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观点范文10篇

【关键词】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特殊性和普遍性/国际经济问题

【正文】

一、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国际政治经济学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兴起，“这次更多的是关心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当年的某个国家的经济进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次兴起，克服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离倾向，也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一国之内的研究模式。这些研究见于理查德·库柏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1968)、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政治：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苏珊·斯特兰奇的《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1970)等著作中。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是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能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普遍观点。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先生就是这样分析的。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存在重商主义(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点。他对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主要见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75)和《美国权力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81)中。

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做了综合评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被三条不可抗拒的规律所支配，“第一个规律，即不平衡规律，是对萨伊定律的一个否定。第二条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规律。……这是一条资本集中(或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的第三条规律是利润率下降规律。”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只限于西欧，是一种封闭经济。然而1870-1914年，“资本主义已逐渐变成一种活跃的技术性的向全球扩展的开放系统。”在尼·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启发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海外帝国主义扩张，已逃避了其三条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的确在使世界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各个国家的实力发展不均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国际政治动乱。”作者提出了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是经济性的；资本主义将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灭亡，因为无产阶级会不甘贫困而起来反抗。马克思进而还指出了这出戏的主角是社会各阶级。但是，列宁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换成了一种政治的批判，实际上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竞争性的重商主义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理论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其他继承人的不断挑战，终于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据此，吉尔平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观点。

【标题】ContemporaryEcologyandMarxism——ConcurrentlyOnEcologyandMarxistViewpoints

【提要】当代生态学从生态整体意义上提出了人与的依存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当代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作了调和，以此来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原因。他们对当代生态危机的现状在理论上从人对自然的控制角度作了深刻的剖析，把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看作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并最终把生态危机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蕴涵着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法逻辑，并致力于通过生产力的合理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来解决生态问题，因而在理论上与当代生态学具有被整合的一致性。

【英文摘要】Viewingtheecologicalworldasawhole,modernecologyputsforwardthedependentrelationshipbetweenhumanityandnature.EcologicalMarxismhasreconciledmodernecologywithMarxisttheoryontherelationshipbetweenhumanityandnatureandwherebyanalyzedthereasonsforcapitalistecologicalcrisis.Fromtheangleofhumancontrolofnature,ecologicalMarxistshavetheoreticallygivenananatomytothestatusquoofmodernecologicalcrisis.ycometoreachtheconclusionthattheadvancement ofscienceandtechnologytogetherwiththedevelopmentofproductivityhavebeentheoriginsofecologicalcrisis,andtheyfurtherconsidertheecologicalcrisisanideologicalproblem.TheMarxistHistoricalMaterialismcontainsthedialecticallogicintherelationshipofhumanityandnatureanditisdedicatedtosolvetheecologicalproblemsbymeansofthereasonabledevelopmentofproductivityandthereformofproductionmodes.Thereforetheoreticallyithastheidentityofbeingintegratedwithmodernecology.

【关键词】生态学/控制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ecology/controlnature/relationshipbetweenhumanandnature/productivity

【正文】

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空前强大。然而，当人类沉浸于控制自然的喜悦中时，自然也偷偷向人类伸出了报复的武器：资源匮乏，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由此引发了60年代以来西方广泛的生态。作为一种自然的哲学视角，它要求限制工具理性的膨胀，控制生产力的发展，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从而建立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在实践上，生态哲学直接介入西方社会生活，并突发为一种激进的社会改革要求，形成所谓的绿色革命理论流派。在哲学理论上，生态哲学看到了人类主体在发展生产力以改造自然中的一种功能性畸变。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介入了这场关系人类生存的重大生态革命，并把生态问题与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联系起来，创立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它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逻辑进行责难。他们认为：第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生态危机；第二，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一种意识形态。最终他们得出马克思的理论“就不得不进行修正和补充”的结论。[1](76)本文立足于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评介的基础上，揭示出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本质区别，进而探索一条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逻辑的生态主义道路。

【正文】

分类号：X1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18(2000)-05-0114-05

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空前强大。然而，当人类沉浸于控制自然的喜悦中时，自然也偷偷向人类伸出了报复的武器：资源匮乏，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由此引发了60年代以来西方影响广泛的生态哲学。作为一种自然的哲学视角，它要求限制工具理性的膨胀，控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科技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从而建立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在实践上，生态哲学直接介入西方社会政治生活，并突发为一种激进的社会改革要求，形成所谓的绿色革命理论流派。在哲学理论上，生态哲学看到了人类主体在发展生产力以改造自然中的一种功能性畸变。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介入了这场关系人类生存的重大生态革命，并把生态问题与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联系起来，创立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它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逻辑进行责难。他们认为：第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生态危机；第二，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一种意识形态。最终他们得出马克思的理论“就不得不进行修正和补充”的结论。[1](76)本文立足于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评介的基础上，揭示出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本质区别，进而探索一条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逻辑的生态主义道路。

一

生态学这一概念自德国科学家恩斯特·海克尔1886年首创以来，迄今已一个世纪。其实，生态科学在19世纪主要是被理解为非人自然存在之间的生态依存关系，而其作为当代自然科学的一个新的整体学科却是在本世纪60年代才突现出来的，并被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来阐释，而且不是从原来的对象性意义，而是从生态整体意义上。从语言发生学的角度看，生态学一词是从希腊OLKOS派生而来的，它是家园的意思。生态学的“家”是指自然界，这里有一个隐喻，我们将自己整以生存的家当作了征服和奴役的对象。自然与人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态结构，这个生态总体正是由于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构成的，因此，当这个系统的任何部分受到损害，生态总体便会发生内部失调。因而，生态学要求阻止现代工业社会发展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性关系，阻止污染毒化生物圈，反对核技术而发展那种促进与环境相互依赖的“适当技术”，发展良性的再生性生产，以根本保护人类的生存。主张生态革命的绿党声称，他们主要是“发展一种既不同于共产主义，亦有别于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所谓第三条道路）。他们提出“恢复生态平衡，实现上公正，实行基层民主和采用非暴力”，反对强权政治，实现各国缓和，主张根本消除生化武器，最终建立一个以“生态平衡”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契合了这种生态主张，并折服了其中蕴涵的“绿色政治”所显现的有着巨大潜力的反对现存社会改革要求的新的趋向。他们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以作为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动因理论分析，从而得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最终可以克服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并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稳态经济。本文将以莱斯的《自然的控制》为代表，来评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关键词】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特殊性和普遍性/国际经济问题

【正文】

中图分类号：F1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3)06-0077-04

一、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国际政治经济学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兴起，“这次更多的是关心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当年的某个国家的经济进步。”[1]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次兴起，克服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离倾向，也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一国之内的研究模式。这些研究见于理查德·库柏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1968)、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政治：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苏珊·斯特兰奇的《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1970)等著作中。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是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能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普遍观点。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先生就是这样分析的。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存在重商主义(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点。他对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主要见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75)和《美国权力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81)中。

[论文关键词]群众观点；群众工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论文摘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不断开辟实践这一观点的新境界，我们的改革和建设事业，我们的各项工作才能获得最广泛、最可靠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如何把理论上的群众观点贯穿到实践中，特别是体现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落实到广大党员干部的实际行动中，不断开辟实践这一观点的新境界，仍是一个有待研究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就当前来说，做到三个必须至关重要。

一、必须从正确认识和把握群众观点的时代特征与现实意义破题

第一，不断地破题群众工作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需要。党以民为本，国以民为基。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就一事无成。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出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由此逐步形成了具有不同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不同利益特点的多层次社会阶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看到不同人群、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心里就会不平衡，其愿望和要求就会发生改变。这就迫切需要正确处理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密切与各阶层群众的联系，这既是实践群众观点、破题群众工作的需要，也是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

第二，不断地破题群众工作是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是人民群众参加的、为人民谋利益的事业。只有亿万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积极投身这一事业，才能推动它的发展，保证它的实现。与此同时，也只有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和基本权益得到有效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发挥，使之真正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才能激发他们投身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事业的巨大热情。这就迫切需要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积极地破题群众工作，以不断开辟实践群众观点的新境界。

【关键词】帝国主义/马克思/特殊性和普遍性/国际

【正文】

一、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国际经济学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兴起，“这次更多的是关心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而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当年的某个国家的经济进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次兴起，克服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离倾向，也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一国之内的模式。这些研究见于理查德·库柏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1968)、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政治：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苏珊·斯特兰奇的《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1970)等著作中。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是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能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普遍观点。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先生就是这样的。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存在重商主义(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点。他对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主要见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75)和《美国权力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81)中。

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做了综合评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被三条不可抗拒的所支配，“第一个规律，即不平衡规律，是对萨伊定律的一个否定。第二条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规律。……这是一条资本集中(或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的第三条规律是利润率下降规律。”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只限于西欧，是一种封闭经济。然而1870-1914年，“资本主义已逐渐变成一种活跃的技术性的向全球扩展的开放系统。”在尼·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启发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海外帝国主义扩张，已逃避了其三条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的确在使世界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各个国家的实力发展不均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国际政治动乱。”作者提出了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是经济性的；资本主义将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灭亡，因为无产阶级会不甘贫困而起来反抗。马克思进而还指出了这出戏的主角是各阶级。但是，列宁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换成了一种政治的批判，实际上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竞争性的重商主义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理论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其他继承人的不断挑战，终于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据此，吉尔平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观点。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的基本观点及其现实意义

第一，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同时存在并且相互转化的过程。这四个环节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但是生产在其中始终起着支配的作用，社会生产过程的性质和特点始终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性质和特点。因而，必须始终重视生产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同时又必须高度重视分配、流通和消费对于生产的巨大反作用。认识经济发展问题，必须始终坚持从生产出发去进行分析的方法论原则。颠倒生产与其他几个环节的关系的观点是错误的。第二，在社会生产中，始终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来看，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但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对生产力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因而，片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一种庸俗机械的唯物主义观点，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或决定作用则是一种唯意志论和唯心主义观点。第三，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中既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运动这样的一般规律，同时，不同性质和阶段的社会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又具有不同的特殊规律。因而，仅仅从抽象的、一般意义上去谈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仅仅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去解释和解决特殊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问题则是无效的。第四，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其特殊性在于它以追求无止境的价值增殖或赚钱为目的，因而，剩余价值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全部过程，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发展生产力是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手段，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与资本的内在要求相矛盾。第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表现在各个方面：（1）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含义正在于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更多，从而单位商品的劳动量及价值量必然下降，可是资本追求的恰好是剩余价值，而不是物质财富。这样，资本生产的商品越多，单位商品的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就越少，从而平均利润率具有一种下降的内在趋势，这就迫使资本更快地积累并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使同一单位的资本获取的剩余价值会更少，平均利润率进一步趋于下降。这就形成一种循环，正是这一循环推动着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2）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的实现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最重要的是：必须有足够的市场购买能力能够消化或购买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恰好不能保证这一点，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生产供给相比总是不足的，因为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造成财富占有在资本一方和劳动一方的两极分化。除此之外，资本主义生产表现为一种无政府状态，即使是资本之间的相互需求也具有不确定性和经常的不平衡。因而，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与最终消费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无法解决的问题。于是，这些矛盾总是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方法来进行一种强制性的解决。（3）资本为了获得利润或收益的最大化，在职能资本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一个庞大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系统。信用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一定阶段的经济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创造出一套投机和欺诈机制，使现实资本更多地转化为虚拟资本，从而产生了国民经济金融化，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必然产生金融危机并进一步引发经济危机。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自1825年以来，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矛盾产生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于是，产生了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但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所以，出现了1970年代长达十年的滞胀。滞胀之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虽然短时间内经济增长状况有所改观，但是最终又产生了新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和经济发展的持续低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践都表明：迷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在我国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必须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解和思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

二、经济体制的改革才是治本之策

之所以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看待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理论基础，而且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越来越接近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分析。概括起来说，由于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同时又发展出大量的私人资本，并且公有的生产资料也采取了资本的形式，市场与资本叠加，使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更加接近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进行的分析及其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因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具有现实性和有效性。但是，我们不能将中国经济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因为中国不仅存在大量的公有企业和农村土地集体公有制，而且我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始终起着主导性作用。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实践表明，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又必须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从理论上来说，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决定了一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地方政府在实际职能上的企业化。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国经济在一定阶段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又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体制性根源。自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一系列问题：对外贸易增长乏力、部分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结构失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资源生态危机等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些问题都具有供给侧的性质。因而，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符合实际的。但必须深究的问题是，产生供给侧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不找出产生问题的真正原因，必然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须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这个“牛鼻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特殊经济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殊经济增长模式。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指出的那样，全面深化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中，如何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为重要。因而，改革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模式才是治本之策。因而，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特别是改革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如何通过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经济增长中继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够贯彻落实中央制定的综合改革和发展目标，这是能否解决供给侧问题以及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环节和关键。

三、全面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仅仅从供给或需求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是片面的，把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割裂开来更是错误的。因而，必须全面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中国经济的突出问题在于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而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直接来源于企业的活力不足；而企业活力不足的根源在于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没有市场，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市场是因为它们生产的东西与市场的需求之间存在矛盾。而供求之间的矛盾既来源于供给侧，也来源于需求侧。因而，在强调和注重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必须进一步重视需求侧的作用和需求侧的改革，其中，投资体制的改革和收入分配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把供给侧的改革与需求侧的改革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改善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状况。不仅如此，还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好长期经济变量和短期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供给侧更多地具有长期的性质，而需求侧更多地具有短期的性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供给侧也存在短期的经济变量，需求侧也具有长期的效应。就供给侧方面来说，不仅存在产业结构、技术创新能力、在价值链中的地位等长期经济变量，也存在产品库存、过剩产能、产品质量等短期经济变量。就需求侧方面来说，出口、消费和投资不仅具有短期经济效应，同时也会产生长期经济效果。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注重影响长期经济变量的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采取有关政策措施解决短期经济变量方面存在的问题；既要把这两个方面区别开来，又要对它们进行统筹。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34(2001)04-0107-07

所谓环境伦理学中的“人”观，就是指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所处的地位、作用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反映在当代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内容中，主要表现为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的对立。应当指出的是，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的对立，是当前环境伦理学理论内部争论较为激烈的问题。其争论的实质在于：环境伦理学理论的出发点究竟是以人为本，还是以自然为本，由此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即主张以自然为本的“非人类中心论”观点，以及主张以人为本的“人类中心论”观点。如何理解其对立的实质，对于我们把握环境伦理学的理论性质十分重要。

一、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的对立

以罗尔斯顿、艾伦费尔德等人为代表的非人类中心论认为，当今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以及人与自然矛盾冲突的加剧，缘起于人是宇宙万物主宰观念的作崇。它使得人类只关心人自身的存在和利益，而无视自然的存在与利益，仅把自然作为满足人类生存需求及欲望的占有物对待，这就必然在实践上导致了人类实践活动的无限度性和破坏性，瓦解了人与自然的本然的“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从而产生了当代生态环境问题。在非人类中心论者看来，这正是人类中心论观念导致的人类实践活动所带来的后果。因此，非人类中心论者主张，只有走出人类中心论、超越人类中心论，人类才能够建立起环境道德意识，并在实践上解决、协调人与自然的矛盾。美国生物学家艾伦费尔德就曾指出，以人类为中心的人道主义虽然也提倡保护自然环境，但却主张只保护其中对人类有用的、有利用价值的自然资源部分，而无视自然环境中其它非资源部分的存在。美国哲学家胡克也指出：“人类没有哲学所封授的特权。科学的最大成就或许就是突破了盛行于我们人类中的无意识的人类中心论，揭示出地球不过是无数行星中的一个，人类不过是许多生物种类中的一种，而我们的社会也不过是许多系统中比较复杂的一个。”[1](P70)海德格尔则更是明确地表示要“反对迄今为止的一切人类中心论”的观点。

可见，按照他们的主张，只有抛弃那种以人类利益作为唯一的、终极的价值尺度的人类中心论的观点，才有可能建立起新的价值尺度，即以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作为最高价值尺度的非人类中心论的观点。说的明确些，既尊重人类自身的利益，也要承认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利益，并且，保护与维系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利益就是保护人类的生存条件，保护人类的切身利益。

摘要：当前国内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研究阵营日趋式微，亦有许多学者质疑马克思主义是否是一门真正的政治学科。因此，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的解读并定位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的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定位、马克思主义的建构和马克思主义的善待四个方面进行严谨的论证后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政治学而且还是一门政治科学。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现正指导并将长期指导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科学；政治学当前国内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研究阵营日趋式微,亦有许多学者质疑马克思主义是否是一门真正的政治学科,更遑论政治科学了。据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一项对政治学科教材调查统计资料显示：在所调查的93种政治学科教材中,只有5部教材的书名直接以马克思主义相关命题命名(其中国内著作4部,外国译著1部)。而笔者在苏州大学图书馆查阅的189种有关政治学科教材中此类教材更少,只有蓝英著的《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和王沪宁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政治的逻辑》两部。窥一而知万,上述统计数据充分显示出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视程度日益降低，也表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政治学的地位正日益受到以西方实证主义研究为代表的政治学流派的严重挑战。因此,在当今社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的解读并定位,是非常有必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系统的思想观点学说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是资本主义矛盾激化和工人运动发展的产物,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问世为标志。它吸收和改造了人类思想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其主要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19世纪科学技术的新成果，特别是细胞学说的确立，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的发现、进化论的新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马克思主义”一词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的总称在马克思在世时已经出现，恩格斯在80年代初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一词，并在1886年专门作了说明。[1]在以后的一百多年里马克思主义一直被各国无产阶级阶级确定为指导思想并指导着各国无产阶级阶级革命运动。随着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处的社会背景已发生深刻的变化。当前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应有地位的争论较为激烈。如何正确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对于清除各种错误观点，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地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从思维的向度出发解读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座富矿，如何对其进行解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方法按照不同的思维向度划分大致有以下三种:第一种解读是马克思主义全能论。此种观点断章取义照搬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某种观点，机械地应用于社会主义实践,其收效甚微,同时产生负面效应，反而让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产生怀疑。如“中国”时期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是该种论点的典型代表。第二种解读是马克思主义无用论。此种观点近年来甚嚣尘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的产物,已远远不能适应当前时展的需要,应坚决予以摒弃而代之于西方实证主义政治学,此乃典型的西化学者的观点，其实质是要全面抛弃马克思主义，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八九反革命暴乱”就是这种观点的极端外在表现。第三种解读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论。[2]此种观点将马克思主义融入整个政治学领域内加以宏观地考察,体现了一种科学的观点。这种解读将马克思主义大致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政治学原著表达的相关政治思想,观点和学说。限于实际的运用和人们认识的局限因素,后人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著作断章取义,并未真正融汇贯通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政治学思想，此乃历史的时代的和人的认识局限性造成的。因此，有时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并未真正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或身后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后人对马克思恩格斯观点的理解和放大,积极向社会扩展,推广应用,主要表现为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铁托主义、金日成主义、卡斯特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些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在各自的国家成为官方的指导思想，发挥着指导实践的重要作用。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溢出,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发展。我们应承认，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真正贴近马恩的实际思想解读马克思主义。这说明马克思主义是棵大树,扎根于西方的土地,其枝叶已发展出欧洲的范围。第三种划分的科学性在于较为客观具体,有的放矢而又不失之于空泛。同时又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中所作的贡献,做到中西兼顾，全面考量，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准确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定位。二、从科学的高度出发定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究竟应该如何定位，我认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比较论证得出。在论证马克思主义是否是政治科学之前，我们应先界定政治学和政治科学的定义。一般意义上而言,政治学是一门研究政治现象的科学。在当代政治学科的研究中,对政治学的定义主要有如下观点,即国家政治学,道德政治学,法律政治学,管理政治学,分配政治学,政策政治学,权力政治学等七种。此种划分由于观察角度不一样，其研究的侧重点亦不同，缺乏对政治学从宏观上的整体把握。笔者认为，德国政治学者列奥·斯特劳斯对政治学的分类或许更为恰当,也代表了当前西方政治学界对政治学科分类的主流划分走向。他按照政治学家从事政治学研究的方法即是运用价值判断还是事实判断的标准将政治学划分为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3]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原本都指政治学,是一回事。随着哲学与科学的分野，便有非科学的政治哲学和非哲学的政治科学之分，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坚持事实与价值相分离，主张社会科学必须将自己的研究范围严格限于事实领域，应用经验或自然科学的方法，以从中求的确定无疑的规律，从而否定了以前政治学界以价值判断区分政治学与非政治学的方法。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成为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因此，在西方政治科学日益成为政治学研究主流的情况下,将其作为判断某种思想是不是科学,应该是不失之为公正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组成的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给无产阶级的解放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4]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社会生产关系，特别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它分析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规律，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了科学依据。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归宿，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终结，给无产阶级指明改变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具体条件和途径的一般规律。它首先是一种涉及到国家理论和社会改造的政治学说，其学说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让无产阶级获得整个世界”。这种国家主张和社会理想的主题应归属于政治哲学之类。[5]马克思主义在立足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价值判断的前提下,在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分析中运用各种数学知识和统计工具等实证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从历史,经济,阶级等方面进行严密论证,从中高度抽象地概括出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历史必然规律。[6]这种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融为一体的研究方法，符合西方实证科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定义，充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形成了科学的政治学理论体系。

三、从内容的角度出发建构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目前学术界对其理论体系划分大致有两种。第一种观点是传统的划分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来划分。另一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时代顺序来划分。第一种观点即按传统划分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科学体系，它包含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7]这三个组成部分不是彼此割裂的，它们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它的主要特征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结合，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在同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实践的结合中发展的；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发展的；是在对时展提出的新问题和出现的新情况进行创造性研究过程中不断发展的。第二种观点即按时展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分为马克思主义特殊和马克思主义一般。[8]按照列宁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一般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或称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各民族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有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特殊即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指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并被他们的拥护者所坚持并发展的思想理论，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两部分，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各民族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实现各自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一般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特殊；马克思主义各民族国家简单相加之总和可能大于或小于马克思主义一般。小于的情形是指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各取所需,并不能真正充分挖掘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全部资源。大于情形是指各国在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上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充满生机和活力。其原著包括：第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政治学原著;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或身后的继承者的著作,主要包括列宁、斯大林、、邓小平、和等人的有关政治学著作；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及其有关著作。该流派代表人物主要以西方非官方机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为主，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种划分的最终结果导致将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官方马克思主义”和“学界马克思主义”两种，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表明马克思主义正摆脱“御用主义”镣铐的桎梏，恢复其自身的社会科学性，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既然马克思主义是政治科学，那么，在当前实际工作中，我们对其应采用什么样的态度呢？四、从创新的态度出发善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着的理论体系，其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源自生生不息的社会实践。[9]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将进一步丰富，它的一些结论也会过时，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10]笔者认为，无论当今世界和中国的现实如何变化，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时都应从创新的高度出发看待马克思主义。1.应当系统地善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行动理论，是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革命性。[11]马克思主义充分地吸取了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是一个系统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和一些基本理论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因此，我们既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发展道路，去孤立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人类文明格格不入；也不能形而上学地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个别结论，实用主义地用经典作家的个别观点去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其他观点。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的政治公理，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人类社会除了阶级斗争之外也存在着其他的政治公理，不能把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背离。2.应当历史地善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人运动兴起的产物，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决不能用今天的现实去裁剪当时的理论，否则就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误解。例如，从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需要出发，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私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采取鼓励措施，对合法的资本收益采取保护政策。对此，我们既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倡导私有制、市场经济和资本收益，就断定我们的改革措施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反过来去挖空心思地论证，马克思当年的理论中就包含着对私有制、市场经济和按资分配的肯定和鼓励。同时，也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反对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3.应当开放地善待马克思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或实践，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开放的视野考察国际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从理论上说是发现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从实践上说是为了解放全人类。[12]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研究，同样也必须具有放眼世界的眼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主要体现在其对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的解释能力上，而不是对某个国家的特殊发展规律的解释。相应地，也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放到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实践中，不仅要用某个国家的具体实践，而且要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发展现实来检验其理论的正确性。用开放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另一层意思是，应当兼收并蓄,充分借鉴和善于吸取世界各国对马克思主义的优秀研究成果,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有大量的专家学者在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应当批判地借鉴和吸取其合理的成分。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门政治学而且还是一门政治科学。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变化的新实践，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科学完整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原理，我们应结合新的实际，通过理论创新，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只有这样，才能避开理论盲目争论的误区，还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科学的本来面目，集中精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参考文献:[1]中共中央编译局.政治学简明词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8]乔耀章.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纵横谈[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3][美]列奥·斯特劳斯.政治哲学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4]刘惠恕.中国政治哲学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6]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7]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列主义原著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9]王沪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政治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0]俞可平.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3)[11]王惠岩.政治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2]孙关宏、胡雨春.政治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是近年来理论界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文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历史进程、理论成果、基本经验、基本规律等问题进行简要综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综述

近年来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发表了大量论文，出版了许多专著。在这些专家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对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的归纳梳理，并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简要综述。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内涵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和核心。这个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理论界研究和关注的焦点。虽然学术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结合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依据是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论新阶段》及1943年《中共中央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虽然不同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要“结合”的对象理解不尽相同，但都可视为是“结合论”。如，陈家付教授认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