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问题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4 11:50:28
伦理问题范文篇1
[关键词]研究；现实生活；伦理
我们这门课叫“伦理的现实问题研究及方法”，今天开讲。第一讲“绪论”，准备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什么叫研究”；第二个问题“伦理存在生活中”；第三个问题“研究的根本方法是研究”。
凡是能够称得上课程的，应该都有个绪论。我不知道你们的《相邻学科简介》有绪论没有，《经典著作解读》有绪论没有，《伦理学前沿研究综述》有绪论没有，能够上课程水平的课就应该有绪论。
什么叫做绪?绪就是“丝之头”，绪论叫做从头说起。上一门课，就是列入了教学计划，就是教学目标培养实施的一个步骤，它当然就有一个从头说起的任务，要讲讲这门课的研究对象，这门课包括什么内容，这门课研究的方法如何以及学科性质等等是必须要讲的。在教科书里头绪论都是这门课程的领头人来写的，因为只有他才了解这门课的来龙去脉，才能把握这门课的主要内容。如果有一门课没有绪论，那就是没有从头说起，就是乱麻一团。
绪论和序、前言是不一样的。绪论又叫做导言，导者就是领路，领路和从头说起是一回事。但是绪论和序幕的序，和前言、开场白是不一样的，序幕的序是一块布，拉开幕布就叫序，表示戏已经开始了，敲锣鼓，所以又叫开场锣鼓。绪论，前面讲了，是大专家来写的。序，就不一定，谁都可以写序，你写了书就可以写序，只是要把它写好，因为它是脸面，千万不要小看了书上的序，读报读题，读书读序。我说有些书，手一摸就可以心灵感应，就是因为看了那个序，读书一定要读序。但是我们好多作者写序很马虎，千第一律，老生常谈，例如，党的十六大召开了，提出了什么什么问题，为了迎接这个什么高潮，我们集中了好友共商，写了这本书。这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序。这种序给读者的脸面是一个苍白的、千篇一律的、板着面孔的形象。我们去读一读马克思著作的序，读一读恩格斯著作的序，读一读列宁著作中的序，一定要读，找几本马克思的书，不同的书，只看他的序。每一本书的序是不一样的，每一本书的序就是一篇闪光的散文。我们有的人写理论文章，写政治理论文章，写思想理论文章都写成了新华社的发言稿，写成了日报的社论，很多都是这样写的。按照马恩列的序的散文风格写，有人还不习惯，还觉得不够，不够经典，不够铿锵，这确实是个误解。我是这样看，马克思的序、恩格斯的序，实际上就是散文，所以称他们为作家、经典作家。
一、什么叫研究
现在我们讲绪论的第一个问题，什么叫研究。研究是什么?研究是一种活动，是集体的大脑或者个人的大脑为了探寻一个新的结论或者为了找到事物的本质而进行的追逐的活动。追逐什么?追逐新意，追逐本质，追逐成功，追逐结果。如果研究没有结果的话，就还要再研究，叫做追逐不停，锲而不舍。为什么这么说?这个研究的研字，它是从石头旁，石头旁一个研，它是个磨，研者，磨研。研究就是磨研，就要把粗的弄成细的，要把块状弄成粉状，逐一逐一地分析。研究的究从穴，穷也。穷是什么意思?就是到头到底。究者，穷也，要到头也。所以研究研究，讲的就是你要磨成很细很细的，细得不得了的，要磨到头，磨到不能再磨为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追问一个问题要到深洞里去追问，要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要追到山谷的幽深处，要追到学问的幽深处。不解疑惑，就叫未曾穷尽。所以呢，研究就是一种穷根究底的、锲而不舍的思考活动。
在座的各位是研究生，那是什么意思呢?你们是以穷根究底和锲而不舍为生活的人，这就叫研究生。你们这个研究生还不是一般的研究生，是博士研究生，那就更不得了。什么叫博士?大者D1J博，学者叫士，博士就是大学者。什么样的人可以称得上大学者?
第一，他不仅要读书，而且读的是经书。你老是读地摊上的书，一天可以读十几本呢。例如，买(家庭)杂志，一年12本，我一天就可以读得完。要读书，就要读经书。一个人从小到大读书，不同阶段读不同层次的书。我有一个体验，中学以前读教科书，大学以后读专业书，研究生起读经典书，50岁以后读地摊书。
为什么中学以前要读教科书?教科书是由国家颁布的，汇集了全国在这方面的最专门的也就是最有水平的人才编写出来的，它里头讲的是公理、是原理、是概念，而且又一定是考验过的，考证过的，已经确定了的原理和概念。中学以前打基础，要读好教科书。大学里读专业书，你是学专业的。研究生读经典书。什么叫经典?凡是经典书，第一，它是名著，很有名的著作，名到什么程度?红、黄、白、黑，社、资、封，东、南、西、北，不论是天上的地下的，古代的现代的，黄种的黑种的，你是奴隶主还是资本家，都知道这本书，这叫名著，像马克思的《资本论)，凡读书的人都知道这本书，这就是名著。经典不仅是名著，而且是代表作，代表了什么?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旗帜，一个时代的思想顶峰。你们现在读(论语)、《老子)，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化旗帜，就是那个时代的思想顶峰。不仅是代表作，而且还是不衰之作。经典书都是不衰之作，秦始皇也没有把它烧掉，中国的也消灭不了它，希特勒也消灭不了它，它东方不亮西方亮，你不喜欢别人喜欢，这就是名著，这就是代表作，这就是经典著作，这就是不衰之作，它一定会进入到人类的文化宝库中去。
巴金的《随想录)里写了个故事，讲中，他扫地扫厕所的时候看了《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上有个报道，报道在北京火车站候车室，乘警在那里巡逻的时候，发现大家都在看报纸，大家都在读语录。独有个女旅客低着头看着一本书，乘警就过去翻了她正在看的那本书，是巴金的(家)。乘警当时就把书收起来了，然后当众开了个现场批判会，说“江山一片红，还有人在读封资修的著作”。在火车站开完这个批判会以后，就把(家)这本书当众烧掉了。我没有看到过这个报道，也没有去查。巴金在《随想录)里头有篇文章写了，说他看到这篇报道以后，回到家里当晚就做了一个噩梦，梦见希特勒在中国复活了。在中，烧掉了《家)、《春》、《秋》，但它们还是这么流行。一结束，大家争着看《家>、(春)、《秋)，又争着演(家)、《春》、《秋)。
所以身为博士，要读书，还要读经典书。
第二，你是个博士，是大学者，你不仅要有学位，还要有学力，力量的力，不是历史的历。我们现在进行学历考试，这个字可能写错了，应该是学力考试，力量的力。学历并不说明一个人有多少学问，只说明你经历过多少个层次的学习；只有学力才能说明你有多少学问，因为学力就是指你的学问的程度。那我们博士是最高的学位，程度是怎么样的?按照教育部的规定，那就是要有独立地主持和组织重大科学研究课题的能力。大家要按照这个要求来要求自己。
我的研究能力也是从过去走过来的。我23岁大学毕业分到这里来，一到这里就经常接受一个任务，那时的马列教研室要经常给校长书记起草时事报告。我是1960年来的，正是毛选第四卷出版，要去辅导学习。谁去辅导啊?那时要去辅导毛著这么大的课的只有书记、副书记、政治部主任可以去辅导。但是他们的报告是谁写的?是由马列室起草的。我来的时候，他们总让我参加这个起草。那时让我起草绝对是不行的，我写的要是交上去，肯定会被打回来。可是我自己觉得很行，写出来以后自己念一念觉得很舒服。但是交上去，过了两天就退回来了。我们那时是集体起草，都是四五个人，每次都有一个起草小组，有一位同志负责当组长。我们那时的组长在座的可能都不认识，两个都不在学校了，一个调北京，一个调财经学院了。两个人现在都七八十岁了，都退休了。这两个同志当组长非常好，不仅对同志，而且对咱们这个具体执笔人，非常和蔼。我们听了很多意见，那时年轻，不懂事，一听了意见就解释。现在就不是这样了，现在我写了东西，你们给我提意见，我就一句都不会解释。就是只说“是啊”、“对啊”，是真正的虚心，脑子里老是想着提的意见，想我怎么按照提的这个意见进行改动。我和在座的黄楚芳同志合作过，他是我的责任编辑，他给我提了很多意见，没有一条被我解释了。因为意见总有合理的成分，即使我的观点是正确的，起码也是表达得不清楚。如果一切都对了，他还是有意见，起码有一条我是不够的，就是我这个表达为什么别人看不懂?如果我的观点是正确的，又是准确的，又是很深刻的，为什么他还是有意见呢?就是这个词和这句话没有表达出来嘛，所以他才有意见。那你就可以变通一下表达，让人家可以了解你的意思。现在给年轻人提意见，一提他就解释，我说，你这个说得不清楚，他说，我这个在后面是清楚的，马上就解释了。我不是说后面，我就是说你这个地方，你就要搞清楚嘛。那个时候起草一个东西，全教研室在一起讨论，把自己起草的稿子念给大家听。教研室有四十来个人，你一句我一句提意见，然后记录，最后主持会议的这个人就会概括几条，今天大家提了什么意见，哪些意见是我们要改的。概括的这个人虽然他可能写不出这个报告来，但是他能概括出几条，我就觉得他有水平，就有这个学问，就能把几十个人的意见听明白，就能集中大家的智慧。我觉得这也叫做学问。这位同志工作作风生硬，也不太关心下属的生活，但我从学习讨论中学到了一些科研方法，学会了思考和概括。饮水思源。洗澡水是要倒掉的，但是水中的婴儿要留住。列宁说，要像马克思那样的雄鸡，能从粪堆中啄出珍珠来。
第三，作为一个博士，不仅要有学问，还要有学力；不仅是个文人，而且还要是个文化使者。文化人和文化使者又有什么不同?文化人是个受益人，文化使者不仅要受益还要播种。所以我想，既然我们在座的都是博士，是以研究，穷根究底、锲而不舍的思考为生活的人，而且还是大学者，这几条是要做到的，是要努力做到的。如果仅仅是为了来镀金，而不是来读书，就有点可惜了。我很喜欢读了书的人去做官。读了书的人去做官，他不是为了去做官，他是为了去做事。当了官再来读书，那么相当一部分不是为了来读书，而是为了来镀金。我很喜欢我的学生中既有大老板，又有大官，还有大学者，还有慈善事业的大贤者，但是都要读好了书以后去干这些事。那天和清华大学的万俊人先生座谈，他说在读书期间，就把学生跟将来从业的特点联系起来。我就说读书期间不要讲他的从业特点，大家都要学会研究，做官也要学研究，做生意也要学研究。研究就是揣摩，就是琢磨，要学会揣摩，学会琢磨。
前面说了，研究叫做穷根究底、锲而不舍的思考活动。思考的目的是什么呢?思考的目的全在于创新，所以研究又与创新结合在一起。而创新地研究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科学研究，科研。科研是一种劳动，是一种高档次、上品位的劳动，它是创新的思考。正因为科研是劳动，所以它不值钱，不如扭屁股、卖脸面的人值钱，因为那个扭屁股、卖脸面不是劳动。那是干什么呢?是卖青春，或者就是叫靠青春赚钱。什么叫赚?赚和钻是一个字，一个意思，投机钻营，钻山打洞，见风使舵，这就叫钻，也叫赚，但它不是劳动。你这样想就想通了，所以搞科研的人工资低，我这叫劳动报酬，他那个钱很多，他不是劳动报酬，他是投机钻营得来的，是赚来的。当然，不管是劳动报酬，还是赚来的，都是钱。不管是从银行拿出来的，还是从厕所捞上来的，都是钱，它的面值额是不会变的，它在市场上和物的交换的等价也是不变的。所以正因为它的面值额和在市场流通的价值是一样的，这就为金钱万能论提供了思想基础。我仿照三毛那个(橄榄树)写了一个“金钱万能歌”，这么写的：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有我你就会富足。
不要问我力多大，鬼神也替我去推磨。
不要问我有多种，通天通地通官府。
这是不是金钱万能歌啊?也可以谱一谱曲，兴许能赚到几个钱。我们讲的科研，就是把已有的成果做基础和材料，经过思维的创造做中介和加工厂，推断或者制作出新的结论和产品。这种劳动就叫科研。
科研有三个要素。第一要有创意，就是科学研究要达到的目的；第二要有拓新，就是科研一定要提出见解；第三要填空，就是科学研究要做出一个结论。不管是创意、拓新还是填空，其实讲的就是创造，创造是科学研究的灵魂。创造是什么东西啊?创造就是出格。要出格，墨守成规、循规蹈矩、依葫芦画瓢、不敢越雷池一步、人云亦云、亦步亦趋，这都叫做守格，那不是创造。只有跳出框框、另起炉灶、独树一帜，这才叫创造。科研的创造是依靠读书和思考来实现的，读书提供了思考的起点材料，没有起点就不会有跨越，所以要搞科研就必须要读书。
读书苦得很呢。今年春节的时候，我的外甥在饭桌上吃饭的时候和我聊天，他正在读高中，他就说读书好苦啊，要准备考大学。我就随口说了一段顺口溜：
读书苦，读书苦，头要悬梁椎刺骨。
饿体肤，苦心志，劳筋骨。谁说读书不辛苦。
读书其实也不苦，学而优者通仕途。
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出门还能车马簇，谁说读书只是苦啊!
不管是苦还是乐，苦乐都是一首歌。
读书是苦啊，什么学而优者通仕途，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出门还能车马簇，这些都是骗人的，我们古代也有骗人的话。当然，书还是要读。
读了书，还要学会思考。头脑提供思考，思考产生文章。文章从哪里来?唯物论说，文章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从本体论讲，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不抽象不会产生文章，抽象靠大脑，所以文章还是从脑子里产生的。我曾经多次地说过，文人三件宝，会想会说会写稿。人就要会想会说还要会写，想不清、说不出、写不来，还说这个人很有文化，很有修养，从何说起呢?想了很多，说不出，这有可能，像陈景润，他想得很多，但说不清楚，结结巴巴。想了很多，写不出来，这也有的，像农民发明家。但是说他想也想不清，写也写不出，说也说不明，还说他很有文化，这恐怕就有点过溢了，是过溢之词了。想东西，说东西，写东西，是以你读了多少书为起点的。你知识储备得越多，想得越广，便能说会写。说话作文都依靠思考，思考最重要。“三思而行”，哪三思?少思长，年轻的时候想到会老，会大，少而思长故要学；老而思死，老了你就要想到会死，故要教，所以你就要教给后代，不要把你那些东西带到火葬场去了；富而思穷故不奢，富的时候想到会穷，所以就不要奢侈，不要淫秽。思是最重要的。
人写文章都要经历三个阶段，也就是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文章都是抄来的，这是初级阶段；第二个层次，文章都是想出来的，这是高级阶段，思考出文章；第三个层次，文章都是写出来的，这是最高阶段、最高境界，下笔如有神，这就是写出来的。你们听了我这个话，很熟吗?我看很熟，因为我这个话也是抄来的。抄谁的?抄郑板桥的。郑板桥画竹子，眼中之竹，这是第一阶段。竹子怎么画出来的?都是看到的，抄来的，看到自己园子里很多竹子就画，这不是抄嘛，临摹嘛，写生嘛。写多了就胸有成竹了，竹子都是从心里头画出来的，这就是胸中之竹，这是第二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手中之竹，随便画，信手画来就是竹。我写文章的三个阶段还不是抄郑板桥先生的!
前面讲了，科学研究是在读书的基础上思考，思考要出格。出格实际上又叫做思维无限。我们湖南电视台有个节目叫“音乐无限”吧，我也是抄他们的。思维无限什么意思?就是你在思考的时候，时间任跨越，空间任驰骋，内容无禁区。什么叫时间任跨越?你可以顺过来想，你也可以倒过来想，你也可以错落着想，可以想昨天今天明天，也可以想明天昨天今天，可以想初一初二初三、十五，也可以想十五初一初三初五，还有回过来想十六，任我跨越。我们今天也在任跨越，一会讲古人，一会讲今天，一会讲到孔夫子，一会又讲到扭屁股，我们也在任跨越。空间任驰骋，随你跑，这就是思维无限，一会像脱僵的马，任你乱跑，一会像猪，吃饱了就睡。内容无禁区，什么都可以想，因为你是思想嘛，你不是行动，法律打交道的对象是行为，思想不犯罪啊，这就叫思维无限。你在思想中出格，你就会有创新。
你看我们的创造都是出了格，都是出了格的创造呢，不出格创造不起来呢。为什么出来个列宁主义?列宁是破了马克思的格，才出了个列宁主义。马克思有个很重要的命题，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而且是在欧洲大陆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不是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不要去搞社会主义革命；是几个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同时革命，你一个国家也不要去革命。列宁就出了他这个格，搞个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胜利，而且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沙俄。那个沙俄是落后的，封建帝国主义，出了格，就出了个列宁主义。为什么又出了个思想呢?他也是出了列宁主义的格。列宁说，凡是社会主义革命应该是由工人武装首先在城市起义，爆发革命。搞的不是工人武装而是农民武装，不是城市起义，而是农村包围城市，走井冈山道路。出了格才出个思想。为什么有个邓小平理论呢?他是出了的格。讲的什么呢?讲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过程中，自始至终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使广大人民都知道，而且这个斗争一抓就灵，要以它为纲。邓小平也出格了，以经济建设为纲，所以才有今天。现在谁破了邓小平的格没有?如果破了，那就是个新阶段。没有破，那你再说新阶段也说不清楚。
当然，出格有个前提。什么前提?原则要守格。对原则问题不能出格，要守格。列宁他破了马克思的格，有一条他没破啊，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他是打碎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破了列宁的格，有一条基本的，他也是没有破婀，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枪杆子里出政权。邓小平有一条格没有破啊，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目标还是向共产主义过渡，所以他来个小康也好，什么也好，还是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原则是不能破的。
第一个问题，什么叫研究，我们讲丁，我们要研究伦理现实问题，首先就要懂得什么是研究。
二、伦理存在生活中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伦理存在生活中。
为什么伦理会存在生活中?伦，本来就是讲的人的关系。人的关系，就叫伦。理，就叫规律。伦理就是关于人的关系的规律研究。简单地说，伦理学也就是关系学。当然，也可以说，一切科学都是关系学。数学也是关系学，是数量和空间形式的关系；哲学也是关系学，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美学也是关系学，艺术和生活的关系；化学也是关系学，化合和分解的关系。伦理学是关于人的关系的规律的研究的学问。既然它是关系，就包括人的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业缘、机缘等等关系，这么多的缘和关系实际就是整个社会、整个环境、整个生态，所以社会、环境、生态各个方面都充满着道德，道德就存在于生活中。你看，就血缘关系来讲，有家庭道德；就亲缘关系来讲，有礼尚道德；就业缘关系来讲，有职业道德；就地缘关系来讲，有场所道德。公共道德和场所道德是有区别的，公共道德是指社会每个成员应该共同遵守的，是讲以社会成员为主体的道德；场所道德是讲任何一个公共的场所都有他相同的道德，这是以场所为主体的，比如说公园，就有禁止攀花折木，禁止攀花折木在哪个场所就不能写呢?中药种植场、植物标本采集场就不能写，这些场所就不能用这个道德。就环境来讲，有邻里道德、生态道德。所以说，道德是无处不在，伦理是无时不有的。
道德研究的素材和题材是随手可拈的，是永不枯竭的。有没有没有道德的空间?有没有没有道德的时间呢?没有的。过去，有一个说法，说有一个地方是不存在道德的。哪个地方呢?就是当一个人独自生活，没有第二者和第三者发生关系，不妨碍第二者和第三者的利益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存在道德的。比如说，我一个人在沙漠地带，在戈壁滩，四周寥无人烟，我在那里吸烟，我在那里炊事，是不存在道德问题的。现在看来，也有个道德问题，因为有人和环境的关系问题，有人和生态的关系问题。所以我们就要纠正过去那个说法：总有一个时候不存在道德，现在我们说没有一个时候不存在道德。道德是无处不在，伦理是无时不有的。因为在没有人和人发生关系的时候，人与环境、人与地理、人与天时发生关系，生活中就没有空白的、无道德地带，只有被遗忘的道德角落。
我们研究的是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什么叫现实生活?先讲生活，生活实际上就是过日子。过日子不仅仅是讲如何安排衣食住行，而更重要的是讲如何度时光。生活就是过日子，过日子就叫度时光。时光是一分一秒的过，日子也是一分一秒的过。当我们讲日子和时光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与生命连在一起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存在生命体的人，才有过日子和度时光的主体，而且人的生命，也是以时光来表示的。你的生命有多长，你度过了多少时光，你能享受多少时光，你过了多长的日子，这说明你有多长的生命。如果我们划一个等式的话，生命等于时光，等于日子。所以鲁迅说，你侵占了别人的时间，就是害了人家的命啊。生命又是人生的载体，一个人要过人生，这个人生的载体是生命。你们思考过没有?人生又是什么?生活中往往是这样，最通俗的、最常见的往往又是最说不清的。因为见得太多了，都不愿意去说它，都不愿意去想它。人生是见得最多的，每个人都有它，所以没有人去想过。
人生是什么?人生又可以叫做民生。为什么人生可以叫做民生?大凡有作为的人都会自觉地将人生融进百姓民众的生活、事业和苦乐之中，所以人生就是民生，是为老百姓而生，为民众而生。这种解释我想风雨过来人是会接受的，风雨过来人，他最珍惜的是民生，当他把自己的人生和老百姓的生活、事业、苦乐融为一体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才是不衰的。如果仅仅将人生定义为生命，这是庸俗唯物论的见解。将人生仅仅定义为占有生命的个体的活动着的状态，这是一种迂腐观念。所以人生就是民生，而人生又依附在生命中。生命又是由生和死这两个支点抬起来的一个存在过程，因此在生命这两个字中，命比生更重要。生者，进也，像草木出土。命就不一样啦，命者，使也，命字是一个口字加一个命令的令字，所以命是从口从令的。它讲的意思就是执行意志，或者执行人民大众的意志，这叫公仆，或者叫做为公；或者是执行自己理想的意志，这叫做志气或者叫做骨气；或者是执行皇帝的意志，这叫奴才或者叫做耳目；或者是执行长官的意志，这叫随从或者叫做腿脚。总之，你只要是命，就要执行一种意志。既然你有了生命，你出了土啦，你就要执行一种意志，天经地义，概不例外。
前年我为了招待几个在小学工作的朋友吃饭，就去酒家订一桌。订餐的时候，我就要求清淡，清淡是什么意思呢?清淡就是没有麻辣。我要清爽，清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搞杂烩，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青菜就是青菜，萝卜就是萝卜，你不要青菜炒萝卜。要清淡，要清爽，还要清洁，要洗得很干净。还要清雅，就是你做出来的样子要很好看。老板就问我，你要这么多“清”，是要请什么人?我随口就说了一段话，你问我请什么人啦，
老板请客户，官员请头目，农民请亲戚，
工友请师傅，学者请同行，叫花子自己过。
我也就顺口说了这么几句，说完就走了。我也没说我是请谁，我也没说我是什么人。酒席订完了以后，我在走回家的路上就想，今天这首打油诗还蛮有意思呀。老板请客户，是希望客户上钩。官员就请头目是为了往上爬。农民请亲戚是为了认祖问根，农民请客入席一定不按官份入座，他要按辈分排行人座。工人请师傅，他是要谢师恩，谢师娘，请师兄来作陪，豪爽得很，非要喝醉不可。学者请同行，干什么?聊聊天，搞个沙龙。叫花子自己过，他想请也请不起，只能自己过自己的。我觉得这首打油诗有点意思，后来就写了篇小文章，叫做(请客做文章)。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做文章。我又不是革命，是请客嘛，所以是请客做文章，又请客又做文章，写个小东西。
前面讲了生命，命者，就是执行意志。执行意志，听从命令，就有个道德问题。有什么道德问题?有一个利益公正的问题，有一个利益公平的问题，有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你执行什么意志?如何执行意志?为什么要执行意志?就涉及到利益平等、利益分配、利益公正等等问题。有利益就有道德，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所以什么叫道德?道德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你说一千道一万，就是这两个字，利益。当然包括利益分配、利益享受、利益公正、利益公平，反正利益到底，你离开了利益就没什么道德。生活中处处有道德，不是道德不在生活中，而是你有没有发现道德的眼睛。道德就在生活中行动，你能不能和生活的脉搏同时跳动，就看你的道德觉悟如何。由于生活中处处都有道德，如果要我把这门课讲到底的话，除了绪论，我起码还要讲下面这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人生的思考；第二个问题，关于腐败的思考；第三个问题，关于婚恋的思考；第四个问题，关于研究的准备；第五个问题，关于办学理念的思考；第六个问题，关于城乡风情的思考；第七，关于德育和育德的思考；第八个问题，在研究中如何读书；第九个问题，关于科学研究者的品格。生活中处处有道德，道德就在现实生活中。只要我们去发现，还可以讲更多的问题。
三、研究的根本方法是研究
这个命题听起来很空。我曾经讲过，要学会听空话，要学会说空话，但是千万不能说大话，更不能说假话。空话，就是哲学话，是抽象话，是概念话。大话是不着边际的话，是离开事实的话，是使人摸不着头脑、头尾的话，是借以吓人、装腔作势的话。假话是无中生有的话，是捏造事实的话，是以骗人为目的说的话。所以我们不讲大话，不讲假话，但是我们要讲一讲空话，讲一讲哲学话，讲一讲概念话，讲一讲抽象话。这是从事实中经过提炼，经过理性凝聚而成的话。
黑格尔的话好多都是空话。由于他讲了很多的空话，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马克思受他的影响很大，所以在我们中共中央编译局写的《马克斯思格斯全集)的出版说明中就说，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还有很多黑格尔的语言痕迹，黑格尔很会讲空话，而且以讲空话而出名，所以那个时候也说，黑格尔讲黑话。什么是黑话?就是黑格尔自己的话，黑氏之话。马克思也学了黑格尔不少话，但不全部是黑格尔的话。马克思讲半黑之话，这是当年说的。那时我们也不懂，以为黑话就是阴风洞里的鬼话，遮人眼目，见不得人的。黑格尔讲的是见不得人的黑话、鬼话，说马克思也就是讲半黑话，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批，就说他侮辱了马克思。今天看来，是不是那个意思也很难说了，不好对证了。
我们今天要讲的问题是研究伦理现实问题的根本方法是什么?就是研究。前面说过，什么是研究?就是琢磨。所以研究怎么讲，就是一要分析，二要琢磨。分析就是细分，越琢磨得久，越琢磨得深，就分得越细。分析加琢磨就是仔仔细细地思考、反反复
复地思考。细活就出精品，就可以悟出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呼唤，找到解决现实道德的方法，认识现实道德的状况。
有些人喜欢找灵丹妙药的方法。你给我一颗灵丹，给我一个点石成金的手指，我就可以包医百病，我就可以迎刃而解。其实，这种方法是没有的。解决一切难题的方法就是知识加理性。知识加理性是解决一切难题的最好方法。知识为理性提供素材，理性在知识的帮助下，走进迷宫，探谜解难。知识的最基本单元是概念，概念是知识的最基本单元。理性凭借着概念才可以思考，有概念做思考，才可以讲清道理，弄清道理，解释道理。没有概念，不会思考，没有概念而有事实，那叫就事论事，就事论事永远都停留在现象的层面。有了概念，善于思考才能走进事物的深处，才能讲清事物的本质，这就叫就事论理，这就是高深。
我讲几个对现实问题进行思考而享受过乐趣的事情。我和87届的学生在讨论伦理社会学中的家庭婚恋道德的时候，当时遇到了一个问题。我们讲爱是家庭道德的基础，家庭道德的变化也和爱在家庭生活中的变化相一致。什么叫爱?查遍所有的书，不信你们现在可以查，绝对没有爱的定义。当然，你们现在查，只有一本书有爱的定义，那就是我们写的《伦理社会学)。(辞海》里下定义的没有，解释这个字怎么宋的有。国外的也查了，也没有，87级所有的学生都去查了。保加利亚的一个人写了《情爱论)，就是不下定义，只是打一下比方，讲一些事实。那时我们给它下了定义，怎么下的你们可以去查。问题是这个爱在家庭生活中的变化。它是怎么变的呢?恋爱中，我们确定为爱的选择；结婚了，就叫爱的确定，有法律根据子；生孩子了，就叫爱的分配。会分配的，往往家庭维持得很好，不会分配的，家庭就维持得不好。是不是?原来是两个人，百分之百的相爱。有了孩子以后，可能有百分之七十、六十起码是百分之五十以上要给儿子、女儿。老娘也要懂得爱的分配，儿子长大了，讨了媳妇，或者女儿出嫁了，找了女婿了，他也不可能全身心地爱我们这个老娘，你也要懂得这个爱的分配，不懂也会出问题。
大约是十几年前，北京一位老同行跟我说，老曾啊，你说怎么回事，我最近很不舒服。我说，怎么不舒服?他说，我看到我那个女婿来，我就不舒服，好像他把我那个闺女给夺走了。这位老同行是两个闺女的父亲，那两个闺女都很听话，很会读书，家庭很融洽，夫妻相爱，家庭和睦。我就说，老兄啊，你要懂得爱的分配。你不但要懂得爱的分配，还要学会过空巢生活。你不能要求你的闺女还百分之百的爱给你啦，她最多只能拿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来爱你就了不起了。过了几个月，这位老同行见到我说，老曾你行，你的道德心理学搞得真是好，解决了我的问题，我现在过得很舒坦，我现在敞开大门欢迎我的女婿回来。这就是爱的分配。
到老了，就是爱的什么?你们说?老夫老妻，黄昏季节，儿女都出去了，空了巢了。什么爱的升华，什么爱的复苏，都想尽了，都没有味道。这些虽然都是概念，但是都没有说到事物的本质。(学生：陪伴)陪伴?这算是一家之言吧。后来，我就看、看、看，我不是为了这个东西去看书，我不管它了，我就天天看书。不是五十以后读地摊书吗，我五十岁以后我就读巴金的《随想录》。你们读过吗?那么厚，叫做说实话的书，说真话的书。书中有两篇文章，《怀念萧珊)，《再忆萧珊》。他想啊，他哭啊，萧珊是他老伴，他在牛棚里，萧珊得肝癌死了，病中不能照顾她。等他出牛棚的时候，他老伴的骨灰融进丁大地中，融进了泥土中。所以他不得不哭啊，他就讲，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当我死了以后一定要把我的骨灰和萧珊的骨灰搅拌在一起，埋在花柳月下。我看到这里以后，灵感产生了，这是爱的“还原”呢!回去了。花柳月下，不是爱情回到青春年少时吗?如胶如漆嘛。概念就这么产生了，回过宋你再想，是“升华”好，还是“陪伴”好，还是“还原”好。多科学的概念啊，多有分寸啊，多深刻啊。所以就是回去了，是未了情嘛。这是从目前来讲，如果还要发展，你们还可以有更好的说法。“还原”是化学的概念，又仿佛回到了原处。从哪个方面讲，肯定，否定之否定讲，从螺旋式上升讲，从爱的实际过程讲，都是“还原”。你们可以再去琢磨，可以百家争鸣。又回到了原处，又不是原处；又回到了原处，又高于原处，这就是咱们现在的辩证法，肯定高于原处。是香的酒，而且是陈年的酒；是一种情，也是黄昏的情；是迟开的花，又是芬香的花，那个《夕阳红》里唱的。
那个《夕阳红》的词写得好，是乔羽写的。乔羽先生写词再没有谁写得比他好，有事写得出词，无事也写得出词，写得好极了。那个<难忘今宵》，我估计谁也写不出来，不就是晚会散会嘛，散完会，你写几句什么话?青山在，人未老，再相会，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这个词，写得多么好，多么科学，多么哲学啊。你看那个最没有味道，最不好写的“大风车”，他还写了几句。你们看到过那个“大风车”吗?那玩意，谁写得出?他写出来了，大风车悠悠转，快乐的朋友是好伙伴，大风车转悠悠，快乐的朋友手牵手，今天的好伙伴，明天的好朋友。我扯到别处去了。还有阎肃的词也写得好，你看那个(江姐)写得多好。乔老爷的(我的祖国》第一句“一条大河”，究竟是一条长江还是一条黄河呢?导演老是要他改成一条长江。改成长江就完了，对不对?那黄河的人唱起来就没有味了，松花江的人就更不爱唱了。这“一条大河”谁都可以唱，农村的人唱，村口那条小溪也能叫大河。抽象啊，空话啊，大河就是空的。你写了什么长江啊，写黄河啊，金沙江啁，就具体了。所以前面讲要学会讲空话，就空到这个样子。这是举的一个例子。
还举一个例子。“时年道德”最早是这样想出来的。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大厦有一个块状结构，家庭道德、职业道德、公共场所道德都是块状结构，也就是说，横向性的结构。有没有线状结构呢?有没有纵向性的结构呢?想来也有。不管哪个块状，都是人。不管哪个块状的人，总要经历春夏秋冬四季，所以有这么一种道德，叫做道德的纵向性生活领域。就写出来丁，叫“论道德的纵向性生活领域”，大概是1983年就写出来了。在全国的历史唯物论年会上提交了这篇论文，结果这篇论文被参加年会的<哲学研究)的一个编辑发现了，他就来找我，就要求发表，所以同年3月就在《国内哲学动态》发表了。发表以后，我总觉得这个“纵向性道德生活领域”还是一种描述，不是一个概念。总不能有一个道德就叫纵向性道德，另一个就叫横向性道德，这不是概念，这是描述。我就天天在想，给它一个什么概念，叫做什么概念啊?人生道德?太容易想了。这个人生道德也就是人的价值道德，容易混淆。年龄道德?这又太具体了，一岁有个道德，二岁有个道德，那三岁、四岁、五岁都有啊。天天在脑袋里琢磨，揣摩，研磨，就研到了过春节。大年初一、初二、初三，连续看春节晚会。电视里有个节目，把全国各省市的春节晚会相继都放出来，一个晚上放一台。放到上海台的节目时，有个越剧对唱，男的问女的，女的问男的，问来问去，问她叫什么芳名，问他的贵庚，问他的高堂，一个一个问。问贵庚，贵庚就是出生年月，什么时间出生的年月，就是“时年”，于是“时年道德”这个概念就产生了。既不是年龄，也不是人生，就叫时年道德。
伦理问题范文篇2
一、国际贸易、国际贸易公正内涵及其伦理价值
（一）国际贸易的内涵及其发展意义
国际贸易由各个国家对外贸易的总和构成，是各个国家经济间的交换活动，也是各个国家间经济依赖关系的体现。由于某些国家生产力的增大，国内出现大量的剩余产品，而其他国家对某些国家的剩余产品有需求，双方达成了进出易需求，因此便出现了国际贸易。航海业的发展加速了国际间的来往，也使得国际贸易开启了前所未有的里程。以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为例（见图1），第三产业产值所占比例逐年提升，说明我国人民恩格尔系数逐年降低，人们更加注重精神享受，生活质量有所提升。
（二）国际贸易公正内涵及其基本原则
公正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主要道德原则，是国际贸易各项原则指定的首要前提。公正是国际贸易想健康有序方向发展的准则。坚持贸易公正，及时参与贸易的各个国家间遵循公开透明的贸易制度，坚持公平自由的准则。首先，在贸易起点上做到决策公正，消灭贸易保护主义；其次，在贸易过程中保证利益分配的公正；最后，在贸易完成后，保证在自然环境处理问题上的公正。
（三）国际贸易公正的伦理价值
建立国际贸易公正体系能够打破发达国家的垄断格局，让各国都能够公平竞争，让发展中国家也能参与到国际贸易中，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国际贸易公正体系能够化解各国间的矛盾，加强了贸易合作的平等性，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公正体系能够有效地提升发达国家的责任感，弥补他们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贫穷和落后问题，指导发展中国家走出贫穷，缩小他们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正确引导各国进行绿色贸易，经生态环境视为共同的责任，保护生态平衡。
二、国际贸易公正缺失存在的问题与危害
（一）国际贸易公正缺失的表现
1.决策问题
由综合国力确定的世贸政策和规则，让发达国家获得了国际贸易的优先权，因此，世贸组织做出的政策及决策都是以发达国家为标准的，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发展中国家自身体制不健全，再加上国际贸易的制约，使他们处于贸易劣势，无法维护自身权益，最终成为国际贸易中的牺牲品。
2.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贸易救济与非关税壁垒正是不公正贸易行为多样性的体现。发达国家利用反倾销手段强力打压其他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受害者。发达国家利用自身优势，以限制进口手段保护本国产业发展，严重违反了国际贸易公平公正原则。图2是中国近几年遭受反倾销的数量及占全球反倾销总数的比重，分析可得出近几年中国遭受反倾销比重高达40%，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发展。
3.利益分配问题
由于发展中国家受自身经济和技术的阻碍，缺乏竞争力，只能出口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获取微薄利益，与自身付出的价值严重不等。而大部分价值都被发达国家理所当然地占为己有，使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严重失衡。
4.责任承担问题
工业化时代造成的主要问题是环境污染。针对工业垃圾处理难题，发达国家提出了两个方案：循环利用，减少排放；转手到落后国家。大部分发达国家为了减少麻烦而选择了第二种。这样发达国家经济环境二者兼得，却给发展中国家环境带来了严重影响。
（二）国际贸易公正缺失的危害
1.贫富差距加大
发展中国家利用自身的经济科技实力，成为了国际贸易的“掌舵者”，掌控者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和规则。因此，发达国家依靠压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更加强大，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公平对待，经济难以发展，因此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收入，而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仅占高收入国家的1/75，且这个数字仍持续上升。由此反映出发达国家成为了国际贸易的受益者，而发展中国家则成为了牺牲者。
2.国际冲突增多
随着贫富差距的加大，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持与发达国家的交往，放弃了自己仅存的一点利益，逐渐依附发达国家，加剧了国家贸易不公的现象，因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人民则为了粮食开始反抗，冲突不断。冲突加剧了国家局势的不稳定性，使国家国际地位降低，在国际贸易中更加受到不公待遇，因而更穷，如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战争带来的伤害高于贸易不公，引发了全球局势动荡，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
3.生态环境恶化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不可再生资源。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经济、军事资源无限制的掠夺发展中国家资源，并将自己生产的工业废弃物转嫁到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污染。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大气污染造成了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酸雨等生态问题，殃及了包括发达国家的不少国家及地区。
三、国际贸易公正缺失的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价值观念认知有误
受传统观念以及国家整体利益取向的影响，发达国家在进行利益抉择时，往往只会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疯狂地压榨发展中国家仅存的一滴“油水”却毫不在意他们的经济发展，这就是“经济个人主义”。在这种错误价值观的引导下，加剧了国际贸易的不公现象。
（二）技术能力差距较大
经济的落后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国家贸易中无法与发达国家抗衡，因此，发达国家应认识到这一点，尽可能地发展自身科技能力。
（三）强权干涉
发达国家利用自身优势，制定有益于自身利益的政策和规则，打压其他国家的贸易，进行反倾销活动，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贸易。
四、实现国际贸易公正的解决方案
（一）健全国际贸易公正体系
各国应当一起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为了确保国际贸易体系的民主性，因此应顾及到各个国家的贸易需要，从根本上保障国际贸易的公平性。还应加强各国将平等对话，实现国家间的双赢。1.义利价值相统一。经济全球化造就了国际贸易的无形市场，但由于各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影响，各个主体的义利价值观差距较大，因此引起了不同程度上的贸易摩擦与纠纷，对国际贸易市场造成了严重影响。因此，正确的价值取向是国际贸易的基础。各个国家应做到合法经营，在道德允许的基础上谋取利益，做到义利统一、见利思义。2.在制度体系约束下，平等贸易打破原有的不公正的规则和秩序是建立公正的制度体系的提。因此，各个发展中国家应当联合起来，齐心协力的筑成一股凝聚力，呼吁全世界推翻强权政治控制的不公平贸易规则。
（二）平等对话，互利共赢
国际贸易公正缺失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间。由于经济全球化脚步的加快，为了能使全球经济共同发展，各国应在平等的基础上达到共赢。1.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是指包容互利、和而不同的经济发展趋势。即，各个国家享有平等的权利，在共同进步的前提下，包容不同的文化、经济体制，促进国与国、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发达国家要将全人类的利益视为整体利益，包容扶持，落后国家，帮助其发展科技和经济，而不是一味剥削。2.求同存异，和谐共生。求同存异是指在共同进步的前提下，承认各个国家间的差异，改变以往互相排斥的格局。在进行贸易时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发展中国家学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加强贸易能力，发展本国贸易特色，为国家寻求发展机遇。发达国家帮助发达国家摆脱困境，建立平等对话平台，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
（三）加强技术发展，发挥世贸组织的作用
发展中国家应该尽快认识到技术的重要性，珍惜与发达国家交流的机会，提升自身技术水平。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改善本国产业机构，由简单的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输出转换为高附加值输出，加强国家产业核心竞争力，这样才能争取到国际话语权，与其他国家进行平等对话，在建立国家贸易公正体系时为自己争取利益。在技术发展的前提上，向贸易组织进行申诉，使其改变原有决策模式，维护自身利益，改变国际贸易公正秩序。世界贸易组织的存在本就是为了维护贸易的公正，只是被发达国家控制而实行了一系列不公正的政策，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当相信世贸组织维护国际贸易的本质，联合起来进行申诉，争取自己应享的权益。发展中国家占世界国家总数的80%以上，因此应当加强合作力度，互相帮助切磋，共同发展经济。
（四）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
国际贸易虽然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生态环境遭到了巨大的冲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也是国际贸易公正的体现。所有国家应该拒绝一边污染一边治理的经济准则，时刻将生态环境作为首要准则。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节约资源，降低污染，尊重自然，促进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共同发展。
五、结语
伦理问题范文篇3
EnglewoodCliffs,1988,p.5.）等等，这种管理观越来越成为管理界的共识。有人甚至指出，如果说泰罗的科学管理、梅约的行为科学是管理科学发展史上的两个里程碑，那么，管理伦理学就是管理科学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注：张文贤等：《管理伦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页。）。面对当今社会的历史巨变，面对21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管理伦理既显示了伦理学亘古常新的生命活力，又预示着当代管理科学发展的新动向。科学揭示管理和伦理之间的关系及管理伦理的本质，对于完善人类的科学管理之道，充分发挥“管理也是生产力”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一、管理伦理的研究进展与问题的提出
国内外理论界真正关注管理与伦理之间的联系，并将管理的伦理问题在“管理伦理”的名称下加以专门研究，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情。管理伦理问题最初围绕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广泛研究，“利润先于伦理”还是“伦理先于利润”，企业是否具有道德地位是研究的中心问题。随着研究的发展，进而扩展到企业同有关的环境、社会，包括经济制度和政府经济政策方面的伦理问题研究。通过20多年的发展，管理伦理的研究进展大致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普遍意识到管理伦理的重要作用、地位和意义，注意管理的价值转向和意义的寻求。由于现代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管理早已超越企业范围而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因此现代管理不应停留在传统的组织技术方面，而应着重研究反映现代人性的人文价值，批判传统管理学中的实证主义哲学观，建构组织系统的价值模式和考察现代人的行为价值逻辑，管理应力图“寻求使管理获得一种价值行动的意义”，以使现代管理规范化（注：这里的“规范”一词，不是指传统管理所规定的团体或组织的规章制度，而是指管理组织所应遵循的社会伦理规范。在西方学术界，“规范”一词是与“实证”相对应的概念。“规范化”同“伦理化”的意义相近。）、伦理化和哲学化；贝尔认为，管理学家努力追求的东西，“既是一种‘人性’，一种‘道德哲学’，一种‘精神科学’，又是一种‘严谨的科学’”（注：丹尼尔·贝尔：《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29页。）。
其二，研究的主要问题基本上分属于三个层面：一是微观层面，主要探讨企业中单个人之间，即雇主和雇员、管理者或被管理者、同事、投资者、供应商和消费者这些单个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二是中观层面，主要研究各种管理组织之间，即各种经济性组织如公司、厂家、贸易联盟、消费者组织、行业学会、工会等组织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三是宏观层面，主要研究社会或制度层次包括经济制度和经济条件的形态如经济秩序、经济政策、金融政策、社会政策、国际商务活动以及国际商务关系等方面的伦理问题和伦理责任。在这三个层面上，单个的人和管理组织都被认为是道德行为者，被假定有或多或少的决策自由度，这种自由中自然包含相应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其中尤其强调组织行为的伦理指向和伦理影响所具有的意义。
其三，在研究具体管理行为的伦理问题时，不同区域形成不同的特色和认识。一般而言，美国人更接近于强调决策和行为的自由以及相应的责任，而有一种忽视限制的倾向；德国人十分注重对管理伦理基本问题的探讨，如公司伦理的合理概念、公司战略的伦理取向、企业伦理可靠的哲学基础等；日本人则十分注重企业行为伦理的民族性和实用性，把符合日本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如忠诚、仁义等融进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中，使企业内部员工之间以及企业与外部之间形成较为融洽的关系。
其四，通过对管理与伦理的整合研究，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管理理念，给管理思想带来了深刻变革。劳伦斯·米勒认为，有八种基本价值观能为具有竞争力的新企业文化打下基础，这八种基本价值观是目标原则、共识原则、一体原则、卓越原则、成效原则、实证原则、亲密原则、正直原则（注：劳伦斯·米勒：《美国企业精神——未来企业经营的八大原则》，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第6-9页。）；肯尼斯·布兰查德认为目的(Purpose)、自豪(Pride)、耐心(Patience)、专一(Persistence)、洞察力(Perspective)是管理的“道德力量5Ps”，也是个人成功的要素（注：乔·L.皮尔斯、约翰·W.纽斯特朗：《管理宝典》，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3-195页。）。从管理方式上看，已形成一系列管理与伦理结合的管理方式，如从追求利润最大化到通过合乎法律和伦理的方式，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增进社会福利的产品和服务；从以所有者为中心到注重利益相关者；从手段人到目的人；从遵守法律到法律和道德并重；从注重目标、战略、结构、制度到强调企业价值观；从他律到自律；从对立到兼得；从玩弄技巧到注重管理道德修养等（注：周祖城：《管理与伦理结合：管理思想的深刻变革》，载《南开学报》1999年第3期。），使管理方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其五，非常注重管理伦理的可操作性，把伦理融合到日常管理之中。主要表现在：(1)制定企业伦理守则。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幸福》(Fortune)杂志排名前500家的企业中90%以上有成文的伦理守则，用来规范员工的行为（注：JohnH.Jackson,BusinessandSocietyToday.PacificGrove:WestPublishing
Co.1997,p.126.）；(2)设置专门机构。美国约有五分之三，欧洲约有一半的大企业设有专门的企业伦理机构，负责企业有关的伦理工作（注：TheUncommonGood,TheEconomist.August19th,1995,p.57.）；(3)设置伦理主管。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前1000家企业中，20%聘有伦理主管，主要任务是训练员工遵守正确的行为准则，并处理员工对可能发生的不正当经营行为提出的质疑（注：一泓：《伦理主管——美国企业管理新趋势》，载《中外管理》1994年第4期。）；(4)伦理培训。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30%至40%的美国企业进行了某种形式的伦理培训（注：L.A.Berger,TrainAllEmployeestoSolveEthicalDilemmas.Life-HealthlnsuranceEdition,March,1995,p.70.）。
然而，管理伦理的研究也存在明显不足，即没有从根本上回答管理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一般而言，管理伦理的研究面临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是管理与伦理的结合“何以必要”。它要说明的是管理与伦理之所以结合的事实描述和事实依据；第二个层面是管理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管理与伦理的“何以结合”所提供的事实描述和事实依据，并不能说明管理与伦理之所以结合的内在依据和深层学理。伦理学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从“事实”无法推导出“价值”，从“是什么”无法推导出“应如何”，即“应该”与“是”具有“不可通约性”（注：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09-510页。）。姑且不论“应该”与“是”之间能否通约，但对伦理学家的一般要求是：“不仅应该说明人们怎样去行动，而且应该说明他们应该怎样去行动”（注：万俊人：《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29页。）。管理不仅是一个事实判断，同时也具有丰富的价值内涵。揭示管理的“价值判断”性质以及管理的“应该”指向，是管理伦理的应有之义；第三个层面是管理和伦理“如何结合”。这是一种对管理和伦理结合所作的实证式研究，强调管理伦理的技术性或工具性（注：对管理伦理的研究，必然涉及管理学和伦理学，对两者的不同偏好决定了对管理伦理研究的两种致思方向：其一是在管理中关注伦理，这是一种“管理的伦理论”，是目前国内外管理伦理研究中的主要致思方向。这种研究取向多为管理伦理提供“一种察看现象的系统化观点，一组彼此关联的构念或概念、定义及命题的集合”，因而目前有关管理伦理的论述多是管理学的体系，伦理学的范畴和命题；其二是从伦理的视角关注管理，这是一种“伦理的管理论”，这种研究取向期望伦理学能为管理提供目标、方向和方法，期望把伦理精神转化为一种管理理念和管理规范，在管琨理论、管理实践、管理行为中体现人性之律与伦理要求。与此相联系，伦理知识、方法和手段被作为一种重要的管理方式而运用。这两种致思方向都没有超脱“管理”与“伦理”结合的工具性研究层面。），其实质是“意指一种察看方式，一种关于世界的见解，一种将我们生活中互不相干的事件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加以统整的工具”（注：WilliamFoster,ParadigmsandPromises:NewApproachesto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1968,p.12.）。以往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管理伦理的技术性或工具性描述，即对管理与伦理“如何结合”的研究，而对管理与伦理“为何结合”以及结合的“何以可能”，缺乏应有的关注，正如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所说：“我们唯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为什么’这种具有意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的发展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注：威利斯·哈曼：《未来启示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93页。）
由于没有在理论上科学地回答管理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因此，无论是管理与伦理的结合被视为管理组织通过与社会建立契约而获得合法性，抑或是从现代社会与经济活动具有内在联系的“社会整合论”观点来寻求管理伦理的内在依据，认为管理活动不仅具有建立于利润最大化之上的内部逻辑，而且属于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受道德要求的控制，都主要是从经济模式推导出管理伦理，而不是从管理活动的内在要求来探讨问题。而管理与伦理结合的理论前提——管理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是研究管理伦理必须解决的一个基础性理论问题。因此，科学地回答管理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对于深入研究管理伦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管理的道德性及其意义
要探究管理伦理问题，论证管理伦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首先在思想方法上需要破除一个障碍，那就是“理论—应用”的思维模式和方法模式。伦理与管理的结合，并不像有的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1+1=2"的机械凑合，更不是把现行占统治地位或主流的伦理学理论看作是一种“既成的”、先于管理活动的存在，一种具有普遍性、绝对性的原则应用于管理活动和管理系统领域的结果。美国经济学家格贝尔就经济伦理的研究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经济伦理学模式：一种即所谓的应用模式，“这种应用模式所带来的危险首先在于论证是外加的并有悖于经济的，正如波普克(W.Popke)所说，一种‘对经济毫无所知的伦理主义’会对经济提出无法满足的要求”；另一种模式是所谓的“平等—协作”模式，即从两门科学价值相等出发，认为经济学和伦理学作为两门相互独立的学科并非互不相关，也不是一个支配另一个的关系，而是一定意义上的相互依存，以解决经济学领域中单靠经济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这里不需要存在一种原先无价值的经济范畴，然后让伦理学经过外部修正而将经济理性纳入经济领域，而是从经济本身的结构和内涵上直接推导出经济伦理学”（注：格贝尔：《经济伦理学》，《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3年第6期。）。格贝尔的分析也完全可以应用到管理伦理问题的研究中。它提醒我们，研究管理伦理问题不能忽视管理本身的结构与内涵。管理与伦理之所以能够结合，关键不在于伦理学能够为管理学提供什么，或者相反，而是由于“管理”与“伦理”具有可通约性——管理本身内在地具有伦理性质。也就是说，管理与伦理之所以能够结合，在于管理本身具有道德性。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就交织着管理问题，人类的实践活动一方面遵循客观规律，按照客体尺度去把握世界和改造世界；另一方面，人又是一种目的性存在，人的任何一种实践活动均是在需要和目的的驱使下亦即价值判断的驱使下把主体尺度运用于对象世界，使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使自然世界向属人世界转变。一部人类文明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人类的管理史，即人类从“最初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到“专属人的劳动”，不断摆脱单纯的偶然性和任意性（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94页。），不断实现自身价值和追求“应然”状态，从必然走向自由的历史。正是人类管理活动的实践本质属性决定了管理本身必然具有道德性，决定着管理是人类的一种对客观规律与主观价值的整合活动。遵循客观规律是管理得以运作的科学基础，而体现人的价值追求则是管理的主体尺度的内在要求。同时，管理活动本身也可以作为一种伦理演化现象来研究，考察分析管理活动在其运作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或本身所蕴涵的伦理性质和伦理特性。在这一层面，管理的道德性表现为管理的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两个方面（下文另论）。管理伦理就是管理的内在道德和管理的外在道德这样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有机统一。
揭示管理伦理是管理的内在道德和管理的外在道德这样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有机统一，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首先，它确立了管理与伦理结合“何以可能”的理论前提。管理的道德性可以从根本上确立管理与伦理是相互体现的内在统一原则，两者具有内在同质性和相容性，这就决定了伦理与管理的结合并不是外在的强加，而是作为管理的内在要素而起作用的。当然，管理与伦理的同质性并不排斥两者的相异性，两者各有特点，不可相互代替。其次，为实现伦理在管理活动中的支撑作用找到了客观根据。既然管理在其运作过程中本身就具有伦理性质和伦理特征，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培植和规范与这些伦理性质、伦理特征相对应的管理伦理观，以发挥伦理道德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三、管理的外在道德
管理的外在道德，一般有三种情况：
一是人类的管理活动和管理系统总是体现一般的社会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一定的管理活动和管理系统总是蕴涵着相应的社会道德观念和伦理原则，管理须以合道德性为基础。经济学家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曾把一定的伦理道德当作制定规则的规则；富勒则指出，一个真正的制度包含着自己的道德性，即外在道德或实体自然法，一旦国家所施行的制度没能蕴涵道德性质，就会导致一个根本不宜称为制度的东西（注：李龙主编《西方法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34页。）；马克思在比较市场经济和自然经济体制时认为，市场经济蕴涵着“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利己主义）”等伦理特征（注：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在管理活动和管理系统中，管理者总是按照自己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伦理原则来对资源进行配置，使资源配置格局朝着理想的状态发生变化，使资源使用产生最大效益。
二是人类的管理活动和管理系统总是受制于对人性的认识和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念。从表面上看，管理活动似乎更多的是从客体的角度去研究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求得管理效益的最大化。事实上，管理活动均出自管理行为主体，在本质上是一种从主体出发，以人作为价值尺度“去设计、调配、决定和开展”的管理活动，使其有利于人和人的发展。管理活动对资源效益的追求，归根到底也是为了促使人的完善和发展。这是一切人类活动的最终归宿。所以人的发展和完善也就构成管理活动的终极价值目标。然而，在实际管理活动中，管理总是表现为一定的发展过程，它总是同人类在一定时期对人性的认识程度和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的认同相统一。人类对人性的认识程度和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总是制导管理活动的主要外在因素。
三是人们和社会总是要对一定的管理行为做出伦理评判，对管理行为在伦理意义上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从而把管理行为区分为善的或恶的，有利的或有害的，正义的或非正义的，合理的或不合理的等，通过对管理行为的伦理赞许或谴责来干预管理活动，使管理活动符合评价主体的伦理道德取向、伦理追求和伦理期待等，即符合评价主体认为的“应该如此”的伦理需要，从而促进管理活动的不断进步和不断完善。
管理活动作为人的主体性活动，在本质上是对人的管理。管理目标的选择、决策的依据、管理关系的设置，以及管理方式的确定，都离不开人的价值选择与道德选择。人们总是从一种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和道德背景出发来做出判断，对某种管理行为的价值合理性或道德合理性做出裁定。管理的外在道德就是从这种价值判定中产生出来的，它是一种使管理行为和管理活动合理化的价值系统。这一价值系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理性结构的组成部分，同时又随着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而不断地重构，“管理人员将受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影响，而他们分配和利用资源的方式亦将随着人们对经济、社会、政治机构和道德准则的看法的改变而发生改变。”“我们对人、管理和组织的思想，是根据整个历史中各种不同的文化道德准则和制度的变化而向前发展的。”（注：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12-13页。）管理的外在道德深刻地体现着管理的这一性质。
四、管理的内在道德结构与价值
管理的内在道德是维持管理系统并使之取得效益最优化所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对管理活动发生着根本的作用。
（一）管理关系体现了内在伦理关系与外在道德环境的统一
众所周知，管理作为人类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起源于人类社会成员劳动的集体性、组织性和社会活动过程中相互交往的必要性，其任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是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从而使组织有一个良好的结构，把各种活动引向共同的目标。组织是管理的“载体”，协调是管理的本质。对一个组织而言，管理就是要在其职责范围内协调组织内外部的各种关系，既包括对管理活动过程中人和物、物和物、人和人多种因素的合理配置与适时调整，也包括对组织成员行为的协调一致和对组织系统各成员之间关系的调整处理，还包括正确处理组织与环境（自然、社会、政府、其他组织等）之间的复杂关系，维护二者的动态平衡，以期达到组织所追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管理关系的实质是伦理关系，管理活动的关键在于协调管理的伦理关系。
首先，从组织的内部管理看，管理组织犹如一台机器，其内部有着特殊的机理和运行机制，依靠一定的组织制度和规范来进行，各个“零部件”只有按照一定的规范和准则去行动，才能保证整个组织系统稳定、有效地运转。但是，组织的各种制度和规范不应该仅仅是技术性的，同时也应当是人文性、伦理性的。例如，管理必须对劳动时间、岗位、劳动定额指标等有具体规定，必要时还要实施岗位责任制度和经济奖惩、行政制裁，这些属于技术性、权力性的管理非常必要，但却经常同组织成员的个人需要、个性发展发生矛盾。纯粹的技术性、权力性的管理即使能强制规定组织成员的操作行为，在一定的范围内提高工效和激发其内在的物质冲动，却很难端正他们的工作态度，发挥人的主动性、积极性，也不可能保证人们勤奋工作的持久性，更谈不上激发他们的创造性和智慧潜力。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现代管理理论认识到，组织活动要想取得最佳成效，就应该实施符合人性的、能发展人个性的、激发员工工作热情的管理模式，尽可能地满足组织成员对尊重、友谊、信任、理解、支持、感情等精神上的需要，正确处理组织成员之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组织与成员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组织内部管理活动过程中所蕴涵的管理伦理问题。因此，就管理活动的内部关系而言，管理伦理就需要研究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管理关系中的管理者制度和规范；二是管理关系中的被管理者制度和规范；三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制度和规范。
其次，从管理组织的外部环境看，一方面管理组织是独立自主的经济实体或利益主体，不仅有正当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追求，它所追求的目标还必须满足人类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类自身全面发展的要求，否则就失去了自身应该具有的社会价值，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意义；另一方面，组织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社会，必须依赖于国家和社会所提供的条件，例如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文化资源，以及良好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投资环境等，一个公正的、法制的、稳定的社会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任何一个生产组织和管理组织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必须重视社会利益，对社会负责。此外，一个生产组织能否有效地防止环境污染和合理地使用资源，能否遵纪守法，照章纳税；在同其他组织的竞争中能否相互协作、文明竞争，所有这些，都体现着丰富的伦理内容。因此，就管理活动的外部关系而言，管理伦理又需要对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管理组织对社会、对公众、对政府的关系及其制度和规范；二是管理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及其制度和规范；三是管理组织与管理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制度和规范。这也意味着管理的内在道德与外在道德具有不可分割性，它们互相制约、互相规范，统一协调，从而达到最优化目标。
（二）管理的交互主体性是管理内在道德的出发点
如上所述，管理伦理以协调管理活动中的各种伦理关系为核心。作为管理主体的人或组织与作为管理客体的被管理对象之间的伦理关系，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的复杂结构体系。必须全面、正确地把握管理伦理关系的实质，才能正确地规范管理活动。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总是属于一定的管理系统。现代管理实践中的主客体关系在一个确定的管理系统中已经从以往的“管理者→被管理者”的单向主体性转为“管理者←→被管理者”的交互主体性。美国的一些学者指出，现代管理人员经常处于一些固有的“两难处境”，他们面临着管理价值选择的五大困境：第一个困境是把个人的自身利益与组织的集体利益结合起来。个人利益往往是和组织利益相矛盾的；第二个困境是既要控制，同时又需要主动性；这样，管理人员必须履行适当的、特定的任务和职责，而他们同时又必须坚持发挥个人的主动性；第三个困境是既要执行不顾个人的规则和程序，又要照顾个人需求之间的难处，规则与程序的存在是为了减少凭个人好恶行事而增进集体的利益，但同时每个人都有他们各自特殊的需要，而这些需要常常由于要执行规则与程序而不能得到满足；第四个困境是必须平衡个人要求和集体准则时产生的矛盾。组织是由各种共同工作的人组成的，这些组合对每个个人有很大影响，它往往与个人的需要和愿望相抵触；第五个困境是既要执行组织的规范，又要改变这些规范，既要支持现状的某些部分，同时又得试图改变现状的某些其他部分（注：参见刘光明《商业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5-196页。）。以上五个困境涉及的事实上都是关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交互主体性问题。
另一方面，从管理组织的外部关系来说，社会、公众、政府、顾客和其他管理组织，亦是平等的、独立自主的、自由的“主体”，与它们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是追求“自我”利益的自主主体和平等主体的交互关系。现代管理绝不能只顾追求自我利益而毫不考虑其他“主体”的利益，或者是采用对其他“主体”的利益进行否定的方式满足自我利益，即通过要挟、征服、利用、威逼甚至陷害对方来夺取利益，或者以坑蒙拐骗等手段来获取对方财钱。管理的交互主体性要求把对方看作是与自己有着同样主体性、同样“人格”而予以尊重，从而相互承认、互相协作的主体。管理的这种交互主体性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伦理意义。由于现代管理的普遍性、全面性以及无所不在的影响力，这种在尊重对方权利基础上，在交互主体性意义上建构的管理秩序、理性秩序，就是社会公共生活的秩序，或者说至少是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一个基本层面。
在管理活动中，人性价值是管理的最高体现。管理的交互主体性是体现人性价值的客观表现形式，它表现各种管理活动主体之间的内在共同性，从普遍人性的层面概括出管理活动和管理伦理关系在形式、内容和规则方面的超个体的、稳定的特点。这些特点是相互作用着的管理主体必须遵循的，它们使主体之间达到高度一致。管理的交互主体性作为一种调节原则和规范所体现的主体之间的一致性就表现为管理伦理的必然性。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页。），而“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页。）。而作为自主的、平等的主体的“合作”需要是管理的人性价值的重要表现。
管理的交互主体性表现一种公共理性，它存在于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关系中，而不以相互作用着的主体的意志为转移。就管理活动的内部关系而言，管理的交互主体性所表现的主要是管理集体主体中的个体之间相互联系的活动形式和内容中最一般的东西，它表征一定的管理集体主体中的个体和群体与管理集体主体之间相互交换其活动、产品、工具和交流、传递其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以达到理解、协调、合作、一致的相互作用。管理交互主体性的这种共性和普遍性表现为：第一，它形成于主体的共同活动且运行于主体间，是一种管理活动中的合理性和交互主体间的普遍有效性，因而是社会性的而非自然性的；另一方面，它又超越于任何个体主体且独立于任何个别的意识、意志，因而又是共性的并具有客观性。第二，它作为管理活动的产物又以前提条件、社会存在的形式反馈于管理活动本身，因而具有某种先在性；同时，它又在进一步的活动中不断充实、调整、修正、进化，其先验效力也需要论证，故不具有传统管理理论所理解的那种超出社会历史的抽象性、绝对性和对管理活动的外在性。第三，它具有系统论意义上的整体性质：管理的交互主体性作为结构和关系，它是整体的普遍制约性和主体的自主性的对立统一，作为一种调节原则和规范，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宽泛性，特别是内部外部有着种种互补关系。我们亦可以把这种主体间的普遍有效性和客观有效性称为协同性，它以竞争、合作、选择、整合等作用形式调节着主体交互间的活动和关系，并制约着人们对管理活动的提问方式和答案的可接受标准。
管理的交互主体性所蕴涵的社会性和管理活动一起，构成了管理内在道德的客观根源和根据。正是在管理的交互主体的前提下，主体交相作用、共同活动，以共同体的眼光来反思和批判管理活动的目的、行为和过程与自身的需要、期望和行为，并相互渗透，从而形成普遍有效的管理价值系统和评价规范。因此，管理交互主体间的相互承认和普遍性态度是管理内在道德的基本前提。
（三）管理内在道德的运作机制
管理的交互主体性要求管理活动将伦理规定和道德要求作为一种扩展意义上的管理程序，形成调整管理行为的规则体系。从制度的意义上讲，管理的内在道德也就是管理者或管理组织从制度方面解决管理活动领域或管理系统中的伦理道德问题，表现为人们制定、完善并执行各种符合管理内在要求的管理规则，或者说制定具体的管理制度。
雷恩认为，人类的管理根源于“自然资源普遍稀少和敌对的自然环境”与人类需求的矛盾。由于资源是稀缺的，不可能无限制地满足人的需求，人们从而形成管理组织，行使管理职能以便有效地获得、分配和利用人类的努力和自然资源来实现某个目标（注：《管理思想的演变》，第9页。）。管理一方面需要有效地调节人与“自然资源稀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产生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和伦理问题；另一方面需要调节人与人之间在“自然资源稀少”利用上和利益上的矛盾与冲突，从而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或伦理问题。换言之，管理就在于有效地去调节和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和伦理问题，以及在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劳动关系、利益分配关系基础上产生的伦理关系和伦理问题，去促成现有资源和人类努力的最优化配置和最大效益。因此，人类的管理行为总是与管理效益的谋取和目标的实现相联系的，而管理效益的谋取和目标的实现又总是与人类的伦理关系和伦理问题相联系。由此可见，管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管理对于效益的谋取方式和谋取行为的伦理问题。
伦理问题范文篇4
论文摘要:中国教育伦理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面临着许多问题，在社会结构转型期，教育伦理中重要表现在教育伦理权威失序，并对此进行了精要的分析:第一，教育伦理权威缘何而去;第二，教育伦理权威因何而从;第三，教育伦理从何而立。因此，市场经济要求教育伦理体制的主动适应，并要求确立教师伦理道德的重要地位，体现教师的自身价值。
所谓教育伦理，是指教育从业人员在其职业活动中行为的规定，同时又是教育对社会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和义务。教育伦理作为人类社会伦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能脱离整个社会大环境，但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它应当是社会伦理中高尚纯洁和最带有理想色彩的一部分。
然而在市场经济体系确立和完善的过程中，教育领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是在当代中国教育伦理体系的构建中，现代教育所面临诸多问题，教育权威的失序最为严重。中国教育正处于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文化转换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与文化转换是相互联结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改革开放的进行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要求中国必须建立适合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文化转换的新时代需要的教育伦理设计。
1、教育伦理权威缘何而去
回顾新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不难看到，中国教育一直到今天仍然面临着处理教育民主与教育权威的矛盾问题。教育民主化进程是与社会民主化进程紧密相关的，两者都在现代性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展开自身。对一个民族而言，要实现社会和文化的转型和人自身的现代化必须经历日常生活世界的批判重建的过程。这一过程最终使得那种以日常伦理为基础的教育权威面临解体，而与民主化进程相适应的新的教育权威又没能建立起来，这使得教育面临教育权威失落的危机。与这种危机相联的最典型的事件是学校对学生的道德教育丧失了教育权威。
随着民主化进程的进一步展开，当前中国教育伦理权威处于一种转型时期的失序状态。概括地说，它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传统式的教育权威失效，儒家思想和儒家式的那种教育模式在当今社会失去了教育权威的作用，它已经不再有效;其二，现实的教育权威失范，尤其是经历了左的错误思想的长期禁锢后，用一种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的方式树立起来的教育权威与教育民主化的现代社会进程处于一种矛盾冲突的状态，教育权威在一种文化多元化、价值多元化的社会文化处境下面临着“同一性”力量丧失的危机，这是当前中国教育实践中教育权威失范的重要表征;其三，理想的教育权威失落，即是人们原有的那种对教育价值的终极追求，对教育之善的终极关怀的失落，教育沾染了一种短视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弊端，在教育领域和教育生活中“一切向钱看”、“重利轻义”、“只求索取不讲奉献”的做法和思想开始抬头，有些教育共同体甚至用“商品化的教育权威”代替“理想的教育权威”。
2、教育伦理权威因何而从
传统教育权威的失效、现实教育权威的失范和理想教育权威的失落是中国社会在其民主化进程中教育权威失序的表现。教育权威的失序状况表征着前所未有的教育伦理危机的到来。教师必须尊重青少年青春期生理和心理的复杂性，尊重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由文化差异、代沟和青少年主体价值所造成的认同难度，以一种更民主的、更开放的、更宽容的精神进行一种旨在对话、交流、沟通的教育活动。失序和危机并不是教育伦理的后退，而是在民主化进程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预兆。因此，正确看待社会转型时期教育权威面临的各种道德难题，是教育精神和教育伦理走出转型期教育民主化进程造成的诸多困惑的不可回避的一大课题。教育伦理体制应主动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2.1教育伦理体系呼唤着“权”的回归
教育伦理体系要自觉反映市场经济所追求的新的积极的伦理精神，呼唤着“权”的回归，激励它的完善成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促进了教育系统自我更新和主动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随着整个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教育系统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为主题开展了积极的全方位的改革探索。为了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高等学校自觉进行了专业调整，拓宽专业基础，面向社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开设新的专业，注重发展应用性专业和学科，加大教学改革的力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中小学，也开展了一些新的探索，比如，进一步强调了教育面向全体学生和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的宗旨，注重多种形式办学。这些教育改革探索生动地显示出来，改革开放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激发了教育自我更新的积极性，使教育现代化的方向和内容日益明确起来，使教育的价值得到进一步的体现。教育的自我更新，本身具有扬善抑恶的道德意义。
2.2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新的教育伦理矛盾
首先，市场经济容易导致教育关系庸俗化现象。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交易是市场的基本活动。市场交易和行为是正当的活动，但把交易行为扩大到教育系统而产生的教育中的交易现象，则使原来比较纯洁的教育关系庸俗化了。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本来是非常纯洁的，一旦和物质、金钱挂上勾，就变了味道。在市场经济中，资方和劳方存在着雇佣关系，其实也是一种劳动力的买卖关系。这种雇佣关系，现在在教育部门也有所渗透。受市场经济利益导向思想的影响，一些人把教育和经济利益直接联系起来，把办教育作为最好的挣钱途径来对待。这些把教育视为谋求经济利益的工具的现象，严重损害了教育的形象，违背了教育的基本精神，是非常消极和有害的。
其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近几年教育市场化的呼声比较高。所谓教育市场化，或者说产业化，主要就是把教育推向市场，强调教育应按市场法则来运作或作为一种产业来经营。应该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教育产业化观点虽然看到了教育和市场经济的联系，看到了市场经济对教育活动的重要影响，但它提出的教育对策是不可行的。教育规律和市场规律有很大的区别:市场追求利润，教育追求整体发展;市场讲究随行情而变化，教育强调稳定性;市场着眼于当前，教育着眼于长远;市场强调竞争，教育关注合作;按产业模式来运作教育，就会违背教育规律，也很难真正追求和体现教育的基本价值。只有大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认真探讨教育伦理体系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动适应性，有效地澄清一些模糊认识，才能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对教育伦理的积极作用并形成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3、教育伦理权威从何而立
一国之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之兴衰，“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其实是以“科学和教育能够担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历史使命”的理念认同为前提的，而其中“科学”的根本则是教育。只有让最优秀的教师充实到教育岗位，让那些适合于教育并擅长于特定教育的人才乐于从教，教育才能够得到发展。教育才能真正实现它的权威位置。真正意义上的“尊师重教”才能得以体现。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在一种“教育一伦理”生态中贯彻人德规范，真正体现“德一得”相通的教育伦理精神，仍然是值得探讨的教育伦理难题和伦理课题。
首先，在教育改革适应中国改革开放新形势的过程中，中国教育界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教育要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就必须从根本上放弃那种片面强调应试教育而淡化素质教育的做法，通过教育体制改革切实落实素质教育。那么在市场社会如何通过素质教育体现教师的价值?对品德、合作精神、敬业精神、人格魅力等一个职业人的基本道德要求，是市场社会对现代教育的教育伦理提出的普遍性期待和需求。教师只有改变以往的教育角色，确立自己与市场社会相适应的教育权威，才能在教育竞争中真正获得教育权。因此，在满足市场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期待和学生对自身教育目标的自我期待与自我设计的过程中，教师唯有通过他履行教育职责的行动，才能赢得应有的地位。这是素质教育对教师素质的内在要求。
其次，教师如何处理好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伦理价值与学校教育中的人道伦理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至关重大。教师如何处理好市场与教育的关系问题，是处理师者地位的关键。教师如何摆正自己在市场社会中的位置，如何正确处理好市场和教育的辩证关系，是关系到中国教师切身利益的根本问题。在市场社会中，强调教师的伦理道德，传统的教育伦理强调的是教师的天然的教育权威位置，师生关系被归结为一种不平等的伦常等级。而在市场社会，师生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也是一种平等的人际互动活动。“市场社会要求教师必须解决好情与理、实然与应然、知识与德性等基本矛盾关系。它是教师对教育共同体中普遍法则的理解和认同”。
伦理问题范文篇5
【摘要题】专题探讨
【关键词】网络/网络伦……
【正文】
网络（Network），是指由电子计算机、远程通讯等技术联结世界各个国家、部门及个人的高速信息交互系统。它蕴藏了巨大的潜能，但随着网络技术和网络建设的发展，也带来了道德冷漠、人际情感疏远、网民隐私受到侵犯、安全受到威胁等网络伦理问题。也就是说，人们“应该”如何使用网络；怎样发挥其正面效能而避免其负面作用；怎样使人“合理”、“善意”地使用网络技术而不是利用其发生危害，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世人面前。建立相应的网络伦理规范，以避免和制约网络技术被盗用和加入恶意，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任务；而揭示问题产生的根源，无疑有助于认识和把握网络伦理问题的实质，并为网络伦理问题的解决和控制提供有价值的思路。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探讨网络伦理问题产生的根源：
一、网络伦理问题产生的技术内部根源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愈发广泛地承认：现代技术是现代文明得以建立的基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文明的未来将被技术控制和决定。网络虚拟社会伦理问题的产生同样也离不开支撑虚拟社会繁荣的网络技术层面上的根源。
（一）网络技术及网络建设“先天不足”
1.从网络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网络的建立始于军事需要。
1957年美国国防部（DoD）组建了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开始将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并组建了互联网（Internet）的前身：阿帕网（ARPANET）。
在互联网建立之前，并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证，更谈不上对网络辅以必要的人文关怀，这种缺乏论证的表现是：“在科技发展的历程中，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层往往有意无意把伦理因素视为无关宏旨的因素而略去，由此引发了诸多伦理、法律等社会问题。”（注：宋建国：《生命哲学》，《世界科技与发展》（成都），1999，5：P79～83.）事实上，“技术决不仅仅意味着由所谓科学真理决定的正确无误的应用，科技的发展使风险内在于现代技术的构成要素。”（注：邱仁宗：《生命伦理学》，上海出版社，1987，P30.）自然，这种风险也包括对伦理道德所造成的解构与重构。
自从1988年莫立斯蠕虫在Internet上蔓延、造成经济损失不少于1000万美元的事件发生以来，网络伦理问题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而日见突出。
在托夫勒看来，当我们目睹工业文明的机构一个接一个地在无效和腐败的泥潭中崩溃时，我们已经闻到了这种衰亡着的文明“道德”腐烂的气息，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创造一个新的文明”和道德。
我们这里不去研究托夫勒对文明发展过程的阶段划分是否正确和合理，也不去论证究竟新旧文明之间的冲突强度和表现在什么方面，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通过对信息时代众多现象的观察，较敏感地发现了人类道德问题上的新情况，正确地指出了随着人类信息交往方式的变化，人类将出现新的，并且也需要新的道德观念和规范。
2.网络技术的特点易于诱发伦理问题。
首先，网络的快捷、便利和虚拟的特点易于导致大量的不道德、反道德的信息侵犯人们的道德心理，抑制健全道德人格的形成，致使群体道德水平下降。在现实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交往面相对狭窄，人与人的关系主要以家庭、家族、邻里、亲友以及充分放大了的家庭——国家的方式存在和维系着。在熟人圈里，人们至少也要努力做得没有让人说三道四、指指点点之处，丢面子的缺德行为大多干不出来。但一旦进入周围没有熟人的公共社会，那条由熟人的目光、舆论和感情筑成的防线，是很容易崩溃的。
与这一点相联系的，就是一些“私德”尚可的人，在网络的虚拟社会中往往却表现不出应有的公德。相反，“反正没有人认识我”这种意识，恰恰成为一些人无视公德的最好借口。似乎只要避开了对自己有实质约束力的监督、管理者的目光，我干什么都可以。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发现，对不顾社会公德的人、对违纪犯法的人，最常用、最有效，大多时候也最具威摄力的一招，也就是“以毒攻毒”，即“通知原单位”，或公开曝光。这样这些不道德、反道德的信息极有可能通过电子信息手段得以放大，从而成为现实社会中伦理规范难以调节和整合的社会顽症。
其次，年轻一代过多地依赖电脑网络，书本阅读、亲身实践、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弱化，使之获取知识的方式变成一种“快餐模式”；商业化运作的网络公司及时地抓住了人们的这种文化消费心态，为了留住网民，在网络内容上追求流行化、花边化甚至庸俗化，网络和传媒对网络交往的宣传也有很多言过其实之处。其中许多内容很难说是积极的文化消费，这就是网络的传媒运作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网络信息内容被视为网站的馈赠，既然是馈赠，内容的质量就被放在第二甚至第三位考虑了，这种情况在个人网页的情形中也同样存在。整天泡在网络中的人时常容易放弃一些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特别兴趣或爱好。特别是在同一文化传统、同一教育模式、同一“小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日渐趋同，甚至成了“模式化的人”，这就极有可能造成知识匮乏，文化退步及人的道德素质的下降。
此外，网络技术的兼容性使伦理主体无所适从。脱离国家的电子空间不具有建立强有力秩序的能力。我们知道超国家主义在建立电子空间规范方面的否定性意见，那就是如尼葛洛庞帝所说，“大多数法律都是为了原子的世界，而不是比特的世界而制定的，……电脑空间的法律中，没有国家法律的容身之处”，但是，应该由谁来确立电子空间的法律呢？对这一重大问题，大多是语焉不详。一部分人是主张国际网络组织和网民自发的形成规范。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事实，网络组织本身的法制能力是很弱的，它目前的处罚手段无非是断绝交往，从道义上谴责或者给其造成一些麻烦。这种情况的形成不是偶然的。现有的电子空间以因特网国际互联网为构架，而因特网国际互联网原先的设计目的只是便于学术交流，它在性质上是开放的、松散的。有人称它是“无政府主义的乐园。”它在网络上各责任主体的控制方面先天不足，不足以充当自我规范的重任。特别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两个“社会”之中。一个是原子分子构成的现实世界，一个是数字符号构成的网络虚拟世界。现实约束人们的个性，而网络则鼓励、放任人的个性；现实中的人们要承担责任和履行义务，而网络可使人的真实身份隐藏起来，以某种面目来表现自己。网络世界使人们认识到自身的二重性，如何表现自我就看个人的选择。假如人们没有良好的“自律”和严格的“他律”就很容易引发伦理问题。
3.网络虚拟社会结构的开放性是网络
伦理问题产生的结构性根源。
在全球性的因特网国际互联网络上，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一架联网的计算机，与整个网络世界、与所有“网络人”进行交往。网络交往面的急剧扩大，交往层次的增多，交往内容的日益丰富，交往方式的多样化，使得人们的社会关系，包括道德关系日益丰富复杂化了；在网络这样一个开放的信息社会里，人们很难做到在必要时“封闭”起来，以保守属于自己的秘密。当下，网络的开放性使人们很容易在网上交流，网络文化以几何级数的形式发展；网络中形形色色的道德观念相互存在，其结果就是，道德的多源性导致道德冲突等问题孕育而生。
（二）网络运行“后天发育不良”
网络技术自身的“先天不足”，在网络社会的运行中，各种各样的伦理问题便暴露无疑。
1.在虚拟社会中，网络运行规则的制定者是网络建设和使用的主要参与者。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亲自参与游戏，游戏的公平公正也就无法体现。
利用电子函件电子邮件作商业广告型的宣传，这种强加于人的做法会造成别人的信箱充斥无用的信息而影响正常工作。曾经有一位用户有意在因特网国际互联网上用电子函件电子邮件做广告，向诸多的用户，无论是认识还是不认识的，连连发送数封明显商业性的广告邮件，这引起了众多用户的愤恨，很多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自发地一起反其道而行之，向这位“不速之客”发起了正当的“围攻”，几分钟之内就使其信箱膨涨，最终崩溃，而且几天内不让其恢复正常工作。可见，在网络上人们自身已经将网络管理权力接了过来，自己自主、自觉地充当起了管理者。但是、这样的报复性行为确是有悖我们的法律精神和道德标准的。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电子信息网络的出现将改变现有的社会分层，未来社会将出现两大相互对抗的新的阶级或阶层，即掌握可控制信息的群体和不占有信息的群体。前者是网络中的技术强者，而后者为弱者。”（注：严耕.陆俊：《国外网络伦理问题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1997.2.P16.）
2.网络运行具有“数字化”的特点，数字化的最终结果就是“虚拟化”。网络社会的虚拟性是其最主要的特征，在虚拟社会，人们的交往以字符为界，而表现得非常自由。由此，使得许多人将网络视为猎奇与宣泄情绪的场所和寻求隐秘嗜好的同道的途径。于是，在自身不能很好地节制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变得日益淡薄，行为上常常表现出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伦理道德规范不相符和冲突的状况。
3.网络空间不同于现实空间，现实空间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方式受制于各种条件，一定意义上容易规范和控制，而在网络社会中由于网络所采用的特殊离散结构，没有中心和界限、不受到任何组织机构的控制，每个个体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行为模式，这符合个性化价值要求。凡事走了极端，问题就出来。许多人沉溺于网络的初衷是通过虚拟生活的满足回避现实的不愉快，如果他有足够的资源使他能够沉溺于网络中而不至于使真实生活狼狈不堪，他也许最终能够在心情好转之后恢复到正常状态。
然而，网络沉迷和网络沉溺的自我治疗功能的实现是没有保障的。在许多情况下，放纵比自制更容易发生，结果便可能导致一系列网际自我异化现象。
4.无偿使用网络信息系统，导致入网者数量激增，造成“交通拥挤”，激化了网络社会的伦理问题。同时，互联网没有同时态的审计和记录功能，从技术上讲不能有效地对整个互联网进行管理。网络管理的滞后性，导致了网络道德发展随意性。
5.网络运行中，发达国家常常处于支配和统治地位。尽管我们现在要作一个因特网国际互联网的“冲浪者”，只需要一部电子计算机，上网所需的各种软件，一部调制解调器和一部电话，另外还要交纳不菲的入网费和电话使用费。这还只是对个人，对国家和社会而言要建设真正意义上的信息高速公路要花费巨额资金和长期的建设。
在当今世界，信息是种决定性的战略资源，需要在国际范围内交流；实际上，只有发达国家才可能率先进入网络社会，并处于支配和统治地位。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信息过分依赖会潜藏着危险，本国的信息资源得不到很好保护，信息自主权受到危害。印度学者提出，美国向其它国家的信息输出是为了将其所谓的“道德标准”强加于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总干事莫博依说：几家实力雄厚的强跨国公司在信息网络上的称霸程度已接近于文化侵略。后发展国家的文化将受到强势文化的威胁，这无疑为网络伦理问题的解决设置了障碍。
二、网络伦理问题产生的理论根源
网络伦理问题的出现，使人们不得不思考该如何使用网络，但网络技术本身并不能解答或不应该解答这样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超越技术层面，深刻挖掘网络伦理问题产生的理论根源：
（一）现有网络伦理自身存在难以排解的理论悖论
首先，网络伦理的本意是要营造一种体现诚信、公正、“一致同意”的网络环境和网络秩序。但现有的网络伦理规范却是由技术的掌握者制定，他们是与同样技术水平的网络使用者进行某种约定，这种约定是单向的（很少照顾到技术上的弱者），因而是象征性的。
通过网络提供或传播信息的人或集团极多，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地区，具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政治态度、价值观念、生活习俗，其中也难免有一些对社会、国家、他人具有敌对、不满情绪的人，因而网络上所传播的信息主题与内容也五花八门、不断变化，从人身攻击、不满言论、黄色信息、无聊信息、以及不受欢迎的商业广告，应有尽有。这些信息的广泛而无节制的传播，很可能会有损某些民族、国家、地区、团体，或者某些人（如少年儿童）的道德信仰、道德理想、道德规范或风俗习惯，而网络管理机构却极难检查、监控。
其次，现有网络技术中崇尚的尊重知识产权、保守秘密、通信自由等原则也陷入矛盾和循环论争中。这些原则在给予知识产权以保护，保证通信自由的同时，又给某些肆意传播失真的不负责任的甚至危害他人及社会安全的信息提供了方便。目前网络管理部门就很难对网络公民上网调阅现实社会中禁止的诸如黄色信息、反动信息等加以确认、控制。至于通过电子函件电子邮件接受诸如此类的信息，就更是难以管理了。当然，互联网络上的每个用户都是有地址和密码的，但黑客们可以组织网络咖啡馆之类，在那儿可以匿名互联，甚至经营互联网络业务的商人们还提供免费联网，利用这种服务可以在一个月内不透露身份地试用这种新媒体，从这种匿名或免费服务上发起攻击、进行非法网络漫游、不适当地获取信息和享有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就更方便了。
因此必须对网络行为进行必要的监控，但怎样监控，怎样程度地接近秘密才不至破坏秘密，则又是难题。
（二）网络伦理的伦理意味较弱
由于研究起步较晚，人们对网络的理性认识较浅。在更进一步的伦理价值层面上，人们往往会遇到如下困难：首先，网络问题的增长速度之快使得人们几乎没有时间对其加以系统思考解决。因此网络伦理往往在形式上流于琐碎，内容上缺乏价值标准与鲜明的伦理原则。其次，网络伦理研究中一些原先无关道德的问题也以道德问题的面目出现，这相对减弱了其伦理意味。比如在信息标准、网络域名、网址分配等涉及网络应用程度、应用范围的规定中，已经超越传统的伦理标准——“应不应该”，进入到“该怎样”的量化水平。它暗示了要以“科学”替代“伦理”的倾向。也正因此，网络行为主体常会将这种缺乏道德共鸣的伦理规范忽略或置之不理。
（三）当前网络伦理规范在实践操作上困难重重
网络伦理作为对人类特定行为的规范，必然首先要确定是对“什么人”的行为进行约束与调整。但网络行为“规范的对象”与传统意义下的人不同。网络行为具有独特的“虚拟性”。网络的建构，实际上是将人置于“虚拟社会”、“虚拟共同体”的过程。从哲学上讲，“虚拟”的实在与现实的实在是什么关系尚有待于人们的进一步认识。从社会学上讲，虚拟社会具有的运行机制与我们今天社会运行机制之间有什么差异也不明确。无疑，网络的发展是对传统道德规范和法律的一次重大的挑战。
（四）现行网络伦理流于说教
一方面，建立在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规范，由于不适应网络运行的新环境而形同虚设。面对新的网络领域，又一时没有形成新的道德规范，从而大量的网上行为处于既不受旧规范的约束，又无新法可依的真空状态。另一方面，在网络世界，在新的道德规范建设中，会不断受到传统道德规范的抗拒，这种不同规范体系的并存和冲突，必然造成网上行为的两重性。例如，现实生活中要求人们遵守纪律、承担责任，而在Internet中，更强调言论自由和不受控制，不要对任何事情负责。这就造成现行网络伦理流于说教，不具备约束力。
三、网络伦理问题产生的主体根源
前面分析了网络伦理问题产生的技术根源，理论根源和外部根源，仔细分析这一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自身这一最高层次上来，因为人才是伦理规范的主体。
目前，人们对自身存在的物理空间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许多人还没有真正把网络视为人类的生存空间，这些人更多的停留在把网络视为一种技术、一种“媒体”的层面上。但实际上从信息技术、信息工业和信息进入我们生活的实际情况来看，以信息数字化为基础的现代信息内容的多媒体化，信息联系方式的网络化和信息使用方式的智能化为标志，特别突出地显示了信息的特征：信息资源的无损使用和无损分享发展为在世界范围内的信息即时共享；信息资源的积累性导致“信息爆炸”、“多媒体文件”和“虚拟现实”的出现；信息资源的公平性的深化极大地摆脱了由于信息传输不便给人的地域限制，引发了超越物理空间的电子空间的出现，展现了世界大同的美好前景。
而且与对生存空间观念上的淡薄相对应的另一个认识上的极端则是信息崇拜。“如同所有的崇拜，信息崇拜也有意借助于愚忠与盲从。尽管人们并不了解信息对于他们有什么意义，以及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信息，却已经相信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周围的每一台计算机都成为时代信仰的‘真十字架’——救世主的标志了。”（注：西奥多.罗斯扎克：《信息崇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北京），1992，P86.）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破坏网络环境的行为反而成为英雄壮举。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以网络技术为支持的虚拟社会中，“虚拟性”是最主要的特征，“虚拟的本质”就是“数字化”和“符号化”。在网络上，我们看到的和听到的文字、形象和声音变成了数字的终端显现，甚至人也变成了一个符号，或说数字化了。
在网络上，似乎是“符号”与“符号”在进行交往（当然“符号”代表着人），一般情况下，除非对方告诉你，或者你告诉对方，否则交往双方的一切个人信息，另一方都将无从知道。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所引用的一幅画更是精辟：一只正在操作网络的狗对身边的另一只狗说，“在Internet上，没人知道你是一只狗。”人的形象、身份、特性等的“数字化”，使一切好象是进入一个无踪迹可寻的黑暗世界。
在工业社会中“物的异化”是异化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而在信息社会中则是符号异化。在物的异化现象中，主体（人）的创造物本来是主体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创造出来的，是人为达到特定目的的工具和手段。可是，在异化现象中，物却反过来成为了奴役人、控制人的力量，主体成了被动的、可怜的、受制于物的“成分”。本来是以人的尺度为标准而设计的人物关系，在异化现象中变成了以物的尺度为标准的人物关系。可以看出，物的异化现象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反客为主和工具性压倒目的性。虽然符号异化现象与物的异化现象颇有不同，但二者在以“反客为主和工具性压倒目的性”上却是相同的。
以上述观点来审视网络，自然要对人类的前景产生忧虑。从人的角度来看，互联网作为一种异己客体力量，对人自身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诸多的影响和威胁：
1.在技术层面上，互联网以其高科技的优越性俘获并控制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如果人们事无巨细都要跟各类网络终端打交道，人际交往势必弱化，人类的生存方式将受制于网络技术。
2.在控制技术的层面上，平庸的技术官僚成为了国家实际的管理者。所谓平庸的技术官僚是指：一方面，他们是掌握和控制了网络尖端技术的“技术精英”；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平庸的社会管理者。由于在社会管理才能上的先天不足，这类平庸的技术官僚可能作为互联网异化力量的化身，成为阻碍和破坏人类朝人性化方向发展的力量。
3.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网络成为消解和控制大众的工具（例如：对于非典型性肺炎的恐慌很大程度上是从网络上传播开来的）。一方面，人们空前自由地在网上发表自己的思想和言论。另一方面，所有的思想和言论都被西方主流思想意识巧妙地控制。真如这样，互联网不仅不能创造出一个多元兼容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而是一如科学技术在工业社会那样，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消除异端思想和另类声音的工具。
综上所述，人在虚拟社会，人变成了符号，这是产生网络伦理问题的主体根源。
四、网络伦理问题产生的外部根源
网络空间存在和运行是处于一定社会背景下的，因此有必要从外部条件探讨网络伦理问题的产生。
现阶段，人们处理网络伦理问题的外部手段是法律制约。在法律面前，一些网民抱着“我是百姓我怕谁”的心态，肆无忌惮地掠夺他人的智力成果。我们知道，法律制定的本身并非目的，其直接的目的是法律的实行。美国社会学家庞德说：“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实行”。而大量的网络侵权者凭借网络非中心化、可匿名性的特点，可以直面现实社会中的法律而无所畏惧。比如，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因在网络环境下运作成本过高而图有其名，成为纸面上的法律。可见，法律的权威在侵权者眼中荡然无存，无法起到指导人类行为规则的作用，也没有起到强制作用。这无疑使人们的网络行为失去控制，引发一系列伦理问题。
五、结束语
网络是现代进步的一个坐标。尽管网络带给人们种种新奇而又困难的伦理问题，但是它并不像有人渲染的那样可怕甚至可恶。只不过解决这一问题是一个复杂而又系统的工程。网络伦理问题的解决无疑有赖于技术的进步，资金的投入，带宽的增加等手段，但若我们能够“自律”，问题就会缓解很多。技术只有与伦理、法律携手，才能创造出更加人性化的网络世界。但愿我们在充分享受网络带来的美好生活的同时，树立起一种真正的网络伦理意识：“善待网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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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问题范文篇6
随着政治、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信息时代的到来，各种机遇与挑战交织在一起，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如何提高行政效率，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公共管理水平已成为行政管理者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也是行政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社会的发展，无论是经济形态、政治形态,还是文化形态的建设，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行政伦理水平的高低就必然对政府效率产生深刻的制约和影响。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的影响，行政管理领域出现了大量行政伦理失范的现象，如何构建与时代相适应的行政伦理道德体系并应用到现实的行政管理领域中提高行政效率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对效能政府视域下的行政伦理问题进行了研究，具体来说，本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章，基础理论概述。对行政效率和行政伦理的概念及特点进行了分析。
第二章，根据行政伦理的构成分析了行政伦理对行政效率的影响。即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对行政效率的影响、行政组织的道德属性对行政效率的影响、行政运作的道德控制对行政效率的影响。
第三章，依据行政伦理对行政效率的影响，概括了我国当前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并分析了这些现象的成因。
第四章，对如何进行行政伦理建设提高行政效率提出了对策。即加强行政伦理教育与培训，建立行政伦理制度，完善行政伦理监督奖罚机制。
关键词：行政效率行政伦理行政伦理建设
第一章基本理论概述
1.1行政效率
1.1.1行政效率的概念
效率(efficiency)一词在英文中一般理解为“投入产出的比例关系”，一般也称为机械效率或技术效率。行政效率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行政工作人员在处理社会公共事务，实现行政职能和行政目标活动中所得到的结果与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信息、空间等要素之间的比率关系，即政府的投入与产出的比率。从一个政府的产出来讲，行政效率可以分为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微观行政效率可以用特定政府机构或公共组织提供相同单位的产品和服务所需要的相对成本来解释，即具体行政单位管理和服务活动的产出和投入之间的比率。宏观行政效率可以用不同国家中不同的制度安排所引起的总体发展速度来解释。其中，制度安排包括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第三部门的相对规模和相互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结构和职能分工，政府的政策规则及其管理活动等等；总体发展速度既包括经济增长率，又包括文化、教育、社会道德水平等方面的社会发展速度。
1.1.2行政效率的特征
行政效率除具有效率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行政效率的价值判断性。行政效率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效率，关键就在于它在判断上具有价值性。这是因为行政效率是一个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因素在内的综合概念。行政效率虽然也重视行政效果与所投入的工作量或所消耗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之间的比率，但是，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非纯粹自然科学的而是社会科学上的复杂概念，因此，它理应包含着对一定时期流行的社会伦理、道德价值观的应有关怀。可见，行政效果的大小，不仅要看行政组织本身职能发挥得如何，组织目标实现的程度，而且要看其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其他事业发展的促进程度的大小，看社会公众对行政管理活动的满意程度，没有社会效益的保证，再高的行政管理经济效益也是徒劳无益的。因此，行政效率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数量概念，而且包含着对行政效果与行政投入之比较的主观社会价值判断过程。
第二，行政效率具有多层次性。行政管理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行政效率的概念具有多层次性。根据行政管理活动的不同，行政效率可以分为各种不同的层次：从行政效率形式看，可分为具体行政效率和抽象行政效率，前者是由具体行政行为产生的，后者是由抽象行政行为产生的；从行政效率的范围看，可分为宏观行政效率和微观行政效率，前者是全局性的，后者是局部性的，从行政组织结构的层次看，可分为决策行政效率、管理行政效率和执行行政效率。决策行政效率是指决策部门即领导层的工作效率。管理行政效率是指中层干部解决和组织管理问题的效率。执行行政效率是指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
第三，[不悔论文]行政效率具有综合评价性。行政管理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的工程，行政效果是通过每一项具体的行政工作表现出来的，因此，作为最终评价的行政效率显然是对行政管理活动中各项工作的综合评价的结果。具体到行政管理活动，应该包括：计划是否可行，执行是否顺利，决策是否科学，机构设置是否恰当，人、财、物力的组织调配是否合理，指挥是否有力，控制是否到位，行政法规及措施是否正确，执行和实施是否坚决等等。因此，行政效率是对各项工作量度与评价的综合。
第四，行政效率具有迟效性。行政效率的迟效性主要是由于行政管理活动的复杂性和超前性所决定的。大多数行政管理活动，特别是有关国家和社会发展计划的行政管理活动，往往比较复杂而且又具有相当的社会超前性，这些行政行为的效果显然在极短的时间内是难以显见的，其行政效率也因此难以准确地把握。因此，行政效率具有一定的迟效性。
1.2行政伦理
1.2.1行政伦理的概念
伦理，是关于道德的学问。所谓道德，“就是指人类现实社会中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用善恶标准去评价，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维持的一类社会现象”，作为特殊的行为规范，道德的本质是自律，伦理是道德发展的高级阶段，是自律和他律的统一。伦理作为一种道德关系，不仅包含应该怎样的思想和行为，还应包括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思想和行为，即思想和行为的正义性。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伦理要高于道德，伦理要突出“条理”，更具理性层次，更具概括抽象性。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认为道德和伦理是同样的内容，这里简单的区别是文章分析的需要。
行政伦理指的是行政主体（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在行使公共权力、从事公务活动中，所应确立和遵守的伦理理念、伦理行为、伦理规范等。行政伦理是在行政领域内的道德规范和总则，行政伦理的概念应包涵三个基本的内容，是行政道德规范、行政伦理制度和行政伦理价值导向的有机结合。
首先是行政道德规范，这是行政伦理内容中基础的部分，它与行政职业角色相联系，是职业道德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在这里，行政道德规范是从属于行政伦理范畴的，是其基础部分和重要内容，也就是说，行政道德是行政伦理的完整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行政道德等同于行政伦理，更不能代替行政伦理。
其次是[论文之家]作为主干或中介环节的行政伦理制度或管理伦理制度，即组织、管理、制度方面的伦理，主要指行政伦理是一种组织化、制度化的伦理或伦理的组织化、制度化。它是以制度、组织或体制、政策等方式，有效反映和集中概括当前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伦理意识形态。伦理是制度的重要内容，制度是伦理的外在形式，行政体制和组织就是按照一定的伦理制度维系和联结的。行政伦理制度，是行政伦理的内在环节和中介环节，是行政伦理存在和作用的制度保证，也是伦理建设的难点和重点之所在。
其三是作为核心内容和根本的价值观念模式。指的是行政伦理是承载着一定价值观念的伦理观念模式，并为社会提供一套集中表达社会占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伦理价值模式。在行政伦理体系中，如果说行政道德规范是基础，行政伦理制度是主干，那么行政伦理价值观念则是整个行政伦理的灵魂和导向。以伦理价值目标来导向、调控行政主体自身的行为，是行政伦理的最重要特征，是公共行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途径。
1.2.2行政伦理研究综述
关于古代中国的行政伦理思想，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伦理型社会，伦理思想深厚而广博，下面就行政伦理思想选择其重要的来列举一二。
（1）就孔子论文Lunwennet而言，就有“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为政以德”(《为政》)、“赦小过，举贤才”(《子路》)、“修己以安百姓”(《宪问》)、“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季氏》)、“民无信不立”(《颜渊》)；
（2）就孟子而言，就有“君有过则谏”(《万章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梁惠王上》)、“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离娄上》)；
（3）就荀子而言，有“礼之所以正国也”(《王霸》)、“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子道》)、“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修身》)、“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王霸》)、“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王制》)；
（4）此后有董仲舒“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主张，柳宗元的“吏为民役”的思想，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黄宗羲关于做官是“为天下，非为君”的主张，以及他的“天下为主，君为客”、“官者，分身之君也”的思想，王夫之“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的“公天下”思想，顾炎武提倡“清议”，即利用舆论力量来强化道德的主张。
这些思想言论，都是从不同侧面为创建一个合乎理性和正义的社会而提出的行政伦理方面的建议。这些思想观点，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它们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同时，总结来看，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有以下主要特征：重教化职能而轻管理职能；重个人品行而轻行政实践；重个人操守而轻角色伦理。这些传统行政伦理对今天的公务员的行政伦理道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本文后面的章节还会具体的论述。
另外，行政伦理在西方国家有着长久的历史，纵观西方国家的行政伦理发展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萌芽阶段、初步发展阶段和成熟发展阶段。
（1）萌芽阶段（19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20年代末）
最早认识到行政伦理问题的是英国著名学者伊顿（DormanB.Eaton），1880年他在《英国公务员考试》一文中很明确地把公务员改革作为一个基本的道德行为。而美国最早关注行政伦理的是美国行政学者威尔逊，他在1887年的《行政学之研究》中提到文官制度对公共行政伦理的影响。
（2）初步发展阶段（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末）
1936年，高斯、怀特和狄莫克合著的《公共行政新领域》一书问世。高斯(JohnGous)主张行政官员应有较大的自由决定权，提出行政官员向谁负有自由决定权的责任和自由决定权的裁决责任的含义等；狄莫克(Dmock)也看到了自由权的增长，他也主张允许行政官员拥有更大的自由决定权，但他们决不是要行政自由决定权的任意膨胀，而是主张对其控制。对于控制的方式出现了两种意见，即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以赫尔曼·芬纳（HermanFiner）和卡尔·弗雷德里克为代表人物。
（3）成熟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至今）
这一时期对于行政伦理的研究到了成熟的发展阶段，从研究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提高。约翰·罗尔斯（JohnRawlsLunWen）倡导社会平等，并且使之成为新公共行政运动的核心概念。专家学者们主要从四个主题对行政伦理进行了深刻的讨论：第一，公民权和民主理论（CitizenshipandDemocraticTheory）；第二，德性伦理（VirtueEthics）；第三，奠基思想和美国宪法传统（FoundingThoughtsandtheConstitutionalTradition）；第四，伦理教育（EthicsEducation）。
国外的学者开展行政伦理研究时间较长，而且在西方公务员制度建设中经过了实践的长期检验，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第二章行政伦理对于行政效率的影响
行政伦理是行政活动中的诸种伦理因素及其作用和结果的总称。它是政府过程中的伦理、是行政人员职业伦理、是国家机关以及公务员道德规范的总和。主要表现在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行政组织的道德属性和行政运作的道德控制三个方面。
2.1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对行政效率的影响
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是指行政人员内在化的职业道德品质，主要包括对行政工作的高度的道德责任感和廉洁奉公的道德操守。高度的道德责任感，使行政人员能够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廉洁奉公的道德操守，则使行政人员能够正确地行使手中掌握的权力，而不是以权谋私。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的这两个部分，对于提高行政效率有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如果行政人员没有对于行政工作的高度的道德责任感，不把做好行政工作作为自己应尽的道德责任，那么，他就可能玩忽职守、消极怠工、出勤不出力，其所做的工作的量和质都可能难以令人满意；如果行政人员不能廉洁奉公，那么，公共权力就会蜕变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国家对公共领域的投入就可能被转移到私人领域，从而导致公共产出的减少。此外，在行政人员具备一定的道德素质的前提下，可以运用道德激励的方式，有效地激发行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从而提高行政效率。
2.2行政组织的道德属性对行政效率的影响
行政组织的道德属性是指行政组织在设定组织目标、设计组织结构、进行组织变革等时均要遵循正确的道德轨道，以使其显示出应有的道德品格。组织目标是行政组织所预期的最终结果，或者说是行政组织为之奋斗以争取实现的一种未来状况。一般认为，行政组织以实现社会公益为目的，而社会公益性，就是对于行政组织目标的道德规定。实现杜会公益的最大化，是行政组织的应有效率。而如果在设定行政组织目标时偏离了道德轨道，就会导致行政组织目标的错位，即可能以私利的满足置换社会公益的实现，这显然会降低甚至取消行政组织的应有效率。行政组织结构形成行政组织的基本框架，规定行政组织的法定权力、职责及行政组织中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设计行政组织结构时，必须坚持公平、公正的道德原则。如果违背公平、公正的道德原则，就可能因人设岗、职责不清，或有意造成部门之间的权力与利益的不均衡。而由于结构是功能的基础，如此设计的行政组织结构，会导致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以及部门扯皮，这必然影响到行政组织的功能不能得以充分发挥，从而降低行政组织的效率。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行政组织为了保持自身的一体化进程并有效地发挥其社会职能，有必要适时地进行或大或小的变革。行政组织的变革关系到组织成员之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而权力与利益之再分配是否合理，则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正确的道德指导。离开了正确的道德指导，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就可能演变为一场争权夺利的大混战。在这样的混战中，不道德的行政组织成员可能倾向于不择手段以谋取较多的权力与利益，这就可能改变行政组织的性质，致使行政组织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挥其功能和作用，从而导致行政组织应有效率的下降。
2.3行政运作的道德控制对行政效率的影响
行政运作的道德控制是指日常行政工作的进行以及行政组织内部上下级之间关系的处理等，都需遵循相应的道德原则。一般而言，现代行政工作必须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但有不少具体的行政工作，可能法律、法规并没有予以明细的、直接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机关如何作出和实施行政决定具有一定的自由度，这就是所谓行政自由裁量问题。在行政自由裁量问题上，行政机关当然首先要本于对法律精神、法律理性的理解，但法律精神或法律理性以公平、适当、正义为核心，因此，行政自由裁量问题实质上又是一个道德问题。没有正确的道德准绳，行政机关在行政自由裁量领域就可能因法律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而钻法律的空子，从而导致不能达到应有的行政效率。行政组织内部的上下级关系也离不开道德的维系。因为如果没有道德的维系，上下级关系就会被扭曲为伤害行政效率的不正常关系。缺乏道德意识的行政领导，往往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面对这样的领导，下级则可能倾向于阿谀奉承、吹牛拍马。任人唯亲会导致高素质、能力强的行政人员的流失，而阿谀奉承、吹牛拍马的行政人员则不会重视行政工作的质量和业绩。这样的上下级关系，显然是与提高行政工作效率的宗旨背道而驰的。
第三章效能政府行政伦理的取向
正如上文所述，公务员的个人道德素质、行政组织的道德属性、行政行为的道德控制都对行政效率有着重大的影响，行政伦理对效能政府的创建起着重要作用，效能政府的行政伦理取向是新时期创建效能政府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总体说来，效能政府行政伦理的取向主要包括勤政为民、公平公正、务实高效、团结创新，这些价值取向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政府运作高效。
3.1勤政为民
勤政为民的内涵是指勤勉敬业，忠于职守，实实在在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服务。在中国现阶段，国家、人民和职守的内涵与古代封建社会的内涵有其本质的区别。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合法公民，职守是为人民服务的事业，因而应该提倡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为人民服务的事业。效能政府行政伦理的价值核心是勤政，即在廉政价值基础上做到“勤勉于政务，敬业为民”，是对公务员的伦理道德要求，是公务员做好本职工作具备的最基本的思想道德素养，也是为人民服务思想在行政伦理上的集中体现。这要求公务员在思想深处树立公仆意识，在行动上贯彻我党的群众路线，真正把人民群众看作我们的衣食父母，是我们党执政的基础。公务员只有通过勤于习政，勤于调研，主动积极开展工作的勤政途径，才能达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目的。
3.2公平公正
公共行政活动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社会目标，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一种社会目标的合理调整和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的组织体系，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应始终把实现和维护社会正义视为其价值目标。我们强调公共行政的效率原则，并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效率就是一种公正，没有效率显然有失公正。但是公共行政与市场原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市场和政府是两个不同的活动领域，市场中发生的是个人选择行为；政府是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公共服务的公共生活领域，发生的是公共选择的行为。在市场中，遵循的是有限的公正、公平的游戏规则，体现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和平等性，但在这有限的公正的背后却隐藏着由于复杂的自然、社会因素影响而造成的起点和机会的不平等及用于交换的物品获取方式的不平等，因而它不可能成为社会生活的普遍准则。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它追求的是实质的社会公正、整体公正，既关注公正的结果，也关注其起点和过程，既关注经济生活公正，也关注社会政治和精神公正。在对待效率方面，市场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公共行政以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为宗旨，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追求公正是公共行政的首要原则，价值取向，最终要求达到的是在坚持公正的前提下促进效率和有效率地促进社会公正的目标，理所当然经济效率只有同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相吻合时才有正向的意义，只有这样的效率才是一种美德，没有正向意义的效率给社会虽有可能带来暂时的效率，但最终必然给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邓小平指出：“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正是在此种意义之上的论述。因而我们认为，保证公共行政的公正价值优先，在此基础上获得行政效率，然后以效率促进行政公正，使得公正与效率达到“双赢”，是效能政府下内容之一。
3.3务实高效
效率不仅是经济学概念，也是一个重要的伦理学概念。其主要是指资源的有效使用和有效配置。由于资源始终是有限的，因而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大作用的高效率既是经济学的标准，也是伦理道德的标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腐败官员冠冕堂皇的依据现有政策延迟政策的执行，使拖延办事时间往往成为敲诈勒索的手段，经济实体想要迅速办理有关事宜，则首先须向他们行贿。这无疑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办事难、办事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低效率成为一些公职人员索贿受贿的资本，这不仅加大了社会的投资成本，而且破坏了社会的投资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效能政府下的行政伦理必须体现务实高效理念，必须高度体现效率的思想，引入竞争机制，最大限度的消除因制度缺陷而带来的行政个体伦理的丧失。
3.4团结创新
团结协作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组织之间及组织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为广泛、复杂和密切，就要求组织之间和人与人之间共同协作进行物质资源、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的交流，以充分发挥组织自身的优势。行政管理组织的各级政府以及公务员之间也应如此。在政府内部，团结协作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公务员上下级之间，公务员同事之间，公务员与群众之间关系，特别是在行政国家化的今天，政府要想高效地实现行政目标必须动员各放力量，加强与社会各种力量的协作，在团结协作基础上，积极地去开拓，去创新。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今天，随时都会遇到新问题，新矛盾和新困难。这就特别需要担负社会管理重任的公务员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出解决新问题的新方法，实现工作的创新，真正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第四章效能政府视域下我国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及其成因
行政权力本来是一种公共权力，它所涉及的对象是公共事务，其所追求的是一种公共利益，其运行过程也称作公共管理过程。在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行政主体往往会置行政伦理的规范和原则于不顾，导致损害公共利益的现象时常发生，公共权力经常被用来满足私利。这种情况就叫行政伦理失范。随着政治、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信息时代的到来，各种机遇与挑战交织在一起，给政府工作提出了新情况、新问题、新内容，行政管理再也不是“城邦政治”。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如何提高行政效率，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公共管理水平已成为行政管理者所追求的重要目标。在处于复杂多变的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意义重大。
4.1当前我国政府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
行政伦理属于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范畴，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虽然不直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但却负有管理监督和服务市场经济的功能和责任，这在客观上要求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要有为人民服务、秉公办事、敬业爱岗的职业伦理道德。特别是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的经济转型要求行政伦理转型同步进行，但是目前的行政伦理现状却是这样一种状况，即新的行政伦理规范尚未普遍形成和认同，原有行政伦理观念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受到冲击，致使传统的行政伦理标准失去了感召力，因而造成了大量而普遍的行政伦理失范现象。在社会转型期，行政伦理失范现象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集中表现在行政权力寻租化和政府信用缺失两大方面。
4.1.1行政权力寻租化
市场交换原则侵入公共行政领域，寻租型腐败现象频繁发生。部分公务员利用制度漏洞和手中权力为自己牟取高额利润，国家法律法规形同虚设。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联系群众比较差、官僚主义明显。根据我国政治制度的本质，民众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权力是民众赋予的，公务员是民众的公仆。因此，权力属公，用权为民，是公务员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但是，现实生活中一些“公仆”既没有公权意识，更没有公仆意识。相反，许多公务员特权思想严重，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把自己手中的权力看作是高人一等的依据和搞特殊化、谋取私利的工具，把自己的社会责任抛到了脑后。因此，现实生活中出现这样的二律背反也就不以为怪了：干部的交通工具先进了，但与群众的距离却远了，干部的文化素质提高了，但却不会做群众工作了；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群众对干部的意见却增加了。
第二，务实精神比较差，形式主义明显。坚持实事求是，从政务实，既是我党的思想路线，更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处理政务的基本道德要求。但是现实生活中许多地方和部门却热衷于搞形式主义，追求个人或地方、部门的“功名”和形象。有的干部做工作，不去领会中央精神，也不去了解下情，习惯于做表面文章，喊口号；有的沉湎于文山会海，应酬接待，不能深入基层；有的热衷于沽名钓誉，哗众取宠、应付上级、应付群众；有的搞各种名目的所谓“达标”活动，形式上热热闹闹，实则劳民伤财；有的只说空话大话、不干实事；有的报喜不报忧，掩盖矛盾，以致酿成恶果……
第三，敬业和进取精神比较差，享乐主义比较明显。在我国现实生活中，虽然不乏勤政为民、忠于职守的好领导、好干部，但是，缺乏敬业精神、没有责任心和义务感、一心追求个人利益和个人享乐的人也比比皆是。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六大前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861917件，结案84276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150人，其中开除党籍137711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追究的37790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这些人遵从传统行政文化中庸俗的“官本位”思想，一切为了权力，一切为了做官，并且把手中的权力当作谋取私利、贪图享乐的本钱和手段，因此，利用职位便利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作风漂浮、生活腐败。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既背离了公务员应当遵守的起码的道德要求，也为党纪和国法所不容，是社会转型期行政伦理失范的最严重的表现。
第四，全局观念比较差，本位主义比较明显。不少公务员本位主义、分散主义意识滋长，不能正确地处理局部与全局、下级与上级、个人与组织的关系。比如，对上级的方针政策和指示，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对待同级单位和个人则以邻为壑、互相制肘，对自己有利的争着干，对自己不利的则踢皮球；为了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和小团体利益，甚至不惜损害国家的利益和其他组织与个人的利益。在我国，各个层次、各个领域的国家机关一般都是法人单位，相对独立的法人利益往往使一些行政单位形成牢固的小团体主义思想，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下，一些公务员在社会比较中出现了较强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失落感，于是，在本团体与其他团体、与国家利益的分界处，极力地维护本团体利益，有的甚至利用本单位的职能权力去谋取小团体利益，损害国家和其他团体利益。其极端表现是法人犯罪。比如，以行政单位的名义经商办企业、以政府的名义乱摊派、乱收费、乱提成、乱处罚、乱搞赞助等等。更有甚者以单位名义利用职能权力进行侵害国有资产、行贿受贿、走私等违法犯罪活动。
4.1.2政府信用缺失
政府信用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上来讲，政府信用是公众对政府信誉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是公众对政府本身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誉的心理反映；同时也是政府在维护和构建社会信用体系中所担负的职责，表现为其是否为社会提供信用环境。狭义的政府信用概念仅指政府行政行为本身的信用，不包括政府为社会提供信用环境。本文所分析的政府信用指的是狭义的政府信用。
第一，行政规则随意多变。立法和决策是行政行为的首要环节。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不从实际出发，不深入调研，不考虑时代的发展变化和政策的长期适应性，仅满足于本届政府的任期，搞短期行为，出现“一届政府一套政策”、“新官不理旧事”，继任政府不对前任政府的执政情况负责。一些地方政府在研究决策时，不广泛吸引各界公众的参与，缺乏相应的科学性、可行性，导致制定的政策“朝令夕改”，民怨纷起。政府及有关部门政策多变，政出多门，甚至政府随时收回“解释权”，说变就变，常常令当事人无所适从。这在行政许可和审批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二，行政行为公信受疑。政府在重大社会管理活动中随意承诺，出尔反尔，“口头一套、行动一套”，不按协议、合同办事，行政机关不能及时有效公开行政规则以及其他理应公开的社会公共资信，也是政府信用缺失的重要表现。目前，政府行政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严重存在。在信息传递上，社会组织和个人处于弱势，而政府的很多决策、法规、程序等行政信息却不能及时得到公布，这种现象加剧了政府信用的下降。行政机关应该充分注意到，现在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如果从官方得不到权威消息，公众可以通过其他多种渠道获知所谓“小道”消息。政府在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上躲躲藏藏，必然会造成谣言满天飞。事实证明，社会实际存在的信息与公众能够得到的信息不对称，大道消息和小道消息的信息不对称，其后果只会使政府公信力受损。
第三，行政执法方式简单粗暴。受传统权力观念的支配，一些地方政府对政府信用问题认识不够，他们认为政府权力可以随意行使不受制约，甚至认为为了公共利益行使职权可以不考虑信用问题，以至于自以为是，吃、拿、卡、要，为所欲为。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对市场经济中的不法行为及失信行为打击不力，监管乏力，致使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广告、上市公司造假、恶意欠账逃债、银行呆坏账、偷漏税、走私骗汇等现象大量存在，引起人们对政府能力的怀疑。一些基层政府部门“官本位”思想严重，法治观念淡薄，对抗、藐视“法律”时有显现。在行政执法领域，我们的一些执法机关平时疏于管理，一旦出了人命，有了领导指示，或者舆论批评了，才似乎如梦初醒。行政执法不注重于长效、动态管理，动辄采用运动式的方法，试图一蹴而就。这样使群众对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能力、信用产生怀疑。运动式的执法方式，在社会发展瞬息万变、市场交易频繁复杂、违法行为层出不穷的今天只可偶尔为之，而日常执法运作机制的形成才是最重要的。
4.2当前我国政府伦理失范原因分析
4.2.1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文化的影响
第一，在传统的政治伦理文化中，突出道德管理和道德教化的作用。在古代中国，政治、行政、伦理的关系是难解难分的，但核心是伦理秩序，注重“关系”和“人情”，法律和个人权利似乎是附带品，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国传统社会不是法治社会也不是人治社会，而是礼治社会。在传统习俗中，强调“礼”和“秩序”，而不是法律、法规，也没有契约的意识。所以到今天，许多公务员仍受到“人情”、“关系”的影响，办事情要“凭交情”、“讲面子”，而不是按照规章制度去办事情，因而陷入行政责任冲突中，不知如何抉择。
第二，在中国主流的政治伦理文化传统中，主张人性本善的理论。第一个提出了系统的“人性善”理论的是战国时期的孟子，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在后天可以更好地培养人的优良品质，重在对人性本善的引导和修养的提高，对个人道德修养寄予很高的希望，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是以人性本善为主流的，所以今天的中国对人性的判断也是以人性本善为主的，期望人自身具有很高的自觉性，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过程，但却忽视或避开了人性恶的方面，在面对权力和利益的诱惑时，使人性恶的一面凸现出来并占了上风。
第三，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注重个人道德修养，而忽视公共道德建设和制度道德建设。中国是注重个人道德和修养的国度。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指出：“我国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他认为中国道德发源虽早但都是私德，尤其儒家学说，十之八九为私德。这个问题在传统官员道德上表现的更为明显。儒家学说中有大量的文章是关于君子之德以及如何来修身养性的，而对于整体的公共道德和政治制度道德的学说却很少。人们把社会繁荣昌盛的希望都寄予“明君”和“好官”的身上，而不是良好的体制和整体上的道德建设。所以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所强调的大多仍是个人的品德、修养，克己奉公。然而在社会环境的冲击下，往往个人的道德是脆弱的。与个人道德相比较，体制的道德性对于维持社会秩序、规范社会行为具有优先地位。政治体制的道德比个人的道德作用更大，也更稳固。
第四，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突出忠于统治者，而忽视了政府与公民的契约关系。传统的封建政府职能主要是统治职能，要求全国上下一致“忠于君主”，“服从天理”，统治者支配一切资源，所有官员都是为统治者服务、效力的。这种思想传统也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中国人的观念。虽然在宪政原则上要求公务员为人民服务，强调政府及其公务员的权力是人民所赋予的，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政府掌管着资源和公共权力，公务员的工资在形式上也来自于政府（实际上是纳税人），所以容易造成一种错位，使得公务员认为自己应该为“政府服务、上级服务”，对人民只是管理和命令，而不是公民本位的思想。这就易造成权力滥用、利益分配不均，产生行政责任冲突，使公务员陷入行政伦理的困境。
4.2.2现代官僚制的技术化、科学化
在公共行政的领域中，根据科学的技术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官僚制体系就如一架庞大的机器。在这个官僚体系中，“官僚”即行政人员成了官僚体系运作的必要的补充因素。就如一条汽车生产线、一个工厂、一个车间，把众多的工人集中在机器的某一部位，重复着单一化的机械动作，目的就是高效生产某一产品。因为根据工具理性的原则和科学精神，在政治活动中和公共行政活动中所需要的科学态度就是排除价值因素的干扰。所以在由政治家和通过行政人员建立起来的官僚制体系中，就行政人员作为公共行政领域中的专家而论，他们仅仅是已技术官僚的面目出现，是官僚体系这架机器的齿轮，是无意识的行政人，官僚体系的形式化和客观性就是他的行为的客观性的保证，如果他在自己的行政行为中介入了个人的意识，反而会破坏了这个官僚体制对行政效率的追求，会破坏官僚体系的客观形式的设计原则。
可见，在官僚制的技术系统中，人必须完全从技术的视觉去看待事物，完全受制于技术的视野，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技术的需要去行动。以致于现代政府中一切出了任何一种类型的问题，也总是根据技术化的思路去谋求解决的方案，当行政人员滥用权力而腐败时则寻求可以技术化的法制；当出现官僚主义时则谋求机构改革和组织重建的技术支持；等等。从而陷入了对科学和技术追求的怪圈中，也就是说，越是谋求科学化技术化，出现的问题也就越多，而出现的问题越多，就在谋求科学化技术化的解决手段方面表现地越迫切。根本原因就在与，官僚制在整个公共行政的领域及其权力运行机制中，排除了人的价值和人的行为主体意义。在这种管理体系中，已经没有人了，存在着的只是官僚，他们的责任只是管理体制的责任，他们自己对社会已经没有任何责任了。所以他们成了专事钻营的官僚主义者，成了公共利益的蛀虫。这一切同时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又进一步推动了道德价值衰落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官僚制陷入矛盾冲突的困境就不可避免了。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马克斯·韦伯在经典意义上所提出的官僚制是一种“理想型”的官僚制，它更多是种理论上的抽象，在现实生活中却是难以企及。而各个国家所表现的常态，要么是官僚化过度，要么是官僚化不及。一般而言，前者是发达国家官僚体制常有的弊端，而后者则是发展中国家行政体制的通病。
当代西方各国行政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政府的僵化、迟钝、缺乏创新精神和学习能力，它属于官僚化的过度发展，是“制度过剩”，产生这些问题的深沉原因是过度官僚化和后工业社会激烈变迁的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在中国转型社会中“二元”结构并存的特点在行政管理领域也得以充分体现：法理型权威尚未完全确立，政府过程中的体制化、人格化和结构化并存，行政行为不规范，行政低效与腐败，组织活动的非理性化，管理方式的人格化，民众的契约、理性和法制意识淡薄等等。所以，我国行政体制目前最缺乏的是法制效率、专业化和理性精神，官僚制举起理性和逻辑的旗帜，批判和否定了产业革命初期靠个人专制、裙带关系、暴力威胁、主观武断和感情用事进行管理的做法。因此，在西方各国因为官僚制的弊端而大势叫嚣“摈弃官僚制”的时候，中国却恰恰需要为官僚制化的不足补课。目前，我国尚急需借鉴理性官僚制的制度设计，着力建构一个权责明晰、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和办事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以推动经济增长和缓解物质短缺。
4.2.3良好行政运作的制度缺失
社会转型时期即既具有传统社会行政模式的一些特征又具有新社会行政模式的一些特征，且明显带有新旧并存的特点。在过渡社会变迁过程中，建立在传统经济基础上的旧有的权力基础逐渐分化，新的权力基础没有完全成长起来，权力机关不能及时有效地行使法律的权利，权力滥用的情况就时有发生。就我国目前的行政运作，就属于这种情况。
第一，利益驱动和利益协调机制的不完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形成一个以利益导向为核心的社会动力系统，在此系统中人们相互竞争，运用各自可以依靠的资源和优势来获得个人利益。行政人员的最大资源和优势就是手中的公共权力。由于缺乏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利益驱动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在原有社会分工体系中居于较高地位、而待遇相对较低的行政人员为了获得与此相适应的经济收入，便很容易想到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来为自己谋利益。因此有人提出效仿新加坡高薪养廉。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使政府职能发生错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政企不分的格局并未从根本上打破，政府职能转换尚未到位，行政权力在社会经济建设中仍处于支配地位，在各项经济活动中到处可以看到政府的影子。在这种政府职能错位、行政管理权无限放大、而制度又不规范、不完善的情况下，必然会导致权力商品化和滋生权力设租、权力寻租行为。
第三，法律制度的构建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的制订和完善还需要一个过程，法律机制上还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惩治机制还不健全，使得腐败分子有机可乘，腐败现象层出不穷。还有法律、法规执行不力，尤其是行政权力有时会介入司法与执法过程中，导致行政权力的失控。
第四，权力监督机制软化。现行监督机制在内部结构和运行过程中还明显存在一些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监督效能的发挥。主要表现为: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有力，而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十分薄弱；事后惩罚较为偏重，事前防范和事中控制工作做得不好；权力结构内部监督较为严密，外部监督比较缺乏；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主观随意性监督。权力约束机制的缺少，使内省条件不够充分。
第五章效能政府视域下我国行政伦理建设的对策
行政伦理的良性运行是指行政伦理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普遍、有效的认同、接受和实践。行政伦理的良性运行是需要在多种道德参数的综合作用中实现的，行政伦理建设作为一种现实的实践活动，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同社会实践活动的其他方密切联系并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直接影响伦理道德发展变化的因素有很多，因此，虽然我们建设的是伦理，但建设活动绝不能局限于伦理范围内的活动。
5.1加强公务员的伦理教育与培训
公务员的道德自律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道德认识上的自觉。即公务员对行政伦理规范的遵循，并不是对外在要求的盲目信奉和被迫执行，而是建立在对道德必然性深刻认识基础上的理性自觉。其二，情感上的自愿。自愿的情感在行政伦理良性运行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公务员把根据自己所选择的道德价值目标去行动，视作一种乐趣、需要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因而能和道德认识一起融合成坚定的道德信念，成为其道德行为的动力。其三，行为上的自主和自择。这包括两方面的涵义。一是把一般性的伦理规范化为具体指令的自主性；二是在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伦理规范中做出选择的自择性。即在复杂的道德生活中，公务员能够根据主客体的价值关系，正确判定道德规范的等级，勇于选取最值得选取的道德价值，遵循最值得遵循的伦理准则。
伦理教育和培训就是使教育者接受其道德价值和道德要求，并最终转为自觉的道德品质和道德人格的过程。伦理教育与培训的目的是为了使行政人员做到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公开、公正地行政。通过伦理教育与培训使国家公务员在行政素质诸方面进行的自觉的自我改造、自我淘冶、自我锻炼和自我培养，并在此基础上达到公务员思想道德境界的要求。作为国家公务人员只有具备自觉的认识和自觉的行动，严格要求自己，进入“慎独”的境界，洁身自好，固守行政道德规范，才能把握自己，审视自己，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针对目前公务员行政伦理意识薄弱的状况，要借鉴国外做法，通过定期培训、日常强化、个案解剖等多种方式，提供他们对行政伦理的认知水平，使他们认识到行政伦理是为政之本，树立正确的行政伦理观。
5.1.1加强行政伦理教育、培训法制化建设
我国公务员教育、培训制度己比较规范，当前应制定与《公务员法》相结合的培训制度及细则。同时应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因地制宜地进行公务员行政伦理教育和培训。在方式上应该灵活多样，脱产和在职相结合，定期和临时相协调。
5.1.2积极发挥榜样作用，选取符合政府需要的价值观
公务员和领导干部要向榜样看齐学习，强化正面典型的示范诱导作用。同时教育者应注意选取一些永恒性的价值，如公平、正义、利他、克己、为民、诚信、忠诚等观念，为教育提供前提条件。
5.1.3重视思想教育，将传统与当代教育结合起来进行
在社会转型时期，更应重视加强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使广大公务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行政道德重建奠定扎实的思想基础。同时，注意传统行政道德教育与当代行政道德教育结合，在教育中继承，在继承中创新。
5.2推进公务员伦理制度建设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大一部分是靠道德来调节的，但道德并非是全能的。道德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靠个人自觉遵守伦理规范，如果有人不遵守，那么他只会受到舆论的谴责，而一般不会受到物质利益损失或法律方面某些强制性的惩罚，于是有些品质恶劣的人就不会在意这些。因此道德对于那些品质恶劣的人可以说发挥不了什么太大作用。行政伦理也是如此。广大行政人员掌握着或多或少的公共权力，他们多数是遵守职业道德的，但并不是全部如此。倘若权力落到了道德恶劣者手中，就极易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就会损害广大人民的利益，给政府造成极坏的影响。因此，对行政人员的道德行为一定要用法律加以约束，以匡正其行为，使其真正履行公务人员应尽之责。
5.2.1进行伦理立法和伦理制度化建设
当代世界各国行政伦理建设的重要趋势之一就是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的制度化。行政伦理建设的制度化的根本手段就是伦理立法，制度和法律在本质上与道德是一致的，或者说法律和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强制性的道德规范。从法律产生的历史过程看，法律是经由原始习惯、不成文的习惯法、国家法律几个阶段逐步产生的。所谓“习惯”就是原始伦理状态下的习惯，就是以道德为实体基础的习惯。我们可以看出，威严的国家法律背后，支撑点却是道德。实际上，法律是最低(或基本的)道德要求，立法就是对一个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因此，行政伦理法制化、制度化是保证行政伦理实现和落实的必然规律。行政伦理立法和制度化可以让行政官员知道什么是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使其有正确的行政道德价值定位和价值取向，为行政人员解决伦理冲突提供一般性的指导，也为惩罚违背最低道德要求的行为提供了依据，做到有法可依。把伦理行为上升为法律行为，使伦理具有与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同等地位的法律效力和作用。在现代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伦理规范被纳入到社会的法律规则体系之中。
5.2.2加强政府信用制度建设
政府信用制度的缺位，会导致政府的行为失去控制和约束，效能政府无从可言。因此，政府信用制度建设是行政伦理制度建设的重要环节。
第一，提高公众政治参与程度。疏通社情民意充分表达的渠道，要使社情民意得到充分的表达，使各种利益群体都能获得表达意愿的机会，使利益冲突的各方面都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免受歪曲和替代，就必须建立渠道通畅的民意表达和整合机制，如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政治协商制、信访制等已有的制度化民意反映渠道；建立现代听证制度、民意测验制度、舆论调查监督制度等；政府热线要通畅，听取群众意见要回应；提供确保利益相关方、受损方能够参与决策过程的平台。
第二，实现决策过程的公开透明。决策过程中的公开透明，是建立民主科学决策机制的前提。政府决策过程的公开透明，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实现科学民主决策必须建立健全的规则和程序。具体而言，重大公共决策的讨论情况和阶段性方案都应当及时对社会各界公布；凡是涉及公共利益的决策，都应该向社会公开；凡是涉及局部群众利益的必须让有关群众知道，不应该在有关利益群体和公众不知情、未参与意见的情况下，就做出影响其权益的决策。
第三，建立公务员及行政机关的信用档案制度。建立公务员的个人信用档案，记录其在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的信用状况，如程序是否合法、处事是否公正、为人是否诚实、遇事是否廉洁等，并以此作为其考核、奖惩的重要依据。同时，还要以公务员的个人信用档案为基础，估量和评价所在行政机关的信用状况，并通过新闻媒体对社会公布。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公务员行政道德的完善，更有利于打造良好的政府形象。
第四，在公务员考核中加大道德赏罚力度。在我国，特别是处在社会转型期，由于对行政伦理的评议、咨询、监督机制的建设不注重，行政伦理缺失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有必要在现有监督体制中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伦理咨询、评议机构，这一机构应同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平行行使职权，可以挂靠在各级人大，以便直接对政府各级官员实行有效的监督。设立行政伦理评议、咨询机构，应主要负责对公务员进行行政伦理教育宣传、咨询、评议和监督。可以采取群众伦理评议和伦理建议，也可对公务员进行质询、训导、警示以及鉴定，并且把行政伦理评议、咨询机构的伦理鉴定等作为公务员工作状态评价的基本依据，直接跟公务员的任职、职位升降、奖励等挂钩。在对公务员进行职务任免、升降、奖惩时，依靠行政伦理评议、咨询机构所提供的公务员伦理情况，任用有德者，提拔和奖励那些伦理模范，而不用或惩罚那些品行不端、行政伦理不良者。在选择任用公务员时，不仅要用道德准则衡量他们，也要严格审查他们的背景和品质。对已经任用的公务员，如果发现违背行政伦理法规和准则，必须进行罢免，以警示所有在位的公务员，以利于公务员洁身自好、廉洁奉公，这样就可以形成趋善避恶的行政伦理氛围，有助于维护权力职位的公共性，有助于保证公务员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公共利益，也增加了行政伦理咨询、评议机构的权威性，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伦理体系提供了保证。
5.3建立完善行政伦理的监督奖罚机制
5.3.1完善行政伦理监督机制
行政伦理作为对行政人员的约束手段，其本质特征在于行政人员的自律和自觉，但是，行政人员的自律和自觉不会自发形成，除了需要进行行政伦理教育和培训之外，还必须进行强有力的威慑和有利的社会监督。良好的行政道德和习惯只有在外在监督和内在修炼综合作用下才能养成。从行政监督的方式上看，我国目前主要有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政党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从行政道德监督的有效性而言，主要应依靠两个方面的监督：一是组织监督，主要包括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政党监督等几种形式。组织监督主要是在行政人员发生了违法、违纪的行为之后进行的法律或纪律上的处罚和处分，具有事后的性质。二是社会监督，这主要包括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社会监督主要是在不良行为未发生之前的监督，具有事前的性质。
第一，组织监督。立法监督，即法律监督，它的目标是逐步使行政人员道德要求法规化。当前的状况是对领导职务的公务人员监督力度不足，越是高级公务人员对其监督越是不足。这就要求我们要建立一个切实可行、有效的监督管理制度和机制，做到权力行使到哪里，监督活动就延伸到哪里，依法制权。同时也要加强人大的独立性，以权力制约权力。司法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检察院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享有监督的权力，法院通过行政诉讼或刑事诉讼对具体行政行为或犯罪行为进行监督或惩处。行政监督也就是行政机关自身的监督。行政监督包括行政监察和审计等专门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内部自上而下进行的业务监督以及人民政府对其所属部门和各级政府工作进行的层级监督。此外，还有党的纪律监督、组织监督以及派监督。这些都是组织监督，希望发挥组织自我调适、自我完善功能，力求率先由组织督促行政人员履行行政道德。
第二，社会监督。群众监督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具体体现。行政管理活动处于群众监督之中，可以防止管理权的私化。行政人员也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为此，应该创造更多的途径和机会，使广大人民群众得以参政、议政。例如，要充分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赋予行业协会以监督检举的权力。保证人民群众对国家的行政管理享有知情权，鼓励人民群众通过社区和团体进行讨论，特别是关心和参与有关重要行政管理的讨论，从而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舆论监督，主要是指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舆论工具实施监督，要使新闻媒体关注行政人员舞弊、受贿或以权谋私行为，充分发挥舆论监督较强的监督威力。同时要弘扬正气，表达社会和集体中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和意志。通过舆论监督，褒贬行政管理活动，引导活动方向，促使行政人员遵循最起码的行政伦理。
5.3.2建立行政伦理的奖罚机制
在我国传统的伦理观中，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是相分离的，只肯定道德义务的存在，不承认或不重视道德权利。这样做的结果是道德评价和道德赏罚的不公，致使现实生活中履行道德义务的主体得不到公正的评价和应有的回报，从而最终使人们的道德践行和道德进步的动力被严重削弱。这种情况在行政伦理领域尤为严重。在中国传统德治模式中，人为地“拔高”行政主体的伦理水准和道德自律水平，对为官从政者提出大大高于一般社会主体的伦理要求，并且，要求行政人员“大公无私”、“只讲奉献，不求索取，只尽义务，不求权利。”实际上，作为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中生活的社会主体，行政主体在伦理水平上不可能太过高于其他社会主体。在中国，无论是古代的官员还是现实中的行政主体，都存在这样的二律背反：一方面在伦理要求和人格目标上被定格在社会道德的典范的层次上，另一方面为官不仁，丧失起码道德人格的为官之人又大量存在，从而使得过高的行政伦理要求成为一种虚伪的形式和摆设。为此有必要建立行政伦理的奖罚机制把道德奉献和道德回报结合起来。
第一，加大对公务员行政伦理的正面激励。首先要提高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党的十六大指出：要“建立干部的激励和保障机制”。发达国家行政伦理建设的一条成功经验是，一方面对公务员提出严格要求，另一方面实行高薪养廉。公务员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是社会的精英，肩负着一定的政治和社会责任。依据贡献与报酬基本平衡的组织原理，结合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应逐步适当提高公务员工资福利待遇，同时解决不同部门公务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结合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用改革的办法解决领导干部职务待遇方面存在的问题，逐步推行公务用车、公务接待、公务活动、通信工具配备等方面的货币化、市场化改革。将这些“暗补”转变为“明补”，不仅可以增加透明度，而且可以减少后勤服务成本，增大心理平衡；其次重奖行政人格高尚，勤政廉政的公务员。在制定各种行政政策和内部条例的时候，就应该把公务员的道德践行情况摆在相当重要的位置，在加薪、晋升和奖励条件中充分地考虑道德因素。对于那些履行了行政道德义务，政绩卓越的公务员，不仅要通过社会媒体加以宣传和赞颂，使其社会形象大放光彩，而且要实行德行代价补偿制度，以适当的物质形式给予补偿。根据行政伦理评价结果、信用记录状况以及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对于那些以德用权，且为国为民带来较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公务员（包括行政领导），对于那些扎根基层、任劳任怨、尽职尽责的公务员，应按效益的多少、贡献的大小来提高其待遇，充分体现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利益分配原则。这方面要进行试点，制定标准，形成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从道德效益上真正做到使立足道德践行的公务员得到好报。彻底杜绝“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现象。
第二，加重对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处罚力度。首先要依法查处重大典型案件，严厉惩处腐败分子。真正落实并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制度。加大办案工作力度，严厉惩处腐败分子，对腐败分子形成强大的威慑力量。要坚决贯彻从严治党、从严治政的方针，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措施有力，对任何腐败分子，不管职位多高，功劳多大，隐藏多深，都要彻底查处，严惩不贷。加大对腐败分子的经济处罚力度，限制其离开原工作岗位后的有关从业资格，增大腐败行为的成本。对一些重大典型案件，要公开查处，将查处结果公布于众。要认真受理群众来信来访，鼓励群众揭发举报。对为腐败分子提供保护伞者，要依法从重惩处；其次要注重道德惩处，贯彻“纽伦堡原则”。对于那些以权谋私、违反行政伦理准则的公务员，除了行政、经济乃至法律的处罚外，还应从道德上进行谴责，使之受到周围人的憎恶、疏远、指责，造成心理上的巨大压力。这就是不少国家已注意到的注重道德惩处的“纽伦堡原则”。这一原则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即被告遵照其政府或某一长官而行动的事实，不能使其免除责任。道德纽伦堡原则是维护公务伦理标准的重要原则；最后要完善反腐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联系新闻媒体的反腐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纪检、司法、审计、监察机关之间的协作，加强纪检、司法、审计、监察机关与新闻媒体的协作，形成职能部门之间、职能部门与新闻媒体之间有效的工作协作机制。行政惩治与舆论压力结合，威慑力量更大。造“腐败分子，人人喊打”之势，走出“腐败分子领导反腐败”的怪圈。
第六章结语
提高行政效率，不能忽视行政伦理这一重要因素，必须将行政伦理建设作为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当然，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并不是提高行政效率的唯一途径，但如果没有充分的行政伦理建设，在其他方面想的办法再多，在其他途径上做得再好，也不能彻底解决有关行政效率的所有问题。提高行政效率也不是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的唯一目的，但至少是其重要目的之一。如果行政伦理建设达到了其所设定的其他目的，而偏偏未能明显地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那么，这样的行政伦理建设的意义和价值就要大打折扣，因为行政效率在行政学或行政管理学中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而为了以行政伦理建设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即使行政伦理建设不悖逆于行政学或行政管理学的宗旨，就必须基于上述对行政伦理与行政效率之关系的分析，将行政伦理的三个主要方面即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行政组织的道德属性、行政过程的道德控制等的有关内容与行政效率的提高紧密地联系起来，在对行政伦理的这三个主要方面的具体规定中突出有利于行政效率提高的伦理因素或伦理机制。因此，在规划和实施行政伦理建设的时候，行政效率的提高应当明确作为预设的目的之一。
行政伦理学研究表明，行政人格的形成大体要经历三个阶段，其间有两次升华。第一阶段是行政伦理的他律时期。所谓他律，指通过法律、制度来规范公务员的行政行为，其特征是“善”被简单地定义为“服从”。在他律时期，行政道德是不完善的，因此我们决不能只停留在他律时期。第二阶段是行政伦理的自律时期。行政伦理从他律时期向自律时期升华，核心是行政义务向行政良心的转化，履行行政责任。行政良心是指公务员在履行行政职责或行政义务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强烈的行政责任感和正确的自我评价能力，它是公务员所应具备的各种心理因素的集中体现和有机结合。行政良心在行政行为中，对公务员的行为选择起机制作用，对其行动起监督作用，对其行为后果起评价作用，它的最基本特征就是自律性。因此，行政良心在公务员的行政行为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第三阶段是行政伦理价值目标形成时期。这个时期是将行政理想、行政态度、行政义务、行政责任心、行政纪律、行政技能、行政荣誉、行政作风等融为一体，将行政自律和行政他律、行政义务与行政良心有机统一时期，是行政人格形成与完善时期。效能政府视域下要彻底根治和预防行政伦理失范现象的发生，必须通过内部控制（自律）和外部控制（他律）两种方法使公务员养成和实现行政伦理。所谓内部控制，主要是指广泛开展和强化行政伦理教育。所谓外部控制，主要包括加强行政伦理制度建设和完善行政伦理监督机制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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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问题范文篇7
随着政治、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信息时代的到来，各种机遇与挑战交织在一起，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如何提高行政效率，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公共管理水平已成为行政管理者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也是行政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社会的发展，无论是经济形态、政治形态,还是文化形态的建设，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行政伦理水平的高低就必然对政府效率产生深刻的制约和影响。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的影响，行政管理领域出现了大量行政伦理失范的现象，如何构建与时代相适应的行政伦理道德体系并应用到现实的行政管理领域中提高行政效率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对效能政府视域下的行政伦理问题进行了研究，具体来说，本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章，基础理论概述。对行政效率和行政伦理的概念及特点进行了分析。
第二章，根据行政伦理的构成分析了行政伦理对行政效率的影响。即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对行政效率的影响、行政组织的道德属性对行政效率的影响、行政运作的道德控制对行政效率的影响。
第三章，依据行政伦理对行政效率的影响，概括了我国当前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并分析了这些现象的成因。
第四章，对如何进行行政伦理建设提高行政效率提出了对策。即加强行政伦理教育与培训，建立行政伦理制度，完善行政伦理监督奖罚机制。
关键词：行政效率行政伦理行政伦理建设
第一章基本理论概述
1.1行政效率
1.1.1行政效率的概念
效率(efficiency)一词在英文中一般理解为“投入产出的比例关系”，一般也称为机械效率或技术效率。行政效率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行政工作人员在处理社会公共事务，实现行政职能和行政目标活动中所得到的结果与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信息、空间等要素之间的比率关系，即政府的投入与产出的比率。从一个政府的产出来讲，行政效率可以分为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微观行政效率可以用特定政府机构或公共组织提供相同单位的产品和服务所需要的相对成本来解释，即具体行政单位管理和服务活动的产出和投入之间的比率。宏观行政效率可以用不同国家中不同的制度安排所引起的总体发展速度来解释。其中，制度安排包括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第三部门的相对规模和相互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结构和职能分工，政府的政策规则及其管理活动等等；总体发展速度既包括经济增长率，又包括文化、教育、社会道德水平等方面的社会发展速度。
1.1.2行政效率的特征
行政效率除具有效率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行政效率的价值判断性。行政效率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效率，关键就在于它在判断上具有价值性。这是因为行政效率是一个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因素在内的综合概念。行政效率虽然也重视行政效果与所投入的工作量或所消耗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之间的比率，但是，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非纯粹自然科学的而是社会科学上的复杂概念，因此，它理应包含着对一定时期流行的社会伦理、道德价值观的应有关怀。可见，行政效果的大小，不仅要看行政组织本身职能发挥得如何，组织目标实现的程度，而且要看其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其他事业发展的促进程度的大小，看社会公众对行政管理活动的满意程度，没有社会效益的保证，再高的行政管理经济效益也是徒劳无益的。因此，行政效率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数量概念，而且包含着对行政效果与行政投入之比较的主观社会价值判断过程。
第二，行政效率具有多层次性。行政管理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行政效率的概念具有多层次性。根据行政管理活动的不同，行政效率可以分为各种不同的层次：从行政效率形式看，可分为具体行政效率和抽象行政效率，前者是由具体行政行为产生的，后者是由抽象行政行为产生的；从行政效率的范围看，可分为宏观行政效率和微观行政效率，前者是全局性的，后者是局部性的，从行政组织结构的层次看，可分为决策行政效率、管理行政效率和执行行政效率。决策行政效率是指决策部门即领导层的工作效率。管理行政效率是指中层干部解决和组织管理问题的效率。执行行政效率是指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
第三，[不悔论文]行政效率具有综合评价性。行政管理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的工程，行政效果是通过每一项具体的行政工作表现出来的，因此，作为最终评价的行政效率显然是对行政管理活动中各项工作的综合评价的结果。具体到行政管理活动，应该包括：计划是否可行，执行是否顺利，决策是否科学，机构设置是否恰当，人、财、物力的组织调配是否合理，指挥是否有力，控制是否到位，行政法规及措施是否正确，执行和实施是否坚决等等。因此，行政效率是对各项工作量度与评价的综合。
第四，行政效率具有迟效性。行政效率的迟效性主要是由于行政管理活动的复杂性和超前性所决定的。大多数行政管理活动，特别是有关国家和社会发展计划的行政管理活动，往往比较复杂而且又具有相当的社会超前性，这些行政行为的效果显然在极短的时间内是难以显见的，其行政效率也因此难以准确地把握。因此，行政效率具有一定的迟效性。
1.2行政伦理
1.2.1行政伦理的概念
伦理，是关于道德的学问。所谓道德，“就是指人类现实社会中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用善恶标准去评价，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维持的一类社会现象”，作为特殊的行为规范，道德的本质是自律，伦理是道德发展的高级阶段，是自律和他律的统一。伦理作为一种道德关系，不仅包含应该怎样的思想和行为，还应包括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思想和行为，即思想和行为的正义性。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伦理要高于道德，伦理要突出“条理”，更具理性层次，更具概括抽象性。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认为道德和伦理是同样的内容，这里简单的区别是文章分析的需要。
行政伦理指的是行政主体（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在行使公共权力、从事公务活动中，所应确立和遵守的伦理理念、伦理行为、伦理规范等。行政伦理是在行政领域内的道德规范和总则，行政伦理的概念应包涵三个基本的内容，是行政道德规范、行政伦理制度和行政伦理价值导向的有机结合。
首先是行政道德规范，这是行政伦理内容中基础的部分，它与行政职业角色相联系，是职业道德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在这里，行政道德规范是从属于行政伦理范畴的，是其基础部分和重要内容，也就是说，行政道德是行政伦理的完整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行政道德等同于行政伦理，更不能代替行政伦理。
其次是[论文之家]作为主干或中介环节的行政伦理制度或管理伦理制度，即组织、管理、制度方面的伦理，主要指行政伦理是一种组织化、制度化的伦理或伦理的组织化、制度化。它是以制度、组织或体制、政策等方式，有效反映和集中概括当前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伦理意识形态。伦理是制度的重要内容，制度是伦理的外在形式，行政体制和组织就是按照一定的伦理制度维系和联结的。行政伦理制度，是行政伦理的内在环节和中介环节，是行政伦理存在和作用的制度保证，也是伦理建设的难点和重点之所在。
其三是作为核心内容和根本的价值观念模式。指的是行政伦理是承载着一定价值观念的伦理观念模式，并为社会提供一套集中表达社会占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伦理价值模式。在行政伦理体系中，如果说行政道德规范是基础，行政伦理制度是主干，那么行政伦理价值观念则是整个行政伦理的灵魂和导向。以伦理价值目标来导向、调控行政主体自身的行为，是行政伦理的最重要特征，是公共行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途径。
1.2.2行政伦理研究综述
关于古代中国的行政伦理思想，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伦理型社会，伦理思想深厚而广博，下面就行政伦理思想选择其重要的来列举一二。
（1）就孔子论文Lunwennet而言，就有“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为政以德”(《为政》)、“赦小过，举贤才”(《子路》)、“修己以安百姓”(《宪问》)、“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季氏》)、“民无信不立”(《颜渊》)；
（2）就孟子而言，就有“君有过则谏”(《万章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梁惠王上》)、“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离娄上》)；
（3）就荀子而言，有“礼之所以正国也”(《王霸》)、“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子道》)、“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修身》)、“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王霸》)、“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王制》)；
（4）此后有董仲舒“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主张，柳宗元的“吏为民役”的思想，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黄宗羲关于做官是“为天下，非为君”的主张，以及他的“天下为主，君为客”、“官者，分身之君也”的思想，王夫之“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的“公天下”思想，顾炎武提倡“清议”，即利用舆论力量来强化道德的主张。
这些思想言论，都是从不同侧面为创建一个合乎理性和正义的社会而提出的行政伦理方面的建议。这些思想观点，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它们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同时，总结来看，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有以下主要特征：重教化职能而轻管理职能；重个人品行而轻行政实践；重个人操守而轻角色伦理。这些传统行政伦理对今天的公务员的行政伦理道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本文后面的章节还会具体的论述。
另外，行政伦理在西方国家有着长久的历史，纵观西方国家的行政伦理发展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萌芽阶段、初步发展阶段和成熟发展阶段。
（1）萌芽阶段（19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20年代末）
最早认识到行政伦理问题的是英国著名学者伊顿（DormanB.Eaton），1880年他在《英国公务员考试》一文中很明确地把公务员改革作为一个基本的道德行为。而美国最早关注行政伦理的是美国行政学者威尔逊，他在1887年的《行政学之研究》中提到文官制度对公共行政伦理的影响。
（2）初步发展阶段（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末）
1936年，高斯、怀特和狄莫克合著的《公共行政新领域》一书问世。高斯(JohnGous)主张行政官员应有较大的自由决定权，提出行政官员向谁负有自由决定权的责任和自由决定权的裁决责任的含义等；狄莫克(Dmock)也看到了自由权的增长，他也主张允许行政官员拥有更大的自由决定权，但他们决不是要行政自由决定权的任意膨胀，而是主张对其控制。对于控制的方式出现了两种意见，即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以赫尔曼·芬纳（HermanFiner）和卡尔·弗雷德里克为代表人物。
（3）成熟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至今）
这一时期对于行政伦理的研究到了成熟的发展阶段，从研究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提高。约翰·罗尔斯（JohnRawlsLunWen）倡导社会平等，并且使之成为新公共行政运动的核心概念。专家学者们主要从四个主题对行政伦理进行了深刻的讨论：第一，公民权和民主理论（CitizenshipandDemocraticTheory）；第二，德性伦理（VirtueEthics）；第三，奠基思想和美国宪法传统（FoundingThoughtsandtheConstitutionalTradition）；第四，伦理教育（EthicsEducation）。
国外的学者开展行政伦理研究时间较长，而且在西方公务员制度建设中经过了实践的长期检验，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第二章行政伦理对于行政效率的影响
行政伦理是行政活动中的诸种伦理因素及其作用和结果的总称。它是政府过程中的伦理、是行政人员职业伦理、是国家机关以及公务员道德规范的总和。主要表现在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行政组织的道德属性和行政运作的道德控制三个方面。
2.1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对行政效率的影响
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是指行政人员内在化的职业道德品质，主要包括对行政工作的高度的道德责任感和廉洁奉公的道德操守。高度的道德责任感，使行政人员能够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廉洁奉公的道德操守，则使行政人员能够正确地行使手中掌握的权力，而不是以权谋私。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的这两个部分，对于提高行政效率有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如果行政人员没有对于行政工作的高度的道德责任感，不把做好行政工作作为自己应尽的道德责任，那么，他就可能玩忽职守、消极怠工、出勤不出力，其所做的工作的量和质都可能难以令人满意；如果行政人员不能廉洁奉公，那么，公共权力就会蜕变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国家对公共领域的投入就可能被转移到私人领域，从而导致公共产出的减少。此外，在行政人员具备一定的道德素质的前提下，可以运用道德激励的方式，有效地激发行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从而提高行政效率。
2.2行政组织的道德属性对行政效率的影响
行政组织的道德属性是指行政组织在设定组织目标、设计组织结构、进行组织变革等时均要遵循正确的道德轨道，以使其显示出应有的道德品格。组织目标是行政组织所预期的最终结果，或者说是行政组织为之奋斗以争取实现的一种未来状况。一般认为，行政组织以实现社会公益为目的，而社会公益性，就是对于行政组织目标的道德规定。实现杜会公益的最大化，是行政组织的应有效率。而如果在设定行政组织目标时偏离了道德轨道，就会导致行政组织目标的错位，即可能以私利的满足置换社会公益的实现，这显然会降低甚至取消行政组织的应有效率。行政组织结构形成行政组织的基本框架，规定行政组织的法定权力、职责及行政组织中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设计行政组织结构时，必须坚持公平、公正的道德原则。如果违背公平、公正的道德原则，就可能因人设岗、职责不清，或有意造成部门之间的权力与利益的不均衡。而由于结构是功能的基础，如此设计的行政组织结构，会导致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以及部门扯皮，这必然影响到行政组织的功能不能得以充分发挥，从而降低行政组织的效率。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行政组织为了保持自身的一体化进程并有效地发挥其社会职能，有必要适时地进行或大或小的变革。行政组织的变革关系到组织成员之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而权力与利益之再分配是否合理，则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正确的道德指导。离开了正确的道德指导，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就可能演变为一场争权夺利的大混战。在这样的混战中，不道德的行政组织成员可能倾向于不择手段以谋取较多的权力与利益，这就可能改变行政组织的性质，致使行政组织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挥其功能和作用，从而导致行政组织应有效率的下降。
2.3行政运作的道德控制对行政效率的影响
行政运作的道德控制是指日常行政工作的进行以及行政组织内部上下级之间关系的处理等，都需遵循相应的道德原则。一般而言，现代行政工作必须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但有不少具体的行政工作，可能法律、法规并没有予以明细的、直接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机关如何作出和实施行政决定具有一定的自由度，这就是所谓行政自由裁量问题。在行政自由裁量问题上，行政机关当然首先要本于对法律精神、法律理性的理解，但法律精神或法律理性以公平、适当、正义为核心，因此，行政自由裁量问题实质上又是一个道德问题。没有正确的道德准绳，行政机关在行政自由裁量领域就可能因法律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而钻法律的空子，从而导致不能达到应有的行政效率。行政组织内部的上下级关系也离不开道德的维系。因为如果没有道德的维系，上下级关系就会被扭曲为伤害行政效率的不正常关系。缺乏道德意识的行政领导，往往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面对这样的领导，下级则可能倾向于阿谀奉承、吹牛拍马。任人唯亲会导致高素质、能力强的行政人员的流失，而阿谀奉承、吹牛拍马的行政人员则不会重视行政工作的质量和业绩。这样的上下级关系，显然是与提高行政工作效率的宗旨背道而驰的。
第三章效能政府行政伦理的取向
正如上文所述，公务员的个人道德素质、行政组织的道德属性、行政行为的道德控制都对行政效率有着重大的影响，行政伦理对效能政府的创建起着重要作用，效能政府的行政伦理取向是新时期创建效能政府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总体说来，效能政府行政伦理的取向主要包括勤政为民、公平公正、务实高效、团结创新，这些价值取向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政府运作高效。
3.1勤政为民
勤政为民的内涵是指勤勉敬业，忠于职守，实实在在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服务。在中国现阶段，国家、人民和职守的内涵与古代封建社会的内涵有其本质的区别。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合法公民，职守是为人民服务的事业，因而应该提倡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为人民服务的事业。效能政府行政伦理的价值核心是勤政，即在廉政价值基础上做到“勤勉于政务，敬业为民”，是对公务员的伦理道德要求，是公务员做好本职工作具备的最基本的思想道德素养，也是为人民服务思想在行政伦理上的集中体现。这要求公务员在思想深处树立公仆意识，在行动上贯彻我党的群众路线，真正把人民群众看作我们的衣食父母，是我们党执政的基础。公务员只有通过勤于习政，勤于调研，主动积极开展工作的勤政途径，才能达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目的。
3.2公平公正
公共行政活动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社会目标，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一种社会目标的合理调整和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的组织体系，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应始终把实现和维护社会正义视为其价值目标。我们强调公共行政的效率原则，并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效率就是一种公正，没有效率显然有失公正。但是公共行政与市场原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市场和政府是两个不同的活动领域，市场中发生的是个人选择行为；政府是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公共服务的公共生活领域，发生的是公共选择的行为。在市场中，遵循的是有限的公正、公平的游戏规则，体现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和平等性，但在这有限的公正的背后却隐藏着由于复杂的自然、社会因素影响而造成的起点和机会的不平等及用于交换的物品获取方式的不平等，因而它不可能成为社会生活的普遍准则。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它追求的是实质的社会公正、整体公正，既关注公正的结果，也关注其起点和过程，既关注经济生活公正，也关注社会政治和精神公正。在对待效率方面，市场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公共行政以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为宗旨，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追求公正是公共行政的首要原则，价值取向，最终要求达到的是在坚持公正的前提下促进效率和有效率地促进社会公正的目标，理所当然经济效率只有同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相吻合时才有正向的意义，只有这样的效率才是一种美德，没有正向意义的效率给社会虽有可能带来暂时的效率，但最终必然给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邓小平指出：“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正是在此种意义之上的论述。因而我们认为，保证公共行政的公正价值优先，在此基础上获得行政效率，然后以效率促进行政公正，使得公正与效率达到“双赢”，是效能政府下内容之一。
3.3务实高效
效率不仅是经济学概念，也是一个重要的伦理学概念。其主要是指资源的有效使用和有效配置。由于资源始终是有限的，因而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大作用的高效率既是经济学的标准，也是伦理道德的标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腐败官员冠冕堂皇的依据现有政策延迟政策的执行，使拖延办事时间往往成为敲诈勒索的手段，经济实体想要迅速办理有关事宜，则首先须向他们行贿。这无疑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办事难、办事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低效率成为一些公职人员索贿受贿的资本，这不仅加大了社会的投资成本，而且破坏了社会的投资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效能政府下的行政伦理必须体现务实高效理念，必须高度体现效率的思想，引入竞争机制，最大限度的消除因制度缺陷而带来的行政个体伦理的丧失。
3.4团结创新
团结协作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组织之间及组织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为广泛、复杂和密切，就要求组织之间和人与人之间共同协作进行物质资源、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的交流，以充分发挥组织自身的优势。行政管理组织的各级政府以及公务员之间也应如此。在政府内部，团结协作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公务员上下级之间，公务员同事之间，公务员与群众之间关系，特别是在行政国家化的今天，政府要想高效地实现行政目标必须动员各放力量，加强与社会各种力量的协作，在团结协作基础上，积极地去开拓，去创新。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今天，随时都会遇到新问题，新矛盾和新困难。这就特别需要担负社会管理重任的公务员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出解决新问题的新方法，实现工作的创新，真正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第四章效能政府视域下我国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及其成因
行政权力本来是一种公共权力，它所涉及的对象是公共事务，其所追求的是一种公共利益，其运行过程也称作公共管理过程。在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行政主体往往会置行政伦理的规范和原则于不顾，导致损害公共利益的现象时常发生，公共权力经常被用来满足私利。这种情况就叫行政伦理失范。随着政治、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信息时代的到来，各种机遇与挑战交织在一起，给政府工作提出了新情况、新问题、新内容，行政管理再也不是“城邦政治”。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如何提高行政效率，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公共管理水平已成为行政管理者所追求的重要目标。在处于复杂多变的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意义重大。
4.1当前我国政府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
行政伦理属于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范畴，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虽然不直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但却负有管理监督和服务市场经济的功能和责任，这在客观上要求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要有为人民服务、秉公办事、敬业爱岗的职业伦理道德。特别是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的经济转型要求行政伦理转型同步进行，但是目前的行政伦理现状却是这样一种状况，即新的行政伦理规范尚未普遍形成和认同，原有行政伦理观念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受到冲击，致使传统的行政伦理标准失去了感召力，因而造成了大量而普遍的行政伦理失范现象。在社会转型期，行政伦理失范现象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集中表现在行政权力寻租化和政府信用缺失两大方面。
4.1.1行政权力寻租化
市场交换原则侵入公共行政领域，寻租型腐败现象频繁发生。部分公务员利用制度漏洞和手中权力为自己牟取高额利润，国家法律法规形同虚设。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联系群众比较差、官僚主义明显。根据我国政治制度的本质，民众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权力是民众赋予的，公务员是民众的公仆。因此，权力属公，用权为民，是公务员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但是，现实生活中一些“公仆”既没有公权意识，更没有公仆意识。相反，许多公务员特权思想严重，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把自己手中的权力看作是高人一等的依据和搞特殊化、谋取私利的工具，把自己的社会责任抛到了脑后。因此，现实生活中出现这样的二律背反也就不以为怪了：干部的交通工具先进了，但与群众的距离却远了，干部的文化素质提高了，但却不会做群众工作了；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群众对干部的意见却增加了。
第二，务实精神比较差，形式主义明显。坚持实事求是，从政务实，既是我党的思想路线，更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处理政务的基本道德要求。但是现实生活中许多地方和部门却热衷于搞形式主义，追求个人或地方、部门的“功名”和形象。有的干部做工作，不去领会中央精神，也不去了解下情，习惯于做表面文章，喊口号；有的沉湎于文山会海，应酬接待，不能深入基层；有的热衷于沽名钓誉，哗众取宠、应付上级、应付群众；有的搞各种名目的所谓“达标”活动，形式上热热闹闹，实则劳民伤财；有的只说空话大话、不干实事；有的报喜不报忧，掩盖矛盾，以致酿成恶果……
第三，敬业和进取精神比较差，享乐主义比较明显。在我国现实生活中，虽然不乏勤政为民、忠于职守的好领导、好干部，但是，缺乏敬业精神、没有责任心和义务感、一心追求个人利益和个人享乐的人也比比皆是。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六大前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861917件，结案84276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150人，其中开除党籍137711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追究的37790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这些人遵从传统行政文化中庸俗的“官本位”思想，一切为了权力，一切为了做官，并且把手中的权力当作谋取私利、贪图享乐的本钱和手段，因此，利用职位便利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作风漂浮、生活腐败。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既背离了公务员应当遵守的起码的道德要求，也为党纪和国法所不容，是社会转型期行政伦理失范的最严重的表现。
第四，全局观念比较差，本位主义比较明显。不少公务员本位主义、分散主义意识滋长，不能正确地处理局部与全局、下级与上级、个人与组织的关系。比如，对上级的方针政策和指示，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对待同级单位和个人则以邻为壑、互相制肘，对自己有利的争着干，对自己不利的则踢皮球；为了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和小团体利益，甚至不惜损害国家的利益和其他组织与个人的利益。在我国，各个层次、各个领域的国家机关一般都是法人单位，相对独立的法人利益往往使一些行政单位形成牢固的小团体主义思想，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下，一些公务员在社会比较中出现了较强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失落感，于是，在本团体与其他团体、与国家利益的分界处，极力地维护本团体利益，有的甚至利用本单位的职能权力去谋取小团体利益，损害国家和其他团体利益。其极端表现是法人犯罪。比如，以行政单位的名义经商办企业、以政府的名义乱摊派、乱收费、乱提成、乱处罚、乱搞赞助等等。更有甚者以单位名义利用职能权力进行侵害国有资产、行贿受贿、走私等违法犯罪活动。
4.1.2政府信用缺失
政府信用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上来讲，政府信用是公众对政府信誉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是公众对政府本身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誉的心理反映；同时也是政府在维护和构建社会信用体系中所担负的职责，表现为其是否为社会提供信用环境。狭义的政府信用概念仅指政府行政行为本身的信用，不包括政府为社会提供信用环境。本文所分析的政府信用指的是狭义的政府信用。
第一，行政规则随意多变。立法和决策是行政行为的首要环节。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不从实际出发，不深入调研，不考虑时代的发展变化和政策的长期适应性，仅满足于本届政府的任期，搞短期行为，出现“一届政府一套政策”、“新官不理旧事”，继任政府不对前任政府的执政情况负责。一些地方政府在研究决策时，不广泛吸引各界公众的参与，缺乏相应的科学性、可行性，导致制定的政策“朝令夕改”，民怨纷起。政府及有关部门政策多变，政出多门，甚至政府随时收回“解释权”，说变就变，常常令当事人无所适从。这在行政许可和审批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二，行政行为公信受疑。政府在重大社会管理活动中随意承诺，出尔反尔，“口头一套、行动一套”，不按协议、合同办事，行政机关不能及时有效公开行政规则以及其他理应公开的社会公共资信，也是政府信用缺失的重要表现。目前，政府行政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严重存在。在信息传递上，社会组织和个人处于弱势，而政府的很多决策、法规、程序等行政信息却不能及时得到公布，这种现象加剧了政府信用的下降。行政机关应该充分注意到，现在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如果从官方得不到权威消息，公众可以通过其他多种渠道获知所谓“小道”消息。政府在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上躲躲藏藏，必然会造成谣言满天飞。事实证明，社会实际存在的信息与公众能够得到的信息不对称，大道消息和小道消息的信息不对称，其后果只会使政府公信力受损。
第三，行政执法方式简单粗暴。受传统权力观念的支配，一些地方政府对政府信用问题认识不够，他们认为政府权力可以随意行使不受制约，甚至认为为了公共利益行使职权可以不考虑信用问题，以至于自以为是，吃、拿、卡、要，为所欲为。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对市场经济中的不法行为及失信行为打击不力，监管乏力，致使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广告、上市公司造假、恶意欠账逃债、银行呆坏账、偷漏税、走私骗汇等现象大量存在，引起人们对政府能力的怀疑。一些基层政府部门“官本位”思想严重，法治观念淡薄，对抗、藐视“法律”时有显现。在行政执法领域，我们的一些执法机关平时疏于管理，一旦出了人命，有了领导指示，或者舆论批评了，才似乎如梦初醒。行政执法不注重于长效、动态管理，动辄采用运动式的方法，试图一蹴而就。这样使群众对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能力、信用产生怀疑。运动式的执法方式，在社会发展瞬息万变、市场交易频繁复杂、违法行为层出不穷的今天只可偶尔为之，而日常执法运作机制的形成才是最重要的。
4.2当前我国政府伦理失范原因分析
4.2.1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文化的影响
第一，在传统的政治伦理文化中，突出道德管理和道德教化的作用。在古代中国，政治、行政、伦理的关系是难解难分的，但核心是伦理秩序，注重“关系”和“人情”，法律和个人权利似乎是附带品，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国传统社会不是法治社会也不是人治社会，而是礼治社会。在传统习俗中，强调“礼”和“秩序”，而不是法律、法规，也没有契约的意识。所以到今天，许多公务员仍受到“人情”、“关系”的影响，办事情要“凭交情”、“讲面子”，而不是按照规章制度去办事情，因而陷入行政责任冲突中，不知如何抉择。
第二，在中国主流的政治伦理文化传统中，主张人性本善的理论。第一个提出了系统的“人性善”理论的是战国时期的孟子，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在后天可以更好地培养人的优良品质，重在对人性本善的引导和修养的提高，对个人道德修养寄予很高的希望，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是以人性本善为主流的，所以今天的中国对人性的判断也是以人性本善为主的，期望人自身具有很高的自觉性，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过程，但却忽视或避开了人性恶的方面，在面对权力和利益的诱惑时，使人性恶的一面凸现出来并占了上风。
第三，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注重个人道德修养，而忽视公共道德建设和制度道德建设。中国是注重个人道德和修养的国度。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指出：“我国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他认为中国道德发源虽早但都是私德，尤其儒家学说，十之八九为私德。这个问题在传统官员道德上表现的更为明显。儒家学说中有大量的文章是关于君子之德以及如何来修身养性的，而对于整体的公共道德和政治制度道德的学说却很少。人们把社会繁荣昌盛的希望都寄予“明君”和“好官”的身上，而不是良好的体制和整体上的道德建设。所以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所强调的大多仍是个人的品德、修养，克己奉公。然而在社会环境的冲击下，往往个人的道德是脆弱的。与个人道德相比较，体制的道德性对于维持社会秩序、规范社会行为具有优先地位。政治体制的道德比个人的道德作用更大，也更稳固。
第四，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突出忠于统治者，而忽视了政府与公民的契约关系。传统的封建政府职能主要是统治职能，要求全国上下一致“忠于君主”，“服从天理”，统治者支配一切资源，所有官员都是为统治者服务、效力的。这种思想传统也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中国人的观念。虽然在宪政原则上要求公务员为人民服务，强调政府及其公务员的权力是人民所赋予的，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政府掌管着资源和公共权力，公务员的工资在形式上也来自于政府（实际上是纳税人），所以容易造成一种错位，使得公务员认为自己应该为“政府服务、上级服务”，对人民只是管理和命令，而不是公民本位的思想。这就易造成权力滥用、利益分配不均，产生行政责任冲突，使公务员陷入行政伦理的困境。
4.2.2现代官僚制的技术化、科学化
在公共行政的领域中，根据科学的技术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官僚制体系就如一架庞大的机器。在这个官僚体系中，“官僚”即行政人员成了官僚体系运作的必要的补充因素。就如一条汽车生产线、一个工厂、一个车间，把众多的工人集中在机器的某一部位，重复着单一化的机械动作，目的就是高效生产某一产品。因为根据工具理性的原则和科学精神，在政治活动中和公共行政活动中所需要的科学态度就是排除价值因素的干扰。所以在由政治家和通过行政人员建立起来的官僚制体系中，就行政人员作为公共行政领域中的专家而论，他们仅仅是已技术官僚的面目出现，是官僚体系这架机器的齿轮，是无意识的行政人，官僚体系的形式化和客观性就是他的行为的客观性的保证，如果他在自己的行政行为中介入了个人的意识，反而会破坏了这个官僚体制对行政效率的追求，会破坏官僚体系的客观形式的设计原则。
可见，在官僚制的技术系统中，人必须完全从技术的视觉去看待事物，完全受制于技术的视野，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技术的需要去行动。以致于现代政府中一切出了任何一种类型的问题，也总是根据技术化的思路去谋求解决的方案，当行政人员滥用权力而腐败时则寻求可以技术化的法制；当出现官僚主义时则谋求机构改革和组织重建的技术支持；等等。从而陷入了对科学和技术追求的怪圈中，也就是说，越是谋求科学化技术化，出现的问题也就越多，而出现的问题越多，就在谋求科学化技术化的解决手段方面表现地越迫切。根本原因就在与，官僚制在整个公共行政的领域及其权力运行机制中，排除了人的价值和人的行为主体意义。在这种管理体系中，已经没有人了，存在着的只是官僚，他们的责任只是管理体制的责任，他们自己对社会已经没有任何责任了。所以他们成了专事钻营的官僚主义者，成了公共利益的蛀虫。这一切同时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又进一步推动了道德价值衰落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官僚制陷入矛盾冲突的困境就不可避免了。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马克斯·韦伯在经典意义上所提出的官僚制是一种“理想型”的官僚制，它更多是种理论上的抽象，在现实生活中却是难以企及。而各个国家所表现的常态，要么是官僚化过度，要么是官僚化不及。一般而言，前者是发达国家官僚体制常有的弊端，而后者则是发展中国家行政体制的通病。
当代西方各国行政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政府的僵化、迟钝、缺乏创新精神和学习能力，它属于官僚化的过度发展，是“制度过剩”，产生这些问题的深沉原因是过度官僚化和后工业社会激烈变迁的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在中国转型社会中“二元”结构并存的特点在行政管理领域也得以充分体现：法理型权威尚未完全确立，政府过程中的体制化、人格化和结构化并存，行政行为不规范，行政低效与腐败，组织活动的非理性化，管理方式的人格化，民众的契约、理性和法制意识淡薄等等。所以，我国行政体制目前最缺乏的是法制效率、专业化和理性精神，官僚制举起理性和逻辑的旗帜，批判和否定了产业革命初期靠个人专制、裙带关系、暴力威胁、主观武断和感情用事进行管理的做法。因此，在西方各国因为官僚制的弊端而大势叫嚣“摈弃官僚制”的时候，中国却恰恰需要为官僚制化的不足补课。目前，我国尚急需借鉴理性官僚制的制度设计，着力建构一个权责明晰、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和办事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以推动经济增长和缓解物质短缺。
4.2.3良好行政运作的制度缺失
社会转型时期即既具有传统社会行政模式的一些特征又具有新社会行政模式的一些特征，且明显带有新旧并存的特点。在过渡社会变迁过程中，建立在传统经济基础上的旧有的权力基础逐渐分化，新的权力基础没有完全成长起来，权力机关不能及时有效地行使法律的权利，权力滥用的情况就时有发生。就我国目前的行政运作，就属于这种情况。
第一，利益驱动和利益协调机制的不完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形成一个以利益导向为核心的社会动力系统，在此系统中人们相互竞争，运用各自可以依靠的资源和优势来获得个人利益。行政人员的最大资源和优势就是手中的公共权力。由于缺乏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利益驱动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在原有社会分工体系中居于较高地位、而待遇相对较低的行政人员为了获得与此相适应的经济收入，便很容易想到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来为自己谋利益。因此有人提出效仿新加坡高薪养廉。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使政府职能发生错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政企不分的格局并未从根本上打破，政府职能转换尚未到位，行政权力在社会经济建设中仍处于支配地位，在各项经济活动中到处可以看到政府的影子。在这种政府职能错位、行政管理权无限放大、而制度又不规范、不完善的情况下，必然会导致权力商品化和滋生权力设租、权力寻租行为。
第三，法律制度的构建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的制订和完善还需要一个过程，法律机制上还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惩治机制还不健全，使得腐败分子有机可乘，腐败现象层出不穷。还有法律、法规执行不力，尤其是行政权力有时会介入司法与执法过程中，导致行政权力的失控。
第四，权力监督机制软化。现行监督机制在内部结构和运行过程中还明显存在一些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监督效能的发挥。主要表现为: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有力，而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十分薄弱；事后惩罚较为偏重，事前防范和事中控制工作做得不好；权力结构内部监督较为严密，外部监督比较缺乏；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主观随意性监督。权力约束机制的缺少，使内省条件不够充分。
第五章效能政府视域下我国行政伦理建设的对策
行政伦理的良性运行是指行政伦理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普遍、有效的认同、接受和实践。行政伦理的良性运行是需要在多种道德参数的综合作用中实现的，行政伦理建设作为一种现实的实践活动，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同社会实践活动的其他方密切联系并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直接影响伦理道德发展变化的因素有很多，因此，虽然我们建设的是伦理，但建设活动绝不能局限于伦理范围内的活动。
5.1加强公务员的伦理教育与培训
公务员的道德自律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道德认识上的自觉。即公务员对行政伦理规范的遵循，并不是对外在要求的盲目信奉和被迫执行，而是建立在对道德必然性深刻认识基础上的理性自觉。其二，情感上的自愿。自愿的情感在行政伦理良性运行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公务员把根据自己所选择的道德价值目标去行动，视作一种乐趣、需要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因而能和道德认识一起融合成坚定的道德信念，成为其道德行为的动力。其三，行为上的自主和自择。这包括两方面的涵义。一是把一般性的伦理规范化为具体指令的自主性；二是在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伦理规范中做出选择的自择性。即在复杂的道德生活中，公务员能够根据主客体的价值关系，正确判定道德规范的等级，勇于选取最值得选取的道德价值，遵循最值得遵循的伦理准则。
伦理教育和培训就是使教育者接受其道德价值和道德要求，并最终转为自觉的道德品质和道德人格的过程。伦理教育与培训的目的是为了使行政人员做到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公开、公正地行政。通过伦理教育与培训使国家公务员在行政素质诸方面进行的自觉的自我改造、自我淘冶、自我锻炼和自我培养，并在此基础上达到公务员思想道德境界的要求。作为国家公务人员只有具备自觉的认识和自觉的行动，严格要求自己，进入“慎独”的境界，洁身自好，固守行政道德规范，才能把握自己，审视自己，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针对目前公务员行政伦理意识薄弱的状况，要借鉴国外做法，通过定期培训、日常强化、个案解剖等多种方式，提供他们对行政伦理的认知水平，使他们认识到行政伦理是为政之本，树立正确的行政伦理观。
5.1.1加强行政伦理教育、培训法制化建设
我国公务员教育、培训制度己比较规范，当前应制定与《公务员法》相结合的培训制度及细则。同时应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因地制宜地进行公务员行政伦理教育和培训。在方式上应该灵活多样，脱产和在职相结合，定期和临时相协调。
5.1.2积极发挥榜样作用，选取符合政府需要的价值观
公务员和领导干部要向榜样看齐学习，强化正面典型的示范诱导作用。同时教育者应注意选取一些永恒性的价值，如公平、正义、利他、克己、为民、诚信、忠诚等观念，为教育提供前提条件。
5.1.3重视思想教育，将传统与当代教育结合起来进行
在社会转型时期，更应重视加强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使广大公务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行政道德重建奠定扎实的思想基础。同时，注意传统行政道德教育与当代行政道德教育结合，在教育中继承，在继承中创新。
5.2推进公务员伦理制度建设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大一部分是靠道德来调节的，但道德并非是全能的。道德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靠个人自觉遵守伦理规范，如果有人不遵守，那么他只会受到舆论的谴责，而一般不会受到物质利益损失或法律方面某些强制性的惩罚，于是有些品质恶劣的人就不会在意这些。因此道德对于那些品质恶劣的人可以说发挥不了什么太大作用。行政伦理也是如此。广大行政人员掌握着或多或少的公共权力，他们多数是遵守职业道德的，但并不是全部如此。倘若权力落到了道德恶劣者手中，就极易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就会损害广大人民的利益，给政府造成极坏的影响。因此，对行政人员的道德行为一定要用法律加以约束，以匡正其行为，使其真正履行公务人员应尽之责。
5.2.1进行伦理立法和伦理制度化建设
当代世界各国行政伦理建设的重要趋势之一就是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的制度化。行政伦理建设的制度化的根本手段就是伦理立法，制度和法律在本质上与道德是一致的，或者说法律和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强制性的道德规范。从法律产生的历史过程看，法律是经由原始习惯、不成文的习惯法、国家法律几个阶段逐步产生的。所谓“习惯”就是原始伦理状态下的习惯，就是以道德为实体基础的习惯。我们可以看出，威严的国家法律背后，支撑点却是道德。实际上，法律是最低(或基本的)道德要求，立法就是对一个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因此，行政伦理法制化、制度化是保证行政伦理实现和落实的必然规律。行政伦理立法和制度化可以让行政官员知道什么是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使其有正确的行政道德价值定位和价值取向，为行政人员解决伦理冲突提供一般性的指导，也为惩罚违背最低道德要求的行为提供了依据，做到有法可依。把伦理行为上升为法律行为，使伦理具有与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同等地位的法律效力和作用。在现代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伦理规范被纳入到社会的法律规则体系之中。
5.2.2加强政府信用制度建设
政府信用制度的缺位，会导致政府的行为失去控制和约束，效能政府无从可言。因此，政府信用制度建设是行政伦理制度建设的重要环节。
第一，提高公众政治参与程度。疏通社情民意充分表达的渠道，要使社情民意得到充分的表达，使各种利益群体都能获得表达意愿的机会，使利益冲突的各方面都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免受歪曲和替代，就必须建立渠道通畅的民意表达和整合机制，如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政治协商制、信访制等已有的制度化民意反映渠道；建立现代听证制度、民意测验制度、舆论调查监督制度等；政府热线要通畅，听取群众意见要回应；提供确保利益相关方、受损方能够参与决策过程的平台。
第二，实现决策过程的公开透明。决策过程中的公开透明，是建立民主科学决策机制的前提。政府决策过程的公开透明，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实现科学民主决策必须建立健全的规则和程序。具体而言，重大公共决策的讨论情况和阶段性方案都应当及时对社会各界公布；凡是涉及公共利益的决策，都应该向社会公开；凡是涉及局部群众利益的必须让有关群众知道，不应该在有关利益群体和公众不知情、未参与意见的情况下，就做出影响其权益的决策。
第三，建立公务员及行政机关的信用档案制度。建立公务员的个人信用档案，记录其在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的信用状况，如程序是否合法、处事是否公正、为人是否诚实、遇事是否廉洁等，并以此作为其考核、奖惩的重要依据。同时，还要以公务员的个人信用档案为基础，估量和评价所在行政机关的信用状况，并通过新闻媒体对社会公布。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公务员行政道德的完善，更有利于打造良好的政府形象。
第四，在公务员考核中加大道德赏罚力度。在我国，特别是处在社会转型期，由于对行政伦理的评议、咨询、监督机制的建设不注重，行政伦理缺失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有必要在现有监督体制中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伦理咨询、评议机构，这一机构应同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平行行使职权，可以挂靠在各级人大，以便直接对政府各级官员实行有效的监督。设立行政伦理评议、咨询机构，应主要负责对公务员进行行政伦理教育宣传、咨询、评议和监督。可以采取群众伦理评议和伦理建议，也可对公务员进行质询、训导、警示以及鉴定，并且把行政伦理评议、咨询机构的伦理鉴定等作为公务员工作状态评价的基本依据，直接跟公务员的任职、职位升降、奖励等挂钩。在对公务员进行职务任免、升降、奖惩时，依靠行政伦理评议、咨询机构所提供的公务员伦理情况，任用有德者，提拔和奖励那些伦理模范，而不用或惩罚那些品行不端、行政伦理不良者。在选择任用公务员时，不仅要用道德准则衡量他们，也要严格审查他们的背景和品质。对已经任用的公务员，如果发现违背行政伦理法规和准则，必须进行罢免，以警示所有在位的公务员，以利于公务员洁身自好、廉洁奉公，这样就可以形成趋善避恶的行政伦理氛围，有助于维护权力职位的公共性，有助于保证公务员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公共利益，也增加了行政伦理咨询、评议机构的权威性，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伦理体系提供了保证。
5.3建立完善行政伦理的监督奖罚机制
5.3.1完善行政伦理监督机制
行政伦理作为对行政人员的约束手段，其本质特征在于行政人员的自律和自觉，但是，行政人员的自律和自觉不会自发形成，除了需要进行行政伦理教育和培训之外，还必须进行强有力的威慑和有利的社会监督。良好的行政道德和习惯只有在外在监督和内在修炼综合作用下才能养成。从行政监督的方式上看，我国目前主要有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政党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从行政道德监督的有效性而言，主要应依靠两个方面的监督：一是组织监督，主要包括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政党监督等几种形式。组织监督主要是在行政人员发生了违法、违纪的行为之后进行的法律或纪律上的处罚和处分，具有事后的性质。二是社会监督，这主要包括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社会监督主要是在不良行为未发生之前的监督，具有事前的性质。
第一，组织监督。立法监督，即法律监督，它的目标是逐步使行政人员道德要求法规化。当前的状况是对领导职务的公务人员监督力度不足，越是高级公务人员对其监督越是不足。这就要求我们要建立一个切实可行、有效的监督管理制度和机制，做到权力行使到哪里，监督活动就延伸到哪里，依法制权。同时也要加强人大的独立性，以权力制约权力。司法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检察院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享有监督的权力，法院通过行政诉讼或刑事诉讼对具体行政行为或犯罪行为进行监督或惩处。行政监督也就是行政机关自身的监督。行政监督包括行政监察和审计等专门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内部自上而下进行的业务监督以及人民政府对其所属部门和各级政府工作进行的层级监督。此外，还有党的纪律监督、组织监督以及派监督。这些都是组织监督，希望发挥组织自我调适、自我完善功能，力求率先由组织督促行政人员履行行政道德。
第二，社会监督。群众监督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具体体现。行政管理活动处于群众监督之中，可以防止管理权的私化。行政人员也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为此，应该创造更多的途径和机会，使广大人民群众得以参政、议政。例如，要充分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赋予行业协会以监督检举的权力。保证人民群众对国家的行政管理享有知情权，鼓励人民群众通过社区和团体进行讨论，特别是关心和参与有关重要行政管理的讨论，从而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舆论监督，主要是指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舆论工具实施监督，要使新闻媒体关注行政人员舞弊、受贿或以权谋私行为，充分发挥舆论监督较强的监督威力。同时要弘扬正气，表达社会和集体中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和意志。通过舆论监督，褒贬行政管理活动，引导活动方向，促使行政人员遵循最起码的行政伦理。
5.3.2建立行政伦理的奖罚机制
在我国传统的伦理观中，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是相分离的，只肯定道德义务的存在，不承认或不重视道德权利。这样做的结果是道德评价和道德赏罚的不公，致使现实生活中履行道德义务的主体得不到公正的评价和应有的回报，从而最终使人们的道德践行和道德进步的动力被严重削弱。这种情况在行政伦理领域尤为严重。在中国传统德治模式中，人为地“拔高”行政主体的伦理水准和道德自律水平，对为官从政者提出大大高于一般社会主体的伦理要求，并且，要求行政人员“大公无私”、“只讲奉献，不求索取，只尽义务，不求权利。”实际上，作为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中生活的社会主体，行政主体在伦理水平上不可能太过高于其他社会主体。在中国，无论是古代的官员还是现实中的行政主体，都存在这样的二律背反：一方面在伦理要求和人格目标上被定格在社会道德的典范的层次上，另一方面为官不仁，丧失起码道德人格的为官之人又大量存在，从而使得过高的行政伦理要求成为一种虚伪的形式和摆设。为此有必要建立行政伦理的奖罚机制把道德奉献和道德回报结合起来。
第一，加大对公务员行政伦理的正面激励。首先要提高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党的十六大指出：要“建立干部的激励和保障机制”。发达国家行政伦理建设的一条成功经验是，一方面对公务员提出严格要求，另一方面实行高薪养廉。公务员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是社会的精英，肩负着一定的政治和社会责任。依据贡献与报酬基本平衡的组织原理，结合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应逐步适当提高公务员工资福利待遇，同时解决不同部门公务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结合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用改革的办法解决领导干部职务待遇方面存在的问题，逐步推行公务用车、公务接待、公务活动、通信工具配备等方面的货币化、市场化改革。将这些“暗补”转变为“明补”，不仅可以增加透明度，而且可以减少后勤服务成本，增大心理平衡；其次重奖行政人格高尚，勤政廉政的公务员。在制定各种行政政策和内部条例的时候，就应该把公务员的道德践行情况摆在相当重要的位置，在加薪、晋升和奖励条件中充分地考虑道德因素。对于那些履行了行政道德义务，政绩卓越的公务员，不仅要通过社会媒体加以宣传和赞颂，使其社会形象大放光彩，而且要实行德行代价补偿制度，以适当的物质形式给予补偿。根据行政伦理评价结果、信用记录状况以及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对于那些以德用权，且为国为民带来较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公务员（包括行政领导），对于那些扎根基层、任劳任怨、尽职尽责的公务员，应按效益的多少、贡献的大小来提高其待遇，充分体现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利益分配原则。这方面要进行试点，制定标准，形成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从道德效益上真正做到使立足道德践行的公务员得到好报。彻底杜绝“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现象。
第二，加重对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处罚力度。首先要依法查处重大典型案件，严厉惩处腐败分子。真正落实并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制度。加大办案工作力度，严厉惩处腐败分子，对腐败分子形成强大的威慑力量。要坚决贯彻从严治党、从严治政的方针，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措施有力，对任何腐败分子，不管职位多高，功劳多大，隐藏多深，都要彻底查处，严惩不贷。加大对腐败分子的经济处罚力度，限制其离开原工作岗位后的有关从业资格，增大腐败行为的成本。对一些重大典型案件，要公开查处，将查处结果公布于众。要认真受理群众来信来访，鼓励群众揭发举报。对为腐败分子提供保护伞者，要依法从重惩处；其次要注重道德惩处，贯彻“纽伦堡原则”。对于那些以权谋私、违反行政伦理准则的公务员，除了行政、经济乃至法律的处罚外，还应从道德上进行谴责，使之受到周围人的憎恶、疏远、指责，造成心理上的巨大压力。这就是不少国家已注意到的注重道德惩处的“纽伦堡原则”。这一原则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即被告遵照其政府或某一长官而行动的事实，不能使其免除责任。道德纽伦堡原则是维护公务伦理标准的重要原则；最后要完善反腐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联系新闻媒体的反腐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纪检、司法、审计、监察机关之间的协作，加强纪检、司法、审计、监察机关与新闻媒体的协作，形成职能部门之间、职能部门与新闻媒体之间有效的工作协作机制。行政惩治与舆论压力结合，威慑力量更大。造“腐败分子，人人喊打”之势，走出“腐败分子领导反腐败”的怪圈。
第六章结语
提高行政效率，不能忽视行政伦理这一重要因素，必须将行政伦理建设作为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当然，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并不是提高行政效率的唯一途径，但如果没有充分的行政伦理建设，在其他方面想的办法再多，在其他途径上做得再好，也不能彻底解决有关行政效率的所有问题。提高行政效率也不是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的唯一目的，但至少是其重要目的之一。如果行政伦理建设达到了其所设定的其他目的，而偏偏未能明显地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那么，这样的行政伦理建设的意义和价值就要大打折扣，因为行政效率在行政学或行政管理学中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而为了以行政伦理建设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即使行政伦理建设不悖逆于行政学或行政管理学的宗旨，就必须基于上述对行政伦理与行政效率之关系的分析，将行政伦理的三个主要方面即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行政组织的道德属性、行政过程的道德控制等的有关内容与行政效率的提高紧密地联系起来，在对行政伦理的这三个主要方面的具体规定中突出有利于行政效率提高的伦理因素或伦理机制。因此，在规划和实施行政伦理建设的时候，行政效率的提高应当明确作为预设的目的之一。
行政伦理学研究表明，行政人格的形成大体要经历三个阶段，其间有两次升华。第一阶段是行政伦理的他律时期。所谓他律，指通过法律、制度来规范公务员的行政行为，其特征是“善”被简单地定义为“服从”。在他律时期，行政道德是不完善的，因此我们决不能只停留在他律时期。第二阶段是行政伦理的自律时期。行政伦理从他律时期向自律时期升华，核心是行政义务向行政良心的转化，履行行政责任。行政良心是指公务员在履行行政职责或行政义务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强烈的行政责任感和正确的自我评价能力，它是公务员所应具备的各种心理因素的集中体现和有机结合。行政良心在行政行为中，对公务员的行为选择起机制作用，对其行动起监督作用，对其行为后果起评价作用，它的最基本特征就是自律性。因此，行政良心在公务员的行政行为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第三阶段是行政伦理价值目标形成时期。这个时期是将行政理想、行政态度、行政义务、行政责任心、行政纪律、行政技能、行政荣誉、行政作风等融为一体，将行政自律和行政他律、行政义务与行政良心有机统一时期，是行政人格形成与完善时期。效能政府视域下要彻底根治和预防行政伦理失范现象的发生，必须通过内部控制（自律）和外部控制（他律）两种方法使公务员养成和实现行政伦理。所谓内部控制，主要是指广泛开展和强化行政伦理教育。所谓外部控制，主要包括加强行政伦理制度建设和完善行政伦理监督机制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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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问题范文篇8
1、科研伦理的法律法规
现代生物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诊断治疗疾病、增进人类健康提供了新的手段，同时，因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风险和技术难度大，存在较多不可预料或不可控风险，当实施、管理不当时，便可能出现威胁公共安全、危害受试者健康权益的情况。在法律层面，已经列入修订计划的《刑法》、正在制定的《生物安全法》，全国人大正在审议的《民法典》、正在修订《科学技术进步法》，正在编制《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等，科研伦理和医学伦理都将作为重要问题在法律修订过程中予以综合考虑，并将对生物技术安全管理及其违法责任作出系统性表述。在法规层面，正在制定的《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安全管理条例》《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条例》和已经颁布的《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等，将建立起生物技术基础研究、临床研究、临床应用的全链条行政管理体系。随着这些法律法规的逐步颁布，中国科研伦理管制的法律法规体系将不断健全。此外，正在修订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也将进一步完善中国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的法律法规体系。与科技期刊出版物密切相关的细胞、动物实验以及涉及人或取自人体标本的伦理要求也有各自的要求与规定。
2、细胞实验的伦理要求
当从人和动物组织中提取细胞系时，应遵守当前的法律和道德要求如下：(1)一旦建立了人类细胞系，涉及人体组织样本的研究将需要获得伦理批准；(2)记录患者姓名以及任何患者数据应根据《卡尔迪科特原则》CaldicottPrinciples进行管理。这些要求实验室要有CaldicottGuardian，以确保有条件遵守这些准则；(3)1990年《人类受精和胚胎学法》(2008年修订)对使用人类早期胚胎直至发育14天或原始条纹形成的最初迹象的研究进行立法，并由人类受精和胚胎学管理局HumanFertilisationandEmbryologyAuthority(HFEA)监管和许可。HFEA与后期胚胎或胎儿组织(例如异位妊娠或终止)无关；(4)材料转移协议应与组织之间创建的细胞系的所有转移同时进行，并应定义具体细节，包括所有权、知识产权和专利权；(5)《动物(科学程序)法》Animals(ScientificProcedures)Act(ASPA)与从已经被杀死的动物中获得细胞系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任何需要规范的程序(例如活体动物组织活检、物质给药或遗传改变的动物衍生)，以及是否将细胞导入活体出生的动物或动物胚胎中需要遵守ASPA规范。此外，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以国卫科教发[2015]48号印发《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办法(试行)》，对涉及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和应用的伦理原则进行了规范：(1)禁止进行生殖性克隆人的任何研究；(2)用于研究的人胚胎干细胞只能以下列方式获得：体外受精时多余的配子或囊胚;自然或自愿选择流产的胎儿细胞;体细胞核移植技术所获得的囊胚和单性分裂囊胚;自愿捐献的生殖细胞。(3)进行人胚胎干细胞研究，必须遵守以下行为规范：利用体外受精、体细胞核移植、单性复制技术或遗传修饰获得的囊胚，其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14天不得将前款中获得的已用于研究的人囊胚植入人或任何其他动物的生殖系统不得将人的生殖细胞与其他物种的生殖细胞结合禁止买卖人类配子、受精卵、胚胎或胎儿组织进行人胚胎干细胞研究，必须认真贯彻知情同意与知情选择原则，签署知情同意书，保护受试者的隐私。从事人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单位应根据本指导原则制定本单位相应的实施细则或管理规程。
伦理问题范文篇9
[关键词]营销伦理义利并重诚信欺骗贿赂
营销伦理就是营销主体在从事营销活动中所应具有的基本的行为准则。营销伦理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虚假广告、盗版、回扣、贿赂等伦理问题极大地困扰着我们市场经济的有序运作。“诚信”成为当前大众生活中被提及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在2001年有一本《大败局》的书十分畅销，作者通过对瀛海威、秦池、爱多、玫瑰园、飞龙等十家企业之败局的分析，得出了他们共同的三大失败原因：普遍缺乏道德感和人文关怀意识；普遍缺乏对规律和秩序的尊重；普遍缺乏系统的职业精神。而这三大失败原因多与企业伦理因素有关。在企业营销实践活动中，由于营销实践情形的复杂性和人们伦理道德观念的变动性，我们不可能具体地罗列出营销中所有的伦理问题。本文中我把营销伦理问题明确分为两类，一类是“必须为之而不为”的问题，另一类是“切勿为之而为之”的问题。
一、必须为之而不为
1.没有义利并重
义利并重，最起码的条件是以正当经营为前提，在经营活动中遵纪守法，不损害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但我们很多企业却连这点也做不到。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中所列举的各项不正当竞争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是屡见不鲜。例如，第十二条规定：经营者销售商品，不得违背购买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条件。又如第十四条规定：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义利并重也意味着企业赚钱的同时要为利益相关者带来好处，并以某种方式回报社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例如广告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一些批评者认为广告对社会有深刻的影响，他们认为广告促进了物质主义的横行，是利用人的弱点来赚钱。广告被指责为过分强调物质拥有，如拥有某辆名贵轿车或最新的消费电器对人的重要性。
2.不诚信
诚信原则是企业经营之本，除非只想做一锤子的买卖。因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有赖于与企业利益相关者长期、可靠的合作。诚信原则要求讲真话，不欺诈。例如，不做虚假广告，不以次充好，不短斤缺两、漫天要价，不偷税漏税，不做假帐，不虚报统计数字等等。诚信原则还要求一诺千金，说话算数。譬如，签定的合同要千方百计的履行，对消费者许诺的产品和服务应不折不扣地达到等。可以说，每一项营销伦理问题的存在都与违背诚信原则有关。例如，在市场营销调研的幌子下进行销售、夸大产品的功能、产品安全性、虚假广告等都是我们经常见到的存在诚信问题的市场营销行为。
3.不公平
公平原则要求机会平等，如消费者应该有均等的获得产品和服务的机会，供应者应该有均等的提供资源的机会等等。任人唯亲、性别歧视、种族歧视、不按供货顺序供货、同一产品对不同的顾客实行差别待遇等都属于违反这一原则的行为。公平原则也要求公平竞争，这是机会均等原则内在的要求。操纵价格、竞争对手信息的搜集、产品倾销、不公平贸易、限制性供应、排外交易，这些都违反了公平竞争原则的要求。
4.没有互利互惠
互利互惠原则的最低要求是“不损害他人利益”。例如，若是通过欺骗性广告，窃取商业秘密等不正当手段搞垮竞争对手的，就损害了竞争者的正当权益。互利互惠原则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在于，企业应该考虑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的分享，在自己获利的同时也要给利益相关者好处。不安全的产品、虚假的包装、欺骗性定价、产品有计划的淘汰、误导性广告等是对消费者利益的损害；竞争对手信息的搜集、操纵价格、掠夺性定价、产品倾销等是对竞争对手利益严重的侵害；货位津贴是对供应商利益的剥夺；污染环境、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等是对社会利益严重的侵害。这些都违背了互利互惠的原则。
5.不尊重人
尊重人就是尊重每个人的尊严、权利和价值。尊重人就是要承认人的差别，承认他们的合法权益，尊重他们的愿望。尊重人就是要把其他人看作是目的，而不是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即认真地对待他们，承认他们的合法权益，尊重他们的愿望。尊重人不仅是对企业内员工的尊重，还应扩展到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尊重。而市场营销人员在营销调研中，在直接市场营销中和网络营销中，却经常的侵犯他人的隐私权。例如大多数消费者调查询问年龄、职业和收入等分类数据，尽管多数是让被调查者选择年龄段或收入段，而不是要求具体的数字，但是有人认为这是对个人隐私权的侵犯。再比如电话市场营销的时间和冒犯性，消费者常常抱怨不适时的促销电话扰乱他们的生活。转二、切勿为之而为之
1.欺骗
欺骗是指故意误导他人，使他人陷入错误，并基于此种错误而为意思表示的行为。这种不诚实行为是违反商业伦理的最常见形式。欺骗包括对研究数据或会计数据进行歪曲或做假，做误导性广告，以及不真实地描述产品。它的表现还有如篡改花销报告，剽窃其他产品的性能鉴定书，以及不真实地描述财务状况等。欺骗的范围从可能不产生危害或产生极小危害的小谎言到产生严重经济危害或人身伤害的欺骗性阴谋。
2.贿赂
贿赂是指通过购买影响力而操纵别人。贿赂被定义为提供、给予、接受或要求有价值之物，以达到影响官员履行公共或法律职责时所做行为的目的。有价值之物可以是现金或其他资产，也可以是交易完成后的回扣。贿赂使受贿人与其所在的组织之间产生利益冲突。受贿人对其所在的组织有一种受托义务。而贿赂产生的个人利益很可能与组织利益冲突，最常见的贿赂目的是增加销售、进入新市场、改变或规避公共政策等。雇用应召女郎或支付现金很容易被判定为贿赂，而送礼物的意图有时则很难辨别。送礼可能只是在某种场合表示敬意的一种普通行为，也可能是以将来能影响商业决策为目的。关键问题是送礼的意图和期望的结果。如果送礼的意图是为了影响行为，那就是贿赂。只要礼物在事实上影响了行为，无论是否是蓄意的，礼物都起到了贿赂的作用。如果礼物没有对未来的行为产生影响，则不构成贿赂。但是，有时候很难证明礼物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3.胁迫
胁迫是指用暴力或威胁控制他人，迫使某人做违背其意愿的行为。这既可以是实际的、直接的或明确的，诸如用武力强迫他人做违背其意愿的事；也可以是暗示的、合法的或推定的，诸如一方受另一方压制，迫使其做依其本人意愿不会做的事。受胁迫的对象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公司，例如强迫一个零售商经营某种特定的产品后，这个零售商才能得到其想要的产品。
4.偷窃
偷窃就是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偷窃包括在内部交易中把内部信息当作自己的来使用，以及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和价格欺诈，还包括使用一个公司的专有信息达到另一个公司的目的，这些信息可能是通过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使用该公司的计算机或程序而获得的。价格串通也构成偷窃，因为串通价格比正常高，因此买方要为商品交换付出多于实际需要的钱。在签定和履行合同的时候作假也构成偷窃。因为被侵害方在未予同意的情况下就失去了有价物品。同样，欺骗顾客、过度推销以及不正当定价都是在未经财产所有人同意的情况下取得其财产，它同样可以被视为是偷窃。
三、结语
企业营销伦理是在企业长期营销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它内受企业本身条件如企业文化、组织结构、组织制度等影响，外受宏观环境制约，尤其还受到个人本身的道德素质高低的影响，因此，分析营销伦理问题出现的原因以及对其治理应从这几方面入手。本人将在其他文章中对此进行探讨分析。
参考文献：
[1]吴晓波著:大败局[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
[2]陈宝庭刘金华编著:经济伦理学[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
[3]陈向军:论企业诚信营销[J].商业时代,2003年第20期
伦理问题范文篇10
近代以来,传统文化的命运成为一个中国人必须面对的思想文化难题。这是因为,近代中国社会遭遇了整体的文化困境:传统文化在自己的整合方式难以发挥社会功能的条件下,日益面临一个自我秩序崩解的危险。近代中国社会的人心秩序与社会秩序,已经无法在既
定的传统文化范式内加以整合了。另一方面,自有源头,并且自有承传的西方文化价值理念与制度安排、生活方式,展现着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魅力,而且挟其经济实力与政治强权,硬性楔入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这就带给中国社会以完全不同的两种社会模式。而且,从两种社会生活模式的类型来讲,具有内在的相斥性。这就注定了选择其中一种生活模式,就必须放弃另一种生活模式。于是,从近代中国以来,所谓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就此形成一种僵化性的文化格局。这种社会文化格局,造就了相应的思想文化格局。如果说系统描述这种思想文化格局,不是某个具体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所可以完成的事情,而决定性地只能容许他从某个具体的角度去把握这一思想格局的话,那么,选取伦理道德的视角观察这一格局的情况,是一个可以将整体情况收摄于“一斑”的最好视角。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乃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这一见解,是获得了学术界的基本认同的。对此,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印证:第一,就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讲,伦理道德构成了它的内涵。表现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三纲八目、体现儒家伦理中心主义的三纲五常,在古典社会时段,发挥着整合中国人人心秩序与社会秩序的两相关联的作用。而进入近代社会,人们试图告别古典历史,也恰恰是从“吾人之最后觉悟是伦理的觉悟”这一角度来诀别传统文化的。这两个方面正好从正反两面,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结构的特质所在。第二,就中国传统的制度安排来讲,伦理化是其基本取向。政治上的宗法制度、经济上的均平格局、法律的儒家化教育的忠诚至上等等制度取向,都以其伦理化来显示出它们的制度特质。假如从制度运作的过程来看,在制度安排的起点上,伦理动机决定着制度机制;在制度运作的实际过程中,人们的伦理境况则是制度功能得以发生、制度有效性得以保证、制度本身的状态可以调整的依据;在制度运作的绩效评价上,则也是以制度的伦理后果来作为评价的基础的。假如制度安排的后果是人们在伦理上所难以接受的,那么它就必然不是一种好制度(比如,由此古典中国人排斥了竞争),假如制度安排的后果是人们在伦理上乐于见到的境况,那么它就是值得继续施行的一定之规(比如,由此中国人养成了均等的心灵习性)。第三,就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实际状态而言,伦理道德也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力量。人们的日常思想与行为方式,都是由伦理关系所决定的。就宗法社会讲,齿序具有决定的作用。就人际关系调节言,中庸起着基本的指挥作用。就解决冲突的方式看,无讼成为人们追求的境界。就理想的社会状态说,大同是为人们认同的目标。这些都是伦理性的东西.
这种伦理性的文化,在古典社会的范围内,与古典社会和现代社会交替的边缘状态上,发挥作用的方式具有重大差异。如果说在前者言,它还不能说是完全适应的话,起码也是基本协调的。但是就后者讲,它则是完全无法给与社会运动过程以引力的了。就这种文化事实而言,人们早已经是不否认的了。
然而,复杂的是,这里涉及到的是一个微妙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与价值认同问题。价值选择的公共性较弱,个体性特点较强。换言之,价值问题上的分歧,较之事实上的认知,分歧会更大。而且,价值问题是一个可以脱开现实世界,在精神世界独立运作的思想领域。因此,某种价值主张完全可以以某种个人偏好为支撑、或以某种群体心理为支持。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寻求到相对的一致性,则是凸显价值认同引导现实认知之路的要求。
这是一个价值难题。围绕这一价值难题,近代中国逐渐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种断定传统文化近代命运,以及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传统伦理近代命运的判断:否定传统文化的近代功用者,吁求人们的“伦理觉悟”,形成所谓全盘反传统主义的思路。肯定传统文化的近代作用者,呼吁人们看到“花果飘零”之后的“灵根自植”事实,从而对于传统中的近代因素进行耙梳,以便接通传统与近代联系的血脉。在两者相互的衡量中,前者视后者为不可救药的保守分子。后者视前者为数典忘祖的激进人物。而在两者的思想学术努力中,前者将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伦理视为将一切社会要素化约为伦理的简化思维,从而将这种基础上形成的伦理中心主义思维,视为传统文化的基本思维定势,请求人们在现代背景下将之弃置不用。后者则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伦理思想与行为抉择方式,恰好体现了现代社会中仍然期许的道德理想主义特质。而这是现代社会生活中所不可匮缺的东西。因此,传统伦理的处境,不能简单化为一个否定传统、抛弃传统的问题,而是要致力于将传统中具有时代价值的东西尽力挖掘出来,为当下社会伦理道德建设所用.
两者处于鲜明的对峙状态。就分析的角度来看,二者各据其理。从反对传统的理论立场来讲,假如他们是站在传统与现代的类型差异的视角看问题的,那么,他们可以在这种事实差异的基础上,找到自己观点的有力根据。因为,不论你在何种理论角度看问题,中国古典传统与西方现代社会,都是两种类型的社会,那些具体要素上的类同性,与类型上的差异性比较起来,都是可以忽略的。而且,不论你在何种心理状态的支配下看问题,你都会对传统本身在明清以降的内在动力的匮乏,感觉到一种“自己不争气”的晦气,反传统者自不用说,即使是现代新儒家,也对“花果飘零”痛心疾首。另外,不论你在何种意欲的理论预构引导下看问题,你都会在离开传统的既有思路上去讨论足以“结合”古典传统与现代精神的“新型”思想问题。
从支持传统的理论立场讨论,假如他们是站在传统与现代的要素关联性上看问题的,那么,他们就可以在这种事实联系的基础上,提供给自己观点以多种支持。因为,即使你强调传统与现代的类型差异,但是,历史从来不是运行在完全中断的基础上的,因此历史的连接,总是一个历史的实际。这就为人们在文化传统的价值基点上,寻找自己文化发展的动力提供了支持理由。而且,不论是中国历史,还是西方历史,又总是在文化交流的基础上,通过文化资源的互相借取,来为自己文化提供发展养分的。因此,绝对没有一个民族在完全远离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资源的情况下,独立地开掘出一条文化发展之路。由于对于现代西方文化来讲,中国古典文化的启发性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因此,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也是不容抹杀的。但是,就综合的角度看这一问题,则会有不同的结论.
姑且不说二者站在对立的立场上对于传统命运得出的相反对的结论。同时,也不论二者对于传统文化发展前景的设计多么具有吸引力,仅就二者的思路和结论来看,就存在可以改进的地方。其一,在问题意识上,二者仅仅依据于社会原生问题的各一个方面立论,对于中国问题的连动机制,掉以轻心了。其二,在问题陈述上,也都只是对于中国传统命运这一个问题的两面(现代有效性与时代失效性),各占据一个方面的事实依据。其三,在价值主张上,各自也是在自己的价值立场上,声言自己立场的合理性,对于对方的价值立场缺乏起码的尊重,因此对于相互间共同分享的价值资源忽视了。其四,在解决传统伦理的出路问题上,各自都在自己封闭的思路寻求“出路”。保守传统(以儒家为核心)价值者以为传统本身就可以为我们走出近代以来的文化困境提供一切药方。反对传统(也以儒家为核心)价值者则以为传统构成了我们走向现代的障碍,于是以告别传统为走进现代的前提。其实,就文化的当下发展来讲,传统自身的处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现代出路问题。在问题的确认上面,二者都有以伪问题为立论基础的嫌疑。
为此,在展开对于传统文化、传统伦理现代处境问题的论述之前,需要先行确立起几个论说问题的原则:
第一,告别二元对峙的处理传统命运的方法。一方面,绝对不单纯站在具有永恒价值的道德理想主义的视角,来为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体系进行辩护。另一方面,也绝对不站在需要扬弃的伦理中心主义的视角,去为全盘反传统主义进行论证。而是走出这种各据传统之一个方面的内涵,而各阐其说的理论困境。将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视为传统(儒家)伦理两个难以割离的层面,将传统做整体观。这样,可以保证我们不至于在割裂传统结构的基础上,对于传统进行不可靠的问题讨论与价值抉择。
第二,告别基于学理要求的伦理学思想史讨论的学术定位。这样,就可以避免在学理的僵化逻辑进路上,对于问题的丰富蕴涵加以撇除,而集中于论述者关注的或辩护、或拒斥的一个或几个价值兴奋点上面。从而对于原教旨主义基点上的思想史阐释方式,予以回绝;同时,对于反传统主义基点上的思想史裁量方式,加以扬弃。在此基础上,对于传统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作合乎其历史面目的理论审查。在理论逻辑思量的同时,对其作实践逻辑的同情性了解,使传统伦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不至于割离,由此获得具有真实性保障的理解.
第三,告别那种专注于对传统、传统伦理与儒家伦理的系统描述方式。从而,对于传统中与现代关联紧密的问题,做突破性的思考。这就要求我们对于传统伦理中,对现代中国人的伦理思维与行为的伦理抉择发生着影响的观念与行为导向,进行聚焦式的审查。而这类问题,大致有:传统伦理的构成状况究竟是如何的,传统伦理的类型特征实际是怎样的,中国传统伦理与西方伦理的传统与现代构成的异同如何,在“现代”的变迁条件下,传统伦理的处境怎样,传统伦理的现论境遇与实践际遇如何?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比之于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描述传统伦理的学术取向,更有利于我们进入传统的堂奥,并携带传统宝贵遗产,走进现代的大门。
第四,告别那种脱离现实伦理生活关联着的伦理学问题的玄虚的致思方式。就此而言,就可以期望在论述传统伦理的现代处境问题时,从现实的伦理生活要求这个伦理学致思的最强有力的基点上,去考虑问题的真实性与可靠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理论性与实践性诸方面关联着问题省思的方方面面。于是,当代中国的道德失序与道德秩序重建要求,就此成为我们反省传统、传统伦理、传统儒家伦理的理论问题与实践处境的背景条件。由此,问题就引向了讨论传统伦理的时代感维度。这就使得当下伦理生活的问题,可以既在传统中寻找它的源头,又可以在传统中寻思它的解决之道。但是,在此传统绝对不构成我们思考现代的轴心。
确认了这些原则,则讨论传统伦理问题的问题思路就凸现出来了一者,确立讨论传统伦理的理论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就是传统伦理的核心组成部分———儒家伦理的结构分析问题。长期以来,反传统主义者将这一结构中与传统政治直接关联在一起的、令人反感的伦理中心主义加以放大,以此作为否定传统伦理价值的依据。而保守主义者则又将其中的、与古典社会伦理道德生活的常态相吻合的道德理想主义加以扩展,以此作为为传统伦理的现代转进的理论努力的根据。其实,分析起来,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正是构成传统(儒家)伦理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一旦割裂,传统就会变成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了。只有从这两个方面同时入手,才能理解作为古典规范伦理体系的儒家伦理,缘何既可以提供一个调整社会生活的普适规范,又可以提供一个个人道德修养的指南原因。儒家有关于良心的论说,是因应于后者的论说。而儒家关于忠诚的言述,则是关于前者的社会伦理陈述。就此而言,儒家伦理绝对不可能是时下一些论者所认定的、在现代社会可以直接发挥管理功能的管理伦理学,而只能是古典意义上的规范伦理学.
二者,在确认了传统伦理的结构特征之后,我们需要对于传统伦理显现出自己的结构特征的外部条件加以分析了解。在比较伦理学的视野中,中国传统伦理与西方现代伦理的结构性差异,是最为显明的。之所以要对这两种伦理体系加以比较,不是因为一些论者认为的我们中国人近代以来形成的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维定势。而是因为,这一方面是取决于传统伦理的结构背景与西方伦理的结构背景,正好构成一个相互对应性的参照架构从比较方法学的角度讲,这样最有利于说明具有差异的两者之发生差异的原因,以及这种差异显示出的两者各自的独特性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伦理学在其自身的延伸逻辑上,构成了体系化论说而又具有比较价值的伦理学传统,就是中国与西方的伦理学两种传统。再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与西方自近代以来的文化冲突,构成为17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以来,最为剧烈、而又最为具有跨文化传统研究价值的现代文化问题。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的冲突与对接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涌现了它丰富的理论蕴涵。这值得人们去加以追究。当然,这种比较是复杂以至于在冲突与融会的整个过程中也不可能全部予以清晰的理论阐释。为此,从三个视点上去加以把握是值得尝试的进路。一是中国与西方伦理传统中是否共同分享着某些理论话题。为此,考察最具有伦理意味、且为古典中西伦理学家都高度关注的“中庸”话题,在这里就变得具有特殊的意义了。二是中西伦理传统中是否具有某种深层的伦理心理的分流。在此,通过中西社会伦理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悔”的道德心理现象的比较分析,似乎可以期望对于其中的某些差异加以认知。三是中国与西方伦理传统中对于社会政治问题的伦理回答,是否具有引导社会向不同方向运作的理论诱导力量。就此而言,中国古典传统的伦理与政治的直接合流,与西方现代传统的伦理与法理的紧密关联,确实给我们显示出两幅社会政治伦理画面。
三者,在区域化发展的伦理格局被打破以后,亦即在通向全球化的伦理发展格局的大背景条件下,我们对于伦理问题的反思,有了不同于各自传统自身审查传统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进路。因此,我们如何可以合理地确认在这种条件下,判定伦理道德问题正当性与合理性的方法,就成为我们的伦理道德审查必须确立的方法论前提。为此,对于我们自己传统的形成过程加以描述性分析,对于我们的伦理传统之表现而出的精神特质,对于我们的社会与相异类型社会的本质差异加以勾画,进而对于一般意义上的伦理学反省方法论问题加以检讨,就成为相互依赖的几个问题。于是,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问题,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中国文化特质的勾画问题,以及伦理思维的理论与实践前提的反思问题,就成为伦理学必须直面的基础性问题。
四者,反思传统伦理问题也好,检省现代道德问题也好,都必须围绕一个我们不得不正视的现代社会背景条件———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以及支配性地影响这一进程的现代性问题。在这一进程中,中国传统伦理或儒家伦理的异变问题,才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否则,我们大可不必理会与我们的伦理生活毫无关联的其他伦理传统。现代进程与现代性的挑战,正是促使我们检点传统伦理的深厚实践动力。为此,我们需要对于现代社会之必须告别伦理中心主义的社会伦理生活格局加以确认,也需要对于中国人近代信念的重建问题加以回省。这样,五四就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并且,对于近代以来我们的伦理生活的规范寻求之生态环境的彻底改变,加以应有的强调。从而,确立起我们对于传统伦理反思的新型背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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