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小说十篇

伦理小说篇1

一

在家庭关系中，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关系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罗素指出：“家庭的基础建立在这一事实之上，即父母对他们的孩子有一种特殊的爱，这种爱与他们相互间的关系不同，也与他们对别人家的孩子的爱不同。”天下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有所作为，都关心儿女的成长。《林地居民》中麦尔布礼很爱自己的女儿，每当与人们谈起女儿格蕾丝，他就流露出骄傲的神态和深沉的情感；当女儿没有来信时，他非常担心，常常一个人半夜跑出来盯着女儿过去的脚印发呆；当女儿回家以后，他陪女儿散步，与女儿谈心，体现了一个父亲的慈祥和爱。麦尔布礼对女儿的爱，也体现在他对女儿不幸婚姻的关心之中。菲茨比尔斯与格蕾丝结婚后不久，结识了查曼德夫人，背叛了格蕾丝而与查曼德夫人纠缠在一起。作为父亲，麦尔布礼非常生气，他改变了过去那种对菲茨比尔斯推心置腹、坦白诚恳的态度，决定“要不惜一切与他女婿那种粗鄙下流、肆无忌惮的放荡行为作斗争”。菲茨比尔斯因酒醉而在他面前大肆侮辱格蕾丝时，他狠狠地揍了菲茨比尔斯一顿，发泄心中怒火。后来，菲茨比尔斯与查曼德夫人私奔，“麦尔布礼陷入耻辱的深渊，他甚至比格蕾丝还要感觉丢脸”。他放下平时的绅士架子，去找一个虽然潦倒却又自命不凡的律师比奥库克，在得知女儿有可能从痛苦的婚约中解脱出来时，又马不停蹄地找维恩特波恩商量，希望维恩特波恩捐弃前嫌，帮助他和女儿。尽管格蕾丝因为担心菲茨比尔斯来纠缠而精神极度恐惧，但父亲无私的关心让她感受到父亲的慈祥和家的温暖，逐渐从惊恐状态中解脱出来。

“在一个既定的道德体系中，作为义务的准则，常常是道德主体在社会的道德生活中所摆脱不掉的。因而道德主体要成为有道德的人，就必须履行这些道德义务，不履行这些道德义务，就称不上有道德的人甚至还可能是缺德的人。也就是说，道德主体在面对这些义务时，几乎不能选择是否履行这些义务，而是必须接受这些义务。”教育子女、关心子女的成长正是父母应尽的义务，但在《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的父母没有尽到这种义务。苔丝的父亲约翰・德北“本是当地人所说的那种松松懈懈的懒骨头；他有时干起活儿来，倒也有些力气，不过需要干的时候和高兴出力的时候，能否两下凑巧相合，却是非常靠不住的。他又不像那些长年出力的人，有按时经常劳动的习惯，所以即便二者凑巧相合，他也不见得能坚持下去”。苔丝的母亲昭安・德北过去是挤奶工，后来做洗衣工，她虽然朴实，但头脑简单。他们都是糊涂之人，生下苔丝及众多儿女，却从来没有考虑他们的未来。正是由于他们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才要苔丝去认“本家”，并因此而毁了苔丝的一生。《无名的裘德》中，小时光老人从澳洲来到裘德那里后，裘德对淑说：“咱们得教导他、培养他，让他长大了上大学。”淑也说：“天上所有的星星能够提供给咱们琢磨的东西，都没有他那颗如饥如渴的小小心灵供给得多。”因此，她想“好好地待这孩子，想要好好地做他的母亲”。孩子的到来，不仅没有损伤裘德与淑的感情，反而“使他们的生活里生出一种使人道德提高、毫不掺杂自私的亲子之爱”。从上述小说叙事中，哈代强调父母应该关心儿女的思想和情感，关心儿女的成长。

二

在维多利亚社会转型期，由于时代和环境条件的急剧变化而导致的家庭代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普遍存在。《林地居民》中，麦尔布礼对格蕾丝的教育和爱充满了功利色彩，也导致彼此的矛盾冲突。他送女儿出去学习，是希望女儿将来过一种上等人的生活；他为了能攀上贵族，要求女儿去拜访查曼德夫人；后来，他更是解除了女儿与青梅竹马的维恩特波恩的婚约，让格蕾丝与贵族出身的菲茨比尔斯交往，认为女儿一旦嫁给了菲茨比尔斯，那就会“过上一种高贵的、值得细细体味的生活”。事实上，格蕾丝在与菲茨比尔斯交往的过程中，感到“与其说他是和她平等的人，是她的保护者和亲爱的朋友，倒不如说他是她的统治者”。特别是发现菲茨比尔斯与当地一个女子苏柯・丹逊有不同寻常的关系后，更是不愿意与菲茨比尔斯交往，但麦尔布礼不答应。正是由于他的功利，才一手导演了女儿的不幸。哈代在这里否定了麦尔布礼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尊重女儿的选择的行为。

家庭代际之间有不同的生活态度、价值取向，彼此之间难免有隔膜甚至矛盾。《还乡》中姚伯太太与儿子克林感情很深，由于克林放弃巴黎的美好前程而回到家乡兴办教育，令姚伯太太难以接受。姚伯太太希望克林有所作为，觉得在巴黎更有发展前途，但儿子认定要回荒原兴办教育，无奈之下，姚伯太太只能同意。但她并不理解儿子的真实想法，克林是想献身教育，改变人们落后的观念，并不想把兴办教育作为晋升的阶梯，但姚伯太太觉得“做教员也许做得好，也许在那方面成了名”。克林与游苔莎的交往，姚伯太太也很反对。在她看来，游苔莎太懒，也不本分，被人们视为女巫，绝不是好女孩子。但在克林的眼中，游苔莎受过很好的教育，对他办学校很有帮助。围绕着游苔莎，母子之间出现尖锐的冲突。特别是姚伯太太听说克林准备和游苔莎结婚的事情后，母子更是大吵一场。姚伯太太认定游苔莎不过是贪图克林带她去巴黎，不可能做一个好太太。而克林坚持认为游苔莎是一个好女孩子，并负气离开了母亲。可见，他们的认识是不一致的，也说明他们母子之间是有隔膜的。

代际冲突也可能由于彼此的隔膜与误解。《卡斯特桥市长》中，亨察德对女儿十分疼爱，但在伊丽莎白・简这方面来说，她心目中的父亲牛森已经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而眼前这个位高权重、财大气粗的市长只是自己的一个远房亲戚，因此对他也就自然没有父亲的情感。在母亲苏珊与亨察德复婚后，她在恬静、安适、富裕的生活中，然而，她与父亲的交流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他们之间还没有心灵的沟通。如果女儿打扮得稍微艳丽，也会遭到父亲眼光的指责；特别是当女儿参加法夫瑞举办的晚会、与法夫瑞欢快地跳舞后，父亲没有给她所希望得到的赞许，以至于“伊丽莎白・简从亨察德的态度揣摩，她接受邀请跳舞，是出了什么差错”。其实，父亲不理她不是不爱她，而是因为与法夫瑞有矛盾，不希望女儿与他交往，但女儿并不清楚父亲的用意。这件事，非常典型地说明他们父女之间的隔膜。

哈代在小说中强调，在血缘纽带维系的家庭关系中，家庭成员之间毕竟血浓于水，血缘亲情的凝聚力依然强大，无论是父辈还是子女，只要多一些宽容、多一丝温情，代际冲突就能解决。克林与游苔莎结婚后，姚伯太太让克锐给克林送去50基尼表示祝贺，说明他们母子之间并没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后来更是亲自去看望克林和游苔莎，想借机缓和彼此的关系，这体现了一个母亲的胸怀。克林也希望与母亲和好，他对游苔莎说：“要是我母亲再能跟你、跟我都和好了，那我就十分快乐了。”当姚伯太太被毒蛇咬伤躺在地上呼吸极度微弱时，克林早已忘记了彼此的裂痕，“在他心里，现在的时光，和他还没跟母亲生分以前的爱的时光，弥合为一了”。姚伯太太虽然不治身亡，但她那母性的慈爱，让克林终身不忘。《卡斯特桥市长》中随着亨察德的破产，父女关系出现了变化。伊丽莎白在别人都不相信她父亲的时候仍然相信父亲，“她想得到允许，能原谅他以前对她态度粗暴，并想在他处境困难时帮助他”。也正是在她的温情的滋润下，破产后极度失落、消沉的父亲很快就振作起来了。

我们知道，“道德首先是现实道德生活的反映，道德规范首先是现实道德关系的概括”。哈代在小说叙事中强调了家庭代际伦理的重要性，指出作为父母，应该关心儿女的思想和情感，关心儿女的成长；如果父母不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只会害了自己的儿女。家庭代际之间难免出现矛盾冲突，但只要正确处理家庭问题，共同培养代际伦理，就能化解矛盾走向和谐。

参考文献：

1.罗素著，杨玉成等编译：《罗素论幸福人生》，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

2.哈代著，邹海仑译：《林地居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罗国杰主编：《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哈代著，张若谷译：《德伯家的苔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5.哈代著，张若谷译：《无名的裘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6.哈代著，张若谷译：《还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7.哈代著，张玲等译：《卡斯特桥市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伦理小说篇2

关键词 谭恩美 婚姻伦理观 多元文化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On the Ethics of Marriage in Novel "The Joy Luck Club"

CHEN F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 Amy Tan is a Chinese American representative writer of the 20th century， discounting her works unique and profound meaning of ethical values is often thought to have a strong impact on the reader. Through reading the text， expand from marital ethics and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his novel "The Joy Luck Club" Ethics of the marriage， combined with ethical criticism，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ethic of marriage and its impact factors， and explain their marital ethics in the real sense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lies.

Key words Amy Tan； ethics of marriage； multicultural

1 中国封建婚姻伦理观的悲剧

由于长期受封建男权主义的影响，中国传统女性首先遵守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观，这样的婚姻伦理思想使得中国大部分女性几乎完全丧失了自主选择婚姻的权力。因此，刚一出生，龚琳达就被许配给洪家做儿媳，即使等长大以后，无论那个男人多么没有出息，她也只能认命。而“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又将妇女完全限制在家中，成为限制中国传统女性自由的第二把枷锁。这些“美德”教育中国女性抛弃自我需求，从他人对自己的要求出发来进行自我铸造。龚琳达在做了洪家的童养媳之后，一心想讨婆婆和丈夫的欢心，但是丈夫因年纪原因对生儿育女没有任何兴趣，而婆婆却将不能延续香火的责任归咎于她，使得其生活得连囚犯都不如。映映在婚后则压抑着自己需求，处处为丈夫着想，努力做一位贤惠的妻子。她丧失了自己的个性，连自己都发觉自己“变了，变得自己都觉得陌生”，但是即便如此，到最后还是摆脱不了被丈夫抛弃的命运。

中国的传统女性在婚姻思想上一直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接受父母对婚姻的干涉，接受自我在婆家的地位等等。这种缺乏自由的婚姻伦理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中国传统女性婚姻的幸福，她们没有选择自己婚姻的自由，甚至连离婚的自由都被无情剥夺了。

因此，嫁给了道德败坏的恶棍，在遭受精神与身体双重折磨之后的映映，要想从这种痛苦的婚姻状态中解脱出来，却要以付出亲生儿子的生命为代价。这种惨痛的“胜利”正是中国传统女性婚姻伦理思想的悲剧体现。

2 谭恩美异族婚姻伦理思想的挫败

美国式的婚姻伦理思想是自主随意的、以个人权力为出发点的，所以即使特德的母亲反对，但是他和露丝依然能够步入婚姻殿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一现象充分说明在美国，婚姻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美国式的婚姻伦理思想是以内在自我为基础的。

小说《喜福会》中三位在美国长大成人的女儿都接受了美国的优良教育，但是在家庭生活中，父母的东方式教育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她们的价值观及婚姻观。这种家庭环境与美国大文化环境的双重影响使得三位女儿长期处于美国自由式婚姻与传统中国孝道、母亲的刁难与追求自我幸福、信守中国传统文化与接受美国文化之间犹豫彷徨，左右为难。三段异族婚姻，或者不幸，或者注定坎坷磨难，都深刻体现了文化差异对婚姻在各个方面的影响。这种坎坷与磨难深刻反映了作者对美国华裔异族婚姻伦理思想的认知。在作者看来，美国华裔异族婚姻的成败在于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中国传统文化的“根”。

从表面上看，三位女儿都受过美国的良好教育，说着流利的英语，自认为是美国人，可以说，她们的生活已经完全美国化――包括婚姻思想。在父母的劝导面前，她们不屑地嚼着口香糖，吹出比脸庞还大的泡泡；她们和谁约会，找谁做男朋友也都是自己的事。但一旦她们决定完全放弃中国传统的文化时，她们就已失去了作为一个美国少数民族最后一个可以依靠、无论如何都不能丢失的阵地，从而变成了无根的浮萍，找不到归属感。加上美国文化自身的那种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与偏见，以及她们与生俱来的那种中国文化的自谦，甚至自卑心理，让她们美好的愿望成为泡影。没有了“根”的依靠，她们的婚姻注定不可能一帆风顺。

映映的女儿丽娜拥有餐馆设计的天赋，与同事哈罗德相爱。无论在哈罗德多么艰难的时候，丽娜总是给予其全力的支持。换句话说，丽娜将其对哈罗德的爱完全体现在对白人丈夫事业的支持中。婚后，丽娜成为哈罗德事业背后的女人，过着在外人看来幸福美满的生活。然而经济上的AA制却成为他们婚姻危机的导火索，大理石茶几的倒塌，黑花瓶跌为两半，暗示着他们的婚姻正一步步走向破裂。

龚琳达的女儿薇弗莱在与“几近是完美无缺”的陈马文分手后，又被里奇的甜言蜜语所感动，为了获得父母对这段婚姻的赞同，薇弗莱想尽办法带里奇回家吃饭，但是对于一个美国小伙来说，过于复杂的餐桌文化让他接连不断地犯错。他带去的红酒是父母甚至家人都不喜欢的――家里甚至连喝红酒的正式酒杯都没有；他对中国家庭主妇那种典型的餐桌上的谦虚丝毫没有意识，甚至在薇弗莱送他回家的路上还自我得意。中美文化的差异注定他们的婚姻生活必然充满坎坷与磨难。

许安梅的女儿露丝与特德的婚姻延续了十七年，十七年的婚姻中，露丝坚持中国传统女性温和谦让的个性，默默在背后支持自己的丈夫，习惯于让丈夫做一切决定。然而在特德发生医疗事故以后，他们的婚姻出现了危机，特德开始强迫露丝来做一切决定，两个人就如同“分别站在两个山头的互扔石头的家伙，肆意地攻击”，感情的恶化导致特德最终提出离婚。虽然看上去他们的婚姻危机是因为一场医疗事故导致的，但却存在着更深层的内在原因――美国社会中无处不在的歧视与偏见，对于美国华裔在美国的生活与婚姻有着巨大的影响。露丝第一次去见特德的母亲就被暗示露丝有可能会影响她儿子的前途，字里行间都透露出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与偏见。

在美国文化环境中，美国华裔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她们不可能完全放弃一种文化而全盘接受另一种文化。无“根”的异族婚姻思想对于美国华裔后代来说注定充满太多挫折与磨难，而解决这种痛苦的唯一方法，则是从文化的对立与反抗走向文化的融合与和解。在露丝婚姻危机关键时刻，是她的母亲鼓励她不要一味退让，要勇敢讲出自己的想法，维护自己的婚姻。在这种“根”文化的指引下，露丝重新找回自信，也再次赢得丈夫的尊重与爱恋，最终挽救了自己的婚姻。与母亲的和解标志着露丝对自我身份的认同的重新认识，这种身份认同让露丝找到了自己的“根”，也找回了自己真正的婚姻幸福。

3 谭恩美小说婚姻伦理观的文化基础及“根”情节

不同的社会文化决定了不同的婚姻伦理观，并最终导致的了不同的婚姻模式。中国人际自我的婚姻伦理思想决定了中国式的婚姻基础在于繁衍后代、维系家庭（家族）。这种婚姻伦理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国式婚姻的稳定性与延续性，但却是以牺牲中国女性个人需求为代价的。在中国，婚姻的建立必然牵涉到双方各自的家庭，婚姻往往不是两个人，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而且婚姻的存在与继续都要求夫妻双方放弃部分独立性而建立一个完整的家庭，在这个家庭环境中，往往被迫完全放弃独立性的是女性，正如前文所讲的龚琳达与映映的婚姻一样。

而西方人的内在自我核心婚姻伦理思想决定了美国式的婚姻基础在于自我追求与享受，这种婚姻伦理观导致其婚姻缺乏稳定性与持久性。个人对自我的追求不需要考虑到他人的利益与感受，婚姻呈现出合则聚，不合则散的现象。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美国式的婚姻伦理思想正是导致小说中三个女儿在她们的异族婚姻中所遭受坎坷与痛苦的根源所在。

作为第二代中国移民的代表，谭恩美比谁都清楚，在一个被主流社会、主流文化看成另类的环境中，文化的“根”就是美国华裔最后一个立身的根本。没有了这个“根”，美国华裔及他们的后代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只能过着一种“无根又无能”的生活。正如小说中的鹅毛这一意象意义，它映射的其实是华人后裔在美国的生存状况。一旦脱离了母体，鹅毛就只能在空中漫无目的地飞扬，控制其未来和方向的是风――美国的主流文化及思想。

小说中的三位女儿都在美国长大，成为只会说英语的美国人，然而肤色及接受的独特的东方式教育，以及耳濡目染的家庭教育，使得她们自己都意识到与美国人的不同，这些不同导致自我对身份理解的困惑，“根”定位的迷失。这种困惑与迷失逐步发展，直接导致了她们与自己母亲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之间的冲突，导致了婚姻伦理观念的差异。在美国的“少数民族”身份，让这些女人们迷茫而困惑，她们有着强烈的身份危机感，露丝从中国的“根”文化思想出发，在家努力做一个贤妻，凡事都听从丈夫的意见，让丈夫做主，然而即便如此，她还是免不了被丈夫训斥为“没有责任心”而提出离婚。这些在美国长大的女性在她们的婚姻生活中，过于崇拜美国主流白人文化，丧失了自己本民族的根本，从而变得无根无靠，没有了归属感。这种婚姻伦理思想中身份认同的迷茫，“根”的缺失既是家庭里母亲和女儿们所代表的不同文化的冲突的根源，也是几个女儿婚姻失败的根源。这种冲突在母女们对抗亦或疏远许久之后，才各自在母亲的帮助下，理解了母亲――中华民族文化的代表。这一理解的过程也是这些美国华裔移民的后代重新找到自己的“根”的过程，她们获得了正确的种族、身份认同。露丝最后听取了母亲的意见，勇敢向特德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实则是对母亲所代表的“根”文化的认同，正是这样的文化认同，才挽救了其濒临瓦解的婚姻。“根”文化在整部小说中一直影响着她们的婚姻伦理思想。

4 总结

小说《喜福会》以母亲和女儿们为载体，以多元文化对立与消融的共处为切入点，从某些方面反映了作者意识中的婚姻伦理思想，并试图寻求一种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途径。而对婚姻伦理思想的描写则正是美国华裔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相互影响的外在体现。反思这些婚姻伦理观，分析她们婚姻的不幸，对于我们建立多民族文化和谐共处的社会，推进和睦的新型家庭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13-Ib-003）

参考文献

[1] 白姣.《喜福会》中“可食”婚姻的解读[J].芒种，2012.9.

[2] 张青华，王华琴.《喜福会》中ABC婚姻多磨难的跨文化分析[J].作家，2012.12.

[3] 杨春宇.《喜福会》中的东西方背景下的东方女性婚姻价值观试析[J]，才智，2009.31.

伦理小说篇3

威廉•戈尔丁是一位经历了二战的英国作家，在全球范围内也有深远的影响意义。他成长在知识分子的家庭环境中，并受到文化氛围的感染。在1983年，戈尔丁凭借在文学的叙事上采用巧妙的情节设置，获得了令人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长期以来，读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代表作品《绳王》中，而对其后期的文学作品《金字塔》并没有投入过多的关注。其实，小说《金字塔》可以说是对他前期文学作品的飞跃，具有后现代主义典型的特征。在小说《金字塔》中，人物情节的发展都集中在斯城社会中，并在小说的结构功能上都以金字塔的模式构建。本文通过文学伦理的批评方式探析了《金字塔》中折射出的伦理关系，深刻地揭示了斯城人民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思想道德受到腐蚀，种种森严的社会制度对人性无情的摧残，主要从斯城社会中居民、阶级、爱情等方面进行深入的阐释。

一、斯城社会居民堕落思想的批判

文学伦理学批判的研究对象就是对文学作品的阐释，并深入地探析文学作品给读者带来的影响，挖掘文学作品内的文学价值。所以，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是针对伦理关系的基本属性出发。而戈尔丁的小说满足了这种伦理道德的探析，因为戈尔丁长期以来都对人类的生存和向上的发展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并形成了一些具有研究价值的道德理论。一部成功的小说必然是与社会现象产生共鸣，并担负其对社会责任意识和道德感的呼吁，启发人们要多一些道德上的关怀。

在小说《金字塔》中，戈尔丁刻画的主要矛盾地点斯城是作为人性堕落和道德沉沦的集中场所，在斯城中的居民都崇尚权力和金钱，并且居民的人性特点都是自私自利，道德意识在《金字塔》中被践踏得体无完肤。斯城居民的典型代表就是一个盲从、唯利是图、爱啰嗦的人———奥利弗的母亲，在斯城中还存在许多像奥利弗的母亲这类的居民，她们为斯城覆盖上了一种沉闷、浮华的情感氛围。就如同奥利弗的母亲一样，斯城中的家庭主妇整天沉迷于关注别人家的隐私，成群的妇女围绕在一起，借着散播流言飞语来消耗时间。她们心底更期望斯城每天都能发生一些骇人听闻的事情，特别是丑闻，以此来突出她们自身的纯洁、高雅的生活情操。所以当发现了艾薇遗留在琼斯医生脸上的一个吻痕时，舆论的压力足足可以把艾薇驱逐出斯城。奥利弗的母亲就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隐私侦探，斯城里的家庭妇女都是一样的，她们把自己家的窗户用密不透风的窗帘遮得十分紧密，并利用一种雷达波探视仪器来窥探别人家的隐私。但更有意思的是，这种仪器能穿透一定质量的窗帘，但在这些妇女的眼中就以为能看清别人家的秘密，而自己家的就不会被窥探。当彭斯陷入了亨利伪装的爱情关系中时，亨利的老婆连同孩子都来到了斯城探个究竟，听到这个消息后的奥利弗的母亲感到十分高兴，并把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也传达给了奥利弗，她要让所有人都感受到这个兴奋的时刻。因为亨利妻子的到来必然就揭发了亨利和彭斯的关系，而且她们三人之中必然会产生很大的矛盾和斗争，而这一场场好戏就是斯城居民最期望看到的。从斯城居民的生活形态中可以看出，她们都侵犯了别人的隐私权，而且她们的道德意识已经沦丧了，完全没有正义的道德感存在，拿别人家的丑事来满足内心的好奇，以此来打发时间，而她们却引以为乐，这种堕落的道德观念深刻地揭发了她们伪装下的丑陋心灵。

二、斯城社会中森严阶级制度的批判

英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在强大的社会压力和社会环境中，斯城人民的伦理道德大打折扣，特别是中下层阶级的人，他们采用各种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所以就滋长了欺骗和利用行为的产生和蔓延。在小说《金字塔》中，斯城社会中的等级差别分别是以埃温、克莱默和利什作为贵族阶层的代表，而把奥利弗一家设置为中产阶级的代表，另外艾薇和亨利就是底层人民，代表不同阶级的人物生活在斯城社会中，各自形成各自生活的范围，并且尽力地维系着这种阶级关系。特别是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他们有深刻的意识与杂货店人民的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刻意地划分与他们的关系，生怕一不留神就把自己置于万劫不复的情境中。而对于中产阶级，贵族阶级也极力地不与他们接触，并享有自己独特、优越的身份地位。所以当贵族代表鲍比•埃温会在圣诞时期给奥利弗送礼，也借此机会提醒他们金字塔关系的存在，并践踏奥利弗的人格尊严。另外，艾薇的母亲每当遇见贵族太太就会很有礼貌地向她们问好，但是不会有任何的回应。在一般情况下，艾薇的母亲都秉着热情友好的态度去对待贵族人民，但几乎没有人理会她，每当遇到人，她都会频繁地向别人点头示好，甚至会踮起脚尖，伸长了脖子去探望那些根本就不属于她那个活动范围的人。所以很正常，她的这种热情没有得到贵族阶层的认可，或许在贵族人的眼中，她就是一个神经病。艾薇的母亲这种尽力讨好贵族阶层的行为不仅没有取得任何的成效，反而被认为是精神上的疯癫。

在《金字塔》的第二章节部分内容中，描写到了歌剧社要重新演出，对于斯城人民来说这是一桩喜事，但是，正因为在斯城社会中存在阶级制度上的鸿沟，所以这件事情就只能由10个人来完成，而在这10个人之中有一条无法跨越的界限，尽管没有人提及这条界限，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它深刻地印刻在人们的心中。因此，歌剧这种优雅的活动，斯城社会中有大多数人都不能参与其中，因为他们的身份低下，而且穿着破烂。就算艾薇在表演上有很高的天赋，并且也有婀娜多姿的身材，但也不可能登上这个舞台，连进入的资格都被剥夺了。奥利弗虽然对艾薇有爱意，但他也在随时地警告自己不能和底层人民沾染上任何关系，婚姻关系也会遭遇严重的后果，会连累到自己的身份，并时刻防止现在的生活圈子会破裂，就算遭遇了一点点的连累，都有可能无法翻身，甚至是失去自己的生命。所以在《金字塔》描写的阶级关系中，是对人格尊严泯灭的批判，社会中充斥着等级观念，对于底层人民来说，他们就失去了社会的公平待遇。

三、斯城社会中爱情缺失伦理的批判

在小说《金字塔》中，斯城人民的社会生活挣脱了伦理道德的束缚，所以斯城人民都竭尽全力地利用身边的一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是爱情，也被染上了阴暗的色彩。爱情本来是一种最纯洁的男女感情，相恋的男女都要真心地对待对方，并在一起面对所有的磨难，也一同沐浴成功的喜悦。但在《金字塔》中，爱情失去了原来的本质，只是一种挤进上层社会的手段。男女也成为相互诱惑和利用的对象，斯城就成为一所没有光明、没有温度的牢房，在斯城社会中重现了一段段悲哀的爱情故事。于是就有了一直被奥利弗暗恋的伊莫锦嫁给了一个年老力衰的贵族老头;奥利弗为了打败贵族代表罗伯特而不惜利用艾薇的感情;而亨利为了事业的成功而利用了彭斯对他真诚的爱意。在斯城社会中，伦理道德已经不足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善良已经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梦，对于爱情的利用和阴谋在斯城人民眼中早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p#分页标题#e#

伦理小说篇4

论文摘要：菲利普•罗斯是当代著名的美国犹太作家，他的小说充满对传统犹太文化的背离。本文将对菲利普•罗斯后期小说中不同的伦理现象进行解读，理解小说的深刻内涵，对文学进行伦理和道德的客观考察并给以历史的辩证的阐释。

 

菲利普•罗斯无疑是美国当代最为瞩目的一位作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备受关注和热议,文学批评家欧文•豪曾说过：“许多作家需要终其一生刻意追求的那些东西——独特的声音、稳妥的节奏、鲜明的主题——菲利普•罗斯似乎马上就全部得到了。”1罗斯的作品题材丰富,寓意深刻,常常涉及当代美国社会特别是犹太移民中最敏感最尖锐的问题如同化、异化、民族身份的认同等。对这些问题的独立思考和大胆的揭示使他成了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再加上他作品中露骨的性描写,又给他带来了“色情作家”的非议，公众对他的小说褒贬不一。本文将对菲利普•罗斯后期小说中不同的伦理现象进行解读，理解小说的深刻内涵，对文学进行伦理和道德的客观考察并给以历史的辩证的阐释。

以性爱伦理为主题，已经早就受到众多作家的关注。既然《圣经》都不避男女之情,作为凡夫俗子的作家更不必忌讳这些。随着d•h劳伦斯、纳博科夫的作品相继解禁,迎来了新一轮的性解放运动,把性看成是个人欲望的满足而不是传宗接代的新观念不胫而走2。菲利普•罗斯敏锐地看到这股浪潮对新一代犹太人的冲击和影响,在美国当下社会对多元文化下的性爱主题展开了道德的质疑和伦理的拷问。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罗斯不无“悖论地从事着一种道德预言。他一直被社会、他人和自己身上不合理和非道德的东西所激怒。”罗斯对性的描写，体现了一种公共伦理道德的嬗变，反映了个体的自然生命与社会的群体道德之间的冲突，它根植于美国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也建立在传统犹太文化基础之上。3谈到罗斯的伦理小说就不得不提及他的《波特诺的主诉》(1969)，这是其最具争议的也是对性及伦理刻画最为成功的作品，这里将重点解读后期这方面的代表作如《人性的污秽》（2000）和《垂死的肉身》(2001)。

《波特诺的主诉》是罗斯心理现实主义的颠峰之作，描写了亚历山大•波特诺这个犹太青年从童年到成人时的内心世界：为了反叛家庭和犹太教的清规戒律而采用了发泄性欲的手法但最终又惨遭失败的经历。由于罗斯所用的直接描写以及故意运用潜意识流露等手法,波特诺的性意识和性行为也“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他看来，只有以性征服的方式才能得到非犹太血统的美国人的角色认同。然而他始终无法实现自我价值和超越传统文化，最终只能是个体悲剧的结局。尽管作者有严肃的主题思考,但这种描写还是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怀疑罗斯已滑向低级而单纯的肉欲描写。连一直看好罗斯的欧文•豪也站出来说“最残酷的事莫如把《波特诺的主诉》看两遍”,认为作者在浪费自己的才华,是对艺术世界的亵渎。但也有人称赞它是一部“开创了美国犹太人的新天地”的里程碑式的作品4。 

《人性的污秽》是罗斯后期的又一部力作。小说的主人公科尔曼是雅典娜学院的教授，与学院的清洁工福妮雅有了性的交往，然而生活在标榜道德伦理的现代社会之中，这两个追求自由、超越自我的人无法摆脱世俗的迫害。科尔曼被污蔑成道德败坏、欺凌弱女的伪君子，福妮雅被说成是勾引大学教授以骗取钱财和地位的荡妇，最后两人在莱斯的暗算下一起走向肉体的毁灭。出身优越的福妮雅自甘降级，扮演成文盲，追求性欲，不断的与人发生性关系，承认自己的欲求是人类的污秽，但这并不可耻也不需要救赎，需要救赎的倒是那些企图与人的自然属性作抗争的人。罗斯接着通过描写性的泛滥来继续探索性爱主题。放纵性欲，从社会伦理规范来说属于不正常被谴责的，但它本身又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个体性爱理想与社会准则的冲突。当作家把这种矛盾纳入整体的社会中时，便表现出对伦理道德的拷问。 

罗斯在《垂死的肉身》里，描写了老教授凯派什和他所引诱的女学生康秀拉之间的性爱关系，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性解放运动对平常人伦理道德生活的影响5。作品充满“肉欲”的叙事，但作者并非对性爱的单纯低级的描写，而是将这一生活的主题放在美国的整个历史传统与文化背景下观照。罗斯在小说最后让康秀拉患上乳腺癌有着深刻的含义，它暗示美国在性问题上已经出现了病态的征兆，作为一种社会潮流的性解放运动即将衰亡。康秀拉让凯派什为她拍摄的裸露胸部的照片，实际上也是性解放运动迈向衰落的遗言，也是一种历史的无奈，凯派什与女学生的性爱关系并没有走向一种和谐，而是一种病态，两人带着身心的重创最终回归于既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罗斯最后以描写性的终结完成了对性爱主题的思索，伦理规范与本能天性的矛盾、自然欲望与情感需求的冲突尽在其中。 

罗斯从早期作品中性的困惑到后期作品中性的泛滥，再到性的终结，反映了作者对性爱主题的沉思，也显示了作者对性爱所带来的伦理问题的拷问，这种对理性与情感、社会规范与人性本能的高度关注，是罗斯小说丰富内涵的体现，也是作者对包含犹太民族在内的整个人类生活的深刻反思。 

 

参考文献： 

［1］ 黄铁池， 不断翻转的万花筒———菲利普•罗斯创作手法流变初探［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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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袁雪生，论菲利普•罗斯小说的伦理道德指向［j］ 江西社会科学，2008（9）. 

伦理小说篇5

论文关键词：散文体；菲尔丁；《汤姆·琼斯》；伦理观

一、菲尔丁及其“散文体滑稽史诗”理论

亨利·菲尔丁是英国18世纪杰出的小说家、戏剧家。他早年从事戏剧创作，尤其致力于喜剧艺术的继承与发展，希望像以往的喜剧大师那样，以喜剧的形式达到讽刺现实、针砭时弊的作用。然而，现实情况却是，他的剧作虽然广受好评，却由于抨击朝政而被禁止上演，菲尔丁本人也由此遭受迫害，结束了他的戏剧生涯，生活陷于困顿之中。为了养家糊口，菲尔丁曾经从事律师、编辑等职业，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社会阅历，不仅为他的小说创作打下了扎实的生活基础，也更加奠定了其创作的价值取向。

在整个英国文学发展史上，菲尔丁的小说理论及其创作实践始终占据着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长篇小说《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以史诗般的宏大规模向我们展示了丰富生动的社会生活画面。正是由于这一点，菲尔丁不仅开创了反映社会状况的小说创作，将英国现实主义小说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在英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似的意义。同时，这部作品也恰好体现了他所谓“散文体滑稽史诗”理论的艺术特色与创作意蕴。

与其他文学巨匠一样，菲尔丁的文学观念对他的小说理论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虽然他并不盲从于新古典主义的近乎教条的文学法则，但是，古典文学传统在他身上仍然起了很大的作用。按照他的观点，从本质上说，小说是叙事文学的一种，它源于古希腊罗马的史诗。这种将叙事文学归类为史诗的做法，并不是菲尔丁的首创。十七世纪以来的许多作家和批评家都认为：“对人类生活的任何叙事形式的模仿，都应该尽可能的同化于由亚里士多德和他的无数阐释者为历史制定的原则。”菲尔丁就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提出了他的“散文体滑稽史诗”理论。他的“散文体滑稽史诗”理论实际上是借助于古典文学的权威，来证明小说这种文体存在的合理性。在其第一部小说《约瑟夫·安德鲁斯传》里，菲尔丁就提出了他的“散文体滑稽史诗”理论。他从史诗的构成要素、史诗所具有的“教益或乐趣”，以及亚里士多德对严肃与滑稽的区分标准，来说明他所创作的这种文学体裁所具有的史诗特点，从而得出了小说是史诗这种叙事文学的延续这一结论。然后，菲尔丁又把严肃史诗与他的“散文体滑稽史诗”相区别。在他的论述中，前者的重点在于归类，在于寻找理论的根源；后者的重点在于对这种新兴文体的特点进行解释——现实主义小说其实就是一种以散文体写的喜剧史诗。

尽管在英国文学史上，菲尔丁的史诗理论第一次系统表述了一种小说诗学，但是，我们不应该过分夸大这一理论对他创作的实际影响。事实上，这种史诗理论只是菲尔丁为自己的虚构作品所找的理论依据罢了。菲尔丁谴责文明世界的伪善和庸俗，赞扬纯朴的人的善良，与启蒙时期“返回自然”的思想相似。他借山中隐士之口叙述城市文明条件下经历的不幸，但他不赞成隐士解决问题的办法，希冀通过人们的道德改善去达到社会和谐。

二、“善”与“仁”的自然伦理道德观

《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是菲尔丁的代表作，全书的中心情节是描述弃儿汤姆·琼斯的生活遭遇。该书刚刚出版不久，英国当时著名文学评论家撒缪尔·约翰逊就对这部作品所反映的道德观问题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部作品将邪恶的主人公描绘得富有魅力，使人无从分辨是非。然而，约翰逊的这一见解却是出于对小说的误读。实际上，菲尔丁并不赞成主人公汤姆·琼斯的荒唐行为，但他所持的是另一种与约翰逊不同的道德观。正如伊恩·瓦特所指出的，菲尔丁只是试图向我们展示这样一种道德观：“他相信道德决不是根据公众舆论而对本能进行压抑的结果，道德本身乃是一种向善或仁爱的自然倾向。”因此，菲尔丁才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位品性优良，但却难免过失和荒唐的主人公，并且试图向读者表明，与琼斯形成对照的布利非才是人们应当反感和唾弃的。

与十八世纪的许多启蒙思想家一样，菲尔丁认为，道德来自于人的天性，美德是一种不计功利的善。因此，正是通过汤姆·琼斯与布利非之间的鲜明对比，菲尔丁充分肯定了发自天性的“自然道德”，而反对虚伪做作的“文明道德”。琼斯从小虽然淘气顽皮，但是，从他对待黑乔治一家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他的优良品性。他和黑乔治一同偷猎，然而，所得的大部分都给了黑乔治一家，若是被人发现，琼斯又总是独自承担罪名。他还不时地给贫穷的黑乔治一家以各种照顾，用奥尔华绥送他的礼物卖钱来救济他们。琼斯这种宽厚的心肠，在乡村里受到了很多穷人们的称赞。用苏菲亚的话来说，琼斯的为人堪称“英雄般的高贵和天使般的善良”。琼斯的天性中就带有优秀的品质，这一直是作者所强调的，同时这种品质也多次在不同的事件中反映出来。

作品中最能突出他的高尚道德的有两件事情，一是他前往伦敦的途中遇到强盗抢劫；二是他帮助耐廷盖尔先生和南锡完婚。正是通过这两件事情，菲尔丁向我们展示了琼斯超于常人的高尚品质，也充分肯定了那种出自天性的“自然道德”。

第一件事是这样的：走出巴尔涅特不远，琼斯和巴特里奇遇到了一位样子文雅的陌生人与他们结伴同行。当听说琼斯身上带有一百英镑时，这个人突然掏出枪，向他们索要那笔钱。琼斯准备将自己的全部财产——三个多畿尼交给他，可是当强盗要求要那一百镑时，琼斯坚决地拒绝了他，因为那一百镑不是他的，而是苏菲亚遗失的。于是，他们打斗了起来。最后，强盗不敌琼斯，被琼斯制服。受了惊吓的巴特里奇这时要求干掉这强盗，可是当琼斯听说这个强盗是因为妻子要生孩子，家里困难迫不得已才抢劫时，不仅将他放了，还把自己仅有的几个畿尼的一大半给了他。那位行劫的汉子对他感激不尽。琼斯来到伦敦后，借住在密勒太太家。他听说她的表妹夫家里生活困难，就慷慨地将自己所有的钱拿出来，让密勒太太用来资助那家穷人。最后，密勒太太的表妹夫亲自来感谢这位恩人时，琼斯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这位安德生先生就是他在途中遇到的强盗。由于琼斯的帮助，这家人有了床睡，有了面包吃，他妻子的病也好了很多。安德生对琼斯感激不尽，琼斯也把能够帮助别人当作最大的快慰。这件事集中体现了琼斯的诸多高贵品质。在遇到强盗时他勇敢而果断，在钱财上他仗义疏财，对待弱者他富有同情心。

另一件事也发生在密勒太太家。她的女儿南锡爱上了房客耐廷盖尔，南锡怀上了身孕，耐廷盖尔却迫于父命，要娶一位富家小姐。眼看南锡的名誉就要毁在这件事上，琼斯绝对不会坐视不管，他为南锡和耐廷盖尔奔走，终于促成了二人的好事。与琼斯的高尚品质形成对照的，是布利非的虚伪阴险和自私自利。这位富家少爷，表面上一本正经，满口仁义道德，然而，他的一切行为都出于自私卑鄙的利害考虑，其一举一动刚好和琼斯构成了巨大反差。琼斯是不饰雕琢的天然质朴，布利非则将自己的自私本性掩饰起来，装出一副笃信宗教，老成持重，循规蹈矩的模样。他早就知道琼斯的真实身份，因为怕危及自己的利益，一直将这件事隐瞒起来。他之所以追求苏菲亚，也完全是因为看中她家的财产。琼斯被捕入狱后，他竟然派人制造假证，企图置琼斯于死地。然而，在乡绅奥尔华绥面前，他却伪装成一个正人君子，骗取他的信任。这样的人物恰恰使得琼斯略带瑕疵的美德更加得以彰显。

三、“灵”与“欲”的人性伦理道德观

小说最容易引起人们争议的道德问题，是汤姆?琼斯在对待异性上的有失检点的态度和行为。不可否认，琼斯的确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他已经爱上了苏菲亚，却与别的女人多次有染。在得知奥尔华绥有望病愈的消息后，琼斯喝醉酒与布利非发生了争吵，随后他来到树林里散步，满心想念的都是苏菲亚。但是，当他看到了旧情人毛丽，两人说了几句话后，他就忘记了刚刚对苏菲亚的一片痴情，即刻与毛丽钻进了树林的深处。另一次是在琼斯流浪的路上，他遇见了沃特尔太太。这位太太爱上了琼斯，并竭尽全力地勾引他，琼斯终于在酒足饭饱后经不起诱惑，与她发生了一夜情。而在伦敦，琼斯也曾因为生计无着，而与贝拉斯顿夫人暧昧不清。不得不承认，这些行为都是对他纯洁爱情的玷污。但是，菲尔丁仅仅把这种问题处理成一种年轻人一时冲动的过失，而这种过失并不影响琼斯的优秀品质和纯良的天性。在对待毛丽的问题上，作者从一开始就强调琼斯对毛丽的慎重态度。他们相好以后，琼斯也一直怀有高尚的道德，将毛丽的幸福看作自己的责任。即使当他发现真正爱的是苏菲亚时，他也对毛丽怀有深深的内疚，甚至也曾经做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觉得自己应该对毛丽负责。只是由于最后他发现了毛丽的放荡行为以后，他才有所释然。然而，即便此时，他也仍然把毛丽堕落的原因归咎于自己。在与沃特尔太太的关系上，琼斯似乎也是出于被动。一方面，琼斯在酒足饭饱后经不起诱惑，另一方面，他与苏菲亚的结合看来也希望渺茫，便一时糊涂而犯下了错误。事后得知因为他的不检而失去了与苏菲亚见面的机会，他痛悔不已，并且立即追随苏菲亚的行踪前往了伦敦。因此，即使在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他本性的纯厚。对于贝拉斯顿夫人，琼斯之所以犯错，多半是由于对苏菲亚的行踪感到焦虑，错把贝拉斯顿夫人当作引路人而造成的。虽然这种不正当的性关系对不起苏菲亚的爱情，但是比起前两次的错误，这次过失的大部分责任应当归咎于贝拉斯顿夫人的阴谋。

伦理小说篇6

关键词：D・H・劳伦斯；盲人；人文主义；研究

D・H・劳伦斯是20世纪英国杰出的作家和小说家，他虽英年早逝，却给后人留下了丰富且宝贵的文学作品。他的作品强烈反对工业文明对自然的侵蚀和破坏，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主义精神。他擅长对人物灵魂和心理进行深入的挖掘，倡导人性的自由发展。《盲人》在其众多小说作品中并不引人注目，但是对于D・H・劳伦斯作品中人文主义的研究却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作品讲述了女主人公伊莎贝尔与两个男人之间的感情故事，其中一个是因意外失明的丈夫莫里斯，另一个是从小青梅竹马的知己伯蒂，因莫里斯与伯蒂不和，伊莎贝尔饱受着内心的痛苦与煎熬，劳伦斯以一个旁观者的口吻将故事娓娓道来，作品中充斥着二元对立元素，使得我们对于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和关系有着更加深入透彻的了解。

一、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的创作背景与主要内容

1、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的创作背景

D・H・劳伦斯是20世纪英国杰出的小说家、散文家和戏剧家，他擅长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及书信等多种文学形式，他的文学作品主题多样，同时又相互关联，阶级意识是贯穿他一切作品的主线。D・H・劳伦斯的作品基本属于现实主义文学的范畴，其成就核心集中于小说领域，他在小说中对于人物的内心生活和精神世界都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探索。

D・H・劳伦斯于1885年9月11日出生于一个普通的矿工家庭，而当时的英国社会还很注重人的出身和教养，劳伦斯既没有名门望族的出身，又没有名牌大学的文凭，只是空有一身才华。他曾担任过屠户会计、厂商雇员和小学教师，在国外漂泊十余年，对现实社会抱有强烈的批判和否定态度。他在作品中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自然和人性的侵蚀，将视线投入到两性关系当中，对西方文明的缺陷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此外，D・H・劳伦斯是一位深具强烈的救世主思想和忧患意识的伟大作家，他努力为生活在西方文明的病态泥沼中的现代人寻找心灵和精神上的出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D・H・劳伦斯坚信欧洲的“地之灵”已经走向衰落，转而追求精神世界当中的“乌托邦”，对西方文明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审视和反思，不断探索人类灵魂的新生之路。劳伦斯在作品中努力张扬人性的复归，倡导人性的自由和解放，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涵。

2、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的主要内容

D・H・劳伦斯是一位多产作家，一生共创作了四十余部诗歌、小说和游记作品。他的短篇小说《盲人》发表于1924年，小说讲述了女主人公伊莎贝尔与她因意外而失明的丈夫莫里斯以及她的好友伯蒂三人之间的情感故事。D・H・劳伦斯在其作品中力求探索人类的灵魂深处，对小说中人物的内心生活和心理活动都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刻画。他在《盲人》中生动且形象地刻画了异性恋婚姻关系、同性亲密情谊关系，他倡导人性的自由与解放，他所提倡和刻画的爱都是不受世俗成规戒律所约束的，具有丰富的人文主义蕴涵。

二、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中的人文主义内涵及表现

1、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中的人文主义内涵

D・H・劳伦斯是才华横溢的英国小说家、散文家、思想家、画家和文学艺术评论家，他倡导人性的自由与解放，强烈反对工业文明对人类心灵世界和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和冲击。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就体现了作者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内核，这也是其作品的思想价值所在。D・H・劳伦斯以一位在后现代社会卓尔不群的不朽作家的形象向我们展现了他所构建的精神世界，他对人的肉身具有崇高的信仰，并主张人的思想是来源于人的肉身感受，因此，他的作品中具有丰富的人文主义蕴涵，而将理性放在第二位。D・H・劳伦斯被称为“一个永远的局外人”，他的短篇小说作品《盲人》也是以一个旁观者和局外人的身份娓娓道来的，作品展现了异性婚恋与同性情谊之间的微妙关系，表现了作者对人性自由的充分提倡，具有丰富的人文主义内涵。他将“人性”放在第一位，倡导人性的自由和解放，力求突破现实社会的一切关于人伦和理性的束缚，还原 “人”的主体地位，擅长深入挖掘人物的心理，探索人的精神世界。

2、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中的人文主义表现

D・H・劳伦斯崇尚人性的自由和解放，反对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和人性的侵蚀，他的短篇小说作品《盲人》讲述了女主人公伊莎贝尔和两个男人之间的感情故事，劳伦斯用他独特的叙事语言建构了一个复杂的二元对立的故事。作品中的二元对立元素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解读小说的主题思想以及小说当中的人物性格，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小说的内容与思想内涵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劳伦斯在《盲人》中解构了异性之间的婚恋关系以及同性之间的美好情谊，他的作品当中人物的情感表现坦诚而直白，他把隐藏在人物内心和灵魂深处的混乱不整的隐秘现实直白而生动的描绘和表现出来，也把人们通常避而不谈的性话题引入到小说当中，使得他笔下的人物形象鲜活而生动，并且具有丰富的情感，追求人性的本真状态。D・H・劳伦斯作品中关于性的描写通常都与人的思维和情感，以及人生的哲理和人类的文明发展密切相关，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三、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分析

1、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中充斥人文主义的社会因素分析

D・H・劳伦斯小说创作的根源是西方文明和现代工业社会对自然和人性的侵蚀，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之下，劳伦斯对西方工业文明下人类灵魂和情感的缺失做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在其短篇小说《盲人》当中，伯蒂就是深受理蚀的代表，他是一个完全依靠头脑生活的律师，同时也非常富有，颇富声望。他拒绝感觉和理智的沟通，在伊莎贝尔的丈夫莫里斯企图运用抚摸来消除他们之间的芥蒂成为朋友之时，他对此是敷衍并感到厌恶的。他总是运用理智来控制着自己的头脑，拒绝与人亲密接触，像一个软体动物一样始终蜷缩在自己的躯壳中。这就是劳伦斯所谓的血液与精神、灵与肉的对立与冲突。莫里斯通过触摸感受到了友谊的存在，而这对于过分理性的伯蒂来说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事。

同时，女主人公伊莎贝尔与丈夫莫里斯之间的关系也是社会普遍存在的夫妻关系的体现。劳伦斯认为，任何一对夫妇，他们之间的关系每隔几年都会变化一次，所以小说中的伊莎贝尔和莫里斯的关系由最初的如胶似漆开始发生裂隙。莫里斯因为失明而逐渐变得敏感和猜疑，这使得原本因为爱情而断了联系的伯蒂再一次闯入了伊莎贝尔的生活。通过解读和分析作品我们不难看出，不论是对丈夫莫里斯还是对好友伯蒂，伊莎贝尔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她处于两个男人之间才会因为纠结而不知所措，使得自己的内心饱受折磨。D・H・劳伦斯正是深入了解和体味了这种感情，才会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力求呼吁那种自然而充满温暖情感的男女关系的复苏。

2、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中充斥人文主义的自身因素分析

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人物原型的。小说中的莫里斯和伊莎贝尔夫妇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卡斯维尔夫妇为原型塑造的，而女主人公伊莎贝尔的好友伯蒂则是以伯特兰・罗素为原型塑造的。劳伦斯以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及人物关系为原型创作的这部小说，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主义精神。小说中的丈夫莫里斯的失明是有双重含义的，既是指他身体上的残疾，更是指他精神上的残疾，即他精神和理性上的缺陷。但是，虽然丈夫在精神和理性上是具有缺陷的，伊莎贝尔仍然深爱着自己的丈夫，并且感觉丈夫身上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吸引着自己。这一点，对于过分理性、对于自我缺乏认知的伯蒂而言，将永远不能体会。小说通过这种二元对立的叙述形式，以及多种暗示和隐喻，强调了人性是第一位的，而理性永远的第二位的，呼吁人性的自由和解放，体现了作者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

3、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中充斥人文主义的作用及意义

D・H・劳伦斯的小说创作大多带有人文主义的印迹，他深刻批判和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和人性的侵蚀，呼唤人性的回归和复苏。他的短篇小说《盲人》不仅仅是一部现实主义的短篇小说，更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和意义。劳伦斯是一位笔尖上的战斗者，他运用自己富裕想象力的头脑创作出一系列极具反思和批判意义的作品，具有广泛而深远的现实意义。在当时的英国社会，理性主义还是占据上风的，这就使得人的真实欲求和本性受到了严重的束缚和压制，这继而转化为一种心灵和精神的压抑。小说中的丈夫莫里斯和好友伯蒂实质上就是一种人性与理性的对立，所以尽管女主人公一直希望他们可以合得来，能够和平相处，但是他们始终无法合得来。而女主人公最后对好友伯蒂说，她的丈夫莫里斯的身上有一种难以描绘的东西，而这是她以前一直没有意识到的。这种东西是什么呢？恰恰正是直觉、肉体和活力。她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之前，几乎感觉丈夫就是一个报废了的人，她感觉他的一切生活都像是处于无尽的黑暗之中。当她真正意识到丈夫莫里斯身上所闪现的生命活力的时候，才被这种难以征服的雄性力量所深深折服，而这一点，是被过度的理智所束缚的伯蒂所无法体会的。D・H・劳伦斯通过这不短篇小说，深切讴歌了人的感性、直觉和本能，而对过度的理性予以深刻的批判，表达了作者呼吁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重建和谐自然的两性关系的欲求。

四、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

1、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的文学价值与意义

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运用了血性与理性、肉体与精神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元素，使他的两性哲学和生命哲学都得到了良好的体现。他在小说作品中充分运用视觉效用和身体接触来表现和反应人物之间感性与理性之间的无形抗争，并最终表达出他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即这两种力量通过不断地拼搏斗争其实是可以达到和谐统一的。他的文学价值在于，D・H・劳伦斯将异性婚恋与同性情谊都带入到了文学作品中，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创新和丰富了小说内容与形式，是20世纪英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

2、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的社会价值与意义

D・H・劳伦斯的小说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地位，更富有深刻的社会价值和意义。D・H・劳伦斯深刻批判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冲击，倡导人性的自由和解放，对于拯救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使人们正确认识到人自身的价值与意义具有广泛而深远的作用和影响。D・H・劳伦斯被誉为“血性的歌手”和“生命”的祭司，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出于对立和统一的矛盾之中的，人性与理性亦是如此，并且人性永远屹立于理性的丰碑之上，他的思想对于当时的英国社会具有深刻的审视、反思与批判作用，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与意义。

小结：

《盲人》是20世纪英国著名作家、小说家D・H・劳伦斯的作品，讲述了女主人公伊莎贝尔和她因意外失明的丈夫莫里斯以及她的好友伯蒂三人之间的感情故事，创作于1918年12月，是劳伦斯众多作品中不太被关注的一部短篇。《盲人》延续了劳伦斯一贯的对人物心理进行深入挖掘的特色，以一个旁观者的口吻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女人与两个男人在纠结和矛盾中努力和谐相处的故事。面对丈夫莫里斯与知己伯蒂，伊莎贝尔忍受着痛苦的心理煎熬，小说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失败的异性恋婚姻关系与同性亲密情谊之间的微妙关系，倡导人性的自由发展。劳伦斯为自己的心灵而活，他笔下的人物亦是如此。（作者单位：湖北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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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小说篇7

在这样的背景下，都市新伦理小说应运而生。所谓“都市新伦理小说”，指的就是以当代中国、尤其是21世纪以来社会伦理观念发生巨大转变的城市生活为写作领域，以日常生活中新伦理与传统伦理分裂对立为核心矛盾线索，以人们的情感态度和行为观念的变迁为主要故事类型的小说作品。

21世纪都市新伦理小说的兴起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变革的强度、广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个人生活从内到外都处在彻底的变化整合之中，尤其是家庭和观念与行为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调查显示，当代大学生对待性的宽容度明显比上一代人更高：有25.5%的年轻人认同偶尔吸引可以有或者无所谓；而55.5%的人则对未婚的行为认同或者无所谓。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让女人从的恐惧中解放了出来，避孕术的发明，令“性”成为一种摆脱了生殖活动的独立享乐行为。有趣的是，据凤凰网去年的报道，长沙一地一个月的销量达到70万，其中，高校学生占有较大用量。而世界卫生组织的2010年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女性流产（不含私立医院）人数超过1700万人。回忆上个世纪90年代初人们还会为了张艺谋的《菊豆》或者孟京辉的《恋爱的犀牛》疯狂的时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21世纪自由的已经成了常见的现象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都市新伦理小说应运而生。所谓“都市新伦理小说”，指的就是以当代中国、尤其是21世纪以来社会伦理观念发生巨大转变的城市生活为写作领域，以日常生活中新伦理与传统伦理分裂对立为核心矛盾线索，以人们的情感态度和行为观念的变迁为主要故事类型的小说作品。从上个世纪 90年代王海着手伦理变迁的小说叙事，到世纪初的《中国式离婚》，开启了都市人们的家庭、情感和人际交往生活为题材的新伦理写作潮流。《新结婚时代》的出版则引发了家庭伦理小说的跟风。严歌苓、六六、王秀梅、焦冲、程琳、须一瓜、易清华、红柯、阎连科、慕容雪村、钟求是、许春樵等诸多新老作家，都写出了值得关注的新伦理长篇小说佳作。其中，《新结婚时代》、《成长》、《蜗居》、《双面胶》、《原谅我红尘颠倒》、《女人奔三》、《男人三十》、《窄门》、《屋顶上空的爱情》、《零年代》、《风雅颂》等，是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作品。

简言之，都市新伦理小说一方面指的是21世纪以来大量涌现的、对伦理生活进行深度描写的新型小说———它紧紧扣住“伦理生活”来组织其故事，而此前的小说作品，则总是把伦理情感的故事作为历史或者社会深度叙事的附属品来完成；另一方面，这个概念更是针对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的伦理领域的颠覆性变化———不妨干脆称之为“伦理巨变”进行全方位描写，其思想内涵超越了传统伦理叙事“现代—传统”、“城市—乡村”以及“中国—西方”的二元模式，尤其是超越了二元伦理叙事模式中总是以传统、乡村和中国为价值指归的政治无意识。新伦理小说的作家们并不致力于对现代都市伦理生活的变迁进行大力批判，并试图进行反思和矫正；而是更多地感兴趣这种新伦理背后中国社会的内在矛盾，以一种冷静甚至冷漠的笔调，呈现现代生活的沉重、缺陷、吊诡和变形。

乡村的亲情与都市的爱情

都市新伦理小说充分展现了当前中国现存的两种基本伦理生活理性的矛盾冲突，以及这种冲突所带来的伦理困境：古老乡土中国的伦理体系在现代性的进程中轰然坍塌，新的都市文明以其强大的合理性力量改造每个人的生活，同时又毁灭传统伦理的情感价值；乡村道德血缘合理性与都市伦理法理合理性陷入伦理观念的认同焦虑。

在王海的《新结婚时代》（2006年）这部小说中，何建国与顾小西的矛盾典型体现了当前伦理巨变中的合理性焦虑的问题。何建国出身农民，来自偏远的乡下；他身上凝聚着底层孩子一步步奋斗出来的顽强意志力，同时也带着他自己独特的性格特质。家族的责任、眷顾乡亲的欲望，构成了何建国生活伦理的合理性之一。在城里知识分子家庭长大的顾小西身上，我们更多看到的是顾好自己的家庭、过好自己的日子的诉求。在顾小西看来，一切自己的成果，都是自己奋斗和努力的结果，因此，自己既不需要替别人负责，也不需要别人替自己负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伦理，不妨碍他人，乃是一种现代生活的新伦理准则与前提。

小说同时呈现了何建国与顾小西伦理诉求的两种合理性。何建国之所以不断地满足父亲提出来的各种“无理要求”，是因为在这种无理要求的背后，存在着乡村道德朴素的公正意识：贫穷的家庭只能供养一个大学生，也就不得不用残忍的方式剥夺何建国哥哥接受教育的机会。何建国的补偿心理产生于中国社会城乡分化而造成的生活质量的巨大差别。

在这里，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体现为空间不平衡———城乡之间、时间不平衡———父子之间和心理不平衡———伦理之间，而且，最终体现为伦理之间的不平衡。东部与城市的快速发展，令城市中的年轻人有权利主张更好更有品质的生活，主张爱情的浪漫和小生活的圆满；中部、西部与乡村的落后贫穷，则令其道德体系建立在平均、共有和共享才能活下去的观念基础之上———而何建国的一枝独秀必然伴随他人的集体付出。贫困的生活道德具有更强大的合理性诉求。

不妨说，正是30年来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后果造就了《新结婚时代》的尴尬矛盾。一个现代都市的中国与一个传统乡土的中国并存的时候，就立刻让人们的精神伦理发生断裂乃至分裂。经济格局的分裂，造就精神伦理的分裂；而有趣的是，在小说中，“乡村”与“城市”的经济对立变成了一种道德层面上的对立，也最终变成了伦理对立消失的浪漫想象。小说用三对爱情伦理呈现出乡村与城市对立格局中社会伦理巨变的事实：顾小西与何建国的婚姻在两种合理性的谅解中得以升华，体现出两种合理性之间在心理层面的和解；顾晓航与简佳的恋爱则跨越了年龄的差别，体现出两种合理性之间在时间层面的和解；而顾小西父亲和保姆的爱情，则用仪式化的形式，呈现两种合理性之间在空间层面的和解。

这正是“新结婚时代”，传统婚姻内在分裂、新的婚姻充满动荡冲突，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的后果与私人生活纠结在一起。在伦理对立的背后，则闪烁中国社会经济对立格局的幽灵。在六六的小说《双面胶》（2005年）中，婆婆和媳妇的尖锐矛盾中同样沉淀着令人反思的这种经济生活的对立。亚平的城市生活梦想与在这种梦想中确立的自我定位，与婆婆对“媳妇”这一传统身份的定位格格不入；顽固坚持自己的生活主张，又找不到解决矛盾的任何方案。在情感的绝境里面，隐含着中国社会所面对的经济社会的困境。

事实上，乡村与城市两种合理性的矛盾对立，正是都市新伦理小说的核心命题之一。在易清华的《窄门》（2010年）中，出身乡村的主人公余致力到省公安厅工作，看似充满前途的道路并不是坦途。“农民气质”让他进单位大门都被门卫盘查；在同事们的活动中茕茕孑立。小说细致写出了这个年轻人小心翼翼观察四周、仰视他人的心态。余致力的矛盾也就很快变成了一方面坚持自己真我性情，另一方面要挤进“窄门”，变成像城里人那样有身份尊严的人。这两种合理性的诉求并没有体现出王海笔下融合的可能性，而是始终尖锐对立，折磨着余致力和读者。

许春樵的《屋顶上空的爱情》（2012年）同样把两种合理性伦理呈现在我们面前，让读者陷入道德和美学的尴尬之中。郑凡虽然毕业于名牌高校，但是，却出身乡村；他和韦丽按照都市生活的方式相识：网恋、闪婚；但是，却不得不接受“城中村”的痛苦。郑凡的父亲以为儿子已经飞黄腾达，不仅引以为傲，还不断地把亲戚朋友的难事交给儿子处理；韦丽的父母则要求爱情必须有房子，淳朴的相爱本身变得毫无意义。新结婚时代中的婚姻困境卷土重来，只不过这一次不是通过婚姻的和谐来作为最终解决的方案。小说凸显了城市生活伦理的合理性，同时也反思其合理性背后的荒诞不经；反之，作者用悲凉的语调写出乡村生活道德的朴实，却也同时呈现了它的保守和市侩。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这个命题被置换成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好的生活。在小说中，乡村道德养育着质朴踏实的信任和亲密的品质；都市伦理激活人们浪漫和温馨的想象。韦丽觉得，爱情是男人跟女人的事情，不是人跟房子的事情；但是，都市社会严酷的资本体制却告诉我们，爱情本身就是资本投资的产品。乡村社会的温馨的情感主义观念，在都市新伦理面前，只能默默破碎。

事实上，乡村与都市伦理对立的背后，隐含着的是中国社会正由一个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日常生活所面临的种种伦理困境问题。在礼俗社会中，人们由坚固的家庭纽带、传统和固定的社会角色联系在一起。各个村庄、社区中的各种血缘关系维系着人们的生活。现代的法理社会则注重利益的得失，从而忽略了血缘纽带所造就的社会关系。传统的道德自律被不知疲倦地赚钱的欲望所替代。人们的社会关系更加正式，更加理性，也更加符合各种法律制度和政策规范的要求，从而相应缺少了人情的温馨意味。所以，在《男人三十》（2011年）中农村来的卢伟最终带着在城里染上性病的妻子黯然回乡、《零年代》（2008年）中城市人赵伏生离开了温州去了没有岁月变迁的林心村、《湖光山色》（2006年）的暖暖用近乎偏执的形式拒绝都市生活对乡村的入侵。这些小说呈现出对传统乡村伦理的强烈认同；又不得不因为面对都市伦理的强大合理性而最终使用想象的方案来解决现实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都市新伦理小说中两种合理性矛盾的呈现，凸显了现代中国的一种现代性焦虑：中国往何处去，我们的生活会怎样？

亲密关系的巨变

相对而言，伦理问题更集中地体现在人们个人情感生活的层面上。如果说合理性焦虑更多的是中国社会现代性城市化转型产物的话，那么，合情性焦虑则体现为新一代都市人在资本体制与利益机制中所确立起来的伦理情感巨变的后果。

“情”，本身具有两种指向。情的第一指向是“亲”，只有亲密的关系才与情紧密相关；情的第二个指向是“疏”，它建立在第一个指向的基础之上的，指的是通过“情”来超越非亲密关系，只有陌生人才能产生爱情，这已经是现代都市的新规则了。在传统的社会里，亲情和爱情是紧密联系的。这不仅仅涉及青梅竹马的生活，或者爱情由亲情关系来主导，而是更多地涉及爱情事件不过是传统社会亲情事件的一个组成部分。爱情伦理，必须交由亲情伦理来管制、疏导和规范，最终成为人们在亲情系统的社会中维持生活的一种方式。

但是，亲情的变化几乎是全方位的。严歌苓曾经用一种冷峻的方式写爱情伦理背后沉淀的复杂欲望，而在《小姨多鹤》（2008年）这部小说中，交织在一起几十年的“亲情”，会在现代社会的物质诱惑面前迅速崩塌———就连战争都无法改变的东西，也被崭新的生活诱惑悄悄偷换。这种充满了欲望的新的社会，正是焦冲系列小说《女人奔三》（2009年）、《男人三十》（2011年）故事发生的基本语境。不妨以甘旭然与唐糖的爱情为个案做简要分析。他们的爱情故事处处包含了“陌生人”这个关键词：他们相识的在机场，本着好聚好散的原则一起旅游，加玩伴；他们纠缠在互相不了解对方生活的日子里面，唐糖迷恋甘旭然，仅仅就是因为他的相貌，而不是因为他的品质———而且，这个品质也没什么好了解的；唐糖伪装乖乖女接近甘旭然的妈妈；唐糖花钱雇佣硕士生＋的美女苏小镯勾引甘旭然并遗弃他，令他伤心绝望……小说中，每个人都拥有他所呈献给别人的不同的情感内心和私人生活。唐糖不知道甘旭然的来历、性情和品格，也懒得知道；甘旭然不知道苏小镯的底细和身份，也无从知道；苏小镯不知道甘旭然和唐糖的感情状况，也不必知道。这是一个只有发生在陌生人的环境———现代都市中的故事，也只有在这个环境中，人们自顾自地生活，却根本不去塑造生活。亲情社会的道德伦理体系在这里毫无意义。没有周围叽叽喳喳的道德议论，没有同事们幸灾乐祸或者羡慕嫉妒恨的八卦———当没有外在的伦理语境的时候，就没有了内心的伦理律令。

小说中，合情性焦虑充分体现为一个情感冷漠的时代里面感情的真假、以及与情感紧密相关的个人生活的分裂所造就的茫然。主人公孙文虎是一个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好男人，却也在大学时代自己暗恋过的女人孟惠那里偷偷过了一夜。这个事情折磨着他，让他每次见到自己的妻子葛晓菲和孟惠同时并存的歉疚和尴尬，让他陷入难以言说的困境。孟惠借钱而不能还，就为不能生育而备受父母折磨的孙文虎夫妻代孕；而正当孙文虎夫妻借腹生子而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孟惠却因为自己的歉疚而告诉了孙文虎真相：这个已经满月的孩子其实是她跟另外一个男人的产品……卢伟从乡下来打工，因为长得帅而被美丽多情的林助理看中，每每自己的男朋友欺负自己的时候，她就用卢伟作为性安慰的工具；卢伟的妻子做保姆，为了一点收入而忍受主人的骚扰，却感染了性病；苏小镯清纯美丽，却迷恋卖身，偷偷跟自己的导师上床；唐糖执著于爱情，痴恋自己的爱人，却并不守身如玉灵肉合一……在这里，、代孕、骗财、卖身、性病、偷腥、二奶、……一方面是身体的快乐，另一方面是这种快乐从传统亲密关系的社会中剥离出来，变成了都市新伦理的情感体验。爱情与亲情的分离，造就了合情性的焦虑：到底忠实于身体与欲望，还是忠实于道德与伦理？

鲍鲸鲸的小说《失恋33天》（2009年）连同改编的同名电影（2011年）则以传统言情叙事的方式，无意中凸显了都市新伦理小说的合情性焦虑。小说的题目就颇值得寻味。“失恋”，在人的成长经历中算得上最为痛苦的故事之一，在这里却变成了可以被计算的事件。故事中，33天发生的事情也证明，这部小说的名字完全可以改成《失恋之后走向新恋爱的33天》。在故事的结尾，女主人公黄小仙终于接受了男主人公王一扬的爱情，新的恋情开始了———并且看起来，这段恋情是稳定和美好的，也就不再可能失恋。

正如诸多描述疾病的故事，其内在的欲望则是永远健康的幻觉的养成，《失恋33天》并不是在思考情感的意义价值或者爱情的伦理方式，而是在倾诉这样一种焦虑：“我们能不能永远不失恋”？不妨说，《失恋33天》的叙事动力，正是源于它可以提供这样一种奇妙的“情感按摩”。而当我们不得不依赖对爱情的想象来实现对这个世界的想象的时候，我们也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正是现代生活的丛林化与原子化，造就了我们习惯用柔情主义的方式来解决现实矛盾的倾向。而这正是陌生人社会的典型文化特征。

一方面，人们越来越多地遭遇崭新的伦理关系，也就越来越多地遭遇新型的生存故事；另一方面，人们依旧渴望襁褓一样的传统社会中那维系在亲友圈子里面的呵护，从而必然带着深深的失落甚至绝望的心情来观看这个世界。在焦冲的小说《男人三十》中，唐糖不能忍受甘旭然只有想念她的下半身的时候才会想起她的生活，但是，却又不想割舍这种偏执的肉体迷恋；乡下来京的打工仔生得漂亮，变成了白领丽人的器具。慕容雪村的《原谅我红尘颠倒》（2008年）一书中，我们看到一个科层制的生活里面，与陌生人谋利，也就意味着将自己的肉身和情感都变成陌生的他者。而王秀梅的《幸福秀》（2009年）则更是凸显了陌生人社会中稳定的生活圈子和稳定的婚姻空间，怎么被不断出现的“崭新的诱惑”所挤压和扭曲的情景。

肉身的孽

到底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正常的、符合规范的生活？到底什么样的友情、爱情和亲情才是合乎道德人心和公共利益的？这个问题在21世纪都市新伦理小说中已经找不到完美的答案了。都市新伦理小说所体现出来的合法化焦虑也就呈现为这样一种方式：肉身体验是真切的，的冲动是浪漫的，但是，这种真切与浪漫的肉身却不得不深深融入物化的世界图景之中才能存在下去。

许春樵的《屋顶上空的爱情》典型体现了这种合法化焦虑的内涵：如果只有爱情，却没有房子，那么爱情就会变成令人沮丧的、异化而可笑的东西；可是，如果牺牲爱情而追求房子，人就会变成了异化而可笑的东西。在这里，到处是生活规则的混乱而带来的合法化危机。郑凡与韦丽的浪漫爱情不允许有浪漫的想象，因为任何浪漫想象都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他们只有像动物那么活着的时候，才能像人一样有点爱情的尊严；一旦他们像人那么活着的时候，就只会处处碰壁，穷途末路。舒怀有了房子，却没有赚钱“活得有价值”的本领，女朋友悦悦毫不客气地投入到房地产老板的怀抱，自觉为二奶。备受刺激的黄衫干脆了娶了温州老富婆莉莉，并且还衣锦还乡，希望让人们羡慕他们的富足、豪华和尊贵。但是，黄衫的生活却呈现出狼狈不堪的尴尬和无聊。

我们在21世纪都市新伦理小说中遭遇到了空前的无处奔逃的困窘。到处都是错误，没有合法的，也没有不合法的，有的是只是热气腾腾的肉身在盘算如何赚一个好价钱。莫言的小说《蛙》（2009年）所写的并非现代都市的故事，算不上都市新伦理小说的范畴；但是，这部小说却无形中呈现了现代都市新伦理小说的一个重大的命题：中国社会正在从一个以生殖活动为核心的伦理社会向一个以生活活动为核心的现代社会转型。钟求是的《零年代》（2008年）用一种现代主义的笔法，把都市生活的这种合法化对立写到了令人沮丧的地步。小说显示了城市生活中那些在我们看来已经习以为常的悖谬规则是怎样主导着我们的生活。林心未婚先孕，想要留下自己的孩子，却被父母和医生以爱的名义强制流产。爱情变成了集体阴谋，生育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事件。主人公赵伏生的妻子只有在怀着别人的孩子的时候才能有好质量的生活；而在跟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却只能拥有衰败、残忍和贫困。当他们生活在都市的时候，处处感觉到乡村生活的宁静和美好；而当他们安安静静地生活在乡村的时候，却不得不接受没有文明和文化的生存中所面对的无价值感。

显然，资本体制与个人生活的纠缠，变成了新世纪都市新伦理小说叙事合法化焦虑的核心命题。一方面是可以购买一切的资本，另一方面是坚持肉体的纯真；一方面是资本主义雄心勃勃改造一切的雄心壮志，另一方面私人生活从内到外被重新塑造之后留下的道德空壳。这在六六小说《蜗居》（2007年）中体现得非常典型。

海藻与市长秘书宋思明那一场纠缠不清的情爱纠葛中恰好暴露了资本体制如何深入我们的内心，并用灿烂的形式养成了现代人生活的精神分裂的。海藻一方面坚守“我爱你”三个字的神圣感，即使被宋思明卡住脖子快窒息，也大声喊“我爱小贝”；另一方面，海藻又让自己的肉体沉浸在宋思明带来的高潮体验中。也就是说，她更愿意用身体高潮的沉溺来掩盖内心里面对宋思明的这种不伦之恋的利益关系。金钱主导下的情感并不是裸的买卖，而恰恰是对这种购买关系的万般拒绝和鄙视。海藻既活在宋思明所掌握的巨大而丰富的资本资源的支配下，又必须活在自己编制的瑰丽典雅的爱情梦幻之中。海藻必须让自己觉得她与宋思明有刻骨铭心的爱，才能接受和要求宋思明经济和利益层面的付出。

有趣的是，宋思明同样是这样一种精神分裂症的典型代表：他眷恋海藻的女人香，却让自己相信海藻与前男友几年同居而保持了处子之身 ———也就是说，宋思明对海藻的眷恋，乃是来自他用幻想创造出来的曼妙人生的向往，来自他拥有的可以支配一切的权力资本的雄心壮志。每每夜晚来临，宋思明忙碌了一天，就觉得人生毫无意义。于是，对海藻的思念和爱恋就会滋生疯长。事实上，正是通过权力与资本的媾和交换，政治权力的神圣感就会在圈钱交易中彻底丧失：如果可以被资本买走，那这个东西就没有什么值得信仰和供奉。换言之，宋思明对于海藻的爱情供奉里面，隐含的正是资本体制裸地扫荡性购买之后的精神废墟。

在这里，资本主义把一切都作为商品卖出去，一切都是可以赚取利润的价值和手段。于是，一切神圣的和坚固的东西，也就都可以在恰当的时机变成纯粹买卖关系中毫无神圣和坚固意义的东西。可是，我们越是一天天丧失神圣和坚固，就越在日常生活执著于建构它们的幻象———这正是我一种文化和价值的精神分裂必然后果。贾平凹在他的小说《高兴》（2007年）描绘了这样一幅值得我们反思的画面：一个来自乡村的农民，试图通过自己的奋斗成为现代都市的人———“城里人”，这种浪漫的幻想里面包含了对现代中国的期待和渴望；但是，这种期待与渴望迅速被击碎：到处是激活我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想象的景观，但是，乡村农民的肉身却只能做一个城市中的流浪汉———一个游荡在地缝中的鬼。

总而言之，21世纪都市新伦理小说总是用一种看起来是“现实主义”、“写实主义”的笔调，“真实客观”地书写人们所遭遇的种种伦理困境，并总是致力于生成不对处于现实主义的原则而不对这种生活进行价值判断。事实上，正是这种对“现实主义”的主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前作家们对于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匮乏总体性回答能力的困境。换言之，现实主义变成了一种掩盖现实问题的文体政治手段：此前的伦理叙事不免要回答“什么才是真正的好的生活伦理”问题，而新伦理小说则倾向于描述“现在是怎样的生活伦理”。也正是在这样的描述中，都市新伦理小说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伦理巨变时刻，人们情感认同、生活观念和评价态度茫然失措的产物。简言之，都市新伦理小说的文体内涵在于，它用所谓不偏不倚的写实主义文体，凸显出当前人们在伦理巨变过程中的茫然与纠结；冷静的叙述和新现实主义的态度，使得作者成功隐藏或者消解了自己对当前中国社会伦理巨变的价值判断———这正是都市新伦理小说呈现出来的伦理认同焦虑的典型症候。

不妨把这种无力回答伦理焦虑却是用现实主义文体来掩盖这种焦虑的形式，称之为“焦虑体叙事”。而恰恰在这种焦虑体叙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分裂的中国，一个文化和价值层面上处在精神分裂状态下的中国社会生活伦理图景。不妨说，都市新伦理小说的认同焦虑，恰恰是一幅活生生的资本体制条件下现代人精神分裂症的图景：一切心灵的和情感的，都可以无意中变成对污浊的、卑劣的关系的掩盖和重新想象。总是用幻想的和想象的方式来拒绝真实的和历史的关系，这正是当前中国资本体制下精神分裂症的根源。

伦理小说篇8

关键词：《彩虹》 星际平衡 两性观 女权主义思想

一、引言

劳伦斯作为英国现代主义小说家的声望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殊不知他创作的近千首英语诗歌在西方文学现代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文学评论家普遍认为，英国著名诗人D.H.劳伦斯的诗歌更加突显现代派诗歌的风范，甚至大多数人把劳伦斯的诗歌归于美国意象派大师埃兹拉・庞德的流派。劳伦斯创作的现代派诗歌具体表现为他在诗歌创作中创新性地使用象征、意象和比喻来表现人物性格和内心冲突。还有人评价劳伦斯的诗歌是完全个性化特点的展示，可以这样说，劳伦斯是借助诗歌创作这种独特形式向世人展示真实自我的过程。故而有人把劳伦斯视为“不戴面具的诗人”。

劳伦斯的诗歌创作有三个阶段：早期的爱情诗，中期的自然诗和晚期的死亡诗。纵观劳伦斯的诗歌无不主题明确，大都与爱情p自然p死亡和两性观有关。其中有关彩虹意象劳伦斯曾经写过两首诗歌。第一首诗歌《彩虹》选自劳伦斯早期创作的诗集《鸟・兽・花》（1920-1923），而第二首《彩虹》则被英国学者Keith Sagar编选在劳伦斯晚期创作的诗集Nettles and More Pansies（1928-1929）里。劳伦斯早期的诗歌以颂扬欢快的爱情为主，而晚期的诗歌集中表明经历战争和被英国政府长期驱逐的作家劳伦斯已经沉淀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主题，由此他的很多晚期诗歌都富有哲理意味和对人生的思考。

二、劳伦斯：不一样的彩虹

劳伦斯一生钟情于彩虹，因此他不仅创作出小说《虹》（1915），而且还写了两首以彩虹为题的诗歌。可以说彩虹是诗人一直吟诵不绝的文学主题和意象。诗中所描写的“彩虹是个弓形腿，一边是男人的心，连着另一边女人的心。他们却无法相聚”和小说《虹》中不断出现的彩虹意象一样，作家劳伦斯旨在借助文学意象抒发内心情感和表达自己的哲学理念。诚如他在《的辩护》一文中所要传达的理念那样：“男人和女人是两条河，永远是并行而流淌，永远不能相交在一起。”不仅如此在小说《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借助男主人公伯金之口把他的两性关系思想进一步演化成 “星际平衡”的哲学思想。当然，小说《虹》虹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内涵。小说中三代人的情感经历各有千秋，从朴实无华的老一代汤姆与莉迪亚的纯洁爱情，到威尔和安娜之间在和精神上争斗不休基础上构建的婚姻，最后到第三代女性厄秀拉对现代关系的探索。厄秀拉的爱情观和两性观思想尤其集中体现了劳伦斯本人的理念：抛弃传统的爱情观与因循守旧的两性观。劳伦斯借助现代女性厄秀拉的同性恋与异性恋的疯狂行为向世人传达他大胆开放的现代爱情观。劳伦斯在给友人沃尔多・弗兰克的信中说：之所以起名为彩虹是“在激起一种世俗的感官上的欢乐，或者狄俄尼索斯式的――抑或是阿佛罗狄忒式的心醉神迷，这的确能唤醒世界，唤醒每个人的世界意识。”“在死亡中存在着尽善尽美，或者正像在彩虹中存在着感官上的欢乐那样。”“这部作品确实包含了战争在人们心灵上造成的后果――它纯粹是破坏后所达到的尽善尽美。”（哈里・莫尔 343）但是，劳伦斯的这种思想和激进的爱情观显然是很难被世人接受的。 因此，小说《虹》结尾处的厄秀拉只好眼望天空的彩虹憧憬着乌托邦式美好的未来。由此看来，小说《虹》中的彩虹更多的是作者对现实世界失望后产生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和虚无缥缈的想象的产物。

劳伦斯诗歌中的彩虹在不同时期则表达出不同的哲学意蕴。第一首诗歌《彩虹》选自劳伦斯早期创作的诗集《鸟・兽・花》（1920-1923）。其中所描写的“彩虹是个弓形腿，一边是男人的心，连着另一边女人的心。他们却无法相聚”无疑是诗人“星际平衡”哲学思想的具体展示。他认为，男人与女人是并行于人世间的，但是他们如同天空上的彩虹是不能形成一个完美无缺的圆，所以他们只能像彩虹那样，在弧形的两边互相凝视。劳伦斯形成这种理念是经历了比较漫长的创作过程的。纵观劳伦斯整个文学创作的不同阶段我们发现，劳伦斯文学创作的前期男权思想比较激进，表现在小说中的描写过分强调男性社会地位的优越与强势，他对女性的社会作用和地位带有明显的性别偏见。劳伦斯在创作早期的短篇小说中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作家的这种思想，只是偶尔在描述女性不幸遭遇时表达出对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家庭和社会里地位低下和遭受歧视和不平等待遇的同情。1911年发表的《白孔雀》中的比尔德肖太太遭到了丈夫的抛弃长达18年;《逾矩的罪人》（1912）中学生海伦娜被小提琴老师西格蒙特始乱终弃的悲惨遭遇;《儿子与情人》（1915）中的莫瑞尔太大在不幸的婚姻中饱受矿工丈夫的家庭暴力之苦走上了“恋子情结”的畸形爱恋之路等无不表明传统社会下女性命运的悲哀和痛苦。而劳伦斯在1915-1925年十年间的文学创作中希望冲破女性的羁绊，建立男性统治地位，因为劳伦斯认为，现代社会的问题不是男性领导太少，而是男性有没有勇气去领导女性。（刘须明 131） 由此，《恋爱中的女人》（1921）中的伯金不得已去寻找男性友情去抵消现代女性代表厄秀拉的强势进攻;而强势的工业巨头杰拉尔德却最终惨死在雪山之中。本文以为劳伦斯这个阶段的作品中女权主义思想仍就占了上风，鉴于此他不断表达出男女平等的女权思想。总体而言劳伦斯对现代社会出现的新女性的态度是矛盾的：既有崇拜和欣赏，也有厌恶和贬低。在他眼里的现代女性都是自以为是的女人。所以，读者在判断劳伦斯是否对女性有强烈的同情心还是对男性更加推崇时应该根据他的小说创作的具体背景和借助文本的细读进行。

反观劳伦斯的诗歌创作我们发现，诗人前期的诗歌基本上以爱情为主题。他似乎希望借助美好的爱情忘记现实生活中男权社会制度所导致的男女不平等的社会问题，诗歌中的“彩虹是个弓形腿，一边是男人的心，连着另一边女人的心。他们却无法相聚”的表述就说明了他的这种思想状态。劳伦斯在诗歌中暗含这样的观点：男人和女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他们是世界的两极，终究无法实现完全的和谐与统一的两性关系。关于劳伦斯的诗歌创作学者方杰认为：“诗人劳伦斯是和小说家劳伦斯同步走向成熟的，而这又与他人生的成熟相吻合。”（方杰 88）本文以为，劳伦斯诗歌先于小说，各个不同时期的诗歌主题与同时期的小说相比呈现出有所不同的特点。有人评论说，创作于1918年的诗歌《钢琴》主题与小说《儿子与情人》（1913）的恋母情结主题就如出一辙。其中的诗句“我的阳刚之气被扔进追忆的洪流，我孩子似地为往事哭泣”无疑是劳伦斯恋母情结的集中表述。由此看来，无论是《彩虹》还是《钢琴》在劳伦斯的文学创作中诗歌与小说的主题都有似成相似的成分。准确地说劳伦斯无论在早期诗歌的创作上还是小说的写作方面都在有意和无意间向世人传达出他对现实生活中失衡的两性关系关切的理念，因为他将其视为一切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高万隆，101）实际上看，劳伦斯一生都在探索现代社会背景下复杂的男女关系，而且他始终处在矛盾和困惑之中，苦于找到解决问题的良方和答案。

具体来看，选自劳伦斯的诗集Nettles and More Pansies中的第二首诗歌《彩虹》的意境与前一首略有不同。诗歌写道：

其实彩虹也有生命

它的躯体是由绵绵细雨造就

也是无数个闪耀的原子颗粒构建的大工程

向上升起，向上升起

可是你无法用手触摸

不，你是想也想不到它的神奇。

诗歌的首句“其实彩虹也有生命”，原句用的是英文“rainbow has a body”。意思是说彩虹也有生命力。这里的彩虹被诗人劳伦斯赋予了别样的内涵和象征意义。本文以为它是男女关系的具体表征。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劳伦斯笔下的两性关系既是畸形的，也有理想与和谐的关系。畸形的两性关系主要表现形式有社会化婚姻、无性之爱、精神占有等;而理想的两性关系建立在男性君临和女性屈服，以及去社会化和体验的基础之上。（刘洪涛11）还有的学者细分劳伦斯文学作品中的两性关系为肉体型和精神型。从劳伦斯给好友威特・宾纳的书信（1928）中我们可以发现劳伦斯构想的新型两性观思想足迹：“男人与女人之间新型的关系应该是温柔的p敏感的关系，而不是一个在上，另一个在下的关系”。（哈里・莫尔 561）在他看来，男女之间的恋情应该是细雨绵绵和涓涓细流的关系，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事情。依照劳伦斯的这样理念，诗歌中的彩虹象征着男女之间的美好爱情，“它的躯体是由绵绵细雨造就”，它既温柔又敏感。与此同时，我们从劳伦斯后期的长篇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中也可以看出劳伦斯新型两性观的端倪。在世人纷纷对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发难之际，他在信中多次进行反驳。其中比较突出的观点有：假如没有女人的男人也能称为一个完整的人，那我就真该死了。（同上，第599页）他认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合乎天性的，是顺其自然的行为，无须大惊小怪，更没有进行指责的必要。所以，在劳伦斯本人看来，是男人与女人共同创造了完美的彩虹，创造彩虹这样一个大工程需要他们共同付出劳动和努力，这样的彩虹才是神奇的。正如人世间的男人与女人犹如天空中的两个星星，各自在闪耀。他们之间有矛盾和冲突，有占有和敌对，但是最终他们要形成一种和谐相处的两性关系：星际平衡的两性关系。

三、劳伦斯诗歌的哲学意境

按照学者方杰在《劳伦斯诗歌散论》中所言我们可以更好地欣赏第二首诗歌《彩虹》的思想内涵和哲学意境。他在文章里指出：“如果说虹的象征意义在于内心和宇宙之间的希望，它代表人们对未来世界的理想和希望。那么这理想与希望对人们来说只是可望而不可及。它分明是用实实在在的物质材料构成的，但却具有虚无缥缈的品质。”（方杰 89）在第二首诗歌《彩虹》中诗人劳伦斯写道：“其实彩虹也有生命？，它的躯体是由绵绵细雨造就，也是无数个闪耀的原子颗粒构建的大工程。” 这与上文所言的“它分明是用实实在在的物质材料构成的，但却具有虚无缥缈的品质”无疑是相通的，它们表达出类似的涵义和哲学意蕴：表面上看爱情是由男男女女用肉体这个物质去建构的，但是实际上男女之间的情感是复杂的，具有虚无缥缈的特点。此外，诗歌中提及的躯体也是颇有所指的。我们看到从20世纪后半叶起身体逐渐成为西方世界关注的焦点： 哲学家眼中的身体是人类感知世界和体验世界的中枢;而文学家眼里的肉体则是文化和社会性别的化身和符号。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和波因顿（Adler 和Pointon）就曾经指出：“身体……既是一个表征对象……也是一个有机整体，它被组织起来表征概念和欲望。”（23丹尼・卡瓦拉罗 96）如此看来，劳伦斯小说和诗歌中突出描绘的男女肉体早已成为西方文化的热点词汇。难怪劳伦斯在小说《虹》的结尾处借助女主人公厄秀拉之口如是说道：“她知道虹已经弯弯扎根在他们的血肉里，再一闪就会成活于他们的精神之中。”（候维瑞 232）这里作者劳伦斯要表达的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深藏于他们的肉体里，但是不久它们就会升华为精神，并且将永存于世。藉此分析我们看出，劳伦斯十分赞赏人世间的男女之间情爱关系的存在，这与他前期一直推崇的非理性思想显然是一脉相通的。

实际上，劳伦斯在作品中直接或间接展示的创作思想或理论都与叔本华和尼采的非理性主义有密切关系。国内学者刘洪涛由此断言：劳伦斯是受非理性主义影响和现代主义思潮的策动，着力表现人的“另一个自我”，也就是被本能、欲望、潜意识所驱动的非理性自我。（刘洪涛 11）人们普遍认为，叔本华的《爱的形而上学》一书给劳伦斯思想形成带来深刻影响。叔本华在这本书中重点讨论了人生存意志中的p爱情和婚姻占主要地位的观点。叔本华所谓的意志是自然物体的固有的本能和冲动，它的基本特点是追求生存，追求生命的延续和发展，所以又被称为“生存意志”。基于此，叔本华进而认为男女两性的交合是生存意志战胜死亡的必然途径。所以，他认为是生存意志的核心，是一切欲望的焦点。另外，他对两性的恋爱过程也做出自己的分析。他认为：“归根结底，两性之间所以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紧密的联结，就是由于各种生物的种族求生意志之表现。这时的意志已预见他们所产生的个体，很适合意志本身的目的和它本质的客观化。”（Alan R.Zoll 95）据此分析我们以为，劳伦斯的非理性主义观点从某种程度上看是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因为他过于强调男女结合的生物本能和种族延续的作用，却忽视了女性在社会中寻求与男性平等和公平待遇的需求。与劳伦斯观点相左的女权主义者凯特・米利特则过于偏激。她在《性政治》（1969）里声称：“两性间的权力关系是由一种基于男性阴谋的压迫性的意识形态塑造而成的：女性仍然屈服于父权制，是因为她们没有能力辨别这种屈服的性质和原因。”（ 丹尼・卡瓦拉罗 108）其次，劳伦斯在文学作品中重点突出的“性驱力”思想也是叔本华哲学观点影响下的产物。具体表现为劳伦斯始终致力于挖掘作品中人物生命的原动力，使人的身上“生理的”与“非人类的”意志因素成为人物活动的内在驱力。劳伦斯认为，正是这种内驱力促使男女之间产生相互的吸引。事实上，劳伦斯在文学作品中过分强调的性驱动力是裸的性吸引力，是纯生物的自然冲动，自我无法控制它。所以，它不受社会道德和人的意识的约束。这显然是过分夸大性本能的作用和能力，忽视了人作为社会人，必须把个人行为建立在社会道德标准之上。基于这种创作理念，劳伦斯在文学作品中才会大胆和裸地探讨男女之间的关系。与小说中露骨的过程描写相比，劳伦斯的诗歌创作显得含而不露，更富有深刻的哲学意蕴。这样看来第二首诗歌《彩虹》里的男女关系的描写确实是“你是想也想不到它的神奇。”

四、结语

劳伦斯在诗歌和小说中善于借助意象展示自己的创作理念和思想状态，彩虹的意象恰好地反映出劳伦斯的星际平衡的哲学理念。此外，诗歌与小说中过于强调男女关系的描写也突出表现出劳伦斯深受非理性思想。由此看来，结合劳伦斯同时期创作的小说主题来欣赏诗歌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劳伦斯文学创作的真正关注所在。

参考文献：

1. Alan R.Zoll， Vitalism ad the Metaphysics of Love： D. H. Lawrence and Schopenhauer[M]. D. H. Lawrence Review， 1978，p.95.

2. 方杰.《劳伦斯诗歌散论》[J]，外国文学研究1997（2）：89.

3. 高万隆.《劳伦斯的回应：妇女问题与妇女解放――论劳伦斯早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J]，国外文学1999（2）：101.

4. 候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32页.

5.6. 丹尼・卡瓦拉罗著，张卫东等译.《文化理论关键词》[M]， 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6页，第108页。

7. 劳伦斯著.《劳伦斯书信选集》[D]，哈里・莫尔编，刘宪之p乔长森译，北方文艺出版社1977年，第561页.

8. 刘洪涛.《新中国60年劳伦斯学术史简论》[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4）：11.

伦理小说篇9

关键词：艾丽斯・沃克 紫颜色 伦理环境 伦理意识 伦理身份

《紫颜色》是美国当代非裔女作家艾丽斯・沃克的代表作。该作品自发表之日起，便成为美国黑人文学与妇女文学的必读作品。小说以书信体的形式讲述了黑人女性西丽的成长之路。这部作品深刻的内涵和独特的形式引发国内外学者从众多不同层面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本文拟从女性伦理批评的角度解读艾丽斯・沃克的《紫颜色》。

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是聂珍钊教授首次提出的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主要是从伦理的立场解读、分析和阐释文学作品研究作家以及与文学有关的问题。[1]从方法论上说，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在借鉴、吸收伦理学方法基础上融合文学研究方法而形成的一种用于研究文学的批评方法。[2]女性伦理批评是指对女性问题的伦理探讨，包括对一切女性相关问题的伦理道德研究，[3]换言之，即指从女性的视角来研究社会生活中的伦理道德问题。本文将从女性伦理的角度，对《紫颜色》中女性角色的成长过程中的伦理环境、伦理意识和伦理身份进行剖析，从而对艾丽斯・沃克对女性问题的伦理关怀进行解读。希望本文能启发当代女性树立积极正确的伦理观念。

一、伦理环境

文学自产生以来，个体便是文学描述的重心之一。对于个体的描写往往与个体存在的环境息息相关。文学伦理学批评重视对文学伦理环境的分析。所谓伦理环境指的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有其固定的属于特定历史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1]在小说《紫颜色》中，艾丽斯・沃克深入刻画了黑人妇女处于社会底层的生存环境。

自非洲人被贩卖到北美洲以来，南方黑人恶劣的生存状况长期压抑着南方黑人的人性，限制了黑人男性的发展，歪曲了他们的心灵。黑人男子心中的双重意识不断凸显，他们渴望获得有独立平等的人的地位，同时也无形中试图使自己符合白人文化的审美标准。[4]同时黑人男子把自己对于社会体制或运用这种体制的权力拥有者的愤怒和失意转嫁到家庭中。小说中的黑人女性角色，便生存在种族主义和男权主义双重压迫的伦理环境中。

主人公西丽的父亲因抢了白人的生意被白人迫害。她的儿媳妇索菲亚不堪白人市长夫人的侮辱出手反击而入狱，被迫服侍市长家长达十多年。西丽的妹妹那蒂在非洲也见证了英国白人恣意妄为、强取豪夺，迫使世代居住于此的奥林卡人背井离乡，迁徙其他部落。这些都体现着白人对黑人的恣意欺压和剥削。在整个黑人民族遭受到来自种族的奴役的历史伦理环境中，黑人妇女生活在男权意识形态下，成为男性机械地遵循传统施行男权的奴役的对象。西丽被继父随意指派嫁给某某先生后，她人生的掌控权便由继父转移到某某先生手中。身处这样的伦理环境中，西丽逐渐麻木不仁，甚至教导继子以暴力的方式驯服儿媳索菲亚。她的行动“基于的是一种男性偏见， 使用的是男性探讨世界的方式”。[5]西丽无形中把男权社会的价值标准和男权规范内在化，顺从于男性的观点来看待世界，看待自我和社会。

小说中女性人物所处的伦理环境正是由这些鲜明的社会现实构成的。艾丽斯・沃克通过刻画种族主义和男权思想双重压迫的社会现实，真实地揭露了黑人女性在社会底层，身受种族主义压迫和黑人社会内部男权思想的双重压迫的伦理环境中，只能被动地在双重压迫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之地。也正是因为双重压迫共同制约着黑人女性的成长，阻碍着黑人女性探寻自我伦理身份和自身价值，其伦理意识的觉醒则显得尤为重要。

二、伦理意识

在艾丽斯・沃克的作品中，女性与女性的关系历来是刻画的重点。“黑人女性的传统强调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影响，她们之间的姐妹情谊是促进个人发展的重要因素”。[6]《紫颜色》中，原本伦理意识麻木的黑人女性正是受到姐妹情谊的感染，才逐渐激活了内心清醒的伦理意识。

以西丽为例，最初继父阿方索试图蹂躏耐蒂时，她对耐蒂说“我会照顾你的”。[7]西丽同意嫁给某某先生，他私藏了耐蒂的信，西丽失去了女性情谊的支撑，心如死灰，致使给上帝（白人形象）写信成为西丽表达自己内心的精神需求的唯一方式。这种态度到某某先生的情人莎格的出现才开始改变。西丽发现自我认同的伦理身份根本不被别人认同。她被莎格的独立的人格和对男权社会的勇敢反叛行为所震撼。西丽的儿媳索菲亚因在家中得不到与丈夫平等的权利而决然离家的言行，也给了西丽榜样的力量。有了女性情谊的支撑，西丽作为拥有独立伦理意识的女性开始觉醒反抗，主动寻找自己在家庭中的话语权，终于面对某某先生的讥讽喊出“我穷，我是个黑人，我也许长得难看，还不会做饭，有一个声音在对想听的万物说，不过我就在这里”。[7]之后，西丽开办起自己的服装作坊，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

《紫颜色》中除了西丽的觉醒和独立，也同样涉及其他女性伦理意识觉醒和独立的过程：玛丽（吱吱叫）从对哈伯依赖顺从到最终离开他去开始自己的演唱事业；索菲亚独立坚强地反抗男性和白人的压迫。这些不同个性的女性都最终在其他女性的鼓励和帮助下走向了自己独立幸福的人生。女性间的友谊和情感为每位女性具备独立清醒的伦理意识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使得女性能够更加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生活，实现自身的伦理价值。

三、伦理身份

《紫颜色》中除了探讨黑人女性伦理意识的成长，也同时探讨两性伦理关系及其变化对女性伦理身份的影响。“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的伦理问题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有关”。[1]特定的伦理环境中的个体必定拥有特定的伦理身份，其承载着特定的伦理环境所要求的伦理责任、义务以及权力。伦理身份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将缺乏应有的尊严和保障。[8]

在《紫颜色》中，西丽最初完全生活在一个被男性控制的社会中。生父被处死后，父亲这一伦理身份在西丽的生活中便处于缺失状态。继父阿方索的出现未能弥补父亲这一身份。其不顾伦理禁忌，奸污了西丽并生下两个孩子，致使西丽羸弱的母亲因误会西丽被活活气死。至此，西丽本应享受到的家庭伦理应当带来的父爱母爱统统缺失，作为女儿的伦理身份彻底宣告破灭。已经迷失自我，伦理意识不再清醒的西丽对于和父亲（当时并未知是继父）的关系，她遵守了“建立在血缘和亲属关系上的伦理禁忌，对建立在禁忌基础上的伦理秩序没有反抗”。[1]孩子一出生即被阿方索夺走送人，无法再生育的西丽为人母亲的伦理身份再次缺失。之后，阿方索恣意将西丽嫁给某某先生，西丽为人妻的伦理身份由此构建。作为某某先生的妻子，西丽得到的不是平等的两性伦理关系。她的身体只是丈夫的私有财产，时常遭受暴力相向，她的精神需求被忽略、践踏。西丽作为妻子的伦理身份再一次宣告失败。耐蒂被迫离家出走，她的来信被某某先生藏起来，迫使西丽没有了姐妹情谊的支撑，为人姐的伦理身份也被无情地剥夺。无论是在继父还是某某先生的家中，西丽的家庭伦理结构都是破碎的。

幸运的是，受莎格的影响，西丽作为拥有独立伦理意识的女性开始觉醒，开始探寻自我的伦理身份，敢于摆脱男性权威的精神桎梏，脱离冷酷而毫无温情的家庭伦理结构，开办起自己的服装作坊建立自我与社会的创造性联系，最终寻找到自己的社会伦理身份。这些举动使某某先生开始重新审视两性关系，并逐渐摆脱了男权社会无形中传授给他的偏见。他甚至再次向西丽求婚。同时西丽与耐蒂和儿女终于重逢，在大家庭的拥抱中寻找到自己完整的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姐的家庭伦理身份。

《紫颜色》中女性角色探寻自身伦理身份的过程充分说明，女性以独立的伦理意识做后盾，勇于反抗女性屈从于男性的传统桎梏，不合理的女性的伦理身份才会有改变，女性个体在男权社会中才能获得最终的独立。同时女性伦理身份的重新获得也能促进和谐平等的两性伦理关系的构建和两性的伦理价值共同走向圆满。

四、结语

艾丽斯・沃克从小在种族主义和黑人传统特色浓重的南方佐治亚州长大。亲身的经历使沃克对黑人女性所受的伤害十分关注。也正是基于此，艾丽斯・沃克的小说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伦理内涵。在其作品《紫颜色》中，作者通过刻画黑人女性人物在双重压迫中如何追求自身的伦理意识的清醒和伦理身份的完整，从而圆满实现自身的社会和家庭伦理价值，体现了黑人女作家沃克鲜明的女性伦理诉求： 广大黑人女性必须互帮互助，敢于解除传统势力施加给女性的精神枷锁，保持清醒的伦理意识和健全的伦理身份，维护精神世界的完整和经济独立，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身心解放和独立自主，同时也传达了作者对建立和谐平等的两性人伦规范的美好愿景。

参考文献

[1]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32）：14-19.

[2]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6，2：8-17.

[3] 刘艳华.女性伦理观的现实维度与价值考量[D].黑龙江大学，2009：4.

[4] 伯纳德・W・贝尔.非洲裔美国黑人小说及其传统[M].刘捷，潘明元，石发林，宋红英，王琳，译.重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5] 肖巍.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6] 王晓英.走向完整的生存――艾丽斯・沃克的妇女主义文学创作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6：71-72.

[7] 艾丽斯・沃克.紫颜色[M].陶洁，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伦理小说篇10

爱伦・坡的很多小说如《泄密的心》《红死魔的面具》《活埋》《一桶白葡萄酒》等都有对人内心世界、精神状态的描述，尤其是对心理因素描述颇多。他对人的心理病态尤其感兴趣，因此在其小说中遍布哥特式的阴森、恐怖、鬼魅和惊悚。爱伦・坡最著名的文艺理论是“效果论”。爱伦・坡力图在自己的作品中先确立某种效果，再为追求这种效果而思考创作。他在《怪异故事集》序中称“自己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是深思熟虑的苦心经营”。爱伦・坡虽在美国文学史上备受争议，但《美国思想史》的编辑沃农称其为美国文坛上第一位艺术家和批评家。在爱伦・坡的70多篇小说中，《丽姬娅》《贝蕾妮丝》《厄舍古屋的倒塌》和《莫雷娜》几乎毫无例外地以神秘、魔幻为基调，都以女主人公的死亡及复活这一主题而展开描述，情结跌宕起伏，诡异莫测，其中心人物无外乎爱伦・坡本人以及已经亡故的母亲和妻子。而其中的男主人公也大多数是爱伦・坡本人的意志反映或本人的写照。爱伦・坡的女性小说怪异恐怖而又唯美，令人沉迷。本文将对爱伦・坡小说中的女性情结进行分析，来挖掘他的内心世界与文学世界的最佳关联。

二、爱伦・坡是一个自恋型人格障碍的患者

从自体心理学来看，爱伦・坡的女性小说是非常合理的，小说中的人格体现为自恋型是显而易见的。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大部分为情节的最终推动者或者是操纵者，这些女性身上均有爱伦・坡的影子，是其自恋型人格的一种扭曲的、变形的体现，似乎更能显示出雌雄同体的变态性格。他这种性格更多地体现为将自恋投放给别人而非自己，通过别人作为媒介来体验，也就是把别人作为自己的一部分或者一个方面来爱恋。当然，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自恋情结，但是当形成了自恋型人格就变成了一种病症。爱伦・坡悲惨、艰难的人生经历为其扭曲的自恋人格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他的父亲在爱伦・坡1岁时醉酒离家，3岁时母亲离世。人的自体意识在1到3岁时能分出自体主客体，在这一时期他经历了两次与亲人分离，父亲及养父对他均无父爱可言。爱伦・坡在这种困顿中对父爱不再期待。由于失去父爱，爱伦・坡也像其他自恋型患者一样去寻找一种全能式的爱的替代。这些只能来自外部世界，更多的体现在他对母亲或妻子等象征爱的形象的追逐上，在小说中也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因此，他对养母非常依赖，对同学母亲的爱恋几近疯狂，与多名女性有恋爱关系。无论他怎么努力去尝试和寻找，都是渴望得到爱或被爱而已。

爱伦・坡的一生非常失意。在他26岁正当壮年时，他喜欢上了只有14岁的表妹弗吉尼亚，并且不顾一切地追求且与之结婚。由于经常穷困潦倒，生活十分艰辛，报社工作不顺，妻子又英年早逝，爱伦・坡只得以酒度日，借酒消愁。之后他经常性地出现幻觉、幻听，心力交瘁，近乎精神失常。这期间他又与海伦・鲍威尔・惠特曼、南希・里奇蒙及艾尔米拉有过感情纠葛。经历过沉溺情海、纠葛不断、鸿雁传情、海誓山盟及涛声依旧等的爱伦・坡，带着心之苦闷，最终因脑溢血，于1849年10月7日与世长辞。

三、爱伦・坡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分析

在《厄舍古屋的倒塌》中，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没落贵族的孪生兄妹。兄妹二人住在一幢古老、残旧、阴森、潮湿、摇摇欲坠的古屋里面，举目无亲、相依为命。哥哥是厄舍罗德里克，妹妹是玛德琳。这两人不仅是兄妹，而且是肉体衰竭与精神颓废的统一体。两人均患有先天性家族病，且一方疾病能引起另一方精神失常。兄妹俩经历的是生存、死亡及复仇的过程，也是充满鲜血与屈辱的历程。哥哥厄舍罗德里克曾经是魅力四射的美男子，可是短时间内变得让人震惊：肌肤苍白若幽灵，眼睛异乎寻常之晶亮，长发如游丝。由于长期深居简出，少受阳光照射，皮肤苍白，显得毫无生机和活力。他时常有离奇古怪的感觉，这使他陷入变态的恐惧心理不能自拔，惶惶不可终日。由于药物已经失去作用，他便感觉末日已近，精神接近崩溃。妹妹作为女主角通篇没有一句话，虽长相与双胞胎兄长酷似但是性格迥异。哥哥虽为男子汉，却内心柔弱，妹妹虽为女儿身，却意志坚韧。哥哥出于变态心理，在妹妹未死之前就埋葬了她。小说结尾，在一个暴风骤雨的夜晚，妹妹身上披着满是鲜血的裹尸布站在门槛上，遍体鳞伤，骨瘦如柴，恐怖景象可见一斑。哥哥提前活埋了妹妹，妹妹竟然破棺木而出，在死亡线上挣扎跑出。最后，随着一声低幽的呜咽，妹妹重重地跌倒在哥哥身上，把哥哥也拖到地上，二人同归于尽，双双走向毁灭，而破败、阴森的厄舍古屋也突然坍塌，被黑暗幽深的小湖淹没得无影无踪。

在《莫雷拉》中，爱伦・坡将莫雷拉描写成一位博学多才、聪敏、睿智且酷爱神学的才女佳人。小说中的男主角对其爱慕有加，爱之深、爱之切异乎寻常。这使得莫雷拉除却一切向往与男主人公相恋。男主人公对莫雷拉言听计从，对她的神学理论和说教也是顶礼膜拜，后来这种痴迷竟到了令他感到恐惧的地步。莫雷拉也经历了从生到死，到重生，再到死的魔幻历程。爱伦・坡塑造的这种刚强、倔强的灵魂令人恐惧和惊悚。女主人公的这种生死轮回似乎就是为了和这个男人纠葛一辈子，做他的妻子、女儿，爱他、为他所爱。由于“我”对莫雷拉的冷漠，她生下女儿不久就去世了，而主宰女儿身体和意志的还是那颗顽强的心。开始时“我”在和莫雷拉的角逐中占优势，由于“我”对她的疏远，使得莫雷拉郁郁寡欢，日渐憔悴，以死来抗衡。而重生后的莫雷拉又对“我”报复直至再次死亡。小说中的“我”间接地夺走了莫雷拉的生命，她也夺走了“我”的快乐。莫雷拉第一次临死前说道：“这是命中注定的一天，我就要死去，但我将获得永生。”她还预言了“我”的欢乐时光已经结束，未来的日子将充满忧伤、失落。莫雷拉在第一次死亡前就已经预见到自己要胜利，这种报复令人印象深刻。

在《丽姬娅》中，爱伦・坡把小说中的女性描述得超凡脱俗，甚至接近神话。尤其他对丽姬娅的描写：“与纯白象牙相仿的肌肤，乌黑的、浓密的蓬松秀发，滑如凝脂的鼻子，柔软的、娇媚的、催人入眠的下唇。”爱伦・坡为我们细致入微、生动形象地勾画了一个近乎完美的佳丽形象。不吝笔墨的描述女性之美，并使这种美归于死亡，令人窒息、震撼。这种美的短暂、稍纵即逝，既强化了死亡的无法抗拒，也在死亡的瞬间将其推向永恒。无论是在作品中对女主人公外貌的设定，还是对扼杀她们生命的疾病的描写，都可以从爱伦・坡的真实生活中找到原型。可以说，爱伦・坡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植根于他对未能得到的母爱的追寻和对心目中理想美的创造。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母爱的缺失对个人可能造成两种影响：他可能会将母亲的形象理想化，并把这种形象投射到其他人身上，使母亲形象得以重生和延续；他也有可能会抨击他人，因为她们并不像他的母亲。爱伦・坡的这些作品非常确切地体现了前者的特征，而在《丽姬娅》中二者都得到了体现。

《椭圆画像》虽不是爱伦・坡的经典之作，但是也是含义深刻的佳作。作品讲的是年轻漂亮的妻子为画家丈夫做模特期间被压抑、忽视，直至生命耗尽，最终死去的故事。在这篇小说中，爱伦・坡对男性的主导进行了描写，实为抨击男性为中心的霸权和冷漠。从故事中可以看出：虽然女性的形象活泼可爱，可爱得无与伦比。她光彩照人，笑意盈盈，但还是处于被男人掌控、操纵的角色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虽然妻子认为这是十分可怕的事情，可是她还是微微笑着，静静坐着，一句怨言也没有。画家的新婚妻子日益萎靡，日渐虚弱，生命正在她的身体里消减。画家的妻子是美丽的载体，是创作的灵感源泉。“她憎恨艺术，因为艺术是她的情敌；她害怕调色板，因为他们夺去了爱人的笑脸。”但是她依然压抑了自己的排斥及抗拒，还是“温顺的在塔楼上坐了几个星期”。画家画完画后惊呼：“这就是生命。”可这个时候，他转身看他心爱的妻子时，妻子已经死了。读到这里，更多的是激起读者的愤怒，也体现出当时的时代背景对女性的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