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知识分子范文10篇

媒介知识分子范文篇1

表达来自所有社会阶层——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声音，应属媒体的天然般本性，但是在官方话语“增益饱和”的媒介政治环境下，却成为了当代中国媒体一种独特的、近乎乌托邦的追求。“媒介的知识分子角色”和“知识分子的媒介角色”两种提法虽有差异，但都体现了上述的表达愿望，即知识分子在媒介上说话的权力，或深而论之，知识分子在以媒介为标志的公共领域中的社会作为和社会责任。

然而，考察中国媒体十年之现象便会发现，上述两个命题的提出，包括引发本次讨论的杜维明先生在杭州的感言，其直接起因却并非是喋喋不休的官方言说，而是商业之声在媒体“放大器”上的啸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媒介改革的显著成果之一便是所谓“媒介知识分子”的登台亮相。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在各种媒体——尤其是电视——上频频露脸发言，其声响的分贝值之高与信噪比之低，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从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中突颖而出的媒介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似乎已经标志性地和历史性地走出了“沉默的螺旋”。

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改革，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命运。中国与改革中国之知识分子的差别，在于它从统治阶级的依附阶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转变成为今天的“嵌入”阶层甚或中坚阶层，从被剥夺、被批判、被同情的对象转变成为被供奉、被尊重的对象，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了社会底层敌视的对象。现代化中国的进程正在步入西方启蒙理性的框架，“专家治国”成为社会共识，知识阶层逐渐分化、融合、演变成为社会政治、科技、法律、教育、文化体制中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以其在专业领域对知识的掌控而获得权威。作为这种权威的显现，我们既看到前所未有的媒介力量，也看到了专业知识分子在媒介上的全面出击：在几乎所有的议题上——尖端武器、历史遗产、金融股票、饮食男女等——和盘开讲、传道解惑。拉扯知识分子和媒介联姻的是“专业主义”这个媒婆，这是一场现代性的明媒正娶。只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介所共有的先天缺陷或后天不足，导致知识分子集体的媒介形象或公共形象蒙上一层经营的、媚俗的色彩、妄自尊大与唯唯诺诺兼而有之。

媒介知识分子是一个悖论：一方面，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只有通过大众媒介才能搭建和进入自由讨论的公共领域；另一方面，一旦以大众媒介作为自己的意见工具，知识分子的自行表达和自由讨论将不可避免的受到制约。在“媒介知识分子”这一偏正结构的称谓中，“媒介”既是修饰，也是限制。哈贝马斯已经充分讨论了以大众媒介出现为标志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其结果是，自我形成的、以批判为特征的公共领域转变为机构型的、体制化的和操纵性的公共领域。大众媒介“在一种无限扩展的公共领域中削弱了公共性原则的批判功能。”(哈贝马斯,1999)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公共”（public）一词本身包含着“公开”与“公众展示”的含义(王翰东,2003)。在很大程度上，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是由现存政治与商业制度所决定的公开展示的方式或体制，用哈贝马斯的话说，是一个“超级广告”。因此，知识分子如果无条件的借助于大众媒介，热衷于在媒体上的抛头露面，并沾沾自喜地把“媒介知识分子”看作是自己“公共”身份的认同标记，对其群体而言将是既危险又可悲的现象。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加冕为“电视知识分子”的那批人，应该像布尔迪厄或利奥塔那样，与（电视）媒介的表现形式保持必要的间距。为了“使本应成为民主的非凡工具的电视不蜕变为象征的压迫工具”，布尔迪厄(2000)“不得已而为之”地用电视演讲来批判电视。作为其妥协的补救举措，他要求制片人“避免任何形式上的追求，放弃任何说明性的图像”，以避免干扰演讲的论辩性与论证性。利奥塔(1997)则走得更远，他在上法国电视3台的“自由论坛”节目时，要求自己不出图像，仅保留画外音；或者出图像而蓄意让声画不同步。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必要像他们那样极端从事，但是我们有必要对媒介“公共性”的悖论，对媒介知识分子“公共表达”的悖论保持高度的警觉。

媒介知识分子是一个悖论，更重要的还在于：从知识分子集体中分化出来的这一特殊群体，将不可避免地伴随某种“染色体”的变异。媒介知识分子一旦形成，能否保持其知识分子的“物种”特征将成悬疑。如果说，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特征之一，那是来自于知识分子历史形成的“全无居所”（萨义德语）的社会地位。萨义德把法兰克福批判学派成员阿多诺称为“行而上的流亡者”，“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流离失所意味着从寻常生涯中解放出来”。因此，流亡就不仅是中外众多知识分子的实际生活状况的写照，是一种“真实的情境”，而且也是“隐喻的情境”，是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状态的描述。“把知识分子设定为圈外人的模式，最能以流亡的情形加以解说——永远处于不能完全适应的状态，总是觉得仿佛处于当地人居住的亲切、熟悉的世界之外，倾向于避免、甚至厌恶适应和民族利益的虚饰。对这个隐喻意义的知识分子而言，流亡就是无休无止、东奔西走，一直未能定下来，而且也使其他人定不下来。”(爱德华•萨义德,2006,2007)反观今日在大众媒介进进出出的中国知识分子，俨然以“圈内人”的身份自居，以专业知识与社会地位为资源，营造着更为稳定和舒适的未来居所。大众媒介成为接纳“流亡”知识分子的寓所，它在造就“安居乐业”精神景象的同时，也满足了知识分子济世救国的公共情怀。媒介知识分子的这一特殊分化与中国知识界在教育领域的专业化趋势紧密相关。打着福柯“特殊知识分子”的旗号，希冀通过在自己专业领地“修身齐家”，从而涉入“治国平天下”的公共领域，一度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大讨论的一个时尚话题(许纪霖,2006)。大众媒介与知识分子某些特殊群体合谋的一个结果是：百家讲坛成为几家讲坛；媒介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圈内”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的过度表达，映衬着知识分子总体上的表达不足，也映衬着其他社会边缘阶层的无所表达。

曼海姆(2003)使用“相对不受束缚的知识阶层”来描述知识分子。他的本意是说，知识分子不是天马行空、超越一切的高贵阶层，它没有“参与上天的启示”。知识分子的怀疑精神、批判意识和他们彻底的觉醒是“面包中的酵母”，不过他们“并不提供面团”。知识分子一贯反映着社会的趋向，但问题是“人们能够期待风信鸡去控制风吗？”在政治和商业的双重挤压下，中国知识分子既不能满足于用别人的声音说话，也不能满足用虚假的自我发言，更不能只在意自己一个阶层的声音。公共领域并不等同于大众媒介的领域，知识分子进入公共领域、参与公共事务也并非仅仅是知识分子在媒介的呈现。与“媒介知识分子”的不同凡响相比，我们更需要全社会通过媒介对公共事务的正常参与。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1999).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南京:学林出版社.

[2]王翰东(2003).细读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英译本比较.载于新闻与传播评论(2002年卷).武汉:武汉出版社.

[3]布尔迪厄(2000).关于电视(许钧).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4]利奥塔(1997).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谈瀛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5]爱德华•萨义德(2007).知识分子论(单德光).北京:三联书店.爱德华•萨义德(2006).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单德兴).北京:三联书店.

媒介知识分子范文篇2

[摘要]：

媒介研究者对文字和图像关系的讨论由来已久,有的涉及电视媒介本身的文字和图象关系,有的则涉及电视图象对其它传统文字媒介的影响。许多论者认为,电视图象根本不适合严肃话语,唯有文字才是讨论公共政治、政策、价值和公民事务的必要话语。他们批评电视传媒信息的传递特征会限制和浅化人的认知和思维，不利于独立思想、多元开放的公共讨论,因此具有保守的政治倾向。还有的论者则认为，图像媒介是一种以“提示”为特征的大众文化修辞，而修辞是一种社会作用,并不只是一个文本。不能把言辞仅仅当作一种说“理”辩论,也不能仅仅把在正常有序的过程中的辩论才当作“言辞”。本文介绍和权衡这两种观点，并提出，图像对公共问题的提示可以成为文字公共话语的一种“转化”,而不单纯是一种“退化”。媒介知识分子的公共话语作用不体现在为“理”论而理论,而体现在公共讨论中表明价值判断和立场选择。同时，公民受众有责任积极促使新闻从业者和政府更有效地传递信息。公民受众有获得公共信息的权利，没有信息公开畅通的公共话语，便不可能有真正和谐的正义社会。

Abstract:Mediacriticshavelongarguedthepriority,theinterrelatednessandthemeansofcontactbetweenwordandimage.Differentintellectualclimateshavegivenrisetodifferentsensesofwhichismoreimportantorwhichdominatestheother.Aconsiderablebodyofresearchhasturnedupinterestingintersectionsbetweentelevision’swordsandimages.Similardebatescontinueovertheinfluenceoftelevision’simageryonverbalcommunication.Thispaperexaminestheargumentsthattelevision’simagesarefundamentallyunsuitedtoseriouspublicdiscourseandthecounter-argumentsthattelevision’simageshaveanimportmetonymicalroletoplayinthetransformedpublicdiscourse.Balancingbothpoles,thispaperarguesthattherealpointofpublicdiscourseistomanagethemeaningsandcommitmentsinvolvedindecisionsaboutpublicaffairs.Citizenscanmakeadifferenceindemocraticpoliticsbythinkingmorecriticallyabouthowinformationcomestothemandhowjournalistsandpoliticianscandeliveritmoreeffectively.Accesstopublicinformationisabasiccivilrightofeverycitizenandagoodandjustsocietywillnotbepossiblewithoutinformedandactivecitizenship.

Key：MediaIntellectuals；publicdiscourse；TV；word；image；Citizensociety

2007年9月下旬至10月初,美国公共电视台PBS在旧金山湾区播放由伯恩斯（KenBurns）导演制作的大型七集二战纪录片《战争》(TheWar)[1]。开始播放当天,《旧金山纪事报》在头版上刊登了诺尔特（CarlNolte,2007）介绍此纪录片的文章,题目是《老兵说,没有纪录片能捕捉经验》。这个看起来象是反宣传的题目,连同一整版对许多二战老兵的采访,提出了一个与媒介工作者和公共话语密切有关的问题,那就是,当今最重要的电视媒介,它的图象和文字,究竟能在什么样的作用中介入和引导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讨论?

在美国,PBS是不插广告的公共电视台,以深入报道时事,讨论公共问题著称,许多国家的人都羡慕这样一个公共讨论空间。然而,美国论者对这样的媒介能否发挥公共作用仍然有所疑问。这种疑问是针对什么而提出的呢？对PBS这样的公共媒介，批评者提出疑问,针对的首先不是政治权力和统治意识形态的操控，也不是公共信息的虚假（假证据、假历史、说假话）,而是作为传媒手段的图象或文字本身的媒介局限性。好的媒介工作者会时时察觉到自己的职业手段局限。他们知道，自己职业手段的局限会直接影响到媒介工作应当如何去实现它的基本价值目标，那就是真实。

在《战争》的第三集《死亡的职业》开始时有一个镜头,是三个战死的美国士兵倒卧在新几内亚的登陆海滩上。伴随这个镜头的解说词问道,“为什么要让(美国)人看到这样的景象呢?”镜头渐渐推远,观众可以看到这是一张刊登在杂志上的照片。解说词评论道,“文字永远是不够的,身体会感觉,头脑会知道,眼睛会看到。但是,能够让我们感觉、知道和看到的文字却并不存在。”随即,解说词又补充道,“这是一张刊登在1943年9月号《生活》杂志上的照片。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21个月里,这是美国(媒介)刊登的第一张阵亡美军照片。”那一期《生活》杂志为了刊登这张照片所附的部分说明文字是,“这三位美国兵是为自由倒下的,我们的责任是让自由重新站立起来。”

无论是当年《生活》杂志的照片和说明文字结合,还是今天《战争》的电视图象和解说文字结合,都为我们提供了媒介同时运用图象和文字的实例。不仅如此,它们也让我们看到好的媒介工作者如何对自己职业手段特征保持应有的觉察和谨慎。《生活》这个图象杂志能在照片之外添加关于“自由”的文字,而《战争》电视解说则能坦然承认,“文字永远是不够的”。媒介批评是否总能对这两种传媒特征和手段保持应有的觉察和谨慎呢?媒介研究者对这两种传媒手段的相互关系又有一些怎样的论述?从关心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立场出发,可以从这些论述获得怎样的借鉴或进行何种取舍?本文拟就这些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

一.图象媒介和公共话语危机感

照相术发明于1839年,在1840到1850年代照相已经风靡欧美,但报纸刊登照片一直要到十九世纪末美国人豪根（StephenH.Horgan）发明半色调网点照片印刷技术后才出现。1880年美国出现第一家刊登照片的报纸,极受公众欢迎。不久其它报纸、杂志纷纷跟进。摄影进入新闻业,形成了“摄影新闻”。希克斯（WilsonHicks）从1937年到1950年担任《生活》杂志摄影部主任（刊登三个战死的美国士兵照片就是在他任职期间)，他把摄影新闻定义为“文字和图象交际传媒的结合”。希克斯认为图象比文字更能传递真实。他说,“在新闻出版中,最能再现实际事件的第一手报道是照片故事，好的标题加上好的照片,再加上好的解说。”(WilsonHicks,1952:3)

随着电视时代的到来,照片加文字的摄影新闻已经远远不能与电视图象新闻争锋。在电视刚刚成为大众媒介不久的1950年代,象朗格（SusanK.Langer,1957）这样的理论家还在怀疑图象和文字到底有没有相互配合的可能。当时的电视不过是广播的插图版,连当时的电视主持人都不清楚他们正在开创的是怎样一个崭新的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时代。有人记录过这样一个历史场面,1951年CBS(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组人员在电视上作年终回顾,参加者都是CBS著名的电台主持人。那些实地采访过二战和朝鲜战争、亲身参与创造“广播新闻”形式的新闻老将,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电视镜头。穆罗（EdwardR.Murrow）满脸是汗,塞弗里德（EricSevaried）脸色煞白、手指神经质地敲击桌子,匈博伦（DavidSchoenbrun）为了显得高一些,在座位上垫了一个枕头,将要开播前,说是要上厕所。看着这些人,另一个参加者彼埃品特(RobertPierpoint)觉得他们一定是病了,自己更加紧张。(StanleyCloudandLynneOlson,1996:260-263)对于今天的电视观众来说,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今天不管谁上电视都能大方自如,更何况新闻主持人?对于今天电视媒介的图象和文字关系,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也早已不再是这二者是否可能结合,而是更加关心这种结合可能对公共话语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媒介研究者对文字和图像关系的讨论,有的涉及电视媒介本身的文字和图象关系,有的则涉及电视图象媒介对其它传统文字媒介的影响。(MartinJay,1993,W.J.ThomasMichell,1986,WendySteine,1982)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波尔丁(D.Boortin)在《图象:假事件的引导》一书中就已经开始了对电视图象的诘难。(DanielBoorstin,1961)从那以后,便不断有论者重申褒文字、贬图象的媒介批判立场。许多论者认为,电视图象根本不适合严肃话语,唯有文字才是讨论公共政治、政策、公共价值和公民事务的必要话语。他们批评电视败坏了公共讨论的形式,危害了公共话语的理性。(W.LanceBennett,1988,LloydBitzer,1980,MurrayEdelman,1988,RobertM.Entman,1985,NeilPostman,1985)

电视媒介影响遍及人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许多媒体论者在其中察觉到公共话语面临的深刻危机。批评电视图像媒体妨碍和危害公共话语，一般有两个批判着眼点或论述途径。第一是批评电视传媒把公共话语变成消遣;第二是强调电视传媒信息的传递特征会限制和浅化人的认知和思维，不利于独立思想、多元开放的公共讨论,因此具有保守的政治倾向。这两种批评都把文字的萎缩与公共话语的萎缩联系在一起。

第一种批评以波兹曼(NeilPostman)在《娱乐至死》中的论述最为著名。波兹曼认为,“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品都已经变成为与娱乐行业同类的附属品,……结果是,我们成为已经处在娱乐至死边缘的民族。”(NeilPostman,1985:3-4)电视影响令公共话语陷入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境地,“我们的文化,它的信息、思想和知识特征都来自电视,而不再是印刷文字。”(NeilPostman,1985:28)电视传媒为我们提供“传媒喻说”(mediametaphors),我们就用这些喻说来辨认世界，并将之感知为文化。(NeilPostman,1985:10)由于电视传媒如此深刻地在影响人们对现实的辨认和感知,它已经事实上左右了“我们的意识和社会制度”。(NeilPostman,1985:18)几十年以前,电视刚出现的时候,不过是前一代现代技术传媒无线电广播话语的插图。但今天电视的作用已非同寻常，“公众所关心的每一种问题--政治、新闻、教育、宗教、科学、体育--没有不被放进电视的。这就意味着,对这些问题的公共理解,没有一个不带有电视的偏见。”(NeilPostman,1985:78)

波兹曼是在美国特定的历史传统中猛烈批评电视的。他认为,美国共和民主制度的基础是公开辩论和公众对这种公开辩论的普遍兴趣。十九世纪林肯和道各拉斯间的公开辩论（Lincoln-Douglasdebate）可以连续几个小时,普通民众都能全神贯注地倾听他们的辩论,并随后在他们自己中间展开辩论和演说。公开辩论和演说是民主政治的要素之一。在二千多年前，古代希腊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斯(Thucydides)在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就已经显现出演说和辩论的公共作用。这部历史著作中包括了许多以影响他人和公众为目的的演说。波兹曼认为,电视时代的美国人比起十九世纪来,积极思考公共问题的能力退化了,电视只适宜于表述一些容易表述的想法,而这样的想法逐渐竟然变成了公众全部想要和以为值得表述的思想。图像令人的思维幼稚化，波兹曼特别担忧的就是这种电视图象代替文字所造成的公共思想退化。

波兹曼认为,以十九世纪的美国报纸为代表的文字是一种比二十世纪电视为代表的图象优越许多的公共交际媒介。只有文字传媒才能充分为公众提供他们处理日常事务的信息。(NeilPostman,1985:66)与此相比,今天的电视让观众对什么都只有一些浅尝辄止的了解,各种各样的世界吉尼斯纪录、稀奇古怪的事情,这种所谓知识对公众处理自己的日常问题并无帮助,美其名为“知识”,其实就是纯粹的消遣娱乐。这种信息相互之间没有联系,既不能帮助人们了解现实问题的本质,也不能形成持续的理性话语。(NeilPostman,1985:70,76-77)波兹曼认为,公共生活的话语必须借助文字形成具有“建议”(proposition)的内容,(NeilPostman,1985:49-50)也必须由此而具备公共话语“说明”(exposition)的形式。(NeilPostman,1985:63)只有公共话语越多地运用语言文字,公众才越有能力作概括而抽象的思考。

第二种对电视妨碍公共话语的批评集中在电视表现的不同方面，大都与电视限制和浅化人的认知和思维有关。阿尔西特(D.C.Altheide)和斯诺(R.P.Snow)非常重视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传媒对普通人思维方式的影响,“当今(电视)传媒的宰制是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来实现的,媒介的一般方式和特殊形式已被社会(民众)所接受,媒介的逻辑基本上已经组织和界定了文化的内容。”(DavidAltheideandRobertP.Snow,1979:15)一旦公众将电视媒介的逻辑内化和自然化为公共“常识”,“媒介和观众就会用同一逻辑去理解社会现象。”(RobertP.Snow,1987)阿尔西特和斯诺认为,电视媒介的视觉逻辑限制了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因此在政治上是保守的。

其他媒介批评者也提出过类似的看法。例如，库伦（J.Curran,1982:220）提出,由于传媒只是展示社会制度,这种单纯的展示很容易就此显得象是自然的发生。凯尔勒(D.Kellner,1982:399)也指出,一般民众会以为“既然都上了电视,那一定是真的。”梅罗维奇(J.Meyrowitz,1985:89)称这是电视的假现实性效果。克内尔(I.Connell,1980:14)说,电视上对公共事件的解释都只是某些人的解释,但又“总是说成是‘许多人’和‘大多数人’的看法。”伯蒂肯（B.H.Bogdikian,1992:4）指出，在美国，媒体垄断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在世界的一些其它地区，国家权力更是公然以垄断媒体来控制新闻。看起来有许多电视频道、电台、报纸，其实都是发出同一个声音。

许多媒体研究者和批评家都特别关注那些阻碍公共问题思考的媒体逻辑或认知思维方式。他们认为,电视里的“商品化”、“说故事”、“看图”、“个人化”等等特征都是特别有害的。“商品化”让人觉得人的所有需要和欲望都是物质性的,只要有钱,没有不能解决和满足的。“说故事”总是运用程式化的老套子，尽量把人物和情节化简,以叙述代替分析和评价。“看图”则是把注意力放到眼前,社会问题再大、危机再深,只要没图象,皆可眼不见、心不烦。“个人化”把一切化为可叙述的个人故事,去除掉一切“引导人们公共思考的概念,如阶级、制度、结构、权力分配、社会公正,等等。”(BarryBrummett,1991:12-15)

在所有这些被视为阻碍公众思考的媒介特征中,又以思维的图象化最遭诟病。图象时代的公众对政治现实的认识已远不如文字时代的公众。格拉博（DorisAGraber,1990）写道,“在许多方面,电视时代已经反拨了人类学习知识的时钟,回到了只能眼见为实时代的学习。电视让人们即刻或稍后就能看到事件的发生,无须再依靠文字的描述。自从有了文字印刷的新闻,即使运用照片和图解,也不可能全然捕捉事件的发生。人们原本指望电视时代的公众能够比以前更好地把握现实,包括政治现实世界。这个指望已经显然落空。目前的研究者大多数都指出,尽管电视新闻的政治内容多多,但大多数美国人认识政治的水平却是令人失望。”

二.重新认识图象传媒和公共话语

社会公众认识和了解政治现实,为什么电视的图象不如报纸的文字呢?大致有四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某些政治信息一经图象处理就会被排除或流失。第二种说法是,图象本身所能包含的政治信息十分有限。这两种说法针对的都是图象不能表述概念和分析,短于建议,而且拙于说明。第三种说法是,问题出在观众,即使图象提供者确有提供政治信息之意,不把意思用话说明,许多观众也还是看不出来,有的甚至更是以图满足视觉好奇心。第四种说法是,许多观众也许都能从图象中获得政治信息,只是观察者和媒体研究者还不知道如何确定这种图象信息认识的特征和作用。波兹曼、阿尔西特、斯诺和许多其他论者所采用得着大致是第一、第二和第三种说法。而对这些说法提出不同意见的，往往则会以第四种说法为出发点。为了重新认识图象传媒和公共话语的性质和关系，布鲁麦特(B.Brummett,1991:xiii)在《大众文化的修辞特征》一书中提出的正是第四种说法。

布鲁麦特把图像媒介称作为“大众文化的修辞”，他提出，在任何社会的公共话语中，修辞都极为重要。但是，修辞是一种社会“作用”,并不只是一个“文本”。不能把言辞仅仅“当作一种说理辩论”,也不能仅仅把在正常有序的过程中的辩论才当作“言辞”。否则就会把极端情况下的“抗议示威当作一种粗野的个人发泄或胁迫。”独尊“言辞”在公共生活和公共话语中的理性价值,就会贬低那些非语言性行为的理性抗争意义。(BarryBrummett,1991:27)2007年9月底发生在缅甸的僧侣上街,群众支持的抗争就是一个最近的例子。他们的抗争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言辞,一种反对政治专制的话语。和尚走上街头,并没有发表演说,也没有“公共辩论”。但他们冒死抗争,这本身就是一种参与、一种反对、一种辩论。许多其它国家的群体性事件也是一样。媒介工作者报道这样的事件，也因此成为一种特殊的公共行为,不仅提供了真实的信息,而且也表示了道义立场。

长久以来，人们只是把文字和修辞联系在一起。人们重视文字修辞，是因为它能够影响公众，至于是何种性质的影响，那倒反在其次。古代的诡辩家（Sophists）把言辞当作一种在公共论坛上争取个人或政治利益的工具。十六世纪的教育改革家拉姆斯（PetrusRamus，1515-1572)把言辞只当作一种花言巧语的口头功夫。(WalterJ.Ong,1958)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修辞学家则认为,言辞是一种能够帮助人们发现和辨明人间事务的工具。(PaulGoring,2005)到了二十世纪,人们对言辞有了更多样和更实际的期待,理查兹（I.A.Richards,1936）认为,研究修辞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因文字使用造成的“误解”,并找到克服这种误解的“治疗方法”。布拉扬(D.C.Bryant,1953)认为,言辞的作用在于能向人传递意思,又能让人传递意思。伯克(K.Burke,1969)则认为,人天生就是一种能对符号(symbols)作出反应的动物,而言辞的作用正在于运用语言符号,引导人与人之间的配合。然而，有许多人对言辞抱完全不信任的犬儒态度,认为言辞无非不过是一种蛊惑、欺骗和操纵人的工具。勒庞（G..LeBon,2004）《乌合之众》一书的群众之所以被洗脑、被蛊惑,除了是因为本身的智力低下,易于冲动,还因为成功的政治家没有一个不是极擅长“语言艺术”的。

文字在图像媒介中淡出，并不意味着图像媒介与修辞无关。恰恰相反，图像媒介本身就是一种以“提喻”为特征的修辞。提喻可以是提示，也可以是暗示。布鲁麦特提出，大众文化图像的基本特征就是这种提示或暗示。提示是一种“象征”手法,但又与人们一般所说的象征有所不同。象征是一种“代表”,而提喻则是一种“联想”。例如,花可以代表“爱情”,这是象征。花可以引起美丽、谐和、平安的感觉，这是提示。提示”之所以成为大众文化的基本认知特征，那是因为大众文化认知有“约简”(reduction)的特点,“约简是一种修辞策略,一种象征运作。将复杂而抽象的问题约简为容易把握的简单图象(形象),靠的就是提喻。”(B.Brummett,1991:27)正如修辞学家伯克所说,提喻是一种化繁为简的转义方法。(KennethBurk,1969:506-507)例如,皇室在英国政治中的权利和义务可以约简为一些简单的形象,某一位坐在王座上的英王,皇家的仪式和活动等等。对许多人来说,他们的宗教信仰亦可约简为一些具体的日常物件、行为或图象,如十字或庙宇、上教堂或烧香拜佛、领圣餐或守斋吃素、圣象或者平安符等等。

对今天大众认识和了解公共事务,电视媒介起着一种特别重要的图解约简作用。官方媒体宣传运用的就是这种提示性引导。例如,电视播放的经过精心设计的官员形象,一个个红光满面、头发乌黑、衣着体面、精神抖擞。这是一种国家政治稳定、目标明确的提示。相反,那些可能提示社会不公正、权力腐败、民心涣散的图象,如贫困者的日常生活、官员的作威作福和声色犬马、民众上访诉冤、警民对抗等等,即使不能完全删除,也必须放在正面的叙述情境中作特殊处理,如官员访贫问苦、执政党反腐肃贪、正确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和谐社会,等等。许多媒体批评者抨击电视的愚民作用，往往就是针对这种不实诱导。许多论者批评电视图象不利于公共话语,也是出于类似的理由。他们认为，电视传媒的图像限制了展示不同的观点角度,这种限制具有政治保守性。尤其是电视传媒控制在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手里的时候,社会中的多元立场和要求很难通过它发出声音。电视媒介的独大,它本身就不利于公共社会中的多元讨论,限制了非显见意见与显见意见争夺公共舆论的可能。

布鲁麦特认为，电视传媒的这种官方宣传作用，问题不是出在图像本身，而是出在谁用图像提示，图像提示的目的是什么。布鲁麦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电视图象媒介对复杂问题的约简真的会使非显见意见不再能与显见意见争夺舆论了吗?仅就电视媒介来说,也许确实是这样,因为电视可以完全被权力所控制。但是,图象传媒和约简式话语却不可能完全被权力所控制和垄断。在电视之外的其它传媒空间里，图象或其它约简式话语完全可以用作反抗权力意识形态的手段。既然统治权力可以利用图象和别的约简手段来影响和控制公众想法,批判型的媒体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用同样的手段来对抗这种影响和打破这种控制呢？

布鲁麦特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国家庆典时,电视向公众展示神情坚毅、挂满勋章的将军,提示历史的光荣和军事机器的强大。而那些倒在血泊中的普通士兵图象则可能在作另外一种提示,提示战争的人性代价和暴力铁血机器对人的败坏。(B.Brummett,1991:27)图象完全可以成为社会争论的一个公共论坛,在多媒体时代的今天,图象不只是在电视中展现,而且还在网络和其它空间中展现和传递。在网络传媒的各种信息中,图片的点击率往往是最高的。当然,网络上大量的图象仅仅是消遣性的,并没有公共信息的价值。然而,也正因为如此,那些遭到政治强权敌视和压制的严肃公共信息图象,才有了避免被立刻审查删除的藏身之地。

图像对公共问题的提示可以成为文字公共话语的一种“转化”,而不单纯是一种“退化”。基于这样的转化，图像的“约简”也可以成为电视传媒时代形成的一种新形式公共话语。以文字为公共话语的优先方式,或者唯一正当方式,把分析性说明当作为唯一不二的说理方式,都可能忽略媒介知识分子的根本社会作用，这个作用是伸张社会正义，而不仅是运用文字。运用文字的能力再好，也未必就能起到媒介知识分子应该起到的社会作用。媒介知识分子公共话语作用不体现在为“理”论而理论,“公共话语的真正要点在于在公共讨论中要有明确的(价值)意义判断和立场选择。”这样的价值判断和立场选择并不需要“一定由长篇大论来表述。”(B.Brummett,1991:28)

媒介知识分子向公众提供他们的价值判断和立场,运用文字还是图象(或其它提示方式),区别其实不在于一个批判,另一个保守,而在于一个已经有了传统和先例,而另一个还有待于形成传统和创造先例。当然,象电视图象这样的媒介手段,它本身就是一种体制结构,个体知识分子与之对抗,就象徒手的面对持枪的,首先面临的就是力量不对等的形势。正因为如此,掌握电视媒介机器的权力可以从从容容地运作一种有权者对无权者的“软性统治”,“电视用挑选让观众看到什么(来统治他们),这个过程不是以强迫的形式来完成的,而是利用电视新闻叙述故事诱导解读的办法,诱导观众的积极赞同。”(D.MumbyandC.Spitzack,1983)布鲁麦特指出,不管电视制作如何处心积虑,总有的观众会反过来看,倒过来听。(B.Brummett,1991:28)

类似的见解别的媒体研究者也曾提出来过，例如费斯克（JohnFiske,1983）就认为,看电视的观众不是就此被剥夺了对意义解释“讨价还价”的自由。在与他人合著《阅读电视》中,费斯克更是强调,观众不按照电视制作原意图的阅读，这事实上是根本不可避免的。(JohnFiskeandJohnHartley,1978:105)还有论者提出,媒体所提供的那个真实,观众未必就把它当作真实,统治权力的诚信问题越严重,它掌控的媒介就越是被公众看作是在说谎,或至少不是在说真话的工具。(T.Bennett,1982:297-298,DavidMorley,1980)媒介的官腔语言在无数的顺口溜和民间笑话段子里成为正话反说的材料,就是一种反着看、倒着听的例子。

三．媒介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

美国媒体理论界关于图象对公共话语造成“危机”还是形成“转机”的争论是在特定的国情条件下进行的,对不同制度的其它国家充其量只是一种参考,而不是一种普遍定论。尽管批评者从文字使用情况看到美国公共话语的危机,但在美国现实生活中,文字的作用仍然显而可见，非常重要。政治家们在竞选期间都会作无数次的演讲,与本党的和反对党的对手作许多辩论,向选民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争取他们的支持。国会的辩论普通公民都可以旁听。报纸和电视上也有经常性的关于国家政策、政党政治、以及制度问题的公共讨论和争论。尽管如此，美国社会中提醒公共讨论和公民介入危机的声音仍然此起彼落,相信今后还会不断出现。这种提醒本身就是公共讨论传统深入人心,成为社会制度传统的证明。在缺乏言论自由和公共讨论传统的社会里反倒较少会听到这样的提醒。

文字或图象在公共话语中的作用,不仅仅是媒介工具的问题,而更是公民政治的问题。公民政治制度是公共话语正常运作的根本条件。贝耐特（W.L.Bennett）在讨论新闻这一公共话语时指出,公共媒介涉及的不只是媒介工作者和公众,而且还有政府。只有这三方面都共同努力,公共话语的信息和意义传媒才能起到好的公民政治效果。贝耐特对“公民”、“记者”(或传媒工作者)和“政治家和政府”分别提出了五条保证公共话语真实、有效传递公共信息的具体建议。在贝耐特的这个三元关系中,公民最为优先，公民不应该是,也不只是消极被动的媒体受众。

贝耐特对公民受众建议的原则是公民应当坚持自己获得公共信息的基本权利，公民还应当对利益势力影响媒介有充分的察觉,“应当破除新闻已经自由、人民已经自由的神话，并以此为出发点,参与公共辩论。”(W.LanceBennett,1988:200)贝耐特对公民提出了五条具体的建议。第一,辨认并怀疑媒体语言中的陈腔滥调、刻板套话、僵化印象和固定情节(如道路曲折、前途光明)。第二,要察觉那些看上去是事实,但却是回避本质问题的事实(strayfacts,“迷路的事实”)。例如,新闻以清廉自守赞扬官员,有察觉的公民受众便会问,难道清廉不是所有官员所应该的吗?除了清廉,公民社会对官员和政治人物究竟该有怎样的要求呢?第三,要察觉媒体信息明里或暗里受到的控制（审查和自我审查）。第四,要察觉那些用来支持和吹捧党派立场的所谓“事实”报道。第五,要主动积极地通过多种信息渠道核证信息的可信度、真实性和复杂性。(W.LanceBennett,1988:201-206)

贝耐特对新闻从业者也有五条建议，总的原则是要有公共社会问题意识,不要把注意力只是放在政要、名流或娱乐性的消息上面。第一,要就问题谈问题,不要把公共问题个人化，不要把官员个人的日常活动当作最重要新闻来报道。第二,要关注并帮助形成公共议题,在客观报道之外,还应该有自己的观点。第三,避免使用陈腔滥调、口号式的语言,更不要粉饰太平、阿谀权势。第四,要为普通受众着想,使用清晰明了的术语,说清事情的前因后果,帮助受众避免因一知半解、以偏概全而简化事实。第五,在叙述故事时,应该点明故事背后的社会问题,并提供解释，作出应有的价值判断。(W.LanceBennett,1988:207-211)

贝耐特还对政府和官员提出了五条建议,其基本出发点是,政府应当对媒介起到中立而公正的协调和监督作用,而不是把媒体据为己有。第一,政府有责任限制个别政治家凭借权势或金钱(竞选募集的经费)过度占有媒体,获得压倒竞争对手的发言优势。第二,要对政党如何在媒介上发表政见作出制度性规定,以确保公共辩论的公正程序、内容和伦理,防止言论压制、个人攻击、诬蔑中伤等等。第三,要鼓励不同媒体间的多元竞争,防止媒体的垄断。第四,在鼓励多元竞争的同时,还要帮助非主流的、代表弱群体的媒体,让它们在不对等的竞争中有存在和起作用的机会。第五,要维护媒体作为公共服务机制的作用,防止媒体恶质化为商业或党派利益的工具。(W.LanceBennett,1988:211-214)

贝耐特的这些建议都是例举性质的,不是教规条例。这些建议涉及了批评者在电视媒介中所看到的一些问题(商业化、说故事、图象化、个人化),同时也就如何克服这些问题提出了积极可行的正面建议。这种建议本身就是一种媒介批评和公民参与行为。一味的怀疑和揭露会把人变成“犬儒主义者,而不是批评者。”(W.LanceBennett,1988:206)在信息控制实际存在的情况下,公民们应该利用国际社会多元媒体所提供的机会,积极主动地寻找自己需要的真实信息。

公民通过多元媒体渠道，克服电视的局限，积极主动了解事实真相，不久前就有一个实际的例子。那就是2007年9月缅甸政府对民众运动的军事镇压。在美国,关于这个事件新闻报道的高潮是9月26日军警向群众开枪的那一天。9月26日之前,美国电视新闻就已经有关于僧侣和群众上街游行要求政治自由和民主的报道。报道具有电视媒体批评者所列举的“说故事”、“图象处理”和“个体化叙述”等特征。

首先，报道套用了“民主”和“专制”对抗的现成故事情节。对于想详细了解缅甸政治现实和历史背景的观众来说,这是一种过于简约的媒体信息。其次，电视图象以成队成队,穿着红色僧袍的人群造成了强烈的视觉形象,提示民众抗议的如火如荼。对于想要全面了解缅甸社会各阶层、利益集团的观众,这种“图象”当然也是过于简约。再者，电视采访游行参与者,他们的面孔让观众对个别群众抗争有了充分“个人化”的可能。9月26日,军警对僧侣和民众开枪镇压。媒体在对缅甸事件的报道之外,添加了这样一条报道:联合国开会商讨如何对缅甸政府传达国际社会的震惊和愤怒,但由于中、俄的反对,联合国无法通过谴责缅甸政府镇压民众的提案。这一报道又是十分简约,它并没有告诉观众,中、俄两国为什么不赞成这样的提案。

9月28日缅甸统治者切断了网络这个最后还能向外部世界传递信息的渠道,军警在旅馆里搜查外国记者,没收一切照片、录像。美国媒体电视媒体更是只能用零碎的图象来提示专制政权的暴力和恐怖,如散落在大街上的带有血迹的拖鞋,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僧侣,俯卧在水塘里的和尚尸体。美国电视还播放了缅甸新闻的画面，官方电视播音员正襟危坐,指控暴民打伤维持秩序的军警。然而，电视并不是缅甸事件的唯一信息来源。没有新的图像画面，缅甸事件并没有就此从美国公众的视线里消失。10月3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关于缅甸问题的听证会，向公众提供更深入全面的信息。关心此事件的公众还可以从网络上获得其它有关信息。

说电视媒介报道过于简约,那只是比较公众可以通过其它媒介渠道获取更详尽信息而言的。比起完全不报道,简约的报道所起的公共信息作用毕竟要大得多。电视媒介虽然具有批评者所说的“故事”、“图象”和“个人”特征,但这些特征并不具有必然“保守”的本质。这是因为媒体工作者完全可以在运用这些传媒手段时，对报道的事件做出了符合人类尊严和人权普遍道义准则的价值判断。

如果我们把坚持人类尊严和普遍人权道义准则作为衡量媒介工作的基本尺度,那么坚持这些原则的媒介知识分子便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作用,而不仅仅是一种媒体工作职业。一个媒介工作者能否称得上是“知识分子”,看的不是学历,也不是单纯的“专业水准”,更不是他究竟在使用文字还是图像，而是他的社会关怀和价值立场。无论是使用文字还是图像，知识分子发表言论，行使的都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不是知识分子的特权。所以媒体知识分子一定同时也是公民知识分子。

文字可以辨明事理,呈现真实,也可以混淆视听,弄虚作假。言辞可以使人思想清晰、独立思考、冷静决断,也可以使人头脑麻痹、人云亦云、狂热盲从。这两种文字和言辞的不同影响(当然还包括种种处在这二者之间的灰色地带混合影响),都直接与文字使用者的价值立场用关,也都屡屡发生在我们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图像的使用也同样具有两面性和暧昧性。

无论是文字还是图像，在大众媒介中都会比许多知识分子所希望的要简单。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从其它信息渠道（国内的和国际的）去获得更多的信息。音象兼备的电视信息要求简洁明了,事件叙述尽量简约,不能涉及太多的人物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也不能包含那些普通观众需要费时间去想的问题。这是由于电视观众众多,文化思考程度参差不齐,所以不可能太深入涉及的缘故。不能单单凭此贬低电视媒介的公共话语作用。它完全不一定要为统治意识形态的愚民政策服务，它也完全可以成为提供真实信息的公共服务。

对于媒介知识分子来说,明了谁是基本受众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受众意识直接关系到媒体知识分子对自己公共话语工具作用的评估。文字是媒介知识分子的传统话语工具,也是他们的主要工具。在电视和电子多媒体时代不应该弃置这个工具，博客就是一个例子。然而，在电子媒介的新时代里，媒介知识分子有必要重新检视自己的话语工具箱,也有必要为新的工作需要而添置新的工具。而这些新工具中就有图象和提示。

正如布鲁麦特所说,图象是一种提示性的传媒手段,越是在民众反抗受到压制的情况下,表示不同意见就越是不能不依靠提示手段。(BarryBrummet,1991:34)这不仅是出于避免与统治意识和权力发生正面冲突的需要,而且也是因为说“理”的论坛资源对于统治者和反对者是完全不对等的。(BarryBrummet,1991:28)在公共言论缺乏自由、公共信息不能畅通的国家社会里,即使文字也经常不得不采用暗示和提示的方法。这不仅可见于民间文字中的反话正说、调侃、玩笑和恶搞,而且也可见于学术文字中的借题发挥、旁敲侧击和顾左右而言它。

讨论文字和图象的传媒作用以及媒介知识分子应当如何运用这些传媒手段,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制度环境和国情。不同的具体新闻事件报道肯定会对媒介知识分子运用文字和图象有不同的条件限制和提出不同的取舍要求，但这些差别后面还有一个共同的，更为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新闻事件本身能否公开而自由地报道。在公民政治的环境中，新闻事件的意义是通过民主而多元讨论来获得的。只有在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时侯,文字和图像的力量才会充分显示出来。新闻、言论越自由,传媒的公共话语作用就越明显，对文字和对图象都是一样。

[注释]

[1]这个七集纪录片《战争》长达14个多小时，不仅贯彻历史纪录片的一些基本原则和价值观(如真实、公开、独立、批判),而且还非常重视文字和图像的互补作用。纪录片其实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文字和图像结合。文字的补充借助图象,如战斗场面、回忆往事的见证者、战争时期生活场面,等等。但是,无论图象多么丰富,它们都是零碎的。它们可以让观众看到一个个与战争有关的景象,但却无法传递“战争”这个总体概念。《战争》回顾和讨论的不只是二战中与美国有关的种种战役和战斗,而且还有战争所促使的美国社会变化，例如种族歧视渐渐受到重视、妇女社会作用得到加强。这个纪录片也有许多对过去国家行为和国民文化传统的反思，如自大的美国人、无能而好大喜功的美国将军、战争决策的失误、在普遍民族主义情绪的压力下把日裔美国公民当作替罪羊、战争时期的黑市经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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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JohnFiskeandJohnHartley(1978).ReadingTelevision.NewYork:Methuen,1978,p.105.

媒介知识分子范文篇3

上个世纪30年代，意大利马克思流派思想家葛兰西(1893:422)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intellectual）的概念。在他看来，对于知识分子的最好表述是与社会的有机联系。知识分子是在与社会的关系中发挥作用，成就自己的特殊价值的。“有机”的含义是指，知识分子是社会组成的一员，同时也可以能动地作用于社会。当我们今天再以这种有机的联系为认识基点的时候，依旧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仍是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根基，具有认识自我及解析思想观念，对社会现实进行批评实践的作用。然而，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而言，情况有些不同的是，当今社会正在成为一个被高速发展的传播技术与媒体所笼罩的网络世界，并不断地把知识分子培育成一群更有权威性的人物。在这种媒介化生存的空间中，在这种不得不面对的环境中，媒介知识分子被唤起，开始触及一个知识分子本当思考的与社会的关系和传播的问题。

何谓媒介知识分子？从广义上说，当前以大众传播为主要交流方式，以大众媒介与新媒介为主要交流手段，在媒介化的生存状态下，人类传播越来越来趋于媒介化的过程中，对人类交流的现实进行思考，感到怀疑、焦虑、批评、甚至有些绝望的，身在智识阶层的人。从狭义而言，媒介知识分子是指那些与媒介关系最靠近，能与大众媒体和网络媒体共同工作，通过大众传播的讯息生产与传递，对社会产生可能性影响并与媒体发生直接关系者。这样的媒介知识份子从何而来？我以为，正是由于人类用于交流的传播媒介不断地经过进化、分化与异化，加之人类交流的变态发展，从而给人类社会与日常生活带来愈来愈大的影响等原因，形成了知识份子群体因传播媒介力量的增强而必然出现的一种相应的思考的群体。也就是说，媒介知识分子的出现不是表面上知识分子看似独立的个体行动方式，而是通过与媒体这种更大力量的社会机构发生关联而得以形成的。

在大众传播学家丹尼斯•麦奎尔(2006:12)看来，虽然传播科技不断变化，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大众传播现象依然存在于传媒机构的框架之内。这个框架包括媒介组织及其活动，同时也反映公众与社会其他机构的意愿。大众传播所从事的正是一种通过大众媒介进行公共传播的活动。从这层意义上说，大众传播具有这样一些特点：传媒是在一个公共领域运作；媒介提供社会所依赖的信息与处理公共事务；而且可能形成舆论和影响。在大众媒介潜在的社会意义面前，我国媒介知识分子与媒介机构的关系既非自由的，也非控制的关系，更多的则表现为一种使用的、满足的与潜在影响的关系。

由于发生一些关联，我国媒介知识分子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协助媒介生产社会所需要的各种媒介信息方面；在研究领域触及一些与技术性相关的，以信息传播策略与效果为核心的所谓传播学知识的建构；或者以知识分子的名义，接受各种有影响的大小媒体的采访，成为在媒体上发表各种评论、意见和看法的专家。然而，媒介知识份子并不是单纯掌握大众传播与媒介知识的人。

爱德华•萨义德被视为世界上颇有影响力和创造性的评论家。他对知识分子身份与作用的思考发人深省。他认为：“20世纪愈来愈多的人士属于所谓的知识分子，或知识阶层的团体（经理、教授、新闻从业人员、电脑或政府专家、游说者、权威人士、多家报刊同时刊载的专栏作家，以提供意见受薪的顾问）。不由得使人怀疑，作为独立声音的个体知识分子根本不能存在。”(爱德华•萨义德,2007:61)多年来，萨义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经常拒绝回答这样一种提问：“你认为美国应该怎样处理这个问题？”。他说：“我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绝不回答这样的问题。”也许，我们有兴趣这样问，他为何对媒介摆出这种强硬态度？对于大众传播，他意识到那些在广播、电视、印刷品和互联网上源源不断地贡献思想与话语的知识份子正在被看作是具有统治的力量，而这些经常在媒体上活动的知识分子也正在依靠这样的活动，获得自己具有统治观念的良好感觉。显然，萨义德的拒绝一方面是自觉地放弃这种统治的观念，另一方面也是唤醒我们对“媒介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意涵的一种警觉。他把这些经常通过媒介对社会随意发表意见的人称作具有统治观念的“政策知识分子”。这些人通过媒体所制造的公共言论与利益、权威和力量密切相关。(爱德华•萨义德,2006:144)实质上，萨义德的强硬旨在对抗着美国媒介知识分子自认为所具有的那种“纵览整个世界”的对力量与威权，追逐各利的贪婪。即使身在其中，就意味着拥有合法的代表权？当然，这些人可以从媒体那里获得了自我价值的满足感与简单地认同媒介的权力，但在他们离开之后，就会全然忘记自己对社会和与媒介的责任关系。

对于我们也会有这种体验责任感的临界状态。近年来，一方面中国知识界也有一些自觉地放弃包括“统治”观念在内的所有媒介观念，坚决不与电视等大众媒介打交道的人，也有抱持改造社会，传播文化，与媒体保持密切关系者。另一方面媒介也在加强与知识分子打交道。不仅如此，媒介还不断地表现出一种专家崇拜的倾向。此时正是知识分子省察真实生存状态的契机。如果知识分子只有与媒介的使用与自我满足的关系，没有某种出入于媒介的距离感，丧失思考能力与反思自我与媒介的关系，那么终究会有一天，媒介知识分子有可能很快地转身仅仅成为一些具有媒介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加上自我感觉良好的“媒介人物”而全然丧失掉知识分子的特有性格。

从传播视角来看这个问题，有一个最为明晰的道理，这就是，媒介知识分子与媒介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向的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而应是双向的互动与对话性的关系。媒介知识份子一方面可以把媒介作为知识的对象，另一方面也可把媒介视为反思自我与社会现实的对象。进一步而言，生存的现实需要媒介知识分子既能处身于媒介之中，又能身在其外，对媒介的信息生产与社会影响产生清醒的认识，并获得通过媒介来反思自身的真实体验。如果缺少这一种能力，媒介知识分子与媒介的关系就会沦为一种道具或工具的关系，就会产生为媒介所使用的道具的感觉。

只有在意识到一种重要的关系，并在自觉地揭示媒介真相的努力中，知识分子的媒介经验才能转化成思想的能源，从而变成促进人类交流与相互理解的动力。如果仅仅满足于专家的身份，与媒介和社会发生关系，接受并帮助媒介制造现实与流行观念，那么知识分子的本色就会模糊。在萨义德看来：所谓的专长到头来也是与知识不相干的。相反，“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个业余者，认为身为社会中思想和关切的一员，有权对于甚至最具技术性、专业化行动的核心提出道德的议题知识分子的媒介经验。因为这个行动涉及到了他或她的国家、国家的权力、国家与其公民为其他社会互动的模式。”

处于媒介化生存的时代的人们对大众媒介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一个具有普遍性且为焦点的问题上，这就是，大众媒介制造了社会“现实”，构成了人们对“现实”的理解，让人们获得了所谓“现实”的体验与感觉等。这与大众媒介具有巨大的规模与覆盖面、惊人的传播速度与缺少时空感有关；又与大众传播的单向流动、不对等的关系与权力、非个人的，匿名的、有目的、标准化的及商业化等特性有关。简言之，大众媒介已不可避免地介入到了我们自己和“现实”生活的层面上来了。媒介已经成为将我们与社会组织、事务、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的重要中介。在这一过程中，媒介知识分子也可以将这种具有广泛社会过程的大众传播作为与社会诸方面发生关系的一个中介。通过这个中介与自我、与社会、与媒介发生互动与对话的关系。对话关系可以赋予人类交流以更高的品质和交流在其中不断流动的意义。

所谓互动与对话的关系有一个重要的认识前提，传播创造人的关系。传播构成并潜藏着人类的各种关系，而最重要的关系则是一种平等的，充满人对人的尊重的，以能看到和体现出人类崇高责任感的相遇关系。互动与对话的关系强调交流者与对象之间的积极协商、相互理解与共同创造，也强调在与他人或社会交往中，进行自我的认识与反思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知识分子最常使用的以争论为交流方式的批判式的对立关系。英国对话思想家戴维•伯姆(DavidBolm,1996:6)指出，“争论”的含义不过是“敲打”、“碰撞”、“冲击”或“震动”而已。争论者常持怀疑主义，强调思想分析，但是当每个人都在为坚持自己的思想，否定他人而寻找理由和申明证据时，争论也就处在思想易于消解于怀疑之中，容易形成双方对抗的关系，使交流处于中断的危险之中。可以说，争论对于人类交流的意义远不如对话对人类关系的建设具有更多的适用性和建设性。

总之，知识分子需要以极大的注意力关注于人类的传播问题。传播不仅意味着相互影响，使人产生多重的情感体验，还呈现为一种交流在社会、历史、伦理意义上的复杂关系。传播研究中的功能论者常说，传播创造了这个世界。因为没有传播或交流，人们就无法形成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因此也就无法理解周围的这个世界。因此，对于我国媒介知识分子而言，与媒介保持怎样一种关系的问题是需要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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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知识分子范文篇4

一、“凝视”的转换与权力的衰微

批评家既言“批评”，他就有对作品“观看”的资格，这意味着一种权力。目光的凝视内蕴着权力的争夺，福柯以医学为例说明了这一点。现代医学赋予医生“看”的特权。在医患关系中，医生“看”，病人“被看”，前者是“我思”的主体，后者被简化为供审视的客体。医生用目光扫视病人的身体，分析其病症，给出真理的认知，确立了自我的权威位置。“凝视的王权逐渐确立了自己———眼睛认识和决定一切，眼睛统治一切。”[1](P89)这种凝视与权力运作机制同样存在于文学批评实践，批评家是“凝视”的主体，他选择、甄别、“观看”文本，实行价值判断，在把文本、作者对象化的过程中建构了“立法者”的身份想象与言说权力，并通过大学教学与文学史排座次把它们转化为教诲性、真理性的语言。对那些名作家来说，他们可适度摆脱这种凝视压力，因为他们已然经过多次“凝视”而“经典化”，成为批评家目光注视下的合格或优秀选民;而初涉文坛的新人，或“层次不高”的通俗文学，则会充分感受到批评家的眼光压力。对前者来说，他必须在目光凝视下，在这种评鉴与询唤机制中把观者的价值判断加以内化，按照其要求检视、调整自己的写作，完成自我的成人礼，从而获准加入作家队伍的合法性谱系，在此意义上，批评家如同“保姆”(正如“韩白之争”中解玺璋称批评家白桦为“80后”文学的保姆);对后者来说，则因其一贯被判定为情趣不够高雅、“文学性”不够纯粹而遭到驱逐(正如“韩白之争”中，白桦认为“80后”文学“进入了市场，尚未进入文坛”的判断)，在此意义上，批评家又变成了文坛的清道夫。这种“看—被看”的模式是一个历史性的建构过程。在古典医学时代，医学凝视居于配角地位，医生主要靠想象来推测身体内部的神秘运作，身体的黑暗与不可见性抵制了医生刺探性的目光，然而，现代医学却借用各种先进仪器将不可见性变为彻底的可见性，探视的目光能够扫遍身体的每个私密角落，从而将其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文学的传播同样经历了由“不可见”到“可见”的过程。在出版机制与现代批评体系尚未建立的前工业社会，作品与读者直接见面，在读者之间自由传播，这是一种荒野文化，它不需要有意识的照看、管理与监督，只是原始的自我繁衍、自我播撒，从而保存了文本的民间性、原生性、异质性与丰富性。现代批评体制与发表渠道在作品与读者之间设置了挑选、甄别与价值估定的中介环节，强调了作品的可见性以及专家“凝视”的必要。作品想要在正规的纸质文学期刊上面世，必须经过编辑的筛选或批评家的阐释。那些不合主流意识形态与美学规范的文本或者在对读者发生“污染”之前被有效地清除、隔绝，或者作为一种反抗形式，绕开凝视机制，以手抄本的形式在读者之间秘密流传。作品的评鉴与发表机制的建立是一次意味深长的文化改造与训化运动，它消灭、瓦解或调整写作的自主性与自生自灭的原始状态，确保文本与作者的身份、属性及数量都变得清晰、确定与有序可循。总之，居于“看”的位所并确保对象处于“可见性”之中，成为批评家获得“立法”权力的真正根源。然而，网络媒介的兴起似乎重新恢复了写作的前现代荒野文化，并改变了文学场中的权力格局与力量对比。作品不再充分“可见”了，而是模糊与晦暗不明。“不可见性”首先表现在发表的便利与快捷，这规避了传统批评机制中繁复的凝视目光，形色各异的作品都可以与读者直接见面。传统文学是田园，批评家是园丁，所有的花都要经过浇灌、施肥、捉虫、打药，现在则是荒野，各种不请自到的鲜花与杂草一起疯长。急剧增长的溢于体制之外的不稳定、不可控的风险，让惯于从立法者逻辑出发的批评家忧心忡忡，他们担心田园被野草侵吞，担心高雅文学被庸俗文化取代，意欲介入、干涉，有所行动，却惊讶地发现他们的言说资格已然边缘化，他们的裁决与立法根本触动不了靠读者、市场运行的网络文学的发展与走向。

与此同时，网络作品的数量庞大也构成了另一种“不可见性”。写作与发表的门槛大为降低，无数网民在写作的集体狂欢中每日生产着海量的作品。批评家的立法是“去芜存精”，挑选经典，按照立法者的逻辑，他至少应该阅读并深入理解相同类型的绝大部分作品，才能保证其价值判断具有说服力与立法效果，然而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网络作品不仅多，每日还在以几何指数递增，每部网文又往往非常长，动辄上千章，几百万字，而作品发表的网站、论坛又非常之多，网文既聚集在大型的读书网站，也散布在互联网的各个角落，既要费时阅读，也要费力寻找。在这庞大的迷宫面前，批评家晕头转向，无所适从，产生了詹姆逊所说的“示意链的崩溃”。批评家既然力不从心，就会有不计其数的漏网之鱼逃脱他的凝视。这让其“立法”功能遭遇两难困境:一方面，由于作品数量如此庞大，批评家如果坚持立法者言说的传统权威性、学理性，他就必须谨慎行事，不能轻易发言，这就在客观上减弱了其立法者权力;另一方面，如果试图走捷径，不读完主要作品就下判断，他的判断与裁决的理论概括性与说服力就变得十分可疑，从而在事实上毁灭了自我的立法者形象，比如，在“玄幻之争”中，陶东风认为中国文学进入了“装神弄鬼”的时代，但这种“宏大叙事”式的价值判断却只是建立在阅读了三部玄幻文学作品(《诛仙》、《小兵传奇》、《坏蛋是怎么炼成的》)的基础之上，故一些学者，如“玄幻文学”的研究者郑保纯认为陶的说法丧失了应有的学理性，如同“泼妇骂街”[2]。在笔者看来，这一事件作为一个突出的个案，与其说显示了批评家对网络文学的深层歧视与傲慢无礼，不如说正折射了———如前所述———传统文学批评在面对网络文学时试图立法的艰难与窘境。与此同时，“看—被看”的单向模式被打破了。数字媒介带来了强大的互动性。在呆板、互动性差的印刷媒介中，批评家的独白是常态，反批评也有，却是偶尔为之，数字媒介却能让批评与反批评可以公开、便捷地进行。“从单向交往向双向交往转变的运动，总体上反映了相对地位和信息控制的变化。”[3](P55)这是批评与创作之间关系的一次重要调整，这再次造成了批评家权力的衰减。在传统批评模式中，批评家感到世界向他的目光聚拢，而现在则第一次体会到了自己“被看”的命运，在他的视野中真正出现了“他人”，诸种对象不再向他“聚合”，而是纷纷逃离，如萨特所说的:“他人在世界中的显现相当于整个宇宙的被凝固的潜移，相当于世界在我造成的集中下面同时暗中进行的中心偏移。”[4](P322)主体理解的自我天地分解了，他被凝视，批评成了一次冒险旅行。批评家不仅被批评对象凝视，而且也被大群访客、看客、哄客(朱大可语)凝视，更重要的是这些躁动的、陌生的目光都来自匿名的、在暗潮下涌动的人群，由此，这让“凝视”的光源转向了:在网络中，批评家是实名，大量围观的普通网民是匿名，光源从普通网民发出，这构成了福柯所说的“离心的可见性”，批评家“能被观看，但他不能观看”;普通网民之间不再隔绝，他们串联起来，构成了对批评家的共同观看，这是“横向的可见性”[5](P227)。如此一来，批评家感到自己如同置身于一座逆反的“全景敞视”监狱，陷身于无物之阵，这成为他在网络中深感不自由的根源。更重要的是，这些匿名人群的凝视目光可能并不存在，也许只是一个空缺的位置，然而，在批评家的想象中，他仍然会觉得有许多陌生的眼光在观看，在可能存在或不存在的目光面前，他不由自主地把这种凝视自我内化了，为了维系自我的专家身份与名号，他的言行逐渐成为一种“表演”。

二、前台与后台:自我的幻象

如前所述，为了延续已有的文化资本，批评家会选择实名，以“专家”身份进入赛博空间。这就涉及拉康所说的“理想自我”。“理想自我”是个体假想出的形象。在镜像阶段，“尚处于婴儿阶段的孩子”，尽管“举步趔趄，仰倚母怀”，但他兴奋地将镜中的完美形象“归属于己”[6](P90－91)，获得自身完满性的幻觉。批评家进入网络，他想象着自己异于普通人的“专家”形象，在博客写作中，他会小心经营、维护自己的理想形象。而批评家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想象着他被众人凝视，这就涉及“自我理想”的问题。自我理想源自个体假想的他者的凝视，它是一个自我观察的位置。换句话说，批评家之所以要尽力维护自我的理想形象，是为了迎合网络中的他者、人群的目光，他想象着自己被凝视，他在网上的言行举止必须表现出符合专家身份的程式与特征，这就让他的言行具有“表演”性质。戈夫曼曾把人在日常生活的呈现称为“表演”:“我一直用‘表演’一词来指代个体持续面对一组特定观察者时所表现的、并对那些观察者产生了某些影响的全部行为。”[7](P19)这种表演不是指夸张的戏剧化呈现，而是指个体对自我形象有意或无意的控制。个体依据事先筹划好的方式来行动，以某种既定的方式呈现自我，给想象的网络中凝视的他者造成良好印象，以维系自我形象的统一性。这就决定了批评家“前台”与“后台”行为的差异。戈夫曼把人的自我呈现分为“前台”与“后台”。“前台”就是用来在人群、他者面前表演的场所，“后台”则指个体暂时脱离表演而回归本我的场所。前台与后台彰显了个体的人格二重性，表现了“人性化自我”与“社会化自我”之间至关重要的差异。网络媒介兴起后，个体前台与后台的区分就变成了网下与网上的区分。人们出现了人格分裂，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循规蹈矩，而在网上则放浪形骸。对一般人来说，网络世界由于摆脱了现实束缚而成为自由的“后台”，然而，这种情况在批评家那里可能恰好相反。对批评家来说，他是实名的专家身份，这意味着他现实社会中的前台表演延续到了网络世界，而不是如普通人那样因匿名而获得暂时的悬置与断裂;不仅如此，由于如前所述的批评家遭受的众多匿名凝视，他不仅需要在网络前台中“表演”，而且要尽力表演。在此意义上，对一般人来说更为自由的网络世界，对批评家可能恰好是不自由的。“当一个人的活动呈现在他人面前时，他会努力表现性地强调活动的某些方面，而活动的另外一些方面，即可能有损于他所要造成的印象的那些行动，则会被竭力抑制。”而“被强调的事实”往往“出现在前台”;而“那些被掩盖的事实”则往往呈现在“后台”。

因此，在日常生活的呈现中，个体会尽可能维持前台形象，而不暴露他的后台行为。在表演中，前台与后台之间往往进行隔断，“后台是表演者可以确信观众不会突然闯入的地方”[7](P98)。然而，随着网络媒介的崛起，前台与后台的隔断就没有那么容易了。网络媒介强大的曝光、搜索能力，让一切隐秘的后台行为与幕后操作都有可能被置于众人眼光之下。专家权威身份的瓦解表明批评家刻意维护的理想自我只不过是一种幻象。戈夫曼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发现，表演出来的自我通常被看做可信的形象，但实际上，“这种自我本身并不是来自其占有者，而是来自其他行动的整个场景，是由当场所发生的事件的象征所促成的”，换句话说，自我是“场景的产物，而不是它的原因”。[7](P215)拉康对此的理解显然更加深刻。在他看来，理想自我本就是一个空无。孩子从虚幻的镜像中获得了自身完美性，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幻觉，现实中的他步履蹒跚，并不自由，他却把镜中形象居为自我，因此，这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误认。与此同时，孩子在镜前观察时，他忘记了他正置身于父母的眼光凝视之下，这正是自我理想的凝视，这注定了主体异化的悲剧性命运。在成长过程中，个体就是在父母、亲戚的关注与期待中，在象征域的询唤下，一步步建构主体形象以迎合这种期望与询唤。批评家自以为是的身份与头衔，他精心营构的理想自我，同样是这种期望与询唤的结果，然而，这在根本上只不过是他者意识的“侵凌”，所谓的主体不过是一种幻象。侵凌性是一种甜蜜的暴力，换句话说，批评家并不觉得他的行为是在迎合社会与网络中匿名人群的凝视目光，相反，他认为这是自我意志(我思)的结果。他不由自主地拥抱这种侵凌，并把这种非我的强制自居为本真的意愿。既然批评家“立法者”的理想自我已然瓦解，最好的办法就是自觉消除这种幻象，调整姿态，反而能更自如地投身到网络世界中去。

三、从立法者到阐释者

凝视机制的转换造成了批评家权力的衰微，而批评家在网络中营构的“理想自我”也只是一种幻象，这成为批评家“立法者”的身份设计在网络媒介中遭遇困境的一个缩影，这既反映了当下知识分子自恋式人格想象与相对脆弱的思想感召力之间的裂痕;也凸显了强调对人类社会进行宏大设计与理性规划的现代性理念与网络媒介所带来的话语权的释放、价值观的多元、消解等级与中心的后现代氛围之间的深刻悖论。知识分子的立法者身份与现代性的展开有根本性的内在关联。从历史源头来看，原始居民生活中充满各种未知的风险。需要把模糊变为确定，把未知变为预知，这就需要知识及知识持有者。知识与权力从此纽结、共生，人群出现了分化:一类人是为数众多的“行动者”，“沉默的大多数”;另一类人则是“思想者”，他们成为牧师、教师与园丁。前者必须从后者那里获取生活的法则与意义。这逐渐产生了对理性/知识的崇拜，人们的短期生活、长远目标与社会蓝图都应该按照知识分子的理性设计按部就班地进行。这正是现代性思想的源头。知识分子由此成为立法者:“‘立法者’角色这一隐喻，是对典型的现代型知识分子策略的最佳描述。”[8](P5)然而，按照知识分子的理性设计，以知识、科学为基础的世界观与普遍化的社会结构模式组织起来的现代文明固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极大繁荣，却也造成了环境的破坏与人性的异化，社会日渐沦为充满物欲的消费社会。知识分子尴尬地发现他们的理性之梦不仅未能实现，而且文化领域这块属于他们的飞地也日渐被侵蚀，消费文化借助市场的力量大规模盛行，这产生了新的“实践判断标准”与“权威性位所”，这些权威性位所“是混杂的、非哲学的、非美学的，如:美术馆、艺术收藏家、媒体舆论、消费者自身”[8](P185)。现代性的危机与新的权威位所的出现冲击了知识分子话语权力的根基，表明“知识分子已经不再适合作为立法者存在于当今社会”[8](P163)。对批评家来说，互联网消解中心与平等的后现代氛围的确与他们的“立法者”姿态构成了根本性的歧义，正如崔红楠所说的:“互联网的世界其实就是一个虚拟的巨大活动场所……以前的批评家仿佛是在走街串巷的货郎，告诉生活在村子里的我们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他们又像牧师，在传教布道，我们仰望着，他们神圣的光辉代表着来自天国的上帝的意志。”然而，“现在，神死了”。[9](P48)这种合法性危机客观上要求批评家调整写作姿态，由“立法者”走向“阐释者”———“与他人对话而不是斗争;理解他人而不是驱赶或把他们当异己分子消灭”。用鲍曼不无夸张的话来说就是:“交谈，或者，毁灭。”在普遍主义的太阳陨落之后，可以转而“被家里桌上的烛光所吸引”。

当批评家尝试从“立法者”转型为“阐释者”，由权威裁决走向对话、交谈，他们就明智地放弃了对虚幻的理想自我的迷恋，不仅与强调平等、互动的网络文化精神走向了契合，而且可借助网络缓解当下知识分子专业性与公共性之间的悖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公共关怀。审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其公共性的日渐式微，20世纪80年代那种讲究才情与思想的文学批评已演变为20世纪90年代后注重学理、专业与规范的学术研究，即所谓“学术登场”、“思想退位”。文学批评之所以呈现这种转型，原因之一就在于批评家们逐渐认识到20世纪80年代的批评文风显得浮躁与空疏，出现了陈平原所说的“无论谈什么”都如同在“发宣言”、“做政论”[10](P139)的弊病，故他们开始强调知识分子的“志业感”，开始追求批评的专业化、学院化，但是，批评家们也无奈地发现，文学批评在这种学院化、专业化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公共关怀意识，曾经保持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日渐成为身陷专业体制束缚的学者、专家。显然，问题的症结在于文学批评的公共性与专业性之间深刻而难解的悖论: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化资本与专业知识，批评的发言就不免谵妄;而拘囿于狭隘的专业领域，就可能难以摆脱体制的宰制而丧失社会意识。实际上，这种悖论也正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知识分子所遭遇的普遍困惑。布迪厄曾经分析过这种“两难”困境，他认为知识分子是二维的存在者，存在着命定的“出世”与“入世”这两种独特而又相互对立的行为方式之间刁诡的“综合”，而这种矛盾，既非突然而至，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与完成。[11]如何走出这种困境?萨义德强调用“业余性”来对抗。所谓“业余性”，就是强调兴趣的重要性，强调拥有宽广的视野，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而拒绝专业化，拒绝被某种专长、某个领域的狭隘视野所限制。

媒介知识分子范文篇5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思想可以分为三种彼此对峙而又不无交织的思潮：第一种思潮是由经济和社会改革之需要而出现的式的马克思主义和自我转化；第二种思潮立足于对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哲学的重新诠释，可视为立足本土思想资源的传承对西方思潮的回应和批评；第三种思潮则表现为对西方思想的空前的热衷和引进，它不仅是对式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批判，亦试图为解决当下社会政治问题寻找方案。这三种思潮自1978年以来在当代中国新的思想领域中构成一个“三角张力”，其消长之势稳步发展延续至今。⑴

担负起思想领域重任的，旧时称“文人”，现在称“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兼顾社会良心、智慧传播者与对真理与神圣的亵渎与怀疑者的群体。他们在三角张力中不断被影响，却又力求突围。人文寻求就是他们手中的一支利箭。

林同奇③先生为人文寻求所指涉的涵义做出的解释是：永无止境的对人的关怀，它是人类自我反思和求索的永恒主题。⑵从人文寻求到明晰人文精神④在思想领域的指引地位，当代中国媒介话语与政治话语展开分分合合。按照斯诺的观点，公众往往接受媒体所呈现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文化实际上就成了传媒文化。⑶

RonScollon在《MediatedDiscourseAsSocialinteraction》一书中谈到媒介话语术语使用的三个层面：一是指大众传媒话语即报纸、杂志、期刊、电视、电影话语（本文媒介话语主要指这一层面，涉及报刊、电视、广播、书籍，详细解释见注释）；⑤二是指以电脑为媒介的网络话语；三是指最为广泛意义上的公共和日常话语，其媒介如信件、笔记、备忘录，以及更多技术媒介如话筒、电话、电脑甚至英语、汉语，或说写和符号语言传播模式。⑷中国呈现出的社会思潮与媒介话语之间的关系凸显在其主体——传媒人身上，他们曾担负着文人论政或是政治家办报的社会职能，所以总是直接显示着当时的社会思潮。今天的中国，经过种种变迁，思想界由绝对统一走向相对多元，而且传媒人的社会身分也早已由早期单纯的“文人”、“政治家”发生了变化——他们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还受过一定程度的专业教育或经历过一定程度的专业实践，他们游走于体制与理想之间，他们表现在媒介上的话语，总是间接地表达其对社会与生活的看法——因为各个时期的官方话语表现不同，所以他们的言语或直白或晦涩。而此时作为新媒体的网络的发展与人际传播途径的长盛不衰，广义上的媒介话语显现出另一个层面上的兴盛，直接反映着当时的社会思潮与社会论域。

二

1978年，政治意义更为显著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标志着思想的骤然醒悟。思想的突然放开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繁荣与活力。王若水⑥说：“一个幽灵从中国的土壤里探出头来。你是谁？我是人。”自我作为整个人显现出来。⑸代表政府、传统、新兴思想的三角张力在此时得到初步展现，媒介话语不再是一元化的官话集锦。

《读书》杂志是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发行的一本影响极其广泛的杂志。1986年2月号《读书》发表了甘阳的一篇反对传统，鼓吹全盘西化的文章。当时的中国大众对西方当代一些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和研究非常少，因此，此文给人的感觉十分新颖，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此之前，甘阳已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丛书，其中首先就翻译出版了卡西尔的《人论》（E.Cassirer：《AEssayonMan》）。这部译书的选题恰好是在中国三十年来出版界和思想界的一个真空地带，因此一下子成为当年的畅销书。此后，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这一套丛书中还出版了弗洛伊德（S.Freud）、胡塞尔（E.Husserl）、波普（K.Popper）、萨特（J.-P.Sartre）、雅斯贝尔斯（K.Jaspers）和拉卡托斯（I.Lakatos）等人的著作。这些作品都是建国后第一次翻译出版，因此销路非常好，几乎每一本书都销售五万册以上。

1986年12月10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三联书店《文化：中国与世界》编辑委员会的第一次广告。编委会将三联即将出版的一套丛书名称正式定为《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它将包括若干子系列。广告说，目前先由三联书店出版三种，其中包括一个刊物，名为：《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意在为海内外学者深入研究中外文化提供学术园地；两套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有选择地译介国外重要学术文化成果，前者着重为专业工作者服务，后者面向广大读者。

1987年开始，丛书编辑委员会以《人文研究丛书》为名，在其他出版社开始同时推出部分翻译介绍性和极少的著述性书籍，例如，1988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丛书副主编刘小枫所写的《拯救与逍遥》。由于这些翻译书籍的出版，甘阳、刘小枫等人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以丛书编辑委员会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即“文化丛书派”。

由于这些书籍的出版，同时出于对于文化问题、人的问题的关注，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充分显现出“三角张力”在思想上的领地区分，“文化热”（又称“文化研究热”）成为一股思想潮流，在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逐渐风行。

从人的主体性的发现，到人的再探究，再到人的再实现，“启蒙”是人文探求所处的三角张力中的一个关键词。同“五四”的启蒙一样，这一次的启蒙仍然以人的发现作为主题，只是同时包容着对中国传统的继承与西化思想的影响。知识分子活跃起来，成为时代与思想的先锋。

正如前文所提，中国的知识分子兼顾学术与良心，所以他们在人文寻求的道路上所表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文人精神”。西方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儒学成为国学以来形成的传统使他们认为“入世”才是治学兴国之道。因此才有了近代的文人论政，而政治家办报又带有强烈的唤起民众的意味。前者是自下而上的启蒙，而后者是自上而下的启蒙。

新时期我国的新闻事业，部分继承了启蒙的传统，但“在制度上彻底改变了传媒与国家（state）的结构关系，将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收编（co-opt）进了党－国的体制，将他们定位成党的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和宣扬者。”⑹知识分子与国家政党在某种程度上得以互相欣赏，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命运与前途的担忧传统，也逐渐由内心的愤懑转而得以体制内的呈现。在国家承认的范围内，知识分子得以“入世”。正是由于这种政治时机与时代特性，一直以事实报道自居的媒介话语，终于可以在范式上有了改变——媒介所展现的，不仅仅是发生了什么，还要有事件发生的原因，乃至意义。这种入世，是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民间思想向上层体制思想的渗入，这一类自下而上的启蒙到了媒介这一环节，却又以自上而下的形式表现出来，反过来影响和塑造着普通公众的思维方式。

1985年左右，报纸上出现深度报道。开风气之先并在全国产生轰动效应的是《中国青年报》。1987年5月至6月，我国北方的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全国5万同胞流离失所，193人葬身火海，100万公顷国土成为焦土，85万立方米存材化为灰烬，令5万于军民围剿25个昼夜。究竟是从哪里，为什么而又怎样燃烧起来的？《中国青年报》连续用了3篇报道进行分析，在第一篇《红色的警告》中通过《关于火种的故事》、《烧不散的会议》、《在大火映衬之下》等几个部分进行深刻分析，即大兴安岭“一仆三主”，防火设施落后，道路不通，各单位互相推卸责任，负责人缺乏责任感，玩忽职守等。在对自然、社会和人相互关系的深入探究中,得出超乎大兴安岭之外的种种原因，抢火时官僚主义盛行等。由此，深度报道于1987年后愈加兴盛。深度报道似乎更多地表现出媒体作为独立于政府与公众的第三方的责任，是知识分子式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但是，承认并承担这份责任，是知识分子努力探出的寻求民主政治的勇敢而坚定的一步。其在思想意义上的启蒙地位开始真正显现：公众从被动接受信息开始有了发问的欲望。

电子媒介方面：电视在经历了风光片、知识片之后，深度片开始走红，纵横古今中外，如：以启发思考为特点的《让历史告诉未来》。⑺广播也不甘示弱，1986年，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借鉴香港电台的直播模式，拿出了一个频率创办了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珠江台每天的节目分成8个板块，全部由主持人主持直播。每个板块的内容都是综合的，有新闻、专题、文艺、谈话等多种内容组合而成，话题很短，语言亲切，信息量大，一天新闻滚动播出十几次。珠江台刚开播4个月，广东台的收听率从原来的46.7%一下子上升到78%。⑻

作为个案，创刊于1984年2月11日的《南方周末》的创刊理念清晰地体现着当时传媒人的思想风格，关振东、左方等人提出“办一张生动活泼的版面”，“大雅大俗”，雅字当头。以知识分子的思想去升华俗的题材以避免庸俗，将雅的题材用知识分子的思想去与民众相通。他们坚称，“启蒙是报纸的灵魂”，作为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桥梁，它应该是双向的，它应该将知识分子思想的精髓，包括科学和民主思想，通过报纸的日常报道普及到民众，同时将民众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心态传达到知识分子中间。⑼

1980年代，思想的相对自由使得知识分子们有足够的空间去伸展自己的各种学说，并且借助媒介话语的力量展现在社会舞台上。这一时期媒介话语所富有的多元艺术表现形式，在启蒙与人文探寻的指向下显得光彩夺目。虽然仅仅是启蒙二字就花去了十年的时间，但是，这种缓慢而有成效的复兴对于经历过深深创伤的中国社会，确是迈出了艰辛而使人振奋的第一步。

三

八九事件使人文寻求论域进入停滞期，此后的两三年内，这种间歇为思潮的参与者提供反思的机会。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市场经济开始得到发展，改革开放的政策与现实促使社会思潮更多地转向实践性和经验性，其注意力从个人的内在世界转向外部环境，从思想价值体系转向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制度。

1992年，中国经济改革提出“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两种新论述，前者意味着国家不允许社会以社会运动的方式和它互动，后者意味着国家把它的新合法性来源极大程度地寄托在经济发展上。⑽这实际上是为此后的社会思潮提供了一个隐喻的范式，一个体制的框架。

1993年在央视1套的深夜播出的电视剧《过把瘾》（根据王朔小说改编），收视率超过了当时黄金档的电视剧。但央视后来只是“应观众要求”在2套的21：00左右重播，始终没有让它进入1套的黄金档。而王朔等人策划的电视剧《渴望》（1990年）就可以在黄金档播出。原因在于，黄金时间的电视剧仍然是传统的“寓教于乐”观念占主导。《渴望》符合这一观念，《过把瘾》则不能体现。这是国家意识形态在媒介上的直接反映。

1993年，前文化部长王蒙在《读书》发表一篇名为《躲避崇高》的论文，为当时正在走红的通俗作家王朔辩护，被认为是为“痞子文学”辩护的代表性文本。王蒙的批评者认为他怂恿道德和艺术标准的降格，悲叹“这是人文精神的失落”，并且认为它是由市场经济带来的商品化的腐蚀作用。但是，所谓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化历程是近现代西方社会世俗价值建构的坚实基础，它不仅是对神权文化的消解，同时也包含着新价值的建构。这表明世俗化决不会无条件地导致痞子化、精神侏儒化，更不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滑头主义、游戏人生的同义语。它实际上应当包含新道德、新规范、新价值的建构，健康的世俗化与道德滑坡、唯利是图没有必然的联系。反观中国的世俗化，对于旧意识形态教条以及文化专制主义的消解作用固然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在新的世俗文化价值规范与行为规范的建构方面却远远不如人意⑾。在这个层面上说，大众文化逐渐凸显出萌芽倾向。

1994年上半年，《读书》的一组“寻思录”问世，对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拓展到了整个文化道德与人文科学领域，其矛头所向扩大到了90年代社会文化转型的方方面面（如世俗化、市场化、商品化等）。根据这一组“寻思录”，可以总括这一时期“人文精神”论者的批判对象，主要是两种意义上的世俗主义，一是近代以来到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功利主义，一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或商业功利主义。⑿终于，作为上层思想的承担者，知识分子群体提出了针对人文精神的思考，同时，世俗化与人文精神的矛盾并没有直接对立起来，因为此时以人文精神为论题的讨论完全就是在世俗化的冲击下产生的。

由此，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探讨至今的关于世俗化与人文精神探寻就成为这一时期媒介话语范式的思想风向标。由于有经济发展论的范式前提，“世俗化”显得具有中国特色。而知识分子们自身的使命感与清高感使他们对世俗化的概念显得难以接受，正统的人文精神才是他们心中的伊甸园。

“人文关怀”因而成为一句响亮而富有使命感的口号。1993年5月1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生活空间》栏目（属于《东方时空》的子栏目）开播，中国小人物的生活故事第一次走上前台，通过媒介展现在公众面前，这种生活中给人以在泪眼朦胧中感受美感的新型节目，使得人文精神为广泛公众所接受，并且成为媒介时刻拿来或标榜或实践的显著话语；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开辟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舆论监督之路，但是，这也从另一个层面上反映出人文关怀附着于媒介之上的无奈——因为在现代体制中，人文关怀更应该由社会各机制共同承担；1996年3月6日，《实话实说》走入普通人的生活，但这个和多数中国人话语习惯有明显冲突的电视节目在媒介的暴露所引起的热潮也给无数说了实话的朋友带来了麻烦（崔永元在《不过如此》中曾如此自嘲）。尽管如此，这一系列被看作是深刻体现人文关怀的传媒表现形式，让所有的传媒人陶醉在自我构建的完美关怀体系中。

对于表现人文关怀的媒介话语范式的发展，江艺平起着重要的作用。自1995年任《南方周末》主编起，她开始用主编的权力将新闻的权利坚定地写在报纸上。这类性质的《南方周末》不是党报，不具有西方主流媒体的定义，而矛盾因然而生。江艺平面临的就是这样尴尬的局面：她能用新闻权利争取那一份原本只属于主流报纸的话语权，而她领导的报纸却因不是主流报纸而不能成为舆论中心。在这种“权利大于权力”的领导模式中，江艺平展示着一份报纸的文化属性。表现在她的办报理念上：“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⒀表现在她的办报方式上：“你见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和新闻在纸上；你见不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和新闻在路上。”⒁表现在她对记者职责的描述上：“记者所履行的职责，何尝不是对公众的一种还债——他要告诉人们世界上发生的新闻，他要告诉人们新闻背后的真相。”⒂江艺平在传媒范式上的探索，一方面铸造着一个世纪末的传媒盛典，另一方面却又因为记者在感动读者的同时感动着自身而饱受诟病，他们以半自由主义的人文关怀去关注新闻事实，然后以半专业主义的方式进行新闻写作，在自己创造的传媒范式中，为自己目前所扮演的道德评判角色激动得热泪盈眶。在这样一份报纸眼中，报道类似“希望工程中国基金会款项事件”、“张君案”的时候，它对世俗化的理解与体制产生了碰撞，南周模式也开始在争议与理解并存的状况下退出了它的辉煌时代。⑦

人文依然，世俗依旧。“人民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感性解放，文化精英却立即焦虑不安。”⒃但是媒介并没有因为知识分子群体对世俗化的排斥而在此有所缺失，1990年代末期，仍然是那些曾经徘徊于上层伊甸园中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开始开创一个公式：娱乐化≠庸俗化，这句小心翼翼的补充常常出现于对于自身栏目世俗元素增多的辩解之中。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思想可以分为三种彼此对峙而又不无交织的思潮：第一种思潮是由经济和社会改革之需要而出现的式的马克思主义和自我转化；第二种思潮立足于对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哲学的重新诠释，可视为立足本土思想资源的传承对西方思潮的回应和批评；第三种思潮则表现为对西方思想的空前的热衷和引进，它不仅是对式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批判，亦试图为解决当下社会政治问题寻找方案。这三种思潮自1978年以来在当代中国新的思想领域中构成一个“三角张力”。当代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个张力场中坚持着人文寻求的方向，由此影响着媒介话语范式①的建构：从1980年代的人文寻求方向，以启蒙为特征，以深度报道为表现形式，到1990年代人文精神在媒介的兴起与世俗化的同时泛滥，再到近期各种压力影响下的亲民属性。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从三角张力的笼罩开始，直至寻求人文精神的突破，再至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战，均隐喻在经济发展范式之中。而媒介话语在重重范式之中所坚持的人文寻求取向，既令人欣慰，又为媒介话语的发展提出反思。

[关键词]思潮，媒介话语范式，人文寻求，人文精神

学者方沂曾经提出“理论的透明性”与“理论的不透明性”两种概念，前者指的是对诸观念、命题的直接分析和详绎其相互关系等便可获得的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相关世界的部分，后者则是指：只有将理论回置于特定思想脉络、由之产生的特定知识、理论格局、历史实践处境中加以反复体会才能认识和体会的部分。②中国的社会思潮，在各个特定历史年代中总是或多或少带有泛政治化的意味。但是转型期的中国不再像20世纪初的中国，那时的文人以论政的形式介入报刊（传媒）领域；当代中国社会中，社会思潮与媒介话语范式的演变不再是相互交缠的螺旋曲线，而是类似DNA双螺旋结构，相互平行却又相互影响。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与媒介话语演变的分析，应该不仅执著于其表现出的具体形态，而且应该联系到不同时期思想论域的影响。在思想张力与人文寻求的糅合之中，尽可能地寻求一条激励与反思并存的道路，当是本文研究时最为珍惜与努力的方向。

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思想可以分为三种彼此对峙而又不无交织的思潮：第一种思潮是由经济和社会改革之需要而出现的式的马克思主义和自我转化；第二种思潮立足于对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哲学的重新诠释，可视为立足本土思想资源的传承对西方思潮的回应和批评；第三种思潮则表现为对西方思想的空前的热衷和引进，它不仅是对式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批判，亦试图为解决当下社会政治问题寻找方案。这三种思潮自1978年以来在当代中国新的思想领域中构成一个“三角张力”，其消长之势稳步发展延续至今。⑴

担负起思想领域重任的，旧时称“文人”，现在称“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兼顾社会良心、智慧传播者与对真理与神圣的亵渎与怀疑者的群体。他们在三角张力中不断被影响，却又力求突围。人文寻求就是他们手中的一支利箭。

林同奇③先生为人文寻求所指涉的涵义做出的解释是：永无止境的对人的关怀，它是人类自我反思和求索的永恒主题。⑵从人文寻求到明晰人文精神④在思想领域的指引地位，当代中国媒介话语与政治话语展开分分合合。按照斯诺的观点，公众往往接受媒体所呈现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文化实际上就成了传媒文化。⑶

RonScollon在《MediatedDiscourseAsSocialinteraction》一书中谈到媒介话语术语使用的三个层面：一是指大众传媒话语即报纸、杂志、期刊、电视、电影话语（本文媒介话语主要指这一层面，涉及报刊、电视、广播、书籍，详细解释见注释）；⑤二是指以电脑为媒介的网络话语；三是指最为广泛意义上的公共和日常话语，其媒介如信件、笔记、备忘录，以及更多技术媒介如话筒、电话、电脑甚至英语、汉语，或说写和符号语言传播模式。⑷中国呈现出的社会思潮与媒介话语之间的关系凸显在其主体——传媒人身上，他们曾担负着文人论政或是政治家办报的社会职能，所以总是直接显示着当时的社会思潮。今天的中国，经过种种变迁，思想界由绝对统一走向相对多元，而且传媒人的社会身分也早已由早期单纯的“文人”、“政治家”发生了变化——他们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还受过一定程度的专业教育或经历过一定程度的专业实践，他们游走于体制与理想之间，他们表现在媒介上的话语，总是间接地表达其对社会与生活的看法——因为各个时期的官方话语表现不同，所以他们的言语或直白或晦涩。而此时作为新媒体的网络的发展与人际传播途径的长盛不衰，广义上的媒介话语显现出另一个层面上的兴盛，直接反映着当时的社会思潮与社会论域。

二

1978年，政治意义更为显著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标志着思想的骤然醒悟。思想的突然放开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繁荣与活力。王若水⑥说：“一个幽灵从中国的土壤里探出头来。你是谁？我是人。”自我作为整个人显现出来。⑸代表政府、传统、新兴思想的三角张力在此时得到初步展现，媒介话语不再是一元化的官话集锦。

《读书》杂志是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发行的一本影响极其广泛的杂志。1986年2月号《读书》发表了甘阳的一篇反对传统，鼓吹全盘西化的文章。当时的中国大众对西方当代一些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和研究非常少，因此，此文给人的感觉十分新颖，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此之前，甘阳已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丛书，其中首先就翻译出版了卡西尔的《人论》（E.Cassirer：《AEssayonMan》）。这部译书的选题恰好是在中国三十年来出版界和思想界的一个真空地带，因此一下子成为当年的畅销书。此后，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这一套丛书中还出版了弗洛伊德（S.Freud）、胡塞尔（E.Husserl）、波普（K.Popper）、萨特（J.-P.Sartre）、雅斯贝尔斯（K.Jaspers）和拉卡托斯（I.Lakatos）等人的著作。这些作品都是建国后第一次翻译出版，因此销路非常好，几乎每一本书都销售五万册以上。

1986年12月10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三联书店《文化：中国与世界》编辑委员会的第一次广告。编委会将三联即将出版的一套丛书名称正式定为《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它将包括若干子系列。广告说，目前先由三联书店出版三种，其中包括一个刊物，名为：《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意在为海内外学者深入研究中外文化提供学术园地；两套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有选择地译介国外重要学术文化成果，前者着重为专业工作者服务，后者面向广大读者。

1987年开始，丛书编辑委员会以《人文研究丛书》为名，在其他出版社开始同时推出部分翻译介绍性和极少的著述性书籍，例如，1988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丛书副主编刘小枫所写的《拯救与逍遥》。由于这些翻译书籍的出版，甘阳、刘小枫等人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以丛书编辑委员会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即“文化丛书派”。

由于这些书籍的出版，同时出于对于文化问题、人的问题的关注，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充分显现出“三角张力”在思想上的领地区分，“文化热”（又称“文化研究热”）成为一股思想潮流，在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逐渐风行。

从人的主体性的发现，到人的再探究，再到人的再实现，“启蒙”是人文探求所处的三角张力中的一个关键词。同“五四”的启蒙一样，这一次的启蒙仍然以人的发现作为主题，只是同时包容着对中国传统的继承与西化思想的影响。知识分子活跃起来，成为时代与思想的先锋。

正如前文所提，中国的知识分子兼顾学术与良心，所以他们在人文寻求的道路上所表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文人精神”。西方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儒学成为国学以来形成的传统使他们认为“入世”才是治学兴国之道。因此才有了近代的文人论政，而政治家办报又带有强烈的唤起民众的意味。前者是自下而上的启蒙，而后者是自上而下的启蒙。

新时期我国的新闻事业，部分继承了启蒙的传统，但“在制度上彻底改变了传媒与国家（state）的结构关系，将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收编（co-opt）进了党－国的体制，将他们定位成党的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和宣扬者。”⑹知识分子与国家政党在某种程度上得以互相欣赏，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命运与前途的担忧传统，也逐渐由内心的愤懑转而得以体制内的呈现。在国家承认的范围内，知识分子得以“入世”。正是由于这种政治时机与时代特性，一直以事实报道自居的媒介话语，终于可以在范式上有了改变——媒介所展现的，不仅仅是发生了什么，还要有事件发生的原因，乃至意义。这种入世，是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民间思想向上层体制思想的渗入，这一类自下而上的启蒙到了媒介这一环节，却又以自上而下的形式表现出来，反过来影响和塑造着普通公众的思维方式。

1985年左右，报纸上出现深度报道。开风气之先并在全国产生轰动效应的是《中国青年报》。1987年5月至6月，我国北方的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全国5万同胞流离失所，193人葬身火海，100万公顷国土成为焦土，85万立方米存材化为灰烬，令5万于军民围剿25个昼夜。究竟是从哪里，为什么而又怎样燃烧起来的？《中国青年报》连续用了3篇报道进行分析，在第一篇《红色的警告》中通过《关于火种的故事》、《烧不散的会议》、《在大火映衬之下》等几个部分进行深刻分析，即大兴安岭“一仆三主”，防火设施落后，道路不通，各单位互相推卸责任，负责人缺乏责任感，玩忽职守等。在对自然、社会和人相互关系的深入探究中,得出超乎大兴安岭之外的种种原因，抢火时官僚主义盛行等。由此，深度报道于1987年后愈加兴盛。深度报道似乎更多地表现出媒体作为独立于政府与公众的第三方的责任，是知识分子式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但是，承认并承担这份责任，是知识分子努力探出的寻求民主政治的勇敢而坚定的一步。其在思想意义上的启蒙地位开始真正显现：公众从被动接受信息开始有了发问的欲望。

电子媒介方面：电视在经历了风光片、知识片之后，深度片开始走红，纵横古今中外，如：以启发思考为特点的《让历史告诉未来》。⑺广播也不甘示弱，1986年，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借鉴香港电台的直播模式，拿出了一个频率创办了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珠江台每天的节目分成8个板块，全部由主持人主持直播。每个板块的内容都是综合的，有新闻、专题、文艺、谈话等多种内容组合而成，话题很短，语言亲切，信息量大，一天新闻滚动播出十几次。珠江台刚开播4个月，广东台的收听率从原来的46.7%一下子上升到78%。⑻

作为个案，创刊于1984年2月11日的《南方周末》的创刊理念清晰地体现着当时传媒人的思想风格，关振东、左方等人提出“办一张生动活泼的版面”，“大雅大俗”，雅字当头。以知识分子的思想去升华俗的题材以避免庸俗，将雅的题材用知识分子的思想去与民众相通。他们坚称，“启蒙是报纸的灵魂”，作为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桥梁，它应该是双向的，它应该将知识分子思想的精髓，包括科学和民主思想，通过报纸的日常报道普及到民众，同时将民众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心态传达到知识分子中间。⑼

1980年代，思想的相对自由使得知识分子们有足够的空间去伸展自己的各种学说，并且借助媒介话语的力量展现在社会舞台上。这一时期媒介话语所富有的多元艺术表现形式，在启蒙与人文探寻的指向下显得光彩夺目。虽然仅仅是启蒙二字就花去了十年的时间，但是，这种缓慢而有成效的复兴对于经历过深深创伤的中国社会，确是迈出了艰辛而使人振奋的第一步。

三

八九事件使人文寻求论域进入停滞期，此后的两三年内，这种间歇为思潮的参与者提供反思的机会。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市场经济开始得到发展，改革开放的政策与现实促使社会思潮更多地转向实践性和经验性，其注意力从个人的内在世界转向外部环境，从思想价值体系转向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制度。

1992年，中国经济改革提出“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两种新论述，前者意味着国家不允许社会以社会运动的方式和它互动，后者意味着国家把它的新合法性来源极大程度地寄托在经济发展上。⑽这实际上是为此后的社会思潮提供了一个隐喻的范式，一个体制的框架。

1993年在央视1套的深夜播出的电视剧《过把瘾》（根据王朔小说改编），收视率超过了当时黄金档的电视剧。但央视后来只是“应观众要求”在2套的21：00左右重播，始终没有让它进入1套的黄金档。而王朔等人策划的电视剧《渴望》（1990年）就可以在黄金档播出。原因在于，黄金时间的电视剧仍然是传统的“寓教于乐”观念占主导。《渴望》符合这一观念，《过把瘾》则不能体现。这是国家意识形态在媒介上的直接反映。

1993年，前文化部长王蒙在《读书》发表一篇名为《躲避崇高》的论文，为当时正在走红的通俗作家王朔辩护，被认为是为“痞子文学”辩护的代表性文本。王蒙的批评者认为他怂恿道德和艺术标准的降格，悲叹“这是人文精神的失落”，并且认为它是由市场经济带来的商品化的腐蚀作用。但是，所谓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化历程是近现代西方社会世俗价值建构的坚实基础，它不仅是对神权文化的消解，同时也包含着新价值的建构。这表明世俗化决不会无条件地导致痞子化、精神侏儒化，更不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滑头主义、游戏人生的同义语。它实际上应当包含新道德、新规范、新价值的建构，健康的世俗化与道德滑坡、唯利是图没有必然的联系。反观中国的世俗化，对于旧意识形态教条以及文化专制主义的消解作用固然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在新的世俗文化价值规范与行为规范的建构方面却远远不如人意⑾。在这个层面上说，大众文化逐渐凸显出萌芽倾向。

1994年上半年，《读书》的一组“寻思录”问世，对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拓展到了整个文化道德与人文科学领域，其矛头所向扩大到了90年代社会文化转型的方方面面（如世俗化、市场化、商品化等）。根据这一组“寻思录”，可以总括这一时期“人文精神”论者的批判对象，主要是两种意义上的世俗主义，一是近代以来到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功利主义，一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或商业功利主义。⑿终于，作为上层思想的承担者，知识分子群体提出了针对人文精神的思考，同时，世俗化与人文精神的矛盾并没有直接对立起来，因为此时以人文精神为论题的讨论完全就是在世俗化的冲击下产生的。

由此，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探讨至今的关于世俗化与人文精神探寻就成为这一时期媒介话语范式的思想风向标。由于有经济发展论的范式前提，“世俗化”显得具有中国特色。而知识分子们自身的使命感与清高感使他们对世俗化的概念显得难以接受，正统的人文精神才是他们心中的伊甸园。

“人文关怀”因而成为一句响亮而富有使命感的口号。1993年5月1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生活空间》栏目（属于《东方时空》的子栏目）开播，中国小人物的生活故事第一次走上前台，通过媒介展现在公众面前，这种生活中给人以在泪眼朦胧中感受美感的新型节目，使得人文精神为广泛公众所接受，并且成为媒介时刻拿来或标榜或实践的显著话语；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开辟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舆论监督之路，但是，这也从另一个层面上反映出人文关怀附着于媒介之上的无奈——因为在现代体制中，人文关怀更应该由社会各机制共同承担；1996年3月6日，《实话实说》走入普通人的生活，但这个和多数中国人话语习惯有明显冲突的电视节目在媒介的暴露所引起的热潮也给无数说了实话的朋友带来了麻烦（崔永元在《不过如此》中曾如此自嘲）。尽管如此，这一系列被看作是深刻体现人文关怀的传媒表现形式，让所有的传媒人陶醉在自我构建的完美关怀体系中。

对于表现人文关怀的媒介话语范式的发展，江艺平起着重要的作用。自1995年任《南方周末》主编起，她开始用主编的权力将新闻的权利坚定地写在报纸上。这类性质的《南方周末》不是党报，不具有西方主流媒体的定义，而矛盾因然而生。江艺平面临的就是这样尴尬的局面：她能用新闻权利争取那一份原本只属于主流报纸的话语权，而她领导的报纸却因不是主流报纸而不能成为舆论中心。在这种“权利大于权力”的领导模式中，江艺平展示着一份报纸的文化属性。表现在她的办报理念上：“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⒀表现在她的办报方式上：“你见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和新闻在纸上；你见不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和新闻在路上。”⒁表现在她对记者职责的描述上：“记者所履行的职责，何尝不是对公众的一种还债——他要告诉人们世界上发生的新闻，他要告诉人们新闻背后的真相。”⒂江艺平在传媒范式上的探索，一方面铸造着一个世纪末的传媒盛典，另一方面却又因为记者在感动读者的同时感动着自身而饱受诟病，他们以半自由主义的人文关怀去关注新闻事实，然后以半专业主义的方式进行新闻写作，在自己创造的传媒范式中，为自己目前所扮演的道德评判角色激动得热泪盈眶。在这样一份报纸眼中，报道类似“希望工程中国基金会款项事件”、“张君案”的时候，它对世俗化的理解与体制产生了碰撞，南周模式也开始在争议与理解并存的状况下退出了它的辉煌时代。⑦

人文依然，世俗依旧。“人民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感性解放，文化精英却立即焦虑不安。”⒃但是媒介并没有因为知识分子群体对世俗化的排斥而在此有所缺失，1990年代末期，仍然是那些曾经徘徊于上层伊甸园中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开始开创一个公式：娱乐化≠庸俗化，这句小心翼翼的补充常常出现于对于自身栏目世俗元素增多的辩解之中。

四

1990年代末，一方面是“世俗化”泛滥，大众文化普及；另一方面，继承1980年代人文主义与启蒙主义的中国自由主义者指称一部分人为“新左派”，并由此展开了持久的论战。

1990年代的自由主义不同于中国五四时期反传统的自由主义，它认定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上的改良和渐进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革命和冒进；其次，它认为市场经济是推动政治、法律、制度、社会、文化变革的有力武器，也是消除专制基础的有力武器。⒄它强调强自由，弱国家。因而当崔之元们提出超越“社”“资”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创造出一套超越传统两分法的新的语言和话语结构时，自由主义者为他们扣上了“新左派”的称号，并且在日益激烈的学术讨论中呈现出对新左派的妖魔化倾向。

1997年开始，《天涯》杂志陆续刊登王彬彬《读书札记:关于自由主义》（1997.2）、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1997.5）、韩毓海《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1998.5）、汪晖《“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1998.6）等文。此外，《读书》杂志、《二十一世纪》等书报杂志上近年也刊登过一些“新左派”文章（主要有崔之元、张旭东等人）。

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一直停留在学术层面，其媒介话语范式一直带有学术气息，然而大众传媒日益显示出“亲民”属性。其原因首先是经济压力：自1997年1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起，我国大众传媒作为产业进入官方认可的发展渠道。之前由周末版到晚报热再到都市报热的发展轨迹将传媒人的思考轨迹自然地引向传媒的商品属性。塞缪尔·温治在《画出新闻的文化空间》一文中提到，主流新闻与小报新闻的差别在于：一个是公众“需要的”，一个是公众“想要的”。那么，对于这一块因想要而产生的奶酪，传媒没有理由不展开一场盛宴。各类游戏类节目的兴起、娱乐新闻的大量出现，充分弥补了公众的知情欲。由卡耐基自传开始衍变的各类成功学著作则为公众对于财富与成功的渴望寻求了一个发泄与依靠的场所——从早期的《穷爸爸，富爸爸》，再到后期的《谁动了你的奶酪》《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传媒以循循善诱的教导者身份铸造着媒体圣经的神话。

但值得注意的是，媒介在其商品性方面的热衷是否出自于其自身精神的直接映照？韩少功在《哪一种“大众”？》中提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定义为中产阶层的的群体已经由原来的百分之五扩展到百分之七十甚至更多，加上不断补充着这一阶层队伍的广大市民，一个优裕的、富庶的、有足够消费能力的大众正在浮现。”许多人文知识分子转入清贫者之列已成为普遍现象。对财富的寻求与膜拜在媒介频频出现，既是公众心理的折射，也是知识分子群体复杂心态的反映。

其次是政治压力：2004年10月26日，《新周报》创立。创立群体力求将其办为“具有时代和社会责任感的主流新闻大报”⒅它以超越巅峰时期的南方周末作为自己的目标，因而在话语选择上倾向于揭露性与爆炸性的新闻，“南师大女生陪舞案”、“女播音员猝死案”等报道为其迅速打开市场，挑战南方周末的口号也为其吸引了诸多关注。但是，过多地关注负面新闻以扩大发行量的做法以及“长期在制外漂荡，游走于江湖，形成了一种‘边缘心态’⒆”使这份报纸在2005年3月15日正式停刊。

再次是文化心理上的矛盾：2002年起，《南方周末》新任主编向熹重新定位受众群体，“6000000知识型读者”成为其目标受众群，因为他们能影响我们的时代。《南方周末》的启蒙传统开始或多或少地包含着某些孜孜不倦的政治理想，将大众话语由传统党报的枯燥乏味引至一个新鲜的框架，成功地进行着对读者的议程设置。但正因为如此，《南方周末》被异化为“一个道德的化身，一个媒体的圣经，一份右派的报纸，一个政治的评判符号⒇”。这种脱离其本意的评判使其被体制与受众双方所误解，反而使自身陷入孤立状态。

在这样一场寻求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的嘈杂盛宴上，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中国自由主义问题上的分歧并没有掩盖住其在媒介话语范式上体现出的内在一致。⑧那些基本价值和主要关切并没有背离自由主义或当时主要关切为问题取向的论者所以被指称为和自由主义相对立的“新左派”，乃是因为他们的论点被认为或直接或间接地对90年代初中期的中国自由主义状态构成了批评与挑战，而非其当时基本价值立场和主要关切背离了自由主义或不能有机整合进自由主义。(21)而此时媒介话语范式却拥有惊人的一致——媒体均认同人文关怀的取向，尽管不同的媒体表现方式是多元的，尽管不同的媒体在世俗化与精英化方面有着相悖的理念。

五

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从三角张力的笼罩开始，直至寻求人文精神的突破，再至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战，均隐喻在经济发展范式之中。而媒介话语在重重范式之中所坚持的人文寻求取向，既令人欣慰，又为媒介话语的发展提出反思：

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是20世纪初的文人论政还是稍后的政治家办报，其坚持理念的出发点是中国文化知识分子“士大夫”式的责任感，这份责任植根于我们的民族传统与民族文化中。但是，外来理念的冲击要求一个公民社会的建成与完善，这就不仅仅要依靠知识分子的责任与良心，还需要公民对权力与权利意识的重新认识与使用。知识分子，传媒人所担负的角色不再仅仅具有启蒙意义。譬如报纸，其话语范式不能局限于新闻的再现，其工具职能的浮现会打破教化职能一分天下的局面。所以，人文精神内核仍在，但是知识分子这个主体的自我定位将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清高族群，这种身份与职能的转变，对于统一理念下的思潮的不同表现形式可能会产生一定影响。

从空间的角度看，我国地域的特点决定了媒介话语范式在空间上发展的不统一。这就造成了曾经的《南方周末》一纸风行，但是同期其他报纸望洋兴叹的局面，诚然，当时的广东拥有较为开放的舆论环境，而即便如此，《南方周末》也不能摆脱其《北方周末》的戏谑称号。空间不统一，发展方向不统一，使得理论上处于不同时期的媒介话语范式表现在同一时间段。诚然相对先进的范式会对其他范式起到借鉴模式的作用，但是，这也容易造成当年《新民晚报》模式泛滥的局面，影响传媒自身的发展。

戴维·阿什德（DavidL.Altheide）说过，在我们的时代，越来越多的生活内容是被程序化了而不是被生活着，被记录着而不是被记忆着，被搜寻着而不是被理解着。(22)在如此被动的时代中寻找思想光芒的指引永远是一项令人充满欣喜的挑战，我们期待知识界新一轮的拥抱。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思想可以分为三种彼此对峙而又不无交织的思潮：第一种思潮是由经济和社会改革之需要而出现的式的马克思主义和自我转化；第二种思潮立足于对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哲学的重新诠释，可视为立足本土思想资源的传承对西方思潮的回应和批评；第三种思潮则表现为对西方思想的空前的热衷和引进，它不仅是对式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批判，亦试图为解决当下社会政治问题寻找方案。这三种思潮自1978年以来在当代中国新的思想领域中构成一个“三角张力”。当代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个张力场中坚持着人文寻求的方向，由此影响着媒介话语范式①的建构：从1980年代的人文寻求方向，以启蒙为特征，以深度报道为表现形式，到1990年代人文精神在媒介的兴起与世俗化的同时泛滥，再到近期各种压力影响下的亲民属性。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从三角张力的笼罩开始，直至寻求人文精神的突破，再至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战，均隐喻在经济发展范式之中。而媒介话语在重重范式之中所坚持的人文寻求取向，既令人欣慰，又为媒介话语的发展提出反思。

[关键词]思潮，媒介话语范式，人文寻求，人文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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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知识分子范文篇6

摘要：作为当代重要的文化研究理论家，布尔迪厄的后期著述(关于电视)对电视这种占据现代大众传媒主导地位的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解析。本文从电视的活动空间、符号幕力特点、节目媚俗化、知识分子的自主性等方面予以重点解读。

一、揭示电视作为符号暴力的生产空间性质

《关于电视》是布尔迪厄的后期著述，成书于1996年。作为当代著名学者，布尔迪厄的研究对象涉及文学、艺术、语言、教育、法律、宗教、体育、传媒等领域，研究方法更是融合了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等多维的取向，学术成果丰硕。布尔迪厄文化社会理论的基本构架建立于三块基石之上，即“场域”、“习性”和“资本”，这三块基石直接承担起了反思社会科学、观照人生社会的指南，他的电视观念同样在此范围。论文百事通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科学的真正对象并不是研究单纯的个体，而是研究无数个体所构筑的一种“场域”，以及无数场域构筑的一种更大场域的综合性结构，个体则是“场域”中最活跃、为社会建构的、不断更新自己的一些要素。布尔迪厄认为，“电视的发展在新闻场并通过新闻场在其他文化场中所产生的影响，无论就其强度，还是就其广度而言，都是无法相比的。那么，新闻场有哪些主要特征呢?首先，它与文学场或艺术场一样，也是纯文化的特殊逻辑的存在场所，通过记者所造成的相互间的约束和交叉控制，这一逻辑又被强加给记者；其次，新闻场与政治场和经济场一样，远比科学场、艺术场甚至司法场更易受制于市场的裁决，要始终经受着市场的考验，而这是通过受众的直接认可或收视率的间接认可来进行的；第三，新闻场很不利于集体的或个人的自主性的确立，它经常利用与文学或哲学等专业场之间的不确定位置来对这些文化场施加影响。

有鉴于此，布尔迪厄认为，电视在当代非但不是一种民主的工具，还带有压制民主的强暴性质，甚至对政治生活和民主还有不小的危险。“当代文化中电视拥有一种符号暴力，其高收视率和图像功能远远凌驾于文字媒介(如报纸和杂志)之上。以致某个事件或活动如果没有电视的加人，就不足以引起社会公众的注意力，并获得某种回报。其结果是电视构成了对其他媒体的威胁和霸权。电视能够把一切事件都非政治化，也能够把一切非政治事件政治化，大众传播媒介的基本作用是凸现事物以引起公众关注，“我们可以稍稍夸张地说，50位机灵的游行者在电视上成功的露面5分钟，其政治效果不亚于一场50万人的大游行。”

似乎秉承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和阿而图塞的主题召唤理论一样，布尔迪厄认为，电视深人社会的各个层面，无所不在地影响着整个社会，同时，社会也以其国家秩序、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控制和限制着电视的运作发展。从总的社会价值取向看，主流意识形态一般不允许反对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的宣传存在，而且他们还要极力把这种社会结构推销出去，导致某种自觉的潜规划。如媒介人通常善于自我审查，这一点似乎成了媒介人的共性，无论法兰西的电视台还是BBC或VOA，或者日本的记者协会，无不秉持这一“潜规则”。曾担任我国央视主持人的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也指出了这一普遍存在的现象：“电视成了第一大众媒介，在审查上也就首当其冲了。但不好理解与忍耐的是在‘婆婆’还未审查时，大家就‘自我审查’起来。很多好的选题竟然是猜测‘婆婆’不能同意而‘媳妇’把它枪毙了。

结合我国的情况，就我国电视体制改革缓慢沉重的步伐而言，布氏的“电视新闻场”理论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也应当指出，布尔迪厄的电视新闻场理论自有西方独特的媒介批判语境，在电视媒介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这种政治实践性的批判尤其富有现实针对性。而反观今日之中国，由于物质技术条件的薄弱和国民的文化素质状况，电视媒介无疑还是广大受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学习知识的有效手段和休闲娱乐的普遍工具。可以说，目前中国的电视仍然在发挥着文化启蒙的功能，将电视视为“反民主的符号暴力”，这种“法兰克福式的批判”似乎微嫌过早。

二、电视商业化运作导致节目媚俗化

科塞认为，在电台电视以及多数大众流行杂志中，终端产品是许多人通力合作的结果，这类产品只能在极少数的情况下留下单一个性的印记。因为在正常活动的过程中，销路的要求要优先于其它的考虑。同样地，布尔迪厄说：“新闻界是一个场，但却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通过收视率这一压力，经济向电视施加影响。即)收视率从根本上说是媒介市场化的产物，是电视媒介的“他律性”在经济层面的体现，且无论这种经济利益是站在媒体一边，还是站在投资者或广告商一边。不仅如此，久而久之，这种“纯商业的合法性的制裁”还将导致电视行业的职业眼光和内部循环的同质化，布尔迪厄深刻揭露了这一点。这种同质化的一个突出表现，便是电视人常有一种特殊的眼镜，要透过这种眼镜去看世界，他们对某些事物视而不见，对另一些事物则片面夸大。这种选择有一个确定的目标，那就是追求轰动的、耸人听闻的东西。于是，各家电视台纷纷抢新闻、占头条、制造轰动，以求区别于别的同行和其它电视台。从表面上看，这可以使不同电视机构之间产生竞争，促进新闻业的多样化和多元化；但在深的层面却会导致千篇一律和平庸化。“电视不利于表达思想，它必须在‘固有思维’的轨道上运作”，“思想的颠覆性沉沦于老生常谈之中。说到底，电视不过是提供了一种消化过的食品和预先形成的想法”，不同的烹调技艺调制的是同样的新闻，齐放的百花背后掩盖的是大量的雷同。在商业和资本逻辑的强大支配下，商业性的娱乐文化上升为西方的主流文化，电视为此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消费文本。也就是说，商业逻辑将艺术纳人商品交换的轨道，从而使艺术丧失了先锋性和自主性。对此，布尔迪厄给予了直白犀利的抨击：90年代的电视为了尽可能地招徕最广大的观众，蝎力地迎合并利用公众的趣味，给群众提供一些粗俗的产品，典型的有脱口秀、生活片断、赤裸裸的生活经历曝光等，用于满足某种偷窥癖和暴露癖。

虽然布尔迪厄的指摘来自西方语境，但就电视的庸俗化来说，布氏理论对于反思我国的某些电视文化现象仍不乏意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繁荣发展电视艺术和产业应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追求收视率”应以电视节目的“精品化”为前提。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讲，文化逻辑与商业逻辑都可以并行不悖，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我国目前收视率较高的节目一般也都是制作比较精细的节目，所谓“曲高和寡”之说无疑有贬低观众审美能力的嫌疑。并且，我们的电视媒介还具有引领消费需求的文化功能，像马克思说的：“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既然艺术产品能够培养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那种“高品位节目收视率低”的说法，不过是某些创作者用来掩盖其他意图的一个幌子而已。目前，国内某些电视节目媚俗化并有所扩张的趋势已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导致电视节目的媚俗化倾向，主要还在于媒介人士疏于自律、急功近利、缺乏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现象应引起社会各层面的高度重视。

三、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标本场

就知识分子研究而言，笔者认为西方有三大人物值得关注：卡尔?曼海姆、刘易斯?科塞和布尔迪厄。如前所述，习性、场域和资本是布尔迪厄社会学研究的三个概念和武器，由此概念出发的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也构成了他迥异于其他社会学家的研究特色。在《关于电视》一书中，作者特别以电视这一标本“场域”展开了对知识分子的研究，认为，法律场最容易受到权利的影响，而科学场则距离最远。然而，在电视无所不及的历史条件下，传媒化的经济力量渗透到纯粹的科学领域和艺术领域，进而造成了传媒与学人或艺术家的“合作”来危及科学和艺术的自主性。对于“自主”的含义，布尔迪厄举例说：“一个非常自主的场，如数学场，是这样一个场：在场中，除了与自己竞争的同行，生产者就没有别的顾客，竞争对手们完全可以取代他们，发现他们所介绍的成果。”然而在当前，“资本”向“自主”提出了挑战，争夺“资本”成为艺术和科学丧失自主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自身条件来说，知识分子更多拥有的是文化资本(或象征资本)，他们对文化资本的不断追逐，也是实现拥有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累积手段，从而使自身的自主性丧失成为可能。电视邀请学者走上屏幕，经过剪辑和整理，结果只能是维护电视而不是批判它，学者则借电视的力量成为明星，产生了与媒体的一种隐秘合作。随着电视自身的经济活力和影响力成为媒介焦点，电视还往往以排行榜一类的手法来暗中实施商业化的策略，结果使得作者和记者互惠互利，并排斥打击了另外一些与电视促销无缘或抵抗这一商业逻辑的行业。一些人误以为成功与否取决于传媒的认可和获得的知名度，而不是科学界和艺术界自身的评价和检验。电视遂开始扮演真理裁判的角色。

毋庸置疑，社会科学理应独立自主地确立自己的社会需求和作用，所以布尔迪厄认为，“剥夺知识分子用自己的标准评价自己和自己的生产的特权这样一种倾向”为“最严重的危险”。那么，怎样才能获得自主性呢?一般来讲，在最为自主的生产场域，最引人注目的是生产者建构了他们自己的市场，但生产者只把自己的竞争者作为消费者，因此他“呼吁开创一种新型的参与方式：集体性知识者，从而，知识的生产者们能够首先通过确立自身作为一个群体的独立而存在。具体的办法则是“必须建筑一种象牙塔，人们在塔内互相评判，互相批评，甚至互相斗争，但相互都知根知底，明明白白；在塔内尽可以对阵，但用的武器应是科学工具、技术和方法。”

媒介知识分子范文篇7

由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及知识、知识分子的结构转型可以大致分为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转型约当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主要表现为思想－观念层面的转型，官方名之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知识界则名之为“新启蒙运动”。当时中国的社会变革基本上还停留在观念转型与舆论准备阶段，尚未全面进入实践层次（除农村外），因而带有突出的思想革命、意识形态调整的性质。“思想解放”或“新启蒙”运动之于知识界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与人文科学知识）和知识分子阶层（包括人文知识分子与科技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社会角色、社会地位及阶级归属在整体上得到了重新评价，“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个毛式民粹主义口号被否定，知识分子被明确地定义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对于无知的优越性、知识分子对于大众的优越性得到了重新肯定。这种重新定位和重新认识在当时还没有触及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并没有什么明显变化。

更值得指出的是，所有这些思想观念的转型，作为用以消解与颠覆原先意识形态（以政治为中心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新意识形态话语，主要仍然是由人文知识分子来阐释与建构的。活跃于当时思想界、理论界的几场主要讨论，如真理标准的讨论，人道主义的讨论，都是由人文知识分子在高层权力精英的支持下发起和主导的。这样，在社会转型之初，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仍然扮演着比科技知识以及科技知识分子更为重要的舆论领袖作用，发挥着更加重要的公共意义。文学、美学、历史学、哲学等人文科学一时成为显学，它们共同掀起了所谓“文化热”（其实是人文热），充当了思想解放的急先锋，除了真理标准和人道主义的讨论以外，当时文学、哲学和史学领域还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主体性的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等等，这些讨论的重要特点就是其夸学科的广泛影响力和参与度。它们无不紧扣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时代主题，切入政治权力中心，成为普通大众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它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强烈的政治关怀，来自于它承当的政治批判、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等多重使命。[1]这个时期没有打破而是继续延续了传统中国社会那种以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知识结构与知识精英结构。政治与文化、政治家和人文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新政治需要文化改造运动相伴随，文化改造运动政治在思想层面上的反映，也在思想层面上赋予新政治以合法性。它也表明当时中国社会各界，从知识分子到一般大众，依然保持了极高的政治热情与意识形态热情，他们对于政治理想与人生价值的重建的热情依然超过了对于物质改善、经济发展的热情，务实的、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与社会尚未流行，他们对于一篇反映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小说或报告文学的兴趣要远远超过对于一项技术发明的兴趣。人文知识比之于科技知识更接近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与大众生活中心，这就是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依然能够保持中心地位的社会文化氛围。

2、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社会转型进入了第二阶段，就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状况而言，这个阶段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是人文知识和政治场域、人文知识分子和权力精英之间的“蜜月期”宣告结束，技术官僚的时代正式来临。

第二阶段的社会转型已经从思想观念层次进入了实践操作层次，并以经济领域为核心全方位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此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只是一种口号或意识形态话语，不再只是舆论准备，而是切实落实为全国上下实实在在的实践行为与生活方式。与经济建设关系直接而紧密的科技知识，不只是在口号上成为“第一生产力”，而且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中成为实际的第一生产力，社会发展的方向切实地而不只是观念地发生了变化。更加重要的是，1990年以降，政治权力的合法化基础不但不是革命时期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意识形态承诺，而且也不再是80年代初期的新意识形态话语，而是可以计量的国家经济增长与可以感受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90年代是一个量化的时代，一个指标的时代，一个米袋子和菜篮子的时代。

这是一场由人文知识分子肇始、推动，后来又为很多人文知识分子所诟病（特别参见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的变革，它严重地威胁着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在80年代还仍然保持的中心地位。知识社会学告诉我们，在知识生产的自主性还没有充分获得的情况下，任何类型的知识和知识分子都只有通过其与政治权力、市场需求或大众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才能确保其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90年代人文知识和人文知识分子边缘化，根本上源于其和政治中心的原有“联盟”的解体，同时又没有能够及时建立其与市场及大众的新联盟（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文知识分子都是这样，其中一部分充分利用大众媒介进行了面向市场和消费的符号，成为新媒介知识分子或电视知识分子，详下）。

当一种政权不再以意识形态的承诺为其合法化的基础，不再将意识形态的论争作为其权力运作的主要途径与手段，而是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量化的经济发展指标上时，它就很容易发现，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知识的关系是直接而紧密的，而与人文知识/人文知识分子的关系则是间接而松散的。能够转化为物质生产力的与其说是笼统的“知识”，不如说是科技知识，尤其是技术知识。如上所述，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具有改革意向的政治精英需要同样具有改革意向的人文知识分子来为权力和政策的转移进行合法化、正当化论证。这使得他们之间的差异被他们之间共同诉求所暂时遮盖。这也是8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光荣与梦想”的最重要基础。到了80年代中后期，在政治精英看来，这种合法化工程已经基本完成，知识分子的进一步政治改革要求与政治精英的“稳定”需要发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冲突。何况在人文知识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中国，人文领域的论争总是直接与政治相关，它既可以为特定的政治服务（如80年代的思想解放），也可能“干扰”特定的政治（如90年代的政治精英所认为的）。政治精英们意识到，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掌握“思想解放”的“度”是极其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与改革的进行。在这个意义上说，非政治化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技巧。人文学科的非政治化的具体措施就是所谓“不争论”，亦即对意识形态以及重大人文学科领域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的语境中从来不可能是纯粹的“知识”问题）进行悬置与淡化。与此同时，科技知识取代人文知识确立了自己与政治权力场域的紧密联系，相应地，科技知识精英也一跃而成为知识分子精英结构的中心，并大规模地入主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岗位，成为新的政治精英或政治精英的技术顾问。对一个以经济建设与发展生产为中心的国家政府来说，它所需要的管理人才当然不再是高谈阔论的人文知识分子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精英多来自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政治学、法学）不同，中国新技术时代的政治精英不但几乎和人文学科领域绝缘，而且也很少来自社会科学领域。[2]这一点很突出地显示出90年代社会转型的技术主义、经济主义、物质主义取向。仿佛国家只是一个经济体，一日三餐就是最大的政治。

当然，“胡、温新政”之后，这种情况似乎逐步发生了变化。一个很直观的迹象是，在新公布的十七大政治局常委中，出现了具有社会科学学历的新政治精英，从而打破了原先清一色技术专家的格局。[3]依据我的解读，增加最高政治精英结构中具有社会科学学历背景的人员比例，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出中共新政权改革理念的微妙转化：在继续坚持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强调社会发展和政治改革，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模式取来原先的单一经济发展模式，用“又好又快”的新发展观取代原先的GDP崇拜。

3、第二阶段的社会转型的特殊之处还深刻地表现在全社会普通大众的价值观念与生活理想的转变。知识分子及其所从事的知识生产活动从来不能脱离其所生存于其中的社会文化土壤，除了政治体制等制度性因素外，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与生活方式同样对知识的生产（比如何种知识得到大规模生产，何种知识只能小规模生产，何种知识几乎不能被生产出来等）以及知识分子的精英结构（何种知识分子得到社会的认同、认同的程度如何等）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说传统中国社会成员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导致了老百姓重文人轻工匠、“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观念与人生理想，把进入士大夫阶层当成自己的奋斗目标；而在解放后30年高度政治化的大一统社会（其特点是几乎所有的社会活动与社会生活都表现为政治活动与政治生活）中，大众当中所流行的是高度政治化的革命理想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价值观（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入党、当“劳模”），那么，80年代后期以来，上述两种价值观都逐渐地变得由盛而衰，由衰而绝，取而代之的是世俗主义、实用主义、物质改善主义、甚至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这是第二阶段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是意识形态导向的政治社会向市场导向的消费社会过渡的必然结果。90年代占主流地位的大众生活方式可以概括为：以欲望为杠杆，以金钱为动力，以理财为手段。实利原则、现实原则取代了原先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与80年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90年代的大众变得更加现实，他们对于意识形态的关注程度已经大大下降，而在一个意识形态与人文科学一直相互牵连的中国，这种情况必然连带地导致对于精神、灵魂、意义等一切人文问题和人文价值的冷漠。[4]

大众生活观念、价值观念的转变使得知识及知识分子与大众生活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并直接影响到大众对于知识与知识分子的评价标准的变化。知识社会学已表明，知识活动只有获得社会文化价值与大众生活理想的支撑，才能有生存与发展的土壤。因此，人文知识与科技知识在知识系统内部的等级关系常常取决于它与一个时代流行的文化价值观念及大众需要的关系。今天的大众关心现实胜过关心理想，信奉物质胜过信奉精神。一点物质的享受、些许经济状况的改善、家庭收入的微弱提高，比各种理想与主义都更能使他们感到实实在在的满足。这就是盛行于当前中国大陆的“过日子”的哲学。[5]

生活观念与大众价值取向的这种变化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知识及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的评价的改变。当人们用实用主义的观念与尺度来评价知识与知识分子的作用时，务虚的人文知识自然不敌务实的科技知识，尤其是技术知识。技术知识以其贴近日常生活、具有直接的实用功能倍受信奉实利原则的大众青睐。人们乐此不疲地从各种生活小常识、生活小巧门类的通俗普及读物中，或通过专家咨询热线，向技术知识分子请教生活之道、治家之术、理财之法，而不再热衷到哲学大师、文学巨匠的作品中寻找生活的意义、人生的真谛。在广播、电视以及其他大众传媒中，各种生活知识有奖问答吸引了大批的听众（结合巧妙的商品推销广告），却绝少有谁打电话向人文知识分子讨教“人生”问题。不要小看这一现象，它表明了大众生活“导师”的易位。如果说从前的大众导师一直是以阐释人生观价值观见长的“士”阶层或人文知识分子，那么今日的大众导师则是那些知道如何保养身体、调节心理、合理治家理财、正确处理夫妻关系，能够告诉你如何选择和维修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的各色技术专家，导师角色的这种易位，是两种知识分子地位变迁的又一重要信号。如今，“专家”的话就意味着科学，而科学则意味着幸福、合理以及权力。

这种实用主义与世俗主义的社会文化氛围必然对于知识阶层的择业观念产生重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青年知识者涌向技术专家的领域，高科技与经济管理是他们的首选职业。结果出现了以技术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利益集团以及与之相关的新社会阶层。直接从事经济或技术活动的企业家阶层与中产阶级人员最为引人注目并受人艳羡。这一阶层基本上是一些企业精英与市场新贵。他们的出现应顺了中国社会市场化转型的历史趋势，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今后中国社会的一支不可忽视的新权力阶层。相对而言，从人文知识分子转化而来的新权力阶层要少得多。其中原因不难理解。人文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与个性特征决定了他们常常缺乏技术知识，并与具体社会实践活动相疏离。这决定了他们很难直接从事经济活动（包括生产活动与商业活动），也不太适应具体的管理工作（这方面的人才主要来自社会科学领域，如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

4、90年代以来，知识界发生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人文知识分子阵营的内部分化。其中一部分仍然秉持批判立场和专业精神，在被政治权力疏远的同时，没有和市场或大众结成新的联盟，保持自己的学院知识分子身份；另一部分则适时调整了自己的价值立场和话语方式，放弃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和学院立场，面向市场为大众生产消费性符号，在权力和市场的同谋游戏中实现了政治和经济的“双赢”，成为所谓媒介知识分子或电视知识分子。

媒介知识分子的出现得力于大众传播、消费文化和文化市场在90年代的迅速繁荣，也得力于文化生产场域的分化。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在现代社会，文化生产场除了与政治场域、经济场域相对分离外，其内部还分化为“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和“批量化的文化生产场”。“有限的文化生产场”的特点是高度自治，场域游戏的参与者努力争取学者同行所组成的学术共同体的认可，他们争夺的是高度专门化的、相对独立于经济资本的文化资本、学术资本，标举“纯学术”或“为艺术而艺术”，抵制政治标准和经济标准的入侵；而“批量化的文化场域”则更多地指向直接的商业成功和大众认可等“外在”标准，它生产的是可以迅速或现成地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文化商品。

从这个理论模型看，于丹、易中天等所谓“学术明星”既不同于那些供职于大众媒体的娱乐界、新闻界从业人员，也不同于在“有限文化生产场”获得承认的学者。他们的特点是：既和其他学者一样供职于大学这样的学术机构（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又像娱乐业从业人员一样遵从批量化文化生产场的逻辑——商业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名义上是学者、大学教授，却并没有被同行——学者共同体——所认可的创造性学术成果，而是通过与主流大众媒介的结盟，为大众生产快餐式的“知识”和文化产品——文化口红般的随笔散文（余秋雨）、心灵鸡汤式的人生哲理（于丹）和大话化的历史故事（易中天）。这些产品的商业性本质决定了它或许会商业化地消费与利用历史上的人文科学经典，却不会推进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学术积累。与大众文化的其他明星一样，媒介知识分子或电视知识分子是商业策略的产物。

5、不过，我虽然援用了布迪厄的分析模型，却并不认为90年代以降中国大陆学院化学术知识生产（大致相当于布迪厄说的“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已经获得了自己充分的自主性。这个问题可以结合以量化考核为核心的学术体制建设来谈。

新时期伊始，随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政策的出台，学术研究的自主和尊严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但在80年代，学术界并没有出现官方推进的学术成果量化考核体系，没有我们在90年代所见到的表格大战、量化考核、数字化控制等现象，大学教师在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一般都还享受一份清闲和从容（虽然经济生活方面还比较清贫，以至于在八十年代后期出现了“穷不过教授”“研究原子弹的比不过买茶叶蛋的”之类说法）。

进入90年代后期高校体制改革阶段，中国的学术体制化进入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一方面是快速推进，另一方面是怪象丛生。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这次学术体制化特别凸现出政府的主导作用、浓重的利益驱动以及烦琐复杂的数量化管理诸特征。可以是说政府与市场，而不是知识界，才是这次体制化进程的真正推动者。本来，在一个学术体制很不健全、政府办高教、科研机构直属行政机关领导的国家，学术体制的建立需要借助国家政府的直接推动和参与具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这就像在一个没有市民社会或市民社会传统非常薄弱的国家，常常需要由政府直接出面培植、扶持市民社会。90年代中国学术体制化的速度和力度离开了政府的直接介入和大量资金投入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借助政府力量推进学术体制化应该是也只能是在中国特殊语境中采用的暂时的过渡性手段，其最终目的仍然是培育学术场域的独立和自治。这是一种采用非自治的手段达到学术自治目的的特殊途径。也就是说，政府应该以组织者的角色推进学术体制化，而学术体制化所应该遵循的原则、学术体制内部的运行规则则应该让知识分子和专家群体来确立，这样才能保证学术体制化真正能够做到保护学术研究、使学术研究按照自己的自主原则进行的作用。说得更加明白一些：政府的扶持学术场域的目的最终目的恰恰是最后取消这种扶持――就像父母扶持孩子走路的目的是为了最终彻底摆脱这种扶持，而不是为了借此控制孩子使之彻底丧失自立的能力。

遗憾的是，现在进行的学术体制化好像不是向着这个方向发展，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把体制化作为操纵学术、控制知识分子的手段。这个学术体制化进程由于掺入了过多的非学术动机而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学术自主的方向。就高校而言，一方面，各个高校都制定了非常复杂、看似“科学”“客观”的量化学术评估、学术奖励、学术资助体制（以及与此相关的教师职称晋升制度、福利待遇制度等等），资金投入的力度也不可谓不大；但另一方面，这套评估、奖励和资助体制又严重违背了学术研究的自身规律，它体现的是高校领导通过学术、学术GDP来创造所谓“政绩”、跻身所谓“强校”“名校”行列的思路。结果是，尽管各个高校都制定了非常复杂烦琐的量化考核体制，论文和项目的数量上去了，学位点增加了，教师――特别是那些能够及时适应这个学术体制的教师――的待遇也的确是上去了，但是学术的质量却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出现下降趋势。学术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浮躁风。

问题恰恰在于，这样的学术“”运动完全违背了学术的自身原则，它只有体制化之名而无体制化之实，最多只能说是被权力和金钱严重扭曲的伪体制化：把量化的标准推进到了非常荒唐的程度，并完全根据刊物的行政级别来判定所谓学术论文质量；制定了非常繁复的表格让学者们（特别是那些正在学术研究黄金时期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一天到晚忙于表格大战；学术评估和科研考核的周期过短（长则三年短则一年一考核），使得研究人员无法潜心进行需要长时间积累的重大学术课题的研究，等等。更加荒唐的是：越是适应这个所谓学术体制的人就越是名利双受，成为“填表教授”（整天忙于填表）、“跑点教授”（整天忙于跑硕士博士学位点）、“项目教授”（一个人同时作几个甚至几十个项目，有人戏称为同时烧几壶水，结果一壶也烧不开）、“行走教授”（整天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讲学”）。追求学术GDP还导致抄袭成风，其滋生的速度比媒体上曝光的速度还快（抄袭成风本身就与片面追求学术GDP之间存在必然联系）。

这些弊端已经被许多有识之士反复撰文批评，但效果却并不明显。现在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是：人文科学领域的学者被数字霸权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几乎完全没有时间从事人文科学研究所需要的沉思默想――我喜欢称之为“发呆”――的时间。我这里说的“发呆”并不是非生产性的白白浪费时间，而是一个真正的人文学者在孕育重大的创造性思想时必不可少的“冥思”状态，是最富于生产性的时刻。此时学者绝对不能为一些急功近利的杂念（比如一篇核心刊物的文章可以记几分、拿到多少奖金等等）所缠绕，以便面对一些真正永恒的问题。我们难以想像：如果海德格尔没有那个远离尘嚣的小木屋，如果康德整天想着发表多少文章以便完成考核，他们还能够成为一代哲学伟人！大家能够感同身受的一个最直观的印象是：九十年代以后学者开始追求的数量，他们的收入提高了，但是也不象八十年代那么清闲从容了，他们没有了为一篇论文、一个观点而长期积累、慢慢推敲、精打细磨的时间和心态。

就与文学关系特别紧密的人文研究领域而言，目前的学术体制化还存在自然科学、特别是实用性技术科学的霸权。现在各个高校的科研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照搬自然科学的模式，不但追求量化，而且片面强调实用性（能否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否能够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等等，片面强调应用性、强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但是人文科学的性质决定了它和自然科学的根本区别。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意义和价值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非数字化甚至反数字化的。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深刻的人生哲理是通过数字公式表达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学术体制存在的弊端。为了克服这样的弊端，出路不是重新诉诸反体制的“暴力革命”（“造反”），而是建立真正科学的学术体制。真正科学的学术体制是以学术为本位、以学术自主为核心的体制。也就是说，我们的学术体制建设的目的和途径都应该是为了让学术摆脱非学术因素――不管它把自己装扮得多么“科学”、“客观”，多么具有可操作性——的干预，让学术更好地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

5、中国似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民粹主义时代，弗兰克•富里迪对英美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倾向的描述似乎也是今天中国的写照：

如今，真理、知识和道德价值越来越不再被认为是绝对的，而是代表着持有者的立场；知识分子也自觉地不再充当普遍真理的代表，而是特定群体或特定身份的代言人，高压文化和通俗文化不分轩轾；博物馆和美术馆进入社区，展示早已被各种认可或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图书馆里增设咖啡厅，努力把自己变成休闲场所。学校越来越追求满足学生的需要，大学教师被要求去‘支持’而不是改变学生；教师降低姿态，自称也在学习，同时也降低要求，一味肯定和鼓励学生的观点和努力。不同观点的讨论被等同于人身攻击。；学术自由变成了对教学成果的量化检查；生活的经验被与学习而得的知识等量齐观。

[注释]

[1]这一点与90年代许多人文知识分子倡导的“学术独立”、“坚守（学术）岗位”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2]笔者虽然没有进行过严格的统计，但是大家可以依据经验加以判断的一个事实是：九十年代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精英绝大部分出身于科技知识分子，或具有相关的学习或研究经历，其中尤其以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技术专家引人注目。

[3]仔细比较十六大和十七大的政治局常委的学历构成，会发现社会科学专业毕业的人数有所增加。十七大常委的学历构成：，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河川枢纽电站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工程师；吴邦国，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电真空器件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工程师；，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程师；贾庆林，河北工学院电力系电机电器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李长春，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工程系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工程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贺国强，北京化工学院无机化工系无机物工学专业毕业，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北京石油学院勘探系地球物理勘探专业毕业，大学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其中新增常委中、所学专业都属于社会科学。相比之下，十六大的曾庆红、吴官正、罗干全部是工科毕业（曾庆红，北京工业学院自动控制系毕业，工程师；黄菊，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电机制造专业毕业，工程师；吴官正，清华大学动力系热工测量及自动控制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程师；罗干，民主德国富莱堡矿冶学院机械铸造专业毕业，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媒介知识分子范文篇8

从90年代至今，“知识分子”这个称呼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已尽失其光环——尽管这个光环存在的时间并没有多长。今天，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常常喜欢以“知道分子”来自我调侃。我想，这之中既有对自身所属群体的无法认同，也有无奈之中的自我保护。知识分子在大众媒体上乃至不少人的心目中，表现为一种并不惹人喜爱的刻板印象：他们喜欢“忧国忧民”，喜欢“愤世嫉俗”，但他们也仅仅停留在“高谈阔论”阶段；他们往往表现出道德卫士的样子，但最终不是失之迂腐，便是失之虚伪。另外，在一个以实用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中，知识分子惯常的“批判”立场也显得不合时宜，“建设性”才是正确的做法。

说知识分子群体集体死亡也许有点过分，但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确实处于严重的分裂之境况，当然我们可以先不急于对这一境况进行评判。在80年代形成短暂的社会改革和思想启蒙统一战线之后，90年代之后的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发生了难以逆转的分化。以价值取向和自我身份认同而论，广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至少呈现出四种典型的样态：（1）传统知识分子。这在年龄较大的知识人中比较常见，他们仍然抱有较为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在道德上颇具保守主义色彩，但社会变迁的复杂程度已经大大超越了他们所拥有的话语资源。因而，近年来他们在大众媒体上已近乎失声，反而变成了媒介有关“知识分子”的刻板印象的主要现实来源。（2）名利知识分子。对于此类知识分子而言，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地位主要是带来声望、金钱或权力的工具。因此，他们或者与大众文化市场结合起来，成为畅销书作家、媒介上的“学术明星”；或者与体制结合起来，学而优则仕，成为政府智囊团成员或直接成为官员。（3）专家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往往栖生于学科壁垒较高的专业领域，有较为精深的专业素养。相对于关怀社会普世价值，他们对专业的价值理念和知识进展有更积极的追求。在认同上，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看作是一个专业人士，以解决学术问题和专业问题为目标，而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良心”。（4）公共知识分子。这是最近几年才被中国知识界和传媒界频繁使用的字眼。从字面意思来看，它主要强调了一种与“专家”不同的精神气质。与专家知识分子相反，得以形成公共知识分子之自我认同的，并非其专业知识，尽管在学科分化的今天，他们在职业上也体现为某个专业领域的“专家”，但对社会普世价值和公共问题的关注才是其为学之本，专业只不过是具体的思想路径和影响方式。换言之，对公共领域而非专业领域的批判性参与，才是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关键。[1]这样说，是否已是未经省察地将某种光环赋予了“公共知识分子”？事实上，若论及“知识分子”的本义，便一定是包含了“公共”的含义在其中。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起源于19法国与俄国，特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但是，晚近几十年国际知识界对“公共”两字的刻意强调以及有关“公共知识分子”（或“普遍知识分子”）的争论，恰恰反映出知识分子群体“公共性”光环的危机，它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在我看来，如今每一个试图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或为公共知识分子而欢欣鼓舞的人，都必须面对两个问题的拷问：其一，作为对复杂的社会问题进行批判的知识分子，如何看待因学科精细化而带来的专业性增强的事实，以及与此相伴生的高度分化了的社会诸领域需要更为专业的知识去“打理”这一事实？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一个非经济学专业的知识分子涉及到经济-社会现象的时候，他是否有足够的知识去理解和评判那种经济现实？他的意见是否就因为他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而更为重要？换言之，难道仅仅道义立场就可以弥补专业上的不足？其二，作为强调“公共”的知识分子，又如何看待公共利益界定的困难？当某人自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时候，或多或少认为他的意见代表了“公共利益”，但谁能保证这不是假公共利益之名行集团利益之实？又或者这只是某种“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哲人王心态使然？即便我们不认同自由-多元主义者全然否定公共利益存在的观点，但是，在一个利益高度分化的社会中，公共利益究竟存在于什么地方、由谁来定义却大有争论。事实上，任何人，任何机构或任何群体恐怕都难有将自己称为公共利益一贯代表的根据。

那么，我是否取消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的依据？并不然。事实上，面对利益分化和知识分化的社会现实，公共性的重建是极其重要的问题。我所质疑的只是这种公共性的内涵。大众传媒对权力的依附以及媚俗的性格使我们不得不去深思由它所赋予的光环是否掩盖了深层的事实[2]——学者的“名流化”，“演播室专家”、“电视知识分子”的大量涌现或许就是一个典型的表征。或许我们应该将目光从公共知识分子身上移向公共领域本身。将公共性建基于公共知识分子的道义力量上，不若强调建构真正的公共领域。毫无疑问，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完善依靠知识分子的努力，但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却绝对无法代替一个健康的公共领域本身。强调公共领域让我们能把握住最关键的环节，同时也使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卸下既不必要的也无力承受的重担。公共知识分子大可不必将自己看作是“社会良心”的代表，他代表的只是个人的良心，而这种良心来自于他对知识和道德的诚实；他也不必言之凿凿地称自己的观点代表的就是“公共利益”（我认为这是一种虚妄），而只将自己的观点看作是诸多平等观点中的一种——换言之，他承认社会的多元性，承认利益冲突的存在，承认不同社会处境的人们对同一事物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他与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多元主义者不同在于：他同时也承认不同利益集团的社会成员在对话的基础上达成相互理解和普遍共识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一种利益集团之间完全诉诸权力的宰制和妥协，无论这种权力来自于政治、经济抑或是文化资本。

不管这种看法是否带有过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我看来，这样个人本位的理想主义，远远好过宣称自己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哲人王”式的理想主义。恰恰是这种心态才是公共领域得以形成的心理基础和道德基础。真正的知识分子理应会认同哈贝马斯对交流中“诚意”的强调，并且以此作为自己在公共领域中发言的原则——值得指出的是，在“诚意”和“公共性”之间，有着非常微妙，但非常关键的联系，正如荀子“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一语所包含的深刻的心理洞见。这样看来，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中的角色，不是支配者，不是利益集团的代表者，但同样也不宣称是普遍利益的代表，他是公共领域中“对话”的倡导者、参与者、推动者、反思者和批判者。对于公共领域而言，公共知识分子们要做的，除了就具体公共事务积极发言，更重要的是推动建立一种有助于推动理性对话的“发言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将我所说的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称为“最低限度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份所内涵的“公共性”，乃指捍卫公共领域对话之根基，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社会公共性的不断参与重构。而这是一个远远没有达成的目标。今天知识分子群体面临的窘境是，许多人要么无法发出声音，从而无法“公共”；要么他所发出声音，在商业和政治场域中被主流化，从而失去其批判的锋芒，不再是独立的“知识分子”。这种情况正反映出，我们的问题首先不在于没有“公共知识分子”，而在于没有“公共领域”。

[注释]

媒介知识分子范文篇9

一

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正处在一个旧世纪的终结和一个新世纪的降临、一种社会形态的渐隐和另一种社会机制渐显的时期，社会转型的冲突、分化、无序与寻求共容、整合、有序的努力一起为这一时期的中国电视剧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用“中国特色”来搭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桥梁的过程中，消费市场和消费社会也在中国悄然出现，整个社会越来越被这一消费现实所深刻影响，于是，中国电视剧既经历着从国家文化向市场文化的过渡，又面临着国家文化与市场文化的共存，所以，对于中国电视剧来说，一方面是“主旋律”电视剧在继续努力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威，另一方面是大量的通俗电视剧通过市场机制来形成文化产业格局。而参与电视剧生产的一些“知识分子”，作为政权和市场这两种力量的人，也作为电视信息传播的“看门人”则常常试图借助于这两种强势力量来表述知识分子对历史和现实、社会和人生的批判性认识和反省。国家的政治控制、市场的经济支配、大众的文化诉求、知识分子的理性意识都成为制约电视文化的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融合的社会力量。国家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共生现实，可以说是一幅巨大的历史天幕，中国电视剧便在这幅天幕下书写自己的历史。

中国政府一直重视电视剧的政治意义和政治效果，反复强调，电视剧以现代化的电视传媒为载体，具有覆盖面广、反应迅速、接受便捷而不受时空限制等特点，其影响力和感染力都超过了其他传媒。

1958年5月1日，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即后来的中央电视台）开始首播，1个多月以后，中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播出。可以说，电视剧几乎与中国电视一同诞生。当时的电视剧主要是尝试用一种戏剧化的形态来阐释国家政策和理念，是利用电子媒介进行宣传的试验性手段，如同当时处在非普及状态的电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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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轻现实题材、重闹剧轻正剧、重长篇剧轻短篇剧、重重大题材轻普通题材、重起用域外演员轻国内演员等倾向”。同时政府官员还明确批评，“不少现实题材的电视剧没有用浓墨重彩去表现工农兵和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奋进精神，却热衷于表现不健康的男女情爱，用一种不加批判甚至欣赏的态度去表现‘婚外情’或‘三角恋’”，“有些电视剧追求离奇的情节、追求收视率而严重违背史实和常识，给青少年灌输了模糊观念和错误思想”。对于政府来说，“电视剧工作者不要仅仅认为自己只是个文艺工作者，应该认识到首先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其次才是电视传媒的文艺工作者”（注：参见《中国电视》2000年第7期第4页。）。基于对电视剧的重视，政府电视主管部门采取了种种行政和导向手段来保证中央与省级电视台在黄金时间要播出表达主旋律意识的国产电视剧，减少娱乐性古装戏、武打戏等通俗电视剧的播出。显然，电视剧的市场化、通俗化与政府的主旋律要求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冲突。市场化冲击了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娱乐倾向中的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影响了国家意识形态所维护的道德秩序，所以，国家意识形态便通过政策、甚至法规来确定符合国家利益的公共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限制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宣泄和个体欲望的表达。

在市场文化与国家文化相互冲突的同时，执著于启蒙传统及高雅艺术追求的知识分子文化也常常表现为中国电视剧的一种微弱的批判力量。一些传统知识分子围绕着电视剧的社会意识形态本质、审美本质，电视剧的社会功能，电视剧创作主体的使命与责任，电视剧与观众，电视剧与市场，电视剧与文化全球化问题，电视剧文化中的媚俗倾向等等对电视剧的市场化提出了批评。2000年，一位教授在一篇长篇论文中，列举了精英知识分子与流行文化之间的12种冲突（注：曾庆瑞：《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上）——回眸20世纪90年代一场电视剧文化的较量》，《杭州师

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立场对电视剧市场化所带来的结果几乎做了完全否定，以一种“激进”的“反市场化”的姿态代表了相当部分知识分子对包括通俗电视剧在内的大众文化现状的一种忧虑。当然，中国也有相当部分知识分子对电视剧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平民性、通俗性做了积极的肯定，认为电视剧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媚俗性虽然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但这种变化使电视剧能够脱离教化传统、脱离贵族化的精英传统，为大众带来心理愉悦和精神释放，本身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

80年代以来，关于电视的雅与俗、主旋律与娱乐性、市民化与艺术化、通俗化与精品化、现实题材与历史题材、还原历史与戏说历史等等无休无止的理论争论，从80年代初期围绕《敌营十八年》到90年代末期围绕《还珠格格》的一次次批评，其实都反映了政府立场、商业立场和知识分子立场之间复杂的意识形态冲突。而在这些冲突的同时，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之间也常常在通过权力较量、谈判、协商来寻找结合部和协作点。

二

在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大量出现，应该说是电视文化冲突的一种必然结果。无论是国家立场，或是市场立场，以及知识分子立场，几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历史题材”作为自己的生存和扩展策略。“历史”远离了当代中国各种敏感的现实冲突和权力矛盾，具有更丰富的“选择”资源和更自由的叙事空间，因而，各种力量都可以通过对历史的改写来为自己提供一种“当代史”从而回避当代本身的质疑。历史成为了获得当代利益的一种策略，各种意识形态力量都借助历史的包装粉墨登场。

在众多的历史剧中，大量“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出现，是国家意识形态表述的重要现象，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在党史上记载的每一件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那些改变了历史进程、走向的事件都几

乎陆续被改编成了电视剧，中国近代现代历史上所有曾经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也都几乎成为了电视剧题材，无论是以“记事”为主的文献性电视剧，或是以“记人”为主的传记性电视剧，它们都将视野“投向今天正直接承传着的那段创世纪的辉煌历史和今天还记忆着的那些创世纪的伟人”，“历史在这里成为一种现实的意识形态话语，它以其权威性确证着现实秩序的必然和合理，加强人们对曾经创造过历史奇迹的政治集团和信仰的信任和信心。……主流政治期待着这些影片以其想象的在场性发挥历史教科书和政治教科书无法比拟的意识形态功能。”（注：尹鸿：《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第8页，北京出版社1997年。）这些历史剧对文献性与故事性、纪实性与戏剧性、历史观与生命观、历史事件与人物个性、史与诗的特殊理解和处理，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电视剧类型。

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古典和近代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增加也是“主旋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历史人物题材如《司马迁》、《林则徐》、《孔子》、《詹天佑》、《杨家将》等传纪性的电视剧，或者是历史事件题材如《北洋水师》、《太平天国》等文献性的电视剧，它们都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表达爱国主义精神为基本视角，用中国文化的历时性辉煌来对抗西方文化的共时性威胁，用以秩序、团体为本位的东方伦理精神的忍辱负重来对抗以个性、个体为本位的西方个性观念的自我扩张，用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的侵略行径来暗示西方国家对现代中国的虎视眈眈，用爱国主义的历史虚构来加强国家主义的现实意识，历史的书写被巧妙地转化为对现实政治意识形态建构的支撑和承传。

根据中国古典文学改编的电视历史剧，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则是国家行为、市场力量和知识分子参与的一种共享资源。根据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36集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于1987年5月在中央电视台和香港亚洲电视台同时播出，最高收视率达到70%以上，在内地和香港同时掀起了“红楼热”。此后，中国四部古代小说经典的其余三部——《三国演义》(1994)、《水浒传》(1998)、《西游记》(1988)——都陆续被改编为电视剧。政府将这些电视剧看作中国古典文化精华，希望通过这些古典文化来抵抗西方文化和境外文化的冲击，通过弘扬文化传统来创造民族的共同性，通过民族想象来支撑国家的政治凝聚力。所以，政府在资金、政策等方面都给予了电视剧“名著改编”以巨大支持，而承担电视剧拍摄的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也将这些古典名作的改编看作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任务。正如《红楼梦》等电视剧的制片人在谈到名著改编时所说，“我们要为民族发展拍摄生命力强的作品，需要影响一代人两代人甚至更多人。能赚钱更好，不能赚钱也是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弘扬……”（注：杨君：《现在——与12位媒介人的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5页。）。正是在这样的意识引导下，这些电视剧大多采用了还原小说原作的改编原则，“忠实于原著，慎于翻新”，力图用原作本来的艺术力量来争取观众的认可。事实上，由于原作本身的文学魅力、大投资制作的精致以及文学经典的知名度等各种因素的作用，这些电视剧都得到了观众的普遍关注。如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购买了此剧播映权的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也激起了“三国文化热”。当然，古典小说改编过程中的保守倾向也使《三国演义》等电视剧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认为缺乏现代意识和电视魅力。所以，在90年代后期，43集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改编，则在再创造和电视化两方面做了明显改变。编剧之一杨争光在谈到改编策略时说，与原来小说不同，电视剧“表现了水浒好汉们从个体到群体，从起始的英雄气到最终的悲壮结局的全过程。……;节由线条织成网络，痛快张扬的气氛为苍凉悲壮逐渐取代。”（注：杨争光：《苦尽甜来——电视剧〈水浒传〉剧本的诞生》，《齐鲁晚报》1998年2月17日。）该剧不仅得到了多数观众和专家的普遍认可，而且政府评论也认为，“《水浒传》的成功给四大古典名著的改编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四大古典名著改编的显著成就，不仅对广大观众、特别是对青少年观众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地普及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掀起了阅读这些名著的热潮，并且向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灿烂的文化遗产，增进了东西方国家的了解和文化交流，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注：张大勤：《辉映历史激励当代——50年回眸：国产电视剧发展概观》，《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北京：1999年第8期，第9页。）除了四大名著的改编以外，中国还拍摄了一系列根据中国古代历史典籍和文学记载改编的历史剧，如《官场现形记》、《封神榜》、《聊斋》、《唐明皇》、《东周列国志》等，这些改编“既建立在原作基础之上，建立在姊妹艺术（如戏曲、曲艺）改编的基础之上，也标志着电视剧艺术在中国的发展阶段”。（注：吴冰沁：《论四大古典名著的改编与中国电视剧艺术的发展》，《理论学刊》，1998年第5期，第321页。）四部古典小说的改编和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拍摄不仅在政府、市场、知识分子之间找到了结合部，而且也在中国大陆与海外华人、大陆文化与全球华文化之间找到了结合部。

90年代后期，大量“戏说历史”的电视剧的出现，则是市场力量最集中的代表。这些戏说历史的电视剧选择的题材都与当前中国现实的政治力量没有直接关联，《戏说乾隆》和《还珠格格》是其代表，1999年《还珠格格》在中国风靡一时，在上海甚至创造了42%以上的收视记录（注：田易莲：《国际文化再现与商品化：两岸电视戏剧节目由抗争到交流的演变》，台湾：两岸暨香港影视媒介与流行文化发展研讨会（1999年6月日）论文。）。《还珠格格》上、下两部共60余集电视剧播出之后，剧中嬉笑自如、无拘无束的青春女性小燕子成了街谈巷议、妇孺皆知的人物。该剧不仅在电视市场上创造了播出权几十万元一集的价格，而且不少电视台在播放该剧时还在剧中插播广告，有的电视台插播广告的时间甚至超过了播出电视剧本身的时间。这表明，“戏说历史”的电视剧在中国的确有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在这些电视剧中，历史被虚拟化为假定的陌生舞台，上演的完全是一种宣泄性的游戏。这些电视剧在给予观众解构过去所形成的历史概念的快感的同时，也将当代人的压抑、苦闷、不安通过历史的游戏得到了释放。这些戏说历史的电视剧不仅在中国大陆，而且在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中华文化圈中都得到了认可，这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华语文化一种普遍的历史解构和道德解构的需求。

而历史题材电视剧，事实上也为知识分子立场提供了一定的表述空间和修辞策略。从《宰相刘罗锅》(1996)到《雍正王朝》(1998)，再到《铁齿铜牙纪晓岚》(2001)，尽管这些电视剧都采用了通俗情节剧的叙事模式，甚至采用了喜剧的类型化手法，但是它们都通过对特定历史人物和历史环境的营造，不仅仅是回忆历史，而且也是模拟现实。例如，北京同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制作的44集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它不仅通过100多位人物、600多个景点叙述了清代从康熙到雍正年间的政权斗争，而且还借助与历史的相似性和对历史的重新改写发掘了历史与当前中国现实的权力关系和社会现实的联系。以古鉴今、借古讽今历来是中国的叙事传统。这些电视剧显然继承了这一知识分子的叙事传统。这些电视剧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对历史的重写，其意义不在于还原历史，而在于温故而知新。

三

如果说历史剧创作是各种社会力量共有的策略，那么类型化电视剧的出现则是电视剧市场 化的结果。中国电视剧从《渴望》开始出现了类型化倾向。在各种类型的通俗电视剧中，以《渴望》、《皇城根》、《京都纪事》、《儿女情长》等为代表的家庭伦理剧，以《爱你没商量》、《过把瘾》、《东边日出西边雨》、《牵手》等为代表的言情剧数量最多。此外，以《公关小姐》、《广告人》、《情满珠江》等为代表的都市商战剧也引起了观众的兴趣。《公关小姐》甚至在某些地区创造了52.76%的收视率，最高收视率达到了90.78%（注：蔡镶：《1981-1992：我国通俗电视剧的回顾与前瞻》，《电视研究》北京：1993年第4期，第2-7页。）。在这些电视剧中，社会的现实矛盾和权力较量、人们实际的生存境遇和体验都被戏剧化为人物的善恶冲突，社会或历史经验通常都被简化为“冲突—解决”的模式化格局，通过叙事的策略性过程的处理，文本中主人公所面临的困境最终被“驯服”，随着那个被预订好的叙事高潮的到来，最后是一个善恶分明、赏罚公正的结局。

1991年，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摄制的《编辑部的故事》则带动了中国城市电视喜剧的风行，1995年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的《我爱我家》的播出，使情景喜剧也成为了一种重要的通俗电视剧形式。情景喜剧的形式虽然是舶来品，但其叙事的策略却是本土化的，这体现为其常常采用幽默、滑稽、戏闹的传统喜剧形态，常常启用为中国老百姓所熟悉的喜剧演员和明星，用小品似的故事编造、小悲大喜的通俗样式，将当下中国普通人的梦想和尴尬都作了喜剧化的改造，最终将中国百姓在现实境遇中所感受到的种种无奈、困惑、期盼和愤怒都化作了相逢一笑。这些低成本的平民化、世俗化的喜剧，通过对一些杜撰的喜剧人物的滑稽言行换取了观众自我解脱和自我放松的一笑。尽管这些电视喜剧那种明显的媚俗倾向和露骨的商业诉求以及八面玲珑的市侩风格，受到了不少精英批评者的排斥，但它的确为处在特殊国情中的民族电视探索了一条类型化的出路。

在中国，受到日本电视剧影响，1998-1999年还出现过一段青春偶像剧的高潮，而在90年代后期，真正最有影响力的类型化电视剧应该是新武

侠电视剧。特别是根据香港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的小说改编的武侠电视剧成为中国各电视屏幕上的重心。1999年春节，甚至出现10多家省级卫星电视台同时播放《天龙八部》的景观，只要人们打开电视机，晚上黄金时间各个电视台都在播放同样一部武侠剧，其覆盖的密度甚至超过了当年的《渴望》。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也不惜资金参与武侠电视剧的制作，拍摄了《笑傲江湖》。尽管从播出香港武侠电视剧《霍元甲》开始，中国播出武侠剧已经有20多年历史，但是武侠剧在中国仍然拥有大量的观众。据央视—索福瑞1999年在山东的收视数据，山东卫视台和齐鲁台分别播放的武打片《白眉大侠》收视率为19.9%、《倚天屠龙记》为16.2%、《新神雕侠侣》为37.4%、《天之娇女》为29.9%，而《燕子李三》则高达41.3%（注：徐霞：《从收视率看我国电视剧的发展走向》，《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1期，第14页。）。显然，无论是东方道德或是东方刚勇都在武侠原型中被凝固，而大众的种种希望、寄托和梦想则通过这些想象中的武侠故事得到了传达。

尽管面对实用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双重威胁，但现实主义美学形态在中国的电视剧文化中仍然占有自己的位置，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具有自觉的人文主义倾向的电视剧，如《围城》、《一地鸡毛》、《月亮背面》、《无悔追踪》和《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这些电视剧以一种“现实主义”的叙述，呈现了在社会转型状态中人性的变异、人生的曲折、命运的不公正，揭示了社会发展中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矛盾、冲突。这些电视剧用朴实的风格、平平淡淡的节奏来表现普通百姓日常的人生、日常的体验、日常的欢乐和痛苦，体现了一种平民化的创作态度，一种充满关怀的人文意识，它们因为对当下中国普通人身心状态和境遇的关怀而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博大的同情心和真诚的现实精神，与大众共享对于自我以及自我所生存的这一世界的理解，从而与观众达成心灵的融合。尽管这一类型的作品并没有成为这一时期电视剧的主流，甚至多数都没有能够在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北京播出而大多是在某些审查比较宽松的地方台播出，其观众面也不能与武侠电视剧相比，但是这些电视剧却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电视剧在艺术上最重要的收获。冯小刚导演的两部电视剧《一地鸡毛》和《月亮背面》虽然知名度并不很高，但其艺术成就远远超过了他导演的在中国影响很大的贺岁电影《甲方乙方》、《不见不散》等。

虽然中国出现了不少直接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电视剧，如表现所谓“好人好事”的以共产党干部和社会公益人物为题材的主旋律电视剧《铁人》、《焦裕禄》、《党员二楞妈》、《中国神火》、《长江第一漂》、《铁人》、《有这样一个民警》、《埔江叙事》、《岁月长长路长长》等等，以及配合政治形势拍摄的电视剧《澳门的故事》等，但是真正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电视剧还是那些在市场与政府、效益与责任之间采用了一种妥协的“政治立场”的通俗情节剧，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北京人在纽约》、《外来妹》、《大潮汐》、《情满珠江》、《东方商人》、《人间正道》等，这些电视剧是主旋律电视剧的娱乐化，娱乐电视剧的主旋律化的典型，它们用政治娱乐化、娱乐政治化来建构了主流电视剧的特点。如《北京人在纽约》一方面通过“北京人”在纽约的故事满足了中国观众“发财、成功、出国”的三个世俗梦想，同时又通过将美国地狱化和将个人奋斗漫画化的方式完成了当时中国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对西方国家和西方文化的抵制和排斥。这些电视剧的商业化努力始终与主旋律定位密切联系，娱乐性与政治性之间经过相互较量和相互协商，都在逐渐寻找结合部和协作点，于是，出现了娱乐电视剧主旋律化和主旋律电视剧娱乐化的殊途同归，一方面娱乐电视剧常常借助政治力量来扩展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主旋律”电视剧也常常借助大众文化的流行逻辑来扩大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

而1999-2001年流行的《警坛风云》、《罪证》、《刑警本色》、《永不瞑目》、《121枪杀大案》、《女子特警队》等所谓“公安电视剧”，应该说也是这种通俗剧主旋律化和主旋律通俗化的结果。“公安”题材为电视剧在犯罪奇观、离奇情节、生死考验与国家形象、政权力量、社会公正之间找到了一个中介点。主旋律为警匪故事提供了政治包装，警匪故事为主旋律提供了市场卖点。显然，从家庭伦理情节剧到情景喜剧，从婚恋言情剧到公安反腐剧，这些电视剧类型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这正是流行文化的本来特点。

四

9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电视剧市场空间及其庞大，所以，中国电视剧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类型也相当丰富。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由于其回避了现实矛盾的直接表述同时又可以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相似性来与现实沟通具有独特的题材优势；同时，历史题材电视剧还由于历史本身的陌生性和假定性为其艺术虚构提供了自由度和想象空间也具有了某些艺术虚构的优势，在这一时期，成为了最引人关注的创作现象，出现了不少引起轰动的作品。无论是正说或者是戏说，历史题材电视剧大多与政治密切相关，因而也成为中国观众政治关注惟一能够得到相对自由传达的公共领域。而其他电视剧类型则尽量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在大众需要与国家利益之间找到结合点，用儿女情长、用美女英雄、用嬉笑怒骂来表达当代人的生存渴望、困惑和期待。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

正是由于中国电视剧消费仍然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电视剧生产在中国还将得到继续发展，而且这种发展除了继续面向的地区，最流行的电视剧往往不是美国电视剧，而是那种与本土文化有着渊源和现实联系的电视剧。而中国文化的漫长历史对亚洲各国有着深刻的影响，这实际上为中国电视剧的输出提供了文化基础，多部历史题材电视剧在亚太地区的成功发行表明中国电视剧可能在全球的区域性市场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电视剧的发展仍然有潜力，毕竟不仅中国大陆有12亿人口，台湾还有2100多万人口、香港有600多人口，另外还有2000万华人在东南亚各国，400多万华人分散在世界其他地区（注：资料来源：赵玉明《华语电视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华语电视国际展望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第12页。），而受到华文化历史和现实影响的人口数量就更是难计其数，虽然人们处在已经改变过的物理空间中，但共同的文化、语言和历史仍然能够为他们带来或多或少的联系，正像有学者在讨论这种电视文化的亲同现象所指出的那样，“观众将倾向于选择那些与他们自己的文化最接近和更紧密的节目”（注：JohnSinclair,NeitherWestnorThirdWorld:TheMexicanTelevisionIndustryWithinthe

NWICODebate,MediaCultureandSociety,12/3.343-60.）。应该说，这样一个巨大的已有或者潜在的消费群对于中国电视剧产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当然，中国目前的电视产业化程度与这样的发展前景相比还有巨大差距，中国实际上还没有形成真正具有全球化运作能力的电视剧产业集团，甚至也没有形成工业化的电视剧生产基地，当然更缺乏现代文化产业的管理经验，所以，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如同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样，要经过相当一段过程才能真正参与全球的文化产业竞争中。

在全球化前景下，许多人都善意地谴责和实际地抵抗文化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侵略”，有人甚至预言，“全世界将被带入一个被少数全球公司所支配的巨大的资本主义体系中。仅仅只会剩下一、两个这样的公司，而所有的决定都将被利益和平均线所驱动。媒介将充斥各种娱乐节目而几乎不再有任何严肃的公共事务的内容。强调的只是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商品化。”（注：DavidDemers,GlobalMedia::MenaceorMessiah,Cresskill::HamptionPress,1999.P.62）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当代的自由经济学家、媒介巨头以及汤林森这样的学者为文化全球化辩护（注：SeeJohnTomlison.CulturalImperialism,Baltimor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1.），他们甚至提出全球化已经使民族性概念受到置疑。索尼、新闻集团等拥有好莱坞公司的企业并不以美国为据点，那么，人们将如何来判断民族媒介产品呢？是根据制作、发行、放映权或是主创人员的国籍或是本土的内容、风格和文化特性？显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一方面世界性扩张，一方面本土化包装，民族性、国别性将越来越难以区分。但实际上，正是这种难以区分，显示了全球化的一种同质化的结果，当世界媒介成为一种媒介、世界文化成为一种文化的时候，其实也正是人类文化生态环境的危机。

媒介知识分子范文篇10

一

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正处在一个旧世纪的终结和一个新世纪的降临、一种社会形态的渐隐和另一种社会机制渐显的时期，社会转型的冲突、分化、无序与寻求共容、整合、有序的努力一起为这一时期的中国电视剧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用“中国特色”来搭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桥梁的过程中，消费市场和消费社会也在中国悄然出现，整个社会越来越被这一消费现实所深刻影响，于是，中国电视剧既经历着从国家文化向市场文化的过渡，又面临着国家文化与市场文化的共存，所以，对于中国电视剧来说，一方面是“主旋律”电视剧在继续努力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威，另一方面是大量的通俗电视剧通过市场机制来形成文化产业格局。而参与电视剧生产的一些“知识分子”，作为政权和市场这两种力量的人，也作为电视信息传播的“看门人”则常常试图借助于这两种强势力量来表述知识分子对历史和现实、社会和人生的批判性认识和反省。国家的政治控制、市场的经济支配、大众的文化诉求、知识分子的理性意识都成为制约电视文化的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融合的社会力量。国家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共生现实，可以说是一幅巨大的历史天幕，中国电视剧便在这幅天幕下书写自己的历史。

中国政府一直重视电视剧的政治意义和政治效果，反复强调，电视剧以现代化的电视传媒为载体，具有覆盖面广、反应迅速、接受便捷而不受时空限制等特点，其影响力和感染力都超过了其他传媒。所以，电视剧应该表现“社会主义主旋律”，“杜绝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重观赏性轻导向性、重历史题材轻现实题材、重闹剧轻正剧、重长篇剧轻短篇剧、重重大题材轻普通题材、重起用域外演员轻国内演员等倾向”。同时政府官员还明确批评，“不少现实题材的电视剧没有用浓墨重彩去表现工农兵和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奋进精神，却热衷于表现不健康的男女情爱，用一种不加批判甚至欣赏的态度去表现‘婚外情’或‘三角恋’”，“有些电视剧追求离奇的情节、追求收视率而严重违背史实和常识，给青少年灌输了模糊观念和错误思想”。对于政府来说，“电视剧工作者不要仅仅认为自己只是个文艺工作者，应该认识到首先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其次才是电视传媒的文艺工作者”（注：参见《中国电视》2000年第7期第4页。）。基于对电视剧的重视，政府电视主管部门采取了种种行政和导向手段来保证中央与省级电视台在黄金时间要播出表达主旋律意识的国产电视剧，减少娱乐性古装戏、武打戏等通俗电视剧的播出。显然，电视剧的市场化、通俗化与政府的主旋律要求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冲突。市场化冲击了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娱乐倾向中的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影响了国家意识形态所维护的道德秩序，所以，国家意识形态便通过政策、甚至法规来确定符合国家利益的公共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限制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宣泄和个体欲望的表达。

在市场文化与国家文化相互冲突的同时，执著于启蒙传统及高雅艺术追求的知识分子文化也常常表现为中国电视剧的一种微弱的批判力量。一些传统知识分子围绕着电视剧的社会意识形态本质、审美本质，电视剧的社会功能，电视剧创作主体的使命与责任，电视剧与观众，电视剧与市场，电视剧与文化全球化问题，电视剧文化中的媚俗倾向等等对电视剧的市场化提出了批评。2000年，一位教授在一篇长篇论文中，列举了精英知识分子与流行文化之间的12种冲突（注：曾庆瑞：《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上）——回眸20世纪90年代一场电视剧文化的较量》，《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立场对电视剧市场化所带来的结果几乎做了完全否定，以一种“激进”的“反市场化”的姿态代表了相当部分知识分子对包括通俗电视剧在内的大众文化现状的一种忧虑。当然，中国也有相当部分知识分子对电视剧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平民性、通俗性做了积极的肯定，认为电视剧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媚俗性虽然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但这种变化使电视剧能够脱离教化传统、脱离贵族化的精英传统，为大众带来心理愉悦和精神释放，本身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

80年代以来，关于电视的雅与俗、主旋律与娱乐性、市民化与艺术化、通俗化与精品化、现实题材与历史题材、还原历史与戏说历史等等无休无止的理论争论，从80年代初期围绕《敌营十八年》到90年代末期围绕《还珠格格》的一次次批评，其实都反映了政府立场、商业立场和知识分子立场之间复杂的意识形态冲突。而在这些冲突的同时，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之间也常常在通过权力较量、谈判、协商来寻找结合部和协作点。

二

在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大量出现，应该说是电视文化冲突的一种必然结果。无论是国家立场，或是市场立场，以及知识分子立场，几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历史题材”作为自己的生存和扩展策略。“历史”远离了当代中国各种敏感的现实冲突和权力矛盾，具有更丰富的“选择”资源和更自由的叙事空间，因而，各种力量都可以通过对历史的改写来为自己提供一种“当代史”从而回避当代本身的质疑。历史成为了获得当代利益的一种策略，各种意识形态力量都借助历史的包装粉墨登场。

在众多的历史剧中，大量“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出现，是国家意识形态表述的重要现象，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在党史上记载的每一件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那些改变了历史进程、走向的事件都几乎陆续被改编成了电视剧，中国近代现代历史上所有曾经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也都几乎成为了电视剧题材，无论是以“记事”为主的文献性电视剧，或是以“记人”为主的传记性电视剧，它们都将视野“投向今天正直接承传着的那段创世纪的辉煌历史和今天还记忆着的那些创世纪的伟人”，“历史在这里成为一种现实的意识形态话语，它以其权威性确证着现实秩序的必然和合理，加强人们对曾经创造过历史奇迹的政治集团和信仰的信任和信心。……主流政治期待着这些影片以其想象的在场性发挥历史教科书和政治教科书无法比拟的意识形态功能。”（注：尹鸿：《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第8页，北京出版社1997年。）这些历史剧对文献性与故事性、纪实性与戏剧性、历史观与生命观、历史事件与人物个性、史与诗的特殊理解和处理，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电视剧类型。

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古典和近代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增加也是“主旋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历史人物题材如《司马迁》、《林则徐》、《孔子》、《詹天佑》、《杨家将》等传纪性的电视剧，或者是历史事件题材如《北洋水师》、《太平天国》等文献性的电视剧，它们都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表达爱国主义精神为基本视角，用中国文化的历时性辉煌来对抗西方文化的共时性威胁，用以秩序、团体为本位的东方伦理精神的忍辱负重来对抗以个性、个体为本位的西方个性观念的自我扩张，用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的侵略行径来暗示西方国家对现代中国的虎视眈眈，用爱国主义的历史虚构来加强国家主义的现实意识，历史的书写被巧妙地转化为对现实政治意识形态建构的支撑和承传。

根据中国古典文学改编的电视历史剧，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则是国家行为、市场力量和知识分子参与的一种共享资源。根据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36集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于1987年5月在中央电视台和香港亚洲电视台同时播出，最高收视率达到70%以上，在内地和香港同时掀起了“红楼热”。此后，中国四部古代小说经典的其余三部——《三国演义》(1994)、《水浒传》(1998)、《西游记》(1988)——都陆续被改编为电视剧。政府将这些电视剧看作中国古典文化精华，希望通过这些古典文化来抵抗西方文化和境外文化的冲击，通过弘扬文化传统来创造民族的共同性，通过民族想象来支撑国家的政治凝聚力。所以，政府在资金、政策等方面都给予了电视剧“名著改编”以巨大支持，而承担电视剧拍摄的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也将这些古典名作的改编看作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任务。正如《红楼梦》等电视剧的制片人在谈到名著改编时所说，“我们要为民族发展拍摄生命力强的作品，需要影响一代人两代人甚至更多人。能赚钱更好，不能赚钱也是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弘扬……”（注：杨君：《现在——与12位媒介人的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5页。）。正是在这样的意识引导下，这些电视剧大多采用了还原小说原作的改编原则，“忠实于原著，慎于翻新”，力图用原作本来的艺术力量来争取观众的认可。事实上，由于原作本身的文学魅力、大投资制作的精致以及文学经典的知名度等各种因素的作用，这些电视剧都得到了观众的普遍关注。如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购买了此剧播映权的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也激起了“三国文化热”。当然，古典小说改编过程中的保守倾向也使《三国演义》等电视剧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认为缺乏现代意识和电视魅力。所以，在90年代后期，43集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改编，则在再创造和电视化两方面做了明显改变。编剧之一杨争光在谈到改编策略时说，与原来小说不同，电视剧“表现了水浒好汉们从个体到群体，从起始的英雄气到最终的悲壮结局的全过程。……以忠和义的矛盾为焦点来组织人物、构置情节，英雄们的性格从单纯走向复杂，情节由线条织成网络，痛快张扬的气氛为苍凉悲壮逐渐取代。”（注：杨争光：《苦尽甜来——电视剧〈水浒传〉剧本的诞生》，《齐鲁晚报》1998年2月17日。）该剧不仅得到了多数观众和专家的普遍认可，而且政府评论也认为，“《水浒传》的成功给四大古典名著的改编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四大古典名著改编的显著成就，不仅对广大观众、特别是对青少年观众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地普及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掀起了阅读这些名著的热潮，并且向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灿烂的文化遗产，增进了东西方国家的了解和文化交流，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注：张大勤：《辉映历史激励当代——50年回眸：国产电视剧发展概观》，《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北京：1999年第8期，第9页。）除了四大名著的改编以外，中国还拍摄了一系列根据中国古代历史典籍和文学记载改编的历史剧，如《官场现形记》、《封神榜》、《聊斋》、《唐明皇》、《东周列国志》等，这些改编“既建立在原作基础之上，建立在姊妹艺术（如戏曲、曲艺）改编的基础之上，也标志着电视剧艺术在中国的发展阶段”。（注：吴冰沁：《论四大古典名著的改编与中国电视剧艺术的发展》，《理论学刊》，1998年第5期，第321页。）四部古典小说的改编和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拍摄不仅在政府、市场、知识分子之间找到了结合部，而且也在中国大陆与海外华人、大陆文化与全球华文化之间找到了结合部。90年代后期，大量“戏说历史”的电视剧的出现，则是市场力量最集中的代表。这些戏说历史的电视剧选择的题材都与当前中国现实的政治力量没有直接关联，《戏说乾隆》和《还珠格格》是其代表，1999年《还珠格格》在中国风靡一时，在上海甚至创造了42%以上的收视记录（注：田易莲：《国际文化再现与商品化：两岸电视戏剧节目由抗争到交流的演变》，台湾：两岸暨香港影视媒介与流行文化发展研讨会（1999年6月日）论文。）。《还珠格格》上、下两部共60余集电视剧播出之后，剧中嬉笑自如、无拘无束的青春女性小燕子成了街谈巷议、妇孺皆知的人物。该剧不仅在电视市场上创造了播出权几十万元一集的价格，而且不少电视台在播放该剧时还在剧中插播广告，有的电视台插播广告的时间甚至超过了播出电视剧本身的时间。这表明，“戏说历史”的电视剧在中国的确有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在这些电视剧中，历史被虚拟化为假定的陌生舞台，上演的完全是一种宣泄性的游戏。这些电视剧在给予观众解构过去所形成的历史概念的快感的同时，也将当代人的压抑、苦闷、不安通过历史的游戏得到了释放。这些戏说历史的电视剧不仅在中国大陆，而且在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中华文化圈中都得到了认可，这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华语文化一种普遍的历史解构和道德解构的需求。

而历史题材电视剧，事实上也为知识分子立场提供了一定的表述空间和修辞策略。从《宰相刘罗锅》(1996)到《雍正王朝》(1998)，再到《铁齿铜牙纪晓岚》(2001)，尽管这些电视剧都采用了通俗情节剧的叙事模式，甚至采用了喜剧的类型化手法，但是它们都通过对特定历史人物和历史环境的营造，不仅仅是回忆历史，而且也是模拟现实。例如，北京同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制作的44集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它不仅通过100多位人物、600多个景点叙述了清代从康熙到雍正年间的政权斗争，而且还借助与历史的相似性和对历史的重新改写发掘了历史与当前中国现实的权力关系和社会现实的联系。以古鉴今、借古讽今历来是中国的叙事传统。这些电视剧显然继承了这一知识分子的叙事传统。这些电视剧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对历史的重写，其意义不在于还原历史，而在于温故而知新。

三

如果说历史剧创作是各种社会力量共有的策略，那么类型化电视剧的出现则是电视剧市场化的结果。中国电视剧从《渴望》开始出现了类型化倾向。在各种类型的通俗电视剧中，以《渴望》、《皇城根》、《京都纪事》、《儿女情长》等为代表的家庭伦理剧，以《爱你没商量》、《过把瘾》、《东边日出西边雨》、《牵手》等为代表的言情剧数量最多。此外，以《公关小姐》、《广告人》、《情满珠江》等为代表的都市商战剧也引起了观众的兴趣。《公关小姐》甚至在某些地区创造了52.76%的收视率，最高收视率达到了90.78%（注：蔡镶：《1981-1992：我国通俗电视剧的回顾与前瞻》，《电视研究》北京：1993年第4期，第2-7页。）。在这些电视剧中，社会的现实矛盾和权力较量、人们实际的生存境遇和体验都被戏剧化为人物的善恶冲突，社会或历史经验通常都被简化为“冲突—解决”的模式化格局，通过叙事的策略性过程的处理，文本中主人公所面临的困境最终被“驯服”，随着那个被预订好的叙事高潮的到来，最后是一个善恶分明、赏罚公正的结局。

1991年，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摄制的《编辑部的故事》则带动了中国城市电视喜剧的风行，1995年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的《我爱我家》的播出，使情景喜剧也成为了一种重要的通俗电视剧形式。情景喜剧的形式虽然是舶来品，但其叙事的策略却是本土化的，这体现为其常常采用幽默、滑稽、戏闹的传统喜剧形态，常常启用为中国老百姓所熟悉的喜剧演员和明星，用小品似的故事编造、小悲大喜的通俗样式，将当下中国普通人的梦想和尴尬都作了喜剧化的改造，最终将中国百姓在现实境遇中所感受到的种种无奈、困惑、期盼和愤怒都化作了相逢一笑。这些低成本的平民化、世俗化的喜剧，通过对一些杜撰的喜剧人物的滑稽言行换取了观众自我解脱和自我放松的一笑。尽管这些电视喜剧那种明显的媚俗倾向和露骨的商业诉求以及八面玲珑的市侩风格，受到了不少精英批评者的排斥，但它的确为处在特殊国情中的民族电视探索了一条类型化的出路。在中国，受到日本电视剧影响，1998-1999年还出现过一段青春偶像剧的高潮，而在90年代后期，真正最有影响力的类型化电视剧应该是新武侠电视剧。特别是根据香港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的小说改编的武侠电视剧成为中国各电视屏幕上的重心。1999年春节，甚至出现10多家省级卫星电视台同时播放《天龙八部》的景观，只要人们打开电视机，晚上黄金时间各个电视台都在播放同样一部武侠剧，其覆盖的密度甚至超过了当年的《渴望》。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也不惜资金参与武侠电视剧的制作，拍摄了《笑傲江湖》。尽管从播出香港武侠电视剧《霍元甲》开始，中国播出武侠剧已经有20多年历史，但是武侠剧在中国仍然拥有大量的观众。据央视—索福瑞1999年在山东的收视数据，山东卫视台和齐鲁台分别播放的武打片《白眉大侠》收视率为19.9%、《倚天屠龙记》为16.2%、《新神雕侠侣》为37.4%、《天之娇女》为29.9%，而《燕子李三》则高达41.3%（注：徐霞：《从收视率看我国电视剧的发展走向》，《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1期，第14页。）。显然，无论是东方道德或是东方刚勇都在武侠原型中被凝固，而大众的种种希望、寄托和梦想则通过这些想象中的武侠故事得到了传达。

尽管面对实用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双重威胁，但现实主义美学形态在中国的电视剧文化中仍然占有自己的位置，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具有自觉的人文主义倾向的电视剧，如《围城》、《一地鸡毛》、《月亮背面》、《无悔追踪》和《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这些电视剧以一种“现实主义”的叙述，呈现了在社会转型状态中人性的变异、人生的曲折、命运的不公正，揭示了社会发展中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矛盾、冲突。这些电视剧用朴实的风格、平平淡淡的节奏来表现普通百姓日常的人生、日常的体验、日常的欢乐和痛苦，体现了一种平民化的创作态度，一种充满关怀的人文意识，它们因为对当下中国普通人身心状态和境遇的关怀而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博大的同情心和真诚的现实精神，与大众共享对于自我以及自我所生存的这一世界的理解，从而与观众达成心灵的融合。尽管这一类型的作品并没有成为这一时期电视剧的主流，甚至多数都没有能够在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北京播出而大多是在某些审查比较宽松的地方台播出，其观众面也不能与武侠电视剧相比，但是这些电视剧却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电视剧在艺术上最重要的收获。冯小刚导演的两部电视剧《一地鸡毛》和《月亮背面》虽然知名度并不很高，但其艺术成就远远超过了他导演的在中国影响很大的贺岁电影《甲方乙方》、《不见不散》等。

虽然中国出现了不少直接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电视剧，如表现所谓“好人好事”的以共产党干部和社会公益人物为题材的主旋律电视剧《铁人》、《焦裕禄》、《党员二楞妈》、《中国神火》、《长江第一漂》、《铁人》、《有这样一个民警》、《埔江叙事》、《岁月长长路长长》等等，以及配合政治形势拍摄的电视剧《澳门的故事》等，但是真正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电视剧还是那些在市场与政府、效益与责任之间采用了一种妥协的“政治立场”的通俗情节剧，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北京人在纽约》、《外来妹》、《大潮汐》、《情满珠江》、《东方商人》、《人间正道》等，这些电视剧是主旋律电视剧的娱乐化，娱乐电视剧的主旋律化的典型，它们用政治娱乐化、娱乐政治化来建构了主流电视剧的特点。如《北京人在纽约》一方面通过“北京人”在纽约的故事满足了中国观众“发财、成功、出国”的三个世俗梦想，同时又通过将美国地狱化和将个人奋斗漫画化的方式完成了当时中国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对西方国家和西方文化的抵制和排斥。这些电视剧的商业化努力始终与主旋律定位密切联系，娱乐性与政治性之间经过相互较量和相互协商，都在逐渐寻找结合部和协作点，于是，出现了娱乐电视剧主旋律化和主旋律电视剧娱乐化的殊途同归，一方面娱乐电视剧常常借助政治力量来扩展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主旋律”电视剧也常常借助大众文化的流行逻辑来扩大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而1999-2001年流行的《警坛风云》、《罪证》、《刑警本色》、《永不瞑目》、《121枪杀大案》、《女子特警队》等所谓“公安电视剧”，应该说也是这种通俗剧主旋律化和主旋律通俗化的结果。“公安”题材为电视剧在犯罪奇观、离奇情节、生死考验与国家形象、政权力量、社会公正之间找到了一个中介点。主旋律为警匪故事提供了政治包装，警匪故事为主旋律提供了市场卖点。显然，从家庭伦理情节剧到情景喜剧，从婚恋言情剧到公安反腐剧，这些电视剧类型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这正是流行文化的本来特点。

四

9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电视剧市场空间及其庞大，所以，中国电视剧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类型也相当丰富。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由于其回避了现实矛盾的直接表述同时又可以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相似性来与现实沟通具有独特的题材优势；同时，历史题材电视剧还由于历史本身的陌生性和假定性为其艺术虚构提供了自由度和想象空间也具有了某些艺术虚构的优势，在这一时期，成为了最引人关注的创作现象，出现了不少引起轰动的作品。无论是正说或者是戏说，历史题材电视剧大多与政治密切相关，因而也成为中国观众政治关注惟一能够得到相对自由传达的公共领域。而其他电视剧类型则尽量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在大众需要与国家利益之间找到结合点，用儿女情长、用美女英雄、用嬉笑怒骂来表达当代人的生存渴望、困惑和期待。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