理性和良知”，在此理性判断与逻辑推理的过程中，必须排除任何形式的干涉和影响，包括来自媒体的渲染和影响。新闻媒体任何不适当的监督都会对司法独立产生不利的影响甚至严重的后果。

（二）媒体监督对司法独立具有天然的侵犯性

新闻媒体中信息的采集是一个高度自由开放的过程，当事人向媒体诉说有关案情不必经过与对方当事人当面质证，夸大的成分在所难免。尽管从法律上说，新闻报道应尊重客观事实，但是这种限制是宽泛的，使得新闻媒体中未经严格审查的有关案件信息远远达不到法庭中可以作为定案证据使用的要求。而法律明确规定，任何证据不经过当庭质证、认证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因此，新闻媒体中一些已报道的事实在庭审中得不到证实而最终被否定的情况屡见不鲜。但这种经媒体公开后在大众心中已“铁证如山”的事实一旦被否定，难免使人产生法官“枉法裁判”的错觉。此外，新闻的及时性原则要求新闻报道要及时，而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程序具有很强的特殊性，不合时宜的报道可能对诉讼公正产生消极影响。如审判前对案件事实的大量披露，审判过程中对控辩双方举证和辩论的轻率表态，都可能对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伤害，可能对法官独立判断依法办案施加影响。

（三）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媒体的不当监督时有发生，不同程度地损害了司法独立。现实生活中，媒体对司法审判的报道有时不够客观，追求抢先效果，容易造成“媒体审判”，干扰了司法独立。媒体常常只听取一面之词，而不去采访另一方当事人，没有做到“兼听”；有些报道和评论加入了新闻工作者的个人偏见，并且言辞激烈，追求轰动效应，还常常在法院做出判决以前发表带有倾向性的评论和意见。

2.司法机关害怕媒体监督，对媒体监督设置种种障碍。面对媒体的监督，有些法院或法官设置种种障碍，如不让记者旁听采访案件等，导致媒体不能及时、有效地行使监督权。

二、冲突及问题存在的原因分析

（一）媒体监督司法的冲突来自于媒体与司法两者追求的价值冲突

从理论上讲，媒体监督与司法均以寻求“公正”为价值目标，这是二者重合的一面，表现了二者的统一。但二者的追求还有不同的一面，即司法追求的是法律上的公正，要求以法律为准绳，理性化、程序化、技术化地对案件做出判断。而媒体体现的往往是自身或大众观念上的，道德意义上的公正。法律上的公正与道德意义上的公正不能完全等同。

（二）二者的职业特征、运作过程不同造成媒体与司法冲突

媒体的职业特征就是报道动态的事物，超常的事情，它体现了媒体对社会生活的积极主动的参与过程。而司法对于社会是被动性的，司法对待纠纷的态度是消极的，采取的是“不告不理”的原则，并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管辖权限和程序处理纠纷、消灭分歧。媒体要求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报道，而司法审判则有时效和程序的要求，以使案件能经得起考验。新闻媒体的话语立场是道德化的，往往带有情感、直觉的因素，而且新闻语言力求标新立异，扣人心弦，强调“卖点”，从而体现媒体的效益与价值。而司法活动作为“理性”的活动，讲求以法律的眼光严肃地看待事物，用词严谨规范，而不能情绪化，强调法律的权威与一致性。新闻往往是记者的所见所闻或采访所得，未必与客观事实相符，而司法认定的必须是以法律为准绳，有足够证明力的事实，这个事实须经一系列证据规则检验，不符合证据证明力的事实是不会被纳入到法官裁判视野的，也不为法律所确认。司法权的作用在于救济，而媒体的作用在于发现。媒体要求新闻效应，引起公众注意，而司法正是将公众的热情转化为符合人类理性的过程，让人变得理智。正是二者职业特征、运作过程的不同，因而媒体与司法之间存在矛盾也是正常的。

（三）新闻媒体自律不够，干扰司法独立

我国目前司法常常排斥或不配合媒体监督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许应从媒体自身寻找。例如：先行定性“人犯”、“流氓”等引人误解的言辞，对案件搞“媒体审判”，进行情绪化、非理性的倾向性评论和“猎奇”、“揭秘”、“炒作”等。此外，还存在“媒体腐败”的问题。由于一些新闻工作者自我约束力不强，人们对记者的社会形象褒贬不一，说媒体仗义执言、为民伸冤者有之；说记者索拿卡要、败坏媒体声誉者也有之。在媒体监督司法的过程中，“红包记者”、“有偿新闻”现象也不乏存在。一些新闻工作者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充当一方当事人的“出气口”，故意为其造势，煽动舆论，对案件发表倾向性的评论，给法院审案施加压力。司法界在对媒体监督的能力和品格没有建立起基本信任的条件下，自然不愿意接受媒体对自己的监督，甚至采取抵制的态度。

（四）司法独立机制尚不完善，司法存在不公正现象

虽然我国宪法及其有关法律均规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一切机关、单位、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然而实践中，司法机关独而不立，受制于行政，难以严格行使其独立司法的职能。地方司法机关的人、财、物的调配权均严格掌握控制在地方政府的手中，缺乏依法独立的保障体制。因此，当案件涉及到当地利益或者管人、管财的部门时，党政领导一个电话或一张条子，使得司法机关不得不有所顾虑，往往迫于党政命令或长官意志，为地方保护主义或部门保护主义所利用，难保司法公正，甚至于做出有违事实、法律的司法行为，形成错案，情节严重的，则转化为司法职务犯罪。

此外，司法腐败比较严重，个别司法人员的腐败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目前，公民对法律没有信心，有了纠纷不去寻求司法救济而去找媒体，这不能不说是司法的悲哀。

三、我国现阶段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关系之平衡

新闻与司法的关系涉及到两种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对司法而言，最能表达其内在价值的是司法公正；从新闻来看，最能体现其内在含义的是新闻自由。如何平衡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我们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从新闻媒体的角度看，应建立规范的媒体监督制约机制

1.媒体对司法进行监督时，要坚持真实、准确、客观，用事实说话的基本原则，避免倾向性报道。真实，要求所报道的事实都有可靠的消息来源，并经过了核实，不能是道听途说的事实。客观，就是要求准确描述事件客观存在的状态，不作主观的推测，不能为了追求轰动效应，任意夸大事实。

2.媒体在监督司法时，要尊重司法的特性，作为采访报道的记者应当有明确的定位。判断双方所陈述事实差异的根据，不是记者，而是事实的真相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及政策。需要记住的是，记者不是法官、裁决者，不要急于下结论，做判断，不能做“媒体审判”，更不能“包打天下”，做“包青天”。当媒体对某个案件大肆制造舆论、左右舆论、指导舆论，调动起全体民众的情绪，形成强大的社会公意合流时，实际上就是把法庭推向了社会，法官的独立和理性就不存在了，法律的权威和理性也不存在了。因此，记者所做的仅仅是将事实或事件原原本本，客观准确地告诉给公众，用一颗平静的心，理智地开展监督，准确、恰当定位好自己“旁观者”角色的位置，才能客观地进行采访报道，报道出的文章，才能公正而有威信。

3.新闻媒体应加强自律，依法监督。媒体监督是一种不该带有也不能带有强制性的软监督，它只是法律性、权力性硬监督和刚性监督的一种辅助品。因此，它的影响力再大，也不能代替法律的力量，不能走入代法、代政的误区。它应该是比较公平地、客观地提供全面的情况，公平地为争议各方提供相应的发表意见的园地。媒体对司法的监督，既不能越位，也不可缺位。

（二）从司法的立场来看，应正确对待媒体监督，加强与媒体的沟通，并提高法官的素质

1.对于媒体的监督，司法部门应持有宽容的理解和理性的接受态度，不应怕监督。对媒体监督，不要有找茬、挑刺的情绪。在新闻对司法的有关报道和监督中，不能苛求记者必须按法官的意图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进行报道。在媒体监督中出现某些法律上或措词上的不准确时，只要不影响对基本事实的认定、不影响定罪量刑，应属平常，司法对此应持有宽容和理解。不能动辄以“言词不准”、“报道不准”、“法律有误”等，作为新闻影响司法公正的理由，而拒绝新闻媒体对司法的报道和监督。新闻本身就是“有所言，而有所不言”，新闻报道的事实必然与法律事实有所不同，因为新闻媒体不是司法机关简单的传声筒，它有自己的立场和看法，否则，新闻媒体就不能保证新闻的公信力。

同时现实中，司法的腐败和专横，司法从业人员自身素质及业务水平不高，司法机制不完善，缺乏约束等等，司法机关这些自身影响司法公正的一些因素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司法应正视这种情况和现实，不能回避或拒绝。司法拒绝、排斥新闻，既不利于我国民主与法制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司法机关自身的建设和改革，有害无利。只要是正确的报道，公正的意见和端正的态度，就不会损害司法的公正。而司法机关则必须是以其本身的行为，向公众和社会证明司法是公正的。这里，我们不妨借鉴参考一下域外的司法经验，比如说英美等国家的司法在处理媒体监督上最大限度地宽容和理解，以及对诉讼新闻媒体时所采用的严格认定标准：仅仅只有当新闻确实构成实际上的恶意，并令人有“明白无误地信服”的证据，或对司法公正的行使确实“有明显的和即刻的危险时”，方可使用对媒体监督的限制。

2.建立司法信息公开制度，构建新闻与司法相互沟通，对话的常规渠道。与其堵不如疏，公开、透明，才能使公众有理由相信司法的公正，真正树立司法的权威和法律的尊严。司法应主动公开信息，接受媒体的报道和监督。

3.必须提高法官的综合素质和执法水平。法官素质较低，业务水平有限，司法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纰漏，所以，要确保司法公正，必须提高法官的综合素质和执法水平。司法部门应逐步确立能够生成高素质法官队伍的现代法官制度和人事制度，严把进人关，对法官的德、能、勤、绩进行全面考核合格后，才能录用。此外，法官不要接触媒体对自己所审案件的报道，法官应该明白：“太关注媒体也容易受到媒体的控制，把法院投进社会的同时也把社会拉进了法院。所谓独立审判，恐怕已无从谈起。”即使有时不得不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法官也必须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顶住压力，做出合法的判决。

四、结语

媒体监督是一柄双刃剑，当媒体监督权被正当行使时，无疑对司法公正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当媒体监督权被不当行使时，便会损害司法公正。但无论怎么说，我们还是应该给媒体监督营造一个更为宽松的环境，不断优化支持、改善媒体监督的环境，进一步畅通媒体监督的渠道，不断拓展媒体监督的方式及手法，并同时在法律上给媒体监督最大限度的保护，以更好地推动我国民主与法治的发展进程。宽容新闻媒体评论，理性对待监督和批评，是司法成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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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监督范文篇9

关键词：媒体监督；司法公信力；正效应负效应；协调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刑事、民事、行政等案件数量不断增多，新的案件类型不断出现，媒体、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在或多或少地介入司法领域，影响着司法公信力。司法机关既要直面公众，主动接受媒体舆论监督，这样有利于推进司法公开制度的落实、增强司法机关工作的透明度和满足人民群众和媒体的心理诉求。同时，也要妥善处理好司法与传媒、司法机关与舆论监督的关系，既要避免对媒体监督的不当限制，也要防止舆论对司法的不当干预。

一、司法公信力的概念与生成

（一）司法公信力的概念

所谓司法公信力是指公信力在司法领域中的体现，是司法机关与公众之间的相互信任及相互评价，主要包括司法对公众的信用及公众对司法的信任两个方面，其中司法对公众的信用直接影响着公众对司法的信任，是司法公信力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法治不断进步的结果和表现。

（二）司法公信力的生成基础

首先，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是司法公信力产生的经济基础。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是法律规则产生的基础。同样，司法公信力也是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结果。市场经济的发展突破了人们之间以血缘、邻里、阶级为基础的传统的交往形态，随着商品的流动性不断增强，交往范围日益扩大到陌生人之间。各个阶层互相渗透，贵族政治也已经开放，财富成为一种势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赋税人人平等，出版自由，辩论公开。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使得以社会习俗、宗教信仰、宗族规约等为基础的地域性、非制度性约束规则已不能调节这种复杂繁琐的社会关系，迫切需要一种能够为全社会所接受和遵守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制度性规范。而依据这些规范来裁决是非的机关具有公信力，能够为其约束对象所信任是这种规范能够为全社会所接受和遵守的前提。因此，司法公信力是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然产物。其次，审判独立是司法公信力产生的基本前提。审判独立是指人民法院依法办案，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其包含审判权独立、法院独立、法官独立三大要素。审判独立原则要求审判权只归属于司法机关，以避免其他国家权力对司法的不当干预，防止司法腐败，维护司法权威。坚持审判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基本保障。而公正的裁判结果则是公众对司法产生信任的起码要求。审判不独立，审判权的行使难免会受到不当干预，裁判结果无法确保公正，司法公信力也就无从实现。因此，审判独立原则的确立是司法公信力存在的前提和基础。第三，司法公正是司法公信力存在的制度保障。公正是司法的核心和灵魂，失去了公正的司法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最终将被时代抛弃。法的原始功能和本质，是对无主利益的分配，对既得利益的保护。而司法公正是实现这一功能的前提。就法院审判而言，司法公正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准确地适用法律，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当事人，确保实体合法与程序合法，确保司法真正担当起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功能。司法公正包含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两个要素，其中，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对于公众来说，程序是否公正是其判断实体是否公正及整个司法是否公正的关键，更是其判断司法能否值得信任的重要条件。只有做到司法公正，才能提高公众对司法审判的信心，提高司法公信力。

二、媒体监督与司法公信力的关系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媒体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日益密切。媒体成为大众了解真相，监督权力的重要手段，而其快捷的传播速度、广泛的传播范围、多样的传播方式更使得这种监督和了解变得日益便捷和丰富。不可否认，媒体在危机处理、权力监督、曝光丑恶等诸多方面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媒体的积极效果与负面效应在现代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同时存在。具体到司法公信力上，一方面，媒体对司法公信力的构建起到了重要的监督和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媒体自身的限制又使得其在某些方面严重削弱了司法公信力的构建，甚至给司法公信力带来灭顶之灾。

（一）媒体监督对司法公信力构建的正效应

1.媒体的宣传作用。了解是信任的前提，而媒体是宣传司法活动、促进公众对其了解的有效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司法的开放性日益增强，但很多公众对司法仍处于一知半解的懵懂状态，对法院心存恐惧的现象亦非个例。司法公信力的塑造任重道远。而媒体通过对司法活动真实详细的报道则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强公众对司法的了解，消除不必要的误会，进而提升司法公信力。媒体的报道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第一，通过法院先进事迹的报道，拉近法院、法官与公众的距离，提升司法公信力。第二，通过对审判流程的解析，增强公众对司法活动的了解，提升司法公信力。第三，通过审理实况的播放，增加司法活动的透明度，提升司法公信力。2.媒体的监督作用。权力一旦不被监督就有被滥用的可能。媒体对司法的监督是有效防止审判权滥用进而导致司法腐败的重要途径。与人大、检察院等机关的监督作用相比，媒体监督具有速度快、辐射广等优势，可以弥补其他监督方式的不足，最大限度地减少司法腐败，确保裁判结果的公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避免以权代法、以言压法等干扰审判独立、影响司法公正的事件发生，通过媒体对此类事件的监督曝光可以有效地对干预司法机关的相关力量形成压力，以确保审判独立及司法公正，彰显司法公信力。监督作用强了，腐败少了，司法公信力必然得到相应提高。

（二）媒体监督对司法公信力构建的负效应

媒体监督对司法公信力构建的负效应主要是指媒体对司法进行监督时，由于其与司法的评价标准、事实认定状态及立场等诸多方面的不同，而对司法公信力的构建产生的消极作用。1.媒体与司法的评价标准不同。尽管实现司法公正是司法活动与媒体监督的一致目的，但两者对“公正”的评价标准却有所偏差。司法活动判断公正的唯一准则是法律的相关规定，该标准严肃规范统一；媒体判断公正的标准则主要为道德理念因素，该因素容易受到公众偏好、政治环境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法律规定与道德规范相一致的范围内，司法与媒体所追求的公正是统一的，两者之间不存在冲突。但现代社会，道德总是多元的，不同时空背景、文化传统之下难以形成统一、固定、不变的道德标准，其与法律规范产生冲突在所难免。媒体自由认为是从社会普遍的道德情感出发，对有着严格形式性、程序性，技术性和职业理性的司法行为进行监督，其间所形成的不和谐应是较为可能的。司法与媒体评判标准的不同必然导致两者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2.司法与媒体所认定的事实状态不同。司法活动所要确定的事实状态为法律事实，这类事实只有经过严格的司法程序并遵循相关的证据规则经过严密的推理才能获得。媒体所认定的事实状态为其自认为的事实。与法律事实的认定相比，媒体的推理要简单快捷得多，其往往通过自己所看到的相关情况并依据自己的日常经验进行推理判断即可得出结论。某些时候，一些媒体为了吸引公众眼球，追求社会效果，不惜对事实进行夸张的渲染甚至扭曲，而使其认定的事实与法律事实相距甚远。事实上，即便媒体如司法一样对事实的认定遵循严格的程序，由于两者从业人员的法律素养、经验阅历等存在一定偏差，两者所认定的事实也不会完全相同。3.司法与媒体所持的立场不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院进行司法审判，必须始终处于中立的立场，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居中裁判。而媒体对司法事件进行报道、监督，基于各种情感、政治导向，难免会偏离中立立场，某些时候甚至严重向一方倾斜。影响媒体潜在立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按照学者张志铭的归纳主要有社会公众的情绪倾向；主导政治力量的偏好；现行法律的基本规定；迎合受众需要的自身需求；影响甚至左右媒体的相关当事人的意志。司法与媒体所持的立场不同，两者对事实的裁判必然不同。与司法相比，媒体所依托的道德立场更易于与公众的情感相一致，进而比司法活动具有更广泛的认同感和群众基础，因而与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得出的裁判结果相比，媒体的结论更易于为公众接受并对公众形成巨大的舆论导向。媒体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及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极易引发大规模的司法信任危机，威胁司法公信力。

三、媒体监督损害司法公信力构建的原因探析

（一）司法公开存在局限性

司法公开，是指审判活动向社会公开，允许社会公众旁听，允许新闻媒介的采访报道。司法保密只能滋生对法院的无知和不信任，对法官能力和公正的怀疑。目前，我国的司法公开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第一，通过公民旁听法庭审理进行公开。第二，通过裁判文书上网进行公开。第三，通过媒体报道进行公开。从目前的实践看，以上三种司法公开方式在实际操作中均存在一定问题。对于与自己不相关的案件，极少有公民来参加法庭旁听。而对于裁判文书上网制度，尽管已经推行多年，但能在网上查阅的裁判文书只占裁判文书总量的较小部分。由于缺乏规制，新闻媒体对司法公开的作用更是利弊参半。因此，目前我国的司法公开制度在具体实践中还存在公开的范围小、公开的程度低、公开的媒介少等问题。司法公开的局限性使得我国的司法活动在普通人眼里被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司法公信力也就无从谈起。

（二）法律规范的缺失

制定法律规范是解决无序状态的最好途径。我国目前尚未制定专门规范媒体监督方面的法律，现行用于调整媒体司法监督的规范多为一些地方性法规甚至法院单方面制定的规范，效力等级低，内容简单，缺乏权威性。这导致一方面媒体监督无法可依，司法机关对媒体监督的抵触情绪严重，媒体监督的的权利及积极作用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另一方面，缺乏法律对媒体的越位监督行为进行有效的规范制约，媒体监督侵犯审判独立、损害司法公信力的事件频频发生。特别是现代，随着传媒的日益发达，媒体监督受限与司法公信力受损甚至成为媒体与司法关系的主流，严重影响了媒体监督与司法公信力的健康发展。

（三）媒体角色的错位

媒体监督的权利来源于宪法第35条规定的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及第41条规定的批评建议权。尽管宪法规定这两项权利的主体为公民，但传媒技术的不断进步及媒体本身所具有的快捷性、广泛性特点使其成为公民行使这两项权利的重要手段。媒体监督司法本无可厚非，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媒体过早及过多地介入司法，已严重侵害了审判独立，形成“媒体审判”现象，影响了司法公信力。“媒体审判”是指新闻媒体在案发后审判前做相关的案件报道时，通过或明或暗的手段指陈案件事实和是非曲直，形成公共舆论，造成舆论压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司法裁判的现象。如河南张金柱酒后交通肇事案、辽宁刘涌案及四川夹江打假案等，在这些案件中，媒体无一不过早地介入到了司法环节，并在案件审理前对案件的定性作出评判，形成巨大的舆论导向，严重侵害了审判独立。在审判独立受损的情况下，法官对案件的审理陷入被动局面。特别是在舆论导向有误的情况下，法官最后作出与“媒体审判”一致的结论，则必然侵害了审判独立性，进而影响司法公信力。而法官如果排除媒体干涉，在审判独立的情况下完全按照法律作出裁判，却又不可避免地与“媒体审判”的结果相排斥，引发又一轮的司法信任危机。可以说，媒体审判将司法置于了无论怎么裁判都将导致司法信任危机的境地。

四、媒体监督与司法公信力的协调

（一）完善法律对媒体监督权利、义务的规定

缺乏法律规范是目前我国媒体监督处于混乱局面的重要原因。通过规范法律对媒体监督权利、义务的界定，可以有效平衡媒体与司法活动之间的关系，提升司法公信力。1.明确媒体监督的权利。媒体对司法进行监督是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与批评建议权在司法领域中的体现，而以法律的形式对媒体监督的权利进行明确则是媒体对司法行使监督权的重要保障。明确媒体监督有利于遏制一些司法机关滥用封杀令遏制媒体，阻挠媒体行使正常的司法监督权。2.细化媒体监督司法的规定。首先，根据司法流程的阶段性设定媒体报道的内容。媒体对案件进行报道评论的内容应该根据案件的进程而有所区别。对于尚未作出终审裁决的案件，媒体在报道时应以报道事实为主，禁止超越司法程序预测审判结果，发表带有倾向性的评论；对于已经作出终审裁决，司法机关已对案件定性的案件，媒体在报道时可以结合事实报道与媒体评论与一体，但所依据的事实和援引的法律应当准确。其次，根据案件类型确定媒体报道的范围。对于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如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案件，媒体在报道时应注意对内容的删减与选择，不宜做详细报道。第三，增设媒体监督司法的责任约束条款。有责任才会有约束。目前部分媒体对案件进行夸张、失真报道以致误导受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目前还缺乏对该部分进行约束的规范。通过设置相应条款，明确对媒体如实报道义务的规定并增加相应的处罚条款，可以有效防止虚假报道、不实报道的产生。

（二）推动司法公开形式多样化

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司法公正不仅含有公平正义之义，而且包含以公开的方式实现正义的意思。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司法公开的程度决定了司法公信力的高低。目前司法实践中，选择性司法公开的现象十分普遍，司法公开的范围窄，途径少，程度低，成为制约司法公信力的重要因素。丰富司法公开形式是完善我国的司法公开制度，增强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方式。第一，增加司法公开的方式。除我国目前主要采用的三种公开方式外，法院可以通过增设开放日、开通法院微博等方式进行司法公开。第二，丰富司法公开的途径。报纸、网络、电视及法院公告栏等均可以成为司法公开的重要载体，方便民众对司法活动的了解。第三，完备司法公开的内容。立案、庭审、听证、文书送达、执行等审执各个流程都必须全面公开，避免法院选择性公开及形式公开的现象出现。

（三）规范媒体监督内容

媒体监督范文篇10

关键词:媒体监督;法理依据;政策;措施;立法

一、实现媒体监督司法的法理依据

我国现行的宪法规定，公民有批评建议的权力，也就是说我们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分子，有权利对司法程序的不公正、不合理之处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而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要直接给司法机构提意见，多半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通过新闻媒体作为中介来进行诉求，借助新闻媒体的力量达成自己的心愿，况且现在已经有些城市的一些法律条文中也有对媒体监督司法机关的支持，这就充分可以说明实现媒体监督司法是有必要的，是合民心的。

二、政策保护下的媒体监督

(一)历届领导人的重视

我国的历届领导人对新闻媒体的工作都是相当的重视和支持的，他们要求新闻工作要突出社会正义，弘扬时代精神，以正确的舆论导向来引导民众，把群众们的心声反映出来，做好群众思想的调研工作，做好“政府的鉴镜，人民的喉舌”，所以说舆论监督对我国的法制和民主建设也都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是媒体人的坚强后盾，是他们开始司法监督工作的巨大动力和精神支柱。

(二)司法宣判的公开化

在当代的司法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法院在把宣判的过程通过媒体的形式公开化，要求媒体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电视、广播或网络等方法公开报道，这样不仅可以正党风、树正气，更可以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1998年就已经宣布:新闻记者可以以对法律负责的态度去报道一些公开审理的案件，在以后的几年里，陆陆续续的有一些省、市也开始接受媒体对法律的采访，为他们的新闻的详实性提供依据。所以说，司法机关自觉接受媒体监督，正确处理好司法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是一种有利于人民群众利益的选择。

三、媒体监督司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以上所述种种，都可以充分说明我国目前已经出台的一部分法律在支持着媒体监督司法立法的建议，但在某种程度上还不足以避免两者之间相互独立的冲突，两者之间依旧存在着许多的问题与矛盾。

(一)媒体监督还没有专门的法律

我国现有的法律中虽然已经制定了《新闻法》、《出版法》等等，但这些法律中对司法监督这一项却没有完整的规定，而且像我国的《宪法》、《民法》中，即便有些媒体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也只是只言片语，过于分散，而且这些法律的条文也只是做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根本就没有可操作性，使新闻媒体工作者很难把握好分寸，同时也为司法部门增加了负担。比如说，有的法律条文规定:维护法律尊严，依法做好案件的报道，不干预依法进行的司法审判活动，在法庭判决前不做定性、定罪的报道和评论。这些规定看上去是让媒体做好司法审判等的报道，却又在字里行间控制着媒体的自由，而且只规定了一些媒体介入的原则性，也没有具体的行为界限，这种法律的条文，让媒体做起监督来左右为难。

(二)媒体监督被司法机构排斥

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一般都还存在着传统的老思想，觉得新闻报道会对他们的工作不利，或者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对媒体工作者特别的不配合，而且还会在内部制定一些不成文的规定，比如说不允许媒体工作者录音、录像，或所做的报道必须要经过批准后方可报道，这样就使的媒体的有些报道不能及时的发送，给他们的新闻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利，造成很大的困扰。

(三)缺乏庭审前的预防

因为大多数人都觉得审案的过程在所有的程序中是最重要的，所以对媒体的限制也仅仅局限在庭审的过程中，而对于案前的防范措施却防护不当，这也是一大弊端，法院或都其他的司法部门可能会因为媒体所造成的舆论而影响到独立审判的自主权，在审案过程中明显的被舆论左右，倾向于舆论影响大的一方，有失公平、公正，所以做好案件审理前的预防工作也是需要被司法机关所备加关注的。

四、解决媒体监督司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的有效措施

针对以上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有相应的措施对媒体监督司法的过程进行完善，具体有:

(一)制定专门的《媒体法》

作为传媒的一个重要途径，司法的一个重要监督过程的新闻媒体部门，必须出台一套专门的法律、法规来维护其媒体的合法权益，这个法律中一定要把媒体监督司法的程序列为一个独立的章节，在其中说明新闻媒体所拥有的权力、义务、责任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法律的条文一定要具体化、可操作化，让媒体工作者和司法工作者不仅能相互监督，相互补充，而且更能达到和谐的统一。

(二)取消司法部门对媒体的不当限制

司法机关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为媒体报道提供便利的渠道，首先，除了那些涉及到国家机密或商业机密、个人隐私的不能外露的案子外，要保证审判过程的公开度，保证媒体报道应有的权利;其次，当社会舆论有违案子真相时，司法机关就应该主动与新闻媒体沟通，请其做出相应的解释和说明，并报道案件的真相，以正视听;另外，司法部门还要为媒体的监督作用提供有利的条件，比如，要主动接受他们的监督，对媒体及公众的一些意见要及时给予反馈。

(三)做好庭审前的预防措施

我们不得不相信，新闻媒体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媒体的报道也难免会对审判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作为司法机关，必须要做好审案前的预防措施，如果在审判前媒体的报道对审判的公正度造成影响的话，法院等司法机关可以申请延期审判，可以等到这些报道在群众心中消除以后再做审判，以免影响到民众们的心理及审判工作的公平、公正。另外，如果某个案件的媒体报道在的管辖的法院区域内产生的公众效应较大，而这些效应可能会使法院做出倾向性评判的话，也可以及时向上一级人民法院对审判的地点进行变更，以免使公众的舆论扰乱人心，导致法院影响其独立的判断性，有失公平、公正。

五、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我国法制化建设的步步深入以及人们法律意识的逐渐增强，用司法的手段去解决生产、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已经成为人们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但不论是企业机制还是国家法律，都需要有一个监督机构来对其进行监督，对其所做的民主性、公正性给予评判，而作为已经被大众所熟悉和接受的新闻媒体机构，以其特有的广泛性、实效性、权威性来作为对司法机构的监督，可以说是占尽优势，但凡是新生的事物都要经历一段磨合，虽然媒体监督会对司法机关的独立性造成一定的干扰，司法机关对媒体的报道也有一定的限制，但相信，只要两者能找到共同的出发点、平衡点，就一定能做到相互支持、相互协调，达到和谐的统一的。

作者:佘大伟 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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