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思想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8 06:48:24

马克思思想

马克思思想范文篇1

【英文摘要】TheconfirmationoftheperiodofFeuerbachschoolintheprogressofMarx''''sthoughtsissignificantforunderstandingtheessenceofMarxismphilosophycorrectly.Fromthepaper,theperiodofFeuerbachschoolisoneofMarx''''s“philosophyfaithsinthepast”.AtthattimeMarxworshipedFeuerbach,whosethoughtsdeeplyinfluencedMarx''''sworksingeneralexceptafewofhisowncreation,thusMarxhadn''''tsetupMarxismphilosophy.IfweconfirmtheperiodofFeuerbachschoolintheprogressofMarx''''sthoughts,theessenceofMarxismphilosophycannotbeconsideredasdialecticalmaterialismorthephilosophywhichtranscendmaterialismandidealismorhumanismphilosophy.

【关键词】马克思/思想进程/“费尔巴哈派”阶段/意义/Marx/theprogressofMarx''''sthoughts/theperiodofFeuerbachschool/meaning

【正文】

马克思思想进程中有没有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以往人们大多持否定态度。人们一般都承认马克思是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从黑格尔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但又认为马克思通过费尔巴哈不是转向旧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是转向新的辩证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这就是对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的“两阶段一转变”说。当我们进行仔细的研究后,发现这一看法不符合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历史事实。因为从实际情况看,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转向唯物主义,但还不是立即形成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而是有一个崇拜、信仰、迷信费尔巴哈的时期,然后通过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才创立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在他的创始人那里是经过两次转变才完成的。本文就确认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费尔巴哈派”阶段及其对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重要意义谈一些认识,并以此纪念马克思逝世120周年。

一、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费尔巴哈派”阶段

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费尔巴哈派”阶段,时间是在1843—1844年。确认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费尔巴哈派”阶段,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察:

1.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态度

由于对马克思1843—1844年间的哲学观点的性质本身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从我们的理解出发来证明马克思思想进程中有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或者别人从他们的理解出发否认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费尔巴哈派”阶段,实际上难免形成循环论证。因此,我们必须从公认的前提出发加以证明。这个前提就是当时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态度。

如果马克思此时已经把自己的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区别开来,对费尔巴哈哲学进行批判,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诞生,马克思思想进程中并没有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如果马克思此时还不批评费尔巴哈,反而崇拜、迷信、信仰费尔巴哈,那就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处在母体内的发育阶段,即“费尔巴哈派”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没有正式形成。下面我们就来看马克思1843—1844年间对费尔巴哈的态度。

马克思是在1843年初转向费尔巴哈而批判黑格尔哲学的。1843年3月初给卢格的信是这一转向的第一个证据。接着,马克思在两年中写了一系列著作,主要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与恩格斯合著)等。马克思在最初转向费尔巴哈时有一个批判性的保留:“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关心政治。”(P442)除此而外,马克思在这两年中再也没有批评过费尔巴哈,而是对费尔巴哈表现出崇高的敬意,进行热烈的颂扬,给予高度的评价,把费尔巴哈思想当作一面旗帜高举,对费尔巴哈的态度达到了如马克思后来回忆所说的“迷信”的程度。

在最初的一些著作中,马克思已经运用费尔巴哈的“颠倒”的方法和人本主义思想来分析现实历史问题,表现出受费尔巴哈的强烈影响,但对费尔巴哈进行直接的热烈的赞颂,则主要表现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给费尔巴哈的一封信中。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写到:“整个实证的批判,从而德国人对国民经济学的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P4)“只是从费尔巴哈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做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费尔巴哈成就的伟大以及他把这种成就贡献给世界时所表现的那种谦虚的纯朴,同批判所持的相反的态度恰成惊人的对照。”(PP114-115)

1844年8月11日,马克思在给费尔巴哈的信中说:“我乘此机会冒昧地给您寄上一篇我写的文章,……我并不认为这篇文章有特殊意义,但我能有机会表示我对您的极崇高的敬意和爱戴(请允许我用这个字眼),我感到高兴。您的两部著作《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尽管篇幅不大,但它们的意义,却无论如何要超过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PP449-450)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再次对费尔巴哈进行高度评价:“然而,到底是谁揭露了‘体系’的秘密呢?是费尔巴哈。是谁摧毁了概念的辩证法即仅仅为哲学家们所熟悉的诸神的战争呢?是费尔巴哈。是谁不是用‘人的意义’(好象人除了是人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似的!)而是用‘人’本身来代替包括‘无限的自我意识’在内的破烂货呢?是费尔巴哈,而且仅仅是费尔巴哈。他所做的事情比这还要多。他早已摧毁了现今正被‘批判’乱用的那些范畴:‘人类关系的真正丰富性、历史的无穷无尽的内容、历史的斗争、群众和精神的斗争’等等。”(P118)

2.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

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态度相吻合,马克思当时的实际思想状况,特别是在他对现实历史问题的分析中,充分表现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强烈影响。

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他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为马克思提供了批判唯心主义的武器,而且他的人本学,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给予了青年马克思以非常深刻的影响。马克思当时的著作中谈得比较多的一些问题如人的本质、类,特别是关于异化,都是和费尔巴哈的学说有关。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打上了明显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印记。

提出人的本质异化问题的,费尔巴哈是第一人,他把上帝看作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费尔巴哈的这一思想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有很大影响。当然,马克思即使在早期著作中也不是完全照搬照抄费尔巴哈的观点,他并没局限于把人的本质异化仅仅看成是宗教领域内的现象,把异化仅仅归结为宗教异化,而是把异化现象扩展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而且指出宗教异化的根源就在于世俗社会(即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所说的市民社会)的分裂、异化。但是,尽管应用这一概念所分析的对象有广狭之分,在把异化归结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并且提出要使人的本质复归这一点上马克思和费尔巴哈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说,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继承了把异化同人的本质联系起来的观点。可以看出,在马克思早期著作有关异化的论述中,费尔巴哈的烙印要比黑格尔的烙印深。

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异化观,最集中地体现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思想处于“费尔巴哈派”阶段时最主要的一本著作。这部手稿中的一个最突出、最重要的思想是关于“劳动异化”的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肯定人有一种人之为人的“类本质”,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在劳动中,人的存在与人的类本质相分离,即人失去了类本质,这就是异化劳动。在异化劳动与私有制的关系上,马克思肯定异化劳动是私有制的根源,尽管在进一步的发展中,二者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作用。至于异化劳动的根源,马克思倾向于到人的类本性的发展中去寻找。人的异化,是由于人的本质的自我否定,而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本质发展的否定之否定,是向人的本质的复归。马克思以上的异化劳动理论,显然是一种与历史唯物主义不同的人本主义异化观。

3.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对立的态度

在1843—1844年间,马克思并没有明确地把自己的观点叫做唯物主义,相反,他认为应当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把二者结合为一个更高的真理。马克思把自己的观点叫做“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认为:“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两者结合的真理。我们同时也看到,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P167)马克思还称赞费尔巴哈,说:“唯灵论和唯物主义过去在各方面的对立已经在斗争中消除,并为费尔巴哈永远克服。”(P120)

4.马克思后来对自己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回忆

马克思后来承认他有过“信仰”、“迷信”费尔巴哈的时期。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序言》中说:“当1845年春他(恩格斯)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PP33-34)这里所说的“从前的哲学信仰”,包括对黑格尔哲学的信仰和对费尔巴哈哲学的信仰。1867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他重读了《神圣家族》,并说:“我愉快而惊异地发现,对于这本书,我们是问心无愧的,虽然对费尔巴哈的迷信现在给人造成一种滑稽的印象。”(P293)从以上材料来看,确立马克思思想进程中有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否认马克思思想发展中有过“费尔巴哈派”阶段,就无法解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崇拜、信仰、迷信,无法解释马克思当时的实际思想状况。

当然,说马克思思想发展中有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并不是说,他在这个阶段上的思想都是费尔巴哈的思想,没有超越费尔巴哈思想的马克思自己的思想。事实上,马克思在这个阶段上存在着矛盾的思想因素:一方面,有着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历史观的因素,马克思自觉地以费尔巴哈提供的原则、方法来观察历史问题。另一方面,又有超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但是,马克思此时还没有自觉意识到两种世界观因素的对立,他把所有这些思想都看作是费尔巴哈原则的发挥。自觉意识到两种因素的对立,马克思就立即起来批判费尔巴哈,原来处于局部因素的新世界观上升为马克思的自觉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脱离母体而诞生了。当然这是1845年的事情,即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恩格斯合著)里对费尔巴哈的批判。

二、确认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费尔巴哈派”阶段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重要意义。

确认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费尔巴哈派”阶段,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事实上,当我们希望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时候,首先有一个前提就是对马克思采取一种正确的态度。马克思是人不是神,马克思自己的思想的确有一个发展过程,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并不都是真理,马克思是在批判地克服了从前的哲学信仰后才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应当用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待马克思本身的思想发展。当人们在理解马克思、让马克思走入当代时声称首先要“回到马克思”,实际上,重要的是回到何时的马克思。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创立前后的马克思完全当作同一个马克思,那是绝对不符合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

毫无疑问,确认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费尔巴哈派”阶段,对于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方式是一个重大挑战。“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方式与马克思有过信仰费尔巴哈哲学的事实发生了严重冲突。如果说,费尔巴哈哲学是机械的或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那么,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信仰是难以理解的。因为马克思此时已经是一个辩证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不批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机械性”或“形而上学性”是不可理解的。如果说,马克思哲学的实质是辩证的唯物主义,而马克思此时已经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也就是说,他已经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也无法理解,马克思此时在历史观上为什么还会陷入人本主义的或人道主义的历史观。

确认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费尔巴哈派”阶段也有利于我们反思、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理解或“人道主义”理解的合理性,推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的理解。

在马克思哲学理解史上,一些人看到了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方式的不足,提出了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方式。

有些人认为,马克思在哲学上的伟大贡献在于超越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对立,创立了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的“实践哲学”。这种理解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不是从物质或自然出发而是从人们的实践出发去解释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历史和自然界,而实践被理解为精神与物质或人与自然的统一。超越的“实践哲学”的理解者们都反对物质本体论,反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实践哲学”理解方式形成于上个世纪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葛兰西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实践哲学”。“实践哲学”理解的一些基本思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有重要影响。在我国的“反思哲学”时期,“实践哲学”的理解方式再次活跃起来,并产生过较大影响。

还有些人认为,马克思在哲学上的伟大贡献在于推进了人道主义,把历史上的抽象人道主义发展为“彻底的人道主义”、“真正的人道主义”、“实践的人道主义”。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上个世纪30年表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间,在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各国,都出现了“人道主义”热。我国也在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现在也还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人道主义。这种理解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不再是“知识论”的哲学,即不再谋求认识客观世界,把认识客观世界的任务让给科学去做,哲学只是提出价值观念,即人、社会应当是怎样的一种存在。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关心人,关心人的解放,马克思的哲学提供了人应当是“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的观念,并提供了一种消除异化从而最符合人类本性的社会理想。

这些理解正确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了吗?我们这里仅从文本依据的合法性的角度提出挑战。无论是“超越”的理解还是“人道主义”的理解,其文本依据主要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特别是1843—1844年间的著作。通过对马克思思想进程中有过“费尔巴哈派”阶段的事实的揭示,我们知道,马克思在此阶段上的哲学信仰,还是别人的哲学,虽然马克思不是简单的接受,也有自己的创造,但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要还是信仰费尔巴哈的哲学,还没有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加具体分析就以马克思处在“费尔巴哈派”阶段时期的著作为根据,即使对文本的理解正确,把这种理解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理解,其文本依据方面的合法性也是不能成立的。确实,马克思在1843—1844年间,“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叫做唯物主义的”(葛兰西语),甚至他还表现出某种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的思想,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这种思想表现的同样是费尔巴哈的思想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此,以马克思1843—1844年间的著作为根据,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超越”的哲学或人道主义哲学,这种理解是建立在“非法”文本的基础之上的。

对于主要以马克思1843—1844年间的著作特别是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主要文本依据的各种理解方式来说,这些文本依据的合法性被动摇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的理解、“人道主义”的理解,就主要是以马克思这一阶段上的著作为依据的。但是如果我们肯定马克思在这一阶段上的著作正是马克思处在“费尔巴哈派”阶段时期的著作,而且马克思的超越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正表现了费尔巴哈的影响,那么,显然就不能再以这些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受费尔巴哈影响的思想为依据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实践哲学,或者是人道主义哲学等等。

诚然,对于马克思思想进程中有过“费尔巴哈派”阶段,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辩证唯物主义方式的理解者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超越”的或人道主义的理解者都是持否定或怀疑态度的。

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方式对马克思思想进程中有过“费尔巴哈派”阶段持否定态度,就在于他们坚持认为费尔巴哈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马克思从未有过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从黑格尔主义转到唯物主义立场,就已经是辩证唯物主义。如果承认马克思思想进程中有“费尔巴哈派”阶段,他们的理解就有逻辑矛盾了。事实上,在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中,马克思无论在崇拜费尔巴哈的时期还是站在其新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费尔巴哈的时期,都从来没有批评过费尔巴哈缺乏辩证法,没有说过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相反,马克思在崇拜费尔巴哈的时期还肯定过“费尔巴哈辩证法”。费尔巴哈哲学本来就不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已经是辩证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思想范文篇2

【关键词】科学叙事/美感叙事/批判

【正文】

一、“科学叙事”与“美感叙事”

尼采被认为是西方世界里的“疯子”,当然,不符合的“理性”框架的人,也被认为是中国社会里的疯子。近年来,尼采的欧美专家日益倾向于一种共识,即把他看作20世纪西方文化危机的“先兆人物”。尼采之死预示了西方文明“精神分裂”的开始。他那充满破坏力和蛊惑性的疯话,恰好为后主义确定了一种文化批判基础。福柯认为,尼采不仅是有关“现代性”研究和“后现代主义”争论的始作俑者,他还通过自己独特的风格,“倡发了我们的一种新型阐释方式”。利奥塔也在《后现代状态》一书中指出:当代知识格局的巨变,实起源于尼采式的虚无主义“远景观”。自那以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发育过程反复印证了尼采的悖论:即欧洲科学的势头,在科学意志驱动下,将遵循一条逆反逻辑,即所谓“非逻辑的”各行其是,逐步诱发“科学危机”,并“从内部瓦解一切知识合法性”。美国的尼采学者尼玛斯指出:过去人们难以理解尼采的,却又长期为他奇美的文风所迷惑,个中隐藏的原因,在于他刻意混淆哲学与文学性质,从中发展出哲学史上独树一帜“美学主义”(aetheticism),或所谓的“哲学的美学化倾向”。根据尼玛斯的细致,尼采以文学批评的眼光来治理哲学。调动诸如“象征、反讽、隐喻、寓言与神秘主义”等手法,是成就一种“新型阐释文风”〔1〕(P11—12)的原始楷模。所有这些论述都没有抛开尼采的文体,来理解尼采的思想。

如果从西方学术传统来看,西方思想传统中最重要的资源是“科学叙事”(利奥塔语),是一种来自古希腊的科学精神,也就是“逻各斯的展开过程”,它重在思想的“纯形式”。但西方系统的形而上学也透现着人文价值关怀的另一重底色,人文关怀的表现形态就是“美感叙事”,美感叙事根本上是一种私人体验,或者说是“超验的私人化与社会共契”〔2〕(P508—517),尼采是真正的思想家,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者或哲学家,他的哲学话语属于价值议论层次,不属于学理分析。因而,尼采的文章大都不像“学术”文章,说服力不是很强。这使得人们很难从其论述形式中找到其思想主张的内在思路,纵然如此,尼采“纵酒狂歌的语言”却依凭其震撼人心,似乎不需要经过解释,就可以直接变成知识大众的话语。这是美感叙事的特例,因为,美感叙事在西方科学理性话语传统中是次要方面,它难以融入“科学理性”的主流里面。

现在我们再来看马克思,以后现代的眼光看,与尼采的“美感叙事”不同,马克思的思想无疑则是利奥塔心目中,那种依靠元话语使自身合法化的“科学叙事”,或主流叙事。不过,当利奥塔针对所谓启蒙运动留下的“人类解放”的神话,而告诫我们“不能再像马克思一样指望这些矛盾中出现一条拯救之路”时,显然,在这里,他意识到马克思与启蒙运动的联系,却混空想社会主义于一谈,他对马克思的理解,实际上与我们就有一种本质的区别,因为他所谓的“人类解放”,并没有经过马克思的“从空想到科学”的扬弃。

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批判,主要不是针对其价值的内容,而是针对它没有现实地说明其价值如何实现。因而,马克思对人类解放(或“自由”)这个根本目标及其内涵、结构和发展的性作了深刻的探索研究。如果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则内中的理性认知论述印象深刻,这具体体现在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公认的经典《共产党宣言》以及《资本论》等著作中,这些著作的叙事特点是世界观的价值理性与实证社会知识学的融构。具体地说:

马克思提供的共产主义论述,并非仅仅在诸种“主义”论述之中再增加一种,而是给空想社会主义论述加入了以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实证分析,提供了以经济生产和分配制度为主干的历史发展规律的论证,某种人文价值关怀的“主义”话语就与某种历史社会知识学的实证论述结合起来了。所以韦伯说,《共产党宣言》既是“一流的学术论文”,又是一个“党派性的纲领”。这一政治纲领的正当性是由历史唯物论的社会知识学的分析论证提供出来的,从而,激进的政治行动就与科学的实证知识连接起来〔2〕(P220—221)。这的确与尼采以生命力的体验为其价值的论述样式而所谓的“新哲学”保持了距离。

马克思认定,社会知识的建构只有遵循理性认知原则,通过具体—抽象—具体的论,把个体认知与客观规律认知统一起来,才能排除经验理性认知的主观性,由此演绎出来的价值论断,才能在信仰自由竞争或价值多元的“诸神之战”的状况中占支配地位。对此种思想方式欲作充分理解,我们还可以《资本论》的逻辑起点——“商品”概念为例予以说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详细说明了寻求《资本论》逻辑起点的过程,这就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在鱼龙混杂的经验堆积及其经验理性认知的主观性面前,运用逻辑的思维方法剥笋式地逐层剖析,扬弃了斑驳陆离的无序状态,最后才寻觅到“资本主义的细胞”—“商品”概念作为逻辑起点的。由此,《资本论》从“商品”概念出发,展开了“商品—货币—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积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灭亡必然性的范畴系列。从总体上看,这个范畴系列中的每一个范畴,相对于前一个范畴来说,都是复杂的、具体的,而相对于后一个范畴来说,又都是简单的、抽象的。整个范畴系列在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中,逻辑地展现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基本过程。从叙事的文体上说,《资本论》整个逻辑体系构筑精致,圆融贯通,富有一种思维“形体”,或思想造型的丰满美感。体系内演绎思路环环相扣,犹如畅通婉转的思维曲线,散发出诱人的线条美感;此外,马克思的演述语言妙语如珠,滔滔不绝,雄辩而令人折服,使人的思绪在沿着演绎曲线移动时,似乎时时倾听到震撼人心的语境“”。

到此,我们不难理解,马克思的社会的知识建构是透过表面的物相和颠倒的假象,在现象的层层剥离之后,才会最终建构起来。马克思之所以这样做,其基本的考虑还是来自西方科学理性话语传统中的“存在与显现的二元论”。马克思自己说:“如果现象形态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3〕(P974—975)这也意味着,如果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颠倒和物化现象会与它的生产方式本质直接等同,那么,关于历史规律或历史客观性论证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现象学都会是多余的。

概而言之,马克思为探讨社会规律而使用的诸多概念是非评价性的概念,马克思的社会知识学叙事是一个非常逻各斯的叙事,套用福柯的话语,思想概念的合法意义和思想语法关系具有严格的纪律(discipline)规定,绝大部分的知识经过了逻辑论证,充分显现了人类思维讲道理、有理性的一面,因而,对人的心灵或思想产生震撼和启迪。马克思哲学对于逻辑的尊崇,实际上是对于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中的秩序、结构和规律的尊崇。这与尼采所谓终极混乱的说法(后详)大异其趣。而反映在尼采的文体上,则表现为行文的隐约、不连贯、神秘等等。

然而,道理和理性把人引向间接生存,即从“现象”界抽象到“超越现象”界,这与“诗人哲学家”尼采的“美感叙事”比较,马克思的思想仍是学究性的,个中道理需要解释,才能传达知识人大众,成为现实的精神力量。

原本,马克思的这样一种思想造型不应该成为减损自己的“荣誉”和实际的源头。遗憾的是,在许多场景中,马克思这一本来属于讲道理、解放人的头脑的哲学,我们也采取了“灌输”的方式去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少理论文章盛行的千篇一律的“教科书语言”,无视马克思哲学是与逻辑美感经纬交织的学说;许多领导讲话稿中千人一面的“大道理语言”,或因其繁复而难理头绪,或因其浅显而未涵深意,常常引不起读者、听者的兴趣。结果,马克思的思想魅力大打折扣。甚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像拉克劳与墨菲这样的大解构家,竟然对复杂的、异质性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采取了一种二元论的解读方法,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展现出一种“一元论的渴望”(monistaspiration),试图抓住历史的本质和深层意义,这种历史可以通过劳动和阶级斗争概念来理解,其逻辑具有铁一样的必然性,沿着一个严格的进化阶段序列自行演进〔5〕(253—263)。只是当拉克劳与墨菲系统地误读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时,他们未能看到,他们已把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同后来被第二和第三国际理论家歪曲了的马克思的思想混杂在一起了。

二、价值批判与社会批判

在考察两种思想的深刻程度和影响力时,衡量的标准是多元的。如果从纯粹经验出发,必入标准多元乃至相冲突的领地。在此我打算提及以下三个不同的衡量标准:影响力、重要性和正误性。这是衡量学说分量的三个不同参量。影响力主要指其社会作用和文化作用,重要性主要指其学理认识论逻辑的深度,正误性主要指其与通行的价值标准的相符程度。我们不难发现:对社会和学界有影响力是一回事,在学理上有深度是另一回事。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说,马克思、尼采同为20世纪最具革命性的思想家,其思想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以审美体验为叙事风格的尼采的思想在学理上并不重要,对现实的判断又多不正确。纵然如此,他对人类通行伦理价值的否定态度,对现代伦理思考的意义大于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者维护伦理价值哲学的意义。众所周知,现象学伦的诸理论体系构筑的共同缺点,是把传统伦理价值当成了固定标准加以维护和论证,对伦理价值系统内在的体认甚少,根本不足以处理时代人类精神生活的危机。所以尼采对这些伦理价值的直接攻击得以横扫欧陆,其最大的成就是推翻了伦理价值自明性观念。他所要求的是对传统道德观念“进行再评价”,提供对相反价值的刺激。这样的表述并无深奥难懂之处,但是,其影响力正如韦伯所说:“自从尼采以来我们便已知道,有些事情,不仅是它尽管不善而成为美的,并且只从它不善这方面看,它才是美的。”〔5〕(P39)正因如此,尼采对伦理学基础的否定所具有的批判意识产生的影响,可相比于马克思的对“武器的批判”。对于这点,就是各个尼采解释者都只是自己的尼采解释,也都是认同的。诚如,法国当代社会学家图兰说:“上帝之死也标志形上学之终结,此形上学从巴门尼德到柏拉图,从笛卡尔到斯宾诺莎均定义作存在与思维的相符或统一。而在此历史主义时代,尼采以变化代表了存在,以行动代替了实体。”这里图兰说的价值观念的替换与思维和存在的形上学并不关联,尼采的影响主要在于价值重估。因而,图兰的尼采解读,实际上像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一样,只是以自己的哲学框框为基础的,某些后现代思想家并不理会图兰、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谱系论,例如德里达就入迷于尼采式的摧毁,勾销尼采书写的内在实质而透露说:尼采文章根本没有隐含什么确定的学说,也没有什么最终含义。发微或阐发尼采学说的人都忘了尼采的启示:这个世界没有真理,只有解释〔6〕(P205)。而尼采自己让扎拉图斯特拉下山时说的第一句话是宣告:“上帝死了!”他要人们自信为出类拔萃的重新探寻人意义的人,要人们自信为一个创造者。

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是否就是尼采的自言自语?如是的,那么,尼采的如是说大致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如是说的和声,他们说:“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7〕(P15)对以往那些创造出关于人本身的种种虚假观念的人们来说,“他们头脑的产物就统治他们,他们这些创造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而马恩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要把他们从幻想、观念、教条和想象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使他们不再在这些东西的枷锁下呻吟喘息”〔7〕(P15)。

如此告白,使马克思与尼采,据说还有弗洛伊德共享了所谓推翻所有传统价值,代之以新的伦理和生命方向的“后现代先知”的名分。然而,尼采与马克思毕竟具有不同的影响:这倒不只是说马克思引发了诸多社会革命,而是从西方学术结构的转换性着眼,马克思作为现代性的激进批评者,是站在启蒙思想的西方小传统中颠覆西方传统,“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基本方面也在启蒙的传统和犹太暨基督教的时间观念之内,它本身就是一种批判‘现代性’的现代性的理论体系”〔8〕(P312—313)。尼采不仅颠覆了启蒙传统,而且颠覆苏格拉底和耶稣共同塑造的西方大传统。因此,尼采给西方文化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震动,尼采的思想情调、沉思方式对欧洲人来说是“陌生的”;Rosen发现尼采一方面大谈世界根本是虚无,另一方面又召唤人去创造价值。在根本虚无的背景中鼓吹创造价值的人生,无论如何是悖谬的。既然尼采摧毁的不仅是传统价值,而且是所有价值的根据,新创造的价值又何以可能衡量?这种谜一般的思想引我们转向尼采关于世界本质上内在固有混乱的看法:尼采关于偶然、创造和必然的观念与19世纪末同时代的哲学家皮尔斯有奇特的相似。他们都认为,我们的世界,尽管其他人认为是有秩序的,却是偶然的产物。他们都不认为宇宙间定律的存在会对偶然有什么影响。德勒兹曾对尼采众多的思想之一作过简明的概括:创造的骰子一旦被掷出便确立了偶然,在它们落下后形成点数的组合便确立了必然……因而,尼采所谓的必然(命运)从来就不是取消偶然而是偶然本身的组合。“也正是这个偶然还在驱使创造性脱颖而出”〔9〕(P268)。如此看来,尼采真心相信世界本质上内在固有的混乱,但需要说明或哄骗人们相信:自己是或能够是价值的创造者。就这样,尼采充满激情地揭示了人始终处于创造与毁灭的冲突与张力之中,他的“反传统”使他有理由抱怨自己得不到理解,不管怎样,“稀罕的声音只有稀罕的耳朵才能分辨,稀罕的思想只有稀罕的思想才能解释。”因其稀罕,今人重新提出尼采思想来讨论,就会是不稀罕的事。

与尼采一样,马克思思想中也具有某种实实在在的紧张(tention),这既表现在有着不同倾向的思想之间,也表现在被马克思综合成一体的思想资源之间。无论发微马克思的基本学说,还是沉浸在“马克思们”之中,都可能是“劣等哲学家的偏见”。是否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把握到马克思思想中“活”的东西,我们就绝无可能把握马克思哲学,也不可能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内在连续性之上的非连续性”,从而无法发现在“科学叙事”风格中,蕴含着的价值批判。

马克思的思想中具有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和决定论的主题(motif)。我们已在逻辑认知上指出,《资本论》倾向于实证的分析,运用“抽象力”作冷静的观察,致力于发现“铁的规律”,基本上不考虑人(如个别资本家)的主观意图。在此我们再择一具体例证,意在作进一步阐明。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对象的科学确立,其重要的关节点在于原来的亚当·斯密那里,通过利己主义的个人主体活动建构起来的人类的市民社会,最后成为一个真正经济物化结构占统治地位的必然王国。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斯密的经济人,终于在李嘉图那里变成了“非人”的帽子。马克思就是沿李嘉图思路论证“劳动价值论”的,其要义正是试图找到“客观度量”具体劳动时间所包含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决定的“客观价值”,从而社会得以“公正”的决定一切物品和劳动的报酬。

但是,这一思路导致后来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在实践的困境。因为人类社会的技术条件与人类普遍的道德状况,实在不足以支持和提供劳动价值的“客观度量”所必需的信息。即便是所必需的信息完备,“从数学上讲,要求出各种产品客观价值,必然造成独立方程个数比变量个数多。于是无法求解”〔10〕(P24)。再者,由于人类“天性”的恶劣(经济学理论习惯地这样假定),即便“客观度量”在技术上可行,随此而自然发生的生产和消费的集中计划(因为客观尺度存在时,“市场”作为揭示价值的手段便显得成本格外昂贵从而自行消亡),会使计划者作为个人,受到权力的无可挽救的腐蚀,最终导致“人人平等的民主”的瓦解与“自由”的消失。这一条“通往奴役之路”的起点,正是“客观度量”主体价值的人类理性冲动。

克思本人并没有简单地放任这一理性冲动,他只是把李嘉图的唯物主义(决定论的别名)作为社会知识建构的超越之点,正如马克思引用的一条评论所说的:“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不管是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恰恰相反,每个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11〕(P111)。这里,马克思思想的大意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在和建构资本主义生产的法则时,其精微要妙是要从中找出它否定自身的机缘,关节点在于找到推翻“铁的规律”的道路,抨击这种规律的不人道和违反人性。简言之,马克思思想的本意在于通过对资本的贪婪本性的批判,展望“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未来。

因此,马克思思想的批判性是一个很重要的“活”的思想资源。之所以说这种批判是“活”的,而不是死的,就在于任一健康的市场社会都需要马克思的批判。与尼采的价值批判性不同,马克思的批判性奠基于一种特定的历史观,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使命,是一种社会批判,在于我们需要把握这种批判性所具有的内在紧张:当马克思主义在统治时期的意识形态化时,可能会减弱甚至丧失作为其精髓的批判性锐力。结果是,在许多场景下,马克思的思想“被庸俗地设想为现存状况的表现,而不是现实的真理”。这又会遭到马克思的拒绝,他说:“(你们)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懂得如何运用批判这一武器,钻入“大海”,“把真正的珍珠拿到阳光中来”。马克思清楚地写到:“凡是经不起我批判的东西就应该废弃,哪怕这种观点是代表公认权威的。”〔12〕(P9)。可以肯定,马克思作为共产主义的代言人,站在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其思想的生命是资本主义所赋予的,马克思对资本(市场)社会的批判一直是展开思想生命创造力的源泉。今天,我们需要对马克思思想作严格解说,区分开作为对历史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充分利用马克思思想中的“活”的资源,以在当代条件下推动人类全面解放、个人全面发展理想的实现。

三、结语

当我们在当代语境中,去考察马克思与尼采的思想力和重要性时,除了主要考虑两者在西方学术史结构中的区分外,也需联系当前社会全面商业化和技术化这一时代状况,区分出思想的“使用价值”(影响力)与“真实价值”(重要性)。此外,不可轻视的是论述话语是否有与同时代知识条件相协适也是制约某种哲学生命力的重要因素。我们注意到,由于人文学术产品不需受现实的观察和社会实践的直接检验,从流行的所谓“尼采学说”来理解尼采文体,易于将其视为在工商压迫下“自得其乐”的美学装饰品,或文人化修辞,几近消解尼采文体与某种深切的思想关怀的联系。与此相反,许多马克思哲学的人总是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头脑是沉静类型或唯物主义类型,而不是热情类型——好像尼采,用所谓“更需要在理性的基础上对人的重新关注”,来隐匿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概念深层的生命哲学预设,对马克思的理解不能为其充盈的生命理想和美感所触动。

如果说,没有对未来的“科学认识”,马克思也就不成其为马克思,那么,那种缺乏基于批判精神的多维度,如现象学、生存哲学等维度,以及浪漫主义乃至浮士德—普罗米修斯等旨趣的对马克思的研究〔13〕(P526),便失去了在新的知识条件下把握马克思思想的丰富性,最终不能不躲在“旧哲学”的框架中自以为是。

【】

〔1〕赵一凡.欧美新学赏析〔M〕.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6.

〔2〕刘小枫.性社会绪论〔M〕.上海:三联书店,1998.

〔3〕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

〔4〕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性理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5〕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北京:三联书店,1998.

〔6〕尼采.权力意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8〕汪丁丁.走向边缘〔M〕.北京:三联书店,2000.

〔9〕伊恩·哈金.驯服偶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10〕张理智.人本主义经济学〔M〕.北京:经济出版社,1998.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思想范文篇3

一、作者言说与读者理解之间的涵变

马克思认为,出现在历史发展中的各类文本的思想以及人们对这些思想的理解并不是一回事。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的思想反映和著作言说绝对不能离开主体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因为类似革命性的文本、思想要唤起广大人民的热情和关注,还需主客观条件的成熟。当这种对文本的社会解释学说明转换成为一种认识论的解释时,马克思要求我们把文本这一认识对象的考察和理解与理解者自身状况的分析统一起来。文本的可读性及其被解释者在何种意义上当成解读对象,取决于文本的性质和解读者自身性质的具体联系。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5页)要在文本和解释者这一对象与主体之间建立互生成关系,除了上述提到的作者、读者必须具有某种利益一致和思想取向的共识之外,阅读者还必须在知识水平、经验储备、思维能力等方面,达到或接近文本的思想要求。包括文本在内的一切对象性的事物,都是主体本质力量的投射和复现,是主体的有别于自身又观照自身的一种精神外化的“另在”。文本成为主体的对象而以特定的方式被阅读,这既决定于文本的内容和形式及其对阅读者的肯定或否定的性质,又决定于解读者的思想文化品格与文本具体构成的某种同一性。有了某种同一性,则主体能与文本发生肯定性对话,形成一种言说与聆听的互动。否则文本或者不能成为解读者的对象,或者只能遭遇解读者的质询、批判、拒斥等否定性的理解,阅读者以一种反对的方式在文本上投射自己的理智力量,复现自己的精神世界。

文本作者言说与读者解释之间的涵容与变异,还体现在人掌握书与书掌握人这样一种文本意义的自在与因变和主体的能动与受动的关涉中。

马克思是在批判某种文本崇拜、教条主义的时候提出这一问题的:“不是你们掌握着这些书籍,而是这些书籍掌握着你们。你们成了书的附属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8页)显然,这是对本本主义的理解态度和方式的否定,但从解释学的一般意义上却道出了一个普遍现象:包括文本解读这样一类“对象化”的活动,都是主体与对象之间能动和受动的统一。人“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占有对象”。“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能动和受动,因为按人的含义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4页)当阅读者把书“读进去了”之后,掌握了文本,同样也就是文本、作者进入了读者的思想,掌握了读者。读者主动地进入文本,却无形地作为受动者被文本在某些方面同化,成了文本的俘获者。甚至不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受动于文本的思想者,就不能实现解释者的能动,不能掌握文本,与文本进行心灵的会晤。另一方面,作者的思想理念一旦铺陈于文本,成为由媒介负载的持存,那么,在物理时空中主体就将脱离他的言说而退场。其言说内容的复现和思想的激活,全在于文本的被解读。作者在其中的话语权力和思想生命,也就只能通过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去实现。读者的立场观点和理解方式直接影响着他对作者思想意旨的理解和陈述,真实地制约着文本意义的再度建构和表达。

因此,解释文本的活动,即是文本为解释者提供“问答”对象和视域、提供思想规范、提供精神享受、也生成主观受动性的过程;文本在成为主体的对象时,也让主体成了文本的言说对象;主体在作为文本解释的主体聆听文本言说时,也让自己成为受动于文本言说的对象。解读者与文本之间能动与受动的双向统一,永远是解释活动的一个摆脱不掉的涵变关系。

对此,马克思指出:“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个人身上会获得不同的反映,并使自己的各个不同方面变成同样多不同的精神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页)事实的确如此。不同读者对同一文本甚至不同境遇中的同一读者对同一文本,都会形成不同的理解。“对精神事物的理解是个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1页)同样是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如李嘉图的著作,在施蒂纳和蒲鲁东等人那里,引起的解释方式和结论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他们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但前者的视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实行的是德国抽象思辨哲学的历史传承与英法社会进步之间现实反差的观念消解和视域融合;后者的视域则是小资产阶级的,实行的是对下层小生产者的同情与对资产阶级的财富及其生活方式的暗恋两者间的精神杂烩。这种因主体的不同社会角色和精神状态对同一文本产生的不同解释,生动地体现了文本解读的建构性和个性化意味。

基于解释活动对于文本意义之理解、掌握、传达和实践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十分强调对文本的合理解读。他在早年针对德国书报检查制度的专横,郑重地强调要严肃地对待著作的阅读:“阅读和写作一样重要;因此,读者有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称号也是必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9页)马克思确实看到了阅读文本内含着对原作者意谓、思想的建构和再生。阅读、解释对于文本思想的理解和传达,几近乎有原著创作中的某种作用,因此著作的阅读与批评要公正合理。马克思指出,对于著作的批评“当它不是作为理性的利刃而是作为专横的钝剪的时候,当它只想进行批评而不想受到批评的时候,当它由于自己的实现而否定了自己的时候,以及当它由于批判能力尚差而错误地把个别人当作普遍智慧的化身”的时候,批评本身就必然“失掉它的合乎理性的性质”。(同上,第68页)在马克思看来,文本的解读必须坚持科学理性而反对政治专横,坚持“群言堂”的相互批评而反对“一言堂”的话语独断,对文本要有足够的尊重和充分的理解。

二、理解的前提与前提的理解

这是解释活动中一个经常被人们关注和阐述的重要命题。马克思认为,一切解释活动都是有某种思想前提的。他在批判施米特教条式地对待某些文本、思想而提出“没有前提的思想者”的命题时指出:包括施米特(此处称“桑乔”)所处其中的现实社会环境,“这些现实的前提也是他的教条公式前提的前提。……只要他还没有从唯物主义的意义上去承认现实的前提是他的思维的前提(如果承认,那末教条式的前提的基础就会完全失去)的时候,不管桑乔愿意还是不愿意,总之他是在有这些现实的前提时才又有那些教条式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0页)这段批判性的文字告诉我们,人们对文献的理解和思考总有某种前提。人们对文本中思想的理解和批判也势必首先要考问文本得以形成、思想得以提出的种种前提。马克思这样看待文本解读中之前提的追问:“对任何科学的最初批判必然要拘泥于这个批判所反对的科学本身的种种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8页)而要对文本内容的前提亦即创作者立论或言说的前提提出质疑、反思和批判,也必然地要求并表明文本的解读者、批判者有了与文本作者不一样的前提,或者有了对与之类似的自己的思想前提的审视和反思。文本的解读和批判,是在一种对于作者和解读者自身思想前提的双向反思过程中展开的,是解释者在解释活动之前提方面的“自觉觉他”。马克思用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解释的思想前提与被批判对象的思想前提之本质差异,说明他的思想前提对阐释方法的规定性:“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78-579页)正是因为马克思在“主义”方面意识到了自己的思想前提与文本作者思想前提的差异,并超越了解读对象的思想前提,才有了他对黑格尔哲学及其大量文本的科学扬弃。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理解的前提似乎又是双重存在的:它们既包括使某种“主义”或使主体某种观念结构、知识背景和价值态度这些解释活动赖以进行的意识基底成为必然、成为可能的现实生活环境,又包括解释活动之意识基底本身;亦即既包括现实的前提,它是思想前提的前提,又包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思想前提本身。马克思对理解前提的认定和分析,与海德格尔所言的“前有”、“前见”语异义近,也与伽达默尔的“成见”理念十分接近。仅此一点,表明马克思早在这些解释学家苦苦研究解释活动、建构解释学理论之前,就已深刻地触到了解释学的核心问题。马克思强调从唯物主义的意义上去说明现实的前提是思维和理解之主观前提的前提:“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4页)若借用解释学的语言,我们应当说,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解释活动之前提中“前有”对于“前见”的客观规定性。他在自己的解释实践中,经常运用这种方法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解释和评价各种理论文本和社会思潮。例如,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时,就十分明确地谈到了研究法律及其文本必须注重其社会前提的分析,从前提证明结论的合理性。他指出:“如果从立宪的前提出发,黑格尔的证明还是可信的,但是黑格尔没有从这些前提的基本观念来分析这些前提,从而证明这些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90页)正是因为对立宪的基本观念及其社会前提没有分析,所以黑格尔的法哲学只能是绝对精神的自传。

自然,马克思在揭示解释活动的思想前提对主体生存的现实前提的依赖时,并没有走向绝对主义。他十分重视对解释者的主观世界、思想前提本身的分析。在对雾月十八波拿巴政变活动中“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政治代表及其代言人彼此攻讦的社会解释学现象进行致因分析时,马克思中肯地指出:“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之间的竞争。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11页)马克思对人们理解某种社会现象、文献之现实前提与思想前提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了十分中肯的分析。他在解释并回答奥格斯堡《总汇报》对《科伦日报》的攻击文章时,更是明确地指出了思想结构对于言说者的限制:“正如同不能要求任何一个人跳出他自己的躯壳一样,我们也不能要求个人……跳出他们自己的精神躯壳,要求他们大胆跳出自己的智力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91-192页)马克思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因素、思想前提对社会现象和思想文本的理解所具有的重大影响。

马克思还十分深刻地分析了解释者类似于认识的“前结构”、“前见”、“成见”一类的思想前提对文本理解所构成的具体规定和作用。在马克思的解释学视域中,偏见即一种偏执的“前见”或固守的“成见”,常常以文化无意识的形式存在于主体思想深处。它让解释者们把自己主观世界的思维定势、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念带入文本的解读中,给文本的意义陈述多方面地打上解读者的主观印记。马克思具体论述了德国的社会现实和思想环境,作为一种解释的“前结构”深深影响了德国著作家们对英法社会思想文献之解读的内在机制。当年德国的政治经济大大落后于英国和法国的历史水平,但德国的哲学却毫无逊色地在世界思想史上充任了“第一小提琴手”。德国的思想家们是在“哲学中经历自己的未来历史的”;他们“是本世纪的哲学的同时代人,而不是本世纪的历史同时代人,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继续”。(同上,第458页)在“德国这样的国家里,许多世纪以来哲学词句都占有一定的势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54页)这样的文化语境和主体思想结构,决定着德国的思想家们大多是从自己的社会弱势和哲学强势这一主、客观对立的“前结构”出发,去解读英法两国的社会主义文献和政治经济学著作的。例如,对于英法两国的政治经济学这种“作为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解释,就是说,被曲解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5页)他们不恰当地把法国社会发展的真实内容和阶级斗争的实际要求“翻译”成超阶级、超历史的所谓“纯粹人类意志的本质规定”。“他们在法国人对货币关系的批判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在法国人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批判下面写上所谓‘抽象普遍的统治的扬弃’,等等。”在这些德国式的无谓思辨中,著作家们完全是“从他们的哲学观点出发去掌握法国的思想”,“把新的法国的思想同他们旧的哲学信仰调和起来”。对此,马克思痛斥“他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9页),这是一种“从事物的哲学的尾巴上来抓一切事物”的言说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41页)正是由于这种解释学的语境,常常使得马克思在解读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文本时,不得不沿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著作的书名所表征的方法,从“经济学-哲学”的结合上去进行经济学的清源和哲学的正本。这从一个重要方面实际地说明,文本的性质及其赖以生成的语境,先在地要求解读者具有某种能与文本对话的知识结构和思想水平,才能透视其内在的隐秘,理解其思想的本旨。理解者的思想前提,在另一端也规定着他对文本作者之思想前提的理解。文本作者言说的思想前提,与文本解读者的思想前提之间形成的涵变关系和非线性作用,生动地影响着解释主体对文本解读中“问答逻辑”的具体操作。

三、文本为作者存在与为读者存在

解释学家利科尔认为:“文本就是由书写而固定下来的语言”。(利科尔,第115页)语言的特质自然也成为文本的特质。而在马克思看来,语言及其文本与人的意识、思想在交往中同在,“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页)语言、文本必须为别人存在,因此才能也为言说者自己存在,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解释学命题。马克思在此前的著述中为这一解释学理念预制了一个重要的逻辑原点。他指出:“作家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家或其他人来说,作品根本不是手段”,而都是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7页)基于这样一种作者、出版物与社会在精神创造中的特殊关系,马克思认为“出版物是个人表现其精神存在的最普遍的方法。它不知道尊重别人,它只知道尊重理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0页)。文本高度地自我,隐藏着著作者执著的精神追求、强大的思想张力、鲜明的是非判断和个性化的价值主张。文本的撰写是主体意情理的深度动员和全体参与,是思维和言说、内在心声和笔底运动的高度一致。诚如青年说的:“著书之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振笔疾书,知有著书,而不知有他事,知有自我,而不知有他人。”(《早期文稿》,第248页)文本是作者的自我、作者的目的、作者的一种“精神存在”。

马克思不是文本的自我中心论者,他使用近乎只有为聆听者存在才能为言说者存在那样一种逻辑和语式,谈到了作者在文本中的精神存在之己与人的辩证关系:“如果我没有权利成为别人的精神力量,那末,我也就没有权利成为自己的精神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0页)这一见解是相当睿智而深刻的。马克思后来的解释表明,作者在文本中的种种精神劳作与努力,都是在追求和实现自己的思想成为读者、他人的精神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这样一个趋势。由于文本能够为他人、为社会存在,所以“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同上,第74页)。在马克思的解释理念中,文本的问世、与读者见面,也就是著作者的思想和言说向社会扩散的过程;是著作者个我转换成阅读者的“群我”的过程。因而文本既是作者表达自我、理解和说明社会某种事件与某种道理的精神造物,为阅读者提供一面用不同于他的主观自我的某种思想、言说去鉴识和观照其自我的精神镜子,同时又是作者在阅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和反馈中认识自己、了解群众和社会的一面精神镜子。文本客观上存在这种交流和激荡思想的作用与意义,对于一切有某种社会责任感的作者,他们在文本生成过程中多少会具有一种“为斯民立言”的意念与气概。即使是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他写作的社会动机也曾得到马克思的充分肯定:“激励蒲鲁东去写作的不是自满自足的批判的利益,不是抽象的、人为的利益,而是群众的、现实的、历史的利益,是超过简单的批判的利益,也就是导致危机的利益。……因此比起任何一个批判的批判家的拙劣的作品来,它都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页)

马克思的解释学分析不止于此。他还在更细微、更具体的层面上关注着文本的作者与读者的思想关系。他认真地区别了文本言说的真理性内容和真理被言说的主体性形式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解读者的影响。文本言说的“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风格就是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页)这一段很值得细细赏析的解释学文字表明,文本之所以能为他人、为读者而存在,从其客观依据而言,是因为它揭示和表达了那具有普遍性意义、并且“为大家所有”的真理性内容。文本那普遍意义的理性内容被个别的读者所理解和掌握后,真理性的思想发现便突破了发现者、陈述者个人的狭隘场域,而成了一种社会性的、众多他者的共识。作者在文本中陈述的个人意见、理性智慧和价值主张,也在文本被众多解读者反复激活的过程中获得了持存的物理、心理时空。文本的“为他人存在”,客观上实现了文本对于作者以及对于文本自身的“为自己存在”。然而,文本内容的普遍性也不能遮蔽文本作者个性化的作用和意义。作者的精神个性永远凝炼在文本之中,作为文本的风格、言说的方式、独特的逻辑操作和个性化叙述而持存,而发生作用。它们作为文本作者精神特质方面的一种难以让渡的“为自己的存在”,也会对文本的解读、文本为他人的存在发生影响。例如,文本“作者的名字可以使一篇文章和另一篇文章明显地区别开来,正如身体使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区别开来一样,可是他的名字也会使每篇文章的作用——仅仅作为构成整体的一部分——化为乌有”。(同上,第212页)因为文本的作者作为经验的个人存在,其地位、声誉、信仰、影响力及其与阅读者可能具有的某种世俗关系,会使读者在文本中表面化地看到说话的人,而忽略所说的事理;不能更多地以作者的言说内容所构成的“精神人格作为自己判断的尺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2页)培根曾经说过“知识就是力量”的命题。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言说者、作者的某种强势,这个命题在聆听者、理解者的心中往往被扭曲为“力量就是知识”、“畏大人言”,成了权力真理论。这一现象完全验证了马克思对文本作者与读者之因变关系的解释学分析。

马克思关于文本既为自己存在又为他人存在,并且只有在为他人的存在中才能为自己存在的解释学思想,在当代比利时解释学家乔治·布莱的解释学叙述中,得到了几乎是原汁原味的复述和精致的确证。他的叙述告诉我们:被我阅读的“书已经不再是一个物质的现实了。它变成了一连串的符号,这些符号开始为它们自己而存在。这种新的存在是在哪儿产生的?肯定不是在纸做的物中。肯定也不在外部空间的某个地方。只有一个地方可能作为符号的存在地点,那就是我的内心深处”。(布莱,第255页)这一理念再次表明,当作者的思想成为文本的内容之后,作者与他言说的思想发生了某种疏离,他言说过的话语成为物化形式的精神存在,其思想的意识遭际和复现全在阅读者的理解中。文本思想当下言说的主体已由阅读者取代。阅读者在对文本的理解中,用自己原有的思想与文本对话,文本的思想融入他的思想,他思考着文本的思想。他或者以思维的主位立场,不仅思考着作者的思想,而且用作者的思想来思考。在文本思想成为他的存在中,他的思想成为文本的存在。他或者以反对和批判的态度对待文本的思想,把非我的思想当作精神自我的对象化存在,以客位思考的立场暗自维护着自己的批判力量和独立思考。他出让自己的心灵空间,以精神方式扮演着作者和自己进行论辩。因此,在文本的被阅读中,解读者无论是处于顺应的主位立场,还是处于同化的客位立场,作者及其文本中的思想相对于他,客观上都处在既为自己存在又为对方存在这样一种互生成的对话关系、转代关系中。

最后,我们还得回到马克思关于文本普遍性的真理内容和文本言说的个体性形式之辩证联系的命题上来。文本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他人存在,其真理内容的普遍性意味着文本内容具有时空稳定性和变换性的统一。真理的普遍有效,不仅让文本有了为他人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还形成了某种理解真理的公度性。它们使文本有了在时空转换中持存的客观根据,有了不可任意赋义和释义的思想确认和理性尊严。而真理发现和言说的文本个体性形式,则使文本作者具有话语的优先权和思想本义的原始规定性,解读者对其不能随意曲解、恣情演绎。总之,文本的本真意义和解释者的赋义与释义,作为作者和读者难以休止的对话,将历史地、具体地规定着文本意义的现实表达。

【参考文献】

[1]布莱,乔治,1993年:《批评意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利科尔,1987年:《释义学和人文科学》,河北人民出版社。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1957年、1960年、1972年、1979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思想范文篇4

【英文摘要】TheconfirmationoftheperiodofFeuerbachschoolintheprogressofMarx''''sthoughtsissignificantforunderstandingtheessenceofMarxismphilosophycorrectly.Fromthepaper,theperiodofFeuerbachschoolisoneofMarx''''s“philosophyfaithsinthepast”.AtthattimeMarxworshipedFeuerbach,whosethoughtsdeeplyinfluencedMarx''''sworksingeneralexceptafewofhisowncreation,thusMarxhadn''''tsetupMarxismphilosophy.IfweconfirmtheperiodofFeuerbachschoolintheprogressofMarx''''sthoughts,theessenceofMarxismphilosophycannotbeconsideredasdialecticalmaterialismorthephilosophywhichtranscendmaterialismandidealismorhumanismphilosophy.

【关键词】马克思/思想进程/“费尔巴哈派”阶段/意义/Marx/theprogressofMarx''''sthoughts/theperiodofFeuerbachschool/meaning

【正文】

马克思思想进程中有没有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以往人们大多持否定态度。人们一般都承认马克思是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从黑格尔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但又认为马克思通过费尔巴哈不是转向旧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是转向新的辩证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这就是对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的“两阶段一转变”说。当我们进行仔细的研究后,发现这一看法不符合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历史事实。因为从实际情况看,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转向唯物主义,但还不是立即形成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而是有一个崇拜、信仰、迷信费尔巴哈的时期,然后通过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才创立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在他的创始人那里是经过两次转变才完成的。本文就确认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费尔巴哈派”阶段及其对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重要意义谈一些认识,并以此纪念马克思逝世120周年。

一、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费尔巴哈派”阶段

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费尔巴哈派”阶段,时间是在1843—1844年。确认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费尔巴哈派”阶段,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察:

1.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态度

由于对马克思1843—1844年间的哲学观点的性质本身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从我们的理解出发来证明马克思思想进程中有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或者别人从他们的理解出发否认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费尔巴哈派”阶段,实际上难免形成循环论证。因此,我们必须从公认的前提出发加以证明。这个前提就是当时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态度。

如果马克思此时已经把自己的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区别开来,对费尔巴哈哲学进行批判,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诞生,马克思思想进程中并没有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如果马克思此时还不批评费尔巴哈,反而崇拜、迷信、信仰费尔巴哈,那就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处在母体内的发育阶段,即“费尔巴哈派”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没有正式形成。下面我们就来看马克思1843—1844年间对费尔巴哈的态度。

马克思是在1843年初转向费尔巴哈而批判黑格尔哲学的。1843年3月初给卢格的信是这一转向的第一个证据。接着,马克思在两年中写了一系列著作,主要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与恩格斯合著)等。马克思在最初转向费尔巴哈时有一个批判性的保留:“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关心政治。”(P442)除此而外,马克思在这两年中再也没有批评过费尔巴哈,而是对费尔巴哈表现出崇高的敬意,进行热烈的颂扬,给予高度的评价,把费尔巴哈思想当作一面旗帜高举,对费尔巴哈的态度达到了如马克思后来回忆所说的“迷信”的程度。

在最初的一些著作中,马克思已经运用费尔巴哈的“颠倒”的方法和人本主义思想来分析现实历史问题,表现出受费尔巴哈的强烈影响,但对费尔巴哈进行直接的热烈的赞颂,则主要表现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给费尔巴哈的一封信中。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写到:“整个实证的批判,从而德国人对国民经济学的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P4)“只是从费尔巴哈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做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费尔巴哈成就的伟大以及他把这种成就贡献给世界时所表现的那种谦虚的纯朴,同批判所持的相反的态度恰成惊人的对照。”(PP114-115)

1844年8月11日,马克思在给费尔巴哈的信中说:“我乘此机会冒昧地给您寄上一篇我写的文章,……我并不认为这篇文章有特殊意义,但我能有机会表示我对您的极崇高的敬意和爱戴(请允许我用这个字眼),我感到高兴。您的两部著作《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尽管篇幅不大,但它们的意义,却无论如何要超过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PP449-450)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再次对费尔巴哈进行高度评价:“然而,到底是谁揭露了‘体系’的秘密呢?是费尔巴哈。是谁摧毁了概念的辩证法即仅仅为哲学家们所熟悉的诸神的战争呢?是费尔巴哈。是谁不是用‘人的意义’(好象人除了是人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似的!)而是用‘人’本身来代替包括‘无限的自我意识’在内的破烂货呢?是费尔巴哈,而且仅仅是费尔巴哈。他所做的事情比这还要多。他早已摧毁了现今正被‘批判’乱用的那些范畴:‘人类关系的真正丰富性、历史的无穷无尽的内容、历史的斗争、群众和精神的斗争’等等。”(P118)

2.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

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态度相吻合,马克思当时的实际思想状况,特别是在他对现实历史问题的分析中,充分表现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强烈影响。

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他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为马克思提供了批判唯心主义的武器,而且他的人本学,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给予了青年马克思以非常深刻的影响。马克思当时的著作中谈得比较多的一些问题如人的本质、类,特别是关于异化,都是和费尔巴哈的学说有关。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打上了明显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印记。

提出人的本质异化问题的,费尔巴哈是第一人,他把上帝看作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费尔巴哈的这一思想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有很大影响。当然,马克思即使在早期著作中也不是完全照搬照抄费尔巴哈的观点,他并没局限于把人的本质异化仅仅看成是宗教领域内的现象,把异化仅仅归结为宗教异化,而是把异化现象扩展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而且指出宗教异化的根源就在于世俗社会(即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所说的市民社会)的分裂、异化。但是,尽管应用这一概念所分析的对象有广狭之分,在把异化归结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并且提出要使人的本质复归这一点上马克思和费尔巴哈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说,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继承了把异化同人的本质联系起来的观点。可以看出,在马克思早期著作有关异化的论述中,费尔巴哈的烙印要比黑格尔的烙印深。

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异化观,最集中地体现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思想处于“费尔巴哈派”阶段时最主要的一本著作。这部手稿中的一个最突出、最重要的思想是关于“劳动异化”的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肯定人有一种人之为人的“类本质”,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在劳动中,人的存在与人的类本质相分离,即人失去了类本质,这就是异化劳动。在异化劳动与私有制的关系上,马克思肯定异化劳动是私有制的根源,尽管在进一步的发展中,二者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作用。至于异化劳动的根源,马克思倾向于到人的类本性的发展中去寻找。人的异化,是由于人的本质的自我否定,而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本质发展的否定之否定,是向人的本质的复归。马克思以上的异化劳动理论,显然是一种与历史唯物主义不同的人本主义异化观。

3.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对立的态度

在1843—1844年间,马克思并没有明确地把自己的观点叫做唯物主义,相反,他认为应当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把二者结合为一个更高的真理。马克思把自己的观点叫做“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认为:“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两者结合的真理。我们同时也看到,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P167)马克思还称赞费尔巴哈,说:“唯灵论和唯物主义过去在各方面的对立已经在斗争中消除,并为费尔巴哈永远克服。”(P120)

4.马克思后来对自己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回忆

马克思后来承认他有过“信仰”、“迷信”费尔巴哈的时期。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序言》中说:“当1845年春他(恩格斯)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PP33-34)这里所说的“从前的哲学信仰”,包括对黑格尔哲学的信仰和对费尔巴哈哲学的信仰。1867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他重读了《神圣家族》,并说:“我愉快而惊异地发现,对于这本书,我们是问心无愧的,虽然对费尔巴哈的迷信现在给人造成一种滑稽的印象。”(P293)

从以上材料来看,确立马克思思想进程中有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否认马克思思想发展中有过“费尔巴哈派”阶段,就无法解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崇拜、信仰、迷信,无法解释马克思当时的实际思想状况。

当然,说马克思思想发展中有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并不是说,他在这个阶段上的思想都是费尔巴哈的思想,没有超越费尔巴哈思想的马克思自己的思想。事实上,马克思在这个阶段上存在着矛盾的思想因素:一方面,有着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历史观的因素,马克思自觉地以费尔巴哈提供的原则、方法来观察历史问题。另一方面,又有超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但是,马克思此时还没有自觉意识到两种世界观因素的对立,他把所有这些思想都看作是费尔巴哈原则的发挥。自觉意识到两种因素的对立,马克思就立即起来批判费尔巴哈,原来处于局部因素的新世界观上升为马克思的自觉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脱离母体而诞生了。当然这是1845年的事情,即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恩格斯合著)里对费尔巴哈的批判。

二、确认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费尔巴哈派”阶段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重要意义。

确认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费尔巴哈派”阶段,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事实上,当我们希望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时候,首先有一个前提就是对马克思采取一种正确的态度。马克思是人不是神,马克思自己的思想的确有一个发展过程,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并不都是真理,马克思是在批判地克服了从前的哲学信仰后才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应当用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待马克思本身的思想发展。当人们在理解马克思、让马克思走入当代时声称首先要“回到马克思”,实际上,重要的是回到何时的马克思。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创立前后的马克思完全当作同一个马克思,那是绝对不符合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

毫无疑问,确认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费尔巴哈派”阶段,对于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方式是一个重大挑战。“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方式与马克思有过信仰费尔巴哈哲学的事实发生了严重冲突。如果说,费尔巴哈哲学是机械的或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那么,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信仰是难以理解的。因为马克思此时已经是一个辩证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不批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机械性”或“形而上学性”是不可理解的。如果说,马克思哲学的实质是辩证的唯物主义,而马克思此时已经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也就是说,他已经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也无法理解,马克思此时在历史观上为什么还会陷入人本主义的或人道主义的历史观。

确认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费尔巴哈派”阶段也有利于我们反思、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理解或“人道主义”理解的合理性,推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的理解。

在马克思哲学理解史上,一些人看到了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方式的不足,提出了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方式。

有些人认为,马克思在哲学上的伟大贡献在于超越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对立,创立了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的“实践哲学”。这种理解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不是从物质或自然出发而是从人们的实践出发去解释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历史和自然界,而实践被理解为精神与物质或人与自然的统一。超越的“实践哲学”的理解者们都反对物质本体论,反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实践哲学”理解方式形成于上个世纪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葛兰西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实践哲学”。“实践哲学”理解的一些基本思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有重要影响。在我国的“反思哲学”时期,“实践哲学”的理解方式再次活跃起来,并产生过较大影响。

还有些人认为,马克思在哲学上的伟大贡献在于推进了人道主义,把历史上的抽象人道主义发展为“彻底的人道主义”、“真正的人道主义”、“实践的人道主义”。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上个世纪30年表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间,在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各国,都出现了“人道主义”热。我国也在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现在也还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人道主义。这种理解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不再是“知识论”的哲学,即不再谋求认识客观世界,把认识客观世界的任务让给科学去做,哲学只是提出价值观念,即人、社会应当是怎样的一种存在。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关心人,关心人的解放,马克思的哲学提供了人应当是“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的观念,并提供了一种消除异化从而最符合人类本性的社会理想。

这些理解正确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了吗?我们这里仅从文本依据的合法性的角度提出挑战。无论是“超越”的理解还是“人道主义”的理解,其文本依据主要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特别是1843—1844年间的著作。通过对马克思思想进程中有过“费尔巴哈派”阶段的事实的揭示,我们知道,马克思在此阶段上的哲学信仰,还是别人的哲学,虽然马克思不是简单的接受,也有自己的创造,但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要还是信仰费尔巴哈的哲学,还没有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加具体分析就以马克思处在“费尔巴哈派”阶段时期的著作为根据,即使对文本的理解正确,把这种理解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理解,其文本依据方面的合法性也是不能成立的。确实,马克思在1843—1844年间,“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叫做唯物主义的”(葛兰西语),甚至他还表现出某种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的思想,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这种思想表现的同样是费尔巴哈的思想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此,以马克思1843—1844年间的著作为根据,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超越”的哲学或人道主义哲学,这种理解是建立在“非法”文本的基础之上的。

对于主要以马克思1843—1844年间的著作特别是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主要文本依据的各种理解方式来说,这些文本依据的合法性被动摇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的理解、“人道主义”的理解,就主要是以马克思这一阶段上的著作为依据的。但是如果我们肯定马克思在这一阶段上的著作正是马克思处在“费尔巴哈派”阶段时期的著作,而且马克思的超越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正表现了费尔巴哈的影响,那么,显然就不能再以这些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受费尔巴哈影响的思想为依据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实践哲学,或者是人道主义哲学等等。

诚然,对于马克思思想进程中有过“费尔巴哈派”阶段,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辩证唯物主义方式的理解者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超越”的或人道主义的理解者都是持否定或怀疑态度的。

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方式对马克思思想进程中有过“费尔巴哈派”阶段持否定态度,就在于他们坚持认为费尔巴哈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马克思从未有过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从黑格尔主义转到唯物主义立场,就已经是辩证唯物主义。如果承认马克思思想进程中有“费尔巴哈派”阶段,他们的理解就有逻辑矛盾了。事实上,在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中,马克思无论在崇拜费尔巴哈的时期还是站在其新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费尔巴哈的时期,都从来没有批评过费尔巴哈缺乏辩证法,没有说过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相反,马克思在崇拜费尔巴哈的时期还肯定过“费尔巴哈辩证法”。费尔巴哈哲学本来就不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已经是辩证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思想范文篇5

摘要: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源于其彻底的实践精神和在实践基础上的彻底的批判精神,它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和方法;以此为指导,马克思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颠倒性、神秘性和伪批判性,形成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科学批判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生长点,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精神灵魂、依据;从源头上理清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一致性,揭示其当代价值,是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作用的内在要求。关键词:马克思思想;科学性;意识形态性;当代价值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高度统一是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本文想从源头上理清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统一性,以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作用。一、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科学性重在求真、求知。尽管人类对科学的求真、求知精神的认识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但其核心一是强调其客观性、精确性,一是强调其价值中立性。可这两点都不适用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了其价值取向,其科学理论中内涵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强调了真理的价值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是公式,而是方法论,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来说,规律具有重复性,但马克思主义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重复性。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呢?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源于其彻底的实践精神。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都要付诸实践,指导实践,变为群众的行动,才能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它至少包含以下几层意思:(1)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2)一切历史的冲突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3)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即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活动的主体;(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既不是伦理主义,又不是集体主义,而是实践唯物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解释世界算不算改造世界,改造人的思想观念是否是改造世界。例如,文艺复兴、启蒙主义、青年黑格尔学派都是在解释世界(改造人的思想观念)中起到了改造世界的作用。可见,一切真正的哲学都具有改造世界的功能。那么马克思在哪种意义上去阐述这一点的呢?马克思认为,一是以往的哲学家都是沉浸在意识形态的幻想中,把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看成是历史的起源,不去研究观念的起源和发展历史,而是从永恒的理念出发,因而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二是以往的哲学家没有把观念看成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忽视了思想观念的历史选择和实践基础,不能解释观念被传播和认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因而不能找到实践思想观念的社会力量和群体,不能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马克思认为,思想什么都不能改变,它只有掌握群众,并在群众的实践中才能变成现实的力量。因此,真正的哲学一方面要了解具体的历史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强调具体的社会历史特征和条件性;另一方面,要找到实践自己思想的现实的人———历史主体,才能科学揭示自己时代的本质和规律,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促进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表现在实践基础上的彻底的批判精神:一是从变化发展中把握事物,不承认任何事物的永久性。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二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彻底的批判精神。马克思不盲从权威和权贵,对任何重大问题都要经过理性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决定着和体现在其理论的前瞻性和预测性,而历史的变化具有多元性,理论的预测性不能仅仅建立在主观上,建立在自由精神上。黑格尔认为哲学是对历史的思索,其保守性表现在不想超越现实,认为历史是有终点的,否则无法确定绝对真理;但黑格尔认为绝对真理是通过绝对的精神反思获得的,故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同时,黑格尔哲学又具有合理性,它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历史是感性的、偶然的、单一的;而逻辑是理性的、必然的,历史只在过去的意义上是单一的,而在面向未来时,它是多元的、是有多种可能性的。对历史的反思只能提供认识的主要依据,否则历史只是苍白的、无力的,学史不能使人变的更明智,但反思历史能够使人少犯错误、更好地把握未来。马克思像黑格尔一样,把未来看成是过去历史矛盾发展的结果,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仅仅是反思历史,而是把社会历史看作是人类实践基础上不断生成的过程;因此,必须以实践为基础,在对现实历史的总体性批判中,特别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反思中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无产阶级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更好地认识和改造世界。即“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的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2]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革命性的本质所在。马克思提出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例如: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当资性的资本远远大于物质性的资本,加剧了资本的过剩和生产力的相对过剩所引发的社会危机,这意味着失业人口的长期的绝对存在、失业率上升,人的异化问题、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下是无法根本解决的。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和批判总是内涵着明确的意识形态,即总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正确的价值指向。三是不怕自我否定的反省意识,这也是马克思思想科学性的依据。马克思主义不仅对事物、现实,而且对自己的学说也是采取批判的、革命的态度的,因此,它以实践性为主,强调开放性和自我否定性。正是由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现实存在的深刻反思,才得出了社会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结论。但他从来不把自己的学说看成是绝对真理,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总是在自我否定的反省中不断吸取新成果,以丰富、深化自己的理论内容及其相应的理论形式。正如恩格斯指出:“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展,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二、马克思思想的意识形态性认清了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我们就要进一步探讨马克思是如何科学分析和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而揭示出意识形态发展的本质特征的。应该说,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概念,而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封建主义的残余,进而揭示出这些意识形态的虚伪性:1、颠倒性:这些意识形态颠倒了观念和现实的关系,认为不是生活决定观念,而是相反。马克思分析了人们为什么会把这种颠倒的关系和观念内化进思想并产生认同感,因为意识形态的虚伪性不是有意的,而是无意识的,它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颠倒性,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颠倒性是把使用价值和价值颠倒,把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的颠倒,在这种颠倒的意识形态中,工人要产生自我意识(阶级意识)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故而这种自发的唯物主义的结局只能是唯心主义,没有唯物辩证法就不可能摆脱资产阶级的意识,获得自我意识。2、神秘性:指这些意识形态的非逻辑性、非理性。它产生的情感共鸣是利益,利益能蒙蔽真理;表现形式是情感,其神秘性表现在用理性的外衣蒙蔽非理性的利益既得形式。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是理性化的、逻辑化的,实质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维护。马克思分析了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是如何把本阶级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并用抽象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来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又是如何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抽象的原则上升为法律来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产者对无产者的合法统治的。3、伪批判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总是宣称自己是中立的、超阶级的;但其立足点是为现实辩护,而不是超越现实,因而其标榜的人民性、普遍性、永恒性都只是意识形态的谎言和谬谈。马克思主要是从历史的虚伪性上来讲意识形态,从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两个角度来批判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强调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有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之分,对此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才能揭示其本质,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不自觉的虚假性和伪批判性中解放出来虽然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概念,而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封建主义的残余,强调社会主义思想与人民概念是一致的,无意识形态的虚假作用;但马克思恩格斯晚期提出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思想,因为国家是实体和观念的总体性。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其合乎逻辑的延伸。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有机统一,这是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必然逻辑,更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内在要求。可见,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创新的一个生长点。但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并没有言尽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探索,虚伪性只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之一,不等于说没有科学的真正的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没有堵塞后人之路。固列宁鲜明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概念和思想,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更强调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批判时所使用的方法,特别是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是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推翻和批判一个旧世界,旨在建立一个新世界。邓小平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维护功能和建设功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可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包括革命主题和建设主题。今天要着重研究建设主题,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维护和建设功能。总之,由马克思开辟的作为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意识形态,一是因为它的价值观是无产阶级的,即消灭剥削和压迫,解放全人类,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这种价值观有其科学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主要是其历史观和价值观;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基础上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意识形态就是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和逻辑方式。比如,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无阶级性)有科学性,历史唯物主义有阶级性和科学性,都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而且是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三、马克思思想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当代价值“冷战”结束后,面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进攻,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无法作出有力反驳,反而在多方面认同,主要是我们不能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发展,正确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及其虚伪性、神秘性和伪批判性。因此,我们要用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来分析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深入挖掘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当代价值,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首先,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指导。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实际生活中,出现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现象,要善于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指导作用,即发挥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一元论的指导作用。影响中国文化建设的意识形态主要有:西方自由化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儒家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不是一般的意识形态,而是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角色是占统治地位、具有指导作用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把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不仅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更主要是因为它是科学的知识体系,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任何一门学科的科学知识,它的科学性是其发挥指导作用的前提,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建学说等各学科组成的科学知识体系,科学性是其能够发挥指导作用的内在依据。当然,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和作为科学体系是有区别的,因为意识形态与科学是有区别的:一方面,二者具有本质上的差异性,前者是制度化的、规范化的思想体系,是实践的,可操作的;而科学是一种知识,它不能制度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二者更新的方式不同,科学要破旧立新,推陈出新,意识形态则是不断的修整,是返本开新,越是离现实近的,越是需修正、需退让,因而是从未来出发去吸收面对现实的东西;科学会过时,而意识形态不会过时,它可以通过修补来适应新形势,具有不可否定性,而科学则可以自我否定、自我证伪。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指导和坚持其科学性上要有区别的对待。应该说,成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它的具体结论,而是它的基本立场、基本理论。即它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例如:消灭剥削、压迫、不平等,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等等)。当然,意识形态的指导也有历史阶段性,但无论何时,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都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基本指导思想。反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还体现在根据其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制定的党在各历史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法规等制度化的东西,这些东西必须是正确的,才能坚持;如果有失误,就必须及时纠正,使理论与实践相一致,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内在要求。当然,作为知识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可以争鸣和讨论的。应提倡丰富、发展和补充马克思主义,提倡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具体理论观点进行挑战和完善,才能始终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实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有机统一,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其次,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重在宣传、引导和制度建设,旨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维护和建设功能。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是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作用的有效途径,列宁强调“没有科学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十分重视向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注重党的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传统,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成为我们党武装人民群众的法宝。今天我们要更多地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并以此武装人民群众,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实践中检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科学性,使作为我们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成为上层建筑的观念层次和制度化的观念体系,比如,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谐社会思想道德体系,四项基本原则等等,都较好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维护和建设功能。同时,在显性的意识形态层面,要以制度和权力来规范和保障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和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是以科学性为基础,二者不可分割。执政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指导,除了坚持其科学性以外,还要把它制度化,以便更好地发挥它的指导作用,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要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既体现了党的执政权威,又体现了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没有像苏联东欧剧变一样发生“改向”的重要保障。又比如,邓小平的市场经济理论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我们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都必须坚持,毫不运摇。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问题,是否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大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给予科学解答,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维护和建设功能的基本要求。当然,我们还要善于批判和引导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和思维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作用。再次,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阶级性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内在统一不得不研究的问题。对此,我们应坚持两点:一方面,真理是被实践证明的认识客观科学性决定一切真理都没有阶级性,真理的客观科学性,使其具有有用性,但使用真理的人有阶级性;另一方面,对真理的认识和运用,都有可能打上阶级的烙印,即使是自然科学的使用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同时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的作用、利益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能被无产阶级运用,因而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于它的真理性,而不是因为它的阶级性,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具有阶级性是错误的。应该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有阶级性,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没有阶级性。真理的发现和运用都可能有阶级性,但真理本身没有阶级性。作为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应该强调要超出阶级局限性、扩大视野,探索真理。任何阶级都有阶级局限性,无产阶级也不例外,无产阶级政党也有局限性,也不可能超越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经济生活的限制。过去我们把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抽象化,没看到任何阶级、政党、国家、民族和个人都有局限性和认识偏见。面对全球化浪潮及其挑战,我们要在实践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批判性与开放性、革命性与阶级性的有机统一,克服阶级偏见和认识局限,科学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各种思潮,合理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有效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科学指导作用,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马克思思想范文篇6

一、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

科学性重在求真、求知。尽管人类对科学的求真、求知精神的认识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但其核心一是强调其客观性、精确性,一是强调其价值中立性。可这两点都不适用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了其价值取向,其科学理论中内涵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强调了真理的价值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是公式,而是方法论,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来说,规律具有重复性,但马克思主义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重复性。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呢?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源于其彻底的实践精神。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都要付诸实践,指导实践,变为群众的行动,才能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它至少包含以下几层意思:(1)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2)一切历史的冲突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3)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即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活动的主体;(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既不是伦理主义,又不是集体主义,而是实践唯物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解释世界算不算改造世界,改造人的思想观念是否是改造世界。例如,文艺复兴、启蒙主义、青年黑格尔学派都是在解释世界(改造人的思想观念)中起到了改造世界的作用。可见,一切真正的哲学都具有改造世界的功能。那么马克思在哪种意义上去阐述这一点的呢?马克思认为,一是以往的哲学家都是沉浸在意识形态的幻想中,把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看成是历史的起源,不去研究观念的起源和发展历史,而是从永恒的理念出发,因而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二是以往的哲学家没有把观念看成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忽视了思想观念的历史选择和实践基础,不能解释观念被传播和认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因而不能找到实践思想观念的社会力量和群体,不能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马克思认为,思想什么都不能改变,它只有掌握群众,并在群众的实践中才能变成现实的力量。因此,真正的哲学一方面要了解具体的历史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强调具体的社会历史特征和条件性;另一方面,要找到实践自己思想的现实的人———历史主体,才能科学揭示自己时代的本质和规律,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促进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表现在实践基础上的彻底的批判精神:一是从变化发展中把握事物,不承认任何事物的永久性。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二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彻底的批判精神。马克思不盲从权威和权贵,对任何重大问题都要经过理性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决定着和体现在其理论的前瞻性和预测性,而历史的变化具有多元性,理论的预测性不能仅仅建立在主观上,建立在自由精神上。黑格尔认为哲学是对历史的思索,其保守性表现在不想超越现实,认为历史是有终点的,否则无法确定绝对真理;但黑格尔认为绝对真理是通过绝对的精神反思获得的,故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同时,黑格尔哲学又具有合理性,它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历史是感性的、偶然的、单一的;而逻辑是理性的、必然的,历史只在过去的意义上是单一的,而在面向未来时,它是多元的、是有多种可能性的。对历史的反思只能提供认识的主要依据,否则历史只是苍白的、无力的,学史不能使人变的更明智,但反思历史能够使人少犯错误、更好地把握未来。马克思像黑格尔一样,把未来看成是过去历史矛盾发展的结果,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仅仅是反思历史,而是把社会历史看作是人类实践基础上不断生成的过程;因此,必须以实践为基础,在对现实历史的总体性批判中,特别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反思中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无产阶级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更好地认识和改造世界。即“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的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2]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革命性的本质所在。马克思提出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例如: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当资性的资本远远大于物质性的资本,加剧了资本的过剩和生产力的相对过剩所引发的社会危机,这意味着失业人口的长期的绝对存在、失业率上升,人的异化问题、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下是无法根本解决的。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和批判总是内涵着明确的意识形态,即总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

指导和正确的价值指向。三是不怕自我否定的反省意识,这也是马克思思想科学性的依据。马克思主义不仅对事物、现实,而且对自己的学说也是采取批判的、革命的态度的,因此,它以实践性为主,强调开放性和自我否定性。正是由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现实存在的深刻反思,才得出了社会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结论。但他从来不把自己的学说看成是绝对真理,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总是在自我否定的反省中不断吸取新成果,以丰富、深化自己的理论内容及其相应的理论形式。正如恩格斯指出:“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展,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马克思思想的意识形态性

认清了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我们就要进一步探讨马克思是如何科学分析和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而揭示出意识形态发展的本质特征的。应该说,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概念,而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封建主义的残余,进而揭示出这些意识形态的虚伪性:

1、颠倒性:这些意识形态颠倒了观念和现实的关系,认为不是生活决定观念,而是相反。马克思分析了人们为什么会把这种颠倒的关系和观念内化进思想并产生认同感,因为意识形态的虚伪性不是有意的,而是无意识的,它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颠倒性,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颠倒性是把使用价值和价值颠倒,把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的颠倒,在这种颠倒的意识形态中,工人要产生自我意识(阶级意识)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故而这种自发的唯物主义的结局只能是唯心主义,没有唯物辩证法就不可能摆脱资产阶级的意识,获得自我意识。

2、神秘性:指这些意识形态的非逻辑性、非理性。它产生的情感共鸣是利益,利益能蒙蔽真理;表现形式是情感,其神秘性表现在用理性的外衣蒙蔽非理性的利益既得形式。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是理性化的、逻辑化的,实质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维护。马克思分析了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是如何把本阶级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并用抽象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来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又是如何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抽象的原则上升为法律来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产者对无产者的合法统治的。

3、伪批判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总是宣称自己是中立的、超阶级的;但其立足点是为现实辩护,而不是超越现实,因而其标榜的人民性、普遍性、永恒性都只是意识形态的谎言和谬谈。马克思主要是从历史的虚伪性上来讲意识形态,从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两个角度来批判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强调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有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之分,对此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才能揭示其本质,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不自觉的虚假性和伪批判性中解放出来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概念,而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封建主义的残余,强调社会主义思想与人民概念是一致的,无意识形态的虚假作用;但马克思恩格斯晚期提出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思想,因为国家是实体和观念的总体性。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其合乎逻辑的延伸。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有机统一,这是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必然逻辑,更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内在要求。可见,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创新的一个生长点。但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并没有言尽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探索,虚伪性只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之一,不等于说没有科学的真正的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没有堵塞后人之路。固列宁鲜明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概念和思想,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更强调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批判时所使用的方法,特别是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是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推翻和批判一个旧世界,旨在建立一个新世界。邓小平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维护功能和建设功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可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包括革命主题和建设主题。今天要着重研究建设主题,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维护和建设功能。

总之,由马克思开辟的作为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意识形态,一是因为它的价值观是无产阶级的,即消灭剥削和压迫,解放全人类,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这种价值观有其科学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主要是其历史观和价值观;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基础上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意识形态就是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和逻辑方式。比如,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无阶级性)有科学性,历史唯物主义有阶级性和科学性,都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而且是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三、马克思思想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当代价值

“冷战”结束后,面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进攻,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无法作出有力反驳,反而在多方面认同,主要是我们不能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发展,正确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及其虚伪性、神秘性和伪批判性。因此,我们要用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来分析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深入挖掘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当代价值,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首先,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指导。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实际生活中,出现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现象,要善于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指导作用,即发挥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一元论的指导作用。影响中国文化建设的意识形态主要有:西方自由化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儒家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不是一般的意识形态,而是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角色是占统治地位、具有指导作用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把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不仅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更主要是因为它是科学的知识体系,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任何一门学科的科学知识,它的科学性是其发挥指导作用的前提,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建学说等各学科组成的科学知识体系,科学性是其能够发挥指导作用的内在依据。当然,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和作为科学体系是有区别的,因为意识形态与科学是有区别的:一方面,二者具有本质上的差异性,前者是制度化的、规范化的思想体系,是实践的,可操作的;而科学是一种知识,它不能制度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二者更新的方式不同,科学要破旧立新,推陈出新,意识形态则是不断的修整,是返本开新,越是离现实近的,越是需修正、需退让,因而是从未来出发去吸收面对现实的东西;科学会过时,而意识形态不会过时,它可以通过修补来适应新形势,具有不可否定性,而科学则可以自我否定、自我证伪。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指导和坚持其科学性上要有区别的对待。应该说,成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它的具体结论,而是它的基本立场、基本理论。即它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例如:消灭剥削、压迫、不平等,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等等)。当然,意识形态的指导也有历史阶段性,但无论何时,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都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基本指导思想。反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还体现在根据其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制定的党在各历史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法规等制度化的东西,这些东西必须是正确的,才能坚持;如果有失误,就必须及时纠正,使理论与实践相一致,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内在要求。

当然,作为知识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可以争鸣和讨论的。应提倡丰富、发展和补充马克思主义,提倡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具体理论观点进行挑战和完善,才能始终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实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有机统一,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

马克思思想范文篇7

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一、笼盖四十年的总纲领

1845年春,马克思写下了文前引录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表明了“改变世界”这个支配了他的思想研究工作的总纲领,此时已然确立。三十八年之后,当他的全部工作划上句号时,恩格斯在他的墓前道:“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1]。显然,这毕生使命的,就是马克思早年所定目标即“改变世界”的具体化。

如果只是看到马克思在二十七岁上一语定平生,而忽视他人生抉择的理性思考依据,那就把马克思神化了:他一个主观动念,居然能够成为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事实上,马克思1843年开始“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2],通过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并运用经济学解剖市民社会,完成了社会结构、现存社会价值批判、人生及未来社会价值确定,以及历史转化必然性的初步认定,改变世界的整体思路於1844年已初具轮廓。这就是马克思于1845年做出人生抉择,1846年便投身社会实践运动[3]的理性心理基础。由此看来,“改变世界”这一轮太阳在马克思心中升起,整整照耀了他四十个春秋的人生行程。

一个主题愈是历久不衰地被奉行,其对奉行者的人生覆盖面便愈益宽广。只要略作审顾便不难发现,“改变世界”这一主题不仅统一了马克思的主要理论思考,同时也是统一其理论与实践的灵魂。

马克思的理论业绩,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举其大要,谓有两大发现,即“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还发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4]。这两大发现,前者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后者构成他的经济学。从思想内容看,这两大学说占据了马克思理论的主体部分;从研究时间来看,这两项研究则基本前后相续,纵贯了马克思改变世界四十年工作之始终,其中凝结了他毕生的主要精力,耗费了他四十年中绝大部分光阴。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这两大学说由于具有科学的性质,因而其作用超出了特定目的界限和实践范围,在学术和实践的实用中伸展,马克思也因此得以作为思想家在学术界发挥着世界性和历史性的。马克思思想的这种科学普遍性是很容易掩盖其当时的实践目的性的。罗素就在《西方哲学史》中批评说:“把马克思纯粹当一个哲学家来看,它有严重的缺点。他过于尚实际,过分全神贯注在他那个的问题上。”[5]这是一位思想史家对马克思的中肯批评,然而却道出了马克思理论的现实性特征。马克思的研究课题不是得自思想史的研究,而是在社会的斗争和思考中孕育出来的。马克思的研究成果,是直接为改变世界的实践主体群服务的。他说《资本论》“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6]所以当“《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时,他认为这“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7]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同样也是贡献给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这只要回顾一下该原理的发表过程,就可悟出他的良苦用心。本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作了正面、系统、全面的表述,从学术价值上看,是无论如何应设法出版的;但从宣传价值上看,同青年黑格尔派的论争,就不如直接诉诸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所以,马克思“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8],而不惜另外花费精力,将原理放到《共产党宣言》、《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哲学的贫困》、《雇用劳动》等著作和演讲稿中去宣示。这些著作和演说正是直接面向共产主义者和工人群众的;《哲学的贫困》虽然是批判蒲鲁东个人,但由于这个人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群众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批判他实际上也就是向法国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作宣传,其意义非一般的批判可比。

这些最具科学普遍意义的理论成果,却具有如此明确的现实实践目的,我们由此可以想见马克思思想的其他方面。

如果说,马克思在书房里研究所得的科学发现都是着眼于“改变世界”而不只是“解释世界”,那么,作为他伟大业绩的另一面即社会舞台的活动,那就更是直接从属于“改变世界”的工作了。正是由于社会实践对于“改变世界”是直接而现实的实务,所以它才能那么强烈而大量地吸纳思想家的时间和心智。弗兰茨·梅林告诉我们,“我们事业的所有伟大先驱者们”都对马克思有这样“一致的看法”:“只要实际行动的时机一到,他就定会心甘情愿地搁下笔来,不再写他所知道的事了。”[9]只有真诚地把“改变世界”当作现实任务奉行的思想家,才能这样安排思考与行动的主次。而这种实践第一的倾向,又必然规定着他理论思考的从属性。

“改变世界”这一非常的任务,正要求它的奉行者具备非常的思考深广度和非常的实践意志。所以,当革命潮来时,马克思能慨然投笔,出海导航;而当革命潮退时,他又能及时退回书房,下帷穷经。马克思就是这样一位合思想家和革命家于一身的创世者。作为思想家的革命家,他不同于一般的革命家,其目标不在于夺权坐天下,而是要改变整个人类的生活质量;作为革命家的思想家,又不同于一般的思想家,其目标不是要解决思想史上遗留的问题,从而填补思想史的一个环节,而是要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探求改变世界的原则和机理。作为思想家和作为革命家的这种互相规定,导致了马克思理论和实践的高度统一。当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G·A·柯亨对此也有共识,他说:马克思“理论的目的在于产生与实在符合的思想。实践的目的在于产生与思想符合的实在。因此,理论和实践的共同之处是渴望建立思想和实在的一致。”[10]

从马克思后四十年思考与实践内容来看,“改变世界”足以提挈他这段人生。如果说,在他的前期也有这种思想苗头的话,那还只是朦胧的愿望和没有整体目标的局部摸索。进入后四十年才形成“改变世界”的整体目标,并进入有目标的实质性操作。而今,马克思贡献予这个宏伟纲领的实践活动已经消逝,而其经天纬地之思考却借文字传留给了我们。但我们在解读他的遗文时,如果忽视或撇开他那宏大的实践意向,坐在经院书斋中作纯学理之猜度,或牵就别种目的强作理解,那都不是接近马克思的做法,而是以“经”注“我”,肢解、重构马克思的做法。

二、改变世界的实践思维

马克思的全部思考既是围绕“改变世界”而展开,而不是对思想史上某种问题作纯学理的逻辑推演,那么,这种特定类型的任务就必然要求特定类型的思路来解决。“改变世界”这个任务的实现最终要取决于实践,因此,一切认识与思考都必须围绕实现目标所需要的实践而展开。因此,这里的思路,这里的唯一有效思路,只能是实践性的思路,只能是切合实践、服务于实践、解决实践认识问题的思路。迄今为止的思维科学未能提供这种思路的名称,我们且称之为“实践思维”。“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1]。马克思很早就用这句话明确地表示了他对“离开实践的思维”不感兴趣。这是一个肩负“改变世界”使命的人而必然的思维倾向。

实践思维既是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思路,那也就是我们理解其整体思想的必由之路,是理解马克思整体思想的一把唯一的钥匙。有鉴于此,实践思维之要略不可不首加辨识。

如果把逻辑思维、解释性的理论思维、幻想性的形象思维与实践思维加以排列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具有“思维内部规律→超越思维引入存在→超越存在引入理想→超越理想引入实现(或实践)”这样一种依次递进的层级性:

逻辑思维 逻辑思维只在概念、判断、推理之间运行,即它只解决思维内部的问题,只解决思维内部的正确性问题。逻辑思维正确性(亦即真理性)的判断根据,只在思维内部先在与后有的思维结果之间;逻辑思维不关心思维之外的客观存在,它不考虑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解释性的理论思维(理论思维除了解释客观存在之外,还有以建立价值原则为目标的)解释性理论活动中虽然也充斥着逻辑思维,但却引入了逻辑思维所不加考虑的因素——客观存在;而且被引入的“客观存在”还成了思维活动的主导因素——思维结果必须符合客观存在。所以理论所追求的真理性与逻辑所追求的真理性并不相同:前者要求用外在于思维的“客观存在”去检验;后者只用思维内部先在或后在的思维结果去检验。由此可见,逻辑思维并不能完成理论思维的任务,理论思维是超越逻辑思维的一种独立思维方式。

幻想性的形象思维(形象思维也还有非幻想而模拟现实的)幻想性形象思维也与客观存在事物有着直接间接的密切联系;然而这种思维并不遵守客观存在的规定,它超越了规定理论思维的客观存在,而引入了思维主体的情感意愿:思维的走向由思维者自己的情感意愿牵引。这种思维的结果再不表现为普遍原理而表现为具体的意象;其价值也再不在于“真”,而在于“善”,在思维结果的理想性。这种形象思维的目标当然也不是理论思维所能完成的,因而它也是一种独立的思维方式。

实践思维实践思维是一种最具综合性的思维方式:它在运思过程中,需要运用多种思维方式或它们的成果。但是,实践思维作为一种独立的思维方式,不在于它综合运用各种思维方式,而在于它超越各种思维方式的范围,引入“在现实环境中实现所追求的目标”的思考内容,即引入“实践”的思考内容。这是前述任何一种思维方式所不能考虑也不必考虑的任务。实践思维直接是在幻想性形象思维基础上的超越,因为实践思维是对理想目标的追求;但实践思维不是象幻想性形象思维那样满足于获得理想的意象,而是要获得理想的现实,因而引入了把理想意象变为现实的“实践”。实践不仅是实践思维一项新添加的内容,而且是规定思维导向的因素。正如符合存在是解释性理论思维的导向、符合理想是幻想性形象思维的导向一样,符合实践要求是实践思维的导向。正由于“实践”在思维中具有导向作用,使得实践思维在其它思维方式时附加上了特别的要求:——实践思维在认识实践环境和材料对象时,要用客观存在去校正思维成果,这很象解释性理论思维;但实践思维所认识的内容必须是客观事物中可被实践操控的实体因素,而不是客体被人感受、识别、理解的意象、意念或它们的文字记录,所以实践思维检验认识的真理性不是象理论思维那样仅凭语言引述事实的现象特征,而是必须通过实践动作操控事物实体。这不同于理论思维所要求的认识。——实践思维在设定实践目标时,尽量满足人的利益、理想要求,这很像幻想性形象思维;但实践思维想象的目标,却必须是可经实践造作而化为现实存在的意象,而不是仅供观照以求心神娱乐、无法实现也不打算实现的意象。这又不同于形象思维。由此可见,实践思维既具有综合性,更具有独立性。我们不能因为实践思维中包含其他思维方式而取消它。将这样一种与人类历史同样悠久、与人类实践同样普遍、人类养育自我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类独立的研究对象列入思维科学,正无可非议。

说明实践思维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立性,还不是本文此节的目标,它不过是进而探讨这种思维方式系统规律的立足点;我们需要实践思维的系统规律去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整体结构,去据以审订他的思考结论。

即使马克思的研究过程不是采用实践思维,或者偏离了实践思维,我们也必须用实践思维去读解和批判他的著述,因为这是解决他的“改变世界”这一思想课题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如果马克思偏离了实践思维,那就说明他的思路出了问题,错的是他,而不是我们。正如面对一份数学答卷,人们只能以正确的解题思路去审阅它一样。

面对马克思的思想课题及其研究成果,实践思维的系统规律问题无可徊避;人类也实在早就应该有这方面的系统知识。奇怪的是,人类建立了逻辑学去研究逻辑思维规律;人类也有许多关于形象思维规律的研究专著;可是,我们这里提出实践思维,却不知去哪里引录经典定义;我们需要实践思维系统规律,却不知去哪里参阅专门资料。

好在实践思维是凡人皆有的切身经验。因为人类实践是个体赖以生存的根本手段,也是人类活动区别于动物活动的根本特征;而实践思维不过是筹划现实实践的心理活动而已。因而关于它的性质与内容,即使缺乏权威的研究结论,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也可以作为言说和判断的切实根据。

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实践活动,有许多是无需多加思考的习俗、习惯或模仿性活动;有许多是片断的不完整的活动(如工厂里的分工劳动);实践思维在这类实践活动中难以体现其固有的全面性与系统性。系统性实践思维存在于整体目标的实现谋划之中,尤其是在新创性目标的实现谋划之中。例如,创建一个工厂,修建一条铁路,制造和发送一艘宇宙飞船,乃至打一场战争,变革国家体制等,每一项具体目标的实现都会有一个系统的实践思维过程。

对于这些大型的实践目标,需要投入较多的人力和物力,需要组合复杂的实践活动,花费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人们通常把这种实践系统称为“工程”。实践思维在对工程的运思活动中最具有系统性的特征。

三、工程思想的问题系统

工程思想是一项有效实践的全部思考和研究,其思考和研究的课题是由有效实践的必要性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一项有效实践或工程,有哪些必须解决的问题要求于思考呢?

工程作为人类自觉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有目标、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这种活动得以有序进行,思考必须提供两个直接的依据:一是工程目标,二是实施方案。有目标,知道做什么;有方案,知道如何做;实践活动于是可以进行了。但是,工程目标与实施方案的制订决不是盲目的、任意的,必然各有各的依据。人们制定工程目标虽然也要考虑实现的可能性问题,但确立目标的主体内在动因则是人们自身的利益需要。工程效益是工程目标的价值所在,是工程构想和工程实践的目的,在工程思考程序上应是最先成熟的。工程的施工方案也不会冒然制定。人们必须在预想中彻底排除失败或无效劳动的顾虑之后,才肯付诸实行的具体考虑和行动。这就要求对整个实践过程所涉及的诸多方面作一番可行性研究。

由此看来,有关工程思考的必要内容就由这几个方面构成:

(一)工程目标;(二)目标效益;

(三)可行性研究;(四)施工方案。

这四个方面的问题都解决了,工程才得以确立,才能付诸实施。这是对工程思考的普遍的必然要求。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四位一体”的问题系称作——工程思考的范围结构。

工程思考的范围结构虽然是一切工程思考都必须遵循的,但它的内容却并不一定都成为每项具体工程的研究课题。这是因为研究课题的设立是为了解决未知任务的,而人们在不同的实践领域所具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不同,因此,研究的任务也就有多少繁简之别。一般说来,常规工程中研究工作可省略的方面要多一些,而首创性工程的研究任务就全面而繁重。

工程策划中研究课题的省略与增加,并非工程思考范围的缩小或扩展。研究上的省略,只是由于思考所需要的内容已经确知,可以直接进入工程构思与运作。而研究上增设的课题,则不过是共同完成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某一方面问题。工程思考范围结构是固定的,而工程研究的课题则是随具体工程而变化的。

那么,人类一般工程思考范围结构,在马克思所选定的工程中,即在改变世界的工程中,必然具体化为一些什么样的研究课题呢?这需要弄清改变世界工程所涉及的领域和这些领域的已知状态才能确定。

马克思所欲改变的“世界”,其实指的是整个人类社会。把整个人类社会的改变作为工程目标,其涉及面则广矣:

第一,由于人类社会是整个人类共同的生活环境,因此对它的改变涉及到全体人类的利益。而且这利益不是以经济数字衡量的利益,而是不好衡量、不好论定优劣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问题。

第二,由于人类社会是人类唯一的生活环境,所以,新社会不能在另一空间重建,而只能在现有社会的基础上“改变”。因此,工程牵涉的客体就有旧的即现存的社会,和新的即未来的社会。后者是工程建设的最终目标,前者是工程实践的前期对象,两者都是工程的客体对象。

第三,工程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甚至发动和组织工程队伍的这个前期阶段都须投入大量的人力。而在旧社会的解体工作时期,只有剧烈的斗争,并不产生任何经济效益。

这三点说明改变世界工程在利益主体、实践客体、实践主体几方面牵涉之广。而从知识基础上看,人间幸福之主义,异说纷呈而未有确论;现存社会与理想社会之考究,思理万千而未有实践真知;改变世界、解放人类的社会运动,徒有空想而迄无成例。马克思的工程研究,几乎全在昏暗的知识地界起步。

面对这苍茫昏暗的未知界,“需要探讨的题目丰富多样。”[12]我们只有在工程思考范围结构要求与工程实践所涉领域的未知状态之间往返勾联,才能获得工程思考的具体课题。

按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要求,首先应确定工程目标。在这里也就是要确定未来社会的形态。然而,要确定未来社会形态,先须弄清一系列问题:

⒈现存社会为什么不好而须加以改造?这好与不好根据什么标准?这个标准能被全人类接受而贯彻到未来的社会中去吗?这一串问题的焦点是人生、社会价值问题,它关系到未来社会即工程目标的效益确定。

⒉现存社会是如何不好?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导致不好的?其最终的根源是什么?改变其根源能够改善人类生活的性质吗?这一串问题的焦点是社会形态性质问题,它关系到未来社会形态本身即工程目标的确定。

由此可见,在改变世界这项工程的研究内容中,工程目标的确定,必然连带着工程效益问题和现存社会的形态与价值批判问题。这当中现存社会批判是基础性工作,不是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直接需要的资料。但确定工程目标过程中必然连带解决的工程效益问题,却是范围结构的直接内容。从研究上来说,现存社会批判、社会效益论定、社会理想目标确定,这些相互牵涉的问题难以绝然分开,我们结合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要求和研究工作的必然联系,可以将这个系列研究的课题综合为:理想社会及其合理性问题。这就把工程思考范围结构所要求的工程目标和工程效益两项问题,结合成了一个研究课题。

按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要求,接下来应考虑的是工程的可行性问题。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其功能或宗旨只有一个,就是澄清顾虑,确定信心。整个工程从实现的前提、条件,到实践的过程和结果,凡有疑虑的地方都必须细加考察研究。因此,可行性研究就其工作内容来说,不是一个研究课题就能解决的。按照构成工程实践的主体与客体两个方面来看,可行性研究可以分为客体被操作的可行性和主体操作活动的可行性两个方面。客体被操作是可行的,人们就可以放心的制订主体的行为计划或施工方案了;施工方案明确以后,才可能产生主体操作可行性的问题。

客体被操作的可行性,在常规工程或仿造性工程中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工程客体已被成功的操作过了。但在马克思的工程思考中,要有意识地改变社会的性质而不仅仅是更迭政权人事,这还没有人做过。所以,人类社会被操作以改变其性质的可行性,这是必须研究的一个大题目,而且是前无古人的新课题。

尽管可行性问题已经缩小到客体被操作的可行性,但由于作为工程实践客体的人类社会,不仅广泛复杂而难于把握,而且它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活机体,并不能像一台机器或汽车可以使它停止运转然后进行改造重装;对于社会只能在它的运动中进行改变。这样,客体被操作可行性问题,就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的动态结构以把握操纵要点,还要研究它的动态发展趋势以便因势利导。动态结构研究和动态趋势研究在研究思路和考察范围上并不相同,难于结合在一个课题中进行研究。这样,客体被操作可行性在研究课题上还要再分解。

对人类社会的动态结构研究要求对一切社会作结构原理分析,其目的是通过剖析社会结构的历史生成,掌握决定社会变化的根本因素。试想,社会这个人类全部现存的总称,空间上东南西北,四散广延,结构上虚虚实实,方方面面,如此庞大复杂的对象,若不找到它的定性的关键部位,改造的实践如何下手呢?汽车轮船很大,它的操纵室却是很小的;牛马体大力大,穿上牛鼻子、络住马嘴却能让它们乖乖听话。这是人类控制庞大对象时通用的。然而,决定社会性质命运的这个“穴位”在那里呢?社会的“牛鼻子”在那里呢?这是必须对整个社会的生成结构作全面透彻的分析才能确定的。只有认准了社会结构的要点,抓住要点实行变革,才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事半而功倍。抓住了要点,社会变革的目标才能集中、明确、具体化,才能把庞大的目标转化为可以计划、可以操作的具体事务。所以,人类社会的动态结构研究课题,可以表述为:社会结构及变革要点问题。

对社会客体的动态趋势研究,并不需要研究历史,只要研究现实社会今后的发展趋势。因为马克思的社会工程要改变的只是现实社会。这需要对现实社会状态有切实的考察。如果通过对社会的动态结构研究找到了变革社会的要点,那么对现存社会发展趋势的探讨,考察的目标也就可以相应集中为:现存社会要点趋势问题。这是必须确定的问题。假如欲加改变的社会目标是不断发展的,那就不可改变;或者欲加改变的社会目标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就不可能彻底根除,那么改变社会的实践就是徒劳。只有社会目标必然或可能的发展趋向与工程实践的取向一致,改造社会的工程才是可行的。

如果社会可被操作,而现存社会可能变质甚至必然变质,那么,客体被操作的可行性问题就基本解决了。在此基础上就可以构想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最后一个方面——社会变革的行动方案问题。

至于这个行动方案的可行性问题,亦即主体操作可行性问题,则要视方案涉及的具体内容有无可顾虑的问题,才能决定是否还有需要研究的可行性课题。

到此为止,我们结合改变世界工程的具体情况,把工程思考范围结构四个方面中的三个半方面——工程效益、工程目标、施工方案、可行性研究中的客体被操作可行性——落实到研究课题中去了。我们因此共得到四个研究课题。范围结构中剩下的那半个方面——可行性研究的主体运作可行性,或施工方案的可行性,作为一个悬置的问题暂列于后。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改变世界工程必须研究的课题系统:

(一)理想社会及其合理性问题;

(二)社会结构及变革要点问题;

(三)现存社会要点趋势问题;

(四)变革社会行动方案问题;

(五)行动方案的可行性问题(?)。

改变世界这项工程研究的课题是否必有或只有这些问题?只要站在工程实践和思考必然要求的立场上,这是可以讨论的。

假如这些问题对这项工程思考是充分而必要的,是任何人面临同样任务都必须思考、不可回避的,那么,我们就获得了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客观必然依据。我们不是根据马克思著作的文字材料,而是从工程思考的必然要求出发,从马克思“改变世界”工程的具体任务出发,得出这个工程思想问题系统的。马克思曾否明确提出过这些问题,这并不重要;我们只看他是否实际解决了这些问题。马克思思想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如何,只能用这个问题系或工程思考的要求去衡量,而不能轻信任何权威的判断,包括马克思本人的科学自信。

四、解决的各门学说

当我们用上面探讨出来的工程问题系统来征求马克思思想的答案时,很容易发现马克思思想中有四门已被广泛研究的学说,正好分别具有解决上述问题系中前四个问题的功能。它们是:

理想及其合理性问题——人道主义社会学说;

社会结构及变革要点问题——唯物主义学说;

现存社会的要点趋势问题——资本主义学说;

变革社会的行动方案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学说。

如此排列的这份问题与学说清单,可能会激起成堆的疑问:右列各门学说能够分别解决左列各项问题吗?各门学说正是为解决各自相对的问题而创立的吗?“人道主义社会学说”这种提法有根据、能成立吗?把人道主义纳入马克思整体思想中来莫非要把马克思人道主义化?五个问题——四门学说,莫非暗示马克思思想作为工程思想体系还不够完整?如何看待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份的划分?这种“四分整体观”置辩证唯物主义于何地?……?

全面澄清这些疑问不是本文承担得了的任务,愿诸公把上面这份清单权当假说存疑待证。本文下面主要说明笔者所理解的各门学说的核心结论,以显示它们解决各自相对课题的功能。至于这些核心结论如何展开为各门学说,或各门学说通过怎样的论证过程而达到各自的核心结论,以及各种理解上的疑问,则待另文详明。

(一)人道主义社会学说

人道主义社会学说是马克思工程思想的工程目标和工程效益。人道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在第一次以文字宣示他主张共产主义社会时,就说他所主张的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13]共产主义是理想社会的制度名称,人道主义则是其价值所在。社会制度是工程实践的目标,社会价值就是目标的效益。

关于共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联,这里引证1844年手稿里的话是否足资立论?笔者不能认同流行至今的“青年马克思”概念,把1844年手稿视为不成熟的青年马克思著作,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当作马克思成熟的标志。即使按照这种区分标准来看,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实际研究过程也始于1843年的《黑格尔法批判》,而非突发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4]。如果保留工程思想体系的假说,那么,进入工程整体思维的马克思,就是成熟的马克思。从这个角度看,1844年手稿在马克思整体思想中的地位更无可怀疑。

人道主义社会学说由马克思的人本观、人道观、社会观构成。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就是他异于动物的各种能力。这各种能力(即人)的现实存在方式、也就是人实现为人的唯一方式就是活动。人对于这种现实存在方式(即活动)的普遍愿望,就是进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是人的“类特性”。这些看法构成马克思的人本观。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类特性被压抑,他作为人的能力被出卖,由别人控制强制运用,在这种不平等中人所丧失的是他作人的根本——人的能力、人的类特性,人失去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这是极不人道的。把人从这种普遍的不人道境地解放出来,满足他们的类特性,使他们自由地有意识地实现和自己作为人的本质的能力,亦即使人成为人。这就是马克思的人道观。

这种符合人类本性的生活,这种人道生活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制度加以保障才能实现。马克思根据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考察,认为造成人的非人道状态与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密切相关,因此倡导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以保障其人道原则的实现。这就是马克思的社会观。

 马克思的社会观以人道观为依据,人道观以其人本观为根据。人本观——人道观——社会观,这构成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社会学说基本框架。

人道主义作为马克思总体思想中的价值理论,它的功能既不在于用以解释历史、社会,又不能作为变革社会的手段。马克思生前一再批判那些以人道、人性、道德改良为手段的社会变革主张。在马克思看来,变革社会只能通过改变经济基础才能有效地实现目标;主张思想革命、道德改良的社会革命家都不过是空想家。有些空想家也有现实实践热情而不象家那样耽于幻想;但是他们的实践却只开花不结果。那个徒有实践热情却无实践思维的唐·吉轲德,因此被马克思当作这类人物的代表而反复嘲笑;马克思斗争对象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革命队伍中的唐·吉轲德。

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是他为共产主义设定的价值,是工程目标的效益所在,是工程的目的。因而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理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长期拒绝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论,造成了十分荒谬结果: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们长期丢失了共产主义的理由!当然,建设共产主义总得有理由;不过,后人为共产主义设定的理由就不是马克思所设定的理由了。

我们听见一种说法,说共产主义是科学,是历史的必然归宿,所以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必然性是不能代替合理性以解释实践动机的。因为我们并不能欢迎一切必然的东西:我们并不因为人必然要死就为死而奋斗。人们对目标的态度,不在乎它是必然还是偶然,只考虑它对我们有益还是有害。共产主义到来的必然性,只说明建设共产主义是可行的,并不显示它的优越而值得追求;值得追求的优越性是由它提供的社会效益决定的。

我们曾听到一种颇动人心的说法,说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物资丰富,人们可以“按需分配”。这倒是说的社会效益。不过共产主义的这种社会效益马克思并不曾着重强调,也没有论证共产主义满足这种分配原则的必然条件。我疑心这是后人许诺给穷汉和懒汉的一块奶油面包。因为对物质的拥有和贪欲,这恰是马克思一贯鄙视的人生态度。冲着“按需分配”而为共产主义奋斗,这比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高尚不到哪里去。

把无产阶级利益作为建设共产主义的理由,那不是最高的理由。马克思主张解放无产阶级,那是“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15]。意在解放全人类的工程目标即共产主义,其效益理论是应该撇开阶级性而以人的“类特性”立论的。普天之下人共其乐,这才是足以号召天下的理论。

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为实现人道社会理想而设定的过渡性目标,不是终极目标。资本主义社会则是马克思人道主义社会工程的改造对象,处在实现人道主义道路的起点上。因此,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人道主义的统一性和接近性,资本主义同它的对立性和疏远性,这在马克思看来都是显然的道理。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人道主义理论冷淡,而资本主义世界却对之充满热情,这可能出于同一种认识原因:以为马克思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同一或可以混同于一的。这是一种遍及世界的误解!笔者愿另文加以澄清。

(二)唯物主义历史学说

关于唯物主义历史学说的研究动机、过程和,笔者已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生成三部曲》一文中粗陈拙见[16]。这门学说能否解决工程问题系统中的“社会结构及变革要点问题”呢?这里只须从马克思对这门学说的经典性说明文字中摘引几句话便可明了。他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够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的和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的发生变革。”[17]这些话正是在揭示社会生成结构的同时,又揭示社会结构的根基,也就是社会变革的要点,或者也无妨谓之社会的“牛鼻子”。

唯物主义历史学说的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结构理论,二是历史发展机制理论,三是历史分期理论。

社会的结构原本可以作各种不同的与建构。如从施政角度看,可以把行政社区、部门或群体组织作为构成单位,把整个社会视为由行政首脑统帅的社群层级组织。再如从信息传播角度看,可以把各类传播渠道和传媒中心作为构成单位,把整个社会视为由这些渠道和中心组成的组织。还可作多种不同的划分。但是这些类别的社会结构都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操作要领,以改变社会的性质。马克思分析社会结构,却是为着要改变社会的性质。这种特定的实践目的,只有从社会发生学的角度,分析特定性质的社会结构的生成,得出社会的生成性结构,或者说社会发生学结构,才能满足目的的要求。唯物主义历史学说所揭示的社会结构,正是那种生成性社会结构:人们吃喝住穿需要物质→获得生活资料必进行生产→进行生产必然结合成一定的生产关系→特定生产关系产生特定国家→特定国家产生特定意识形态。在这样一种生成性社会结构中,便极容易看出决定整个社会特定性质的初始因素——生产关系。显示决定社会性质的根本因素,这正是唯物主义历史学说的目的所在,抓住了这个根本因素,改变社会性质的工作就有了切实集中的目标,就可把理想愿望落实为实行方案。

唯物主义历史学说中的历史观,是建立在其社会观基础上的。历史衍变的机制,是整个社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而变更;人类历史阶段的划分,也是由经济基础亦即生产关系的不同形式来决定的。唯物史正是社会结构性质的生成衍化史。这个学说中历史的叙述原本不是目的,唯物主义历史学说建立之前和之后,马克思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历史。

我们从工程问题系统的要求来看,有了上述社会观,已能回答“社会结构及变革要点”这个问题了。那唯物社会观为什么还要发展为唯物历史观呢?历史的叙述有两大功能:第一是以史实来证明社会结构的科学性,用人类的历史实践来证明社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而变更。这样做也是不同于哲学认识的实践认识方式的特别要求。我们在前面说过,实践认识要求认识结果必经实践检验。可是社会变革规律这种认识结论,不可能通过现实实践来验证,只好用已有的整个人类历史实践来验证。第二,历史叙述同时还具有另一种功能,就是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说明一种特定社会形态只是暂时的历史现象,变革是必不可免的,从而在这种一般意义上昭示,对现存社会的变革是势在必行的。唯物主义历史学说中生产力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引入,正是适应这种论证要求的结果。

历史叙述的这两种功能的第一种,实际是为社会观功能服务的,即是证实社会结构及变革要点问题的,也就是解决社会变革的“可操作性”问题。历史叙述的第二种功能或目的,则超出了可操作性问题,进入了变革可能性问题。让唯物主义历史学说兼具这两种功能,马克思似乎想通过它,指着现存社会告诉人们说:这头牛是一定会向前走的,喏,牛鼻子就在这儿……。

正由于从动机到理论功能所贯注的这种实践性,所以马克思当年竭力要将该学说宣传到社会主义者和工人群众中去。星移斗转,这一具有强烈实践性的学说,今天早已作为科学,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南,作为一种解释模式,悠然踱进了学者们的书斋,在历史的思考中载沉载浮。唯物主义历史学说诚然能够解释历史,但马克思著述当年是极不满于只是解释的。他说费尔巴哈“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18]“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拂去薄薄的历史尘埃,唯物主义历史学说的实践锋芒显然可辨,它当年可是象作战地图一样,高挂在无产阶级革命大军帅府会议厅里的。

(三)资本主义经济学说

资本主义经济学说是解决“现存社会要点趋势问题”的吗?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告诉我们:“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9]那是一种怎样的规律呢?马克思在该书“第二版跋”中引述了一段他自己认为很“恰当”的评论说,马克思“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20]这可说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从目的到内容,都在于阐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并为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的命运。;

在唯物主义历史学说中,马克思虽然从历史发展规律上昭示了特定社会形态的历史暂时性,但这只是一般的历史趋势,还不足以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具体必然性,所以必须对当代社会发展趋势作具体研究。唯物主义历史学说既已揭示社会根源于经济关系,马克思就把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命运的聚光灯,对准了该社会经济关系的主角——资本。因为作为私有财产的资本的命运,维系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命运。

在这项研究中,马克思把黑格尔用以分析精神与现实之关系以及现实之发展的辩证法,移植过来分析劳动与资本之关系和资本之发展问题(所谓辩证唯物主义正是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的论,并非一门独立的学说)。资本作为积累的劳动,通过剥削活劳动而发展自己。但资本实现自己的发展却又须依赖劳动者的购买力所形成的广大消费市场。每个资本家加重剥削自己的工人,却希望并依赖别的工人多买自己的产品。资本就在与劳动对立又依存这种自身矛盾中奔向其极限——生产过剩危机。“在这种危机中,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的突然爆发出来,日益严重的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基础的资本本身。”[21]这就是现存社会要点亦即根基的必然趋势。

上面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前期思路。在继续研究过程中,他的辨证思路遇到了困难。今天我们看到的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资本论》二、三卷,对资本命运的限制,不是来自他与劳动的对立和依存关系,而是来自资本本身的社会盲目性,以及资本自身发展导致的其有机构成提高。资本的社会盲目性造成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两大部类间的失衡,从而导致社会流通障碍而使社会生产停滞。这是第二卷的主题。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增加了成本,导致社会“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资本失去运转的动力,其保值增值的前途可忧。这是第三卷前三篇的主题。至于第三卷后面的内容则是一个“补论”,说明其他类别资本由于依存于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与资本的命运相连。《资本论》二、三卷由于脱离了资本与劳动对立矛盾的辩证关系,所以虽然揭示了资本的危机,但无法达到辩证法规定的“否定之否定”即资本被扬弃的必然结论。但这是后来的事。

当初,马克思看到资本与劳动落入辩证法规定的对立矛盾关系之中,资本否定了劳动,是无法逃脱被再否定的命运的。[22]这正是工程问题系统中“现存社会要点趋势问题”的答案。

(四)无产阶级革命学说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与“变革社会的行动方案问题”的对应性十分明了,这无需多说。

人道主义社会学说,以其确定的价值系统观念批判了现存社会制度,并“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23]即理想社会形式,从而确定了变革社会的必要性和目标;唯物主义历史学说指示了变革社会的要领;资本主义经济学说则证明现存社会的根基日趋穷途,不变革是不行的。于是,社会变革的理由和根据都齐备了。

根据辩证法的理解,资本是劳动的积累所至,是对劳动的否定。它在与劳动的对立依存关系所构成的自我矛盾中,走向自我否定,即对否定的否定。通过否定之否定,资本要复归于劳动才能获得新的存在与发展。但是,资本如何摆脱私人贪欲的羁绊,弃暗投明,站到社会需要的立场上来,回到它的创造主——劳动者的怀抱中来呢?马克思将这个过渡环节诉诸人力完成。于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为过渡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实现手段纳入了他的改变世界的工程思想系统。他为唤醒无产阶级所作的论述,他投身社会革命实践所制定各种文件,为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奠定了基础。

(五)“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变革社会性质的行动方案,它本身是不是可行的?马克思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到这里面还有可行性问题。至于马克思的工程系统思考中该不该有“行动方案可行性”问题,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是否可行的问题,虽然这都已成为历史,但在笔者看来,其中并非没有讨论的余地。但这已不是本文的任务了。

从上面的说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四门学说具有回答工程思考系统问题的功能。我承认,马克思进入系统工作时并没有明确的工程思考结构意识,他的进入方式受其所处社会环境和思想环境因素所驱使。但实践思维的必然性潜在地规定着他的思考,规定着他的思考去完成工程思想结构的要求。我们只有从工程论证功能出发,才能掌握他各门学说的灵魂和思路,才能理解贯通他的各门学说,才能评判他各门学说的结论和价值。完成工程思想结构的要求,这决不是他的思想的潜在功能,而是明显的直接功能。我们还没有见到有别种动机和结构,能如此全面的解释马克思整体思想的发生与联系。

这是一个以共产主义社会为实践目标的完整的工程思想体系,“科学社会主义”可以作为这个工程思想体系总体的主题名称。

罗素在介绍马克思的思想时曾经抱怨,说“他很难归类”[24]。这话确实不错。马克思作为思想家却不从思想史的发展中去选定自己的课题,这先就让思想史家迷失了考察的线索。进而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又不按思想家们惯用的各种序列结构来安排,谁料到他的思考会从哲学思想的天宫下凡到工程实践的工地上,去接受工程实践思考的必然逻辑呢?小打小敲的工程,自古以来不曾劳动思想家的大驾,又谁想到要实现上帝的目标,把整个人世变为工地呢?他这一番经天纬地的思考,给思想王国送去一座飞来峰,给人间工程师们树立了一个永难超越的界限!

五、思想学说的表述系统

当我们用上面所叙的整体思想框架征诸马克思的原著时,无论是在篇目内容的系统化上,还是在时间的分段上,迷惑依然大量存在。然而,这里的迷惑不是思想结构方面造成的,而是表述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因此,只有进而分析马克思的表述系统,才能将我们的理解贯通。

思想理论的思考、研究与对它的表述,也许在有些思想家那里是统一的,但在马克思这里却被区别对待。他强调“叙述的方法必须与研究的方法不同。”[25]如果说在理论本身范围内需要这样,那么,当理论来到实践领域,叙述者就更会身不由己了。

马克思的超常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独自完成了改变世界这么一项伟大工程的系统思考,而且更在于他在有限的时间内成功地把自己的设想推向了现实世界。这是两种不同的事业,而且后一种事业更为不易。理论制作只是在思考中完成,而思想的现实化却要到现实中去征服和占领。即使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意识,也并不是一块等待播种的空地,而是荆棘草莱丛生的待垦之域。所以书房和社会舞台是马克思一生两个基本的工作场境。在不同的场境中工作,思维所接受的主导因素是不同的。在书房里搞理论研究,思维只接受理论制作目标的主导,著述追求的是逻辑的连贯性和理论的系统性。在社会舞台。他要面对各种思想和现实问题。在这里,其任务不是制作理论,而是宣传理论或运用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具体对象和具体事务成为理论引入和的取舍尺度。

由此可知,在马克思的著述中,存在着两个部分重迭的理论表述系统。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理论主导系统和实践主导系统。

理论主导系统的主干著作,由前期的三部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后期的《资本论》构成。这四部著作之间以结论和课题相衔接,构成一个连贯的系统。《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直承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的批判结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26],而“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27]马克思于是就从分析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流行观念即黑格尔法哲学入手,将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观念颠倒过来,论定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根据异化论原理[28],市民社会产生了支配和制约自己的国家,这必是社会内部有问题。于是1844年巴黎的经济学研究解剖了市民社会的内部结构,揭示了这样一种现实关系:工人的劳动产生出资本这样一种支配劳动的敌对力量。

以上两部著作是人道主义社会学说和唯物主义历史学说的共同胎场,而且《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的胚胎。

 《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是在上两部著作研究的基础上,专从社会发生学的角度发展出唯物主义历史学说。当然,马克思的这个发现与黑格尔思想笼罩下的整个德国思想界的见解是对立的。将自己的思想发现放到这种对立环境中加以叙述,这是理论主导下杂入的实践动机。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基础决定性原理作一般叙述,《资本论》则是对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资本——的命运作专门的探讨。《资本论》的课题、论旨和方法,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形成,只不过是在远离实证材料的思辩中作了初步的思考。这种思辩的结论,实际上奠定了作者1846年投身革命实践的坚定信心。1848年面对整个旧世界气概豪迈的《共产党宣言》,其的信心来源正在于此。《资本论》是这个思辩结构深入现实社会,与大量实证材料相结合的产物。

由此见出,这四部著作的理论联系和连续性。理论主导系统中的其他著作,如《论犹太人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只是这四部著作中个别理论方面的准备性研究。

马克思著述中的实践主导系统,是他投身革命实践适应实践需要的产物。马克思在大体完成了改变世界工程的系统思考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向世界公布,就带着满腹经纶匆匆踏上现实化的征途。思想一投身的急流,就使得它在借文字显露自己时,染上了满纸的社会风云。工程思想在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的情境化即兴之作中,化身为一篇理论大散文——形散,然而神并不散。

马克思几十年间的革命实践斗争,所历情境万千。然而其中亦可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为思想斗争,其主要情境对象为无产阶级队伍内部、社会主义思潮各派别、或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封建主义及小资产阶级等类人物的思想观点、主张;另一类为阶级斗争和社会政治斗争,其内容、对象为内部组织事务和外部阶级斗争与社会政治斗争事件。在前一类斗争中产生了大批正面宣传和反面批判著作,其实质都是要用工程系统思想或者说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去占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意识领域。这一类著作对于理论的功能,主要在于宣传作用,而不在于建设作用。相对于马克思已完成的思考来说,这类著作的建设性理论内容不多。

第二类斗争是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是直接与改变世界工程目标相联系的实践行为。在这类斗争中产生的著述内容,包含着无产阶级队伍的组织原则,无产阶级革命纲领、阶段性目标、斗争方向、策略原则。这些,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内容。这个系列著作的首要篇目,当推《共产党宣言》。1848年的这篇《宣言》,是马克思改变世界工程的开工文告,是无产阶级对整个旧世界的公开战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总纲领。它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由、最终目的、阶段目标、对现实各派政治力量的态度以及斗争的基本手段,宣示得理直气壮而斩钉截铁。由于实践因素的主导,这个系列的具体著作之间结成一种散文性联系,因而,它们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有待系统化的丰富材料。

对马克思著述系统的这种分类,包括前面对整体理论结构的厘分,都是以它们的功能区别为依据的。由于这些功能之间具有互补关系,并不互相排斥,所以被我们析分开来的内容,在实际著述中有可能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况会给原著的阐释和分类工作造成麻烦和困难。但这种麻烦和困难已属于操作问题或技术问题,而不是认识上对内容的分类原则问题了。

今天,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早已成为历史,而作为这一历史运动之灵魂的思想,却仍在世界各地百家争传。然而马克思思想在今天的传播,却绝非其当年的功能在行世。以解构或重构马克思自任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不过是从马克思的遗物中撕块布片作旗帜。笔者坚信,只有从工程思想的角度,才能理清马克思思想的内在联系。只有明确工程实践思维规律,才能获得批判马克思思想的客观依据。只有从社会实践思路上超越马克思,才可能象马克思那样去时代的社会实践。钻进文本世界建立一个小圈子窃窃私语,必然被社会历史所抛弃。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5,574页。

[2]、[8]、[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4,82~83页。

[3]马、恩1846年2月在布鲁塞尔组建“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可视为改变世界工作的第一个组织行动。

[5]、[24]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43,336页。

[6]、[7]、[19]、[20]、[25]《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15,11,23,23页。

[9]梅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页。

[10]G·A·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5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马克思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过“对世界的……实践—精神的掌握”。这都表明他对实践思维具有一定的自觉性。

[12]、[13]、[15]《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7,58,84页。

[14]、[16]参阅拙文《马克思唯物史观生成三部曲》,《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2,4期。

[18]《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4页。

[22]参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6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

马克思思想范文篇8

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一、笼盖四十年的总纲领

1845年春,马克思写下了文前引录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表明了“改变世界”这个支配了他的思想研究工作的总纲领,此时已然确立。三十八年之后,当他的全部工作划上句号时,恩格斯在他的墓前总结道:“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1]。显然,这毕生使命的内容,就是马克思早年所定目标即“改变世界”的具体化。

如果只是看到马克思在二十七岁上一语定平生,而忽视他人生抉择的理性思考依据,那就把马克思神化了:他一个主观动念,居然能够发展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事实上,马克思1843年开始“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2],通过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并运用经济学解剖市民社会,完成了社会结构分析、现存社会价值批判、人生及未来社会价值确定,以及历史转化必然性的初步认定,改变世界的整体思路於1844年已初具轮廓。这就是马克思于1845年做出人生抉择,1846年便投身社会实践运动[3]的理性心理基础。由此看来,“改变世界”这一轮太阳在马克思心中升起,整整照耀了他四十个春秋的人生行程。

一个主题愈是历久不衰地被奉行,其对奉行者的人生覆盖面便愈益宽广。只要略作审顾便不难发现,“改变世界”这一主题不仅统一了马克思的主要理论思考,同时也是统一其理论与实践的灵魂。

马克思的理论业绩,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举其大要,谓有两大发现,即“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还发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4]。这两大发现,前者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后者构成他的政治经济学。从思想内容看,这两大学说占据了马克思理论的主体部分;从研究时间来看,这两项研究则基本前后相续,纵贯了马克思改变世界四十年工作之始终,其中凝结了他毕生的主要精力,耗费了他四十年中绝大部分光阴。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这两大学说由于具有科学的性质,因而其作用超出了特定目的界限和实践范围,在学术和实践的实用中伸展,马克思也因此得以作为思想家在学术界发挥着世界性和历史性的影响。马克思思想的这种科学普遍性是很容易掩盖其当时的实践目的性的。罗素就在《西方哲学史》中批评说:“把马克思纯粹当一个哲学家来看,它有严重的缺点。他过于尚实际,过分全神贯注在他那个时代的问题上。”[5]这是一位思想史家对马克思的中肯批评,然而却道出了马克思理论的现实性特征。马克思的研究课题不是得自思想史的研究,而是在社会的斗争和思考中孕育出来的。马克思的研究成果,是直接为改变世界的实践主体群服务的。他说《资本论》“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6]所以当“《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时,他认为这“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7]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同样也是贡献给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这只要回顾一下该原理的发表过程,就可悟出他的良苦用心。本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作了正面、系统、全面的表述,从学术价值上看,是无论如何应设法出版的;但从宣传价值上看,同青年黑格尔派的论争,就不如直接诉诸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所以,马克思“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8],而不惜另外花费精力,将原理放到《共产党宣言》、《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哲学的贫困》、《雇用劳动》等著作和演讲稿中去宣示。这些著作和演说正是直接面向共产主义者和工人群众的;《哲学的贫困》虽然是批判蒲鲁东个人,但由于这个人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群众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批判他实际上也就是向法国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作宣传,其意义非一般的批判可比。

这些最具科学普遍意义的理论成果,却具有如此明确的现实实践目的,我们由此可以想见马克思思想的其他方面。

如果说,马克思在书房里研究所得的科学发现都是着眼于“改变世界”而不只是“解释世界”,那么,作为他伟大业绩的另一面即社会舞台的活动,那就更是直接从属于“改变世界”的工作了。正是由于社会实践对于“改变世界”是直接而现实的实务,所以它才能那么强烈而大量地吸纳思想家的时间和心智。弗兰茨·梅林告诉我们,“我们事业的所有伟大先驱者们”都对马克思有这样“一致的看法”:“只要实际行动的时机一到,他就定会心甘情愿地搁下笔来,不再写他所知道的事了。”[9]只有真诚地把“改变世界”当作现实任务奉行的思想家,才能这样安排思考与行动的主次。而这种实践第一的倾向,又必然规定着他理论思考的从属性。

“改变世界”这一非常的任务,正要求它的奉行者具备非常的思考深广度和非常的实践意志。所以,当革命潮来时,马克思能慨然投笔,出海导航;而当革命潮退时,他又能及时退回书房,下帷穷经。马克思就是这样一位合思想家和革命家于一身的创世者。作为思想家的革命家,他不同于一般的革命家,其目标不在于夺权坐天下,而是要改变整个人类的生活质量;作为革命家的思想家,又不同于一般的思想家,其目标不是要解决思想史上遗留的问题,从而填补思想史的一个环节,而是要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探求改变世界的原则和机理。作为思想家和作为革命家的这种互相规定,导致了马克思理论和实践的高度统一。当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G·A·柯亨对此也有共识,他说:马克思“理论的目的在于产生与实在符合的思想。实践的目的在于产生与思想符合的实在。因此,理论和实践的共同之处是渴望建立思想和实在的一致。”[10]

从马克思后四十年思考与实践内容来看,“改变世界”足以提挈他这段人生。如果说,在他的前期也有这种思想苗头的话,那还只是朦胧的愿望和没有整体目标的局部摸索。进入后四十年才形成“改变世界”的整体目标,并进入有目标的实质性操作。而今,马克思贡献予这个宏伟纲领的实践活动已经消逝,而其经天纬地之思考却借文字传留给了我们。但我们在解读他的遗文时,如果忽视或撇开他那宏大的实践意向,坐在经院书斋中作纯学理之猜度,或牵就别种目的强作理解,那都不是接近马克思的做法,而是以“经”注“我”,肢解、重构马克思的做法。

二、改变世界的实践思维

马克思的全部思考既是围绕“改变世界”而展开,而不是对思想史上某种问题作纯学理的逻辑推演,那么,这种特定类型的任务就必然要求特定类型的思路来解决。“改变世界”这个任务的实现最终要取决于实践,因此,一切认识与思考都必须围绕实现目标所需要的实践而展开。因此,这里的思路,这里的唯一有效思路,只能是实践性的思路,只能是切合实践、服务于实践、解决实践认识问题的思路。迄今为止的思维科学未能提供这种思路的名称,我们且称之为“实践思维”。“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1]。马克思很早就用这句话明确地表示了他对“离开实践的思维”不感兴趣。这是一个肩负“改变世界”使命的人自然而必然的思维倾向。

实践思维既是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思路,那也就是我们理解其整体思想的必由之路,是理解马克思整体思想的一把唯一的钥匙。有鉴于此,实践思维之要略不可不首加辨识。

如果把逻辑思维、解释性的理论思维、幻想性的形象思维与实践思维加以排列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具有“思维内部规律→超越思维引入存在→超越存在引入理想→超越理想引入实现(或实践)”这样一种依次递进的层级性:

逻辑思维&nbsp;逻辑思维只在概念、判断、推理之间运行,即它只解决思维内部的问题,只解决思维内部的正确性问题。逻辑思维正确性(亦即真理性)的判断根据,只在思维内部先在与后有的思维结果之间;逻辑思维不关心思维之外的客观存在,它不考虑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解释性的理论思维(理论思维除了解释客观存在之外,还有以建立价值原则为目标的)解释性理论活动中虽然也充斥着逻辑思维,但却引入了逻辑思维所不加考虑的因素——客观存在;而且被引入的“客观存在”还成了思维活动的主导因素——思维结果必须符合客观存在。所以理论所追求的真理性与逻辑所追求的真理性并不相同:前者要求用外在于思维的“客观存在”去检验;后者只用思维内部先在或后在的思维结果去检验。由此可见,逻辑思维并不能完成理论思维的任务,理论思维是超越逻辑思维的一种独立思维方式。

幻想性的形象思维(形象思维也还有非幻想而模拟现实的)幻想性形象思维也与客观存在事物有着直接间接的密切联系;然而这种思维并不遵守客观存在的规定,它超越了规定理论思维的客观存在,而引入了思维主体的情感意愿:思维的走向由思维者自己的情感意愿牵引。这种思维的结果再不表现为普遍原理而表现为具体的意象;其价值也再不在于“真”,而在于“善”,在思维结果的理想性。这种形象思维的目标当然也不是理论思维所能完成的,因而它也是一种独立的思维方式。

实践思维实践思维是一种最具综合性的思维方式:它在运思过程中,需要运用多种思维方式或它们的成果。但是,实践思维作为一种独立的思维方式,不在于它综合运用各种思维方式,而在于它超越各种思维方式的范围,引入“在现实环境中实现所追求的目标”的思考内容,即引入“实践”的思考内容。这是前述任何一种思维方式所不能考虑也不必考虑的任务。实践思维直接是在幻想性形象思维基础上的超越,因为实践思维是对理想目标的追求;但实践思维不是象幻想性形象思维那样满足于获得理想的意象,而是要获得理想的现实,因而引入了把理想意象变为现实的“实践”。实践不仅是实践思维一项新添加的内容,而且是规定思维导向的因素。正如符合存在是解释性理论思维的导向、符合理想是幻想性形象思维的导向一样,符合实践要求是实践思维的导向。正由于“实践”在思维中具有导向作用,使得实践思维在应用其它思维方式时附加上了特别的要求:——实践思维在认识实践环境和材料对象时,要用客观存在去校正思维成果,这很象解释性理论思维;但实践思维所认识的内容必须是客观事物中可被实践操控的实体因素,而不是客体被人感受、识别、理解的意象、意念或它们的文字记录,所以实践思维检验认识的真理性不是象理论思维那样仅凭语言引述事实的现象特征,而是必须通过实践动作操控事物实体。这不同于理论思维所要求的认识。——实践思维在设定实践目标时,尽量满足人的利益、理想要求,这很像幻想性形象思维;但实践思维想象的目标,却必须是可经实践造作而化为现实存在的意象,而不是仅供观照以求心神娱乐、无法实现也不打算实现的意象。这又不同于形象思维。由此可见,实践思维既具有综合性,更具有独立性。我们不能因为实践思维中包含其他思维方式而取消它。将这样一种与人类历史同样悠久、与人类实践同样普遍、人类养育自我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类独立的研究对象列入思维科学,正无可非议。

说明实践思维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立性,还不是本文此节的目标,它不过是进而探讨这种思维方式系统规律的立足点;我们需要实践思维的系统规律去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整体结构,去据以审订他的思考结论。

即使马克思的研究过程不是采用实践思维,或者偏离了实践思维,我们也必须用实践思维去读解和批判他的著述,因为这是解决他的“改变世界”这一思想课题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如果马克思偏离了实践思维,那就说明他的思路出了问题,错的是他,而不是我们。正如面对一份数学答卷,人们只能以正确的解题思路去审阅它一样。

面对马克思的思想课题及其研究成果,实践思维的系统规律问题无可徊避;人类也实在早就应该有这方面的系统知识。奇怪的是,人类建立了逻辑学去研究逻辑思维规律;人类也有许多关于形象思维规律的研究专著;可是,我们这里提出实践思维,却不知去哪里引录经典定义;我们需要实践思维系统规律,却不知去哪里参阅专门资料。

好在实践思维是凡人皆有的切身经验。因为人类实践是个体赖以生存的根本手段,也是人类活动区别于动物活动的根本特征;而实践思维不过是筹划现实实践的心理活动而已。因而关于它的性质与内容,即使缺乏权威的研究结论,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也可以作为言说和判断的切实根据。

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实践活动,有许多是无需多加思考的习俗、习惯或模仿性活动;有许多是片断的不完整的活动(如工厂里的分工劳动);实践思维在这类实践活动中难以体现其固有的全面性与系统性。系统性实践思维存在于整体目标的实现谋划之中,尤其是在新创性目标的实现谋划之中。例如,创建一个工厂,修建一条铁路,制造和发送一艘宇宙飞船,乃至打一场战争,变革国家体制等,每一项具体目标的实现都会有一个系统的实践思维过程。

对于这些大型的实践目标,需要投入较多的人力和物力,需要组合复杂的实践活动,花费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人们通常把这种实践系统称为“工程”。实践思维在对工程的运思活动中最具有系统性的特征。

三、工程思想的问题系统

工程思想是一项有效实践的全部思考和研究,其思考和研究的课题是由有效实践的必要性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一项有效实践或工程,有哪些必须解决的问题要求于思考呢?

工程作为人类自觉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有目标、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这种活动得以有序进行,思考必须提供两个直接的依据:一是工程目标,二是实施方案。有目标,知道做什么;有方案,知道如何做;实践活动于是可以进行了。但是,工程目标与实施方案的制订决不是盲目的、任意的,必然各有各的依据。人们制定工程目标虽然也要考虑实现的可能性问题,但确立目标的主体内在动因则是人们自身的利益需要。工程效益是工程目标的价值所在,是工程构想和工程实践的目的,在工程思考程序上应是最先成熟的。工程的施工方案也不会冒然制定。人们必须在预想中彻底排除失败或无效劳动的顾虑之后,才肯付诸实行的具体考虑和行动。这就要求对整个实践过程所涉及的诸多方面作一番可行性研究。

由此看来,有关工程思考的必要内容就由这几个方面构成:

(一)工程目标;(二)目标效益;

(三)可行性研究;(四)施工方案。

这四个方面的问题都解决了,工程才得以确立,才能付诸实施。这是对工程思考的普遍的必然要求。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四位一体”的问题系称作——工程思考的范围结构。

工程思考的范围结构虽然是一切工程思考都必须遵循的,但它的内容却并不一定都成为每项具体工程的研究课题。这是因为研究课题的设立是为了解决未知任务的,而人们在不同的实践领域所具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不同,因此,研究的任务也就有多少繁简之别。一般说来,常规工程中研究工作可省略的方面要多一些,而首创性工程的研究任务就全面而繁重。

工程策划中研究课题的省略与增加,并非工程思考范围的缩小或扩展。研究上的省略,只是由于思考所需要的内容已经确知,可以直接进入工程构思与运作。而研究上增设的课题,则不过是共同完成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某一方面问题。工程思考范围结构是固定的,而工程研究的课题则是随具体工程而变化的。

那么,人类一般工程思考范围结构,在马克思所选定的工程中,即在改变世界的工程中,必然具体化为一些什么样的研究课题呢?这需要弄清改变世界工程所涉及的领域和这些领域的已知状态才能确定。

马克思所欲改变的“世界”,其实指的是整个人类社会。把整个人类社会的改变作为工程目标,其涉及面则广矣:

第一,由于人类社会是整个人类共同的生活环境,因此对它的改变涉及到全体人类的利益。而且这利益不是以经济数字衡量的利益,而是不好衡量、不好论定优劣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问题。

第二,由于人类社会是人类唯一的生活环境,所以,新社会不能在另一空间重建,而只能在现有社会的基础上“改变”。因此,工程牵涉的客体就有旧的即现存的社会,和新的即未来的社会。后者是工程建设的最终目标,前者是工程实践的前期对象,两者都是工程的客体对象。

第三,工程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甚至发动和组织工程队伍的这个前期阶段都须投入大量的人力。而在旧社会的解体工作时期,只有剧烈的斗争,并不产生任何经济效益。

这三点说明改变世界工程在利益主体、实践客体、实践主体几方面牵涉之广。而从知识基础上看,人间幸福之主义,异说纷呈而未有确论;现存社会与理想社会之考究,思理万千而未有实践真知;改变世界、解放人类的社会运动,徒有空想而迄无成例。马克思的工程研究,几乎全在昏暗的知识地界起步。

面对这苍茫昏暗的未知界,“需要探讨的题目丰富多样。”[12]我们只有在工程思考范围结构要求与工程实践所涉领域的未知状态之间往返勾联,才能获得工程思考的具体课题。

按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要求,首先应确定工程目标。在这里也就是要确定未来社会的形态。然而,要确定未来社会形态,先须弄清一系列问题:

⒈现存社会为什么不好而须加以改造?这好与不好根据什么标准?这个标准能被全人类接受而贯彻到未来的社会中去吗?这一串问题的焦点是人生、社会价值问题,它关系到未来社会即工程目标的效益确定。

⒉现存社会是如何不好?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导致不好的?其最终的根源是什么?改变其根源能够改善人类生活的性质吗?这一串问题的焦点是社会形态性质问题,它关系到未来社会形态本身即工程目标的确定。

由此可见,在改变世界这项工程的研究内容中,工程目标的确定,必然连带着工程效益问题和现存社会的形态与价值批判问题。这当中现存社会批判是基础性工作,不是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直接需要的资料。但确定工程目标过程中必然连带解决的工程效益问题,却是范围结构的直接内容。从研究上来说,现存社会批判、社会效益论定、社会理想目标确定,这些相互牵涉的问题难以绝然分开,我们结合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要求和研究工作的必然联系,可以将这个系列研究的课题综合为:理想社会及其合理性问题。这就把工程思考范围结构所要求的工程目标和工程效益两项问题,结合成了一个研究课题。

按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要求,接下来应考虑的是工程的可行性问题。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其功能或宗旨只有一个,就是澄清顾虑,确定信心。整个工程从实现的前提、条件,到实践的过程和结果,凡有疑虑的地方都必须细加考察研究。因此,可行性研究就其工作内容来说,不是一个研究课题就能解决的。按照构成工程实践的主体与客体两个方面来看,可行性研究可以分为客体被操作的可行性和主体操作活动的可行性两个方面。客体被操作是可行的,人们就可以放心的制订主体的行为计划或施工方案了;施工方案明确以后,才可能产生主体操作可行性的问题。

客体被操作的可行性,在常规工程或仿造性工程中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工程客体已被成功的操作过了。但在马克思的工程思考中,要有意识地改变社会的性质而不仅仅是更迭政权人事,这还没有人做过。所以,人类社会被操作以改变其性质的可行性,这是必须研究的一个大题目,而且是前无古人的新课题。

尽管可行性问题已经缩小到客体被操作的可行性,但由于作为工程实践客体的人类社会,不仅广泛复杂而难于把握,而且它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活机体,并不能像一台机器或汽车可以使它停止运转然后进行改造重装;对于社会只能在它的运动中进行改变。这样,客体被操作可行性问题,就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的动态结构以把握操纵要点,还要研究它的动态发展趋势以便因势利导。动态结构研究和动态趋势研究在研究思路和考察范围上并不相同,难于结合在一个课题中进行研究。这样,客体被操作可行性在研究课题上还要再分解。

对人类社会的动态结构研究要求对一切社会作结构原理分析,其目的是通过剖析社会结构的历史生成,掌握决定社会变化的根本因素。试想,社会这个人类全部现存的总称,空间上东南西北,四散广延,结构上虚虚实实,方方面面,如此庞大复杂的对象,若不找到它的定性的关键部位,改造的实践如何下手呢?汽车轮船很大,它的操纵室却是很小的;牛马体大力大,穿上牛鼻子、络住马嘴却能让它们乖乖听话。这是人类控制庞大对象时通用的方法。然而,决定社会性质命运的这个“穴位”在那里呢?社会的“牛鼻子”在那里呢?这是必须对整个社会的生成结构作全面透彻的分析才能确定的。只有认准了社会结构的要点,抓住要点实行变革,才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事半而功倍。抓住了要点,社会变革的目标才能集中、明确、具体化,才能把庞大的目标转化为可以计划、可以操作的具体事务。所以,人类社会的动态结构研究课题,可以表述为:社会结构及变革要点问题。

对社会客体的动态趋势研究,并不需要研究历史,只要研究现实社会今后的发展趋势。因为马克思的社会工程要改变的只是现实社会。这需要对现实社会状态有切实的考察。如果通过对社会的动态结构研究找到了变革社会的要点,那么对现存社会发展趋势的探讨,考察的目标也就可以相应集中为:现存社会要点趋势问题。这是必须确定的问题。假如欲加改变的社会目标是不断发展的,那就不可改变;或者欲加改变的社会目标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就不可能彻底根除,那么改变社会的实践就是徒劳。只有社会目标必然或可能的发展趋向与工程实践的取向一致,改造社会的工程才是可行的。

如果社会可被操作,而现存社会可能变质甚至必然变质,那么,客体被操作的可行性问题就基本解决了。在此基础上就可以构想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最后一个方面——社会变革的行动方案问题。

至于这个行动方案的可行性问题,亦即主体操作可行性问题,则要视方案涉及的具体内容有无可顾虑的问题,才能决定是否还有需要研究的可行性课题。

到此为止,我们结合改变世界工程的具体情况,把工程思考范围结构四个方面中的三个半方面——工程效益、工程目标、施工方案、可行性研究中的客体被操作可行性——落实到研究课题中去了。我们因此共得到四个研究课题。范围结构中剩下的那半个方面——可行性研究的主体运作可行性,或施工方案的可行性,作为一个悬置的问题暂列于后。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改变世界工程必须研究的课题系统:

(一)理想社会及其合理性问题;

(二)社会结构及变革要点问题;

(三)现存社会要点趋势问题;

(四)变革社会行动方案问题;

(五)行动方案的可行性问题(?)。

改变世界这项工程研究的课题是否必有或只有这些问题?只要站在工程实践和思考必然要求的立场上,这是可以讨论的。

假如这些问题对这项工程思考是充分而必要的,是任何人面临同样任务都必须思考、不可回避的,那么,我们就获得了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客观必然依据。我们不是根据马克思著作的文字材料,而是从工程思考的必然要求出发,从马克思“改变世界”工程的具体任务出发,得出这个工程思想问题系统的。马克思曾否明确提出过这些问题,这并不重要;我们只看他是否实际解决了这些问题。马克思思想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如何,只能用这个问题系或工程思考的要求去衡量,而不能轻信任何权威的判断,包括马克思本人的科学自信。

四、解决问题的各门学说

当我们用上面探讨出来的工程研究问题系统来征求马克思思想的答案时,很容易发现马克思思想中有四门已被广泛研究的学说,正好分别具有解决上述问题系中前四个问题的功能。它们是:

理想社会及其合理性问题——人道主义社会学说;

社会结构及变革要点问题——唯物主义历史学说;

现存社会的要点趋势问题——资本主义经济学说;

变革社会的行动方案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学说。

如此排列的这份问题与学说清单,可能会激起成堆的疑问:右列各门学说能够分别解决左列各项问题吗?各门学说正是为解决各自相对的问题而创立的吗?“人道主义社会学说”这种提法有根据、能成立吗?把人道主义纳入马克思整体思想中来莫非要把马克思人道主义化?五个问题——四门学说,莫非暗示马克思思想作为工程思想体系还不够完整?如何看待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份的划分?这种“四分整体观”置辩证唯物主义于何地?……?

全面澄清这些疑问不是本文承担得了的任务,愿诸公把上面这份清单权当假说存疑待证。本文下面主要说明笔者所理解的各门学说的核心结论,以显示它们解决各自相对课题的功能。至于这些核心结论如何展开为各门学说,或各门学说通过怎样的论证过程而达到各自的核心结论,以及各种理解上的疑问,则待另文详明。

(一)人道主义社会学说

人道主义社会学说是马克思工程思想的工程目标和工程效益理论。人道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在第一次以文字宣示他主张共产主义社会时,就说他所主张的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13]共产主义是理想社会的制度名称,人道主义则是其价值所在。社会制度是工程实践的目标,社会价值就是目标的效益。

关于共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联,这里引证1844年手稿里的话是否足资立论?笔者不能认同流行至今的“青年马克思”概念,把1844年手稿视为不成熟的青年马克思著作,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当作马克思成熟的标志。即使按照这种区分标准来看,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实际研究过程也始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而非突发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4]。如果保留工程思想体系的假说,那么,进入工程整体思维的马克思,就是成熟的马克思。从这个角度看,1844年手稿在马克思整体思想中的地位更无可怀疑。

人道主义社会学说由马克思的人本观、人道观、社会观构成。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就是他异于动物的各种能力。这各种能力(即人)的现实存在方式、也就是人实现为人的唯一方式就是活动。人对于这种现实存在方式(即活动)的普遍愿望,就是进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是人的“类特性”。这些看法构成马克思的人本观。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类特性被压抑,他作为人的能力被出卖,由别人控制强制运用,在这种不平等中人所丧失的是他作人的根本——人的能力、人的类特性,人失去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这是极不人道的。把人从这种普遍的不人道境地解放出来,满足他们的类特性,使他们自由地有意识地实现和发展自己作为人的本质的能力,亦即使人成为人。这就是马克思的人道观。

这种符合人类本性的生活,这种人道生活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制度加以保障才能实现。马克思根据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考察,认为造成人的非人道状态与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密切相关,因此倡导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以保障其人道原则的实现。这就是马克思的社会观。

&nbsp;马克思的社会观以人道观为依据,人道观以其人本观为根据。人本观——人道观——社会观,这构成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社会学说基本框架。

人道主义作为马克思总体思想中的价值理论,它的功能既不在于用以解释历史、社会,又不能作为变革社会的手段。马克思生前一再批判那些以人道、人性、道德改良为手段的社会变革主张。在马克思看来,变革社会只能通过改变经济基础才能有效地实现目标;主张思想革命、道德改良的社会革命家都不过是空想家。有些空想家也有现实实践热情而不象艺术家那样耽于幻想;但是他们的实践却只开花不结果。那个徒有实践热情却无科学实践思维的唐·吉轲德,因此被马克思当作这类人物的代表而反复嘲笑;马克思斗争对象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革命队伍中的唐·吉轲德。

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是他为共产主义设定的价值,是工程目标的效益所在,是工程的目的。因而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理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长期拒绝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论,造成了十分荒谬结果: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们长期丢失了共产主义的理由!当然,建设共产主义总得有理由;不过,后人为共产主义设定的理由就不是马克思所设定的理由了。

我们听见一种说法,说共产主义是科学,是历史的必然归宿,所以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必然性是不能代替合理性以解释实践动机的。因为我们并不能欢迎一切必然的东西:我们并不因为人必然要死就为死而奋斗。人们对目标的态度,不在乎它是必然还是偶然,只考虑它对我们有益还是有害。共产主义到来的必然性,只说明建设共产主义是可行的,并不显示它的优越而值得追求;值得追求的优越性是由它提供的社会效益决定的。

我们曾听到一种颇动人心的说法,说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物资丰富,人们可以“按需分配”。这倒是说的社会效益。不过共产主义的这种社会效益马克思并不曾着重强调,也没有论证共产主义满足这种分配原则的必然条件。我疑心这是后人许诺给穷汉和懒汉的一块奶油面包。因为对物质的拥有和贪欲,这恰是马克思一贯鄙视的人生态度。冲着“按需分配”而为共产主义奋斗,这比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高尚不到哪里去。

把无产阶级利益作为建设共产主义的理由,那不是最高的理由。马克思主张解放无产阶级,那是“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15]。意在解放全人类的工程目标即共产主义,其效益理论是应该撇开阶级性而以人的“类特性”立论的。普天之下人共其乐,这才是足以号召天下的理论。

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为实现人道社会理想而设定的过渡性目标,不是终极目标。资本主义社会则是马克思人道主义社会工程的改造对象,处在实现人道主义道路的起点上。因此,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人道主义的统一性和接近性,资本主义同它的对立性和疏远性,这在马克思看来都是显然的道理。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人道主义理论冷淡,而资本主义世界却对之充满热情,这可能出于同一种认识原因:以为马克思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同一或可以混同于一的。这是一种遍及世界的误解!笔者愿另文加以澄清。(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二)唯物主义历史学说

关于唯物主义历史学说的研究动机、过程和内容,笔者已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生成三部曲》一文中粗陈拙见[16]。这门学说能否解决工程问题系统中的“社会结构及变革要点问题”呢?这里只须从马克思对这门学说的经典性说明文字中摘引几句话便可明了。他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够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的发生变革。”[17]这些话正是在揭示社会生成结构的同时,又揭示社会结构的根基,也就是社会变革的要点,或者也无妨谓之社会的“牛鼻子”。

唯物主义历史学说的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结构理论,二是历史发展机制理论,三是历史分期理论。

社会的结构原本可以作各种不同的分析与建构。如从施政角度看,可以把行政社区、部门或群体组织作为构成单位,把整个社会视为由行政首脑统帅的社群层级组织。再如从信息传播角度看,可以把各类传播渠道和传媒中心作为构成单位,把整个社会视为由这些渠道和中心组成的网络组织。还可作多种不同的划分。但是这些类别的社会结构都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操作要领,以改变社会的性质。马克思分析社会结构,却是为着要改变社会的性质。这种特定的实践目的,只有从社会发生学的角度,分析特定性质的社会结构的生成,得出社会的生成性结构,或者说社会发生学结构,才能满足目的的要求。唯物主义历史学说所揭示的社会结构,正是那种生成性社会结构:人们吃喝住穿需要物质→获得生活资料必进行生产→进行生产必然结合成一定的生产关系→特定生产关系产生特定国家→特定国家产生特定意识形态。在这样一种生成性社会结构中,便极容易看出决定整个社会特定性质的初始因素——生产关系。显示决定社会性质的根本因素,这正是唯物主义历史学说的目的所在,抓住了这个根本因素,改变社会性质的工作就有了切实集中的目标,就可把理想愿望落实为实行方案。

唯物主义历史学说中的历史观,是建立在其社会观基础上的。历史衍变的机制,是整个社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而变更;人类历史阶段的划分,也是由经济基础亦即生产关系的不同形式来决定的。唯物史正是社会结构性质的生成衍化史。这个学说中历史规律的叙述原本不是目的,唯物主义历史学说建立之前和之后,马克思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历史。

我们从工程问题系统的要求来看,有了上述社会观,已能回答“社会结构及变革要点”这个问题了。那唯物社会观为什么还要发展为唯物历史观呢?历史的叙述有两大功能:第一是以史实来证明社会结构的科学性,用人类的历史实践来证明社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而变更。这样做也是不同于哲学认识的实践认识方式的特别要求。我们在前面说过,实践认识要求认识结果必经实践检验。可是社会变革规律这种认识结论,不可能通过现实实践来验证,只好用已有的整个人类历史实践来验证。第二,历史叙述同时还具有另一种功能,就是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说明一种特定社会形态只是暂时的历史现象,变革是必不可免的,从而在这种一般意义上昭示,对现存社会的变革是势在必行的。唯物主义历史学说中生产力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引入,正是适应这种论证要求的结果。

历史叙述的这两种功能的第一种,实际是为社会观功能服务的,即是证实社会结构及变革要点问题的,也就是解决社会变革的“可操作性”问题。历史叙述的第二种功能或目的,则超出了可操作性问题,进入了变革可能性问题。让唯物主义历史学说兼具这两种功能,马克思似乎想通过它,指着现存社会告诉人们说:这头牛是一定会向前走的,喏,牛鼻子就在这儿……。

正由于从动机到理论功能所贯注的这种实践性,所以马克思当年竭力要将该学说宣传到社会主义者和工人群众中去。星移斗转,这一具有强烈实践性的学说,今天早已作为科学,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南,作为一种解释模式,悠然踱进了学者们的书斋,在历史的思考中载沉载浮。唯物主义历史学说诚然能够解释历史,但马克思著述当年是极不满于只是解释的。他说费尔巴哈“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18]“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拂去薄薄的历史尘埃,唯物主义历史学说的实践锋芒显然可辨,它当年可是象作战地图一样,高挂在无产阶级革命大军帅府会议厅里的。

(三)资本主义经济学说

资本主义经济学说是解决“现存社会要点趋势问题”的吗?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告诉我们:“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9]那是一种怎样的规律呢?马克思在该书“第二版跋”中引述了一段他自己认为很“恰当”的评论说,马克思“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20]这可说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从目的到内容,都在于阐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并为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的命运。;

在唯物主义历史学说中,马克思虽然从历史发展规律上昭示了特定社会形态的历史暂时性,但这只是一般的历史趋势,还不足以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具体必然性,所以必须对当代社会发展趋势作具体研究。唯物主义历史学说既已揭示社会根源于经济关系,马克思就把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命运的聚光灯,对准了该社会经济关系的主角——资本。因为作为私有财产的资本的命运,维系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命运。

在这项研究中,马克思把黑格尔用以分析精神与现实之关系以及现实之发展的辩证法,移植过来分析劳动与资本之关系和资本之发展问题(所谓辩证唯物主义正是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的方法论,并非一门独立的学说)。资本作为积累的劳动,通过剥削活劳动而发展自己。但资本实现自己的发展却又须依赖劳动者的购买力所形成的广大消费市场。每个资本家加重剥削自己的工人,却希望并依赖别的工人多买自己的产品。资本就在与劳动对立又依存这种自身矛盾中奔向其极限——生产过剩危机。“在这种危机中,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的突然爆发出来,日益严重的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基础的资本本身。”[21]这就是现存社会要点亦即根基的必然趋势。

上面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前期思路。在继续研究过程中,他的辨证思路遇到了困难。今天我们看到的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资本论》二、三卷,对资本命运的限制,不是来自他与劳动的对立和依存关系,而是来自资本本身的社会盲目性,以及资本自身发展导致的其有机构成提高。资本的社会盲目性造成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两大部类间的失衡,从而导致社会流通障碍而使社会生产停滞。这是第二卷的主题。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增加了成本,导致社会“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资本失去运转的动力,其保值增值的前途可忧。这是第三卷前三篇的主题。至于第三卷后面的内容则是一个“补论”,说明其他类别资本由于依存于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与工业资本的命运相连。《资本论》二、三卷由于脱离了资本与劳动对立矛盾的辩证关系,所以虽然揭示了资本的危机,但无法达到辩证法规定的“否定之否定”即资本被扬弃的必然结论。但这是后来的事。

当初,马克思看到资本与劳动落入辩证法规定的对立矛盾关系之中,资本否定了劳动,是无法逃脱被再否定的命运的。[22]这正是工程问题系统中“现存社会要点趋势问题”的答案。

(四)无产阶级革命学说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与“变革社会的行动方案问题”的对应性十分明了,这无需多说。

人道主义社会学说,以其确定的价值系统观念批判了现存社会制度,并“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23]即理想社会形式,从而确定了变革社会的必要性和目标;唯物主义历史学说指示了变革社会的要领;资本主义经济学说则证明现存社会的根基日趋穷途,不变革是不行的。于是,社会变革的理由和根据都齐备了。

根据辩证法的理解,资本是劳动的积累所至,是对劳动的否定。它在与劳动的对立依存关系所构成的自我矛盾中,走向自我否定,即对否定的否定。通过否定之否定,资本要复归于劳动才能获得新的存在与发展。但是,资本如何摆脱私人贪欲的羁绊,弃暗投明,站到社会需要的立场上来,回到它的创造主——劳动者的怀抱中来呢?马克思将这个过渡环节诉诸人力完成。于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为过渡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实现手段纳入了他的改变世界的工程思想系统。他为唤醒无产阶级所作的论述,他投身社会革命实践所制定各种文件,为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奠定了基础。

(五)“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变革社会性质的行动方案,它本身是不是可行的?马克思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到这里面还有可行性问题。至于马克思的工程系统思考中该不该有“行动方案可行性”问题,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是否可行的问题,虽然这都已成为历史,但在笔者看来,其中并非没有讨论的余地。但这已不是本文的任务了。

从上面的说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四门学说具有回答工程思考系统问题的功能。我承认,马克思进入系统工作时并没有明确的工程思考结构意识,他的进入方式受其所处社会环境和思想环境因素所驱使。但实践思维的必然性潜在地规定着他的思考,规定着他的思考去完成工程思想结构的要求。我们只有从工程论证功能出发,才能掌握他各门学说的灵魂和思路,才能理解贯通他的各门学说,才能评判他各门学说的结论和价值。完成工程思想结构的要求,这决不是他的思想的潜在功能,而是明显的直接功能。我们还没有见到有别种动机和结构,能如此全面的解释马克思整体思想的发生与联系。

这是一个以共产主义社会为实践目标的完整的工程思想体系,“科学社会主义”可以作为这个工程思想体系总体的主题名称。

罗素在介绍马克思的思想时曾经抱怨,说“他很难归类”[24]。这话确实不错。马克思作为思想家却不从思想史的发展中去选定自己的课题,这先就让思想史家迷失了考察的线索。进而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又不按思想家们惯用的各种序列结构来安排,谁料到他的思考会从哲学思想的天宫下凡到工程实践的工地上,去接受工程实践思考的必然逻辑呢?小打小敲的工程,自古以来不曾劳动思想家的大驾,又谁想到要实现上帝的目标,把整个人世变为工地呢?他这一番经天纬地的思考,给思想王国送去一座飞来峰,给人间工程师们树立了一个永难超越的界限!

五、思想学说的表述系统

当我们用上面所叙的整体思想框架征诸马克思的原著时,无论是在篇目内容的系统化上,还是在时间的分段上,迷惑依然大量存在。然而,这里的迷惑不是思想结构方面造成的,而是表述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因此,只有进而分析马克思的表述系统,才能将我们的理解贯通。

思想理论的思考、研究与对它的表述,也许在有些思想家那里是统一的,但在马克思这里却被区别对待。他强调“叙述的方法必须与研究的方法不同。”[25]如果说在理论本身范围内需要这样,那么,当理论来到实践领域,叙述者就更会身不由己了。

马克思的超常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独自完成了改变世界这么一项伟大工程的系统思考,而且更在于他在有限的时间内成功地把自己的设想推向了现实世界。这是两种不同的事业,而且后一种事业更为不易。理论制作只是在思考中完成,而思想的现实化却要到现实中去征服和占领。即使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意识,也并不是一块等待播种的空地,而是荆棘草莱丛生的待垦之域。所以书房和社会舞台是马克思一生两个基本的工作场境。在不同的场境中工作,思维所接受的主导因素是不同的。在书房里搞理论研究,思维只接受理论制作目标的主导,著述追求的是逻辑的连贯性和理论的系统性。在社会舞台。他要面对各种思想和现实问题。在这里,其任务不是制作理论,而是宣传理论或运用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具体对象和具体事务成为理论引入和应用的取舍尺度。

由此可知,在马克思的著述中,存在着两个部分重迭的理论表述系统。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理论主导系统和实践主导系统。

理论主导系统的主干著作,由前期的三部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后期的《资本论》构成。这四部著作之间以结论和课题相衔接,构成一个连贯的系统。《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直承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的批判结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26],而“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27]马克思于是就从分析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流行观念即黑格尔法哲学入手,将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观念颠倒过来,论定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根据异化论原理[28],市民社会产生了支配和制约自己的国家,这必是社会内部有问题。于是1844年巴黎的经济学研究解剖了市民社会的内部结构,揭示了这样一种现实关系:工人的劳动产生出资本这样一种支配劳动的敌对力量。

以上两部著作是人道主义社会学说和唯物主义历史学说的共同胎场,而且《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的胚胎。

&nbsp;《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是在上两部著作研究的基础上,专从社会发生学的角度总结发展出唯物主义历史学说。当然,马克思的这个发现与黑格尔思想笼罩下的整个德国思想界的见解是对立的。将自己的思想发现放到这种对立环境中加以叙述,这是理论主导下杂入的实践动机。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基础决定性原理作一般叙述,《资本论》则是对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资本——的命运作专门的探讨。《资本论》的课题、论旨和方法,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形成,只不过是在远离实证材料的思辩中作了初步的思考。这种思辩的结论,实际上奠定了作者1846年投身革命实践的坚定信心。1848年面对整个旧世界气概豪迈的《共产党宣言》,其的信心来源正在于此。《资本论》是这个思辩结构深入现实社会,与大量实证材料相结合的产物。

由此见出,这四部著作的理论联系和连续性。理论主导系统中的其他著作,如《论犹太人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只是这四部著作中个别理论方面的准备性研究。

马克思著述中的实践主导系统,是他投身革命实践适应实践需要的产物。马克思在大体完成了改变世界工程的系统思考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向世界公布,就带着满腹经纶匆匆踏上现实化的征途。思想一投身时代的急流,就使得它在借文字显露自己时,染上了满纸的社会风云。工程思想在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的情境化即兴之作中,化身为一篇理论大散文——形散,然而神并不散。

马克思几十年间的革命实践斗争,所历情境万千。然而其中亦可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为思想斗争,其主要情境对象为无产阶级队伍内部、社会主义思潮各派别、或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封建主义及小资产阶级等类人物的思想观点、主张;另一类为阶级斗争和社会政治斗争,其内容、对象为内部组织事务和外部阶级斗争与社会政治斗争事件。在前一类斗争中产生了大批正面宣传和反面批判著作,其实质都是要用工程系统思想或者说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去占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意识领域。这一类著作对于理论的功能,主要在于宣传作用,而不在于建设作用。相对于马克思已完成的思考来说,这类著作的建设性理论内容不多。

第二类斗争是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是直接与改变世界工程目标相联系的实践行为。在这类斗争中产生的著述内容,包含着无产阶级队伍的组织原则,无产阶级革命纲领、阶段性目标、斗争方向、策略原则。这些,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内容。这个系列著作的首要篇目,当推《共产党宣言》。1848年的这篇《宣言》,是马克思改变世界工程的开工文告,是无产阶级对整个旧世界的公开战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总纲领。它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由、最终目的、阶段目标、对现实各派政治力量的态度以及斗争的基本手段,宣示得理直气壮而斩钉截铁。由于实践因素的主导,这个系列的具体著作之间结成一种散文性联系,因而,它们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有待系统化的丰富材料。

对马克思著述系统的这种分类,包括前面对整体理论结构的厘分,都是以它们的功能区别为依据的。由于这些功能之间具有互补关系,并不互相排斥,所以被我们析分开来的内容,在实际著述中有可能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况会给原著的阐释和分类工作造成麻烦和困难。但这种麻烦和困难已属于操作问题或技术问题,而不是认识上对内容的分类原则问题了。

今天,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早已成为历史,而作为这一历史运动之灵魂的思想,却仍在世界各地百家争传。然而马克思思想在今天的传播,却绝非其当年的功能在行世。以解构或重构马克思自任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不过是从马克思的遗物中撕块布片作旗帜。笔者坚信,只有从工程思想的角度,才能理清马克思思想的内在联系。只有明确工程实践思维规律,才能获得批判马克思思想的客观依据。只有从社会实践思路上超越马克思,才可能象马克思那样去影响时代的社会实践。钻进文本世界建立一个小圈子窃窃私语,必然被社会历史所抛弃。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5,574页。

[2]、[8]、[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4,82~83页。

[3]马、恩1846年2月在布鲁塞尔组建“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可视为改变世界工作的第一个组织行动。

[5]、[24]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43,336页。

[6]、[7]、[19]、[20]、[25]《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15,11,23,23页。

[9]梅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页。

[10]G·A·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5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马克思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过“对世界的……实践—精神的掌握”。这都表明他对实践思维具有一定的自觉性。

[12]、[13]、[15]《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7,58,84页。

[14]、[16]参阅拙文《马克思唯物史观生成三部曲》,《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2,4期。

[18]《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4页。

[22]参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6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

[26]、[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页。

马克思思想范文篇9

关键词:马克思思想;科学性;意识形态性;当代价值

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高度统一是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本文想从源头上理清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统一性,以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

科学性重在求真、求知。尽管人类对科学的求真、求知精神的认识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但其核心一是强调其客观性、精确性,一是强调其价值中立性。可这两点都不适用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了其价值取向,其科学理论中内涵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强调了真理的价值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是公式,而是方法论,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来说,规律具有重复性,但马克思主义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重复性。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呢?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源于其彻底的实践精神。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都要付诸实践,指导实践,变为群众的行动,才能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它至少包含以下几层意思:(1)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2)一切历史的冲突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3)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即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活动的主体;(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既不是伦理主义,又不是集体主义,而是实践唯物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解释世界算不算改造世界,改造人的思想观念是否是改造世界。例如,文艺复兴、启蒙主义、青年黑格尔学派都是在解释世界(改造人的思想观念)中起到了改造世界的作用。可见,一切真正的哲学都具有改造世界的功能。那么马克思在哪种意义上去阐述这一点的呢?马克思认为,一是以往的哲学家都是沉浸在意识形态的幻想中,把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看成是历史的起源,不去研究观念的起源和发展历史,而是从永恒的理念出发,因而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二是以往的哲学家没有把观念看成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忽视了思想观念的历史选择和实践基础,不能解释观念被传播和认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因而不能找到实践思想观念的社会力量和群体,不能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马克思认为,思想什么都不能改变,它只有掌握群众,并在群众的实践中才能变成现实的力量。因此,真正的哲学一方面要了解具体的历史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强调具体的社会历史特征和条件性;另一方面,要找到实践自己思想的现实的人———历史主体,才能科学揭示自己时代的本质和规律,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促进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表现在实践基础上的彻底的批判精神:一是从变化发展中把握事物,不承认任何事物的永久性。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二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彻底的批判精神。马克思不盲从权威和权贵,对任何重大问题都要经过理性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决定着和体现在其理论的前瞻性和预测性,而历史的变化具有多元性,理论的预测性不能仅仅建立在主观上,建立在自由精神上。黑格尔认为哲学是对历史的思索,其保守性表现在不想超越现实,认为历史是有终点的,否则无法确定绝对真理;但黑格尔认为绝对真理是通过绝对的精神反思获得的,故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同时,黑格尔哲学又具有合理性,它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历史是感性的、偶然的、单一的;而逻辑是理性的、必然的,历史只在过去的意义上是单一的,而在面向未来时,它是多元的、是有多种可能性的。对历史的反思只能提供认识的主要依据,否则历史只是苍白的、无力的,学史不能使人变的更明智,但反思历史能够使人少犯错误、更好地把握未来。马克思像黑格尔一样,把未来看成是过去历史矛盾发展的结果,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仅仅是反思历史,而是把社会历史看作是人类实践基础上不断生成的过程;因此,必须以实践为基础,在对现实历史的总体性批判中,特别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反思中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无产阶级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更好地认识和改造世界。即“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的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2]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革命性的本质所在。马克思提出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例如: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当资性的资本远远大于物质性的资本,加剧了资本的过剩和生产力的相对过剩所引发的社会危机,这意味着失业人口的长期的绝对存在、失业率上升,人的异化问题、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下是无法根本解决的。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和批判总是内涵着明确的意识形态,即总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

指导和正确的价值指向。三是不怕自我否定的反省意识,这也是马克思思想科学性的依据。马克思主义不仅对事物、现实,而且对自己的学说也是采取批判的、革命的态度的,因此,它以实践性为主,强调开放性和自我否定性。正是由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现实存在的深刻反思,才得出了社会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结论。但他从来不把自己的学说看成是绝对真理,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总是在自我否定的反省中不断吸取新成果,以丰富、深化自己的理论内容及其相应的理论形式。正如恩格斯指出:“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展,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马克思思想的意识形态性

认清了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我们就要进一步探讨马克思是如何科学分析和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而揭示出意识形态发展的本质特征的。应该说,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概念,而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封建主义的残余,进而揭示出这些意识形态的虚伪性:

1、颠倒性:这些意识形态颠倒了观念和现实的关系,认为不是生活决定观念,而是相反。马克思分析了人们为什么会把这种颠倒的关系和观念内化进思想并产生认同感,因为意识形态的虚伪性不是有意的,而是无意识的,它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颠倒性,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颠倒性是把使用价值和价值颠倒,把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的颠倒,在这种颠倒的意识形态中,工人要产生自我意识(阶级意识)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故而这种自发的唯物主义的结局只能是唯心主义,没有唯物辩证法就不可能摆脱资产阶级的意识,获得自我意识。

2、神秘性:指这些意识形态的非逻辑性、非理性。它产生的情感共鸣是利益,利益能蒙蔽真理;表现形式是情感,其神秘性表现在用理性的外衣蒙蔽非理性的利益既得形式。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是理性化的、逻辑化的,实质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维护。马克思分析了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是如何把本阶级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并用抽象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来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又是如何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抽象的原则上升为法律来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产者对无产者的合法统治的。

3、伪批判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总是宣称自己是中立的、超阶级的;但其立足点是为现实辩护,而不是超越现实,因而其标榜的人民性、普遍性、永恒性都只是意识形态的谎言和谬谈。马克思主要是从历史的虚伪性上来讲意识形态,从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两个角度来批判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强调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有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之分,对此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才能揭示其本质,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不自觉的虚假性和伪批判性中解放出来。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概念,而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封建主义的残余,强调社会主义思想与人民概念是一致的,无意识形态的虚假作用;但马克思恩格斯晚期提出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思想,因为国家是实体和观念的总体性。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其合乎逻辑的延伸。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有机统一,这是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必然逻辑,更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内在要求。可见,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创新的一个生长点。但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并没有言尽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探索,虚伪性只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之一,不等于说没有科学的真正的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没有堵塞后人之路。固列宁鲜明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概念和思想,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更强调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批判时所使用的方法,特别是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是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推翻和批判一个旧世界,旨在建立一个新世界。邓小平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维护功能和建设功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可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包括革命主题和建设主题。今天要着重研究建设主题,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维护和建设功能。

总之,由马克思开辟的作为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意识形态,一是因为它的价值观是无产阶级的,即消灭剥削和压迫,解放全人类,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这种价值观有其科学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主要是其历史观和价值观;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基础上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意识形态就是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和逻辑方式。比如,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无阶级性)有科学性,历史唯物主义有阶级性和科学性,都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而且是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三、马克思思想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当代价值

“冷战”结束后,面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进攻,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无法作出有力反驳,反而在多方面认同,主要是我们不能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发展,正确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及其虚伪性、神秘性和伪批判性。因此,我们要用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来分析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深入挖掘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当代价值,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首先,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指导。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实际生活中,出现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现象,要善于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指导作用,即发挥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一元论的指导作用。影响中国文化建设的意识形态主要有:西方自由化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儒家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不是一般的意识形态,而是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角色是占统治地位、具有指导作用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把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不仅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更主要是因为它是科学的知识体系,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任何一门学科的科学知识,它的科学性是其发挥指导作用的前提,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建学说等各学科组成的科学知识体系,科学性是其能够发挥指导作用的内在依据。当然,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和作为科学体系是有区别的,因为意识形态与科学是有区别的:一方面,二者具有本质上的差异性,前者是制度化的、规范化的思想体系,是实践的,可操作的;而科学是一种知识,它不能制度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二者更新的方式不同,科学要破旧立新,推陈出新,意识形态则是不断的修整,是返本开新,越是离现实近的,越是需修正、需退让,因而是从未来出发去吸收面对现实的东西;科学会过时,而意识形态不会过时,它可以通过修补来适应新形势,具有不可否定性,而科学则可以自我否定、自我证伪。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指导和坚持其科学性上要有区别的对待。应该说,成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它的具体结论,而是它的基本立场、基本理论。即它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例如:消灭剥削、压迫、不平等,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等等)。当然,意识形态的指导也有历史阶段性,但无论何时,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都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基本指导思想。反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还体现在根据其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制定的党在各历史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法规等制度化的东西,这些东西必须是正确的,才能坚持;如果有失误,就必须及时纠正,使理论与实践相一致,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内在要求。

当然,作为知识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可以争鸣和讨论的。应提倡丰富、发展和补充马克思主义,提倡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具体理论观点进行挑战和完善,才能始终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实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有机统一,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

马克思思想范文篇10

关键词:马克思思想;科学性;意识形态性;当代价值

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高度统一是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本文想从源头上理清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统一性,以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

科学性重在求真、求知。尽管人类对科学的求真、求知精神的认识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但其核心一是强调其客观性、精确性,一是强调其价值中立性。可这两点都不适用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了其价值取向,其科学理论中内涵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强调了真理的价值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是公式,而是方法论,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来说,规律具有重复性,但马克思主义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重复性。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呢?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源于其彻底的实践精神。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都要付诸实践,指导实践,变为群众的行动,才能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它至少包含以下几层意思:(1)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2)一切历史的冲突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3)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即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活动的主体;(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既不是伦理主义,又不是集体主义,而是实践唯物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解释世界算不算改造世界,改造人的思想观念是否是改造世界。例如,文艺复兴、启蒙主义、青年黑格尔学派都是在解释世界(改造人的思想观念)中起到了改造世界的作用。可见,一切真正的哲学都具有改造世界的功能。那么马克思在哪种意义上去阐述这一点的呢?马克思认为,一是以往的哲学家都是沉浸在意识形态的幻想中,把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看成是历史的起源,不去研究观念的起源和发展历史,而是从永恒的理念出发,因而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二是以往的哲学家没有把观念看成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忽视了思想观念的历史选择和实践基础,不能解释观念被传播和认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因而不能找到实践思想观念的社会力量和群体,不能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马克思认为,思想什么都不能改变,它只有掌握群众,并在群众的实践中才能变成现实的力量。因此,真正的哲学一方面要了解具体的历史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强调具体的社会历史特征和条件性;另一方面,要找到实践自己思想的现实的人———历史主体,才能科学揭示自己时代的本质和规律,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促进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表现在实践基础上的彻底的批判精神:一是从变化发展中把握事物,不承认任何事物的永久性。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二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彻底的批判精神。马克思不盲从权威和权贵,对任何重大问题都要经过理性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决定着和体现在其理论的前瞻性和预测性,而历史的变化具有多元性,理论的预测性不能仅仅建立在主观上,建立在自由精神上。黑格尔认为哲学是对历史的思索,其保守性表现在不想超越现实,认为历史是有终点的,否则无法确定绝对真理;但黑格尔认为绝对真理是通过绝对的精神反思获得的,故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同时,黑格尔哲学又具有合理性,它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历史是感性的、偶然的、单一的;而逻辑是理性的、必然的,历史只在过去的意义上是单一的,而在面向未来时,它是多元的、是有多种可能性的。对历史的反思只能提供认识的主要依据,否则历史只是苍白的、无力的,学史不能使人变的更明智,但反思历史能够使人少犯错误、更好地把握未来。马克思像黑格尔一样,把未来看成是过去历史矛盾发展的结果,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仅仅是反思历史,而是把社会历史看作是人类实践基础上不断生成的过程;因此,必须以实践为基础,在对现实历史的总体性批判中,特别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反思中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无产阶级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更好地认识和改造世界。即“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的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2]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革命性的本质所在。马克思提出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例如: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当资性的资本远远大于物质性的资本,加剧了资本的过剩和生产力的相对过剩所引发的社会危机,这意味着失业人口的长期的绝对存在、失业率上升,人的异化问题、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下是无法根本解决的。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和批判总是内涵着明确的意识形态,即总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

指导和正确的价值指向。三是不怕自我否定的反省意识,这也是马克思思想科学性的依据。马克思主义不仅对事物、现实,而且对自己的学说也是采取批判的、革命的态度的,因此,它以实践性为主,强调开放性和自我否定性。正是由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现实存在的深刻反思,才得出了社会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结论。但他从来不把自己的学说看成是绝对真理,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总是在自我否定的反省中不断吸取新成果,以丰富、深化自己的理论内容及其相应的理论形式。正如恩格斯指出:“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展,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马克思思想的意识形态性

认清了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我们就要进一步探讨马克思是如何科学分析和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而揭示出意识形态发展的本质特征的。应该说,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概念,而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封建主义的残余,进而揭示出这些意识形态的虚伪性:

1、颠倒性:这些意识形态颠倒了观念和现实的关系,认为不是生活决定观念,而是相反。马克思分析了人们为什么会把这种颠倒的关系和观念内化进思想并产生认同感,因为意识形态的虚伪性不是有意的,而是无意识的,它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颠倒性,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颠倒性是把使用价值和价值颠倒,把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的颠倒,在这种颠倒的意识形态中,工人要产生自我意识(阶级意识)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故而这种自发的唯物主义的结局只能是唯心主义,没有唯物辩证法就不可能摆脱资产阶级的意识,获得自我意识。

2、神秘性:指这些意识形态的非逻辑性、非理性。它产生的情感共鸣是利益,利益能蒙蔽真理;表现形式是情感,其神秘性表现在用理性的外衣蒙蔽非理性的利益既得形式。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是理性化的、逻辑化的,实质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维护。马克思分析了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是如何把本阶级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并用抽象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来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又是如何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抽象的原则上升为法律来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产者对无产者的合法统治的。

3、伪批判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总是宣称自己是中立的、超阶级的;但其立足点是为现实辩护,而不是超越现实,因而其标榜的人民性、普遍性、永恒性都只是意识形态的谎言和谬谈。马克思主要是从历史的虚伪性上来讲意识形态,从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两个角度来批判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强调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有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之分,对此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才能揭示其本质,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不自觉的虚假性和伪批判性中解放出来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概念,而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封建主义的残余,强调社会主义思想与人民概念是一致的,无意识形态的虚假作用;但马克思恩格斯晚期提出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思想,因为国家是实体和观念的总体性。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其合乎逻辑的延伸。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有机统一,这是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必然逻辑,更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内在要求。可见,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创新的一个生长点。但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并没有言尽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探索,虚伪性只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之一,不等于说没有科学的真正的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没有堵塞后人之路。固列宁鲜明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概念和思想,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更强调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批判时所使用的方法,特别是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是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推翻和批判一个旧世界,旨在建立一个新世界。邓小平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维护功能和建设功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可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包括革命主题和建设主题。今天要着重研究建设主题,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维护和建设功能。

总之,由马克思开辟的作为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意识形态,一是因为它的价值观是无产阶级的,即消灭剥削和压迫,解放全人类,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这种价值观有其科学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主要是其历史观和价值观;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基础上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意识形态就是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和逻辑方式。比如,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无阶级性)有科学性,历史唯物主义有阶级性和科学性,都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而且是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三、马克思思想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当代价值

“冷战”结束后,面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进攻,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无法作出有力反驳,反而在多方面认同,主要是我们不能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发展,正确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及其虚伪性、神秘性和伪批判性。因此,我们要用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来分析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深入挖掘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当代价值,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首先,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指导。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实际生活中,出现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现象,要善于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指导作用,即发挥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一元论的指导作用。影响中国文化建设的意识形态主要有:西方自由化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儒家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不是一般的意识形态,而是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角色是占统治地位、具有指导作用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把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不仅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更主要是因为它是科学的知识体系,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任何一门学科的科学知识,它的科学性是其发挥指导作用的前提,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建学说等各学科组成的科学知识体系,科学性是其能够发挥指导作用的内在依据。当然,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和作为科学体系是有区别的,因为意识形态与科学是有区别的:一方面,二者具有本质上的差异性,前者是制度化的、规范化的思想体系,是实践的,可操作的;而科学是一种知识,它不能制度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二者更新的方式不同,科学要破旧立新,推陈出新,意识形态则是不断的修整,是返本开新,越是离现实近的,越是需修正、需退让,因而是从未来出发去吸收面对现实的东西;科学会过时,而意识形态不会过时,它可以通过修补来适应新形势,具有不可否定性,而科学则可以自我否定、自我证伪。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指导和坚持其科学性上要有区别的对待。应该说,成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它的具体结论,而是它的基本立场、基本理论。即它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例如:消灭剥削、压迫、不平等,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等等)。当然,意识形态的指导也有历史阶段性,但无论何时,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都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基本指导思想。反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还体现在根据其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制定的党在各历史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法规等制度化的东西,这些东西必须是正确的,才能坚持;如果有失误,就必须及时纠正,使理论与实践相一致,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内在要求。

当然,作为知识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可以争鸣和讨论的。应提倡丰富、发展和补充马克思主义,提倡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具体理论观点进行挑战和完善,才能始终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实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有机统一,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