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行为范文10篇

伦理行为范文篇1

关键词：社会工作；伦理；市场

一、社会工作是政府职能的延伸

1947年联合国调查各国社会工作教育概况时，曾收到33个国家对社会工作所下的33个不同的定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国家的背景差异和对社会工作的不同理解。中国当代社会研究中心主席田森认为，社会工作学是：“一门研究如何助人，如何保障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活权益，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科学。”[1]也有人认为，社会工作是一种以助人为宗旨、运用各种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的专门职业，是确保现代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制度。从19世纪60年代起，社会工作始终关注弱势群体，注重解决社会问题。这就决定了社会工作和政府职能具有相似之处。

今天，社会工作已经发展成为以价值观和实践为基础的助人自助的专业活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5月颁布了第九批国家职业标准，社会工作首次被载入中国职业标准目录，其中对社工的职业定义是：遵循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运用个案、小组、社区、行政等专业方法，以帮助机构和他人发挥自身潜能，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公正为职业的社会服务人员。所以这种专业活动的主要目的和作用是协调社会关系。

政府的行政职能是相对稳定的，但是，职能的内涵和外延会随着任务和要求的变化而变化，职能的内容及行使手法、管理方法也应随着形势、服务对象、服务内容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不论政府职能如何变化，社会管理都是其中不可少的。在政府的社会管理无法深入的地方，社会工作就充当了社会自发的对政府职能的补充。我们要建立高效率的小政府，一些社会问题就更要在政府的引导下由社会自己解决。

广东省深圳市社科院在2005年11月5日的市政协四届二次常委会上提交了“关于‘十一五’期间深圳市社会事业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报告”，建议深圳撤销街道办事处，强化社区自治功能，培育和发展社区服务实体、中介组织和专业性社会工作机构。行政事项交回区政府职能部门，社会化职能就交给社区，而公益性服务工作则交给专业化的社区工作者承担。这个报告充分体现了在新时期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工作将成为政府职能的延伸。

二、社会工作的价值伦理基础

社会工作的社会基础是契约社会。

现代契约政府的理论源头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自然法观念：修昔底德借伯里克利之口说，“我们服从法律本身，特别是那些保护被压迫者的法律，那些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2]，这里所谓“法律本身”、“未写成文字”的“法律”实际上指的就是自然法。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把自然法和上帝等同起来。正如保罗所说，一切权力皆源自上帝。奥古斯丁神学的特点是上帝的“神法”，即自然法，与人为法的对抗。而阿奎那则认为，人类从上帝那里分有而来的神圣理性及其永恒之律，就是自然法。这样自然法必将与人的理性相统一。人类具有理性，能够自觉地接受上帝的指导与管辖，即能够认知自然法，因此也就具备了承担道德责任、履行道德义务的条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近代以来的自然法观念的先声。近代法学流派繁多，但是大都信奉理性的力量，着眼于个人或社会，强调权利和义务。约翰·洛克的观念基本上代表了近代自然法学说的主流观点：自然法以人类理性为基础，确认并保护人之自然权利，侵犯人之自然权利就意味着违反自然法，人人都具有阻止和制裁这种违反自然法之现象的正当权力，他们宣扬“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主张契约自由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自然法学派直接造成了法国《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拿破仑法典、奥地利1811年民法典、德国1896年民法典和瑞士1907年民法典等。近现代契约政府就建立在对自然法的认识之上。

18世纪，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首先提出了社会契约的概念，美国独立后，依照《社会契约论》思想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宪法。按照社会契约论，政府是人民为保障自己的自由权利，相互妥协让步，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利，将其交给政府。所以个人的权利就是政府的义务。关注弱势群体，保护每个个体的生存权利，就理所应当成为政府职能的一部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工作才可能成为政府职能的延伸。

卢梭坚定地认为，自由的人是共和国制度唯一基础。当政府掌握了人们让出的权利之后，我们必须保证政府不会滥用这种权利，不至于凌驾于人民之上，用人民主动献出的权力来实施暴政、剥夺人民其他的权利，这就是社会契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卢梭说：“国家的体制愈良好，则在公民的精神里，公共的事情也就愈重于私人的事情。”[3]卢梭还说，一旦有人针对国家大事说“这与我何干？”这个国家就可被认为是迷失了。因此只有自由的公民才是社会契约成立并且合法的前提。因为契约，人民变成了公民，自由公民不但要保护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且要必须对他人的权利负责，对社会负责。这种责任表现为对人权的捍卫。如果一个人侵犯他人的自由和权利，那么他就无法保障自己的自由和权利。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和权利，这是消极意义上的对人权的捍卫。在积极的意义上，就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采取主动的方式积极捍卫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这样社会工作就有了伦理上的基础和价值依据。对弱势群体的扶助，正体现了对他人的自由和生存权力的捍卫。

在基督教传统中，对人的热爱是出于对上帝的责任和义务，如果按照近代自然主义的观点，把理性、上帝和自然权利统一起来，那么无论是从基督教伦理的框架下的博爱观出发，还是从功利主义框架下的权利和义务出发，社会工作都体现了理性基础上的自然法则和公民的义务与责任。

三、社会工作是市场化的伦理行为

然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成为一种职业也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在社会高度分工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工作就不仅仅是伦理行为，而且也是市场行为。

中国的王朝政府是一个伦理政府，政府的唯一代表，皇帝，充当着大家长的角色，各级地方政府的行政长官也在当地充当着家长的角色；社会行为发生在各个家族中间，而家庭和个人又由于各种亲属关系而同时隶属于不同的家族。比如某男既可以是A家族的儿孙，又可以是B家族的女婿，还可以由于哥哥的姻亲关系成为C家族的亲属。即使由于共同的境遇、共同的谋生手段或共同的经济往来而凸现出来的群体比如乞丐、挑夫或盐商等人，也首先属于某个家族，并自发地以类似家族的方式组成团体和帮会。由于伦理的含义在引进西方伦理学的概念后有所扩大，以家庭伦理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可以被称为伦常社会。

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独立的社会工作。大户或寺院也有类似社会工作的施舍活动，但是其本质，是单一的偶然救助。至于乡社等组织，也不过是互帮互助。在伦常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要对，并且主要对自己的家族成员负责。对弱势个体的帮助和社会公益事务都是在家族内部，以伦常方式进行的，所以不可能产生专门的社会工作。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家族对个人的伦理责任被国家对个人的伦理责任所取代，因此本质上，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仍然是一个伦常社会。政府承担了全部义务和责任。因此也不会产生专门的社工。

在伦常社会里，每个个体都负有对家族或是集体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不负责其他个体的自由和权利。在理论上，伦常社会里并不存在弱者，因为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都隶属于家族或是集体，因此都是一样的。正如一个家庭会尽量保证每个成员都会有饭吃有衣穿，而每个成员都要为这个家庭负起责任，而这种责任并不因为个体能力的差异有所变化，每个人只需要尽其所能，竭尽全力。个人与集体是绝对统一的。

但是这只是一种理论状况。个体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并不像理论中一样可以轻易被忽略和消除。这种差异和冲突最终将导致特殊意志和一般意志的对立，并出现集体与众人的分离。

市场经济体制假定了独立于政府的平等自由的个体。因为市场经济的运作首先承认了个人对财产支配权，其次认可了个人需要的交换和流通，最后以税收的方式明确了个人与政府间的权利和义务，而经济生活的有效运转又要求了个体之间的相互责任和义务。这样就具备了社会工作诞生的条件，伦理行为成为可以买卖的对象。社会工作也就应运而生了。

只有在一个契约社会中，自由公民作为社会契约的基础，才具备对其他个体自由和权利的责任；只有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种责任和义务才可以以分工的方式成为一种职业。所以社会工作是市场化的伦理行为。

参考文献：

[1]光明日报，1999-08-20

伦理行为范文篇2

一、记者在微博上大规模亮相

在媒介技术发展位居世界前列的美国，早在上世纪末就出现了一批“博客记者”，即在自己的博客而非传统大众传媒上新闻的新闻工作者。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就是被博客记者率先披露。其后，随着微博技术的发展，其影响力逐步取代博客，以Twitter为代表的微博客在网上传播新闻信息，“微博记者”（TwitterJournalists）也应运而生。这些都对传统新闻传播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在我国，微博于2009年开始流行。“新浪微博”内测版于2009年8月启动，是国内首个提供微博服务的门户网站。尽管在微博引入中国的阶段，我国曾经出现过饭否、嘀咕、叽歪等中国式微博网站，但新浪公司通过邀请明星、名人、记者开设微博的方式推广微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明星效应加上热点议题，使得普通网民对微博的关注和参与迅速升温。新浪微博的数据显示，到2011年2月，新浪微博的用户已经超过1亿人。在新浪微博的带动下，一个微博时代在我国悄然来临。现在，我国不仅有综合门户网站微博，还有新闻网站微博、电子商务微博、独立微博客网等各种形式的微博提供给受众。2009年12月22日，人民网也推出了微博服务“人民微博”，意图将其打造成一个网络问政的新兴平台。2010年2月22日，“人民微博”上出现了国家主席的名字。“胡主席‘开’微博了”的消息成为网友热议的焦点。仅仅一天的时间，该微博的注册粉丝数量就达到8088人①。

微博被逐步培育成反映社会问题、设置公共议题的重要舆论场域，其影响力连传统媒体都不能小觑。对此，传统媒体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包括在新浪等综合门户网站开设微博账号，将其作为信息的平台之一，以及在自己的电子媒体上推出微博版等。如2010年2月，羊城晚报与新浪网、金羊网合作推出“两会微博”，同时开辟“微博版”，“短短6天时间，超过1．3万名网友关注并发表数百条评论”。作为新的媒介技术，微博受到受众的欢迎与积极参与。媒介融合技术正逐步将政治信息传播带入社会网络（Socialnetwork）时代，改变政治信息的传播方式与民众参政议政的社会路径。受众欢迎权力社会化过程中逐步提升的公民权②。传媒与记者必然要尝试以更为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吸引受众注意，传递有效信息。对此，记者在这个过程中也自觉不自觉地参与进来。一些记者的个人微博甚至成为争议性报道与争议性话题的发源地。这一点，在2010年两会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在2010年两会期间，不少在会场上进行新闻采访的记者在现场直接将各种突发事件上载到自己的微博。如果事件的公共性比较明显，其同行以及其他媒体人还会广泛转发。在一些焦点事件的微博报道过程中，记者在微博上出现了集体亮相的盛况。有研究者发现，在微博的介入与传播特征下，新闻事件“完成一个公共话题所必须的社会情绪酝酿和发酵”，并成为一次“公民动员”，每个环节都只需要24个小时③。传媒人作为意见领袖在微博上积极信息，而其微博影响的受众面又极为广泛，再加上传媒人之间的转发与关注，其推动的舆论风暴往往会成为改变事情发展的关键因素。当然，和所有社会公民一样，记者可以选择匿名或者实名微博信息。因此，微博上记者的媒介使用行为可以分为实名与匿名两种。但是，在社会热点事件的微博信息传播活动中，记者往往选择实名的方式进行。可以说，记者对于微博的使用仍然是具有职业性的，而以其身份特征的差异，我们可以将这些实名的记者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其一，在新闻单位自己的官方微博上进行信息传递的记者，如在新华社等传统媒体自己的微博上，为大家提供第一手报道的记者；其二，以私人身份开设实名微博，随时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上传微博的记者。其微博上传播内容不囿于公共事件信息，也包括个人感言，例如曾子墨利用手机，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分享了许多难以见诸传统媒体甚至媒体微博的新闻事件相关信息。

二、微博上记者身份混淆带来职业伦理困惑

记者使用微博存在着使用媒体的官方微博和个人使用私人微博两种情况。在前一种情况下，记者假以媒体的公共身份进行信息传播活动，其行为必然受到新闻伦理法规的约束。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记者在商业网站的微博如新浪微博上新闻信息，其媒介使用行为是否依然需要受到新闻伦理与职业道德的约束，在多大程度上需要遵守新闻伦理与职业道德呢？出现在商业网站微博上的记者，既以记者的身份发言，也常常以一个普通网名的身份发表议论。对于非自己采访报道的事件，记者往往以“转发＋评论”的方式将信息发散传播。而对于自己采访报道的事件，不少记者也选择在商业微博如新浪或腾讯微博上第一时间信息。目前，国内最受关注的两个商业微博新浪微博与腾讯微博，均采用实名认证的方式，将记者以加“V”的方式推向信息交流的前沿，让记者成为比普通用户更易为人关注以发挥其舆论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如此一来，在这些商业微博上加V的实名认证者不仅以其私人身份在传递信息，更携带其公共身份而成为一个个信息平台。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他们，他们每个个体其实已经成为自己所属媒体的一个个子报、子台、子网站。作为一种职业，“记者”可以简单地定义为媒体从业人员，即从事信息采集和新闻报道工作的人。一方面，作为一个自由的个体，职业身份只是他个人身份中的一个部分。他们当然有权利在自己的微博中记载生活随感等非职业活动内容，其个人微博的私人性应该得到承认并受到尊重。另一方面，他们的确是以实名的身份在微博上活动，从而聚集起数量众多且快速递增的粉丝。而且，他们在微博中发表了大量报道性信息，这完全可以视为他们的职业活动的延续，我们也有理由从职业上将其与普通微博用户个体区分开来，并对他们的新闻活动提出相应的职业伦理期望。

但是，商业网站微博上信息的记者毕竟是以个人的身份进行信息传递活动，这种身份上的困惑很容易使其陷入媒介伦理的困境。一方面，出于一种职业习惯，记者都想尽可能地利用社会化网络的特质，让信息更为自由地流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个体使用微博信息，记者毕竟不用再面对“把关人”的束缚，会不由自主地放松信息传播的职业要求，甚至会出现被情绪控制而在非理性状态下的信息。这种职业身份与个人身份混乱导致的伦理困境部分源于存在已久的媒介职业角色的两难困境，而这种困境在网络时代的媒介融合浪潮中得到激化。麦奎尔（2006）曾指出媒介职业角色的困境包括三方面：积极地参与与中立地传输信息之间的矛盾，创造性和独立性与机制的日常运作之间的矛盾，传播的目的与迎合消费者需求之间的矛盾①。而在记者使用个人微博的行为中，积极参与与中立传递信息之间的矛盾最为明显。因为社会性媒体与自媒体都倾向于削弱记者的职业身份、强化他们的个人身份，但同时又依赖社会性媒体与自媒体用户的新闻活动来发挥重大影响。对于记者所面对的这种身份困境，与网络新闻伦理相关的各项研究已经多有关注。《网络新闻评论》在对网络新闻伦理的分析中认为，网络新闻报道其实归根结底与传统新闻伦理没有差别②。它们的基本要求依然是客观、可信、公正，且尽量避免伤害。大卫•布鲁维（DavidBrewer，2010）则提出，记者使用微博时需要特别注意几条传播伦理的原则：准确可靠、不偏不倚、公平开放、敢于挑战、廉直无私和隐私处理，并对它们在微博情景下的具体含义进行了阐释③。路透社在2010年版《路透社报道手册》中则特别添加了《网络报道守则》部分，其中对路透社记者在媒体微博和个人微博两种情景下的活动，都提出了细致和可操作化的系列规定④。不过，尽管行业协会和一些媒介组织已经针对微博使用的媒介伦理问题制定了规则或手册，但它们更多的为了媒介组织的机构利益，进行应对之策的探索，非学理性探究。要提出符合这类微博记者双重身份的伦理规范，清晰地界定他们在微博上的自由限度，还需要对他们的实践操作与职业伦理之间的矛盾进行更为深入地概括与分析。

三、记者使用商业微博进行信息传播面对的媒介伦理问题

当记者使用个人微博时，记者常常摆脱“把关人”对他们的群体束缚，而展现出高度的个体自由。受众／用户往往对微博上的记者摆脱“把关人”后，揭露非官方报道的敏感性议题，及其个性化表述展现出更高的关注热情，不少受众还会积极评论并转发，从而更加刺激媒体人更多选择这种方式信息。另一方面，传媒人之间也通过便利的“转发”形成联动，并最终汇成意见领袖的集合。这种“转发＋评论”模式能迅速掀起舆论风暴。黄朔（2010）从传播模式的视角对微博的这种全新的多级传播过程及强大的传播功能作出分析⑤。种种研究发现，微博使得记者不再仅仅通过揭露事实来展现力量，而是成为一些行动的直接发起者。但是，记者的这种微博使用行为在下面三个方面构成媒介伦理争议。

（一）微博的技术特征是否有利于记者客观全面报道事实

微博是140字以内的信息平台。它的传播技术特征决定了它限制每条微博的文本长度，且对时效性特别强调。而每一条微博限制在140字内，这只是常见的硬新闻导语的长度。很多微博的长度还不及此上限的一半，其内容相当于标准的“一句话新闻”，甚至是标题新闻。这就难免会带来新闻的碎片化报道问题。在字数的刚性规定下，记者几乎不可能依靠单条信息的文本展现复杂的事件全貌。但是，要做到“报道的是事实而非传言”，记者又必须以充分的证据支撑己方，尽可能多地提供相关事实供受众判断。在这种矛盾之下，为了避免发出的微博信息被人片段式解读，有的记者选择以连续发数条微博的形式，将完整的新闻稿放入微博。但即便如此，在每一条140字的信息发出之后，记者仍没法保证每一条信息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证据链能连贯地传递给微博上的受众，因为每一条已经的信息都有自己的信息流动方向，是相对独立的一段信息传播过程。受众完全有可能根据任何一条单一信息进行片面的阅读，甚至误读。或者出于某种情绪的影响，受众只关注甚至转发记者一系列微博中符合自己对事实想象的部分，而忽略其他内容。当群体性事件出现，而传统媒体又习惯性失声时，这种情况就更容易出现①。此外，微博的技术特征凸显很强的时效性。由于受众每一次刷屏都有可能看到新的新闻内容，因此记者更期望在最快时间发出新闻，成为新闻事件中传递信息的第一人。这种对时效性的关注有时会削弱记者一贯审慎的新闻伦理判断。而且，由于在微博上信息不再需要编辑的把关，记者其实同时兼任了编辑的职务，这就使得准确真实信息成为作为个体的记者自我把握的对象。他们只能依靠自省与自律去完成，而缺少了编辑的协助与提醒。此时，在对时效性的争夺之下，仓促发出未经反复核对的信息，就变得比较容易发生。因此，一些学者宣称微博开创的不仅是“全民记者时代”，还有“谣言时代”②。

（二）记者在微博上信息的操作手法是否忽略了客观主义的报道方式

随着商业报刊兴起，客观主义成为西方新闻界的一种主流伦理规范并保持至今。它要求新闻工作者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带个人偏见地、客观地反映事实报道新闻；同时，新闻工作者在进行“把关”时要按照“新闻价值”的中立标准而非个人好恶进行选择。我国新闻传播思想一直对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予以极大的重视。客观主义已渐渐被新闻行业纳入职业规范体系，视为“专业主义”精神的体现。记者群体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也越来越重视“新闻专业人士”这一角色。在传统大众传媒机构里，一系列的操作守则和“第二人核查”等把关流程努力维护着客观主义的实现。但在记者使用个人微博的情景中，记者往往会在摆脱媒介组织的结构性约束后，对新闻事件的微博呈现不再局限于客观的事实描述，而是以个人姿态发表观点与意见。例如，某记者在新浪个人微博对两会的报道中有这样一条（2010／3／8），“来看看我们国家最年轻少将的理论水平。某某曾说，解决腐败问题，要进行长期整风，重温‘防止糖衣炮弹的进攻’。他还深情背诵了《蝶恋花•答李淑一》，以劝诫贪官。”③这样的笔调清晰地传递出她的否定态度，而非拘泥于对事实的简单呈现。这种带有鲜明主观情感色彩，甚至夹叙夹议式的报道在记者个人微博中普遍存在，使我们难以将之归为记者偶然的操作性失误。实际上，一些记者在使用微博时，已经偏离了一个中立观察者的角色定位，而是有意无意地介入新闻事件，成为了积极参与者。从中立到介入，记者在媒介组织内原有的角色平衡被打断。而这正源于我们前文所说的记者在使用微博时的身份困惑。当记者以记者的实名身份活跃于微博，却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对待新闻信息传播活动时，记者忽视了在传统媒介机构之外开展职业活动也应遵守新闻伦理的重要性。当然，记者个人使用微博进行新闻事件的描述时，也可能产生新的报道方式与手段，从而形成新的客观主义报道形式。而且记者摆脱了客观主义规范的约束，也可能使他们能更多地展现个人特征与创造性，这包括更富个性化的语言、更加自主化的信息筛选。这些都会极大地获得受众的共鸣。但是，当我们在欢呼由记者个体的这种解放而获得的关注力及相随而来的广泛影响力时，我们依然要警惕，记者以实名的方式出现在微博上时，受众并不是以一个普通公民的标准来看待他们传递的新闻信息。在微博上进行非客观主义的、非专业主义的报道，这种方式最终会不会给新闻业的存在基础带来致命的损伤？

（三）微博上的记者是否存在传播公权力滥用的行为

2010年时，凤凰卫视台主持人曾子墨在新浪微博上的粉丝数为228596，而她所属的凤凰卫视台的新浪微博所拥有的粉丝也不过是199046（2010／11／24）。这个有趣的现象虽然可以从曾子墨独有的个人魅力等方面获得解释，但不应该使我们忽视另一个因素———那就是她个人微博的影响力是借力于她所属媒体影响力之上的。这一点在“非名记”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诚如麦奎尔（2006）所说，“如果没有大众媒介的配合，要在网络上出名并不容易。”①记者在个人微博中的职业活动显示出一种非专业主义倾向，因为记者在使用微博时假设自己是以个人身份而非职业身份开展信息传播活动。但如上文所示，记者毕竟不是凌空的个体，或普通的受众。他们在微博这一新媒体上呈现的力量依托于所在媒体的机构性权力。在记者撰写私人微博突出个体性时，受众／用户所关注的并不仅是其个人身份，同样也在考量记者的职业身份及其所属传媒平台的公信度、影响力。因此，许多记者以实名身份出现在微博上，一些记者还会在名字前署上所属媒体。由于记者个体使用微博时，其实是享受了职业身份带来的影响力，延续了传统媒体发挥公权力的方式，因此当他们对新闻事件进行有立场的评析时，就涉及到了公权力的使用问题。记者过去常被视为观察员，现在则被越来越多地比作“法官”。尽管他们没有裁决的权力，但确实像法官一样听取各方甚至还有陪审员（舆论）的“申辩”，然后将事实呈现在媒体上。然而在事件没有全面呈现之前，记者先个体主观判断的现象在微博上并不罕见。记者的这种主动参与还能制造媒体事件，更为严重者则直接造成了媒介审判。

伦理行为范文篇3

为了使作为个体存在物的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得到满足。为了使自己的行为活动服从自己理想，使自己获得人之为人的幸福和价值。人类性行为需要一定的规范。婚姻关系就是直接产生于两性关系的禁例。一夫一妻制的“最后胜利乃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此外，人的性行为本身不同于动物本能的交配活动，人的性行为是有意识的活动，不仅表现为能够认识、预见和调整自己的行动，表现为富有幻想和殷切的渴望。而且能使人的性行为符合社会规范的要求，最大限度的满足自己的生理和心理的需要。性教育的基本伦理观，把人类的身心两面结合在一起，强调心灵与身体之间的正确顺序。主张以真爱为中心的性行为。当性行为提升到心灵的层面，并服务于心灵的目的时，便神圣化、理想化、价值化、尊严化、伦理化、道德化了。因此，在强调大学生自我发展、自我需求满足的同时，有必要倡导基本的性伦理规约来规范和引导当代大学生的性行为，促进他们身心的健康发展。

1.1生命价值原则

性行为不仅要有利于人类的繁衍。确保新生命的遗传素质的质量，而且要有利于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预防性传播疾病。一部婚姻发展史就是对性行为的约束规范史。为此，应该尽量避免不合理的性行为方式以及不符合道德规范的性行为关系，以实现优生优育的目的。同时，从预防性病的角度来看。避免性行为导致性病传播是性道德基本原则。在现时代，随着科学技术和交通工具的发展，人们交往日趋频繁，原来散布于各个地区的不同性病，也随着人群的大流动而不断地传播蔓延。性病是一组传染病，主要通过性接触而传染，其中淋病、梅毒、艾滋病对人类健康危害极大。因此，为了杜绝性病的传播和蔓延，就必须遵守性道德规范。事实证明，性行为的道德约束有利于人类的生命健康。

1.2尊重与相爱原则

在人类社会中，区别于动物的性活动，就在于人类有超乎于动物界的思想与情感，因而在性活动中具有对异性的、尤其对特定的“某一个”异性的爱情，就成为人类性伦理的重要原则。在现代社会，人对异性的要求不是简单地以自然方式、而是以复杂的社会方式进行的。人以恋爱的方式使性欲人格化了，当性的快乐被爱这种精神因素所维系的时候，它就更高涨并且有动物所不具备的持久性。另外。尊重原则不仅体现在对恋爱对方上，还体现在对自己和对社会的尊重。首先要自尊。在恋爱过程中，不能为了获得一时爱情去卑躬屈膝、牺牲人格，更不能以自杀、以性等方式去搏取所谓的爱情。其次要尊重对方。尊重对方的意愿和选择。特别是在追求对方的时候，不可采用一些极端的方式，甚至不顾对方是否愿意，死缠赖打。最后要尊重他人。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人，其行为不能仅顾自己的感受。而要考虑对他人和社会的影响，同时也包括对性行为可能产生后代的尊重。

1.3善良无伤害原则

所谓善良无伤，主要是指男女之间的性行为不会损害自己或对方的身心健康，不会伤害其他人的幸福，不会损害后代的健康，不会危害社会的安定发展。一般来说，婚外性行为，如通奸，尽管某人与“第三人”有某种感情，符合了“自愿”原则，却违背了“善良无伤”原则。因为他(她)伤害了自己的妻子(或丈夫)，倘若未婚先孕，对自己、对孩子都是极大的伤害，也会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除非履行法律程序，经法院裁决或协议离婚，再结婚，否则，婚外性行为是一种不道德行为。至于其他的婚外性行为，如，则会将性病传染给自己的妻子或子女，使其成为性疾病传播的无辜受害者，显然这是违反“善良无伤”原则的非法行为。

1.4责任和义务原则

性既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责任和义务，性与道德、性与道德、法律、婚姻密不可分。人作为有理性的动物，他不仅具有选择行为的意志自由，而且也有控制和约束自己行为的意志自律，自律性就是人的自身的意志约束，表现为人为自己立法以及理性对感性欲望的合理节制。同时，生活于现实世界的确定的人、现实的人，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道德责任和义务。人的道德责任意识，既来源于行为主体对客观存在的道德规律和道德责任的理解和认同，又来源于外部环境的规约与定序以及社会舆论的监督与评价。因此，生活于现实世界的人总会受到外部世界的规定和制约，任何人都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每一位性行为的当事人，都有义务为自己的性行为及其后果负责。那种两性关系上任意、轻率、放纵、无节制的行为，只能导致物欲横流、无可挽回的灾难。

1.5自觉和自愿原则

在实际性行为中，所谓自觉是指男女双方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性，所谓自愿，则更多的是指女方自愿。因为无论是从生物属性或社会属性上看，在性行为过程中，一般说男人处于主动和进攻的地位。性行为是男女两性未达到一定目的而进行的活动，涉及一方影响另一方的关系，从而就会有双方主动或仅仅一方主动，双方愿意或仅仅一方愿意的区别。因此，性行为的道德规范要求性行为应该建立在男女双方自觉自愿原则的基础上。在性行为中，男方不紧要满足自己生理和心理上的需求，也应该顾及女方的意愿与需要。

1.6私事原则

所谓私事原则，是指性关系的私人性和隐私性准则。它是现代性伦理学的产物。私事原则包括两性关系的自由自主性、非公开性和自律性。两性关系的自由自主性，即男女双方均有选择配偶、结婚、离婚的自由性和自主性。两性关系的非公开性，即现代是一对男女之间最亲密的肉体与精神的结合，是两个人互相给予、互相享受的特殊领域，只可两人共有，不能与他人分享；只能在仅两个人独处的空间内进行，不能公开展示。两性关系的自律性，是说两性关系虽然具有自由性和自主性和非公开性，但并非是性本能驱使下的任意、轻率、放纵的行为，而是在自尊、自重、自负责任等道德意识以及社会道德规范支配下对性本能的合理节制。

2大学生性行为的基本评价

关于大学生性行为的基本评价，笔者主要围绕本质、模式两个层次进行论述。

(1)从本质来说，大学生属于高知识人群，他们具有较强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博学兼容的特征以及追新求异的倾向，这决定了他们有可能接触并接受更多的新思潮、新观念，其中包括大量不合理的性思潮、性观念，因而他们的性思维比较活跃。以上列举的几种大学生性问题，虽然只发生在部分大学生身上，但是问题的严重性后果以及对他人利益、社会风尚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2)从性的存在模式看，一些青年在性方面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他们已将“恋爱——结婚——性行为”的婚恋关系模式，变成了“恋爱——性行为——结婚”的模式。恋爱、性行为、结婚三者常常出现分离、即恋爱、性行为之后的结果并不必然是结婚，恋爱目的出现了多元化，恋爱变成了满足多层面需要的手段，如满足物质需要、精神需要、感情需要、性欲需要等。因此，只凭热情和感情而缺乏理智和理性的恋爱，走向无奈和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虽然当今社会对婚前性行为宽容了很多，但是大样本的调查表明，至少在目前的中国青年中，并未出现对贞操无所谓的趋向。绝大多数大学生仍渴望包括在内的美好爱情，但是是要讲究条件和规范的，大部分青年大学生对婚前性行为仍保持谨慎的态度，在实际行为中他们也是这样做的。

摘要：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期，经济体制的变换交替，伴随着观念的深刻变革；中国人传统的性观念受到猛烈的冲击，性的价值观、道德观随之发生巨变，并产生了与之相应的性行为。大学生作为“时代的晴雨表”，这种性观念与性行为的变化在他们身上反映得尤为显著。因此有必要倡导基本的性伦理规约来规范和引导当代大学生的性行为，促进他们身心的健康发展。

伦理行为范文篇4

公共行政行为的伦理选择，离不开行为主体即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的伦理思考。虽然在日常公共行政实践中，很少有人表现出对基本价值观的长时间的艰苦思考，但是，这并不表明政府在做出公共行政行为选择的过程中，抛弃了其内在的理性的选择逻辑。

关于公共行政行为的伦理思考，可以分为既相互明显区别又相互密切联系的四个层次，它们是表达层次、道德规则层次、伦理分析层次和后伦理层次。公共行政行为的伦理选择就是在这四个层次中展开。

公共行政行为伦理思考的第一个层次是“表达层次”。在日常公共行政行为中，表达层次仅仅是就一些公共行政问题或公共行政事件表达自己的情感，多数情况下表现为一种自我的抱怨，比如“夹在上司和组织中间，我该怎么办才好呢?”“政府组织中的人际关系让我不知所措!”这些情感的表达，很多情况下是没有经过思考的、自发的、包含着公务员个人好恶的，或许也是公务员价值判断的最常见的形式。这一层次的伦理思考既不需要提供有关公共行政事态的证据和详细的事态描述，也不会为公共行政事态的解决提供理性的处理方法。但是，根据这些情感表达是由谁发出的和达到何种强烈程度，可以成为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下一步进行系统和理性选择处理公共行政问题方式的起点。

公共行政行为伦理思考的第二个层次是“道德规则层次”。这是严肃提出公共行政问题并予以严肃回l答的第一个层次。从这一层次开始思考、指出与公共行政问题相关的行为方式并开始评估各种可能的办法及其后果，其依据往往是被政府奉为道德指导准则的规则、格言、谚语，例如“以诚待人”、“做一名人民的公仆”、“永远为公众服务”，等等。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往往在最初的情感表达过后，一方面思考可替代的公共行政行为方法及其可能性后果，另一方面将道德规则运用于公共行政行为选择中，通过公共行政行为与道德规则的比照，对公共行政行为做出判断。虽然这中间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理性和系统的思考过程，但总的来说，还是有限和零碎的。在基于实际公共行政后果和对道德规则进行判断的基础上，大多数的公共行政行为选择会在这一伦理思考层次完成。

公共行政伦行为伦理思考的第三个层次是“伦理分析层次”。当可利用的道德规则无助于解决具体的公共行政问题或者相互冲突时，就需要对道德规则进行基本的再思考。在一般的、常规的公共行政行为中，不需要进行这种基本的对道德规则的再思考。然而，有时候所面临的公共行政问题非常复杂、没有先例或者影响范围太大，以至于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需要反思常规行为标准中所隐含的伦理准则，即进入伦理分析层次。例如，“以诚待人”，在特定场合可能不妥，“诚”不一定要求“永远说真话”，可以将“说真话”加以限定，可以将这个准则变通为“除非会严重地伤害无辜的第三者，否则永远说真话”，这样“以诚待人”就避免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因为说真话而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在这个伦理思考层次，不仅需要对冲突的公共行政价值观进行审查，以揭示这些价值所支配的相互排斥的公共行政行为方式，而且需要将抽象的公共行政价值观陈述为直观的伦理准则，以便将一种价值观和对应的公共行政行为方式联系在一起，然后将具体的公共行政行为准则应用到公共行政伦理问题的解决中去。在伦理问题中的对抗性价值被确认并被明确地转化为准则后，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便会依其重要性进行排序，选择更为重要的价值观所对应的具体公共行政行为，从而做出选择。能够做出这种选择的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也随之达到了道德上更加自觉、更加自如的程度。

公共行政行为伦理思考的第四个层次，亦即最后一个层次，是“后伦理层次”。如果在伦理分析层次还是不能够得出必需的公共行政伦理准则和可替代的办法，那么就需要进入这个最为基本的哲学思考层次。一般来说，大多数公共行政行为的伦理思考不会达到这个层次，因为这个层次是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对自己世界观的认识，即对政府的存在价值的认识。例如，在公共行政实践中，公务员要求自己以诚待人，却遇到不少人以怨相报，那么，他还坚持以诚待人吗?如果他遵守以诚待人的道德是以别人同样以诚待他为条件，那么，在他没有遇到以诚待他的人时，他是否还会以诚待人呢?若他坚持一如既往地以诚待人，而不论别人怎样对待他，以诚待人的道德规则对他来说，就成为了人生的理想和信念，他就达到了后伦理层次。也就是说，只有面临全面的理想和信念危机时，后伦理层次才会成为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伦理决策的最后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伦理思考层次的逻辑顺序在现实的公共行政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只有在书本和学术著作中才有这样的逻辑选择顺序。在现实的公共行政过程中，伦理思考是一个导出伦理行为的过程，就像库珀所说的是一个“在四个层次里上下游走的”动态的过程。“起初，我们就问题进行感情表达，即我们对自己目前的感想做出自发的反应。但接着就很快进入解决问题的道德规则阶段；当我们所得到的信息和情况越来越复杂时，我们就又回到情感表达阶段；然后，发泄完了我们的愤怒和苦恼之后，我们就又回到了道德规则阶段以寻求合适的道德规则。”正是这种可能的(事实上也是必然的)在四个不同层次中的“游走”状态，才显现出公共行政行为伦理选择的复杂性。

库珀关于伦理思考层次的分析表明，为了有效地对公共行政理论问题做出反应，公共行政人员不仅要意识到在特定时刻自己处于哪一个伦理层次，而且还要知道自己的同事处于哪一个层次。“困惑通常是在同事间产生的，因为有些人只是发泄情感，而另一些人则陈述各种道德规则，还有一些人在思考基本准则。有时候，每一个人都陈述道德规则，但这些规则是冲突的，所以就有人需要进入伦理分析层次。为了个人也为了组织，有必要澄清和整理基本的价值观、准则、目标和宗旨，然后确立一个可接受的行为规则。”

关于伦理思考层次的分析还表明，在公共行政伦理思考的四个层次中，“表达层次”太情感化、太情绪化，“后伦理层次”又太抽象、太个体化，“道德规则层次”和“伦理分析层次”对于公共行政行为的伦理选择最为重要。大多数的公共行政行为选择是在道德规则层次完成的；当道德规则层次无法决定公共行政行为的伦理选择时，就会进入到伦理分析层次。所以，公共行政行为选择既要建立在一定^的道德规则的基础上，同时也要受不同价值取向的导引，也就是库珀所说的在伦理分析层次重新选择道德规则以做出伦理选择。

由此，可以建立一个公共行政行为伦理选择的模式，这个模式由以下步骤所构成：

第一个步骤是认识公共行政伦理问题。这一阶段的公共行政行为选择处于表达层次，无需做出实际的往为选择。

第二个步骤是分析公共行政伦理问题。它包括道德规则和伦理分析两个层次。前者将公共行政伦理问题纳入道德规则中运行，并按照道德规则所限定的方式、方法做出伦理选择。后者是在公共利益、组织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伦理冲突时，要求对这三者之间的利益进行新的平衡，从中寻找新的适宜的规则以便做出伦理选择。这一层次的过程相对比较复杂，要对公共行政目的与公共行政手段进行伦理判断，对公共行政作为与公共行政不作为进行伦理权衡。

第三个步骤是进行公共行政行为选择。在利益平衡以及规则确定之后，行政行为就做出了相应的伦理选择。这其中也蕴涵了后伦理分析层次。

正如库珀所指出的，“没有一种模式(包括此模式在内)能够给你提供一个可能最‘准确’的决策，但它却能提供一个样板，该样板有助于具体的个体在具体的情况中(即具有不确定因素和时间限制的现实的行政事务)创造性地设计最好的决策。就像在任何一种设计过程中一样，该决策设计中，应该具有应急的行动过程、提供几种可替代的同步的或连续的方案，直至能较为清楚地表达出结论。伦理问题和交通运输问题、建筑问题及外科手术问题等其他问题一样具有本质上的动态性，因此，你必须准备随时间和事件的变化而改变你的处理办法。”

提出公共行政行为的伦理选择模式，从表面看是从理性的角度证明公共行政行为伦理选择的可能性。然而，实践的意义同样存在，“通过使用这一模式，我们获得了更高的伦理自主性，因为我们变得对自己的价值观更为清楚，也更能清楚地意识到外部(我们在其中活动)的义务。一旦我们培养成了直觉技巧，就有可能在需要的时候将我们的行为理由上升为有意识的思考。”

二、公共行政伦理冲突的产生

在公共行政的行为选择中，伦理思考和伦理选择模式是非常重要的，而伦理思考和伦理选择模式的核心是公共行政价值。但在具体的公共行政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公共行政价值有可能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当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面临不同的道德准则或道德价值时，很可能会发生伦理冲突，即所选择的公共行政行为符合了某种伦理要求，但同时却违背了另一种伦理要求，或者所选择的公共行政行为实现了某种伦理要求，但同时却牺牲另一种伦理要求。在公共行政活动中，常常会遇到相互冲突的各种行政伦理价值，而又要求行为者在对立的伦理价值中必须选择一种。面对伦理冲突，公共行政行为的伦理选择就出现了取与舍的困境。正所谓做了你要下地狱，不做你也要下地狱。

伦理冲突的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和普遍性。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现代著名思想家萨特在他的名作《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曾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伦理冲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占领巴黎后，萨特以前的一个学生去看他，请求他帮助解决一个伦理选择方面的难题。这位青年人只有一个兄弟，被德国人杀害了，他的父亲当了德国人的走狗。他同母亲生活在一起，他母亲与丈夫分居后，只能从他身上得到安慰。这位年轻人有意逃出沦陷区，到英国去参加自由法国部队，可是又想留在巴黎侍奉母亲。由于他打算做的这两项选择都可以从伦理上说出一种道理，究竟应该选择哪一项，他感到进退两难。但是，萨特不肯为那个年轻人做出决定，只是说；“你是自由的，那就选择吧——就是说，创新吧。没有什么一般道德规则能指点你应该怎么办。”

萨特通过这个例子说明伦理冲突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和普遍性。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也经常会面临公共行政伦理冲突，比如利益冲突和角色冲突。所谓利益冲突，是指公共利益、政府组织利益和行政人员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所谓角色冲突，是指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所扮演的多重角色(如“经济人”角色和“公共人”的角色)及其相应的责任、权力、利益之间的冲突。

三、伦理冲突中的公共行政行为选择

在以上的例子中，萨特看到了伦理冲突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和普遍性，这是思想上的睿智。但是，他基于存在主义的立场，却认为在_伦理冲突下做出的行为选择只能是模棱两可的，因为面对伦理冲突不可能有一个一般的伦理选择的标准，这种观点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即使在伦理冲突中，伦理选择也存在着客观的标准。“萨特在其回答中把两种对立类型的冲突情况看做是同样价值的，而实际上，其中每种情况都要求作出原_则上不同的抉择。按照实际伦理选择的逻辑，不参加抵抗运动，不给抵抗运动以力所能及的支持，就是有利于法西斯主义的行为，就是有利于邪恶的选择，因而是不容许的。这一冲突情况的复杂性表现为与母亲的难舍难分；但在把对祖国的义务看做是更高的道德价值时，即可克服。现实生活中，有大量的，范例，正是这样处理道德冲突的。”伦理冲突与行为选择是伴随在一起的。在公共行政领域也如此。因此，一旦公共行政陷入伦理冲突，，必然涉及到公共行政行为选择。那么，应该如何在伦理冲突中进行最佳的公共行政行为选择呢?

1．全面认识公共行政伦理冲突中的功利价值

功利价值是人类社会中产生的第一种价值形式。马克思指出，在物的效用的基础上产生出各种使用价值，其中也包括主体选择中的伦理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公共行政行为的选择都是为了实现功利价值。与此同时，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公共行政行为选择来说，又要求行政主体必须选择特定的功利价值作为自己的目的，这其中便涉及公共行政行为选择中功利价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其中，功利价值的特殊性问题尤其值得重视，因为这恰恰是解决公共行政行为选择特别是解决伦理冲突中的公共行政行为选择的实质所在。从总体上讲，就是要正确建立公共行政伦理价值的等级次序，承认并坚持公共利益高于政府组织利益和个人利益，一切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和取向。

在历史上，许多思想家都十分重视伦理选择中的功利价值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也有自己的功利理论。如同志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有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

2．正确看待公共行政行为选择中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在伦理冲突的情况下进行公共行政行为的选择，常常会使人们产生一种看法，即认为公共行政行为选择就是解决伦理冲突；就是偏重一个方案而轻视另一个方案。然而，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公共行政行为选择都需要牺牲某些伦理价值。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公共行政行为选择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需要认真加以研究的。具体地说，这里有一个理论问题，即目的本身与手段的性质是什么关系。回答和解决好这个问题，有助于对公共行政行为做出正确的选择。

关于行为选择中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目的论”伦理学与“义务论”伦理学的观点截然相反。

典型的目的论者认为，行为之所以“正当”，是因为它们的目的所致，目的可以使手段正当化。换句话说，目的本身与手段的性质毫无关联，不存在什么“卑鄙的”手段或“伦理的”手段。为了达到公共行政的目的，可以不考虑其手段的性质，公共行政目的本身就已经能够说明任何一种手段，好的目的可以证明一切手段。这种观点只重视手段的外在效果标准，而忽视手段的内在伦理标准。这一目的论的观点，在西方历史上曾非常盛行。例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站在暴力侵害与政治阴谋的立场上解释他那个时代当政者的暴力政策，并认为不论政治行为怎样残忍、邪恶，都可以用来追求和维护权力。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这一行为选择理论有过严厉的批判：“这里牵涉到‘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这一恶名昭著的命题。这一说法就其本身说自始是庸俗的，毫无意义的。”于是，黑格尔得出结论，即“仅仅志欲为善以及在行动中有善良意图，这毋宁应该说是恶，因为所希求的善既然只是这种抽象形式的善，它就有待于主体的任性予以规定。”马克思对目的论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了批判。他指出，手段有好坏之分，当目的好的时候，就应该相应地有好的手段，而且目的可以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同样地，手段也可以成为目的，所以必须坚决反对选择手段上的无原则性。在手段的选择中，既要考虑政治后果，又要考虑伦理后果。

典型的义务论者则认为，行为的正当性在于行为本身“是”什么样的行为，或者说与行为原则相关。它认为只要行为手段正确、合乎道德，可以不考虑行为出自于什么样的目的，行为后果怎样。义务论反对一切暴力、强权和惩罚，认为这些行为手段都是恶的，不道德的，提出“勿用暴力抗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目的与手段不可分割，相互制约。目的作为公共行政的目标，在公共行政的全过程中具有指导意义，因此，公共行政目的决定公共行政手段，公共行政手段从属于公共行政目的。一般来说，要实现合乎道德的行为目的，应采取相应的合乎道德的行为手段。这是目的与手段关系的一个方面。然而另一个方面也不能忽视，即手段也制约目的，手段不道德，目的也不会是道德的，据此，要坚决反对公共行政行为选择手段的无原则性。在公共行政行为的目的与手段的辨证关系中，手段的价值取决于用以达到的目的的伦理性质，但目的只是决定行政手段，而不能证明手段的正确。公共行政实践反复证明，行政手段的真正价值是在结果中体现出行政目的。如果选择的行政手段不适合于行政目的，就不会产生预期的结果，就可能会歪曲行政目的的性质。综上所述，处理目的和手段的伦理冲突，必须在认识目的伦理性质的同时，确定手段的伦理价值。

3．准确把握公共行政伦理冲突中的伦理妥协

公共行政伦理冲突中的伦理妥协是政府进行公共行政行为选择的特殊方式，表现为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在公共行政选择中有时不得不放弃某些伦理准则、牺牲某些伦理价值以便维护更高的公共行政伦理价值和公共利益准则。

可能的“伦理妥协”是为了在公共行政伦理冲突即不同的公共行政价值选择中，追求“最小的恶”。“在行政伦理学中，‘伦理妥协’与‘最小恶果’是相通的。”

“最小的恶”(或称“最小恶果”)的存在，一方面反映了公共行政过程中伦理冲突的客观性并以“最小的恶”的形式特殊地反映出来，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在公共行政伦理冲突中伦理妥协在原则上是被允许的。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公共行政伦理妥协是公共行政行为选择中最复杂、最微妙的行为。在公共行政伦理妥协中，行政目的的伦理性被损害甚至被毁灭的危险性特别大。在具体的公共行政行为过程中，必须理性确定和遵守公共行政伦理妥协的限度，只有在必须选择“迫不得已的手段”和可能实现“最小的恶”的情况下，伦理妥协才会在实现公共行政目标的过程中，最终表现出有是道德的。

伦理行为范文篇5

关键词：财务伦理；财务行为；道德推理

伦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已经成为各国文明发展的一部分，所以。伦理必定影响行为。西蒙曾说过：“一切行为都包含着对特殊的行动方案所进行的有意无意地选择”。论文百事通不难发现，人们的价值倾向已渗透到人们行为的各个方面，财务领域亦是如此。由古至今，不论是中国的德、义、礼，还是西方的康德理论，都开启了德法并重的治理先河，并将伦理理念融入财务实践。对企业而言，如果缺乏伦理道德，就可能会选择“不道德”的财务行为，发生财务舞弊现象。但如果以正确的理论道德作为指导，那么理智的行为主体一般都会选择符合伦理道德的财务行为。所以。伦理道德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到财务行为，并为隐性财务制度的存在提供了价值根基和精神支持。

一、财务伦理概念的界定和理解

关于财务伦理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寥若晨星。目前，对财务伦理的界定尚无权威的说法。笔者试图从伦理的基本内涵入手，考察财务和伦理相耦合的层面来界定财务伦理。

伦理，按照徐慎《说文解字》的解释，“论，从人、辈也，明道也；理，从立，治立也”。所以，“论”是区分人的辈分、长幼以及由此形成的相互之间的规范和秩序；“理”，原意是玉石的纹理，意指事物内在的“纹理”，也就是事物的基本规律。由此可见，伦理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秩序和规范。即为“论”；二是事物本身内在的规律、规则，即为“理”。二者合一，即为“伦理”，就是事物交互过程中根据各自特征而形成的一种规范和准则。所以，任何事物或学科的伦理都要基于自身规律去考察相互关系的某些特质。

企业是一个“不平整的游戏广场”(UnlevelPlay－ingField)。这个广场是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和组织结构中运作的，而伦理道德是维系各种关系和组织结构的必要因素，因此企业活动在其所有层面都与伦理道德相关。但是如何考虑财务——这一微观管理领域的伦理呢?笔者从其本质属性来进行分析。从财务角度来看，企业的财务管理作为管理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是组织一系列财务活动和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价值管理活动。财务管理具有双重特性。从自然属性来看，财务管理的目标就是根据“成本一效益”分析，实现“以最小的投入换来最大的产出”；从社会属性来看，财务管理不仅受到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等技术层面的制约，还要受到伦理道德的约束，即企业必须在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实现企业“综合经济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伦理用来反映和调节相互之间利益关系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一方面，企业作出某项财务行为时，都要自觉地考虑是否符合伦理道德；另一方面。伦理也可看作一种特殊的管理方式，它决定了“企业行为主体受制约的道德参数，规定企业目标行为的伦理界限，成为制定和实施各种管理规则的价值参考”。为此，笔者认为，财务伦理是企业在财务运行过程中，整合和调节各种财务关系时。所表现出的伦理理念和伦理特征。它既是财务主体把握财务活动运行的规则，也是协调各种财务关系之间的义与利、利己与利他、权利与义务的行为规范。

具体来讲，财务伦理展现了财务伦理化和伦理财务化两个方面。从财务伦理化来看，企业开展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都必须符合伦理道德。也即从财务的本质表现中引出了道德规范和伦理理念。并把伦理道德作为一个尺度和标准。对企业的财务行为作出伦理评判。财务伦理化实质上是在财务原有技术层面的基础上，增添了人文色彩。换句话说，财务在基本价值管理之上铸造了一条伦理底线，形成了“技术+道德”的双重行为准绳。从伦理财务化来看，它是将相关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应用于财务领域。一则，财务活动中遵循的伦理道德是为了协调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为企业财务运行打造一个和谐、稳定的合作环境；二则，在一定程度上，伦理的选择也是一种经济行为，企业之所以遵循伦理道德就是为了减少在财务运行中的风险性和无序性，降低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摩擦成本，进而提高企业的财务效率。所以，伦理财务化实质上是企业将“以德理财”为基准，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动态均衡。

二、财务伦理内容的架构和解说

财务伦理是企业在其财务活动中涉及财务关系时，所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是企业财务的道德体现，它包含诸多内容。究其根源，财务活动是形成财务的行为表现，也是研究财务伦理的本质内容。基于此，可以按照不同的财务活动将财务伦理划分为融资伦理、投资伦理和分配伦理。

(一)融资伦理

融资伦理是企业在筹措资金时，在处理受资与授资关系中所形成的自律性的行为准则。企业在融资过程中。要具有合理性的融资理念。企业财务活动的第一个环节就是筹措资金，无论企业采用何种方式取得所需资金。都是要付出成本的。从经济理性上讲，企业追求资本成本最小化无可非议，但是这种体现经济理性的行为。就应该审视其道德规范的合理性。如果企业是通过科学的融资组合或者税收筹划等方法实现的资本成本最小化。就是合理的；如果利用资本市场的不规范恶意“圈钱”、虚构财务信息、偷税漏税等途径追求企业资本成本最小化。则是缺乏伦理基础的融资行为。所以，企业在融通资金时要遵循科学、合理的规则。

此外，融资活动还要具有合规性，即融资过程要符合有关规定，并要保护授资者的利益，营造一个诚实守信的伦理环境。授资者让渡资金使用权给企业后，就丧失了对资金的控制权。企业获得资金的使用权后就可以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害授资者的利益，如改换投资高风险的项目、未征得债权人同意发行新债导致负债率升高增加公司破产风险、在高负债的情况下发行大量的现金股利等。为了保护授资者的利益，除了在契约中增加限制性条款外，还要使受资者遵循诚实守信的伦理规范。只有这样做。才能让企业体会到融资伦理作为不明确契约在资本市场中能实现真正的经济功能。如果筹资者的信用度比较高，及时按原先约定归还资金，那么授资者就可以给企业优先贷款、优惠贷款等特殊待遇。使得企业省去以后融资活动的寻租费用和潜在搜寻成本。这体现的正是“信用就是金钱”的伦理准则。

(二)投资伦理

投资伦理是立足于社会伦理道德，旨在推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投资活动与行为。投资伦理的基本意图在于增进社会效益，力图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使经济运作产生正的外部性。同时，投资伦理的兴起使投资者不再单纯追求投资的高回报而唯利是图，而更多地考虑投资的社会责任，使其投资符合个人良知与社会公德的需要，实现投资的可持续回报。所以。企业在选择投资项目并付诸于实施时，要追求利己与利他的和谐发展，并保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实现。

1、投资行为在利己与利他之间寻求平衡。

企业在投资之前，会针对所选项目按照“利己”原则进行“成本一收益”分析。如果项目对企业有利，则选择投资；如果无利，则选择放弃。可以说，企业形成了一个投资行为的数量边界，即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正是基于这个界限，企业在投资活动中，出现了随意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投向、投资的短期性和投机性等滥用资金的现象。所以，企业投资行为的边界并不总能用数量标准来确定，从伦理的角度出发，需要给企业增加一条伦理边界，即投资行为不得损害他人的利益。这里的“他人”不仅指与投资主体处于同一空间的他人，也指与投资主体处于不同时空的他人。企业投资的目的是寻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但这并不是惟一的目的，在投资一些稀缺性资源时，企业还要考虑人类代际之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可见，财务伦理要求企业的投资行为要在利己不损人的前提下追求投资的最优化。

2、投资效率受制于经济与社会双重价值尺度。

投资是财务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投资效率来体现投资效果的好坏。按照一般的理解，效率就是投入产出之比。投入越少，产出越多。效率就越高；反之亦然。企业融于社会这个网络结构之中，两者必然存有相互依赖的关系，即社会服务于企业、企业服务于社会。所以，企业投资行为除了具有经济价值之外，还要具有社会价值，也就是企业实现经济和社会双重价值目标的行为才是有效率的。如果企业仅考虑单个方面。就是不经济或不道德的，都谈不上投资效率。因此。企业的投资行为要求在社会声誉最优的背景下实现投资效率的帕累托最优。

(三)分配伦理

利益分配是一项经济行为，在分配过程中，要遵循“公平”和“正义”的原则。但如何实现分配的“公平”与“正义”问题。绝非是一个能够用抽象或单一的经济学原理可以解决的问题。经济学家指出，“公平并不是经济学概念，它从来都是含有伦理学的意义。公平或者是指收入分配的公平，或者是指财产分配的公平，或者是指获取收入与积累财产机会的公平，它们全都涉及价值判断问题”。所以，分配伦理是指“人们在从事产品分配和收入分配过程中的行为准则，以及作为分配行为的准则基础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并将“公平”和“正义”作为分配的伦理原则，要兼顾分配过程和结果的公正。实现财务效率性和财务公平性的统一。

企业的经济活动是以追求效率为目标。按照“效率优先”的原则进行分配，这才可以充分体现分配过程的公正，使经济资源处于最优的配置状态，实现企业财富和社会财富的提高。但是，一味强调效率就会使分配结果丧失普遍的伦理价值——公平，造成整个经济活动的不和谐。同时。以劳动的“值”进行利润及收益分配是评价分配公正的客观标准。这个“值”可以是一般劳动、资本的投入数量、无形资产的投入等等。从理论上讲，按劳分配、按资分配都是一个相对合理、公平的制度安排，这种分配能够反映企业效绩层面的分配机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也体现了分配过程的公正。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劳动、资本、知识等无形资产对企业的贡献程度很难精确地加以区分，这种依赖公正的分配过程也会出现分配结果的负面效应。基于以上两个方面，企业在重视效率的前提下，要“兼顾公平”，体现分配结果的公正，需要用伦理规范作适度调整或修正。企业可以通过制定对弱势群体有利的分配方案，或对初始的分配结果进行补充性的规定来进行调整，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达到效率和公平的双重标准。

三、企业财务伦理的培育和完善

财务伦理是财务的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相结合的产物，是企业财务活动遵守的隐性规范。财务伦理的培育和完善有助于促进企业理财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的有效融合，从根源上遏止财务败德行为的发生。

(一)提升财务伦理的思辨能力

人们的选择中既有积极的价值也有消极的价值，但这些价值都会于无形中渗透到人们的行为之中，使人们作出的选择倾向于某些方面。人们对行为的选择过程就是伦理思辨的过程，是选择伦理原则的过程。提升财务伦理的思辨能力，要考察伦理思辨与行为选择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选择高尚的动机，一般就会导致高尚的行为；反之，就会导致不良甚至邪恶的行为”。可以看出伦理思辨的过程(即道德推理的水平)和行为之间存在正向关系。所以，培育和完善财务伦理首先要提高财务伦理思辨能力，以使其能够更合理地把握自己的行为。我们需要运用某些伦理原则最终决定企业的财务行为，在原则的推理过程中，应根据环境和发生作用的领域，通过建立伦理思辨框架进行甄别。

拉尔夫?波特博士设计了“波特图式”来进行道德推理，他将道德分析的定义、价值、原则和忠诚四个方面纳入其中(见图1)。波特的道德推理图式正是将行为主体所面临的伦理冲突以清晰、直观的图式展示出来，便于行为者进行伦理道德选择并作出恰当的行动决定。在应用中，“波特图式”不是一组随意放在一起彼此孤立的问题，而是各个部分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因此，应该从表面的第一印象转向其他方面解释同一事物。

将“波特图式”用于财务伦理思辨时。定义是对具体情景的描述，在此代表财务管理中的控制事件。如筹资、投资、利益分配等具体决策活动；价值即财务方面的价值观，如企业的财务目标是实现财务成果最大和财务状况最优、筹资的目的是资本成本最小化等；原则则是适用的伦理原则，它用来帮助进行行为选择；忠诚是财务服务的对象，对企业而言。财务服务的对象则是企业成员组成的集合体。第四步忠诚是最为重要的，也是最费思量的一步。冲突往往发生在对忠心的权衡之上，这由于各个方面对忠诚度的要求事实上不一样而且相互间可能会有冲突，这就给企业财务留有可以操作的空间，随之而来则是一系列的伦理道德问题。所以。要培育企业财务伦理，必先培育企业的忠诚度，必须以企业的整体利益为中心，这样才能耦合各种不同的价值判断、促进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避免出现财务伦理冲突。

(二)建立财务伦理的监督体系

财务伦理建设除了培养和提高伦理思辨能力以外，还需要建立财务伦理的监督体系。它是用伦理原则来观察、描述和记录财务行为主体的行为，为判断某一财务行为是否符合伦理提供客观依据。

1、设立财务伦理委员会。

企业对员工如果没有任何约束，那么员工就不会有责任意识。所以，我们可以在企业中设立财务伦理委员会，将伦理道德这种“软”约束向“硬”约束转变，企业伦理态度从消极、被动向积极、主动转变。财务伦理委员会致力于企业伦理规则、伦理执行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企业开展伦理计划、声誉管理，引导企业关注“我们的财务目标是什么?”、“财务行为的准则是什么?”、“社会责任是什么?”等伦理问题。企业通过设立财务伦理委员会，将伦理道德问题放于公司管理之中，逐步形成企业管理伦理化的发展态势。

2、建立财务伦理评价体系。

道德是从内在价值上自然地规范人的关系的原则。它更多地依赖人的自律而发挥作用。人们虽然具有道德好坏的评判标准，但是人性的复杂化决定了很难用简单而易操作的量化指标去度量。但是，并不能否定道德量化的作用，因为对财务道德的培养仅限于自律、教育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通过可行的道德量化标准来加以衡量。以形成某种意义上的“硬”约束。从而约束财务行为的选择。目前，西方国家已推出了多米诺400社会指数(DSI)、道指可持续板块指数(DJSGI)、Calvert社会指数、FTSE4GOOD等道德指数，这些道德指数以金融数据的具体化标准反映投资者对上市公司道德选择的支持力度。笔者借鉴这个思路，试图建立一个制度化、规范化的财务伦理评价体系(具体见，表1)。

企业组织有关专家对财务伦理进行评判，通过推行道德量化考核，使得原本复杂、抽象的道德伦理变得具有一定的“操作性”，从而为企业财务管理提供合理的依据。但是，道德量化使道德教育可能达不到道德教育和促进道德规范的内在化的目的，反而可能会把道德建设与功利动机联系起来，从而诱发道德虚伪和道德双重人格。所以，建立财务伦理评价体系仅是一种监督手段，企业还需要将道德规范内在化，用教育的手段构筑企业的道德人格。只有同时运用这两种手段，实现自律和他律相结合，才能铸造出完美的财务伦理监督体系。

伦理行为范文篇6

目前我国的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的现状不容乐观。一方面，我国并没有专门的公务员伦理法律法规，对公务员伦理的要求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等中。比如《宪法》、《国家公务员法》、《监察法》、《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的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国务院工作人员守则》、《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等。上述规定既不具体，又未形成完整的规制公务员伦理失范行为的体系，现实操作上存在诸多问题。另一方面，公务员伦理培训机制、监督机制、追责机制不够完善，无法有效规制公务员伦理失范行为。如公务员伦理失范的规制体制没有形成长效机制，常常是“运动式培训”、“运动式监督与追责”，雷声大、雨点小，“躲过了初一，安心过十五”的状况比较多，这些都不利于公务员行政伦理规范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在2013年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报告指出:五年来，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165787件218639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173人(含厅局级950人、省部级以上30人)。严肃查处执法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立案侦查行政执法人员36900人、司法工作人员12894人。会同有关部门追缴赃款赃物计553亿元，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6220人。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7054件50796人，其中重特大案件17745件。可见，目前我国公务员违法犯罪案件数量很大，若从源头抓起则公务员伦理失范缺乏系统规制难辞其咎。也正因为如此，才更有必要加强对公务员伦理失范问题的规制，不仅仅看到公务员伦理失范现象本身，更应该看到这现象背后的制度性因素，以及导致公务员伦理失范、腐败蜕化的症结所在。

二、美国公务员伦理法制的概况

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比较才能知得失或者优缺点。国外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比较完善的国家当属美国，其他国家的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也大都参照美国的经验同时结合本国国情而制定的。如日本在完善国家公务员法制建设方面吸取了大量西方国家的有价值的经验，在60多年前最具代表性的日本《国家公务员法》是在美国人的指导下颁布的，相隔不到一年又颁布了《地方公务员法》。其后来于1999年4月制定的《国家公务员伦理法》也显然受到美国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的影响。鉴于美国在公务员伦理法治化过程中所建立的配套性机制有值得我国研究的地方，现以其为例，对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概括作一简要分析。公共行政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是以19世纪后期威尔逊发表《行政学研究》一文为标志的，行政伦理学在此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开始了从孕育到发展的漫漫历程。随着理论的不断发展，美国公务员伦理规范的立法进程也于20世纪50年代开启了。美国国会于1958年7月通过了《美国政府部门伦理准则》，该准则规定政府雇员和国会成员必须遵守这项决议中规定的伦理行为标准。1965年，约翰逊总统签署了第11222号行政命令，即“联邦总统道德令”。但是这一时期公务员伦理机制构建的重要性并未引起美国各界的足够重视，因此上述准则及命令也并未发挥多大的作用。转折点出现在1972年，这一年尼克松总统“水门事件”的发生，成为一个强力催化剂推动了美国公务员伦理法制的加速构建。该事件暴露了美国政府公务员伦理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其后，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卡特总统于1978年签署了《政府行为伦理法案》。其中规定了在人事管理办公室内设立政府伦理办公室，同时建立了委任独立检察官的机制。该法案在1979年得到两次修订，1982年、1983年和1988年相继进行了数次修订。1989年，布什总统签署了《政府伦理改革法案》;1990年，修订并颁布了《政府官员与雇员伦理行为准则》;1993年，美国政府颁布了《公共部门雇员伦理行为准则》。该准则由美国政府伦理办公室制定，且内容更加详细、操作性也更强。经过上述规范公务员伦理的规范的制定与实施，美国逐步构建起了世界上相对完善的公务员伦理法律体制。

三、美国公务员伦理法制的特点

通过对美国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概况的纵览不难发现，其公务员伦理制度建设有值得称道之处。如相关立法较为完善，同时相应的配套机制也比较健全。当然，美国在公务员伦理管理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诸如一些部门仍存在着监督缺位的问题，个别公务员的政治腐败等问题也并未杜绝等。但总体来说，现阶段美国公务员的制度建设仍处于世界先进行列，其伦理法制建设的特点也值得研究。

(一)行政伦理理论深厚

美国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之所以相对完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行政伦理理论基础深厚。从威尔逊发表《行政学研究》一文到行政伦理学的孕育与发展，行政伦理的理论在持续深化和发展着。理论的发展为构建公务员伦理法制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美国行政伦理理论也不是止步不前的，其与公务员伦理实践情况相结合，进而不断修正公务员伦理构建理论的某些内容以实现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二)内容详细、操作性强

美国规范公务员伦理的相应规定内容详细、操作性强。以1978年出台的《政府行为伦理法案》为例。该法案共7章，约3万5千字左右，详细规定了公务员伦理规范的基准及不同情形下公务员应如何规范其行为。法案明确规定，公务员一旦从联邦政府之外的任何来源处得到了超过200美元的红利、租金、利息等，就必须依法进行申报;若收受了累积价值超过250美元的礼品，或者从事价值超过1000美元的贸易或业务投资，也必须依法进行申报。美国关于公务员伦理规范的立法数量众多，且内容详细。这些法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将公务员可能会产生的伦理失范行为基本上都纳入了法律法规系统中来加以规定。同时，也正因为内容详细，使得实践中公务员伦理规范的操作性显著增强，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公务员自由裁量权受到合理限制，以规范其行为。

(三)机构专业、独立度高

专门机构的设置为美国公务员伦理法制构建提供了机构保障。1979年在人事管理局下设置了伦理办公室以负责公务员伦理规范事宜。到1989年机构改革时，伦理办公室从人事管理局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机构。另外，在美国官方还设有伦理委员会等专门机构。而在民间也有诸如美国公共行政学会、芝加哥“改进政府工作协会”、“卡门考草根游说组织”等民间机构帮助推动公务员伦理规范制度建设工作的开展。另外，1978年根据《监察长法案》在政府部门下设置了监察长办公室，该专门性办公室将行政法纪监督与审计监督合二为一，为监督公务员伦理失范行为并将其违法行为予以依法追责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对我国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的一些建议

通过对美国公务员伦理制度建设的概括及特点的总结及分析可知，其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也并非一帆风顺，也经历了很长的时间积累。其相关立法也是在不断地修改完善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在我国建设公务员伦理法制，既不能急于求成，亦不能亦步亦趋。应该坚持立足国情，以全局思维思考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问题，立法先行，并配备相应的管理、监督、制约等机制。主要建议如下:

(一)制定《公务员伦理法》

若要系统地规范公务员伦理失范行为，一部统一完整的立法是必不可少的。制定一部公务员伦理法是可行之策。纵观世界法治发达国家基本都拥有完善的立法作为公务员伦理规范的保障。我国也不应落后于此，一部专门性的《公务员伦理法》的制定不仅仅意味着我国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与世界接轨的决心，更重要的是能够为系统地规范公务员伦理失范行为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同时，该专门性法律的制定应该立足于我国实际，力求内容详细具体、标准明确、操作性强，以防止过于宽泛笼统所导致的在实践中难以应用的现象发生。

(二)成立公务员伦理委员会

仅仅制定一部《公务员伦理法》却没有专门机构来保障该法的有效实施是很难实现规范公务员伦理的目的的。借鉴美国等国家的经验，在我国需成立公务员伦理委员会或者办公室。同时，要确保公务员伦理管理机构的专业化和独立性。其中，专业化旨在保障管理机构能够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有效地规范公务员伦理行为。公务员伦理管理机构内应设有专职的工作人员负责公务员伦理管理具体工作的落实。而独立性则更加强调公务员伦理管理机构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及个人的干涉，特别是防止党政机关的干涉。

(三)健全配套机制

公务员伦理失范现象的大量发生既与体制机制不健全有关，也与公务员自身不具备合格的伦理素养有关。在制定《公务员伦理法》及成立专门管理机构的基础上，要依法规范公务员的伦理行为需健全配套机制。一方面要提高公务员的伦理素养，加强伦理培训工作。通过公务员伦理委员会制定具体的培训方案，按时有序地开展诸如伦理讲座、专题研讨、编写并发放行政伦理手册等工作。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管与追责机制的联动效应。在我国目前的监管体制下，主要是由纪检、监察、审计、组织等部门以及人大及社会舆论等对公务员伦理是否符合规范进行监督与追责。这样的监管机制在实践中确实能够发挥一定的正面效果，但是却仍旧存在着“空监”现象。无权监督、无法监督、无力监督、不愿监督等现象仍旧大量存在。要实现各种监管资源的优化配置需要完善监管机制。如在公务员伦理委员会等专门性机构下设专门性的监管机构以统筹负责监督工作。一旦发现有公务员伦理失范行为的发生，需及时启动追责机制，对其行为依法进行惩治，唯有此，才能保障公务员伦理规范机制的构建收到实效。

五、结语

伦理行为范文篇7

关键词：营销伦理；营销道德；营销伦理失范

一、营销道德评价的伦理学研究

(一)我国传统商业道德思想。我国传统商业道德源于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儒家文化，儒家伦理中的义利观是其主要思想基础。“义”指道德规范，要求人和企业自觉做合乎情理的事情；“利”则指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所谓“义利观”，即如何来认识和妥善处理义与利问的关系或矛盾，应用到商业领域就是“见利思义”的商业经营理念，“取之有义”的商业行为准则，“先义后利”的经商战略和“重义轻利”价值判断。总结我国传统商业道德的基本思想，主要包括诚实守信的顾客观，讲究货真价实，买卖公平，一诺千金；勤俭敬业的自律观，讲究勤奋节俭、敬业自律；以和为贵的竞争观，讲究和气生财、办事不成仁义在；乐善好施的社会责任观，讲究乐善好施、扶贫济困。

(二)西方道德评价的一般理论。西方伦理学家依据结果或过程的标准，将道德评价分为功利论和道义论。功利论是19世纪西方颇有影响的伦理学观点，从启蒙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开始，经过人的本性是利己还是利他的长期争论，由英国哲学家威廉·葛德文和切勒米·边沁系统地建立了其思想体系，最后由约翰·斯图阿特·穆勒进一步完善而成。其核心思想是以行为的后果是否给大多数人带来幸福或效用来判断行为的道德合理性，其强调把行为的后果作为判断行为道德与否的依据。与功利论相反，道义论认为某一行为是否合乎道德取决于该行为本身内在的正当性。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开创者伊曼努尔·康德、英国哲学家威廉·D·罗斯及美国哈佛大学哲学教授约翰·罗尔斯等。道义论强调评价行为的道德与否是基于行为本身而不是行为引致的结果，而行为本身的道德与否取决于该行为是否遵守了义务，这些义务是由人们的直觉和经验归纳出来的。

(三)西方营销道德评价的具体理论。西方三大营销道德判定理论主要包括显要义务理论、相称理论和社会公正理论。英国学者罗斯在1930年出版的《“对”与“善”》一书中，系统提出了关于“显要义务”或“显要责任”的观念。所谓显要义务，是指在一定时间一定环境中人们自认为合适的行为，主要包括六条基本的显要义务，即诚实、感恩、公正、行善、自我完善、不作恶。加勒特于1966年提出相称理论，认为应从目的、手段和后果三方面综合判断营销行为是否道德。目的指从什么出发点来行事；手段指使目的得以实现的过程及此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后果指行为所引起的结果，包括行为人意欲达到的结果，也包括不为行为人所期望但能被行为人预料到的结果。社会公正理论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在1971年提出，该理论从一种称作起始位置的状态出发，构建一个理想的社会公正系统，这一系统所适用的伦理准则是力图使弱者利益得到增进，或至少不会因强者的剥夺而使弱者变得越来越弱，并认为正当的行为就是重视和尊重人的各种基本权利或与自由的正义原则相一致的行为。

以上有关营销道德评价的伦理学研究有着悠久的思想渊源，分别从各自角度提出了企业营销道德的评判标准及应有的社会责任等道德观念，不仅成为早期商业伦理的主要评判准则，更为现在的企业营销伦理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思考基础。

二、营销伦理本身的综述性研究

(一)国外营销伦理理论综述。国外学者对营销伦理研究的主要特点是理论研究同实证分析相结合，侧重从伦理角度分析营销战略与决策，研究的方法主要是综合应用伦理学、市场营销学、组织行为学等多门学科的方法。美国乔治顿大学的N·克瑞奇·史密斯与哈佛大学的约翰A·奎里奇于1993年合作出版的《营销伦理》一书系统分析了营销中的伦理现象，并收集了大量的案例材料。欧洲学者相关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于1989年由豪斯特·斯特曼和阿尔彻特·卢安编辑的由30位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写的《企业伦理学》及英国西蒙·韦布利的《公司原则和企业伦理章程》。另外，国外学者还建立了许多研究企业伦理及营销道德的研究机构，并在学校开设了营销伦理的相关课程。

(二)国内营销伦理理论综述。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对现代企业营销伦理的研究。谢建明于1994年最早呼吁企业加强营销道德建设，甘碧群教授也于1994年提出应当重视对企业营销道德的研究。专门探讨营销伦理的论文约有100多篇，有影响的专著有六本：《宏观市场营销研究》(甘碧群，J994)、《企业营销道德》(甘碧群，1997)、《市场营销伦理》(王淑芹，1999)、《企业营销中的伦理问题研究》(寇小萱，2001)、《营销伦理》(王方华，周祖城，2005)和《道德营销论》(高朴，2005)。我国学者对于营销伦理的研究，主要从营销伦理失范现象的表现、营销伦理失范的原因及营销伦理失范行为的治理三方面进行探讨。在营销伦理失范现象的表现方面，寇小萱(1999)早期研究认为营销不道德现象主要体现在商品生产及销售中的假冒伪劣现象，竞相降价带来的恶性竞争及欺诈消费者等行为。近年来国内学者大都认为营销组合的各个环节都存在失范现象，赵银德(2004)就提出了营销策略组合中的伦理挑战。另外，郑冉冉(2005)重点强调了市场调研方面侵犯他人隐私、弄虚作假等营销伦理失范现象，刘秋民(2006)认为在产品售后服务中同样存在道德问题。在营销伦理失范的原因方面，周利国、毛瑞锋(2006)经过深入的理论分析提出营销伦理失范的客观经济基础是商品市场信息不对称，重要原因是市场竞争体系和政策法规环境不健全，社会文化基础是文化环境和企业文化建设，主观原因是企业领导者个人的道德素质低下，企业内部管理不完善为营销伦理失范准备了土壤。朱丽叶(2006)进一步将以上原因分为企业外部环境因素及企业内部环境因素。在营销伦理失范行为的治理方面，我国学者提出以下几种方法：加强法制建设；加强新闻媒体、行业监督作用；树立社会市场营销理念；塑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增强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等等。另外，阎俊、陶平(2003)从政府、行业、社会、企业四个方面分别展开论述，较全面的提出了治理营销伦理失范行为的具体措施。

国外营销伦理的应用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研究范围拓展到新兴的服务营销、绿色营销和一些特殊行业的营销领域，如保险营销、银行营销、医疗营销、药业营销等，研究方法注重实证研究，为规范性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支持。九十年代营销伦理向跨学科的研究方向发展，多个学科的新方法和新理论也被引入到对营销伦理的研究，由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所导致的新营销伦理问题的出现，学者又将其扩展到跨文化营销、网络营销和数据库营销等领域的研究。

我国学者对营销伦理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于网络营销、保险营销、跨文化营销、绿色营销、体验营销及产品包装等领域的相关研究。刘向晖在2003年分析了网络营销伦理失范的负面影响及产生根源，并提出遏制网络营销中不道德行为的对策，2005年他又提出网络营销伦理水平的两维模型并探讨了企业网络营销伦理战略的不同选择及企业制定网络营销伦理战略时必须考虑的各种因素。陈璟菁(2006)对保险营销伦理失范现象及其成因进行分析，建立了保险营销伦理决策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提出我国保险营销伦理建设的对策措施。何伟俊(2001)分析了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营销的反伦理现象并提出跨文化背景下建构市场营销伦理体系的对策。张喜民、李鹏(2005)分析了跨国公司在华市场营销的道德问题，并提出如何约束和规范跨国公司在华营销行为的设想。冯巨章(2006)主要从跨国公司营销中的伦理问题及其具体表现形式来分析跨国公司在我国营销伦理失范现象。田剑(2006)重点分析了跨国公司营销伦理问题的成因。施祖军(2005)结合绿色营销的定义及特点，阐述了绿色营销三个主要的伦理涵义。李珂、李纲(2006)对体验营销中的伦理冲突及其诱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体验营销的伦理意义。刘安民、罗秋明(2002)提出产品包装应反映市场营销伦理道德思想的要求。韩晓莉(2006)详细论述了违背产品包装道德的危害并提出符合营销伦理道德的包装原则。

四、营销伦理研究现状的评价

伦理行为范文篇8

关键词：营销伦理；营销道德；营销伦理失范

一、营销道德评价的伦理学研究

(一)我国传统商业道德思想。我国传统商业道德源于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儒家文化，儒家伦理中的义利观是其主要思想基础。“义”指道德规范，要求人和企业自觉做合乎情理的事情；“利”则指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所谓“义利观”，即如何来认识和妥善处理义与利问的关系或矛盾，应用到商业领域就是“见利思义”的商业经营理念，“取之有义”的商业行为准则，“先义后利”的经商战略和“重义轻利”价值判断。总结我国传统商业道德的基本思想，主要包括诚实守信的顾客观，讲究货真价实，买卖公平，一诺千金；勤俭敬业的自律观，讲究勤奋节俭、敬业自律；以和为贵的竞争观，讲究和气生财、办事不成仁义在；乐善好施的社会责任观，讲究乐善好施、扶贫济困。

(二)西方道德评价的一般理论。西方伦理学家依据结果或过程的标准，将道德评价分为功利论和道义论。功利论是19世纪西方颇有影响的伦理学观点，从启蒙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开始，经过人的本性是利己还是利他的长期争论，由英国哲学家威廉·葛德文和切勒米·边沁系统地建立了其思想体系，最后由约翰·斯图阿特·穆勒进一步完善而成。其核心思想是以行为的后果是否给大多数人带来幸福或效用来判断行为的道德合理性，其强调把行为的后果作为判断行为道德与否的依据。与功利论相反，道义论认为某一行为是否合乎道德取决于该行为本身内在的正当性。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开创者伊曼努尔·康德、英国哲学家威廉·D·罗斯及美国哈佛大学哲学教授约翰·罗尔斯等。道义论强调评价行为的道德与否是基于行为本身而不是行为引致的结果，而行为本身的道德与否取决于该行为是否遵守了义务，这些义务是由人们的直觉和经验归纳出来的。

(三)西方营销道德评价的具体理论。西方三大营销道德判定理论主要包括显要义务理论、相称理论和社会公正理论。英国学者罗斯在1930年出版的《“对”与“善”》一书中，系统提出了关于“显要义务”或“显要责任”的观念。所谓显要义务，是指在一定时间一定环境中人们自认为合适的行为，主要包括六条基本的显要义务，即诚实、感恩、公正、行善、自我完善、不作恶。加勒特于1966年提出相称理论，认为应从目的、手段和后果三方面综合判断营销行为是否道德。目的指从什么出发点来行事；手段指使目的得以实现的过程及此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后果指行为所引起的结果，包括行为人意欲达到的结果，也包括不为行为人所期望但能被行为人预料到的结果。社会公正理论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在1971年提出，该理论从一种称作起始位置的状态出发，构建一个理想的社会公正系统，这一系统所适用的伦理准则是力图使弱者利益得到增进，或至少不会因强者的剥夺而使弱者变得越来越弱，并认为正当的行为就是重视和尊重人的各种基本权利或与自由的正义原则相一致的行为。

以上有关营销道德评价的伦理学研究有着悠久的思想渊源，分别从各自角度提出了企业营销道德的评判标准及应有的社会责任等道德观念，不仅成为早期商业伦理的主要评判准则，更为现在的企业营销伦理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思考基础。

二、营销伦理本身的综述性研究

(一)国外营销伦理理论综述。国外学者对营销伦理研究的主要特点是理论研究同实证分析相结合，侧重从伦理角度分析营销战略与决策，研究的方法主要是综合应用伦理学、市场营销学、组织行为学等多门学科的方法。美国乔治顿大学的N·克瑞奇·史密斯与哈佛大学的约翰A·奎里奇于1993年合作出版的《营销伦理》一书系统分析了营销中的伦理现象，并收集了大量的案例材料。欧洲学者相关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于1989年由豪斯特·斯特曼和阿尔彻特·卢安编辑的由30位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写的《企业伦理学》及英国西蒙·韦布利的《公司原则和企业伦理章程》。另外，国外学者还建立了许多研究企业伦理及营销道德的研究机构，并在学校开设了营销伦理的相关课程。

(二)国内营销伦理理论综述。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对现代企业营销伦理的研究。谢建明于1994年最早呼吁企业加强营销道德建设，甘碧群教授也于1994年提出应当重视对企业营销道德的研究。专门探讨营销伦理的论文约有100多篇，有影响的专著有六本：《宏观市场营销研究》(甘碧群，J994)、《企业营销道德》(甘碧群，1997)、《市场营销伦理》(王淑芹，1999)、《企业营销中的伦理问题研究》(寇小萱，2001)、《营销伦理》(王方华，周祖城，2005)和《道德营销论》(高朴，2005)。我国学者对于营销伦理的研究，主要从营销伦理失范现象的表现、营销伦理失范的原因及营销伦理失范行为的治理三方面进行探讨。在营销伦理失范现象的表现方面，寇小萱(1999)早期研究认为营销不道德现象主要体现在商品生产及销售中的假冒伪劣现象，竞相降价带来的恶性竞争及欺诈消费者等行为。近年来国内学者大都认为营销组合的各个环节都存在失范现象，赵银德(2004)就提出了营销策略组合中的伦理挑战。另外，郑冉冉(2005)重点强调了市场调研方面侵犯他人隐私、弄虚作假等营销伦理失范现象，刘秋民(2006)认为在产品售后服务中同样存在道德问题。在营销伦理失范的原因方面，周利国、毛瑞锋(2006)经过深入的理论分析提出营销伦理失范的客观经济基础是商品市场信息不对称，重要原因是市场竞争体系和政策法规环境不健全，社会文化基础是文化环境和企业文化建设，主观原因是企业领导者个人的道德素质低下，企业内部管理不完善为营销伦理失范准备了土壤。朱丽叶(2006)进一步将以上原因分为企业外部环境因素及企业内部环境因素。在营销伦理失范行为的治理方面，我国学者提出以下几种方法：加强法制建设；加强新闻媒体、行业监督作用；树立社会市场营销理念；塑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增强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等等。另外，阎俊、陶平(2003)从政府、行业、社会、企业四个方面分别展开论述，较全面的提出了治理营销伦理失范行为的具体措施。三、营销伦理的应用研究

国外营销伦理的应用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研究范围拓展到新兴的服务营销、绿色营销和一些特殊行业的营销领域，如保险营销、银行营销、医疗营销、药业营销等，研究方法注重实证研究，为规范性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支持。九十年代营销伦理向跨学科的研究方向发展，多个学科的新方法和新理论也被引入到对营销伦理的研究，由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所导致的新营销伦理问题的出现，学者又将其扩展到跨文化营销、网络营销和数据库营销等领域的研究。

我国学者对营销伦理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于网络营销、保险营销、跨文化营销、绿色营销、体验营销及产品包装等领域的相关研究。刘向晖在2003年分析了网络营销伦理失范的负面影响及产生根源，并提出遏制网络营销中不道德行为的对策，2005年他又提出网络营销伦理水平的两维模型并探讨了企业网络营销伦理战略的不同选择及企业制定网络营销伦理战略时必须考虑的各种因素。陈璟菁(2006)对保险营销伦理失范现象及其成因进行分析，建立了保险营销伦理决策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提出我国保险营销伦理建设的对策措施。何伟俊(2001)分析了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营销的反伦理现象并提出跨文化背景下建构市场营销伦理体系的对策。张喜民、李鹏(2005)分析了跨国公司在华市场营销的道德问题，并提出如何约束和规范跨国公司在华营销行为的设想。冯巨章(2006)主要从跨国公司营销中的伦理问题及其具体表现形式来分析跨国公司在我国营销伦理失范现象。田剑(2006)重点分析了跨国公司营销伦理问题的成因。施祖军(2005)结合绿色营销的定义及特点，阐述了绿色营销三个主要的伦理涵义。李珂、李纲(2006)对体验营销中的伦理冲突及其诱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体验营销的伦理意义。刘安民、罗秋明(2002)提出产品包装应反映市场营销伦理道德思想的要求。韩晓莉(2006)详细论述了违背产品包装道德的危害并提出符合营销伦理道德的包装原则。

四、营销伦理研究现状的评价

伦理行为范文篇9

关键词：营销伦理；营销道德；营销伦理失范

一、营销道德评价的伦理学研究

(一)我国传统商业道德思想。我国传统商业道德源于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儒家文化，儒家伦理中的义利观是其主要思想基础。“义”指道德规范，要求人和企业自觉做合乎情理的事情；“利”则指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所谓“义利观”，即如何来认识和妥善处理义与利问的关系或矛盾，应用到商业领域就是“见利思义”的商业经营理念，“取之有义”的商业行为准则，“先义后利”的经商战略和“重义轻利”价值判断。总结我国传统商业道德的基本思想，主要包括诚实守信的顾客观，讲究货真价实，买卖公平，一诺千金；勤俭敬业的自律观，讲究勤奋节俭、敬业自律；以和为贵的竞争观，讲究和气生财、办事不成仁义在；乐善好施的社会责任观，讲究乐善好施、扶贫济困。

(二)西方道德评价的一般理论。西方伦理学家依据结果或过程的标准，将道德评价分为功利论和道义论。功利论是19世纪西方颇有影响的伦理学观点，从启蒙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开始，经过人的本性是利己还是利他的长期争论，由英国哲学家威廉·葛德文和切勒米·边沁系统地建立了其思想体系，最后由约翰·斯图阿特·穆勒进一步完善而成。其核心思想是以行为的后果是否给大多数人带来幸福或效用来判断行为的道德合理性，其强调把行为的后果作为判断行为道德与否的依据。与功利论相反，道义论认为某一行为是否合乎道德取决于该行为本身内在的正当性。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开创者伊曼努尔·康德、英国哲学家威廉·D·罗斯及美国哈佛大学哲学教授约翰·罗尔斯等。道义论强调评价行为的道德与否是基于行为本身而不是行为引致的结果，而行为本身的道德与否取决于该行为是否遵守了义务，这些义务是由人们的直觉和经验归纳出来的。

(三)西方营销道德评价的具体理论。西方三大营销道德判定理论主要包括显要义务理论、相称理论和社会公正理论。英国学者罗斯在1930年出版的《“对”与“善”》一书中，系统提出了关于“显要义务”或“显要责任”的观念。所谓显要义务，是指在一定时间一定环境中人们自认为合适的行为，主要包括六条基本的显要义务，即诚实、感恩、公正、行善、自我完善、不作恶。加勒特于1966年提出相称理论，认为应从目的、手段和后果三方面综合判断营销行为是否道德。目的指从什么出发点来行事；手段指使目的得以实现的过程及此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后果指行为所引起的结果，包括行为人意欲达到的结果，也包括不为行为人所期望但能被行为人预料到的结果。社会公正理论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在1971年提出，该理论从一种称作起始位置的状态出发，构建一个理想的社会公正系统，这一系统所适用的伦理准则是力图使弱者利益得到增进，或至少不会因强者的剥夺而使弱者变得越来越弱，并认为正当的行为就是重视和尊重人的各种基本权利或与自由的正义原则相一致的行为。

以上有关营销道德评价的伦理学研究有着悠久的思想渊源，分别从各自角度提出了企业营销道德的评判标准及应有的社会责任等道德观念，不仅成为早期商业伦理的主要评判准则，更为现在的企业营销伦理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思考基础。

二、营销伦理本身的综述性研究

(一)国外营销伦理理论综述。国外学者对营销伦理研究的主要特点是理论研究同实证分析相结合，侧重从伦理角度分析营销战略与决策，研究的方法主要是综合应用伦理学、市场营销学、组织行为学等多门学科的方法。美国乔治顿大学的N·克瑞奇·史密斯与哈佛大学的约翰A·奎里奇于1993年合作出版的《营销伦理》一书系统分析了营销中的伦理现象，并收集了大量的案例材料。欧洲学者相关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于1989年由豪斯特·斯特曼和阿尔彻特·卢安编辑的由30位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写的《企业伦理学》及英国西蒙·韦布利的《公司原则和企业伦理章程》。另外，国外学者还建立了许多研究企业伦理及营销道德的研究机构，并在学校开设了营销伦理的相关课程。

(二)国内营销伦理理论综述。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对现代企业营销伦理的研究。谢建明于1994年最早呼吁企业加强营销道德建设，甘碧群教授也于1994年提出应当重视对企业营销道德的研究。专门探讨营销伦理的论文约有100多篇，有影响的专著有六本：《宏观市场营销研究》(甘碧群，J994)、《企业营销道德》(甘碧群，1997)、《市场营销伦理》(王淑芹，1999)、《企业营销中的伦理问题研究》(寇小萱，2001)、《营销伦理》(王方华，周祖城，2005)和《道德营销论》(高朴，2005)。我国学者对于营销伦理的研究，主要从营销伦理失范现象的表现、营销伦理失范的原因及营销伦理失范行为的治理三方面进行探讨。在营销伦理失范现象的表现方面，寇小萱(1999)早期研究认为营销不道德现象主要体现在商品生产及销售中的假冒伪劣现象，竞相降价带来的恶性竞争及欺诈消费者等行为。近年来国内学者大都认为营销组合的各个环节都存在失范现象，赵银德(2004)就提出了营销策略组合中的伦理挑战。另外，郑冉冉(2005)重点强调了市场调研方面侵犯他人隐私、弄虚作假等营销伦理失范现象，刘秋民(2006)认为在产品售后服务中同样存在道德问题。在营销伦理失范的原因方面，周利国、毛瑞锋(2006)经过深入的理论分析提出营销伦理失范的客观经济基础是商品市场信息不对称，重要原因是市场竞争体系和政策法规环境不健全，社会文化基础是文化环境和企业文化建设，主观原因是企业领导者个人的道德素质低下，企业内部管理不完善为营销伦理失范准备了土壤。朱丽叶(2006)进一步将以上原因分为企业外部环境因素及企业内部环境因素。在营销伦理失范行为的治理方面，我国学者提出以下几种方法：加强法制建设；加强新闻媒体、行业监督作用；树立社会市场营销理念；塑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增强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等等。另外，阎俊、陶平(2003)从政府、行业、社会、企业四个方面分别展开论述，较全面的提出了治理营销伦理失范行为的具体措施。三、营销伦理的应用研究

国外营销伦理的应用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研究范围拓展到新兴的服务营销、绿色营销和一些特殊行业的营销领域，如保险营销、银行营销、医疗营销、药业营销等，研究方法注重实证研究，为规范性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支持。九十年代营销伦理向跨学科的研究方向发展，多个学科的新方法和新理论也被引入到对营销伦理的研究，由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所导致的新营销伦理问题的出现，学者又将其扩展到跨文化营销、网络营销和数据库营销等领域的研究。

我国学者对营销伦理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于网络营销、保险营销、跨文化营销、绿色营销、体验营销及产品包装等领域的相关研究。刘向晖在2003年分析了网络营销伦理失范的负面影响及产生根源，并提出遏制网络营销中不道德行为的对策，2005年他又提出网络营销伦理水平的两维模型并探讨了企业网络营销伦理战略的不同选择及企业制定网络营销伦理战略时必须考虑的各种因素。陈璟菁(2006)对保险营销伦理失范现象及其成因进行分析，建立了保险营销伦理决策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提出我国保险营销伦理建设的对策措施。何伟俊(2001)分析了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营销的反伦理现象并提出跨文化背景下建构市场营销伦理体系的对策。张喜民、李鹏(2005)分析了跨国公司在华市场营销的道德问题，并提出如何约束和规范跨国公司在华营销行为的设想。冯巨章(2006)主要从跨国公司营销中的伦理问题及其具体表现形式来分析跨国公司在我国营销伦理失范现象。田剑(2006)重点分析了跨国公司营销伦理问题的成因。施祖军(2005)结合绿色营销的定义及特点，阐述了绿色营销三个主要的伦理涵义。李珂、李纲(2006)对体验营销中的伦理冲突及其诱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体验营销的伦理意义。刘安民、罗秋明(2002)提出产品包装应反映市场营销伦理道德思想的要求。韩晓莉(2006)详细论述了违背产品包装道德的危害并提出符合营销伦理道德的包装原则。

四、营销伦理研究现状的评价

伦理行为范文篇10

【关键词】刑法；伦理；有机融合；双向互动

一、刑法与伦理关系的历史考察

刑法与伦理的关系到目前为止大致经历了混合、分离、有机融合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国古代时期，刑法与伦理二者混为一体，熔于一炉；第二阶段是近代时期，刑法与伦理相对立，二者严格区分；第三阶段是现代乃至未来，刑法与伦理会有机融合在一起①。（一）刑法与伦理相混合。在我国早期刑事法律制度中，刑法与伦理道德的此种关系多有体现。例如，汉宣帝下诏明确规定“亲亲得相首匿“的刑法原则，三代以内直系亲属犯罪可以相互包庇，并且对于其包庇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后来到唐展成为“同居相为隐”原则，将亲属范围扩大为四代以内亲属以及部曲、奴婢等私贱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家的统治集团希望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方式，用伦理道德和法律共同治理国家，维持已有的社会秩序，处理那些严重侵害他人以及群体的行为。并且以国家机构的名义，对于行为人施以某种报应性惩罚。既注重以道德导民向善，构建和谐秩序，也注重将伦理道德的内容直接融入法律之中，成为具有强制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由此可知，在国家早期阶段，伦理与刑法没有明确的区分，伦理道德作为一种道德理念和行为规范融入到刑法之中，以礼入刑的原则和做法一直延续至封建社会的末端。直至封建社会被推翻，资本主义的出现打破了刑法与伦理融合的局面。（二）刑法与伦理相分离。在近代社会中，刑法与伦理呈现出一种较为激烈的从融合走向分离的变革。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刑法与伦理的关系。西方自由主义、人文主义以及民主主义等思想被传入中国。在新的社会形态之下，刑法与伦理被区别开来，人们认为犯罪是违反法律的规定而不是违背伦理。在民主和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关注实体与程序的双重正义。近代人们认为，刑罚并不能去除邪恶，刑罚不可能完好地把道德树立起来。人们反对主观断罪，强调实体与程序双重正义，伦理道德不是违反法律评判的标准。人们在自由主义思想之下必然重视个人主义，这与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是冲突的，刑法与伦理很明显的被分离。（三）刑法与伦理的有机融合。现代社会中，刑法与伦理的关系由分离又逐渐走向一个健康的有机融合的趋势。近代社会认为伦理过于把持刑法，法律的存在是为伦理服务的，因此把刑法与伦理过度分离。其弊端在新型的现代社会丑态毕现，过分强调个人主义和机械的刑法，忽视了道德对人们的约束作用。刑法与道德二者其实是两个独立的存在，把二者密不可分的融合在一起或者把二者绝对的分离都是不合理的，在现代社会发展情况下，二者也许可以找到一种合理平衡的状态。在当代社会中，刑法与伦理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的。刑法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惩治犯罪从而维护国家安全和保障社会秩序稳定。刑法法律条文的规定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和伦理道德的最低标准，刑法并不排斥伦理，因为伦理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伦理道德的作用不容忽视，法律的制定过程以及司法运行过程均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影响。

二、刑法与伦理关系的实质分析

（一）刑法与伦理的实质联系。1．刑法基本理论的伦理蕴含。（1）刑法概念的伦理蕴含。刑法概念的界定是我们研究刑法问题的前提和基础，而界定刑法概念的本身就能够体现一定的伦理属性。在我国，刑法是规定犯罪及其所带来法律后果的规范总和②。从实质意义上来讲，刑法的制定受统治者意志与社会作用的双向影响。国家将某种行为规定为法律制裁的对象并不是毫无章法的，尤其是在我国这种民主法治的社会背景下。这种行为要在一定程度上被广大人民群众所不能容忍（即与社会一般道德伦理价值相冲突），还要对法律所保护的某种利益（即法益）造成侵害结果或者具有侵害的可能。从这两个维度来看，民众无法容忍的行为基本上是违反社会伦理道德底线的行为。但民众无法容忍的行为并不完全等同于对法益造成侵害结果或具有侵害危险可能的行为。单纯的法益侵害或者有侵害危险性的行为并不必然引发刑罚惩处后果，比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就属于此种类型。我国刑法学通说认为，犯罪客体本质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这里的社会关系可以看成一种伦理关系。伦理是刑法的基础，但单纯的伦理关系尚不能被纳入刑法调整范围。根据法益侵害说的理论，犯罪是对法益的侵害或侵害的可能性。只有二者充分结合才能适用刑法惩罚，这也是刑法谦抑性和刑法人权保障功能的体现。因此，刑法实质上就是把具有法益侵害性以及具有法益侵害危险性，同时违背社会朴素伦理道德观念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科处刑罚的法律规范③。（2）刑法基本原则的伦理性体现。刑法基本原则作为贯穿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的指导性准则，包括罪刑法定原则、刑法适用平等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都体现出一定程度的伦理性。①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刑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它是刑法中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含义可以概括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且不处罚，具体内容包括法定化、明确化。法定化指犯罪和刑罚必须由法律明文规定。根据合法化的要求，我国刑法禁止类推和禁止事后法。所谓类推，主要指将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事实比照刑法规定的类似条文进行定罪量刑。类推与罪行法定原则相冲突，故我国刑法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适用，但允许类推适用有利于被告人的刑法规定。禁止事后法即刑法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被告人是否有罪以及应当如何量刑，只能依据行为当时的法律，而不能依据行为后实施的法律进行违法性评价。但例外的是，对被告人有利的法律可以溯及既往。我国《刑法》第3条没有明确禁止事后法的原则，但是，依据国际公约并联系我国《刑法》第12条的规定，法律工作者在立法以及司法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禁止事后法原则。明确化指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法律后果都必须用文字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刑法关于犯罪以及刑罚的规定应当清楚明确，不能含糊不清。因为只有明确的刑法规定才能为一般人和司法人员所理解遵守。否则，一般人无法预测自己的行为会产生怎样的法律后果，个人自由便无从谈起，司法官员也将无从理解甚至歪曲适用刑法，肆意擅断便难以避免，法治原则就会荡然无存。根据明确化的要求，我国刑法禁止采用习惯法、不定刑。一方面保证了刑罚的法定性，同时也有利于法官合理使用自由裁量权。现代刑法的首要价值和任务是维护个人自由，确保任何人不经法院宣判不为罪。罪刑法定原则反映了普通大众最基本的正义观，具有深刻的伦理性。②刑法平等原则。人人平等的思想根深蒂固的存在于人类早期文化尤其是宗教观念之中，人类的文明发展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追求平等的革命进程。早在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革命性口号，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等级特权制度，确立了人人平等的原则。1997年我国《刑法》特别强调了这一原则。这一原则集中体现了刑法的平等性。根据这一原则，所有的人平等地受刑法保护，任何人犯罪都应当受到刑事追究，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也不应受到歧视。刑法平等原则是一项宪法性原则，满足了人们追求平等的诉求，体现了基本伦理道德。③罪刑相适应原则。我国《刑法》第五条明确规定了罪刑相适应原则，表明刑罚的轻重不仅要与客观方面相适应，也要与主观方面相适应。对任何人来说，无罪不罚，轻罪轻罚，重罪重罚，一罪一罚，数罪并罚，罚当其罪④。古代刑法曾有过“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同态复仇型的规定，该规定强调侵害行为与刑罚之间具有一定的等价性，最早反映了人类朴素的公平意识，也反映了罪与刑等价、相当的观念。由此可见，罪行相适应原则体现了刑法的正义性，体现了人们朴素的伦理道德观念。2．我国犯罪构成的伦理构造。（1）客观方面：危害行为。犯罪成立的客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实施刑法所规定的具有社会危害性并且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以及因此行为引发或可能引发的具有法益侵害性的后果。由刑法的谦抑性以及罪刑法定原则决定，刑法并不能规范人所有的行为，刑法只规范犯罪行为。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犯罪行为其实是一种道德性质的行为。准确来说犯罪是在道德性质行为的支配下作出的损害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的一种行为。道德性质行为又可以分为道德行为和不道德行为，道德行为是一种行为主体基于主观能动性所产生的一种行为。犯罪是在主观选择和客观行为下对于他人利益以及社会利益产生危害的行为。因此，从道德性质行为角度来说，犯罪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犯罪的直接后果是对他人利益以及社会利益造成了侵害或者侵害可能性即威胁，这种侵害和威胁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状态。刑法对于犯罪的认定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即判断行为是否入罪要严格依照现行法律规定。（2）主观方面：主观恶性。犯罪主体实施犯罪行为并对他人以及社会造成法益侵害或侵害可能性的客观行为是基于行为人的主观能动性作出的选择，因此犯罪的成立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犯罪的主观恶性本质上是一种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犯罪行为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恶性结果的心理态度。主观恶性显然也是一种违反道德的主观选择，行为人基于某种不道德的动机和目的而作出的危害他人以及社会的行为成立犯罪。陈兴良教授对此指出：对于犯罪成立的主观论断是一个关于恶性的问题，恶性，首先是一个伦理评价的问题，其次才是一个法律评价的问题⑤。恶性在伦理学领域的含义是对于社会或者他人的利益有损害，并且产生损害的行为会产生负能量。在刑法学理论体系中，恶性其实是指罪过，而罪过（故意和过失）是成立犯罪主观方面的核心构成要件，同时罪过也对定罪量刑产生重大影响。一个行为如果不存在犯罪的故意和过失，那么这个行为就不构成犯罪，而被认定为意外事件。由此可见，主观上的恶性对刑法犯罪成立的重要性。显然，这种定罪的主观恶性要件符合朴素的伦理道德要求。（二）刑法与伦理的双向互动。刑法与伦理双向互动的桥梁是司法实践中对刑法解释方法的运用。刑法涉及到对被告人的生杀予夺，所以适用时要慎之又慎。一方面，法律一经制定就有滞后性，社会生活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如果用固定的法律去涵盖未来的发展，那么现行刑法规范与伦理道德难免不出现冲突，公平正义很难有效实现。这就需要我们运用刑法解释方法来满足变化中的社会生活对法律的需要。比如现代信息网络背景下对于虚拟财产以及网络隐私信息的保护，虽然刑法没有明确规定，但也应该归纳进刑法财产人身保护的范围内。换句话说，盗窃或诈骗虚拟财产也应当认定为盗窃或诈骗罪。另一方面，语言本身具有模糊性，词语的内涵外延不够清晰明确，有些词语在法条中的含义与在生活中的使用习惯大不相同，所以刑法需要解释。比如《刑法》第二百四十条所规定的拐卖妇女儿童罪中，“妇女”一词的含义是指14岁以上的女性，这与生活中对于提起妇女便是中年妇女的习惯用法大不相同。文字意义的模糊性也决定了其必然具有一定的弹性，因此便有了扩大或缩小解释即伦理解释的基础。比如刑法二百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入户抢劫的“户”，指封闭的供居住所用的房间，白天营业的小贩房屋内就不属于这里的“户”，妓女用于接待客户的住所也不能认定为这里的“户”。例如《抢劫解释》第二条规定的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公共交通工具”一词指正在从事旅客运输过程中的各种公共汽车、大中型出租车、火车、船只、飞机等，不包括小型出租车以及不在运行状态的车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持枪抢劫“枪”是指真枪，不包括玩具枪，且“持枪”只要求“持”即携带，不管是否使用，等等。这都体现着法律工作者为了更好地实现公平正义而对法律进行的伦理解释。刑法的解释方法有很多，根据解释的方法可以分为平义解释、扩大解释、缩小解释、反对解释、类推解释、补正解释。根据解释的理由可以分为文理解释、体系解释、同类解释、当然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合理使用这些解释技巧可以弥补法律条文的滞后性，更有效地实现刑法保护法益、惩罚犯罪的目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比如解释情节严重、情节恶劣需要参考当地伦理道德要求、风俗习惯。原则性灵活性相结合才能实现刑法的正义。

三、伦理规范对刑法学的意义

处理好刑法与伦理的关系，让伦理道德为刑法注入活力是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伦理道德对刑法的影响贯穿于刑法适用的各个阶段，只有经受了伦理道德的检验，才能够真正地为我们现实刑事司法产生好的作用，毕竟徒法不足以自行。（一）伦理判断对刑法立法的意义。1．对刑法立法的指引。伦理道德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最广泛的一种措施，它蕴含的价值判断对刑事立法具有指导意义。法律要求公平正义，立法时应立善法。我国的通说认为“恶法非法”，法律如果失去了公正，也便失去了灵魂。这样的法律不会得到公民的承认，也不能稳定长久地在司法活动中施行。如何确保所立之法是“善法”，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就要借助伦理判断的标准了。刑法很大程度来源于生活中的伦理道德，刑法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这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立法活动时要充分考虑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2．对刑法立法的限制。刑事立法活动中，立法人员应充分参考最基本的伦理道德，所立之法不应与其相违背。事实上，每个人心目中都有法律的模型和期待，它们来自电视、报纸、个人经验、生活习惯、家庭历史和其他来源，而不管哪个来源，大家对于法律的期待都不过“公正”二字。刑法也不例外。所以刑法立法不应与民众最基本的伦理观，道德感相背离，要受到基本伦理判断的限制。（二）伦理判断对刑法适用的意义。1．对刑法适用的指引。伦理对刑法的适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只有在行为具有形式违法与实质违法的双重违法性时，刑法才能适用，只有形式违法但在伦理道德层面不具有可谴责性的也不必适用刑罚处罚。在适用的过程中也要体现伦理精神。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将伦理引入法律必然会提到人道主义以及人文精神，这是刑事执法过程中必须具备的原则和思想。刑事司法的目的在于惩恶扬善，同时也保障罪犯的基本人权。首先，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就是对罪犯的人权保护。在刑事执法过程中尊重罪犯的人格尊严，不对其滥用私刑。其次，死刑的存废问题亦值得人们去探讨，死刑是当今世界最严厉的一种刑罚，随着人道主义精神的不断影响，死刑这种自人类野蛮时期开始的残酷刑罚方法，越来越遭受质疑⑦。2．对刑法适用的约束。伦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刑法产生约束，在现实社会中，执行刑法的权力握在法官手中，故伦理道德对法官的约束会对刑法产生影响。在中国，对于法官的要求必须是德才兼备。刑法的执行是凭借着法官判决决定的，一个公正廉洁、道德高尚的法官对于刑事案件的公平正义起到很大作用。这就要求中国法官具备良好的法官职业素养，对刑事案件当事人的客观行为以及主观动机作出合法合理的判定。所以，现今社会需要加强法官职业队伍的准入考核以及对现任法官的日常道德教育，并建立一系列奖惩机制来约束法官行为。重视法官的道德，提高法官队伍的道德水平，才有真正实现刑事案件的公平正义的可能性。

四、结语

刑法与伦理的关系从融合到分离再到二者有机结合，三个阶段的发展体现了刑法与伦理之间既具有冲突又有联系。刑法是最低程度的道德，刑法与伦理的结合考察，为研究刑法学与伦理学提供了多元化的视角，揭示了刑法学的伦理内涵并使惩恶扬善精神应用于司法实践当中。本文通过对刑法与伦理的历史考察、内在实质联系、二者双向互动以及伦理规范对刑法学意义几个方面的分析，对刑法与伦理的关系进行深刻探究，揭示了刑法与伦理双向互动的可能性、合理性，并且提出双向互动的有效实施方法，希望能够促进刑事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公平正义的实现。

注释：

①樊建民．刑法的伦理性分析——刑法与伦理关系之探析［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0（01）：35-43．

②周光权．刑法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2．

③付其运．刑法的伦理问题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2．

④杨浩江．刑法的伦理性审视［D］．西南政法大学，2008．

⑤陈兴良．论犯罪构成要件的位阶关系［J］．法学，2005（04）：3-7．

⑥徐光华．刑法专题讲座［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