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赔偿范文10篇

精神赔偿范文篇1

关键词：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刑事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权利主体因其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遭受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受到损害而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形式进行救济的一种民事法律制度。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对精神损害赔偿作出了明确规定。由此可见，我国民事法律早已承认并肯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合法性，而且司法解释也进一步扩大了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但《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只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并未规定刑事领域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同时2002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却明确指出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由此可见，刑事法律规定对于精神损害是不能提出赔偿请求的，只有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造成的物质损失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一规定的局限性导致了我国刑事立法和民事立法关于赔偿范围的矛盾和冲突，这不仅造成了审判实践的不配套和不协调，而且对于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不利于保护刑事受害人合法权益。因此，笔者认为，应建立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即权利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使其遭受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受到损害而要求侵害行为人通过财产赔偿等形式进行救济的一种刑事法律制度。

一、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1.人权保护的需要

刑事侵害行为人对其实施的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的犯罪行为造成精神损害的，侵害行为人对受害人或受害人的近亲属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是充分保护人权的需要。人权包括人应该享有的经济权、政治权、人身权等内容。人身权是实现其他人权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人权观认为人权是不断发展的。人权保护事业也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而发展。从充分保护人身权的角度来看，不仅要对民事侵权中的受害人予以保护，也要对刑事侵害中受害人给以保护。只有如此，才符合逻辑。一般来说，在民事侵权中，受害人的人身权所受侵害程度较轻，而在刑事侵害中，受害人的人身权所受侵害程度较重。我国现行法律对民事侵权中精神损害赔偿权予以保护，而对在刑事侵害中受到比民事侵权更严重侵害的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权却不予保护，这显然不利于周全保护人权。

2．法律位价协调的需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颁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属于民事法律规范，理应适用于附带民事诉讼，但《批复》规定又予排除，造成了立法上的矛盾，引起了诉讼观念的抵触。因此，最高院对于“受害人要求精神赔偿一律不予受理”是不符合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适用原则的。民事诉讼的精神赔偿已被立法所确定，更被司法解释所明确，因而完全有理由而且应该将民事诉讼中能够得到处理的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一并审理。从法理方面来讲，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的法律位阶、法律效力在《民法通则》之下。也就是说，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不能违背《民法通则》的规定，不能与《民法通则》规定的内容相抵触。而最高院的法释［2000］47号以及法释［2002］17号规定的内容很显然是与《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相抵触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人对其效力产生质疑。

3．维护私权的需要

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体现的是公法上的价值追求，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秩序，犯罪分子承担的是公法上的责任，其法律本位是以国家为本位。而对犯罪分子追究其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体现的是私法上的价值追求，目的在于保护人身权的需要，犯罪分子承担的是私法上的责任，其法律本位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能因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就免除或减轻其民事责任，也不能因犯罪分子多赔一些钱就可以免除或减轻其刑事责任。如果以刑罚代替犯罪分子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就势必损害了受害人的权利。这是公权对私权的侵犯。假设这一论断不成立，那么，以刑罚而代替犯罪分子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就应经受害人的明示同意或默许。然而，在行刑过程中，司法机关若要对某个侵犯人身权而犯罪的犯罪分子减刑，就应该得到受害人的同意，因为给犯罪分子减刑就意味着减少了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很显然，这是与我国的司法实践相悖的。

4．公平正义的需求

侵权行为人侵犯被害人人格权、健康权等权利的同时，大多数给被害人精神造成了损害。这种精神上的损害，有时要比物质损害严重得多，如果仅仅对物质损害予以赔偿显然是不公正的。对于侵犯人格权的犯罪行为（如杀人、伤害、强奸）本身也是一种更为严重的民事侵权行为，其社会危害性更大，给受害者造成的精神损害也更严重。若将其排除在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之外显然是一种荒谬和不合逻辑的现象。“法律的终极价值追求是公平和正义”，但由于立法原因而使遭受同一种痛苦——精神痛苦却得不到同样的赔偿，显然是违背公平原则的。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因民事侵权行为造成精神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而因犯罪行为造成精神损害的，却不承担民事责任。这种情况，一方面导致受到相同损害的人得不到同样的赔偿，对受(被)害人来说极不公正；另一方面，对于行为人而言，给社会造成较轻的损害却要承担相对较大的责任也是不公平的。

二、刑事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

同样，如同民事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有所限制一样，在刑事损害赔偿中并非一切损害都将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对于刑事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应限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绑架罪、抢劫罪、强奸罪、非法拘禁罪、侮辱罪、诽谤罪、重婚罪、虐待罪、遗弃罪等侵犯人身权的刑事案件，主要是由于这些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尤其是对被害人造成的精神创伤都难以平复，主要体现在：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更大，主观上具有严重的过错；犯罪行为情节更恶劣，社会危害性更大；从犯罪主体来看，行为人都是年满14周岁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过失杀人罪、过失伤害罪中的犯罪分子，也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但由于其主观恶性较小，所以应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赔偿责任。因此，具体地说，在刑事案件中侵犯自然人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名誉权、婚姻自由权及其他人格权的犯罪分子，侵犯自然人的配偶权(如重婚罪)、受抚养权(如虐待罪、遗弃罪)、监护权(如拐卖妇女儿童罪、拐骗儿童罪)、亲权及其他身份权的犯罪分子都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譬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l)重婚的；(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无过错方因受到上述行为的侵害而有权提出的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害赔偿也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对于(3)、(4)这两种情形，不管侵害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侵害人都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此外，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形是对于侵犯死者遗体遗骨的盗尸罪的犯罪分子是否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笔者认为，由于盗尸必然给死者的亲属造成精神痛苦，犯罪分子也应该向死者的亲属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犯盗尸罪的犯罪分子的犯罪动机多种多样。有的是盗窃尸体出售获利，譬如民间招阴亲者有时需要购买尸体；有的是为报复他人；有的是为了奸尸等等。不管动机如何，都不影响犯罪分子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三、确定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

1．以补偿为主、惩罚和抚慰为辅的原则

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就在于填补被害人因侵权行为而遭受的精神损害而惩罚侵害人和抚慰被害人，只不过是补偿精神损害所派生出来的。这一原则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也适用。由于犯罪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比一般的侵权行为要多得多，因此，如果只限于强调精神损害赔偿的抚慰性和惩罚性，而不补偿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那么就不足以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2．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就是在精神损害赔偿中，既要考虑法定因素，又要考虑酌定因素。法定因素主要包括侵害人的过错程度，被害人的精神损害程度和后果，侵害行为的后果和社会影响等。酌定因素包括当事人主体的类别，侵害人的认错态度和被害人的谅解程度，双方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等等。在具体的赔偿中，应综合考虑法定因素和酌定因素，适当确定赔偿数额。做到既能补偿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惩罚侵害人，又不超出一定限度，给侵害人造成无法承受的经济负担。这样不仅符合法律公平的目的，在司法实践中也易于执行。

3．法官自由裁量原则

法官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案件灵活处理。由于精神损害并不像财产损害那样容易判断，因此在进行精神损害量的评价和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时，必须赋予法官依法自由裁量的权力。按照这一原则，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可以根据法律和事实来合理地确定赔偿数额。法官的自由裁量并不意味着法官可以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他必须依据客观事实，分析和判断各种因素，作出处理或判决。一般认为，法官在确定数额时，应考虑被害人的精神损害程度、社会地位、职业、知名度、经济条件，侵害人的过错程度、与侵害人的关系、经济状况，当地的经济水平，地方习惯等多种因素。

4．区别对待原则

即在自由酌量的基础上，考虑以下因素后，根据双方的责任确定赔偿数额:(1)因被害人的故意产生的损害不应赔偿；(2)因被害人重大过失造成损害的发生或扩大，根据双方过错程度分别减少赔偿数额；(3)被害人有重大过失而被告人没有过错，且责任不以过错为必要条件时，应减免被告人的赔偿责任。

5．调解原则

调解制度是我国首创的处理民事案件的重要措施，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一制度的价值，并已被我国民事立法所采纳。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也是民事诉讼，涉及的权利是民事权利。根据民事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自行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可以采取调解的方式处理民事案件。同理，刑事精神损害赔偿也可以适用调解方式结案，但必须取得双方同意。公务员之家

综上所述，我们国家应尽早在法律上明确肯定刑事侵害中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并通过一定的程序对受害人的这一权利切实加以保障。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有效保障人权，维护正义与公平。同时也才能弥补法律空白，更好地协调民事和刑事领域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全方位地保护好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从而也就使“有损害就有赔偿”、“有权利就有救济”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1］葛步兵.对完善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思考［EB/OL］.，2004.

精神赔偿范文篇2

[关键词]人身伤害；精神损害；精神损害赔偿

一、我国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沿革

精神损害是指已构成妨碍正常生活的巨大痛苦、压力、自卑感、恐惧等心理上的不利益。

论文百事通精神损害一般是因人格利益或人身遭受损害而产生的传来性的损害，也可以因债务的不履行而产生，但对因物质利益遭受损害而产生的精神损赔偿有严格的限制条件。侵害人侵害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死者的近亲属因此遭受精神痛苦的，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是指受害人因他人侵害其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而产生的损害，包括受害人的肉体痛苦、精神折磨、丧失生活享受、生命缩短、丧失亲人之痛苦等。当今，在人身损害案件中当事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明显增加，精神损害方面的理解及适用不甚统一，精神损害是一种非财产上的损害，是侵权人侵害受害人人身、人格权利而导致其心理上的损害，无法用金钱加以计算。精神损害赔偿，是侵权人侵害受害人引起受害人精神利益损害而依法承担的赔偿责任。侵权行为法中的精神损害，我国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称“抚慰金”。

在人身伤害中我们立法一直没有明确规定精神损害是否应该赔偿。但民法理论经历了由否定到肯定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的民法理论受前苏联的影响，否定精神损害赔偿。此后很长时间对国内人身伤害精神损害赔偿不予承认，只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涉外人身伤亡索赔之规范性文件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或明或暗地予以承认。如1982年交通部在《关于远洋船员死亡事故对外索赔标准的通知》中的“安慰抚恤金”。

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此处虽未直接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称谓，但司法实务界普遍倾向于推定“赔偿损失”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因此《民法通则》第120条就是我国正式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依据。

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将隐私归入公民名誉权，使得个人隐私被侵害时，受害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1991年国务院制定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了受害人的近亲属可得到具有精神补偿性质的死亡补偿费。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第4条（安抚费）的规定，使得生命权受到侵害时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有了依据。最高法院公报1997年第2期公布的贾国宇诉北京国际气雾剂有限公司等人身损害赔偿一案，肯定了人身伤害的精神损害赔偿，扩大了《民法通则》第119条的内涵。

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一次使用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并规定了死者名誉受到损害时，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

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是对《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立法补充。这个司法解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在对人格权以及身份权进行司法保护方面作出了重大的突破，其中明确因人身权遭受到非法侵害时，受害人可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突破了《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只规定“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四种权利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为此，单纯的侵犯人身权民事行为，受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有了法律依据。

2004年5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第十八条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赔偿的这一发展过程可以直观的反映出我国法学界对人权关注的程度和对生命、健康、身体内在价值的认同过程。

二、人身伤害中精神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违法行为

精神损害是精神损害赔偿中最核心的内容，它是指在其他民事主体作用下激发的环境变化通过正常地心理机制作用于个体，从而引发个体的精神变态（个体脱离了原来生活状态的自然平衡和心理状态的动态平衡后的失衡情形）或障碍。基于精神损害所引发的赔偿我们称之为精神损害赔偿，即“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广义而言，精神损害赔偿不仅包括对侵害与财产无关的人格权利所产生的非财产损害所给予的物质赔偿，也应包括因遭受精神损害所伴随的间接的物质损失的赔偿。由此可知，在人身伤害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中，必须有侵权行为，而且侵权行为必须具有违法性。《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解释》第1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任何人违反《民法通则》第98条、《解释》第1条的规定，侵害自然人的生命、健康、身体，使自然人的生命、健康、身体受到损害，这种行为就具有违法性，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侵权行为是指侵害自然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行为。

（二）精神损害事实

这是精神损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基本条件，侵权行为导致一个人受到伤害，在身体上表现为肢体残废、容貌被毁等，造成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精神损害的创伤可以是躯体的或情感的，单独的或重复的，范围可以从自然灾害、事故到刑事暴力、虐待或战争，这种创伤可以是直接经历，如被强奸；也可以是间接感受，如亲眼目睹亲人的突然死亡或受伤。这些创伤的后果即是个体遭受的精神损害，其特征性症状表现为：受害人在梦中或记忆中重复体验创伤性事件；对外界反应麻木或迟钝，对一种或多种有意义的活动兴趣明显减少；情感狭窄、分离、疏远；过分警觉；受害人出现不同形式的睡眠障碍，并伴有不同程度的记忆障碍，还会出现持续的视听幻觉。”还有一种情形表现为，譬如：身体健康的人，因交通事故或者其他意外而成为植物人；心理素质较差的女性，因为失败的爱情或者婚姻，或者年轻的母亲因为失去爱子之后因为精神极度痛苦成为精神病患者等，受害人在精神上已经没有感知，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有没有精神损害?一个人因受伤害成为精神病人或者植物人后，丧失了正常的思维和感觉，丧失了正常感知外部世界的能力，对他而言，已无所谓欢乐与痛苦，在处理案件的时候也许有的法官会认为“受害人成为植物人的，视同死亡的情形，因此不存在精神损害。但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因为侵权行为而不能享受人间的各种情感，感受生活的各种趣味，在精神上他们虽然已经感觉不到痛苦，但这却是对他们享受生活的权利的一种剥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精神损害，只是表现的是一种消极的形式。在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应该如何评价损害的事实，个人认为应该从以下几点来判断：一是社会上人们对受害人的不利评价或社会评价降低；二是社会适应不良，受害人的社会适应能力下降或丧失；三是受害人机会利益的损失。

（三）违法行为与精神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是指客观现象之间存在的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法律规定，在精神损害赔偿中，行为人对其侵害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负赔偿责任，如果精神损害事实的发生与侵害行为无因果关系，行为人就不必承担赔偿责任，这一点，与其他损害赔偿相同；与其他损害相异的是，精神损害赔偿中行为人实施了侵害行为，往往会发生精神痛苦，只是精神损害后果的大小不同。而且精神损害赔偿中因果关系是一种无形的、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人身权的侵犯与精神损害的后果之间往往需要一个转换环节，许多侵害人身权的行为都是通过公共舆论的力量并借助人们的自尊心和名誉感而致损害。

（四）侵权人主观上必须有过错

侵权人主观上必须有过错是精神损害赔偿在主观上的要件。过错分为故意和过失，是侵权行为人在侵害他人权利时的一种心理状态。侵权行为人只有主观上有过错，才承担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如无过错，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这与其他损害赔偿相同；与其他损害赔偿有所不同的是其他损害赔偿以弥补受害人的实际经济损失为原则，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与过失一般不影响损害赔偿数额的多少，而精神损害是一种非财产上的损害，故意和过失反映了侵权行为人主观上的因素，对受害人产生的精神损害具有轻重之别。所以在处理此类案件的过程中，一定要区别弄清侵权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让故意侵权者承担较重的责任，而过失者承担相对较轻的责任。

三、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的权利主体

首先，是遭受非法侵害的自然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民法对损害的救济，以恢复原状为原则，不能恢复原状或恢复原状有明显困难时，才考虑以金钱赔偿填补损害。就自然人而言，其非财产上的损害表现为积极意义上的精神痛苦和肉体疼痛，以及消极意义上的知觉丧失和心神丧失。对于前者可以采取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方式弥补损害，若仍不足以弥补受害人所受损害，则以金钱赔偿的方式抚慰受害人，以填补损害；对于后者只能以金钱赔偿作为救济。就法人或其他组织而言，没有肉体这个有机物质，当然也就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了。第二，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在主体上限于自然人，体现了现代社会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观念，体现了在个人人格普遍受到重视和尊重的时代，从民法的角度对时代思潮所作出的回应。对生命、健康、身体的侵犯和损害，在许多情况下，还包括比财产损害更为严重的对人的精神损害，因此，受到伤害的自然人有权请求精神赔偿。而在一般的案件中，侵权人的侵害行为不仅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而且也给受害人的近亲属造成精神损害，此时，受害人的近亲属是否具有独立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值得商榷。我个人认为他们应该具有独立的请求权，因为同一行为直接导致了受害人的精神伤害的直接结果也同时导致这样的结果给其近亲属带来的必然的间接的精神损害结果。而根据有损害就应该有赔偿的原则，侵害人就应该同时对受害人的近亲属所受损害给予相应的赔偿。

其次，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是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自然人因侵权行为死亡后，谁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对此学界有三种观点：(1)死者的近亲属因死者的死亡而遭受精神痛苦，可以自己的名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不能继承死者的慰抚金请求；(2)受害人因为侵害行为死亡后，对于加害人可以取得损害赔偿权利，这个权利由其继承人依继承关系取得；(3)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并非仅受害人一人受害，受害人的整个家族均受害，因此，抚慰金的请求权亦应将共同生活的全体家属所受的精神损失以及受害人的地位等一切情况加以考虑。在我国大家庭居多，其中某一家庭成员因侵权行为死亡，会给其他家庭成员带来极大的精神伤害，都需要得到精神损害赔偿。因此，自然人因侵权行为死亡后，其配偶、父母、子女都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没有配偶、父母、子女的，其他近亲属也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

最后，精神损害赔偿主体中还包括了两中特殊形态。（1）胎儿：能否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解释》也没有加以规定。通常分为两种情况：第一，胎儿出生时为活体，应该给予赔偿。此时，胎儿作为特殊主体，在继承法中有所体现，在侵权行为法中可以借鉴。怀孕的母亲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2）植物人和精神病人：根据人体伤残鉴定标准，植物人和精神病人均构成伤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据参与制定本法的有关部门的解释，包含“多种损害的赔偿，如某种功能的丧失、影响美观、精神痛苦等”，即残疾赔偿金乃精神损害赔偿金。因此，他们遭受伤害后存在精神损害，有权请求侵害人赔偿。

四、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及思考

在本文开端，我们便知道精神损害是一种非财产上的损害，是侵权人侵害受害人人身、人格权利而导致其心理上的损害，无法用金钱加以计算。那怎么样对精神损害进行赔偿呢？笔者主张精神损害以金钱来进行赔偿的。主要理由如下：（1）精神利益的转化性；（2）对受害人的抚慰性；（3）对侵权行为的制裁性；（4）精神利益的可评价性。

在赔偿数额的确定上，《解释》第10条就规定了确定因素。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主要因素：首先，加害人主观上具有过错，是故意还是过失，过错程度是否严重。其次，加害人的侵害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和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是法官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需结合起来考虑的因素。最后，加害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也是均衡精神损害与赔偿数额时应考虑的因素。但是我国的立法还不甚完善，司法解释（法释[2001]7号）也未能详尽地明确，在司法实践中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极其不统一。一些典型案件和事例生动说明了精神损害赔偿金的适用现状：当事人动辄提出数十万、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但是法院最终的认定可能是数百元、数千元或数万元。有的高级法院制定了数百元至数千元的赔偿额指导标准；有的却制定了下限为数万元的赔偿额指导标准。更有趣的是，在一个女大学生被超级市场非法搜身的案件中，一审法院判决赔偿精神损失20万元，而二审法院改判赔偿精神损失1万元。在同一城市两审法院对同一案件作出如此差别的赔偿判决，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精神损害的赔偿金问题。对于此，我认为要从以下几点加以考虑确定赔偿数额：

1.致害人认定标准。即从致害人的角度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额。所要考虑的是致害人的侵权原因、主观动机、过错程度，侵权的具体情节包括侵权的手段、行为方式、侵权的场合和次数、持续时间，致害人的认识态度以及对恢复受害人的权益的态度，致害人的获利情况，致害人的经济状况和承受能力等各种因素。

2.受害人认定标准。即从受害人的角度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所要考虑的是受害人的身份、社会地位、知名度、性别、年龄、职业情况、家庭状况、经济能力等各种因素。wWw.gWyoO.

客观认定标准。即从社会的角度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所要考虑的是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等。

而在此点的使用上法官的自由裁量就具有了很重要的分量。自由裁量权是一种权力，是法官的职业所固有的能在多种合法选择中自由地选择其一的权力。自由裁量多体现在法律适用中，就像法律对法官说：“我已将法律规范的内容明确到这一点，从这一点开始，就是你法官的责任去确定法律规范的内容，我作为法律体系，已不能再告诉你应该选择什么结论了。”自由裁量存在于法律准许的范围内。由于精神损害的无形性及赔偿数额量化的复杂性，增加了法官自由裁量的难度。所以增强和强化法官的自身素质非常有必要性。

参考文献：

1.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

2.杨立新《侵权法热点问题法律应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版。

3.彭万林《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版。

4.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5.于敏《日本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6.杨立新、王利明《侵权法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

7.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精神赔偿范文篇3

【关键词】：国家精神损害赔偿赔偿金标准抚慰金赔偿金计算

（一）引言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修改草案》（以下简称为《草案》），《草案》及其说明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引人关注的是，各界长期呼吁的国家精神损害赔偿的金钱赔偿方式已写入《草案》第三十四条，规定如下：“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面临的问题是，精神抚慰赔偿金究竟如何量化。《草案》第三十四条并未规定更为详细的量化或者操作规则，这样就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实施可能陷入无序的境况，进而危及法律的权威与公正。为此，本文围绕《草案》第三十四条的有关精神损害赔偿如何量化有关问题作出反思并提出完善建议。

（二）立法创新：《草案》首次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金

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制度发展并非完全的同步，但是多数国家行政赔偿发展均有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漫长过程。（皮纯协、冯军主编：《国家赔偿法释义》（修订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8页。）素有“国家赔偿法之母”之称的法国，最早于1873年2月8日在布朗戈案例判决中将国家赔偿制度作为一种独立的赔偿制度确立以来，多数国家在20世纪中叶确立自己的国家赔偿制度。我国国家赔偿法的最终建立经历了漫长的历程。1954年《宪法》第九十七条明确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之后，1975年第二部宪法、1978年第三部宪法虽然取消了此国家赔偿条款，但1982年第四部宪法，即现行宪法又恢复了该条款，并将侵权赔偿者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扩大到“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1986年在《民法通则》中规定了有关国家赔偿的问题，其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直至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才出台，首次将国家赔偿作为一种制度确立下来。

尽管国家赔偿法中将精神损害赔偿金纳入其中也是各国国家赔偿制度发展趋势。但直到1964年最高行政法院在公共行政部长诉Letisserand家属案件中，才开始判决赔偿死者近亲感情上的损害，自此以后，行政主体对包括物质损害和全部精神损害在内的一切损害，负赔偿责任。[2]有观点认为，现行《国家赔偿法》已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其中，依据是第三十条“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当然，理论上对名誉权和荣誉权的损害在性质上是否属于精神损害范围，尚存争议。①《国家赔偿法》并未规定精神损害的金钱赔偿金，受害人并不能如民事赔偿案件一样要求赔偿义务主体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②近年来出现了陕西麻旦旦处女案这类典型案件。③随着社会对精神损害赔偿金的呼声越来越高，近年来我国国家赔偿精神损害赔偿理论研究日臻成熟。④时至今日，我们欣喜地见到已将精神损害赔偿金写入《草案》。

《草案》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精神抚慰金，在两方面作出创新：一是扩大了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可对名誉权、荣誉权之外的精神损害赔偿予以赔偿；二是创设了精神损害赔偿中的金钱赔付方式。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现行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死亡赔偿金即属于精神损害赔偿金的金钱支付方式，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损害赔偿金”如何来进一步量化并实现，应采行何种具体的量化途径、方法学界对此探讨不多。⑤因此，本文中将作为新的问题予以关注。

（三）立法缺失：《草案》未明确精神赔偿金的标准

1．关于精神赔偿金的一般标准

国家精神损害赔偿金的一般标准，系国家针对行政权或者司法权致使公民精神损害支付赔偿金的标准，标准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对受害人的救济程度以及国家赔偿制度的社会效益。理论上有三种不同的赔偿标准，即惩罚性标准、补偿性标准、抚慰性标准。惩罚性标准是指赔偿义务机关不但要承担受害人的损失，同时要因侵权行为而承担惩罚性的费用。如在美国的亚拉巴马州，对死亡损害规定了惩罚性赔偿。[3]补偿性标准是指赔偿义务机关向受害人支付的赔偿额以能够弥补受害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相当。例如美国联邦行政赔偿采用的补偿性标准。[4]抚慰性标准是赔偿义务机关不能对受害人的实际损害给予完全充分的救济，只在一定范围内对受害人给予一定的赔偿，立法奉行何种赔偿标准乃考虑国家的经济偿付能力、法治发展状况等因素来决断。《草案》第三十四条所谓“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其所确立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一般标准是什么，讳莫如深。结合我国的立法及现实状况，本文认为我国精神损害赔偿金一般标准宜定为抚慰性标准，主要理由是：

（1）多我国现实考虑，国家赔偿制度建立时间不长，精神损害赔偿方面，尚属首次纳入法律草案，标准定得太高政府无法承受。况且，人们对赔偿金额的合理期待也应符合社会的一般价值取向，与我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我国政府财政能力虽然已有大幅提升，但是我国人口基数大，各地财政存在较大差异，在实施精神赔偿金的初期不宜将标准定得太高。

（2）抚慰性标准符合立法意图。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草案）》说明中指出：“国家赔偿的标准和方式，是根据以下原则确定的：第一，要使受害人受到的损失能够得到适当的弥补。第二，考虑国家的经济和财力能够负担的状况。第三，便于计算，简便易行”，“适当弥补”，而非“实际弥补”，表明我国国家赔偿所采用的一般标准是抚慰性标准。立法当初作出此种选择主要是基于我国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财政能力负担的考虑⑥。[5]此次修改《草案》并未对人身权方面的赔偿标准赔偿标准改动，也就暗含了新的赔偿类型（精神赔偿损害）标准应采行与原来一致的标准。而《草案》第三十四条使用“精神抚慰金”这样的表述，从字义上也表明起草者的意将精神损害标准定位为抚慰性标准。

（3）从实践量化及操作便利角度看，目前宜采用抚慰性标准。因为精神损害的性质决定了，精神损害是无法用金钱精确计量，补偿性标准就不宜适用。草案三十四条将金钱赔偿金适于于“严重后果”范围，理论上虽未排除适用惩罚性标准，但采取惩罚性标准的条件并不现实。

2．精神赔偿金的具体量化标准

精神赔偿金的具体量化标准是指精神损害金的赔偿标准及计算方法。《草案》第三十四条规定，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中的“相应”应作何解释，具体量化标准不确定。

（1）选择公法规范还是私法规范

此前，不少学者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金具体量化的标准应选择适用民事赔偿方式，在其提出的《国家赔偿法修改建议稿》中建议，“侵犯公民合法权益造成精神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抚慰金的标准，依照民事赔偿有关规定”。[6]此次修改《说明》有采纳此观点的倾向，《说明》指出：“考虑到现实中这类情况非常复杂，法律难以对精神损害的赔偿标准作出统一规定，交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审判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作出具体应用的解释。”[7]在此，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否需要制定统一的量化标准？两是量化标准是由立法来规定还是交由司法解释？下面，先分析第一个问题。

公法规范强调的是法定性，有一个相对统一、硬性的量化标准；私法规范则给予当事人更大的意定空间，一般不制定统一的标准。因此，是否需要制定统一的量化标准，实际上就是立法者在国家的赔偿标准问题上是选择公法规范还是私法规范问题。国家赔偿是国家责任的一种体现，赔偿金钱由国家统一支付，具有公法性质，不可否认，精神赔偿具有难以确定的特点，立法者很难将精神赔偿标准作公式化的计算，具体的规定可能并不科学，但是完全奉行根据个案的差异在实际运作中来决断赔偿数额，已完全违背了公法原则，其弊大于利。

（2）国家赔偿应受法治原则约束。这是主张选择公法规范的一个重要理由。这也是与作为私法的民事赔偿的最大区别。国家赔偿受法治原则拘束要求赔偿额计算的量化规则应受其约束。法治的基本要求是限制权力和控制权力。立法中的法治原则大体上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立法者本身的限制，即立法者应遵守宪法和立法法等法律规范(包括权限和程序)，接受其约束；另一方面还应在所立之法中明示对各种权力行使的约束，应力所能及地将法律明确化，尽量避免权力的运行中缺少依据而失去控制。[8]因为任何国家权力（包括立法），都是以追求确定性为目标。一般来说，法治对解释非常谨慎态度，这意味着任何人都不能随便挑战法律的权威，做到坚持司法克制主义。[9]因而，国家赔偿的赔偿标准应与国家赔偿的主体、要件、范围、程序一样，国家精神赔偿的计算标准均应由法律确定，仅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才存在赔偿责任，并承担相应责任，赔偿机关或者当事人也只有在法定范围内才可享有选择的余地。如在具体个案赔偿中，将赔偿额的计算完全交由赔偿机关工作人员或法官自由裁量来裁判，这种权力未能受到任何约束，必将滥用。

（3）国家赔偿应受宪法平等原则约束。平等权与自由权及财产权，是并列为法治国家所保障的人民三大基本权利。[10]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平等原则也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赔偿金的赔付在以下方面应受平等原则的约束：一是，立法应制定统一的量化标准，同等情形不应区别对待；二是指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适用法律时，应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计算标准，通过赔偿金额计算的平等，来保证赔偿结果平等实现。

综合以上考虑，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除了英美国家，大部分国家基于将精神损害赔偿明确化、平等化的考虑，减少或降低法官的自由裁量的任意性和主观性，采取酌定赔偿原则、比例赔偿原则、标准赔偿原则、固定赔偿原则、限额赔偿原则等方式来确定赔偿标准。体现了立法尽量避免在精神赔偿金方面非确定化而造成不平等的结果之的目的，保证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11]我国民事精神损害赔偿金的现实状况揭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未规定精神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由最高人民法院结合审判实践经验，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有关问题作如下解释。然而，该司法解释也未提供详细的量化标准，只是在其第十条中规定了确定民事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的六大因素。地方人大相继立法，立法出现不同的结果，如广东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中，将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起点规定为人民币五万元以上。而上海高院的规定则相反，赔偿精神损害的最高数额不得超过人民币五万元。由于我国民事诉讼也未实行判例制度，因此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方面判决必须出现难以控制的混乱，各地法院认识不一，有时在同一法院内部，因各承办法官有不同的理解，从而所作判决结果也相差甚远，使人们对司法的公正式性产生怀疑。作为公法性质的国家赔偿金的赔付，立法明确规定其具体的赔偿标准，才能避免民事赔偿赔偿出现的不平等情形，符合国家赔偿的平等原则。

虽然在计算标准方面，绝对排除私法的适用，不符合规律，在这个方面，应本着有利于受害人的原则，选择适用私法规范。本着有利于受害人的原则，选择适用私法规范。[12]从以上分析来看，若精神损害赔偿金标准问题不解决好，公民赔偿权益将无法有效兑现，权益很难得到有效保障。

（四）司法困境：司法解释不能弥补立法之缺憾

能否通过司法解释来弥补立法不明确的缺憾，需要结合我国现行的国家赔偿制度及法律解释制度来分析。笔者认为，《草案》说明将赔偿金具体适用交由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做法，可能遇到以下几方面的质疑：

（1）首先，司法解释无法解决各种解释的冲突。《立法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但是《说明》并未采用立法解释的方法，而是通过司法解释来明确精神赔偿金的标准。这种做法在现有的法解释体制中，并不适合于我国现行的国家赔偿制度。因为国务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甚至地方有权立法权关，均有权作相关解释，各种解释必将冲突丛生，给国家赔偿运用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

（2）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仅适用于审判过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九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这表明我国的国家赔偿机关有一个先行赔偿程序，并非所有的赔偿案件均要进入法院阶段，未进入诉讼之中的赔偿案件，必然不受司法解释的限制。这里可能有两种情形出现，一种情形是行政机关或者其它机关（如检察机关）与受害公民进行利益博弈，将赔偿标准提升来规避司法的审查。另一情形是受侵害公民迫于赔偿机关的压力（如为了能从赔偿机关手中快捷得到赔偿金），屈从于低额的精神赔偿金而放弃司法救济，上述问题反映了制度设置的不合理。公务员之家

（3）最高人民法院自身就是司法赔偿中的赔偿主体之一，由其自身来进行司法解释已经违背了法理上的正当性；再者，从解释方法上讲，最高人民法院若仿照民事精神赔偿的做法，只是对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影响因素作些界定，交由地方立法或者法官来行使裁量权，可能造成赔偿结果显失公平的结果，违背了法治原则、平等原则。

（五）立法选择：精神损害赔偿金标准立法问题

1．立法模式的选择。由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联合解释可行性同样值得怀疑。根据我国的现行体制，笔者以为，在立法适度控制是非常必要的措施。假使法律不明示精神赔偿标准，也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解释赔偿标准，更为妥当。

2．立法技巧与策略问题。大部分国家在国家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相比保守，一般也采取相当的控制措施赔偿标准。英国采取标准化的固定赔偿标准估算金额，美国、瑞典、捷克实行最高限额赔偿方法，秘鲁、丹麦则分别采取医疗费比例赔偿方法和日标准赔偿方法等。我国并不实行判例制度，由法律（或者立法解释）统一标准显得异常重要，具体策略可以是，由立法应对赔偿具体数额设一个幅度，确定最低限额和最高限额，在这个幅度范围内由法官或者赔偿机关结合个案的差异来酌定具体的赔偿金额；也可借鉴秘鲁等国采取医疗费比例赔偿等经验，我国的精神赔偿计算标准可参照我国人身权、财产权赔偿标准标准来按相应比例支付，减化立法的难度，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也易操作。

3．个案衡量问题。应列举考量“个案差异”的因素，体现个案酌情处断原则。这方面应选择性参照我国民事精神赔偿的做法。考虑以下因素可包括：侵权机关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的后果；请求人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等。不应过多考虑受害人的身份、收入、社会地位、职业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给受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的后果；地方立法不平等对待的情形应受到限制；区别对待应严格限制合理差别范围之内，如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注释：公务员之家

①现行《国家赔偿法》规定是否属于精神损害赔偿范畴一种反对意见是：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而无财产性内容，不具有经济补偿性质，属于一种非财产责任。即使认为侵犯名誉权、荣誉权的责任为消除影响害人赔礼道歉能够起到某种程度的精神慰藉作用，也不能就此认为上述三种方式属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范畴。马怀德.国家赔偿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第274页.）

②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是否具有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性质，值得商榷。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看出，其第第九条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看作为精神损害赔偿金。再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二十九条，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方式与《国家赔偿法》的计算方式大致相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属于不同的赔偿费用项目，受害人或其近亲属在请求赔偿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以外，还可以请求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可见，这里又区分了精神损害赔偿赔偿与前两者之间的区别。两者关系的复杂性，修改的国家赔偿法如何运用必须给予明确说明。

③这些案件包括：麻旦旦等案件，《人大常委会将首次审议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的案情链接部分，新华网2008-10-20

④据统计，自2000年至2008年，在中国期刊网（CNKI）中以研究“国家精神损害赔偿”为题目的论文就有74篇，此外还有多篇硕士论文。

⑤现有的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研究成果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方式等问题探讨。参见胡锦光主编：《中国十大行政法案例评析》，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余凌云：<警察行政权力的规范与救济—警察行政法若干前沿性问题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认为国家赔偿完全可以参照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的观点，参见马怀德：《完善国家赔偿立法基本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5页。

⑥也观点认为，财产的是直接损失标准，人身权采取的是抚慰性标准，由于草案立法仅对人身权侵犯规定了精神损害。

参考文献：

[1]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初次审议）：《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

[2]王名扬：《法国行政国》，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13，718页

[3]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

[4]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91页。

[5]马怀德主编：《完善国家赔偿立法基本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319页。

[6]马怀德主编：《完善国家赔偿立法基本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315页。

[7]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8][李步云、汪永清主编:《中国立法的基本理论和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56-57页。

[9]陈金钊：《法治反对解释的原则》，载于《法律科学》2007年第3期。

[10]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71页。

精神赔偿范文篇4

狭义的食品安全是指食品、食物等用于使用的食物，必须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食品安全必须从食品的生产、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等环节都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的要求，必须不能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广义的食品安全不仅包括食品的健康与可使用，还包括实物量的安全。本文主要探讨食物物质的安全和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食品安全的民事责任是指食品有毒害或食品不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造成或可能造成包括急性、慢性危害的公民或法人因此而应当承担的民事违法行为，并且当事人必须对相应的民事违法行为承担的不利后果和责任。我国《食品安全法》中关于食品安全的民事责任中明确规定:如果违反了食品安全法中的相关规定，生产、销售造成人体健康损害的食品对人身、财产或其它造成损害的笔下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和民事责任。生产和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了可以获得相应的造成的损失的赔偿金，还可以依法向食品生产商或食品销售商索赔，索赔金额为食品价款的十倍。

二、我国食品安全立法的局限性

(一)我国食品立法归责举证责任不明确

所谓归责原则是法律审批中根据相应的标准和原则确定行为人导致的损害而造成的侵权责任。归责原则是处理侵权纠纷的基本原则和造成侵权损害是的赔偿标准原则。当前我国对侵权的归责主要有无过错、过错和公平责任等原则。我国民法中对于食品安全的归责提出因食品、产品质量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时，产品的制造和销售者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并且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和义务。我国《食品安全法》中明确食品生产者和食品销售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归责原则为无过错责任和过错责任并存。这种并存的归责原则容易导致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后，举证责任不明确，不利于食品安全责任人的判定和食品安全责任人赔偿金额的确定。

(二)我国食品安全民事赔偿范围不明确

我国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对于食品安全事件中的相关当事人进行食品安全民事赔偿的范围不明确。我国食品安全法中明确规定违反食品安全法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当事人必须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该法律条款唯有明确承担责任的主体和主体应当承担的赔偿范围，总体上看该条法律条文十分笼统。对于侵权民事责任的赔偿原则通常遵循全面赔偿的原则，而食品作为侵权主体的中重要形式之一，应当适用民事责任的全面赔偿原则，但在实际生活中，许多食品安全的受害者往往因为申诉程序复杂，申诉过程中的交通费用、律师费、精神损失费和误工费等间接费用难以真正估量，法律上即使判决承担相应食品安全民事责任的主体赔偿相关损失，也不支持受害者索赔交通费、律师费以及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等费用。从而造成了食品安全受害者维权成本过高，维权收益与付出、支出不成正比，因此导致许多食品安全的受害者只能忍气吞声。我国最高人民法院解释了在民事侵权中进行精神赔偿的相关问题，但精神损失计算标准和计算方法难以确定，侵权双方也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导致维权过程中各执一词，难以真正判定。

三、从民法视角对我国食品安全的立法建议

(一)完善我国食品立法归责举证责任不明确

我国《食品安全法》中明确食品生产者和食品销售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归责原则为无过错责任和过错责任并存。这种并存的归责原则容易导致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后，举证责任不明确，不利于食品安全责任人的判定和食品安全责任人赔偿金额的确定。欧美国家对于食品安全责任的法律规定，食品安全的行为实施人一旦存在主观意愿上或由于疏忽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对于消费者来说，由于信息不对等，受害者通常无力证明食品存在安全缺陷的情况下，应当立法完善相应的举证，应当将举证责任归食品生产、经营和销售方，如果食品生产销售方能证明食品是安全可靠的则为胜诉。明确食品安全立法归责举证制度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提高消费者维权的意识和决心。

(二)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的惩罚制度

精神赔偿范文篇5

一、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评定因素

评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因素有十几种之多。从理论上说，法官在自由裁量精神损害赔偿金时，应当考虑与案件有关的所有因素，从而作出接近正确、公平的评定；从实践看，法官在评定精神损害赔偿金时，可能侧重考虑主要的因素不必考虑所有相关因素或忽略某些因素，从而树立“从繁就简”的判案思想。从国外的经验看，许多国家在评定精神损害赔偿金时，都将受害人遭受损害的程度与其相关的其他因素加以考虑。

我国《精神赔偿解释》采用的是一种“主次因素兼用”观点，即评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主要考虑六种因素，其他作为从属、次要情节予以考虑。所谓主要因素，是指法律和司法解释所作出的影响赔偿数额确定的具体因素。如《精神赔偿解释》提出确定赔偿责任的几个因素：（1）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3）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4）侵权人的获利情况；（5）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6）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这便是司法解释所确定的“六因素说”。

所谓次要因素即是根据立法精神和案件的实际，从司法实践和理论界专家总结出来的，由人民法院酌情灵活掌握的具体因素。这些因素有：（1）侵权人的认错态度和受害人的谅解情况；（2）受害人是否存在过错及程度；（2）受害人的自然状况和身体素质；（4）受害人的家庭状况和经济能力；（5）侵权人的经济状况等。

二、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评算标准

在我国，对精神损害赔偿包括国家赔偿和人身伤亡纠纷中的伤亡赔偿金有不同的评定标准，归类可分为：

人身残疾和死亡计算伤亡赔偿金伤亡补助费的标准

1991年9月22日国务院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最早以法规形式提出计算伤亡补偿费的方法，原定适用对象限于“道路交通事故纠纷”，后被一些法院类推适用于处理其他人身伤亡损害赔偿纠纷。根据该法规第37条规定，计算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的方法是：根据伤残等级，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自定残之日起，赔偿20年。但5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1岁减少1年，最低不少于10年，70周岁以上按5年计算。而计算死亡补偿费的方法是，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10年。对不满16周岁的，年龄每小1岁减少1年，对7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1岁减少1年，最低均不低于5年。按这两种方法计算伤亡补偿金，标准明确，计算准确；缺点是死亡补偿费低于残疾补助费，这种倒挂现象体现不出生命权是人生的最高权利。最大的问题是，残疾者生活补助费和死亡补偿费计算规则是相似的，其数额不是精神抚慰金。［1］

针对这个缺点，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1月21日施行的《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纠正了这种倒挂现象，使死亡补偿费计算数额比较高，体现了生命权比健康权重要。存在的问题仍是，残疾者生活补助费和死亡补偿费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抚慰金。［2］

（二）各地规定损害赔偿的方式

1.规定损害赔偿的最高责任限额

1994年8月由国务院批准、铁道部的《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规定》第5条规定：“铁路运输企业依照本规定应承担赔偿责任的，对每位旅客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4万元，此规定一直是全国各级铁路法院审理旅客与铁路运输企业之间发生的人身伤害索赔案件的权威依据。然而此铁路部门的规章在现在的实践中明显滞后，且违背高位法律《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对受害人严重的精神损害不予以充分的赔偿。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1999年对人身伤害的精神损害赔偿作出了5万元的最高限额。1993年11月29日国务院的《国内航空运输旅客身体损害赔偿暂行规定》，”承运人按照本规定应承担赔偿责任的，对每名旅客的最高赔偿金额为7万元“。1992年7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第7条规定：”海上人身伤亡赔偿的最高限额为每人80万元人民币。

2.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最低限额或最高限额

1999年8月5日广东省人大审议的《广东省实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第31条规定：“经营者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或捏造事实诽谤消费者、搜查消费者的身体及其携带物品，侵害消费者的人格尊严或者侵犯消费者人身自由的，应当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给予5万元以上的精神赔偿”。这5万元是广东省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最低限额。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1999年11月召开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后，在2000年3月出台了一个文件，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最高限额一般为10万元。［3］最高人民法院同意一些地方立法机关和高级人民法院对精神损害赔偿作出比较具体的规定，认为这与《精神赔偿解释》的指导思想没有原则冲突。

（三）根据不同侵权程度分档评定精神损害赔偿金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00年11月29日出台《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按侵权行为程度的不同等级，规定了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幅度范围，一般侵权行为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在1千元至1万元之间酌情判定；严重侵权行为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在1万元至5万元之间酌情判定；特别严重侵权行为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在5万元至10万元之间酌情判定。如何区分侵权行为的程度，则依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侵害手段、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进行判断。

从上述列举的不同类型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不同规定中看出，实行标准化制度有利于统一适用法律，所作出的赔偿数额不因其他因素变化而出现很大的偏差，促使法官在一定限额或数额范围内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但是标准化制度的缺陷是，无法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经济水平和人们生活水平需要。何况上述各种标准，“各行其是”，缺陷较多，尚未统一为全国适用的统一标准，这有待进一步探究。

据此，对于单纯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笔者建议依以下标准确定：侵权行为致人精神损害程度一般，未造成人身伤亡的，赔偿数额在1000元至2万元间评定；侵权行为恶劣的，致人严重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精神障碍等疾病，影响其正常工作、劳动和生活的，赔偿数额在2万元至10万元之间评定；侵权行为恶劣的，致人严重又长久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丧失大部分劳动能力或死亡的，赔偿数额在10万元至40万元之间评定，最多不超过50万元。

三、精神损害赔偿与法官自由心证裁量权

法官在对案件进行正确自由心证的基础上，可自由裁量精神损害赔偿金数额。对民事侵权行使自由裁量权中，法官如何确定和评算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尤其重要又特别灵活，因此也特别疑难。在评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中，法官的自由心证裁量权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法官对精神损害事实的自由心证裁量权。是否存在精神损害事实，法官可以运用自由心证方法，对庭审中已收集的和庭后依职权调查的各种证据、资料和信息，作出一种确信，确保本案中受害人是否存在精神损害事实。法官对这种事实作出决定，决定是何种损害状态造成受害人遭受精神损害，法官还须判断，损害行为与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若能肯定；则受害人可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否则不能获得。所以，法官自由心证裁量权的重要任务不是“发现”精神损害事实，而是“决定”事实。

2.法官对精神损害赔偿纠纷适用法律作出自由裁量权。对精神损害赔偿如何适用法律，在实务中是个十分疑难的问题。不同时期、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对相同或类同案件会作出不同的选择，更何况对各种不同案件如何选择适用法律，往往是法官面临的十分棘手的事情。

人身伤亡所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由于产生人身伤亡的动因不同，有交通事故的，有医疗差错的，有触电损害的，有打架斗殴的，有溺水死亡的，有美容不当的等等，尽管损害后果是类同的，不是身体某部分被损伤、毁坏，就是造成不同程度的人身残疾或死亡，受诉法院的法官依自由心证方法，皆认定受害人必然遭受较严重或严重精神痛苦和肉体痛苦，但适用法律往往大不相同，致使赔偿数额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也相差较大。如果纠纷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有关规定，受害人只能获得残疾生活补助费或死亡补助费，不能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如果适用《产品质量法》有关规定，受害人可获得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或死者抚恤金；如果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受害人不但可获得残疾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而且可获得赔偿精神损失。在医疗事故、纠纷中，若是适用《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受害人只能获得数千元的赔偿金；若是适用《民法通则》第119条关于人身损害的赔偿，不但赔偿项目增加，而且赔偿数额大大提高，少则数千元至数万元，多则可获数十万元。是否赔偿受害人的精神损害，不同法院同是适用《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有的法官会判给一定数额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有的法官则不判。这便是不同法官在运用自由裁量权时，对适用法律的认识和理解不同所产生的。由此看出，司法不统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片面地责怪法官是欠妥的。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现有法官整体的素质水平是参差不齐的。

精神赔偿范文篇6

关键词：精神损害赔偿；归责原则；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前言

人格权是与公民自身最紧密相连的一项基本权利。公民所享有的人格权的状况，是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的最灵准的标尺。精神损害赔偿是因侵害人格权而产生的赔偿制度，也就是指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或身份利益受到侵害或受到精神痛苦，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方式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是针对精神损害的后果所应承担的财产责任。其是现代民法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制度，更体现了现代民法对人权、人格尊严的重视。因此对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就显得更为重要。

损害赔偿责任被认为是民事责任中最重要、最常用和最有效的责任形式。但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损害赔偿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有关损害赔偿方面的法律规定却贯穿于民事、经济、行政、刑事等多方面的法律之中，每一部法律都离不开损害赔偿的调整功能。可见，损害赔偿是我国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经济的繁荣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愈加重视，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已成为当今社会的时尚潮流。因此，加强对精神损害赔偿的研究势在必行。

一、精神损害赔偿概述

<一>、精神、精神损害及精神损害赔偿的涵义

1、精神的涵义

从本质上看，精神是与物质相对应、与意识相一致的，属于哲学范畴，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人的意识活动及其内容和成果的总称。法律意义上的精神并不是使用哲学上精神概念的全部内容，主要是指精神活动，并且总是与精神损害、与精神损害的法律后果即精神损害赔偿联系在一起使用，以确定其法律上的涵义。法律上自然人的精神活动主要包括生理上或心理上的活动和维护精神利益的活动。而法人作为拟制的法律人格，不存在生理上的精神活动，只存在保持和维护其精神利益的精神活动。

2、精神损害

所谓的精神损害，又称非财产损害，就是指对民事主全精神活动的损害。而精神损害最终表现为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丧失和减损。精神痛苦是自然人因人身权遭受侵害后产生的如愤怒、恐惧、焦虑、忧郁绝望等不良情绪的概括，是侵害人格权行为给受害人心理上、身体上、意志上所造成的不应有的负担。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侵害自然人人体的生理损害。因这种生理损害所引发自然人精神上的痛苦而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比如对其身体权、健康权和生命权的损害。二是侵害自然人心理的心理损害。比如侵害自然人的民事权利，使其情绪、感情和思维活动受到损害，造成精神痛苦。精神利益的丧失和减损则是指自然人、法人维护其人格利益、身份利益和其他财产利益的活动受到破坏，因而导致其人格利益、身份利益和财产利益造成损害。

3、精神损害赔偿

早在罗马法发展的法典编纂时期，就出现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萌芽。而近代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形成，是沿着两条并行的路线发展的。一条路线是沿袭罗马法的侵辱估价之诉的做法，建立对民事主体精神性人格权的民法保护；另一条路线是对物质性人格权的民法保护。在罗马法以后，开始出现赔偿因侵害身体、健康、生命权非财产损失的方法，即人身损害的抚慰金制度。现代意义上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确立和发展是在20世纪。早在制定《瑞士民法典》时（1907年公布，1911年施行），就有精神损害赔偿肯定与否的争论。

所谓的精神损害赔偿就是指自然人因其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导致精神痛苦，从而要求侵害人通过金钱赔偿等方式进行救济以抚慰自身的民事法律制度。并且此处的“赔偿”不等同于财产损害赔偿中以等量的价值填补等量的损失，因为精神损害是难以用精确的金钱额度进行计算的。所以这种“赔偿”不是单纯的财产补偿，而是对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痛苦给予的物质抚慰和对精神利益减损的填补。当然作为一种民事权利救济手段，精神损害赔偿也具有惩罚性，能对侵害人以制裁和警示。对于救济方式来说，精神损害除可以通过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救济外，受害人请求金钱赔偿也是一条重要途径。特别是在一切价值或精神活动多得以金钱衡量之今日，对精神损害给予适当的物质赔偿，正是社会文明发达的产物和人类对精神权利价值重视的表现，是人们的法律意识逐步提高和深化的反应。

<二>、精神损害和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

精神损害赔偿在损害赔偿法上具有其独特的性质，包括：作用多元性，存在独立性，存在单一性，赔偿请求专属性和赔偿请求易于消灭性等五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精神损害赔偿具有多元性的特点，即其作用的多元性。

也就是指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是经济补偿，但仍具备调整功能、抚慰功能和惩罚功能。精神损害发生时，被害人所感受到的是痛苦，而精神损害赔偿并非直接对被害人所感受的痛苦的消除或减轻，而是以金钱的给付作为赔偿的方法。因为精神上的痛苦是无形的并且难以确切衡量，金钱作为一般等价物，可以换取满足被害人的其他方面的需要，从而消除或减轻痛苦的感受，这就相当于一种间接的补偿。即在无法填补损害消除痛苦的情形下，以金钱给付的方法另行创造舒适、方便或乐趣等享受，使被害人调整外环境来掩盖损害事实所引起的痛苦。精神损害赔偿的抚慰作用是与调整功能相联系的，既然精神损害赔偿只是对被害人的痛苦进行填补，那么也只能以金钱手段满足被害人其他的精神需求，以慰藉其精神损害，有就是所谓的抚慰功能。精神损害赔偿的惩罚功能只是填补损害功能附带的、兼具的另一种功能。精神损害赔偿有对违法行为的制裁作用，不但补偿了受害人的损害，还惩罚了行为人，也对其他人的行为起到了警戒作用。

2、精神损害赔偿具有独立性，即存在的独立性。

精神损害可以独立发生，精神损害赔偿可以独立请求，这就是其存在的独立生。存在独立性是指精神损害主体的单一性，感受不能分割，精神损害形态就只能是单一的。精神痛苦有无纯属被害入主观感受，痛苦的大小因受害人的不同而不同，受害之外的旁人是无法感受到或者是无法有相同感受的，因此提出赔偿要求的只能是受害人自己。

3、精神损害赔偿具有专属性。

这一点是与其独立性密切相连的，即精神损害赔偿的行使有其专属性，只有受到精神损害的受害人才是有提起赔偿请求的权利，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除在特殊情况外，不能由受害人以外的人提出赔偿请求。由于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专属性，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就较其他权利更易于消灭，因为精神损害是对被害人人格权或身份权侵害而使被害人产生痛苦，精神痛苦是与本人密切相联系的，如果被害人死亡则与其相联系的精神也归于消灭，既然精神损害侵害的客体消灭，所侵害的客体就不存在了，侵害结果也就无法估算，就算侵害成立，法律责任无法成立。

二、精神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责任构成及责任形式

<一>、精神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

归责是指确定责任的归属，即加害行为人的行为致他人损害发生之后，以何种根据使之负责。它并不意味着责任的成立，只是为责任是否成立寻求根据，而并不以责任成立为最终目的。责任的成立与否，取决于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侵权行为的责任构成要件。一般认为，精神损害赔偿是一般侵权行为责任。民法规定，一般侵权行为在无特殊情况下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所谓的过错责任原则，又称过失责任原则，它是以行为人的过错作为归责的根据和最终要件。而在特殊的情况下，民法上的归责原则还有过错推定原则、无过错原则和公平原则等。

在侵害精神性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中，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因为对于这些人格权的侵权行为都是一般侵权行为，对此当然只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不能适用其他原则。如侵害名誉权等精神性人格权，侵害身体权、健康权和生命权的都适用过错责仟原则。在侵害物质性人格权从人身伤害的精神损害赔偿中，我们除了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外，还要适用其他归责原则。因为在此种侵权行为中，造成精神损害的行为，还有特殊侵权行为，甚至还存在对于损害结果当事人双方都无过错的情况。所以对于此种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赔偿，在归责原则上应视不同的情况分别适用不同的归则原则。

<二>、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构成

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是确定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条件，是适用侵权归责原则的前提。民法上的侵权责任构成山四个要件：违法行为，损害事实，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以及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精神损害也是一种侵权行为，所以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构成也适用以上四个要件，即：

(1)违法行为，即要求加害行为人应具体实施了某些行为，且这些行为违背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属于违法行为。

(2)精神损害事实，即要求加害人的加害行为使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或身份利益受到侵害或受到精神痛苦。

(3)因果关系，是指加害人的违法行为和受害人的精神损害有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即精神损害的事实是由加害人的加害行为引起的。

(4)主观过错，是对加害人在主观心理上的要求，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故意和过失。

<三>、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形式

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形式是对精神利益的损害赔偿。这种精神损害赔偿主要是对侵害一般人格权以及精神性人格权和身份权，造成受害人的精神利益的损害，对受害人的这种精神利益的损害，以财产补偿的形式进行救济。因此精神损害赔偿实际上是对精神利益损害的救济，而不是对财产利益损失的补偿。除此之外还有对精神痛苦损害的赔偿。这种侵害物质性人格权造成精神痛苦损害的，也应当进行精神损害赔偿。物质性人格权包括身体权、健康权和生命权。这三种权利中，主要的是非财产性的利益。当人的物质性人格基础受到损害，使人的物质性人格基础受到损失，造成残缺，人的人格就会受到严重损害，甚至于丧失。因此侵害物质性人格权所造成的损害，不是一般的财产上的损失，也不是精神利益上的损害，而是在物质上的损害乃至消灭人的人格。因此，对于物质性人格权受到的损害赔偿救济，就是人身伤害的抚慰金赔偿。除此两项以金钱赔付的责任形式外，还有几种其他的责任方式，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和赔礼道歉等。这几种形式，都足法院通过国家强制手段，要求加害人作为或者不作为，以消除造成受害人精神痛苦和财产损失的根源。

三、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即指何种侵权损害情形下予以精神赔偿的问题。精神损害赔偿是法律基于对自然人、法人的人身权受到侵害而采取的一种法律救济手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3月8日颁布的法释[2001]7号《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院《解释》)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四种情形：一是侵害他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身自山权等人格权，给他人造成精神损害的；二是侵犯监护身份权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给监护人造成精神损害的；三是侵害死者人格权或非法利用、侵害遗体、遗骨给死者近亲属造成精神损害的；四是灭失或毁损他人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而造成精神损害。

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仅限于公民的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遭受侵害和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遭受侵害。除此之外，公民、法人的其他人身权遭受侵害，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人身权却不限于此，还包括生命健康权、婚姻自主权、男女平等权，还有有关婚姻、家庭、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的人身合法权益等。这些人身权与前述的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一样，是人身的基本权利，只有这些权利结合在一起，才能充分地保护人身权。在现实生活中，还遇到贞操权、隐私权受到侵害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实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140条规定将侵害隐私权列入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但是仅作这些规定对人身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的保护还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从现实情况来看，正是由于《民法通则》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的限制性规定，使实践中许多人身权受到侵害的公民无法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因此，应将《民法通则》中只规定对“四权”的保护扩大到对所有人身权的保护。对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侵权行为，如侵害隐私权、自山权、生命健康权、贞操权，采用明确列举的方式单独列出，给予特定保护，并可以原则性地概括对一般人身权的侵害也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从而更加充分有效的保护人身权.

在特殊情况下，对财产权的侵犯也应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如对特殊物品的玷污毁损，物主除有权请求赔偿财产损失外，还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物品，都是物上通过一定的方式取得的，它除具备同类物的一般特征外，还蕴含着特别的含义。如祖传家宝、结婚纪念物、手工作品等。这些物品具有两大特点：一是不易恢复原状，二是抽象价值难以估量。物主保存这些物品实际上是在保存某种珍贵的精神财富，对这些物品玷污毁损实际上是破坏了物主保存的特定的精神氛围，给物主造成了精神上的损害，因此物主有权请求并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此外，也包括侵害婚姻关系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因为婚姻关系与每个人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影响着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就容易引发社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下)》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1)重婚的；(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无过错方因受到上述行为的侵害而有权提出的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害赔偿也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四、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和发展及完善

<一>、我国现行精神损害赔偿立法司法现状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借鉴了原苏联民法的理论和立法经验，否认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合理性，将精神损害赔偿视为资产阶级的民法制度而予以排斥。直到《民法通则》的颁布实施，才建立了新中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允许侵害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的受害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法定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过于狭窄，因此在实务中，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2月颁布了司法解释，从立法上将精神损害赔偿扩展至自然人的人身权的所有领域。

尽管如此，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仍然不完备。司法解释中没有将法人人格权纳入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之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人格权利遭受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我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就规定了法人是享有民事权利的，是拥有民事权利能力的。那么法人就应当与自然人一样享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山于大多数人不认为法人可以享有精神损害赔偿，因为他们认为法人不是自然人，就不会有自然人一样的精神感受。但是法人虽没有生命，没有生理、心理上的精神活动，但法人是有精神损害的，法人的精神损害是精神利益丧失。作为区别于自然人的法人，是具有表达和实现自己意志的组织机构。它可以享有的人身权是除以自然人身体存在和身份为前提的权利以外的其他权利。当侵犯法人的人格权时，除了对加害人进行处罚外，对被害人——法人的赔偿自然是不能少的。如果否认法人有精神损害，就等于否认法人的人格，那么法人本身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由此可见，对法人的人格权利的忽视是民法的一个缺陷。那么，作为与自然人相对应的法人，就有必要对其人格权的保护加以特别的规定，即重新做出独立的司法解释。对法人的人格权的保护范围、请求人和赔偿余额进行规定。对法人名称权、名誉权、信用权、荣誉权以及知识产权中的人身权都要加以保护。请求人可以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如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未提出请求的，而因法人人格权受到侵害而遭到精神损害的，可以山非法定代表人以外的其他自然人提出请求。至于赔偿金额要以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参考受害法人的实际损失和法人为维护自身权利所作的努力程度制定相应的赔偿数额，给出赔偿的基数；对可引起精神损害的事实分别予以罗列，规定每一事实的赔偿基数，并规定其最高限额。此外，要在一定范围内允许法官依据法律享有灵活的裁判权，以便随时应对新的情况。

其次，我国缺乏对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精神损害的保护。特别是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所谓附带精神损害的民事诉讼，是指由于被告人实施了侵犯他人人身权利和其他合法精神权利的犯罪行为，造成公民、法人等严重的精神损害和其他物质损害的结果，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害人或人民检察院提出要求赔偿精神损害的诉讼活动。

然后，我国对知识产权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不够完善，相应的法律条文中无法找到相关的规定，在实务中只能依据《民法通则》中的一般法律规定宋进行审理。这样对著作权人、商标权人和发明人等的合法利益的保护就显得十分不利。

最后，在国家赔偿中没有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这是精神损害赔偿立法中的一块空白，应当在国家赔偿中加入精神损害赔偿的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注重物质生活的同时会更加重视精神世界的充实，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也会进一步增加。确立精神赔偿制度也正是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对于侵权行为造成他人造成物质损失的，侵权行为人应当给予赔偿，这是我国《民法通则》早已明确规定的，但对精神损害的赔偿，《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且赔偿损失。”这一规定虽然对涉及“四权”方面的精神赔偿予以确认，但范围过窄。为此，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从这次的最高人民法院法院[2001]7号司法解释来看，民事诉讼的精神赔偿范围进一步扩大。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但《〈刑事〉及〈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和2000年12月4门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均排除精神损害作为附带之诉。

从我国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看，建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赔偿制度十分必要。一是贯彻民事法律有损害就有赔偿基本精神的需要。侵权行为人侵犯被害人人格权、健康权等权利的同时，大多数给被害人精神上也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这种精神上的损害，有些要比物质损害严重得多，如果仅对物质损害予以赔偿显然是不公正的。二是保证刑事法律规范与民事精神赔偿制度互相衔接、协调一致的需要。民事诉讼的精神赔偿己被立法所确定，更被司法解释所明确，因而完全有理由而且应该将民事诉讼中能够得到处理的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一并审理。同时，这样更能体现附带民事诉讼经济、方便的原则。三是有利于打击犯罪、保护公民的精神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如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能同时追究被告人犯罪行为对被害人精神损害的经济赔偿责任，对严厉打击犯罪，全面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必然具有十分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可以避免法律冲突，维护程序法和实体法正常的法理关系，确立公平科学的法律赔偿体系，也可提高诉讼效率。

<三>、违约行为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法学界对于违约责任中能否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存在着很大争议。多数学者从传统民法角度将违约之债与侵权之债按照不同的责任原则、构成要件及承担方式加以区分，通常认为违约责任中的损害赔偿范围限于财产亡的利益。从民法理论上看，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是两种平行责任。受法律保护的某种权利因行为人的侵权行为而受到损害，则形成侵权责任。如果政权利反映在合同之中，当违反合同的结果侵害该权利时也应有违约责任存在。因此，当侵害生命、健康等权利时，以侵权责任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以违约责任也应当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以财产为标的合同在履行中经常会出现违约行为，赔偿损失是违约的必然结果。违反合同并不一定都造成财产上的损害，也可能产生精神损害，最具有说明的就是服务合同。在旅游服务合同中，旅游活动组织者的义务应当是向旅客按时、按质、按量提供包括饮食、住宿、交通及其他服务在内的所有服务。如因旅游活动组织者的原因未能提供约定服务，对旅客造成精神损害结果的，组织者应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例如，由于可以归资于组织者的原因造成旅游活动无法如期进行，旅客无法在假期出游，因而遭受精神上的打击。或是由于组织者提供的服务质量达不到合同约定的标准，旅客因住宿环境太差而无法入睡、因食物有问题而感觉身体不适，以致产生精神痛苦。在这些情况下，旅客有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

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为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这一规定，只解决一部分加害给付的问题。如果债务人的加害给付不仅对债权人的合同利益造成侵害，同时也对债权人的其他固有利益造成侵害，则不论当事人选择违约责任请求权还是侵权责任请求权，单独救济均不能补偿债权人所遭受的损失。因此，在违约损害中包括部分精神损害，在违约责任中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允许当事人对合同利益中的财产损害与合同利益外的精神损害提出共同的损害赔偿请求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做也符合国际上立法的潮流。如1994年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就规定：“此损害可以是非余钱性质的，例如包括肉体或精神上的痛苦。”欧洲合同法委员会1996年《欧洲合同法原则》也规定：“可获得损害赔偿的损失包括：非金钱损失和合理的将会发生的未来损失。”公务员之家:

当然，针对违约责任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并非对所有违约情况都适用。其适用仍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必须符合以下条件：首先，精神损害结果必须客观存在，这是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当事人受到了精神损害，则不直认定精神损害存在。其次，精神损害结果必须是因为合同一方的违约行为造成的，这是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客观基础。第三，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已经预见到发生精神损害结果的风险，其主观上存在过错，这是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观基础。对于违约方是否预见，则需要综合考虑违约方的心理、个人能力以及合同的性质、类型等各方面情况加以判断。只有在上述条件：均具备的情况下，受侵害方才有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

虽然目前因为合同一方当事人违约而山对方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的案例尚不多见，但相信随着人们自身精神利益及自我保护意识的不断加强，此类别案件必将增多，立法及司法解释亦有可能对此作出相关规定。

参考文献

1、王利明、杨立新著：《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2、关今华著：《精神损害的认定与赔偿》，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3、杨立新著：《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

4、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5、王利明等著：《民法、侵权行为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精神赔偿范文篇7

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这是我国首次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我国民事立法上的一大突破。但是，在保护公民、法人的人身权及制裁违法行为方面，我国法律还存在一定缺陷。本文就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依据、存在的不足及其完善措施作一简述。在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依据方面主要对三个问题进行论述，首先是精神利益的物资转化性，精神利益不像物资利益那样可用金钱准确地加以衡量，但它与物质利益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在当公民或法人的精神利益处于安全状态时，常常能转化为物质利益，否则就会失去这些利益。

其次是精神损害恢复的物资性，精神损害的补救与物资损害的补救不同。在一般情况下物资损害只需侵权人的赔偿即可恢复，而精神损害则不然，它往往单纯依靠加害人的行为还不足以使损失恢复原状，还必须有受害人的配合行为。最后是人的生命健康权、财产权、人格权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生命健康权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最基本的权利。生命健康权、财产权和人格权三位一体，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现行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由于没有完全摆脱传统民法理论的影响，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一定的缺陷。要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必须尽快修改完善我国的精神损害行为法，建立全面保护公民，法人人格权的法律体系，适应时展的要求。

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这是我国首次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我国民事立法上的一大突破。但是，在保护公民、法人的人身权及制裁违法行为方面，我国法律还存在一定缺陷。下面，就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依据、存在的不足及其完善措施作一简述。

一、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依据

众所周知，对于财产权受损害给予物资赔偿是天经地义的，但对于精神损害给予物资赔偿就有很多人不能理解，这里就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依据问题，我认为，其依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精神利益的物资转化性

精神利益虽然不像物资利益那样可用金钱准确地加以衡量，但它与物资利益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在当公民或法人的精神利益处于安全状态时，常常能转化为物资利益，否则就会失去这些利益。以公民为例，一个公民的良好声誉不仅能使他本人获得尊重与信赖，还会对他的就业、晋级等创造良好的条件，从而为他自己带来一定的物资利益。再以法人为例，信誉好的企业，其效益就好，而信誉差的企业，其效益就差，也就是说，作为精神利益的企业信誉能够转化为物资利益的企业效益。因此，公民、法人的精神利益的物资转化性，是精神损害赔偿立法依据的理由之一。

2、精神损害恢复的物资性

精神损害的补救与物资损害的补救不同。一般情况下，物资损害只需侵权人的赔偿即可恢复，而精神损害则不然，它往往单纯依靠加害人的行为还不足以使损失恢复原状，还必须有受害人的配合行为。那么，受害人的配合行为需要借助一定的物质条件或物质手段。要重新树立自己的形象，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的，还要通过一定的社会活动来逐渐完成这一过程，所以，完成这个过程必然要支出的费用就应当由侵权行为人承担。这是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另一个立法依据。

3、人的生命健康权、财产权、人格权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生命健康权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但是，人并非生活在真空里，作为自然的人，生存的自然条件就是由他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财产；作为社会的人，生存的社会条件就是他所处的人类共同体中的地位和环境。在自然条件中便形成了人的财产权，在社会条件中便形成了人的人格权。也就是说，生命健康权、财产权和人格权三位一体，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对于任何一种权利的损害都是对整体权利的损害。那么，作为主要保护人格权的法律制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就不能不建立并予以完善。

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

现行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由于没有完全摆脱传统民法理论的影响，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一定的缺陷。

1、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立法原则

根据《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有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限于受侵害的公民、法人。但死亡公民人格权受到侵害，其亲属能否主张权利；法人撤消、分立、合并后，其人格权受到侵害，其权利义务继承者能否提起诉讼，法律未予规定。而且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仅限于姓名权（法人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少数几项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其他侵犯人格权的行为，受害人不得请求精神赔偿。

我国社会生活实际却是侵权行为及现象非常繁杂，除上述几项基本权利外，还有大量的诸如侵害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致人精神损害的情况。侵害死亡公民的人格权、侵害变更后法人的人格权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同样是侵权行为，法律对有的行为给予制裁，对有的行为不予制裁是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的，也不能全面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2、不能有效地制裁违法行为

精神损害以非财产责任方式为主，财产责任方式为辅，使得不少精神受害人无法得到赔偿。《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名誉权、荣誉权、姓名权、肖像权受到侵害时，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从该条的内容排列上看，立法者把非财产责任方式排在前面，把财产责任方式排在后面，用“并可以”相连，立法用意是重前轻后，即要求在适用责任方式时，首先适用非财产方式，财产方式只是一种辅助的次要方式。于是，在适用法律时容易产生一种偏见，认为只有严重的精神损害，适用非财产方式明显不足时，才适用财产责任方式。而损害是否“严重”大都是由法官自由裁量的，这就难免造成一些受害人无法得到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

此外，赔偿数额的限制，也不能有效地制裁违法行为。由于法律法规及相关的适用法律政策及精神均采取限制适用财产方式制度，便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限制赔偿数额的做法。法院判令加害人赔偿损失，一般都在数百至数千元范围内考虑。在商品化的环境和市场经济下如此额度往往尚不足以支付受害人为主张权利而支出的各项费用，也就难以达到有效地惩戒侵权人，抚慰受害者的作用。

.落后于国际立法全面保护人权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世界许多国家的立法已把保护人身权制度和保护财产权制度置于同等重要地位，对人格权的保护趋向于更为全面和具体。美国除对于名誉权和其他人格权给予保护外，还专门制订了隐私权保护法。英国、泰国、埃及、阿根廷等国在精神损害客体上都采取无限制保护制度。在责任方式上，不少国家都采用金钱赔偿和非财产方式并重的双轨制。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把金钱赔偿置于首位。相比之下，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内容便显得过于狭窄，落后于国际立法的发展趋势。因此，补充和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势在必行。

三、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议

限制性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尽快修改完善我国的精神损害行为法，建立全面保护公民、法人人格权的法律体系，适应时展的要求。

1.明确精神损害概念，从立法上确认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被理论界和司法界大多数人认为是确定精神损害及其赔偿制度的依据。但该法条对精神损害及精神损害赔偿没有明确的定义，尤其是“赔偿损失”之说更是含糊其辞，是赔偿财产损失，还是非财产损失，或者二者兼有，学术界争论颇多。因此，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首先应明确精神损害的内涵，因精神损害而获得赔偿，应称之为精神抚慰金。另外，还应明确，精神损害中的“精神”是一种广义上的涵义，不单指人所特有的精神。有的人认为法人是社会组织，是法律拟制的人，没有生命和精神可言，因此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这种观点就把“精神”一词的涵义缩小了，这在司法实践中，是不可取的。因此，应该在立法上肯定这种制度，并将财产损失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加以区别，以澄清理论界和实践中的混乱。

2.规定对一般人格的保护，扩大对精神损害客体和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对人身权实行较全面、切实的保护，是现代侵权行为法的发展要求。许多国家的法律，既规定对一般人格权的保护，又规定对特定人格权的保护。而我国民法通则没有保护一般人格权的规定，只有保护特定人格权的规定，这既不利于平等全面地保护公民、法人的人格权，也与国际立法的发展趋势不相吻合。因此，在立法技术上可采取根据式和列举式相结合的方法，用概括式肯定对一般人格权的保护，同时对社会生活中较常见的侵权行为，如侵害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自由权、生命健康权、贞操权等采用列举式，给予特定保护。

目前，在扩大人格权的保护范围上，司法实践已经做出了重大突破，那么在立法上的补充与完善就势在必行了。另外，民法通则把精神损害限制在侵权行为范畴，对违约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受害人无法请求精神赔偿。事实上，在违约行为当中也会出现公民或法人的人格权受侵害现象。比如，某客运公司雇佣一名司机开车，该司机因主观原因屡次误车，造成旅客多次退票索赔，致使公司声誉下降，营业额大幅度下滑，造成很大损失。公司起诉要求该司机赔偿经济和精神损失，法院却以精神损害不属违约范畴为由而不予支持。法人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名誉权受到损害却又不能请求精神赔偿，这是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立法原则的。因此，对因违约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可类推适用侵权行为的规定，无过错方可要求精神赔偿。

3.扩大权利主体，保护继承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民法通则》规定公民、法人的“四权”遭受侵害时，受害者有权请求法律保护。但是，对公民死亡后，法人变更后，其人格遭受侵害时，谁有权主张权利规定不明确。有人认为死亡公民的人格主体资格已经消灭，因而不能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也不再可能享有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因为：第一、公民死后消失了法律主体资格，使其不能享有生前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和荣誉权，但其权利客体姓名、肖像、名誉、和荣誉并不随之消失，它们都是客观存在的精神利益。如果对这些利益不予以法律保护，就会致使他人任意侵害死者的精神利益。第二、公民死亡后固然丧失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但这种请求权事实上已在公民死亡这一事实发生时开始转化为其近亲属的请求权。第三、对死亡公民精神利益的侵害往往也侵害了死者近亲属的精神利益，所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是对死者精神利益损害的补偿，也是对其近亲属精神利益损害的补偿。因此，死亡公民的名誉应受到保护，死者的亲属享有请求权。所以要真正保护死者的人格权不受侵犯，就应从立法上确认死者继承人的权利，规定死者人格权遭到侵害时，其近亲属或遗嘱受益人有权请求法律保护。同时应规定，法人变更后，该法人的人格权受到侵害时，其权利义务继承者有权提起诉讼。

4.在责任方式上，应采取财产方式和非财产方式并重的“双轨制”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人格也将呈现一种物化的趋势，对人的评价不仅重视政治道德的评价，而且注重经济价值的评价。国际精神损害行为法偏重金钱赔偿的“双轨制”的立法经验，比较符合现代侵权行为法的要求。

另外，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民法上并未规定全国统一具体的赔偿数额标准幅度。我认为，应当根据具体的案情，综合考虑各种相关的因素，主要应掌握四个原则：

第一、必须坚持用经济惩罚手段来制裁侵权人。这样一方面对于受害人在精神上是一种抚慰，另一方面也是对侵权人的一种教育手段。

第二、赔偿时应考虑受害人名誉损害程度和精神痛苦导致身体健康受到影响的程度。一般来说，法人或其他组织等作为侵害人，对他人施加精神损害，往往比在公民之间造成的损害后果和影响大得多，这种情况下就应该突破限制性原则，给予必要的惩罚。

第三、判定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主要看社会影响后果。对于侵权人主观过错程度大，行为情节恶劣，造成后果严重且影响大的，不必局于限制性的赔偿原则。

第四、考虑侵权人的经济能力。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虽然以惩罚为主，但也不能不考虑侵权人的经济能力而盲目确定赔偿数额。如果要求侵权人在其经济能力范围内做出最大限额的赔偿后，仍不改过的，则应运用训诫、责令悔过等民事制裁方法，制止其侵权行为。

参考文献资料

精神赔偿范文篇8

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这是我国首次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我国民事立法上的一大突破。但是，在保护公民、法人的人身权及制裁违法行为方面，我国法律还存在一定缺陷。本文就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依据、存在的不足及其完善措施作一简述。在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依据方面主要对三个问题进行论述，首先是精神利益的物资转化性，精神利益不像物资利益那样可用金钱准确地加以衡量，但它与物质利益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在当公民或法人的精神利益处于安全状态时，常常能转化为物质利益，否则就会失去这些利益。

其次是精神损害恢复的物资性，精神损害的补救与物资损害的补救不同。在一般情况下物资损害只需侵权人的赔偿即可恢复，而精神损害则不然，它往往单纯依靠加害人的行为还不足以使损失恢复原状，还必须有受害人的配合行为。最后是人的生命健康权、财产权、人格权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生命健康权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最基本的权利。生命健康权、财产权和人格权三位一体，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现行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由于没有完全摆脱传统民法理论的影响，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一定的缺陷。要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必须尽快修改完善我国的精神损害行为法，建立全面保护公民，法人人格权的法律体系，适应时展的要求。

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这是我国首次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我国民事立法上的一大突破。但是，在保护公民、法人的人身权及制裁违法行为方面，我国法律还存在一定缺陷。下面，就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依据、存在的不足及其完善措施作一简述。

一、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依据

众所周知，对于财产权受损害给予物资赔偿是天经地义的，但对于精神损害给予物资赔偿就有很多人不能理解，这里就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依据问题，我认为，其依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精神利益的物资转化性

精神利益虽然不像物资利益那样可用金钱准确地加以衡量，但它与物资利益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在当公民或法人的精神利益处于安全状态时，常常能转化为物资利益，否则就会失去这些利益。以公民为例，一个公民的良好声誉不仅能使他本人获得尊重与信赖，还会对他的就业、晋级等创造良好的条件，从而为他自己带来一定的物资利益。再以法人为例，信誉好的企业，其效益就好，而信誉差的企业，其效益就差，也就是说，作为精神利益的企业信誉能够转化为物资利益的企业效益。因此，公民、法人的精神利益的物资转化性，是精神损害赔偿立法依据的理由之一。

2、精神损害恢复的物资性

精神损害的补救与物资损害的补救不同。一般情况下，物资损害只需侵权人的赔偿即可恢复，而精神损害则不然，它往往单纯依靠加害人的行为还不足以使损失恢复原状，还必须有受害人的配合行为。那么，受害人的配合行为需要借助一定的物质条件或物质手段。要重新树立自己的形象，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的，还要通过一定的社会活动来逐渐完成这一过程，所以，完成这个过程必然要支出的费用就应当由侵权行为人承担。这是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另一个立法依据。

3、人的生命健康权、财产权、人格权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生命健康权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但是，人并非生活在真空里，作为自然的人，生存的自然条件就是由他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财产；作为社会的人，生存的社会条件就是他所处的人类共同体中的地位和环境。在自然条件中便形成了人的财产权，在社会条件中便形成了人的人格权。也就是说，生命健康权、财产权和人格权三位一体，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对于任何一种权利的损害都是对整体权利的损害。那么，作为主要保护人格权的法律制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就不能不建立并予以完善。

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

现行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由于没有完全摆脱传统民法理论的影响，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一定的缺陷。

1、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立法原则

根据《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有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限于受侵害的公民、法人。但死亡公民人格权受到侵害，其亲属能否主张权利；法人撤消、分立、合并后，其人格权受到侵害，其权利义务继承者能否提起诉讼，法律未予规定。而且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仅限于姓名权（法人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少数几项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其他侵犯人格权的行为，受害人不得请求精神赔偿。

我国社会生活实际却是侵权行为及现象非常繁杂，除上述几项基本权利外，还有大量的诸如侵害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致人精神损害的情况。侵害死亡公民的人格权、侵害变更后法人的人格权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同样是侵权行为，法律对有的行为给予制裁，对有的行为不予制裁是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的，也不能全面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2、不能有效地制裁违法行为

精神损害以非财产责任方式为主，财产责任方式为辅，使得不少精神受害人无法得到赔偿。《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名誉权、荣誉权、姓名权、肖像权受到侵害时，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从该条的内容排列上看，立法者把非财产责任方式排在前面，把财产责任方式排在后面，用“并可以”相连，立法用意是重前轻后，即要求在适用责任方式时，首先适用非财产方式，财产方式只是一种辅助的次要方式。于是，在适用法律时容易产生一种偏见，认为只有严重的精神损害，适用非财产方式明显不足时，才适用财产责任方式。而损害是否“严重”大都是由法官自由裁量的，这就难免造成一些受害人无法得到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

此外，赔偿数额的限制，也不能有效地制裁违法行为。由于法律法规及相关的适用法律政策及精神均采取限制适用财产方式制度，便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限制赔偿数额的做法。法院判令加害人赔偿损失，一般都在数百至数千元范围内考虑。在商品化的环境和市场经济下如此额度往往尚不足以支付受害人为主张权利而支出的各项费用，也就难以达到有效地惩戒侵权人，抚慰受害者的作用。

3.落后于国际立法全面保护人权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世界许多国家的立法已把保护人身权制度和保护财产权制度置于同等重要地位，对人格权的保护趋向于更为全面和具体。美国除对于名誉权和其他人格权给予保护外，还专门制订了隐私权保护法。英国、泰国、埃及、阿根廷等国在精神损害客体上都采取无限制保护制度。在责任方式上，不少国家都采用金钱赔偿和非财产方式并重的双轨制。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把金钱赔偿置于首位。相比之下，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内容便显得过于狭窄，落后于国际立法的发展趋势。因此，补充和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势在必行。

三、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议

限制性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尽快修改完善我国的精神损害行为法，建立全面保护公民、法人人格权的法律体系，适应时展的要求。

1.明确精神损害概念，从立法上确认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被理论界和司法界大多数人认为是确定精神损害及其赔偿制度的依据。但该法条对精神损害及精神损害赔偿没有明确的定义，尤其是“赔偿损失”之说更是含糊其辞，是赔偿财产损失，还是非财产损失，或者二者兼有，学术界争论颇多。因此，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首先应明确精神损害的内涵，因精神损害而获得赔偿，应称之为精神抚慰金。另外，还应明确，精神损害中的“精神”是一种广义上的涵义，不单指人所特有的精神。有的人认为法人是社会组织，是法律拟制的人，没有生命和精神可言，因此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这种观点就把“精神”一词的涵义缩小了，这在司法实践中，是不可取的。因此，应该在立法上肯定这种制度，并将财产损失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加以区别，以澄清理论界和实践中的混乱。

2.规定对一般人格的保护，扩大对精神损害客体和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对人身权实行较全面、切实的保护，是现代侵权行为法的发展要求。许多国家的法律，既规定对一般人格权的保护，又规定对特定人格权的保护。而我国民法通则没有保护一般人格权的规定，只有保护特定人格权的规定，这既不利于平等全面地保护公民、法人的人格权，也与国际立法的发展趋势不相吻合。因此，在立法技术上可采取根据式和列举式相结合的方法，用概括式肯定对一般人格权的保护，同时对社会生活中较常见的侵权行为，如侵害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自由权、生命健康权、贞操权等采用列举式，给予特定保护。

目前，在扩大人格权的保护范围上，司法实践已经做出了重大突破，那么在立法上的补充与完善就势在必行了。另外，民法通则把精神损害限制在侵权行为范畴，对违约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受害人无法请求精神赔偿。事实上，在违约行为当中也会出现公民或法人的人格权受侵害现象。比如，某客运公司雇佣一名司机开车，该司机因主观原因屡次误车，造成旅客多次退票索赔，致使公司声誉下降，营业额大幅度下滑，造成很大损失。公司起诉要求该司机赔偿经济和精神损失，法院却以精神损害不属违约范畴为由而不予支持。法人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名誉权受到损害却又不能请求精神赔偿，这是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立法原则的。因此，对因违约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可类推适用侵权行为的规定，无过错方可要求精神赔偿。

3.扩大权利主体，保护继承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民法通则》规定公民、法人的“四权”遭受侵害时，受害者有权请求法律保护。但是，对公民死亡后，法人变更后，其人格遭受侵害时，谁有权主张权利规定不明确。有人认为死亡公民的人格主体资格已经消灭，因而不能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也不再可能享有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因为：第一、公民死后消失了法律主体资格，使其不能享有生前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和荣誉权，但其权利客体姓名、肖像、名誉、和荣誉并不随之消失，它们都是客观存在的精神利益。如果对这些利益不予以法律保护，就会致使他人任意侵害死者的精神利益。第二、公民死亡后固然丧失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但这种请求权事实上已在公民死亡这一事实发生时开始转化为其近亲属的请求权。第三、对死亡公民精神利益的侵害往往也侵害了死者近亲属的精神利益，所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是对死者精神利益损害的补偿，也是对其近亲属精神利益损害的补偿。因此，死亡公民的名誉应受到保护，死者的亲属享有请求权。所以要真正保护死者的人格权不受侵犯，就应从立法上确认死者继承人的权利，规定死者人格权遭到侵害时，其近亲属或遗嘱受益人有权请求法律保护。同时应规定，法人变更后，该法人的人格权受到侵害时，其权利义务继承者有权提起诉讼。

4.在责任方式上，应采取财产方式和非财产方式并重的“双轨制”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人格也将呈现一种物化的趋势，对人的评价不仅重视政治道德的评价，而且注重经济价值的评价。国际精神损害行为法偏重金钱赔偿的“双轨制”的立法经验，比较符合现代侵权行为法的要求。

另外，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民法上并未规定全国统一具体的赔偿数额标准幅度。我认为，应当根据具体的案情，综合考虑各种相关的因素，主要应掌握四个原则：

第一、必须坚持用经济惩罚手段来制裁侵权人。这样一方面对于受害人在精神上是一种抚慰，另一方面也是对侵权人的一种教育手段。

第二、赔偿时应考虑受害人名誉损害程度和精神痛苦导致身体健康受到影响的程度。一般来说，法人或其他组织等作为侵害人，对他人施加精神损害，往往比在公民之间造成的损害后果和影响大得多，这种情况下就应该突破限制性原则，给予必要的惩罚。

第三、判定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主要看社会影响后果。对于侵权人主观过错程度大，行为情节恶劣，造成后果严重且影响大的，不必局于限制性的赔偿原则。

第四、考虑侵权人的经济能力。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虽然以惩罚为主，但也不能不考虑侵权人的经济能力而盲目确定赔偿数额。如果要求侵权人在其经济能力范围内做出最大限额的赔偿后，仍不改过的，则应运用训诫、责令悔过等民事制裁方法，制止其侵权行为。

参考文献资料

精神赔偿范文篇9

一、人身损害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和特征

二、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过程

三、对现行司法解释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一些问题的探讨

1、建议明确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性质。

2、建议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金明确和细化

论文摘要

本文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概念出发，分析精神损害赔偿特征，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时，应将对受害人的补偿性、抚慰性与对侵权人的制裁性三种特征有机结合起来。笔者从司法实践出发并借鉴国外和我国历史上的先进经验，对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应设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作出阐述，高度评价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为此作出的有益尝试，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必将对我国将来民法典的立法工作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如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都规定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但两个司法解释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性质不同，前者是精神损害赔偿范畴，后者属财产损害赔偿范畴。最高人民法院在两个司法解释中对不同的赔偿项目，使用同一名称表示显属不妥，应予修改。另外笔者认为对精神损害赔偿金的确定应制定更明确和细化的标准，笔者从司法实践和精神损害赔偿的特征出发，草拟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计算方法，供大家参考。

关键词：精神损害精神损害赔偿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

我国《民法通则》作为民事法律的基本法，第一次在法典中试探性地将精神损害赔偿合法化，但仅限于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对侵犯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是否存在精神损害赔偿没有规定。司法实践中各级法院作出有益的尝试，对侵犯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判决一定数额的精神损害赔偿，但存在各级法院适用法律不一，判决数额差异太大，严重影响了司法的严肃性、权威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公布施行，形成了我国比较健全的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基本适应了当前司法实践的要求。但由于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设立时间较短，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争议，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就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一些问题谈自己的观点，供大家参考。

一、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和特征

精神损害是指因侵权行为侵害自然人的人格法益，致使其精神活动出现障碍而产生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具有非财产性、存在的独立性和单一性等特征。精神损害是受害人生理、心理上的痛苦，精神损害与财产的增减无关，也不能等同于外部名誉之损害[1]。精神损害不是人格法益自身的损害，而是侵权行为侵害人格利益所生的精神痛苦。精神损害是相对于财产损害而言。精神损害赔偿是指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权益和身份权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方式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是特指人身权利中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受到不法侵害，受害人遭受精神痛苦，而要求侵权人给付一定数额的金钱赔偿。精神损害赔偿作为民事责任制度的一种形式，其实质是法律强制侵权人向受害人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目的在于补偿受害人因民事违法行为侵害人身权所受到的精神损害和抚慰受害人的精神痛苦。因此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突出地表现了民事责任的补偿性和抚慰性。同时，由于精神损害赔偿金是由侵权人支付，因此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也是法律对侵权人的财产制裁，体现了法律责任的惩罚性质。精神损害赔偿同时具有补偿性、抚慰性和惩罚性。把对受害人的补偿、抚慰与对侵权人的制裁三种功能有机结合起来。因此，精神损害赔偿是保护民事主体人格权益，制裁侵权人违法行为最常用和最有效的法律手段。

二、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过程

对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立法上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发展过程。立法上，该项权利的设立首推《德国民法典》。1900年《德国民法典》，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对人格权的法律保护，实现了人身权与人格权的分离，提出了非财产损害的概念，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德国民法典》第847条第1款：“不法侵害他人身体或健康……被害人所受侵害虽非财产上的损失,亦得因受损害,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法国民法广泛承认精神损害赔偿。《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之“损害”兼指财产上之损害和精神上的损害。正如《法国民法典》的起草人所言：“这一条款包括了所有类型的损害，并要求对损害做出赔偿。”[2]《日本民法典》的规定较《德国民法典》有了较大进步,确认了受伤者与死者的近亲属可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日本民法典》第710条规定：“身体受到伤害的受害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享有非财产损害的赔偿请求权”。

在我国历史上，人身损害案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首先出现于《大清民律草案》和《民国民律草案》之中，在正式通过的《中华民国民法》中，建立了相对完备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该法借鉴了《德国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的先进经验，对侵害身体健康权、生命权，除可要求财产上的损害外，对被害人非财产上的损害也可请求给付一定的赔偿金额。如《中华民国民法》第194条规定：“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195条规定：“不法侵害他人身体、健康、名誉或自由者，被害人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司法界对国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持否定观点。他们认为对于生命健康权受到不法侵害而给受害人及其亲属造成的肉体痛苦和精神痛苦，如给予金钱赔偿，则是将人类感情的商品化，是将人视同为商品，降低了人的价值。他们认为，人是社会最宝贵的财富，人的生命健康不能用金钱估价。所以，对受伤害者精神上的损害不能用金钱衡量。在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实施的《民法通则》中，也仅明确了侵害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可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对侵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民法通则》没有涉及，这也导致了对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受害人的保护不力。但是立法规定的不完善，并未能阻止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的出现。为此，民法学界对此进行大量的研究，各级地方法院也做出了一些有益尝试，制定了一些内部规定，将《民法通则》第119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中的“等”扩充理解，陆续出现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判决精神抚慰金的案例。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经过长期的研究和总结实践经验，制订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确认了自然人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遭受非法侵害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是对国内人身伤亡案件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第一个具有立法意义的司法解释。在2003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又一次规定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受害人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三、对现行司法解释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一些问题的探讨

1、建议明确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性质。

司法解释生效后，在实践过程中，由于对两个司法解释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理解不同，导致对同一类案件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不同。如某法院在审理李某因交通事故致残的赔偿案件中，李某既要求了残疾赔偿金，又要求了残疾精神赔偿金。对李某要求残疾精神赔偿金应否支持，审判人员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不应当支持李某残疾精神赔偿金的主张，根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8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25条、第29条规定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方式。李某要求了残疾赔偿金，就不能再要求残疾精神赔偿金，所以李某要求残疾精神赔偿金的要求不应支持。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支持李某对残疾精神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的请求。在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这是两个不同的赔偿项目，都应予以支持。但最终法院判决不支持李某要求残疾精神赔偿金的请求。笔者对该法院判决持不同看法。笔者认为：在处理本案前，首先要对《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加以确定。《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25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20年计算。但6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1岁减少1年；75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做相应调整。”依据该条规定，残疾赔偿金是以劳动能力丧失程度和收入减少程度作为标准和参数，并以此评价受害人可得利益损失。《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29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6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1岁减少1年；75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对死亡赔偿金我国采取了继承丧失说，受害人死亡导致的财产损失，应当以家庭整体收入的减少为标准进行计算。其理由在于，受害人的个人收入并非全部用于个人消费，除个人消费部分（通常占全部收入的25%—30%）以外，其余的收入应当用于家庭共同消费或者家庭积累。受害人因人身损害死亡，家庭可以预期的其未来生存年限中的收入因此丧失，实际是家庭成员在财产上蒙受间接损失。依据损害赔偿法原理，可得利益损失同样应当予以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新闻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将死亡赔偿金的性质确定为收入损失的赔偿，而非精神损害赔偿金。”其次，《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将残疾赔偿金与死亡赔偿金规定在第17条，而将精神损害赔偿金规定在第18条，在逻辑上给人一种死亡赔偿金与残疾赔偿金不属于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感觉。如果认为残疾赔偿金与死亡赔偿金是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话，就不会作此分立条文式的规定，否则就是逻辑上的矛盾。再次，《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31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131条以及本解释第二条的规定，确定第19条至第29条各项财产损失的实际赔偿金额。前款确定的物质损害赔偿金与按照第18条第1款规定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则上应当一次性给付。”这一条文明确地将残疾赔偿金与死亡赔偿金认定为对财产损失的实际赔偿，认定其性质上是物质损害赔偿金，不属于精神损害赔偿金。

《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为精神损害赔偿金，其内涵是对受害人精神损害的赔偿，是精神属性的范畴。《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不属于同一性质的赔偿项目。根据侵权赔偿理论和立法精神，物质损失与精神损失侵权人都应当给予赔偿。对于造成这一争论，笔者认为是因两个司法解释将不同性质赔偿项目使用同一名称所造成，不妨将《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名称变更为残疾生活补偿费、死亡补偿费（与民法通则相一致），还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精神属性。或将《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九条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还原为残疾精神抚慰金、死亡精神抚慰金，避免将《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错误理解为精神损害赔偿，这样更有利于审判实践。

2、建议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金（或称精神损害抚慰金）明确和细化。

如何算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我国《民法通则》未作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0条第4项规定：“公民、法人因名誉权受到侵害的，侵权人应赔偿侵权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公民提出精神损害要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等情况酌定。”最高人民法院《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0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通过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司法解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法律就精神损害抚慰金采用的是原则性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算定主要由法官根据案件事实自由裁量。这样在司法实践中，同一案件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因法官的不同，会做出不同的裁决，甚至差别很大，影响司法公正。

笔者认为，对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当有较明确的标准或限度。各地为此也做出有益的尝试：如1999年8月30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其中第30条第1款第7项规定：“残疾赔偿金（精神性质），根据受害人伤残等级，按照职工年平均工资或者农民年人均收入的3倍至10倍计算”；第10项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年平均生活费的20倍计算”。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年6月15日颁布的《关于当前民事审判中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二）1、侵害自然人生命权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在5000元—10万元之间酌定。2、侵害自然人健康权造成残疾，受害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类推侵害自然人生命权予以酌定；丧失部分劳动能力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在5万元以下酌定。3、侵害自然人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在2万元以下酌定。4、侵害自然人健康权但未造成残疾以及侵害自然人其他权利或法益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在1万元以下酌定。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02年4月16日专门作出《关于确定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标准的参考意见》，该意见第三条：侵害自然人生命权的，死亡赔偿金数额最高不超过50000元，可分情况在50000元以下酌定，具体数额应根据第六条所列因素确定。侵权人无过错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责任的，死亡赔偿金在5000元以下酌定。第四条：侵害自然人健康权、身体权，造成残疾受害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赔偿金的数额参照第三条规定酌定。受害人致残丧失部分劳动能力的，残疾赔偿金的数额在30000元以下酌定，原则上按丧失劳动能力百分比乘以30000元酌定；侵权人无过错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责任的，残疾赔偿金的数额在3000元以下酌定。第五条：侵害自然人健康权、身体权，未造成残疾的，一般不予判处精神抚慰金，但受害人在头、面、颈等裸露部位遗留疤痕致使就学、择业、婚姻、社交受到重大影响，或伤害严重，治疗周期长，受害人遭受较大痛苦的，根据案情可判处3000元以下精神抚慰金。笔者认为在设定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金标准时，要考虑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同时又能有效的保护公民的人格权，体现精神损害赔偿对受害人抚慰、补偿和对加害人惩罚的功能。故在确定标准时，应区分不同损害程度，确定不同的赔偿方法，并应参照当地收入和消费水平，做到惩罚与安抚相一致。笔者认为：侵害他人生命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以给付一定数额的现金予以限制，应参照侵权行为地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或农民的平均收入的标准，赔偿一定的年限（如计算10年）；侵害他人健康权造成残疾，受害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适用侵害自然人生命权的标准予以给付，丧失部分劳动能力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可按照侵害自然人生命权的标准乘以其丧失劳动能力的百分比进行计算，但受害人在头、面、颈等裸露部位遗留疤痕致使就学、择业、婚姻、社交受到重大影响，在计算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可在原丧失劳动能力的百分比的基础上增加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二十予以确定；侵害自然人健康权、身体权未造成残疾的，可设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最高赔偿限额，如设定为侵权行为地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或农民的平均收入标准的一年为限，但受害人在头、面、颈等裸露部位遗留疤痕致使就学、择业、婚姻、社交受到重大影响，在计算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最高赔偿限额可设定侵权行为地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或农民的平均收入标准的两年为限。笔者认为，这样更有利于实际操做，维护司法公正与统一。

在判定精神损害赔偿金时，还应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应适用过错相抵与减损义务规则。我国《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1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精神损害赔偿，加害人依法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下，如果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失的，法院可以依照一定的标准减少或免除加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额。这就是我国民法的一项重要规则——过失相抵规则。减损义务规则我国《民法通则》第114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另一方违反合同受到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无权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精神损害赔偿属于损害赔偿的范畴，故应适用损害赔偿的一般原则，即适用过错相抵与减损义务规则。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司法实践要比立法超前。司法实践是基于民法理论和对这一问题不断的探讨和研究，与社会主义法制化的发展密不可分。随着对这一问题不断的探讨和研究，在不远的将来，我国民法典制定，必将对保护人的生命权、健康权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规定的更为详细、具体、完善。

注释：

[1]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修订第二版，第103页

[2]IntemationalEncyclopediaofComparativeLaw•Torts•LiabilityforOne''''sOwnAct,p.45.

主要参考文献：

1、郑立、王作堂著《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胡平著：《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杨立新、朱呈义、薛东方著：《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

4、关今华著：《精神损害的认定与赔偿》，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5、关今华、庄仲希著：《精神损害赔偿原理与实物》，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

6、刘士国著：《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精神赔偿范文篇10

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害的被害人是否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已成为许多人关注的焦点。本论题阐明了精神损害、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含义，对精神损害的范围和标准予以明确界定。并运用大量的理论和事实，深刻阐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应有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

笔者认为，精神损害既包括犯罪行为侵害人身权和人格权导致的精神损害，也包括侵犯财产权犯罪而引发的精神损害赔偿。主要理由是，1、在法治社会中，只要有侵权，必然就有赔偿，有物质损害，应就物质损害赔偿；有造成精神、心理上创伤的，应就精神损害部分弥补损失。2、附带民事诉讼在性质上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就应保护受害人的民事权利，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能剥夺，不管它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还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进行。3、尽管时下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以于法无据为由，不予支持、不予受理，但因犯罪行为而导致的被害人精神损害的情况大量存在，根据有损害后果发生，就应当有司法上的救济，做出精神损害赔偿之规定，已成当务之急。4、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和要求犯罪分子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损害赔偿，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责任。前者是犯罪分子对国家承担的公法责任，后者则是犯罪分子对受害人承担的私法责任，追究刑事责任不能代替民事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我国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尚未明确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但从长远来看，这亦应当成为附带民事诉讼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精神损害赔偿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能否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是许多人关注的一个焦点。依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目的和内容为物质损害的赔偿。然而，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许多人愈来愈认识到，物质损害赔偿不再是附带民事诉讼的唯一内容和目的，精神损害赔偿也应纳入其中。“附带民事诉讼的目的，物质赔偿是主要方面，但也不应把追究其他民事责任排除在外”。①附带民事诉讼解决的是被害人遭受的损失赔偿，要由被告人承担民事责任。损失可以是物质损失，也应包含精神损失在内。

一、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内涵的法理性分析

精神损害赔偿本是一项民事法律制度，似乎仅限定在民事诉讼领域适用。在法学上，“精神受到损害或称精神损害，简单地讲是指对主体的人的精神活动的伤害。侵权行为侵害公民的人身权、人格权，造成公民生理、心理上的精神活动和精神利益的破坏，最终导致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②所谓精神损害赔偿，用学者的话讲，是指因侵权人的侵权行为致受害人精神创伤，而由侵权人给予受害人一定赔偿金的一种民事法律制度。这种赔偿兼具物质补偿与精神慰藉两种属性，且补偿是手段，慰藉是目的。所以，精神损害赔偿实质上是通过侵权人给与受害人一定的物质补偿，使受害人获得精神上的安慰。精神损害赔偿在民法上救济方式具有多样性，其中最主要、最基本的救济方式是赔偿损失，即以财产方式为主要救济手段。通过加重对致害人的处罚，平复受害人的精神创伤，慰藉其感情损伤，以达到防止侵权行为发生，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指的是在哪些侵权损害情形下予以精神损害补偿。根据最高法院2001年3月8日颁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解释》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以下四种情形：一是侵害他人生命、健康、身体、姓名、肖像、名誉、荣誉、人身自由等人格权，造成他人精神损害的；二是侵犯监护身份权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给监护人造成精神损害的；三是侵害死者人格权或非法利用、侵害遗体、遗骨、给死者近亲属造成精神损害的；四是灭失或毁损他人具有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品而造成精神损害的。此外，根据《婚姻法》规定，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里的损害赔偿当然包括精神损害赔偿。根据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笔者认为损害公民私人合法财产达到数额较大，侵犯人格权与人身权达到犯罪程度，造成他人精神损害的，也应予以精神赔偿。“不难设想，当自然人的财产受到侵害而遭受损失时，受害人自然也在遭受着精神上的痛苦，只不过痛苦程度有浅有深、表现形式或明或暗罢了，但绝不能否定这种客观存在的现实性。实践中此类精神痛苦经常会引起不良后果：轻者之受害人心情烦躁、食欲不振、郁郁寡欢、影响生活和工作，重者可能导致受害人一病不起，甚至于危及生命。可见侵害自然人的财产权引起的精神损害是不容忽视的，因此也理应得到赔偿，以慰藉受害人的心灵、补偿其实际损失，真正全面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③前述司法解释还规定，侵权致人精神损害，必须达到后果严重的程度才有可能赔偿，否则，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后果严重一般是指致人重伤、死亡。以此界限衡量，犯罪造成被害人精神损害理应赔偿。

二、附带民事诉讼中应有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

对前述问题，法学理论界主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是不予承认，认为受害人没有权利提出精神损害赔偿，主要根据和理由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既然刑事责任中没有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那么刑事案件不存在精神赔偿问题。第二种是完全肯定，刑事诉讼法第77条的规定不能作为否定刑事案件受害人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依据。该条款只能说明受害人不能通过附带民事诉讼途径获取精神损害赔偿，并非说根本不能，或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取精神损害赔偿。笔者认为，刑事案件应有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由包括财产型犯罪在内的所有犯罪引发。本观点主要基于以下认识和理由得出：

（一）精神损害赔偿是权利救济原则的必然要求

“有权利就有救济”是法治社会的一项最基本的原则。随着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法律对人格权的保护愈来愈周密，“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权利的价值，重视个人感情和感受对于人存在的价值，重视精神创伤和精神痛苦对人格利益的损害。在这样观念的指导下，人们要求法律对人的精神利益予以更高的重视和更严密的保护”。④在一个崇尚文明、法治的社会，只要有侵权，必然就有赔偿，有物质损失，应就物质损害赔偿；有造成精神、心理上创伤的，

应就精神损害部分弥补救济。犯罪作为严重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无疑是极为严重的侵权行为。犯罪类侵权和普通类侵权一样既可能造成物质损失，也可能造成精神损失。精神损失和物质损失一样是受害者遭受到的实实在在的损失，只不过是精神损失是无形的比较难量化而已。然而，犯罪类侵权，特别是侵犯人身权、人格权的那些犯罪行为，还带给被害人除肉体痛苦之外的精神痛苦与折磨，与普通民事侵权行为造成的精神刺激与损伤相比有过之无不及。也正如有人所言，民事侵权可以用精神损害赔偿加以救济，而刑事案件反之；普通的民事侵权，法院应当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而犯罪者反之，这是荒唐的悖论。我国现行法律没有犯罪导致精神损害可以要求赔偿的规定，只能表明现实法律存在着漏洞与不足。从另一方面讲，从立法上明确否定了被害人有提起精神损失赔偿的权利，是立法上的不平等，是对被害人这—弱势群体的立法侵害。在诸如强奸、毁人容貌的伤害等案件中，被害人所受到的精神上的痛苦是众所周知的，此时，被害人是多么希望得到社会的帮助和人们精神上的抚慰，即使给予大量的金钱补偿也是难以弥补的，而如果被害人对精神损失赔偿这一合情合理的基本诉讼请求都被法律所剥夺，那么无疑就是对被害人的进一步伤害，又何谈公平与正义呢?

（二）附带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协调统一是我国法律体系一致性的基本需要

“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解决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而进行的诉讼活动。由于这种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是在刑事诉讼中提出的，又是在刑事诉讼中附带解决的，因此称作附带民事诉讼。”⑤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是民事诉讼，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民事损害赔偿。具有依附性和从属性，即依附于犯罪行为，从属于刑事诉讼。在实体法上应受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然而，附带民事诉讼又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这种诉讼是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引起的，在刑法上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在民法上又属于民事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从性质上讲，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刑事部分和民事部分，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因此完全可以分开审理。虽然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存在着差别，但二者是统一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之中的，应当体现法律的一致性，不同的诉讼途径应当达到同样的法律结果，才能真正体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简化程序、节约诉讼成本、提高办案效率、及时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优点。

由于两种不同性质的责任根源于被告人的同一违法行为，所以才有可能在同一诉讼中同时解决两个责任，这是附带民事诉讼的基础。从而也是解决精神损害赔偿的有利前提条件。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和要求犯罪分子对被害人进行精神损害赔偿，从实体法上讲，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责任。刑事诉讼是国家对公民个人的诉讼，是国家对公民个人发起的一场战争，它具有典型的公法性质，附带民事诉讼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诉讼，具有一定的私法性质。刑事诉讼的启动是国家基于公权而发动，由公诉方承担举证责任，具有强制性和地位的非平等性。民事诉讼的启动是由公民个人启动，贯彻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在特殊情况下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和无过错原则。前者是犯罪分子对国家和社会承担的公法责任，后者则是犯罪分子对受害人承担的私法责任。追究刑事责任不能代替民事上的精神损害赔偿。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讲道：民法和刑法是两大基本法，两个法律的地位是同等的，不能用刑法或者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否定民法的规定，对一个行为人既可以追究民事责任，又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现行法律有的肯定侵害人身权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予以物质赔偿，如《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有的否认人身伤害的精神损害赔偿，如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刑事诉讼法第77条及其司法解释把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限制在“物质损害”，否定精神损害赔偿。这是立法上缺乏协调一致所造成的自相矛盾。另外，即使刑法36条，得不出因犯罪造成的精神损害不用赔偿的结论。刑事诉讼法第77条也得不出受害人不能对精神损害用民事诉讼程序提起诉讼的结论。

（三）程序的不同不能影响到当事人的实体权利

从程序法的性质来讲，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只是受害人通过程序权利的行使，使其遭受的实体权利得以保护的一个途径。刑事诉讼法第77条的规定不能作为否定刑事案件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权利的依据。对犯罪类侵权造成的物质损失，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来请求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在性质上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诉讼权利，就应当保护受害人的民事权利，任何机关和个人都无权予以剥夺。既然是民事诉讼，诉讼过程就应当受民事实体法的调整，因此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也应同样适用。杨立新教授认为，凡是最高法院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范围内的民事权利受到侵害，即使是因刑事犯罪所致，受害人也有权得到精神损害赔偿救济，而不管它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还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进行。

有人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附带民事诉讼仅赋予受害人提起物质损害赔偿的诉权，而民事诉讼法赋予受害人的诉权是既可以提起物质损害赔偿，也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犯罪类侵权的受害人，如果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即使包括有精神损害的赔偿请求，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如此以来就会出现矛盾的结局：受害人不能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但可以在民事诉讼中提起。同样的事实，运用不同程序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笔者认为，被害人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是劳民伤财，于公于私都很麻烦，不能节省司法资源，哪如一个程序解决问题，既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又有利于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

（四）司法实践迫切需要刑事精神赔偿的立法依据。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约有20％的被害人不知道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尽管有大约56％的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人民法院终以于法无据为由，不予受理、不予支持。司法实践中，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造成容貌、肢体等残损导致婚姻、生活、就业等困难而遭受精神痛苦的，人民法院是在人身损害赔偿中一并考虑解决，不单独赔偿精神损失。笔者认为，一并考虑解决，无疑在事实上承认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允许精神损害赔偿。就近些年形势发展来看，许多司法工作者已深刻地认识到，刑事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确有必要。民事侵权可以主张精神赔偿，而比民事侵权更为严重的刑事案件却无法主张精神赔偿，是对受害人权益的一种严重的漠视。因犯罪行为而导致被害人身心备受摧残，精神上产生的恐惧感和羞愤感有可能伴随终生：还可能由此导致婚姻失败、家庭破裂、被害人自杀，以及行凶报复等恶果发生，如果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处理不好，容易激化社会矛盾，留下社会隐患。根据有关司法救济原则，做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已是当务之急。

（五）外国已有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先例

从国际范围来看，许多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在刑事立法上都明文规定了因犯罪分子侵害而遭受损失的(含物质和精神损失)，有权要求赔偿。确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符合国际刑事法律的发展趋势。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失，从形态不同来看，可以分为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物质损失有形，可以用数字准确地定量把握。根据司法实践，因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损害受害人名誉、荣誉、人格等人格权利为目的而实施的如侮辱、诽谤、毁容(故意伤害)等犯罪，造成被害人严重的精神痛苦；另一种是实施其他犯罪行为，主要是侵害公民身体权的犯罪，诸如诬告陷害、故意伤害致残、过失重伤、强奸等犯罪行为，在给受害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同时，造成被害人严重的精神创伤，甚至是终身性的精神痛苦。主张精神损失不能赔偿是受前苏联、东欧国家传统观点影响，主要论据就是过去受“极左”思想影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里，受刑法保护的人格尊严和其他精神利益是不能用金钱来估计的。但是，随着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飞越发展，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特别是加入WTO与国际社会接轨，人们越来越关注人的自我价值和人的社会价值，人在社会中的价值越来越重要。精神损害不能赔偿损失的传统观点逐渐被突破，已成为刑事法律修改的重点之一。

在英美法系国家，判例法允许对下列财产损大给予赔偿：(1)侵犯个人的人身权造成的损失；(2)以作品、图画、信件诽谤侮辱他人的行为：(3)辱骂。英美法系认为，伤害身体包括构成犯罪的行为，并直接引起精神痛苦者就构成赔偿的理由。被害人除伤情部分得以请求赔偿外，还得请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更是明文规定精神损害应当赔偿，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民事诉讼应包括作为起诉对象的罪行所造成的物质的、肉体的和精神的全部损失。”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将“因侮辱和伤害身体”而受损失(主要是精神损失)包括在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范围之中。德国《刑事诉讼法》第406条规定，被害人可依刑法有关规定，因侮辱和伤害身体请求补偿金。前南斯拉夫也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内容。我国既然受大陆法系国家司法体制影响较深，应当借鉴和参考这些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明文予以规定。

（六）我国应完善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

我国在立法上和司法实践中已有精神损害补偿的规定与做法，有些可能构成刑事责任的行为，造成他人生命、健康、身体权损害，后果严重的，受害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问金。我国宪法第38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采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我国刑法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这可以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宪法和法律基础。新《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1)重婚的；(2)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这里讲的损害赔偿，主要是指精神损害赔偿。上述四种情况都有可能构成犯罪，即重婚罪、虐待罪、遗弃罪和伤害罪等，若犯罪成立，能否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再如，最高法院于2002年6月针对浙江省法院审理公交客运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所做出的司法解释，其中讲到，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1991年国务院颁布)规定的“残疾者生活补助费”这一财产性质的赔偿之外，还可以根据受害人的请求判令加害人赔偿精神抚慰性质的“残疾赔偿金”。前述《办法》第36条规定的损害赔偿项目中的“死亡补偿费”是对非财产损害的补偿，也属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抚慰金。假如构成交通肇事罪者，受害人能否直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假如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致使上述包括交通肇事、伤害等案件，如果被告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则受害人不能要求其赔偿被统称为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或其他精神损害抚慰金。

附带民事诉讼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具有可行性。2003年9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国法院网全文刊登了《关广审理侵权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该解释第1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或者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归责事由致人生命、健康、身体受到侵害，受害人或者其他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其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可以在刑事诉讼终结后，另行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该解释透露出一个信息，刑事被害人将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获得精神损害赔偿了。很多人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以刑事诉讼为主，民事部分为辅，绝大多数刑事案件几乎都有精神损害，其范围广泛，程度轻重不同，标准也难以确定，操作不好把握，不利于及时结案。这种认识不完整，全国各地基层法院已审理大量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案件，积累了丰富经验。最近有报道称，最高法院正加紧制定《关于审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具体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将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程序，并将统一精神损害赔偿标准。届时精神损害赔偿将不再令人困惑。

三、刑事诉讼中加入精神损害赔偿内容的立法建议

如何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补充、修改并完善这项制度呢?结合理论与实践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要在刑事诉讼法中补充规定“精神损失”的内容，即将第77条改为“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客体范围，不同国家对此都适用不同的标准。如德国法律将其限定在侵害身体和健康，剥夺人身自由的范围内，意大利则笼统地规定，仅在法律有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请求损害赔偿。最为典型的是日本，其民法规定，不问是侵害他人身体、自由或名誉情形，还是侵害他人财产权情形，凡是应当负赔偿责任者，均应赔偿。我国许多学者认为，应将精神损害赔偿严格限制在法定的人格权及人格利益受到损害所引起的范围内，同时限定必须是侵权行为。我们认为，犯罪肯定是侵权行为，而侵权范围不仅仅是人格权领域，而应包括财产权和其他权利范围，即不论侵犯人格权、人身权，还是财产权及其他权利，借鉴日本的做法，只要合乎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标准，一律规定赔偿。

其次，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尽快出台新的司法解释和补充规定，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化、法律化。要确立人身和财产损害赔偿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和精神痛苦程度之原则。明确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的精神赔偿标准和范围，可以就刑事案刊当事人的过错责任、受害人的痛苦程度、造成的后果、具体的侵害情节、受害人的身份资历、加害人的赔偿能力等多方面综合考虑，以确定精神赔偿金额的幅度与范围，以避免“自山裁量”时可能出现的偏差。为此应贯彻区别对待、适当赔偿、警示教育的原则。对于财产性犯罪，要让被告人付出经济代价；对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要分清主观过错性质和程度，该重则重，适可而止；然而，精神损害赔偿与刑罚的最终目的应当相一致，即最终目的是要防止犯罪分子再危害社会，警醒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悬崖勒马，不敢以身试法。

注释：

①邵世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疑难探析》，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②杨立新、薛东方、穆沁：《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③戴建志、陈旭：《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161页。

④戴建志、陈旭：《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08-309页。

⑤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0页。

参考文献资料：

1、邵世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疑难探析》，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2、杨立新、薛东方、穆沁：《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3、戴建志、陈旭：《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4、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陈胜：《如何处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载《法制日报》2003年1月22日。