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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价值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4 18:15:31

伦理价值

伦理价值范文篇1

[关键词]管理伦理；经济价值；企业管理

管理伦理是管理学和伦理学相互融合的产物。管理伦理要求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必须考虑社会效益，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尊重消费者权益，关注和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等。当前，我国很多企业不重视管理伦理，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意识到管理伦理的经济价值，不少经营管理人员只看到管理伦理代表的社会责任这一面，错误地认为重视管理伦理是在“务虚”，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束缚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行为。针对这种情况，本文主要阐述管理伦理的经济价值，并探索企业管理与伦理结合的具体方法。

一、管理伦理的经济价值

管理伦理不仅具有社会价值、生态价值、道德价值，而且具有经济价值，主要表现为：

1．管理伦理可以提高管理效率

“经济人”假设认为，人的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利益，企业在经营管理中既要充分利用这一点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又要采取很多措施来防止个人利益与企业整体利益不相符可能引发的各种问题。根据委托——理论，企业可看作由一系列的委托关系构成的组织。所有者是委托人，经营者是人，同时，上级领导是委托人，下级员工是人。由于委托人与人之间激励不相容?穴利益不一致?雪、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备，委托关系会产生问题并引起由此而增加的成本。成本就是委托人采取很多管理措施来监控和限制人的活动而产生的管理成本。企业通过加强管理伦理建设工作，建立共同的价值观，提高道德修养水平，增强相互信任，可大大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

2．管理伦理可以增强产品的竞争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已经由过去的“卖方市场”变成了当前的“买方市场”，产品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胜利，除了提高产品质量和搞好售后服务外，还要注重树立企业良好的企业伦理形象。这是由于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在做购买决策的时候，不仅考虑物质需求的满足，而且越来越多地考虑精神文化和伦理方面的因素。美国学者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在生存和安全等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的人们更倾向于追求爱与归属、自尊以及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的需求。在基本的物质生活有保障后，人们更乐于接受具有社会责任感、重视消费者权益的企业的产品。当人们知道某家企业的不道德行为之后，一方面可能因对该企业产品质量及各项承诺产生疑问而拒绝购买，一方面还可能因自我道德要求而不愿购买该企业的产品以免成为不道德行为的帮凶。

3．管理伦理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视人的价值，强调“以人为本”，伦理因素在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企业对伦理规范的重视和是否按伦理规范行事对员工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根据心理契约理论，员工在与企业确定正式的劳动合同之外，还会形成自己的心理契约。员工的心理契约受很多因素的影响。除了正式合同中的条款外，企业的各种行为都是影响员工心理契约的重要因素。如果员工感觉到企业讲究社会公德，公平地对待员工，尊重员工的人格和权利，对员工负责，员工就容易形成关系型的心理契约。员工对企业的信任感、归属感和忠诚感将大大增强。员工会感觉“有责任”回报企业，自发地努力工作。在关系型心理契约下，员工将更重视与企业的长期合作关系，更愿意与企业长期共同发展，不过分看重短期物质利益。

4．管理伦理是推动企业管理发展的精神力量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管理伦理属于社会意识，它对企业管理发展具有巨大的反作用。正确的管理伦理道德的作用，必然推动管理实践的发展，从而推动企业的发展。这是因为：首先，进步的伦理道德能够为管理的变革做舆论准备，论证管理改革的合理性、科学性，批判腐朽落后的伦理道德观念，从思想理论上阐明改革的重要意义，澄清人们的模糊认识，在同错误伦理道德观念的斗争中，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提高管理实践水平。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会经济活动的空前活跃，市场需求的千变万化，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管理者面对新情况、新问题，从管理理念到管理方法都必须不断创新，更需要进步的伦理道德作为指导，予以保证。其次，伦理道德作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的组成部分，作为制定政策法规的指导思想，影响着管理法规的制定，由于不同的道德观念，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看法截然不同，会制定出完全不同的管理法规。

5．管理伦理能够为企业的发展营造良好人文环境

任何企业都是在一定环境中从事活动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管理伦理对企业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在正确的管理伦理的指导下，能够建立一个竞争有度、互助合作、积极进取的工作环境，使个人的生活、工作、事业、理想等和整个组织统一起来。任何企业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为了使企业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相一致，管理者往往使企业内部的管理伦理和社会的伦理相适应，使企业内部和外部建立一致的伦理关系而保持和社会的协调，这样，就有利于社会的全面发展。同时，当企业的管理伦理与社会伦理相一致时，也有利于企业塑造自己良好的社会形象。因为企业的行为符合社会伦理的要求，也一定符合管理伦理的要求。比如，符合企业管理伦理的“善”的行为，也是社会伦理所认同和倡导的“善”的行为，这种“善”的行为越多，对社会的感召力越大，美好的形象自然在人们的心目中树立起来，将大大有利于企业的兴盛发展。因此，良好的管理伦理是促成个人、企业、社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强有力的纽带和桥梁。二、企业实现伦理管理的方法

近年来，美国和日本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出现了一个新趋势，即无论理论界还是企业界都开始高度重视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伦理问题研究与实践，并逐步形成一个新学科——企业伦理学；同时，伦理向企业活动广泛而全面的渗透也逐渐成为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中一个新的趋势。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学经历了传统管理、科学管理和科学管理与行为科学相融合的现代管理阶段，目前已经发展到了管理伦理阶段。H·艾伦·雷蒙德博士在其《第三次浪潮中的经营管理》一书中指出，第三次浪潮型企业是未来企业成功发展的必由之路，有机式管理取代公式化管理成为第三次浪潮型企业的基本模式。而有机管理除了关心产品、组织外，特别关心伦理。因此，第三次浪潮型公司实质上就是伦理型公司。美国学者爱德华·福瑞曼和丹尼尔·R·吉尔伯特在《公司战略与公司伦理》中指出了当代管理学革命的两个前沿：第一，组织是由人组成的，而且有着复杂的价值网络。因此，管理者应采用价值管理和文化管理。第二，组织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生活在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中。他们认为，寻求卓越实际上就是寻求伦理，经营伦理一体化是正在发生的管理科学革命的关键所在，伦理经营是管理发展的一个新趋势。

企业要想真正做到伦理管理，就必须在各种管理活动中充分考虑各种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对利益相关者负起道德责任。企业道德责任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及其他活动中所应该承担的对员工、客户、社会和环境保护等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企业无论是作为人格化的社会经济组织还是作为由许多个人因共同利益有意识组合而成的群体主体，总体上都是人的有意识活动的产物，也必然结成诸种社会关系并在协调和解决这些社会关系的过程中获得自己的生存发展。因此，企业在创造自己社会关系的同时也受到这些社会关系的制约。每一种社会关系及其主体都有特定的利益和伦理要求，这就决定了企业在自己的生存发展中必然承担着特定的道德责任。

伦理管理要求企业正确处理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具体来说要做到：（1）就企业与员工的关系来说，企业应该尊重员工、爱护员工，视员工为企业的生命，努力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企业应当本着公正合理的原则，为员工提供平等的上岗就业、工资分配和接受教育、职位升迁的机会；企业应本着民主平等的原则，为员工创造自我管理企业的机会，激发员工的主人翁责任感，从而使员工尽心尽力地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努力工作。（2）就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来说，企业应当合法经营、照章纳税；应当支持政府的社会公益活动、福利事业、慈善事业，服务社会。（3）就企业与消费者的关系来说，企业应当为消费者提供质优价廉、安全、舒适和耐用的商品，满足消费者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诚信”应当成为企业为消费者服务、对消费者负责的基本价值理念。“诚信”指诚实守信，企业应为消费者提供货真价实、安全可靠的产品，不制造或销售危害消费者身心健康的假冒伪劣产品，销售中不缺斤短两、以次充好，不搞虚假广告等。（4）就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关系来说，企业与原料厂商、销售厂商之间要诚实守信、互利互惠；企业与同行之间要公平竞争、互助合作，不能靠特权和关系、地方保护主义，甚至以武力相威胁等手段强行销售自己的产品。（5）就企业与社区的关系来说，企业应当为社区提供就业机会，尤其是帮助残疾人就业，为社会排忧解难；企业应当积极参与社区的公益活动、慈善事业，救助无家可归人员，帮助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支持老少边地区发展经济，资助社区的文化、教育和体育事业等。企业与社区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企业为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所作的努力，会成为企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6）就企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来说，企业应当维护生态环境，注重可持续发展。当前，全球环境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许多企业掠夺式的发展而导致的自然资源急剧减少、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土壤退化、全球变暖等问题，不仅已经开始影响人们的生活，而且还对人类后代、非人物种的生存构成了威胁。企业作为破坏环境的“罪魁祸首”，必然要对其负责。伦理管理要求企业在解决环境问题上发挥更加主动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戴木才．管理的伦理法则[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温克勤．管理伦理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3]苏勇．管理伦理学[M]．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8．

伦理价值范文篇2

［关键词］自媒体编辑网络伦理责任价值重构

一、自媒体面临网络伦理失范的危机

伴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高度发展，新媒体技术日趋成熟。新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垄断地位，正在重新定义数字化时代的传播范式。自媒体的出现，使作为出版中心环节的编辑的工作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在这个信息传播“全民DIY”的时代，每个人都是信息传播者。通过缺少传统编辑环节审核的自媒体，人人可以随心所欲地、传播信息，导致网络伦理失范现象日益突出：“三俗”（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呈蔓延之势；“网络暴力”事件频发，侵犯他人隐私、损害当事人的名誉；虚假新闻、“标题党”内容导致信息失真、削弱媒体公信力；大众文化泛娱乐化，误导受众的阅读审美力，污染传播环境。网络伦理的失范不仅危及网络传播的正常秩序，而且将破坏社会诚信度，诱发大众文化危机，导致公共精神缺失，最终将扭曲社会主流价值观。作为大众文化的传播者、舆论的引导者，如何认清自身在网络伦理建设中的责任担当、对网络伦理进行价值重构，是自媒体时代编辑面临的紧迫任务。

二、网络伦理建设研究现状及意义

（一）网络伦理建设研究现状。伦理指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处理中的各种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后，受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影响，网络空间成为人们新的活动领域。面对各种新技术带来的挑战，“网络伦理”作为新生概念逐渐引起大众的关注。网络伦理是指人们在处理自身与网络之间的关系以及网络中人与人的关系时所应遵守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和价值追求。目前，以“网络伦理建设”为题的专门研究还不是很多，涉及网络伦理建设的研究主要有：一是从伦理学思想道德角度探索网络伦理对网民的影响。杨嵘均认为，网络伦理建设必须以保护网络空间每个公民的人格尊严为价值内核［1］。二是从传播学角度探讨网络伦理如何构建。喻国明认为，无论在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的网络伦理构建中，提升公众的网络素养、加强情感共振都是至关重要的［2］。彭兰指出，新媒体时代需要延续以往媒体人的媒介素养，将优秀的职业责任和专业价值观带入未来的媒体业［3］。三是从实务研究角度，谢新洲、赵琳以网络服务平台这一主体为视角提出对网络伦理建设的建议［4］。以上研究，无论是从伦理学角度探索网络伦理对人的影响，还是从传播学角度探究媒体与社会的关系，展示的都是宏观层面网络伦理的建设。而在实务层面除了以网络平台为视角的研究，更多的是关于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责任的探讨，对于编辑在网络伦理建设中的作用的研究相对缺乏。本文将从编辑角度探讨自媒体时代编辑在网络伦理建设中的责任担当与价值重构。（二）研究意义。根据“六度分割理论”，最多通过六个人就能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每个个体的社交范围的扩大，最后可以形成蛛网传播模式的社交网络。而每个网络用户参与者都是这一网络的组成部分。网络行为的虚拟化、数字化、匿名性不仅使得人们之间的交往范围被无限扩大，而且交往具有随机性和不确定性，更具有蝴蝶效应的强传播特质，进而交往中的伦理道德问题也更加突出。作为社会舆论的话语权，网络伦理已超越纯理论研究，成为公民素养的一部分。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给传统媒体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自媒体的出现，为我们的研究带来新问题。在“人人都是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编辑的存在价值何在？作用何在？编辑在网络伦理建设中的责任担当是什么？这一系列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笔者认为，编辑在做好自身的职业伦理建设的同时还应以引导受众成为道德建设的参与者为己任，将其纳入网络伦理建设的范畴。正如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指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要加强网络伦理、网络文明建设，发挥道德教化引导作用，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滋养网络空间、修复网络生态”［5］。这对网络伦理建设起到指引作用，也赋予了自媒体时代的编辑新的时代使命。

三、自媒体时代编辑在网络伦理建设中的责任担当

（一）重新定义自媒体时代的编辑概念。传统媒体以及涵盖了部分数字化的新媒体（除自媒体）的信息传播，其前都要经过编辑的审核，需要提前向主管行政部门申请备案，让其对内容进行审查，从而获得传播许可。传统媒体在信息前通常还要经过三审三校的内容审读、编校环节，以保证作品的内容质量和编校质量，而包括博客、微博、微信、贴吧、论坛/BBS等网络社区平台在内的自媒体，并无此流程，所传播的信息质量堪忧。自媒体不需要通过任何机构就直接面向受众，它的运营思路更倾向于输出“个人/企业品牌价值”，并围绕着打造个人/企业品牌快速地与受众拉近距离，其背后所蕴含的商业价值，所带来的社会价值观、影响力不可估量。自媒体的经营需要高度的自我规范和自我约束，失范的行为很容易带来品牌与口碑的瓦解［6］。因此，自媒体时代的传播更需要编辑的参与，重新定义自媒体时代的编辑概念实有必要。笔者认为，为适应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自媒体时代的编辑概念范畴应是包括职业编辑和自媒体平台管理者在内的复合体。职业编辑是自媒体编辑团体中的引导者，自媒体平台管理者是职业编辑的辅助者。自媒体用户在编辑团队的引领下进行内容传播。职业编辑将其职业责任和专业价值观带入自媒体，影响自媒体平台管理者，并将之和职业编辑一起纳入网络伦理建设中。如此，由职业编辑对自媒体用户传播内容进行方向指引和内容把关，由平台管理者对内部推送内容进行监管、处置，经过层层监控以保证自媒体传播积极健康的优质内容，使整个自媒体编辑复合体适应新技术的发展，重新焕发无限生机。（二）充分发挥职业编辑的“意见领袖”作用。自媒体时代，需要充分发挥职业编辑的作用，使职业编辑不仅起到“把关人”的作用，更多的应是起到“意见领袖”的作用。自媒体为“意见领袖”提供了一个积聚和互动的平台，围绕“意见领袖”形成一个舆论场，呈现全民关注的热点，达到最大限度的传播效力。如今大众已不满足于单纯的信息获取，面对铺天盖地、真假难辨的资讯，他们更需要的是见解和判断。自媒体编辑，特别是职业编辑应正确发挥意见领袖的舆论引导力。首先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是每个自媒体编辑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意见领袖”是站在舆论风口浪尖的人，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他们所说的话往往会获得大众的普遍认同和关注。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意见领袖”在很大程度上能起到厘清网络空间的风向标的作用，能对网络民意起到一定的疏导和管理作用。其次要有掌控、判析信息的能力。网络的开放性使自媒体平台充斥着各种或真或假的信息，给公众在信息获取、追求真理时带来种种困惑。这些信息提供者一方面是信息接收者，另一方面也是网络用户、信息的传播主体。如果缺乏足够的外部信息支持，不具备掌控信息的能力，将导致他们对这些信息进行甄别时难以做出准确、客观的评判。这需要编辑具备良好的专业素养，掌握在海量信息中寻找有价值的和正确的信息的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最后要有议题设置能力。网络传播空间中信息泥沙俱下，多元价值观相互博弈。随着自媒体技术的发展，享有媒体话语权的主体不再限于传统的官方媒体，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网络舆论优势地位有被逐渐弱化的趋势。大众更加关注“说什么”，而不再是“谁来说”。因此，一个成功的议题设置能有效疏导和引导网络用户探寻真相，发现正确的、有价值的信息。通过设置话题让网民聚焦，同时开展思想传播工作，以达到意识形态宣传的效果［7］，从而掌握网络空间舆论主导权，保证社会主流价值观在网络舆论空间占有优势地位。（三）强化自媒体平台管理者的责任和义务。在自媒体编辑复合体中，自媒体平台管理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专业素养相对较高，如果经过严格的业务培训，也容易达到较为专业的平台监管水平。面对庞大的自媒体传播主体（自媒体用户），因为他们各自受教育程度、工作生活背景的不同，用户的自媒体传播能力参差不齐，这就需要网络平台对自媒体的传播起到过滤、监控的辅助作用。网络平台管理者应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优势，采取人工检测法，人工浏览网页、论坛、贴吧等，检测海量信息，清理敏感、违规信息；采取搜索引擎监控法，运用相关程序，通过系统检测核心词、关键词，检测相关网页信息；采用文本挖掘、信息处理技术，发现追踪热点信息，并发现其规律；采用量化分析法，将搜集的海量数据通过数理模型统计、分析，掌握舆情。通过以上方法监控、净化网络环境，强化自媒体平台管理者的责任和义务，使平台管理者起到辅助职业编辑把关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传统媒体的编辑流程和新媒体的传播流程并不矛盾，而是可以兼容并包。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带来海量信息，同时也带来良莠不齐的价值观内容，我们需要选择性接收。平台管理者应借鉴传统媒体编辑“三审三校”“印前审读”制度，依靠互联网技术设置专业人员对平台的内容进行文字检查，定期接受传统文字编辑的专业培训，增强网络文字处理能力。如此，可强化自媒体平台管理者的责任和义务，为职业编辑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助力加速。

四、网络伦理建设的价值重构

伦理价值范文篇3

【关键词】：现代刑法刑法伦理价值属性

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律与伦理通常有着严格区别，不少学者主张将刑法与伦理区分，各自调整自己的所属区域，这其实是割裂了刑法与伦理的联系，可能使刑法孤立化、呆滞化，并不能很好的体现刑法的价值属性，也弱化了刑法在当代社会中应当发挥的作用，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实现理想的和谐社会。

伦理是最为稳定、持久和基础的一部分道德，是人与人之间处理事务与满足自身的基本行为准则，其载体是绝大多数民众的善恶共识[①]。刑法是规定犯罪及其法律后果（主要是刑罚）的法律规范的综合。[②]刑法只规制犯罪行为的特定性，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对严重违背社会伦理行为的制裁，与此同时，刑法通过使用刑罚这一最严厉的强制方法保护人身的、经济的、财产的、婚姻家庭的、社会秩序等多方面的法益，因此，刑法成为最具伦理性的法律。

刑法的制定与适用并不能完全脱离伦理的指导，刑法只惩治那些最为严重的犯罪行为，也只对犯罪行为动用刑法制裁[③]，这恰恰是因为犯罪行为违反了人类所能坚守的底线——伦理，只有尊重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念和情感选择，以常识、常理、常情为刑法立法、刑事司法的指导思想，才能强化社会公众对刑法规范的亲近感和认同感，使人们尊重并信仰刑法。

一、现代中国刑法困境

中国的刑法思想源远流长，刑事制度也相当发达，及至到了现代社会，中国刑法的许多特有的东西仍可为世界的宝贵财富，有待我们共同研究和重视。但由于现代社会出现了诸多人们所未曾预料到的新变化，刑法所要应对的问题越来越多，及至走入困境。

最近几十年，各国刑事法律管辖领域与范围不断扩展，中国自1979年制定刑法典以来，相继出台多项单行刑事法律法规并有大量司法解释，1997年全面修订了刑法典，一直适用至今，其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惩治犯罪的需要，先后通过了一个决定和七个刑法修正案，对刑法进行修改、补充。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拟对刑法作出第八次修改，并已于2010年8月23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我国刑事法律法规数量已相当巨大。

尽管刑法规范不断膨胀，刑罚适用量也不断增加，但我国的犯罪率却仍然居高不下，据中国社科院的2010年《法治蓝皮书》显示，2001年以来中国犯罪率首次出现增长，2009年1月到10月，我国刑事案件数增幅在10%以上，治安案件数增幅达20%左右，犯罪对我国形成的威胁日益严峻。另据司法部副部长胡泽君在《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有关问题的说明》中指出：我国现有监狱700余所，能容纳犯人100万人左右，每年除监狱建设外，需210亿元的监狱运转费用。由此可见犯罪数量的增多，打击力度的增强并未有效抑制犯罪。

刑事犯罪数量激增的同时，犯罪种类也呈现新的特征[④]，从罪种结构特征来看，传统盗窃、抢劫、诈骗等财产犯罪仍处于稳固态势，多发性暴力犯罪、新型犯罪增多，、、色情犯罪呈泛滥态势；从现阶段犯罪的成员结构特征来看，农民和无业人员居于犯罪人群的多数，女性犯罪呈上升趋势，自杀和精神病人犯罪增多，单位犯罪日益严重，以及青少年犯罪所占比例仍然较高；从现阶段犯罪的方式特征来看，犯罪的机动性不断增强，跨区域犯罪突出，有组织犯罪数量增多，危害日益增大，犯罪智能化程度也明显提高。

所有上述列举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必须关注的社会问题，比如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及涉及道德谴责而法律非能诘难的行为都是困扰现代中国刑法的因素，立法者在制定刑法和司法者在具体司法适用时亦须努力解决。

二、法律与伦理

关于法律与伦理的关系，一般把其界定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认为由于某些道德规范往往具有法律效力，因此道德具有法律性，另一方面法律也体现着一定的道德精神，即法律具有道德性。二者的差异表现在：(1)产生条件与存在的历史阶段不同:法律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出现,也会伴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而道德的产生早于法律,且与人类社会相始终。(2)道德调整的范围比法律宽广。(3)归属范畴上:法律属于制度范畴，道德属于精神范畴。(4)表现形式上:法律较明确、肯定、严密,而道德则比较笼统、模糊、多元。(5)调控手段上:法律主要依靠他律；道德主要依靠自律。[⑤]

本文所指的伦理，不等同于一般的道德，“道德”同更早的环节即“形式法”都是抽象的东西，只有“伦理”才是它们的真理，因而“伦理”比“道德”要高，“道德”是主观的，而“伦理”是在它概念中的抽象的客观一直和同样抽象的个人主观意志的统一。[⑥]

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的感觉、观念和原则的总和。[⑦]伦理是最为抽象、肯定和持久的道德，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人群有着不同的需要，因此有着不同的认识，具体交往时所奉行的道德，必然具有时代性；从空间而言，不同地域的人们需要不同，自然形成的是非善恶也有所差异，而伦理是最为基本的道德，诸如对生命的保护，对家庭利益的保护，对所有权或者某些精神领域的权利的保护。

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做后盾的道德，是道德的产物。国家所制定的法律必须遵循大多数人的基础道德理念——伦理。人的基本欲求是希望能够满足自己所需要的利益，当人类以群体形式出现时，该目的的实现就必须要求有稳定、和谐的外在秩序，如此才能在有限的社会资源中分配到各自所能获得的最大利益，法律的产生正是为了解决该类问题，否则只有少数人的愿望得到满足，必然会遭到大多数人的批判与反抗。

伦理应当是处于实在法之上的，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更高级的法，是所有实在法的基础。法律的基本价值，必为伦理所重点关注，这是不可逆的，包括刑法在内的任何法律，只要是以减少人类痛苦，增进人类幸福为目标，就不得违背伦理要求。[⑧]

三、刑法的伦理价值

一般认为，“法的价值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与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统一于法作为客体对于其主体——人的意义，是不同层面而又彼此互动的两个价值层次。”[⑨]法律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秩序和正义上，“在法律的秩序要素同促进人际关系正义的法律安排的作用之间仍然存在着诸多要素的联系与重叠交叉现象。”[⑩]秩序表现为法律制度的形式结构，正义表现法律制度的实质目的，正义之目的中又包含自由、平等、安全、共同福利等更为具体的目的。

对刑法价值的定义，学界有认为自由、秩序、公正、效率等，但自由本身是公正的议题；秩序是任何法律所固有的属性；法律的公正具有多样性；效率蕴含于公正的本义之中。由此，刑法的价值标准核心在于“公正”。公正的具体思想内容，是指正当、合理的具体社会思想内容，即具体的公正观。观念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与特定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就个别来说它又渗透着阐释者自身特有的信念。[11]一个社会的历史背景和诸多人的信念均与人类所共同遵守的伦理相关，所以本文所述的刑法伦理价值实是建构公正信念的基础。

刑法是调整国家与个人、社会和个人之间关系的法律，其调整范围较其他部门法更为广泛，调整对象的整体性与法定性均与伦理的诸多属性重合。刑法并不单独保障某个人的法益，而是以国家强制力保障整体性的社会关系，行为人的犯罪行为侵犯他人、集体或者国家的法益受到刑法的制裁，也是违反基本的伦理道德观念应受到的非难，只不过在刑法产生之前可能只通过道德的谴责或者其他的民事制裁来非难该行为人，但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刑法的出台，使用刑罚手段制裁犯罪行为恰是伦理的要求，这也证实了刑法的伦理属性。

同时，刑法的伦理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刑法的经济效益。刑法作为一种上层建筑，也是通过人们构建形成的，必然体现一定的效益精神，合理的刑法必定符合效益原则，否则其根本没有设立的必要。刑法虽不是人们所渴求的东西，但是任何国家、社会或个人为获得某一更高、更好的目标，又必须要拥有、运用刑法。刑法的成本包括国家设立刑法自身的成本，实现刑法的成本、刑法的机会成本以及不必要的代价。[12]合乎伦理是刑法取得良好守法效益的前提，也是取得良好司法效果的保障，同时对于克服现有刑法的缺陷，改革完善刑事立法、司法提供正确的方向。

当然，刑法的伦理价值应当体现和满足一般社会伦理的要求，与一般社会伦理保持高度的一致。所谓一般社会伦理[13]，即社会普遍的伦理，其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1）国际法律文件中的基本伦理要求。如尊重和保障人权，禁止酷刑，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实行人道主义处遇，国家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其罪，国家必须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效行使辩护权等等。（2）传统伦理中与现实社会发展方向相一致的伦理原则。如和为贵，仁爱，悯老恤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际伦理；诚信待人、童叟无欺的商业伦理；爱国爱民，政教以德礼为本、以刑罚为用的政治伦理；亲亲相隐的立法和司法伦理等等。（3）法治原则所要求的政治伦理，如法律至上。

四、刑法的立法与司法伦理考察

前文述及现代我国刑法所面临的困境，包括刑法规范的膨胀、刑事案件的增多和犯罪种类的扩大，以及刑法效能的低下等方面。考察我国现行刑法的立法与司法，可以窥见当前我国刑法的伦理性欠缺，或可通过解决该系列问题以完善刑法，使我们走出危机。

（一）、当前我国刑法立法的伦理考察

现今刑法从程序和实体上均有体现刑法的伦理价值，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该条是基于保障人权与维护社会正义理念的“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是程序上的基本性规定。

从实体而言，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同时，国家为体现对青少年的照顾，还专门制定了青少年犯罪及预防方面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一些特殊弱势群体，刑法也给予了一定的伦理关爱，如对于患有严重疾病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服刑人员可以适用保外就医。对于盲、聋、哑，或又聋又哑的人违反刑法时，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对于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

其他在定罪量刑过程中的一些规定也体现了刑法的伦理价值，如量刑情节、主观过错程度、是否过失等等，如刑法第十五条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但长期以来我们在探索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以法律移植作为主要途径，较少考虑稳固于人们心中的伦理信念，因此现行刑法中尚有部分脱离了伦理要求，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1）行为入罪化的伦理缺失与罪刑不均衡[14]

刑法产生于特定的善恶观念之下，必然与基本道德的伦理价值相适应，凡是违反刑法的行为必然违反伦理，设若出现了二者冲突的情况，必然要反思该法律的制定是否妥当。我国刑法第三百零五条规定的伪证罪，第三百零七条规定的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第三百一十条规定的窝藏、包庇罪，都把犯罪分子的近亲属包括在内，与中国传统的“亲亲相隐”伦理违背，现今刑法不作细致区分，一律对等对待，可能导致公众认为的不公平。“市场经济社会仍是人的社会，仍有不变的亲情，法律必须维护人类的亲情，必须体现现代民主社会的人格独立、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15]

（2）刑罚种类及适用的伦理缺失

我国刑事立法以自由刑为主，通过剥夺犯罪分子的自由达到惩处教育犯罪者的目的，并对普通公众产生一定的威慑力。但以监狱执行为主的自由刑也有诸多弊端，罪犯被判处徒刑，与社会隔离，丧失了社会化的基本条件和环境，不利于犯罪分子的改造，出狱后再犯可能性很大。人的社会化应当是个人发展的基础，尊重每一个人人格的全面发展也应是我们所信奉的伦理，现代社会以行刑社会化、非监禁化为特征的非监禁刑已逐渐取代监禁刑，成为刑罚制度改革发展的趋势。

（二）、当前我国刑法司法的伦理考察

司法与伦理关系尤为引人关注，法官坚持公正审判，理应只遵从法律。但个案的审判更需要有高超的审判智慧，才能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过程中，伦理性的司法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中国刑事司法文明化程度也有所提高，比如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提出，《律师法》关于律师辩护言论免受追究的规定，允许被告人身穿体面服装接受审判，让被告人从离开看守所到进入法庭途中戴着头套，“刑事和解”的试行等等[16]。

据大洋网报道，郑州中院去年推行刑事和解制度，在河南全省首次轻判故意杀人[17]：一青年因谈恋爱遭女友母亲反对，怀恨在心，购买凶器和安眠药，将女友约到宾馆，迷倒女友

后将其杀死。该青年以故意杀人罪被起诉。被告积极履行民事赔偿，与被害人家属达成协议。2009年10月14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从轻判决该青年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虽然对于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适用尚有争议，但司法机关对于大部分轻微刑事案件、过失致人重伤、死亡，交通肇事案以及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已基本认可并试行，且取得较好效果。如果单纯从刑法的角度对这些案件进行定罪处罚，必然会导致包括当事人在内的普通民众对法律不信服，且法院执行，特别是财产刑和附带民事案件执行相当困难。法律的价值并不在于惩罚人，而在于教育人、改造人，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是法官审判断案的基础，但法律对通过实际行为表现悔意的犯罪分子不宽大处理，这样的法律是否合乎人性，合乎伦理？

我国刑事司法的特点——刚性有余、柔性不足和惩恶有余、扬善不足。[18]法律条文一般都是原则性规定，必须通过司法机关具体运用，机械套用刑法条文定罪处刑，或许可以达到形式上的罪责刑相适应，但实际效果未必如此。轰动全国的许霆案，广州中院一审判决许霆无期徒刑，二审改判为有期徒刑五年，很多人仍认为判的过重，但社会效果较一审明显好转。

我国刑法有其独特属性，有学者认为我国定罪机制只存在入罪机制，而无出罪机制。[19]司法者只要按照该种犯罪构成体系去评价个人行为，很少有人不被定为有罪。因此，司法方面必须加强改革，注意刑法的伦理价值属性，使已制定的刑法真正体现其立法初衷。

五、现代中国刑法立法与司法的伦理构建

（一）、刑法立法的伦理构建[20]

1、完善行为入罪化的伦理性

普通公众对刑事立法中的部分罪名十分反感，根源在于立法者将某些违法行为过度犯罪化，原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予以调整的硬是划归刑法调整。立法者立法时，要坚持刑法的谦抑态度，吸收社会伦理性因素，使所制定的刑法得到有效的实施。

对于某些为民众所公认的基本伦理，一旦违反就应当划定为罪，而不应制定过于苛刻的条文使刑法的适用变得艰难，以致纵容某些犯罪，这也同样会减弱公众对刑法的信仰。如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对于“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额五万元以上”的定为有罪，如果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销售额达到四万九千多元还不到五万元，严格依照法律规定不应为罪，但该行为显然也侵犯了国家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法益。再如国人讨论的“见死不救”罪、“醉酒驾驶”罪等等，部分已经得到立法机关的认可，也是尊重新发展的民众伦理性的体现。

2、拓宽刑罚的伦理性构建

我国刑罚以自由刑为主，刑罚的适用种类也很少，且主要是通过监狱执行，该种刑罚的设置有其必要，但过多的适用必然不合乎人道与伦理。考虑我国当前整体刑罚结构，罪刑之间不平衡的实际，在实现刑罚犯罪适用公平同时应努力采取如充实资格刑内容、完善管制刑的规定等措施，大力推行非监禁刑的适用，以减少刑罚适用的成本，提高刑罚适用的效益。

3、坚定轻刑化趋势

犯罪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产生的，单纯重刑并不能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在重刑化思想影响下，犯罪率上升，社会治安不佳，刑事立法初衷并没有实现，人们就会倾向继续加重处罚，这实际上与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相悖。因此现在全世界几乎都主张减少重刑，特别是要求废除死刑，中国于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正积极融入世界轻刑化的潮流。刑法（八）修正案拟对部分死刑罪名废除，即是刑法立法伦理的体现。

（二）、刑法司法的伦理构建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官对案件的审判必须严格准确适用法律，而不允许有太多的“自由心证”，已制定的刑法尚有缺陷，法官却不能以此为借口拒绝断案或随意断案，因为法官是民众所信服的独立审判者，他们有义务根据案件事实作出公正、合理的判决。同时我国刑法的部分条文规定比较宽松，法官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对具体的案件，法官可以结合自己对案件的看法作出相对有利或不利当事人的裁决。

伦理价值范文篇4

是人性的异化所导致的结果。道教的生态伦理思想，给人类提供了发人深省的智慧，在今天愈来愈显其独特的价值，值得认真研究。

一、问题的缘起

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人类自身所造成的。要想摆脱这种危机走出困境，还要靠人类自身的醒悟和能力去加以解决。这其中除了靠发展科学技术、调整社会结构以及对自然保护实行立法之外，还必须从价值取向的角度重新审视与检讨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在20世纪中期，人们为了珍惜和善待自己所生存的外在环境，而创造了生态伦理学这门应用学科。它试图借助道德手段来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取得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1923年德国人施韦泽在他的《文明哲学：文化与伦理学》一书中指出，由于现代技术经济实践的破坏性后果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所以应当寻找科学措施、法律措施，同时也寻找道德措施去禁止人们对自然的一些做法。人类应当从自然的全局出发来认识自己与自然交往行为的正当与否。至此．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形成。尽管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诞生于20世纪中期，但这并非意味着生态伦理思想是现代人的专利。实际人类文化的传统中，尤其是在中国老庄道家文化传统中就存在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虽然这些生态伦理思想是朴素的、直观的，但却为现代生态伦理学的萌动，做了良好的文化铺垫。

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它的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整体观念之上。通过“道”的范畴体现出来。“道”是道家哲学的核心范畴。在老子看来，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而道就是这个整体的本原。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因此，“道”是“天地之始一万物之母”。

此外，老子在将“道”视作天地万物的总根源、总法则的同时，还着重阐发了“道法自然”的思想。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地道，道法自然。”又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常自然。”在“道”家看来。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道、天、地、人都是自然而然存在着的。它生化万物，而又使万物长养，但不去主宰他们，一切听其自然。

道家的上述以“道”为本、道法自然和天地人一体的思想．其反映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上，就是把人与天地万物视作并列的关系．要求破除人类的以自我为中心主义。即：既承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又强调人与自然不应成为一种对立、紧张的关系。道家的这种人与自然关系处理的思想．实际上则潜含着一种生态伦理观念。它告诉人类应该通过热爱自然，尊重自然秩序，保护生态环境，消除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回归到人与自然融合无间的和谐状态。

二、道家生态伦理思想的主要内涵及其现代价值

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的主要内涵主要表现出以下三个方面：

1．“知常日明”与尊重自然规律。老子提出的“知常日明”的生态伦理思想是指，具有了解和把握事物生长变化的内在规律的能力才是真正的智慧。倘若不认识规律，而去乱做妄为，必然会招致凶险的结果。老子曾说“不知常，妄作，凶”，实际上是在两千年前，对人们不遵守客观规律．与自然规律对着干的行为的一种警告。当今生态环境每况愈下，由于乱砍乱伐，导致森林资源日益贫乏，造成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空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等造成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损害，使环境质量急剧下降。能源的不合理开采与利用，造成了惊人的浪费和损失。这种种恶果的产生，都与人的任意妄为和生态意识、环境意识淡薄有着密切关系。如果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只考虑眼前利益，那么未来是不堪设想的，人类也必将受到大自然的更大惩罚。

2．“知和日常”与自然和谐。“知和日常”指和谐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本规律。天地万物都包含阴阳两种自然的力能．而阴阳二气的统合又形成冲气。所谓冲气是指由阴阳二气相互交合而形成的一种平衡、和谐的存在，它代表了事物的理想存在状态。因此，老子哲学中．“道”作为万事万物生存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是表征事物和谐状态的一个范畴。而“崇尚自然”“崇尚和谐”则是老子生态伦理思想的精华所在。如果人类所生活的自然界的循环系统遭到破坏，使物种遭到灭亡，导致生态失衡，那么人类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从上述意义来说，道家“知和日常”的观念可谓一种高超的生态智慧。

3．“知止知足”与可持续发展。在老子看来，自然作为循环往复的开放系统，和谐乃是维持这个开发系统所应遵循的法则。故人类要想做到尊重自然就必须懂得“知止知足”才能“可以不殆”的深刻哲理，懂得人遇事不可随意而为的道理。所谓“知止知足”．就是指时刻不放纵自己的欲望．时刻使人的欲望与自然界的承受能力保持合理的张力。它体现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上，就是根据自然界的承受能力进行适度开发．有限度地索取。当前．环境危机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只顾眼前的利益．只顾满足当前物欲的膨胀相关联。正是在这种眼前利益和私欲的驱使下，人们去无节制地乱伐林木．过度地使用地力、开采矿藏、捕捞水产、施放污染物以及过度地自我生殖等等．更是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不相符合的。

三、道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1．理论意义。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具有与当代生态伦理学相衔接的可能性。这表现在两方面。其一．道家、道教“道法自然”的自然主义具有鲜明的科学精神，这为它与当代奠础于生态学之上的生态哲学相衔接提供了可能性。其二，道家、道教由天人合一的人类学本体论出发的生态伦理思想与传统伦理学相比具有诸多独到之处。

道家、道教生态伦理思想的内核在于．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的同质性是非实体性的。道是成己、成人、成物又升华己、人、物的善。这可以作为建构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基点之一。道家、道教的生态观和生态伦理思想对发展当代生态伦理学确定具有重大的意义。

伦理价值范文篇5

论文摘要：周代教育伦理的主要特点有:明确教育的社会功能，坚持教育入世的价值取向;重视礼仪教育的作用，莫定中国礼仪之邦的基拙;注重教育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促进教育的持续发展。借鉴周代教育伦理就要重视教育的社会功能，把教育作为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加强学校礼仪教育，提高青少年综合素质;适应和谐社会发展的需要，积极稳妥地调整教育结构。

一、西周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全盛时期，在政治上采取分封制，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在经济上实行井田制，以贡税的形式榨取奴隶的劳动成果;在思想意识上尊礼尚施推行礼制。与此相适应，西周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教育制度，为我国古代教育奠定了基础，也成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本源。

我国的学校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夏代教育“以射造士”，注重培养武士;商代教育“以乐造士”，注重培养宗教人士;周代的统治者汲取夏、商两朝灭亡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视教育的作用，把教育作为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基础。西周教育既敬鬼神又重人事;既重视道德教育又重视实用技能;既重视文化知识又重视武备训练;既重视礼仪规范也重视内心情感的培养。因此西周教育在我国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重视教育作用，把教育作为化民成俗的切人点。周人对教育的重视超过了夏商。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何尊，其铭文日:“乌呼!尔有唯小子，识之。视于公氏，又尔于天。彻命。敬享哉!”这里周王所训，既有对宗族子弟缺乏知识才艺的优虑，也鼓励小辈们奋发学习，效法父辈为周王朝建立劳绩的训诫。《周礼》和《学记》中，特别强调教化人民，要从教育人手，可见重视教育已经成为周代统治阶级的共识。“发虑宪，求善良，足以搜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心由学呼!”化民成俗必赖于学，其法乃在于行事必致思虑，用人必求善良，如此一来可以小致声誉。然不足感动民众，训服众人。要想服众必须礼贤下士，体恤和自己关系疏远的人，即使如此，仍然无法教化人民，成其美俗。因此统治者欲教化人民，移风易俗，非从人民的学习着手不可。“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兑命》日:‘念始终典于学’其此谓乎!”古时候的君主建设国家，管理人民，都是以教育为优先、为最主要的工作。《尚书。兑命篇》说要自始至终常常想到学习，就是这个意思。

西周时期，教育是各级官员的主要责任。据《周礼》记载，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周代的教师都是由国家职官担任，因此当时的“师”，既是行政首领，是分管各部门工作的官，又是负责教育和教化的“师”，官师合一。《周礼》确定的官职共有348个，而带师的官职33个。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于保证教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周王朝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夏商，在当时世界教育史上是空前的。正因为如此，才有周代教育的繁荣和教育制度的完善。

2.建立了相对完备的教育体系，扩大了民众接受教育的范围。据旧籍所载，周代教育体制比较完备，不仅贵族子弟享有各级教育的权利，即使是平民也不乏受教育的机会。西周贵族子弟的教育场所，有所谓小学和大学。《大戴礼记·保傅》曰:“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小学。小者所学之宫也。”学生人学时间与家庭政治地位有直接关系。王候太子入学年龄为8岁，公卿、大夫之子人学年龄为10-13岁，众子及平民子弟人学年龄为15岁。小学教育是以“德、行、艺、仪”为内容的德行教育，实际上是关于奴隶主贵族道德行为准则和社会生活知识技能的基本训练。西周的大学教育有一定的资格限制，只有少数符合资格的人才能享受大学教育。大学的学生一类来自按身份人学的贵族子弟。一类来自经过一定程序推荐和选拔的平民中的优秀分子。大学人学年龄王大子为15岁，其他人20岁。据《学记》记载大学学制9年。大学的教育内容服从于培养统治者的需要，“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祭祀需要礼乐军事需要射御，因此大学分科教学，以礼乐为主射御次之。

周代的平民教育，主要在称为“塾”、“库”、“序”的“乡校”进行。《礼记·学记》曰:“古之教育，家有塾、党有库、术有序，国有学。比年人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社论学取友，为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为之大成。”由此可见，周代已经有比较完备的教育体系。一家设有私塾，一党设有岸(五百家为党)，一遂设有序(一万两千五百家为遂(术))，一国之中设有太学。每年都有新生人学，隔年考试一次。人学一年后，考经文读句，辨别志向所趋;三年考察学生是否尊重专注于学习，乐于与人群相处;五年考察学生是否博学笃行，亲近师长;七年考察学生在学术上是否有独到的见解及对朋友的选择，这时候可以称为小有成就。九年时知识通达，能够触类旁通遇事不惑而且不违背师训，就可称之为大成。

《周礼·大司徒》之职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乃施教法于邦国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则令教官正治而致事”。其下属官小司徒、乡大夫、乡师、州长、党正、族师诸人之职责，则是按大司徒之职分级落实，层层贯彻。由此看来，周代的教育网络是比较完备的。

3.把礼仪教育作为道德教育的核心，放在治国施教的首要地位。周人强调礼仪教育的重要性。“礼，王之大经也。”“礼，国之纪也。”礼是区分人和动物以及衡量人格高低的标志。懂得父子之亲，男女之别，知孝梯，懂礼让，这是人与动物的区别，礼是辨别是非的标准。“不学礼，无以立”，鉴于此认识，周代教育以礼仪为本，“六艺”之中，礼居其首。

周代负责礼教的主要是地官。《周礼》六官中地官司徒为总教官，所以礼教必然由大司徒及其副手小司徒总负责。大司徒掌握邦国的土地、人民等，“施十有二教，”前五教全为礼教。“一日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日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日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日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日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周礼·地官·司徒》祀礼指祭祀之礼，阳礼指乡饮酒之礼，阴礼指婚姻之礼，乐礼指奏乐舞蹈合于礼节，“仪”指尊卑贵贱之礼等。至于具体实施又由下属官员施行。如师氏教三德三行(至德、敏德、孝德。孝行、友行、顺行)。保氏教“六艺”(礼、乐、射、驭、书、数)。舞师教四舞(兵舞、钱舞、羽舞、皇舞)等。西周这种内容具体充实，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规范为主，官员分工明确详细的道德教育为实现“化民成俗”建立了良好的思想道德基础。

4.注重文武兼备的综合素质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周人把祭祀和射御作为人的素质的两个重要部分。为西周建立，周王征犬戎、灭崇国发动了多次战争;为扩大疆域，打通道路，武王会盟八百诸侯;为加强统治，周公东征三监，平定叛乱，这一切无不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为了培养能文能武一专多能的人才，早在成王之世，文武兼备的“六艺”教育就已经形成。

“六艺”指礼(政治)、乐(音乐)、射(射箭)、御(驾驭战车)、书(认字书写)、数(算术)。《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六艺，一日五礼、二日六乐、三日五射、四日五驭、五日六书、六日九教。”礼、乐、书、数是习文方面的教育，其中又以礼为最重要。学射学驭，意在习武，以培养贵族军事骨干。射是一种武艺，它是培养人才的主要课程，即便是国王，在其少年时也要学习掌握。除了射以外，还要学习受、矛、戈、戟的使用，加之弓(射)，称为“五戎”。《礼记·月令》:“乃教于田野，以习五戎”。至于驭，更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技艺，平时、战时都能用到。为适应形势需要周人把文武兼备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方面，也是选拔人才的标准。

二、通过西周教育特点的粗浅分析，产生许多联想。虽然历史已经走过了三千多年，但西周教育所形成的伦理传统，仍然闪耀着不灭的光彩。

1.明确教育的社会功能，坚持教育入世的价值取向。自古以来，教育就有人世和出世两种倾向。所谓教育出世包括两类:一类是教育以宗教为板依，把其价值仅仅定位于论证宗教的合理性和坚定信徒的信仰方面;另一类强调教育的价值在于帮助个体追求精神生活的圆满适意，而对社会生活采取蔑视的态度。所谓教育人世，就是教育为国家政治经济服务，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周代教育强调教育的社会价值，重视教育与社会需要的结合，开创了我国古代教育人世之先河。对周人来说，教育远远超出了功利性的范围。周人强调对于个人，教育能够便人安身立命，被社会容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对于家庭而言，教育具有荫泽后人，荣耀门庭的意义;对社会而言，教育具有使社会保持一定秩序与发展的作用;对于国家而言，教育具有保江山稳民心的社会功能。所以周代教育非常重视德性培养，提倡发奋立志，强调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发扬不计个人得失，不问个人安危荣辱，以天为己任的精神。《学记》则把教育的社会功能概括为16个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认定教育的社会功能包含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二是形成社会的道德风尚和良美风俗。这是中国教育传统中关于教育的社会功能的经典性概括和总结，至今仍不失其伟大意义。

2.重视礼仪教育的作用，奠定中国礼仪之邦之基础。原始社会是“风俗的统治”，作为风俗习惯的“礼”，是约束和规范人们行为的工具。当人类社会跨人“文明”的门槛以后，伴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礼仪也就逐渐演变成为社会的行为规范体系。礼仪就其本质而言是社会的道德规范，它既为人们的行为设立了标准，又为人们的行为指明了方向。礼仪使人们学会约束自己，也使人们知道如何约束自己。周代十分重视礼仪的教育作用，在周人夺取政权以后，在沿袭过去礼仪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制礼作乐”。周公首创的礼制号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其内容包罗万象，从军制、丧祭、冠婚、朝聘、饮食、射御、辞让到日用起居的方方面面，都做了详细而又严密的规定。这样，礼仪的内涵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不仅是礼节、仪式，而且也是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具有了法的效力。礼制作为一种文化模式，把人们的生活方式、伦理规范、社会制度等程式化、一体化了。周人礼仪教育的特点有:重视礼仪对于人们的社会行为具有规范和导向作用;把礼仪作为评价人们行为善恶的尺度和调节人际关系的催化剂;把礼仪作为塑造完美人格的手段;运用礼仪治理国家、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协调发展。正因为如此，礼仪作为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历代当政者以及儒家学者的重视，也为中华民族“礼仪之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华人社会的特质。

3.重视教育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坚持教育的持续发展。教育能否成功，其重要的检验标准是看其是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出国家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并且通过教育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化为人民大众的思想。周代教育为建立和巩固周王朝做出了重大贡献。“国之大事，惟祀与戎”，为适应国家政治和建设需要，周人特别重视对下一代的综合素质教育，通过文教和武教培养文武兼备的综合型人才，六艺教育运用而生。为适应国家需要，周人对教育进行全面改革。在教育内容上，从宗教教育变化到六艺教育;在教育方法上，由打骂式教育变化为诱导式教育;从教育施教者来看，由神职人员变为各级官员;从教育对象上，由学在官府到学在四夷。周代教育适应形势发展，培养国家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也为周王朝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基础。教育对社会的适应性，也是教育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和原动力，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

三、在进行教育改革的今天，我们认真分析周代教育伦理，仍然具有现实价值。吸取周代教育伦理的精华，反思我国现代教育，有许多可以借鉴之处。

首先，重视教育的社会功能，把教育真正看成是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基础性工作，看成政府的重要责任。周人用“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来概括教育的社会功能，其意为教育不仅具有育人功能，而且有促进社会稳定和和谐发展的功能。教育的育人功能是指教育具有促进个体自然之实体发展的功能与促进个体社会实体发展的功能。教育的社会功能可分为经济、政治、文化、控制和调节人口、保持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的功能。教育的社会功能也是“教育先行”的理论依据。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教育的社会功能更加明显，教育的地位更加重要。不能否认各级政府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推行素质教育方面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实际国情，我国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当前最为明显的是教育公平问题。这主要表现为: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地区差别;由于城市和农村巨大的发展差异造成的城乡差别;由于贫富差距和家庭社会文化背景不同所形成的阶层差异;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造成的男女性之间在教育上的性别差别;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的民族差别等等。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在我国教育领域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与教育供给短缺的矛盾，而产生这一矛盾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经济落后导致教育的有效供给不足。这一现实是历史形成的，并将会在我国长期存在，只能通过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逐步加以解决。值得重视的是导致教育问题最直接的原因是制度性原因，政府公共政策的不同取向或偏差，往往会加剧现实中的教育问题;同时，相对于缩小历史形成的发展差距而言，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调整来增进社会公平，是更为容易实现的。因而，认识和调整这一制度性因素，应当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该继承我国古代教育的传统，提高对教育社会价值的认识，真正地把教育“放在心上，拿在手中”，明确教育是崇高的社会公益事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政府应该承担发展教育的主要职责。在教育发展战略的规划、结构的调整、教育基础建设、学生就业、经费投人、教育体制改革等方面发挥政府的决定性作用。

伦理价值范文篇6

摘要：本文在借鉴张华夏社会系统伦理价值分析的基础上，初步分析了个人伦理系统的价值。我们提出，个人伦理价值是由有限资源与环境保护原则、社会功利效用原则、社会正义原则、仁爱原则、个人功利原则、个人义务原则和个人美德原则这七个价值变量组成的。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景对这些价值变量的倾向不同，因而有不同的权重数值和不同的价值判断。我们认为，当我们把个人当作最小伦理系统单元时，就必然会将复杂性带入伦理学中，为伦理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个人伦理；系统分析；价值函数

1.张华夏的社会系统伦理分析

张华夏在其《系统观念与哲学探索》一书中，定义了广义价值“：复杂系统在与环境进行不断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中，能通过自我调节(自动控制)、自我维持或自我修复，使自己在环境中保持稳定性和亚稳定性；而当外部环境的干扰超过一定的稳定阈时，系统在一定条件下又能通过分叉和突变，重新组织自己的实体、过程和相互关系，从旧的稳态进展到更能对抗外界干扰的新稳态。

这样，系统的自稳定、新的稳定、目的点、目的环、吸引子、等终性、目标状态等等就成了复杂系统的客观的目的，达到目的的系统所依存的条件以及系统所采取的状态与行为就成了达到目的的手段。在这里，目的和手段都是用系统论的、客观的语言加以描述的，而不是用心理学的、主观的语言来加以描述的。在这里，系统的目的，就是该系统的内在价值，而系统达到目的的手段就成为它的工具价值。”[1]张华夏在其广义价值定义的基础上，探讨了生命系统、生态系统、社会系统的价值，以及生态伦理和社会伦理。[2]张华夏分析了五种不同社会系统的价值和对应的伦理。并且为自己提出了伦理学目标，这就是要协调这些又相互冲突的价值。“由于我们将不同的社会共同体看作是一个达到一定目标的社会群体或社会系统，这样不同的群体依它们的不同的目标与不同的共同体利益，有不同的运行机制和伦理规范，这就不可避免产生价值的差异、价值的冲突，需要进行协调。”[3]为此，张华夏提出了他的“多元伦理原则的调节平衡”说，提出调节社会生活稳定性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四项基本伦理原则：R1有限资源与环境保护原则；R2功利效用原则；R3社会正义原则；R4仁爱原则。[4]张华夏通过加权系数来协调相互冲突的伦理原则，他给出了伦理主体A的总伦理价值函数：V(A)=αVa(R1)+βVa(R2)+γVa(R3)+δVa(R4)其中，Va(R1)表示该行为的生态价值，即该行为因符合环境保护原则而带来的伦理价值；同理，Va(R2)表示该行为的功利价值，Va(R3)表示该行为的正义价值，Va(R4)表示该行为的仁爱价值。系数α，β，γ，δ分别表示这四项价值在总伦理价值中的权重。它对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情境有不同的数值。

张华夏的系统伦理学对个体的要求，实际上是社会系统对于个人的伦理要求。“我们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整合的、健全的社会，而我们的个人应该是一个整合的、健全的人，科学价值、经济价值、道德价值、文化价值、政治价值、审美价值、生态价值、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都应该同时得到兼顾。我们应该是科学人、经济人、政治人、伦理人、生态人，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我们应该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5]我们再用一段原文来清晰表明张华夏的伦理学属社会伦理学：“所以R1-R4的作用是导致社会内部环境的稳定(Homeostasis)和外部环境的协调。如果R1被违反，社会与自然平衡破坏。R2被违反，社会总体福利得不到保障，人民需要得不到满足，社会不稳定。R3被违反，人民自由与权利被剥夺，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出现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社会不稳定。R4被违反，社会成员间无爱心，社会也不稳定。所以，这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社会系统的四个序参量。这四个序参量是协同的又是竞争的，由此而决定社会的自稳定、自组织的状态。”[6]我们认为，张华夏的社会系统伦理分析具有开创性意义，他为个体系统的伦理分析提供了一把钥匙。但很可惜张华夏并没有将他的系统伦理分析向个体系统的伦理分析深入地拓展,而这种拓展意义重大,会为伦理学注入新的活力。

2.个人伦理系统分析

不言而喻，人类个体完全符合张华夏的广义价值定义，因而个人系统与生命系统、生态系统、社会系统一样具有其独立的价值系统和价值函数。

马克思既重视人的自我价值，也重视人的社会价值，认为人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是统一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是两个方面：即自我（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人的自我价值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对自身需要的满足，即对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意义；人的社会价值就是个体行为对于他人和社会的意义，即个人对社会需要的满足和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在人的社会生活中“，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7]，是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个体的活动具有满足自我需要的价值属性，自我价值是个体生存的前提，为个体的发展提供条件。人是社会的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是为自身而存在的存在物，因而是类的存在物”[8]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无法脱离社会而存在和发展，人的创造活动已经超出了本能的满足自身的需要，包含着满足社会需要的价值属性，因此，社会价值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基础，没有社会价值，人生的自我价值就无法存在。

因此我们认为，个人价值系统由两部分组成，即社会价值V(S（)SocialValue）和个人价值V(I)（IndividualValue）。其中，社会价值部分我们仍采用张华夏的四个价值分析，只是符号由R改为S：

S1有限资源与环境保护原则：一个调节社会基本结构、调节社会与自然动态平衡，以及调节政府与公民的行为的原则是正当的，它必须趋向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优美，否则就是不正当的。这个原则称为利奥波尔德原则。

S2功利效用原则：一个调节社会基本结构的原则，以及调节个人与集体的行为与行为的准则是正当的，它必须趋向于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和减轻他们的痛苦，否则就是不正当的。这个原则称为边沁、穆勒功利主义原则。

S3社会正义原则：所有的社会基本价值，包括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一些价值的不平等分配大体上有利于最不利者。一种调节社会基本结构和人们行为的原则是正当的，它必须符合这个原则，否则就是不正当的。这个原则称为康德———罗尔斯作为公正的正义原则。包括平等的自由原则、机会均等原则和适度差别原则三者。对于他们的适度差别原则，即最不利者也受益原则，我们加以弱化，并不要求毫无例外地执行，只要求“大体上”如此。

S4仁爱原则：一种调节社会基本结构和人们行为的原则是正当的，它就必须促进人们的互惠和互爱，并将这种仁爱从家庭推向社团，从社团推向社会，从社会推向全人类，从人类推向自然，否则它就是不正当的。我们可以将这个原则称为基督-孔、孟博爱原则，这个原则可能最早是由孔子提出来的。孔子的“仁者爱人”，“泛众爱而亲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和后来儒家道德家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仁爱原则的很好的表述。

我们另外设了三个个人价值变量：

I1个人功利原则：包括个人的名誉、地位、收入、尊重、友谊、爱情、权利、自由和自我实现等。我们大致可以将马斯洛在《人的动机理论》一文中提出了个人的五种层次的需要，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作为个人功利价值。[10]这五种需要依次由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排列，呈金字塔形。具体内容为：①生理需要，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最原始的本能需要，是推动人们行动最首要的动力。包括摄食、喝水、睡眠、求偶等需要。②安全需要，是生理需要的延伸，人在生理需要获得适当满足之后，就产生了安全的需要，包括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不受侵害，身体健康有保障等方面的需要。③社交需要，是指感情与归属上的需要，包括人际交往、友谊、爱情、为群体和社会所接受和承认等需要。④尊重需要，包括自我尊重和受人尊重两种需要。前者包括自尊、自信、自豪等心理上的满足感；后者包括名誉、地位、不受歧视等满足感。⑤自我实现需要，这是最高层次的需要，是指人有发挥自己能力与实现自身的理想和价值的需要。

I2个人义务原则：个人必须对自己做出一定行为或不得做出一定行为的约束。包括自尊、自爱、自强；不自杀、不自欺、不自虐、不自渎、不自弃、不自曝等。个人义务是个人对自身所应当承担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个人对自身必所为和必所不为的规定。

I2个人美德原则：指个人高尚的道德行为和优良的道德品质。不同时代和社会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古希腊奴隶主把智慧、勇敢、节制与正义这四个作为主要美德。中世纪基督教提倡信仰、希望和仁爱三种基本美德。中国古代儒家提出孝、悌、忠、信四种美德。在社会主义社会，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五爱是每个公民应当具备的基本美德，同时肯定勤劳、勇敢、节俭、诚实等历代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

这几项价值是相互交叉的：包括社会价值之间的交叉。如有限资源与环境保护原则与功利效用原则之间有交叉，环境保护好，自然也会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个人价值之间的交叉。如个人义务原则与个人美德原则之间有交叉，自尊、自爱、自强既是个人义务又是个人美德；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之间也有交叉。如仁爱原则与个人美德原则之间有交叉，对他人的仁爱即与爱人民有交叉等等。

这样，我们就有了任意一个主体A的总伦理价值函数：V(A)=K1Va(S1)+K2Va(S2)+K3Va(S3)+K4Va(S4)+K5Va(I1)+K6Va(I2)+K7Va(I3)其中，K1———K7为权重系数。它们对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情境有不同的数值。

3.个人伦理价值函数的运用主体

A的总伦理价值函数权重系数的不同，我们可以判断其价值取向。

（1）当数权重系数K5=K6=K7=0时，其总伦理价值函数变为V(A)=K1Va(S1)+K2Va(S2)+K3Va(S3)+K4Va(S4)。主体A就是一个忘我的社会道德实践者，一切以社会价值为重，而不考虑自己的私利。

一种行为能全部满足S1-S4，即能从S1∧S2∧S3∧S4推出，它就具有强的正当性，具有较高的社会伦理价值；而一种行为不能全部满足S1-S4，即它只能S1∨S2∨S3∨S4推出它就只具有弱的正当性，具有较弱的社会伦理价值。

（2）当数权重系数K2=K3=K4=K5=K6=K7=0时，主体A就是一个极端的生态中心主义者。其总伦理价值函数蜕变为Va(A)=K1Va(S1)。主体A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不仅自己甘愿牺牲，而且也号召社会其他成员做出牺牲。

（3）当数权重系数K1=K3=K4=K5=K6=K7=0时，其总伦理价值函数蜕变为Va(A)=K2Va(S2)。主体A就是一个纯粹的功利主义者。为了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和减轻他们的痛苦，他不仅可以牺牲个人利益，甚至可以牺牲个人的权利。同时，他可能对于生态环境关注不足，而且可能是一个缺乏智慧、勇敢等品德之人。

（4）当数权重系数K1=K2=K4=K5=K6=K7=0时，其总伦理价值函数蜕变为Va(A)=K3Va(S3)。主体A就是一个纯粹的康德———罗尔斯正义主义者。它按照正义原则行事，同时，他可能对于生态环境关注不足，而且可能是一个缺乏智慧、勇敢等品德之人。

（5）当数权重系数K1=K2=K3=K5=K6=K7=0时，其总伦理价值函数蜕变为Va(A)=K4Va(S4)。主体A就是一个秉承仁爱原则之人。他不追求无差别的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和减轻他们的痛苦，而更关注身边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真心地爱着他们。他的爱随着关系渐远而逐渐淡化。他也不是康德———罗尔斯正义主义者，按照正义原则行事。而是从爱心出发，将仁爱从家庭推向社团，从社团推向社会，从社会推向全人类。

（6）当数权重系数K1=K2=K3=K4=0时，其总伦理价值函数蜕变为Va(A)=K5Va(I1)+K6Va(I2)+K7Va(I3)。主体A就是一个典型的个人主义者。他以个人价值最大化为出发点。既注重个人功利的增加，又注重个人义务和美德的提高。而把社会价值只作为外在的奖惩函数。

（7）当数权重系数K1=K2=K3=K4=K6=K7=0时，其总伦理价值函数蜕变为Va(A)=K5Va(I1)。主体A就是一个典型的功利利己主义者。他以个人功利最大化为出发点。为个人功利的增加，他不仅不惜牺牲社会和他人的利益，甚至牺牲个人的人格、尊严。他把社会价值只作为外在的奖惩函数。

（8）当数权重系数K1、K2、K3、K4、K5、K6、K7均不为0时，主体A就是一个兼顾个人与社会价值之人。其总伦理价值函数为：V(A)=K1Va(S1)+K2Va(S2)+K3Va(S3)+K4Va(S4)+K5Va(I1)+K6Va(I2)+K7Va(I3)他既把社会价值作为内在的价值函数，又将个人价值作为内在的价值函数。他在判断一种行为的正当性时，全面权衡各个分价值的大小和权重。马克思认为，完美的价值实现是把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有机结合起来，在实现社会价值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的价值：“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11]由上分析不难看出，当我们把个人当作最小伦理系统单元时，就必然会将复杂性带入伦理学中。我们会发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函数，这样就为伦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虽然伦理学家不可能研究每个人的不同的价值函数，特别是每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的不同的价值函数，但仍有可能从纷繁复杂的个人伦理价值函数中找出一些共性的东西。此外，当我们把个人当作一个系统时也必然会将动力学带入伦理学中。既然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伦理的形成与演化必然要受个人伦理形成与演化的影响。而多样性的个人伦理价值冲突又具有动力学性质，研究这种动力学，对于理解社会伦理的形成与演化，预测其发展方向也许会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参考文献

[1][2][3][4][5][6][9]张华夏.系统观念与哲学探索[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185，185-201，198，234，199-200，235，234.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96.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9.

伦理价值范文篇7

关键词：市场经济伦理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中国经济改革在经济增长层面的成绩为不断深化的市场经济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依据，但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的加剧也同样给质疑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人提供了理由。

从康德式的绝对道德意义上看，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存在着固有的矛盾。普遍的看法是：市场的核心是追求效率和个人财富的最大化，而和谐社会强调社会财富在分配应该更趋于公平。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和政策导向力图缩小因为人的自然禀赋差异或其他原因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实际上引发了对市场经济的若干诘问。除了从意识形态角度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提出质疑外，对市场经济最有力的批判武器来自于伦理层面。认为市场经济的逐利本质必然导致人们私欲膨胀，道德沦丧，进而引发社会不公。简言之，功利主义的市场经济与人类追求社会和谐与公平的精神是相悖的。市场经济可以解决经济增长问题，而不能解决社会发展问题。

接下来更深层次的问题便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究竟是实用主义或者工具化了的权宜之计？还是对市场经济这个人类社会“自发扩展的自由秩序”（哈耶克语）的充分认可与尊重？这个问题实际上最终归结于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一种是从市场经济的“具象”出发来简单地定义市场经济，即市场经济是迄今被证明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经济运行方式。要发展经济，就必须采取市场经济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公平是经济增长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另一种是从市场经济的产生、发展以及孕育市场经济的历史背景、思想文化基础等多角度全方位地解读市场经济的内在精神实质。从而挖掘并承认市场经济的伦理价值。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摆脱在理论上长期陷入实用主义的尴尬。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与“现代”问题，其实是一个复合性的概念。并不仅仅是指经济的发达程度。而作为具有特定意义的所谓“现代”概念，与市场经济这样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密不可分。可见把市场经济仅仅定位在“效率”的功利价值上是有失偏颇的。

就中国的传统与现实而论，单纯从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概念出发来讨论改革的是是非非难以说明问题；或者仅仅是在公共政策的取舍方面是更多地倾向于福利主义还是自由竞争（换一种表述：即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也难以为论证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西方长期存在的“社群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争论就其实践意义来说大多体现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层面。“社群主义”更强调基于共同社会目标的共同价值，认为社会价值与个人的自由权利相比更具有优先权；在经济政策方面主张国家干预和注重社会福利与公平。根源于洛克古典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则把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出发来论述一切制度、规则和政策均应以确保个人自由权利的实现为最高宗旨。主张自由竞争，最大限度地减少以税收、补贴、福利等形式出现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行为。近年来，西方“社群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争论同样引发了中国学界的讨论。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在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出现这种争论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但必须注意到，西方所有关于“个人主义”与“福利主义”的分歧并不是基于对市场经济的肯定或者是怀疑。而是把市场经济制度作为一个勿需讨论的先决条件。哈耶克，齐诺克等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自不必言，就是以关注贫困问题和弱势群体而著名的阿玛蒂亚·森以及建构社会正义学说的约翰·罗尔斯事实上都被视为当代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阿玛蒂亚·森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从来不吝赞美之词。由此看来，“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主义之间并非水火不相容。因为在如何看待市场经济的问题上，两者并不存在根本的政治哲学分歧。相反，他们把市场经济中个人的理性行为以及经过长期市场实践所形成的一切规则（包括成文的法律与人们自觉自愿遵循的潜规则）看做是与人类普遍价值准则相符合的社会秩序。

虽然中国实行市场化改革已经经历了三十年，但对于市场经济的认知仍然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意识形态的争论姑且不论。从学理层面而言我认为仍不免失之浅显。最初的、至今仍然有一部份人所坚持的看法源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市场经济工具论，即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单纯的经济运行的机制和手段，也即是说市场经济是一种价值中立的工具。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同样可以用。相对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剥削和罪恶的传统观念无疑是一种突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减少不必要的争论，推动改革开放的进程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仅仅把市场经济看做价值中立的工具显然已经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例如，既然是工具，在不同的环境下使用的效果为什么会大相径庭？市场机制会出现失灵和扭曲？市场经济改革导致一定的贫富差距是可以预期的，但整个社会出现普遍的腐败和权利不平等现象却非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来看，避免和遏制公共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嵌入”而产生腐败以及重视国民在政治、经济权利方面的平等都是解决得比较好的，道理很简单，一旦权力对经济活动“嵌入”（而非规制）就破坏了公平的竞争环境；如果国民的权利事实上不平等，市场就缺乏平等的竞争主体。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这是众所周知的经济学原理。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另一个最为流行的理论是生产力水平决定论，（另一种表达是“初级阶段论”）认为中国之所以实行市场经济改革最基本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当今的生产力水平还不够发达，市场经济是通向更高层次社会经济形态不得不经历的阶段。至于生产力水平究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不再实行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会自然消亡）这也许是不得不留待后人回答的宏大理论命题。从现实的、实践的的意义上说，也还没有必要过早地陷入这样的争论。但必须看到，生产力决定论对市场经济的承认是有限度的。折射出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依然刻有传统意识的印记，反映出某种“不得不”的矛盾的心态。

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上述两种对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的理由总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改革实践促使人们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思考，概括起来说，对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研究大致是从两个维度展开的，一是从“善”“恶”，“道德”或“不道德”的伦理层面来探讨市场经济。试图在道德的“利他”与功利的“利己”主义之间找到一条共通的桥梁。二是从市场经济所关联的政治、法律以及相关社会因素来探讨市场经济的本质及其所要求的制度环境。这已经大大突破了市场经济工具论的束缚，把中国对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深入到了政治哲学和价值伦理的高度。而且从方法论的角度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唯理主义倾向。惟有此，方能在理论上说明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是逻辑自洽的同一体系。

二、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

市场经济产生和演变的过程清楚地说明：市场经济的出现并非是一个孤立的经济现象，更不是人所固有的逐利动机的必然产物。马克斯·韦伯在考察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渊源时认为宗教革命之后的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有着直接的联系，说过：“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但“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做出同样的事情呢？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①

马克斯·韦伯认为研究资本主义起源的中心问题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组织方式为特征的”。韦伯的分析无疑是深刻的，至少可以使我们避免仅仅从表面现象来粗浅地看待市场经济。因为人的理性是与生俱来的，不能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与市场经济划等号。问题的关键是人的理性能否得到实现和怎样实现。资本主义（也可以说是市场经济产生之前）之前，普通平民百姓的理性是受到压抑的。在欧洲，教会、贵族和僧侣可以不劳而获，极尽奢华。在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一方面是小部分人“理性”无限度的恶性膨胀，另一方面是广大民众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当市场经济使每个人都有可能自由地依据自己的理性去追求自身的利益时，却要去承担“唯利是图”的罪名，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我们无意否认市场经济的逐利性，暂且不论逐利的过程和结果还要受到一系列规则、制度和道德的约束和调整，从道德序列上讲，给不给人自由与给了人自由所产生的结果并不是一回事。孰轻孰重自然不难辨清。这里有必要顺便提一下，亚当·斯密认为给人自由的结果是整个社会财富的增长，功利主义大师边沁认为只要整个社会福利增长了，也就达到了善的目的。由于他们只注意到社会财富的总量而忽视了社会财富的分配而受到质疑。

从市场经济产生的历史背景来考察，市场经济产生于欧洲思想大解放和社会发生激烈变革的时期，在此之前的欧洲大陆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政教合一的专制制度剥夺了人最基本的权利，处于下层的广大民众没有基本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甚至没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提出了理性至上和人本主义思想，把自由作为人类最高的，也是最终的价值追求。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继续和深化，启蒙运动从激情转向了冷峻。从张扬人性的口号式呐喊转向对社会、政治、法律和制度等问题的缜密思索。

任何人都有权力根据自己的判断去选择自我发展的道路，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牺牲他人幸福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但问题在于：通过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能够达至这一目标的实现呢？在这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思想大解放的黄金时期，启蒙思想家们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产生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理论和思想。

可以说，如果没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革命所奠定的思想文化基础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社会发展走向，市场经济是不可能产生的。市场经济正是秉承了文艺复兴和倡导的人本、理性和自由的基本价值观念。经济活动是保证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缺乏经济自由，其他的一切权利都无从谈起。经济自由是自由价值序列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也就是说，从价值哲学的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一种体现人类最终价值追求的“善”的经济制度。这是它最为重要的价值意义，其次才是它的功利作用。由于经济学主要注重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作用，久而久之，人们反而忽视了市场经济的其他重要价值之所在。

然而，人所应该拥有的自由和权利并不是通过空洞的口号就可以轻易地获得的，经济自由需要相应的民主宪政制度作为保证。换句话说，市场经济使人们看到了获得自由和权利的途径，但并不能保证这样的自由和权利最终得以实现。因为人们只有生活在民众拥有广泛民主权利的制度下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和权利。政治上的专制完全可以侵害到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话来说，经济自由固然是自由的组成部分，但经济自由仅仅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他甚至列举了二战时期的德国、日本和西班牙在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而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专制的例子来说明市场经济与政治状态并没有逻辑上的关联性。弗里德曼事实上并没有深究上述国家的全部事实，二战之前日本和德国为了准备发动战争的资源，对经济的统制，尤其是对其具有战略性意义的经济部门的扶持和干预是非常厉害的。其所谓的市场经济值得怀疑。正由于如此，我们有理由进行规范性地判断：世界上有两种市场经济，一种是民主宪政下的市场经济，这是好的市场经济，另外还可能存在另一种坏的伪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与政治状态又具有实质上的联系。这就提醒我们，研究社会转型时期的市场经济，重要的也许不是市场经济本身，而是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

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民主宪政制度伴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而逐渐成熟。民主宪政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民主与法治，民主当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实现方式，但要真正实现实质性的民主，却需要一个与民主制度相适应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法律的产生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尽管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但始终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法治思想，一种是把法律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即“治民”；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法律所扮演的角色便是如此。另一种虽然承认法律的“治民”功能，即维护社会公正和稳定的功能，但却把立法和司法的重点聚焦于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和限制上。这种源于西方契约理论的法治思想已经成为现代民主宪政制度下法律制度的基石。政治学原理告诉我们：被托马斯·霍布斯称为利坦维“怪兽”的国家政权一旦形成之后，由于它掌握着国家的暴力机器，始终存在着滥用权力的危险。考察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不难看出，所有的不平等和不自由，其最深厚的根源来自于不合理的政治权力的压制。“权力制衡”便成为现代政治理论的重要部分。法学中“制官”的法治思想与政治学中的制衡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约拉姆·巴泽尔在他的《国家理论》一书中利用经济学分析工具把政府作为“保护者”的利弊分析融入在福利最大化的私人合约制度中，提出了如何防止政府“掠夺”的“集体行动”机制。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需要以之相对称的民主政治和法治环境，自由（市场经济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条件）与民主、法治构成了互为条件、缺一不可、三位一体的统一整体。换句话说，好的、健全的市场经济意味着民主法治的充分实现，而市场经济则是民主法治得以构建的基础。如果仅仅从效率的角度去理解和肯定市场经济，则意味着对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的或者直接关联的更为重要的价值存在的巨大忽视。

三、市场经济与道德伦理

启蒙运动把市场经济与道德对立起来的看法源于把个人理性与公共利益截然分开，认为个人的理性追求与公共选择和公共利益之间不可能达到像斯密所论述的那样统一。科斯洛夫斯基认为经济活动越来越疏离道德、文化等这些人们惯常遵守的原则。因为个人理性的自利性决定了其永远摆脱不了违背道德的倾向。例如：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难免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人总是在寻找机会违背委托人的意愿而使自己非法得益，“公地悲剧”、“搭便车”等现象也说明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对立关系。

以上观点事实上忽视了以下事实：个人理性的发挥不是为所欲为的追求最大化行为，韦伯倒是说过：“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只有有可能，就必然有置任何伦理道德于不顾的残酷的获利行为。”②但他所指的恰恰是指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市场经济是依靠理性来获利的，它有别于以往靠暴力、欺诈和明目张胆的掠夺来获利的行为。个人理性是在受到一系列显性的法律规则和隐性的道德意识约束下去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在一个充满各种复杂的交换关系的社会中，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游离于社会及社会规则之外获得发展，至于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但自由主义者即便如哈耶克，也对原子论的个人主义持坚决的否定态度。

其次，按照西方自然法的观点，一切法律皆起源于人们在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道德观念及行为准则。换言之，所有的法律规则和社会生活准则其实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道德的因素，只要人们的生产经营活动是遵纪守法的，就可以认为是道德的行为。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制度、规则与道德一分为二，更不能把少数人破坏道德规则的行为归结于市场经济本身。

对于缺乏像西方那样市场经济经历了一个自然发展历史阶段的中国而言，传统道德与市场经济的某些规则存某种不和谐是很正常的事情，自然经济几千年在中国居于主导地位，氏族关系成为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其间所发生的交换关系不论从对象还是距离来说都极其有限，以人情为基础的道德自然成为约束经济活动的重要力量。市场经济极大地扩展了交换关系的对象和空间，需要以广泛适用而又权责分明的合约形式才能够有效保证各方的权益。带有某种温情色彩的传统道德与冰冷的合约条款之间的反差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也由此看到了传统道德的局限性，当一系列的规则和制度既可以保证优秀传统道德的延续，又能够在空间和时间上极大地扩展道德的效用时，（例如，自然经济下对亲戚朋友和熟人的诚信扩展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所有人的诚信）我们恐怕没有充足的理由把二者视为对立的双方。重要的是文化观念以及道德观念的扩展和转变。

道德从来都不是空洞和孤立的形态，道德观念以及道德评价与社会政治经济状态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卢梭曾经说过：“对道德风尚的历史研究使我扩大了眼界，一切问题在根本上都取决于政治，而且任何民族都不外是它的政府的性质使他成为的那个样子。”③韦伯把资本主义精神（在这里，我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与市场经济精神可以混用）概括为“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基础。”④韦伯大段地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其自传中的话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天职”和精神是什么，那就是在现代经济制度下合法地去创造财富，去赚钱。这是对社会的贡献和每个人的职责所在。不应该受到唯利是图的谴责，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具备勤奋、节俭、惜时如金和诚实守信的美德。一切懒惰、虚度光阴、为享乐透支和欺诈行为不但是不道德的，而且也会被市场规则所淘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古老的中国格言，在市场经济中被誉为首要的“黄金规则”。⑤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道德与制度达成了某种程度的统一。道德不但获得伦理意义上的“软”约束力量，而制度也由于包含了道德的要求而具备了更加有力的的“硬”约束功能。

再次，人是观念的动物，对人的理性的认识恐怕不能仅仅局限于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谁都无法否认人的逐利性，但谁也不可能由此认定逐利性是人惟一的追求。作为观念的人，人既有追求物质利益的一面，也有尊严得到保护、人格受到尊重、精神能够独立以及保有同情心、享受助人为乐的快乐等多重的欲望。所谓“斯密之谜”这一命题之所以存在，其根本原因是人们把人的经济活动与人的精神需求以及道德准则之间的关系作出了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长的简单判断。现代学科的划分也由于着眼点的不同而各执己见。伦理学批判经济活动对道德的忽视和背离，经济学在为备受指责的所谓经济活动的“非道德性”辨护时却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除了传统的把“利”视为“善”的功利主义之外，布坎南说过道德是属于私人领域的事，涉及公众领域的经济活动是“中性”的，与道德判断无关。事实上，人的存在、人的意识以及人的一切活动是一个不可分离的过程，除特殊情况之外，一般都具有稳定性、持续性与同一性。对人复杂的意识和行为作出不同侧面的分析是必要的，但如果缺乏综合的过程，可能永远也解不开“斯密之谜”。经济学在借助理性分析工具对其他学科“大举入侵“之时，如果也能谦虚地吸取其他学科的方法和成果，也许对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解释更具说服力。

至此，从狭义的道德伦理视角来看，属于制度层面的因素仍然难以直接与道德伦理联系起来。虽然我们论证了制度、规则与道德之间存在一定的“复合”关系，制度与道德的关系显然难以分割，但二者毕竟属于不同的范畴。市场经济的“利己”与道德要求的“利他”的矛盾依然存在。在罗尔斯看来，首先是符合正义原则的制度存在，其次才有个人的自然义务和道德。从序列上讲，制度是第一位的，而道德则是地二位的。肯定不能以个体的道德意义去否定整体的制度意义。卢梭的看法更为直接，即一定的制度形态决定了人的道德形态。

市场经济使得社会出现了贫富分化这一事实是市场经济备受责难的主要原因。不论从什么角度对社会公平和平等作出解释，总是难以抹平“人生而平等”这种理想境界与事实上的贫富差距之间的巨大落差。自由与平等的悖论关系是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价值取舍上的两难困境。尽管人们不会再去相信“绝对平等”之类的乌托邦世界，但人类不断追求接等或者相对平等的努力始终没有放弃。问题在于：市场经济具有向公平和平等不断逼近的内在机制吗？

这又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回到制度层面来讨论问题，为了便于探讨社会正义制度问题，罗尔斯曾经设想了一个所谓的“无知之幕”作为讨论正义制度问题的起点。但现实中“无知之幕”是不存在的。人一旦出生，就具有了民族、地域、家庭背景、自然禀赋等等方面的规定性。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不平等就显现出来了。考察某种制度的正义与否，首先当然不可能去考察人是否“生”而平等，而是不同的人出生之后是否拥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例如，享受平等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的权利；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选择权利等等。市场经济对自由、权利的强调人所共知。只要享有各种权利的过程是平等的，那么这个社会也就具有了程序上的正义性。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通常更重视程序的重要性，他们甚至认为，只要社会过程的程序是正义的，任何通过再分配手段对社会财富的调整都是危险的。因为这极有可能导致政治权力以公平为名对经济自由进行侵害。这种出自对权力的担忧并非是杞人忧天，世界上某些国家的政府以公平为名，行层层刮削、中饱私囊之实的例子不胜枚举。通过再分配手段对社会财富进行适当的调节是必要的，但保证再分配过程公平的前提是：合乎程序、公正透明并且具有可监督性。虽然程序正义并不能代替结果正义（公平竞争及社会财富分配的相对平等），但谁能够否认程序正义是迈向结果正义最为重要的第一步呢？

就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而论，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医疗卫生、教育和最低生活保障系统对一次分配进行弥补和调节，已经成为制度了化的基本政策和国家职能。“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主义国家如北欧诸国自不必说。即使是号称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最彻底的美国，也普遍施行着农业补贴、最低工资制度、失业救济以及特别援助法案等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的措施。虽然不同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国民财富再分配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再分配制度实际上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制度不可或缺的部分。

从早期“血腥”的资本主义到福利主义的市场经济，从对最大化的极端追求到自觉维护经济与社会、环境和人文的协调发展这一过程大概经历了两百年的时间。这说明了市场经济具有自我调节和完善的机制。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方式，它主要受到价格机制的调节和影响。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形式，与政治存在、社会结构、制度形态和文化特征之间存在不可剥离，相互制约、互为条件的紧密关系。是多边互动的统一体。把市场经济作为一个具有整体性的制度形态来理解，我们或许可以避免出现单纯从“最大化”角度来解释市场经济的偏颇，承认市场经济实际上具有对道德、同情心以及政治良知的包容性，并且在其演进的“试错”过程中不断地吸取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而不断地走向和谐和完善。

注释：

①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页

②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8页

③卢梭著《忏悔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00页

④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8页

⑤请参阅诺曼．E．鲍伊著经济伦理学第10页

参考文献：

[1]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商务印书馆，2006

[2]约拉姆．巴泽尔．国家理论[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3]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4]诺曼．E．鲍伊．经济伦理学[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读书杂志社．改革反思与推进[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6]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7]P．科斯洛夫斯基[M]．资本主义的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伦理价值范文篇8

一、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伦理必要性

纵观社会发展观的演变趋势，其总体是朝着科学的、先进的、新的方向不断变化着、发展着。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科学发展观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它的内容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做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其中包含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四大伦理关系的和谐。

首先，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来讲，由于历史、地理及经济发展不均衡等方面的原因，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较大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城乡差距以及个人收入差距。因此，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经济伦理要求，对于纠正上述不良倾向是非常必要的。其次，就社会伦理的角度来看，社会伦理包括法治伦理、组织伦理、管理伦理等。在社会转型时期这些方面都会出现一系列问题，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适应了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社会转型期的大趋势。再次，从环境伦理的角度来讲，我国现阶段的生态环境遭到了惨重破坏，资源不合理利用现象十分严重，人类生存出现危机——森林破坏、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大气污染和水体污染，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已经行不通了。因此，走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十分有必要的。最后，从科技伦理的角度看，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发展，对社会意识形态、人们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等提出了许多新难题。因此，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的思想、社会公正及协调发展的思想是非常及时而必要的。

科学发展观抓住以人为本的核心，以人的幸福和完善作为发展的伦理价值目标，解决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性和方向性问题，十分具有合理性。科学发展观要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各方面的积极性，秉持公平公正，促进有序竞争，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协调发展。这对于我国社会向着文明富裕、生态良好的小康社会迈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科学发展观蕴涵的伦理精神

所谓伦理精神，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别。狭义的伦理精神主要关涉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它是一定社会内在秩序的体系。体现了一定社会的人们如何安顿人生，如何调节人的内在生命秩序，体现着一定社会“人伦关系、伦理规范、伦理行为的价值趋向”，因而是一定社会或民族社会生活的内在生命秩序的“设计原理”及其品性的生长过程。广义的伦理精神，不仅是一定社会内在秩序的体系，而且体现了一定社会的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内在秩序的协调；不仅体现人的目的，同时能认识和体悟自然的目的——包括人在内的生态价值、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人对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内在秩序的责任与使命，进而确立相应的伦理规范和伦理行为的价值取向。

科学发展观正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提出的，在高技术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时代对人们如何安顿人生、调节人的内在生命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它又体现对我国“人——自然——社会关系”的伦理规范、伦理行为的价值导向。

1.以人为本的伦理精神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可以追溯到早期人本主义理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以人为本、以民为贵的优良传统。在西方，素有尊重人的生命价值、注重人的主体性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传统。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弘扬了中西人本主义思想的优良传统。并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和终极价值追求。党的新一代领导人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这一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视阈中的人，即活生生现实的个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质上就是要求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对人民群众负责，对全人类负责。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来推进社会经济发展，也就是要把人当目的，把满足最大多数人的需要作为最高目标，同时要尊重每一个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利益相关者。

2.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伦理精神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伦理精神，不仅关注发展的主体与目标，而且关注物质领域与精神领域的协调发展。从这一角度来讲，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发展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是互为前提共同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中“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伦理精神就体现在不断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加强社会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形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

首先需要坚持科学的义利观——既不羞于言利，也不能过分看重利，以至利欲熏心，见利忘义，而是要在促进全面发展的伦理精神的社会主义道德原则与道德规范引领下，坚持义与利的历史的辩证的统一。其次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把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有机结合起来。

3.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伦理精神

科学发展观中对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马克思从历史辩证法的视阈，揭示了人与环境相统一的现实基础。他强调，能够“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的，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这体现了马克思对客观规律与人的主体性的双重尊重。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伦理精神，要求必须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其一，要坚持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五要素的和谐协调发展。其二，要创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此，必须改变长期以来人与自然的主仆关系的片面理念，建立人与自然的协同的和谐关系。其三，要树立总体性的发展理念，反对为了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的发展，损害其他地区和其他国家的发展。其四，要树立正确的代际观念，生态环境和资源宝藏是世代人类共同的财富，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幸福为代价来换取当代人的幸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伦理精神，要求遏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4.社会公正的伦理精神

科学发展观贯穿着一种伦理精神，那就是社会正义。科学发展观的主题是社会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而社会正义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就是要用正义的原则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内容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需要以正义的精神协调好经济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中国和外国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

5.协调发展的伦理精神

同志指出：“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协调，就是各方面发展相互衔接、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就是经济、社会和人各个方面的发展要相互适应。协调发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在新的形势下，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站在时代的高度，着眼于把握发展规律、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而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揭示了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特别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这一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伦理关系，是十分具有伦理必要性的。体现了当代“以人为本”、促进全面统筹与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公正和协调发展的伦理精神，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十分具有必要性。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