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道德范文10篇

伦理道德范文篇1

一、研究现状

从伦理学的层面研究翻译主要涉及翻译主体品格以及翻译系统中主体间、主客体关系的伦理道德内涵，翻译行为与社会伦理道德的关系，翻译行为的伦理道德价值，翻译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评价等问题，根本的目的在于思索和分析翻译行为的伦理道德内涵和意义。以经验的、随想性为主要特征的古典译论，对于伦理道德问题的关注体现在“忠实”翻译的观念中，在中国古典译论中主要建基于宗法伦理精神，而西方以宗教翻译为基础的早期译论则带有宗教伦理的痕迹。现当代系统的译论要么关注语言学范畴的语言结构规则，要么关注美学范畴的艺术规则而忽视了伦理层面的道德问题，“科学”和“艺术”二元对立长期垄断翻译研究领域的事实就是该现象的有力注脚。20世纪80年代以后，翻译的伦理问题越来越引起西方翻译研究者的注意，一些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涉及翻译的伦理道德问题:如女性主义的翻译理论注意到翻译和性别差异的联系，揭示了翻译所体现的两性不平等关系;后殖民主义的翻译理论则注意到翻译所体现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角色关系;功能主义的翻译理论则强调翻译的职业服务特点等等。佩姆(AnthonyPym)在其主编的翻译研究文集《翻译研究向伦理的回归》的前言中指出:“翻译研究已经向伦理问题回归。”［1］赫曼斯(TheoHermans)、图瑞(GideonToury)等人关于翻译与规范的争论，威努蒂(LawrenceVenuti)关于译者隐身，诺德(ChristianNord)对忠实原则的重新解释等等都反映了翻译研究的这一趋向。彻斯特曼(AndrewChesterman)还从伦理的角度概括了翻译的五种模式，即再现伦理模式、服务伦理模式、交际伦理模式、规范伦理模式、义务伦理模式等，并提出了翻译的四个价值原则，即清晰(clarity)、真实(truth)、信任(trust)和理解(understanding)等。［2］这些研究无疑有助于人们认识翻译在伦理层面的价值发生问题，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其关注点主要在于翻译与规范、翻译的伦理原则等问题。笔者认为，翻译行为本身的伦理道德内涵、意义及其表现应该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翻译的伦理道德表现

伦理道德因素首先是构成译者主体品格的重要内容。传统译论中关于译者基本素养的要求即包含着伦理道德的内容，比如要求译者具备较高的语言能力和广博的知识之外，还特别强调译者的思想道德修养。中国隋代名僧彦琮在其所著的《辨证论》中提出了“八备说”，其中四条涉及翻译工作者应该具备的人格修养，包括“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第一条)，“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第二条)，“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第五条)，“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第六条)。［3］37著名翻译家张谷若先生曾经提出“地道”的翻译原则，该原则中包含着“做人地道”的内涵。抛开种种对翻译工作者的规定和素质要求，翻译的伦理道德内涵体现在翻译工作者的精神品格上。众所周知，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翻译都被看作低等、次要、边缘化的活动，翻译人员的社会地位低下。贝洛克(HelaireBelloc)曾在1931年说过，翻译的艺术是一种附属的艺术，是派生的，因此，它从来没有取得与原作对等的尊贵地位，且在文人中受到批判。［4］直到今天，无论从社会声望还是物质报酬方面，翻译都无法和创作相比。在2007年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上，德国学者兼翻译家顾彬还对世界范围内的多数翻译家不被所在国重视以及生活窘迫的现状表示同情，并呼吁提高翻译家待遇。他说，翻译工作是一种艰苦的工作，译者既要忠实原著、理解原著，还要用好的母语在译文中进行再创作。许多译者为翻译工作耗尽心血、精力和时间，却一生默默无闻、无名无利。他们最大的安慰是看到，通过他们的译诗、译文、译著，使原作者及原著在另一种语言中产生影响、获得成功。的确，很多翻译工作者不惜面对种种困难和压力，热情地投身于翻译事业。例如，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面对种种困难和社会政治压力，翻译家们把大量的优秀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茅盾在1945年为《现代翻译小说选》所写的“序文”中写道:生活的不安定，工作报酬的微薄，乃至工具书之不能具备，精善原本之难得———这一切，都影响到近几年来翻译工作的量，乃至一部分译本的质;但是屈指一数，这几年来译作范围之广阔，不亦大可说明我们的从事外国文学之介绍者非但不曾在困难前却步，而且是目光四射，精神勃发的么?从古典文学直到当代的战争文学，从古代希腊，直到今天流离失所还没有自己的祖国的犹太民族，史诗、戏剧、诗、小说，我们的翻译文库真可以说一句琳琅满目。为了输进新的健康的血液，优秀的世界文学的传统，我们的翻译工作者曾经怎样地克服困难努力工作啊!［5］这段话不仅肯定了翻译工作者的成绩，也赞扬了他们的精神人格。没有翻译，人们可能就无法读到世界上伟大的文学作品，无法了解和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没有翻译，不同民族就缺乏沟通的桥梁，人类就可能缺少发展的动力。翻译家之“有所为”的思想观念和翻译动机中有着十分突出的伦理内涵和道德倾向。这种倾向首先表现为译者追求自我实现的品格。袁莉指出，翻译“不是对原作品意义的追索或还原”，而是“译者主体自身存在方式的呈现，同时也是译者在理解他人的基点上对自我本性的一次深化理解”［6］。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是译者认识自我、发挥自我潜能、追求成功的人生和真实自我的过程和方式，是“译者生存、发展、实现自我生存价值的本能需要”［7］。例如，茅盾把翻译与人生的意义联系起来，巴金把翻译看作“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因而选择译介那些积极宣传人生意义和目的的作品，瞿秋白把翻译看成是为人民服务的神圣事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成自己的职责，傅雷认为翻译是“崇高的事业”等等。译者的自我实现与对社会现状的道德关注紧密相连。人的自我实现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相联系。同样，译者的价值选择和价值目标会受到所处社会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承担自己的社会角色和责任正体现了翻译家的精神品格。历史表明，伟大的翻译家是积极的社会观察家，他们对社会变化和发展潮流非常敏感。由于熟知两种语言文化，他们往往能够判断出哪些是最需要的，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来翻译。例如，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自觉服从于时代与社会的需要是翻译家翻译选题的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翻译家的参与社会的人生观和社会责任感所决定的。［8］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王央乐曾经指出，译者和编辑的责任是为读者提供“最需要的”和“尽可能好的”文学作品，为此，要在研究的基础上择书而译。［9］28－29他所说的“研究”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要做到对外国文学有足够的了解和足够的研究，要对国内的需要有足够的了解和足够的研究。黄雨石在分析鲁迅的“宁信而不顺”的原则时认为，这一原则表现的基本精神是鲁迅先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不但无损于鲁迅先生的伟大人格，甚至可以说是他的伟大人格的一个组成部分。［10］郑振铎在1921年《盲目的翻译家》一文中也曾呼吁选择翻译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作品:不过在实际上，不惟新近的杂志上的作品不宜乱译，就是有确定价值的作品也似乎不宜乱译。在现在的时候，来译但丁(Danto)的《神曲》，莎士比亚的《韩美雷特》(Hamlet)，贵推(Geother)的《法乌斯特》(Faust)似乎也有些不经济吧。翻译家呀!请先睁开眼睛看看原书，开开(看看)现在的中国，然后再从事于翻译。［3］228翻译体现了人类对终极存在和终极价值的探索和追求，这在《圣经》“巴别塔”的故事中有所体现。威尔斯(Wilss)认为，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巴别塔可以看作是引发笔译、口译者需求的事件。［11］表面看来，语言不同是催生翻译需要的前提，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人类为什么需要通过翻译而进行交流和沟通呢?答案就在于人类对终极存在和终极价值的追问。这可以从追问“巴别”的含义以及建造巴别塔对人类的意味来思考翻译与人类终极追求的联系。在《巴别通天塔》(DeToursDeBabel)一文中，德里达引用伏尔泰(Voltaire)在《哲学词典》(Dic-tionariePhilosophique)关于“巴别(Babel)”的词条。在德里达看来，伏尔泰认为“巴别”不仅有“混乱(confusion)”的意思，而且兼指［父亲］之名，“是当作父名使用的上帝之名”［12］。在基督教中，上帝创造了一切，是万能之神，而从人的存在来看，上帝不过意味着人类对终极存在和终极价值的一种预设。因此，能够生活在“上帝之城”，意味着能够拥有万能的力量，拥有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建造巴别塔象征着人类共同追求终极存在和终极价值的行为。虽然上帝“混乱”了人类的语言，但人类建造巴别塔的愿望和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这就需要翻译。由此可见，在深层上，翻译和人类对终极存在和终极价值的追求是联系在一起的。对人类终极存在的关怀使译者从个体自我升华到人类“大我”，把翻译与人的现实需求和未来需求的统一联系在一起。翻译体现了译者对人类的热爱和对人类未来的关怀，巴金的翻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巴金说自己选择翻译的作品都是积极宣传人生的意义和目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他解释为什么翻译爱罗先柯的作品时说:“这个俄罗斯的盲诗人，他以人类的悲哀为自己的悲哀，他爱人类更甚于爱自身。他像一个琴师，他把他的对于人类的爱和现实社会制度的恨谱入了琴弦，加上一个美妙而凄哀的形式，弹奏出来，打动了人们的心坎。”［13］在《巴比塔文丛》代前言中，许钧、唐谨说:“人类不能没有翻译。数千年来，人类始终没有放弃过对‘翻译’的努力，一代又一代的翻译家在‘不可为’中争取有所为，而正是通过他们的有所为，人类得以共存与不断沟通，人类文明得以不断延续和发展，恰如季羡林先生所言，‘翻译之为用大矣哉’。”［14］

三、伦理道德体现于翻译中的对话和策略

把翻译与价值关怀联系起来不仅有助于理解译者、作者以及读者之间的关系，也有利于解读译者的某些策略选择。换句话说，在作者、译者和读者以及文本的关系中包含着伦理道德的内容。在传统译论中，译者通常被要求“忠实”于作者，原文作者被摆在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译者则必须“愚忠”于原文。这一原则所体现的作者和译者的不平等关系遭到了当代翻译理论的反驳和挑战。功能主义的翻译理论，剥夺了原文和原作者的权威地位，强调译者对读者负责的服务精神。而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则颠覆了传统的译者/作者关系，突出译者的主体性，给予译者一定的“自由”。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运用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学探讨译者、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如杨恒达、吕俊、孙宁宁。他们一方面承认译者、作者和读者三者的平等对话关系，另一方面也反对解构主义等给予译者过度自由和权威的观点，强调以文本作者主体的可认知性为前提，涉及译者的真诚性与良心。杨恒达认为:“既然译者是以作者的身份说话，他在翻译中就有一个否定自身、进入文本作者主体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译者的伟大之处在于甘愿把自己看作文本作者的传声筒，他既是认识主体，又要否定自己，尽量让作者借他的语言来说话。这就像演员一样，既要认识角色，又要成为角色。能否做到这一点，或者尽可能接近这一点，就要看译者是否真诚，是否有对得起作者、对得起读者的良心，这是一个道德问题。”［15］毫无疑问，强调译者、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平等关系是正确的，但是把译者仅仅看作作者的传声筒，则忽视了译者价值主体的身份和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译者、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伦理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译者应该确保翻译能为原作增值。韦勒克和沃伦指出，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同时代人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累计过程的结果，也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进行的批评过程的结果。［16］这一观点从时间的维度揭示了艺术作品的增值过程。翻译则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为艺术作品增加了读者，从而为艺术作品增值。因此，译者应该本着负责的精神保证译文的质量。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指出:“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毁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

避免这种“坏翻译”的发生不仅有赖于译者的水平和能力，更取决于译者的责任感，涉及译者的良心和道德。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在价值关怀方面的内容是三者关系中更重要的方面，即在三者关系中体现着共同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关怀，特别是对美和善的赞美，对丑和恶的批判，对人性的塑造等等。傅雷在《翻译经验点滴》中的一段话充分揭示了这种关系:文学的对象既然以人为主，人生经验不丰富，就不能充分体会一部作品的妙处。而人情世故是没有具体知识可学的。所以我们除了专业修养、广泛涉猎外，还得训练我们观察、感受、想象的能力;平时要深入生活，了解人，关心人，关心一切，才能亦步亦趋地跟在伟大的作家后面，把他的心曲诉说给读者听。因为文学家是解剖社会的医生，挖掘灵魂的探险家，悲天悯人的宗教家，热情如沸的革命家;所以要做他的代言人，也得像宗教家一般的虔诚，像科学家一般的精密，像革命志士一般的刻苦顽强。［18］茅盾的翻译观中也表露了这种关系。他的翻译观和文学观一致，都强调表现人生，使人的精神向上，并肯定翻译和创作同等的重要:自古至今的文学家没有一个人曾经独立完成了这件大工作，必须和拢来，乃得稍近完成;必须得加上从今以后无量数的文学家努力的结果，乃得更近于完成。在这意义上，我觉得翻译文学作品和创作一般地重要，而在尚未有成熟的“人的文学”之邦像现在的我国，翻译尤为重要;否则，将以何者疗救灵魂的贫乏，修补人性的缺陷呢?［3］239共同的价值关怀正是译者和作者对话的基础，这种意识同样体现在译者和读者的关系中。例如，对读者进行伦理道德教育是许多译者的翻译动机，并决定着译者的文本和翻译策略选择。1888年，天津时报馆刻印张赤山的名为《海国妙语》(原著为伊索的《伊索本作》)的译本，在前言中译者明确指出，翻译的目的不仅在于娱乐读者，还在于道德启蒙:余恐日久散佚，因竭意搜罗，得七十篇，爰手抄付梓，以供诸君子茶余酒后之谈，庶可传播遐迩，借以启迪愚朦，于惩戒一端，未必无所裨益，或能引人憬然思，恍然悟，感发归正，束身检行，是则寸衷所深祈祷者，幸勿徒以解颐为快焉可耳。是为序。光绪十四年岁次戊子，天中节，赤山畸士谨识于紫竹林之知之讲会。［19］翻译家李俍民在谈到为什么选择翻译革命英雄主义的作品时说:“我相信，对青少年的精神文明建设，归根到底还是需要在照顾他们物质生活的同时用大力进行教育，进行英雄人物与模范人物的品德教育。解放十七年来，这种教育方法，显然是行之有效的。我之所以要选择外国文学作品中有关英雄烈士题材的书介绍给我国读者，主要的用意就在于此。”［9］283－289在这个意义上，翻译过程中译者与作者以及译文读者的对话是道德的对话。这种对话不仅影响着翻译的选材，在实际的翻译操作过程中，往往决定着翻译策略的选择和语言的使用。作为人际关系的准则，伦理体现在语言的结构及词语上。例如，有些词语本身指涉某种伦理角色和伦理关系，有些词语带有明显的伦理和道德内涵。这类词语不可避免地会把译入语文化的伦理道德观念带入翻译。例如，朱生豪在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时使用“孝”来翻译“nature”及其同类词语。邹振环认为，这种翻译用汉语文化中的儒家“忠孝”伦理观取代了西方文化中的“自然”观。杨周瀚也指出，在孙大雨的翻译中，使用了诸如“逆伦”、“负恩”、“恩情”等词语，读者很容易联想到儒家伦理观。

此外，很多译者为了达到彰显其伦理道德的目的，实现道德理想或为保证与读者的道德对话能够顺利进行，有意选择突出伦理道德因素的策略或使用伦理道德色彩浓厚的词语。在林纾所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中，林纾使用“节概”、“贞操”等词语来赞美女主人公吕贝加，这些词语无疑使读者联想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女子的伦理道德要求，而原文旨在赞颂吕贝加的勇敢精神。王萱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林纾的改动并非对原文词汇的误解，绝非错译，而是有意为之，林纾对书中女主人公之一吕贝加非常喜爱，称赞她“洞明大义，垂青英雄，又能以坚果之力，峻斥豪暴”，在她身上，寄予了自己的道德理想，并借以教育国人，宣传传统的伦理教条。

伦理道德范文篇2

关键词：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问题

互联网技术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其信息传递快捷、获取方便、信息内容丰富、交往全球性、隐蔽性和思想互动性的特点被广泛运用，改变着社会各阶层群体的活动空间和生存、生活方式，及建立在生活和生存方式基础上的伦理道德观念[1]。而这种改变的影响重大而深远，特别是对还未步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更是如此：伦理道德观念将影响他们对国家、对生活、对人生的看法和行为。因此有必要对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问题进行关注和深入研究讨论。

一、对网络伦理道德的认识

道德是以善恶评价的方式来调节人们行为规范的手段和人类自我完善的一种社会价值形态，它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是随着一定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的，网络道德亦不例外。所谓网络伦理道德，是指网民利用网络进行活动和交往时所应遵循的原则与规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型伦理道德关系。与现实社会道德相比网络道德是一种新的道德形态，它与现实道德既有紧密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现实社会道德规范是网络道德的基础。网络道德是社会道德的延伸与拓展。是针对网上行为的特殊性而相应作出的对现实社会道德的细化和充实。网络道德除具有一般道德所具有的特性外，同时具有多元性、开放性、自主性等鲜明的特点[1]。

二、当前大学生中存在的网络伦理道德问题表现

1．价值观扭曲

网络是开放、自由的空间，由于目前尚未建立和形成有效的管理机制，使得一些西方的有害的思想充斥其中。我们的一些青年学生由于缺少理论根基与人生阅历，世界观、价值观还没有完全形成，在此情况下长期接触网络，就易于被这些学说所迷惑而出现思想上的混乱和动荡[2]。当前大学中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的抬头就是其体现，而长此以往学校的正面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受到巨大挑战。

2．沉迷于网络色情难以自拔

网络社会是一个万花筒般的世界，这其中不仅有无穷的有用知识，同样有着各种垃圾一样的信息和看上去很美的害人的诱惑。这些诱惑中，色情最为突出。国外有许多纯色情网站免费开放，尽管网络技术可以过滤掉一部分，但相当多的还是可以长驱直入的。同时，一些正规网站甚至是知名的大网站也有意无意地借助色情的东西吸引眼球，以增加访问量。这样一来就造成了色情充斥网络：打开一个网站，赤裸的与遮掩的色情就会扑面而来：文字的、音乐的、图片的、动画的、电影的和聊天互动的等等，想躲都躲不开！时间长了，沉迷色情就成为自然。而这种色情沉迷会使他们的心理和精神上将变得非常压抑、自卑、脆弱，甚至与他人打交道都会变得困难。而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大学生自控能力有限，极容易因为网络色情内容和信息的诱惑而致网络色情成瘾。这种成瘾的一大严重后果是为了得到性，可能直接对异性性侵犯，这样不仅违背了伦理道德而且为国法所不容。

3．迷失自我

互联网提供的东西很多，娱乐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而娱乐中网络游戏（简称网游），又是最为重要和最受欢迎的娱乐，在今天的大学生中没有进行过网上娱乐的极少，而没有进行过网游的更是少之又少。网络游戏以其联网性和虚拟性等特点，通过为游戏者提供虚拟世界来充分表达和展示自己，使游戏者最大限度地得到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得到的满足、自尊和自信，因此，一些大学生乐此不疲。而沉迷网游的伦理道德危害在于网络游戏频繁的角色转换，会使大学生的人格统一性受到影响和破坏，容易出现双重人格及多重人格：生活中的有缺陷的“我”，“网游”中寻找完美的另一个“我”。现实生活中不完美的我是“常态”，要改变获得长久完美的“我”只有沉醉于虚幻的“网游”了，而这样的后果是迷失自我，甚至发生心理疾患。当前大学生中因“网游”而有“网瘾”心理疾患的不在少数，有了这样的心理疾患，学生的学习天职也就难以履行了。

4．道德情感淡漠

网络的互动性特点使网络世界中存在着网络人际关系，而这种网络人际关系具有的虚拟性、平等性及匿名性，彻底地改变了大学生的交往方式与思维方式，也为大学生重新建构新的人际关系提供了可能。但是，当一些大学生不能正确的开展网络交往时，就可能会过于迷恋网络上的人际交往。特别是当大学生现实世界中遭遇人际挫折或者失败以后，更可能会逃避现实人际交往，沉迷于网络人际关系（网络聊天的盛行就是体现），淡化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区别，而长此以往会使大学生对现实交往淡漠及现实人际交往技能退化，这样一来，性格内向的学生会更加封闭，自卑的学生会越来越丧失信心，而诚信的大学生也可能会因为网络匿名性而学会欺骗。

5．丧失是非观念

网络世界是一个言论约束少的地域，网络中不乏宣传科学真理、传播先进文化、倡导科学精神、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的言论，这些言论，体现了时代精神、推动了网络文化发展。然而网络的虚拟性、网络地址的隐蔽性和网民身份的难以确定性，也使许多人包括少数大学生利用网络的这些特点，将现实生活中的不满释放于各种论坛、博客、聊天室等网络场所。这其中不乏造谣生事，对他人进行谩骂、攻击、恶意中伤、侮辱和诽谤的言论。而网络的公开性和内容传播的快捷性，使网络言论信息一旦，就可能形成相当广泛的波及面，甚至可能永远流动、永远无法恢复原状，从而产生极其广泛的影响，给受侵害人造成巨大创伤。

三、采取积极措施，防范网络伦理道德失范

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和栋梁，对他们应该倍加呵护和积极引导，使他们德、智都没有缺失，特别是不能让他们迷失于网络科技。因此，有必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从技术、法律和伦理道德教育等方面防范网络伦理道德的失范行为发生：

1．转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使其跟上时展

网络的普及与使用，深刻地改变着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育人环境，直接影响着传统德育教育的主导地位。先前的思想政治教育虽然也强调启发疏导，但主要还是面对面的“我传授，你接受”的单向直达模式，强调以教育者为中心，把受教育者——学生放在从属地位，这主要是因为以前学生所处环境单纯，接触的事物少，教师的讲授往往成为影响学生最为重要的元素。而现在有了互联网，学生可以通过网络更直接地接触社会，接受来自网络的“立体”型信息。为此，思想政治教育有必要进行变革：从内容到形式都要跟上时展，从而达到学生乐于接受教育、信服教育内容，自觉排斥网际的“异端邪说”的效果，从而使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取得实效。

2．加强对大学生情感关怀，让他们的心结疏解于现实社会

如前所述，大学生忘我的迷恋网络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从现实生活得不到需要的温暖关爱，转而寻求网络。如果我们对大学生进行必要关爱和在其遇到挫折时进行必要的心理抚慰，那他们必然会减低对网络社会的依赖。而由过度依赖网络产生的伦理道德问题也就可以得以一定程度的解决。高校可以利用多种方式进行这方面工作，如可以在校内依托校医院开设常设的定点的心理诊所，还可以利用校园网开设心理网站，开展网上心理服务，制作心理宣传网页进行心理常识教育；开设网上心理关爱咨询热线，进行对话辅导，帮助大学生疏解心理、情感问题。

3．加强伦理道德教育，提高大学生网络使用时的伦理道德素养

我国有几千年伦理道德底蕴，只是网络发展速度过快，人们在如此快的发展速度下难以适应，才容易出现道德缺失。因此加强伦理道德教育，提高大学生网络使用时的伦理道德素养，引导大学生上网行为，就非常可行了。为此，首先，从中小学到大学都应开设有关网络伦理道德课程，通过持久、深入教育，使伦理道德思想深入人心，增强个人的道德责任心，提高国民的整体网络伦理道德水准；其次对大学生还应开设相关讲座，如大学生刚入学时候就开设技术价值观的讲座，使他们能在合理价值观指导下，成为合格网络公民。

4．加强法律、规范建设，规范大学生网络行为

人光靠自律往往是难以真正约束住自己的，特别是在“独处”的情况下，上网行为往往多就是一种“独处”状况，因此，靠自律约束上网行为不做违反伦理道德违反法律的事情是不够的，在自律之外还需要靠他律来约束。基于此，政府或民间团体应出台相应网络使用规则，以规范网络使用者的行为，对违背伦理道德规范的给予社会舆论监督与惩罚。这样会有利于规范大学生网络行为。

5．不断提高网络技术，阻止不良信息的获取、传播

提高网络道德意识是通过提高学生的自律性来加强网络伦理道德建设，而加强法规建设是通过提高学生的他律性来加强网络伦理道德建设。这两方面都必不可少，而通过提高网络技术手段，阻止不良信息的获取、传播扩散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同前两种手段相辅相成的。为此，国家或网络管理部门可以通过统一技术标准建立一套网络安全体系，严格审查、控制网上信息内容和流通渠道。例如通过防火墙和加密技术防止网络上的非法进入者；利用一些过滤系统、软件过滤掉有害的、不健康的网站、信息等；同时还可以通过技术跟踪手段，使有关机构可以对网络责任主体的网上行为进行调查和控制，确定网络主体应承担的责任，以警示网上行为等。

尽管出现网络伦理道德问题的大学生是极少数，但由于网络伦理道德问题复杂而难解，并且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学校、家庭和社会必须要重视，齐心协力谋求对策进行解决，否则问题越来越多，对大学生的成长十分不利。

参考文献：

[1]王颖.关于网络发展中的伦理问题的思考[J].理论观察，2008（5）.

伦理道德范文篇3

关键词：传统伦理道德；互联网；冲击

传统伦理道德的主要使命是调整和规范传统社会中人们的思想行为，使其合乎一定的秩序或利益。面临社会的转型与变革，传统伦理道德常常会难以胜任其应有使命，所以，伦理道德也要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它必须接受和适应新生的事物、现象，调整自身的内容与形式；反过来，新生的事物、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受到原有伦理道德的约束。相对于传统伦理道德而言，互联网是一件全新的事物，它也受伦理道德的约束，同时互联网也对传统伦理道德构成了多重冲击。

一、道德主体的缺席

在现实生活中，人的主体地位始终是不可动摇的。并且，人的名字总是同他们的社会地位、权力、收入、声望甚至性别、容貌联系在一起的，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能被人们拿来和某人“对号入座”，总是能找到肇事者、参与者等相关的人物。因此，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主体通常是明显、确定的。然而，在互联网上，道德主体却往往模糊难辨，有“缺席”的倾向。

1．主体的符号化

在互联网上，人们惯于展示的不再是容貌、衣着、谈吐、声望等现实生活中的特征，而是一串串符号。同样，人们的网络交往对象也只能是一串串符号。这些符号可以被赋予各种意义，包含各种信息，但要追究其深层信息很难，试图把网络符号与现实生活中的人进行一一对应更是不可能，因为互联网具有跨越时空界限的特性，常常使人和网结合表现出随机、偶然、毫无规律性。在网络社会中，绝大多数言论、行为，都无法归结到现实生活中的某人，最多只能找到言论、行为的源头———某一串符号。

通常，现实生活中的人只有一个正当的名字、一个正当的身份，当他在某一确定的时间地点工作、学习时，他将无法再在另一时间、地点出现，即所谓“分身乏术”。而在网上，一个网民可以匿名，也可以拥有任意多的网络名（或用户ID），可以赋予每一个网络名一种职业、一种性格，他能够在网络时空中任意驰骋，“分身有术”。多重身份在现实生活中常常使人疲于奔命，在互联网上却是一种时尚。由行为主体的符号化所导致的身份多重、行为多变，使得主体自己也常常难以坚持固有的伦理道德观念。因为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常常是“情境主义”的，它们的适用性会根据时间、形势、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一旦改变的频率过快、幅度过大，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常常会显得无所适从。例如一个网民在虚拟社区A中所感受到的是自我奋斗、自强不息；在虚拟社区B中又被互相帮助、同舟共济所吸引；在网站C中又加入“强者为王”的游戏。在反差巨大的角色转换中，行为主体固有的基于身份的伦理道德观念会受到动摇。

相应地，现实生活中观点明确、立场坚定的道德主体也会随着符号化的过程陷入模糊、犹疑的境地，道德主体的伦理意识、道德标准与价值判断也会在符号化所造成的分裂、多元倾向中趋于淡薄，甚至产生回避、退缩的现象。

2．人格的虚拟化

与主体符号化直接相关的一个现象是网络人格的虚拟化。随着三维动画及数字技术的不断完善，互联网世界中的虚拟环境越来越逼真、富有吸引力。网民在日臻发达的网络社会中，也经历着种种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想象的变化。主体身份的符号化使得网民有时几乎成为网络活动的“局外人”，他们进行网络活动时，只需借助键盘、鼠标等计算机设备来操纵那个在网上代表自己的符号，现实生活中“心动身随”的状况被改变。有的网民甚至常常觉得无法控制自己在网络交往中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所拥有的强烈的人格观念、责任观念时常被网上的虚拟气氛冲淡。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自己给予别人的印象、对自己的人格表现十分重视，总是竭力维护和争取尊严、荣誉，因而在日常行为中总是努力按照理想塑造自己的人格，严格遵守生活中的种种准则、规范，唯恐自己的人格受损。互联网为网民提供了匿名、化名的机会，使人隐藏在电脑屏幕的一串串字符之中。由于身份可以被掩盖、伪装，所以很多人开始忽略自己的网络人格、忽略自己在网上的行为与表现。一些人甚至从根本上否认网络人格的存在。

人格“虚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会使原有的人格意识趋于淡薄，在现实生活中树立的人格理想对行为的影响力也趋于减弱。随心所欲、随波逐流在网络人格中所占的比重渐增，崇高、高尚、坚强等传统的人格塑造模式常常被忽略，表率、榜样的作用也呈现出明显的降低趋势。网络人格的虚拟化使得传统伦理道德常常难以确定所要引导、约束和规范的对象，道德主体与道德准则之间常常呈现出一种“若即若离”的格局。

3．自我豁免

在现实生活中，行为主体处在明确具体的社会关系、社会实践之中，极难摆脱相关人乃至公众的注意、监督与评价。网络行为主体的匿名、隐形，导致了颇多认识、判断方面的模糊与困惑。在多数情况下，人们难以找到某一网络行为、网络事件的发起者与促成者。在网上，除了行为者本人，别人几乎无法对网络行为实施的时间、方式进行估计或干预。随着网民的数量呈指数上升的趋势，网络行为的“私人性”“自主性”也随之增多。即使一些网络管理者会对网络采取监控措施，其力度也根本不足以干涉每一位网民的随机行为。并且，互联网中“信息自由”“保护隐私”等合理要求也常常助长了网络行为的任意性。

由此，网络行为使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面临困境：发生在互联网上的谎言、偷窃、欺诈等行为，其责任人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与传统意义的社会关系、社会实践的接触，责任者之外的其他人根本无法像在现实社会中那样迅速、有针对性地产生道德反应、作出道德判断、采取道德措施。伦理道德规范的力量往往只能表现为行为者自身固有的“道德感”，体现在“道德的我”与“行为的我”的对峙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行为者几乎可以随意地解释他所接受的伦理规范并用来为自己辩护，乃至频繁地实施“自我豁免权”：仅我一个人这么做，对整个网络的危害是微小的。并且，既然没有人知道危害由我造成，那么规范对我个人而言便是无效的。[1]

“自我豁免”是“慎独”的反面，是网络主体符号化、人格虚拟化的产物。它时常会助长逃避道德责任、违背道德规范现象的发生，同时还会赋予这些行为以各种理由。黑客伦理中就包含了较为典型的“自我豁免”观念。在黑客看来，人们也许并不知道你在互联网上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却可以知道你是个专家还是新手，因为你在网上所表现的技能及熟练程度会说明一切。而计算机与电脑网络本身就是一个崇尚智能、强调学习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里的逻辑是“因为我能够，所以我有权这么做”“即使我侵入你的主机是不恰当的，错误也在你，因为你没有采取足够的防范措施”。在难以确定规范对象、难以建立外在监督环境的情况下，“自我豁免”是道德主体有意缺席道德审判的最主要方式。

二、道德标准的多元

与现实社会中较清楚、单一的传统道德标准相比，互联网上的道德标准具有模糊、多元化的趋向。促成这种趋向的原因主要在于网络世界的新奇叠出、网络氛围的突出个性以及网络文化的多元碰撞等。

1．新奇叠出的网络世界

互联网是一个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充满新奇事物的广阔电子世界。电子邮件使人们对邮递员逐渐陌生，远程教育使传统的课堂教学面临窘境，电子商务使诸多企业发生剧变……层出不穷的创新与变革使网络社会具备了强烈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人积极投入到网民群体之中。

互联网一方面是信息的宝库，另一方面也是垃圾信息、错误信息泛滥的场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让人们只享受有用的信息资源而不接触有害信息。人们在欣赏高雅网络艺术的同时，常常会被强行链接到色情网页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调查表明，过多地浏览黄色、暴力内容的人，其原有的伦理道德意识会减弱，道德标准会发生偏移。沉溺于网上冲浪、网上聊天的人，更是常常被电子公告栏中“绝对自由”“价值多元”等煽动性内容感染，对传统伦理道德标准产生怀疑甚至否弃。

基于“专家主义”的黑客是网络世界中的另类网民。一方面，他们以智力挑战为乐，以提高自身的网络技能、维护和完善网络秩序；另一方面，他们又常常将自己的智能、时间和金钱浪费在无意义的网络攻防游戏中，并且破坏着他们想要维护的网络秩序。简单地从行为结果来评判黑客现象是不够的，只有深入他们所禀持的道德标准、考察他们的道德理想，探寻其中自相矛盾、冲突的症结所在，才能对黑客行为形成真正理解：新奇的、前所未见的网络事件使我们的传统伦理道德标准失去应有的效用，一些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奇特的道德标准不断涌现。

2．突出个性的网络氛围

互联网拥有的用户数量越来越多，各种网上社区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强。但与此同时，现实生活中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与时间也越来越少，“熟人社会”对人们的凝聚力逐渐减弱。很多人宁愿坐在电脑前给所有亲友发电子邮件而不愿登门拜访。网络交往越来越多地占据着人们的时间，走亲访友、外出娱乐、体育锻炼、甚至于休息睡眠的时间必然相应减少。可以说，电脑网络在不知不觉中重新安排了我们的生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从形式上看，人们被不断地吸引、聚集到网络中来，导致了人群的分裂，以及人际关系的冷漠化。因为网络空间无限广阔、网络信息不断更新，人们在网上很难再建立一个与现实社会中相似的稳定、安宁、熟悉的“生活小区”，网络对网民的吸引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对眼球的刺激”和“对兴趣的怂恿”。在这种情况下，网民的网络行为是较少顾及公共利益与公众舆论的：与现实社会中不同，所谓的“公共利益”并不明显，“公众舆论”对自己的影响也极其微弱。因此，张扬个性便成为互联网上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

个性的张扬，加上互联网上对“信息自由”“人人平等”的鼓励，使得政府、宗族等传统权威的力量得到削弱。没有谁能够独自拥有互联网，互联网也不承认有一个最终的管理者。在网上，所有的网民都是自己的领导和主人，因为所有人都可以拥有网络的一部分。每一个网民都既是参与者，又是组织者；所有网民都有发表意见、表达观点、作出决定的权利，但同时，谁都没有绝对的发言权，没有谁能够剥夺他人的权利而为其做出决定。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是网民解放个性、突出个性的世界。这使得现实社会中基于公共利益、公众舆论，深受政府、宗族等传统权威影响而形成的伦理道德标准面临冲击，很多网民宁愿放弃旧有的单一化道德标准，转而寻求其他的道德依据，甚至干脆将道德标准悬置一边。

3．多元碰撞的网络文化

互联网集文字、声音、图像于一体，构成一种立体化的传播形态，在吸引众多网民加入其中的同时，还造就了独特的网络文化。网络文化以其高度的综合性，突破了简单文字或静态图像的局限；互联网的全球化拓展，使网络文化具备了吸取世界各地文化成果的可能；网络技术所提供的虚拟、互动功能，更促成多元异质文化的碰撞、融汇，并使之成为网络文化的重要方面。

多元文化的碰撞是网络文化的一大特色。互联网所促成的全球化比现实世界中任何一种“全球化”方案都要彻底：国境线、政府、国籍、种族，统统都被消除或忽略，网民可以在网络社会中设定一个任意的身份。网络文化超越了传统的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划界，显现着不同阶级文化、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地域文化的共生共存，存在着系统的文化意识与混沌的心理的相互渗透与并存、文化精华与文化糟粕的交织缠绕、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互相融汇。不同的阶级文化和民族文化已没有主次之分，信息接受者可以不受任何外在的约束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好恶，自由地接触任何一种思想文化。[2]网络文化的这种特质促成了一种奇特的局面：一方面，固守封闭、一元的传统文化在互联网上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另一方面，各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又依然要求维护自己的生命力，要求扩大自身的影响。

据统计，互联网上流通的大部分信息为英语信息。网上各种语言的使用频率依次为英语84％，德语4．5％，日语3．1％，法语1．8％。占据了语言这一传播工具的优势，英语国家的宣传论调、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必然会在网络文化中确立优先地位。而非英语国家的文化影响力自然会相应较小。

对此，法国政府和文化界宣称，要在互联网上打一场“文化战争”，以阻止互联网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法国语言和文化的萎缩。他们决定，凡有关法国信息的主页必须使用法语，并提倡在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网页也要与法语并用。

网络文化的多元碰撞使广大网民难以保守、封闭地一味坚持原有的伦理道德标准，而在异质文化所力倡的各具理由、各有倾向的道德标准面前，人们常常会面临困惑。比如，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人认为浏览色情内容是不道德、甚至是违法的；而另一些人则倾向于认为既然信息自由，那么浏览什么内容是自己的私人事务，与他人无关，更无关道德；还有人强调色情与人体艺术的区别，以此作出道德辩护。

三、道德评判的弱化

在网络环境中，受道德主体缺席，道德标准多元的影响，人们的道德评判意识、道德评判力度以及道德评判效果都呈现出弱化的趋势。

1．道德评判意识降低

互联网以层出不穷的新奇事物，吸引着网民的注意力。人们在获取前所未有的丰富信息、感受多元文化冲击的同时，常常会迷失应有的道德评判意识。按照丹尼尔·贝尔的观念，计算机、网络等现代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共同营造了一种平面化、标准化的“快餐文化”，这种文化消解了传统文化的深度模式，“产生出一种距离的销蚀现象，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即刻反应，冲撞效果、同步感和煽动性。审美距离一旦销蚀，思考回味也没了余地，观众被投入经验的覆盖之下”[3]。于是，传统社会中人们所坚守的道德评判意识，在一次又一次强调感官刺激、强调享乐、强调快节奏的网络时尚中受到削弱。

互联网无边际、无中心、拒斥权威的状况，一方面使网民获取了现实生活中难以享有的信息自由权，使他们可以自由发表言论，对所有的事件、现象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另一方面，网民们在言论的极端自由中，常常减少了道德关怀。造成道德关怀不足的原因在于：道德关怀大多是针对那些发生在自己周围、为自己所熟悉、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但互联网上的绝大多数事件、现象与每一个网民的联系都似乎“可有可无”。互联网上每天更新的内容让人目不暇接，并且真假难辨，网民在接受信息轰炸的同时，又要注意鉴别其真伪，已经是勉为其难。就某一事件而言，人们的道德关怀程度无疑很难达到现实生活中的水平。相应地，道德评判意识也会降低。

调查表明，人们在网上回答“如何看待婚外恋”“如何评价说谎现象”“对黑客的看法”之类的问题时，很多人选择“无所谓”“不好说”之类模棱两可的答案。所表现出的道德感较低，缺乏应有的道德反应能力和道德评判意识。

2．道德评判力度减轻

在互联网的网络论坛、电子公告栏中，随处可见“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言论，随时可以发现千奇百怪的网络事件：许多人在网上肆意辱骂他人、攻击政府、偷窥私人信息、发送恶作剧的垃圾邮件。对于这种情况，网民们也并不是完全听之任之、置之不理，他们也会作出各种回应，加以批评。但遗憾的是，大多数批评意见中缺乏深入的道德思考，与现实社会中人们常常作出的道德评判相比，力度明显不够。传统伦理道德评判中应有的严肃、谨慎、深刻常常被电子公告栏中的戏谑、随便、轻率所取代。网上的道德评判经常流于七嘴八舌，陷入“谁都批评等于谁都没批评”的境地。这一方面是由于网络世界中的超快节奏，使得人们无暇仔细反思某一行为应有的道德依据，没有精力对道德准则的援引、道德推理的进行、道德规范的运用加以追究；另一方面也由于人们自身对网络道德的有意忽略。调查显示，在“学习”“工作”“通信”“娱乐”等上网理由中，选择“娱乐”的人所占比重最大。很多人抱着轻松、休闲或寻求刺激的心态上网，而倾向于将道德标准、道德评判之类的东西抛在一边。

还有人认为，反正互联网是一个虚拟的世界，网上的不道德行为对现实生活并不能产生什么危害，因而持“怎么都行”的宽容态度。人们常常受到逼真的图像、富有震撼力的音响效果、惊险的故事情节之类因素的引诱，迷恋于网络游戏，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自己在现实社会中原有的道德判断力。网上的帝国征战、勇士闯关、古墓盗宝乃至赌王争霸，极容易使人在感官刺激、智能挑战中患上“道德麻木症”。试想：就吸引力而言，内容枯燥、形式古板且总是让人无法任性而为的道德规范，怎么比得上虚拟技术所创造的壮丽景观和梦幻感觉。

3．道德评判效果微弱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交往面较窄，交往对象大都是亲友、邻里、同事等与自己生活圈子密切相关的“熟人”，人们的一言一行总是处于“熟人”的注意、监督之中。一旦有人违背了公认的道德规范，立即会受到劝诫、批评和指责。倘若有人无视这些道德评判，一般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当然，惩罚并非采取强制的、类似法律制裁的方式，而是以贬低其社会声望、疏散其社会关系、冻结其交往活动等方式进行。这些方式在“熟人社会”中所产生的影响往往是十分巨大的。因而，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评判常常产生较好的引导、规范人们言行的效果。

但是在漫无边际的数字化网络社会中，由于网络监控机制无法发挥效力，人们时常难以找到网络言论、网络行为的责任人。即使能够对某一网络事件作出恰当的道德评判，也常常由于缺乏评判对象而落不到实处。对于实施网络行为的本人来讲，也可以在“没人知道我是谁”或“反正没人认识我”等心态的掩护下，忽略甚至蔑视各种道德评判。现实社会中由熟人的目光、公众的舆论、亲友的感情所筑成的道德防线在网上很容易陷于崩溃状态。一方面，目前的网络道德本身尚处于不成熟阶段，对很多网络行为仍无法从道德层面作出评价；另一方面，网上的道德制裁途径和制裁手段仍很缺乏，无法将道德评判与行为责任人的切实利益联系起来，评判者往往会受到“你可以批评我，但你能把我怎么样”的嘲弄。

可以预见的是，在道德评判效果变得微弱的同时，传统伦理道德基础也将受到动摇。

参考文献：

[1]戴黍．网络伦理：现状与前景[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2）．

伦理道德范文篇4

[关键词]网络技术；伦理道德；研究

作为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现象，网络技术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增强，影响面也不断扩大，其中的伦理道德问题也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对网络技术引发的伦理道德问题进行分析，充分发挥网络技术在深层机理上对社会伦理道德传承、建构、维持、巩固的作用，是当前社会研究的重中之重。

一、网络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道德问题。

网络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道德问题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在此我们仅通过两个案例来阐述问题的几个方面。

1.个人隐私遭遇尴尬。

当今社会，有少数人把他人隐私当作金矿，在网上公开叫卖。个人隐私的任意买卖、交换和组合，使得公众在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中毫无隐私可言。屡见不鲜的手机诈骗案让我们看到，犯罪嫌疑人之所以诈骗得逞，他们对受害人个人信息的准确掌握是一个关键环节。也就是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也许您的姓名连同您的电话号码、邮箱、家庭住址、职业等个人资料早已成为了别人买卖的商品，甚至有的网站明码标价出售真实有效的身份证扫描件等个人信息。

个人隐私遭泄露，不难解释：刚买了房子，就有人打电话询问要不要出租、要不要贷款；刚买了新车，就有人打电话问要不要入保、要不要办理洗车卡；刚刚开始旅行就收到各种广告短信。

2“。艳照门”事件。

2008年1月，某国外网站惊现疑似香港艺人陈冠希与多位女性亲密关系的不雅照片，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事件愈演愈烈，所牵涉人数不断增加，成为各大讨论区和网站的热点。网络成为这次事件快速传播的关键。

艳照出现后个别网站利用搜索引擎、论坛、博客、相册等方式，大量传播“艳照”视频和图片，使得互联网上一时间出现了一股群体性传播淫秽照片的浊流。这不仅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还污染了社会，对未成年人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二、问题存在的原因。

1.网络信息把关难，丧失伦理道德的行为难以监督和控制。

网络不像传统媒体那样易于把关，网民具有与传播机构平等的传播权，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向外传播信息。信息传播主体在网络上的虚拟化，是虚无主义和自由无政府主义伦理观盛行的根本。丧失伦理道德的行为难以监督和控制，个人隐私被侵犯，信任与责任就会出现危机。

由于网络隐匿了人的真实身份，使得传播者不必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所以敢于传播一些未经查实、会对社会及个人造成极大影响的信息。例如，香港某杂志由于刊登艺人刘嘉玲的裸照作为封面而被吊销营业执照，取消发行权，而在网上不断此类照片的神秘人物，至今仍逍遥法外。

2.网络自主性强。

网络的自主性强导致网民可以自由复制粘贴或者直接链接各类信息，这就导致许多不良信息在网络虚拟环境和社会现实环境中以网状形式迅速散播，致使损害后果难以估量。手机拍照、摄像头、网络传输都给了隐匿掉真实身份的网民太多的制造话题的机会。

在我们过度强调言论自由的同时，很多污浊的信息正在侵噬着人们的心灵，部分不健康的信息正在污染孩子们健康成长的环境。很多小网民有意无意之中观看了数量巨大的不雅照片，使得本在正确引导下成长的身体、生理、知识、教育体系被打乱，在好奇心和模仿的的过程中可能会诱导他们走入歧途。

3.网络信息传播具有高速度性。

许多网民用虚假的信息登陆注册后，便可以随意发帖、转帖，一旦传播的信息涉及他人隐私并造成巨大损失时，受害人难以及时查证言论者的真实信息，很难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例如：“艳照门”事件一开始，照片便被网民疯狂转载，直到警方介入，事情才稍有收敛。但有的网民已经把照片下载到电脑或手机上并私下流传，这就使得损害结果无限扩大。

另外，许多网站不会着力删除上传或转载的黄色照片，一味追求点击率、一味追求赚钱，把伦理道德摆在一边，把青少年教育摆在一边。甚至个别网站在接到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通知后依然不采取有效措施，致使黄色、下流乃至淫秽的内容在网上长时间停留，部分网站的所作所为不仅超越了社会道德的底线，也超越了法律的底线。

4.信息资源的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

贩卖他人隐私的网站之所以生意兴隆，主要因为他们以低价收集隐私信息，靠增加点击率收取会员费用，同时不断完善资料库。只要客户有需要，他们就可以请网络高手运用“人肉引擎”等手段，搜索到客户要的任何资料。

贩卖他人隐私的网站抓住了大部分网民的心理，只要申请人提交真实信息，获得认证以后，支付相关费用就可以获取他人的隐私；若在网站上公布他人隐私，并博得众人的眼球和点击率就会得到价值不菲的奖金。

三、解决措施。

1.加强立法。

我国对网络信息的立法工作一直十分重视，制定了一批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信息产业部《互联网电子公告（BBS）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规定：“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应当记录上网用户的上网时间、用户账号、互联网地址或者域名、主叫电话号码等信息，记录备份应保存60日，并在国家有关机关依法查询时，予以提供。”如果受害人在档案留存期之后提起诉讼，就难以找到信息的直接者。

我们国家涉及到保护个人隐私的法律也制订了一些，但总的来说，现在的立法是分散的，保护的力度也不够，执法的机制也不健全。设立个人信息保护法，有效保护个人信息不受侵犯，已经成为每个公民的迫切需要。

在今后的立法中我们应着力解决法律法规条文内容重复、监管手段单一、缺乏可操作性、各部门之间权力冲突等问题。

2.加强网民伦理道德约束，掀起全民抵制低俗之风。

在进一步加强网络安全技术的同时，必须做到标本兼治，不仅要从技术上遏制引起伦理道德问题的行为，更要从道德主体的道德意识及其行为等根源入手，既要让网民进行自我伦理道德约束，也要充分做好技术准备；加强大众传媒社会责任感。

抵制低俗之风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每一个网民都应该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提高道德操守，真正做到抵制低俗之风从我做起。不低俗信息，不登陆低俗网站，不转载低俗信息，不给低俗之风以可乘之机，同时对于个别低俗信息的网站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造成抵制低俗之风的强大声势，让那些违法网站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每一个网民都有净化网络空气、营造文明健康网络新风尚的义务，每一个网民都有利用网络资源宣传健康文化的权利。

3.发展民主政治，提高新时期我国舆论监督的水平。

舆论监督如果不能拥有相应的自主权，就无法表现其权威性。因此，建立一套诸如《新闻法》、《舆论监督法》之类的舆论监督法律体系，从法律上、制度上保障舆论监督的权力和义务已是当务之急。另外，人民群众是舆论监督的主体。网络媒体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发挥舆论监督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的作用。

4.打造诚信政府。

政府应加强对信息真实性的审查，严打工作作风漂浮、工作纪律涣散等不良之风。很多普通的案件轰动全国，是因为从案件中暴露出很多令人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表明在打造透明政府、责任政府、诚信政府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亟待完善和加强。人民群众可以允许政府在工作中“犯错误”，但不能原谅政府缺乏诚信。我们在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的同时，也要重视政府的诚信建设。

5.谨慎对待网络。

一些网站采用“诱导性注册”，以获得更多服务为诱惑，尽量让网民把信息填完整，包括身份证号、家庭住址、职业之类。

然后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这些信息商业化处理。因此网民应注意，除了网上交易等必须使用身份证的情况外，在一些小网站注册时，不要轻易泄露自己的身份证号，更不要在网上公布别人的隐私，否则就是侵权行为。网民可以在言论中发表自己的看法，对不道德的现象加以评论、批评，但不允许对言论对象施加言语侮辱，无论言论是否属实，只要言论中存在侮辱他人的行为就构成了侵权。

[参考文献]

[1]吴秀珍。对倡导网络道德、构建和谐网络的思考[J].河南社会科学，2008,（2）。

[2]彭娟娟，陈发俊。因特网对社会正负效应的案例探讨[J].科技资讯，2008,（3）。

[3]杨英仓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对策[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8,48（1）。

伦理道德范文篇5

关键词:伦理道德;现代转型;重构

我国传统道德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前后相继,交相更替,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伦理思想和价值观念,形成了具有独特内容和风格的传统美德,有诸多的道德规范,有丰富的践履道德规范的德行,有如何实现道德建设的教育思想,有我国文化独到的修身之道,以及道德名言、理论,等等。这些内容不仅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活秩序的深层设计,也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更是社会正常运行的重要保证。今天,进一步探讨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转型与重构,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特点

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博大精深,形成一个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儒家伦理思想更全面、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适应了封建统治的需要,占据核心和主干地位。

儒家道德思想和道德学说中的核心概念是“仁”。“仁”的最高原则是“爱人”,其核心在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基本准则和要求;而将这样一套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扩充到社会政治领域,提出“礼仁”一体,使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是儒家伦理的鲜明特色。这使得儒家伦理在漫长的我国封建社会具有了与封建政治一体化的正统地位,对当时社会秩序的调整和传统文化的继承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并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1.修身养性,打造内质

修身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最具特色的概念,也被称为“修德”、“克己”、“正身”、“修己”。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强调人性本善,同时又认为如果没有一番修身慎独的功夫,本性的善是无法转化为现实的善。要实现这种转化,首先必须做到律己修身。孔子认为,修身是根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这样的修养功夫,强调自主自律、自我超越以维护人伦关系和整体秩序,其基本精神是“求诸己”,也就是对自身厚责,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而“求诸己”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慎独,“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这就是说,慎独就是在自我独处时要严于律己,戒慎恐惧“,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经过这样的修养锤炼,人们就可以成为品质高尚、节操坚定的正人君子。修身为本的思想影响了封建社会两千余年,不仅知识分子多形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安贫乐道的气节,而且一切志士仁人把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前提,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基础和前提,毕其一生去追求、去践行[1]。这种重视修身的道德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不仅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而且在广大的劳动人民当中都表现出重视追求精神生活的民族品格。

2.克己奉公,注重整体

传统伦理道德强调人们要有社会责任、国家责任、家庭责任,强调每一个人应对社会做出贡献。因此,人们的家国意识、乡土情结特别浓厚,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是重视群体价值的最突出体现。在大一统观念的支配下,国人都应以国家统一为乐,强调为社会尽责、为天下尽忠的献身精神。家族为本位的集体主义,是传统道德重视群体价值的又一体现。在宗法制下,家族是个人实现其个人价值的保证,因此只有维护家族的利益,才能实现个人的利益。群体拥有支配的权利,个体则只有服从的义务,个人只有克制身心,服从群体,才能与世俗融洽相处。重视国家、群体的利益,以家族为本位的集体主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来源之一,它形成了国人顾大体、识大局、以他人为重、以集体为怀的情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天下为公、克己奉公的美德[2]。这种美德,培育的是对社会、民族的义务感、历史感、责任感、使命感。历来为我国人所推崇的“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种道德观念的反映。

3.先义后利,见利思义

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坚持尚义不尚利,提倡先义后利,以义制利。孔子告诫人们要“见利思义”,见到利益要想到道义。同时,孔子根据对义利的不同态度划分出君子和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倡导要做讲究大义的君子,而不做只讲利益的小人。孟子更进一步认为“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3],董仲舒更概括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4]的命题。“重义轻利”这种道德观念是“君子”追求的道德观念,因为“君子”只有通过节制人对利欲的追求,自觉“存义去利”,才能保持国家清廉和公平。这种义利观注重社会公利,引导人们为国家和百姓作贡献,这是一种积极的社会本位的义利观。这种义利观造就了中华民族积极向上、追求完善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素质,也培育了一批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勇于献身的民族英雄、爱国志士,如岳飞、文天祥、于谦等,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成仁取义的理论,给后世留下了气壮山河的英雄伟绩。

二、传统伦理道德在社会转型中所受到的影响

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对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5]。而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封建生产关系,在对小农经济与封建政治关系的思考中,儒家探索出与封建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纲常伦理,并使之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但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形成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们的民主观念、法制意识不断增强,在价值判断和经济判断之间也不断发生着无法回避的矛盾甚至冲突,作为有悠久历史的传统伦理道德,受到了现代社会强有力的冲击,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

首先,传统的伦理道德只注重人们的道德教育,而忽视了法律、法规等手段对社会管理的作用,破坏了法律的独立性,阻碍了法律的形式化,导致了法律的道德化。究其原因,由于我国传统农业社会和改革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是伦理或政治一元化的社会,由此造成长期以来的道德一元化。而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已经走向多元化,一元化的道德规范已经不适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对多元化道德的需求,便在若干领域造成道德规范的缺失。

其次,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时,强调树立群体意识、整体意识。传统道德中公私概念非常模糊,一方面只有家族利益而没有个人的独立地位;另一方面又是“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大家可以沾一点便宜的意思”[6]。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是公有,公有是共有,也没有公私之分,没有个人产权边界的概念。而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求利,利润追求的最大化和利益占有的利己性是市场经济行为的根本特性,离开这一点就不会有市场经济行为,也不存在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生产者的行为目的,都是为了赚取最大利润,实现价值的最大化。这就要求充分尊重人的个性、能力、自我选择和自我实现的权利,克服传统的“义务型”伦理的强权倾向和片面性。

再次,传统的伦理道德提倡重义轻利,国家要不以利为利,个人要以义为重,甚至产生“以贫为荣、以富为耻”的扭曲的道德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直接导致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不能也不可能把发展社会生产力、追求物质利益作为社会的基本问题和价值目标来加以解决、规范和追求。

综上所述,个体的道德理性是有限的,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新旧伦理观念相互冲突,善恶是非界限非常模糊,这就需要社会以制度的形式,建立一系列明确的社会道德规范,告诉人们什么是应当做的和不应当做的,协助个体确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同时,个人的道德意志也是有限的,往往难以克制自私欲望的膨胀,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制度所提供的约束,包括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都可以强化个体的道德意志。

三、传统伦理道德现代化重构的路径

迈进新世纪,在我国社会广泛而激动人心的现代化转型中,不只是现实社会关系的重新整合,同样面对着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重构、整合、创新。那么如何来重构呢?不能因为传统伦理道德存在的某些问题而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重新建立一套全新的伦理道德体系。应本着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原则,并根据现时代的特征,建立符合我国特色的伦理道德体系,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实现道德与法律的统一与互补

虽然传统伦理道德中有其消极的一面,如等级特权、尊卑有序的观念是为自然经济和专制制度服务的,与现代社会极不相容,但诚实守信、等价交换,公平竞争等道德在现代社会仍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传统道德应客观评价,有效利用,做到真正的扬弃。另外,道德习惯的形成,除传统的劝导、说服、教育外,还需要一定的强制性。在市场经济中某些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如假冒伪劣、权钱交易、损坏公物等,仅靠道德约束是不够的,必须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要改变重德轻法的传统,逐步确立法律的权威。同时,我们应看到道德规范有其立法的必要性,这既可以保证社会变革中道德规范的更新,又可保证已形成的道德规范的贯彻执行。此举是重建现代道德文明,树立道德新风,防止道德沦丧的重要途径,也是强化伦理道德观念与强化法律意识同步进行的有效方式。当代我国的法制现代化是我国人民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法制变革运动,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特色。

2.强调社会价值与个人利益的统一

我国的传统社会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道德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庞大而又严密的道德文化体系,并由此衍生出一整套缜密的道德规范,将人们的言论和生活,自内心深处纳入传统经济需要之网络。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特别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个人与社会、国家之间利益关系在进行着不断的调整。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竞争、民主、法治经济,虽然能够激发人们的竞争意识、开拓精神、创新思想和效率意识,但同时,市场自身的趋利性、排他性和商品交换等价值原则,容易引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消极腐败现象。离开一定的经济道德基础,只能是金钱至上、物欲横流、信誉崩毁、甚至罪案丛生。因此,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仅强调个人利益或集体利益,而要更多地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将尊重和保护个人的正当利益与国家经济政策有机地协调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集体与个人是互为目的的。一方面集体作为个人利益的代表应以个人为目的,在物质上根据社会公正原则尽力满足个人的正当利益,不断提高个人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在精神上尊重个人的人格尊严和个性发展,促进个人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个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应以集体为目的,为维护和增进集体利益而努力工作。只有集体利益得到了满足,集体壮大和发展了,个人的利益才能更容易得到体现和实现。通过两方面的共同努力、相互促进,使个人和集体都达到共赢,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3.应建立一套完整的道德赏罚机制

通过注重人的心理需要、情感因素和对利益的要求,来引导人们的行为。道德赏罚机制就是赏善罚恶、扬善抑恶,它是社会运用利益机制对法律规范调整范围之外的个体行为进行的一种特殊的道德评价和调控方式。所谓“赏”,就是社会通过给予实施道德行为者更多的利益来肯定某种行为的合理性,从而昭示和倡导一定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所谓“罚”,就是社会通过剥夺实施不道德行为者的既得利益来否定某种行为的合理性,从而显示道德规范的权威性,以禁止不道德行为的再次发生。如对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等行为可通过树立典型、舆论引导等方法,对行为者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进行奖励,以保证行为者的利益;而对于不道德行为,如制假卖假、坑蒙拐骗等,我们应当通过各种媒体对其进行揭露和批判,并对其进行物质上的处罚,从而让人们分清是非善恶,对自身的行为产生积极的导向作用。

改革本身是对原来基本秩序的重塑,是一个从有序到无序再到基本有序的过程。无序状态的存在,既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也是再次走向有序的一个基本环节。今天讨论该问题,着眼的是“失”中有得,是在失去陈陈相因的传统后重新建构我们的伦理体系。社会转型时期迫切要求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使社会从动荡走向有序,从“个人伦理”走向“制度伦理”,这是当代我国道德嬗变的趋势。[论-文-网]

参考文献:

[1]王红武.关于我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思考[J].学术探索,2007(3):6-10.

[2]于铭松.论我国传统道德伦理[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4):92-97.

[3]魏英敏.当代我国伦理与道德[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335-350.

[4]王殿卿.东方道德研究(第三辑)[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196-197.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2-134、434.

伦理道德范文篇6

伊斯兰教传人中国，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从公元7—14世纪，伴随着大批穆斯林来华，优秀的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也同时向东方传人。并与中国传统文化长久的互相渗透与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内涵丰富的中国伊斯兰文化。而作为意识形态范畴的伊斯兰伦理道德观，当然也会在伊斯兰整体文化中体现出来，并在人们的宗教行为与现实生活中发挥重要影响，逐渐形成有益于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强大推动力，从而成为中华文明中优秀思想道德的有机组成部分。

伊斯兰教是两世并重的宗教。穆斯林在谋求基本生存条件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过程中为有效地协调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实现自身价值，满足心灵寄托，便以《古兰经》、“圣训”为思想准绳形成牢固的关于家庭关系、社会交往、从业思想等一系列重要的规范性要求，总结出闪烁着伊斯兰思想光辉的道德风范和伦理准则。这一准则在日久年深的社会实践中日臻完善，自成体系，成为一代又一代穆斯林的重要精神支柱，对提高穆斯林精神修养、道德素质，改善穆斯林地区的社会风气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穆斯林把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温馨和睦的家庭关系，以及以积极的态度合理的开发、利用、保护自然资源，创造一定的物质财富等，视为真主赋予人类社会的神圣义务和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人必须以一种敬畏的心态和信仰的诚意去身体力行加以实践，而这其中无一不蕴涵着伊斯兰纤而美好的道德伦理因素。不难想象，脱离这种道德约束的行为，必然会对社会的稳定安宁，人际关系和谐和健康等带来极大的破坏，而且也与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相违背。

伊斯兰伦理道德观的确立，源于经训原则，并与人们的宗教信仰、物质和精神生活等关系十分密切，因而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思想文化根基。中阿文化的交流融合，使伊斯兰伦理道德的适应和影响范围，从伊斯兰世界向东方社会乃至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扩展和延伸，发展成为世界上大部分人们所普遍遵循的社会公德，如在中国，伊斯兰教倡导的勤政廉洁、秉公办事、尊师重友、尊老爱幼、扶若济困、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等道德行为，不光在穆斯林民族中得到推崇，同时，也是穆斯林民族以外的其他兄弟民族所接受和遵从的，成为中华民族全体人民崇尚和洛守的美德就行，成为衡量一个优秀民族健康心理素质和美好精神情操及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坚持爱国主义教育是伊斯兰教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热爱祖国，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为人民的事业前赴后继，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建功立业，是穆斯林优秀品质的精髓。在我国历史上，每当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严峻时刻，穆斯林挺身而出，不怕流血牺牲，为国效命的英雄事迹不胜枚举，这种壮举正是他们所具有的高尚道德情操和正确人生观的最好体现。在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时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是我国穆斯林伦理道德修养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之一。

伊斯兰精神的显著特点旧对现实生活持积极向上的态度，并且认为营造今世是为了后世，这样这能够使穆斯林站在神圣信仰和遵从主命的高度去认识自己对时代、对社会、对人类应有的义务和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有一位宗教思想家曾写下这样的铭言：“名实兼收，不独润身还润屋；经营俱到，真能成己更成人。”他要求人们的作为必须具有明显的，公众的社会目的及相应的效益，凡做事应名实相符，有益于大众，有益于社会和国家，在自己取得成功的时候，也要想到对他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扶持。这一思想明显的反映了伊斯兰教的人世态度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它对于国家建设与富强，民族进步与振兴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对于国计民生与人民利益的大事，伊斯兰教总是从各方面动员和鼓励人们予以关注并热情的参与，以实际行动响应政府的号召，积极主动地投身其中，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和才智。如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家实行的改革开放，经济体制的转型，西部大开发等许多重大的战略决策，我国穆斯林是非常欢迎的，更何况这些重大战略决策和举措是与穆斯林自身的利益和长远发展息息相关的，参与了它，也就是办了有利于自己琢子孙后代的大事。

伊斯兰伦理道德体系，不是短期内的应景产物，也不是只在某些特殊地域适用的生活制度，而是一种世界性的行为规范准则，它经历了上千年的考验和人类实践的反复检验，长期不衰、历久而弥坚，在伊斯兰文化向世界传播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发挥着影响和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及生活方式的作用。但是必须承认对于某一穆斯林群体或穆斯林个人而言，良好的道德意识的形成，伦理观念的增强，不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从抓抓坠地到进人坟墓都需要不间断，不停息地去学习、去汲取伊斯兰思想文化的精华和先进的科学知识，才能跳上有伦理道德意义的人生道路，才会有提高精神修养水平的自觉行动。不论个人或民族，文化积淀愈深通能自觉的去下理性参悟功夫，也就愈会形成较高水准的道德品质。同一信仰的不同个人之间对伦理道德内容和意义的理解及其实践上，不一定完全相同，对事物价值的衡量和判断，也可能存在差异，这主要缘于接受教育的程度、文化涵养水平、生活环境的影响不同所致。有一位哲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居广居、由正路，方能保合元气；友良友、亲明师，不啻坐于春风”。所以加强学习提高教育水平，坚持守正、自洁，修行养性是养成良好的伦理道德素质的前提，而良好的道德伦理行为则应是教育与学习长期熏陶的结果。早在伊斯兰教初创时期先知穆罕默德就很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他有两段著名圣训“求知是每个穆斯林的天职”、“学问虽远在中国，也应当去寻求。”先知穆罕默德又说：“谁踏上求学的大道，真主已经使谁走上直达乐园的途。”这是他对求知者的高度评价和赞誉。先知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传播伊斯兰教的成功，就在于他用伊斯兰文明的力量凝聚了人心，改变了四分五裂的部落割据状况，形成一个统一的穆斯林整体世界，这也可以说是伊斯兰伦理道德之光启迪阿拉伯民族的心灵取得的重大胜利。伊斯兰教在向阿拉伯半岛以外的其他各地的传播中，同样没有忽视和放松对信仰者在伦理道德方面耐心地教化，因而才有了不受疆域之限水陆之隔的空前发展，直到今天在世界范围内仍保持着日盛一日的强劲势头。伊斯兰教传到那里，便把作为宗教基石的精神文明和伦理道德原则带到那里，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宗教意识、精神面貌和为人处事的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促使人类文明的向前发展。

伊斯兰伦理道德中融有的理性成份，从一个侧面反映、揭示了宗教的本质功能，因为真正的宗教是崇尚理性，注重人们的道德修养，用教理教义去擦亮人们的心灵之窗，使他们对美好和善良的东西有深刻的感受，从而启迪他们不断追求上进，不断完善自我，实现人生理想。而以散布和贩卖低下灰色的精神垃圾为能事的所谓“宗教”，不是真正的宗教，是邪教，其歪理邪说只能扼杀理性，给人们的精神和生命造成痛苦甚至灾难。所以我们宣扬正确的宗教伦理道德，也是让人们知道如何去识别和抵制错误的、虚假的，是宗教学者们的一项严肃而光荣的工作任务，也是宗教伦理道德建设中的大事。当前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革和社会经济关系的重新调整，势必使原来传统道德和行为规范中某些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部分受到冲击。而一些新的道德标准为人们所认可和接受，给已有的伦理道德体系增添新的内容，从而使社会生活，人们的相互交往活动建立在更富有活力，更符合宗教教义和时代特点的良性、有序的健康运行轨道；同时，在市场经济时代，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一些人当中也会出现伦理道德失衡，甚至道德败坏、违法犯罪等现象，严重危害社会安宁，干扰破坏人们的正常生活。公民伦理道德素质的提高，可以促进国家的法制建设：而健全的法制环境，则为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能够营造必不可少的环境条件。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既要重视广泛的伦理道德的宣传教育，又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运用各种手段，多种方法，不同形式，全面提高人们的思想觉司和法制观念。伊斯兰伦理道德教育要在这场浩大的社会文明建设工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积极用道德的感召力量来唤醒人们的良知，使他们从思想深处产生震憾和道德约束力，使人们以美好的心灵，文明规范的举止净化社人环境，以积极主动的敬业精神建设我们生存的家园。

宗教道德规范还主张动机和效果的统一，既重视行为的动机，又强调行为的效果。教义指出：抱着爱心和奉献精神去关心别人，帮助别人，成全别人就是一种好的动机，就是一种施舍，就会得到好的效果。若无动机，则无效果可言；效果是动机的兑现和转化，若动机不纯，其效果有可能会走向它的反面。伊斯兰教伦理道德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高尚和精神情操和诚实的敬业精神。既要勤奋工作，尽职尽责，又要为社会履行义务，为大众谋求幸福。既享用通过劳动创造的成果，也反对挥霍浪费，暴殓天物。伊斯兰教认为奢侈浪费是一种罪过，信仰不仅是精神生活的重要支柱，而且也应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既具有服务于社会的意识，又重视爱意识支配而产生实际行动。如果只有信仰而无实践活动，则信仰的诚意得不到体现，其信仰也只能是空泛肤浅的，没有什么意义。也无社会价值。

真主明确的启示：“信道的人们啊：你们要敬畏真主，要和诚实的人在一起”。（9：119—）先知穆罕默德曾说：“你们坚持诚实的美德。因为诚实会引导你们走向正义”。中国穆斯林先哲曾用“忠厚留有余地步；和平养无限天机”来高度概括这一美德，它的核心内容是“忠厚”与“和平”，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对道德修养起码的要求，一个人只要作到“忠厚”、“和平”这两点，他就是一个实践了圣人晓谕的诚实的穆斯林，一个在行为上为人们树立了榜样的人。

《古兰经》、“圣训”中大力宣扬追求和平、安宁、倡导仁慈、博爱的宗教伦理观，体现在人们的行动L就是诚实、忠厚与和平。

伦理道德范文篇7

见危不救，泛指一切在他人处于危难时或公共利益处于危难之时而漠然处之，不予救助的行为。根据国内外的立法与实践，见危不救主要包括以下五种情形：

1.1不报告他人危难这种情形是指：见他人处于危难状态时，能报告治安、医疗或其他有关部门唤起救助而故意不报告的行为。

1.2不救助他人危难见他人处于危难之时，能救助而不救助的行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见危不救的最普遍的情形。

1.3不应公务员请求协助救难这种情形主要是指当有危险灾难发生时，若负责救助的公务员发出要求，请求协助救难时，公民不予协助救难的行为。

2对见危不救行为入刑的考证

1975年在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对见危不救行为进行处罚措施：“贼人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问当论不当？审不存，不当论；典、老虽不存，当论。”该篇还记载：“有贼杀伤人冲术，偕旁人不援，百步中比（野），当赀二甲”。从这两段秦简的内容来看，秦代对见危不救的处规定十分严格，凡邻里遇盗请求救助而未救者，要依法论罪；凡有盗贼在大道上杀伤人，在路旁百步以内的行人未出手援助者，罚交战甲二件。从我国古代社会和国外的情况来看，把见危不救行为人刑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道德刑法化的过程，众所周知，道德与法律都是人类社会重要的行为规范，二者都属于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评价。但是由于道德的规范作用主要是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等精神力量来维持，实际上是通过社会成员的自觉性来发挥作用的，因此，道德在发挥作用时就具有局限性，它对那些严重危害他人或社会利益的行为只能进行舆论的遣责而不进行实质的制裁。对于那些不知廉耻的人来说，道德的遣责在他们身上几乎不会发挥任何作用。然而法律则不同，虽然其规定的范围有限，但是它表现的是“国家意志”的他律，它可以规定人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它是以国家强制力——法庭、警察、监狱为后盾，它既有引导、推动、教育的作用，更有惩戒、防范的作用。较之道德，法律对人们有着更强的制约作用。

3对我国设立见危不救的可行性论证

在今天道德日渐滑坡的情况下，把见危不救排除在刑法的高速范畴之外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笔者建议把见危不救行为入刑，设立见危不救罪，这是因为：

3.1从我国古代社会和国外在“见危不救”问题基本上采取相同的立场来看，这种立法选择有着超越阶级和制度的文明属性资本主义道德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权利至上为旨，二者有根本的矛盾但都不约而同的“强人所难”，逼人见义勇为，严惩见危不救的行为。这说明，法律上的这一选择与特定的阶级、制度没有多大关系，而与各国面对的共同庆社会问题（道德滑坡相关）。我们国家既然存在着同样的社会问题，就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和成果。社会主义本来就是比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更强调社会公德的社会，我们没有理由对国民的道德要求更低，没有理由不立法“逼”人们见义勇为。

3.2设立见危不救罪，其前提是行为人必须具有相应的刑法上的作为义务，也就是必须将原本的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换句话说，就是在法律和道德的标尺上，用指针将见危不救划在法律义务的一侧。我们认为这种划分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也是必需的。这是因为：一方面，法律对道德领域的干预程度应依时而定。当道德的力量本身足以保证道德规范得以实施时，法律自不必“多管闲事”。但当道德的力量已经不足以使道德规范得到实施，而该规范对于社会来说又至关重要时，就有必要采取法律手段，以强化和巩固该规范，否则，听任道德规范的滑坡，直至最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那时再想通过立法来扭转局面，也只怕是“法不责众”、为时已晚了。另一方面，刑法本来就渗透一定的道德，同时又是巩固道德的武器，而道德是刑法的重要精神支柱，如果对见危不救这种严惩违反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的处罚还只是停留在道德谴责的层面上，是难以遏制这种现象蔓延的。将见危不救规定为犯罪是社会的需要，这一点是不容忽视与否认的。所以，“将本来属于道德层面的要求部分变成法律规范，变成人们的强制义务，这是提高国民精神文明的一种途径。”

3.3“见危不救”行为的实质属性决定了它应当定为刑事犯罪“见危不救”之行为，实质属性有两方面：一方面，能救助或能唤起救助而故意不为，实为坐视、纵容他人生命、健康等重大损害的发生，说明这种损害结果并不违背其内心意图，这与加害人或造成危害之人的心理状态没有本质区别，是一种间接故意的心理状态。另一方面，“见危不救”行为常常成为实际危害结果发生的重要条件之一，若无此一条件，若“见危而救”，损害结果大多不会发生。这就是说，这种行为与他人损害之间也有一定程度的因果关系。

基于此种实质属性，我们能将其仅视为不道德行为吗？刑法既然追究造成严惩后果的过失犯罪的责任，也应该追究赞成严惩后果的过失犯罪的责任。因为见危不救者的主观过错或恶意（坐视、纵容）远比过失犯罪更严重、更可恶。见危不救行为直接赞成得人身、精神伤害，以及间接造成的社会影响都是十分恶劣的，将其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并不违反犯罪概念的构成理论，而且这样做也符合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的原则。

4设立见危不救罪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伦理道德范文篇8

关键词：传统伦理道德；互联网；冲击

传统伦理道德的主要使命是调整和规范传统社会中人们的思想行为，使其合乎一定的秩序或利益。面临社会的转型与变革，传统伦理道德常常会难以胜任其应有使命，所以，伦理道德也要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它必须接受和适应新生的事物、现象，调整自身的内容与形式；反过来，新生的事物、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受到原有伦理道德的约束。相对于传统伦理道德而言，互联网是一件全新的事物，它也受伦理道德的约束，同时互联网也对传统伦理道德构成了多重冲击。

一、道德主体的缺席

在现实生活中，人的主体地位始终是不可动摇的。并且，人的名字总是同他们的社会地位、权力、收入、声望甚至性别、容貌联系在一起的，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能被人们拿来和某人“对号入座”，总是能找到肇事者、参与者等相关的人物。因此，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主体通常是明显、确定的。然而，在互联网上，道德主体却往往模糊难辨，有“缺席”的倾向。

1．主体的符号化

在互联网上，人们惯于展示的不再是容貌、衣着、谈吐、声望等现实生活中的特征，而是一串串符号。同样，人们的网络交往对象也只能是一串串符号。这些符号可以被赋予各种意义，包含各种信息，但要追究其深层信息很难，试图把网络符号与现实生活中的人进行一一对应更是不可能，因为互联网具有跨越时空界限的特性，常常使人和网结合表现出随机、偶然、毫无规律性。在网络社会中，绝大多数言论、行为，都无法归结到现实生活中的某人，最多只能找到言论、行为的源头———某一串符号。

通常，现实生活中的人只有一个正当的名字、一个正当的身份，当他在某一确定的时间地点工作、学习时，他将无法再在另一时间、地点出现，即所谓“分身乏术”。而在网上，一个网民可以匿名，也可以拥有任意多的网络名（或用户ID），可以赋予每一个网络名一种职业、一种性格，他能够在网络时空中任意驰骋，“分身有术”。多重身份在现实生活中常常使人疲于奔命，在互联网上却是一种时尚。由行为主体的符号化所导致的身份多重、行为多变，使得主体自己也常常难以坚持固有的伦理道德观念。因为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常常是“情境主义”的，它们的适用性会根据时间、形势、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一旦改变的频率过快、幅度过大，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常常会显得无所适从。例如一个网民在虚拟社区A中所感受到的是自我奋斗、自强不息；在虚拟社区B中又被互相帮助、同舟共济所吸引；在网站C中又加入“强者为王”的游戏。在反差巨大的角色转换中，行为主体固有的基于身份的伦理道德观念会受到动摇。

相应地，现实生活中观点明确、立场坚定的道德主体也会随着符号化的过程陷入模糊、犹疑的境地，道德主体的伦理意识、道德标准与价值判断也会在符号化所造成的分裂、多元倾向中趋于淡薄，甚至产生回避、退缩的现象。

2．人格的虚拟化

与主体符号化直接相关的一个现象是网络人格的虚拟化。随着三维动画及数字技术的不断完善，互联网世界中的虚拟环境越来越逼真、富有吸引力。网民在日臻发达的网络社会中，也经历着种种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想象的变化。主体身份的符号化使得网民有时几乎成为网络活动的“局外人”，他们进行网络活动时，只需借助键盘、鼠标等计算机设备来操纵那个在网上代表自己的符号，现实生活中“心动身随”的状况被改变。有的网民甚至常常觉得无法控制自己在网络交往中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所拥有的强烈的人格观念、责任观念时常被网上的虚拟气氛冲淡。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自己给予别人的印象、对自己的人格表现十分重视，总是竭力维护和争取尊严、荣誉，因而在日常行为中总是努力按照理想塑造自己的人格，严格遵守生活中的种种准则、规范，唯恐自己的人格受损。互联网为网民提供了匿名、化名的机会，使人隐藏在电脑屏幕的一串串字符之中。由于身份可以被掩盖、伪装，所以很多人开始忽略自己的网络人格、忽略自己在网上的行为与表现。一些人甚至从根本上否认网络人格的存在。

人格“虚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会使原有的人格意识趋于淡薄，在现实生活中树立的人格理想对行为的影响力也趋于减弱。随心所欲、随波逐流在网络人格中所占的比重渐增，崇高、高尚、坚强等传统的人格塑造模式常常被忽略，表率、榜样的作用也呈现出明显的降低趋势。网络人格的虚拟化使得传统伦理道德常常难以确定所要引导、约束和规范的对象，道德主体与道德准则之间常常呈现出一种“若即若离”的格局。

3．自我豁免

在现实生活中，行为主体处在明确具体的社会关系、社会实践之中，极难摆脱相关人乃至公众的注意、监督与评价。网络行为主体的匿名、隐形，导致了颇多认识、判断方面的模糊与困惑。在多数情况下，人们难以找到某一网络行为、网络事件的发起者与促成者。在网上，除了行为者本人，别人几乎无法对网络行为实施的时间、方式进行估计或干预。随着网民的数量呈指数上升的趋势，网络行为的“私人性”“自主性”也随之增多。即使一些网络管理者会对网络采取监控措施，其力度也根本不足以干涉每一位网民的随机行为。并且，互联网中“信息自由”“保护隐私”等合理要求也常常助长了网络行为的任意性。

由此，网络行为使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面临困境：发生在互联网上的谎言、偷窃、欺诈等行为，其责任人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与传统意义的社会关系、社会实践的接触，责任者之外的其他人根本无法像在现实社会中那样迅速、有针对性地产生道德反应、作出道德判断、采取道德措施。伦理道德规范的力量往往只能表现为行为者自身固有的“道德感”，体现在“道德的我”与“行为的我”的对峙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行为者几乎可以随意地解释他所接受的伦理规范并用来为自己辩护，乃至频繁地实施“自我豁免权”：仅我一个人这么做，对整个网络的危害是微小的。并且，既然没有人知道危害由我造成，那么规范对我个人而言便是无效的。[1]

“自我豁免”是“慎独”的反面，是网络主体符号化、人格虚拟化的产物。它时常会助长逃避道德责任、违背道德规范现象的发生，同时还会赋予这些行为以各种理由。黑客伦理中就包含了较为典型的“自我豁免”观念。在黑客看来，人们也许并不知道你在互联网上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却可以知道你是个专家还是新手，因为你在网上所表现的技能及熟练程度会说明一切。而计算机与电脑网络本身就是一个崇尚智能、强调学习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里的逻辑是“因为我能够，所以我有权这么做”“即使我侵入你的主机是不恰当的，错误也在你，因为你没有采取足够的防范措施”。在难以确定规范对象、难以建立外在监督环境的情况下，“自我豁免”是道德主体有意缺席道德审判的最主要方式。

二、道德标准的多元

与现实社会中较清楚、单一的传统道德标准相比，互联网上的道德标准具有模糊、多元化的趋向。促成这种趋向的原因主要在于网络世界的新奇叠出、网络氛围的突出个性以及网络文化的多元碰撞等。

1．新奇叠出的网络世界

互联网是一个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充满新奇事物的广阔电子世界。电子邮件使人们对邮递员逐渐陌生，远程教育使传统的课堂教学面临窘境，电子商务使诸多企业发生剧变……层出不穷的创新与变革使网络社会具备了强烈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人积极投入到网民群体之中。

互联网一方面是信息的宝库，另一方面也是垃圾信息、错误信息泛滥的场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让人们只享受有用的信息资源而不接触有害信息。人们在欣赏高雅网络艺术的同时，常常会被强行链接到色情网页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调查表明，过多地浏览黄色、暴力内容的人，其原有的伦理道德意识会减弱，道德标准会发生偏移。沉溺于网上冲浪、网上聊天的人，更是常常被电子公告栏中“绝对自由”“价值多元”等煽动性内容感染，对传统伦理道德标准产生怀疑甚至否弃。

基于“专家主义”的黑客是网络世界中的另类网民。一方面，他们以智力挑战为乐，以提高自身的网络技能、维护和完善网络秩序；另一方面，他们又常常将自己的智能、时间和金钱浪费在无意义的网络攻防游戏中，并且破坏着他们想要维护的网络秩序。简单地从行为结果来评判黑客现象是不够的，只有深入他们所禀持的道德标准、考察他们的道德理想，探寻其中自相矛盾、冲突的症结所在，才能对黑客行为形成真正理解：新奇的、前所未见的网络事件使我们的传统伦理道德标准失去应有的效用，一些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奇特的道德标准不断涌现。

2．突出个性的网络氛围

互联网拥有的用户数量越来越多，各种网上社区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强。但与此同时，现实生活中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与时间也越来越少，“熟人社会”对人们的凝聚力逐渐减弱。很多人宁愿坐在电脑前给所有亲友发电子邮件而不愿登门拜访。网络交往越来越多地占据着人们的时间，走亲访友、外出娱乐、体育锻炼、甚至于休息睡眠的时间必然相应减少。可以说，电脑网络在不知不觉中重新安排了我们的生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从形式上看，人们被不断地吸引、聚集到网络中来，导致了人群的分裂，以及人际关系的冷漠化。因为网络空间无限广阔、网络信息不断更新，人们在网上很难再建立一个与现实社会中相似的稳定、安宁、熟悉的“生活小区”，网络对网民的吸引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对眼球的刺激”和“对兴趣的怂恿”。在这种情况下，网民的网络行为是较少顾及公共利益与公众舆论的：与现实社会中不同，所谓的“公共利益”并不明显，“公众舆论”对自己的影响也极其微弱。因此，张扬个性便成为互联网上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

个性的张扬，加上互联网上对“信息自由”“人人平等”的鼓励，使得政府、宗族等传统权威的力量得到削弱。没有谁能够独自拥有互联网，互联网也不承认有一个最终的管理者。在网上，所有的网民都是自己的领导和主人，因为所有人都可以拥有网络的一部分。每一个网民都既是参与者，又是组织者；所有网民都有发表意见、表达观点、作出决定的权利，但同时，谁都没有绝对的发言权，没有谁能够剥夺他人的权利而为其做出决定。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是网民解放个性、突出个性的世界。这使得现实社会中基于公共利益、公众舆论，深受政府、宗族等传统权威影响而形成的伦理道德标准面临冲击，很多网民宁愿放弃旧有的单一化道德标准，转而寻求其他的道德依据，甚至干脆将道德标准悬置一边。

3．多元碰撞的网络文化

互联网集文字、声音、图像于一体，构成一种立体化的传播形态，在吸引众多网民加入其中的同时，还造就了独特的网络文化。网络文化以其高度的综合性，突破了简单文字或静态图像的局限；互联网的全球化拓展，使网络文化具备了吸取世界各地文化成果的可能；网络技术所提供的虚拟、互动功能，更促成多元异质文化的碰撞、融汇，并使之成为网络文化的重要方面。

多元文化的碰撞是网络文化的一大特色。互联网所促成的全球化比现实世界中任何一种“全球化”方案都要彻底：国境线、政府、国籍、种族，统统都被消除或忽略，网民可以在网络社会中设定一个任意的身份。网络文化超越了传统的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划界，显现着不同阶级文化、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地域文化的共生共存，存在着系统的文化意识与混沌的心理的相互渗透与并存、文化精华与文化糟粕的交织缠绕、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互相融汇。不同的阶级文化和民族文化已没有主次之分，信息接受者可以不受任何外在的约束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好恶，自由地接触任何一种思想文化。[2]网络文化的这种特质促成了一种奇特的局面：一方面，固守封闭、一元的传统文化在互联网上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另一方面，各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又依然要求维护自己的生命力，要求扩大自身的影响。

据统计，互联网上流通的大部分信息为英语信息。网上各种语言的使用频率依次为英语84％，德语4．5％，日语3．1％，法语1．8％。占据了语言这一传播工具的优势，英语国家的宣传论调、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必然会在网络文化中确立优先地位。而非英语国家的文化影响力自然会相应较小。

对此，法国政府和文化界宣称，要在互联网上打一场“文化战争”，以阻止互联网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法国语言和文化的萎缩。他们决定，凡有关法国信息的主页必须使用法语，并提倡在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网页也要与法语并用。

网络文化的多元碰撞使广大网民难以保守、封闭地一味坚持原有的伦理道德标准，而在异质文化所力倡的各具理由、各有倾向的道德标准面前，人们常常会面临困惑。比如，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人认为浏览色情内容是不道德、甚至是违法的；而另一些人则倾向于认为既然信息自由，那么浏览什么内容是自己的私人事务，与他人无关，更无关道德；还有人强调色情与人体艺术的区别，以此作出道德辩护。

三、道德评判的弱化

在网络环境中，受道德主体缺席，道德标准多元的影响，人们的道德评判意识、道德评判力度以及道德评判效果都呈现出弱化的趋势。

1．道德评判意识降低

互联网以层出不穷的新奇事物，吸引着网民的注意力。人们在获取前所未有的丰富信息、感受多元文化冲击的同时，常常会迷失应有的道德评判意识。按照丹尼尔·贝尔的观念，计算机、网络等现代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共同营造了一种平面化、标准化的“快餐文化”，这种文化消解了传统文化的深度模式，“产生出一种距离的销蚀现象，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即刻反应，冲撞效果、同步感和煽动性。审美距离一旦销蚀，思考回味也没了余地，观众被投入经验的覆盖之下”[3]。于是，传统社会中人们所坚守的道德评判意识，在一次又一次强调感官刺激、强调享乐、强调快节奏的网络时尚中受到削弱。

互联网无边际、无中心、拒斥权威的状况，一方面使网民获取了现实生活中难以享有的信息自由权，使他们可以自由发表言论，对所有的事件、现象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另一方面，网民们在言论的极端自由中，常常减少了道德关怀。造成道德关怀不足的原因在于：道德关怀大多是针对那些发生在自己周围、为自己所熟悉、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但互联网上的绝大多数事件、现象与每一个网民的联系都似乎“可有可无”。互联网上每天更新的内容让人目不暇接，并且真假难辨，网民在接受信息轰炸的同时，又要注意鉴别其真伪，已经是勉为其难。就某一事件而言，人们的道德关怀程度无疑很难达到现实生活中的水平。相应地，道德评判意识也会降低。

调查表明，人们在网上回答“如何看待婚外恋”“如何评价说谎现象”“对黑客的看法”之类的问题时，很多人选择“无所谓”“不好说”之类模棱两可的答案。所表现出的道德感较低，缺乏应有的道德反应能力和道德评判意识。

2．道德评判力度减轻

在互联网的网络论坛、电子公告栏中，随处可见“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言论，随时可以发现千奇百怪的网络事件：许多人在网上肆意辱骂他人、攻击政府、偷窥私人信息、发送恶作剧的垃圾邮件。对于这种情况，网民们也并不是完全听之任之、置之不理，他们也会作出各种回应，加以批评。但遗憾的是，大多数批评意见中缺乏深入的道德思考，与现实社会中人们常常作出的道德评判相比，力度明显不够。传统伦理道德评判中应有的严肃、谨慎、深刻常常被电子公告栏中的戏谑、随便、轻率所取代。网上的道德评判经常流于七嘴八舌，陷入“谁都批评等于谁都没批评”的境地。这一方面是由于网络世界中的超快节奏，使得人们无暇仔细反思某一行为应有的道德依据，没有精力对道德准则的援引、道德推理的进行、道德规范的运用加以追究；另一方面也由于人们自身对网络道德的有意忽略。调查显示，在“学习”“工作”“通信”“娱乐”等上网理由中，选择“娱乐”的人所占比重最大。很多人抱着轻松、休闲或寻求刺激的心态上网，而倾向于将道德标准、道德评判之类的东西抛在一边。

还有人认为，反正互联网是一个虚拟的世界，网上的不道德行为对现实生活并不能产生什么危害，因而持“怎么都行”的宽容态度。人们常常受到逼真的图像、富有震撼力的音响效果、惊险的故事情节之类因素的引诱，迷恋于网络游戏，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自己在现实社会中原有的道德判断力。网上的帝国征战、勇士闯关、古墓盗宝乃至赌王争霸，极容易使人在感官刺激、智能挑战中患上“道德麻木症”。试想：就吸引力而言，内容枯燥、形式古板且总是让人无法任性而为的道德规范，怎么比得上虚拟技术所创造的壮丽景观和梦幻感觉。

3．道德评判效果微弱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交往面较窄，交往对象大都是亲友、邻里、同事等与自己生活圈子密切相关的“熟人”，人们的一言一行总是处于“熟人”的注意、监督之中。一旦有人违背了公认的道德规范，立即会受到劝诫、批评和指责。倘若有人无视这些道德评判，一般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当然，惩罚并非采取强制的、类似法律制裁的方式，而是以贬低其社会声望、疏散其社会关系、冻结其交往活动等方式进行。这些方式在“熟人社会”中所产生的影响往往是十分巨大的。因而，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评判常常产生较好的引导、规范人们言行的效果。

但是在漫无边际的数字化网络社会中，由于网络监控机制无法发挥效力，人们时常难以找到网络言论、网络行为的责任人。即使能够对某一网络事件作出恰当的道德评判，也常常由于缺乏评判对象而落不到实处。对于实施网络行为的本人来讲，也可以在“没人知道我是谁”或“反正没人认识我”等心态的掩护下，忽略甚至蔑视各种道德评判。现实社会中由熟人的目光、公众的舆论、亲友的感情所筑成的道德防线在网上很容易陷于崩溃状态。一方面，目前的网络道德本身尚处于不成熟阶段，对很多网络行为仍无法从道德层面作出评价；另一方面，网上的道德制裁途径和制裁手段仍很缺乏，无法将道德评判与行为责任人的切实利益联系起来，评判者往往会受到“你可以批评我，但你能把我怎么样”的嘲弄。

可以预见的是，在道德评判效果变得微弱的同时，传统伦理道德基础也将受到动摇。

参考文献：

[1]戴黍．网络伦理：现状与前景[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2）．

[2]林晓梅，陆永平．网络文化与大学生道德教育[J]．江苏高教，2000，（4）．

伦理道德范文篇9

伦理是指道德关系及其相应的道德规范。企业伦理是伦理的具体表现之一，通过企业道德规范来调节企业和企业员工的行为。所谓企业伦理，是指企业全体员工认同并在实际处理各种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善恶标准、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伦理道德是一种习俗，是人们自觉自愿追求的，对人们行为活动具有约束力。企业伦理道德属于企业文化系统中的习俗要素，对企业和企业员工的约束是自然的，对企业和企业员工的影响是长期的。企业伦理道德是企业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的一种文化，企业伦理道德的优劣对企业的发展又具有深远的影响。企业伦理道德包括员工个体道德和企业法人道德两个方面。

1.员工个体道德。员工个体道德的主体是企业单个的员工，员工个人道德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任何人的道德素质的各个方面都有内在的一致性，它们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都统一在人的根本道德价值观念。人内在的根本的道德价值观念，控制、导向、左右和调节人在各种场合下的道德行为。事实上，我国古代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就是人的道德行为在各种场合的统一性。员工个体道德素质的高低，影响着整个社会风气，也必然影响整个企业的形象。员工个人道德对整个企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员工的职业道德上，加强员工职业道德的教育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内容。

2.企业法人道德。企业法人道德是以善良、正直、公正、诚信等为标准，来评价企业和员工的行为，并调整企业与社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顾客、企业与员工等之间的行为规范。企业道德一方面通过舆论和教育来影响员工个体道德，形成员工的爱憎、善恶、是非的观念，另一方面又通过制度在企业确定下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企业道德准则，明确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成为约束企业和员工行为的原则和规范。企业法人道德素质的优劣，对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比员工个体道德的影响更大，并直接决定着整个企业的形象和发展前途。企业道德建设必须从现代市场经济的实际出发，明确企业法人道德在整个道德体系中的根本或关键地位，着眼于用优良的企业法人道德来带动整个社会道德风气的优化。企业正而后市场平，市场平而后社会稳，社会稳而后民风纯，由此可见，企业法人道德建设的地位重要、作用重大。

二、企业伦理道德的建设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是我国古代讲的“修己安人”的道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修已的功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安人的行为，体现了一种系统的管理哲学，其根本的核心就是“规规矩矩地做事，诚诚恳恳地做人”。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立于不败地位，全面提高核心竞争力，加强企业伦理道德建设就显得十分必要。企业伦理道德建设有两个方面的层次，一是员工个体道德的建设，二是企业法人道德的建设。员工个体道德与企业法人道德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两者之中，企业法人道德处于主导地位，因此，企业伦理道德的建设，应重点加强企业法人道德的建设。

1.员工个体道德的建设。员工个体道德建设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占居重要地位，加强员工个体道德建设可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力，提高企业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中国传统文化非常讲究修身养性，完美人格，儒家文化对人们修身养性的影响已有几千年了。仁、义、礼、智、信、温、良、勤、俭、让、真、善、美、诚、敏、圣、宽、严、勇等，都有着丰富而浓厚的内容，即使在现代高度文明的社会，也有着新的内涵，对人格的完善仍然具有超强的影响力。在我国，企业员工道德建设已有一定的历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如今，面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迎接世纪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企业员工个体道德建设的核心就是加强职工职业道德的建设，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遵守企业行为规范，爱集体，爱岗位，爱劳动，爱他人；讲责任，讲纪律，计协作，讲奉献，讲和谐；忠于职守，勤奋工作，诚实劳动，承认差距；努力学习，积极进取，团结互助，不断创新，创造价值。

2.企业法人道德的建设。企业法人道德与员工个体道德是有区别的，两者在层次上是不同的，企业法人道德缺失的危害远比员工个体道德缺失的危害要大得多。但两者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企业法人道德的建立，必然会对员工提出相应的要求，必然要部分地体现在每一员工的言行之中，特别会经常性地体现在员工的职业道德之中。在当前，我国企业法人伦理道德的建设，应充分关注企业的社会道德、生态道德、人际道德和行业道德四个方面的建设。

⑴企业社会道德建设。就是要处理好企业、国家、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中，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是无可厚非的，但必须在法律道德规范的范围内进行，如果一个企业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是不道德的，是一种社会病害。一个遵守文明道德行为准则的企业，才具备了良好的社会道德。就企业与国家关系来说，毫无疑义，国家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企业无论在何时何地的任何行为，都应自觉地维护国家的最高利益。就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来说，无论企业大小、强弱，都不能靠损害社会求发展，应充分考虑并承担企业的力所能及的社会责任，如慈善资助等，而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可以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发展环境。就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来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应提倡公平合理的文明竞争，在企业自身求发展的同时，不中伤陷害其他企业。

⑵企业生态道德的建设。就是要处理好企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一个企业对它所处的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是有很大影响的。企业不仅改变自然环境中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而且还会改变社会环境中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一个能与环境共同优化发展的企业，才具备了良好的生态道德。就企业与自然环境关系来说，企业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已是责无旁贷，企业必须采用先进工艺和先进技术，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做到企业发展与自然环境相和谐。就企业与社会环境关系来说，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要注重促进社会生态的良性循环，最大限度地降低对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如交通拥挤、生态环境污染等，最大限度地提高对社会环境的正面影响，如促进地区的经济繁荣、参与社会公共事业的建设等。

⑶企业人际道德的建设。就是要处理好企业与人的关系。企业发展的关键归根到底在于人，企业如果只关心生产而不关心人，不仅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也是不道德的。一个能全面关心人的企业，才具备了良好的人际道德

伦理道德范文篇10

一、道德主体的缺席

在现实生活中，人的主体地位始终是不可动摇的。并且，人的名字总是同他们的社会地位、权力、收入、声望甚至性别、容貌联系在一起的，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能被人们拿来和某人“对号入座”，总是能找到肇事者、参与者等相关的人物。因此，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主体通常是明显、确定的。然而，在互联网上，道德主体却往往模糊难辨，有“缺席”的倾向。

1．主体的符号化

在互联网上，人们惯于展示的不再是容貌、衣着、谈吐、声望等现实生活中的特征，而是一串串符号。同样，人们的网络交往对象也只能是一串串符号。这些符号可以被赋予各种意义，包含各种信息，但要追究其深层信息很难，试图把网络符号与现实生活中的人进行一一对应更是不可能，因为互联网具有跨越时空界限的特性，常常使人和网结合表现出随机、偶然、毫无规律性。在网络社会中，绝大多数言论、行为，都无法归结到现实生活中的某人，最多只能找到言论、行为的源头———某一串符号。

通常，现实生活中的人只有一个正当的名字、一个正当的身份，当他在某一确定的时间地点工作、学习时，他将无法再在另一时间、地点出现，即所谓“分身乏术”。而在网上，一个网民可以匿名，也可以拥有任意多的网络名（或用户ID），可以赋予每一个网络名一种职业、一种性格，他能够在网络时空中任意驰骋，“分身有术”。多重身份在现实生活中常常使人疲于奔命，在互联网上却是一种时尚。由行为主体的符号化所导致的身份多重、行为多变，使得主体自己也常常难以坚持固有的伦理道德观念。因为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常常是“情境主义”的，它们的适用性会根据时间、形势、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一旦改变的频率过快、幅度过大，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常常会显得无所适从。例如一个网民在虚拟社区A中所感受到的是自我奋斗、自强不息；在虚拟社区B中又被互相帮助、同舟共济所吸引；在网站C中又加入“强者为王”的游戏。在反差巨大的角色转换中，行为主体固有的基于身份的伦理道德观念会受到动摇。

相应地，现实生活中观点明确、立场坚定的道德主体也会随着符号化的过程陷入模糊、犹疑的境地，道德主体的伦理意识、道德标准与价值判断也会在符号化所造成的分裂、多元倾向中趋于淡薄，甚至产生回避、退缩的现象。

2．人格的虚拟化

与主体符号化直接相关的一个现象是网络人格的虚拟化。随着三维动画及数字技术的不断完善，互联网世界中的虚拟环境越来越逼真、富有吸引力。网民在日臻发达的网络社会中，也经历着种种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想象的变化。主体身份的符号化使得网民有时几乎成为网络活动的“局外人”，他们进行网络活动时，只需借助键盘、鼠标等计算机设备来操纵那个在网上代表自己的符号，现实生活中“心动身随”的状况被改变。有的网民甚至常常觉得无法控制自己在网络交往中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所拥有的强烈的人格观念、责任观念时常被网上的虚拟气氛冲淡。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自己给予别人的印象、对自己的人格表现十分重视，总是竭力维护和争取尊严、荣誉，因而在日常行为中总是努力按照理想塑造自己的人格，严格遵守生活中的种种准则、规范，唯恐自己的人格受损。互联网为网民提供了匿名、化名的机会，使人隐藏在电脑屏幕的一串串字符之中。由于身份可以被掩盖、伪装，所以很多人开始忽略自己的网络人格、忽略自己在网上的行为与表现。一些人甚至从根本上否认网络人格的存在。

人格“虚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会使原有的人格意识趋于淡薄，在现实生活中树立的人格理想对行为的影响力也趋于减弱。随心所欲、随波逐流在网络人格中所占的比重渐增，崇高、高尚、坚强等传统的人格塑造模式常常被忽略，表率、榜样的作用也呈现出明显的降低趋势。网络人格的虚拟化使得传统伦理道德常常难以确定所要引导、约束和规范的对象，道德主体与道德准则之间常常呈现出一种“若即若离”的格局。

3．自我豁免

在现实生活中，行为主体处在明确具体的社会关系、社会实践之中，极难摆脱相关人乃至公众的注意、监督与评价。网络行为主体的匿名、隐形，导致了颇多认识、判断方面的模糊与困惑。在多数情况下，人们难以找到某一网络行为、网络事件的发起者与促成者。在网上，除了行为者本人，别人几乎无法对网络行为实施的时间、方式进行估计或干预。随着网民的数量呈指数上升的趋势，网络行为的“私人性”“自主性”也随之增多。即使一些网络管理者会对网络采取监控措施，其力度也根本不足以干涉每一位网民的随机行为。并且，互联网中“信息自由”“保护隐私”等合理要求也常常助长了网络行为的任意性。

由此，网络行为使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面临困境：发生在互联网上的谎言、偷窃、欺诈等行为，其责任人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与传统意义的社会关系、社会实践的接触，责任者之外的其他人根本无法像在现实社会中那样迅速、有针对性地产生道德反应、作出道德判断、采取道德措施。伦理道德规范的力量往往只能表现为行为者自身固有的“道德感”，体现在“道德的我”与“行为的我”的对峙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行为者几乎可以随意地解释他所接受的伦理规范并用来为自己辩护，乃至频繁地实施“自我豁免权”：仅我一个人这么做，对整个网络的危害是微小的。并且，既然没有人知道危害由我造成，那么规范对我个人而言便是无效的。

“自我豁免”是“慎独”的反面，是网络主体符号化、人格虚拟化的产物。它时常会助长逃避道德责任、违背道德规范现象的发生，同时还会赋予这些行为以各种理由。黑客伦理中就包含了较为典型的“自我豁免”观念。在黑客看来，人们也许并不知道你在互联网上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却可以知道你是个专家还是新手，因为你在网上所表现的技能及熟练程度会说明一切。而计算机与电脑网络本身就是一个崇尚智能、强调学习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里的逻辑是“因为我能够，所以我有权这么做”“即使我侵入你的主机是不恰当的，错误也在你，因为你没有采取足够的防范措施”。在难以确定规范对象、难以建立外在监督环境的情况下，“自我豁免”是道德主体有意缺席道德审判的最主要方式。

二、道德标准的多元

与现实社会中较清楚、单一的传统道德标准相比，互联网上的道德标准具有模糊、多元化的趋向。促成这种趋向的原因主要在于网络世界的新奇叠出、网络氛围的突出个性以及网络文化的多元碰撞等。

1．新奇叠出的网络世界

互联网是一个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充满新奇事物的广阔电子世界。电子邮件使人们对邮递员逐渐陌生，远程教育使传统的课堂教学面临窘境，电子商务使诸多企业发生剧变……层出不穷的创新与变革使网络社会具备了强烈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人积极投入到网民群体之中。

互联网一方面是信息的宝库，另一方面也是垃圾信息、错误信息泛滥的场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让人们只享受有用的信息资源而不接触有害信息。人们在欣赏高雅网络艺术的同时，常常会被强行链接到色情网页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调查表明，过多地浏览黄色、暴力内容的人，其原有的伦理道德意识会减弱，道德标准会发生偏移。沉溺于网上冲浪、网上聊天的人，更是常常被电子公告栏中“绝对自由”“价值多元”等煽动性内容感染，对传统伦理道德标准产生怀疑甚至否弃。

基于“专家主义”的黑客是网络世界中的另类网民。一方面，他们以智力挑战为乐，以提高自身的网络技能、维护和完善网络秩序；另一方面，他们又常常将自己的智能、时间和金钱浪费在无意义的网络攻防游戏中，并且破坏着他们想要维护的网络秩序。简单地从行为结果来评判黑客现象是不够的，只有深入他们所禀持的道德标准、考察他们的道德理想，探寻其中自相矛盾、冲突的症结所在，才能对黑客行为形成真正理解：新奇的、前所未见的网络事件使我们的传统伦理道德标准失去应有的效用，一些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奇特的道德标准不断涌现。

2．突出个性的网络氛围

互联网拥有的用户数量越来越多，各种网上社区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强。但与此同时，现实生活中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与时间也越来越少，“熟人社会”对人们的凝聚力逐渐减弱。很多人宁愿坐在电脑前给所有亲友发电子邮件而不愿登门拜访。网络交往越来越多地占据着人们的时间，走亲访友、外出娱乐、体育锻炼、甚至于休息睡眠的时间必然相应减少。可以说，电脑网络在不知不觉中重新安排了我们的生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从形式上看，人们被不断地吸引、聚集到网络中来，导致了人群的分裂，以及人际关系的冷漠化。因为网络空间无限广阔、网络信息不断更新，人们在网上很难再建立一个与现实社会中相似的稳定、安宁、熟悉的“生活小区”，网络对网民的吸引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对眼球的刺激”和“对兴趣的怂恿”。在这种情况下，网民的网络行为是较少顾及公共利益与公众舆论的：与现实社会中不同，所谓的“公共利益”并不明显，“公众舆论”对自己的影响也极其微弱。因此，张扬个性便成为互联网上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

个性的张扬，加上互联网上对“信息自由”“人人平等”的鼓励，使得政府、宗族等传统权威的力量得到削弱。没有谁能够独自拥有互联网，互联网也不承认有一个最终的管理者。在网上，所有的网民都是自己的领导和主人，因为所有人都可以拥有网络的一部分。每一个网民都既是参与者，又是组织者；所有网民都有发表意见、表达观点、作出决定的权利，但同时，谁都没有绝对的发言权，没有谁能够剥夺他人的权利而为其做出决定。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是网民解放个性、突出个性的世界。这使得现实社会中基于公共利益、公众舆论，深受政府、宗族等传统权威影响而形成的伦理道德标准面临冲击，很多网民宁愿放弃旧有的单一化道德标准，转而寻求其他的道德依据，甚至干脆将道德标准悬置一边。

3．多元碰撞的网络文化

多元文化的碰撞是网络文化的一大特色。互联网所促成的全球化比现实世界中任何一种“全球化”方案都要彻底：国境线、政府、国籍、种族，统统都被消除或忽略，网民可以在网络社会中设定一个任意的身份。网络文化超越了传统的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划界，显现着不同阶级文化、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地域文化的共生共存，存在着系统的文化意识与混沌的心理的相互渗透与并存、文化精华与文化糟粕的交织缠绕、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互相融汇。不同的阶级文化和民族文化已没有主次之分，信息接受者可以不受任何外在的约束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好恶，自由地接触任何一种思想文化。[2]网络文化的这种特质促成了一种奇特的局面：一方面，固守封闭、一元的传统文化在互联网上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另一方面，各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又依然要求维护自己的生命力，要求扩大自身的影响。

据统计，互联网上流通的大部分信息为英语信息。网上各种语言的使用频率依次为英语84％，德语4．5％，日语3．1％，法语1．8％。占据了语言这一传播工具的优势，英语国家的宣传论调、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必然会在网络文化中确立优先地位。而非英语国家的文化影响力自然会相应较小。

对此，法国政府和文化界宣称，要在互联网上打一场“文化战争”，以阻止互联网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法国语言和文化的萎缩。他们决定，凡有关法国信息的主页必须使用法语，并提倡在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网页也要与法语并用。

网络文化的多元碰撞使广大网民难以保守、封闭地一味坚持原有的伦理道德标准，而在异质文化所力倡的各具理由、各有倾向的道德标准面前，人们常常会面临困惑。比如，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人认为浏览色情内容是不道德、甚至是违法的；而另一些人则倾向于认为既然信息自由，那么浏览什么内容是自己的私人事务，与他人无关，更无关道德；还有人强调色情与人体艺术的区别，以此作出道德辩护。

三、道德评判的弱化

在网络环境中，受道德主体缺席，道德标准多元的影响，人们的道德评判意识、道德评判力度以及道德评判效果都呈现出弱化的趋势。

1．道德评判意识降低

互联网以层出不穷的新奇事物，吸引着网民的注意力。人们在获取前所未有的丰富信息、感受多元文化冲击的同时，常常会迷失应有的道德评判意识。按照丹尼尔·贝尔的观念，计算机、网络等现代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共同营造了一种平面化、标准化的“快餐文化”，这种文化消解了传统文化的深度模式，“产生出一种距离的销蚀现象，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即刻反应，冲撞效果、同步感和煽动性。审美距离一旦销蚀，思考回味也没了余地，观众被投入经验的覆盖之下”。于是，传统社会中人们所坚守的道德评判意识，在一次又一次强调感官刺激、强调享乐、强调快节奏的网络时尚中受到削弱。

互联网无边际、无中心、拒斥权威的状况，一方面使网民获取了现实生活中难以享有的信息自由权，使他们可以自由发表言论，对所有的事件、现象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另一方面，网民们在言论的极端自由中，常常减少了道德关怀。造成道德关怀不足的原因在于：道德关怀大多是针对那些发生在自己周围、为自己所熟悉、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但互联网上的绝大多数事件、现象与每一个网民的联系都似乎“可有可无”。互联网上每天更新的内容让人目不暇接，并且真假难辨，网民在接受信息轰炸的同时，又要注意鉴别其真伪，已经是勉为其难。就某一事件而言，人们的道德关怀程度无疑很难达到现实生活中的水平。相应地，道德评判意识也会降低。

调查表明，人们在网上回答“如何看待婚外恋”“如何评价说谎现象”“对黑客的看法”之类的问题时，很多人选择“无所谓”“不好说”之类模棱两可的答案。所表现出的道德感较低，缺乏应有的道德反应能力和道德评判意识。

2．道德评判力度减轻

在互联网的网络论坛、电子公告栏中，随处可见“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言论，随时可以发现千奇百怪的网络事件：许多人在网上肆意辱骂他人、攻击政府、偷窥私人信息、发送恶作剧的垃圾邮件。对于这种情况，网民们也并不是完全听之任之、置之不理，他们也会作出各种回应，加以批评。但遗憾的是，大多数批评意见中缺乏深入的道德思考，与现实社会中人们常常作出的道德评判相比，力度明显不够。传统伦理道德评判中应有的严肃、谨慎、深刻常常被电子公告栏中的戏谑、随便、轻率所取代。网上的道德评判经常流于七嘴八舌，陷入“谁都批评等于谁都没批评”的境地。这一方面是由于网络世界中的超快节奏，使得人们无暇仔细反思某一行为应有的道德依据，没有精力对道德准则的援引、道德推理的进行、道德规范的运用加以追究；另一方面也由于人们自身对网络道德的有意忽略。调查显示，在“学习”“工作”“通信”“娱乐”等上网理由中，选择“娱乐”的人所占比重最大。很多人抱着轻松、休闲或寻求刺激的心态上网，而倾向于将道德标准、道德评判之类的东西抛在一边。

3．道德评判效果微弱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交往面较窄，交往对象大都是亲友、邻里、同事等与自己生活圈子密切相关的“熟人”，人们的一言一行总是处于“熟人”的注意、监督之中。一旦有人违背了公认的道德规范，立即会受到劝诫、批评和指责。倘若有人无视这些道德评判，一般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当然，惩罚并非采取强制的、类似法律制裁的方式，而是以贬低其社会声望、疏散其社会关系、冻结其交往活动等方式进行。这些方式在“熟人社会”中所产生的影响往往是十分巨大的。因而，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评判常常产生较好的引导、规范人们言行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