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思想范文10篇

伦理思想范文篇1

关键词:伦理思想;中国梦;研究

伦理思想是对中国优秀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进程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伦理思想的形成

伦理思想的产生既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也有其丰富的思想资源。(一)理论渊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伦理思想的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来源。他也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影响，并积极践行。修身:在主政浙江时，曾写了一篇《做人与做官》文章，里面引用了王安石《洪范传》的“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来阐明修身对于为官的重要性。既如此要求别人，更如是约束自己。在担任总书记时，他就指出要“夙夜在公”，并始终恪尽职守，体现了他为了国家和人民鞠躬尽瘁的决心。齐家: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家”。也很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他孝敬父母，关爱妻子和孩子，和睦兄弟姐妹。他对自己家庭严格要求，也对全国如是强调“齐家”。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就引用了《礼记•大学》中的“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来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抓好家风。治国平天下:在纪念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讲话中引用《管子•牧民》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表明了党和政府历来把民生问题放在重要位置的“以民为本”治国思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以民为本，才能更快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也一直主张世界和平共处。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他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提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也提到了“和羹之美，在于合异”，还引用《荀子•大略》所言“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表达了中国愿与世界共同构建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景和做出自己最大贡献的决心。从伦理思想和事功中，我们看到了我们国家、民族、政党、文化的光辉前景。(二)现实基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变革需求特定的历史环境为历史人物的活动创造了一个极好的平台，使他们能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人格和情怀。的爱国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与目前的时代变革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当前，我们中华民族要实现两个重大历史使命，首先要民族振兴，使中国重新成为受世界尊敬的强国，抵制由美国策划并支持的菲律宾、越南、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对我国进行围堵、抢劫、挑衅的行为;其次是“壮士断腕”狠剎中国共产党部分党员的腐败不正之风;再者，调整中国社会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实现共同富裕。深谙国际局势和中国历史，提出了“中国梦”的宏伟愿景。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寻找实现梦想的道路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近代的民族解放、民族振兴之路;当代的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之路;近40年的改革开放崛起之路都是披荆斩棘，艰辛异常。但是，幸好一直有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90多年矢志不渝的追求，现在，已结出累累硕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这个时代变革的需要，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华民族近现展历史逻辑的科学把握。(三)主观条件:坚定的信念和丰富的社会阅历出生于1953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他少年时期经历过“”思想禁锢;青年时期又遇到改革开放而掀起的文化大激荡;从政后，他先后在农村、军队、地方和中央多个部门实践历练。长期受父亲家风的影响，从父亲那里继承和吸取的高尚品质很多，如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执著追求、为民服务的赤子情怀，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勤俭节约的朴素生活等。可以说，这些广泛而丰富的人生经历，不仅拓展了他的视野和胸怀，也锤炼了他为党、为国、为民、为家鞠躬尽瘁的高尚品德，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亦催发了他的军事伦理思想、廉政思想及廉洁齐家家庭伦理观等。

二、伦理思想的具体内涵

伦理思想蕴藉宏富，涉及政治、经济、科技、生态等诸多问题，其内容主要包括家庭伦理、政治伦理和军事伦理建设等几个方面。(一)家庭伦理思想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治国先齐家”，也有着浓浓的“家国情怀”，并为大家做出了表率。很孝敬父母。他在福建担任省长时，由于公务繁忙实在无法到现场为父亲88岁生日祝寿，他就抱愧写了一封饱含深情的拜寿信给父亲。母亲齐心现在也年过90岁高龄，会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陪她一起吃饭、聊天、散步。他不仅是一位好儿子还是一位好丈夫。妻子曾作为军旅歌唱家奔赴外地慰问演出，只要条件允许，他每天都要同妻子互致平安。现在，每逢出国访问携带妻子的场合，我们都能看到伟岸身影背后透出对妻子的细心和关心。他受父母亲言传身教的影响，在一个有着优良家风的家庭里长大，因此，他也把习家家风传递给了女儿，他为女儿取名明泽，就是希望女儿“清清白白做人，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也是习家质朴家风的写照。从他对家庭、家教、家风的重视，可以看出他从严治家又不乏关爱家人的家庭伦理观。“廉洁齐家”首次被列入党内规章。不仅是这样要求自己的，还在2015年10月18日，将“廉洁齐家”这一条列入了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首次将树立良好家风列为党员干部的必修课，这一举措也必将开创党风、政风、社风建设的崭新局面。一直以来，对搞特殊化、特权作风非常反感。担任总书记后，他多次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搞封建社会那种‘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之道”，“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1］这也跟父亲的教育有莫大的关系，带孩子们在商场买苹果，售货员专门挑了大苹果给他的孩子们，他硬是要求退掉。吃饭时掉在桌上的米粒和碗碟上的菜汁都要吃干净;小时候不愿意姐姐的花衣服，父亲就说:“染染穿一样。”在担任领导后，母亲齐心还专门召开家庭会议，要求其他子女不得在他工作的领域从事经商活动，不能打他的旗号办任何事。继承了父母廉洁自律、廉洁齐家的品格，并直截了当地呈现在施政方略的每一个细节之中。“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子女教育得好，社会风气好才有基础。作为中华儿女的每一位公民，应自觉提升道德修养，使人人都成为中华传统美德、中国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承者、践行者和守卫者。”［2］这是的要求，更是一种期许。(二)政治伦理思想为民服务永远在心上。曾在《之江新语》中这样写到，“一个党员干部只要心里装着群众，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人民群众就惦记他、信任他、支持他”。［3］古人云:“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真挚为民是的重要政治品格。无论身处何种职位，都注意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在正定当县领导时，他喜欢和群众一起排队吃食堂大锅饭，经常深入到老百姓当中拉家常、问寒暖，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在福建工作生活了17年半，他说“福建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对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感情”。［4］在宁德，通过开展信访接待、现场办公、调查研究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思想工作下基层，从行政措施中推动闽东地区精准扶贫工作。在福州，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努力做到为民、务实、清廉。这些早年的实践和情感，日久而凝成为他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情怀。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2012年11月15日，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以习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向全党、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5］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5年来，无论是考察调研、出席峰会，还是出国访问，都会亲自督促相关单位对照中央八项规定要求不折不扣落实。5年来，到地方考察调研39次，足迹遍布全国34个省区市，深入偏远山区、乡间地头、基层社区、港口码头、工厂车间、边关哨所。这一次次繁忙的身影无不彰显了他作为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工作作风。不仅如此，在他执政的五年间，中央出台或修订的党内法规超过50多部，超过现行150多部中央党内法规的三分之一，其中仅2015年就出台了19部。2016年，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这5年，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持续开展作风建设，“打虎拍蝇”亮利剑，八项规定立规矩，“两学一做”抓教育，党风政风焕然一新，体现了他坚定不移的要将廉政伦理思想深入到全党、全军乃至全国的决心。(三)军事伦理思想富国强军的爱国心。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炎黄子孙高尚的美德。纵览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从战国时期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到身背“精忠报国”四字的岳飞;从威震倭寇的戚继光，到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从民国时期弃医从文，用笔唤醒中国老百姓的革命先驱鲁迅，到抗日战争时期为新中国浴血奋战的无数革命先辈们。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已深深植根于历代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也深深根植于的心中。2013年3月17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就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魄。”［6］的爱国情怀还体现在国际交往中，始终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坚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外交大局，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既讲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又在涉及我国重大问题上针锋相对。对于台湾、钓鱼岛、南海、藏南地区等涉及国家领土主权的问题上，明确宣示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定意志，坚决与有关国家的交锋。同时，在和平外交中，始终坚持正确义利观，扬正义、树道义、重信义、讲情义。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始终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统一的道德观点服务于人民。［7］他的军事伦理思想也必将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道理中发挥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独立自主的道路观。军事伦理思想中的最鲜明的另一条主线是独立自主的道路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在独立自主这条道路上，一是用中国梦凝聚中国心，带领13亿中国人坚定理想信念和树立伟大目标。二是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用全面深化改革来增强中国力，提升我国综合实力。三是提出文化自信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塑造中国魂，汇聚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正能量。四是面对国际上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加快强军步伐树立中国威，以“强军梦”护航中国梦，要求军队能打仗、打胜仗，向世界宣示中国追求和平崛起，绝不畏惧战争挑衅。［8］在坚持独立自主的道路上，不仅积极理性地维护国家发展权益，同时愿意在维护国际和平的责任上有所担当。

三、伦理思想的重要启示

伦理思想范文篇2

摘要：成吉思汗是我国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善于治军，同时在他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也非常注重伦理道德，把“至诚”“仁慈”作为道德原则，提倡团结统一，赞美勇敢，斌于妇女很大的权力与自由。同时按照“君怀巨忠，父慈子考”的封建图式及其观念，建立“天下太平”的统治，其丰富的伦理思想对后世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

成吉思汗作为一位空前的草原霸主，他以政治家独有的视野与魅力，在军事征战与巩固王位的斗争中，把自我的聪明才智和非凡才干展现得淋漓尽致，从而创造了一位草原霸主的辉煌命运。他改写了草原的历史，也改变了世界的历史。

成吉思汗戎马生涯近50年，依靠一批能征善战的将领和谋士，利用蒙古骑兵优势，创造了震撼世界的业绩，不仅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他在外交、军事、政治、伦理方面等所体现出来的一些东西，也无不包含着朴素的哲学思想。探讨成吉思汗的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具有很强的指导与教育意义。

一、成吉思汗伦理思想概要

(一)在政治上成吉思汗把“至诚”作为最高道德标准和根本的政治原则。他不但要求自己的臣民对他自己绝对的忠诚，并且也不允许他的敌手的臣民欺压他们的领主。他经常讲，对自己的主人不忠的人是不能信任的，甚至还说应该让他们断子绝孙！他曾不止一次杀过这样的人。比如一次战斗中有个叫桑昆的人跟成吉思汗打仗，被打败后逃跑途中被他的马夫遗弃于荒原，马夫前来投降时，成吉思汗认为他是乘人之危弃而不顾的不道德的小人，是无情无义之徒。还有个叫扎木合的部落首领虽然与成吉思汗是兄弟，但扎木合多次在蒙古部落内部和蒙古部落与其他部落首领之间挑拨离间。当他的阴谋被暴露，战争中遭到失败，对他不利的时候，他表面上承认错误说好话，保证不会再犯，并请求宽恕，而成吉思汗一方面述说他过去的安答之情，另一方面又揭露其两面派的行为，指出他的不忠诚，以事实教育别人。

成吉思汗以“至诚”作为最高道德原则，是他所处的环境和地位决定的。只要分析一下“至诚”应天的思想就可以一目了然。当时的蒙古，不但是处在金、宋等强国包围下的弱小民族，并且本民族也是极不统一，互相倾轧的被压迫民族。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的蒙古族当中，一方面滋长着依强凌弱随风倒的“风派”思想，另一方面在尝够了“风派”之苦的人们当中又滋长着鄙视“随风倒”，而崇尚忠诚的道德思想。这个忠诚在民族、斗争残酷的环境下，最高标准则是忠诚于人民翻身事业。成吉思汗这种重义守信、知恩图报的品德，在蒙古民族中很有代表性。在战争年代，重义守信更显重要。特别是在联合作战时，信守誓约就成了战争胜败的关键。

成吉思汗作为这种被压迫民族的统治阶级的代表，尤其是在以“至诚”争得了部众的拥护，从而也较为顺利地打败那些昏庸的人物轧木合之后，把“民意”看成“天意”，“应天命唯以至诚”的思想观念便牢固地树立起来了。由此可知，成吉思汗的逻辑是：“应天命唯以至诚”。我即“至诚”必承“天命”。我即已承天命，则以“至诚”，顺我者昌，不以“至诚”顺我者必亡。这些观点虽然带有个人很强的英雄观，但是他以“至诚”争得部众的拥护无疑在当时的形势下是极为正确的。

(二)在部队内部，成吉思汗提倡团结统一，赞美勇敢、忠诚、仁慈，强调个人修养，同时告诫部下要戒骄戒躁。有次部将哲别把白嘴马一千匹送给他时，成吉思汗说：王汗塔阳汗与金国皇帝的失败，都是因为骄傲所致，你可不要忘掉呀。他还经常教导自己的臣民，对敌斗争要像猛虎扑食，而在部落内部则应像温顺的花牛犊。所以成吉思汗的臣民们对外则向敌人拼命进攻，在部落内部则团结和气。这是成吉思汗辩证法思想在道德上的表现。成吉思汗还非常爱护部下，他成了大汗以后，他把战友之情法规化了，在他的法典中规定由九名战士和一名班长组成一个生死与共的团体，他们之中如果有抛弃战友者，会毫不容情的处以死刑。有一次当他在和王汗的战争中处于极其危险的情况下，他排除众议不撤退，一直等到最后一个战士归队，才下令撤退。他也常常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当国君，不是依靠他的强壮而是靠伟大的上天的仁爱，他之所以能当合罕，不是靠他的勇敢，而是靠伟大上天的仁爱。由于上天的仁慈，他才能够歼灭了外敌。同时他要求人们要绝对地忠顺其主。强调个人修养，要求人们善于自制，做事有度，慎于言行。成吉思汗本人是这方面的榜样，他本人被人评价是个英勇果断，有度量，善于容众，敬天地重信义的人。

(三)在家庭建设方面，成吉思汗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建设者，成吉思汗赋于妇女很大的权力与自由，这在当时亚洲任何地方都没有。妇女们可以自由地监视家产，有权随意出售和交换。他既要妻子相信自己的男人，也要求男人相信妻子，要求妻子努力提高丈夫威望，丈夫有威望，被认为是好妻子的象征。

成吉思汗按照“君怀臣忠，父慈子孝”的封建图式及其观念，建立“天下太平”的统治秩序。他宜称：“人假如有点孝顺之心，天必知晓”，认为天有思想、有意志，并试图把敬天作为他整个伦理思想的基础。他强调指出：“凡一个民族，子不遵从父敬，弟不聆听兄言，夫不信妻贞，妻不顺夫意，公公不赞许儿媳，儿媳不尊敬公公。那么这个民族的伦理纲常就会乱套，从而必定要灭亡。因此，他“严切告诚”臣民们：凡子不敬父敬，弟不率兄教，夫疑其妻，妻件其夫，男虐待其已聘之女，女慢视其已字之男，长者不约束，富贵之家不急公而吝财，若是之人，必致流为匪类，变为叛贼，家则丧，国则亡。这些话在很大程度上是站在道德的角度，强调处理好各种人伦关系的重要性，因为若不能协调并处理好这些关系，就会导致家丧、国亡。他坚信“能治家者即能治国”。

另外他十分重视家庭和睦，特别认为与他人妻子通奸、强奸等行为是最不道德之恶行，对这样的人他制裁很严厉。<成吉思汗大扎撒》规定：“通奸者，不论有无妻室，都应处死刑。”同时规定如果男方结婚后负义出逃，须向女家偿付一定数量的牲畜。如果女方悔约改嫁，则罚以牲畜和其他财富，并将聘礼如数退还。这些都反映了成吉思汗重视家庭和睦，保护妇女贞操等家庭伦理观。

(四)在人生道路上，成吉思汗还常常教导人们在遇到困难时，决不能畏缩不前，要敢于排除千难万险。成吉思汗始终坚信，依靠天力和自己的力量，能够改变现实。同时成吉思汗指出，人虽长得聪明，不学没有智慧，强调人的道德和智慧要通过后天学习才能得来，否则，即使夭资再聪明，也会一无所有。在幸福观的向题上，成吉思汗希望巩固其国家疆土，维护其统治秩序和利益，以保持“天下太平”长治久安的政治道德要求。实际上这种幸福观，乃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五)在道德标准上，他把“仁慈“作为最高统治者必须具备的政治美德。成吉思汗晚年为谁继承大汗曾大伤脑筋。他认为长子粗劣，不宜继承王位；次子性烈如火、鲁莽，由他继位也不合适；四子幼弱，唯有三子被大家公认为是具有最高统治者必须具备的“仁慈”，因而成吉思汗让他继承汗位。

在成吉思汗的言谈中，还有“上天阻止我吧”，“上天的仁慈”，“长生天知道”，“不符天意”等说法。这就是成吉思汗的哲学及伦理、政治、宗教、法律的思想基础，也是他具有仁慈的一面。

成吉思汗的“天力论”是以“至诚”为基础的，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客观唯心主义。纵观成吉思汗戎马生涯近50年，他通过自己的审慎筹划和果敢行动，再加上深沉的理性思考，以小胜多，战胜了那些强国和部落，建立了新型的国家。在伦理道德方面，他讲“至诚”与“仁慈”等作为道德原则教育臣民，他本人也具有极强的人格魅力，从这方面来看成吉思汗不愧是一位杰出的人物。

二、成吉思汗伦理思想对现代杜会的启示

伦理思想范文篇3

以往我们常认为，孔子是个迂腐的迂夫子，事实上并非如此。他既不是只知道因循守旧、不知道顺应时势的人，也不是只知道固守原则、不知道灵活变通的人。《论语·子罕》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在其他人看来，孔子杜绝了四种不好的倾向：凭空猜测，绝对肯定，拘泥固执，唯我独是。可见孔子不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更不是钻牛角尖的人。他既有崇高的理想，又能够面对现实，能够将信念与责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展现出了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精神，这主要表现在“权”与“时”的思想当中。

孔子非常重视“权”的思想，他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权在孔子这里是最高的处世原则，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在孔子看来，古代的圣贤虽然在道德上令人景仰，却往往是固执一端而不知权变。不过孔子非常自信，他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孔子不同于古代圣贤的地方，就在于他懂得权变。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权变呢?这就要掌握“时”。时即合乎时宜，就是要符合时势发展和变化的要求。首先要审时度势，认清时势发展的趋向；其次要随时变通，采取适当的行动以顺应时势的变化。孟子对此十分景仰，称赞孔子是“圣之时者也”，懂得“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的道理。

通权达变，应时而动，并不意味着可以离经叛道，放弃自己对道德理想的追求，更不是说可以毫无原则，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为所欲为，而是在坚持道德理想的前提之下，顺应社会现实的需求，将原则的坚守与方法的灵活运用统一起来。孔子曾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即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是无所谓可也无所谓不可的，但一定要符合道义的原则。生当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对于孔子来说最大的义，莫过于匡正这个元道的、混乱的社会。这是他的崇高理想，也是他终生孜孜以求的最高目标，在他看来是必须坚持的。至于具体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则是可以变通的。与道义的原则相比，其他一切都是不重要的，有时为了实现这一原则，某些具体的道德规范是可以暂时违反的。只知道一味坚守道德规范而不知道随时变通的，是浅陋固执的小人，正如孔子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在这样的见解之下，孔子作出了一些不符合当时的士君子道德规范的举动，结果招致了弟子的非议。在卫国期间，为了求得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他去见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此人名声极坏)，引起了子路的不满，以至孔子不得不对天发誓，说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合乎礼的。更有甚者，当一些叛臣来礼聘时，孔子也想去一试身手，这更加让子路不满，对此他进行了辩解：“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又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在孔子看来，他不是白去，而是去弘道的，如果给他这样的机会，他就可以让周礼在东方复兴起来；他深信以自己的德行，决不会与乱臣同流合污，但如果身怀治国安民之才而不去施展，想为国为民做事却又屡次丢掉机会，这样是不对的。可见，孔子并非认可那些叛臣们的做法，他一向是反对犯上作乱的，他真正关心的是能否遇到有志于治国安民的为政者，能否给予他施展才能的机会，他之所以“欲往”，因为他不想错过任何一个这样的机会。当然，如果为政者不给他这样的机会，他也会毅然决然地离开，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事实上，孔子并没有真的去应召，他也从未真正得到这样的机会，但他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伦理精神，不能不让人钦佩。

孔子不仅自身如此，对别人的评价也表现出这种精神，其中尤其以对管仲的评价最为典型。管仲在道德方面的修养确实不高，孔子曾经对其大加批评，说他不节俭、不知礼、不忠，确实有悖于儒家的道德标准；但另一方面，孔子却极力称赞他的仁德，因为他所成就的事功，非常符合儒家的仁道原则。可见在对一个人的评价中，孔子是将事功与道德分开来看的。管仲成就事功的手段可能有问题，但其结果与其初衷是一致的，那就是社会的安定有序与人民的安居乐业。在一个道德上并不完美的世界中，在目的、手段和结果不能统一的情况下，坚守自己的信念，并在责任的驱使下，通过道德上成问题的手段，达到了目的与结果的统一，这就是责任伦理精神的体现。孔子看到了这种伦理的合理性与现实性，所以他能容忍管仲道德上的污点，所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孔子确实富有责任伦理思想，不过他也有着信念伦理倾向。比如，面对“有道”与“无道”两种不同的境遇，君子究竟应该如何抉择，对此孔子曾经多次加以讨论，其典型表述是：“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在不同的场合下，孔子作出的是基本相同的选择：在国家政治清明时，君子应该积极入仕，如果甘于贫贱而出世，是可耻的；在国家政治昏暗时，君子可以消极出世，如果入仕以求富贵，也是可耻的。“有道则见”体现的是一种基于信念的责任意识，可以说是一种责任伦理精神；“无道则隐”则是为了坚持信念而放弃了责任，表现的是信念伦理倾向。这种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并存的现象，反映了孔子思想中理想与现实、信念与责任的矛盾和冲突。

孔子思想中的矛盾和冲突，也体现在他的弟子们身上。孔门弟子众多，其思想也各异，在责任与信念的问题上也有争论。《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间时，问弟子说：“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对此问题，子贡与颜回分别给出了不同回答。子贡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而颜回则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子贡认为老师的主张确实伟大，但太理想主义了，所以不能为世所用，最好能把标准稍微降低一点，这样才具有现实上的可行性。颜回也认为老师的主张伟大，但不能为世所用，这不是自己的错，而是有国者的耻辱，正显出老师理想主义的崇高。孔子听后，批评子贡志向不高远，对颜回则大加赞赏。不过最终，还是子贡到楚国搬来救兵，孔子及其弟子一行才得以脱离险境。

孔门弟子不仅在思想上有争论，在实践中的表现更不相同。仍以子贡和颜回为例。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载：“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颜回则没建立什么功业，这当然和其早死有关，但即使不如此，恐怕也没法和子贡相比，这是他们不同的人生哲学所决定的。基本上可以说，子贡遵循的是责任伦理，颜回坚守的是信念伦理。孔门弟子的这种差异，实际上是孔子思想中的矛盾冲突在其弟子身上的一种展现。

孔子的责任伦理思想不仅影响了他的弟子，而且影响了后来的儒家哲人；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当前仍然有着巨大的价值。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迅速，但问题也不断显现，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人的责任感的缺失和相应伦理观的混乱。由于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旧的价值观念已经动摇，新的价值观念正在形成但还未普遍确立。价值观念缺位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责任感的缺失，造成了当前社会中不负责任的现象大量出现。所以，责任伦理建设在当前中国就成为当务之急。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西方文化中的责任伦理思想值得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中丰富的责任伦理思想，同样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由于韦伯是从政治伦理的立场来提出责任伦理概念的，而儒家伦理最终也要归结为一种政治伦理，所以以下仅从信念与责任并重的角度，来看一下孔子的责任伦理思想对当前政治责任伦理建设的积极作用。

责任伦理是信念与责任的有机结合，而且信念是责任的源泉，任何负责任的行为都是在信念的引导下实施的。所以政治家一定要在内心充满崇高的信念，否则就很难保证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担负起真正的责任。韦伯指出，政治家是为了某种事业而去追求和运用权力的，至于这项事业是什么则属于信仰问题。对于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来说，现实政治生活的意义在于他为之献身的崇高信念，而不在于责任本身。如果没有崇高的信念做后盾，怎么能保证现实的责任不流于权力政治的工具?

孔子坚守着崇高的道德信念，那就是天下为公的道德情怀，这在《礼记·礼运》篇中借孔子之口所描述的大同世界里有着鲜明的体现。这种道德情怀是推动儒家哲人为实现其政治理想而奋斗的精神资源，它从伦理的角度说明了权力的根源、归属问题。现代的政治家必须了解，公共权力在根源上是属于公民大众的，只有对这一理念具有深切的了解，才不会把自己手中执掌的权力视为私人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下为公作为政治家的道德情怀，它对现代民主制度的运作仍能起到一种支援作用。如果现代的政治家都富有这种道德情怀，这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无疑是一种巨大的促进力量。

伦理思想范文篇4

关键词：经济伦理

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在经济活动中始终伴随着伦理道德准则的调节和制约。经济伦理指的就是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用以约束和调节人们经济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的总和；可以认为是调节人们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也是经济主体把握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实践精神”。

从青年时代起，就对伦理学很感兴趣。他的伦理思想，除了受到诸子百家学派的思想影响之外，还批判地吸收了近代西方伦理思想，例如他通读和钻研了德国学者包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写下了2万多字的“批注”。在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伦理思想体系中，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经济伦理思想，对于建设适应全面小康社会以及和谐社会的经济伦理观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对经济伦理思想的探析，立足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经济活动中的道德价值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也要解放全人类。“过去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产阶级以解放全人类为历史使命，这既是由它与绝大多数人根本利益一致的阶级特点所决定的，也是它欲取得自身解放所必需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理解，并应用于革命和建设中，根据形势的变化，适当地调整经济工作的重心。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生产的直接目的都是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而经济活动的最高目标是实现社会道德生活及其人类道德关系的高度和谐与发展，并不是经济或社会财富的增长。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在革命时期。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因为“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言之，革命时期的经济工作是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是当时一项重要的道德价值指标。但是。革命战争的胜利，最终是为了广大群众的根本幸福。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建设时期，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呵以肯定，经济建设会带动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经济是基础，但并不足唯一．要在经济这个基础上达到更高的目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共八大明确指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其实就是人的解放与发展。

在高度文明和发达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展生产力，要为人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物质与精神条件。和谐社会的建设，首要的也是人的全面与和谐“建设”。以人为本，完善人的德性，始终是社会和谐存在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归宿。和谐社会始终是人的和谐，这就决定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始终是人。在这个意义上，和谐社会是作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性价值而存在的。

二、经济活动中的道德规范

首先，为人民服务。认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为了把人民群众从被剥削、被压迫的不幸生活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真正成为幸福主体。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经常教育共产党员，要为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改造社会，为“人民自由幸福”而战斗，要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幸福。在社会主义时期，他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进行艰苦奋斗．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的“幸福生活”。

其次，艰苦奋斗。认为“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口使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我们仍“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既然要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就必须与旧风气作斗争。他强调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要讲究节省，反对浪费．反对贪污。因此，他号召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再次，“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在经济领域，对于经济利益如何分配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痛恨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但也承认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差别，他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坚决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阐述道：“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方法的需要，决无所谓的绝对的平均。”的这一理论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上面所强调的道德规范与“二十字”公民道德规范以及“八荣八耻”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在践履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和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时．可以追溯到所倡导的道德规范，找出他们之间的继承和发展，更好地建设创新型社会主义国家。

三、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原则

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因而，道德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强调在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前提下，实行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相统一的原则，做到“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国家、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集体幸福同个人幸福是基本上一致的。说：“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也认为，公和私是对立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与私、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幸福与个人幸福，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在实际生活中也常常发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伦理思想范文篇5

一、无为之为的道德原则和道德实践

为了了解“无为”之为的内涵，我们先来看看无为和有为的含义。道家的无为，作为世界本原的特点，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十七章)，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道德经》第五十一章)。就是顺应自然规律，使自然万物成为它应该成为的样子。换句话说，道家的“无为”，强调的是对自然规律的严格遵循，强调不能为了某种目的而人为地改变事物的自然本性。“无为”并不是不作为，而是遵循自然规律以达到目的。道家的无为，作为一种道德的实践原则，它的基本要求就是不能违背社会发展规律，不能违背人性，去求得“善”的美名，应该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符合人的本性，达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宁。与道家“无为”相对应的所谓“有为”，作为世界本原的特点，就是或多或少地干预自然的演化过程，违背事物的自然本性，以达到人类的某种目的。作为道德实践规范的有为，就是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希望在社会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他们固守于一定的道德规范，希望通过积极有为的行动，干预社会的发展过程，以达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根据道家的理论，无为和有为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是否干预自然、社会的演化、发展规律。

所谓无为之为，就是像“道”一样的行为，而道归根到底是“法自然”。老子明确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道家的无为之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人们的行为应该遵守“无为”的道德原则，为了确保遵守“无为”的道德原则，道家认为有一些道德规范也是应该遵守的。如老子提出了“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三个重要命题，主张宽容和退让。其二是以体“道”、达“道”为目的的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为了像“道”那样行为，人们要努力悟“道”，达到“道”的境界。其三是得“道”之后，人们就会像“道”那样符合事物的自然本性，遵循事物的规律而行为。

道家伦理思想强调无为之为，即用人类遵循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行为去实现自然和社会的和谐、平衡，有其超越时代的积极意义。例如，在环境伦理思想方面，道家主张人类不能贪得无厌地掠夺自然，否则的话，就会破坏自然的和谐和平衡。这个话题是现代社会或者说是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都十分重要的话题。在人生修养方面，道家认为，如果人们在现实社会中能遵守无为之为的道德原则，作为统治者就会以人为本，社会就会稳定和谐；个人可以以无欲、主静养生，以退让、宽容处世，人的身心健康就可以得到保证。无为之为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当然，道家的这种伦理思想也有其局限性，如它以“无为”说立论，反对世俗道德规范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它没有意识到其“无为”说及其相关理论，其实质是一种具有自然主义和某种近乎伦理非理性主义的特点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由于过分强调自然观和伦理观的统一，而忽略了人伦的社会性特点。道家“无为之为”的道德原则和道德实践的片面性和消极性也是比较明显的。

二、无知之知的道德认识和道德修养

在道家那里，无知之知，作为一种道德认识和道德修养，是指通过非理性的认识过程，达到对“道”的直接领悟。无知之知不是追求具体事物的小知识(“为学”)，而是以悟“道”(“为道”)为目的的大智慧。道家提倡用一种神秘主义的直觉的认知方式去认识和体悟作为世界本原和道德根据的“道”，这个道德认识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道德修养过程。所谓无知之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作为道德的认识对象的道是不可言说的。老子明确指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第一章)意思是说，“道”如果能够说得出的话，那么它就不是永恒不变的“道”；“名”，如果是可以具体命名的话，那么它就不是永恒不变的名。这里强调的是关于“道”的知识是不能用日常语言来表达的。

第二，道德认识的过程是排除感官认识和理性思维的。道家的道德认识的过程是通过排除感官和理性思维，向内用功，达到“玄同”和“坐忘”的境界而直接体悟“道”。老子描述这一过程是：“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道德经》五十六章)庄子在《大宗师》里虚构了一段颜回和孔子的对话，详细地说明了这一由忘仁义到忘礼乐，再到坐忘的非理性的认识过程。

第三，道德认识和道德修养的目的是体“道”和达“道”。老子描述这一过程是“致虚极，数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日静，是日复命。复命日常，知常日明。”(《道德经》第十六章)这一体道的过程主要表现为：有知有欲的个体，通过体道，不断地内在超越，臻于虚静的境界，返朴归真，达到无知无欲，便可归于常道，与自然合一。

当然，在道家那里，道德修养的目标是根据不同的人，分为不同的层次。这样一种“体道”、“达道”的理想境界，只有少数社会精英才能完成。这是一种“有智”的“无知”状态，如在现实生活中为某些真正的聪明人所推崇的“难得糊涂”即属于这一境界，这是一种大智慧，一般的老百姓是不可能达到的。为了社会的稳定，道家主张统治者对老百姓实行使其真正“无知”的道德教育，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愚民”政策，这是道家政治上的“愚民”政策在道德领域中的体现。

道家认为，有知之“知”(智)是对自然和人类本性的破坏，都是对天下的安宁和人心的扰乱。只有达到“无知无欲”的心理状态，才能“无为而无不为”。在这里，既没有正常的感性和理性认识，又无需必要的道德教育，而这正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所要复归的人类道德生活的“本然”或理想境界。老、庄道家道德认识和道德修养的突出特点是在强调朴、真的价值的同时，否认人类文明、智力开发的意义，它片面夸大了道德与知识、道德与文明的对立性，带有一定的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

三、无我之我的道德境界和道德理想

所谓无我之我，在道家那里指的是经过道德认识和道德修养而得“道”的理想人格，是从有“己”、有“我”到无“己”、无“我”；从有“待”到无“待”的个人，是超越了个体小“我”，而达到与“道”同一的至人、圣人和神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了解无我之我的内涵：

首先，无我之我是超越世俗情欲和知识的“我”。为了达到与“道”同一的理想，道家比较倾向于否定感性的自我，而肯定超现实的精神自我及其自由。如庄子写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所谓无“己”、无“我”，就是泯灭自我的好恶之情，以至达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庄子又称之为“丧我”，也就是“坐忘”。而“丧我”之后的我，才有资格在“无何有之乡”中“独来独往”。庄子所理想的人生自由，不是现实的感性自由，而是超现实的精神自由。

其次，无我之我是超越有“待”而达到无“待”的精神自由的“我”。所谓“犹有所待”(有待)，其意思是说，对世俗事物有所依赖。如果对外物有所依赖，则必然为外物所役使、所牵累(为物所役)，就不能获得逍遥自由。与之相反，“恶乎待哉”(无待)，如果不依赖于世俗之物，就不能为外物所累——“不物于物”，就可以游无穷，达到“逍遥游”的境界。不仅如此，“恶乎待哉”(无待)还可以变“为物所役”为“物物而不物于物”，主宰外物而不为外物所主宰。达到“无待”的自由境界，不仅可以在“无何有之乡”中“独来独往”，甚至具有某种常人所不具有的神性。由此可见，庄子的自由，是自我通过对客观必然性的内在超越而获得的自由，而不是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和在对客观世界进行物质改造中所获得的自由，这种自由只能是想象的内心神游。

伦理思想范文篇6

回顾整个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围绕着亚当?斯密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关系问题——“斯密难题”而展开的。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起诉，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著，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著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而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与伦理，从古希腊、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合”，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分”，再到阿马蒂亚?森这里，经济学终于向伦理学复归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阿马蒂亚?森的获奖公告中所言——“阿马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罗干脆称阿马蒂亚?森为“经济学的良心”。

伦理思想范文篇7

关键词：责任伦理；权；时；信念伦理

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相对，是由马克斯·韦伯于1919年在一次演说中同时提出的。表面看来，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是极其对立的，因为前者的价值根据在于行为者的意图，而后者的价值根据在于行为的后果。但如果进一步去探索二者背后的深层动因，就会发现二者又是统一的，因为它们都根源于行为者内心所秉持的信念。所以，信念伦理是只关注信念而不关心后果，责任伦理则是将信念与责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此来看儒家伦理，也是信念与责任并重，所以儒家伦理也是一种责任伦理。当然在儒家伦理中，我们也可以同时发现信念伦理这种取向，但儒家伦理所追求的，则是信念与责任的和谐统一。儒家哲人尽管在言行中有诸多的不同，但都体现出一种责任伦理精神，这源于他们内心强烈的道义感和责任心，这在孔子的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

以往我们常认为，孔子是个迂腐的迂夫子，事实上并非如此。他既不是只知道因循守旧、不知道顺应时势的人，也不是只知道固守原则、不知道灵活变通的人。《论语·子罕》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在其他人看来，孔子杜绝了四种不好的倾向：凭空猜测，绝对肯定，拘泥固执，唯我独是。可见孔子不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更不是钻牛角尖的人。他既有崇高的理想，又能够面对现实，能够将信念与责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展现出了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精神，这主要表现在“权”与“时”的思想当中。

孔子非常重视“权”的思想，他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权在孔子这里是最高的处世原则，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在孔子看来，古代的圣贤虽然在道德上令人景仰，却往往是固执一端而不知权变。不过孔子非常自信，他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孔子不同于古代圣贤的地方，就在于他懂得权变。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权变呢?这就要掌握“时”。时即合乎时宜，就是要符合时势发展和变化的要求。首先要审时度势，认清时势发展的趋向；其次要随时变通，采取适当的行动以顺应时势的变化。孟子对此十分景仰，称赞孔子是“圣之时者也”，懂得“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的道理。

通权达变，应时而动，并不意味着可以离经叛道，放弃自己对道德理想的追求，更不是说可以毫无原则，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为所欲为，而是在坚持道德理想的前提之下，顺应社会现实的需求，将原则的坚守与方法的灵活运用统一起来。孔子曾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即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是无所谓可也无所谓不可的，但一定要符合道义的原则。生当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对于孔子来说最大的义，莫过于匡正这个元道的、混乱的社会。这是他的崇高理想，也是他终生孜孜以求的最高目标，在他看来是必须坚持的。至于具体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则是可以变通的。与道义的原则相比，其他一切都是不重要的，有时为了实现这一原则，某些具体的道德规范是可以暂时违反的。只知道一味坚守道德规范而不知道随时变通的，是浅陋固执的小人，正如孔子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在这样的见解之下，孔子作出了一些不符合当时的士君子道德规范的举动，结果招致了弟子的非议。在卫国期间，为了求得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他去见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此人名声极坏)，引起了子路的不满，以至孔子不得不对天发誓，说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合乎礼的。更有甚者，当一些叛臣来礼聘时，孔子也想去一试身手，这更加让子路不满，对此他进行了辩解：“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又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在孔子看来，他不是白去，而是去弘道的，如果给他这样的机会，他就可以让周礼在东方复兴起来；他深信以自己的德行，决不会与乱臣同流合污，但如果身怀治国安民之才而不去施展，想为国为民做事却又屡次丢掉机会，这样是不对的。可见，孔子并非认可那些叛臣们的做法，他一向是反对犯上作乱的，他真正关心的是能否遇到有志于治国安民的为政者，能否给予他施展才能的机会，他之所以“欲往”，因为他不想错过任何一个这样的机会。当然，如果为政者不给他这样的机会，他也会毅然决然地离开，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事实上，孔子并没有真的去应召，他也从未真正得到这样的机会，但他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伦理精神，不能不让人钦佩。

孔子不仅自身如此，对别人的评价也表现出这种精神，其中尤其以对管仲的评价最为典型。管仲在道德方面的修养确实不高，孔子曾经对其大加批评，说他不节俭、不知礼、不忠，确实有悖于儒家的道德标准；但另一方面，孔子却极力称赞他的仁德，因为他所成就的事功，非常符合儒家的仁道原则。可见在对一个人的评价中，孔子是将事功与道德分开来看的。管仲成就事功的手段可能有问题，但其结果与其初衷是一致的，那就是社会的安定有序与人民的安居乐业。在一个道德上并不完美的世界中，在目的、手段和结果不能统一的情况下，坚守自己的信念，并在责任的驱使下，通过道德上成问题的手段，达到了目的与结果的统一，这就是责任伦理精神的体现。孔子看到了这种伦理的合理性与现实性，所以他能容忍管仲道德上的污点，所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孔子确实富有责任伦理思想，不过他也有着信念伦理倾向。比如，面对“有道”与“无道”两种不同的境遇，君子究竟应该如何抉择，对此孔子曾经多次加以讨论，其典型表述是：“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在不同的场合下，孔子作出的是基本相同的选择：在国家政治清明时，君子应该积极入仕，如果甘于贫贱而出世，是可耻的；在国家政治昏暗时，君子可以消极出世，如果入仕以求富贵，也是可耻的。“有道则见”体现的是一种基于信念的责任意识，可以说是一种责任伦理精神；“无道则隐”则是为了坚持信念而放弃了责任，表现的是信念伦理倾向。这种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并存的现象，反映了孔子思想中理想与现实、信念与责任的矛盾和冲突。

孔子思想中的矛盾和冲突，也体现在他的弟子们身上。孔门弟子众多，其思想也各异，在责任与信念的问题上也有争论。《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间时，问弟子说：“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对此问题，子贡与颜回分别给出了不同回答。子贡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而颜回则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子贡认为老师的主张确实伟大，但太理想主义了，所以不能为世所用，最好能把标准稍微降低一点，这样才具有现实上的可行性。颜回也认为老师的主张伟大，但不能为世所用，这不是自己的错，而是有国者的耻辱，正显出老师理想主义的崇高。孔子听后，批评子贡志向不高远，对颜回则大加赞赏。不过最终，还是子贡到楚国搬来救兵，孔子及其弟子一行才得以脱离险境。

孔门弟子不仅在思想上有争论，在实践中的表现更不相同。仍以子贡和颜回为例。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载：“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颜回则没建立什么功业，这当然和其早死有关，但即使不如此，恐怕也没法和子贡相比，这是他们不同的人生哲学所决定的。基本上可以说，子贡遵循的是责任伦理，颜回坚守的是信念伦理。孔门弟子的这种差异，实际上是孔子思想中的矛盾冲突在其弟子身上的一种展现。

孔子的责任伦理思想不仅影响了他的弟子，而且影响了后来的儒家哲人；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当前仍然有着巨大的价值。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迅速，但问题也不断显现，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人的责任感的缺失和相应伦理观的混乱。由于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旧的价值观念已经动摇，新的价值观念正在形成但还未普遍确立。价值观念缺位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责任感的缺失，造成了当前社会中不负责任的现象大量出现。所以，责任伦理建设在当前中国就成为当务之急。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西方文化中的责任伦理思想值得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中丰富的责任伦理思想，同样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由于韦伯是从政治伦理的立场来提出责任伦理概念的，而儒家伦理最终也要归结为一种政治伦理，所以以下仅从信念与责任并重的角度，来看一下孔子的责任伦理思想对当前政治责任伦理建设的积极作用。

责任伦理是信念与责任的有机结合，而且信念是责任的源泉，任何负责任的行为都是在信念的引导下实施的。所以政治家一定要在内心充满崇高的信念，否则就很难保证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担负起真正的责任。韦伯指出，政治家是为了某种事业而去追求和运用权力的，至于这项事业是什么则属于信仰问题。对于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来说，现实政治生活的意义在于他为之献身的崇高信念，而不在于责任本身。如果没有崇高的信念做后盾，怎么能保证现实的责任不流于权力政治的工具?

孔子坚守着崇高的道德信念，那就是天下为公的道德情怀，这在《礼记·礼运》篇中借孔子之口所描述的大同世界里有着鲜明的体现。这种道德情怀是推动儒家哲人为实现其政治理想而奋斗的精神资源，它从伦理的角度说明了权力的根源、归属问题。现代的政治家必须了解，公共权力在根源上是属于公民大众的，只有对这一理念具有深切的了解，才不会把自己手中执掌的权力视为私人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下为公作为政治家的道德情怀，它对现代民主制度的运作仍能起到一种支援作用。如果现代的政治家都富有这种道德情怀，这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无疑是一种巨大的促进力量。

伦理思想范文篇8

论文关键词：朱熹；生态伦理思想；现代启示

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是一种全新意义的伦理学说，它研究人类对待生态环境的道德态度和在生态中人的行为规范准则，最终目的是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而言，朱熹哲学“既是生命哲学，也是深层的生态哲学”…，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本文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出发，探讨朱熹哲学体系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精华，以期为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伦理依据和思想资源。

一

众所周知，伦理道德的产生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类才能从关注个人的生存发展权力扩大到关注世间一切有生命的物体的生存权力。在生态伦理学中，生态伦理是人类由关注自身生存进而以恻隐之心推及世间众生的终极结果。从这个角度看，朱熹对“仁”说的阐释，正是立足于生态伦理的产生原因上来说明的。

朱熹仁说的核心是“仁者，心之德，爱之理”。所谓“仁者，心之德”，朱熹指出：“天地以生物为心者，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故语心之德，虽其意摄贯通无所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日仁而已矣。请试论之。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日元亨利贞，而无所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日仁义礼智，而仁无所不包。”。朱熹继承了二程“天地以生物为心”的观点，认为天地之心，其德包括元亨利贞，以春夏秋冬的秩序运行。而人之心，此德是心之全德，包括仁义礼智四德(四性)，而仁统包四德。所谓“仁者，爱之理”。朱熹指出：“仁是爱之理，爱是仁之用。未发时，只唤作仁，仁却是无形影；既发后，方唤作爱，爱却有形影。”朱熹以为仁是爱之体，爱是仁之用，两者是体现体用关系的统一整体；仁因爱而存在，脱离爱谈仁，仁呈现无形影之状；爱是仁的根本表现，离开仁的支持，爱不复存在。这种仁中之爱是一种广泛普遍的、由人及物的理性之爱，这既是人类道德层次提高的体现，也是人类实现生命价值的一种情感需要。

由对仁的概念的解释，朱熹说明了仁的特性：“(仁)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辞逊；必有此心，乃能知羞恶；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又焉能辞逊、羞恶、是非!且如春之生物也，至于夏之长，则是生者长；秋之遂，亦是生者遂；冬之成，亦是生者成也。百谷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斩断其根，则生者丧矣，其谷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丧须，及十分收而藏之，生者似息矣，只明年种之，又复有生。”朱熹认为仁的特性呈现一种如四季更替的动态发展状态，是生生之态，这使得天下万物皆知四德，以德为溯源；仁“乃天地万物之心”，而且“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无时不存在；仁作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具有四德特性，使得天下万物皆有向善的一面。这种生生之理中呈现的向善论，是一种活泼泼、积极向上、天人和谐的向善。

说到向善，朱熹指出：“元者，天之所以为仁之德。……至于元，则仁在天者而已，非一人之心既有是元，而后有以成夫仁也。……元者，四德之长，故兼亨、利、贞；仁者，五常之长，故兼礼、义、智、信。”《文言传》中解释乾卦卦辞“元、亨、利、贞”四字时指出，元、亨、利、贞是天之四德，以元为首。也被称为仁、义、礼、智四德，而这四者又是人之德性，因此。天之四德又成为人之德。朱熹进而指出元者是人向善之长。是向善的出发点，这是一个自然向善的过程，真正能起作用的是人要发现进而去实现为善，而且行善的人是群体性而非个体性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仁的目标。“仁”具“生生”特性，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朱熹进而阐明仁与恻隐之情的关系。“仁便藏在恻隐之心里，仁便是那骨子。”“仁便是恻隐之母。”“仁是根，恻隐是萌芽，亲亲、仁民、爱物，便是推广到枝叶处。”

朱熹认为“仁者，人也”，即人对世间万事万物向善的特性，是人之所以为人、所以生的目的。恻隐之情是人向善的表现之一，人必须通过爱、恻隐、不忍等具体情感来实现人之善性。也就是说，仁是由恻隐之情所萌发的系列情感实现的终极目标。

朱熹通过对仁的概念的阐发，认为“仁”是“天地万物之心”，是“心之德，爱之理”，具有“生生”特性，是一种必须通过侧隐之情而实现的理性情感。他肯定“仁”、“恻隐之心”和整个自然界的生长发展，指出了“仁”的生态伦理思想产生的原因——恻隐之心，进而说明人类必须向善和“爱物”。人与自然界才能共融共生、和谐共存。这就使得以朱熹为集大成者的“宋明理学中，感性的自然界与理性的伦常的本体界不但没有分割，反而彼此渗透吻合一致了”。

二

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向来是生态伦理学乃至哲学体系所关注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国哲学一向认为人与自然界是一个和谐相处、不可分割的生命整体。朱熹的哲学体系是一个充满理性主义的体系，是从探讨人的生命发展经历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出发点的。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出发，朱熹通过阐发“理”，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自然中人与物的关系。

“理”既是朱熹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其哲学中运用最为普遍的最高概念。关于“理”的含义。“自从二程提出理或天理学说之后，朱熹是对理的意义作出全面阐释的第一人。他虽然没有对理进行专门的解释和论述，但是，通过在不同场合的运用和说明，可以看出。所谓理有这样几种含义：①所以然者，②所当然者，③使之然者，④本然之理，⑤自然之理，⑥生理或生生之理(即性理)，⑦道理，⑧理就是善即‘极好至善的道理’(太极之理)。这些含义是从不同层面上说的，但又是互相包含的，合起来是全体之理即太极。”川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来看，朱熹所指的“理”，应是指“生理”或“性理”、善(太极之理)两种含义。

说到“理”是“生理”，朱熹指出：“保合大和即是保合此生理也，天地氤氲乃天地保合。此生物之理造化不息，及其万物化生之后，则万物各自保合其生理，不保合则无物矣。”朱熹通过解释“保合大和”，认为世间万事万物，包括自然界和人类，都“真性常存，生生不穷”，都是活泼泼的充满生命力的有机整体。

“生理”就是生生不息的生命之理，而“性理”本质就是“性即理”。朱熹指出：“性者，即天理也，万物禀面受之，无一理之不具。”“生之理谓性。”他认为“性理”是“天所赋于人物，人物所受于天”，是人之所生、所以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在，赋予“理”具有生气特性和生命价值。丽“理”是善，是“太极之理”。朱熹指出：“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在天地言，在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万物各有太极。朱熹认为，在活泼泼的宇宙世界中，天地万物具有统一的理(发展规律)，就是“太极”；而它们又具有独自的具体的规律，即物物各有一个“太极”。这样，宇宙万物成为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整体。通过对“理”的解释，朱熹指出“理”既是一种“生理”、“性理”。也是善、“太极之理”。说明人与自然处于一种活泼的生生不息的状态中，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

既然天地万物皆有理，都有其存在的特殊价值，那么如何看待自然中人与物的关系呢?

朱熹在《西铭解》中阐发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思想时，提出了个人见解：“人物并生于天地之间，其所资以为体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为性者，皆天地之帅也。然体有偏正之殊，故其于性也，不无明暗之异。惟人也，得其形气之正，是以其心最灵，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体于并生之中，又为同类而最贵焉，故日：‘同胞’。则其视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则得夫形气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与我不同类，而不若人之贵。然原其体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尝不同也，故日：‘吾与’。则其视之也，亦如己之侪辈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与也，故凡有形于天地之间者，若动若植，有情无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于参天地，赞化育，然后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强于外也。”

一方面，对于“同胞”，涉及到人物的“同”，朱熹认为：“人物所同者，理也；所不同者，心也。”正如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其实“同得”和“同源”具有相似的范畴。人与物性的共同根源是天地之理，人性与物性的形态为天地之气所构。这说明“同胞”的实质——人与世间万物之间存在同源关系。但是，人与物的体性还是具有区别的，人得天地形气之正，形成与天地相通的灵心，为世间万物中的最贵者，这体现了朱熹继承了天地之间以人为贵的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精髓。另一方面，对于“吾与”，朱熹认为：“人物本同，气禀有异，故不同。”承认万物属性之异同。讲“吾与”就落实到其对人与物“不同”的观点。朱熹认为：“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也。气之异者，粹驳之不齐；理之异者，偏全之或异。”说明万物皆是理同而气异。世间万物，即使气相近而各自的理不尽相同。人物虽同理，但由于气异而导致粹驳不齐，性也不同。朱熹还指出：“却道天下是有许多般性，牛自是牛之性，马自是马之性，犬自是犬之性。”朱熹认为不仅人与物性不同，就是草木、牲畜等万物之间的属性也是不同的。讲“吾与”，说明天下万物虽有人兽、草木、枯稿之形气区别，但宇宙万物都具有独立存在的生命价值意义。朱熹通过阐发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思想，告诉我们，人类作为自然界进化中最高级的动物，要真正认识到自己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必须尊重和保护自然界，应该对天地万物一视同仁，给予一定的尊重和爱护，这才能使自己体验到人之所生、所存在的价值意义，真正享受和谐统一的人生，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三

在生态伦理学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最终取决于人类自身态度，落实到人类的具体行动中。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中：“所有对事事物物的理解体会，都只是为了达到对那个伦理本体的大彻大悟。而这种彻悟也就正是‘行’——伦理行为”…(‘。朱熹通过阐发“天、地、人”三材之道，阐明自然界中人的作用及具体实施问题。

在《易传·说卦传》中说道：“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立人之道日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指出天、地、人三材之道，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个相互联系、互相生成的统一整体。

朱熹继承“天人合一”思想，以阴阳关系为主线，阐释天、地、人三材之道的特性：

如此以其说自分三才而言，则温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夺，则人之道也；俨然有威之可畏而不暴于物，则天之道也；恭顺卑下而恬然无所不安，则地之道也。

夫三才之所以为三才者，固未尝有二道也。然天地无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运行无穷，而在人者有时而不相似。盖义理之心顷刻不存，则人道息。人道息则天地之用虽未尝已，而其在我者则固即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见其穹然者常运乎上，颓然者常在乎下，便以为人道无时不立而天地赖之以存之验也。夫谓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为道者，正以道未尝亡而人之所以体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谓苟有是身则道自存，必无是身然后道乃亡也。

他指出，天之道是阴阳互补，地之道是刚柔相济，天、地两道所表现的和柔、严刚等特性，都是阴阳特性的体现，它们都是生命存在及发展的基础，缺一不可。而人之道就是仁与义。其实《易传》中所谓的“顺性命之理”，就是针对人而言的，而且是与阴阳、刚柔相提并论的。天与地能生万物，从生命的意义上说，万物有其性命，人生有其性，人与天地并立成三材，这就是人生存的特殊意义所在。而且，人之仁义与天地之刚柔、阴阳是一种相承关系，离开了自然性，人之道就失去了人生命存在的根源、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实现的根据，天地之道也不复存在，因此，“仁义不存，人道息，天地之道亦不立”。

然而，人之所以与天地之道并立，成为三材之道之一，这是由人的特殊地位和功用决定的。朱熹指出：“彼日：景风时雨与戾气旱蝗均出于天，五谷桑麻与荑稗钩吻均出于地，此固然矣。人生其间混然中处，尽其燮理之功，则有景风时雨而无戾气，旱蝗有五谷桑麻而无荑稗钩吻，此人所以参天地、赞化育，而天地所以待人而为三才也。即人能在自然灾害之前发挥应变能力和实施相应措施，使得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仍可能有好的气象、好的收成，这就体现了在遵循自然规律的条件下，人的自主创造能力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参天地，赞化育”，以人与天地并立为三，就是从这种意义上说的。既然人具有创造能力，人类如何实施其“伦理行为”，对待自然的万事万物，达到天、地、人三者并立呢?从生态伦理学角度说，生态伦理学是一门应用伦理学，实质就是人类将其理论伦理学具体应用于人类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中的实现过程。伦理、道德的“生态化”使得生态环境呈现“人化”状态，要求人类的主体性得到加强和展现。朱熹从思想和具体实践两方面关注这一问题。

从思想方面，特别指心态培养方面，这体现在朱熹将人类社会中相处的基本道德准则——忠恕之道扩展到人与自然相处之道。朱熹引用程子“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之说法，认为：“尽己之谓忠，推己及物之谓恕。”忠，是“尽己之心，无少伪妄，以其必于此而本焉，故日：‘道之体”；恕，是“推己及物，各得所欲，此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日：‘道之用”，“忠”与“恕”两者即是一种体用关系，也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对于“以己及物”和“推己及物”。朱熹指出：“以己及物，是自然及物，己欲立，便立人；己欲达，便达人。推己及物，则是要逐一去推去。如我欲凭地，便去推与人也合凭地，方始有以及之。”朱熹认为“以己及物”就是从个人向善的立场出发，自然而然，无任何强迫意愿；而“推己及物”，必须同时兼顾具有个人向善的心态和主动地推及与他人他物的心态，呈现强烈的主动性。且“推己及物”的结果为：“推得去，则物我贯通，自有个生生无穷底意思，便有‘天地变化，草木蕃’气象。天地只是这样道理。”说明只有主动地推己及物，达到“物我贯通”、“生生无穷”的状态，世间万事万物呈现蓬勃生机，最终才能实现“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的目标。“尽己”与“推己”的区别在于意愿强烈和实施的程度如何，其实质都是要达到“仁”的终极目标。就是说：“合忠恕，便是仁。”

伦理思想范文篇9

关键词：经济自由；善的经济；政府角色；有限政府

哈耶克是20世纪西方最具独创性的经济学家。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哈耶克基于自己对经济哲学独特的理论构建关注于经济自由与经济正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干预经济可能对经济自由和经济正义造成的创伤保持深深的警惕。197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鉴于他在经济学界成为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具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授予他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试图初步阐述哈耶克的经济伦理思想，并对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政府应扮演何种角色以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和贯彻科学发展观作经济伦理方面上的探讨。

一、经济自由：目的与手段

首先，经济自由具有重要工具性意义，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有力手段。哈耶克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阐明，市场经济自生自发秩序的有效达成倚赖于基于自由之上的个人主义的全方位支撑。自由的最重要工具性意义，在于它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具有伟大的推动作用。哈耶克认为，“自由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是一种文明的造物，但它亦非缘出于设计。各种自由制度，如同自由所造就的其他事物一般，并不是因为人们在先已预见到这些制度所可能产生的益处以后方进行建构。但是，一旦自由的益处为人们所认识，他们就会开始完善和拓展自由的领域。”根据哈耶克的观点，这种“自由的领域”的拓展，尤其涉指市场经济秩序。市场经济要持续发展，市场秩序就必须具备拓展的条件。市场扩展秩序应当具备两个基本要素：“其一，扩展秩序必须是自发形成的而不是人为设计的；其二，市场扩展秩序必须又能力不断扩展自身。”如果具备这两个基本要素，那么这个市场必定是自由的市场，赖于其上的经济则必然是自由的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其次，哈耶克认为，自由就是目的，就是善和美德。哈耶克赋予经济自由以至尊的地位。他认为，自由本身是一种价值，我们追求自由不是为了别的善，而是为了自由本身。因此我们不能以善代替自由，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善。我们也许是自由的，但同时也许是痛苦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一切行为都是善的，或者一切恶行都不存在。“所谓自由，亦可以意指有饥饿的自由。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虽凑合的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但的确要比享有各种保障且过着较舒适生活的应征士兵更自由。”基于此理解并本着对经济自由的独特理解的基础上，哈耶克对释放市场经济巨大经济能量的个人主义进行了缜密而精巧的论证。哈耶克仔细和严肃地区分了两种个人主义，阐明了真个人主义的基本内涵，认为要“把人作为人的视角来尊重个人”。在其《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哈耶克的兴奋点一直聚集于经济自由主义。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活动中，经济自由与真个人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真个人主义是一种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一种既反对整体主义方法论又在本质上区别于原子论个人主义的阐释性的非化约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

再次，经济自由之所以对经济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在于知识的各种特性。哈耶克运用独特的知识视角透视市场经济现象。哈耶克指出经济学“第一问题”不是斯密提出的劳动分工及其协调问题，而是知识分工及其协调问题。哈耶克认为，在一个有关事实的知识由众多个人分散掌握的系统中，价格能帮助不同的个人协调他们所采取的彼此独立的行动。换言之，如果我们想理解价格体系的真正作用，我们就必须把价格体系视作一种交流信息或沟通知识的机制。由于知识的传递和运用是要付出成本的，因此就价格体系而言，最具重要意义的一个事实便是它的运转所须依凭的知识很符合效率原则。这就是说，涉人这个体系之中的个人只需要知道很少的信息便能够采取正确的行动。

随着人类自然知识的增长，会不断开拓出无知的新领域，而知识的增长使得人类创造的文明也日趋复杂，这相应的为我们认识周围世界设置了新的障碍。“人类表现出智力的提高，更主要原因不是个人私有知识的增加，而是收集各种不同的分散信息的方式，这反过来又产生了秩序并提高了生产力。”哈耶克认为，只有在市场经济中价格系统才能自动把无数分散在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技能和自发产生的相互作用及时准确地集中起来并起到传递知识和扩散信息的作用。因此，哈耶克强调合理的经济秩序应给所有的经济要素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发行动的自由。这是哈耶克经济自由观的知识论基础。

最后，哈耶克认为，由于市场经济建立在人类不完全理性基础之上，人类思维具有理性不及的特性，这就要求个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具有充分的自由。“最大化过程对信息的完备性需求远远超出了人类心智的限度，在此意义上，个人理性始终是有限的，相互影响的结果往往超出了个人的预期，也使得价格杠杆时而失灵?”同时他敏锐地看到，如果不破除社会学和经济学上的唯理论，市场经济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并深人人心。他把自己的真个人主义与笛卡尔的唯理主义个人主义作了一番鲜明的对照：“一种观点认为，一般说来，理性在人类事物中起着相当小的作用；也就是说，个人理性是有限的，并且是不完备的。另一种观点假定每个人都是完全均等的拥有理性，并且人类取得的成就都直接是个人理性控制的结果。”

在他看来，个人理性的有限性一方面在于自身结构的局限，个人理性不能超出它自身而理解它自身运作的能力；另一方面在于社会结构的局限，个人理性根植于由其规则构成的社会系统，因而生成和发展它的社会传统构成它认识自身和认识社会生活的另一限度。因此，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指望人的理性是不能充分利用和掌握存在于个体心智之中的零碎知识的，而唯由凭借自由市场经济中的自生自发的交换秩序，才能使知识分工合作的秩序得以扩展，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市场经济保卫了自由社会进步的活力，使它向着无数人不可预见的新能力开放，向着无法计划的未知事物开放。

二、善的经济：政府角色与市场机制

哈耶克认为，判断什么样的经济是善的可以根据以下三个维度：

(1)个人在市场经济过程中不受某种人格化的力量所支配，个人的经济行为不受他人的特定意图所引导，也就是说个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必须是自由的。自由既是市场经济自生自发秩序的前提，也是经济的目的。

(2)对于市场经济活动的结果，除非是他人在市场自生自发的过程中施以某种强制力量，否则不管是何种结果，都不能认为是不正义的。因而在市场经济过程中，为确保人们在竞争起点上的公平性，形式正义(程序正义)才是可取的，结果正义(实质正义)是应该被抛弃的。

(3)因此，“纯粹的市场经济假定：第一，作为实施强力和强制的社会机构，政府的目的乃在于维续市场制度的运行；第二，政府不得妨碍市场发挥正常作用；第三，政府还必须保护市场制度以使它免受其他人的侵犯。”他引用自己的老师米塞斯的观点来阐明政府在纯粹市场经济中应当扮演的角色。然而，哈耶克自己也认识到，纯粹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因此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扮演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

哈耶克认为，政府在市场经济过程中的角色扮演应当在法治原则的框架下进行。他认为，法治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自由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但是政府为了达到社会所期望的目标而干涉经济自由，就危害了整个古典的个人自由权利。经济自由是反对国家万能的“对抗力量”。没有经济自由，就有通往奴役之路的危险。他高度评价了法治的意义，指出：“只有在自由主义时代，法治才能被有意识的加以发展，并且是自由主义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不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由在法律上的体现。”他特别强调“法治和政府的一切行动是否在法律的意义上合法这一问题没什么关系，它们可能很合法，但它们可能不符合法治”。因为，“如果法律规定某一当局或机关可以为所欲为，那么，这个机关和当局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合法的——但它的行动肯定不属于法治的范围。”“因此，法治本身就含有限制立法范围的意思”。这就意味着法治本身就含有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在市场经济领域，他看到了国家权力的滥用、个人自由受损的最大危险性。基于此，他提出政治要“去中心化”，以期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遏制。

哈耶克主张建立有限政府成立独立部门(inde-pendentsector)，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限制以防阻无限政府的产生。由于政府负有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责任，因而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就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如果政府垄断了维护市场秩序不可或缺的强制和暴力的权力，那么它就变成了威胁个人自由的首要因素”。为了减少政府行动所具有的以各种权力为支撑的垄断以及由这种垄断所导致的低效状况造成的严重危害，在商业领域与政府治理领域之间保持有一个第三领域是重要的，这个第三领域就是独立部门。它往往能以更为有效的方式为我们提供当下由政府提供的服务。独立部门的建立也就成为限制政府权力的有效措施。对于有限政府来说，由于人们对那些决定人之活动秩序的无限多样的特定事实都处于一种无可变更的无知状态(unalterableignorance)，因而政府只能通过要求人们遵守某些独立于特定目的的抽象且否定性的规则(bastractandnegativerules)。政府在维护自生自发的市场经济秩序时借助于这种抽象的否定性的规则是必须的。因为试图“纠正”(这种“纠正”必然涉及到政府实施某种肯定性规则)市场秩序的努力会导致市场秩序的毁灭，这就凸显了否定性规则之于有限政府承担经济职能的意义。

关于政府的职能，哈耶克认为，自己并不是“最小国家”(minimalstate)理论的支持者。把实施法律与抵御外敌当成政府仅有的两项合法职能是一种错误的理解。他说：“我们认为在发达社会中，政府应当运用之所享有的经由征税而筹集资金的权力，并由此而为人们提供市场因种种原由而不能提供或不能充分提供的一系列服务。”嗍㈣”他不是一个粗浅的主张经济放任自由者，也不仅仅把国家的职能定位在“守夜人”之上。哈耶克认识到，并非所有的商品都能有市场自发提供。“由于存在排他性问题——即不能以低成本的方式把支付费用的收益者同搭便车者加以区分，某些公共品必须由国家拨款提供。”即使这样，国家也决不应当在此享有垄断权而是要在原则上允许私人参与竞争。他认为，公共服务应当由地方而不是由中央提供，因为这样，那些从某项服务中获取利益的人和为之支付的人之间才能至少保持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了“平等原则”。他认为，自由主义反对一切特权，反对国家只给少数人不给所有人某些特定利益。这意味着，虽然从国家的角度而言，应当保障普遍的机会平等，但这种平等不是物质平等。

三、几点评论

诚然，哈耶克的经济伦理思想具有先天的缺陷。主要表现在：

(1)他的经济伦理思想始终是西方或是资本主义中心论的。他所提出的“大社会”、“开放社会”、“自由社会”是指西方发达国家，而对“小社会”、“小群体”、“封闭社会”等非西方国家充斥着不屑和歧视。

(2)哈耶克的经济伦理思想以自由为基础，以效率为价值取向，推崇自生自发的市场秩序带来的市场结果的公平性，是一种资本的逻辑。结果，资本主义发展了巨大的生产力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首先，在经济领域，它把所有权置于人权之上，排除了大多数公民对生产的影响，造成了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其次，在政治领域，资本篡夺了国家权力，经济权力变成了政治权力，形成了一种建立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市场机制上的“经济暴政”。

(3)哈耶克对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正义的断然拒绝，漠视了普通民众的美好理想和愿望追求，是一种冷漠的、人文关怀维度欠缺的经济伦理观。

然而，作为20世纪最具独创性的经济学家，哈耶克的经济伦理思想不乏智慧的光芒，对于当代中国的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

第一，对于一个相对落后的、处于赶超阶段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经济效率始终是最重要的发展参数。固然，哈耶克的经济伦理思想反映了资本的逻辑，但这种逻辑有利于维护原初意义上的经济效率和经济公正。当前乃至很长一段时间，资本效益最大化仍然是我国经济运行的首要目标。

第二，哈耶克对个人权利的推崇，对经济自由价值的肯定，从个人的视角透视经济发展，洞见出了释放市场经济巨大能量的个人自由的目的——手段意义。

第三，哈耶克对否定性自由和否定性规则的认肯，有利于促进个人自由的、全面的发展和避免政治权力的过度膨胀从而侵入私人领域；有利于释放个体活力、增强社会发展动力、最大限度地开辟个人活动的新空间。

伦理思想范文篇10

14至15岁时，读了一些早期改良主义者的著述，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读了这些书，开阔了视野，萌发了爱国思想”。后来，又“读了一本关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对国家前途感到担忧，开始意识到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职责”。特别是1910年4月，湖南长沙饥民暴动惨遭镇压的事件，对触动很大。面对社会黑暗、列强人侵、民不聊生的严酷现实，决心走出乡关，求学报国。1910年秋，17岁的“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在离家时，抄写一首诗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以表达一心向学和志在四方的决心”。从此走上了一条充满坎坷和艰险的报国为民之路。

在旧中国，从1840年英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之日起，各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相互勾结，把中国一步一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外反动势力在中国横行无忌，为所欲为，整个中国四分五裂，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坚苦卓绝的奋斗，推翻了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摆脱了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命运而站立起来。

在古老的中华大地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是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主要根源，为了实现中国人民几千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领导了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和实施，逐步埋葬了封建剥削制度，广大农民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彻底翻了身，当家做了主人，广大农村出现了“莺歌燕舞”、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水患不断。以黄河为例，黄河向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无论是决口，还是改道，其造成的灾难都不可言状。据黄河水利委员会所编《人民黄河》的统计，在1946年前的三四千年中，黄河决口泛滥达1593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历史上黄河水灾波及的广大地区，约为其下游的25万平方公里的冲积平原。黄河溃决和改道之时，“饿殍载道”、“尸骸遍野”，甚至出现“倒毙之尸，半被饥民割肉而食”的惨状。把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早在1934年就作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论断，新中国成立后，在的号召和领导下，千军万马投入治理水患的伟大斗争，治理淮河工程、荆江分洪工程、引黄灌溉济卫工程等重要水利工程的胜利完成，减少了水患，改善了民生。

十分重视人民来信，反对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他强调“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找到了“跳出人亡政息周期率”的一条新路一民主，虽然这条新路走起来十分曲折艰难。

1976年7月，唐山等地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强烈地震，这时已重病缠身。但是，对“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并且哭得十分伤心，等等。

时刻想着人民，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始终坚持“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思想来源于实践，“忠心报国、一心为民”的生动实践，为伦理思想的产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胸襟开阔，远见卓识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面对任何复杂问题和新的问题，始终坚持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实事求是地寻求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这充分体现了的无私品格、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突降大雨，一位县长不幸被雷电击毙。一位农民“逢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保卫部门要追查这个农民，加以阻止，并说要想想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引起了群众的反感”。后来检查发现，由于公粮征多了，人民负担太重而不满。于是决定减征公粮并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陕甘宁边区军民迅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大大改善了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密切了军民关系和党群关系，为胜利度过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作出了积极贡献。

1956年下半年，出现了经济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情况，有些地方甚至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一些干部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罢工、罢课事件，使矛盾激化。这引起了的严重注意。他指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同时，反对用武力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1949年刚刚建国时，坚持把旧人员即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政策。认为，人家没走，拥护我们，不管他们要骂人，只好收。不收他们还是要吃饭，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去抢或偷，用破坏的方法，我们的代价就会更多。他强调，“人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负责的态度，只有这样才是对人民有利的”。把旧人员包下来，管他们吃饭，虽然在财政上带来巨大负担和压力，但“提高了人民政府的凝聚力，使天下大定，人心归一”。

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面对强敌敢于斗争，无所畏惧；同样，为了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他也敢于与宿敌握手言和。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为称霸世界，它对华实行了一系列敌视政策：“扶蒋反共”、占领台湾、对华“遏制”、侵朝侵越等等。对此，领导中国人民，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取得了伟大胜利。然而，随着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新的战略格局的形成，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对外战略，成功导演了一场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以小球推动大球，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与尼克松举行了历史性会见，签定了“中美联合公报”，为中美建交奠定了基础，并有效遏制了另一个超级大国在全球的扩张。

从正确对待人民群众的不满、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复杂矛盾，到对旧人员的安置和适时打开中美关系大门，都生动地反映了具有大海般的胸怀和惊人的远见与智慧。这对伦理思想的产生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主观因素。

三、清正廉洁。永葆本色

深知，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能否以身作则、为政清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成败。新中国成立前夕，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始终严以律己，言传身教，堪称全党清正廉洁的楷模。在战争年代，他与战士们同甘共苦，据李银桥回忆，进京时“没有一件像样的新衣服”，“挑不出一件不破或者没有补丁的衣服”。在1949年6月新政协会议筹备期间，穿补丁衣服见了许多民主人士。“客人们穿得都很好，惟独(穿的)是旧衣服。”在和平建设时期，同样深居简出。三年困难时期吃定量，不许用公车接子女上学，不许家人、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搞特殊化等等，都是他践行无产阶级道德规范的生动事例。直到晚年，他还向全党各级干部强调，权力是人民给的，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仅实现了“立功”、“立言”，而且实现了“立德”。

四、嫉恶如仇，铁腕治吏

解放初期，在帝国主义和台湾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大陆的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恶霸等各种反动势力，不断制造混乱和破坏。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破坏工厂、铁路、仓库等设施，杀人放火，烧毁民房，抢劫粮食、财物。1950年这一年，在新解放区有近四万名干部和群众被反革命分子杀害。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分子的气焰更加嚣张、活动更加猖獗。面对国内外敌人的猖狂进攻，在指导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开展并领导了另一条战线的斗争——国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提出，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指出：“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在运动中，特别强调，“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应做适宜的处置，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在镇反运动中，目标明确，态度坚决，立场鲜明，大张旗鼓，发动群众，严格政策，重视策略，除恶务尽，反对草率。认为“除恶就是行善”。镇压反革命，是一项为民除害、伸张正义的事业，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不仅领导人民与国内外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取得伟大胜利，而且对共产党内部可能出现的贪污腐败现象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早在1944年4月，延安《解放日报》就根据的指示全文转载了郭沫若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之后中央又决定将其作为全党的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目的是要求全党面对即将到来的胜利，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被胜利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白成的覆辙。进城前夕，向全党发出警告：“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正如所预言的那样，确实有一些党员干部进城后经不起种种诱惑，腐化堕落，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党面临被腐蚀的极大危险。于是，发动并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认为，大小老虎(“老虎”是当时人们对贪污犯的称呼)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出惩办必将为患无穷。这一时期，他思想高度集中，心情异常激愤，每天批阅大量“三反”报告，对运动严加督促，勤加指导，雷厉风行。透过这些，不难看出对贪污腐败的深恶痛绝及反腐败的坚强决心。

刘青山、张子善事件，是“三反”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第一大案。处决共和国第一大贪污犯刘青山和张子善的枪声，在我党差不多敲响了30年的警钟。“‘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和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雷厉风行的反腐举措、除恶务尽的反腐力度，有效地遏止了党内贪污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总之，在镇压反革命和反对贪污腐败的斗争中，表现出极大的魄力。他的嫉恶如仇的精神和铁腕治吏的决心，在伦理思想的形成中占有重要地位。

此外，博古通今，学以致用；虚怀若谷，礼贤下士；热爱和平，不畏强权等独特品质，也融合在一起共同铸就了伦理思想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