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思想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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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思想实验研究方法在这里所体现出的一个很好的功用，就是它能够通过程序设计和思维推理得出悖论，即“伦理困境”，从而通过“伦理困境”指出某一伦理理论所存在的缺陷和弊端，如电车难题就是针对功利主义的理论缺口而提出的。这些缺陷和弊端揭示了理论与实践不能够一一对应的地方，对这些偏差之处进行反思平衡，有利于理论的检验和修正。这种方法在批判性的维度上有一定意义，但却缺乏建设性维度上的指导，即对“伦理困境”问题本身并没有给出一种深刻的解读和建设性的分析思路，最后的结果只是将我们引入几种理论的矛盾争论之中，陷入非此即彼的理论抉择。以电车难题为例，这一思想实验通过合乎逻辑的思维推理最终得出了几种伦理理论的相互矛盾，也就是“功利主义”与“义务论”的矛盾，这种矛盾会引导我们这样解释人们的选择:如果在最开始的情境下选择转动方向盘以1个人的生命换取5个人的生命，那么就是“功利主义”(大多数人都会这样选择)，相反则是“义务论”;而在第二种新设定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却没有选择将桥上的胖子推下去以1个人的生命换取5个人的生命，这时大多数人又导向了“义务论”。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个结果恰恰说明多数人在进行行为选择时并非完全出自于一个事先预设的“理论指导”，而是出自于一种基于实际情况并包含理智、情感和欲望综合考虑在内的整体性判断。如果我们出于电车难题思想实验的困惑而苦苦思考究竟应该选择“功利主义”还是“义务论”，我们的思维其实已经被这两种理论所限制。理论的分歧并没有真正深入探讨并解释一个行动者发出行动的原因和实质，我们难道是因为知道什么是功利主义、什么是义务论后再命令自己要遵循该理论而作出行为选择的吗?一个简单的伦理理论足以构成我们行为的全部理由吗?如果一个规范的伦理理论足以指导我们所有的行为，那么为什么大多数人在前后两种情境下作出了理论不一致的选择?在这里，思想实验研究方法有效地指出了功利主义的理论缺陷，也把我们带入了更大的困惑之中。

二、思想实验方法在伦理学中应用的局限性

(一)知识论话语的限制

“思想实验”这一研究方法通过假想的程序设计和合乎逻辑的思维推理引出问题并得出悖论，这种研究方法背后所展现的思维方式(假想实验、逻辑推理、归谬反证等)是以知识论话语为背景的，而伦理学具有实践性质，诉诸于价值领域的探讨，知识论的思维取向与伦理学的价值论视野并不能够得到很好的结合。“电车难题”这一伦理学思想实验中设计者试图引出“功利主义”和“义务论”这两种伦理理论的矛盾冲突，从而使我们陷入到一种理论选择的困境中，这个困境实质上是一种知识论思维的限制，即认为我们必须在一种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规范化理论指导下才能够发出确切的行为，从而试图去引发构建一种没有漏洞的理论以确保知识的可靠性。然而，从一个更大的价值论和存在论的视角来看，我们发出一个行为首先是基于具体的实际情境，基于对生活世界自身的价值和意义理解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而不是出于某一固定理论规范的预先指导，如果想要把这一理论通过逻辑论证普遍化、必然化，就更加不符合价值探讨的思路了。

(二)实验与实际的差异

“思想实验”本质上是一种假想实验，理论上的设想与实际生活的实践存在着一定的距离，理论上所表达出的立场也并不能够蕴含生活实践的全部价值。思维假设中的场景和我们实践生活中的场景具有不同的性质:对于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而言，我们常常是被动的，因为实际中的问题往往会随时随地发生而并不跟从于我们的主观设想，每一个具体的环境和情境都是随机的。然而，对于思想实验中的问题，我们的出发意图是主动的，即这种假想是特定的、尤其是针对某种理论来建构和设计的。由此多数思想实验针对某一理论观点进行批判和反驳，是一种从观点出发的思路，而不是从问题出发再到观点的思路，理论如果先入为主，这种特定的预先指向性并不利于整个问题的研究进程。伦理学问题的实践性质决定了研究方法需要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而不是简单的理论内部之争。

(三)行为与行动者分离

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哲学的深刻变革，在现代性的语境之下，伦理学话语也发生了转变，越来越脱离“关怀伦理”而转向“操作伦理”，从以探讨“德性”为主的美德伦理学转向以探讨“行为正当性”为主的功利主义、义务论等主流伦理学说，从一种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德性诉求转向了以“行为”为中心的分析和论证，这也就导致了德性与规范、行动者与行为的分离，用斯托克的比喻来说就是现代道德哲学的“精神分裂症”。而大多数的思想实验研究方法也是在这样的话语转向下应运而生的，马赫作为第二代实证主义的代表，在其《认识与谬误》一书中第十一章以“论思想实验”为题展开论述，这一般被认为是思想实验最早作为一种正规的学术研究方法出现并被应用，可见这一研究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带有科学主义和行为主义的色彩，是话语转向的一种表现。在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的时代，人们关注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德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要考察和评判的不仅仅是一个行为本身，而是包括发出这个行为的行动者，“对每个人来说，适合他的品质的那种实现活动最值得欲求。”一个人在生活实践中获得优良的德性与他做出合乎德性的行为是一致的，成为好人与做好事可以是内在统一的，行动者作为一个本体概念蕴含着德性、规范和幸福本身。而现代伦理理论的代表功利主义和义务论所关注的则是行为自身的合理性，无论行动者是一个怎样的人，只要他的行为选择符合规范，就是可以被接受的，即“人们只是为了确定何种行为是达到这种善的正当(正确)手段而追求关于目的的知识。”“行为中心”的理论追求“好的行为”，而“行为者中心”的思路则朝向“好人”、“好生活”这样更大的图景。如果我们把伦理学中“电车难题”这一思想实验所得出的悖论放置在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的时代，也许并不会符合那样一种话语体系，是否转动方向盘和是否把桥上的胖子推下去这些行为选择并不意味着某人是一个功利主义者或义务论者，而很可能是反映了某人拥有某种德性。并且，出于一种德性也许并不妨碍他在前后不同的情境下做出看似矛盾的行为选择。例如在第一种情境下他选择转动方向盘以一救五，这说明他具有衡量并珍爱生命的意识，在第二种情境下他没有选择将桥上的胖子推下去，则意味着他拥有怜悯之心，而前后这两种德性是不会相互矛盾的，即便他在行为上作出了看似矛盾的选择，却依然可以用他自身(行动者)的德性来合理解释。如果从这样一个伦理视角重新审视“电车难题”的话，那么这个困境的解答也就不单单是某种悖论或几种理论的内在纠纷了。思想实验方法在伦理学中被应用时，多以行为本身是否合理的反问方式来针对某种理论进行质疑和反驳，在这一方面反映出这种研究方法的话语局限，并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伦理话语的完整性，从伦理学整体的历史变迁上来看，并不能很好地涵盖所有的伦理学话语和评价方式。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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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动导向法的形成和基本概念行动导向理论起源于德国。1974年，德国社会教育学家梅腾斯（Mertens）提出“关键能力”的概念，即那些与一定的专业技能不直接相关的知识、能力和技能。劳尔—恩斯特主张将职业行动作为教育目标，注重培养学生解决典型职业问题和应对典型职业环境，并综合应用有关知识技能。为此，需要通过职业教育获得跨专业的能力。1995年德国颁布的职业教育大纲计划明确指出，学习领域面向职业任务与行动过程，学生们需要与行动和情境相关的独立学习活动。行动导向教学侧重传授给学生导向型知识，让学生系统地行动思考，并解决典型的工作任务。由此，行动导向教学法从学术理论层面逐步上升为职业教育国家政策。行动导向教学法不是一种具体的教学方法，而是旨在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产生学习成果的策略与理念。它在教学形式上由传统的以“老师教”为主转变为以“学生学和做”为主，由一系列的具体教学方法组成，包括项目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角色扮演法、头脑风暴法、现场辩论法、媒体展示法等。

（二）行动导向法的特征传统的教学方法以单向灌输为主，教师和教材是权威，学生在课堂上被动接受教师传送的知识，这种学习方式很容易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行动导向教学法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与此大相径庭，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1.以学生的学习行动为主。实施行动导向，教师不用在课堂上由始至终极力地展示其学识和理论功底，而是把主要工作放在课前的教学活动设计上,根据教学大纲的目标和内容，设计出尽可能让学生参与的活动。教师在课堂上简单介绍教学目标、内容和活动方式之后，把课堂的中心转移到学生身上。学生通过行动探索学习新的知识；教师退居幕后，提供咨询和辅助服务；对于遇到困难的学生，引导其他学生对其进行帮助，如仍有疑问，则由教师进行答疑解惑。

2.注重学习行动的合作性。企业选拔人才十分重视考察劳动者的团队合作能力，因此，职业院校要加强对学生沟通协调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学会通过团队分工合作的方式完成工作任务，如此培养出来的人才方能受到企业的欢迎。行动导向法提倡采用分组进行项目工作或案例讨论等方式，引导学生逐步形成主动与人交流、沟通、合作的习惯，迅速融入小组的人际关系和工作氛围当中。

3.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在行动导向的教学环节中，学生要主动获取新知识和新技能才能达成任务目标，获得考核成绩。教师引导学生通过上网查找资料、去图书馆借阅书籍、与同学交流或主动向师长请教等方式进行学习。这种自主学习的能力和习惯对于学生是终身受用的。

二、行动导向法对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重要意义

1.思想政治理论课自身的局限性需要行动导向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内容极富政治性和理论性，学生缺乏阅读和学习的兴趣。这就需要改进教学方法，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易被学生接受的行动，通过参加活动体现个体的自我价值，从而激发学习兴趣，主动获取知识、提高综合素质。

2.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传统教学方法需要改革。传统的理论课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听课；老师制定严格的教学进度和教学内容，学生被动地适应老师，失去了学习的好奇心和自主性，不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活动常常局限于教室和课堂，学生鲜有机会参与教学活动。采用行动导向教学法需将人数众多的学生分解成若干小组，将学习活动延伸到课后和校园内外，有更多的机会使用现代化的学习工具，提高学习效果。此外，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课外实践活动被安排到寒暑假进行，此时教师因正在休假，对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不能予以指导和监督，学生往往草草应付，甚至抄袭他人的实践报告。行动导向教学法要求教师全程督促和指导实践活动，减少了学生抄袭或应付了事的现象，较好地发挥了实践教学的作用。

3.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传统考核方法需要改进。思想政治课为考查课，传统的考核方法是平时成绩+课后作业+期末考试=期评成绩。多数高职院校考虑到学生的应试能力较差，将此课程的期末考试设置为开卷答题。教师平时按照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完成理论课的讲授后，对学生进行简单的期末开卷考试，再加上平时成绩和课后学生或写或抄的心得体会、实践报告，得出期末成绩。如此，教学实效难以从成绩中体现，既助长了学生的惰性，也不利于教师从考核结果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提升教学技能。行动导向教学法将考核模式设置为平时成绩+实践成果+理论课考试=期评成绩。教师采用行动导向法进行教学，学生表现的机会较多，有助于教师进行观察和指导，据此评定的成绩比较客观，既能创造更多的机会让学生参与行动，又能使教师及时发现自身工作存在的问题，对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大有裨益。综上所述，行动导向教学法运用到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能增加此门课程对学生的吸引力，使学生在行动中主动地学习和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学生喜爱学习，任课教师收获工作的愉悦和成就感，有动力提升教学技能，方能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真正成为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

三、行动导向法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运用

根据行动导向法的基本原理和特征，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提出行动导向法在高职细想政治理论课中运用的思路和具体操作实例。

（一）基本思路行动导向教学法倡导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在教师的指引下，通过实施具体的行动来学习知识和培养职业能力。与我国传统教学相比较，这是一种突破常规的教学模式，因此，要推行行动导向教学法，首先需要教师转变教学观念，解除教师“传道授业解惑”传统使命感的思想束缚，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组织、引导和监督学生自主获取知识的全新教学观。在制作教学计划、课堂设计、学习考核等各个具体的工作环节时，要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如班级人数、现有总体知识水平、学习能力等各方面的因素，着重考虑怎样才能充分调动学生开展具体的学习行动，一切工作围绕着激励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来进行。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对学生的行动做出科学的策划，制定行动内容、方式和规则等，然后再组织学生开展具体的学习行动。其次，在学生的学习活动中，教师要给予学生自由发挥的时间和空间，鼓励学生主动参与、以个人或学生团体为单位展开行动，遇到困难首先要自己想办法解决，尽量不依赖于教师；如若无法解决困难，应及时向教师反映。最后，在学生完成学习行动展示成果之后，教师要进行总结与评价，如有理论知识传授的教学要求，可在此环节结合学生的活动情况进行讲解。

（二）具体做法

1.项目教学法。教师将教学内容设计成带有具体任务的项目，交给学生完成。该项目所需的知识和技能通常是跨专业跨学科的，有较强的综合性，绝大部分的工作要求各小组在课后自由支配时间来完成，组员之间团结协作共同探索相关知识和技能。教师只进行必要的辅导和督促，同时与学生保持畅通的联系，便于对学生的答疑解惑。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绪论中提到，大学生应树立自主学习理念，培养优良学风。然而在管理相对宽松、课余时间比较多的大学里，不少新生无所适从。为了让学生深刻领悟教材的要求，学会珍惜时间学习和锻炼，可以班级为单位，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组5—8人，各小组分别设计制作问卷，调查大学生的课外活动，制成规范的社会调查报告，并在班级活动中进行成果展示和经验交流。教师担当辅导和督促的角色，引导学生自主建立团队、分工协作完成设计问卷、开展调查、统计数据和制作调查报告。通过参与项目工作，学生能主动发现其他同学的课余时间安排是否合理，得到经验教训，这样的思想教育比教师单方面灌输更为有效。

2.角色扮演法。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要求，设计特定的人物角色和情境，提前给学生布置任务，安排学生自编节目在课堂上表演，其他学生充当观众与评论员，教师进行总结或理论知识讲授。如在讲授“职业生活中的有关法律”时，可设定劳动者和企业人事专员两个角色、招聘与离职两种特定情境，让学生根据角色和情境自行查阅相关劳动法规，进行节目排练或者为担当评论做好准备。学生的学习、表演和评论活动结束后，教师再进行点评，系统地讲解职业生活中的法律常识。如此教学，既能活跃课堂气氛，又能寓教于乐，激发学生对教师后续理论讲授的兴趣。

篇3

孔子的美学思想概而言之就是礼乐美学。从美学角度研究礼乐，它的核心是美与善的关系。孔子在中国美学史上最早奠定了礼乐相亲、善美相成的基本美学原则。这一原则成为儒家美学的核心，全面地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古典美学。

一

孔子礼乐思想源远流长。据《尚书》、《周礼》、《吕氏春秋》、《史记》等史书记载，中国的礼乐传统可以追溯到上古。上古乐舞都为原始巫术活动。乐舞是在祭祀活动中举行的，其目的是娱神，期求神灵赐福，以使五谷丰登，家畜成群。这里依约可见礼的因素，也依约见出审美的因素。

礼乐的形成应是在夏商周三代，其中周代最为重要。礼乐的形成应以区别于巫术为标志。巫术以娱神为主要功能；礼乐则以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为主要功能。前者主要为宗教（原始的宗教），后者主要为人文。《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可见在商代，神先于礼，重于礼。周代则有所不同。“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礼记·表记》）礼显然重于神。据《仪礼》载：天子、诸侯、大夫、士日常所践行的礼有：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士丧礼、丧服、既夕礼、士虞礼、特性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等等，《周礼》将其概括成“吉、凶、军、宾、嘉”五礼。五礼将原始宗教扩大到社会人文。

宗教重神，人文重德。《尚书·蔡仲之命》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皇天无私，惟德是依。”这一思想成为周代意识形态的基础。周礼与周乐都筑基于其上。

周代礼乐的完成主要是周公的贡献。孔子顶礼膜拜的人物就是周公。孔子以克己复礼为己任，他所要复的礼即为周礼。周礼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基础。周礼的核心是宗法制，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礼必然是讲等级制的。作为等级制，它以分为前提。分，有纵向系列的分与横向系列的分。无论纵向系列的分还是横向系列的分，都以血缘关系为重要（不是唯一）依据。孔子建立其理论体系时，之所以将孝悌放在基础层面，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孔子以孝作为处理纵向系列人伦关系的逻辑起点，而以悌作为处理横向系列人伦关系的逻辑起点。

周代的乐已具规摸，特性明显。一，乐、舞、诗为构成乐舞的三大因素，然它们又相对独立。据《周礼·春官·乐师》舞分为六类，“有＠①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乐分为九类，有“王夏、肆夏、昭夏、纳夏、章夏、齐夏、族夏、械夏、骜夏”（《周礼·春官·磬师》）。舞与乐根据不同的内容与诗相配。二，周礼以人文为主要内容。也就是说，它主要的功能不是祭神，而是歌颂帝王，协和关系，愉悦人情。《周颂》是周代表性的乐舞。郑玄说：“周颂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诗，其作在周公摄政，成王即位之初。”（《周颂谱》）此乐虽为郊庙祭祀歌舞，但宗教意味不多，主要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美盛德之形容”有两个含义，一是赞颂帝王功德，政治的因素成为礼的主要内容；二是形式上宏大华美，已具审美的意义。

礼乐制度是中国自上古时就开始萌芽在周公手里得以建立的国家根本制度。孔子是非常敬仰这种制度的。周公是他的崇拜者，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做周公这样的人，他一生的事业，就他的主观愿望来说就是复周礼。孔子的全部学说，在某种意义上也服务于此，因此，探讨孔子的礼乐观，不能不追溯到周公。不过，孔子毕竟是有独立思维的大思想家，他生活的时代也不是周公的时代，因此，他的思想，绝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周公思想的照搬，联系他的生平，孔子不只是继承，还是大大发展了周公的礼乐思想。他的复礼，不能简单地看成复古或者说倒退。孔子的礼乐美学思想中有许多内容是具有创造性的，它不是为社会的倒退，而是为其后几千年中国的封建社会奠定了基本的美学原则。

二

“礼”在孔子的学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学术界对于孔子学说到底是以仁为中心还是以礼为中心有所争论。这种争论至少说明礼在孔子学说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笔者是主仁为中心说。

孔子仁学有两个特点，第一是突破血亲关系的普遍人道主义。关于仁，孔子说过很多话，侧重点不完全一样。但核心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孔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对人的生命给予最大的关怀。《论语·乡党》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的“爱人”不只是爱有血亲关系的人，还爱别人。他将血亲关系的爱推到整个社会。第二，仁与礼联系起来，一方面是克己复礼为仁，另一方面是践仁为礼。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又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是仁的重要内容。这就是说，孔子既以仁来释礼，又以礼来释仁。

礼虽然以仁为内容，但礼不完全等同于仁，仁重在观念，礼重在制度。如果说，礼以仁为内容，那么，仁以礼为形式。换句话说，礼是仁的外在化，物态化，形式化。对于礼来说，形式非常重要，它往往成为固有的程式，特别是重要的祭祀活动、政治活动。这种程序化了的礼为礼仪。礼仪无疑具有一定的审美性。

孔子的仁，本不是抽象的理念，而具有浓郁的情感意味，如孔子与林放谈礼，孔子说：“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奢与俭都是形式。这样说来，仁的形式化中也包含有情的形式化，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人文化的礼不只是具有善（伦理的与政治的）的价值，还具有美的价值。《论语·乡党》记孔子在朝廷的一些活动，这些活动都具有鲜明的形式感与情感性。

孔子的乐，也是建立在仁学的基础之上的。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在孔子看来，礼与乐都是仁的物态化。只是礼的物态化体现在政治制度与伦理规范方面，乐的物态化体现在艺术与审美的方面。前者主要作用于人的理智层面，后者主要作用于人的情感层面。

礼与乐，都具有形式的因素，因而都可以称之为“文”。文，在中国文化中，不只具文明化的意义，也含审美化的意义。《周易》中的《贲卦》说的就是“文”。贲为修饰，从外在的修饰进而到内在的修养。贲卦上为艮，艮为山；下为离，离为火。其卦象为山下有火。高山之下篝火熊熊，何等壮观的景象！这就是“文明”。《贲卦·彖传》云：“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类社会就是这样“文”化而前进的。显然，中国的文，明显地具有审美的基因。孔子谈礼乐，就用到了“文”。他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人矣。”（《论语·颜渊》）这里，他强调礼乐的作用是“文”。文者，雅也，美也！

三

孔子曾谈到人们对待仁的几种态度。一是“欲仁”，二为“好仁”，三是“乐仁”。“欲”，含有明确的目的，是知性的，功利性的，欲的背后为意志。“好”，喜好，表现为对事物攫取的态度，如人之好色、好食。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论语·里仁》）“乐仁”是对仁的最高态度。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可见“乐仁”不仅高于“欲仁”，也高于“好仁”。何谓“乐仁”？乐，首先，它是情感性的，不是一般的情感，而是喜悦的情感。这种喜悦，不同于“好”，“好”主要是生理性的贪求，如好色，它含有情，但此情为情的低级层面。乐是心理性的喜好，属情的高级层面。生理性的“好”，虽有喜，主要是自然性的倾向，不含理性的内含。心理性的“乐”，则是社会性的倾向，含有理性的内含。这理性的内含，就是对“仁”的认识。与一般的对仁的自觉认识之不同，这种“乐”的认识已溶解在“乐”的情感之中。它不以逻辑的形态出现而以感性的形态出现，通常表现为直觉。

三种对仁的态度，分别见出知性、物性、情性的区别。知性，自觉的；物性与情性往往是非自觉的。物性与情性都具情的色彩，但前者，筑基于自然性，后者筑基于社会性。这种区别颇类似于康德说的人的三种不同的。知性的“欲仁”，类于“和利益结合着的”“善的愉快”；物性的“好仁”类于“在感觉里面使诸官能满意”的“快适”；而情性的“乐仁”是“对于美的欣赏的愉快”。概而言之，即为“尊重”、“偏爱”和“惠爱”。情性的“乐仁”，虽不同于知性的“欲仁”与物性的“好仁”，但含有二者在内。它将“欲”与“好”都转化为“乐”。

礼与乐作为人文化的仁，都含有一定的审美因素，但在审美化的程度上有区别。礼虽然具有一定的形式，但这形式主要在于传达仁的内容，其审美性主要起工具的作用，即为仁的内容服务，其独立的审美意味不是很强。在很多情况下，它甚至以抽象的概念的规则出现，主要诉诸人的知性与意志，对人们的行为有所约束。孔子谈到礼时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乎？”（《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学而》）又说：“非礼勿说，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约”、“齐”有约束，规范义；“勿”表示不许。显然，礼对人是有所限制的。它以外在的强迫的方式让人就范。这样，对礼的遵循，就必须以“欲仁”为前提，而“欲仁”，又必须知仁。礼，从本质上看，它还不能说是审美的，只能说具有审美的因素。

乐则不同。它直接作用于人的感觉、情感再深入到人的理性。这种传达的途径与方式，是最切合人的本性的。人是理性的动物，但人首先是感性的动物。人有社会性，但人首先有自然性。人，是群体的存在，但首先是个体的存在。审美充分体现了人的这种本性。它是自然性中寓于社会性，感性中寓于理性，个体性中寓于群体性。乐最大的特点是给人带来快乐，然这种快乐不是知性的善的愉快，也不是官能的快适，而是美的惠爱。应该说，乐比较地切合“乐仁”。

孔子讲“立于礼，成于乐”，立礼为了立仁，而仁的升华则为乐，故曰“成于乐”。乐是人的最高境界。

孔子还比较过人们对“道”、“德”与“艺”的接受态度。他说：“志于道，据于德，游于艺。”（《论语·述而》）“道”、“德”在这里，应是“仁”及“礼”的另一种表述；人们对它们的态度是“志”与“据”。“志”与“据”明显地是以理性为指导的，对人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艺”是“乐”的另种表述，或者说是乐之一，人们对它的态度是“游”。“游”是愉快的，自由的。可见欣赏“艺”的愉快是自由的愉快。将志道、据德、游艺与以上说的对待仁的三种态度对应起来，大体是：志道、据德相当于欲仁和好仁，而游艺相当于乐仁。

《论语·述而》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这也许有点夸张，但给我们很多启示。第一，他说欣赏《韶》乐的快乐远远超过了吃肉的快乐，可见孔子将“乐”的快乐定位在超生理上；第二，孔子只是说他对《韶》乐如醉如痴，没有说它对《武》乐如此，这是因为，《武》乐只是尽美而没能尽善，而《韶》乐则尽善尽美。可见令他如醉如痴的不只是美，还有善。这里，隐约见出“乐仁”。

四

礼与乐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这种相通，除了它们都是仁的外化外，它们之间也存在密切的联系。《论语·八佾》中有这样一段话，耐人寻味：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这里讨论的是如何读《诗经》的问题，但涉及“礼”与“乐”的关系。“巧笑倩兮”等三句，是《诗经·卫风·硕人》中描绘一位美丽少女的诗句。这里关键的一句是“素以为绚兮”。“素”为什么能产生“绚”的效果？按笔者的理解，在孔子看来，这位少女的美其实就美在她的本色上。巧笑、美目都是自然而然的，不是装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她的巧笑与美目才这样动人。由此谈到绘画，当时的绘画是画在绢上的，绢的质地如何，对于绘画影响很大。孔子以之为喻，说明底色也就是本色对于美的创造非常重要。子夏没有接着孔子的思路去讨论画，而是与老师讨论起礼的问题来。子夏从孔子的话中获得的启发是：“礼后乎？”“礼后乎”按杨伯峻的看法是礼后于仁义，即产生在仁义之后。我认为，这“礼后乎”不是说“礼后于什么”，而是“礼在后吗？”的意思。这个“后”不是时间先后的后，而是基础的意思。如果这个理解能成立，那么，子夏理解礼是诗的底子。也就是说，《诗经》是合乎礼的。礼是诗的基础，推而广之，礼是乐的基础。注意，孔子与子夏在这里谈了三个底子：天生丽质是动人笑靥的底子，白绢是画的底子，礼是诗的底子。

既然“礼”先“乐”后，礼是乐的基础，那么，其必然是，乐为礼定，乐为礼用。不仅选用乐，要按礼的规定。评价乐，也要以礼为标准。孔子重雅乐，因为它合礼；他放郑声，就是因为它背礼。孔子删诗，其去留标准就是礼，最后编成的《诗经》都合礼，用他的话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乐是能给人带来快乐的，但快乐不能不加以节制。孔子赞成快乐，但也不主张放纵快乐。孔子不是禁欲主义者，也不是主义者。他说：“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晏乐，损矣。”（《论语·季氏》）骄乐、佚游、晏乐，都是，其必然的结果，不是益而是损。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孔子不仅说对“乐”要有所节制，就是“礼”也不是越多越好，他说“乐节礼乐”节的不只是“乐”，还包括“礼”。

五

礼与乐虽然都是仁的外化，但它们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及其效应是不同的。孔子从两个维度来谈它们的作用：

一、从社会生活维度来看，礼是仁的最为直接的外化，它将仁的内容具体化为道德规范、政治制度、祭祀方式。这三个方面成为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对社会的意义来看，它的作用显然大于乐。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这些都是讲的治国的大政。礼可以直接用上去，乐在这方面则不行。

二、从人性的完善的维度来看，不是礼而是乐是人性完善的最高层次。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孔子将“乐”的内含之一“诗”独立出来了，“诗”在这里，是独立的艺术。诗尚情，礼尚理。在人格的建造上，诗的作用主要为“兴”即启动人的情兴，为接受礼的教化做准备心理，或者说提供一个心理基础。为何要以诗为接受的礼的心理基础呢？这与诗是用语言表达的有很大关系。语言是用词构成的，语词是概念的形式。语词可以用来表达人的情感，也可以用来表达人的思想。也就是说，它既是情感的形式也是理智的形式。诗是用语言作为传达方式的，主要取语词表情的功能，但是由于语词毕竟是概念的形式，它也必然具有理性的内容。正是这理性的意义方面，使得诗直接地达于礼。礼主要从理念与行动相统一的意义上谈人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包括家庭中与长辈、平辈、下辈的关系，在国家内与君王的关系，在祭祀中与神灵的关系，等等。因而它对于人格的塑造，处于关键的地位，它是人的主心骨，是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是人得以在社会生存的基本原则，故说“立于礼”。“乐”的形式为乐音，它不同于语言，纯是情感的符号，表意很困难，虽然乐是抒情的，但是此情因为经过理性的过滤，溶解了理性的内容，这理性的内容，就是上面讲到的仁。由于理性的内容完全溶解在情感之中，它对人格的薰陶深入到心理的深处，因而收效是更为持久的，作用是全方位的，这样，乐就从根本上改善了人格结构。所以在人格的成就上它高于礼。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它们的关系可以这样简单地表示：诗（主要为感性，但有理性成分）——礼（基本上为理性，但也有感性成分）——乐（感性，但溶解了理性）。这种从感性经理性再到感性的过程，是人格建造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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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科学技术发达，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的时代，随着教育的不断改革与发展，高校普遍把多媒体技术应用于教学中。实践中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广受学生和老师的欢迎，有着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和特点。首先，教学内容丰富，拓展了大学生的认知广度与深度。多媒体教学的一个显著优势是能通过画面和超链接等手段把教学内容直观、形象、生动地展现给学生，这样教师不但能节省大量书写时间，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学生不易理解的地方，从而提高学生的接收和理解程度，使课堂简单化、效率化，同时恰当地在教学中引入相关的课外知识和热点、焦点问题，扩展学生的知识和阅历，提高其人文素养和道德修养，促进全面发展。其次，生动直观，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教学一改传统课堂的枯燥与乏味，用精彩的画面和悦耳的声音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愿意主动学习和接收所学知识，一定程度上让学生从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在这样一个轻松、有趣、和谐的学习环境中，学生通过视、听、说等各种感官来学习，更容易吸收和消化所学内容，课堂教学变得直观、生动和有趣。最后，课件精炼，提升了教师教学的能力。在多媒体教学中，教师不但要具备较高的教学技巧和水平，还要具备一定的计算机操作能力。首先，在备课时，教师要掌握、吃透教材，认真钻研教学大纲，明确教学重难点，并充分考虑学生的心理特点和接受能力，从而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其次，在制作课件时，教师要追踪最新研究学术成果，精选素材，注意课件的技术水平、内容的精简度、画面及颜色的正确搭配等，制作出易于理解、精炼、生动形象的课件；最后，在教学中，教师要注意对重难点的讲解和分析，恰当地把课件和讲解结合，并注重与学生的课堂交流。由此可见，新兴的教学模式对教师的教学水平有着很高的要求，反过来看，多媒体教学也能促进教师提高教学水平。但是随着多媒体技术在高校的不断推广与运用，其局限性也逐渐显现出来。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出现教师过分依赖多媒体技术，只是一味地照着课件念，一味地将信息灌输给学生，教师成了播音员或讲解员，全然不顾学生的理解和吸收程度，不顾与学生的交流。而学生则因课件的快速播放而手忙脚乱，只忙着埋头抄笔记，因老师的“播音”和忽视对教学内容掌握不够。此外，学生因可通过多媒体获取现成知识，而产生学习的惰性，不愿思考和想象，不愿巩固和消化课堂内容，从而又限制了自己的想象和思考的发展空间。长此以往，学生不懂的内容会越来越多，思维和想象力的发展也会长期被限制。这样一来，多媒体教学使教学由传统的“人—人”模式转变为“人—机”或“人—机—人”模式。因此，反思多媒体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应用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一个能更好使用多媒体的途径显得极为迫切。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的异化

多媒体教学的异化，是指由于对多媒体教学手段与目的辩证关系理解的偏差，不能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手段的有利优势，多媒体手段的运用与教学内容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不能充分结合的一种相反状态。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的异化，是指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由于对多媒体技术的不当运用，使教学效果和所预想的走向反方向，违背教学一般要求的情况。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的异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教学效果异化。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一些老师对多媒体的引用反而使教学效果异化。教学课件一味地强调色彩、动画、文字、技术，而忽视了教学内容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导致学生过多地被这些花哨的形式吸引，却忽视教学内容；在课堂中，教师只是一张一张的把大段的文字和形式展示给学生，不能在展示课件的同时，加以恰当地讲解和说明，不能将教学思维融入课件中，不能启发学生思考，没有与学生的适当交流，这样一来，学生只能接收感性知识和表层化的信息，不能完全的把握和接收教学内容；而另一方面，对学生来说，课件播放过快，让人目不暇接，学生只能忙着埋头抄笔记，无法正确处理听讲与记笔记的关系，形成理解与听讲阻断，课上对所学知识一知半解，课后对所抄内容无法理解，从而无法复习和巩固，更不用说有自己的思考和想象。这样，学生没有理解和消化所学内容，只有着表层化、瞬间化、碎片化的认识，久而久之，学生的疑问会越来越多，对学习也越来越缺乏兴趣。

第二，重多媒体课件演示，忽略了学生的思维培养。一些教师为了节约时间和精力，省去板书，把课本的内容大段大段的照搬到课件中，课件只是对课本的再现，没有一个合理的、有逻辑的安排，在课堂中也只是一页一页的播放课件，一味地追求用直观的图片、音像、视频和现有的文字去刺激学生的感官、吸引学生的注意，减少了生动的讲解，以及和学生的沟通。这样一来，没有教师的激发与引导，学生在这些现成的内容面前，只专注于视听，只一味地接收信息，形成懒得动脑思考和分析的坏习惯，最终丧失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分析能力。

第三，过多运用多媒体课件，导致教师主导地位缺失。在多媒体技术的引入上，很多老师对其产生了严重的认识误区，过分强调如何把幻灯片做得漂亮、生动、形象以吸引学生的眼球和兴趣，却忽略了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在课堂中完全依赖课件，忙于操作相关设备，没有引导学生参与学习，没有发挥其对学生的主导作用。学生则“坐享其成”，被动地接受着教师和课件的灌输，没有参与教学中，没有主动学习，其个性的、独立的、主体的学习没有得到展开。

第四，媒体课件的制作水平参差不齐。作为多媒体教学的制作者和使用者，教师对多媒体技术的掌握及使用程度影响着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使用情况，关系到整堂课的教学质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的问题是，很多教师对多媒体技术还没有熟稔的掌握，只会一些简单的操作，因此课件制作水平还很低，只是简单地把课本上的内容复制和罗列到屏幕上，或是插一些不相关的图片和视频，课件仅仅是代替了黑板。还有一些老师虽具备一定的多媒体技术，但是思想不够解放，创新意识不强，只是过分地追求形式，没有对已有资源进行取舍和利用，课件花哨，信息量却不高，价值不大。

第五，异化还表现在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的冲突上。在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的使用上，一直有两种比较片面的、偏激的观点。一种认为多媒体手段在教学中不适用，把多媒体教学的不足过分放大，认为多媒体教学的使用不断打断教师的思路，同时又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并且它使得教学变得松散、肤浅，让老师和学生在课堂中产生懒惰的心理。这种观点的持有者主要是中老年教师，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在思想上排斥多媒体教学，以阻止多媒体教学对他们传统教学方式的威胁；而反过来，很多青年教师则过分强调多媒体教学的优势，认为多媒体教学不仅能在教学中减少自己的劳动，还能使课堂新颖化、现代化、潮流化，而传统教学则是无趣的、乏味的、落伍的，因此，完全忽视传统教学手段在教学中的运用。也有对多媒体教学和传统教学同样重视的老师，但是，他们还是无法转换教学观念，在教学实践中存在着不能将传统教学手段与多媒体教学手段相结合的问题，把课堂从“人—人”的灌输变为机器的灌输。

三、多元路径：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的完善

面对多媒体技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运用的异化问题，如何优化、完善多媒体教学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

第一，合理运用多媒体。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丰富，教师要选择最合理、最有利的教学方法来教学。在对媒体技术的选择上，教师要有一个理性的思考。多媒体技术并不适用于每一节课，它的滥用只会使教学效果本末倒置。因此，教师要根据本堂课的目标、要求及学生现有的水平等因素来决定是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还是传统教学模式。在使用多媒体的过程中，也要注重讲授方法的合理性，充分展现多媒体教学的长处。教师首先要恰当设计教学流程。要熟悉教材，把握教学内容、目标、大纲及教学重难点，在掌握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合理设计教学流程和教学方式，把讲解与课件展示、板书及课堂交流等环节相结合，使得教学流畅、紧凑；准确把握教学节奏。教师要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及理解能力调节教学节奏，改变学生埋头抄笔记而忽略教学内容的状况，必要的时候，可给学生思考的时间，让学生参与教学中，在老师的指导下掌握所学内容；合理使用多种教学手段。

第二，加大对学生思维的培养。在教学中，教师不能一味地追求对学生感官的刺激和兴趣的引导，只注重多媒体课件在制作上的精美化和有趣化，全然不注重讲授的技巧和作用。在教学中使用多媒体技术只是一种教学方法，是为了让教学更为生动、更为容易理解。教师要在熟悉教材的情况下，结合自己的教学风格，巧妙地运用媒体技术来吸引学生注意力和学习兴趣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讲课技巧和方法，把课件与讲授相结合，以自身的魅力来带动学生进行学习和思考，让学生主学习和动脑，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和分析能力。

第三，明确师生在教学中的处境。教学是一个教师“教”和学生“学”的过程，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主导学生学习，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要主动学习，这样把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地位相结合的课堂才是一节好的课堂。在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导作用：在教学过程中，把多媒体课件与讲授相结合，同时，设计提问、讨论等环节，鼓励、调动学生参与教学中，引导学生学习、接受新知识，启发学生多角度、多层面的思考、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学生也要发挥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学会主动学习，积极参与教学环节，善于动脑思考，对在课堂中没有完全理解的内容，要勇于探究和思考，敢于问问题，做到不懂就问，此外，还要不断巩固所学内容，达到进一步的、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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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极为丰富，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管理体制

要体现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管理体制科学与否对大学生的人文素质的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高校教育是广大青年学生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对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高等学校承担着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为国家建设和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神圣使命，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忽视教师这一主体。那我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更要有良好的师德师风，这就要逐步建立健全一种可持续规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管理的体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管理体制要体现以人为本，以我们的教师为本，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教师在良好的环境和体制机制下认真专研业务努力上好每一堂课。为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也需要逐步建立健全一种可持续的科学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体上要体现

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教学主体上就要体现以学生为本，并注重培养大学生的全面发展。由于现在的大学生都是90后，来自不同的家庭环境，家庭收入差距加大，大学生的消费观念、价值追求各不相同。在讲科学发展观时，特别要强调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可以先列举一个励志的大学生典型事例，也可以让学生发言谈谈自己怎么做到人的全面发展。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强调人的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德育是基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要给学生讲解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还要注重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智育，大学生所开设的课程都是比较科学合理的，为大学生今后走上工作岗位奠定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体育，现在的大学生，很多都处于亚健康状态，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大学生应该重视加强体育锻炼，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力。还要给学生强调不仅要身体健康，心理也要健康。美育是培养大学生的审美观，培养他们的高尚情操和文明素质的教育。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自己的行为是否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是否显示出了正能量。劳育是培养学生进行劳动观念和劳动技能的教育。当代大学生大多数是独生子女，特别是来自城市的大学生从小就很少参与家务事等劳动，对劳动观念有些淡漠，应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和锻炼。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强调统筹兼顾。对于大学生来说，不仅要统筹专业课与公共课的学习，还要理论课与实践课的学习，统筹课程学习与社会实践活动等方方面面。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强调可持续发展。人的发展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可持续是一个很关键的环节。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也要注重可持续。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上要体现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教学内容上也需要协调统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基本原理概论》和《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四门必修课程之间以及同一课程内教学内容有重复，需要协调统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复。虽说各门课程功能定位，讲授角度不同，但这种角度和定位点在教师的实际授课过程中很难把握。我们学校《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是三年级开设的课程，我们应注意教学内容的优化组合，本课程则重点讲授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探索和理论等内容。对与前面课程重复的内容可以略讲或个别章节安排学生自学，比如第二章“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第三章“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在之前开设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已涉及，那我们就对第二章“新民主主义理论”安排学生自学，对第三章“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只着重讲2－3个案例。比如第八章第三节“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的“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在之前开设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已涉及，那我们就从当代大学生中找正反两个典型的案例加以讲解。此外，本课程自身内部的各章节之间也存在一定重复，我们应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在照顾到课程内在的系统性与完整性的基础上，对教材有所取舍，重点讲授。

(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方式

要体现科学发展观为了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和针对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断地探索和改革我们的授课方式，用科学有效的多种方式教学，提高课堂的控制力，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一是专题式教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是高校研究生开设的公共政治理论课，我们把它分为八个专题，由八个教师各自讲授一个专题。由于每一个教师只讲授一个专题，他(她)就有时间精心设计这个专题的教案和PPT，保证了教学质量，围绕主题展开的专题式教学深受学生喜欢，大大提高了教学的针对性和课堂的吸引力，也有助于做到重点突出和提高教学的理论深度。二是讨论式教学。为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也为了加强大学生的自主学习，可以采取讨论式教学，如《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就可以安排大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围绕人口、资源和环境为主体收集资料，展开调查，先是小组讨论，做一个讨论提纲的PPT，然后再选出代表与大家分享。三是案例式教学。教师事先要选好与课程教学内容相关的案例，可以是经典案例，从教育部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案例教材中选取;可以是新闻案例，选取及时的新闻资料，让学生感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与当前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可以是同龄人案例，对同龄的大学生来说更具有说服力;还可以是反面案例，不过，反面案例要慎重选择，在运用反面案例时，教师要注意正面的引导。案例式教学可以把枯燥的理论讲得形象、生动，让学生在案例中理解理论，而且还能活跃课堂气氛。四是网络资源教学。高校校园网可以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专栏，把教师的优秀课件、相关的文献资料和一些经典视频挂在网上，同学们可以上网查阅。另外我们每个老师还有网络教学平台，提高网络教学平台，每个任课教师可以上传教学日历、教学大纲、课件等，可以布置课后作业，学生网上提交作业，教师网上评阅并及时反馈给学生，还可以与学生进行交流、互动。五是多媒体教学。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把抽象的理论和枯燥的教学内容通过文字、动画、声音、图像、视频等多种信息呈现在课堂上，让课堂有声有色，提高了课堂控制力。同时，采用多媒体教学减少了教师授课的随意性和书写黑板的时间，加大了教学信息量。六是实践教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每一门课程都有实践教学环节，要注重科学统筹，各门课之间的实践教学内容要协调，不要重复。对于实践教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希望建立有利于教学的稳定的有效的社会实践基地。如参观考察红色革命根据地或纪念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型工业的发展等，让学生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二、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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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了解《大纲》要求，把握教学方法

所谓数学思想，就是对数学知识和方法的本质认识，是对数学规律的理性认识。所谓数学方法，就是解决数学问题的根本程序，是数学思想的具体反映。数学思想是数学的灵魂，数学方法是数学的行为。运用数学方法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感性认识不断积累的过程，当这种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序时就产生了质的飞跃，从而上升为数学思想。若把数学知识看作一幅构思巧妙的蓝图而建筑起来的一座宏伟大厦，那么数学方法相当于建筑施工的手段，而这张蓝图就相当于数学思想。

1、明确基本要求，渗透“层次”教学。《数学大纲》对初中数学中渗透的数学思想、方法划分为三个层次，即“了解”、“理解”和“会应用”。在教学中，要求学生“了解”数学思想有：数形结合的思想、分类的思想、化归的思想、类比的思想和函数的思想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些数学思想在教学大纲中并没有明确提出来，比如：化归思想是渗透在学习新知识和运用新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的，方程（组）的解法中，就贯穿了由“一般化”向“特殊化”转化的思想方法。

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不仅应该使学生能够领悟到这些数学思想的应用，而且要激发学生学习数学思想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通过独立思考，不断追求新知，发现、提出、分析并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在《教学大纲》中要求“了解”的方法有：分类法、类经法、反证法等。要求“理解”的或“会应用”的方法有：待定系数法、消元法、降次法、配方法、换元法、图象法等。在教学中，要认真把握好“了解”、“理解”、“会应用”这三个层次。不能随意将“了解”的层次提高到“理解”的层次，把“理解”的层次提高到“会应用”的层次，不然的话，学生初次接触就会感到数学思想、方法抽象难懂，高深莫测，从而导致他们推动信心。如初中几何第三册中明确提出“反证法”的教学思想，且揭示了运用“反证法”的一般步骤，但《教学大纲》只是把“反证法”定位在“了解”的层次上，我们在教学中，应牢牢地把握住这个“度”，千万不能随意拔高、加深。否则，教学效果将是得不偿失。

2、从“方法”了解“思想”，用“思想”指导“方法”。关于初中数学中的数学思想和方法内涵与外延，目前尚无公认的定义。其实，在初中数学中，许多数学思想和方法是一致的，两者之间很难分割。它们既相辅相成，又相互蕴含。只是方法较具体，是实施有关思想的技术手段，而思想是属于数学观念一类的东西，比较抽象。因此，在初中数学教学中，加强学生对数学方法的理解和应用，以达到对数学思想的了解，是使数学思想与方法得到交融的有效方法。比如化归思想，可以说是贯穿于整个初中阶段的数学，具体表现为从未知到已知的转化、一般到特殊的转化、局部与整体的转化，课本引入了许多数学方法，比如换元法，消元降次法、图象法、待定系数法、配方法等。在教学中，通过对具体数学方法的学习，使学生逐步领略内含于方法的数学思想；同时，数学思想的指导，又深化了数学方法的运用。这样处置，使“方法”与“思想”珠联璧合，将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寓于教学之中，教学才能卓有成效。

二、遵循认识规律，把握教学原则，实施创新教育

要达到《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教学中应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1、渗透“方法”，了解“思想”。由于初中学生数学知识比较贫乏，抽象思想能力也较为薄弱，把数学思想、方法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还缺乏应有的基础。因而只能将数学知识作为载体，把数学思想和方法的教学渗透到数学知识的教学中。教师要把握好渗透的契机，重视数学概念、公式、定理、法则的提出过程，知识的形成、发展过程，解决问题和规律的概括过程，使学生在这些过程中展开思维，从而发展他们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形成获取、发展新知识，运用新知识解决问题。忽视或压缩这些过程，一味灌输知识的结论，就必然失去渗透数学思想、方法的一次次良机。如初中代数课本第一册《有理数》这一章，与原来部编教材相比，它少了一节——“有理数大小的比较”，而它的要求则贯穿在整章之中。在数轴教学之后，就引出了“在数轴上表示的两个数，右边的数总比左边的数大”，“正数都大于0，负数都小于0，正数大于一切负数”。而两个负数比大小的全过程单独地放在绝对值教学之后解决。教师在教学中应把握住这个逐级渗透的原则，既使这一章节的重点突出，难点分散；又向学生渗透了形数结合的思想，学生易于接受。

在渗透数学思想、方法的过程中，教师要精心设计、有机结合，要有意识地潜移默化地启发学生领悟蕴含于数学之中的种种数学思想方法，切忌生搬硬套，和盘托出，脱离实际等错误做法。比如，教学二次不等式解集时结合二次函数图象来理解和记忆，总结归纳出解集在“两根之间”、“两根之外”，利用形数结合方法，从而比较顺利地完成新旧知识的过渡。

2、训练“方法”，理解“思想”。数学思想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方法也有难有易。因此，必须分层次地进行渗透和教学。这就需要教师全面地熟悉初中三个年级的教材，钻研教材，努力挖掘教材中进行数学思想、方法渗透的各种因素，对这些知识从思想方法的角度作认真分析，按照初中三个年级不同的年龄特征、知识掌握的程度、认知能力、理解能力和可接受性能力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分层次地贯彻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如在教学同底数幂的乘法时，引导学生先研究底数、指数为具体数的同底数幂的运算方法和运算结果，从而归纳出一般方法，在得出用a表示底数，用m、n表示指数的一般法则以后，再要求学生应用一般法则来指导具体的运算。在整个教学中，教师分层次地渗透了归纳和演绎的数学方法，对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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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倦怠

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德育发展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然则现在的很多大学生并不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的内容包括哪些，我国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地变更，直至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课程体系，主要包括《基本原理概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代史纲要》四门必修课和《形势与政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选修课等。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没有兴趣但是为了学分又不得不上课，从而产生倦怠。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倦怠的表现

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倦怠主要是大学生对纯粹理论性质的课程缺乏兴趣或学习动力而不得不为时之表现出来的思想倦怠和行为倦怠。对理论课没有兴趣，消极看待甚至是采取逃避的态度，逃课、旷课、课前不预习、上课不听讲、下课不复习、拼凑作业、考前突击背一背等行为。刘驾云老师曾对安徽省内三所高校的学生针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识状况、学习兴趣以及学习动机做了调查。其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开设的必要，对自身的发展没有帮助，而且有兴趣的学生更是少之又少。而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动机中“学分”是主要因素，还有一部分学生则是为了研究生、教师和公务员等考试。从刘老师的这份调查中可以看出学生的学多是被动性学习，缺乏主观兴趣和主动性，甚至可以说动机有些偏差，可见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倦怠之严重。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倦怠的原因

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倦怠不仅会影响学生的身心发展，长期的厌倦心理还会连带的排斥对其他学科学习。其次，大学生的学习倦怠还会挫伤教师上课的积极性，教师在课堂中得不到满足感和成就感，慢慢会丧失教学热情，就会减少对新的教学方式的探索，甚至可能会产生教学倦怠。最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倦怠不利于“四有”新人的建设。曾有人说过，一个人如果体育不好，那就是“废品”，学习不好，是“残次品”，若德育不好，那就是“危险品”了。所以解决思想政治倦怠问题刻不容缓，要解决问题首先要明确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存在认识误区。

学生普遍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古板，找不到兴趣点。很难做到上课认真听讲，而且课后根本不想看有关的书籍，甚至有些动机偏差。大多数学生认为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只对考研究生或者公务员等才有些许作用，而对以后的其他工作并没有什么用，尤其是在理工类，艺术类学生中，这种想法更显著。现在学生大多只重视实用性课程，而思想政治理论课缺乏实用性和启发性使学生更加不重视这门课程，甚至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必修中的辅导课。

（二）教师的教学方法落后，缺乏有效沟通。

当然，教师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中占着相当大的地位。而在刘驾云教授的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出，学生缺乏学习兴趣的原因中教师的教学方式陈旧，落后，枯燥占一定的比重。一些老师较多重视科研而有些忽略授课，不注重教学方式的革新，并且在授课过程中与学生的交流少，课堂纪律差，甚至有的老师只是要求学生保持安静，至于学生是睡觉还是玩手机并不在意，这些都会引起学生的倦怠。老师只是在完成教学任务，并没有挖掘深层及的原因，不能使学生感同身受。

（三）家庭的环境作用弱化，不能积极影响。

杜威说：“教育即生活。”所以理论教学应与各种生活各种环境有良性的互动。家庭对学生的影响是逐渐的渗透的，是深远持久的，是不可替代的。而现在的教学现状中家庭对学生教育的良性作用正在弱化。比如，家长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不重视、只重主科，忽视副科等态度直接会影响到子女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态度。而在调查中发现在家庭中国并不是人人都关注时事，大多是男性关注时事新闻，女性大多关注娱乐等，这也使子女缺少对思想政治理论的关注和兴趣，从而容易在理论课上出现倦怠现象。

（四）校园教育主阵地丧失，学习氛围不理想。

学校是对大学生进行教育的主阵地，很多同学反映，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的校风和班风都不浓郁，大学生在平时很少阅读思想政治相关的书籍，只是考前学霸，本着60分万岁的想法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而且，现在的网络科技非常发达，一些网红、关系户的说法更引起青少年的叛逆心理，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是空谈社会主义，并没有什么用。学校教育主阵地的弱化，使大学生并没有接受很好的思想政治教育。

三、改善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倦怠的措施

调查显示，学生并不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而是会根据自己的兴趣或者实用性有选择地接受。而且新颖的教学方式，轻松有趣的课堂氛围，良好的校园环境都会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所以要改善倦怠的现状，应从这三方面入手。首先，大学生是受教育的主体，所以大学生自身的因素是引起倦怠的根源。大学生应用理论武装自己，切记盲目跟风，要有自己判断正误的能力，化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提高学习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其次，教师是受教育者的引导者，所以提高教师素质是解决倦怠问题的关键。教育专家武宏伟说：“一个好校长便是一所好学校，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教师在授课时应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加强与学生的沟通，允许学生讨论，并且用多样的教学方式，引起学生的思考和兴趣。最后，引起倦怠问题的内因是根本，但是也不能忽视外因即环境。学校应最大程度的为学生提供更加公正合理的平台。大班教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学生的积极性和注意力，应改大班教学为应材施教。学校净化校园环境，不能只是场上抓考风，还应场下严抓纪律，改变考前学霸，缩印答案等现象。

【参考文献】

［1］武志宏．任命校长要科学民主［J］．教书育人校长参考，2009，09．

［2］彭．建设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思想政治理论课［J］．光明日报，2014，12．

篇8

历史是一门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它既是它的自身，又是自身的对象，它虽然与哲学似乎完全不同，但它所具有的反思性质即它自身的超越却与哲学无异。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它具有超文化性，从而为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的比较提供一个共同的研究平台，历史的自身、历史的重写、历史研究、对重写历史与研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的反思即是性质上的同一，又是形式的同构，它暗示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存在的共同基础，历史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所达到的深度可以把中西哲学带到了一种互补的境界。

一、历史与哲学

历史总是多重意义的：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成为了现在的历史事实——这首先是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的历史，然后是指包括文化遗迹和史料中的历史，再就是由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这就是一般意义的被表达的历史，最后是有关历史理论包括关于历史研究，史学观点和方法、关于历史的哲学思想等等，但这一切最终也是都是历史即人类自身的历史。

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过去的存在比现在的存在更令人困惑，在哲学上更加困难，比如海德格尔(1889-1976)对存在与时间的描述就给读者一种梦境中的挣扎般的印象，但是，虽然时间意义的存在问题如此困难，但至少现在的存在在理性的思想中却是确实的，笛卡儿（1596-1650）说：“我思故我在。”现在的存在因理性的思想而被自觉，或者说在理性的思想中因自觉而被证实，这句话是人类理性的自我意识最终从朦胧时代挣脱的句号，也是人类自身存在的理性自觉自身开始的问号，它宣告了人类从历史的觉醒进入到了思想自觉的时代。

对于历史来说，这意味着历史的真正意义不能离开历史的时间性本质，但是过去总是以被表达的重写方式成为有意义的历史，因此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相信有两种历史，基于时间的过去的历史即历史的存在和基于表达的历史即被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或称之为现在中的历史，他们留下了过去的存在问题去折磨哲学家们,但是他们并不能逃脱历史哲学，因为基于时间的历史最终包括了现在，人们无法区别存在在历史时间之中的现在与在现在之中的历史存在，它的最高形式就是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在现实思想中的历史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是历史的反思或反思的历史，这种历史存在的超越同时性是历史和历史哲学所透露的世界最重要的秘密之一。

人类的历史从不自觉的自身开始经过历史表达的自觉而趋向自觉的历史哲学，这正是人类自觉的一个组成部份，历史的特殊性正在这里，它即是历史的自身，同时又是历史的表达与反思，一方面，作为历史与历史的反思，它们在时间上具有同时性意义，即历史与历史反思的同一；另一方面，作为被表达的历史与对被表达的历史的反思，它们总是以相同的表达的方式实现的，即具有形式的同构性，历史的自身是这样，历史的反思也是这样，因此历史和历史的反思在同一中进行，在同构中重演，人们总是反复地重新理解、思考历史。或许有无数的具体的历史，有千百万历史学中的历史，但无论是时间意义的过去的历史还是表达或被表达的历史的过去，它们具有终级的一致性，否则就没有历史。——这也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一种哲学，即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主要是关于对历史的本质的认识和对历史学的反思，它同样基于两个层次水平，第一是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或作为部份的整体而研究它的原因趋势，简单地说；历史为什么？它是历史哲学中的历史本体论，与以往的用某种观念来解释历史的哲学思想不同，现代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企图从历史的自身寻找答案而形成某种历史理论，即思辩的历史哲学。第二是把对历史的研究、重写、解释的本身的观点和方法看作为历史的自身，甚至看成是历史唯一有决定意义的部份，它实际上企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历史是什么？这时它就成为了历史哲学中的历史认识论，即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不等同于哲学，富有历史精神的中国哲学也不等同于历史哲学或者有一种中国历史哲学，历史哲学从历史表达和对历史的研究中抽象出自己，而中国思想是历史自身的抽象与本质（参见“论中国思想”），因此历史哲学是超越于历史的史学理论，而中国思想是源于历史本质的中国哲学，正是历史自身本质的超越同一性使中国思想成为与西方传统哲学相对照的哲学思想。虽然中国与西方的历史与史观千差万别，它们在历史反思的意义上却是相同的，即历史的反思与反思的历史的互补一致性，历史哲学所提供的思想不仅仅是历史的，也是广义文化意义的，同时又是哲学的，这也正是历史多重性的本义。

二、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西方的历史发端于古希腊的英雄史诗，虽然有大量的考古和研究表明这些史诗有一定的事实的真实性，但那不看作严格的历史，这不仅仅是因为其中混合着大量的神话因素和艺术的想象，而是因为这些人物和事件不具有贯穿于整个历史中的真实性即历史时间意义上的因果性。历史的真实在最终的意义上基于时间，这不仅仅是指编年史中的时间，而是隐藏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背后的历史的必然性，如果没有这种必然性，历史就是偶然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的一个可怕的直接推论就是现在的一切也是偶然的，世界因而将失去意义，这个推论至少与现在是真实的事实相悖，如果我们承认现在的真实即是历史的必然的话，历史就具有因果性本质。但历史自身总是隐藏在缤纷繁复的偶然性之中，为了捕捉和认识到历史中的因果性，西方的历史和历史学家实际上一直在书写着伴随整个西方历史的史外史。

古希腊的史诗就是英雄史诗，史诗中所表现的英雄的特质就是个性或个性化的人性，他们从自己的处境和环境中造就自己，突出自己，以自己的行为表现个性，但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精神，因为英雄是从他人中区别自己，而社会承认和崇尚个性荣誉，这是一种隐藏在个人和事件的偶然性背后的社会的严肃性，它是西方文化精神本质的真正源头，它一但产生，便不会湮灭，它因形式关系而永真，一方面，它体现为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形成了社会意识和价值，另一方面，个性化与自我中心成为了社会文化的主流，不断地追求自我，创造自我，但又不断地失去自我，这就是西方文化的动力之源。尽管西方文化在历史上续灭交替，但西方文化却在形式关系中新陈代谢，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典型的西方社会形态和主流文化，甚至对英雄崇拜也一直延续到今天，从史诗中的英雄、中世纪的贵族与骑士、资本创业的大亨，一直到今天的媒体中明星，这不是在时间中的延续，而是形式的同构更新。

这种形式同构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环境是人类的化生本源，也是生存活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这样也就成为了对立于自然的个性人性的表现的舞台，在西方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奋斗主要地是为了展示积极的对立性的人性，即对自然的主动挑战精神，这种人性植根于与肉体和物质环境的征服与争夺，表现一种占有的欲望、冲动与冒险行为，在夺取物质与能量的奋斗中实现自我，比如希腊神话中寻找金羊毛的亚尔古船的英雄的远航和荷马史诗中奥德赛的长期的漂泊旅行就充满了这种对自然的冒险和挑战精神，正是在这种冒险经历中才显现个性的英雄，因此这种个性的人性并不同一于自然的本质，而是对立于自然，外在于自然，它的本质表深刻地现为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所以希腊史诗中的英雄总是处在神的庇护下或是自身具有混合的神性，因此史诗虽然是混合着神话的历史的传说，但正为它包含的这种外在的超越性而具有文化传统的严肃意义，并且把这种传统植入了西方文化的本质。

希腊的古典悲剧所反映的正是这这种文化精神，它们基于人与人，人与环境，最终是人与历史的冲突，不是冲突在历史中的生成与解决，而是冲突的再现，即冲突在历史中的永恒性，这就意味着必然性的反面——不确定性，历史的因果性被毁灭了，这就是历史悲剧的最深刻的本质。悲剧主人公遭受的磨难，人性的弱点和缺陷，甚至偶然的遭遇与不幸，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冲突的必然，它表现为人物与事件的偶然性与浪漫性，从而使历史首先以艺术形式出现，西方历史天生地具有一种艺术素质，正来源于此，是历史中的这种个性化的人性与冲突的反复再现而使历史富有艺术的素质，它成为了西方历史与西方文化中最富人性的一面。正是冲突的永恒性而成为历史性，使历史首先以艺术的形式而被表现，并将这种特质带入了西方历史`。

但是中国的历史与此不同，中国历史的时间性和必然性融化在历史本身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历史自身就体现为历史内在的时间即历史的连续性，这儿没有对历史的外在超越，几乎没有浪漫性因而也没有浪漫性背后的偶然性，中国历史起源上几乎不存在超越于历史自身过程之外的英雄和史诗，中国古代文化中即没有系统的神话和神系，后来也没有产生超越世俗的宗教之神，承继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儒家文化之所以没有成为宗教，正是因为它内在于历史而不是超越于历史之外，它没有超越的神性本质。“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怪、力、是自然中偶然性和个性的事物，乱是社会中的历史逆流，神是超越的存在，儒家文化即不是由它们产生，也不会存有与它们的对立的关系，儒家文化缺乏个性精神也正是源于缺乏这种二元化的对立关系，历史的承续就是它的自身，它因历史而延续，它的延期续也就是历史，它赋予中国文化以一种源于历史自身本质的大统一精神，它也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沉重的负面影响。历史自身的连续性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它造就了历史，也造就了与自身同一的反思精神——中国哲学即中国思想。

三、觉醒的历史

如果说希腊神话和史诗不自觉地表现了西方的基本人文者精神，那么希腊的早期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Herodotus~484-424B.C.)、修西底斯(Thucydides~460-395B.C.)等等就是自觉地去表现这种精神，希腊人视荷马为真实的英雄，因为他英雄式地表达了历史，对神性不自觉的表达在早期希腊历史中变为了自觉的历史表达，西方的历史就是始于这种对历史表达的自觉。希腊的早期历史学家不是像中国古代史官一样以自身方式参入了历史，而是以对历史的道德责任和自身的艺术气质重写历史，对历史的忠实的再记录使历史成为被表达的历史，历史的真实由历史学家的表达的忠实保证，这种忠实是现在对过去的回忆，是一种真实的关系和关系的真实。但是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终于在中世纪再次成为了超越的神性文化，历史表达成为了神学的表达，人性变成了裸的神性，漫长的中世纪以神性的自觉代替了人性的不自觉。文艺复兴是个性的人性的再次复兴，理性的启蒙也是对历史的再次自觉，它使历史处于一种理性的全面审查的眼光下，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1694-1778)等同时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们为历史导入了哲学思想，在历史、人性和社会的关系中寻求对历史的理性解释和再认识，但是哲学观念随之也被输入了历史，历史成为了哲学观念的表达，哲学与历史哲学相互交织，几乎是一同兴灭。19世纪的史学借助于科学思想而成为一门真正的历史学科，但是历史与科学本质是不同的，当实证的史学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处理历史时，他们便把史迹和史料当成了历史自身，历史被分离和肢解，成了科学博物馆中精确的历史标本，在史学取得巨大的成就的时候，历史哲学以突然的反省而再次觉醒而进入20世纪，一方面从对实证的史学方法的反省使历史重新回到自身，再次从历史的本身中寻找历史，但不是从具体的历史中而是从整合的的历史中寻找历史的原因和动力，这就是思想辩的历史哲学；别一方面，从对历史的表达和研究的观点、方法的自觉使历史哲学进入分析的历史哲学。西方的历史就是从不自觉的表达到对历史的自觉的表达，从历史的表达到对历史的研究，进而从对历史的研究到对研究观点和方法的反思；从事件和人物到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最后成为不同文化形态的历史，最终走向对对历史表达的方法和观点自身的自觉，即历史表达和研究在自身本质上的反思，对历史在思想上的自觉最终清楚地反映在20世纪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中。

历史事实，历史的表达即重写的历史和对历史表达所据有的观点和方法的重新认识在分析意义上都要是对历史的反思，这种反思总是企图对历史的各种表达形式、观点和方法重新加以检讨，虽然现代历史哲学家已经不再援引外在的观念强加于历史而是从历史自身寻求历史的原因，但是这种历史的自身仍然只是部分的历史整合，历史哲学家的一个功绩就是从个别人、个别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中整合出了文化或文明的形态的历史，这种史学的观点和方法已经从完全是对过去历史的表达转变为在历史哲学的整合方法下对历史的分析，历史在这些观点和方法下具有形态的同构性，它们被称之为历史的同时性。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1880-1936)和汤因比(ArnoldJosephToynbee1889-1975)的历史理论被称为元历史或思辩的历史哲学，就是因为他们引入了这种整合的方法和相应的历史概念，这是一种超历史的历史，在这种研究中所有的文化或文明形态都具有超历史的相互平行性和同时代性，因而成为可以进行较、分析的研究对象。

在这种史学方法中，斯宾格勒把所有的人类历史按文化形态进行了分类，他把古典文化叫做阿波罗类型，它的特点是注重肉体和现在，忘怀内在和外在的过去，历史中的人似乎处于历史时间之外,但他们的本质是个体性的，是一种不自觉的人性个性，正是基于这个起源但与此不同，却不是与这种阿波罗型文化本质上的对立，斯宾格勒称之为浮士德型的西方文化就是一种个性的自觉，它的特点是耽于现实的个人贪欲和渴望，无休止地追求个性的自我完美而不惜代价，浮士德用自己的灵魂换取了知识和力量，这正是对西方文化的一个绝妙而深刻的写照，出卖自己的灵魂意味就着背叛自己的历史，知识和力量则象征着西方文化的本质性动力，它正是从这种背叛与对立中源源不断地产生。斯宾格勒从纷杂的具体历史中清理出了作为文化形态的历史，从而导出作为文化形态的历史变迁的过程和趋势。作为各种历史的文化形态，它有产生、生长、和消亡的过程，实际上斯宾格勒用历史的文化同构代替了历史本身，斯宾格勒由此得出了引发大量争议的西方文明的没落的悲观结论，但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不同的文化形态之间仍然存在历史的必然联系，比如我们可能看出阿波罗和浮士德型文化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基于这样一种历史变迁，就是从个性的无意识变成了个性个人的自觉，它们不是对立的文化，而是具有文化的同构的，这正说明了西方文化在形式上的承继性，因此西方文化虽然在历史时间的意义上不具有连续性，但具有形式的必然性，这正是西方文化的生命之源，它能在一次次的历史断裂和文化形态的替代中赢得自己的强大生命力，形成为世界上唯一与中国文化连续性相比照和互补的代表性文化。

汤因比进一步发展了斯宾格勒的观念，但他不是从不同文化或他称之为文明的历史关系中入手，而是企图从某个文明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存在关系中找到它们的自身的原因与动力，一个文明的存在状态决定于它应对来自它所在的内在或外在环境的挑战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是这个文明的自身创造能力，这种创造能力即因应对环境的挑战而生，也同时在改变自身与环境的应对关系，不断的挑战与应战就造成了文明的生长、消亡或停滞。汤因比把动力学引进历史形态，虽然和斯宾格勒一样对文化形态作了比较和周期性分析，但他的文明分析具有内在的生命即基于一个文化形态自身的历史，因而他避免了斯宾格勒的悲观的结论。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虽然是超历史的，但他在他的研究对象的即某一个文明形态中重新置入了时间，便它获得了自身的生命，他和斯宾格勒一样在历史引入了一种整合的研究方法和分析的观点，具有明确的哲学反思意识。

克罗齐(BenedettoCroce1866-1952)把历史归结为自身统一的精神活动，最终历史就是历史判断，即历史总是以现实的判断的活动方式被再次表达出来，这是一种分析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反思，所以他说历史即哲学，这种历史思想的观点需要一种对历史的透视。首先要把历史作为一个活着的整体过程来看待，这里即没有游离于历史自身的个人和个别事件，没有外加于历史的超验的观念，也不是实证的或科学的方法下被拼装的历史标本，而只是历史作为现实的精神活动的自身。第二，在这种观点下，历史研究相似于分析哲学，历史学家据有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面对历史，而这个过程就是对历史的判断活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历史都是现实的历史判断，历史在对历史的判断中而被表达。克罗齐将历史统一于现实的精神活动，它从黑格尔超越的历史观念和实证主义的超越的方法下把历史归还于现实的历史反思，从而在西方的传统历史中第一次实现了历史自身作为现实精神批判的统一，即历史就是作为现实的精神活动的历史哲学。

科林伍德(RobinGeorgeCollingwood1889-1943)从克罗齐的前沿出发，认为历史的原因在于人的思想，而且它总是在今天人们的思想中复活，一方面历史人物和事件总是由人的思想驱动的，我们只有了解人的行为后面的动机我们才能理解历史，所以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另一方面，现实从历史产生，因此过去浓缩在现实思想中，历史不过是在今天的思想中重演过去的思想，这意味着历史学家应当清楚自己的任务，批判地重演过去的思想。他的观点事实上是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认识论，它聚焦于现实思想与过去思想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实现于历史学家思想意识下的历史重演，因此对历史研究归根结底是对历史思想自身的认识。科林伍德实际上是在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思想自身的分析性关联这样一种深刻的认识论的问题，由于他已经意识到历史思想自身的历史性，他已经非常接近中国思想在历史反思意义上的本质。按照他的观点，历史总是由历史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下的历史重现，这实际上可以成为对中国古代史观的一种辩护，中国历史中的春秋笔法的隐与讳的不直之直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取的，但在历史自身的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它甚至能使我们能理解孔子所说的异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不是指现实道上的公平与正义，而是指历史自身必须忍受的脱化折磨，是历史成长的烦恼，历史以遗忘的方式前进，以重写的方式形成，历史的灰尘掩埋了多少历史，留下多少历史，这个比例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但这是历史对自身的超越，这也正是儒家文化从历史获得的自身的历史本质，它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影响是积极与消极双重的，也是无法避免的。沿着这个方向上的继续探索可以使历史哲学把我们最终引向纯粹哲学意义的中国思想。

四、互补的历史文化

历史哲学具有非同寻常的困难，这不仅仅是因为历史内容和历史对象是复杂的，而且是因为作为历史反思的过程自身是动态的，它始终在它的对象与确定对象的方法、观点之间犹豫难决，就是说它几乎难于确定对象但又必须有对象。比如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如果离开了它历史背景孤立地进行描述就不过像是传奇小说，但是一但要将历史背景引入，就意味着要将部份的历史与所有的历史分离开来，因此就立刻面临观点和方法性问题，历史的编纂首先要从庞杂的史料中编织出背景，不管历史学家是否意识到这点，他们的不同恰恰在于对此的自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学家会有不同的观点和方法，越是追求历史的真实性与全面性，这个问题就越是暴露出更大的困难，因为最终的历史背景就是历史自己，因此历史学最后不得不走向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反思本身。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历史总是交替着被重写，从英雄史诗到史实，从基督教史观到文艺复兴和理性启蒙，从思辩到实证，最后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即现实的历史思想的分析与批判，分析的历史哲学具有强烈的思想性，这正是因为分析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学科的方法被使用于被研究的对象，而是分析意味对研究的观点和方法的自我批判，最终它必然走向思想自身，这就与近中国思想达到了一个相同的境界，中国思想是一种哲学，它就是历史的自觉精神，它的基于现实思想，是思想在历史本质上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一方面是中国思想自身本质的不自觉的历史本质，另一方面又是一般意义的历史即所有在中国文化中表现的历史；而西方历史哲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却来自于历史学家的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想，所以历史哲学是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想在历史中的应用，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哲学反思，这样西方历史哲学最终成为了在现实意义上对历史的反思，即历史总是在今天被反思的历史，历史哲学家如克罗齐把历史等同于现实的思想，或者如科林伍德的观点，由于历史的思想已形成了历史的价值观，所以历史就是过去的思想在这种价值观下的重演，正是这样一种分析的历史哲学。与此不同，中国思想是历史在自身上的同一性超越，本质上它就是历史自己的精神反思而不是对历史的反思，它是历史的今天而不是今天的历史。分析的历史哲学在自己的方向上体现了历史与思想的一致性归宿，达到了在对历史在现实反思意义上与中国思想的一种共同境界，实际上它们基于历史自身的本质，即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超越性，这种比照揭示了中西两种文化实际存在的深刻的互补性，中西文化的区别下是这种互补性的表现。比如中国思想在历史领域的实现主要地是以文化传承的方式所表现的儒家学者即“士”个人对历史传统的认同，而西方历史哲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是以一种以历史学家个人学术水平而表现的历史观点和方法的学术思想活动，但它们都是历史反思的，通过反思而实现的历史的自觉与自觉的历史。

中国历史也是多重意义的，与西方历史不同的是，中国历史是三源同一：历史事实、历史典籍和历史文化。中国历史从开始特别是从儒家文化开始就一直是以一种历史自身的反省精神出现的，孔子处理中国第一部权威史书“春秋”就被视为中国历史也是儒家文化的典范，他视历史事实和历史记录为历史本身，因此它们是不能更改的，作为历史自身的反思他以自己的文化批判方式反省历史而不是去重新编撰历史。子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他以文字方式即笔法表现了自己的批判精神，历史在文化批判刑的意义下被诠释诠释，孔子是历史上第一个运用语言批判方法的文化诠释大师，中国语言文字的所具有精神力量正是来源于此，这种批判性源于历史自身而具有对现实的精神的震慑力量，“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腾文公下）笔法所表现的文化精神正是历史反思思想的实现方式，中国历史，中国典籍具有天生的同一性，即没有高于历史的超越观念也没有对历史对象或历史内容的实证性方法，历史就是历史自身的超越即历史反思，历史就是历史文化，同时也是表现为历史精神的中国思想的本质，中国的古代史官视历史即真理，为历史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这种崇高的历史自觉精神，它使中国文化中充满了沉重的史命感。后世的中国历史编撰虽然在史料、考证等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现代史学也吸收了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但历史精神一直是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文化精神的主流和动力。

与此不同，西方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努力地使自己成为一种超越于历史的学说，虽然近代的来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总是企图从历史的自身寻找历史的原因和趋势，拒绝来自历史之外的超越观念,但他们总又是不自觉地把新的观点和方法加于历史，无论是历史编撰还是对文化、文明的研究、或者是实证的观点、方法、价值观念，甚至是作为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自身都是对历史的外在超越，历史与历史哲学的区别只是由研究过去的历史变为现在的对历史的研究，而分析的历史哲学与一般历史哲学的区别只是由现在对的历史研究的分析变成为对现实的历史思想的分析和批判。但是历史思想总是通过现实中的人的思想而实现的，就是说历史思想和对历史的自觉的思想是一种超越的同一，正是在人的思想中历史才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本质，分析的历史哲学由于最终把历史与对历史反思思想的认同从而实现了这个本质，即历史与史观的分析的统一。

篇9

关键词： 沈从文作品 伦理美学 善与美

沈从文所描写的湘西位于湘川黔三省交界的沅水流域，这里是苗、土家、侗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也是我国古代爱国诗人屈原在《楚辞》中所描写的云中君、山鬼等所在之地。沈从文少时生活在湘西，湘西的风土人情和独特的自然景观在他脑海中有着深深的抹不去的痕迹，这久远的儿时记忆时时在他脑海深处徘徊，在这份对故乡回忆的基础之上，他在作品中，对湘西自然山水风光进行了细致刻画，对处处充盈着浓浓牧歌情趣的自然生活氛围进行了有意的渲染，对深蕴着安然处世精神的自然人生观进行了深入的提示，这些构成了他独特的审美思想与淳朴的道德观的基础。湘西别样的气候、地理环境，以及富有瑰丽色彩的荆楚文化，给美好的湘西蒙上了神秘的面纱，这里山清水秀，这里有着大自然所赋予的独特旖旎之美，这里的人情醇厚真诚，这些大致构成了沈从文的边地写作内容轮廓。细观沈从文作品，字里行间处处透露着美的色彩，处处体现着善与美两者的完美结合。

一、自然美与人性美的相映相衬

在作品中，沈从文细心描绘出了一幅幅乡野秀美的山水画，所绘人物大都生活在背景纯美的山水之中，展示了人物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鲜活生命力，也表现出了人性中那种深蕴的善，这是自然美与人性美的高度统一。沈从文笔下描写了众多的湘西人物，我们在此以辰水、沅水上的水手和山乡里的苗民为对象，这些少数民族的人们依然保持着古朴淳朴的风俗习惯，他们和汉民不同，他们没有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法制度和等级观念，他们与自然同在，人与人之间交往是赤诚的，没有尔虞我诈，纯属一片天然。

沈从文通过自己的作品表现人物的人生哀乐，反映出边地人民那种至善率真的人性美。人性是沈从文在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始终探索的东西，建构人性的小庙或展现美好的人性，也一直是沈从文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旨在着手民族道德的重建，希望能够修复拯救现代社会人性的逐渐消失及溃败。他曾经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中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在沈从文描写的众多人物形象中，青春少女形象是最为动人的。沈从文湘西小说的代表作《边城》中的翠翠，《三三》中的碾坊主人的女儿三三，以及《长河》中的夭夭，等等，她们这些天真俏丽的少女无一不散发着原始生命的美质，无一不散发着那种沁人心脾的善，无一不具有澄澈可人的美感。《边城》是优美、率真、自然、健康人生形式的深刻表现，同时也是一首道德人性美的颂歌。在这里，人与大自然和谐统一于生命完美的形态之中，作家表现了一种超越“自在”的“自为”性的人生形态。大老、二老和翠翠他们对于自由爱情的美好幻想和追求，体现了他们生命中的纯粹神性和自由意志，说明了他们是湘西古朴人性的新一代继承者。首先，沈从文在以优美的笔触描绘故事发生地“茶峒”秀丽的自然风光时，注重景致画面与人物心境的色调统一。［1］自然山水在相当程度上陶冶了人物的性情，强化了主人公道德感。在沈从文笔下，自然界中的一草一木几乎都充满灵性，作品中的景与人物既相映相衬又相互融合。“翠翠在风日里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了她且教育她”。［2］翠翠的乖巧，翠翠的朴质，翠翠的善良，在相当程度上都是秀美大自然的山水风光日夜熏陶的结果。其次，在大自然风景秀丽的背景之下，沈从文刻画了边地乡民之间友好、互助、互爱的淳朴民风。尤其在人物形象翠翠的爷爷身上充溢着厚道淳朴的人性美，他对待钱财的态度和他为人处事的方式，都体现了中华民族世代继承下来的传统美德。本地首富船总顺顺，也没有高人一等的傲气，处处显示着豪爽、仁厚的淳朴品格。在沈从文所描写的边地，人与人之间仿佛没有地位等级的差异，没有位尊位卑，更没有钩心斗角，所见到处都是助人为乐、淳朴善良的人物形象。在《边城》之中，沈从文想传达的其实是一种世俗生活中的人类本性之美，这种美不是存在于乌托邦之中，而是一种对平淡世俗生活的积极肯定。

二、道德与生命美

道德在更高一级层次上体现了人性在社会生活中的进一步延展。道德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也是人类个体的心灵律令，它体现了人性与生命之间的一种渗透与交融。

沈从文是一个非常关注生命的作家。他描写的这个仿佛与世隔绝的湘西世界，给我们展示了一种健康率真的生命形态，这里处处体现出了一种生命对美的强烈追求。首先，沈从文非常赞美“生命的力”，认为人生有两种对立的形式：一类是生命，一类是生活。其次，他认为“生命”的基本属性是对抽象的“爱”与“美”的执著追求［3］。在沈从文所有的小说中，爱几乎都是永恒不变的主题，贯穿于作品的始终。什么是爱呢？爱是自身必须具有爱的能力，有一颗善爱感恩的心；爱是对他人的给予，爱是一种真诚的奉献，爱也是一种牺牲；爱是生命的支柱，爱越强，生命力越旺，就越能体现一种生命的美，若没有爱，人类的生命将是一片黯淡。

篇10

1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立法不足

我国的《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作为宣言性立法，缺乏实践性和可诉性；而《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又给高校过于广阔的空间，导致在对学生进行处理时偏向于主观判断而缺乏法律依据。同时高校中存在的法制不统一的情况也严重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规范性，这种随意既会造成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活动的不规范，同时也浪费了管理资源。

2在违纪学生的处理中未能保证全程法制化

首先是一些管理者没有充分重视起事前预警的作用，对大学生的法律知识教育做的不到位，以至于出现了违法违纪事件。其次是在处理违纪的学生时，没有接受监督并且及时听取申辩，导致处理结果不够公正，很多高校的思政管理者在观念上仍然未能转变，没有倾听学生的声音，调查事件中不能保证证据确凿、事实清楚，处理的过程也没有公开并接受监督，所以很难保证公正和公平。并且在处理结束后也没有及时地对学生进行疏导、教育和关怀，可能会导致部分被处分的学生产生消极心理，变得自卑甚至产生厌世情绪或者报复心理，使得事态进一步扩大化。

二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法制化的对策

1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法制建设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领域，在管理规章制度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内容违法、制定程序不规范、解释混乱等。想要真正建立健全教育法制就要从以下四个原则出发：保持教育法制内部的一致性、稳定性、统一性以及实体和程序并重的原则。首先是完善教育法体系，符合立法的规律以及时代的要求，保持内容和形式的一致，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有法可依，同时做好教育立法的协调和领导工作。对于学校内部的各种规范性文件，不符合法律规范的坚决修改或废除，合法的可以作为法律法规的延伸而存在；这些规范性文件要秉承科学严谨的态度，严肃执行，不可朝令夕改，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行动制定一个规范。其次是完善教育法的监督，来消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包括人民法院的法律监督以及社会组织、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使其真正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2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法制

环境良好的社会环境可以帮助我们形成健康的思想政治品德，高校的法制环境对于学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一个强调公平与秩序的法治环境可以更好地保障学生健康成长并发挥出自身的创造性；而健全的制度可以更好的树立起法律的权威，通过依法管理学生来营造出一种“法律至上”的氛围，当学生对法治有了肯定的态度后，自然就会信任法律、遵守法律，这在无形中增强了大学生的法制观念，提升了其法律意识。这就要求高校从客观环境和精神环境两方面积极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客观环境来说是要提高管理以及综合治理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来保持校园环境的安全、稳定以及和谐；从精神环境来说就是要建设良好的校风，提升校园文化品位，更好地维护大学生的权益并且保证大学生思想政治管理教育工作顺利进行下去，只有这两方面都做好了，才能真正建立起适合国家未来人才培养的育人环境。同时高校还应该积极的加强法治的宣传与教育，对教师进行法律法规方面的岗前培训，通过讲解学生管理案例来提高教师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水平；对于学生可以通过开设选修课程，例如《教育法概论》或是《教育行政法》，还可以通过校园网或者报纸、宣传栏等进行宣传；还可以采用座谈会或者知识竞赛等形式来加强师生、生生之间的交流与学习。

3对思想政治教育管理

队伍进行管理法治理念方、面的教育教育者自身也是需要教育的，管理者的管理水平和法律意识都影响了其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法制化水平。首先，要让管理者对各项学生管理的法律法规都有所了解并且熟练运用。其次，是让管理者认识到法律不仅是一种制度和工具，更是一种理想信念和文化力量；再次是大学生思想政治管理者需要转变管理理念，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真正做到依法管理。最后，是在工作中要严格依法管理，不能因为自己的主观情感而侵犯学生的权利，在对学生进行各种评选中要保持公平、公正、公开，对于学生的管理要以教育为先，严格管理的同时慎用处分。学生不仅仅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活动中的教育管理对象，更是整个高校的主体，学校应该改变以往重管理而轻服务的模式，真正做到一切为了学生；而学生也不应该继续沉默下去，当自身权力受到侵害时，应该主动拿起法律武器进行维权。高等学校作为行政主体，应该充分尊重学生，为他们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和服务，将教育管理的重心向学生主体方向进行转移，从而更好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从而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以学生为本”这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则，既是时代的进步所要求的，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法治化的必然结果。

4加强大学生法纪方面的教育

时展推动了素质教育的深化和改革，这是一种科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受到良好素质教育的大学生也应该拥有法律素质，守法、懂法并且可以利用法律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就人才培养方面来说，加强学生的法律素质也会对其道德素质和政治素质产生积极影响。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但是在大学时期很可能会因为受到社会上一些不正确的观念的误导而影响价值观和人生观，这时候如果高校因势利导，及时对大学生进行法律教育，就能更好地保证他们健康成才。同时很多学生法律知识的严重匮乏也会让他们受到了侵害却无法解决，我们对大学生进行各种知识教育的同时，也必须加强法律素质的培养，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能力和依法办事能力。

三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